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是在中国工作的美国人

难挡的“东女西迁”之风

    在德国，西迁之风由来已久。早在冷战后期，东德的人们为了求得更好的生活便纷纷逃往西德，并最终推倒了横亘在东西德之间的柏林墙。1990年德国统一后，这种德国内部从东向西的人口迁徙也从未停止。
    在这批“西迁大军”中，女性的比例要远高于男性。1991年到2005年，有大约四十万的在30岁以下的东德女性迁往西德，相对的，男性却只有二十七万多。“东女西迁”之势业已形成，并将在可预见的未来一段时间内愈演愈烈。
    所幸的是，面对不断流失的人口、日益扩大的男女比例失衡，东德的居民仍然保持了一种幽默的心态。他们自嘲地将民主德国（Deutsche Demokratische Republik）的缩写“DDR”翻译成“无聊的休息”（Der Doofe Rest）。

西迁女性——为了事业，也为了爱情

    朱莉安，19岁的东德女孩，她是如此急切地想要离开家乡。还有两个月就可以去布莱梅了，在那里，有着令人憧憬的、五彩缤纷的都市生活；在那里，有着自己想要的一切，朱莉安无比兴奋。而在她的家乡普伦茨劳，一个仅拥有21000人口的小城市，朱莉安找不到任何她想拥有的东西。到布莱梅后，朱莉安将在一家银行当实习生。她从未想过在自己的家乡寻找一份实习工作。她很清楚，她必须去西德。就像她的朋友们说的：“普伦茨劳不算太坏，但对任何一个渴望有所成就的人来说，它绝对不适合。”
    女性、聪慧、西迁：这些词都适用于妲娜，一位30岁、来自萨克森的东德女性。2000年她毕业于德累斯顿综合大学信息学专业，专攻计算网络和数据库方向。高等教育、热门专业、出色的毕业论文，这一切让妲娜毫不费劲地便在西德谋得了一份理想工作，并成为西迁女性中的一个典型范例。
    朱莉安、妲娜，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东德女性，她们选择了西迁，独自一人、背井离乡。她们渴望生活得更好，渴望在事业上有所成就，渴望寻找到一位和自己一样，对生活、对事业充满了强烈野心的男士，作为自己的终身伴侣。然而，东德的男士们是如此地令人失望。他们更愿意一切维持原样——无论生活方式、职业还是居住环境。正因为这样，东德女性选择了抛下这些“懒骨头”们，独自前往西德，去寻找自己的意中人，生下一到两个孩子，并且永远不再回来。

东德“剩男”——没有学历、没有工作、没有妻子、没有孩子

    大卫，朱莉安18岁的表弟，他一点也不想去西德寻找幸福：“这儿是我的家乡，有我熟识的一切。这儿有我的朋友，我的家人。”对他来说，和一成不变的同性朋友聚在一成不变的房间内，过着如白开水一般的单调日子，并不算太无聊。那么女孩呢？“啊，女孩啊”，大卫满不在乎地说：“人们总是可以再找到女孩的嘛。”
    和大卫一样，很多东德小伙子们对工作的态度亦是如此。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相信，在东德，至少还有大量的力气活等着他们，比如在重工业、农业或建筑业领域。而只有当他们在经历长期失业、二度转行后，他们才能最终意识到，根本没有这样的工作，一切只是想当然而已。
    被东德女性遗弃的男士们孤独地生活着——没有妻子，没有孩子。他们所有的大概只剩自我安慰和一点可怜的失业保险金。

男女比例失衡——严重的社会问题

    根据德国联邦统一署的资料，东德的5个州内，年龄在15岁至50岁的男性要比同年龄段的女性多出近28万人。特别是在20-25岁的年龄段中，“男人过剩”现象尤为严重，男性比女性多出了近7万。平均而言，男女比例约为120∶100。而且，随着“东女西迁”之风日盛，男女人口之间的鸿沟还将进一步加大。
    “东女西迁”在整个东德已演变成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在欧洲，没有哪个地方——即使在芬兰的极圈领域内——会有如此多的女性逃离家乡；也没有哪个地方会有如此多数量的“剩男”。从1995年到2005年的十年间，东德的儿童人口减少了近十万，因为他们都被母亲带去了西德。结果正如柏林研究所所长海勒?科林霍兹先生所说的：东德的人口正无可阻止地缩减着。到处都是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年轻小伙们，他们构成了新的社会最底层——一个极易为右翼极端党派所操控的危险阶层。

缓解之策——政府资助女性定居东部

    政府正为努力改变这一现状而积极研究对策。不久前，德国运输部长沃尔夫冈?蒂芬泽公布了一项耗资５２３．８万美元的计划，以吸引年轻女性重新回到德国东部地区。年龄在１９岁至３９岁之间的女性到东部定居除了可以得到２６７０多美元的“定居奖金”外，还会在就业与入学方面获得帮助。
    但愿，这对东德愈发严重的性别失衡问题真的能起到缓解与改善的作用。

历史与现状
    家父从印度移民到美国，他的老家在孟买。每隔几年，我们家便为驶向世界另一端的神奇之旅打点行装，为我们远在印度的亲戚准备丰厚的礼品：有为长大成人的堂兄弟捎去的牛仔装和运动鞋，有罐头海鱼，大瓶的泰诺林止痛片，还有加利福尼亚杏仁以及开心果。亲戚们寄来物品单子，我们便把他们要的东西尽量多地塞进旅行箱中。
     在1967和1968年的孟买，我觉得好像自己被从现实世界放逐了。虽然祖父母的住所四周都是宝莱坞明星的寓所，但却没有电视。公寓楼旁的大路另一侧是臭烘烘的贫民窟。对付令人发怵的酷热，唯一的办法就是坐在疯狂转动的电扇底下。食物、语言、气候、衣着，一切都和美国不同。这儿没有隐私，从大清早到深夜，只听到邻近的家庭主妇们丁丁当当地摆弄瓦罐，父母们大声喝斥孩子，还有嘈杂的印度电影插曲和自行车的铃铛声。
     清晨，送奶工牵着他的奶牛走街串巷。奶奶拿着铜罐子去接奶。送奶工蹲在奶牛旁，把一股股的热奶挤在里面。我懂得了监督牛奶工，以防他用一个隐藏的很好的管子往牛奶里添水。之后，我们便把牛奶提到楼上去煮。
     如今，我的姑妈和姑父住在新德里发展迅速的南郊古加邦。家里有两个冰箱，他们买包装好的高温消毒过的牛奶。客厅里有一台巨大的液晶电视，接收印度和国外的数以百计的频道。安在几个卧室里的空调使寓所舒适凉爽。楼下还放着一辆四扇门的新款“现代”轿车。
    
未来在哪里？
　　印度人经常问自己：我们十亿多人口将何去何从？在新德里和一个朋友喝酒时，他告诉我。其实这个问题整个世界都该问一问。　
　　我的一半家人都是印度人。在我历经的岁月里，印度一直在变，但这种变化悄无声息。然而，变化开始越来越快了。每次来印度，我都觉得好像在看关于时光流逝的照片。历史上没有一个民主国家像印度这样变化的如此巨大、如此神速。
　　我采访了数以百计的人们，他们向我谈及印度的未来，有的满怀乌托邦似的乐观，有的则对前景充满了忧虑。我和印度文艺界的人士交谈过，他们正将印度古老的传说改编得适合全球观众的口味。我碰到过一边让自己的企业走向世界，一边也致力于让国内穷人共享经济繁荣成果的商人。我听过仆人、出租车司机、农民和街头小贩的倾诉，他们和我谈起自己每日的奔波劳累，面对的艰难阻隔，和对下一代能过上更好生活的信念。无论我走到哪里，那种自豪、那种自信――此刻属于印度的精神震撼着我。我瞥见了印度的未来，瞥见了它可能创造的辉煌和它将要面临的危机――在它的未来里，我看到了我们的未来，因为印度在前进，世界也在前进。

新世界的钥匙
    没有一个国家能像印度这样和世界的未来休戚相关。无论是反恐战争还是治疗全球性瘟疫，无论是处理能源危机还是扭转全球性气候变暖的趋势，无论是消除国际间骇人的不平等现状还是刺激产业创新、增进就业，印度都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世界正产生深刻的变化，亚洲的崛起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印度则拿着开启新世界大门的钥匙。
    印度的目标惊人：在这个资源欠缺、环境恶化的时代，以一个民主国家的身份，在２０２０年前将一个拥有十亿多人的发展中国家到发展成为一个在国际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发达国家。世界必须为印度加油。因为一旦印度失败了，世界将可能陷入政治混乱、战火纷飞、环境污染、瘟疫横行的泥沼；四面楚歌的富人只得雇用私有公司补给生活必需品，雇用私有武装保护自己，将乌压压的穷人拒在门外。　
    但若印度成功了，便可展示我们有可能使数以千万计的穷人脱离贫困，便可证明多民族、多宗教的民主制度不是发达国家的专利，便可显示何以拯救环境，何以运转这个四分五裂的多极世界。
    ２００５年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新德里时，印度总理辛格对他说：“印度和中国可以携起手来，共同改造这个世界。”中印人口２４亿，占全人类的三分之一。印度是仅排中国之后的世界上发展第二迅速的国家，２００６年经济增长速度８％，而且雄心勃勃，要在接下来的五年和以后每年持续增长９到１０个百分点。
    像中国一样，印度也建立了市场经济，采取步骤享受全球化带来的硕果。两个国家都将这一刻看作是未来的重心正在倒向亚洲的历史转折点，都将２１世纪看作是亚洲的世纪，都相信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将基于新的权力平衡而重新调整。

优势与挑战
    印度是世界上最朝气蓬勃的国家，５０％的人口年龄在２５岁以下。即便在欧洲、美国和中国都老龄化很久之后，印度依旧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国度，不会出现劳动力匮乏、消费能力不足的情况。它的信息产业及制造业正蓬勃发展，国际服务业也首屈一指；与此同时，推动其经济增长的引擎零售业也开始强劲起来。受较强经济增长以及消费商品和娱乐项目的新自选空间的鼓舞，印度青年充满了新的信心，满怀对远大前程的期望。印度人认为未来属于他们。
    印度信息产业龙头老大信息系统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尼勒卡尼印度繁荣技术产业中的传奇人物。当谈及他的公司时，他变得兴奋起来：“信息系统公司是此刻印度潜力的标志。我们有６６０００员工，平均年龄２７岁。这是创建全球品牌，是以实力取胜。我们的公司有关于未来，而不是过去”。
     
    然而，即便印度充满了新的乐观，世界40%的穷人，包括世界三分之一的营养不良儿童住在这里。据2006年九月份呈给联合国大会的一份文件显示，与上个世纪90年代相比，饥饿和营养不良成为印度更突出的问题，而且贫富差距扩大了。在这个以IT产业的领先地位和经济的快速增长为荣的国度，穷人的数量却令人震惊，他们的生活条件并不比南撒哈拉非洲国家的好，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比那儿还差。
    据一份“联合国联合防艾计划”报告说明，印度的艾滋病感染人数居世界首位，官方统计数字为570万。由于缺少可靠的精确数据统计机制，实际数字可能还要比这一数目多得多。
    印度传媒巨头阿基德·巴拉克里斯勾画出他最坏的梦魇：“想让我告诉你是什么使我夜不能寐吗？我来告诉你。我们（1947年从英国）赢得独立的时候，80%的国内生产总值来自农业，75%的人住在农村。今天，只有30%的国内生产总值来自农业，75%的人却仍旧住在农村。我们大概只需10%的人口从事农业。那么，你告诉我到底如何为这些将需要工作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5亿个就业岗位吗？此外还要有数以千万计的工作来满足城市未充分就业人员和失业人员的就业需求，还有人口持续增长带来的新就业需求。”他靠在椅子上，盯着我说：“这就是我夜不能寐的原因。”
     挑战在于同时要应对多重危机。除了饥荒、艾滋病和大规模失业，印度还面临严重的水危机。拥有17%的世界人口，却只有4%的淡水资源，对资源的消耗早已超过其承受能力了。除此之外，全球变暖使喜马拉雅山的冰川正在消融，从而改变农业赖以生存的降水类型。毋庸置疑，印度面临着令人生畏却又亟待处理的挑战，不应对这些挑战，令人难以置信的印度复兴势头将会受挫。
     
    印度囊括着人类这一关键历史时期所有的美好前景和潜在危机。我所有幸结识的印度人，以及那些与我分享憧憬和志向的人们，都将勃勃的雄心和那些吓得世界宁愿自欺不存在的问题结合在一起。然而，印度却不能心安理得地去自欺欺人。最终，世界也不能。
    去年，我为女儿六年级的同学作了一个有关印度的介绍，告诉他们将来他们长大成人时，要为中国或印度公司工作，对此他们并不介意。
    印度在很多方面影响着世界各地人们的生活，大多数人并没意识到。更确切地说，我们已经生活在印度的世界里了。

　  有传记作家就将她的一生写成书，最近在美国出版。她的一生充满着浪漫色彩和传奇经历。最主要的是，她对文学诗歌非常喜爱，人又长得非常漂亮，她的爱情生活中的众多男主人公的名字，都是世界级的文学大师，这使得新出版的这本描述她的一生的书的内容变得精彩好看起来。
　　法语中有个谚语说：告诉我你与什么人交往，我就知道你是什么人。南希小姐的交往圈中的人物，则绝对是文学女青年最梦寐以求的了：世界级著名诗人T·S·艾略特、诺奖得主塞缪·贝克特、巴西诗人诺奖得主聂鲁达。艾略特所写的经典诗品《荒原》中的女主人公的原型就是这位南希小姐。聂鲁达则称赞她有一双蓝天般清澈的眼睛，塞缪·贝克特对她的“勇气与魄力”给予了高度评价。三位诺奖得主都与这位魅力四射的南希小姐擦出了爱情火花。此外，还要加上一些重量级的人物的名字，这些人也与这位美丽的小姐有过不寻常的关系：A·赫胥黎，达达派艺术家T·查拉，诗人E·庞德，诗人L·阿拉贡。她曾跟我们非常熟悉的E·海明威打过网球，接过著名意识流文学作品大师詹姆斯·乔依斯的私人电话。她还给著名画家布朗库西做过模特。美国黑人作家蓝·休斯曾这样描述她，她是这个世界上“我最钟爱的人儿”。美国诗人W·C·威廉姆斯在书房中一直悬挂着她的画像，并称她为“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现象”。
　　从上面的情形看，完全可以下这样的论断，她是刚刚过去的20世纪最受宠爱的缪斯了。只是在她死后近30年的今天，才有人出版关于她一生的书，书中说，她的本意是希望人们更把她看成一个诗人、出版商和记者。如果把她看作是对底层民众最大的精神支持者，则是她更感快活的一件事情。书中这样转述了她说过的一句话：“我总觉着，人活这一辈子，总能做点有益的事情出来。”
　　她出生于一个英国伯爵家庭，后来到美国，成为一名社会精英。她回忆自己小时候的时光时，感到家里的生活氛围，比纽约公共图书馆里的情形差不多。她小时候并不开心。父亲整天出去守猎、钓鱼、骑马。母亲则对文化与社会进步充满巨大兴趣，对当时的文化界的领军人物都能做到如数家珍般的熟悉。由于母亲疯狂地喜欢与这些社会名流进行社交，以致最后出现了几次婚外情。但令南希感到不解的是，父亲竟然默默地接受了母亲有婚外情的事实。由于对父母亲的“模糊不清的道德观”感到巨大失望，南希后来对父母和他们那个阶层中的人们做出的一切，都保持一种蔑视的态度。
　　历史进程成全了她的这种叛逆精神。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她与众多青年人一样，进入了一个“蔑视父母与社会设定的各种繁文褥节的时代”，进入了一个“艺术与性的试验”时代。她也效法母亲，将众多的艺术家变成了自己的浪漫生活的每个篇章。这时，她遇到了诗人E·庞德、T·S·艾略特、W·刘易斯，他们正在英国进行着“文学革命”运动。用南希的话说，这场运动“彻底改变了我的整个人生观”，她更加相信，“艺术的神圣使命就是改变历史进程”。
　　1916年，她突然决定嫁给一个一战受伤的退伍军人，但没过半年，两人即分开了。1921年，她与E·庞德展开了五年的爱情生活。没多久，又使艾略特臣服于她的石榴裙下。她对男人们取得成功感到不服，尽管艾略特用尖酸刻薄的字眼把她和其他女人的“智慧”一起加以讽刺，她还是出版了自己写的三本诗集。有评论家就说，她写的《视觉差》一诗，完全可以与艾略特的《荒原》“平起平坐”。当然，这样说有些过于乐观，不过总体说来，她的诗句写得还是不错的。
　　正因为她出版了自己的诗集，也使得她与“远离尘世的一群人”走得更近了些。她与先锋派的人们有了更进一步的联系。这时，她遇到了海明威和诗人威廉姆斯，也参与到了达达派和超现实主义派的各种活动之中。这些人都与她一样，坚信艺术的使命就是改变历史的进程，并认为自己承担着揭露统治阶层的虚幻梦想与空洞价值的责任。
　　1934年，她发现自己爱上了一个非洲裔美国钢琴爵士演奏家。正是这个黑人使她看到当时社会对黑人的严重歧视。于是，她发表了近900页的关于黑人历史的书，并呼吁谴责种族歧视。这引起很多有名人物的注意，有多达200个名人参与进来，其中有著名作家T·德莱塞等。但也给她带来很多麻烦与白人的愤怒谴责和挞伐。
　　可她一点也不惧怕更没有屈服的意思。进入30年代，她开始将炮火集中于法西斯主义上面。她公开谴责墨索里尼入侵埃塞俄比亚，谴责西班牙弗朗哥政权。
　　此外，她还自己建立救难所，为近4000人提供食物。
　　二站爆发后不久，她已经变得一文不名。那个惨状有些不能忍睹。但她仍然坚持说：“我本来就应该什么都没有。”
　　她的这种无私的行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有些过火了。书中有一段描述她的情形的话：“一天晚上，只见她喝得醉醺醺的从一家咖啡馆里出来，两个鼻孔里各插着一根烟……”从这样的话中，也可以看出来，她已经有点破罐破摔了。1960年的一天，她被确诊疯了，给送进了疯人院。后来，又被放了出来。但她一直连续五年天天喝醉，什么也不吃地活着。1965年，她过完69岁生日，又跑到一家咖啡馆喝酒，但此时的她已经形容枯槁。有朋友说，当时她好像完全疯了。几小时后，警察在一条街上发现了她，她已经完全丧失了意识。她甚至不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两天后，她离开了人世。
　　聂鲁达得知这一消息后，不无伤感地说：“她的身体在与不公平抗争的战斗中消失了，给她的回报，则是显得越来越孤独的生命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