韩石山先生与外孙小皮皮

帅琳按：朋友们，新年快乐！祝大家新的一年生活美好温馨，事业一帆风顺！现将先生这篇快乐文章发表在博客上，但愿阅读此文时获得的淡淡的愉悦的心境伴着您从年头走到年尾。

                                姥爷怎样带外孙

韩石山

这里说的带，不是说女儿女婿外出了，姥姥也不在家，让你这个当姥爷的一人照看孩子。那也叫带，跟这个带不一样。我说的带，有带头、引领的意思，说白了就平日怎样跟孩子玩。

太小的时候，无所谓带，只能说照看，叫他不哭不闹，或逗他又笑又闹就行了。说到带上，总得在稍稍懂事以后，也就是三四岁上。外孙叫哲西，姓董，小名皮皮。姥姥叫他“皮宝宝”，我叫他“皮大人”。从这称呼里，也能看出各自的态度来。姥姥是把他当作一家人，怎么亲热怎么来，我是把他当作“客卿”，尊重是尊重，多少又有些生分。这小家伙对我，用的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小小年纪，动不动就说“我要回我家”，听起来娇憨，多少也带点吓人的味道。

姥姥对外孙是憨亲，大概从来就没有想过“该怎样”这个问题。而我呢，毕竟读书多，历练多，对这位小客卿，早就想好了应付之道。一天吃饭时，我正儿巴经地对女儿与女婿说，这么多人宠着一个孩子不好，咱们还是有个分工吧，你们管学好，我管学“坏”，好不好。女儿说，紧着学好还学不好，你这当姥爷的也太没责任感了吧。我说，孩子的培养，要文武兼备，不偏不倚，方能“允执其中”，你们只是个往好里带，他不知道世上还有另外的事，将来不辨麦菽，难识好坏，于孩子的成长不利。女儿说，咱们还是按抗战时的政策，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姥爷是个有文化的人，总要捎带着教俺孩儿学文化吧。我说，敬受命。

我所以有这样的动议，是我看出，皮大人天性文静，而家里人看不出这一点的两面作用，总是夸这孩子多好呀，小小年纪就这么文静。孩子是不能多夸的，这么夸了他只会越来越文静。打个比方，若孩子第一次见生人不说话，你要是夸他多有修养，“见人不语真君子”，他往后再见生人就一句话都不说了。发展下去会是什么情景，不说也该知道。

得到允诺，我就实施我的“学坏”战略。第一天就见了效。

皮大人在幼儿园刚学了拼音，兴致很高，一边写一边问他妈：“妈妈，你字怎么拼呀？”我马上接上茬儿说：“ nou­——你！”女儿忙说：“宝贝，不对，是ni——你！”一面厉声对我说：“他刚学拼音，学歪了再纠正就难了。”我说：“他以后再错，也不会犯这个错了。”女儿叹口气说：“你这个姥爷呀！”

往后只要有空闲，我就跟皮大人一起打闹。他拿起“枪”，我就举起“刀”，一边凶恶地喊着：“来呀，来呀，今天要打你个屁滚尿流！”这么一激，皮大人身上的野性也上来了，挺起手中的“丈八蛇予”，照直朝我刺了过来。几个回合下来，不管是输还是赢，皮大人都会累得满头大汗，又笑得前仰后合。平日在客厅里遇上，我也是一见面就握紧拳头，冲他挥舞过去，他呢，也毫不含糊，当下就举起小拳头迎了上来。

当然，女儿的嘱咐也不敢忘记。四岁生日那天，我找出笔墨，给他起了个仿影，教他写毛笔字。我说这叫“开蒙”。他妈妈见了，高兴得直夸姥爷好。接连写了一两个月，又没事了。一天女儿说，姥爷怎么不教了，我说，写字这事儿，全看往后的灵性，会用笔了，以后大了他要是喜欢就写，不喜欢就别写。写好了可以吹四岁就开了蒙，写坏了权当没有这回事。女儿听了，也无可奈何。五岁上，幼儿园放假，女儿问这个假期教什么，我说，念《千字文》吧，便动手为他用毛笔写了一本，起名曰《韩抄千字文》。一个假期下来，皮大人居然全背会了。

假期没事，天天在一起。有天皮大人正在唱幼儿园学下的歌：“小呀么小儿郎，背着书包上学堂——”唱着他要去厕所了，我在一旁接着唱：“不怕屎儿臭，不怕尿儿脏，就怕——”姥姥听见了，一声断喝，这是教些什么呀。吓得我赶紧打住。

前几天一家人去湿地公园玩，我跟皮大人又打又闹，一不小心，皮大人摔了一跤，我也觉得无趣，悄悄地躲在一边。过了一会儿，皮大人独自坐在水池边，女儿过去问，皮皮在想什么呀，皮皮说：我在想，姥爷怎么这么坏。过后女儿跟我说，看你教的，让孩子从小就觉得姥爷是个坏姥爷。我笑了，说放心吧，再大一点他就知道，姥爷真是个好姥爷呢。

                                                            2009年11月10日于潺湲室

韩石山

我已过不惑之年，事业小有成就，家庭本也和睦，可两年前，因为一次偶然的感情出轨，闹得自己现在心力交瘁。两年前，我们总公司派来的一位营销女主管和我搭档做市场。在我们的努力下，太原地区当年的销售额闯入了全国市场前三名。而在那半年的接触中，我和那位女主管也产生了感情。我们当时都挺矛盾的，因为双方都是有家室的人。最终，她调到了别的城市，我们并没有越过最后一道防线。

但妻子知道这事了，一直对我不依不饶的，经常查我的通话记录不说，居然还在我们公司贿赂一个“耳目”，天天盯着我的行踪。我快崩溃了，如果她继续这样下去，我早晚得和她离。

先弄清题中的一些说法，再说别的。

平常说“出轨”，眼睛一闭，想一下“火车事故”就一清二楚了。“没有越过最后一道防线”，眼睛不用闭了，想一下电影上，志愿军战士守上甘岭的情境，就明白了。现在可倒好，是“感情出轨”。怎么出的，正在学习中央文件的时候，想起了那个她？还是妻子正在病榻上呻吟的时候，想的又是那个她？若这就叫感情出轨，待会儿放下笔我就去派出所去自首，至少前一宗罪我犯了不止十次，不止十年。细来想去，我终于悟出了，这个“最后一道防线”，才是我们这个朋友的最后的防线。看来他是要在这道防线前死守下去了。

事实没有弄清，心理是弄清了。可以说了。真聪明，也真顽强。但是你知道此一刻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吗？不知道下面写的这几句话，编辑删还是不删，不管会不会删，我还是写下吧。给我的感觉是，这位小老弟在这件事上所持的原则，与那些偷鸡摸狗，街头闹事的小混混，还是那些贪污受贿多年，罪孽深重，而眼下还没有被“双规”的干部，所持的原则竟是一模一样，就是只要“没进去”（派出所或监狱），什么时候理都是直的，嘴都是硬的。而进去没进去，后两类人是有明确界限的，即派出所的门，监狱的门，前者呢，他只是像风一样，出入于感情之门，来无踪去无影，又怎么会进去，又怎么算犯罪？

我们不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们只能就事论事，这位朋友既然这样说了，我们就只能这样理解。坚守，决不能倒口，更不能倒下，更更不能倒在不该倒下的女人的身旁。但是，我还是有话要说。想替你的夫人说句话。虽然女人差不多都有猜疑的毛病，且多数落不到实处，徒然惹人见笑，但这位夫人却是例外。她猜疑了，她证实了。现在的世界上，有许多的理论为男人的多情作支撑，从生理到物理，却很少有理论为女人的多情作支撑。这是个什么世界，这是些什么理论也就不难明白。只有上帝是公正的，他默认了男人放荡的权力之后，同时又给了女人最为敏感的神经，几乎能在无任何征兆的前提下发现对方的不忠诚。

明乎此，改正之道只有一条，就是虔诚地悔改，争取妻子的原谅。

想想她当年多么可爱，还有什么不能理解

韩石山

我把一辈子的积蓄都给了独生女儿，供她出国留学，还给她在国外买了房，可她最近却跟我们说，没事别老给她打电话，女婿挺反感我们管他们的。我们老两口和他们的矛盾是在女儿坐月子的时候产生的。几个月前，女儿生了外孙，我们去国外看他们，看到他们家务事做不好，老伴儿难免会唠叨几句，可女婿每次都顶嘴，气得我们住了一个月就回来了。现在，我们关心小外孙，多打几个电话，也要被女婿说，心里真不是滋味。都说一个女婿半个儿，我们的这个女婿怎么就那么没有人情味呢。

我没有你那么优秀的孩子，但也有可能遇上你那样窝心的问题。

有篇古文叫《触詟说赵太后》，说了一个普天下为人父母者的共同心愿，就是：“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你确实做到了，送女儿留学，还买了房子。去看望也没错。错在去时只顾了多带行李，而少带了一句中国著名的古语：“不痴不聋，不做阿嫁翁。”这里的阿嫁翁，实际就是指泰山——岳父大人。

从你的叙述看，你这个泰山，还有老伴那个泰水，都没有做好。你们去了，他们让你们吃不让？让你们睡不让？肯定都让。都让了你们还嫌什么？嫌他们家务事做不好。怎么叫个好？若是他们这一个时期，就是要训练孩子的野性，把家里弄得跟狗窝一样也是有道理的。“老伴儿难免会唠叨几句”，看你说的多轻省，一个老太太的唠叨，不是世界上第一最可怕的事情，也是第十一最可怕的事情，绝对排不在第十二位上。“女婿每次都顶嘴”，这是个好女婿，还有心情顶嘴，更多的女婿会离家出走，或是做出什么更出格的事。

还是让我把话说开了吧，你们所以看着这也不顺眼，那也不顺眼，还是把这个家当作自己的家了。你们出的钱嘛。一时得意，你们忘了这样一个赠与法则，什么东西给了别人，就不是自己的了，顶多只能说曾属于自己。即使是这样的情绪，也万万不可流露，流露出来就是对对方的伤害。

我这人，也算是受了半辈子的苦，两个孩子小的时候，都不在身边。女儿有了孩子，亲的不行，老伴曾对女儿说，爸爸在找补对你们的感情。我一直也是这么认为的。前几天，跟外孙在一起玩，突然想到什么，对老伴说：外孙大了，不准说什么姥爷姥姥对他多么好的话，要知道孩子带给我们的欢乐，是我们用什么也补偿不了的。只有我们欠他的，没有他欠我们的。

朋友，你的女儿当年带给你的欢乐，一定不比我的外孙带给我的少。想想她当年多么可爱，还有什么不能奉献，又还有什么不能谅解。再就是，该打电话的时候还是要打，他训他的，你打你的，人生就是这样的美好，也这样的无奈。

   韩石山

我是一个不喜欢计较的人，凡事能过就过。朋友如有需要帮助的地方，我总是尽力帮忙。可我新跳槽到的这家房地产公司，遇到的一个女同事却总对我冷言冷语。我问她什么，她总是爱理不理的。我刚来，工作还不顺手，每次经理提醒我注意什么事的时候，她总要加几句风凉话。我其实挺想把同事关系搞好的，可她比我大十多岁，我觉得和她一点共同语言也没有。我真的好无奈，不知该怎么处理这种复杂的办公室关系。

办公室关系，历来是最复杂，是微妙的。前苏联出过一个电影，叫《办公室的故事》，还是个幽默喜剧，将办公室关系演绎的多么真实而无奈。二战的英雄，论稳重行事当属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论英勇善战当属美国的巴顿将军，我相信，将他们那一套用在办公室，照样的玩完，说不定还没有你这两下子呢。

一个人初到一个单位，最怕的就是遇上这样的“蒋门神”。这词儿是我初次借用的，想想都对不起蒋门神先生，他是《水浒》里的人物，好好的在书里待着，又没招惹我，我却将他一把扯到了当代社会。不是他怎样，实在是他这个名字太传神了，“门神”而“蒋”≈酱或糨，前者说的是职责，后者说的是品行。若这个蒋门神还是个女的，那就更可怕了。

既然各类办法都用过，都不顶用，现在我就教你一个别人不会教，也教不好的办法，那就是，从看到我的覆信的第二天起，再也不要在乎她了，等你真的不在乎她了，或许她就开始在乎你了。若你是个男的，有年轻的女同事，尽可说说笑笑，反之亦然。为什么当天不能开始，非得第二天不可呢，因为这是要有点定力的，必须真正想通了才行。精神振作，才能做好。刚听了我的话就去做，不是我的话不对，是怕你做不到位。比如我说的不在乎，是真的不在乎，而不是脸上装作不在乎，心里还在乎，那样你就会显出一脸的贱相，比先前的巴结逢迎还坏事。

下来再说为什么，不说清这个为什么，你的胆气怎么也壮不起来。凡在办公室做事而取这样一种态度的女人，所凭恃者，不外两宗，一是还有点姿色，再是还有点本事，若在公家单位还有第三种可能“有后门”，私营公司基本不存在，除非老板想自个儿将公司搞垮。前两宗中，有点本事的不可怕，本事大了会提拔离开，本事小了一年半载就气数全尽。可怕的是还有点姿色且做过长效投资者。有个公式不妨告诉你，就是老板的年龄减去此女的年龄，再除以三点一五。若不是天上的神仙，这就是极限。此女若是这种情形，此刻该正是诸葛亮分析曹军的形势：“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

这个办法若不灵，我一定全额保退。

 眼下努力做事，留心将来发展

韩石山

我跳槽到朋友的公司两个多月了,上个月,他只给我发了2000块钱。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广告公司做业务,原来的那家广告公司,我每月能挣个三四千块钱,还算稳定。可是两个月前,朋友自己的广告公司开业了,便叫我和他一起干。当时他拍着胸脯说肯定不会亏待我,可发工资的时候,却只给了我那么一点钱,还一直说公司刚开不久,业务还没起色,让我多担待一些。我现在真后悔当初没有和他谈好工资,现在女朋友天天抱怨我没脑子,我真是进退两难。

这事儿放在谁身上都是个事儿，想不考虑也难。见了女朋友颜面无光是小事，月末领了工资，那数字就像个毒虫一样啃啮着你的心。

然而，凡事不能一概而论。想想吧，若是前一个公司，突然把工资由三四千块，一下子降到两千块，你是什么心情。不用问，马上就冒了火，找到会计上，问有没有搞错啊。这回不是这样了，是一个新开张的公司，而这个公司的主持人是你的朋友，当初他拉你入伙时，除了工资是一个含混的“不会亏待”外，肯定还有别的东西在诱惑着你，比如，咱俩一起干，将来会怎样怎样。也就是说，你来这儿，不光是为了挣钱，更是为了做一番事业，一来显示你的品质，够义气，说跳槽就槽，二来彰显你的才干，有本事，说不定连那边的一部分业务也带过来了，最重要的是有个雄伟的愿景（这个新词儿是我最近学会的），多少年后挣他个钵儿满，盆儿溢。

现在给的钱少了，你心里不平衡了，加上女朋友一嘟囔，便觉得脸上无光，心里有愧，直懊悔当初犯了糊涂，错打了主意。此刻你怎么就忘了你当初应聘时的雄心壮志？说开了就是，账要这么算：这两千块只是一个月的工资，另外还有两千块钱的前程，加在一起，正是你在先前那个公司挣的那个数儿？

话是这么说，我劝你还是多个心眼。这倒不是我有多少锦囊妙计可以贡献给你，实在是我经见的事太多了。实际上不用怎样的经历，在大街上多走走，也就明白了。太原的商业街上，几乎每天都有门面在装修，同时也有门面在寻租。装修的不是外是原来的业主撤了，新的业主接手了；寻租的不外是原来的业主发了，去干更大的事去了，或是赔了做不下去了。谁家开店，都是想发的，但是不可能谁家都发。这才是真正的市场规律。有鉴于此，我劝你还是多个心眼，一面努力地去工作，协助你的朋友把事业做大，一面也要留个心眼，能干下去就干下去，不能干下去了要及早脱身。

我能说的，就这些了。不一定适用，只是提个醒儿。

韩石山

我是一家单位的工程师，月工资五六千月，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可自从两年前，我把妻子的表弟介绍到我们公司工程队，我们家的日子就不太平了。她表弟中专毕业，在我们单位只是个临时工，可那小伙子特别会来事，干了两年，就跑成了不少业务，少说也挣了二三十万。妻子眼红得不得了，整天唠叨我，嫌我就知道在工地死受，让我向表弟学习。可我性格内向，跑业务这事压根就和别人开不了口。现在，我工作也不像以前那么敬业了，有时真怀疑自己的能力。

朋友，听了你的话，我心里也不是个滋味，这事上，咱俩咋就这么一样呢?

当然，也有不一样的，就是，你一月工资五六千，我是十多年的一级作家（教授级），退休后有点折扣也不大，一月仅有你的三分之二而已。因此上，你的问题一在电脑上亮出来，正好妻子来打扫我的书房，我急忙用身子挡住了电脑，怕她看了内容会说：你是老大学生，工作几十年，咋就不如一个工程队的工程师呢？

当然，我也有我的解脱之道，就是，常跟妻子说，咱只跟自己比，不跟别人比，一来咱确实有不如人的地方，二来你根本不知道别人是怎么生活的，所有的比，都是瞎比。比如说，若有公安干警，跟重庆那个文强比，以前肯定个个自愧弗如，现在呢，不说也罢。

我觉得为人处世，还是老祖宗的话最靠实。关于每天怎么过日子，中国人分两大派，一派是正处于学习时期的，一派是学习成了之后走入社会的，或者说一派是没当官的，一派是已经当了官的。前者的代表是孔子，话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则不愠，不亦君子乎？”后者的代表是曾子，话是：“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话阐释一下就是：为国家办事忠诚吗，与同僚交往守信吗，文件都学习了吗？相比之下，还是恪守前者要愉快的多。想想吧，不管学什么，只要复习就是了；朋友来了一切束缚都不存在，多好呀；不管他人说什么，我只要遵纪守法，怎么高兴怎么来，这样的日子多快活！我看你也不像个当官的料，因此我劝你还是听孔老先生的，别听他的弟子。老师的见识总要高一筹。

再有一句话，这里悄悄地告诉你，这世上妻子是你最亲爱的人，也正因为最亲爱，她的话只可当作鞭策，万万不敢当真。别看她嘴上刀子似的，她最希望你的，是天天下了班平安地回来，晚上有事迟了也不要过了半夜。当今之世，平安是福。若真信了她的话，这日子可就没法过了。举个例子。我46岁时，正遇上克林顿当了总统，一天说起这事，妻子说，你看人家老克跟你同岁，人家都当了总统了你连个科长都不是。若我真的信了这话，还有颜面活在世上吗？

该低头时要低头

韩石山

我今年45岁，调到现在的这个单位已经5年了。这段时间，我因为工作的原因，必须要去找原来单位的一个同事。她和我共事的时候，我很看不惯她的为人，和她也是面和心不和。我调走的时候，她只是办公室的一个普通职工，没想到才过了5年，她居然混成了办公室主任。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我硬着头皮很客气地给她打了个电话，果不其然，她冷嘲热讽了我一番，压根没打算给我办事。虽然我依旧很讨厌她，可这事还非得找她办，我现在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位朋友提出的问题，谁都遇到过，或是有可能遇上。

不说别人了，就说我吧。我在学校里，真是个好学生，不是那种几好都全的学生，但肯定是个学业顶好的学生。未走出校门以前，觉得自己这样的人，到了社会上，那还不是哪儿都争，哪儿都抢，做什么什么像样，说什么什么响亮。然而，到了社会上以后才知道，错了，全错了，一个“出身不好”的黑锅，一背就是多少年。只能在山区小县里，这个乡村学校教完了再到另一个乡村学校，直到改革开放了，大学恢复招生了，县上想到我或许能教了高考复习班，才把我调到县中学。这多少年里，我看到多少学业肯定不如我的，一个个都活的像模像样，该升官的时候升了官，该发财的时候又发了大财。我是多亏靠着写作蹦出来了，要不，还不是仍在那个小县里教书，不，早就退了。说不定这个时候，正靠给人补功课挣点小钱。

你或许会说，说这些干什么，我是问你一个具体问题，就是我遇上的这个女人，确实不怎么样，而我又确实犯在了她手里，不经她点头，单位的这点事就是办不了。不，跟我前面说的还是有关系的。这就是，你对这个社会怎么看，只有这个大问题解决了，那个小问题才会迎刃而解。光教办法没用，道理想不通，心不诚，嘴上说了脸上还是一脸的鄙夷，更坏事。

道理是，你活的也不小了，至少应当知道，世界是复杂的，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也就是，你要正视它，不能光是埋怨它，或是躲着它。就说这个女人吧，你管人家过去怎样的不好，五年了，就不能让人家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吗？人家又不吃你家的饭，不穿你家的衣，就升了个办公室主任，有什么不对？你只说办你的事，管那么多干啥？你就是告到纪委去，又能把她怎么样？说不定这一告，正显示了你的执拗，褊狭，甚至恶毒，而事情呢，还是一个没办。

而今之计，说什么都是无用，最切实的办法是，再别打电话了，亲自去，陪上笑脸，捡好听的说，没准就办了。俗话不俗，有理不打上门的客。等办完事，你再到没人处，至少离这个单位150米，还得15米内没人，狠狠地骂上几句，怎么难听怎么狠毒，都行。不管怎么说，你总是个男子汉，为单位办了件正经事。

 既要严加防范  也要反躬自问

韩石山

我是一名公务员，妻子在一家私企工作，我们结婚十年多了，孩子也九岁了。我在日常生活中十分的“宠”她，在很多人眼中，我是个标准的“模范丈夫“。

今年年初，妻子迷上了网络聊天，并且每天都和几个固定的男性进行交流，我有着十来年网龄了，所以开始并不在意这个问题，可不想，她的网恋行为愈演愈烈。

事情发生在今年7月的一天，有一次凌晨三点多了，她还在网上聊天，当时给我的感觉十分不爽。随后，我运用手中的网络技术对她进行了监控，令人震惊的是他们已经交流有三个月时间了，聊天的内容已经开到了上床的地步了，而且她和他每月的短信交流过1000多条。幸运的是，他们相隔距离太远，还没有身体上的出轨。

事情被我发现以后，我们大闹了几次，也有两次谈到了离婚，但每次我们双方都克制住了，没有走出那一步。在心情趋于平静以后，我用各种方式和她说明道理，她认错的态度也不错。鉴于这情况，我原谅了她。但没过多久她和他又开始长时间的网络聊天。为了蒙蔽我，他们去QQ游戏室里边打游戏边交流；为了麻痹我，对方那男的用了很多QQ号并且假扮女性，可惜他们的这些小伎俩用在我这“网络高手”这儿，反到弄巧成拙了。说心里话，我心里还是很爱她的，可这样的情况我真是毫无办法了。

西方有句谚语：神仙也无法防止一个风流女人去做自己愿意做的事。看了这位朋友的来信，我觉得有必要改一下，前面一句还是原样，后面要加上一句：只有网络高手可以做到。这当然是笑话，下面说正经的。

万幸，还得这么说。想多少男人，事前毫无觉察，直到有一天，女人提出离婚了，仍满腹疑惑：我做错了什么？仿照这位朋友的说法该是：我可是个标准的“模范丈夫”呀。

容我说句不该说的话，若妻子不是生来就水性杨花的那种，弄到这步田地，这个“模范丈夫”就先值得怀疑。什么是模范丈夫？在一般人看来，有个体面的工作，事情不多，挣钱不少，白天问寒问暖，晚上尽职尽责，就堪称“模范”了。问他可知道妻子内心的寂寞，外在的企求，常会茫然地反问：她还要怎么样啊？从来信中看，这位妻子对丈夫还是有感情的，虽然说到了离婚，还是丢不下眼前的这位。至于积习难改，又一次重犯，恐怕还要我们这位朋友多多反躬自问，看有什么地方没有做到，或是做到了而没有做好。我想提醒一下，千万别自恃是什么网络高手，以为没有自己查不清楚的蛛丝马迹。我从来信中，多少嗅出一点自鸣得意的味儿，这种态度，最让女人反感。而女人一旦反感了，后果是什么，不言自明。西方那句谚语，既然流传了上百年，只怕不会全错。

再说那个严加防范。在这件事上，这位朋友并没有做错。我只是泛泛而论。夫妻关系到了须严加防范，本身就是一种危机，就是一种悲哀。也就失去了结为夫妻的基本理念。现代社会，男女平等，谁也不是谁的附庸，更不是谁的累赘。男女二人，结为夫妻，为的是共同度过人生，共同享受生活的幸福。如果说社会是复杂的，夫妻关系则应当是简单的，如果说生活是艰辛的，夫妻关系则应当是温馨的。要不为什么人们说，这儿是个港湾，这儿是个小巢呢？

我不知道我的意思说清楚了没有，敢相信的是，我的意思是越来越明确了。衷心地祝愿这位朋友，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处理好这件事，也衷心地祝愿这位朋友的妻子过的幸福，美满。

一种随意，一种亲近               

——卢有泉《编余文谭》序

 韩石山

跟有泉先生是老朋友了。在山西文化界，不管有泉先生认不认，我总觉得，我们两个要算一路人。虽不敢像陈寅恪先生那样自负地说什么，“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说句雅爱读书属文，同是学问中人，想来不会有人提出质疑吧。

当然，我们只是彼此心知，并没有寻常朋友那样，今天饮茶推牌，明天喝酒唱歌，几天不在一起聚聚心就发慌。真要那样，我是个什么情形不敢说，有泉肯定不会与我来往则是敢打保票的。

我们之间的交往，实在简单极了，就是，他那儿要发篇什么文章，一时作者不凑手，会来个电话，说：老韩呀，来上一篇吧。我呢，手头再忙，有泉说了也只有听命。因为他不是个常打扰朋友的人，既然开了口，那就是必须，再说什么推托的话，就不尽人情了。我也差不了多少。比如前些年有家出版社让我编一套山西文化古迹的

书，分关隘、祠堂、渡口、戏台四本，后面三本都有人写了，关隘部分原来请一位老先生写，老先生都动笔了，过了一段时间又不写了，眼看时日无多，社方催稿很急，怎么办，一想就想到了有泉。后来他不光如期完稿，写的还真是不错。这就叫朋友！

这不，又来了一个佐证。他的这本书，《文学时代的证言——编余文谭》要出版了，清样都出来了，来了个电话，说：老韩呀，我最近要出两本书，另一本请了个名家写序，这本就是你啦。当天下午便将书稿送了过来。要是外人，冲着那句话，心里就毛了：那本请了个名家，这本就你啦，有这么说话的吗？我固然算不上名家，也不该说到当面呀！可是，这是有泉，就什么都不能说了，只有听命。他不把你当名家，那是一种随意，一种亲近，你要叫起真，他会说：噢，你是名家呀，那我这个序不请你了。那就没意思了。

费了几天时间，断断续续地，将这厚厚的一叠文稿看过了。我要说的是，较之此前，我对有泉的为人与为文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过去我总觉得，他的心劲全在古典文学的阅读与研究上，写个什么，追求的也是词翰典雅古奥，意境深邃高迈，多少有些不近人间烟火的味儿。对于报社的工作，负责任的是编，而不是写。看了这本书，这才知道，原来在古典文学文章的写作之外，他还有另一种笔墨，另一种热情，那就是对当代作家的关注，对当代作品的评骘。这种笔墨，更为畅达，更为尽意，这种热情，更为高昂，也更为炽烈。尤为可贵的是，在惯常的评述之外，间或的，还会有一种拍案而起的义愤，臧否文坛人物，痛斥文坛时弊。虽说这种文字不是很多，却最见书写者的文人境界，文人气节。

在省城文化界，我的朋友不是很多，也还有几个，背过有泉，在跟朋友交谈中，免不了会提起有泉，常是赞赏他在学业上的进取精神。他的学历，最初是雁北一个专科学校毕业，参加工作后读了山东大学的硕士研究生，不久前听说又考取了四川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学术方向仍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可谓锐意进取，不屈不挠。我说这话的意思是，希望我的朋友们，未必一定要去考硕考博，但一定要学习有泉这种不断进取的学习精神，持之以恒的研究精神。山西这些年，学术人才的涌现，似乎不太尽如人意，是不是与从业人员少了些进取精神有关？本来还想说几句，忽然想起自己的身份，想起柳子厚在《送薛存义序》上说的一句话，“余贱且辱，不得与考绩幽明之说”云云，还是打住吧。

然而，一个老文史工作者，对这块土地的热爱，又如何能憋得住，那就另找地方倾吐吧。

且让我抱拳遥祝：有泉兄，时不我待，君其勉旃！

是为序。

                                                        二〇〇九年五月五日于潺湲室

注：卢有泉先生为《太原日报》副刊编辑，古典文学研究者，评论家，。

韩石山

我是一个残疾人，8年前因为车祸右腿被截肢了，不过现在戴上假肢后能够不用拐杖正常走路。出事的时候，儿子3岁，还不懂事，所以这么多年来，他已习惯了在家帮我拿这拿那，我们相处得很融洽。但随着年龄的长大，他好像越来越鄙视我似的。作业从来不让我签字，更别说让我开家长会了。我理解他，儿子大了，也要面子了，怕别人笑话他有个残疾爸爸。上个周末，我一个人在家里正看电视，他突然打回电话说同学要来，让我赶紧避一下。我伤心呀，这么多年，我坚持工作，对他百般地好，他怎么不体谅我的感受呢？我想问问专家们，如何才能在儿子面前树立起威信。

这真是个难题，谁遇上都会伤心。万幸的是，再难的事，也有时间与地点的差别。像这位朋友，可说是还在“幸”的范围内，从时间上说，儿子只有11岁，从地点上说，他还只是打电话说明自己的主意，若是31岁了，若是当面训斥，——情何以堪！

11岁的孩子是个什么样的心理状况呢，可以这么说，已经懂事了，却没有全懂。争强好胜，爱攀比，都在情理之中。因此我要劝这位朋友，一点都不要生气，这是你的儿子，他正在成长，而且较之前些年，有了明显的成长。他已经知道，家里有个残疾爸爸不是什么可以炫耀人前的事。比如他小的时候，很可能跟小朋友们说过，你爸爸两条腿走路，我爸爸一条腿照样走路！现在他知道一个人只有一条腿，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总是不正常的，小伙伴们见了会说什么的。这是人的一种天然的羞耻心。有它比没它要好。想想吧，若他还像从前那样，觉得一条腿怪好玩的，那才可怕呢！

现在的问题是，怎样扭转孩子的这种看法，让孩子不以有这样的父亲为耻，让我们的这位朋友在儿子面前树立起威信。我看只有一条路，就是培养儿子成功。有些道理，只有获得成功的人才懂得，或者说较容易懂得。也不是要怎样的成功，做个名星啦什么的，只要有文化有教养，有体面的工作，有稳定的收入，就是成功了。只有这时，回顾走过来的路，他就知道你这个父亲是怎样的不容易，说不定有一天他会跪在你的面前，忏悔自己先前怎样的忤逆不孝。相反，没有获得人生最基本的成功，而成了一个街头小混混，那你就等着吧，他所有的不是，都是你的不是。

再就是，这位朋友，你也要振作起来，砥砺自己，做一个品质高尚的人。这么大的人了，身体又不好，不必追求什么过高的名分，但总可以让周围的人，多少年后都称赞，这位邻居呀，可是个大好人，身是残了，可心眼特好。不敢等儿子明白该怎样孝顺了，父亲已然是个堕落之人了,那才真是人生的悲剧呢。

总之，他还小，不必急。该急的是你自己，从今天起，就开始做个大好人。

帅琳按：知道先生已经完成了《张颔传》的写作，期待能够早日阅读此书，不知先生的这本书又会带给读者怎样的阅读享受。从这篇《张颔：风度平居魏晋间》我们可以对张颔先生的风度学养有个大概的印象，我似乎还读到了先生与大家张颔的某些相似，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说的就是这种现象？                       

　　　　　　　　　　　　　　张颔：风度平居魏晋间

                                              韩石山

去年张颔先生过生日，在迎泽街上一家酒店设宴，我去了，送他一张条幅，我写的。上面两句话是：“学津远溯周秦上，风度平居魏晋间”，降大任先生见了，说词意甚好，切合张先生的学问与性情，接下来说，是你编的吧。我忙说，我哪有这等本事，前几天看杨树达先生的《积微翁回忆录》，有人送给杨先生这么一副对联祝寿，觉得意思甚好，就偷来献给张先生。

张颔先生的学问，系古文字学与先秦考古，确可说是“周秦上”。他的性情，风度，如何平居魏晋间，却是我这些年来慢慢咂摸出来的。

上世纪九十代，大概是1997年吧，张先生的几个学生在省文联一楼大厅为他办过一个书法展览，我去看了。起初的想法，是欣赏张先生的书法，实在说，他那篆书，我看了跟没看差不了多少，只能看出墨很黑，横平竖直，遒劲有力。字，没一个能认识的。展出的墨迹中，有他画的画，画上多有题词，也有的是别人的画他题了词，这就看得懂了，不光看得懂，还看出了意味。

有一幅画，是张先生自己画的，画的是一团蚊子，个个都像小直升机似的，空中盘旋，嗡嗡有声。上面题诗一首：

散作飞絮聚作团，几回婉转怯凭栏，

纵教罗扇常在手，明处能防暗处难。

跋曰：拟故乡先耆曹谐如先生之诗意。

什么不能画，画蚊子，真有他的。此一刻给我的感觉，张先生不是那个满腹学问的古文字学家，而是一个风趣幽默，带点顽皮相的老人了。

有一幅石榴，李炳璜先生画的，张先生的题词是：

旧以榴实象征多子，故希子孙繁昌者往往画榴实悬于堂室之壁，十八年前王世英同志曾谈及他咏石榴之诗，其意别有佳致，其辞云：多子多负担，枝条都压弯，肚子气个破，唇焦舌也干。世英同志辞世十有三载，往事牵肠弗有忘怀，日前索得炳璜同志所绘石榴一幅，因志往事于兹，永存云尔。辛酋清明。

建国之初，王世英曾任山西省省长，是张先生的老上级，老朋友。李炳璜的画，王世英的诗，让张先生这么一叙，讽世的意味就出来了。

这两年为给张先生写传，多次访谈，知道的事就更多了。比如他与这位李炳璜先生的交往，就在在体现了他风雅敦厚而又愤世嫉俗的品格。

炳璜先生大张颔先生八岁，是太原铁路系统的一位文职人员，也是一位颇有造诣的画家。两人的交好，却是缘于对文物的热爱。铁路工程中发现古代遗址，李常会主动告张，让及时派人勘察。还有一件事，最能见出李对文物的感情。某年李见五一广场西边纯阳宫大门近处，建了一间厕所，觉得有碍观瞻，过后找到张表示应当立即拆除。其时张为省文物局副局长，此纯阳宫，乃省博物馆之二部也。

李善绘事，张喜书法，两人常在一起切磋琢磨。有时张有了创意，会央李画上一幅。有次张参加一个隆重的大会，发现会场休息室里摆着许多清一色的君子兰。初看绿叶似墨，红花如火，细看全是塑料所制，乃不折不扣之伪君子。张当即口占一绝：君子一何伪，华堂供雅陈，主人具只眼，认假不认真。过后与李说及，央李画一幅“伪君子兰”，这可把李难住了，没办法，只好勉为其难画了。张看了，有真情而无伪意，逼着李再画一幅，李无奈只好又画一幅悬崖倒垂的君子兰以塞责。张颇有感慨，在画上题诗一首以存念，诗曰：

李老先生真君子，下笔清泠淌秋水，

不屑束身王谢堂，高蹈洪崖深山里。

李炳璜先生“文革”前就有画名，“文革”后不顾年纪高迈，锐意创新，佳作连连。曾在太原办过一次个人画展，评价甚高。美中不足的是有天夜里窃贼光顾，盗走了几幅佳作，气愤之极，投书官方，要求迅速破案，追回画作。张先生知道了，特意去李府慰问，劝他还是安下心来淡然处之，勿多为此伤神，且说：凡事都要一分为二。失盗固是坏事，但还应看到，第一，如果你画的不好谁来偷你的？有人偷就证明你画的好。第二，偷画的人也还风雅，不偷钱财偏来偷画，虽是窃贼，倒有几分书卷气，应该原谅他。老兄呀，世事要看开，要看透，得罢休便罢休，何必苦追究？经张先生这么一说，李老也就不再追究，此案始终没有破，李老心平无恙。后来一件事，真让李先生后怕，同时也服了这位张贤弟。隔了若干年，一位两人都认识的北京画家，来太原办个人画展，同样也被窃贼光顾，画家报案，正值“严打”期间，破案后竟处窃贼以极刑。晚年谈起此事，李老说：当初若不是张颔善言相劝，真要穷追不舍破了案，别说处窃贼以极刑，就是判上三年两年也让他到死心里都不得安宁。

还是那次在文联大厅的展会上，我第一次看到张先生那首名作，仿六朝上梁

体的打油诗《儿郎伟》。诗曰：

儿郎伟，抛梁东，比邻学校十七中。

操练传声雷贯耳，喑呜叱咤麦克风。

儿郎伟，抛梁西，孔圣文庙冷凄凄。

于今权钱烈火炽，歌厅酒吧日风靡。

儿郎伟，抛梁南，容膝幽居学易安。

高楼遮断千里目，净化眼界减负担。

儿郎伟，抛梁北，伽蓝香火烟如织。

观音千手开财源，平教僧陀仰斋食。

儿郎伟，抛梁上，青空漫被乌烟障。

夜来无计读天章，从使老夫气凋丧。

儿郎伟，抛梁下，疲足驽骀得税驾。

易遁示我寡交游，闭门补课学文化。

这首诗十几年间，曾有几次改动，都不大，多是调换一两个字，只有一次是改了一句。调换字的比如第四节，原是“千手观音开财源”，后来改成“观音千手开财源”。张老说，前者是静态的，千手观音是个名词，只说他有一千只手，改成“观音千手开财源”就不同了，不管原来有几只手，为了开财源就成了一千只手。多么贪恋，多么嚣张。改了一句的是不久前的一天，我去张府看望，张先生拿出一页《儿郎伟》的复印件说，他把“老夫从容学退庵”，改为“容膝幽居学易安”了，退庵是陆游的号，易安是李清照的字，易安又有易于安居的意思，细细体味，当然是后者更胜一筹。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光说这些谐趣诗词，很有可能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张先生仅是个“滑稽多智”的老人，真要给人这么一种感觉，那就是罪过了。也对不起《名作欣赏》开设这个栏目的本意。这么兴致勃勃地写一个滑稽多智的老人，这个栏目就不是“名人掠影”而是“樵夫留踪”了。还是费点笔墨，说一下张先生的学术成就和诗词造诣。

前面说了，张先生的学问，系古文字学与先秦考古，笼而统之，也可说是一位历史学家。代表其考古学成就的是《侯马盟书》，早先出的本子上没有署名，署的是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新近出的本子署了名，三个，他为首，其余两人，一是陶正刚先生，一是张守中先生。代表他古文字学成就的是《古币文编》，有专家说，这是当前最为精当的金石文字辞典。作为历史学家的标志性著作，该是那本《张颔学术文集》了。此书因为引用的古文字甚多，出版者中华书局无法排版，只好请人抄录制版付印。仅此一点，就可知张先生著作的学术含量。随着岁月的流逝，在历史学界，像张先生这样资历这样成就的学者，直可谓凤毛麟角了。

不久前，我跟张先生在一起闲谈，说起前面两句偷来的联语，我顺口诌了一首俚句，道是：“学津周秦上，风度魏晋间，四堂悄然去，遗世有长甘。”张先生听了，连声说，罪过罪过。我说，轮也轮着了，挨也挨着了，且学古人，笑骂由人，交椅我自坐之。须注释的是，四堂者，观堂王国维，雪堂罗振玉，鼎堂郭沫若，彦堂董作宾是也。长甘者，张颔也。长是张的半边谁也能看得出来，至于甘怎么就是颔字的那半边，则非我辈所敢知了。

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这是张先生的三个头衔，由此派生出来，或者说非主流的头衔还有书法家与诗词家。在别人看来，后两项该是前三项的附属产品，对张先生瞭解多了，我觉得这种说法有欠妥之处。日前读米芾的《蜀素帖》，后面有董其昌的一段跋语，其中说：“增城（蜀素帖的持有者——韩注）嗜书又好米南宫，余在长安得蜀素帖摹本，尝与增城言，米书无第二，但恨真迹不可得耳，凡二十馀年，竟为增城有，亦是聚于所好，今方置棐几。”聚于所好，可说是古物收藏的一个规律。在学术上也是这样。你最终的成就，极有可能是你早先的一种爱好促成的。这也就是“学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乐之”的道理。在我看来，书法家和诗词家，最能体现张先生的学问境界与人生境界。

张先生高小毕业后有两三年的时间，参加介休商界同业的“行余学社”，专心研习书法、绘画与篆刻，加之心灵手巧，不及弱冠之年，已有相当的根底。写诗填词，也是彼时就打下了基础。后来舍弃官场的种种机遇，最终走到考古学与古文字学的路上来，可说是理固宜然，势所必至，没有什么可骇怪之处。长期的学问浸润，又提升了其书法与诗词的品格，也是情理中事，毋庸赘言。

然而，诗有别才，非关学也。确也有满肚子学问之人，写不出合辙压韵的诗句。有人是，张先生肯定不是。甚至不妨说，他在旧体诗词上的造诣，一点也不逊于他的古文字学。且看下面这首长排中的句子：

魏脽之土滨黄河，立如削壁高嵯峨，

朅来二千五百岁，朝朝暮暮黄水波。

戊戌深冬日南至，古冢搰出双铜戈。

斑痕点点凝寒霰，刃锋不钝发硎磨。

奇篆鸟书黄金错，仓颉史籀难遮罗。

但见鸿鹄振羽翼，似闻鸑鷟鸣枝柯。

我幸有会释奇字，王僚之名无差讹。

诗名《僚戈之歌》，另有副题《献给容庚先生九秩荣庆》。因此末后几句是：

回首浩劫十年乱，风雨南北同漩涡。

时逢嘉安国运转，仁寿当以养天和，

欣闻容公庆九秩，数千里外踏长歌。

全诗三十八句，几乎一口气写下来，音韵铿锵，极具气势。此诗在《容庚先生纪念集》刊出后，诗界评价极高，南方一位著名的诗人学者周采鼎先生曾说，这首诗“陆离光怪，硬语盘空，置诸韩昌黎诗楮叶，亦难分仲伯”。

有了这样的诗学功底，再看张先生那些“滑稽多智”的讽喻诗文，就别有会心了。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吃喝风已起，还没有现在这样炽烈的时候，张先生已然看不惯了，写了首诗讽刺：

惯食唐明饭，常为迎泽宾。

往来三晋厦，起坐梅山厅。

会海诚浩渺，文山自嶙峋。

同志安其乐，年年雨露新。

这首诗，外地人看了，或许不觉得什么，太原人看了，趣味就出来了。唐明饭，是指唐明饭店，迎泽宾，指迎泽宾馆，三晋厦，指三晋大厦，梅山厅，指省政府里的梅山会议厅，都是文山会海，吃喝享受的地方。还有一首《兔年咏兔·竹枝诗一首》也是讽喻时势的：

人人都说兔年好，兔年转使人烦恼。

奈何馋风煞不停，馋兔惯吃窝边草。

马年来了，又有《马年赞·壬午元日》，纵是赞语，亦别有滋味：

岁纪常逢马，憾无伯乐年。

汉皇求龙种，来自渥洼泉。

深厌拍髀股，不耐羽鞍羁。

腾跃本天性，谁能得挽牵？

张先生的这类词句，断不可作寻常滑稽言语视之，有老先生为国为民，踔厉风发的心志在里头。且看这篇《扑蝇记》：

有青蝇止于斋壁，余以拍扑之，蝇逸去。坐甫定，蝇复至。余急扑，复逸。如是者三，蝇终逸焉。妻曰：拍破败，奈何！儿曰：老手迟捩，胡怨乎拍？余曰：皆非也，顾今营营辈特狡狯耳。

记得那天是跟降大任学长一起欣赏张先生这篇妙文的，我数了，一共是六十五个字，然而，一波三折，极尽转折回荡之妙，而鞭挞之有力，无异于锥剌刀剜。大任学长当即说，这恐怕是天下最短的妙文，放到《世说新语》里，一点也不逊色。

张先生还有一类小诗，写家里的日常事物，极富情趣，亦不无深意。比如他家里有一只貓，有天我去了，张先生举起一张纸说，看，我写了一首关于貓的诗，邓先生有貓论，我有貓诗。我接过一看，不由失笑，诗是这样的：

吾家花狸猛于虎，上仰苍鹰下逼鼠。

惟有潜德善睦邻，能与鸡雏交相处。

再如他家的地板还是过去的塑料块拼接的那种，年代久了，有的地方裂了缝，有的地方卷了角，在他的指点下，保姆用胶带一一粘牢。过后拍了照，有诗记其事，就写在照片背后：

女娲炼石补天，余今剪纸补地。

平生一大发明，准备申请专利。

他写的一些联语，亦见其心志，如《自拟联》：

乾三惕历宁无咎

老九声华臭有馨

又一首《自拟联》：

深知自己没油水

不给他人添麻烦

有次在张先生家里，他的弟子薛国喜先生说，张先生的一些谐趣诗文，有的朋友们见了不以为然，认为张先生这么大年纪了，不该写这些，可说是老而不尊。

我当即说，以前我也有过这样的想法，觉得不该在这样的小技艺上多费心血，现在我不这样看了。才情也像肚子里的一池春水一样，不光会波光潋滟，还会溢出堤坝，这就像我们平日说某人满肚子坏水，会从喉咙里流出来一样。好人的才华，与坏人的毒计，该是大致相同的品种，不过性质不同，用处有异罢了。说到这里，我看了张先生一眼，他仍是像往常一样笑嘻嘻地听着，没有一点的愠色。

我举了张先生的《读傅山全书》诗为例，对国喜说，山西学界，谁都知道这么重要的一套书，封面上竟将傅字写成了傳字，可说是个不小的笑话。张先生得到这部书后，写了首诗：

编书不审尃与專，漫把传山作傅山。

堕驴诗老差何拟？更以陈搏代陈抟。

有人就把这首诗传给编书的人，据说编书的人很生气，说平日对张先生很是敬重，没想到张先生会这样写诗挖苦他。我当年知道了，觉得没有这么严重，对张先生来说，他只是觉得这件事有趣，脑子一转，诗就来了，根本没有想到这是在贬谁损谁。

还有一件事，是我听说的。大约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个日本书法团体来太原访问，一位书法界的朋友刻了一方印，送给一位日本朋友，印文是“君再来”。有人跟张先生说起此事，问此印如何，张先生一听，就说少刻了一个字，问的人甚是惊奇，问少刻了什么字，张先生说，若加个“太”字就好了。问的人由不得大笑。像这样的事，你说他是有意贬损同道吗？我看，恐怕他连想都没有往那儿想，只是觉得说上这么一句有趣，大家听了哈哈一笑就得。若要追究动机，那就是杀鹤焚琴，大煞风景了。

张颔先生，平日慎于言，谨于行，一派恂然儒者的风范，但是内里也有他魏晋文人狂放的一面，这，只要看看他不轻易示人一些对联就知道了。这类联语，我也是最近从薛国喜那儿得到的，比如这样两副：

其一：

流沙坠简考释三卷，

侯马盟书类释五章。

附注：上联言罗王二堂巨著，下联配老朽拙著，但求对仗之偶合，敢避攀附之嫌。

其二：

勒字于金著文于石，

星辰在掌易象在胸。

看了这两副对联，我越发相信我这些年得到的感受，概言之便是此文前面提到的两句话：“学津远溯周秦上，风度平居魏晋间”。

学问另说，只有这种类似魏晋间的风度，才更加鲜明地映射出张颔先生学养的光辉，人格的高尚。

　　　　　　　　　　　　　　　　　　　　　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一日于潺湲室

                                    往远处想，人生多么美好

                                                韩石山

前不久，我心惊胆颤地生下了我的第二个女儿。在我们县城里，我一直是很骄傲的一个人，工作体面，家境宽裕，惟一不如意的就是头胎生了个女儿。所以7年前，从大女儿诞生的那一刻起，我就发誓，这辈子要再生个儿子。7年来，我又有两次怀孕，但都因是女儿而做掉了。结果，今年，当我冒着33岁高龄的危险再次怀孕后，生下的又是个女儿。各方面都强人一头的我，为什么这方面就是不能如意？我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

接到这个题，我在百度网上键入“独生子女、几年后可以再生一个”两个词句，给了两三个答案，但与你的情况都不相符。不必找政策上的依据了，只说这件事吧。我觉得，人的一生，在别的事上都可以争强好胜，唯独在这件事上，一定要认“命”。这里的命，绝不是什么迷信，而是人类繁衍生息的规律。或许就没有什么规律，因为一说规律有人又说他要寻找这个规律了，而只是一种走势，就是人类是一定会生生不息地繁衍下去的。

有人说现代科学的发展，已能够在未出生前判断出是男孩女孩了，要男要女还不是由着自己吗。说这话的人，先就忘了一个前提，就是须这个母体在不长的年份里，这次怀上男的，下次怀上女的，只有这样才能够满足那种选择，男的不要了有下次的女的候着，女的不要了有下次的男的候着。不怕丢人，说个我家的例子。我母亲婚后不久就生下我哥哥和我，多年后又怀上孩子，总以为会是个女的，生下来是个男的，就是我三弟。当时我们一家在山东，是在一个地区医院里生的，同产房有位产妇一连生了两个女孩，第三胎又是女孩，医生想做个好事，跟两家说好，在产房里换了，我母亲起初都同意了，第二天要换的时候反悔了，她的理由是她还年轻，想要女孩自己生一个就是了。于是生下了第四胎，男的，就是我四弟；又生下第五胎，男的，就是我五弟；又生下第六胎，男的，就是我六弟。此时她已四十五六，这才绝了生个女孩的望。她一辈子的心病，就是没有个女儿。晚年有次提起此事，还眼泪汪汪地说，要是当初换了就好了。

    这世上，就这件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也正是这个世界公正的地方。因此我劝你，千万别学我母亲，以为这次不行下次准行，且不说国家政策允许不允许，就是你们很有钱，不怕罚，也断不可做此事。真要像我母亲那样，一胎一胎地生下去总是不如意，那可就真成了笑话了。

    看你的情况，敢说在你们县城里，“一直就是个很骄傲的人”，想来人样儿也差不了，“工作体面”而又能有两个女儿，该知足了。且将这点怅惘之情埋在心底，待年月将之化解，平日笑脸迎人，做出一副或男或女无所谓的样子。再往后想，一个也还漂亮的妈妈，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儿，该是怎样幸福的人生。再再往后想，女儿大了会成家，一个女婿半个儿子，两个正好合成一个儿子，啊，人生多么美好！

帅琳按:先生的许多文章是不能不读的，无它，真是好文，读后总会给你送来一份欣喜，写李健吾是这样，写徐志摩是这样，当然还有许多其它精彩的文章都是这样。不信，您品品下面这篇《非才子的徐志摩》看看我说的是不是比较客观。

                                   非才子的徐志摩

                                              韩石山

这题名不是我想出的，是模仿叶公超的。一九三六年鲁迅去世后，作为非同一营垒的文化人，叶公超写了篇文章，叫《非战士的鲁迅》，对鲁迅的文学成就表示了相当高的敬意。

我所以要写这样的文章，是源于我近年来的一种困惑。写过徐氏的传，编过他的全集，过去一说起徐志摩，我总是左右逢源而又头头是道，就像说起自己家不远的祖上似的。现在我不敢这样大言炎炎了，好几次，正说得好好的，我会猛地刹住，像得了癔症似的愣在那儿，由不得问自己：除了那些爱情故事，对徐志摩其人，你究竟知道多少？

于是便想起了叶公超写鲁迅的这个题名，于是便想说说非才子的徐志摩。

现代作家中，最难定义的怕要数徐志摩了。

大多数作家，革命还是反动，进步还是落后，一目大致了然，两目即可定谳，徐志摩就不同了，你就是从头看到脚，再从脚看到头，看上三遍也难下个简单的判断。过去说他怎样的反动，看着先就不像。一九三一年就死了，他反谁的动？想来下此判辞者，根据或许是，曾与鲁迅交恶，与胡适又走得太近。现在人们的视野开阔了，胸襟也开阔了，知道人与人的交往，是个复杂的社会现象，绝不是一根红线或是一根黑线就可以划出楚河汉界。以某一个人的好恶而定许多人的向背，通达与偃蹇，没有不荒腔走板，贻笑大方的。

事实上，徐志摩多么反动这个概念，普通读者几乎从没有接受过，更没有宾服过。太和气，也太俊逸，不像个“横眉冷目”的革命家是真的，但你能说不是革命家就是反动派？几分顽皮，几分随意，那么才气，还那么福气，该是普遍的认同。女人喜欢他的风流倜傥，男人喜欢他的倜傥风流。要说男女间有什么区别，或许女人为同类考虑，会生些不该如此轻薄的遗憾，男人为自己思量，会生些风光何必一人占尽的怨怼。

撇开禀赋、才学与功业，只看模样，最像什么？要叫我说，最像个纨绔子。

且看一九二三年春天，应邀去清华学校演讲时的相貌与装束：“白白的面孔，长长的脸，鼻子很大，而下巴特长，穿着一件绸夹袍，加上一件小背心，缀着几颗闪闪发光的纽扣，足登一双黑缎皂鞋，风神萧散，旁若无人。”多像！作此记录的是其时在清华上学的梁实秋。想来当年有此看法的，大有其人。恰恰又是这个梁实秋，在徐志摩去世后为他辩诬，说的又是“纨绔子”这个话题，只是是非完全颠倒了：

说他是纨绔子，我觉得这是不公道的。他专门学的是学科是社会学，有人说后来他在英国学的是经济，无论如何，他在国文、英文方面的根底是很结实的。他对国学有很丰富的知识，旧书似乎也读过不少，他行文时之典雅丰瞻即是明证。他读西方文学作品，在文字的了解方面没有问题，口说亦能达意。在语言文字方面能有如此把握，这说明他是下过功夫的。一个纨绔子能做得到么？志摩在几年之内发表了那么多的著作，有诗，有小说，有散文，有戏剧，有翻译，没有一种形式他没尝试过，没有一回尝试他没有出众的表现。这样辛勤的写作，一个纨绔子能做得到么？志摩的生活态度，浪漫而不颓废。他喜欢喝酒，颇能豁拳，而从没有醉过；他喜欢抽烟，有方便的是烟枪烟膏，而他没有成为瘾君子；他喜欢年轻的女人，有时也涉足花丛，但是他没有在这里面沉溺。游山玩水是他的嗜好，他的友朋大部分是一时俊彦，他谈论的常是人生哲理或生活的艺术，他给梁任公做门生，与胡适之先生为腻友，为泰戈尔做通译，一个纨绔子能做得到么？（梁实秋《谈徐志摩》）

这也不是，那也不是，该如何是好？

放下即实地。对徐志摩的评价与研究，千万别硬套什么高深的教条，最切实的做法该是，由情理二字入手，作一步深似一步的推勘，渐趋渐深，总会抵其堂奥。

徐志摩自己，在情与理上都有提纲挈领的话。情上说过，“我一生的周折，大都寻得出感情的线索。”（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理上说过，“我父亲送我出洋留学是要我将来进金融界的；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个中国的Hamilton。”（徐志摩《猛虎集·序》）。情上的线索大致清晰了，且将理上的线索也大致理顺。

Hamilton，通译汉密尔顿（1755—1804），美国政治家，华盛顿时代的财政部长。对这句话，不知别人如何理解，我自己先前的理解几乎全错了。因为汉氏做过财政部长，就以为徐志摩的这一理想，不过是对父亲要他进入金融界的期许的一种延展：进入金融界，最终做到财政部长。就好像普通人家的孩子，父亲要他当官，他要当大官一样。细细品味，两句之间的关系非“递进一层”的意思，乃“我则反是”的意思。财政部长只是汉密尔顿的一个职务，他一生的功业要显赫的多，当过军事指挥官，当过律师，写过《论魁北克法案》等重要著作，创办过《纽约晚邮报》。是华盛顿时期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家，对美国的建国方略起过重要作用。也是一位雄心勃勃、目标明确、不避艰辛的实干家。他的一切努力与建树，都有个终极的目的，就是建立强大的美利坚和众国。

循着这个思路，再看徐志摩一生的行事，他的学业，他的功绩，甚至他的为人作派，一下子就是另一种声光，一副色彩，另一重境界了。

一九一五至一九一八年，两度进出北京大学，学的都是法学。此后赴美留学，先入克拉克大学历史学系，获学士学位，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获硕士学位，毕业论文为《论中国妇女的地位》。一九二○年赴英留学，在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拉斯基教授（中国好些学者都出自此翁门下），在剑桥大学王家学院，修的是经济学且参加了当时英国工党的选举活动。他们那一茬留学生中，有他这样全面的政治经济学训练的实在不多。留美期间，甚至有人称他为“鲍雪微克”——布尔什维克。

历史似乎着意安排这位年轻人，在一九二二年回到国内，注定要有一番大的作为。此前，中国的文化界，已成了两个影响巨大的文化团体，一个是以本土作家学者和老留日学生为主建立的文学研究会，一个是以新一茬留日学生为主建立的创造社，而在西风东渐的中国，竟然没有一个欧美留学生为主的文化团体，岂能开启一个风云际会的大时代？几乎是不经意间，徐志摩便以泰戈尔访华为契机，在北京成立了以欧美留学生为主体的新文化团体——新月社。两三年之后，风云际会，移师上海，啸聚同志，成立了声名赫赫的新月书店，出版以“尊严与健康”为宗旨的《新月》杂志，很快便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影响深远的“新月派”。

对徐志摩在实干精神，叶公超有这样的记述：

他是难得的一个永不败兴的人。无论作什么事体，他的兴致总比别人来得高些……组织新月社，编辑晨报副刊，筹办新月书店都是他最热心最起劲的事。这团体的事，志摩，他是不辞劳苦的。大家都不愿干的事，总是推到他头上去，而他也独有勇气去接受，去敲上锣鼓再说。（叶公超《志摩的风趣》）

这劲头，是不是有点汉密尔顿的味儿？

创业的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恰似作战的东拼西杀、戎马倥偬，纵然如此紧迫操劳，又几乎是不经意间，他结束了自己的婚变，完成了新一轮的婚姻。常人有此公私两桩大事，不是焦头烂额，也必定无暇旁顾，而徐志摩竟能在公私不废的前提下，三拳两脚，几个腾挪，再回过身来时，已然是一副中国最著名诗人的嘴脸。以新诗之稚嫩，能在广为传唱的层面上与旧诗媲美的，几十年来，怕还要首推此人。好多人只能是一首或两句，而他则是一首之后还有二首，二首之后还有三首、四首。当年“诗哲”的称誉，时人及稍后的后人，多以为是嘲讽，再后的后人，怕会认为不过是个也还恰当的实指。

先前，我也一直视志摩为诗人，直到上世纪最后几年写《徐志摩传》时，翻检资料，方始发现，作为一代文学名家，他在散文写作上的成就，要高于他的诗歌。温源宁在《不够知己》一书中说：

他的散文要比诗更富有他的个性。读他的散文，我们能立刻感受到他个性的美和脱俗的光彩。他的面部表情、说话的腔调、语言的节奏，活跃而富有生气，有时会委曲婉转涉及有趣的事物，继而又会顺利回归闲聊的中心主流，是那么急切、那么热情，好像什么都不为，只是为了闲聊而闲聊——这一切在他的散文中随处可见。

当然，我也知道，时人对徐志摩的散文不无讥评，是大的讥评，该是“跑野马”了，意即一下笔洋洋洒洒，不知道会跑到什么地方去。对这个毛病，徐志摩自己也承认，曾写过一篇文章，就叫《再来跑一趟野马》。对此，著名作家学者杨振声有自己不同的看法。

至于他那“跑野马”的散文，我老早就认为比他的诗还好。那用字，有多生动活泼！那颜色，真是“浓得化不开”！那联想的富丽，那生趣的充溢！尤其是那态度与口吻，够多轻清，多顽皮，多伶俐！而那气力也真足，文章里永远看不出懈怠，老那样像夏云的层涌，春泉的潺湲！他的文章的确有他独到的风格，在散文里不能不让他占一席地。比之于诗，正因为散文没有形式的追求与束缚，所以更容易表现他不羁的天才吧？”（杨振声《与志摩最后的一别》）

是的，细细品味他的那些散文作品，我们不能不承认，他在散文上的造诣，确乎在他的诗作之上。退一步，即便认为两者在艺术上不分轩轾，而诗作更多的体现了他的感情，散文则更多地体现了他的思想，当此时际，也应当推崇他的散文作品。

说了他的学业与功绩，按说该下个结论了。对许多小德逾闲的文人来说，或许是最好的规避，然而，对徐志摩来说，则是一种严重的失察。无论是按之以当年的口碑，还是证之以过后的追忆，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徐志摩最为可贵的乃是他人格的魅力。

陈西滢是志摩的好朋友，他说，“尤其朋友里缺不了他。他是我们连索，他是粘着性的，发酵性的，在这七八年中，国内文艺界里起了不少的风波，吵了不少的架，许多很熟的朋友往往弄得不能见面。但我没有听见有人怨恨过志摩，谁也不能抵抗志摩的同情心，谁也不能避开他的粘着性。他才是和事的无穷的同情，他总是朋友中间的‘连索’。他从没有疑心，他从不会妒忌。他使这些多疑善妒的人们十分惭愧，又十分羡慕。”（转引自胡适《追悼志摩》）

周作人与徐志摩交往并不多，对他的印象却甚佳，说“志摩这人很可爱，他有他的主张，有他的派路，或者也有他的小毛病，但是他的态度和说话总是和蔼真率，令人觉得可亲近，凡是见过志摩几面的人，差不多都受到这种感化，引上一种好感，访华演出是有些小毛病小缺点也好像脸上某处的小黑痣，也是造成好感的一小小部分，只令人微笑点头，并没有嫌憎之感。”（周作人《志摩纪念》）

叶公超在写《非战士的鲁迅》时，还写了一篇更长的文章叫《鲁迅》。胡适知道此事后，很是不屑，说“鲁迅生前吐痰都不会吐到你的头上，你为什么写那么长的文章捧他。”晚年在《病中琐忆》一文中提及此事，不无惆怅地说：“人归人，文章归文章，我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学成就。”

我还没到晚年，也不在病中，徐志摩去世时我还没有出生，再说什么，也不会让人讥诮徐志摩“生前吐痰都不会吐到你的头上”。既无人说这样的话，我也就不必说什么人归人，文章归文章的废话了。我只是觉得，就是排除他才子的一面，也应当承认，无论功业还是人品，徐志摩都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一位杰出人物。我们过去对他的功业与人品方面的关注，实在是太少了。

                                                        二○○九年五月十三日于潺湲室

图片来自网络

                          大体不错   全在具体掌握

                                            韩石山

我现在开着一家广告公司，前些天，跟了我5年的公司大拿设计师小张跟我提出了辞职的要求。我给他的待遇在这个行业里已经算是相当高了，可他觉得我对他一直“心存介蒂”，跟着我干没前途。我知道小张口里的“心存介蒂”是指我不让他做业务。在这件事上，我挺矛盾的，因为刚开公司那年，我就被一个下属撬走一批客户，从那以后我下定决心所有的客户资源都亲自维护，再不让员工插手。我知道，员工有上进心是好事，可我们这样的小公司，实在经不起别人一次次地撬业务。我要听听专家们意见，这类事情该如何处理。

一看这个问题，我就有种亲切的感觉，像他乡遇着故知似的。题中有个词儿“大拿”，你懂它的含义吗？你摇头了，好，诚实。给你说吧，我知道，就是总管、负全责的意思，有点像轮船上的“大副”，除了船长，就数他了。

闲话撂过，说正事儿。先把情况吃透。公司里用得着设计师，就说是个设计公司吧。有人待遇不低且干了五年之久，辞职的理由是不让他做业务，可见在这个公司里，做业务是一回事，搞设计又是一回事。其顺序该是，揽回业务，另有人去完成。这一来就知道，做业务与搞设计的关系了，也就知道业务是多么的重要了。

有先前的教训，在这么一个到处都充满竞争，也充满欺诈的社会环境里，这位经理的担忧不能说没有道理。诚实与背叛，在起始阶段是没有什么区别的，除非有诸葛亮的本事，能未卜先知。常人多是要么深信不疑，要么看出点什么又犹犹豫豫，及至水落石出，事情败露，大错早已铸成。因此上说，多一份担心一点也不为过。小公司靠的就是一点一滴的积累，多少年才积累下一个数量可观的客户群，真要给人撬走一大帮，那可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小心什么时候都是对的。

但是这位老兄也要放开肚量，为对方想一想，为公司的前途想一想。

为对方着想，就是，勤勤恳恳跟上你五年了，还像防家贼似的防着，不让人家染指业务，长久下去，这个设计师也就成了机器人，只会描图纸，连现场也去不了，能怎么能有发展，怎么能有长进，这不是毁了人家的前程吗？

为公司考虑，就是想想，这么拘拘谨谨地做下去，公司还能有大的发展吗？老板跟员工，不能诚心相待，也就不可能形成合力，共谋事业的发展。而在这样的一个瞬息万变的商业社会里，发展是硬道理，哪儿都难有不前进也不后退的“钉子户企业”。照眼下这个样子，总有一天会维持不下去的。

只要这两点想通了，下来的事情就好办了。不妨再对这位设计师做一番考察，如果确实认为人品可靠，专业优秀，不妨跟他说开了，甚至引他入股都可以。他若认可，那就倚为台柱，一起把公司的业务做大做强。若觉得此人只是外表忠厚，而内心奸诈，那就毫不犹豫地下了决心，依了他的申请，让他走人好了。这就是古人说的，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不知我这个建议是否对你适用？

帅琳按:《李元茂先生的学养与器识》一文谈的是一位古书画鉴定、书法、篆刻的高人；行的是古朴、典雅、端庄的文风；传的是提高专业修为的门径；显的是先生深厚的文化底蕴。

李元茂先生的学养与器识

——由《京江送别图》临本鉴定说起

                                                  韩石山

是真实故事，还是侦探小说？

这只是一时的疑惑，事实上我当时什么也没有想，只是兴致勃勃地读了下去。

话说1967年秋季的一天，一个二十三岁的年轻人，受邀来到太谷县何家。主人何先生雅好书画，家中庋藏甚富，虽年届花甲，于鉴定一事独信这位太原来的年轻人。坐定之后，何先生取出一轴，徐徐展开，年轻人扫了一眼，说声停，摇摇头。定是膺品无疑，主人当即收起。又展开一轴，随着画幅的展开，年轻人的身子也轻轻地抬了起来。乃一长卷，绢本设色，纵八寸许，横二尺五寸，旧花绫裱，明朝老花锦作包首，冷金题签，已有破损，楷书署“马钦山京江送别图”八字。引首有沈石田所题“京江送别”四个大字。图面上，近景一角为山坡江岸，江中停舟一艘，岸边六人作远行送别状，道旁坡上两棵偃卧的虬松为图中主景。树干上落“马远”二字款。卷后接纸有王宠、文嘉跋。远山近景，虚实相间，乍看之下，很有几分清朗之气，似乎马远笔意。细看之下，又不似马远劲健利落而无干硬之嫌的笔触。从画风审之，较南宋院体画活泼有韵，已隐现写意式文人画的气息。

沉吟片刻，年轻人言道：引首上沈石田题字虽有几分相似，但王宠、文嘉两跋绝假，似出一人手笔。这样就有两个疑点产生，一是沈石田引首题字亦假，二是后跋被人拆换。再看全图，右上角钤“虹月楼”长方印，下钤“休宁朱之赤珍藏图书”等鉴藏印数方，图左被人裁剪的痕迹甚明，遗露出原题字某些字脚的部分。“虹月楼”为明代戴进用印，从画风上看亦似戴进笔法。

何先生急急言道：会不会是将戴画裁去以充马远？

年轻人面有难色，稍一停顿，继续说下去：先生所言极是，明代中晚期确实有将戴进画改为马远画者，这是缘于戴进画脱胎于南宋院画，而南宋院画早于载画数百年，价值自不可同日而语。问题在于这位改造者也忒不经心了。你看图的包首，外签破损处可见旧签，掀起隐约可辨“戴文进金臺送别图”八字。此题甚为眼熟，噢，想起来了，清人《朱卧庵藏书画目》中有著录，前些年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画集》刊有此图。待我回去细细研究再作答覆。

数日后，年轻人又来到何家。见面如仪，摊画于桌，年轻人细细审视，发现图左未裁尽处亦留有字脚，能看出是“戴进”二字。袖手言道：明白了。我查过《朱卧庵藏书画目》，与《上海博物馆藏画集》刊出的图细细比勘，苦苦思索，既是造假，为何又特意留下破绽，是粗心大意使然，还是有意为之使然？从“虹月楼”印及朱氏鉴藏诸印完全保留，包首旧签题字不全部刮掉的情形看，绝不是粗心大意所致，而是有意所为。再从画本身观察其画风，确实为晚明之后，且又与苏州地区产物相类，无论如何也探不到明初戴进时期。再审视其纸绢印跋诸端，当可确认为苏州高手仿制无疑。既仿戴进《金臺送别图》，何以又改为马远款，统盘分析可知，裁添马远款实为假象，仿制戴进才是真正的本意。盖当年改戴进画为马远画成为一时风习，后之鉴赏家常以此为根据，此画作假者便想以此引开鉴赏者的眼光，仿马远不成，犹是戴进。留下字脚，便是一种引诱。层层诱人深入，且图目曾见诸清人著述，稍一闪失，仿制的膺品便会成为真迹。

太谷的何先生是怎样舒了一口气，我不知道，我看到这儿，确实是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不用说，此年轻人便是当今的书画鉴定大家李元茂先生。

初识元茂先生，是多年前张颔先生的寿宴上，真正认识则得之于薛国喜小兄的推崇。说起李先生的为人行事，学养器识，国喜总是表露出一种钦佩无已的神色。还特意送了李先生的几本著作给我，载有上面那则鉴定事例的《古书画仿制研究》（海南出版社2004年出版）便是其中之一。

同时送给我的还有李先生的两本印学书，一本是《名石治印》，一本是《中国篆刻百家·李元茂卷》。正好我退下来后，无心读书，每天沉溺此道乐不可支，便细细地看了起来。其印风既沉静古穆，又飘逸有致，应当说源自汉印，而参以浙派诸大家的气韵。用我的一位老师的话说，是规规矩矩的路子。难得的是他对印石的精心研究与搜集。

“文革”中，先是在高寿田老先生的指点下，精研清人高兆的《观石录》和清人毛奇龄的《后观石录》，为了获得寿山石的真正知识，又不辞偏远专门去了趟福建寿山。此行让他大为开眼，原先自以为娴熟的印石知识，在原产地不过是常识，石相石品，妇孺皆知，何坑何洞，均有讲究。原本看看就走的，一住就是三个月，直练到一石在手，一眼便知产于某坑某洞，如数家珍，方欣然离去。

《名石治印》一书，前半部分谈印石的种种名目，后半分部是他自己的治印成果，几十年治印的精品。治印对象，有文朋书友，亦有政要名流，更为绝妙的是，每一方印的材质、字源，构思、刀法，均有简要的文字说明。比如置于首位的《霍泛之印》，其说明文字为：

白文“霍泛之印”，四字方印，印材为寿山旗降石，虽透润度稍逊，却为老坑凝重之石，石面有泐，兽纽。制印构思：小篆霍字从雨，下隹，其本义《说文解字》作飞声解，乃群鸟雨中疾飞之声。周武王弟霍叔处之国，在山西霍县西南，后灭于晋，其后人以国为姓。小篆泛从水乏声，本义《说文》作浮解，乃漂浮水上之意。引申为游、浅等意。小篆之从屮从一，初生草木直出地上之意。本意作出解。故是印小篆为汉篆，以严格、精密凝炼处之，掺以黄牧甫法，以冲切刀并举之。

我看了方知，篆刻之所以不止是技艺，实乃一门学问是什么意思。

元茂先生还是书法家，这在那次张颔先生的寿宴上，我看了他送给张先生寿联上的字，就心知了。我于书道，可说一窍不通，敢说的只有一宗，那就是自己的字是鬼画符，别人的从来不敢也不愿置一辞。你以为整饬刚劲的当是好字，名家评说起来却是怎样的不入法门，你以为稚拙如幼儿，连门也不入者，却偏是屡屡获奖，直可说步青云如台阶，拾紫绶如草芥。时间一长，也就没了脾气，参观书展，从来都像近来海派清口名家周立波先生所摹拟的“打桩模子”那样，抖抖腿，点点头而已。有文章说元茂先生众体皆擅，我不便评说，但他的篆书出于名师，其源有自，我是信实的。有个典故不妨一述，既见当年学子的心意虔诚，也见名师的魏晋风度。

元茂先生上高小时习《说文》，曾请教太原书法名家郭伯英先生，郭先生极赞许张颔先生，说晋省古文字上首推介休张氏。无奈岁月不宁，多年无缘相见。1972年的一天，在山西省美术工作室，就是美术家协会，当时这类机构都是这么个名头，比如省文联就叫省文艺工作室，举办的书法展上，终于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张颔先生。其时张先生刚从“牛棚”解脱出来，身体羸弱，策杖而行，元茂先生并不认识。只觉得跟随多人，定是名家，也就一直不离左右。走到一幅字前，张先生说写的不错，后来方知，在张先生的话语里，不错已是很高的评价。元茂当即言道：这是我写的。问过名字后，张先生又问：你写的谁的篆字？答：邓石如的篆字。问邓石如何许人？当时心想，怎么这位先生竟不知邓石如呢。人杂不便多言，分手之际，老者说：我叫张颔，在省博物馆住，有空过来吧。元茂这才知道，眼前这位羸弱清癯的老者，就是大名鼎鼎的张颔先生。

没过几天，便去拜访。谈话间仍问写的谁的篆字，仍答邓石如的篆字，仍是疑惑，不料张先生接下来说：邓石如不足挂齿。忙问谁的字好，答：王国维，王国维是在做学问，邓石如不过是个写字匠，连字都写不正确，你说何人更高何人值得师法？闻言大悟。从此便拜在张先生的门下，十余年孜孜不倦攻读古文字考据学。

对元茂先生学养的来龙去脉，有了基本的了解之后，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他在书画鉴定上何以有那样的器识，那样的功力了。张南皮先生《书目答问》里说，“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词章者，艺事也。如果再参以孔子所言“士先器识而后文艺.”，这道理就更清楚了。

有人说艺术鉴定不过是见的多了，有点眼力而已。记得前年吧，还有个书画鉴定大家在中央台的节目上，说他鉴定书画讲究的是“眼学”。我当时就觉得，这不过是村学究的说法，怎么能配称是大家。是的，鉴定艺术品的人，一定要看的多，经的多，才能有实际经验。但更多的，还要靠学养与器识，则是确定无疑的。谓予不信，李元茂先生就是绝好的例子。

李先生前些年一直在海南北京做事，近来听说有回山西发展的想法，是人老了不免故园之思，还是衣锦者惮于夜行，不管属哪种情况，对山西的文博事业，都不啻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至少对我的好处是现成的，往后读书之余，有了可不时请益的名家。

                                                  2009年7月17日于潺湲室

                   徐志摩和郁达夫：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对宝贝

                                   ——在温州市图书馆的演讲

感谢温州市图书馆的邀请。

春节前，温州晚报的阚兴韵小姐就跟我联系，问我能不能来温州图书馆做一次演讲，我说可以，原说春节过后就来的，一拖再拖，拖到现在。刚答应那几天，心里还是有点感慨的。毕竟我不是什么名气如日中天的作家，甚至可说是个过了气的作家，温州人是最精明不过的，“有没有搞错啊？”当然我心里知道，是不会搞错的。由不得就想，温州市图书馆有高人，要不就是受了高人的指点。肯这么远叫韩某人来讲演，没点见识是不行的。谁家钱再多，也不会往沟里扔。

不久前，我看到一则消息，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9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跻身文化竞争力榜首的不是历史名城西安，也不是“人间天堂”苏杭，而是商业成就比其雁荡山、楠溪江等宜人景色更让人印象深刻的“经济森林”温州。文章说，这个消息公布后，好多人感到奇怪。我看了一点也不奇怪，觉得早就该是这样了。理由很简单，既然温州经济最发达，好多指标都在全国前列，温州人最聪明，有东方犹太人之称，那么它在文化上，肯定也应当是排前列的，应当是最具文化竞争力的。我们的古人早就把这个道理说透了。春秋时的大政治家管仲就说过，“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知礼节，知荣辱，就是有文化。刚富了那会儿，也许还顾不上，还改不过来，时间长了，他怎么会不追求文化品位，不讲究道德风尚，文明程度？

再就是，我一直有个观点，道德品质，说到底是个智商的问题。只有聪明人才会有好的道德品质。如果没有特别大的外力的原因，每个人从小到大，受的教育都是要做个诚实的人，做个有德行的人，为什么有的人后来就做到了，有的人就做不到呢？好多人都说是环境的原因，家庭的原因，我看，主要还是智力的原因。做坏事的人，智力总是差一些。有人说，那个小偷可聪明了，手一挨，锁子就开了。我看还是不聪明，真正聪明，先不会做这个事。既然说温州人是“东方的犹太人”，这么聪明，他富了，怎么会不注重品质的培养，文化的建设呢？

温州要打造文化名城的品牌，学外国，学远处，都可以，但千万不要忘了就在浙江，在就温州不远的地方，就有两个高人，值得温州的文化人学习，效仿。

1987年春天，我去浙江一带游玩，说得文明点，是文化考察，更气派点，该说是南巡了。到了富阳，参观郁达夫故居时，拜访了郁达夫的长子郁天民先生，跟他聊了一两个钟头，快结束的时候，他问我，二三十年代浙江出了那么多的文化人，你知道他们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吗？我说他们都才气大，国学好，又留过洋。他说，你说的不对，他们有三个共同点，一是原来家庭都很富有，后来败落了，二是父亲早早死了，大都是由母亲抚养大的，三是个子都不高。接着他举了几个例子，像鲁迅，茅盾，丰子恺等人。当然，他主要是说他父亲郁达夫的。回来后，越想越觉得天民先生的话有道理，后来我在几个地方都讲过这个事儿，把他的话概括为这样三句：家道中落，寡母抚孤，个子矮小。有个朋友受这个启发，还写了篇论文，叫《中国文化中的寡母抚孤现象》，他举的例子中，浙江还有蔡元培、郑振铎、李叔同等文化名人。

这次去浙江考察，我还去海宁参观了徐志摩的故居，王国维的故居，去乌镇参观了茅盾的故居，去石门参观了丰子恺的故居。正是这次考察，让我萌生了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想法，后来写《李健吾传》《徐志摩传》等书，可以说，都与这次考察有点关系。当时最先想到的，是研究郁达夫，后来七事八事的耽搁，没有写出来，迟早还是要完成这个心愿的。

这两个人有什么联系，有什么共同点呢？

一，同岁，同班同学。

郁达夫生于光绪二十二年（农历丙申年）十一月初三，合公历1896年12月7日。徐志摩生于光绪二十二年（农历丙申年）十二月十三日，合公历1897年1月15日。两人只差一个月零几天。过去中国不说公历，像他们这样旧历同一年出生的，就是同庚，也就是同岁了。

1911年春，徐志摩考入杭州府中学堂，郁达夫也考上了，觉得费用太高，又考入嘉兴府中学堂，第二学期开学后，嫌嘉兴离家远，又转入杭州府中学堂，1912年春天离去，考入之江大学预科。也就是说，他们同学了半年。

徐志摩死得早，没有留下什么关于郁达夫的记载（有一些，很少），徐志摩死后，郁达夫写过两篇怀念文章，说到对徐志摩印象。郁达夫的印象是：身体不高，脸面却是很长，头也生得特别大，戴着金边近视眼镜。平时不怎么用功，考试总是得第一。实际上以少年时显示的天赋来说，郁达夫一点都不比徐志摩差。上中学的时候，就以笔名在浙江省的报纸上发表旧体诗了。

二，都有留学经历。

去的地方不同，郁达夫去的是日本，徐志摩去的是欧美。

1913年，郁达夫十七岁，还在杭州念书，9月间，哥哥要去日本考察，就跟上哥哥去了日本。第二年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获得官费生资格。日本的高等学校相当中国的高中。当时清政府的留学政策是很高明的，在日本指定了五所高等学校，凡考上的就是官费生。后来又考上东京帝国大学，学的是经济学。1922年7月毕业回国，前后十个年头，整整九年。

徐志摩1914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7年升入本科，第二年8月，自费赴美国留学，先入克拉克大学学历史，毕业后考上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获硕士学位。1920年9月赴英国，先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后在剑桥大学王家学院学习。1922年9月回国。在美英两国，待了整整四年。

注意一下，他们在国外学的都不是文学，一个是经济学，一个是政治学。

三，回国后，都是在极短的时间内，成为某一文学领域的顶级人物。

先说郁达夫。1921年还在日本，就有小说《银灰色的死》在国内报纸发表。同年9月回国筹办《创造》季刊，10月小说集《沉沦》出版。1922年春，返回日本参加毕业考试，夏天正式回国。回来后，接连发表许多小说，成为红极一时的小说家。1927年开始出版《达夫全集》，当时不过三十一岁。《沉沦》是中国第一部新文学小说集，比鲁迅的小说集《呐喊》还要早一年。

徐志摩回国后，很快就以《康桥再会吧》等诗作震惊文坛，1925年出版诗集《志摩的诗》，是胡适《尝试集》之后，最有影响的一部新诗诗集，一举奠定顶级诗人的地位。

四，两人都创建了中国新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社团。

郁达夫和郭沫若、成仿吾等人，1922年组建了创造社，出版《创造》季刊，为中国新文学史上最具活力的一个文学社团。成员多为有留日背景的知识分子。

徐志摩和胡适等人，1923年在北京组建了新月社，1927年后转移到上海，出版《新月》杂志，发展为“新月派”。成员多为有留学欧美背景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五，两人都有轰动一时的婚恋事件。

先说徐志摩。1915年与张幼仪结婚，1922年在德国离婚，年底回国后正式登报声明。这次离婚，被认为是中国第一起新式离婚案。

与中国著名的才女林徽因有恋情，未能结婚，林对徐一直怀着深情。

1923年与当时北京名媛陆小曼相恋，1926年，陆与前夫离婚后，和徐结婚。

这三个女人，都是出身名门。

张家是中医世家。为了给女儿办嫁妆，派专人去欧洲采购，同时派六哥监督。出嫁时，嫁妆多到一节火车都无法运过去，只好雇驳船从海上运到徐家（海宁硖石）。她有好几个哥哥，二哥张君劢是中国著名的法学家，《中华民国宪法》的主要起草人，也是政治家，曾任民社党主席。四哥张公权，当过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的总裁，铁道部部长。徐志摩这个妹夫，就是他为妹妹选中的。

林家也是名门。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民国初年曾任司法总长。出身名门，嫁的也是名门。公公梁启超，戊戌变法时与康有为齐名，民国初年曾任财政总长，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丈夫梁思成，是有国际影响的建筑学家。

陆家也是名门。陆小曼的父亲名陆定，是前清的举人，留学日本，是日本名相伊藤博文的得意门生，民国初年曾任财政部赋税司长多年。

顺便说一下，陆小曼的前夫王赓，也不是等闲之辈。清华毕业后，留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毕业（文学学士学位），有感于国内连年内战，缺乏新式军事人才，又考入美国西点军校攻读，以第十名的成绩毕业，与二战时的联军统帅艾林豪威尔是同学。1923年二十八岁，已是少将军衔。陆小曼和徐志摩的恋情闹得满城风雨，不得不离婚时，他对徐志摩说：“我们大家都是知识分子，我纵和小曼离了婚，内心并没有什么成见；可是你此后对她务必始终如一，如果你三心二意，给我知道，我定以激烈手段相对的。”这也可以看出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胸怀。也可以说，是受过欧美教育的知识分子的胸怀。1942年抗战中，随军事代表团赴美考察，途经开罗旧病复发去世，北非盟军以军礼丧在开罗市郊的英国公墓。

按我们现在人的理解，徐志摩跟张幼仪离了婚，张幼仪本人，一定对徐志摩恨得要死了。其实不然。

张幼仪离婚后，一直未嫁人，因为哥哥的关系，当过中国女子银行的副总经理，徐志摩死后，她为公公送终，为徐志摩树起墓碑，先前只有墓没有碑。培养儿子上了哥伦比亚大学，徐志摩就是这个学校毕业的，也算是赓续父志吧。最有意思的是，儿子要结婚了，她问儿子想娶个什么样的媳妇，没想到儿子的回答跟他老子一样，说要娶个漂亮的。她听了心里不知多么难受，还是张罗着给娶了个漂亮的媳妇。他的儿子现在还活着，快九十岁了，在美国，叫徐积锴，我写《徐志摩传》的时候，曾跟积锴先生联系过，他给我寄来他一家初到美国时的照片，他的夫人确实可说是天香国色。后来《徐志摩传》出版时，我把这张照片用在了书上。不信，你们可以找本我的《徐志摩传》看看。

直到儿子成家立业，她也五十多岁了，在香港跟一个医生结了婚。没几年，丈夫去世，到美国与儿子一家团聚。六几年的时候，他又跟徐志摩的朋友梁实秋等人联系，在台湾出版了《徐志摩全集》，是徐志摩去世三十多年后，出版的第一套全集。晚年，由她口授，她的侄孙女执笔，完成了一部口述自传，在这部自传里，她说了许多他们夫妻之间的秘事。也说了她对林徽因等人的看法。她原谅了她的丈夫，但对林不原谅，理由竟是林引诱徐志摩跟她离了婚，却没有嫁给徐志摩，让他的丈夫受了那么多的苦。虽然离婚了，她始终是把徐看作自己的丈夫的。她说，在所有爱过徐志摩的女人里，说不定她是最爱的一个。要说做的事，也确实是这样的。她十五岁嫁到徐家，生了儿子，几年后离婚，三十几年里，培养儿子成人，为徐志摩的父亲送终，为徐志摩出版全集。

张家的弟兄们，会不会记恨徐志摩跟他们的姊妹离婚呢？一点也不，只是惋惜，之后是原谅。徐志摩和张幼仪闹离婚是在英国，其时张幼仪的二哥张君劢在德国，接到妹妹的来信后，回信里头一句话是：“张家失徐志摩之痛，如丧考妣。”意思是跟父亲母亲死了一样难受。张幼仪的八弟张嘉铸，徐志摩和陆小曼在北京结婚时，还盛装出席了这个婚礼。更绝的是，临死前吩咐家人，丧礼上不要放哀乐，朗诵几首徐志摩的诗就行了。

林徽因没嫁给徐志摩，当然是有原因的，以身世而论，林家是名门，徐家不过是当地有钱的商人，再就是，毕竟两人相差八岁（公历是七岁），以1922年徐志摩回国时的年龄而论，徐已二十六岁，林才十八岁。徐结过婚，且有一子，林还是个姑娘。但是，林一生都怀念她与徐志摩的感情。徐死后，林曾写文章写诗纪念，一点都不回避与徐的感情。

1934年11月19日，林陪丈夫去南方考察，返回上海时路过海宁硖石，就是徐志摩的老家，火车停了，她特意下来凭吊，这一天正是三年前徐志摩死去的日子。过了一年，在写的一篇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的文章中说：“如果那时候我的眼泪曾不自主的溢出睫外，我知道你定会原谅我的。”最让人感动的是，徐志摩在济南遇难后，她的丈夫梁思成立即赶去处理后事，知道妻子与徐志摩感情甚深，特意带回一块飞机上的烧焦了的木片，林将这块木片挂在卧室床头的墙上，直到1955年去世后梁思成才取下来。

陆小曼又怎样呢？看过电视连续剧《人间四月天》的人，印象中陆小曼是个交际花，是她爱交际又挥霍无度，生生地把徐志摩害死了。尤其是知道徐志摩死后，她跟一个叫翁瑞午的男人同居，更是鄙薄，认为这是个没有廉耻的女人。

不是这么回事。在我看来，陆小曼可以说是个近乎圣女一样的女人。不光姿容妙曼，而且品德极为高尚。

徐志摩去世的这一年，陆小曼只有二十八岁，可说还是个少妇，打她主意的达官贵人，不知有多少。连孙科都请她吃饭。但她不为所动，立誓不再谈婚嫁二字。长年素服，不施粉黛，也绝不出入娱乐场所。家中供着徐志摩的遗像，桌上鲜花常年不败。

有人说还不是因为陆小曼挥霍无度，弄得徐志摩经济拮据，才去北平教书，两地奔波，坐飞机死了。这话没有道理。坐飞机死了，跟夫妻不和，跟经济拮据没有必然联系。陆小曼挥霍无度，是真的，不会过日子也是真的。但你要想到，这样的一代名姝，就是要人养的，只能说你徐志摩后来养不起了，或者说勉强养得起，不能说陆小曼这样的女人不值得你养。这样的女人，你不能要求她又温柔又娴雅，还能里冲外打，没事的时候轻歌曼舞，家里穷了又能像《红灯记》里的小铁梅那样提篮小卖拾煤渣，担水劈柴全靠她。

再说徐志摩死后，她跟翁瑞午同居的事。我的看法是，这不能叫同居。同居是一种婚姻关系，陆小曼和翁瑞午在一起，只能说是翁瑞午仰慕陆小曼，甘心照料陆小曼的起居。翁是有家室的人，就在上海，这边住住，那边住住。就说是同居吧，也不是徐一死他们就同居了。徐志摩死后，经胡适说合，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答应每月给三百大洋的生活费，条件是陆小曼嫁后即停止。到了1938年，注意，徐志摩去世已经七年了，有天晚上翁瑞午和朋友在陆家聊天，夜深了，汽车有点毛病，回不去了，就在二楼烟榻上睡了一晚，小曼住三楼卧室。后来还有过几次。到了这个月的月底，徐申如派人送钱并附一条：知翁君已与你同居，下月停止。这样一气之下，陆小曼干脆就与翁瑞午同居了，想在就在，想走就走，不管别人说什么。接下来就是，为什么要与翁这样，而不正大光明地嫁给翁呢，在当年，这样的婚姻关系是允许的。这就要说到陆小曼的心志了。嫁了人，她的身份就变了，就不是徐志摩夫人了，而与翁同居，翁是能理解她的，家里照样供奉着徐的遗像，一年四季仍可鲜花祭奠。她还是徐志摩的夫人。她不怕别人说闲话，要的就是这个心愿。那么能不能不同居呢，不行，她是个不事生产的人，没有任何经济来源，不在一起生活，谁来养活？再说翁瑞午，也不是等闲之辈。他的父亲是前清的举人，当过知府，又善医道，家中积蓄甚丰。翁自己也精于医术，二十几岁就有自备汽车。还是沪上著名的票友，工青衣。陆小曼的戏艺，就是跟上他学的。小曼当时还抽鸦片，费用甚大。没钱了，翁就拿出家里的字画卖掉，供小曼享用。有人曾说过，“做徐志摩易，做翁瑞午难。”套用这句话，也可以说，做林徽因易，做陆小曼难。年轻时亲亲热热地相恋，谁也能做到，一方去世后守节守志几十年又难以为世人，当世的人和后世的人理解，这才是最难的。所以我说，陆小曼是个近乎圣女一样的女人。

对徐志摩这样优秀人物的评价，不能只听男人的，要多听听女人的。男人评价时，心里先存了“这小子艳福不浅”、“好事怎么全让他占了”的卑污心态，根本就不可能公正。女人的评价，往往最真实，最全面。徐志摩遇难之后，几位太太聚在凌叔华家里，张奚若夫人流着泪说：“我们这群人里怎么能少了他呢！”陶孟和的夫人沈性仁悲伤地说：“这都是造化的安排！”

再说郁达夫。原配夫人叫孙荃，是个知书达礼的女子，会写诗，郁达夫留日时，两人常诗赋唱和。

1927年，郁达人在上海主持创造社出版部时，在一个朋友家里遇见杭州美女王映霞，一见钟情，穷追不舍，很快就订婚，1928年初正式结合。这一年郁达夫三十二岁，王映霞二十二岁。一个才子，一个佳人，人们称赞他俩是“鸳鸯湖上神仙侣”。王映霞确实是个绝色美人，1938年，也就是结婚十年之后，王映霞已三十二岁，三个孩子的母亲，他们一家去湖北汉寿避难，有位叫易君左的朋友见了，惊奇过了这么多年，她的风姿还是那么美丽，身段还是那么匀婷。一时间让他想起了黄仲则的词：“晚霞一抹影池塘，那有这般颜色做衣裳？”

然而，这个美满的婚姻，还是失败了。1940年3月，两人在新加坡协议离婚。离婚的原因，好多人都说是因为王映霞不安分守己，跟一个叫许绍棣的人有染。这个人当过浙江省教育厅长，就是呈请通缉“堕落文人”鲁迅的那个人。

我不这样看。我认为毛病出在郁达夫身上。这就要说到郁达夫和徐志摩的文化性格了。人的教育背景不同，文化性格是会有差异的，不是绝对的，是相对的。郁达夫本来就有名士风流的品行，在日本九年，是接受了一些西方的文明观念，但日本的文化熏陶，在男女关系上，跟中国差不了多少，甚至比中国还要男尊女卑。这样，郁达夫就不可能有对女性的文明的观念。

举两个例子。有一年，郁达夫从安庆回到上海，行李留在船上，让王映霞去取，他的日记上是这样写的，“命王姬去取”。给自己的妻子叫“姬”，不是野鸡的那个鸡字，那是骂人的话，是“吴姬压酒劝客尝”里的那个姬字，郁用在这里，是妾的意思。明明是正式结合的夫妻，怎么能叫姬呢？郁达夫在跟王映霞结合时，说他跟原配夫人离婚了，实际上没有，孙荃还留在老家，这没什么，可恶处是一跟王映霞生气，就跑回富阳找孙荃去。抗战初期，两人在武汉闹翻了，王到友人家暂避，郁达夫回家不见妻子，就拿出一件王的白衣服，用毛笔在上面写了一句话：“此乃下堂妾王氏之物也！”发泄心中的愤恨。可见他是将王当妾看待的。更绝的是，马上在报上登出启事：“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携去之细软衣饰金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唯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住址。”实际上他知道妻子在哪儿，就这么作践她。第二天去朋友家请王映霞回来，王当然不干，非要他再登道歉启事不可，就又登了个道歉启事，王映霞才回来。这件事当时惊动了蒋介石，让人给许绍棣捎话，再不能胡闹下去，这才平息下来。

郁达夫这个人是有点神经质的，往往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他在自传里，就承认自己“是有恐怖狂，是神经质的”。曹聚仁说得更形象，一个诗人，他住在历史上他是个仙人，若是住在你的楼上，他便是个疯子。别人是家丑不可外扬，他是没丑也要说成丑，一点小丑也要说成大丑，恨不得天底下的人都知道。上面的事情过后，郁达夫要到新加坡宣传抗日，王映霞跟上去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郁达夫瞒着王，在香港的一家刊物上发表了《毁家诗纪》，诗是好诗，但是在诗里，几乎是用纪实的语言，把他认为确实有的王映霞与许绍棣的关系全说了，比如有这样两句：“九州铸铁终成错，一饭论交竟自媒”，意思是王映霞有次跟许绍棣吃饭，饭后发生关系，自己把自己给嫁出去了。对他自己呢，则是自轻自贱，说自己“欲返江东无面目，曳尾涂中当死”，就是说自己像个王八一样，尾巴在泥里拖来拖去。这是一首词，从词的角度看，真是首好词。你们听听下半阕：

匈奴未灭家何持，

且由他，莺莺燕燕，私欢弥子。

留取吴钩拚大敌，宝剑岂能轻试？

歼小丑，自然容易。

别有戴天仇恨在，国倘亡，妻妾宁非妓？

先逐冠，再驱雉。

还怕人不知道，作了个注：“许君究竟是我的朋友，他奸淫了我的妻子，自然比敌寇来奸淫要强得多。并且大难当前，这些个人的小事，亦只能暂时搁起，要紧的，还是要为我们的民族复仇。”真是慷慨悲歌啊，谁听了能不动容！

可是你们得知道，这个时候王映霞就跟他在新加坡，已三个月了，就在一个房间一个床上睡着啊。怎么能这样对待自己的妻子呢。

我们只能说郁达夫是个真正的诗人，他的一生，都是为了写好诗，只要诗能写得好，别的什么都可以不管不顾。王映霞也是个有文化的新女性，哪能受得了这个气，就协议离婚，回国去了。

七、两人都是惨死。

新加坡沦陷后，郁达夫和朋友们一起逃到南洋，就是现在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在那儿隐居下来，化名赵廉，开了个酒厂作掩护。但是一次偶然事件，让他暴露了身份，日语说的那么好，日本宪兵就让他当了通译，就是翻译。1945年9月，抗战已经胜利，日本宪兵队还没有撤走，日本人早就知道赵廉是郁达夫，郁达夫在日本的名气很大，他们知道，将来审判战犯的时候，郁达夫的证词非常重要，就将郁达夫诱骗出家，活活地掐死了，才四十九岁。至今尸骨无存。

徐志摩的死大家都知道。家在上海，在北大教书，经常往返北平和上海之间，他是名人，那个时候很少有人坐飞机，中国航空公司为了宣传的目的，有个朋友就送他一张免票。1931年月11月，家里有事，要回上海，11号由北京飞到南京，坐的是张学良的飞机，张不在机上，是张派飞机送他的外交顾问顾维钧到南京办事；九一八事件刚过去，北方形势危机，常要去南京汇报。徐志摩到了南京，再转车到上海，在上海待了几天，18号返到南京，原来以为张学良的飞机也要回去，有事耽搁暂时回不去了，正好他有免票，就搭了一架运送邮件的小飞机。到了济南南边党家庄附近，大雾，飞机误触山头起火，机身着火遇难。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五岁。西方有个说法，天才都活不过三十六岁，从这一点上说，他真是个天才。

八，两人长期以来，在大陆文坛都遭受冷落，排斥。

郁达夫因为惨死，倒是获得革命烈士的头衔，但也没有改变他受冷落的命运，主要是说他是个颓废派文人，品格不高。

徐志摩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一直是当作资产阶级文人对待的，不光对他个人，就是对新月派这个文化团体，也是贬斥的。

在文革前，甚至文革后一个时候，郁达夫的书还出过一些，徐志摩的书几乎没有出过。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才多了起来。

九，两人都有一种不合时宜的正直，是真正的中国文人。

正直如果合了时宜，跟溜须拍马没有什么曲别，至少也是曲别不大。不合时宜，可借用苏东坡一句话，有天苏问跟前的人，他的肚子里是什么，有人说是满腹面经纶，有人说是绵绣文章，只有他的爱妾朝云说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他自己说过，他每转一个念头，就应当判两千里的流刑。这样也就知道什么叫不合时宜了。

1927年初，郁达夫从广州回到上海，虽然广州是当时的革命策源地，但郁达夫还是写出了自己对广州的真实看法，文章叫《广州事情》，严厉地批评了广州革命政府的种种腐败与弊端。首先是政治的腐败，那些当了部长、厅长的人，每天晚上请客吃饭，一席就是好几百元。广州的马路很宽，“这一条宽广的马路底下，曾经牺牲了多少民众的脂血”。再就是党化教育的弊病。青年学生，热情如火，渴慕正义，但都屈服在旧势力之下，见了铁杖，连头也抬不起来。政府说马，学生就马，政府说鹿，学生就鹿。政府对学生和学校的高压手段，学生及社会，不能加一句批评。工农阶级，全被一些小政客所运动。文章发表后，郭沫若、成仿吾都写文章批评，甚至绝交。但是没过三个月，四一二政变发生，怕谁都得承认郁达夫的看法是正确的。

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郁达夫是发起人之一。但是，左联里面的党员，竟要郁达夫参加飞行集会，撒传单，郁达夫不干了，说了句很有气魄的话：“我是作家，不是战士。”这句话是对徐志摩说的，传到左联，同年11月左联开会，通过“肃清一切投机和反动分子”的决议，开除郁达夫。后来事实证明，左联确实有宗派主义的问题。他们从来就没有把郁达夫这样的著名作家当自己人看。

徐志摩在这方面的事更多。只举一件，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兴起一股热潮，就是盲目歌颂苏联的建设成就，连胡适也加入到这个合唱中。1926年7月，胡适经苏联去英国开会，在莫斯科待了几天，参观了一些地方，给国内朋友的信中，赞美苏联的教育，说这样做下去，说不定真能建造一个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此类推，将来可由狄克推多（Dictator,意为专制者）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治制度。这个朋友把信给徐志摩看了，建议在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上发表。徐志摩发表了信，同时加了按语，说胡适在政治上太天真了，太糊涂了，专制与民主是绝不相容的，专制政治绝对过渡不到民主制度。他认为，这是胡适十年没有出国，自从留美归来之后已经做了十年的中国人。

他们两个，为什么在中国变革的关头，都能看得比较清呢，与他们的那种不合时宜的正直，不作违心之论，不能说没有关系。也与他们在国外留学时，学的是西方的政治经济学不能说没有一点关系。

十、他们的文学成就都是第一流的，必将永垂史册。

郁达夫的小说不用说了，那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小说。他的旧体诗也是极好的，可说当时的诗人没有一个比得上他。徐志摩的新诗不用说了，他的散文也是第一流的。我最欣赏的是他们的文字，徐志摩说郁达夫的写作，是“不留余沥的倾倒他自己的灵魂”，实际上他自己也是这样的。现在的中国文学史上，一说到现代文学就是“鲁郭茅，巴老曹”，我看了只觉得可笑。我只能说，这是现在的人写的，是只懂得政治，而不怎么懂得文学的人写的。将来的现代文学史上，写谁不写谁我都不在乎，但不把徐志摩和郁达夫放在一个重要位置上，那么这部文学史肯定是不合格的，说轻点是无知，说重点就是秽史。

现在该说说我为什么选了这么个副题，说他俩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对宝贝”。按中国的文化传统，对这样并列的两个优秀人物，尊重点的说法，用玉比喻，就是双璧辉映，用山比喻，就是双峰并峙，用树比喻，就是双松挺秀。我不想这样说，这种说法，通常是说那些应时的辉煌人物的。纵是高贵的称谓，我不喜欢的人用了，就不想再给我喜欢的人用。所以，我觉得，还是称他们为一对宝贝妥当些，虽说带了谐谑的意味，听起来亲切，有人情味儿。这两个人物，真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不止是文学史，应当说是中国文化史，甚至可以说是中国文明史上的一对宝贝。不说那么多了，说中国文学史总不会错。我可以预言，只要中国文化不消亡，这两个人的名字，就不会从中国文学史上消失。一千年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只剩下几个人的时候，还会有他俩。现在我们说一千年前的李白杜甫，多么的敬仰，再过上一千年，人们说起徐志摩郁达夫，也会同样的敬仰。一定会的。

                                                   2009年5月13日

帅琳按：早就听先生说不再给人作序，但是间或又偶尔能见到先生替人作的新序，八成先生是抹不开老友的情面。想让先生作序的朋友就要抓住先生这个弱点，跟先生说：“难道我们不是朋友？难道我们不是老朋友？”说了这两个“难道”不怕先生不帮您作序。下面这篇文章就是先生最近给一位特别优秀、特别可爱的小姑娘的新书写的序。

                              水洗过似的清凌圆润

                                                   韩石山

初秋的一天，明骐先生领着他的外孙女来到我家。

在客厅坐定，一面跟明骐先生聊天，一面推过茶几上的水果盘让小姑娘自个选用。我的直觉，定然是明骐先生领着外孙女出来散步，路过我这儿进来坐坐。二十多年前，我在某县下乡时，明祺先生是这个县的领导，对我关照甚多。年龄相仿，性情相近，时间久了，也就成了朋友。

说话间，明骐先生取出一册打印好的文章递给我，说是汯妮写的，山西一家出版社将出版一套丛书，拟收入，想让我写篇序。我说好啊，复问：汯泥——？

我以为是他的一位亲戚或是一位下属，不料明骐先生伸手指指旁边坐着的外孙女，说，就是她呀，段汯泥。

“韩爷爷，您忘了，我去年跟姥爷来过您家。”

我这才注意到，小姑娘一直端正地坐在对面，跟前的水果一动未动。

我的尴尬可想而知。可这能怨我吗，不管是去年还是这次，我都是把她当作明骐先生的“拐杖”看待的，小孩子嘛，闲了陪姥爷出来散散步，该是情理中事。谁又能想到，这个还在上小学六年级的小姑娘，竟写了这么多的文章，要结集出书且要让我写序。只有一点是不服气也得服气的，就是这个小汯泥，虽说脸上尚未完全脱尽稚气，而举止之大方有礼，身材之高挑娉婷，确乎超出同年龄的女孩。

“没说的，没说的！”我急忙应承。

送走爷孙俩，坐在沙发上，随手翻看文章册子。据明骐先生说，这册子原本有别的用项，故而前面附了许多复印的荣誉证书，全是小汯泥这两三年间获得的。我最看重的是，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希望之星”英语风采大赛山西赛区的比赛中，获得小学组的特等奖，在全国“美康杯”英语口语比赛中，获得一等奖。当过多年教员，在学习上我有个牢固的观念，就是，一个小孩子，在汉语的语言环境里，英语能达到相当高的水准，至少说明这孩子是聪明的，有着过人的记忆力。

接下来的看法，就不是人人都会认同的了：学好数学要聪明，学好语文尤其是作文，若不是需要更大的聪明，至少也要不次于学好数学的聪明。这道理，说开了不难明白，同样是需要聪明，而学好语文尤其是作文，需要将这聪明化为感情，再落实到文字上，没有更大的聪明是很难做到的。

一面这样么想着，一面浏览着册子里的文章。纯净，流畅，字字句句，都像水洗过似的清凌圆润。最为可喜的是，我们的小作者，有着细致的观察，丰富的想象。这篇《我爱小花貓》，写在院子里见到一只迷路的小花貓，便每天带了食物去喂，次数多了，“我开始喜欢小花貓。这貓的眼珠早晚是圆溜溜的，中午是小细缝；鼻子塌塌的，凉凉的；爪子是尖尖的，遇上敌人会伸出利爪。”这观察多仔细！

再看这篇《我》，起初还以为是写她怎样帮助同学们克服困难，做好事，看罢方知，原来是用拟人的手法，写教室里的日光灯。白炽的灯光，不光给了教室光亮，也照彻了同学的心灵。“一次同学对老师撒了谎，我见了很生气，发出刺眼的光芒，照得他不得不对老师说了真相。老师表扬了他，说诚实是最宝贵的，我见了微微地笑了起来。”看这想象！

在浏览的过程中，我发现，这孩子所以能写好文章，读书多，肯动脑筋外，还得力于她的见多识广。仅从这本册子里提供的文章，就知道这两三年间，去过草原，去过海边，爬过武夷山的山峰，领教过伦敦的大雾。对于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来说，这经历不可谓不丰富。

聪明，勤奋，又见多识广，写出这样清纯而成熟的文章，也就不难理解了。

小汯泥，你该珍惜，有这样一个幸福的家庭！

小汯泥，更要努力，你已打下这样好的基础！

                                                  2009年9月14日于潺湲室

帅琳按：发《铁凝：款步轻移转身时》时先生让我写个按，今天收到先生几篇美文，先生没说要写按，也没说不用写按，可把我给难住了，到底写是不写呢？我想征求一下先生的意见。当我一口气读完《〈都市〉——我的岳家》这篇有趣的文章就迫不及待的把它发了出来，没什么比尽早的把好文章呈送到读者面前更好的事了。按不按我就暂且这样自作主张了。　　　　　　　　　　　　

                             《都市》——我的岳家

　　　　　　　　　　　　　　　　　　　　　韩石山

礼拜五？行啊，没问题！

书房里我刚放下电话，正在客厅拖地板的妻子问，谁家约稿吧，这么痛快，电话里能看清楚？

她知道，自从退休后我变得特别刁钻，轻易不答应报刊的约稿，除非是美女编辑，理由堂皇得可怖，说怜香惜玉等于扶贫济困。因此她的问话里，隐含的意思是，又犯贱了。

这回她可失算了。我说，岳家的事，能不痛快吗？

噢，《都市》约稿呀，那可要好好写。

女人嫁了，不管多大年纪，怎样相夫教子，心里总也忘不了的是娘家的事。越是好女人，越是这样。如果这也算得一条社会定律，放在贱内身上，可说是再恰当不过了。真正的娘家已无事可让她操心，理念上的这个娘家也就有了操不完的心，什么时候都忘不了她是《都市》的一员，是《都市》的女儿。

妻子是人家的女儿，我这当丈夫的，只能是《都市》的女婿了。这话最早是孙涛先生说的。那时《都市》还不叫《都市》，叫《城市文学》。

他有资格说这个话。

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期，具体地说，就是1984年秋天，我离开工作了十几年的吕梁山区，调到太原在山西省作家协会专事写作，妻子与一双儿女随调。儿女正当学龄，就近上五一路小学没有发生大问题，而妻子的工作安排可就大伤脑筋了。妻子学历不高，身份却属干部编制，自然不愿意去工厂或是什么集体性质的事业单位。孙涛是我的老同学，其时是《并州文化》的主编，知道了我的难处，说“叫淑娟（妻子的名字）来我这儿吧！”

去了做什么呢，编辑是当不了的，好孙涛，真聪明，给单位买了一台打字机，就是那种夹起一个铅字，咔嗒一下打一个字的那种老式机子，说是单位需要一个打字员，便将妻子名正言顺地调入了。干一年多，孙涛高升了，调到《城市文学》当主编，问我淑娟怎么办，我说，那还用说吗，你到哪儿她到哪儿。就这样，妻子到《城市文学》编辑部当了一名财会人员直到退休。

大概就是老孙当主编时惯下的毛病，只要城市文学社有事用得着我，只要给淑娟说一下，就等于派定了。不说单位的事了，老孙的集子出版了，我见了怯怯地问：可需要写篇评论文章。最希望得到的回答是，老孙能像“拒腐蚀总不沾”的领导干部那样说句：“少来这一套！”或是我后来遇到的那些对文学半窍不通，对我这样的三流作家的文章更是不屑一顾的文坛恶棍那样，说句：“压根就看不上你！”既落下人情又不必劳心费力，没那等好事，老孙比我聪明得多，做出一副不在意的样子，笑眯眯地说：“不忙了来一篇嘛！”

那几年常在一起开文学方面的会，正好我俩在一起，我最愿意的是听他介绍我们的关系是老同学。都是山西大学出来的，他是中文系，我是历史系，一个年级，在学校就认识，说老同学名正言顺。每当说完这层关系，老孙总要添上一句：“老韩是我们编辑部的女婿！”不管他是怎么样想的，我一听这话，就觉得身子矮了一大截。再一想也就释然了。过去人说，丈夫无能，随妻改姓，我这是丈夫无能，谁关照了老婆谁就是岳家。

后来老孙不当主编了，但这名分定下了，萧规曹随成了孙规韩随，后来的历任主编也就一概当做岳家伺候了。

这也是缘于我的一种人生理念。我从来就认为，作者与编辑部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有关系的是人。我跟多少刊物打过交道，留下印象的只有编辑部的人，从没想过那个编辑部是什么样子。常是没那个人了，跟那个编辑部的联系也就断了。《都市》这个编辑部，除了身份比我高一辈外，对待我这个老作者，那是没有一点说辞的。不说别的了，就说稿费吧，这最能见出人心，给别的作者若是千字三十元，给我总会多那么一元两元。可别小看了这一元两元，那就是几个喷香的白面饼子，困难时期是能救人一命的。

这就要说到《都市》后来的几个头目。

头一个该说的是梁枫大姐。

第一次见梁枫，好像是在一次研讨会上，那时她还没有来市文联任职，我也没有后来那么落魂，一见面她就夸我在《太原日报》写的系列文章怎样的尖锐，怎样的俏皮，她看了怎样的喜爱。当下给我的感觉，能得到梁大姐的夸奖，就是往后《太原日报》不给一文钱的稿费，我也要不屈不挠地写下去。记得就在会上，梁大姐还出了个题目让我写，后来写没写不记得了，很有可能是写了的，因为那一段时间我正文思枯竭，恨不得满大街爬在地上找素材，梁大姐是行内人，说能写的肯定是个好题材，怎么会不写呢。

一晃又是多少年，再见梁枫大姐时，已是《都市》的主编了。她这个主编，跟此前此后的主编有所不同，她的第一身份是太原市文联的主席，第二身份才是刊物的主编。记得梁大姐当主编后我们第一次见面，也是在一个什么研讨会上，就在市文联的大会议室开，一见面拍拍我的肩膀说：
    “我来了才知道老韩是我们的女婿呀！”

我当下差点晕倒。一时的感觉是，倘若过去说的岳家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的话，那么以后这岳家就有了实指了。泰山不知是谁，泰水定然是梁大姐了。

艰难的世事，早就把我磨练成了个圆滑甚至奸滑的人，觉得人生在世，许多事情是无可无不可的。有了岳家就该有泰山，没有泰山有个泰水也不赖嘛。再说，梁大姐是个多么漂亮的人儿，风度优雅，仪态端庄。若没有妻子这层关系，像我这个倒霉样子的，就是提上礼去门上求情，梁大姐也未必肯说这么一句亲热话。

看到这儿，有人或许会说，老韩呀，把你的流里流气的话收起来吧，梁主席当时可是有一把年纪了，不爱幼不能不尊老呀。这叫什么话，你是说人老了就不该用漂亮这个词儿？

我从来不这么认为。

这就要说到我的另一个人生理念了。对于女人，除了特殊情形特殊对待外，我的眼里只有漂亮与不漂亮之分。漂亮的女人，年轻时是漂亮姑娘，中年是漂亮女人，老了也是个漂亮老太太。反之亦然。梁主席当时还没有到老太太的年纪，只能说是漂亮女人。再就是，我对女人漂亮不漂亮的评判，用的是推导法。一个自己敬慕的女人，纵然年纪大些，用推导法一推导，比如说推到十年前，二十年前，马上就还原成为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媳妇。梁大姐就是那种最容易还原的女人，你看那身段，你看那脸盘，连还原都不用，就是个漂亮女人嘛。

唯一遗憾的是，梁大姐当年太忙了，没有时间看稿子，若是常看稿子，我得到的夸奖肯定比谁都多。

下来该着说谁了？该着说哲夫先生了，不，还是放在下面说吧，什么都是凑堆儿，说到女的，由不得就想到刘亚瑜女士。社长兼副主编，地地道道的管家婆儿。

最早知道亚瑜是什么时候，让我想想，可早了，早到我还没有调到太原。此前我在文坛上已薄有声名，一年里头总会来省城开上一次两次的会，与会的也都是跟我差不多年纪的人，开会之余免不了在一起议论议论女人。记得某次，一位太原的作家说：“市文联的刘亚瑜，是个美人坯子！”他那太原话，说起“坯子”二字，我听着总像是“痞子”，觉得这个组词实在是太妙了。美人而能因美成痞，等于说不管怎么都是个美，说起话美，笑起来美，骂起人美，撤起泼也美。

从此以后，就有了一睹芳容的念头。

记得是后来不久在侯家巷招待所开的一次会上，无意间听人说，刘亚瑜来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就总在留心谁是那个“美人痞子”。眼看就要散会了，还没见上亚瑜，晚饭后在招待所院里散步，忍不住对省作协的一个朋友说，听说太原市文联的刘亚瑜来了，我怎么没见到呀。那位朋友朝门口一指，说，那不就是嘛。急忙看去，只见一个身影在门口一闪就不见了。仅从那袅袅婷婷，飘然而逝的身影上，我就信服了那位太原作家朋友的话，果然是个“美人痞子”。

想不到的是，三两年之后，这个美人儿竟成了我岳家的一员。

认识之后，我倒真的希望亚瑜是个泼泼辣辣的“美人痞子”，哪里会呢，打过几次交道之后方知，在山西文艺界里，亚瑜不光是美女，也是才女，还是个行政长才。别说骂人撤泼，就连高声说话在她那儿都不多见，什么时候见了，都是那么温文尔雅，雍容大方，说起话来清清爽爽，办起事来利利索，尤其是那不经意间的一笑，几分自信，几分妩媚，真应了《诗经》里说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亚瑜最可贵的，是她的人情味儿。有一个时期，编辑部的几个人常在一起聚餐，比如月初发了刊物，大家劳累了一场，就在跟前的小饭馆里嘬上一顿。每当这时，亚瑜就会跟淑娟说，叫老韩也来吧。她知道，我在家里从不做饭，淑娟不在家，可吃的东西只有方便面，要么就是剩饭剩菜。去了，就在编辑部斜对面的“黑砂锅”，多半还有新雨、少琳、小程，一般不会有哲夫，有哲夫时一定是在一个高档些的饭店。点的菜，一个是砂锅，第二个还是砂锅，区别仅在于这个锅底比那个更黑也更脏。此外就是山药丝、炒豆腐、回锅肉之类的家常菜。那几年，我还喝酒，只要我来了，亚瑜常会让小程去旁边的便利店卖上一瓶“黄盖汾”，说是怕饭店里有假货，喝坏了我的身体。别看都是些普通饭菜，普通酒水，一经亚瑜热情指点，你吃了那种舒服的感觉，绝对胜过什么大酒店、大饭庄。

亚瑜是才女，那是没有说的。她的散文，别有一种清新典雅的韵味，在山西的女作家里，是很少有的。后来她出任山西女作家协会的主席，可说是实至名归。对不住的是，早些年，有一次我说给你写个什么吧，她将过去发表的文章让淑娟拿来了，一放就是大半年，我也没有动笔写一个字。亚瑜从来没有催过我，后来听说她出了书，一次见了面，我惭愧地说，你看我这个人，说了写总也没有写。亚瑜大度地说，写不写吧，你把你的文章写好了，我们看了一样的高兴。

这就是亚瑜，多有涵养多有境界多有品格！

这样说，并不是说亚瑜对我从来只是关照，不是的，有时也会批评我。纵是批评，也是亚瑜式的，谑而不虐，风趣幽默，见出才情，也见出性格。比如有一年，新雨的散文集出来了，我给写了篇评论文章，正好遇上一次小聚会，亚瑜当着我与新雨的面，说：“你看人家老韩多有眼光，批评余秋雨，表扬杨新雨。”

提到新雨就说说新雨。

《都市》的几个朋友中，跟新雨打交道不能叫少。好些年了，他一直是刊物的副主编，分管稿件编辑，我的稿子大都是经他之手刊发的。有时候，会打个电话，说他要编一期什么，问我可有相宜的稿子，我总是痛快地答应一声：“行啊！”有现成的很快发过去，没有就赶紧写一篇应卯。再就是，他跟淑娟在一个办公室，我偶尔有事去办公室找淑娟，多半会遇上。见了面，先谈点别的，拐上两三个弯儿，总会拐到文学上。新雨的性情，最是斯文，最是和气，跟新雨在一起而不谈文学，总有一种对人不起的感觉。也是一种遗憾，就跟见了神仙不讨点仙术一样，吃亏的只会是你自己。

这当然是因为他在散文写作上的造诣。他的散文集《仰望孤独》曾获全国首届冰心散文奖，散文名篇《养母》入选孙绍振先生主持编选的一套中国语文教材。这样骄人的成绩都是我可望而不可即的。然而，谈起文学写作，他却是那样的谦诚，那样的坦直，记得有一次我去他们编辑部找妻子，正好淑娟去财政局办事去了，于是我们俩便闲聊起来，三拐两拐就拐到文学上来了。

“老韩，你说说，你的文章咋就写的那样生动活泼呢？”

“你自个就写的很好，这不是笑话我嘛。不过，我还是有点小体会的。好的文章，应当如美女出行，身佩琼琚，叮当有声而仪态万方。写文章就要写出那个声响来才够味儿，够劲儿。”

“你这比喻真新鲜。你说文章真的能看出人品吗？”

“我不知道你是希望看出来，还是怕看出来。要叫我说，文章能看出性情还说得过去，说能看出品德，人格，就大谬不然了。真要那样，考查干部就不需要组织部了，找来文章看看就行了。法院判案，也该加一道手续，就是看他写的文章如何。”

“有道理，有道理。”

不管我说什么，总能得到新雨的夸奖。清高可以假装，虚荣谁都喜爱。这也是我愿意跟他谈文学的原因吧？

该说说哲夫了。在山西，年轻一点的朋友中，我是很敬佩哲夫的。如果说过去我对他的创作不是很关心，这几年我是越来越关心了。这倒不是因为他是《都市》的主编，而是因为这些年，我越来越发现，他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有道义担当的作家。我一直以为，文学不过是小道，所谓“雕虫小技，壮夫莫为”，指的就是这类事。只有加入社会责任感，才会关乎世道人心，关乎国运兴替，才可称之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正是基于这一理念，有几次在不同的场合，我都极力推崇哲夫的环保系列作品。其披露的事实，真可谓触目惊心，其为国为民的情怀，真可谓披肝沥胆，撼天动地。

有一次在一起喝酒，记得亚瑜、新雨都在，他夸我的文章写的好，有灵气，我说，哲夫，快别说什么灵气，这年头对作家来说，不是什么灵气不灵气，而是有没有正气，有正气什么都有，没正气什么都没有。山西的一大祸患，是空气污染，已到了宜居不宜居的地步，将来有一天，真的实现了碧水蓝天，人们会问，你可有尺寸之功，我相信今天的许多作家将无言以对，而你是可以自豪地拿出你的几部书的，不光对山西，就是对全国的污染，你也有发言权。哲夫，请相信我，这才是万世不朽之功业，这才是当今文人报国的不二法门！

哲夫当即言道：老韩，往后的事谁也不知道，只说当下，我同意你的话！

其时我已退休，哲夫鼓励我振作起来，写部反映现实的作品，我说，退休后我给自己定的做人的准则是淡出文坛，若无其人，能平静地看看书就心满意足了，别的，非所计也。

哲夫大笑，说：我是不计成败，一定要干下去的。

他说的干，就是写。看着他那壮实的身材，我一下了明白人家问赛珍珠写作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赛回答“身体好”是多么的有道理了。

编辑小阎让我写写与《都市》的关系，拉杂写来，不觉已数千言。还想插上一句的是，在山西文学界乃至文化界这个大格局中，《都市》和它团结的作家群，是有其特别的贡献的。作为这个作家群中的一员，我感到骄傲。当它迎来六十岁华诞的时候，只能奉上这么一篇浅薄的文章，我的羞愧就不用说了。

                                                   2009年8月18日于潺湲室

铁凝与雷抒雁在研讨会上

帅琳按:这是一篇很见韩石山先生性情也很彰显先生幽默文风的文章，在先生的侃侃而谈中“韩日中东亚文学论坛”中的许多见闻和现任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女士的翩翩风度跃然于我们的眼前。我私下里以为此文还表达了先生对中国作家协会邀请他参加“韩日中东亚文学论坛”的感谢之意。此文已在今年出版的《名作欣赏》第九期刊发,照片由韩石山先生提供。

                            铁凝：款步轻移转身时

                                             韩石山

老作家里，汪曾祺对女作家的评价最到位——部位，他评价铁凝是这样说的：面容纯净高雅，像英格丽·褒曼，鬓发蓬松之际，酷似费雯丽，“两腿修长，双足秀美”。（《铁凝印象》）由脸到腿，到脚，无一不美。我每次跟人谈起此事总是感叹，斯人已逝，典范不存。

作为女作家的铁凝，先前曾见过两三次，可惜读汪先生的文章太迟，未能细心领略一饱眼福。待读过汪先生的妙文且心领神会，再见铁凝时，已是她将要当选为作协主席的那次作代会上，不管她怎样的随和，怎样的一如既往，架不住我已由山西人变成了河南人（郑人），且是老疑心邻居偷了他家斧头的那类，怎么看她，都像个中国作家协会的主席，而不像当年那个可以让你上下打量的邻家妹妹了。

原以为再见此人，只会在报纸上，在电视里，不意还没过两年，就有了一次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前年退休后，我给自己定的做人的准则是，淡出文坛，若无其人。不是故作清高，实在是几十年笔耕，身心俱疲，眼见来日无多，想过几天清闲的日子。料不到的是，去年夏天，忽然接到中国作家协会一纸通知，让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去韩国，参加一个国际学术会议，团员若干，团长铁凝。

手续种种，履行如仪，如期在铁团长的统率下出了国门。

虽说我已到了这般年纪，腰背佝偻，老眼昏花，毕竟饱读诗书又砥砺气节，甫出国门便告诫自己，一定要像古代的唐雎先生或是苏武先生那样，持节宣威，不辱使命。心里这么想着，嘴里也这么念叨着，不知怎么搞的，就像中了邪一样，一跟铁团长照面，就想起了曾祺老先生那贤明的教诲，由不得审视一下，想厘清如何的英格丽又如何的费雯丽。遇上铁团长走在前面，又由不得想起曾祺老先生关于腿与脚的八字真言，朝下觑上一眼，一面心里暗暗怨恨起汪老先生：这老儿害人不浅！

怨不得汪老先生，还是自己修持不够，总也改不了儇薄的品行，正经不起来的文风。好在此行写了三万多字的日记，再加上韩方制作了周详的《会议册》，仪程与发言均有刊载，摘引转述，都很便利。叙述容或轻慢，事实则敢言必。

2008年9月28下午到韩国都城首尔，住高丽亚娜大酒店。会议全名为“韩日中东亚文学论坛”，以后每两年召开一次，三国轮流作东。哪国作东，会议名称里，哪国的简称起首。后年日本作东，就叫日中韩东亚文学论坛。三方都很重视，韩国尤甚，可说是文学界的举国动员。在国内的情况介绍会上，铁凝曾说，举办这样一个常会，系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首倡，韩方最为积极，经济发展了，就有了文化拓展的需求。先三国联合举办，将来再吸收其他亚洲国家参加，形成合力，以彰显亚洲文学的实力。

第二天上午无事，早饭后，雷抒雁来电话，叫去他的房间坐坐。雷是著名诗人，也是这次中方团的副团长，另一副团长是莫言。与雷是老朋友了，全团三个年龄过了六十的，头一个是他，第二个是延边的许龙锡，第三个就是我了。没有几句，就谈到了我们的铁团长。雷是作协的老人，多年交往，与铁凝的关系更近了一层。说有次几个人外出参加文学活动，铁凝也去了，其时铁凝新婚不久，闲聊中都说怎样的可喜可贺，有人还说起当年冰心给她的“不要找，要等”的告诫是怎样的贤明，独有老雷朗声言道：别瞎说了，须知铁凝出嫁对她来说是好事，可谓得人，对我们这些粉丝来说，是怎样的失落啊！

我说：还是诗人厉害，一言九鼎，气盖群雄！

由此又说到上次的作协换届，我说了一位朋友的看法。此公名刘富道，也参加了那次会议，据他后来告诉我，在主席人选公布后的分组讨论会上他说：这次选择铁凝为主席候选人，说明我党在领导文艺上已经成熟了。我亦有同感。会前很长时期，在主席人选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让人有举棋难定之感。巴老百龄去世，人们的习惯思维成了，下来该着八十岁的上了，若七十大几也够资格，该说是后生可畏了。没想到中央不跟你在七十八十上纠缠，来了个反向思维，选择了个五十岁的，还是个女的，一下子让许多人没了脾气，想发几句牢骚，都不知道该怎么个发。

老雷说：这是一种政治智慧。

我说：是的，这一手真正是高。这让我想起了1972年中美联合公报，当时中国方面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必须承认只有一个中国，而美国与台湾订有防务条约，绝不可能只承认中国而不承认台湾。但这个难题，让时任国务卿的基辛格给破解了。发表出来的公报上，对这一观点是这样表述的：美国政府注意到，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这就叫政治智慧！中央这次在作协主席人选上表现出的政治智慧，可与中美联合公报上的这一措词相媲美！

当晚韩方在三清阁设宴，为莅会的中日两国作家接风，也是三国作家的正式会面。

从酒店到三清阁，车行约四十分钟，给我的感觉是穿越了大半个市区。说是到了，开始上坡，上了又上，拐了又拐，终于见到刻有“三清阁”三字的界石，旁边立一刻有“客饭”二字的石碑。给我做翻译的小金告诉我，这地方在韩国很有名，有部很火的电视剧，就是在这儿拍的。在这儿用餐，相当于中国人在钓鱼台设宴。

三清阁是个三层楼房，完全是中国唐式建筑风格，似乎还要夸张些。可爱的不是它的房子，而是它的院子，也可说不是院子，而是园子，一个宽敞的草坪花园。宴会的桌子，就摆在草坪上。共有十几桌，我在第三桌，每桌都配有一位日文翻译，一位韩文翻译。

主人致词完毕，宴会开始。毕竟是秋天，又是夜里，还是山上，确实有点寒气逼人的意思。主人似乎早有考虑，桌席间立着几个形似烤箱的灯，另有炽热的灯光照过来，每人椅上还放了一条折迭整齐的薄毛毯。纵然如此，着装单薄的女性，还是不胜其寒，大多将薄毛毯裹在身上。毛毯为灰蓝色格子花纹，裹在身上，让身着正装的女宾们平添了一份优雅。

九时许，宴会结束。主持人讲过话后，先是日本作家代表团团长岛田雅彦致辞，接下来是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致辞，就是铁凝了，风趣，得体，不时博得一阵掌声。

先说，感谢这清新的空气，感谢这虽说有些凉意，仍可称为温暖的秋天的晚上。也感谢文学，让我们三国作家在首尔团聚。有个中国作家，在他的一个小说里说，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在这个场合，我想套用这句话说，文学不是万能的，但一个民族，一个城市，没有自己的文学是万万不能的。是我们共同执著，共同热爱的文学，让我们排除各种干扰，各种困难，今晚愉快地团聚在一起。为了我们这个地球少一点，再少一点灾难，多一点，再多一点幸福，文学是值得我们坚守的！

末后说，让我代表我们一起来首尔的十五位作家，正要说下去，那边有人打手势让她慢一些。起初我还莫名其妙，立马就明白了。她每讲一句，先是日语翻译，再下来是韩语翻译，这次日语译了，韩语还没有译她又要说了。遇到这样的场合，最能看出一个人的捷智。铁凝嫣然一笑，稍停片刻，待韩语译过，接下来说：我刚才急切地要说话的心情，可证明今晚的美酒我是喝多了。中国人在祝酒时常会说，有许多剩下来的话都在酒里（说着晃了晃手中的酒杯）。在此我也要说，剩下的话都在酒里，干杯！再就是，借这个美好的机会，我们中国作家代表团有份小小的礼物，要送给举办这次会议的大山财团文化委员会。谢谢——撒舍弥大！

最后这个词儿，她是用韩语说的，大概说的很纯正吧，回应的掌声格外热烈。

记得跟老雷聊天时，我还问过，这次来韩国，是不是铁凝担任主席后的第一次出访。他说不会是第一次，但也不会是多少次，担任主席后，身份不一样了，外出反而少了。9月30日正式开会，去会堂的路上，我跟许龙锡走在一起。老许是鲜族人，在延边当过广电局的局长，又是一位诗人，不记得由哪儿起的话头，老许说跟铁凝是老朋友了，铁凝来韩国不止一次，还陪父母亲去过朝鲜；那次去朝鲜，是老许给安排的。正好这天铁凝的发言中，也说起来韩国的事。

此事既见铁凝的性情，也见铁凝的身世。

铁凝发言的题名叫《文学是灯》，说到她最初对韩国的印象，还是上初中的时候，看过一个叫《看不见的战钱》的朝鲜电影。内中特务接头的暗号是两句对话，一句是：“（问）你拿的什么书？（答）歌曲集”，一句是：“（问）什么歌曲？（答）《阿里郎》。”再就是另一部反间谍的电影里，有韩国女间谍整容后冒充朝鲜一个叫贞姬的姑娘。这样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她以为间谍对于朝鲜的渗透和整容术的先进，就是韩国的两大特点。而真正对韩国的理解，则是自1998年之后，一次次对韩国的访问，共有三次。每次都是韩国方面邀请她父亲去首尔办画展，知道她是中国一位著名的作家，便以陪同人员的名分邀请了她。

2003年那次，在首尔，某位韩国画界友人同她说起韩国著名画家金基昌和他的弟弟——金基昌的弟弟金基万是北朝鲜著名画家，上世纪五十年代在中国留学的时候，与当时也是大学生的铁凝的父亲，成为好朋友。她问这位韩国友人，金基昌先生在韩国究竟有多高的地位多高的知名度，对方说跟齐白石在中国的差不多。谈话时，她和父亲及这位朋友正在出租车上，她趁便问出租车司机，是否知道画家金基昌，司机回答说金基昌先生吗，那么有名的画家，哪个韩国人不知道呢。又说他的弟弟也很有名，住在平壤。当铁凝告诉这位司机，住在平壤的金昌万是她父亲的朋友时，这位司机显得意外而又惊喜。把他们送到目的地后，特意从车上下来，拐到另一边拉开车门，向铁父深深鞠了一躬说，因为您本人就是艺术家，又是我们的大画家的朋友，我向您致敬。

汪曾祺的那篇《铁凝印象》里，对铁父画品的评价是“不凡”。又说，铁凝有个叫人羡慕的家庭，一个艺术的家庭，父亲是个“不凡”的画家，母亲是音乐教师。生于这样的家庭，有那样的容颜在其次，有那样的气质也就理有宜然，势有必至了。

第三天晚上，韩方组织了“船上朗诵会”暨汉江夜游活动。我注意到，这天晚上的铁凝，虽是一身素装，而神态气色，分外的亮丽可人。她知道什么场合下，该是什么样的装束，什么样的仪态。这是一种天赋，可叹人们总要把它说成是一门艺术甚至是一门学术。中方朗诵者五人，铁凝、苏童、雷抒雁、许龙锡和韩石山。铁凝朗诵的是她短篇小说《蝴蝶发笑》里的一个片断。其中脚与路的一节，最为动听。哲理渗透在叙事中，声音飘荡在江面上，最能见出铁凝小说的语言之美，也最能见出铁凝气质的卓尔不群。声音没办法复制，只能退而求其次，领略一下文字之美：

是的，我在路上看到了路。杨必然很有些要为这句话激动的意思。为此他捉住了妻子一只手。他说只有在夜里，只有深夜你才能在路上看见路。你才能比任何时候都清楚地知道，你把脚一伸，是路在下边接住了你的脚，路迎合着你，烘托着你，抬举着你，随着你的重量，也不管你有多胖。你站着，路躺着，厚道无言地滚滚向前，在寂静无人的有星无星的夜晚，当你在无边的苍穹之下上了路，你会觉得不是你非要走路不可，是路在诱惑着你去走它，那本是它对你的抬举。你走着，能闻见路边那些树的气息：树冠射出的是儿童嘴里的甜爽味儿。树干沁出的是干净男人身上的一股子清苦。你能看见哪丛灌木里猫在甜蜜而痛苦地做爱，间或也能听见哪扇开着的窗里一声嘹亮的喷嚏——是谁没盖好被子吧，梦中就着了凉。你还能感觉自己的呼吸正千真万确地陪伴着自己。你是一个健康的人，在健康的夜里和健康的路走在一起。

这次在韩国的活动，分两个单元，头一个单元在汉城，即东亚文学论坛的主场，第二个单元在春川，可说是东亚文学论坛的副场。春川在汉江下游，临海，出了个了不起的文学家叫金裕贞，因此这里的活动，处处散射着金裕贞的光辉。头一天去春川，参观南怡岛费时多了些，晚上在金裕贞故里的欢迎会，开到很晚才结束。第二天在翰林大学的学术活动，安排的很紧，上午是几个人去大学演讲座谈，下午在一个大会场开会。明天就要回国了，下午会场上的人，明显少了许多。好些人都要去春川市里买点东西，只能是坐上一会儿便出去办事。我原来也想溜出去的，一想，我这样的与会者，别的事情上不能为国争光，坐坐场子的本事还是有的，也就没有动。

韩石山在韩国南怡岛上

约摸四时许，铁凝和雷抒雁有过来，在我和许龙锡旁边坐下。

铁凝说：“老韩还是遵守纪律的。”

我说：“见笑，也就这点本事。”

铁凝：“前段时间，我看到你写的一篇文章，原来文革期间，你家里受了很大的磨难。”

我说：“都过去了。”

难得跟铁凝坐在一起，多是她在台上我在台下，明天就要回国了，我对许龙锡说，老许，给我和主席照个相吧。老许的技术实在不敢恭维，好处是动作麻利，疾如闪电，拿起来啪啪啪接连就是三张。照毕我接过相机，一一察看，铁凝就在旁边，我靠过去让她也能看到。最先照的一张，铁凝像是还没有做好准备，正看我旁边的什么，落在相机上，好像正在看着我，她倒挺会解嘲的，笑着说：看我多么欣赏地看着你啊！

我一下子感到，真聪明啊。

记得早年看柳青的《创业史》，上面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什么叫风度，就是常人会尴尬的时候，他能不在乎地一笑。要叫我说，该是，常人会失一分的地方，他会得一分。聪明不光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品质。算出一加一等于二的是聪明，等于三的时候也让人觉得你是对的，就是品质了。

当天晚上，有一场告别晚会，就在一家歌厅里，中日韩三国的作家差不多都去了。那儿的卡拉0K水平，跟国内的没法比，只能说是个县级水准的。好在主人热情有加，客人又分手在即，都尽情尽义，也都尽兴而欢。我本来不打算去的，又想，看着年轻人欢闹嬉笑，不也很好吗？日本作家多是一个个单独出节目，轮到中国作家，先是铁凝和莫言合唱了一首《刘海砍樵》，接着是大家一起唱了个什么歌儿，后来又轮到中国作家出节目了，不知谁说，李敬泽唱的好，李主编（我还是出国路上才知道他当了《人民文学》主编）也不推诿，迈着他惯常的懒散步子，过去接过麦克风清清嗓子就要唱了。我以为他会唱个流行歌曲，比如青花瓷旧船票什么的。没想到他会说，就唱《阿里郎》吧。唱了，还真有模有样的。我不懂歌，是听旁边的孙甘露这么说的。

下来了，我们一桌，我说，你真行啊，会唱这样的歌，我当他是来韩国这几天才学会的。不料此公淡淡地说：“我前妻是鲜族人。”

开口就是我前妻，如同遗老开口就是前朝事一样，多有经历多有气派，一刹那间我竟挢舌不下。想想也是的，人常说夫妻一世如何如何，结婚一次，便是人生一世，离婚再娶，当然就是二世为人了。

第二天上午，来到仁川国际机场。好些朋友，就要在这儿分手了。苏童直飞南京，孙甘露直飞上海，许龙锡直飞延边，孙惠芬直飞大连。给人的感觉，不像是在国外，倒像是在国内某个城市，开完会就在机场分手。回北京的还是多数。几天相聚，还是有感情的。孙惠芬最迟，要到晚上八点才上飞机，分手时跟我们一一拥抱。几天相处，觉得惠芬真是个贤惠而可亲的女子，听了她两次演讲，明了了她的身世，对她的作品也就有了更进一层的理解。

我们一行，该说团主力了，午后三时许起飞，五时许到北京，出候机楼，已六点多了。铁凝有专车接，本该招招手即绝尘而去，为了跟大家告别，没走贵宾通道，而是跟大伙一起排队验证出关，我注意到安检人员看她的护照时，神态似有诧异之色。一直等到都取了行李，也像孙惠芬一样，跟我们一一拥抱，互道珍重而别。

回市内的路上，坐在中巴车上，想起在韩国时曾问过老雷，铁凝出任主席后

行为作派有无变化，老雷赞叹说，这么聪明的人，什么不懂得，不过是个华丽的转身罢了。综合几天的观感，此刻我倒觉得，对铁凝来说，出任全国作协主席，非是什么华丽的转身，不过是款步轻移而已。或者像她朗诵的她自己的小说片断里说的，是路在下边接住了脚，一个健康的人，在健康的夜里和健康的路走在了一起。

                                                         2009年7月7日于潺湲室

                                                          韩石山

几年了，老想写写林鹏先生，总觉得无处下手，书法家，篆刻家，学问家，小说家，还有个名头，是我私许的，纵横家，纵横捭阖，滔滔不绝。然而，老虎吃天，哪儿下口？

感谢张星亮先生，给我说了个事儿，一下子照亮了我心里的暗昧。有了，就从这儿写起。

先说事情的缘起。太原有个文物市场，在南宫，周六周日开市，隔上几周，我会去转转。不是要买什么，只是想去转转，看看。今天去了，意外地买到一方印章，古色古香，一时高兴就买下了。刻的两个字，有个像是“蒙”字，另一个不认识，回来路过棉花巷古玩城，心想，何不让星亮先生给看看。见了一看，说是“老”字，合在一起，便是“老蒙”或“蒙老”。心头一喜，说：该送给林鹏先生。其书室名“蒙斋”，亦以之为号。也是在星亮那儿，见晋阳印社新出的《印象》上，有“设立蒙斋印学奖”的报道，感叹此事办的及时，不料星亮说，这事儿全是无意间办的。接着就说了是个怎样的无意。

去年8月间，印社的朋友们请林先生来印社聊天，难得老先生出来一次，又去附近饭店嘬了一顿，酒酣饭饱，送老先生回府休息，正要转身离去，林先生从里屋出来，甩下一沓子钱来，说道：我怎么能让你们破费，这点钱拿去花吧！看着厚厚的一沓子钱，几个人愣了，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林先生复说：就算我的饭钱嘛！再要分辨，林先生的脸已沉了下来。几个人只好乖乖地收起，鱼贯退出，回到印社一数，整整一万。这可发了愁，本意是想请老先生出来散散心，没想到老先生会来这一手，怎么办，想来想去，就想出了这么个名堂：以此为基金，办个“蒙斋印学奖”。

我听了，连说，只有林先生能做出这样的事。什么是性情，这就是性情！

星亮说：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用在林先生身上，真是太恰当了。

回来之后，取出林先生新出的《平旦札》和新版的《丹崖书论》翻看，由不得又想起了不久前的两件事，一件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件是朋友告诉我的。

亲身经历的是，前年我让张颔先生给我写了个册页，后面还有几页空白，心想，若能让林先生题跋几句，岂不妙哉。于是便去了东花园府上，说明来意，林先生当即言道，张先生是他老师一辈的人，怎么能在张先生写的册页后面胡乱题跋呢。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一无语塞，嗫嗫嚅嚅，赧然言道：我不过是想留几个您老的字嘛。林先生转身回到里屋，抱出两个册页簿子，往案子上一顿，笑着说：想要我的字还不好办，你挑！两个册页簿子，均为织锦缎封面，比我拿来的要大的多，也华贵的多，信手一翻，里面一页一页全是他的草书。我一看傻了眼，这么贵相的东西，我能要吗？见我犹疑不决，林先生说，一本是两行的，一本是三行的，要哪个？我只好讪讪地说，就两行的吧。

后来一个老家的朋友来我家，他是搞收藏的，我让他看了林先生的册页簿子，说了事情的经过，朋友惊得半会儿挢舌不下，末后才说，只有你们这些文化人之间，才做得出这样的事。

听说的事儿更绝。前些年尔雅书店出售新版的《四库全书》，一套六七万元，促销的办法之一是送货到家。林先生去了，老板亲自接待，付过款后，林先生问：是送到家吗？老板点头说是。林先生说，好吧，便在一张白纸上写下地址，老板一看，心里叫苦不迭，也只好照办不误。原来林先生写的家庭地址是他的老家：河北易县某村。据说老板是雇了个客货车，奔驰数百里给送去的。

关于这套《四库全书》，还有个典故，也不妨一说。林先生在老家建起一个不能算小的宅院，正房两层楼，辟出一间专放这套书，平日门锁着，不让人看。但是少年儿童除外，来了都可以上去看看，摸摸。他的理由是：成年人看了无用，孩子们可就不一样了，叫他们从小就知道世上有这么一套大书，从小就存下对中国文化的敬重心，向往心。

性情，全是性情！

林老的经历，也是一般知识分子没有的。缕述太费事，且引他的一首小诗再稍做阐释就可以了。在《平旦札》第三十三节，他说，前些年受学生的怂恿，写了首打油诗，有点总结自己一生的意思。诗曰：

调儿浪当小八路，

自由散漫一书生。

命中注定三不死，

胡说八道老来风。

书中自注，三不死指战争中没打死，困难时期没饿死，运动中没整死。书中另一处，对他参加过的“战争”的诠释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

也是在学生的怂恿下，将此诗写成手卷，由学生奔走，姚尊中先生、张颔先生和卫俊秀先生都写了题跋。其中卫先生的题跋是：

乍读林鹏老友手笔诗作，才气横溢，所谓卮言日出，以和天倪，别有天地也。盖先生饱读百家奇文经史，固今时罕有之通人，纵通横通贯通直至精通，至矣，尽矣。是位达人，久仰慕六朝高洁之气度，大天而思，民胞物与，萧然物外，高矣，远矣。谓之狂人，有何不可。太白见皇帝，如见常人，乃成得个狂者。鹏君老来风，胡说八道，其真胡说耶？但能惠我此风，足以风人何如。

通人，达人，狂人，这是卫先生对他的老朋友的赞誉。

新出的《平旦札》，最能见出林先生的通、达、狂。

这是林先生的一本随笔集，也可说是一本读书笔记汇集。该书《引言》中说他，“欣赏五柳先生，好读书不求甚解。往往深夜读书，不知东方之既白”，又最佩服古人“读书得间，心知其意”的功夫，因而平素读书，不时记下几句心得，进入老年，翻翻读过的书籍，抄抄昔日的批语，积少成多，便有了这么一本书。写这序的时间是2008年1月8日，落款下又加一小注：“昨日得一曾孙女，大喜，特记”。可知是平日读书心得的精粹，又是在大喜的日子里汇集而成。所以名之为《平旦札》，盖取孟子“平旦之气”之意，说白了即是“平淡无奇”，歉抑也。

我最早看到的本子，是一种淡蓝色封面的“送审本”。这名头大有讲究，意即无所谓对与错，全面目呈现也。封面上仍用了林先生的字，曰“平旦札原稿”。另加一方红印。明眼人一看便知，不是过是为了留具“全尸”也。我的这本，是林先生送我，且说看后一定要提出意见。生后小子，只有遵命，看过之后，去林府交差。林先生见我在上面勾勾划划，又批的星星点点，大喜，当即取来一册将此册换去。待新书出版，又送我一册，论容量只及原稿三分之二。林先生叹息说：删了这么多，真是可惜。我笑着说：作为读者，我愿意看到全豹，若我是编者，怕删的更多。林先生听了，哈哈大笑。

我这样说，也是因为此书的出版者，三晋出版社的主管张继红先生，是我的朋友。此公是我的校友，怜我清贫又性喜读书，每次来看我，都会带两本他们社出版的新书。前些日子为商谈《张颔传》出版事宜，与原晋先生一起来寒舍，带来的新书两册，一册为《平旦札》，一册为新版的《丹崖书论》。过后我在《丹崖书论》的扉页上，记下了张先生的一句话和我的感慨：“这本书是张继红送我的。他说过，姚奠中、张颔、林鹏这样的老先生，其作品要及时出版，要抢救，别叫人不在了才想起，就迟了。在山西的出版社负责人中，有这样文化意识的人，太少了。”同时记下我初读《丹崖书论》的感受：“林先生这本书，这几天我看了几篇，其论人物（如傅山、卫俊秀），论书法，真是痛快淋漓，了无挂碍。”

“痛快淋漓，了无挂碍。”不仅是《丹崖书论》的风格，也可说是林先生叙事议论的总体风格，在《平旦札》中的表现尤为显豁。

书中第九十节说到，德国总理在波兰奥斯维辛的纪念碑前下跪的时候，全世界都感动了。德国有反思能力，而日本却不能。日本现在不能，将来也不能。日本之所以不能反思，原因不在日本，而在中国。有朋友对他说，中国对日本宽大为怀，战后不要求赔偿，不正是践行了儒家的以德报怨之说吗？林先生接下来说，这是曲解了孔子的话，孔子绝没有说过这个话。是有人问孔子，以德报怨如何？孔子说，“何以报德？”意思是，若以德报怨，又将以什么报德呢？反问得好。古今中外只有孔子具有这样强大的人格和如此斩截的语言。接下来孔子说：“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宪问》）注释家们说，直就是值。他理解为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在另一处又说，这个直，也有清算的意思。

对于孔子，林先生是极为推崇的。认为是儒家文化的代表，中华文明的结晶，，光耀千秋，弥足珍贵。不光是中国人行事的依凭，也是历朝历代施政的准则，“有了孔子，你就再也不能像没有孔子时那么说话了，你不能假装不知道，假装没事人似的了”。这就是孔子的意义。你可以疯狂地批判他，歇斯底里地打倒他，肆无忌惮地骂他，却不能无视他的存在。（第二十六节）

许多历史概念，论者常纠缠不清，到了林先生这儿，常能独抒心机，一语道破。比如“仁”，谈到中国文化，都会提及，究竟何为仁？新的解释是，仁者二人也，二人即人际关系，比起先前迂腐的解释，是进了一步。但是，林先生说，还没有说到点子上。他的看法是，仁者二人也，二人者夫妇也。夫妇不是一般的人际关系，是爱的结合，是感情，是道德，是天地之大经大法，是阴阳之合和，是万物之根本，是世界之滋始。有了夫妇，才有子女，才有兄弟，才有家庭，才有亲戚，才有朋友，才有国家，最后才有君臣，才有所谓的天下。没有夫妇，这一切都不可能产生。这就是“造端乎夫妇”的端（《中庸》）。（第二节）

又由仁谈到“仁者无敌”。林先生认为，此乃中国文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一个颠扑不破的伟大真理。语出《孟子》，数次出现。然而，这样一个重要的辞条，《十三经索引》《辞海》《汉语大辞典》等新旧辞书均无收录。看《孟子·梁惠王上》的语气，“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该是当时流传的古语。对此语的阐释，林先生说，此无敌，绝非“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无敌，亦非外强中干、色厉内荏实则不堪一击的号称强大，所谓战无不胜云云，实际上从来没有胜过，即使偶尔胜一回，也是侥幸而已。仁者无敌的真正意义，真实意义，是仁者根本就没有敌人。他不需要敌人，他没有敌人，他有的是办法化解别人的敌意，消除敌对势力于无形。不仁者有敌，有敌则必有一败，一败就难免一败涂地。（第四节）

对士君子的推崇，也是此书的一大亮点。林先生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一个群体，最好统治，而最难对付。可上可下，可贵可贱，上能与君王共治天下，下能与百姓患难与共。士之贵贱，常是政治清明与否的判断。杨雄在《法言》中说，“周之士也贵，秦之士也贱。周之士也肆，秦之士也拘”，说是的士人的待遇与精神状态，实则也是东周社会与秦朝社会的评价。进一步说，中国古代的文化，就是士君子的文化，孔子，孟子，都是士君子，是他们把士君子文化发展起来，达到了新的高峰。这个伟大成果足以对付两千年的封建文化而有余。借用罗布代尔语的一句话，就是“有文化的世族是不好对付的”。（第一〇二节）

别以为我用了这么个题名，这里引用的又都是些大的论题，就以为林先生只是放言高论，不知伊于胡底。非也，此书中，一些小的考证，就是我这个学历史的看了，也只有佩服。比如“不计而耦，不约而成”这句古语，出自《太平御览》，引的是《尸子》里话。为了弄清来历，林先生查了《太平御览》又查了《尸子》，知《尸子》无此语，《太平御览》有，还是《太平御览》靠得住。看北京大学中国文学教研室选注的《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上，对此语的注解是：不计而耦，即“不约而同”之意。指四人（黄帝派出的四人）步调一致，不必等黄帝考虑问题，他们四人都不约而同地把事情做好了。

林先生说：不约而成绝不是不约而同。“不计而耦，不约而成”，应当打上引号。这是一句古语，跟“仁者无敌”一样是古训。耦就是耕，耦耕。约，就是约定，后世叫契约，未耕以前已定下上交多少。计，就是计亩分田的计。“夏人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孟子》），此之谓也。成就是收获，收成，其上交的部分也叫成，如提成。中国古代，上古，农业之初始，上交是为了祭祖。“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这就是指上交部分的用途。每年的祭祀都是一个大节日，一年中有许多节日，是大家庭最快乐的时光，当然有许多花销。这时候，上交的部分不是交给公侯，而是交给父母，即家庭，或说是部族。

接下来还有对“不计而耦，不约而成”意义的引申，说是中国农业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不说后面的引申了，光说前面的考证，多么智慧又多么可信。相比之下，“不约而同”的解释只能说是笑谈了。

也千万别以为林先生是个冬烘，只知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寻章摘句，聊充博学。非也，书中引用的外国社会史与思想史的著作，更是让我这个自诩平日还勤于读书的人羞煞愧煞。当然，也不是没有可以解嘲的理由，此乃林先生几十年间的读书札记，取之精，用之宏，嗟予小子，何敢望其项背？且摘录些许书目，以见其一斑吧。

彼得·沃森《二十世纪思想史》

古奇《十九世纪的历史学与历史学家》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

布罗代尔《十五世纪到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

威尔·杜兰《杜兰讲述哲学的故事》

罗素《中国问题》

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

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

基佐《1640年英国革命史》

本特利、齐格勒《新全球史》

阿克顿《自由史论》

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

伯克《法国革命论》

以上是我从该书第一页到第八十页中抄录的。不是见书名就抄，而是必须有引文且注明页码，或是说了出版社且标明是第几版才抄。也就是说，至少他手里翻过这样一本书。

书中的一些引语，常能说明林先生的胸怀抱负，我最喜欢的是他引用的清代诗人易顺鼎的诗句：

天地只合生名士，

莫遣英雄做帝王。

林先生不是个爱看子集书的人，书中很少引用唐宋以下人文集中的话，这两句是个例外，想来是特别喜欢其词句与气魄吧。

读林先生此书，与其说我喜欢他的高言谠论，远见卓识，莫如说我更喜欢他行文的气度，叙事的方式。其行文气度，叙事方式，当得起的只有四个字：斩钉截铁。多少年前，我不知受了哪位高人的指点（多半是看了他的书），说是，对确认的结论，用一种不确定的语调说出来，最是俏皮，最见胸襟。比如明明是自己确认的一个命题，最后只说，或许是这样，也许是这样。后来看胡适谈他演讲的一个小诀窍，说是为了让人相信自己的论断，说到要紧处，一定要咬牙切齿，斩钉截铁。这法子听起来过瘾，做起来是很难的。看了林先生的《平旦札》，我觉得林先生的路数跟胡先生的一样，只是一个用在演讲上，一个用在写文章上。看来我也要改改自己平日议论叙事的习惯了。至少也要做到，该斩钉截铁的时候，一定不能心慈手软。

我有个毛病，看书时爱在书上勾勾划划。前些日子看林先生的《丹崖书论》至《狂草狂言》一篇，真是兴会淋漓，如醍醐灌顶，不由得在书眉上涂了一首俚句，道是：

君有大言不欺世，

惊悚之余慰我心。

可叹天下读书者，

能有几人似先生。

“惊悚”可说是我初读林先生此书的第一感觉，而后才是慰，欣慰的慰。

听说林先生回易县老家避暑去了，秋凉之后才会回来。哪里是去避暑，分明是找个清静地方读书去了。一夏天的读书，想来定会有不少新的感悟，新的斩获。等他回来，此文该已刊出，我将带刊物前往林府拜谒，顺便听他天南海北高谈阔论，那才叫个痛快。噢，届时一定记着带上那方刻有“老蒙”二字的印章。

                                              二〇〇九年六月二十四日于潺湲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