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是2005年，一位江浙老人，年近百岁。正在家中休养的他接待了前来探望他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这位浙江老人喟然长叹：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如此伤感的“百年一叹”，最后竟成千古绝唱，这就是中国教育界颇有争议的“钱学森之问”。

    现在是2009年，一个名叫洪欣格的女生，14岁，因为“五十万字”的作品以及“优秀的英语水平”，被江浙某高中推荐，准备破格进入北大学习，但是在面对记者采访时，这个小女孩直言不讳自己的理想：我的理想是当老板！

   如此看来，“钱学森之问”在洪欣格这里无法获得解答了，对于北大这次“权力下放”，我是反对的，这样根本无法寻找到合适的生源，且不说对于社会科学人才无法在高中阶段判断出来，纵然是理工科人才，数理化成绩也不能说明一切，童第周、华罗庚都是初高中成绩都不理想，在有问题的初中与高中制度下，究竟能培养出或推荐出什么样的人才？——或者苛刻一点，请问这次北大是想挑选优秀的学术人才，还是一场转移招生矛盾的作秀？

    答案恐怕只有日后才知道。

    我想说的是，推举制度从来不是什么新鲜事，大学精神或是尊重学术的公共理性不建立起来，而且竟然把权力下放到中学这一级，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汉朝的举孝廉为何让位给科举制？最大的弊端恐怕是来自于基层的腐败——记得我读中学的时候，我成绩是最差的一个，读初中时成绩时常位居倒数三名，但是学校从来不让我参加任何形式的作文比赛，我爱好写作，却没有发挥的空间。每当学校有写作奖项征文时，霸道的班主任都会把名额给一些“有背景”的学生，但他们却从未拿过任何奖项。

    每当我深夜在书房看书、写东西时，我就会回想起这样一个场景，一个无辜的学生在老师面前，恳求一个去省城参加比赛的名额，但总被英语、数学，甚至生物这些课程的成绩拒之门外，更可恨的是，班主任还召集一些“有来头”的学生投票，“谁最不够资格去比赛”，答案当然是我，于是我就被冷冰冰地拒绝掉了。

    所以，我从来不相信来自于校方的所谓推荐，从来都是成绩说话，从来都是硬件说话，书是自己的写的，分数是自己考的。记得有朋友问我，韩晗，你写了七本书，发表文章四百多篇，获得国家级一等奖三次，你从高考到考研，在升学的路上获得过多少次破格推荐？我说从来没有，直至现在，我还每天跑图书馆，像一名高中生一样，准备我的博士生入学考试。因此，感谢没有这些破格，让我走到今天。

    这位破格进入北大的女生，最显著的特点是英语好——托福雅思什么都考过，我不明白英语缘何与奥数一样，成了一个变态的评价标准？我们没有自己的语言吗？三十年代全东北学日语，五十年代我们全民学俄语，现在我们全民学英语，下一波我们又该全民学什么了呢？这就能带表她的独立思考能力与学术能力了吗？

    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弘扬公共理性与学术道德，是对于“人才标准”的重新勘定，而不是以破格、推荐这些形式去寻找官方意识形态下的“人才”。中国不是美国，不是日本，不是欧洲，我们为何不从人才的出口实施新政，实行宽进严出的公共学术资源共享政策，而在人才的入口做文章？四年后洪欣格结局如何，谁人可知？须知我们的人才是建立在驯服、英语成绩与某些人物的观念之下，真正的人才在何处？我不知道，恐怕大家也不知道。这位立志当老板发大财的人进了北大，究竟能否给我们的教育体制带来什么——这让我想到了某些打着作家名头的年轻人，进了大学，成了公务员，拿了奖，最后，用尽全身的力气，将学术与文学重重地一脚踢开。

    我为我们的知识分子可悲，为知识分子的无奈可悲，更为学森老的“钱学森之问”而心冷，我们的大学究竟培养什么样的人？出发点与人才标准都差之千里，还能指望培养出真正意义上的“大师”吗？

    这是某穷困潦倒的“蚁族公民”在交不起房租、吃不起饭，最后不愿意调到XX市工作的一句“豪言壮语”，廉思兄是我佩服的青年学者，早在2006年大学生年度人物评选时，我就知道了廉思兄，如今时过境迁，《蚁族》的问世，我对廉思的敏锐性深觉佩服。但是，“蚁族”果真是值得同情或是值得钦佩的吗？

    我刚入学时，导师周华斌教授给我四句话：“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老子投八路。”这四句话也是我长期以来的座右铭，我欣赏“变通”的生活态度。但是“蚁族”的“拧劲”却是我一直不赞赏的。

   政法大学毕业生去推销保险，计算机系毕业生去餐馆端盘子，这不是一个民族吃苦耐劳的体现，而是中国人人性的悲哀。政府并非不作为，每年四川、重庆、云贵等西部地区大量招聘政法、计算机与工民建等专业的学生，结果常常是无人问津——这些人去哪里了？

    我不相信，在北京上海端盘子做苦力就比在西部地区人尽其才要更好？且不说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就拿自己苦学四年的专业来说，你就果真愿意把它荒废掉？这种“宁当凤尾，不做鸡头”的精神，用“志大才疏”来形容，恐怕不为过罢！

  “城市”不是一切，每个人应有全球化全球化眼光。青岛只是一个地级市，却有海尔这样的集团，远在成都的刘永好，成了中国顶级富豪之一，信息、资本的全球化解域流动，每一个人都是世界公民，我在兰州、台湾都出版过专著，但我却从未去过这两个地方。“行万里路”固然重要，但是为一生之计，我更主张“稳扎稳打”的战术，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才是一个人真正走向成功的要义。

   我有一个朋友，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拒绝了几个省台作为“人才引进”的聘请，在北京一家文化公司苦苦支撑，现在连房租都成问题，每个月还要家里接济，但是他的一个同学却去了某省台，现在已经是制片人，多部作品拿了全国大奖，已经有中央台、北京台要“挖墙脚”——年轻人应该找准自己的舞台，哪里给你机会，你就去哪里，等积累到一定水平了，厚积薄发，未尝不可，自古少有富豪出少年，此言非虚。

    前些年曾有机会与台湾全威国际董事局主席王禄誾先生交流，王先生一句话令我感叹不已：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去五百强，喜欢去北京上海，面子害人哪！在一个没有机会的地方敲边鼓，远不如找一份自己的舞台来的自在。时过境迁，现在看到“蚁族”们的样子，我愿意将王先生这句话，与各位共勉。

向来不关注这类奖项，作为一名北广人，这不称职。

但是这次终身成就奖颁发给了罗京老师……

我实在不想触碰这个哀痛的话题，但是事实就是这样残酷。

电视里的音乐低回盘旋，我在书房里写我的东西。

实在是有些感触，罗老师已经离开我们半年了。

“啊，小师弟啊。”

“我挺好的，你还好吧？”

“好好努力吧，小师弟。”

这些声音，我再也听不到了。我只期望，罗老师在那个安静的世界，一切都好。

我们大家都会好起来的。

一向自信的我回答：小孩子好动，是在思考问题的一种方式。但是，小孩子在思考什么问题呢？朋友追问。

这个问题我反倒答不上来了，是啊，孩子们在思考什么样的问题呢？

问题迟迟不能解答，直至我看到“儿童哲学智慧书”这四本薄薄的小册子，它的问世令我惊讶，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精彩的读本，针对学龄前的孩子，四本书问到了四个问题：我是什么？知识是什么？好和坏是什么？幸福是什么？

原来这就是孩子们思考的问题吗？

据史书记载，托勒密一世皇帝曾问大哲人欧几里得，我是什么？欧几里得回答，您是人啊，陛下。托勒密一世大怒：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我说一不二，还敢有人这样对我说话？欧几里得继而不慌不忙地回答，陛下，那我可否问您，您是人吗？欧几里得的反问，让不可一世的托勒密一世竟无言以对。

这段对话看似幼稚，但却意味深长，因为他没有答案。在人类一开始思考的远古洪荒，无论是统治者还是哲人，都在不断思考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看似简单，但却无法寻找到答案。但是，人类文明发达到今天这个高度，再也不会有欧几里得和托勒密一世这样的对话。人类逐渐丧失了他应得的问题意识，譬如，我们会去探讨索罗斯如何做空恒生指数，会去思考如何用镭射迅速捕获原子，但我们却无法回答什么是人？什么是幸福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

这些看似简单问题只能存在人类的幼年时代，就像小孩子们提问的内容与方式成年人无法理解一样，成年人如何去解读孩童？孩童没有经过红尘的历练，也没有受到世俗的骚扰，成年人不必抱怨在孩子面前无所适从，只要看看我们思想的洪荒年代，这些问题的形式都是非常简单的。但是，我们这个世界仿佛成为了福克纳笔下的南部家庭，祖先们的凌厉勇气与问题意识都消失殆尽，剩下的是精神的欲望与肉体的狂欢，人类难道真的走向了穷途末路？

终于，在《儿童哲学智慧书》里面，我看到的是一种久违的睿智，一种敢于放低姿态但却妙趣横生、哲理充沛的睿智。哲学博士奥斯卡·柏尼菲才华横溢，但又懂得儿童认知心理。大量的插画配合着精短隽永的文字，仿佛一下子拉近了孩童与希腊哲人们的距离，这不禁让我想到了当年 丰子恺先生的“缘缘堂”随笔，在简单的漫画与文字中，却渗透着人类最原始的问题意识，丰子恺来自于释迦牟尼的思想，而柏尼菲却洞察了人世生存的哲学奥义。

面对“奥特曼”的侵蚀与“蜡笔小新”的痞子有理，我们没有理由不为我们的下一代提供优秀的绘图读本，特别在这个读图第一的大众媒介时代，这样一套“儿童哲学智慧书”，无疑让我们已经退化了的思维，注入了来自于祖先洪荒的问题意识。特别，在全球化的今天，这种问题意识，尤其重要。

    上帝说，有光，于是便有了光，可惜王蒙先生不是上帝，他说，当下是“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于是一下子众皆哗然。有人比喻，这好比是某足球老将说，“中国足球处在它最好的时候”，细细想来，这句话好像充满了诅咒，而且王蒙先生的论点有二:一是文学刊物、出版物多；二是有些在新中国历史上被批评的作家被解禁——以此为论点，就能推断出中国文学处于“最好时候”？
    首先，“中国文学”的定义是什么？中国文学源远流长，从上古各少数民族史诗到李白杜甫关汉卿再到鲁迅郭沫若直至今天的网络文学，都是中国文学的组成，“当下”的文学难道已经超越了唐诗宋词？
    其次，“最”好一词是否客观？中国文学还要发展，“当代文学”在若干年之后就自然变成了“古代文学”，且不说王蒙，就连李白、鲁迅谁又敢说他们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最后，王蒙先生的“两条标准”是否得当？所谓“最好”，王蒙先生的依据之一是“出版物多”——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会出版各类圣经读本达到千万册，是否可以说中世纪是西方文学的“最好时候”？拙以为，“解禁”只是一种形式，被禁了的，不一定是好读物，况且每一个时代都有这个时代的忌讳，对于前一个时代的解禁，只是意识形态上的认识客观，而不能构成文学时代好与坏的标准。
    前辈作家玛拉沁夫有一个主张，当代文学这一“群山”中要有“高峰”，这才是当代文学的发展方向——新时期文学三十年是“出版多，经典少”的状况，相比之前“出版少，经典少”的前三十年，这已经是一个极大的进步。“最好时候”是需要几代人去努力营造的，而不是在脑海里构建一个子虚乌有的乌托邦。

请大家提意见，书名英译为“History in Mirror”，拼音是要替换的。

为的是纪念唐德刚先生的两句诗：谁人能辨镜中史，不及数语灯下言”。

请大家提意见，谢谢。

一下子，我就想到了春运时的火车站，每次创新高，每次有新闻，每次有热闹，苦不堪言的，都是老百姓。我要问的是，“人数爆满”，究竟能刺激媒体、官员们的哪根神经？过年时火车站进站口多增加几条通道行不行？火车票实行实名制行不行？再者说了，报名这几天，网站租借几台服务器行不行？

答案很简单，不行。

“人数爆满”是农业社会尤其是国人的最大劣根性，以前讲究人多力量大。结果一下子成了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最后不得不搞计划生育，但是喜欢人多凑热闹的德行，国人却一点都没改。家楼下有一家牛肉面馆，店面小的不到九平米，但是每天里面都挤满了人，甚至食客只好端着碗吃。某日，我问某食客，你们为什么在这里吃？某食客回答：这里人多。继而我问老板，既然人多为何不把店面扩大？老板答：店面扩大就没法显出人多了。

说来说去，还是一个彼此的虚荣心。

这种虚荣心蔓延到公共服务上，就是一种人多利益大的粗放型增长理论，国庆假期，旅游景区人多，这是一个好消息，所有的景区、地方财政都乐观其成，但是有谁想过，游客在人挤人的情况下，能玩开心吗？景区的植被与古迹能承受这样的访问量吗？说到底，这还真是“科学发展观”的问题，人多了，问题也多了。比如说高校扩招，比如说大都市人口问题，表面的繁荣带来长久的灾难，难道这是我们大家愿意看到的吗？

我们在这方面可以学学德国，记得一个朋友告诉我，他在德国留学的时候，某大学在开学时人数增加，政府增开了几条平常封闭的高速公路，并且增开了城区内班车的数量，导致这种“人多”并未让人民受罪。相反，感觉和平时还差不多。朋友说，城市内秩序井然，那感觉，哪里像是人口的高峰期啊！

“人数爆满”没错，如果“人数爆满”让老百姓不舒服，让官员老爷们开心，这真是违反了“以人为本”的主旋律了。

六年前出版的长篇小说《寂寞城市》不知道被哪家公司做成了音质不错的在线广播。

多年前，我在苏州的出租车上听到过，时过境迁，没想到能在网上与它再次重逢。谢谢广院的李雯靓师妹，无意中找到这个网址。

欢迎大家前来下载、在线收听！速度很快！

文化是用来传播的，谢谢这家制作公司的用心！

    赫塔·穆勒的获奖出乎我意料之外，但也算是意料之中，与去年勒克莱其奥获奖在本质上颇具异曲同工，都以底层的叙事而闻名，更关键在于，近几年来，历届的诺奖得主基本上都在走小众路线。闻名世界的昆德拉、渡边淳一、村上春树等等，一个没份。

    我们不必去诟病诺奖的合理性，中国作家每到这个时候都会斥责该奖的政治性，部分评论家如王彬彬等更是在颁奖前直言中国作家没有获得诺奖的机会。冷静地看，无论是前者之“愤怒”还是后者之“失望”，实际上都是用一种偏激甚至错误的眼光来对待这个规模宏大的文学嘉年华。狂欢之后的沉静，才是一种近似于理性的反思。

    中国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好不好？

    当然好。

    而且，作为一个占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文学大国，又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中国作家必须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更重要的是，根据目前评审标准的变化趋势，中国作家问鼎诺奖，虽说不是近在咫尺，但也不再是遥不可及。

    首先，该奖的评审标准已经逐渐偏离了政治性。

    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时，意外获奖的高行健一度让大陆文坛颇为难堪，原因在于高氏备受诟病的政治立场。诺奖颁给高行健，大陆主流意识形态认为是“反华势力”对于高氏本人一贯政治立场的“褒奖”——此言当做一时牢骚尚可理解，如当做真理，恐怕有失偏颇，毕竟高行健在艺术、戏剧与小说叙事及其理论的造诣上已然相当纯熟。诺奖评委毕竟不是文革时搞“提干”的大队支书，若是只看政治性，为何诺贝尔奖不颁给一向偏激的余杰之流？

    尤其是，2000年以后，诺贝尔奖更注重于作品、作家本身，并不在乎作家的政治立场，无论是莱辛、库切、奈保尔还是新近获奖的勒克莱其奥与穆勒，她们都对于政治采取一种比较疏离的态度，更多是对于自身族裔、文化问题的反思与认同。相比“兼济天下”的公共知识分子，诺奖倒是越来越认同于“独善其身”的思考者。

    其次，该奖越来越不在意作家的知名度。

    从表象上看，中国大陆作家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语言”与“名气”的问题。

    所谓“语言”，就是指中国作家尤其是大陆作家作品在英语语言帝国主义面前的弱小与自卑。

大陆当代作家作品鲜有被翻译到国外，纵然有，也是余华、残雪等知名作家，至于能用英语等其他语种写作并出版的，更是微乎其微。所以，“瑞典文学院评委不懂中文”成为了中国作家无缘诺奖的一句遮羞布。但是，全球化浪潮势不可挡，文化多元化大势所趋，语言帝国主义已然日薄西山，光芒不再。国际批评界风头正劲的后殖民主义思潮，正是强调语言中心主义化的消解。君不见无论是勒克莱其奥，还是穆勒，都是非英语写作的作家，他们获奖，并非因为他们的作品在英语读者中的影响力。

    所谓“名气”，也是大陆作家的一句托词，世界知名的作家在当代中国大陆几乎没有，像村上春树、昆德拉、渡边淳一、罗琳等名声赫赫者，几乎没有大陆作家能够与之匹敌。但是，诺奖并未垂青这些名声显赫者，而是颁发给了如穆勒等小众作家。须知诺奖不是通俗读物奖，是严肃文学奖，如日本的直木文学奖、中国的茅盾文学奖一样，本身重视的是文学标准——叙事技巧、情节结构与语言张力等等，而不是销量、知名度与影响力，将文学价值与销量挂钩，是中国大陆市场化过程的特色，国际舞台不需要这样的噱头。

    最后，“底层叙事”将会是长时间以来世界文学的标准。

    高尔基说，文学是人学，聂鲁达认为，文学是服务于大多数人的作品。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定义，这些已经构成了文学这一概念的真理。须知世界上生活在底层的穷人占大多数，中国尤甚。文学究竟是为穷人代言，还是富人的奢侈品？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是鲁迅笔下的闰土、阿Q，是茅盾笔下的小知识分子，是巴金笔下的觉新，是余华笔下的卖血者，而不是施蛰存、刘呐鸥笔下的灯红酒绿，更不是郭敬明安妮宝贝之流笔下的星巴克一夜情与追名逐利的“小资”——之所以新时期文学作品中畅销书多，经典书少，三十年中只有群山，少有高峰，究其原因，恐怕是“城市森林”、“成长哀痛”以及咖啡大片LV这些不着调的东西，遮挡了文学应有的尊严。

好在我们有陈应松，有刘庆邦，有阎连科，还有余华，他们的底层叙事，他们对于苦难、对于灾难的书写与呐喊，构成了新时期文学史上最绚烂的篇章。现在这些作家已经开始受到国际文学界的关注，我相信，只要我们能够与国际的文学标准接轨——这里并非崇洋媚外，而是进行一种全世界的、普世性人文情怀的表达，我们离诺贝尔文学奖，其实并不再遥远。

演讲挺不错，大概有三四百人前来（摄影者为咸宁学院黄兵老师）

（摄影者为咸宁学院曹玮老师）

   演讲选在国庆节前一天，主要是讲当代文学、公共理性与现代学术的问题。具体内容没有录音，只有最后的问题被热心学生录音了。在此奉上，敬请批评。

   咸宁学院学生的四个问题：

   1.韩老师您好，您觉得让现在的学生普遍地读经典可能吗？

   我：不可能，这是绝对不可能的。经典只存在于他应该所处的那个时代，譬如唐诗宋词元曲，我们这个时代应该有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

    当然，你们大多数人认为，于丹易中天是经典的代表，或者说，是对经典的解读，但是这是错误的。于丹和易中天只是当代人对经典的看法，或者说，叫做“解经”。

    孔子遇到康有为，耶稣遇到胡格诺和马丁路德，马克思遇到斯大林，都是对经典的解读，但是，这种解读却走向了经典的反面。

   2.韩老师您好，您是如何看待《中国不高兴》这本书？

   我：这本书实际上是上个世纪末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斗争的延续，随后章诒和他们的反击也足以说明了这一点。新左派的集大成者是何新，他早期的观点尚可取，之后的言论就越来越出格了，所以这本《中国不高兴》，也无法成为一本具备可读性的读物了。

    值得一提的是，有书商约我写一本《中国不折腾》（学生笑），题目是我自己想的，但是我想了想，我不愿意卷入这个来源已久的纠纷，毕竟中国的体制改革，并非单纯依靠自由主义或是左派就能解决的。当然，这个问题的回答已经远离文学这个话题了。

   3.您认为中国的八零后与美国的垮掉一代有关系吗？

   我：毫无关系，这是我的看法。

   1969年的越战失败，让狂欢、迷醉与辛辛那提风格深入到美国人的心中，尤其是青年人。美国人之前是不反政府的，在此之后，美国人开始对政府产生了反驳与怀疑，年轻人烧国旗成了一种时尚。中国的八十后不是这样的，来源不是，意图也不是。

   八零后趋近主流，不与主流意识形态对抗，他们上进，丝毫不颓废不消极，他们喜欢的是青春文学，对于凯鲁亚克的东西，也未必感兴趣。

   有兴趣你们看看日本作家村上龙的《1969》，很有意思。

  4.您作为一名从作家转型的学者，如何理解写作者主体性的转换？

  我：学者也好，作家也罢，把文字写好是主要的，写作主体性的转换在这里有点说的玄乎。

  我致力于并非是优秀的批评，也不是华丽的散文，而是一种纯的文字，可以这样说，在写作的过程中，主体性的转换，实际上是一种作家心态的转变，我作为一个写作者，一个知识分子，写作的良心不变，意图始终也不会变。

演讲题目：当代文学的生产与消费

演讲时间：2009年9月30日上午九点

演讲地址：咸宁学院

主办方：咸宁学院中文系、鄂东南文化研究所

    據悉，現年24歲的大陆學者，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韓晗日前出版了自己第七部作品《中國當代文學發展三十年（1978-2008）》，該書已由台灣秀威出版公司在台島首版發行。24歲少年學者獨撰當代文學史專著，在兩岸學術界均屬首例。
    該書是韓晗傾心打造的第一本系統性學術專著。全著論從史出，結構嚴謹，體現了韓晗敏銳的批評視角與紮實的學術功底。尤其在書中深入比較研究了兩岸網路文學的發展，從內容到體例上都非常完善。其出版不但填補了大陸學界“新時期文學”系統性研究成果的空白，更是台島第一部關于中國當代文學史的系統專著。
    該書出版後在學術界反響強烈，受到海內外知名學者的關注與好評。北京大學教授、著名文藝理論家陳曉明盛贊該書“相當出色，很有才氣”；美國新澤西大學教授夏高奇在後記中稱贊該書爲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範例”；北京大學資深學者洪子誠教授認爲該書“很有意思”；著名評論家張頤武教授閱稿後盛贊“氣勢不凡，很有見地”；中國社會科學院于建嵘研究員力薦此書能使人“感受到閱讀的快樂”；武漢大學樊星教授則肯定韓晗做了“一項了不起的工作”；東吳大學客座教授、蘇州大學文學院院長王堯亦在序言中肯定地表示了該書在台島首版的社會價值，“對于兩岸文化交流，促進文化共識有著積極的意義”。

 ——2009年夏答上海《民办教育论坛》杂志记者问

记：您是一位年纪轻轻但享有较大知名度的学者，在采访你之前，曾看了一下你的简历，你发表过的作品、专著以及所获奖项，是令其他同龄学者羡慕不已的。有人说，你完全可以选择一所非常好的公立院校执教，你是为何选择吉利大学的？（注：本人现已因故卸任）

韩：在我看来，教育没有公立民办之分，两者在西方社会没有可比性，在中国古代的民办“书院”与公办的“太学”也没有多大的差异，难道柏拉图学园是私立院校你就可以否定它的文化地位？

现在中国大陆两者之间的差异，多半因为高考的缘故，而高考的分数是否能说明一切，我认为是不可能的。我本人高考成绩就不高，但是这并不妨碍我独立思考，相反，   有些学生高考考入重点院校，但后来仍一事无成百不堪，我想这是值得大家反思的。

记：你觉得，吉利大学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韩：杨振宁先生曾反思西南联大为何能出那么多的优秀校友，最大的原因恐怕是“自由”二字，吉利大学也是一样。我主张教育自由的最高境界就是“教研分家，以人为本”。  

吉利大学是一所教学为主的院校，这与当年的西南联大非常相像，尤其是文科。当年的西南联大的科研从来都是老师自己在家里去做的，这样才能很好地让老师有独立思考的空间。现在吉利大学只负责我的教学，我的研究则是我自己去琢磨，我觉得这样很好，这对于老师也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理念。

记：你认为，西南联大能给学生什么东西？

韩：我在这里并不是强调西南联大，主要是私立院校的非体制化具备着很大的自由性。譬如说民国时期的东陆大学、东吴大学、厦门大学与之江大学都是很了不起的。这些学校与基督教会学校一起撑起了中国学术的现代化，让学术摆脱了清代以来的考据束缚与民国初期的政治窠臼，这是最大的进步。

记：你多次提到“以人为本”，你能谈谈你在吉利大学对于“以人为本”的感受吗？

韩：以人为本也是胡锦涛总书记在科学发展观中所提到的核心概念，在吉利大学我所体会到的以人为本，很大程度上是“尊重老师与学生的选择与意愿”。部分公立院校就缺乏这样的机制，老师和学生一旦跨入校门，就必须服从学校各种机制、体制与安排，这对于文科的老师与学生而言是非常痛苦的。胡适先生就说过，学生既然选择了中文这个专业，那么他可以自己当作家，也可以当记者，还可以从政、当秘书，更可以经商。吉利大学就主张学生自谋出路，觉得自己什么合适就干什么。但是一些公立院校却从各种附加条件考虑，干预学生自己的志向。

“以人为本”是民办教育中最大的亮点与经验，民办教育的灵活性决定了“科学发展观”在民办高等教育下落实的独特性。吉利大学文化经济学院为其发展走出了一条值得肯定的路子，作为该学院的一名老师，我深感“以人为本”既是民办教育中最大的亮点与经验，更是其重中之重所在。

                ——以阿来《尘埃落定》为中心的考察

                              韩晗

                       （中国作家协会，北京）

摘要：近年来，民族文学（或者少数民族题材的文学）成为了国内文学界、影视界的热门，其中代表作品便是藏族作家阿来的《尘埃落定》。但笔者就对该书的传播与接受进行考察时发现，这部书的走红，恰恰暴露了当下民族文学发展的两个最大的瓶颈：文学批评与市场机制的缺失。

关键词：民族文学，阿来，文学批评，市场机制

        How to solve the two problems of national minority literature

                   ——Takes Alai’s Settling down as the central research

                                 HAN Han

                         (WA of China, Beijing )

Abstract: In these years, national minority literature (take national minority as theme) has became popular in Chinese literature, Film and television. Alai’s Settling Down is the most representation one. But in studying about the communication and receive of this book. The popular of this book exposed 2 problem: The miss of literature critic and market mechanism

KEY WORDS: national minority literature; Alai; literature critic; market mechanism

                一．“民族文学”的滥觞与发展

“民族文学”的滥觞，当是德国思想家、文学家歌德的定义，他为了厘清“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两重概念，他认为，“世界文学”是众多“民族文学”的汇集，并不是一种独立的文学形态。换言之，“民族文学”构成了“世界文学”这个大集合中的某些子集。

比较文学理论认为，“民族文学”又译“国别文学”、“国家文学”。梵第根（Paul Van Tieghem）在《比较文学论》(1931)中，将文学研究按地域的不同分作民族文学、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三种，其中民族文学，对照其他两者而言，是不跨越国家界限的文学研究，即研究一个国家的文学。在一般意义上，民族文学指文学实体，不指研究方法或范畴。它是一个国家或民族长期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学[1]。

就我国而言，“民族文学”这个定义有着特殊的含义。在1949年之前，中国文学体系中并没有少数民族文学这个组成，大多数文学史家在编撰文学史时，都不自觉地以汉文学史作为书写对象，尤其是强调一种做文章的“传统”——即从文本自身的文体学来考虑，而不是从写作者的外在语境（outside context）来考量，而对于作家自身“民族身份”的理解与认同，却不甚了然，结果却导致文学史的观念被一种命名为“传统”的统一惯性所控制——宇文所安在《过去的终结：民国初年对文学史的重写》一文中提到的，这种统一性的倾向在认为自己是在保存“传统”的人们身上尤其显著，好像这“传统”是某种一旦达成便亘古不变的协议。

久而久之，作家、评论家与文学史学者对于作家的“民族”身份也不深关注。直至1955年3月，蒙古族年轻作家玛拉沁夫终于觉察到历来中国文学史存在少数民族文学“缺位”这一现象，于是便向中国作家协会的主要领导茅盾、周扬与丁玲致信，提出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国文学是多民族的文学，中国文学的繁荣发展必须是多民族文学的共同繁荣和共同发展。中国作协主席团给玛拉沁夫复信说：主席团认为你的意见是正确的。并专门为此召开了座谈会并落实了很多具体的措施，大大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经过十多年的共同努力，在“文革”到来之前，少数民族文学已经初见规模。

1980年１月，历经文革的玛拉沁夫受到国内良好的政治局面和文学形势的感召，再一次就少数民族文学问题给中共中央宣传部写了一封信。信里表示，文革结束后，内地的文学形势非常好，但反观少数民族文学还是一片沉寂，希望中央更多地关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没有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就不会有整个中国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在此之后，少数民族文学终于被完全、彻底地提到中国当代文学的视野当中来，并形成了带有中国风格的少数民族文学体系。为了叙述方便，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将少数民族文学简述为“民族文学”。[2]

值得一提的是，在许多“主流”（或核心）的评论家、文学史家们看来，中国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几乎从未进入过他们视域的核心，而是一直在边缘流动——这仍是一个无可回避的老问题，即使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重写文学史”，亦未能将这个问题提及到日程之上。就对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认同而言，诸如沈从文、张承志、老舍等作家，无疑影响巨大，但是囿于评论家们的眼光与批评角度，作家的少数民族身份并不为大多数普通读者所知晓，甚至在最近几年评论界还对沈从文的少数民族身份有过争议。究其原因，拙以为还是在于叙述语言的“汉语书写”(Chinese Language)问题。

所谓汉语书写，实质上所表露的是少数民族作家面对主流文化尤其是图书产业化的一种妥协——就像要在国际上获得文学大奖就必须将作品翻译为英语或是法语一样。乔姆斯基认为，二十世纪中晚期以降，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主义不是资本流动，而是语言。虽然国内为了扶持少数民族文艺，也曾一度出版过各类民族语言的著作，但是远远不能和汉族的作品相比。少数民族作家的影响，迟迟未能进入主流核心。

少数民族作家张承志曾提出“文明内部的发言”、“文明代言人”这些概念，指出“文明内部的发言”原则是尽力把对文明的描写和阐释权交给本地、本民族、本国的著述者。作为一个汉语书写者，当他从事少数民族题材的创作时，明确这一点非常重要。即如何用汉民族的语言（语言）来进行本民族的情节叙事（语言），使其两者之间可以形成一个沟通的可能。

                二．《尘埃落定》的策略与机制

2000年10月18日，代表国内长篇小说最高成就与影响新世纪的茅盾文学奖揭晓，藏族作家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一举获得该奖——这是继回族作家霍达之后，第二个荣膺该奖的少数民族作家。《尘埃落定》随之登上了当年的畅销书排行榜，阿来当仁不让地成为了该奖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尘埃落定》英文版权以15万美元（约125万人民币）的价格卖出，且该版的《尘埃落定》只限在加拿大、美国、印尼发行。在其他英文国家如发行该书，筹码远远不止百万。除此以外，《尘埃落定》的法语、荷语、德语、葡萄牙语等15个语种的经纪合同也在数年前早已签订[3]。

如果说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的亮点是霍达、张承志的话，那么在新世纪的文坛上，阿来绝对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文化坐标。《尘埃落定》一跃站上了各大书城的排行榜头名，甚至连当时余秋雨的《行者无疆》都一时无可匹敌。有评论家称，阿来不但为藏族作家增了光，也成为了五十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酝酿而发的一个骄傲。更有评论家不吝赞美：千禧年茅盾文学奖获奖者何止数位，但唯一记住的就是阿来。

《尘埃落定》是一部神奇的文本，也是新时期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作者在书中以第一人称叙事，小说中的“我”是一个阿坝地区土司的二少爷，虽家境富足但生性愚钝。国民党黄特派员进入土司山寨以后，怂恿老土司种罂粟，一年暴富。但二少爷却在此强烈建议种麦子，结果意外的是第二年灾荒，土司家因为拥有大量麦地而成为当地土司之冠。二少爷也收获了自己的爱情。

在灾荒中二少爷并未囤积居奇，而是主动开仓放粮，公平交易，故深的民心。黄特派员见风使舵，主动头考到二少爷门下，为二少爷的领地建立了现代税收体制、开办钱庄，二少爷的领地成为了当地唯一的一个现代化小城镇，但是却招来了其他土司们尤其是家族大少爷的嫉妒。

正当大少爷准备对二少爷下手时，解放军的炮声击碎了这些土司们的官寨。五十年后，二少爷已经成为了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他面对自己曾经生活过的官寨——现在已经是重要的风景旅游区，他双手合十，祈祷美丽的家乡吉祥如意。

这样的故事出现在中国文学史里，尚是第一次。可以这样说，正因为这部小说的全新题材与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化背景，加上作家本身纯熟的叙事技巧，为这部小说增色不少。

该书出版后，有评论家认为，六十年代出生的阿来明显受到八十年代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因为这部小说处处都弥漫着马尔克斯以及聂鲁达式的神秘魔幻主义色彩。其实这也是为何在《尘埃落定》之后以阿来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文学”会遭到热捧的原因，甚至连事关少数民族文化的文本也被读者们趋之若鹜——《穆斯林的葬礼》被反复再版、《藏獒》荣登畅销书排行榜，《狼图腾》受到巨大争议，《茶马古道》成为了央视的重头大戏，连通俗到以鬼故事取胜的《藏地密码》都成为了众多电子书青睐的对象。若是细细看，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作家究竟是什么民族已然变得不重要，关键在于小说中的叙事内容是事关为何。     这就是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也是评论界、文艺理论界所重点关注的问题。受众在内容为王的前提下，很少去顾虑到文本作为另一层隐喻下所包容的一种意识形态或作家身份，因为在畅销时代，小说的力量并不是被文字、叙事或结构所带动，而是被情节与语境这两种带有巨大张力的内在原动力所生成。即读者不再去关注小说在“怎么写”或是“谁来写”，而是“写什么”。

厦门大学教授贺霆曾有一段论述新世纪青年们对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西藏）的认识，实际上从社会人类学的角度上剖析了在内容为王的畅销时代，《尘埃落定》受到追捧的根源何在：

西方对西藏的乌托邦想象当然不能规训我们，（汉人——尤其是“小资们” ——也开始憧憬西藏，但其中有多少来自内心，有多少来自西方的品味？）但对这一乌托邦的解构，同样也不能解脱我们。（扪心自问，西藏是否仍然代表蛮荒、落后？藏人是否仍然愚昧、危险？喇嘛教是否仍属迷信、欺骗？而我们汉人是否仍然以拯救者、统治者自居？）了解西方人眼中的西藏，也许能更丰富我们对西藏进步的想象，毕竟，意识形态的胜利与工业化并不是人类社会福祉的全部。[4]

贺霆所说的“乌托邦”想象当是一种存在于大多数读者脑海中的“幻象”——对于一种异文化语境，大多数读者自然是陌生好奇的。尤其是在工业文明发展到了当下，更多的年轻人虽然拥有很高学历，但是作为小说文本的受众，他们并没有足够的社会学知识，在大多数青年人的眼里，《尘埃落定》实际上是一册风景简介，是一本关于阿坝地区的旅游指南。诚然，在这部书出版以后，一向蔽塞的阿坝竟成为了中国诸多旅游热门景区之一——在阿坝地区马尔康县的卓克基镇甚至还人造了一个“尘埃落定主题公园”，“景区以《尘埃落定》内外场景为基础，再现藏区土司工作、生活的旅游服务项目，占地6800平方米，计划投资120万元。”[5]

             三．“民族文学热”与“族裔文化”的认识

在此，本文对于少数民族文学的论述，有别于其它论著对于“民族文学”的论述，笔者拟从后殖民主义与东方主义的角度，来分析全球化、现代性语境下“少数民族文学热”的原因，以及这种“热”对于整个民族文学乃至华语文学机制的影响将体现在何处？

首先，这种“热”的原因并不是一朝一夕的突然爆发，亦不是某书商、某出版社的刻意造势，其大背景在于广大中国人对于多民族观的新的认同。在新世纪之前的1997、1999年，香港、澳门相继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又适逢五十周年大庆，国内的国家主义、权威主义思潮涌现，反映到文学上就是对于“盛世”的幻想。但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以及海内外中国人的认同，少数民族地区无疑也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那么意图在精神上建构一个“宏大盛世”的前提则是将这些少数民族自然也一并包括在内。但是由于文化、语言的不通，兼之地理偏远，即使对少数民族感兴趣或是想将其进行一番研读，那么也没有很好的资料可以查找。再加上诸多民族有自己的禁忌与习俗，纵然一些汉族人士想对少数民族有所了解，也出于种种原因也只能“远观”。

阿来的《尘埃落定》为大多数汉族人（或是华语文本的阅读者）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优质文本——大家可以毫不费力地就将藏族土司家族的一切已知的或未知的故事了如指掌地予以了解，一部小说可以毫不费力地将一个民族原本神秘艰深的文化、传奇故事变成了一个相对简单的叙事文本，这就是《尘埃落定》的力量所在。

其次，近年来“民族文学”的发展趋势实际上是朝着“全球化”的走向，即是按照“族裔文化→汉语文本→世界文学”的发展轨迹前行的。而从族裔文化向汉语文本的过渡，则必须倚靠通晓汉语的本民族作家来进行完成。那么，新世纪的“民族文学”实际上是一个世界性视域下的民族文学。

后殖民主义代表学者法侬认为，当一个民族拒绝被“全球化”同化时，那么它自身就会陷入到一种近乎原始的“封闭”姿态，类似于亚马逊丛林里的野人。“全球化”于是便成为世界各民族意图求生存发展的必经之路。在这样一个宏大的语境下，阿来用汉语写成的族裔文化文本之所以在海内外畅销不断，也就不难理解了[6]。

当《尘埃落定》作为一个特定语境下的汉语文本被获得应有的关注时，我们还应该关注的是后殖民语境下大众传媒作为另一种力量的干预。这也是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后殖民主义继殖民主义与新殖民主义兴起之后的原因之一。族裔文化（当然也包含其他异质的文化）作为影像化、文本化或信息化的一种充斥在大众传媒的内部，使其伪装成为一种可供大众消遣、娱乐的对象，从而丧失了自身应有的文化张力。从这点来说，阿来的《尘埃落定》实际上继弘扬了族裔文化，同时亦将族裔文化“异化”了。

之所以这样提出批评，完全是出于客观公正的考虑。可以这样说，阿来的《尘埃落定》不止是新时期、新世纪汉语文学的一座丰碑，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部理应写入史册的作品。但是任何事物都是两面性的——这部小说同时也将阿坝地区的土司文化“文本化”了。历史、文化实际上都是不可叙述的文本，若是被作家搁置到文本内部进行一种梳理、叙述，那么势必会导致文化自身的“异化”。作为流传千年之久的藏传佛教、土司文化与神秘而又独特的藏区风俗，绝非阿来数十万字的小说可以概全。但是在大众传媒的刺激下，以及后殖民时代对于族裔文化的猎奇心理，很容易导致大众简单地认为藏区的土司文化就是如此——文化被文本化的结果就是削弱了文化的内部张力，原本厚重博大的文化结果成为了几张薄薄的纸页，若是力图还原真实的“文化”，那么少数民族作家仍需努力地去开创新的领域与新的局面。

最后，值得注意还在于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写作的“瓶颈”。中国总共有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国家一直是大力扶持的，仅仅只有以阿来、霍达、叶梅、张承志、乌热尔图、扎西达娃与丹增等少数作家脱颖而出，这是不合理的。但是他们始终未能如阿来一样进入畅销书排行榜或是在影响力与汉族作家相抗衡——虽然他们的写作水平与文字张力早已远超许多同时代的汉族作家。

             四．两个“瓶颈”：从“民族”到“文学”

话已至此，许多问题相对明了，“族裔文化”作为一种表象而非本质，纵然“热”也不能有助于一种文学机制形成，如何打破束缚民族文学发展的桎梏？笔者以为，这所反映的原因有两个——这也是制约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瓶颈”。

其一，“少数民族作家”仍然受着写作身份的制约，对于“汉语文学”的规律性并没有获得很好的把握，或者说，对于汉语受众的审美接受心理并未能很好地掌握。作品过于“身份的自我化”是少数民族作家在当下创作的瓶颈之一。创作一个文本时，其接受对象实际上是广大汉语受众，甚至英语、法语受众，而不只是自己的少数“族裔受众”。文本中语言尽可能地通俗化，在描写各类神秘符号、宗教仪式与意识形态时尽量通俗化、简单化是少数民族作家们应该去实践的文学工作，而对于受众们普遍青睐的情节则应该予以精心结构，这当是少数民族文学在新世纪应该突破的第一个瓶颈。

突破这个“瓶颈”的方式有很多，拙以为，近年来西方盛行的“后殖民”的写作模式对于我们当下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是有着启迪性意义的。即作家们勇于做一个“对话者”，试图以自己的笔触与自身所处的大语境进行对话，所产生的文本，并非是自己内心中的自我流露，而是作为一个文学文本，放置在所处文化冲突之下的精神产物——即少数民族作家的视域不应再单纯地从“自我”出发，而是将“自我”与“他者”进行文化比较，完成一次文化冲突、思想激变下的文学书写。

摩洛哥作家塔哈尔•本•杰伦（Tahar Ben Jelloun）曾有如是论断——他于1987年出版的《神圣的夜晚》，该书用法语而非本国语言进行文学创作。就此，他解释说：“我无法用阿拉伯语写书。我虽然掌握这门语言，但不能借助它搭建起一座形象传递的桥梁。我对法语的使用方式也和通常的法国作家不同。我笔下的法语是一种‘阿拉伯’化的法语，富有东方风情。” [7]

“言说”在这里变成了一个有趣的工具。可以这样说，作家自身的文化背景构成了结构主义文本中的“言语”，而“汉语书写”则成为了整个语境中的“语言”。当以“语言”为现象去探求“言语”与“语境”的本质时，所产生的文学意义，远远超过了单纯以“言语”向“语言”过渡时文本所带来的审美效能。

其二则是对于“文学”自身的认同性。可以这样说，相当多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仍然是在依靠政府赞助、基金会补贴出版的，实际上这并不利于“族裔文化”的传播与保留。作为一种原本就不为大多数人所知的“族裔文化”，若是再被更为不为人所知的外在体系、结构所包裹，那么这种文化的存在意义也就只限于自我的内部传播。这样反复传播，导致的结果就是“族裔文化”与作为载体的文本相互依存，最后仍然不得不“原地踏步”。

当然，这个“瓶颈”需要评论家——尤其是主流评论家与作家们共同努力，才能突破的。凭心而论，评论家中精通后殖民主义、族裔文化的并不在少数，但是他们却未能很好、很认真地将目光聚焦在我国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之上，而是盲目地将研究视域投向到拉美、印度、非洲等国的“族裔文学”。受到主流评论家青睐的少数民族作家也就仅只有阿来、张承志、叶梅、霍达等少数几位。

如果说六十年前，玛拉沁夫先生向中国作协上书，要求政府扶持少数民族文学事业是从“文学史”的角度来声明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话，那么时隔六十年的今年，“少数民族文学”亟需突破的“瓶颈”则应从“文学评论”与“市场关注”的角度来强调少数民族文学参与的重要性。当然，事关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评论的学术期刊、专家学者与出版社在这六十年里仍有着令人瞩目的发展，但是与汉族作家的受重视程度相比，这个发展仍然缓慢了些。须知文学评论、文学理论研究的滞后，对于一种具体文学范式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阿来的《尘埃落定》之所以受到评论家们的关注，除了文本自身独有的影响力之外，作为作品本身的“文学”认同性，对于市场的切合性，仍然是不可忽视的。少数民族作家一方面需要评论家们的“把脉”，自身仍需要“调理”，只有这样内外因同时起作用，才能有力地突破这个属于大家共同的“瓶颈”。

综上所述，少数民族文学作为“文学”的一种，文学当作为其内容与逻辑内涵而存在，而“少数民族”则是其存在形式与结构而已。那么少数民族文学的最大意义则反应为文学的少数民族的如何在“文学”这层语境中进行表达与叙事。对于文学的认同，实际上是对于文学性——即文学传播关系在新语境下的一种全新认同与全面审视。

这是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呈现高峰时，也暴露出的两个制约其迅速发展的瓶颈——一枝独秀的阿来更是暴露出了其他作家所存在的症候与问题，可以这样说，新世纪的少数民族文学，遇到了之前从未遇到过的机遇与挑战。

当然，无可否认的是阿来确实凭借《尘埃落定》弘扬了不为人所知的藏族文化。少数民族文学在二十一世纪全球化、现代化的时代能够如此大放异彩，这也是之前老一辈少数民族文学家、理论家们没有想到的，无疑，这是少数民族文学在新时期文学中取得的巨大胜利。

韩晗

   近来有朋友受《辽沈晚报》、《楚天都市报》两家媒体之托，想让我就沸沸扬扬的“申宝峰”事件写点东西。作为整个事情的受害者，我本懒得答复。律师函已经写好，若是触犯法律，自有律师替我在法庭上伸张正义，若是违背道德，网络上有良知的网友如“镇厄妖邪”等人早已心知肚明。我自是没有精力来关心这些事情。但是为了避免诸位网友再在我的博客上谈论此事，好歹在下也是中国传媒大学的硕士，我在这里写此篇短文，乃是为了从专业的角度回答诸位网友的一些疑问。以后希望此事就此终结，大家不再炒作。

    首先：申宝峰是怎么火起来的？

    “百度”是申宝峰成名的第一步，所谓八零后的孩子有问题不问老师问百度，这早已说明在赛博时代，网络搜索引擎的巨大效应。其实早在申宝峰之前，一位青年作家，就曾在百度贴吧里炒作自己，一次性注册了无数个名人名字的ID，轮番给自己发帖拍马，好在这位作家还有一些不错的作品，最后还是扬名文坛。申宝峰利用百度百科的广泛适用性、方便性与随意修改性，为自己做推广宣传，这其实是一种很拙劣的推广形式。这其次体现了百度的漏洞——维基百科的严格审核性导致了申宝峰根本无法在那里面建立词条。

    其次：申宝峰如何走上纸媒的？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无论网媒纸媒还是电视广播，之间没有本质的差异，只有传播速度的大小。网媒的迅速性与便捷性成为了其他速度较慢的纸媒采用资料的首选之地。申宝峰抓住了这个弱点。

    但是对于强势的纸媒来说，其又构成了网媒的信息母体。譬如说，我加入中国作协时，《新京报》误将我的名字写成韩寒，导致全国数十家门户网站与纸媒同时犯错。但是当我通知新浪网并及时做了修改之后，其后其他网媒与纸媒的报道又写成了“韩晗”——在这里，新京报成为了其他媒体的信息母体，而新浪网又因其更大的信息强度又成为了其他媒体的信息母体。或许这些专业术语有些复杂，当然，这只是一个个案，对于更多的纸媒来说，网媒往往更能成为他们的信息来源。

   最后：申宝峰会像何处去？

   我很负责地可以告诉大家，申宝峰最后会不了了之。

   我不是诅咒——他不是芙蓉姐姐，可以出卖色相，他不是贾君鹏，有着社会事件背景，他也不是杨二车娜姆，可以拥有独特的文化元素。他是一个普通的河北青年文学爱好者，作家靠作品说话，靠社会承认。请问申宝峰，你的作品在哪里？

   事件传播需要社会这个载体，形成一种所谓的信息场。申宝峰很勤奋，很喜欢自我炒作，但是他不懂得传播学的基本原理，炒作时忽视了信息场的存在——其后虽然他也跟着快女、建国大业与莫拉克台风凑凑热闹，但是这些信息都是虚假的，所以他无法进入到主流媒体与真正意义上的公众视野，他营造出的泛信息化，是高于媒体的，而不是源于媒体之下的——这是他失败的根本原因。

    如上是一点传播学的社会分析，本人立场客观，希望各位关心此事的网友批评指正。

    在这个文章之后，希望大家不再关注此事，谢谢大家！

哦，原来是2003年我18岁时，为家乡黄鹤楼写的一篇东西，其实当时匆匆写了一半，稿费样刊什么都没看到。

那时年轻，什么都不敢计较，也没什么怨言。只是没想到的是，这篇没名堂纯胡扯的文章，越传越远。

现在网上一搜，还能搜到。

粘在这里，供大家一笑。当年的文学青年，不再愣头青矣！

是幸福呢，还是悲哀呢？

黄鹤楼赋·韩晗

百年名胜，万古流芳，东临磨山，西接汉水。占一处而通九省，倨双山而达三镇。唯楚有才，万代鸿儒垂青史，于汉为盛，千古功臣映红楼。春驻雅处，夏停胜景。远观尽江湖之壮，近览察楼阁之精。琉璃毕现之华亭，日烁熠熠，土木结构之框架，月照朗朗。龟蛇二山，天水一色。秋冬两季，风情万种。美不胜收，叹鬼斧之神功，巧非人为，赞天造之地设。我辈后生，临楼知渺，匆而就之，方觉感慨。 
    

日暖花开，莺飞草长，汉水冷而珞珈郁，东湖凉而桂子绿。烟花三月于此，杨柳两岸唯斯。驻梅园而缅故人，游江汉而思来时。万里晴空，天高气爽，千亩平原，地展风静。胸揽通衢，交通为之便利，足抵潇湘，风光因此绝美。眺中原，望两广，登高而执远视，垂低则饱近景。北顾太行，秦岭风光无限，南睱衡岳，洞庭景色独好。星罗棋布，车水马龙，现世和来生同享，古人与今者共勉。迁客之心，怅幽寒而吟哀愁，骚客之笔，写豪放而咏达观。 
    

三秋景色，四季风光。白云映江水之中，红日似山影之外。故地盛景，我心于灵窍无语，今朝新貌，他处存皮囊有意。语凝噎，心愁绪，觉人性之渺小，察山水之博大。

　　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申宝峰的确game over了。

谢谢该文原创作者镇厄妖邪兄！

    谁把鲁迅变成这样的？

    对于搞文学史的人来说，鲁迅是一个不可绕过的文学坐标。纵然他如何刁钻，如何刻薄，但是他的《狂人日记》却是一个不可绕过的经典。鲁迅不信仰共产主义，早年创造社的蒋光慈就曾把他骂到狗血淋头，若不是刘和珍的死，恐怕鲁迅一辈子不会和“山大王”们走上同一条路。

   或者说，鲁迅很可能会走上自由主义文人的道路。

   晚年鲁迅对于生活境遇的不满，给了周扬等人重新解释鲁迅的机会。毛泽东后来对鲁迅的高度评价，乃是出自于对“鲁总司令”的利用，而绝非认同于鲁迅的观点。因为在我们读书的时候，从来不提鲁迅与创造社的争论，甚至包括冯雪峰自己，也不把这段历史写进去。

    现在看到鲁迅的文章，被扣上“过于政治性”的帽子，实在是一种罪过。

    鲁迅写《故乡》、《伤逝》的时候，他万万不会想到自己晚年会写出《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那样的文字，他也不会想到，周扬、姚蓬子会成为他的“衣钵传人”。他更想不到，姚蓬子的儿子姚文元，居然能以鲁迅传人自居。

    所以说，对于鲁迅的糟蹋，适可而止。

    而且，对于鲁迅的尊敬，也应该重新被提上日程。

http://news.sina.com.cn/c/2009-08-12/06381841593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