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语

因为小学课本收入了白居易的这首《忆江南》，使更多的老师、学生都参与到讨论中来。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有学生认为“浪花”更容易让人接受、理解，越来越多的老师在倾向于放弃传统的、教材认可的花草之说的同时，也对学生的这种“创新意识”予以褒奖，认为传统说法是没有江南生活经验、死钻书本的学者、专家的结论，是对学生的“可怕”的误导。

出于教学的需要，在课堂上，老师们也许需要绘声绘色地将古诗词演绎出来，需要将古诗词中的情境还原出来，一如戏剧的编排。这是教学中行之有效的手段，本无可厚非。然而，在面对白居易的《忆江南》时，我们却看到，有些“情境的还原”是匪夷所思的。我们还看到，为了使有关浪花说的“考证”更具说服力，物理科学的方法也被引入了进来[1]。相对于未能深入考究的持传统认识的论者而言，浪花论者认真、细致的态度，很值得学习。不过，仅有高涨的热情、开放的思想、认真的态度，是不足以开展学术研究的。

不可否认，历代注疏式的诗词笺释中有不少繁琐且牵强的地方。但是，这能成为蔑视传统的理由么？无一字无来历，虽然略近夸张，在创作和理解的实践中也有穿凿的问题，然而，我们必须知道，这柄双刃剑是中国古典诗词创作的基础之一。具体到诗词中的花草，除了明显是泛泛言之的，自《诗经》、《楚辞》以来，历代诗人笔下的花草树木基本上都有故典出处，或者是亲历所见。比兴不是任意为之，更不是凭空为之的，所以，才会有《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离骚草木疏》、《诗经植物图鉴》、《楚辞植物图鉴》、《唐诗植物图鉴》之类的著述。

这是光荣的传统，历代诗人都谨守着。因此，古典诗词除了具有文学的美，传达着出世入世的情怀，更可以成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研究的根据。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先生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2]，是他数十年深入研究历史气候的心血的结晶，是一项震动国内外的重大学术成就，文章里面作为历史文献而予以引据的，就有自《诗经》以来的大量古典诗词。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撰著有《元白诗笺证稿》和《柳如是别传》，是文学与历史研究相结合的典范之作，其别开生面的“以诗证史”、“因史释诗”，倾倒了无数研究者。白，白居易也。

古人的严谨，或曰老实，是我们很难想象的。我们今天可能也同样难以想象，古人在感物抒情时，一定是面对着实物的；古诗中用以营造情境的物理世界，一定是诗人亲身体验过的，至少，是对前人经历的感同身受。即使是如前引李白《同王昌龄送族弟襄归桂阳二首》那样充满着对于远方事物的想象的诗作，那些想象也不是信口开河的。如果没有笺释说明，我们多半会认为白居易《忆江南》之二中的“山寺月中寻桂子”也是泛泛言之，怎知他写的是杭州天竺寺呢，怎知这是白居易对自己“在郡六百日，入山十二回”生活的切实追念呢[3]？

尽管我们已经认可了诗人笔下许许多多的花草景物是确实存在的，我们还是会认为诗人终究是浪漫的，是不必全部、完全据实摹写的。我们心中的历史是模糊的，我们心中的托物寄兴是可以闭着眼睛臆造的。我们不明白古典诗词创作的基本原则，我们甚至不愿意承认这些原则的存在，我们甚至认为据实摹写是有损于艺术的表达的。古人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古诗还在，古人的精神是否仍在呢？

烂熳丛开二月花

古人的常识未必就是今人所熟知的。因为不明白“江花”的具体所指，在赏鉴古典诗词时，即使知道江花是植物之花，似是而非的误解还是会发生。如前引王安石《江上》诗：“江月漾西风，江花脱晩红。”程千帆先生对“脱晩红”的解释是：“迟开的花也都谢了。”[1]其实，王安石写的是夕阳下的木棉花。诗人别出心裁地将木棉花的红想象成是夕阳晚照的结果：夕阳缓缓落去，木棉花也似要褪去红妆。这样的描写，极好地表现出了离情的依依难舍，可谓佳句。

唐宋诗人较少直接写“木棉”，而喜欢用“江花”一词。正如前面征引过的，红胜火的木棉是诗人们笔下的常客。那么，古典诗词中，会不会有实际上是写木棉而隐含不彰的情况呢？元代文学家虞集有诗云：

湖边绿树多年柳，岛上红云二月花。

惟有旧时双燕子，经春仍在故人家。[2]

二月花，因为唐代杜牧的诗句“霜叶红于二月花”而脍炙人口，一般理解为泛指二月里盛开的鲜花。确实，唐以来的诗词中，“二月花”很多时候并无一定的专指，梅、李、桃、杏、牡丹，诗人们都曾用“二月花”来代称，颜色涉及红、紫、黄、白，等等。与枫叶无关，势如红云的二月花，会是泛指么？红、绿对称，柳、花并举，是不是似曾相识呢？让我们看一看明代阿迷州人王廷表的《游乌充山》[3]：

露泫幽林鸟语哗，茑披石径入云賖。嵯峨逺削三峰玉，烂熳丛开二月花。

过岭醉临丹凤穴，倚天晴见赤城霞。振衣策马仙源近，芝畹桥边日影斜。

“二月花”使得群山都变得如赤城山一样红如云霞，其花色，其气势，要怎样的花才能达成如此的壮观？阿迷州，即今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远市。乌充山，又名东山，“在城东二十五里，州镇山也，旧名乌冲山，每晨有白云环腰，恍如玉带”[4]，今已建成国家森林公园。“其西有禄丰山，又其西有蓬和山，三山相连，环抱州治”[5]，故诗云“嵯峨逺削三峰玉”。

云南盛产木棉，明董难《百濮考》说：“木绵即攀枝花，濮地多产之。”[6]《云南通志》中记载本地物产，开化府、东川府都以木棉著称[7]。明代兵部尚书张佳胤督学云南时写有《金齿道中杂诗十首》，其六云：“漾备江深江草齐，江花开处鹧鸪啼。”[8]咏的正是木棉。旧时，阿迷州城南二十里有攀枝花哨[9]，可见开远境内也产木棉。如果“二月花”是指木棉花，以上的诗句是不是很容易得到理解呢？前面说过，木棉花期正值农历二月：

元 马  臻：二月江花开，回车定相待。[10]

元 黄  溍：青春二月时，江花满吴甸。[11]

明 杨  基：江花先好还先落，二月芳菲已萧索。[12]

虞集诗中的“惟有旧时双燕子，经春仍在故人家”，也与宋吕本中“江花相趁野花发，旧燕不随新燕归”[13]异曲同工，让人忍不住要将虞集诗中的二月花和江花联系起来。我们可以大胆地猜想，古诗词中没有明确指称的红色二月花，以是木棉花的可能性为最大。不过，杜牧诗中的二月花却不是木棉，而是淡红色的枫花。

江花出楚中

从古人的诗词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印象：江花是鲜红的，多出现在江河两岸，村边路旁、山坡之上也有生长。江花开于早春，所以诗人说“三月阴晴江上天，江花落尽水平川”[1]，又说“夜月悬双照，江花映早春”[2]。前引杜甫的“巢燕养雏浑去尽，江花结子已无多”，旧注说“此句盖八月時也”[3]。并且，开出江花的树木可能是乔木，而不是低矮的灌木或攀藤类植物。甚至，我们还可以发现，江花多见于上起巴蜀，下至江浙的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广大地区，尤以两湖（湖北、湖南）地区最为常见。根据古诗，我们完全可以勾勒出江花的生长特性。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江花并不是泛指生长在水边的红色花儿，它应该是某种植物的专有名称。

果然，在明代杰出的科学家徐光启撰著的《农政全书》里，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记述：“中国所传木棉，亦有多种。江花出楚中，棉不甚重，二十而得五，性强紧。北花出畿辅、山东，柔细，中纺织，棉稍轻，二十而得四，或得五。浙花出余姚，中纺织，棉稍重，二十而得七，吴下种大都类此。”[4]

木棉，落叶大乔木，高可达25米，生于海拔1400－1700米以下的干热河谷、稀树草原、雨林沟谷、低山，次生林中及村边、路旁。喜温暖气候，为热带季雨林的代表树种，不耐寒，喜光，耐旱，生长迅速，萌蘖性强，深根性，抗风力强。在土层深厚肥沃的酸性、中性土壤中生长最好。花簇生于枝端，先叶开放，直径约10厘米，红色或橙色，蒴果长10－15厘米，木质，裂为5瓣，内面有绵花。其花可入药。花期3—4月，果夏季成熟。木棉又名古贝、琼枝、红棉、英雄树，[5]又称“斑枝花，讹为攀枝花”[6]。今四川攀枝花市，就是因该地多产木棉而得名。

虽然徐光启将江花定义为生长在“楚中”（鄂西、鄂中一带，汉水流域与长江两岸[7]）的木棉花，但是，按照古典诗词创作的惯例，楚中的江花，完全可以用作其他地区木棉的代称，而不必拘泥于笔下所涉是两湖还是两浙，或者闽粤之地。知道了江花的“真身”，再来看古代诗词中的木棉，是不是有故人相见的感觉呢：

宋 李  纲：宾江两岸木绵飞，负郭家家熟荔枝。[8]

宋 方信孺：春盡踏青人不見，桄榔老大木棉紅。[9]

宋 刘克庄：几树半开红似染，居人云是木绵花。[10]

旧时罕有注家为江花作注，因为，大家都很清楚，江花就是木棉花。所以，诸多诗词中关于江花的认识，从无矛盾模糊之处。对于古人来说，这是生活常识，又何须“注”呢？木棉花本就是红的，在阳光照耀之下，当然更显红艳。因此，白居易说“日出江花红胜火”。有一种版本作“红似火”，应是不明就里地妄改。除了“红”，古诗中还有写“白”江花的，如前引唐诗“岸草短长边过客，江花红白里啼莺”即是。知道江花就是木棉花，也就不会产生疑问了：

宋 严  羽：江花两岸白，烟树一行青。[11]

元 戴表元：社日年年雨，江花处处春。渐成垂白老，不见踏青人。[12]

明 刘  基：江花巧似驼茸白，山果浑如码碯般。[13]

明 袁  凯：江上草堂风物幽，江花红白满汀洲。[14]

明 袁  凯：江花红白最堪怜，莫惜看花费酒钱。[15]

明 林  弼：江花飞雪送残年，客思随云度远天。[16]

明 黄淳耀：鵁鶄鸂䳵飞无数，红白江花开满烟。[17]

一般人的印象中，江南是婉约的。这种习以为常的认识，也影响着我们对于白居易《忆江南》词的理解。当我们知道白居易写的是浩荡江水边的木棉花时，扑面而来的不再是你哝我哝，而是无比的壮阔。词人的心胸，也是无比开阔的。这样的春，如此地忆，难道不比婀娜曼妙更让人神往，难道不比雨愁低徊更让人迷恋？回忆不是感伤的，春不是朦胧的，诗人的笔下，是碧空万里，是绚烂至极。明末清初的诗人屈大均详细描述过木棉花盛开时的壮丽[18]，看一看，对我们也应有所启发吧：

木棉，高十余丈，大数抱，枝柯一一对出，排空攫拏，势如龙奋。正月发蕾，似辛夷而厚，作深红、金红二色，蕊纯黄六瓣，望之如亿万华灯，烧空尽赤。花绝大，可为鸟窠。尝有红翠、桐花凤之属藏其中。元孝诗：“巢鸟须生丹凤雏，落英拟化珊瑚树。”佳绝。子大如槟榔，五六月熟，角裂，中有绵，飞空如雪。然脆不坚韧，可絮而不可织，絮以褥以蔽膝，佳于江淮芦花。或以为布，曰，亦曰毛布，可以御雨，北人多尚之。绵中有子如梧子，随绵飘泊，著地又复成树。树易生，倒插亦茂，枝长每至偃地，人可手攀，故曰攀枝。其曰斑枝者，则以枝上多苔文成鳞甲也。南海祠前，有十余株最古。岁二月，祝融生朝，是花盛发。观者至数千人，光气熊熊，映颜面如赭。花时无叶，叶在花落之后，叶必七，如单叶茶。未叶时，真如十丈珊瑚，尉佗所谓烽火树也。予诗：“十丈珊瑚是木棉，花开红比朝霞鲜。天南树树皆烽火，不及攀枝花可怜。南海祠前十余树，祝融旌节花中驻。烛龙衔出似金盘，火凤巢来成绛羽。收香一一立花须，吐绶纷纷饮花乳。参天古干争盘拏，花时无叶何粉葩。白缀枝枝胡蝶茧，红烧朵朵芙蓉砂。受命炎洲丽无匹，太阳烈气成嘉实。扶桑久已摧为薪，独有此花擎日出。”舟自牂牁江而上至端州，自南津、清岐二口而上至四会，夹岸多是木棉，身长十余丈，直穿古榕而出。千枝万条，如珊瑚琅玕丛生。花垂至地，其落而随流者，又如水灯出没，染波欲红。自春仲至孟夏，连村接野，无处不开，诚天下之丽景也。其树易长，故多合抱之干，其材不可用，故少斧斤之伤，而又鬼神之所栖，风水之所藉，以故维乔最多与榕树等。予诗：“西江最是木棉多，夹岸珊瑚十万柯。又似烛龙衔十日，照人天半玉颜酡。”

江花映日艳于桃

之所以用如此的篇幅，不惜笔墨地来讨论江花的问题，倒不是因为它有多么的复杂，需要多么高深的学养。令人感到担忧的，是各种看似头头是道、纵横捭阖的论证背后那潜隐的信马由缰，是精思博辨表象下的虚无、凿空。不墨守成规，鼓励创新，这是对的。然而，这既不是我们轻视古典诗词基本创作原则的理由，也不能成为我们以己度人、强作解人的借口。

“浪花”论者说：“把‘江花’理解为一种生长在江边的花草，乃是历代注家所为。”其实，这也是不对的，“历代注家”几乎没有对江花作出过直接的解释性说明。只是到了现代，在一些诗词赏鉴类文章、教学用书籍中，因为解说、意译的需要，才提出了“鲜花”之说[1]。不过，很少有人指明江花是何种花草，大约都认为江花泛指生长在江边的花草、江畔之花。

“历代注家”中，清代的仇兆鳌勉强可以算是罕见的曾对江花予以解释的一位学者。前引杜甫诗“山雉迎舟楫，江花报邑人”，仇氏的《杜诗详注》认为上句出汉鲁恭之典：“汉鲁恭为中牟令，童子化之，雉有雏不忍捕。”下句则用六朝典故：“晋潘岳为河阳令，植桃李花，人号曰河阳一县花。”即使是这样，也不能因此断定仇氏以为杜诗中的江花是指桃李之花。

不知是否受《杜诗详注》的影响，现代著名学者、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倒是明确地把江花和桃花联系了起来。他在《谈白居易和辛弃疾的词四首》一文中说：“《忆江南》……起句和末句只叙述他到过江南而今回忆江南。回忆的是什么呢？就是腹联两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全首的精华。日出时江边的花，例如桃花之类，特别显得鲜红，就像烈火的火焰。”[2]并举“杜甫诗也有‘山青花欲然’（象要燃烧似的）的句子”为例，事实上还是将江花普遍化了，认为江花是泛指在江岸、江滩上生殖的鲜花，所以说是“例如桃花之类”。而之所以举桃花为例，很可能是因为桃花多粉红且常见吧。

就是这个“例如”，引起了浪花论者的注意，并予以驳斥。确实，朱光潜先生的说法是错的。但是，批驳者的辩论方式和逻辑更让人吃惊[3]。

如果江花是某种特定的植物，会是桃花吗？回答是否定的。明王守仁《徐都宪同游南庵次韵》：“岩寺蔵春长不夏，江花映日艳于桃。”[4]“江花映日”，用白居易旧典，并将江花和桃花分别视之，江花是比桃花还要艳丽的。可见，至少在阳明先生眼中，江花不是桃花。

波摇红影隔江花

在诗人的笔下，有一个细节很引人瞩目：江花通常都是红的。

唐 齐  己：江花红细碎，沙鸟白分明。[1]

宋 范纯仁：烟染翠行环郭柳，波摇红影隔江花。[2]

宋 王安石：江月漾西风，江花脱晩红。[3]

宋 孙  觌：江花红湿处，彷像袜凌波。[4]

宋 柴  望：江花历乱如红雨，云树高低似画屏。[5]

宋 向  滈：烟溆绿深陂篠，霜篱红老江花。[6]

明 王  祎：冥冥江花红，杳杳关树黒。[7]

明 杨  基：春水染衣鹦鹉绿，江花落酒杜鹃红。[8]

明 顾  清：黄迷禁柳辞龙仗，红逗江花引隼旟。[9]

明 杨  慎：江花品藻春红隔，城阙凝光暮紫浮。[10]

清 弘  历：嫣红不数江花好，赪紫惟应塞树奇。[11]

清 叶方蔼：初见江草绿，复惊江花红。[12]

清 彭孙遹：江花欲暮红芳歇，林月初生翠羽飞。[13]

古典诗词中，江花、江草经常并用。一方面可以证明江花和江草一样，是指植物，如清康熙帝诗云：“葭洲白鸟忽飞出，江花冥冥江草芳。”[14]以宋元诗为例，有：

宋 种  放：离离江草与江花，往事洲边叹复嗟。[15]

宋 杨万里：江草江花怨阿谁，山风山雨总成悲。[16]

宋 窦从周：江草色萋萋，江花亦冥冥。[17]

宋 赵  蕃：江花与江草，颇恨远目碍。[18]

宋 周  密：岸草江花万古春，感今怀昔最伤神。[19]

宋 林顺德：江草江花春复春，山青水绿原如故。[20]

元 刘将孙：渺渺西风遍九州，江花江草索然收。[21]

元 王  恽：江花江草争含笑，一事无成谩往还。[22]

元 马  臻：江花江草映江楼，写出江天一片秋。[23]

另一方面，也有红、绿对照的蕴意在其中，如：

宋 周必大：江花时傍绿蓑飞，水鸟忽从清唱起。[24]

宋 刘学箕：江花无情为谁芳，江草绿嫩肥牛羊。[25]

宋 汪元量：河草青青淮马健，江花冉冉海鸥肥。[26]

类似的还有：

宋 董嗣杲：并浴鵁鶄依水柳，成围蝴蝶舞江花。[27]

宋 陈  深：汀柳垂遮灵运笠，江花飞落广文毡。[28]

明 释妙声：空翠常沾几上书，江花每落杯中酒。[29]

明 夏  良：绝巘冯虚望大江，江花似浴白鸥双。[30]

明 皇甫汸：沙柳非吴苑，江花是晋城。[31]

明 皇甫涍：玉缸春酒映江碧，几醉江花柳花白。[32]

明 丘云霄：柳色散晴烟，江花媚客船。[33]

明 胡应麟：江花冥冥日欲冷，岸芷纷纷翠犹湿。[34]

清 王鸿绪：江花同绮丽，谢草并青葱。[35]

清 吴  绮：烟柳孤邨晩，江花四月春。[36]

江花结子已无多

大诗人杜甫多次提到过江花，如“山雉迎舟楫，江花报邑人”[1]、“巢燕养雏浑去尽，江花结子已无多”[2]等等，无一不是指植物之花。宋人强至有诗云：“谪仙放荡来江东，醉吟三见江花红。”[3]指李白前后三次到江南游历，“三见江花红”，无论如何也不会是说的浪花。

正如很多论者所说的那样，江花是历代诗词中的常见语，无一不是指植物之花，没有见到作浪花用的例子。如元代诗人王沂写在山中蜿蜒而行：“江花落我前，山鸟啼我后。”[4]肯定不能作浪花解。直到现代仍然如此。毛泽东同志有一首《七律·洪都》[5]：

到得洪都又一年，祖生击楫至今传。闻鸡久听南天雨，立马曾挥北地鞭。

鬓雪飞来成废料，彩云长在有新天。年年后浪推前浪，江草江花处处鲜。

这里的江花，也不能作浪花解。古人有以江花为题的诗，写的还是植物之花。与白居易同时，并称“元白”的元稹，有一首《江花落》[6]，是这样写的：

日暮嘉陵江水东，梨花万片逐江风。

江花何处最肠断，半落江流半在空。

又如明代诗人薛蕙的《江花》[7]：

百丈牵江路，行穿夹岸花。时怜一水曲，远爱数峰斜。

林下见垂钓，溪边逢浣沙。武陵如在眼，髣像羽人家。

清乾隆帝也有一首《江花落》[8]：

临水秋花水面荷，西风飒沓落英多。

归著处同生处异，不曾分别碧江波。

下面，我们来看看历代诗人们是如何描写“江花”的：

唐 刘希夷：艳唱潮初落，江花露未晞。[9]

唐 窦  庠：海鸟夜上珊瑚枝，江花晓落琉璃地。[10]

唐 朱  放：行看汉月愁征战，共折江花怨别离。[11]

唐 许  浑：定知别后无多日，海柳江花次第开。[12]

唐 陆龟蒙：但医沈约重瞳健，不怕江花不满枝。[13]

 

宋 强  至：江花飘去不留春，海燕飞来独语人。[14]

宋 唐  庚：江花开落水东驰，到今过者犹俯窥。[15]

宋 陈  掞：我来访君春已深，江花江柳翻绿阴。[16]

宋 赵汝蓥：陇雁秋仍到，江花晚自开。[17]

宋 杨万里：山鸟频招饮，江花解笑人。[18]

 

金 吴  激：蕚绿江花输带叶，醉红蜀艳恨无香。[19]

元 陆文圭：江花自终古，榕树不禁秋。[20]

元 袁  桷：云叶寒沙霁，江花古岸秋。[21]

元 王  恽：江花冷堕波神泣，醉袖来披玉井莲。[22]

元 虞  集：鳬鹥容与江花发，更待春来生水波。[23]

 

明 高  启：春色到江滨，江花树树新。[24]

明 杨  基：东风吹江花，零落湘水湄。[25]

明 王  冕：江花绕屋厅事近，烟树连城野趣真。[26]

明 李东阳：江花夹岸江水深，此时尺鱼如寸金。[27]

明 顾  璘：青春冉冉江花发，白日迟迟海燕飞。[28]

 

清 施闰章：茅屋向波绿，江花随岸香。[29]

清 朱彝尊：归逢滦鲫堆盘日，到及江花夹岸时。[30]

清 毛奇龄：欲采江花赠别离，芙蓉吹落晩秋时。[31]

清 左  辅：寒日凋江花，西风摧蕙草。[32]

清 吴  绮：长松独耸破海雾，江花一笑含春烟。[33]

以上诗。

宋 游次公：江燕飘飘身似梦，江花草草春如客。[34]

宋 吴文英：但有江花，共临秋镜照憔悴。[35]

宋 刘辰翁：江花垂手。任春色重来，江花更好，难可少年又。[36]

明 林  鸿：山鸟能歌，江花解语，无限乾坤生意。[37]

清 毛奇龄：桃叶渡江来，江花两岸开。[38]

清 李  符：烟篛有时不戴，采江花簪首。[39]

以上词。

昨梦江花照江日

除了极个别的评论家略有微辞[1]，一千多年来，白居易的《忆江南》[2]广受推崇。元代诗人郝经在《唐十臣像歌》中称誉白居易道：“乐天翛然世相忘，江水荡漾江花香。”[3]以《忆江南》为白居易的代表作，并且，郝经没有将江花作浪花解。

白居易另有《江上送客》[4]诗：

江花已萎绝，江草已销歇。远客何处归，孤舟今日发。

杜鹃声似哭，湘竹班如血。共是多感人，仍为此中别。

能“萎绝”的，与江草对应的，怎么可能是浪花呢？白居易对前辈诗人李白极为推崇，曾用“惊天动地”四个字来形容李白的作品[5]，可见其倾慕之热切。唐天宝三年（744），李白写有《同王昌龄送族弟襄归桂阳二首》[6]，其中第二首是：

尔家何在潇湘川，青莎白石长江边。昨梦江花照江日，几枝正发东窗前。

觉来欲往心悠然，魂随越鸟飞南天。秦云连山海相接，桂水横烟不可涉。

送君此去令人愁，风帆茫茫隔河洲。春潭琼草緑可折，西寄长安明月楼。

江花是以“枝”计的，是“发”的，是在“东窗前”的，显然是植物而不会是水之浪花。“昨梦江花照江日”，应该就是白居易“日出江花红胜火”的用典出处。“江花”与“日”的搭配，在李白、白居易之后也不绝于缕：

唐 孟  郊：江花匪秋落，山日当昼曛。[7]

宋 寇  准：落日动离魂，江花泣微雨。[8]

宋 阮  阅：岸草江花对夕阳，满船新月夜鸣榔。[9]

元 吴师道：江花日暮吹红雪，店树春晴起緑烟。[10]

明 汪广洋：江水江花思无限，目断鞋山又夕阳。[11]

明 高  启：况当江花落，微雨斜日后。[12]

明 郑  真：江花江水春风里，落日遥闻唱大堤。[13]

清 何德新：一时瑜亮归何处，江草江花送夕阳。[14]

宋代状元诗人彭汝砺写有《江花四首》[15]：

江水挼蓝绿，江花泼火红。夕阳幽鸟下，浑似画屏中。

鸥鸟来何事，渔舟到亦迷。落花流更远，疑是武陵溪。

水近花逾碧，花临水更红。鸥飞锦城外，人立画屏中。

花丽水疑染，水清花欲燃。沧浪无限意，好在钓渔船。

完全脱胎于白居易的《忆江南》。这位状元郎不惜用“水近花逾碧，花临水更红”、“花丽水疑染，水清花欲燃”来反复吟咏“江水挼蓝绿，江花泼火红”的“无限意”，其诗题、诗句中的江花，显然都是指植物之花草而言，没有任何的疑问和抵牾。江水、江花互映生辉，也是诗词中相对常见的典故，如“江花照水两三枝，弄日吞烟是尔时”[16]、“江水映江花，春光满狭斜”[17]等。

《江花四首》是后人对先贤的致意，是对《忆江南》情境的诠释、描摹、再现。彭汝砺“对‘江花’只作出太坐实的唯一一种解释”，可曾“破坏了词的意境和美感”？可曾束缚住了他“艺术想象的空间”？诗词的艺术美感，可曾因为面对真花真草而不能“充分显示出来”？

有趣的是，白居易用来“照耀”江花的，按有的说法，是“日出”之朝阳，至少，是大白天的太阳。李白诗中说“东窗”，起码也是写的上午的太阳。晚唐五代诗僧齐己写道：“连旬阴翳晓来晴，水满圆塘照日明。岸草短长边过客，江花红白里啼莺。”[18]勉强可以算是写早晨。而在后世诗人那里，却多改成写夕阳、落日了，连彭汝砺的《江花四首》也未能例外。宋代诗人汪元量说：“月湿江花和露泫，潮揺淮树带风悲。”[19]干脆就是夜晚。明末清初诗人彭孙贻说：“霞绮眀如昼，江花染欲流。”[20]算是回到白天，不过还是夕阳晚照。

李白之后，“梦江花”已然成为典故。如：

明 释怀朗：逆旅凭兴感，江花梦六朝。[21]

明 邹元标：悬知别后遥相忆，江草江花入梦频。[22]

清 查慎行：才退江花梦，神伤薤露歌。[23]

清 毛奇龄：汉赋黄金重，江花彩梦回。[24]

值得注意的是，江花多出现在写离别怀人的古典诗词中。无论是李白的《同王昌龄送族弟襄归桂阳》、白居易的《江上送客》，还是上面的《哭朱大司空》，乃至下面即将征引，以及未能引用的其他诗作，这种表征都十分明显。与李白诗有血脉联系的白居易《忆江南》三阙，从表面上看，只写了景致风物，然而，“郡亭枕上看潮头”时，是孤身一人的么？“何日更重游”，不会约上二三旧友么？期盼着“复相逢”的，难道只是歌舞酒筵？画屏似的风景当然会让诗人念念不忘，人呢，当年在江南结识的诗友知己，难道不是更令人牵挂怀念？景因人以颜，人以景应情，江南的风景是好，白居易忆的又岂止是风景呵！

明代诗人袁凯《马益之邀陈子山应奉秦景容县尹江上看花二公作竹枝歌予亦作数首》之五[25]：

吴姬玉手好琵琶，少小声名到处夸。

但使主人能爱客，年年来此看江花。

其立意与《忆江南》或许不无牵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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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留下了流传千古的名句“日出江花红胜火”，也留下了让今人争论不休的难题：江花，是指江边、江岸之花呢，还是浪花[1]？

词的意境与诗的达诂

持“浪花”之说的典型意见是：“对于‘江花’二字，与其解释成为江边的一种花草，不如直接根据字面的意思解释成为朝阳升起时照射在江面上形成的无数朵像火一样跳动着的红色浪花。……首先，白居易本人从来没有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对‘江花’二字作出任何解释。把‘江花’理解为一种生长在江边的花草，乃是历代注家所为，不一定能够代表白居易的原意。更何况这种太坐实的解释，破坏了词的意境和美感。第二，如果……将‘江花’比喻成朝阳照耀下在江面跳动着的红色浪花，那么，无论词的意境和美感，都远胜于把‘江花’释为花草，这样，词中的艺术美感就能充分显示出来。第三，诗无达诂。无论是诗还是词，读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感受，对诗词中存有疑问的地方作出自己的判断。因此，我们大可不必囿于历代注家的束缚，对‘江花’只作出太坐实的唯一一种解释，至少我们可以将有关‘江花’的两种解释并存，给读者留下更多的艺术想象的空间。”[2]

对于新说多基于感性地发挥而少实证，反对者则固守传统解释，高举“古代诗词中没有江花作浪花的用法”这一口号，而未能深入举证说明。前者强调意境为先，后者却不能作出直接论证，隐然有招架不住的趋势。实际上，前面引述的将江花释为浪花的三条理由，都是错误的。

首先，尽管白居易确实没有直接“对‘江花’二字作出任何解释”，但是，在他的其他诗作，以及历代诗词中，都出现过江花一词，且只能释为花草。另外，“日出江花红胜火”并非全是白居易的“独创”文字，白居易之后也并非没有诗人再次描绘这样的景色，从出典、源流来看，江花仍是花草。第二，意境和美感必须植根于准确理解作者的文字涵义。为了所谓的意境和美感，而要求文字必须作别种解释，在逻辑上就是站不住脚的。第三，“诗无达诂”更多的是指审美鉴赏中差异性的包容，而不是说对于文字本身的解释可以率性而为。作者所要表达的“意境”是最主要的，它经由具体的文字来传达，哪怕这种“意境”是不能令人完全“满意”的，也不能强为“拔高”。脱离开文字背景的“诂”是危险的，曲解“诗无达诂”，犯的还是上述第二条的错误。

“江花”可不可以“达诂”呢？可以的。本文将证明，江花不仅是指生长在江边、江岸之上的花，它还是特定植物的名称。江花，即木棉花。

 

 

白居易说：

 

日出江花红胜火。

 

先前的解释，

 

江花是江畔之花。

 

现在有人认为，

 

江花是指浪花。

 

那么，

 

到底是传统误人，

 

还是新说无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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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  叶

想明白了杜牧“霜叶红于二月花”诗中所写的是枫树之花和叶，随之而来的，还有一个更令人感兴趣的问题。

《汉语大字典》说：“古诗词中，秋令红叶植物也称‘枫’。”《辞海》同。我们通常以为凡是“红叶”必然说的是枫叶，其实，北京香山红叶，实际上是黄栌树叶；登上北京十三陵的泰陵眺望，山上山下火红火红的，则是柿树；南京栖霞山的秋山红树，确有枫，但还有许多是乌桕。并且，在古代文人那里，枫、槭也是不分的。据《中国植物志》，槭树科分为金钱槭属和槭属两类，单是槭属中的各种乔木或灌木就有二百余种，中国约有一百四十余种，种类既多，分布也广。凡槭树科落叶种类植物，在秋季落叶前，叶子均会变为红色。所有这些种类，俗均称作枫。在现代植物学还远远没有产生之前，很难设想我们的古代诗人们能够分辨它们。

问题是不是变得复杂了？才弄明白二月花是个甚，杜牧看到的是个啥树又模糊了起来。杜牧说“停车坐爱枫林晚”，应该不是指柿树、黄栌，或者乌桕。那么，杜牧写的是枫树，还是槭树呢？

摆在我们面前的参考条件倒也不少。首先，既然是“林”，大约不会是灌木，应是相对高大的乔木。其次，应是落叶乔木，这样才能出现“红叶”。第三，它的花是红色的。第四，花期较早，在农历二月间。就是说，杜牧写的应该是早春开红花的枫树或槭树科的落叶乔木。另外，诗人们虽然一般都喜欢到处乱跑，但是，杜牧的足迹也不是遍布天下，那开红花的枫树科或槭树科的落叶乔木的生长地域，还应该与杜牧的生平行履相合。

查《中国植物志》，除了语焉不详无法引据的，以及落叶灌木、常绿乔木，可以知道，槭树科金钱槭属落叶乔木的金钱槭开白花，槭属落叶乔木的重齿槭、茶条槭、七裂槭、中华槭、毛脉槭、婺源槭、三峡槭、毛柄槭、锐齿槭、尖尾槭的花瓣是白色，色木槭、五裂槭、橄榄槭的花瓣是淡白色，桂林槭的花瓣是淡绿白色，临安槭、岭南槭的花瓣是淡黄白色，毛花槭的花瓣是白色微带淡黄色；藏南槭、富宁槭开绿色花，秀丽槭的花瓣是深绿色；长柄槭、天山槭、秦岭槭、五小叶槭、建始槭、细裂槭开淡绿色花，羊角槭、杈叶槭的花瓣也是淡绿色；深灰槭、葛萝槭、疏花槭开淡黄绿色花，庙台槭、篦齿槭的花瓣也是淡黄绿色；薄叶槭、元宝槭、青皮槭、锐角槭、梓叶槭、阔叶槭、花楷槭、黔桂槭、丽江槭、小楷槭、五尖槭、独龙槭、青楷槭、髭脉槭、四蕊槭、疏毛槭、房县槭、东北槭、梣叶槭、青榨槭、锡金槭开黄绿色花；血皮槭开淡黄色花，长尾槭、扇叶槭、盐源槭、上思槭、粗柄槭、三角槭、四川槭的花瓣也是淡黄色。

以上这些显然都不符合我们的要求。槭属落叶乔木的十蕊槭开淡紫褐色花，与红色有些接近。然而，十蕊槭又名海南槭，产于云南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越南等地，花期在6月。地域、花期，皆与杜牧所写不能吻合。

羽扇槭、紫花槭、毛鸡爪槭、鸡爪槭、滇藏槭、天目槭等都开紫色花，这就和红色更为接近了。不过，羽扇槭又名日本槭，原产日本和朝鲜，现在中国大陆虽然有引进栽培，中晚唐时是否能为杜牧所见，疑问比较大。紫花槭是落叶灌木或小乔木，产于黑龙江东部至东南部、吉林东南部、辽宁东部以及朝鲜北部、俄罗斯东部，滇藏槭产于海拔3000－3700米的云南西北部和西藏昌都地区东南部，都不是杜牧所能轻易见到的。毛鸡爪槭、鸡爪槭的花期都在5月，稍嫌晚了点。天目槭生长于浙江西北部和江西北部的混交林中，花期在4月，勉强可以算是在农历的二、三月间。而杜牧所看到的枫林、霜叶，应是独立成片的大块红云，因此，天目槭也可排除在外。

昌化槭的花

槭树科中最有可能的是昌化槭，产于浙江西北部，花瓣是红黄色，花期是4月。但是，昌化槭是落叶小乔木，树高仅有3－5米。并且，按照《中国植物志》的说法，昌化槭一般生长于疏林中。试想一下，小杜先生站在稀稀落落的矮树丛跟前，不仅诗兴大发，还硬是赖着不走了，忘情地欣赏如斯美景，如痴如醉……小杜先生再怎么没见过世面，又何至于此？

看来，杜牧的植物学水平挺高的，《山行》诗中的“枫”不是槭树，而是真正的枫树，即枫香树。枫香树是金缕梅科的落叶乔木，高达30米，胸径最大可达1米，产秦岭及淮河以南各省，北起河南、山东，东至台湾，西至四川、云南及西藏，南至广东，性喜阳光，多生于平地、村落附近，及低山的次生林。枫香树的花期在3－4月间，花不大，呈现轻柔的红色。——以上这些，完全符合杜牧诗意所体现的，我们前面所规定的五条标准。

与枫树秋天的红叶比起来，枫花很不起眼。人们都知道枫叶是红的，却很少注意到枫树那小小的红色的花儿。作为诗人，杜牧比大多数人更显杰出，除了如椽的巨笔，这细致入微地观察又岂是可以轻视的呢。

枫  花

注：本文第二自然段参考了苏州柯继承先生的《山钟乍动，风景忆当初 ——<枫桥夜泊>写作年代考及其他》一文。

前一阵子，有人提出了一些有关考证方法的问题。也许是说者无意，但我实在无法做到听者无心。尤其是“可能性极小”的说法，给予我的刺激很大。我并无意对正常的讨论表示某种情绪，也绝不是对参与讨论的人表示敌对，但是，这种说法已经涉及到考证的“存在意义”，怎能置若罔闻呢？

虽然考证不分大小，但是，我固执地认为，只有在面对“可能性极小”时做出的考证，才是真的考证。一望而知的学问，窃以为还是冠以其他名号为妥。如果大家都觉得“可能性极大”，哪里还会有考证生存的余地呢？在不得而知，或一望而知时，如果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即使很微弱，请万勿轻视。这是一种态度。没有这种态度，我们在功成名就的同时，可能还是一事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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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中有一首脍炙人口的七绝，即杜牧的《山行》：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二月花，一般理解为江南二月的春花、春天里各式各样的花儿。翻译成英文，《英译唐诗三百首》作：“The red colour of the maple leaves with frost was deeper than The of  ‘Second Moon flowers’.”或：“The red colour of frosted maple leaves is deeper than that of flowers in the Second Moon.”《唐宋诗词英译》作：“The leaves are as red as prairies in the flowering spring.”

也就是说，“二月花”是泛指，而不是实指。对于杜牧这句诗的妙处，王双启先生说道：“二月春花，其色娇艳，此系人所共知，以之作比，最为醒豁。此言虽系夸张之词，且不免有所偏爱，但此处系突出描写红叶，故未可以此非之，必得如此描写，方可取得鲜明强烈之艺术效果。”

这段话很是令人费解，红叶缘何会在与娇艳之春花的对比中“最为醒豁”呢？为“取得鲜明强烈之艺术效果”，就“必得如此描写”。非此不办，却又没什么说得出来的理由。这就不免使人起了疑心，要么，研究的深度需要加强，理论水平需要提高；要么，关于二月花的理解有误。高深的理论不是普通人玩得转的，我们还是来看看能否从“二月花”那里找出点人所未知的东西吧。

将“二月花”作为泛指词，根据还是有的。如杜牧的前辈诗人刘禹锡《伤秦姝行》：“长安二月花满城，插花女儿弄银筝。”当然，这里的“二月花”不是完整的一个词。宋人宋祁的《出城所见赋五题》，分咏二月雨、二月水、二月花、二月草、二月风，其中的二月花是这样的：“二月花堪爱，全开未落时。香轻长抱蘂，霞破即团枝。”确为泛指。宋人陈襄《和通判九月望日始见菊花二首》之二：“细看未减重阳泪，更晚犹胜二月花。”立意来自杜牧，以二月花为泛指。

历来的诗词中，以二月花为泛指的居多，如苏东坡的《次韵和王巩六首》之三就说：“欲结千年实，先摧二月花。”不过，也有实指为某种具体物种的。如唐人徐寅《尚书新造花笺》的“浓染红桃二月花，只宜神笔纵龙蛇”、宋人强至《南轩小桃盛开皆言群花未发而此独先之偶成短篇呈诸君》的“关中气候由来晩，二月花开岂是忙”，说的是桃花。宋人梅尧臣《公度以余尝语洛中花品而此邦之人多不敢言花于余今又风雨经时花期遂过作诗以见贻故次其韵》的“今年二月花偏早，发作无节雨与风”、苏辙《司马君实端明独乐园》的“城中二月花事起，肩舆遍入公侯家”，咏的是牡丹。元人黄镇成《题摘枝海棠》的“草堂二月花无数，开透春风未有诗”，成廷珪《题金太医杏林诗卷》的“董奉仙居不可寻，君家种杏亦成阴。……年年二月花如海，应是先生树徳深”，则分别写的是海棠和杏花。

如果杜牧用于和霜叶相衬的二月花真是泛指以上种种，不由得让人怀疑小杜先生有些色盲。说红彤彤的枫叶比白的、黄的、粉嫩嫩的桃花、杏花、海棠、牡丹们更显红艳，如此的诗句怎会让人心有戚戚焉？说枫叶“红于”五颜六色的春花，这样的对比，虽不至于让人思维颠乱，至少是有些不合情理，稍嫌勉强吧。贸贸然以为杜牧是个愣头青，会拿着红色和五颜六色做对比，实在是有些唐突呢。

所以，刘逸生先生不取习见的春花之说，而说是“红花”。红色之叶与红色之花，这才有可比较的基础，才能说谁比谁更红。不过，刘先生又说：“鲜红的叶子象一簇簇花球似地吐出娇艳的颜色。”杜牧有没有觉得遍山的枫叶与成簇的花球有形体上的近似之处，实在不敢妄断，刘先生仍以为杜牧笔下的“红花”是泛指，则是肯定的。

杜牧以后，枫叶和二月花就结下了不解之缘。清人查慎行有《重过玲珑岭看霜林作十二韵》诗：“二月花相似，千林景特奇。”又有《绮罗香·红叶，用玉田旧韵》词：“任赛过、二月花时，浑难恋、霜条霞缕。”陈毅元帅的《题西山红叶》干脆化用杜牧原句：“红叶遍西山，红于二月花。”然而，后人的这些理解和使用，与杜牧的原意是否一致，是需要审慎分别的。

其实，我们大可不必把这事儿想得那样繁难，以为诗人必定是胸中锦绣无数，诗情满怀时一定是花儿朵儿地采之不及。也许，杜先儿眼中所见只是枫叶，心中所想也单调得很。众所周知，枫叶是红的，所以又唤作红叶，殊不知，枫树开的花儿，也是淡淡的红色。如果肯定诗人的精神是正常的，那么，“霜叶红于二月花”，只不过是说，秋天里，枫树的红叶，要比春天里枫树开的红花还要红。难道不是这样么？拿枫树的红花和枫树的红叶进行对比，才是合理的呵，犯得上扯过一堆花团锦簇、差参不齐的桃、杏、海棠、牡丹来帮衬么？

葛晓音先生说：“‘霜叶红于二月花’的精妙比喻，攫取了春秋两季大自然中最热烈的色彩，通过秋叶之红与春花之红的比较，赞美了枫林经霜之后越发艳丽如火的顽强生命力，以及晚秋更胜于春朝的生机，对于一切在衰暮之时犹能充满活力、使生命放出异彩的人和物都是一个壮美的礼赞。谁能说它所饱含的哲理意味，与诗人盼望大唐否极泰来、晚景更红的心情没有关系呢？”美哉斯言！这可能是对《山行》诗最贴近地理解了。若然，诗人以二月花、霜叶分别拟喻初唐、晚唐，那只能是以枫树之花和枫树之叶相比才显符洽。如果将二月花理解为泛指，岂不是有些不伦不类、指东说西？樊川先生何至如此！

领谱字号钤盖在每册谱书的书衣和首页上。汉口徐徐堂所藏二修、三修谱钤盖的“皇字号记”，是方形双框朱文楷书印，其上端加钤房号“瑺”字，是朱文楷书无框单字印；而四修谱钤盖的是橄榄状锯齿边的“瑺房·皇字号”朱文楷书印。显然，四修谱所钤“瑺房·皇字号”印中的“瑺”和“皇”字是加印的，也就是说，四修谱上可能是先统一钤盖留有两处空白的“□房·□字号”印记，然后再根据领谱字号分别加钤房号和千字文字号。二修、三修与四修谱所钤领谱字号印记样式的不同，是不同时代续修的反映，所知吉林省图书馆藏本、浙江藏谱，皆是如此。

二十二卷本《韶山毛氏族谱》属于国家珍贵文物，全本从未在社会上公开出现过，极为罕见。2002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在期刊阅览室举办馆藏珍藏特藏书籍展示，也许算是《韶山毛氏族谱》少有的一次公开露面，但不对普通读者开放。

二十二卷本《韶山毛氏族谱》，在谱牒学、历史学上具有重要研究价值与显著地位，印制较为精良，开本宽大，字体、纸张与一般典型而单调、共性特征极为突出的湖南活字本书籍迥然不同，是公私收藏机构竞相追逐的名品。充盈着种种传奇色彩的“皇”字号二十二卷本《韶山毛氏族谱》，作为罕见的民间所藏原装完整旧谱，其珍贵程度可想而知，识者自能球璧视之。

二十二卷本《韶山毛氏族谱》，浙江思绥草堂励兄藏有一部，由原属震字第一房的“雨”字号、“火”字号、“凤”字号，以及鉴字第三房的“黄”字号等四部残本配全[1]。尽管如此，这已是民间所藏中极为罕见的全本了。此外，汉口徐徐堂藏有一部原装完整旧谱。

汉口徐徐堂所藏二十二卷本《韶山毛氏族谱》，2003年秋出自湖南湘潭，是韶山毛氏五修族谱的工作底本。韶山毛氏五修族谱于1999年初开始酝酿，2000年夏成立编纂委员会，由毛远俊任主修，毛崇文等五人任副主修，至2001年底完稿，2002年元月中旬排印出版。

此谱钤有“皇字号记”朱记，二修谱首页第一行原镌有“字号”二字，其上墨笔填“皇”字，属瑺字第二房。谱书有二十二册，完好地放置在原装的木箱中，箱盖上有墨书“皇字号”三字。“破四旧”至“文革”期间，为遮掩箱盖上的墨书，在箱盖上另粘写有“毛主席万岁”字样的标语，今已佚失，仅留有纸张残迹。

据湘潭一带的毛氏老辈人说，因为谱书上面有“皇字号记”的印记，这套谱是当年国民党政府和湖南省反动当局点名要查获的重中之重，有多少人为保护这套谱而作出牺牲，又是怎样保存下来的，简直无法说清。当时，毛氏族人是将这套最为珍贵的族谱分散保存的，而其中记载有“毛泽东”姓名的那一册谱书（齿录卷十五，全书第二十二册），则被带离韶山、单独存放。为防万一，保存者不得不将该册谱书的书衣撕去，伪装成其他书籍。所以，我们现在见到的这一册谱书，与其他二十一册在外观上有极大区别，相对而言，保存状况也是最差的。并且，全套谱书在装订、破损等方面表现出来的细节差异，也印证了曾经分散保存的传说。

即使在那样艰险的环境中，在被迫离析谱书、改变书籍外观的时候，毛氏族人也没有将谱书上的“皇字号”印记毁去，这才使后人能够得以确认它们的归属。毛氏族人对于这部有着特殊意义的族谱的钟爱，于兹可见。全国解放后，“皇”字号《韶山毛氏族谱》再次合璧，传承至今。

關於《引痘略》的初刻本。

《引痘略》版本衆多，原刻本也屢經增訂再印，以至著錄上多有誤解。這次見到一個本子，四冊。第一冊封面中間大字題書名，右側題“嘉慶丁丑季冬鎸，雙門底書坊敬業堂發兌”，左側題“引痘題詠附刻，百蘭堂藏板”。卷首有“道光元年歲次辛巳夏六月愚弟鄭兆珩拜撰”手書序、“嘉慶丁丑仲冬順德溫汝适”手書序、“嘉慶二十二年丁丑冬南海邱熺浩川”自序、圖像二叶四幅。卷端題“引痘略，南海邱熺浩川手輯”。卷末有“道光甲申初秋南海曾釗跋”。道光元年鄭兆珩序僅說“時方從事於粵東通誌，乃採其事入雜錄，而為之序”，與刻書無關。七行十七字小字雙行同四週雙邊白口，行間鎸圈點。刊刻精審。

第二冊封面題“引痘題詠，道光癸未仲秋，百蘭堂鎸藏”。首有“道光三年九月朔浩川邱熺”自序，大字鎸“勿藥有喜，嘉慶十九年秋九月穀旦曾燠題”三叶。第二至四冊，正文半叶七行十五字小字雙行三十字，四周雙邊，白口，雙魚尾，軟體字寫刻，極為精美。

該館在著錄這個本子時，先是依據封面定為“清嘉慶二十二年丁丑刻本”，後又覺得不妥，塗改為“道光刻本”，顯然是受了第一冊上的兩篇署年道光的序，以及第二冊封面、序的影響。

首先需要肯定的是：第一冊和第二冊上面的兩個牌記都是可以信賴的。這個本子的確是《引痘略》的初刻本，不過是曾經增刊若干內容罷了。

《引痘略》刻於嘉慶二十二年，道光辛巳序是後增刻的，時間可能是刻《題詠》的時候。《題詠》刻於道光三年，有牌記和邱氏自序為證。《引痘略》尾的道光甲申跋也是后來增刻的。兩部分刊刻都很精美，但《引痘略》明顯后印，這也是陸續刊刻而同時后印的證明。版本著錄應該是：清嘉慶二十二年百蘭堂刻道光三年續刻題詠四年增刻印本。

之所以認為題詠不是與四年增刻的跋同時完成的，因為二者的刊刻時間相隔有差不多整整一年。《引痘略》的這個版本，問題還比較復雜，一時半會在這裏是說不清楚的，以後接着說。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文献。当时国共合作尚未完全破裂，因此，韶山毛氏得以修订族谱，并且客观记述了毛泽东，以及毛泽民、毛泽覃等其他毛氏共产党人的情况，记载了十多位革命烈士的生卒年月，还为在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中牺牲的部分烈士立传。据说，中共地下党也参与了修谱工作，如担任族谱监修助理、校修缮勘等项工作的毛月秋、毛浦珠等，都是共产党员。族谱中对于毛泽东的评价是：“闳中肆外，国尔忘家。”老同盟会员何海清先生在《赠序》中也说：“矧尔来毛氏族姓，如詠芝（即毛泽东）昆仲辈，现服膺主义，声名遍天下，其昌炽而光大正未可限量。”

何海清先生是红军总司令、八路军总指挥朱德的把兄弟，曾被蔡锷称为“吾之子龙”，有“虎将”之誉，参加过甲午战争、辛亥革命、护法战争，官拜陆军上将。也许，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背景”，老人家说话才敢如此大胆吧。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中，这样的族谱能够修订出版，无论如何都是不能被反动派所容忍的。随着“皖南事变”后国共合作的逐渐破裂，国民党政权对韶山毛氏的迫害也加剧了。继1932年6月29日，时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队第四路军总指挥的何键盗掘毛氏祖坟后，曾再次密谋在1940年的正月十五盗掘毛氏祖坟而未得逞的反动当局，这时当然更不会放过竟然明目张胆为“共匪头目”树碑立传的四修《韶山毛氏族谱》了。

二十二卷本《韶山毛氏族谱》，是按千字文编定字号，分发给毛氏各房保存的，共有一百三十五个字号，均钤盖有标记房号和字号的朱文印记。对于木活字家谱来说，这个“出版量”算是比较大的。可是，残酷地镇压与毁灭以后，今天能见到的二十二卷本《韶山毛氏族谱》已经不多了。完整或较完整的保存有光绪、宣统、民国三次递修内容的二十二卷本《韶山毛氏族谱》，全国南北公立机构藏有约六部：

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1]；

湖南省图书馆，残本配补[2]；

天津图书馆[3]；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龙”字号，属震字第一房[4]；

吉林省图书馆，“问”字号，属深字第四房[5]。

另外，据记载，建国之初，杭州古籍书店的严宝善先生曾赠送给毛主席一部。因此，还应有一部珍藏在中南海毛主席故居[6]。

愚新发现的旧武昌贡院前的“惟楚有材”牌楼照片，出自谢倩茂所编《一九三一年汉口大水记》，比之前出自1948年上海《联合画报》的照片要早上十七年。这也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惟楚有材”牌楼照片。其重要性并不完全在于年代的早，而是有助于探讨牌楼的位置、匾额的方向等极其重要的问题，是珍贵的史料。

因为报纸、网络连篇累牍地宣传，愚才注意到学者关于“惟楚有材”的一些说法。那是2007年1月20日.看到新闻以后，习惯性地查了一查，发现学者关于“惟楚有材”源始的说法有问题。确切地说，是错了，就在某论坛上顺口说了一句。

本没打算继续纠缠下去的。可那顺口说的话，不知怎的就刺痛了什么人，讥讽、挖苦之声不绝于耳。愚是受不得这些的，倔脾气上来了，好奇心也陡然高涨起来——会是什么人不能容忍任何的质疑呢？于是，试着再找了些书。

所以说凡事不可太认真。只要你有足够的耐心，就会发现，弄点小成就出来，简直太容易了。统共用了5天时间，到1月24日，写了一篇近7000字的小考证文章。

愚下懒惰成癖，已经有好多年没正经琢磨过什么问题了。平时遇到一些疑难，翻翻书，觉得差不离自己比较清楚了，很少会再去花功夫将这解决的过程描述下来。甚至，有的时候，愚下都怀疑自己是否真的解决了那些疑难，更多的可能是，愚下一旦觉着那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就会立刻放弃追索。注重能否看到结果而不在意是否得到结果，大概是愚下最大的特点之一了，很不值得提倡的坏习气。

所以，这篇文章完全是某些人自讨没趣的产物。果不然，在某论坛上贴出来以后，闹吼吼叫嚷了几年的媒体瞬间没了声息，省领导批示、市政府立项的宏伟文化工程也没了动静。当然，没有任何人公开宣称放弃旧的错误观点，也没有媒体如宣传错误观点那样热心地来报道新的说法。

在这以后，愚并没有停止关于这个问题的追究。因为，与此相关的，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到底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是否真如“传说”所说的，是嘉庆年间湖南文人的创作？而就在《辩说》帖出来以后不久，一位湖北网友就以铁证说明，至少在乾隆年间，湖北人就已经使用过这八个字了——当然，是连在一起说的。

愚一直很奇怪，湖南人为什么这么在意这八个字是谁先提出来的，难道谁先提出来的，就能证明谁更优秀？类似的偏执使部分湖南朋友已经丧失了理智，只要有湖北人讨论相关问题，不管正确与否，马上给予激烈的抨击。

更奇怪的是湖北人，或者说，是部分掌握着宣传喉舌的湖北人，似乎不愿意见到湖北人去参与讨论相关问题。在网友举出证据说明那八个字可能早于嘉庆时期的湖南，并受到湖南网友冷嘲热讽时，愚感觉到有一股势力将所有的声音都埋葬了下去，当然，首先被埋葬的是湖北人自己的声音。

部分湖南网友的狭隘是愚所不屑的，但是，这并不代表愚就认为一定要让湖北人在“惟楚有材”历史上占据上风。如果刻意违背历史真相，都是可耻的。愚坚持认为，历史学的探讨是与现实利益没有关系的。如果一定要说有关系，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才更有利于现实的建设，而绝不是相反。可是，现状是，部分湖南网友容不得任何争议，任何出自湖北人之口的说法，都被赐以厚脸皮的荣誉。同时，湖北人，或者说，控制着喉舌的湖北人，则极力禁止其他湖北人提出新的看法。

第二个问题呢，愚觉得才是最有现实意义的，即，武昌旧贡院前的“惟楚有材”牌楼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专家认为是乾隆时期。为什么有现实意义呢，因为热心的人们试图重建这个牌楼，并得到了省、市政府的支持以及财政投入。是否应该重建，愚倒觉得没什么可讨论的。关键是，围绕她的宣传不能出错，错误的宣传只会给整个城市抹黑。

愚丢不起这个人，因为愚是市民。

《辩说》草就以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因为忙于生计，也因为有其他题目需要去探究，牌楼的事只能断续进行。一直没能将最终的结果写出来，心中很忐忑。也许，还有朋友在关注着进展，这更让愚放心不下。

其实，结论是清晰的：所谓乾隆时期武昌贡院前就树立着“惟楚有材”牌楼的考证，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所谓现今所见牌楼旧照片上的题字出自曾国藩的“传说”，属于讹传；所谓牌楼上正反两块共计八个字的匾额的“口碑”，出自当今“热心人士”的臆造。至于将新鲜出炉的“考证”结果升华成湖北地区长期存在的民间传说而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更是利令智昏得可悲。

旧武昌贡院前牌楼上题写着“惟楚有材”四个字的匾，其出现最早不可能早于清代光宣之际。

从“惟楚有材”的“版权”问题到牌楼问题，专家以及热心人士的说法基本上没有一点是对的。这非常令人遗憾和沮丧，但这是事实。现实的极端功利思想，是导致考证失误的重要原因。而令人感觉恐惧的倒不是考证的错误，因为，那是技术性问题。技术，是可以提高、改进的，东边不亮西边亮，总有改正的时候。可怕的是，围绕这些问题，很多人睁着眼睛说瞎话，捏造史实。其动机仅仅是为了证明“朋友”考证的正确。

这是让愚窒息的过程。在捏造的同时，不知道是不是扼杀了说真话的“口碑”。依照惯例，不可能没有进行口碑调查，也不能只找“热心人士”调查，难道就没有一个非热心人士说出过历史的真相？

外行，或者说，非本专业的人，经常会主动或被邀请参与到某些事情中去。谁也不愿意当自己是外行，谁也不愿意说自己不懂。参与多了，大家也就彼此互认为行家。当学术被这样的参与所覆盖时，我们能指望得到多少真相呢？

2008年6月24日

在博客的草稿箱里找到以上文字，记忆有点模糊，不知道当时为什么就那样放着没发出来。刚才仔细看了一遍，心中想的却不是这座牌楼，而是黄鹤楼。在“惟楚有材”之后，因为在网上见到一个提问，又对与黄鹤楼有关的问题进行了些梳理，发现历来的“定论”是错的。这话当然不是乱说。由此又用了约半年多的时间，全面考察了黄鹤楼问题，自以为成果是丰富的：如果我说能大致恢复历史上“第一座”黄鹤楼的原貌，请不要惊讶；如果我说能找到完全写实的清中期以前古黄鹤楼的形象资料，请不要怀疑；如果我告诉您黄鹤楼为什么会成为黄鹤楼，请不要认为这个问题没有意义……这些时，每次经过长江大桥时，都会不自觉地盯着黄鹤楼看。没有仰慕，只有点点的忧伤。晚上，看着灯火通明，伟岸矗立的黄鹤楼，心都会被揪起来。一直没有下手再写关于黄鹤楼的文章，因为，心在痛，不能去触动。2009年5月18日。

当一次文抄公：

这是胡适1911年3月9日的日记，这一日，是胡适到美国大约半年左右的时间，他读到了美国前总统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而在前一天，他又刚读过杰斐逊起草的北美十三洲的独立宣言。连读两个经典性的美国政治文本，胡适在日记中写到：

“昨日读美国独立檄文，细细读之，觉一字一句皆扪之有棱，且处处为民请命，义正词严，真千古之至文。吾国陈、骆何足语此！读林肯Gettysburg演说，此亦至文也。”

从日记中看，这是胡适第一次从书面上接触美国政治，虽然赞不绝口，左一个“至文”右一个“至文”，但要说有所领会，恐怕还来不及。“独立宣言”并非一味声讨性的檄文，也非中国皇权制度下的文人陈琳、骆宾王的讨伐性文字所能比附，为民请命则更非民主政体的语言，它的政治所指乃是为民做主。一个人的思维状况通过他所使用的语言就可以检察，因为思维的幅度超不出语言的半径。初来乍到的胡适还只能用自己的母语和受母语决定的认知来认知西方政治，这就隔了不止一层。但，这毕竟是一个开始。

四年后的胡适对美国政治感受殊深，当他的“一苇杭之”同船赴美的朋友赵元任来信和他讨论林肯演说中的最后一句如何翻译时，胡适的翻译设虽不是最精彩的，但却是“信”的。这个被梁任公视为不可翻译的名句是“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胡适一连翻了两次，前一次是“此吾民所自有，所自操，所自为之政府”，因其“殊未能得原语之神情”，又译为“此主于民，出于民，而又为民之政府”。意思不差，神情还是没出来。

直到孙中山手里，形神兼备，才出现汉语世界中公认是最好的翻译：“民有、民治、民享”。然而，孙中山也不是一步到位，他最初在《文言本三民主义》中，把此句译为“为民而有，为民而治，为民而享”。这样的翻译，意思极为不明，若不辨清这一“为”字的含义，其间的差距还真不可以道里计。这里，“为”有两解，其一是以上“为民请命”的“为”（wei，去声），另一是文言中的被动词“为”（wei，阳平）。设若前者，那可是任何一个中国皇帝都可以天天挂在嘴上的政治华表。为什么？权力合法性在此一系。然而，要害在于，三个“为”字，俱诉诸目的，而目的是谁也看不见的，因而它最不可靠。何况，历史经验不难于让我们看到这样的吊诡：一个权力，尤其是极权性质的，一边声口“为民”，一边却在“残民”，好话有尽，坏事无绝。后者不同，政府不是一个主动的存在，它是被动的，主动的倒是“民”。当然，这层意思在原有的句式中并不突出，需要一番郑板桥式地“删繁就简”，待把句中两个虚字的枝叶给斧削，“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春树”则水落石出、跃然眼前。这样，“民”的主体性是不是更醒目？

当然，就这林肯版本的“三民主义”（不是孙中山的），最重要的是当中的“民治”（by the people）。它就像一根扁担把“三民主义”的担子给挑了起来，没有它，前后的“of the people”和“for the people”则不免无着落。检验政府权力的“民”之真伪，不在于它喊没喊出“of the people”和“for the people”，而唯一地就在于它做没做到“by the people”。这个短语的真义是“权为民所授”，压缩成一个词便是“民治”。民治的关键在“by”，它的意思是“通过”和“经由”，这是“程序正义”之始。如果国家权力不是经由（“by”）全体国民的选举程序，那么，“为民”之类的“目的正义”就无法保证，甚至根本就是不用兑现的谎言。然而，这么准确的“民治”一词大致形成于“五四”，可是它并没被广泛采择，当时流行的是音译“德先生”。这个“德先生”不知后来为什么摇身一变为“民主”，并沿用至今。而“民主”完全是从母语文化中汰选出来的词，它的本意恰恰是和“民治”极不相容的“为民做主”和“民的主宰”。

以上转自：http://book.sina.com.cn/nzt/history/cha/qiaozheren/5.shtml

有一种说法，“为人民服务”是鼎鼎大名的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先生首先提出来的。搜索到这条信息时，鄙人是很觉得怀疑的。林先生死于1865年，也就是清同治四年。想来，此公不仅不会说古代汉语，恐怕连汉语也不会说吧。所谓林先生提出的“为人民服务”，应该是来自翻译。

据称，林先生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葛底斯堡前线”说过这样的话：“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政府不会从这个地球上消亡。”也有人说，他在葛底斯堡公墓上的题词中写道：“我们现在坚信这些死者不会白白死去——这个国家，在上帝的指引下将获得新生的自由——人民的政府是人民选举的，为人民服务的，他将永垂不朽。”文字不一样，但显然只是翻译上的不同。还找到另外一种翻译：人民的、人民统治的、为人民服务的政府。

尽管翻译不同，但“为人民服务”这几个字都重复出现，貌似大家对林先生原话的理解没啥出入。这句话出自林肯1863年11月19日“在葛底斯堡国家烈士公墓落成典礼上的演说”，其英文原文为：

Fourscore and seven years ago our fathers brought forth on this continent a new nation, conceived in liberty and dedicated to the proposition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Now we are engaged in a great civil war, testing whether that nation or any nation so conceived and so dedicated can long endure. We are met on a great battlefield of that war. We have come to dedicate a portion of that field as a final resting-place for those who here gave their lives that that nation might live. It is altogether fitting and proper that we should do this.

But, in a larger sense, we cannot dedicate, we cannot consecrate, we cannot hallow this ground. The brave men, living and dead who struggled here have consecrated it far above our poor power to add or detract. The world will little note nor long remember what we say here, but it can never forget what they did here. It is for us the living rather to be dedicated here to the unfinished work which they who fought here have thus far so nobly advanced. It is rather for us to be here dedicated to the great task remaining before us -- that from these honored dead we take increased devotion to that cause for which they gave the last full measure of devotion -- that we here highly resolve that these dead shall not have died in vain, that this nation under God shall have a new birth of freedom, and that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shall not perish from the earth.

商务印书馆1983年出版的《林肯选集》收录了这篇演讲。《林肯选集》的译者是朱曾汶先生，被誉为“商务译书最多、贡献最大的一位译者”。商务一贯的严谨，朱先生的声望，都使人相信，《林肯选集》中的译文应该可以算是比较权威的了：

八十七年前，我们的先辈们在这个大陆上创立了一个新国家，它孕育于自由之中，奉行一切人生来平等的原则。

现在我们正从事一场伟大的内战，以考验这个国家，或者任何一个孕育于自由和奉行上述原则的国家是否能够长久存在下去。我们在这场战争中的一个伟大战场上集会。烈士们为使这个国家能够生存下去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来到这里，是要把这个战场的一部分奉献给他们作为最后安息之所。我们这样做是完全应该而且是非常恰当的。

但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这块土地我们不能够奉献，不能够圣化，不能够神化。那些曾在这里战斗过的勇士们，活着的和去世的，已经把这块土地圣化了，这远不是我们微薄的力量所能增减的。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说的话，全世界不大会注意，也不会长久地记住，但勇士们在这里所做过的事，全世界却永远不会忘记。毋宁说，倒是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应该在这里把自己奉献于勇士们已经如此崇高地向前推进但尚未完成的事业。倒是我们应该在这里把自己奉献于仍然留在我们面前的伟大任务——我们要从这些光荣的死者身上汲取更多的献身精神，来完成他们已经完全彻底为之献身的事业；我们要在这里下定最大的决心，不让这些死者白白牺牲；我们要使国家在上帝福佑下得到自由的新生，要使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长存。

这里面没有 “为人民服务”呢。for the people，大概就是所谓的“为人民服务”吧，《林肯选集》认为应该以“民享”为是。不仅是汉语文字的表述不同，在意义上似乎也有些区别。

西方民主思想中确实含有“为人民服务”的内容。不过，这能成为我们将  for the people  翻译成“为人民服务”的理由么？如果是这样，中国早在周朝就有了较为成熟的民本思想，难道我们能由此将“为人民服务”一直追溯到三千年前？

如何正确理解林肯的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仅仅着眼于演讲本身可能并不合适，还应该关注林先生的一贯思想，甚至是法国的大革命、美国的立国。

有一点应该说清楚，“民有，民治，民享”，是孙中山先生的翻译。

二三四修中湘韶山毛氏族谱二十二卷

清光绪七年、宣统三年、民国三十年韶山毛氏西河堂木活字本

二修中湘韶山毛氏族谱九卷

清光绪七年（1881）韶山毛氏西河堂纂修。九册。

文录五卷  卷首至五（第一至五册）

齿录四卷  卷一至四（第六至九册）

三修中湘韶山毛氏族谱五卷

清宣统三年（1911）韶山毛氏西河堂纂修。五册。

文录一卷  卷六（第十册）

齿录四卷  卷五至八（第十一至十四册）

韶山毛氏四修族谱八卷

民国三十年（1941）韶山毛氏西河堂纂修。八册。

文录一卷  卷七（第十五册）

齿录七卷  卷九至十五（第十六至二十二册）

 

 

————  ※  ————

 

《韶山毛氏族谱》始修于清乾隆二年丁巳（1737），毛文伯等纂修[1]。在此后长达一百五十年的时间里，韶山毛氏之震、瑺、鉴、深四房各修过房谱，震公房房谱修于清咸丰五年乙卯（1855），深公房房谱修于清咸丰七年丁己（1857），瑺公房、鉴公房房谱修于清同治七年戊辰（1868）。

《韶山毛氏族谱》二修于清光绪七年辛巳（1881），毛祥纲等人主修；三修于清宣统三年辛亥（1911），毛祖基等人纂修；四修于民国三十年辛已（1941），毛泽钧主修；五修于二〇〇一年辛巳。四修族谱首次全面提供了革命领袖毛泽东主席的家庭情况，史学家据此纠正了从斯诺的《西行漫记》，到当代研究著作中的一系列不正确的，甚至是错误的认识。

《韶山毛氏族谱》二修至四修是首尾相互衔接的一个整体，分为“文言”和“齿录”两部分。三修“文言”以序传跋编为第六卷，上接二修第五卷，四修第七卷上接二修第六卷。“齿录”另外分卷，三修第五卷上接二修第四卷，四修第九卷上接三修第八卷。三、四修本从卷数序列上是不完整的，如四修序传跋部分只有第七卷，齿录部分只有第九至第十五卷共八卷。三、四修本依二修卷数起卷，文字内容不重复，五代以外齿录不照录，其体例在各族各氏家谱中较为罕见，须二、三、四修一起才算完帙，合计二十二卷。

二十二卷本《韶山毛氏族谱》的第一部分（文言）共七册，内有序、源流记、派系诗、韶山风景、祠堂和名庵记、碑文格言、铭训、题词、人物传赞、诰命、律令、家规、家训、家劝、家戒、冠礼、婚礼、丧礼、祭文、服制、阴阳历对照表，以及韶山、祠堂、名庵、墓地的图画一百八十五幅。第二部分（齿录）共十五册，收录自元朝至正年间至1941年止毛氏族裔10231人的名讳、排行、生卒年月日、葬地、配偶、子女概略，以及部分族人的职官、追赠、学历和评语等。全书共计四千三百多页，约九十余万字。

[1]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见严宝善《贩书经眼录》，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75页。今人各种著述中，所谓韶山毛氏乾隆始修谱“已佚”、“未见传世”、“尚未找到”等说法，均不准确。

是在网上闲逛时知道这部电影的。因为不太关心娱乐圈的事，早先没有听说过，起初还颇有些感慨剧组保密措施的得力。看到的不是广告，而是影评，毁誉不一的影评。我自认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虽然痛恨制造“南京大屠杀”的侵略者，但并不认为今天的日本人会一致响应“虚构”论。我也不认为任何一个试图用艺术形式表现“南京大屠杀”的中国人，会为侵略者戴上“人道”的桂冠，会试图引导同胞相信制造大屠杀的侵略者是有良知的。我相信，没有一个艺术家会说，挥舞着屠刀的侵略者也在受着良心的煎熬，砍下中国人的头颅时，他们比迅速死去的人更为痛苦。所以，我不相信某些持负面态度的影评，我认为那些都是诋毁。

电影院里人山人海，《南京！南京！》一座难求，近几场的票都告售罄。不得已，排队买票以后，去附近的商场转悠打发时间。商场里的人没有电影院多。我是出名的好胃口，饭菜无论好赖，都能吃，电影无论烂否，都能看。可是，不知怎么了，电影才开场，恶心、呕吐的感觉就大肆袭来。是外面的小吃不干净？是座位靠前不适应？是空气溷浊无法忍受？终于，我没能抵抗住身体的强烈不满。电影还未结束，我就冲向WC。也没吐出什么来，几口酸水而已。

这是人生中第一次看电影提前退场。是在看一部期待已久的电影的时候，是在提醒自己一定要保持对历史、对死难者、对艺术家起码地尊重的情况下；不是因为场面“血腥”。

很多人都表示对电影开头的一段感到满意，然而，电影画面其实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电影字幕提示，阻挡溃军出城的是宋希濂第三十六师之一部。这一点本身并没有问题，倒也是历史的实录。时任第七十八军军长兼第三十六师师长的宋希濂在回忆录中是这样写的：“教导总队、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第七十四军及南京警察等，均沿中山路拥向下关，争先抢过挹江门，互不相让，并曾一度与守挹江门之第三十六师第二一二团部队发生冲突，秩序混乱达于极点。”

在电影里面，除了配备有德军色彩的长柄手榴弹，守卫挹江门的第三十六师所部与溃军相比，明显就是杂牌，因为，溃军大部分是装备精良的“德式师”！不少影评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于是大发感慨，对中国精锐部队的毫无斗志痛心疾首，对“非主力部队”的坚韧顽强深表敬意。没错，按照宋希濂的回忆，与三十六师守城部队发生冲突的，确实是以“教导总队、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为首的德式师，但是，导演难道不知道么，宋希濂的第三十六师是与“教导总队、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齐名并称，都经过淞沪会战洗礼，号称中国当时接受德国顾问指导最多、德式装备最齐全、训练最充足的四大王牌德式师之一！

正在接受检阅的中国军队德式师

在日军攻入中国首都之时，在南京挹江门，发生“达于极点”的冲突的，是中国最精锐军队之间的内斗。导演难道不觉得这样的历史事实更会令人愤懑，更能令人深省，更富艺术的表现力么？据说三十六师守城部队的那位代表人物，南京沦陷后坚持抵抗的英雄，历史上实有其人，名叫陆剑雄，黄埔出身，时任教导总队下级军官……教导总队？教导总队不是因溃逃而冲击挹江门，与三十六师发生冲突了么，怎么旗下的军官这时转投到宋希濂门下了？导演难道是想用这种“错位”来一个反讽？这种艺术地创造，蕴涵有何种不得不如此的伟大意义呢？

确实，从上海撤退到南京的第三十六师已是伤亡惨重，入沪作战的一万多人，到南京时仅剩三千败卒，虽然有何应钦拨交的补充团四千余人，以及部分轻重机枪、步枪及通迅器材、工兵器材作为补充，但其“德式师”的风采可能黯淡了许多。不过，当时宋希濂的师司令部就设于挹江门附近，可想而知，防卫挹江门的第二一二团绝非“补充团”递补而成，应该还是那个在淞沪会战中屡挫日军的老班底，是宋希濂的嫡系亲信部队。即使有淞沪会战的损失，其装备也不是“补充团”所能相比的，所以有能力“劝阻”擅自率师直属队等二千余人向下关撤退的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逼其重返战场。值得一提的是，第三十六师一〇六旅二一二团团长，是后来远征缅甸，获美国总统罗斯福所颁勋章，官至中将军长的抗日名将顾葆裕，所部二一二团异常彪悍，怎么可能是电影中所表现的一副受气包的杂牌形象？

顾葆裕将军

还需要探讨的是，电影选取挹江门冲突这一场景是否合适？无论电影本身该如何去评价，导演在此的意图是清楚的，或者说，我们清楚，导演的意图之一是表现“陆剑雄”坚守南京的决心，表现他恨铁不成钢，希望更多的袍泽能明白军人的责任。然而，中国精锐部队在南京挹江门的冲突，能否拔高到这种程度，却是要审慎对待的。与用机枪“劝阻”临阵脱逃的孙元良不同，挹江门内讧时，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跑了，掩护长官部“撤退”之后的宋希濂也跑了。三十六师二一二团警戒挹江门的职责，不再是如同对待孙元良那样地督战，而是保护长官公署、宋希濂以及自己“撤退”通道的不受干扰。因主官不辞而别而盲目溃散的各部队官兵，想经由挹江门去下关码头渡江，是必然发生的事。大家都想逃命，区别仅在于三十六师二一二团有警戒挹江门的军令这一上方宝剑，面对渡江船舶的严重短缺，他们首先要保证的是自己的部队能过江，至于兄弟友邻，只好对不起了。

电影没有表现的是，挹江门冲突双方开枪了，投掷手榴弹了。我们当然不是说在南京的中国军人都是孬种，不是说在挹江门发生冲突的部队中没有“陆剑雄”式的英雄。只是，这一刻的三十六师二一二团，不是在督站，更不是在抗击日军，无论他们的行为是因为执行军令还是自保，都很难给予表彰，给予英雄的待遇。南京保卫战尽管悲壮得可怜，但可歌可泣的场景也不需要大海捞针才能发现。如果导演觉得必须表现“督站”的残酷，完全可以选取宋希濂用机枪“劝阻”孙元良重返战场的那一幕。如果导演想表达对于中国军队疯狂逃散地悲哀和愤怒，怎么没想到应该同时表现一点点日本军舰、飞机对渡江逃窜的中国军队地疯狂冲撞、射击？

 
今日南京挹江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