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4日《广州日报》、《华商报》）

　　而深圳对刘副局长的事情如何动作尚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如果不是媒体曝光，这事不会受到任何追究，因为它太平常了，平常到安康市有关部门在追究吴凤周的责任时，根本没想到要查一下婚宴礼金的情况。媒体曝光此事时，对这方面也不置一词。

　　但这平常的事情背后，却隐含着严重的问题。无论是吴凤周还是刘副局长，都是掌握一定权力的领导干部。因子女的婚事接收礼金，固然有人情的一面，但说白了，这也属于国家工作人员与他人的财物往来，简单以“人情”两个字不可能穷尽其性质。

　　有关部门尤其是纪检部门对这种现象不是没有关注，也出台过无数“严禁”之类的红头文件，但收效甚微。因为国家工作人员也是人，领导干部也是人，是人就有人情，尤其是生活在我们这样一个“人情大国”中。因此这一类的财物往来，要分清是属于人情的礼尚往来，还是不可告人的权钱交易，还是寓交易于人情的长线投资，的确十分困难。有关部门监管、查处起来，往往也无从下手。

　　难道真拿这事没办法？只要下决心，办法总是有的。既然事后查处比较困难，那么就索性关口前移，国家工作人员因婚丧嫁娶以及其他私人事务需要摆设宴席的，事先必须进行备案。同时，对于收取礼金的明细，也要向有关部门申报。任何事情，只要公开就会有威慑力，无论是收的人，还是送的人，都会收敛一些，把礼金控制在人情的范围之内。也许有人会说这侵犯了个人隐私，对不起，谁让你是国家工作人员呢？在很多国家，公职人员的财产、收入都是公开透明的，因此将婚丧嫁娶而收取的礼金公之于众，接受监督，合情合理合法。

　　当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形也许会跟着发生。对于礼金的明细，当事人完全可以编造一个“合理”的清单出来。但既然去编造，就必有见不得阳光的隐情。编造的清单也并非完全没有意义，一旦东窗事发，真实的礼金数额曝光，当事人不可能拿“人情”当借口去抵赖，你心里没鬼，当初干吗要去胡编乱造呢？

本文发表于2010年1月5日《现代快报》

　　成交量萎缩是楼价下跌的预兆，这已被经验所证明。2010年楼价的走向，从这个萎缩的成交量中可以看出些许端倪。这样的走势，实在是拜国家调控楼市的政策所赐。“国四条”的出台，对准了开发商的“命门”——资金链，同时抑制了炒楼行为。虽然现在开发商还在嘴硬，但只要坚持这个调控方向，再配套几个政策，一通“组合拳”下来，楼价不下跌才怪。这表明，在颇具特色的中国国情中，只要想干，还没有政府干不成的事情。

　　其实，类似的情况两年前也屡有显现，对此我也曾欢欣鼓舞过。但时至今日，我却难以兴奋起来。这几年来，如过山车般上下飘忽的楼价，让很多人迷失了方向，有的人在观望又错过了以较低价格购房的机会，只好继续观望。也有的人在房价以每个月十几个百分点的速度飙升时慌了手脚，咬牙出手，然后却是下跌，财富迅速缩水。真是涨，百姓苦；跌，百姓苦。

　　老百姓在楼市吃苦头的原因，在于对楼市难以形成一个稳定的预期。楼市忽涨忽跌，难以把握，买房遂演变成为碰运气的赌博行为。楼价的飘忽不定，源于政策的飘忽不定。纵观近几年政府的房地产政策，我们很难看出其中有一以贯之的立场和思路，一会儿要发展，一会儿要调控，一会儿又要救市。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思路往往也牴牾不合。于是乎政策没有稳定性，楼价也随之大起大落。不仅影响了这一产业的发展，也损害了公众的利益。真的很害怕这一次的楼价下跌又走回起伏不定的老路。

　　政府是时候明确自己对于房地产行业的基本立场了。是把房地产业看作一个增加GDP和财政收入的助推器呢？还是看作是基本民生问题？我想，政府既然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那么这个立场的选择并不是件难事。那些调控房价的措施，不应该是临时抱佛脚的应急措施，而应当作为一个长期的基本政策加以坚持，从而保持房价在低水平上的稳定，给市民一个明晰的预期。

本文发表于2010年1月5日《信息时报》

    在我看来，比起“周老虎”、“欺实马”、“躲猫猫”、“纸币开手铐”此类真实的谎言，曹操墓其实还算是比较靠谱。我个人认为，其真实性至少没有舆论怀疑的那么低。质疑的观点，多数属于猜

    因此，从正反双方持有的观点和证据来看，正常情况下，各自的支持者应该五五开才是。但现在的问题是，在质疑一方证据并不充分的情况下，却在舆论上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从网络上透露出来的信息来看，乐观估计，像我这样倾向于相信该墓葬就是曹操墓的人不会超过一成。

    难道是公众失去了应有判断力了吗？不，与其说公众在怀疑证据，不如说在怀疑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在这一事件中，公众质疑的地方政府既包括墓葬所在地的地方政府，也包括考古部门，因为在中国，考古部门并不是纯粹的学术机构，从经费来源和机构设置上看，它更像一个地方政府部门。公众又何以失去对地方政府部门（包括一些学术机构）应有的信任呢？恕我老套，我不是又要举那个老掉牙的“狼来了”的故事。一次又一次，在公众需要了解真相的时候，一些地方政府部门没有尊重公众的权利，没有尊重常识，以谎言代替真相。比如“周老虎”，比如“欺实马”，比如“躲猫猫”，比如“纸币开手铐”，在公众一次次地被忽悠，一次次失望之后，地方政府信用被透支殆尽，以至于在发布“曹操墓”这一类还算靠谱的信息时，公众也本能地拒绝相信。

    而墓葬所在地各级政府的所作所为，则进一步地加剧着公众的不信任。如果说传说中那个高喊“狼来的”的孩子只是出于无知，只是好玩，当下某些地方政府部门对真相的刻意掌控，则是出于精明的利益计算。安阳当地政府几乎毫不掩饰对该墓葬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的渴望，已经出台了一揽子经济开发计划，指望该墓葬能将当地的GDP稳稳地提高几个百分点，当然这也会为地方官员的政绩、仕途增加有力的砝码。当地方政府成为一个自我创收、自我消费的利益主体，其利益又与公共利益不完全契合甚至相悖的时候，公众对于地方政府的不信任感只会加剧。

    地方政府信用透支，就意味着政务实施的成本大大增加，即使这个政务是善政。这些成本的最终承担者又是社会，又是公众。如果这一情形继续蔓延，于地方政府于公众，都不是什么好事。

本文发表于2010年1月5日《中国青年报》

不幸的是，在我们国家虽然没有勃涅日涅夫那样极端的例子，但也经常能看到一些不慎重不恰当不规范的政府奖励。比如有些地方政府动辄给予公职人员高达六位数的重奖，或者给予海龟人士子女升学考试二三十分的优惠，不一而足。最新的例子是，广西恭城县委、县政府给予考上公务员的恭城青年政府奖励，考上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公务员奖励6万元，考上广西区直机关公务员奖励3万元，考上桂林市直机关公务员奖励1万元。

不能不承认，恭城县的领导有高度的前瞻性，他们预见到这些即将进入上级政府工作的公务员是可以投资的潜力股，最终会成长成为宝贵的人脉资源，在政府前往上级部门争取各种资源进行活动时会发挥巨大的作用。这大概能够为恭城地方带来些许的利益，但其负面影响更大。这一奖励会产生什么样的价值引导？这无疑是给大众发出一个信号：当公务员光荣，当官光荣，从而进一步强化业已十分严重的官本位意识。众所周知，官本位意识和现象的存在，政府部门和政府工作人员权力的过份强大，已经严重影响到公共利益的充分实现。恭城县的这一作法，无疑在进一步强化官本位，损害着公共利益。

其实这一政策的出台本身就是官本位、政府权力一权独立大的产物。政府给于任何团体和个人的经济奖励，都是动用财政资金，也就是动用了纳税人上交的税收，因此对于奖励的名目、内容、对象、金额、产生方式，都必须要有纳税人或者其代表参与的严格的程序来确定，而不应该由政府部门拍脑瓜、“灵机一动”而产生。显然，恭城县的这一政策的出台缺乏令人信服的程序，这一预算有没有经过人大的审议，让人怀疑。没有公众参与的严格程序，也就很难保证公共利益。如此从内容到程序都不能服众的政策，还是早日歇了吧。

本文发表于2010年1月4日《珠江晚报》，发表时有删节。

本文发表于2009年12月31日《肇庆都市报》

    看得出来，郭常委很替政府着急。得承认，政府投入地铁的资金动辄以亿计，还不见有什么经济效益，看起来政府是“吃亏”了。如果从纯粹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解决这个问题也不难，只要大幅度提价，提到地铁能够赢利为止，这样就如郭常委所愿，收支平衡解决了，政府也不用“无休止补贴”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只算经济账，政府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只需要成立几个公司管理社会就行了。政治学常识告诉我们，政府之所以存在，是为了组织单个公民难以完成的公共事务，实现公共利益。显然，公共交通是必须由政府来组织的。

    广州市由财政投资修建地铁，补贴地铁日常营运，是天经地义，“无休止补贴”也是政府的责任所在。如果政府像郭常委这样，把责任当成包袱，丢给社会，政府是轻松了，民生就要更多痛楚了。至于GDP问题，其实政府对地铁日常运营的补贴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有多少呢？恐怕三公消费远大于此。

    其实相对于郭苏建言论的具体内容，更令我感到不安的是他的身份。在行政权力偏重，民众的利益与声音表达渠道相对匮乏的现实情景中，政协作为参政议政的机关，政协委员应该多为谁说话呢？答案其实不言自明。

本文发表于2009年12月29日《南方都市报》

　　当下，坐汽车，尤其是坐汽车经过天河区，已经成为畏途。坐地铁在速度上当然不存在问题，但由于过度拥挤的地面交通把人们从地上赶到地下，乘坐地铁也演变成为一种与他人不分年龄、性别，零距离亲密接触的活动。我承认现在人们的思想观念开放了很多，但与陌生人的过分亲密仍然是一件尴尬的事情。在人们为出行感到一筹莫展之时，突然想起这个世界上还存在一种叫单车的东西。突然之间，单车升温了。据《广州日报》昨日报道，位于体育西路地铁站口的广州市内唯一公共单车出租站点自10月以来，生意日益火爆，每月业务量均有五成增长，至今拥有的固定会员数已破百，平均每日出租单车可达30辆。

　　事实证明，单车不是一种落后的交通工具，而是多种可供人们选择的交通工具之一种。与其他交通工具，尤其是与汽车相比，并无高低贵贱之分。而且随着由于汽车过多引发的城市病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单车的优点也就越来越突出。单车基本上不会引发交通拥挤，这已经被历史所证明。在我国单车的全盛时期，像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单车动辄数以百万计，也没听说过某条街因为单车而交通堵塞了。

　　最近联合国气候大会在各国吵得不亦乐乎，也让人不禁联想到单车的可爱之处。汽车这个东西，吃的是能源，排出的是废气。一进一出，都关联着令全人类头痛不已的问题。如果各国政府都能够倡导，民众身体力行，少用一些汽车，多用一些单车，对于缓解能源危机，对于改善环境，都有莫大的益处。或许还能够对于各国之间就能源、环境、气候问题达成共识起到推动作用。

　　但理论上的优点并不能掩盖在现实中单车的衰微，在偌大的城市中，我们已经很难找到专用的单车道，甚至一些路段赫然写着“自行车禁行”。单车出租站、保管站也越来越难寻踪迹。在交通问题、环境问题日复一日地严重的同时，能够缓解这些问题的、交通工具意义上的单车却在日复一日地减少。不得不遗憾地说，这种现象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一些不合理的政策导向所致。

　　解铃还须系铃人，不合理的政策导致了不合理的结果，那么就需要政府出台合理的政策引导产生一个合理的局面。我欣慰地看到，广州市有关部门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开始着手在一些路段恢复单车专用道。我更希望此次由交通拥堵倒逼出来的“单车复兴运动”能够更为强化有关部门对单车的重视程度，也能够引发公众对于单车的兴趣，创造条件，恢复单车在道路中的“合法席位”。

本文发表于2009年12月29日《信息时报》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越是社会上层，对于知识改变命运的信念就越坚决、越执着。社会中上层人士，对孩子上学从来都不惜血本，不仅要上学，而且要上名校，有条件的更是花重金前往国外就读。

　　这就不免让人疑惑，本来穷人应该对“知识改变命运”更执着才是。但现在看来，对于农民工这样的弱势群体而言，知识改变命运的过程过于艰难。首先是获得知识的成本过高，虽然现在可以以相对低廉的费用完成义务教育，但在高中阶段、大学阶段，费用仍然高昂。因上学而返贫，是很多家庭发生的活生生的事实。选择放弃上高中的农民工子弟中，恐怕很多也是逼不得已。

　　而更严重的问题是，农民工或其他弱势群体的子弟在掌握了知识之后，也不一定能改变命运。相对于其他社会阶层，他们更缺少知识改变命运的机会，或者说，他们缺少更好的机会。即使他们通过努力最终改变了命运，但这一过程更为艰辛。你要不信，看看大学生面临的越来越严峻的就业形势、越来越低的薪水，就明白了。

　　那么机会或者更好的机会去哪里了？在社会资源的分配上，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马太效应”。更为强势的阶层掌握了更多更好的机会，在上升的通道上一马当先。他们也就更为笃信“知识改变命运”，因为知识能够锦上添花，使他们的收益最大化。

　　可见，并非是知识无用，而是穷人缺乏应用知识提升自我的机会。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社会现实。贫穷很可怕，更可怕的是连改变贫穷命运的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有良知的社会，都不应该认同“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现实，应该给予贫者一条上升的通道，给予他们改变命运的机会。古今中外，“知识改变命运”都是最合理、最可靠的社会阶层流动方式，尤其是底层向上流动的方式。因此，非常有必要重新树立整个社会尤其是社会底层对于“知识改变命运”的信仰。政府和社会要创造条件，让弱势群体的子弟能够以较低成本获得知识，进而公平地获得以知识改变命运的机会。如果“知识改变命运”这个通道没有了，或者过于狭窄，社会底层的人会想其他办法改变自己的命运，那就该轮到整个社会付出代价了。

本文发表于2009年12月28日《现代快报》

本文发表于2009年12月27日《北京青年报》

　　 我看到银川的这个“办法”，第一反应就是下位法与上位法冲突。但仔细一看，这个“办法”，是在银川市委十二届六次全委会上通过的，也就是说由银川市委制定的，连下位法都谈不上。简直让人无语，就算银川在公务员招录方面要另搞一套，那也应该是由银川地方人大制定啊。可以说，从内容上，从程序上，银川这个“办法”都是非常不合理的。

　　 本来现在公务员考试的公平性就受到人们的质疑，但由于考试这个基本程序的存在，应该说，暗箱操作的空间还是被大大压缩了。但如果进入市直部门、县市区党政机关的公务员不需要考试，从基层选拔，实际上就是为暗箱操作大开方便之门，在我们这样的特殊国情中，会出现怎样的混乱局面，我想大家都心知肚明。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这种作法等于市直部门、县市区党政机关的职位只向公务员队伍开放，而拒绝从社会直接招录。这是一种非常傲慢的态度，中央国家机关的公务员都可以从社会直接招录，你银川的就不行？这使得社会上一些有才干的人失去了直接进入这些机关的机会，造成了公务员队伍与非公务员之间的不公平。

　　 这个“办法”另外一个荒唐之处，就是将公务员人为地划分出了高低贵贱，也就是说，市直部门、县市区党政机关的公务员要比基层公务员更加优越，基层的公务员进入上级机关，尽管级别不变，却成了一种福利。我们承认，基层与上级部门之间的资源确实不平衡，但作为上级机关，应该想方设法去改变这种状况，让上下级之间的资源配置更为均衡，但现在作法使得基层成为上级机关的人才输送站，无形中强化了业已存在的不平衡。

本文发表于2009年12月25日《珠江晚报》

　　我们欣慰地看到，虽然一度出现了比较激烈的争拗局面，但总的来说，博弈的过程没有朝着激化矛盾的方向发展，而是不断地通过对话、沟通，公众不断地表达着自己的意见，而政府也耐心地倾听民意，通过官民互动，事态一步步地向良性方面发展——先是政府明确表示“环评不通过不开工”，而日前番禺区委书记谭应华明确表示：原选址番禺会江村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已经停了。至于原因，是因为在环评征求周边群众的意见时，“绝大多数人表示反对”。

　　因为“绝大多数人表示反对”而停建之前“坚定不移推进”的垃圾焚烧项目，体现了政府对自己权力来源的清醒认识，对自身位置与使命的准确把握，也是对“权为民所用”的身体力行，这是值得称道的。

　　而对于公众而言，这也是一次很好的训练，训练了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和能力。公共事务永远都不应该是政府的“单边行为”，公众的参与不可或缺，公共事务需要公众的热情和智慧，需要公众的参与和监督。唯有如此，公共事务方能实现公共利益。但愿这是一个良好的开始，而不是结束。公众需要对公共事务继续保持热情与关注，不仅关注与自身利益相关的事务，如同番禺的业主关注番禺垃圾焚烧项目，也要关注表面上看起来与自身利益还比较遥远的事务。

　　更重要的是，公民对许多公共事务的参与不仅仅是去督促政府，也需要负起自己的那一份责任。对于垃圾处理这件公共事务，垃圾焚烧厂停建了，我们每个人该做些什么呢？显然，每家每户，自觉地做好垃圾分类，就是责任之所在。也就是说，垃圾焚烧厂虽然停建了，但垃圾还得处理。这一事件应当成为一个契机，促使全体市民自觉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否则，就真的只能等垃圾围城了。

本文发表于2002年12月22日《信息时报》

    但实现这个愿望不容易，据地铁方面有关人士介绍，要想加长列车，先要报告广州市发改委，并委托广州市交通规划研究所进行客流调查，然后地铁公司才能申请广州市发改委层层审核批准，直至国家发改委。还需要列车生产厂家的生产计划能排得过来，还要调试信号系统、控制系统等，非常复杂。“从申请到列车到位，至少需要3年时间。”

    一个人如果不明白繁文缛节这个成语是什么意思，看一下以上的程序就明明白白了。的确，从技术上来看，加长列车的确是件复杂的事情，如果是因为这个因素，拖延些时日，大家还可以理解。但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延误主要是人为的因素，是因为这些繁复的程序。换句话来说，是因为拖沓的行政效率，就让广州市民至少多了3年的时间饱受拥挤之苦。

    行政效率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讲是个体制问题。在我们的体制中，最为影响行政效率的就是权力高度向上集中。那些复杂而毫无必要的程序、那些繁琐的报批、审批、那些漫长的公文旅行，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这样的体制。公共事务，事无巨细，决定权都在“上面”。而最了解情况，最有发言权的基层，一般只是有建议权。增加几节车厢这么点事儿，都要逐级上报，直到国家发改委。试想一下，中国这么大，发改委就那么几个人，需要审批的来自全国上下诸如此类的项目，不知有多少。公共事务旷日持久的拖延，也就司空见惯了。

    公共行政效率事关公众的福祉。关于加长地铁车厢的批复拖延一天，数以万计的人就多痛苦一天。如果体制影响了效率，那么就应该考虑对这个体制不合理的环节进行改革了。既然过于集中于上的权力影响了行政效率，那么体制改革就要考虑适当放权，让地方政府和基层部门有更大的事权。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公众要真正获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权、监督权。如斯，各级政府部门才会尊重民意，“向下负责”，市民的愿望就能转化成为督促政府的权力，政府部门的效率必然会得到提高。

本文发表于2009年12月17日《长江日报》

本文发表于2009年12月16日《珠江晚报》

　　2009年8月，为整治泥头车，专门成立了市余泥渣土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市建委、市环卫局、市交委、市财政局、市交警支队等多个部门组成责任单位，强化对全市泥头车的监管。但N个部门还是治不了一个泥头车。近日泥头车的恶行又有了升级版。一名交警在处理中山大道BRT施工现场违章停放的泥头车时，竟然遭到多名泥头车司机围殴。而后面的事情更显得诡异，据天河区环卫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在BRT工地清理余泥的泥头车，竟有八成属于非法营运。该负责人还介绍说：目前BRT工程天河段土建工程已近完工，但至今仍未申请余泥排放，也就是说，余泥的清运很大部分是靠这些没有资质的货车。

　　终于明白为什么N个政府部门整治不了一个泥头车。原以为非法泥头车只是出没于私人工地，像BRT工程这样由政府主导的公共工程，各种工作都应该很规范，没想到却也在大规模使用非法泥头车。如果没记错的话，市交委是多部门联合整治泥头车的重点部门，在整治之初，也说了不少豪言壮语，出台了一揽子计划措施。但明里是在打击，暗地里却在大规模使用。泥头车治理的效果，便可想而知了。这种情形继续蔓延下去，这名交警绝不会是泥头车的最后一名受害者。

　　而环卫局作为联合整治泥头车的另一重要部门，也脱不了干系。不要告诉我们环卫局不知道中山大道在修BRT。这么大的工程，难道环节局不知道要产生多少余泥渣土？难道不知道这些余泥需要运送？为什么工作不能主动一点，未雨绸缪，及时地筹划、安排、监管这项大工程的余泥清理工作呢？偏偏要坐等施工方申请余泥排放。如果施工方一天不申请，环卫局就一天不监管？这样的工作态度，难怪非法泥头车满街跑了。

　　非法泥头车为害广州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市民对其又恨又惧，却无力与之对抗（这些人连警察都敢打，还怕老百姓吗），因此只有寄希望于政府部门。但令人失望的是，相关部门或是养虎为患，或是无所作为，竟让非法泥头车横行无阻，公共利益受不到保障，不能不说是一种失职。既是失职，就应该问责。否则，广州人因为泥头车而担惊受怕的日子真不知要持续到猴年马月了。

本文发表于2009年12月15日《羊城晚报》

但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情就是赚钱，政府部门花的钱都是老百姓辛辛苦苦赚来的，不应该用突击花钱这样的方式或者其他任何方式乱花。防止政府乱花钱的最有效的手段，莫过于全程监督其花钱的过程。首先是财政预算要合理、要公开、要受监督，这一点大家谈得多。我今天要说的主要是预算执行过程中的监督问题。如果对于预算执行监督有力的话，年底乱花钱这样的事情或许就较少发生。

而对预算执行情况监督最常见也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政府审计。政府审计实质就是审计部门对其他政府部门经济责任的监督与约束，可以说是现代民主制度的核心制度之一。对于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审计，是政府审计的最重要的工作。我国政府审计开展多年，应该说也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比如近年来屡屡刮起的审计风暴，就是明证，对于各级部门规范预算执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正如我们耳闻目睹的，诸如年终突击花钱之类政府部门乱花钱的现象还是非常严重。表明政府审计所起的作用仍然十分有限。

正如司法不独立影响司法公正，审计不独立也使得审计工作难以有效地开展，难以实现对政府部门有效的监督。审计部门的独立程度还赶不上法院、检察院等司法部门，至少在体制上，这些部门还自成系统，而审计部门只是各级政府当中普通的一个部门。在富有特色的国情中，审计部门要监督同级的其他部门，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即使监督了，其他部门也不定接受。这两年，审计风暴声势的确很大，但往往就没有下文，因为审计部门的权威并不被尊重，他们的处罚措施也往往得不到落实，于是“下面就没有了”。

审计部门自身也存在一些问题。有的审计部门热衷于“有油水”的事务，本来审计部门人手就严重不足，忙着赚钱，自己的主业审计政府部门、审计预算执行，就难免荒废了。

因此当务之急，就是在体制上提高审计部门的地位，审计部门应当像检察院、法院一样成为一个独立的系统，与其他政府机构完全脱离，同时赋予其更大的权力和权威，只有这样，审计部门才能不受干扰或少受干扰，对政府部门进行监督，对预算执行进行审计，对违规行为进行处罚，诸如年底突击花钱此类政府乱花钱的现象才能够得到有效的遏制。

最后，我还有些非份之想：由于中国的国情是政府权力过大，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又过于密切，因此对于政府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审计，除了政府审计之外，能不能也可以由民间审计机构加入呢？虽然此事既无本国的先例，似也缺乏国际惯例，但只要能制约政府乱花钱，尝试一下也是好的。

本文发表于2009年12月15日《现代快报》，发表时有删节

　　按照正常的市场逻辑，增加供应，会导致商品价格的下跌。但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从来都是特立独行的，并不受什么市场规律的束缚。从最近广州土地拍卖的情况来看，我倒是担心出现相反的结果。近段时间广州的土地拍卖让人心惊肉跳，几乎每拍必出“地王”，“地王”一出，楼价必涨。事实上就造成了土地供应越多，楼价越升的奇特景观。这种情形令老百姓心惊惊，但有关部门似乎乐此不疲，与一些地产商共同将“地王”活动从一个高潮推向另外一个高潮。因此在我看来，如果这种拍卖地块的情形不改变，那么释放80平方公里的土地，对于那些盼望房价下调的人们而言，不仅不是什么利好，甚至可能是个噩耗。

　　所以，政府如果诚意平抑房价，恐怕要做的不是大面积推出新地块那么简单，事实上这也不符合广州市委市政府领导一贯强调的“节约集约用地”的精神。重要的是政府部门要停止在经济上对土地资源的依赖，改革土地出让的方向和方式。在出让方向上，把有限的土地尽可能多地用于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在出让方式上，那种不断推高土地价格，催生“地王”的拍卖方式也应该考虑改变一下了。政府在土地出让环节少收益或不收益的过程，事实上就是一个让利于民的过程，土地出让的价格低了，房地产业成本下降，自然有利于房价的下跌。

　　平抑房价，政府部门除了在土地上做文章外，还应该严格地抑制商品房市场中的投机行为。时下，楼价如此之高，不是用所谓的“刚性需求”能解释得了的。一种商品的价格如果远远高于消费者的正常收入水平，消费者对该商品的需求就会消失。衣服是一种刚性需求吧，但如果一件衣服最便宜都要卖一万块钱，我敢打赌，满大街跑的人都是光屁股。

　　同样的道理，现在的高房价，不是普通消费者的需求所至，在很大程度上拜“炒房”行为所赐。本来在抑制炒楼行为方面，我们曾经有过一些富有成效的政策，但后来却消失于无形。现在，楼市泡沫又起，政府部门是不是该考虑继续严格执行这些政策呢？

本文发表于2009年12月15日《信息时报》

本文发表于2009年12月14日《肇庆都市报》

不过健忘症在一些行政部门当中是常见病，教育部也不例外，言犹在耳，教育部直属的中央教科所高教研究中心却发布了一个《中国高等学校绩效评价报告》，对教育部直属的72所高校进行绩效评价。其依据是“投入产出理论”，从高校资源利用效益方面评价高校的绩效。由绩效评估产生的大学排名与以往以绝对量产生的大学排名有一定的出入。

表面上看起来，这样的排名有一定的合理性，其主要优点在于能够相对客观地反映出规模较小的学校在办学方面的成绩，使得大学排行榜更具有公平性。但问题在于，在大学排行榜存在的合理性本身就倍受质疑的情况下，各种排行榜孰优孰劣其实并不重要。

事实上，这个由绩效产生的大学排行榜与之前的各色排行榜并无本质的区别，也是将将丰富的办学内容简化为若干个可以量化的指标，因而也就无法避免排行榜给大学带来的负面影响，甚至可能会加剧这种负面影响。许多事关大学办学质量的很多内容是无法量化的。大学是首先是学校，是育人的场所，大学所培养人才的质量就无法量化。这是各种大学排行榜的软胁，绩效排行榜在这一点上同样苍白无力。我注意到，绩效评价报告所依据的16项产出指标中，有关教学的只有2项：当量在校学生数和当量学历在校留学生数。这真是笑话，学生数量就能反映教学的质量吗？这会给大学什么样的导向，可想而知：16项产出指标中只有2项有关教学，大学只会更加重视科研而忽视教学。2项教学指标中，又只要求学生的数量，那么大学只要拼命扩招，就能实现“好”的产出。教育教学的质量，自然就无足轻重了。

就科学研究方面来说，这个评价体系也是更多地关注科研成果的数量，关于科研成果的质量的指标，不能说没有（也有各种国家级省部级科研奖项数量），但也无法全面客观地反映科研质量，这将直接引导高校将重视科研演变为“重视科研数量”。

而这个绩效评价报告浓厚的官方背景，对于各高校的压力就更加直接，更加明显。中国的大学本来就缺乏办学自主权，缺乏独立性和特色。而这个绩效评估体系中的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基本上来自于政府层面，报告也将指引以后政府对高校的资源投入。这无形当中令大学更加依附于政府。也就是说，按照这个评价体系，大学办得好坏，基本上由政府说了算。大学办学自主权的真正实现，真不知又要等到何年何月了。

本文发表于2009年12月12日《珠江晚报》，发表时有删节。

　　亏损了确实应该考虑涨价。其实大部分老百姓都是讲道理的，不是“逢涨必反”，只要公用企业的信息公开透明，真的由于不可抗拒的因素严重亏损，公用企业就是公众的企业，大家分担一下困难也未尝不可。

　　但现在的问题是，亏损没亏损，全是这些公用企业上嘴唇碰下嘴唇———自己说了算。如果公众反对涨价，对其是否亏损有所怀疑，这些企业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也会提供一些财务报表作为证据。

　　对于这些所谓的证据，公众就无力再行反驳了。因为公用企业的经营状况，对于公众而言从来就是一个谜，其中的详细信息，老百姓无从知晓。这些公用企业公开的信息，都是有选择性的，无一例地支持涨价。以往历次听证会变成涨价会的历史证明，由于信息不对称，公众一开始就输在起跑线上了。

　　这当然是非常不合理的，因为任何公共事务首先应该在程序上实现公平，为了让公众和公共企业就价格问题公平地博弈，公用企业应该详尽、完备地公开相关信息，公众在充分掌握信息的前提下与公用企业展开对话，其结果方能令人信服。

　　公开信息其实也是公用企业的法定义务，《信息公开条例》规定：“教育、医疗卫生、计划生育、供水、供电、供气、供热、环保、公共交通等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企事业单位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过程中制作、获取的信息的公开，参照本条例执行。”

　　不过从《信息公开条例》实行的情况来看，要这些垄断性的公用企业主动公开信息仍然是件极为困难的事。既然不主动公开，就应该想方设法令其“被动公开”。应该建立一种机制，在这些公用企业想涨价的时候，公众能够通过这一机制获知其真实经营状况的信息。

　　为此，应该成立独立的专门委员会，由市民代表和权力机关代表共同组成，由委员会牵头，聘请有资质、公信力好的审计公司对公共企业的经营状况进行独立审计，并将审计结果公之于众。公众了解了企业经营的实情，再开听证会讨论是否涨价不迟。

本文发表于2009年12月11日《新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