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年来持续的房地产热潮，不仅吸引了的国内的富翁，也吸引了大批国外的富翁，就连与中国有100年贸易历史的世界最大电信设备商爱立信也不能免俗。2005年，爱立信在北京开始建立自己的中国区总部大楼，并于2007年6月搬入了新总部大楼。近日，有幸进去参观，感触颇深。

    首先，爱立信对全球各国分公司大楼的设计做了统一、严格的规定，因此，爱立信中国总部的大楼就是由一位来自瑞典的建筑师来进行设计的。整栋大楼从地板到墙面都是由北欧风格的实木进行装饰的，设计风格也充分体现了北欧人轻松、安逸和富有的生活气息。大楼中间通透的采光，使你在每一层都能与阳光亲密接触；到处可见的私人电话间和小型交谈室，确保员工可以享有私密的个人空间，“以人为本”在爱立信并不是一句口号，它已渗透到大楼设计的每一个细节里。大楼内的很多人都在爱立信工作了十余年，员工的极高忠诚度应该与爱立信处处体现对人的尊重有很大的关系。

    爱立信大楼分为了绿色、黄色和红色三个区域，保密性高的红色区域——研发办公区域不对外，我们只参观了绿色的公共区域和黄色的办公区域。我发现有3件不同一般企业布置的怪事：

    一大怪：高管办公室办公区域中间站。在我参观爱立信负责传媒的总监罗先生的办公室时，我发现他的员工都坐在靠窗的位置办公，而他的办公室却在中间不靠窗的一个玻璃房子里。我对此非常奇怪：不是官越大窗子越大吗？罗先生告诉我：在爱立信所有的高管都在和他一样的办公室里办公，因为公司倡导要将好的位置留给大多数的员工，以体现领导者对下属的关怀。

   二大怪：休闲区域占一半。在爱立信中国总部大楼的每一层都设有咖啡区，宽敞的咖啡区域，再加上员工私人电话间和私人谈话室，全部休闲区域占到了整层面积近一半。

    三大怪：办公桌高度可调高矮。在参观爱立信办公区域时，罗先生特意给我们做了个示范：只要轻触办公桌的一个按钮，即可随意调节办公桌的高矮，一来方便不同身高的员工，二来方便员工在坐着工作疲劳时，将桌子调高站着工作。

    我想如此精心的设计，如此轻松的环境，一定会带给员工愉悦的工作心情，也就一定会带给企业更高的工作效率。不知这三大怪是否是爱立信能够成为“年度最佳雇主”和百年老店的秘诀之一？

    虽然，我接触中兴通讯已有十余年，但是近年来由于工作繁忙，比较近距离的接触几乎没有。自从TD招标结果揭晓以后，我的脑海中始终闪现着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兴通讯总是能够踩到点上？从当年“巨大中华”时代的程控交换机，到前几年的小灵通热潮，一直到今年的TD设备招标、CDMA手机定制，中兴通讯面对大好商机无一错过。对于每一次通信行业的热潮，中兴通讯的战略不仅稳、准，而且尤其“狠”，在每个领域都能独占鳌头、独领风骚。

    最近，我经过阶段性的思考，为中兴通讯能成为让我尊敬的企业，归纳出了如下两个理由：

    首先，在中国的通信史上，中兴通讯不是一个机会主义者。据悉，近年来中兴通讯承担了30余项的国家“863”重大课题，公司每年将销售收入的10%左右投入到科研中去，在全球建有15个研发中心。给我启发最深的是一件小事：中兴通讯有一本创刊了十余年的技术刊物《中兴通讯技术》，我原以为它只是一本公司宣传类刊物，但近期通过与中兴的人交流得知，中兴公司对此刊物不是一般的重视，除了邀请大量知名专家、学者做编委外，中兴通讯的董事长还出任编委会副主任，而且公司总裁还会出席每年一次的编委会。不仅如此，这本由企业办的刊物还具有相当的专业水准，早在每年的八月份就要召开编委会，召集专家集中讨论下一年度的各期选题计划，不仅确定各期的专题名称还要确定策划人。

    作为媒体人，我深知当前能够对一本技术刊物持严谨态度和给予高度关注的人是越来越少了。特意认真看了一下手中的《中兴通讯技术》，发现专题设计之细致、选题之新颖，均不弱于专业做媒体的。俗话说：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也许正是中兴通讯多年来肯于潜心研究、踏踏实实做事而非急功近利的工作作风，才使得它能够抓住每一次商机。

    其次，中兴通讯对媒体的态度，恰如论语中所描述：“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弟兄也”。最近一次采访，我接触到了中兴通讯行业媒体负责人王蜀。刚从海外做销售回国的王蜀，尊敬媒体犹如尊敬客户。我曾对他笑言: 初次做媒体工作，可能对媒体的行情还不太了解吧。他淡淡地对我说：熟悉了也一样，我认为你们做媒体的都比我专业，你们都是专家。一席话让我感动，想一想现在太多的企业将媒体看做传声筒和放大器，在他们心目中媒体是可以用钱买来的枪手或者是可以花钱租来的传播渠道。若按此思路，中兴通讯作为每一个行业媒体的广告大客户之一，根本无需自办刊物，它只需要提要求，大部分媒体都会照着去做。

    回想一下，多年来中兴通讯确实不曾要求过我们去刻意地帮他们做什么宣传，我们的报道文章也不会大肆随意修改。它主要靠一波一波的重大新闻事件来吸引媒体的关注，来推动起一浪高过一浪的新闻报道热潮。不强人所难，给予媒体应有的自主空间，充分体现了中兴通讯对媒体的尊敬态度。

    你心目中有让你尊敬的企业吗？希望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能够产生越来越多的让人尊敬的企业；希望未来越来越多的媒体人能够找回自尊；希望更多的媒体在做一个有经济实力的媒体的同时，还能够成为一个有尊严的媒体。只有具权威性、有责任感的媒体才能够产生巨大影响力，才更有阅读价值！

    首先是，近期主要由律师加工程师组成的高通正式高调对外宣布：已经有75家企业与其达成3G专利授权协议，而且这75家企业签署的大部分是WCDMA专利授权协议，同时,在中兴和华为积极上马TD终端之时，高通不失时机地表明观点：中兴和华为并未得到其TD专利的授权许可。高通虽然是一家高科技公司，但是，该企业却主要被一群律师们所管理和控制，企业也是完全遵从律师的行为方式―狡诈和机敏。俗话说：不见兔子不撒鹰，如果不是嗅到了3G牌照即将发放，大规模的3G时代在中国即将变为现实的气息，“律师”高通如何会在当下正面对媒体大肆宣传自身的专利授权事件？就在年初，媒体在采访高通问到有关3G的技术专利问题时，高通的高层常常拒绝对此做答，此类问题也自然被列为了记者采访提问的禁忌，显然当时的时机还不够成熟。律师往往是在掌握了足够的证据，有把握打赢官司时，才会断然出手。现在高通大大方方地表明了自己的专利权益，并在此时对媒体强调此为高通一贯的态度，此举昭示着有关TD的专利谈判工作进入了实质性的攻坚阶段。据悉，以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专家和TD联盟相关人士为主的中方代表团目前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有关TD的专利谈判工作。

    其次，在近半个月的时间里，无论是中兴还是华为都在着力宣传企业的TD终端发展战略，大家都知道，华为和中兴积极进入的领域一定不会是一个很小、虚拟的市场，它一定会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大市场。一般来说，就中国通信企业的实力来讲，比较适合做短线，快进快出，见利才上。另外，就此两家企业对外宣传的研发投入和生产能力来看，TD---SCDMA网络在建成以后显然不会遭遇，原来业内人士所担心的终端瓶颈问题。虽然手机巨头诺基亚和摩托罗拉此时并未表现出对TD终端的极大热情，但是，中兴、华为再加上联想和三星组成的TD终端第一梯队，却给TD—SCDMA营造了比当初CDMA网络建网初期好得多的生态环境。在没有终端跟进的市场条件下，CDMA一样走上了今日的盈利之路，终端准备充分的TD—SCDMA有何道理发展得不好呢？TD来到了我们身边，WCDMA还会远吗？

    当然，最主要的征兆还有近期几大运营商的人士变动，无论是中国移动的张晨霜还是中国电信的黄文林、中国联通的李建国，此三人的背景极为相似，都是从事党政工和纪检工作的，套用“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古语，我们可将此次人士互换看做是：重组工作未始，人事布局先行。原来几大运营商的高管调整都是主抓业务的领导变化，因而，此次涉及人力资源建设的党政工高管的调整，不能不让人联想到几大运营商的重组工作即将开始。

    我记得奚国华部长曾经对外说过这样类似的话：在TD技术成熟、运营商重组完毕、专利谈判顺利之时，就是中国3G牌照发放之日。现在，上述三个条件正在逐布到位，3G牌照的发放也就自然是指日可待了。让我们一起猜猜看，具体发放的时间究竟会是今年10月份还是今年年底？

    目前，中国通信业还没有形成一个合作共赢的SP产业链，整个产业链上两大主导运营商处于龙头地位，成千上万、大小不一的民营SP企业只能“见机行事”。没有资金和研发实力的SP企业只能靠关系，利用潜规则从中分一杯羹；有实力的想依靠业务创新来开拓市场的SP企业，在还没有等到享受自己的胜利成果时，就发现市场中很快就出现了强大的竞争对手。两大主导运营商在SP产业中，分别培植了自己的SP企业，论资金、论资源、论背景，上万个SP企业都无法与之相比。两大主导运营商在SP的这场市场游戏中，既充当了裁判员，又充当了运动员，此种产业格局不仅严重制约了SP企业创新业务的积极性，更将SP企业引向了投机发展的道路。离开运营商就无法生存的中小型SP企业，不敢与运营商进行理论，其唯一的出路就是搞些黄色内容来吸引人们的眼球，为此，很多SP企业的总经理为了担心被抓、被罚，平时是绝不在外出头露面的。比如现在你想采访SP企业的总经理的话，恐怕常见的情况下，你是找不到这位总经理的。

    诚然，为了促进SP产业的发展壮大，主导运营商身先士卒也是非常必要的，只是从长远的角度讲，一个新型产业的繁荣发展光靠一两个企业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主导运营商需要在其中有个明确的角色定位，需要留出一片自由的天地，让其他的SP企业放心大胆地进入。而且，既然未来运营商的业务增长点会主要来自于电信增值业务的话，为了鼓励会有更多、更好的增值业务涌现，运营商是否能够像在资本市场建立“中小企业发展基金”那样，设立诸如“中小型SP企业发展基金”？只有营造一个有利于SP企业健康发展的和谐的生态环境，才能真正推动SP产业的发展壮大，这样不仅可以利人更可以利己。我们常常陷于“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管理误区，特别是对待新生事物更是如此。因此，如何搞活SP产业又能规范其发展轨迹，应该是行业监管部门和运营商需要好好研究的重要课题。

    其实，今日SP企业遭遇到尴尬的发展困境，其根源还在于SP企业的经营者们对企业发展思路的一些误解。大多数曾经风光过的SP企业，回忆过去美好的时光时，可以提起的两张关键的王牌是：关系牌和上市牌。其中关系牌非常重要，要想在运营商的网上跑业务没有关系肯定不行；在业务开展起来之后，就要开始营造概念，在资本市场再捞些钱。一些在纳斯达克上市的SP企业，有了足够的资金以后就开始大肆宣扬自己的品牌，希望能够摆脱依附运营商的局面，建立自己的渠道，走自己的路，但时至今日成功者寥寥。

    在对SP市场进行监管、整顿和规范的时期，现今沉默的SP们，其中一定会有部分企业在强大的市场压力下觉醒，一定会通过增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找到属于自己的蓝海，积蓄爆发的实力；也一定会有一批靠投机生存的SP企业走向死亡。

    在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电信市场用户数量日趋饱和、竞争日趋激烈的时候，越来越多的电信运营商开始将目光转向了新兴的电信市场。目前广受跨国运营商青睐的新兴市场有：中国、印度、俄罗斯、印尼、捷克、匈牙利、墨西哥和波兰等国家。这些国家也就自然成为了全球电信业的新大陆。

   但是，业内人士普遍的共识是中国的运营商大而不强，比如说：中国最强的几家运营商，虽然拥有世界第一的用户规模和网络规模，但是劳动生产率、业务收入和企业利润与发达国家的运营商相比却还有很大的距离，国际市场的竞争力相对来说还很弱，因此，对中国的运营商而言，首先需要关注的应该是中国的新兴市场——农村通信市场.

   “村村通电话工程”在我国已经开展了两年多，历来都是被政府和运营商视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的。“村通工程”主要由信息产业部牵头组织和考核，按指标分配形式将任务下给六大运营商。在“村通工程”的初期，大多数的中国电信运营商将其视为了包袱，视为了一项不得不完成的工作；极少数的效益好的运营商，则将顺利完成此项目看成了一项荣誉，对外宣传的基调则更多地定位于弘扬企业的社会责任，以及提升企业的品牌形象。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村通工程”中开展得好、投入多的运营企业，已经改变了前期对农村市场的看法，也开始见到了一些经济效益。据说，因此运营商对“村通工程”的态度也随之变得积极起来，政府也开始研究如何能够“退后一步”。

    其实，对于新兴的电信市场，我们需要的是转变传统思路，换一种角度来思考问题：首先，我们应该看到新兴的市场一定是不好赚钱的市场，能够赚到快钱的市场自然会有高手捷足先登，也自然会高手云集、竞争惨烈，但是，不好赚钱的市场并不等于是不能赚钱的市场，问题的关键是要研究如何能够从中赚到钱，一开始就要将其视为一定要赚钱的市场。其次，开拓新兴市场离不开运营创新，包括：用创新的管理模式降低运营成本，以创新的业务满足新兴市场的用户需求，开辟适合的营销渠道进行客户服务，总之，创新是开辟新兴市场的利器。最后，也许我们还需要改变的是中国通信业一贯地以技术为驱动力的发展理念，需要研究不同客户群体的不同需求，以市场为导向来引导企业的发展，不单靠3G、4G来推动业务发展，还可以依赖开发不同的新兴市场来增加企业的收入。毕竟，技术的发展终归还是有极限的，而市场的潜力则可以是无限巨大的。

    是不是可以说，广阔的中国农村市场正是中国运营商面前的一片“蓝海”？

                 两大特征成就中国移动产业壮举

    记者：中国移动通信产业20年来，实施了包括打破垄断、政企分开、企业融资上市这样一系列体制的改革，对于推动中国通信产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请您就此谈一下您的看法。

    张秘书长：我感到很高兴的是中国通信业从“八五”到“十五”基本上我都参与了整个的发展过程，就移动通信领域来说，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应该为我们国家的通信事业，特别是移动事业的发展感到自豪。因为改革开放前我们国家整个通信的基础比较薄弱，国民经济发展也是在世界排行里面靠后，邮电能够从当初作为一个国民经济的微利产业、服务型产业，转型为现今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基础性的产业和主导性的产业，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确实是值得我们自豪的。

    就移动通信来说，我们国家起步比较晚，1987年刚刚起步，从模拟开始到1994年才引进GSM，但是跟世界来比的话，是从零开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移动网络的铺设速度，移动用户的发展速度，网络发展质量、技术含量，都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要是让我归纳，我看整个改革过程中体现了两个重要特征，第一个特征体现于快，与世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国家的移动通信发展速度非常快，这个快一个是体现在改革的步伐很快，从1998年开始邮电分营、政企分开、电信重组以及企事业单位脱钩等等一系列的改革，就整个行业改革来说，这个力度是相当大的，我也考察过一些国家，像欧洲那些国家，它们也在进行体制改革，美国和日本也在改革，但是同时进行多项的改革，而且没有引起行业的大起大落，是任何一个国家所没有的。

    而且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基本上能够走上正轨是非常不容易的，这是很大的一个特点。这本身就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尤其是在配套改革的措施、法制措施不很健全的情况下，你们知道中国的《电信条例》出台很晚，中国也没有一部完善的《电信法》，在这种情况下开展这种改革，是很不简单的。说明了我们电信行业的干部职工在党的领导下还是有战斗力的。很多发达国家都是先立法后改革，我们国家并没有先立法后改革，而是边改革边发展，总的来说这个改革的步伐还是比较快的，而且总体来说还是稳定的。

    第二个“快”体现在增长速度上。你们可能知道，“八五”、“九五”、“十五”期间，通信行业的增速最高的时候达到是50%～60%，包括业务量，业务收入等等。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我记得第一次超过国民经济的增速是1985年，以后移动通信的增速就更可观了。从2003年起移动用户超过了固定用户，现在已经达到4.6亿户。从1亿到4.6亿，也就是六年的时间，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达不到的。现在中国移动通信市场的用户规模、网络规模是世界第一位，所以快又体现在增速快。

    再一个“快”体现在普及率上，绝对数增加了，更重要的是惠及的人口已达13亿人口的三分之一。普及率从零开始，经过了这20年，已经达到了35%以上，这是个很了不起的成就。另外一个普及快还体现在业务的种类增长。我们移动通信增长不单纯是话音，现在移动通信的业务里面包括了彩铃、短信、流媒体等，业务种类非常多，这也是在短期内取得的成绩。

           粗放型经营应引起移动产业未来发展的重视

    记者：您觉得我们没有像欧美这样的发达国家走那种先立法后改革的成熟道路，在改革中碰到了哪些困难？会带来哪些问题？

    张秘书长：一方面从客观上说体制改革促进了通信事业的高速发展，这是正面效应。但同时也在发展中出现了一些问题：由于没有一个完善的电信法制，没有一个完善的配套改革的措施，另外，在政府监管、企业自律这些方面都有些欠缺，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出现了诸如价格战、重复建设等问题，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为了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只能这样做，或者必须这样做，我们不能等到立完法再去改革再去发展。

    就跟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搞引进、消化、吸收，如果我们自己搞研发发展通信产业，那今天也可能发展不起来，只能是先引进，用市场去换技术，然后再吸收、再创造。把我们的网络发展起来，先把能力搞上去，你先有通信能力了才行，没有能力谈什么都是空的。发展是硬道理，先把能力建设起来，让老百姓得到实惠，改善我们的投资环境，让经济发展起来，在发展中再逐步去完善。

     如果就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来说，我觉得在看到我们成绩的同时，应当看到我们在发展中存在或者掩盖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及时发现，可能会减少损失，会对今后的发展有益。

    我认为，我国目前移动通信产业的发展，基本上还是粗放式的，不是集约式的。因为这20年移动通信的发展，除了国家政策的扶植和各地地方政府的支持，主要靠两个手段发展：第一个是靠拼价格、拼资费去占领市场，去揽用户，来壮大自己。第二个是靠投资，靠投入来拉动增长，这几年每年平均2000亿的投入，就整个电信业投入来说，移动投入占的比重超过50%。可想而知，铺一张全国性的网络，要多大的投入？发展快，很大程度上是靠投入拉动的。当然没有投入也不行，但是单纯的靠投入去拉动增长，单纯的靠价格战去增长，这种增长方式是典型的粗放式。

    粗放式还体现在质量和效益方面，移动通信对于社会，有社会效益，惠及了老百姓，但是这个效益是相对的，中国移动是世界500强企业之一，但是应当把我们移动通信放在世界通信的大背景下去看，不能光我们自己比较，自己比较就剩下自豪了。比如与NT&T相比，中国移动的收入可能只相当于NT&T的30%，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NT&T的56%。整个中国电信业全加起来的收入，跟一个跨国企业几乎相等。

    粗放还体现在创新少，所谓创新指的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包括软、硬件在内，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研发投入少，我们移动领域每年的收入增长幅度非常快，利润的增长幅度也很快，但是专门用于研发的费用却很少。我想对粗放式来讲第一个是发展手段单一，第二个是应当从增长的效益和质量去比较。所以说，如果把我们的移动通信放在世界电信的大背景下去比较，我们是大而不强，质量与效率现在还有提升的空间。

     可持续发展除了需要集中高、精、尖的人才，还需要有足够的资金保证，而且应当是法制化的，规范化的去投入。但就整体而言，我们在网络的扩展上，还是一个粗放式的发展，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首先体现在资源的占用上，我们国家的频率占费用比起欧洲和发达国家是偏低的。移动发展这么快，如果从客观原因上说，那就是党和国家支持，再一个就是资源的低廉使用，且国家全力保障这个资源。资源的占用应当很好地加以研究，频率是稀缺资源，不可再生资源，也应按照市场规律来合理分配和使用。

     合理使用才叫集约，不合理使用就是粗放。第二个资源的不合理是在利用上，你们可能知道，现在移动的传输跟固网的传输，几乎都是独立的自己的网络，一个企业一个网。我认为有一个观念是不对的，就是在国民经济各领域比较，我们业内有些同志认为，通信是不消耗资源的，或者是消耗资源很少的。实际上通信行业也是消耗国家资源的，而且不仅是频率资源，“十一五”国家定的目标是单位GDP的能源消耗要降低20%，它不单纯指的是石油、煤炭、天然气、水电，它是就整体来说的。电信消耗资源，我举个例子，建光缆的时候要架杆子，要埋标识牌，如果铁通、电信、网通、联通、广电，大家都去埋那个牌，都去立杆子，就要占用很多土地资源。

     目前业内对重复建设有两种观点，一个是企业必须有自己独立的网络。另一种是合理利用，能共建就共建。我个人的看法，这要看国情，你不能把中国的国情去跟西方国家的国情比较。第二个还要看所有制。我们现在的家底并不厚，人均才两千美元，中国的农民还占八九亿，人均GDP还处在世界的后面。在这种国情下，非得强调一个企业一个网我是不赞成的。第二个还要看所有制，西方国家是私有制，企业是个人的，约束机制很多不是用法律约束，用自己的利益就把它约束住了，他要考虑建一条光缆值还是不值。我们国家的企业基本上都是公有制为主，在这种情况下，去谈是独立建网还是共建往我觉得界限很清楚了。既然这个资源是国家的，是公有制的，那么能够合理利用的，能够共用的应该共用共建。

                  产业链需规范  共赢是基础

    记者：就中国移动产业未来发展来说，您认为还有哪些关键问题需要高度关注？

     张秘书长：这就是我想说的第二个问题。到目前为止，我认为合理的共赢的产业链还没有形成，产业链是形成了，但是一个合理的、共赢的、健康的产业链还需要加强，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格局上不太合理，就是从电信重组以后，这恐怕是共识，一个强大的中国移动跟一个弱小的中国联通去竞争，如同让一个小孩子去跟一个运动员竞争，胜负从一开始就定下来了。

     第二个在全业务上，实际上六个运营商真正的全业务运营商只有中国联通一家，其他都不是全业务，这怎么能叫竞争呢？这也是一种不合理的竞争格局。就整个行业客观效果上来看这种格局是不合理的。同样，网通在南方，电信在北方也是不合理的。它们各自的市场占有率不到5%，这怎么叫竞争呢？

     在上下游企业之间，目前主导运营商跟与其相连接的下游企业的关系现在并不是很规范，除少数增值企业自身的问题外，主导运营商也存在霸王条款。增值运营商绝大多数是民营的，现在缺乏一项严格的法制去约束这种市场行为。产业链要靠所有从业单位依法从业才行，这个依法从业不单指的是增值业务提供商、主导运营商，所有在这个市场里面的通信上下游企业都应当依法从业。监管部门应当依法行政，大家都以依法为前提，以共赢为基础，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健康的产业链、和谐的产业链。如果没有共赢，就谈不上和谐，谈不上健康，所以共赢是基础。

                   繁荣的移动通信产业应更多回馈社会和百姓

    记者：经历了20多年发展的中国移动通信产业，改变了人民的生活质量，但也是消费者指责最多的，您怎样看这个问题？

    张秘书长：我的体会是我们移动通信企业，固网企业，先后上市了，上市的效果也不错，给我们带来了大量的资金，应当说对国家，对企业贡献是非常大的，方向是对的。但中国通信的改革和发展，应当让中国的老百姓得到实惠。而不能只让少数人得到实惠，长期地让少数人得到实惠，多数人没有得到实惠，就会形成利益集团，就会扩大收入分配不公，影响社会稳定。企业上市以后，国内很少有人可以买在香港上市的H股股票，大多数老百姓没有资格去买。利润增长的再高，中国老百姓没有股票，怎么惠及中国的老百姓呢？因此，应该考虑回归A股，或者部分回归A股。

     再一个问题是上市公司都剥离了一批企业，而且上市是把这个行业里最优良的资产拿出来去上市了，然后这个企业的优良资产上市了，把其他的部分拿出来剥离了。这就容易出现一企两制的问题。

     最后当记者问张秘书长在原邮电部、信息产业部工作了20多年，感受最深的事情是什么时，张秘书长无限感慨地说道：“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几届部党组，包括现在信息产业部的领导，各基层领导，可以准确地说是坚定不移、一丝不苟地按照中央国务院的部署、方针、政策去落实，毫不走样。到现在为止，信息产业部没有一幢像样的大楼，为什么？其实当时邮电部有的是钱，当时不要说建一个楼，三个楼也建得了，可是历届的部长的观点是，先增加通信能力，把钱主要放在增强通信能力上。几届部长的一个共识，就是要按照中央‘发展是硬道理’的原则办事。”

   吴鹰比较亲近媒体，尊重媒体。媒体记者大都知道，采访一个中国大中型通信企业的老总往往是一件很难的事，像华为、中兴这样的企业，99%的平面媒体记者几乎没有任何可能与他们的老总面对面地采访，这样的企业大都通过广告投放来控制媒体对企业的舆论宣传，在他们看来与政府、客户相比，媒体不过是一个可以使用的宣传工具和企业声音的放大器。

    而吴鹰却是一个例外，只要他在北京，只要他有时间，他就会接受媒体的采访。如今很多媒体记者能够讲述吴鹰和UT在中国的故事，就是因为他们以往有很多机会采访到了吴鹰。可以说，吴鹰将媒体记者看作了朋友，将媒体看作了具有独立地位的伙伴，他才能够耐心认真地与媒体记者一起探讨有关企业和行业的热点问题，同时，UT在中国的宣传也取得了全方位的立体效果，并没有局限于广告和产品软文，吴鹰个人及其企业的美誉度也是与日剧增。吴鹰个性坦率、行为执着，富于理想主义的特质，再加上他独有的大胡子，使得他魅力十足，自然人气很旺，他的离去引起媒体空前的高度关注和员工的深深怀念也就不足为奇了。

    去年，我曾经旁听过一次《通信世界》对吴鹰的访谈，仅此一次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像大多数企业的被采访者，只要有机会就反复说企业的竞争优势、产品的优异性能，吴鹰当时讲述的是IPTV将给行业带来的美好前景，仿佛是在描绘一个未来通信时代的美丽画卷，不免让听众为之神往。我当时就感觉到：吴鹰是一个十分感性和富有激情的人。反过来也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他也是一个缺乏冷静和理智的人。在企业处于顺境时，需要管理者的激情和执着，而在企业处于逆境特别是内部纷争时，需要的则是冷静和理智。

    今天，因为和董事会战略思路分歧，最终导致吴鹰离职也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事。在我看来，早日离开不能理解你和认可你价值的上司，并不是一件坏事，毕竟生命是有限的。我相信：一个拥有远大抱负的人，一定会走向成功!吴鹰一定会在另一片天地里大展宏图。

   价格考验的是买方和卖方的谈判能力，每一个消费者都希望价格越便宜越好，到菜市场买菜一斤一块多钱的蔬菜经常都要被砍掉一个零头。渴望东西不断降价，就像渴望工资永远上涨一样，是每一个人的正常惯性心理。但是，这种习惯心理，决不能成为一个产品定价的标准，因为，任何一个消费者对一件产品的最高期望值就是免费使用。

    同样，如果资费是由社会上的一些专家来定的话，也会存在一些矛盾。专家说漫游的成本很低，所以，漫游费也应该下降。但是，一个产品的价格往往不仅取决于它的可见成本，还取决于产品所能产生的附加值。大家都知道，目前知名咨询公司的咨询报告，价格大都十分昂贵，但是，产品却是以电子版的形式提供，试想一下其中有形的成本又有多少呢？

    应该准确地说：产品的价格取决于供求关系。在充分竞争的市场如电脑市场，产品到底值多少钱，就是由供求关系说了算。在诸如水利、电力、铁路这样绝对垄断的市场，价格往往由听证会决定。而在寡头垄断的电信市场，资费竟成为了任何人都可以评论的话题，那么，问题究竟是出在了哪里？

爱立信总部大楼

    感触一：办公环境简朴、温馨。首先，爱立信总部的大楼远没有我们之前想象的宏伟、气派，而是由几幢低矮的六层板楼组成，也许，由于时间较久，外表略显陈旧，但却十分干净、整洁。一迈进行政楼的大门，扑鼻而来的是淳厚、浓浓的咖啡香气。在大楼的公共区域，随处可见微型咖啡屋，可以提供十多种口味的咖啡。喝着香浓的咖啡，即可提神，又会让人感受到如家一样的轻松，缓解工作的压力。

爱立信的咖啡屋

    感触二：CEO富有而又低调。爱立信的总裁兼首席运营官思文凯，不仅位高权重，而且还是瑞典第二大富豪华伦特家族的乘龙快婿，华伦特家族不仅是爱立信的大股东，而且还拥有一家全球著名的机械制造公司以及一家银行。可以说，高大、挺拔的思文凯先生不仅拥有北欧人特有的俊美，更比大多数人拥有更多的财富和很高的社会地位。

思文凯在接受媒体采访

    出乎我们意料的是，我们近十个人的中国记者队伍，来到爱立信总部对其总裁的采访竟是在一间非常简朴、面积仅仅二十平米左右的狭长的会议室中进行的。会议室四周白墙，中间摆一长桌，高大的CEO被记者簇拥在桌子的一头。回答问题的总裁，没有丝毫的张扬，语调沉稳和平静。

    感触三：市场活动庄重而又简朴。本次参加爱立信资本市场日活动的人员，主要是来自世界著名银行的分析师和来自全球的商业媒体的记者。整个行程安排十分紧凑，活动的主会场没有随处可见的展板，演讲台上也没有设计复杂的背景板和繁杂的各种灯光，只有一面幕布墙和简单的地灯，充分体现了北欧人的简约美。

    中午，没有设国内会议常见的丰盛酒会，与会人员无论是嘉宾还是听众，都只有半个多小时的时间，自选一个汉堡和一杯饮料，站在小小的吧台边，大家边吃边聊。半个小时之后，会议继续进行。

    如果将爱立信的产品称做“硬实力”，那么，爱立信彰显的这种企业文化，也可以成为“软实力”。在各企业纷纷考虑由“红海”转战“蓝海”的同时，尝试一下提升自身的“软实力”，也许同样会有助于企业的向前发展。

吴基传忆中国移动20年

    今天的中国电信行业已经由一家运营商垄断发展为六家企业竞争的市场局面，运营商的从业人员队伍也随之不断扩大，同时，从业人员的平均年龄也在不断降低，据悉，有的新兴运营商员工平均年龄竟在28岁左右。我想对于目前行业内近年来新进入的大批年轻人来说，了解中国通信业的发展脉络，并以史为鉴开拓未来是非常必要的。

    出于这样的采访目的，在2007年4月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记者走进了西长安街13号大院——信息产业部所在地，找到了原信息产业部部长、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吴基传，请他和我们一起回忆20年来中国移动通信产业波澜壮阔的发展历史。吴部长从1984年起就担任原邮电部副部长，1993年出任邮电部部长，1998年任信息产业部部长，亲身经历了20多年来中国电信业中众多的重要历史时刻。他认为：原邮电部及后来组建的信息产业部党组和部领导，一直以不断创新、不断求索、开拓进取的工作思路，在中央的领导下指导着中国移动通信产业的一步步发展，也见证了中国移动通信发展历史上的一次次辉煌。

    “豪华通信”拉开移动通信大国序幕

    如果20年前您就在通信行业工作的话，你一定会记得：在20年前，中国电信行业发生了一件举世轰动的重要历史事件，那就是1987年的11月18日，我国第一个TACS模拟蜂窝移动电话公众网在广州建成并开通，开启了我国步入公众移动通信服务的新旅程。当时，吴基传部长作为原邮电部的副部长，分管计划建设工作，据他介绍，1987年广东引进TACS模拟900MHz技术，主要是为了解决广州全运会电话装机难的问题。1987年以前，全国电话电路仅为2.2万条，长途传输以明线为主，公众电话网总容量仅为435.5万门，每百人拥有电话机数还不到半部，这种水平不仅与发达国家相距甚远，甚至不如一些发展中国家，当时全国电话总数比当时香港一个地区的数量还要少。其次，我国通信制造业的水平也很低，主要通信产品基本上停留在人工技术和模拟技术阶段，程控交换、数字传输等先进设备还处于研发阶段。这种落后局面与十分迫切、旺盛的社会通信需求，与世界先进通信水平和快速发展的通信技术，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怎样才能找到一条既符合我国国情、又适应世界趋势的通信发展之路？吴基传部长说：我们的选择是，既要积极借鉴国外通信的先进技术和成熟经验，又不能沿袭他们已经走过的逐步发展、逐级过渡的路子；既要按照国家的统一要求进行改革，又要充分考虑通信基础设施的特点，采取与一般工业企业不同的发展思路。这就是，中国邮电通信必须走自己的路，必须结合邮电的特点，闯出一条更快、更好地把邮电通信搞上去的新路子。本着依靠科技进步，高起点发展通信的发展理念，在通信网的建设中，邮电部门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采取引进、消化、吸收和创新相结合的方针，积极跟踪世界通信走向，跨越传统发展阶段，采用先进技术装备，提高通信网的技术层次和含量，同时大力加强自主研发能力，提高设备国产化水平，增强通信发展的后劲。

    谈到900MHz  TACS模拟技术的引进时，吴基传部长介绍说：考虑到该标准较好的经济、技术比以及该标准的开放性，该技术比较适合中国的市场状况，因此，从1985年起邮电部就开始了技术引进的谈判工作。当时，第一批订货量是车载和手持机各半，后扩容重点发展手持机，人们俗称“大哥大”。虽然，TACS技术在当时尚不算很成熟，但是中国的部署和应用推动了欧洲TACS技术的成熟和发展，同时，也拉开了“豪华通信”走进百姓生活的历史序幕。

    “模数转换”迎来通信产业发展新高潮

    在1987年至1994年期间，虽然TACS模拟蜂窝移动电话技术满足了一部分用户的需求，但由于当时其价格昂贵，期间总共发展的用户只有600万户，还属于一小部分人才可以享受的奢侈品。回首当年的中国移动通信市场，吴基传部长介绍说：当时的邮电部党组和部领导，积极追踪最新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变化，从1994年开始酝酿新型技术标准的引进。对于是上GSM还是上CDMA，组织专家进行了长时间的研讨，最后，大家一致认为，由于CDMA还需等待，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最终以市场为导向，部里决定要上GSM，来解决当时中国刻不容缓的移动通信的发展问题。

   吴基传部长回忆道：在1994年的全国邮电管理局长会议上，最终确定和宣布了中国将引进GSM技术标准，并通过了一致的引进原则，即不能只引进一家的系统设备，而要充分利用该标准的开放和兼容特性，同时引进几家厂商的系统设备，引入了竞争，以营造出整个产业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事实有力地证明了当时部领导的决策是正确的、符合实际的，在1995年年底，距引进GSM技术标准还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全国的移动通信用户数就实现了翻番，并且迎来了中国移动通信产业发展的新高潮，自1995年以后，1996年、1997年和1998年的用户数连续三年续写了翻番的历史新纪录。

    透过中国移动通信产业20年的发展历史，我们发现：当年GSM技术的引进，切合了中国移动通信巨大市场需求的契机，为中国日后成为通信大国、通信强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过20年的发展，中国已经从一个电话普及率不到百分之一的国家，发展到今日全国拥有近8亿多的用户，其中，移动电话用户数已经超过了固定电话用户数，移动通信网络规模和移动电话用户规模均居全球第一，电话覆盖率高达98％。世界上使用的手机约45％左右产自于中国。20年来，移动通信的高速发展带动了产业技术的升级换代，带动了市场的消费，拉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更有力地促进了中国通信制造企业的成熟和发展。如今，以华为和中兴为代表的中国通信企业，已经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了一席之地。

    中国移动上市首开国企股改先河

    在中国移动通信产业发展的历史长卷中，可圈可点的还有中国移动上市的精彩一笔。回忆到1997年部里准备将当时中国电信总局的下属浙江省移动和广东省移动，率先在香港上市这一事件时，吴基传部长认为：GSM技术的成功应用，有效地利用了政府的贷款政策，审时度势地制订了收取入网费、月租费政策，并加快了固定资产的折旧费用。而中国移动在香港的成功上市，一次成功融资42亿美元，彻底解决了中国移动通信持续发展所急需的大量资金问题。

    谈起中国移动成功上市的深远意义，吴基传部长继续说道：中国移动作为中国国有企业第一个在香港成功上市的红筹股，不仅解决了企业自身的资金需求，还为传统的国企引入了先进的管理模式，为1997年中国移动通信公司的正式挂牌成立铺平了道路；更为重要的是，此事件一举开启了中国国有企业在海外上市的先河，为以后其它中国国有企业海外上市积累了经验，摸索了道路。尤其重要的是：1997年适逢亚洲金融风暴之际，中国移动的成功上市，打开了中国通信市场的大门，使得中国的通信产业可以进入世界的舞台，同时，也打开了一扇窗户，让世界能够了解中国的通信产业发展状况，让国际资本能够为中国的通信建设出力。

    最后，吴基传部长意味深长地说道：中国移动通信产业发展的20年，是发展与创新的20年，是辉煌的20年。中国的移动通信产业以世人难以预料的速度快速地发展，充分说明了创新带来成就，创新是推动行业发展的真正动力。作为一名在电信行业耕耘了近半个世纪的老电信工作者，吴基传部长对中国通信业的未来充满了希望和遐想。

    在25日由人民邮电出版社主办的“中国移动通信产业高峰论坛”上，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奚国华就行业中的几个关键问题给出了具体说明，充分反映了政府部门对于引导社会舆论的重视，以及期望主动掌控未来的行业发展走势，和积极地引导行业按既定方针不断向前推进的坚定态度。

   在此次会议的开幕式上，奚国华副部长就中国3G牌照的发放时间表给出了明确的说明，他说到：3G的三种技术标准，在技术的成熟度方面不存在问题，三种技术标准的使用条件也已经成熟。何时发放3G牌照，完全取决于中国电信市场竞争格局的优化。发放3G牌照的基本原则是：优化竞争格局最终形成有效的竞争，有利于行业的发展，造福于老百姓；将改革的成本降到最低，形成技术发展的合力。

    最后，他十分明确地表示：由于方案制定的复杂性， 3G牌照何时发放，政府并没有明确的时间表。

   以己之见解读一下奚部长的讲话，得到的启示有：目前政府关注的重点一是中国本土通信企业的发展，以及在未来3G产业链中所占有的地位；二是如何形成电信运营市场的有效竞争格局。优化竞争格局意味着要看到中国通信企业的尽快成长和壮大，还意味着要对当前的几大电信运营商进行重组，来解决目前电信运营业的结构失衡问题。

    从讲话中，我们能够明显地感受到政府务实高效的工作作风，对于敏感问题，没有采取回避态度。讲话也不再仅仅是宏观趋势的概括和总结，以及对未来发展的建议，而是直接面对行业中的热点问题，坦诚表达出政府的观点和态度。

    除了3G牌照的发放问题，奚部长还对三网融合问题做出了表态，他指出：三网融合是未来网络发展的必然趋势，IPTV和手机电视则是其最好的实现方式，三网融合对于运营业和制造业来说都是一个前景广阔的市场。

    近期，高通和诺基亚的3G专利费之战不断升级，诺基亚指责高通封闭和利益独占，高通则反驳说诺基亚包揽从芯片、手机到手机软件一整条产业链的做法不符合产业发展潮流，难免顾此失彼，双方的专利大战已经引起了业界的高度关注。由此联想到正在火热部署中的TD—SCDMA技术，随着TD网络设备招标结果的不断出炉，随着TD设备的批量生产和未来TD网络的大规模部署，可以预料TD的知识产权问题将会不可避免地逐步浮出水面。目前尚不能确定的TD知识产权的拥有份额，已经成为TD未来发展的重大不确定因素之一。

    此前曾有一家咨询公司，通过把TD-SCDMA的专利分解为TDD专利和SCDMA专利，对业内的主要通信企业的专利数量做出了统计，大概是：在TDD领域，按照专利数量，西门子21.6%，大唐12.2%，华为10.1%，中兴7.4%，高通6.1%；在SCDMA领域，专利数量份额依次为：中兴24.2%，西门子21.2%，大唐15.2%，华为12.1%，其他27.3%。但当记者向信息产业部的相关人员求证此数字的权威性时，并没有得到肯定的答复。

    声称CDMA技术鼻祖的高通，在去年曾多次对媒体的记者强调：高通拥有CDMA的全部核心技术专利，也自然拥有基于CDMA技术标准的TD—SCDMA的核心专利，但据悉当政府要求其列出所拥有的TD—SCDMA技术专利清单时，却一直没有拿到详细的专利技术资料。也许是高通还没有想好与中国政府谈判的方案，也许是高通认为时机还不够成熟。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事实是，高通已经开始做TD的芯片了。以工程师＋庞大的律师团队组成的高通公司，注定是要走一条依靠知识产权致富的道路。

    虽然，TD的专利技术分布至今还扑朔迷离，TD—SCDMA产业联盟的不断发展壮大，还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丝的曙光。我采访过的几家TD联盟企业，他们对TD专利大都表现得比较乐观，他们认为，凭借他们自身拥有的TD专利以及TD联盟总共拥有的专利，部分没有掌握的专利可以通过专利互换的方式免去专利费，而且，国外企业要向中国缴纳TD专利费也并非不可能。联盟的专家称我国在TD上的专利肯定超过50% ，TD联盟企业的专利份额能达到70%~80%。

    专利问题之所以很多，是因为专利背后隐藏的巨额专利费。有一项统计表明：由于我们国家缺乏自主知识产权，1G时代付出的专利费为2500亿元，在2G时代则高达5000亿元，因此，中国3G标准TD—SCDMA的知识产权问题受到产业各方的极大关注，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保护知识产权，是为了营造一个行业的良好生态环境，是为了鼓励企业的不断创新，最终所要达到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推动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但是，如果企业各方不断陷于专利费的纠纷，让专利费成为了行业发展的障碍，也就违背了人类发明创造的初衷。

    仔细评估一下眼前的企业利益和整个行业发展状大后能反馈给企业的利益，是否有助于解决专利费用的纠纷？作为一个TD—SCDMA技术的拥护者，我希望业内人士能够像关爱新生的宝宝那样悉心呵护，让它健康成长。作为中国人终归还是应该长中国人的志气。

     近期，TD-SCDMA在中国的全速推进，是很多业内人士始料不及的事。其实，仔细想想也不难理解，TD-SCDMA作为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3G标准，经过了八年的积累，也应该到了开花结果的时刻。  
   
     目前，TD-SCDMA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成熟产业。据专家说：整个的TD-SCDMA商用测试试验显示，TD-SCDMA并不存在有颠覆性的技术问题，也就是说TD-SCDMA具备了发展的条件。特别重要的是，从系统到终端、从芯片到仪器仪表、从运营支撑软件到配套设备的完整TD产业链上，中国本土企业的数目之多和力量之强开创了中国通信历史的新纪录。因此，我们也可以将TD-SCDMA看作是中国民族通信企业集体崛起的机会，依靠TD，我们的本土通信企业有望摆脱为国外企业打工，长期只能以低成本和低价格赚取低额利润的悲惨命运，有望踏上健康发展的康庄大道。

     一直以来，国际通信企业的盈利模式之一就是：倡导开放的技术标准，然后，通过相关利益企业组成技术联盟，在全球通信市场不断创造新的需求并进行大肆推广，最终在知识产权的关键点上创造出利润的增长点。这就是业内人士常说的：用标准开放，用知识产权控制。相反在高速发展的中国社会，国门的猛然打开和一部分人财富的快速积累，养成了很多人急功近利的浮躁心理，就像当前直接抄袭或简单复制成为了很多国产手机厂商的致胜法宝。投入研发力量进行长期的技术积累，很多本土企业想都没想过。

     因此，国家力挺TD-SCDMA，至少可以营造一个鼓励和倡导企业走自主创新之路的良好环境，将中国的通信企业推向一个正确的轨道上。更为重要的是，TD-SCDMA的成功部署还可以为未来调整通信产业布局打下坚实的基础。TD 的健康发展可以让中国的本土企业拥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可以让国际人士对我们另眼相看，可以证明中国人在技术标准方面的实力，可以为中国争夺2015年推出的4G标准赢得更多的话语权。

    但是，我们也发现，在TD这样一个中国企业发展的大好时机，很多企业并没有意识到TD将会是企业的一个拐点，也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比如：如今领先的TD手机仍然是国际品牌；TD的网管系统设备本土企业也未占先机；另外，我国主流的TD企业对于TD技术的未来演进思路也尚不够清晰。

    TD已经成为中国民族通信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命脉，TD与中国经济一损俱损、一荣共荣，TD已经成为一场中国人输不起的战役！

   信息产业部近期首次发文：要求运营商减少手机资费套餐的种类，旨在抑制越来越多的忽悠消费者的资费套餐的出现，笔者认为：减少资费套餐种类的实质是让资费套餐回归到真正服务于用户的正确轨道上来。

   让人眼花缭乱的手机资费套餐，在去年很适合用社会流行词“忽悠”来描绘，而看了今年“春节晚会”的人，恐怕要不约而同地说：手机套餐你太有才了！因为话费“双改单”之后，很少有用户感觉到了优惠。就我本人作为一个通信媒体从业人员来说，经常为各种资费套餐而心动，也非常想能省些钱，但实在是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来研究它们。在我看来：各种资费套餐只是企业市场营销的一种手段，更是企业不断制造出的一个新闻点。

   首先，能够弄懂每个资费套餐的精髓，需要较高的智商。除了套餐中很多不可预知的优惠因素之外，大概用户能弄懂的一个基本概念是，通话时间的长短与套餐的种类有关，但是，有谁能够准确地知道自己每月符合套餐优惠条件的通信时长又有多少呢？又怎能清楚自己应该选择何种资费套餐呢？资费套餐很难让人选择，没有方便用户，自然也就失去了它优惠用户的本意。

    其次，在目前中国这个诚信体系不完善的社会发展阶段，设置于运营商后台的计费系统，不能像家里的电表、水表以及菜市场的“公平秤”那样，让消费者一目了然和放心消费；也很难让消费者相信和感受得到，各类资费套餐能够真真正正带来的优惠程度，我相信大多数消费者选用资费套餐，都是抱着试试看、能省则省的心理状态。

    我想产生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要归结于：电信运营企业长期以来实施的“技术驱动”和“竞争驱动”的发展战略。在近期研究和思考联想手机在中国市场的成功因素时，我发现，能够跻身于洋品牌众多市场第一梯队，且又能保持盈利的联想手机，成功的关键是，能够将战略集中在关注客户体验。

    在2006年，联想手机实施了企业从“竞争驱动”向“客户驱动”的战略转型。在通信业务走进千家万户之时，通信行业作为一个服务行业应该越来越多地关注客户使用电信业务的体验，起码要做到能够让消费者放心、方便地使用。我们每个人家里都有电表、水表，天天看着他们一个字、一个字地往上走，心理花钱也踏实，没有怀疑过电表、水表的准确性，这也算是客户体验的一个成功案例吧。

    希望，运营商的资费套餐不要成为自己精心设计的、具有创意的工作方案，而要由一个自娱自乐项目转变为一个大众娱乐项目。

　　2006年底，随着“信息产业工作会议”上，王旭东部长关于“今后要确保3G发展平稳起步”的话语落地；2007年，随着中国移动将在几个重点奥运城市的重点区域铺设TD网络，以及中国移动将在3月初开始TD设备采购工作的众多传闻的出现；炙手可热的3G牌照并没有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轰轰烈烈地发放，但我们不能不承认3G已经开始在中国软着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不佩服中国人的3G智慧。

　　今日中国的3G之道很好地演绎了中国传统的太极功夫。太极拳：动之则分，静之则合。无过不及，随曲就伸。人刚我柔谓之走，我顺人背谓之粘。动急则急应，动缓则缓随。虽变化万端，而理为一贯。细细体会太极的精髓，我们不难发现中国3G策略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外，欧美发达国家的利益集团早已对中国的3G市场虎视眈眈，中国的3G早已不仅仅是技术标准问题和产业问题，而被蒙上了浓浓的政治色彩，也使中国面临着一定的外交压力；在内，由于中国电信业的长期跟随战略，使得2G的核心技术完全掌握在国外的通信企业手中，近十年来高速发展的中国移动通信产业，带给了国际通信巨头高额的利润，但中国的通信企业从中受益并不多，因此，中国通信企业的发展今天也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内外交困的境地，使得中国政府出手3G不得不慎之又慎，先在重点城市的重点区域试商用TD，然后，随着网络的逐渐成熟自然而然地扩容和推广，这也就成为了政府目前所能打出的一张最合适的牌。中国移动开始部署TD，可被看作是事实上发了3G牌照，也可被看作是官方没有正式发3G牌照。避开3G牌照发放的敏感话题，化巨大压力为无行踪，刚柔并济，融会贯通，充分体现了具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中国人的高明之处！

　　如今，互联网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更快捷、畅通的信息高速公路，将人们带入了信息爆炸时代。人们面对扑面而来的海量信息难以识别，就像谎话说一百遍就成为了真理一样，说得最多的信息也就成为了最让人相信的信息，反过来说，很少见的信息也就很快会被人遗忘，因此，混个脸熟不仅在社会中需要，在网络上也愈加重要。

　　在博客日益流行而成为人们沟通的快捷手段时，我也自愿不自愿地开始了我的博客写作生活，虽然，每日总有太多的工作需要去做。这就好像一个人不说出自己的观点，就会有人认为你没观点一样；如果在博客日显时髦的今天，不写博客的媒体人，也许会被认为是一个落伍的和缺乏思考的人。所以，无论多忙，博客总是要开始写的。

　　仔细想想，定期写博客，可以督促你多思考问题，可以锻炼你的逻辑思维能力，可以帮你理清思路，可以激发你不断学习新的知识和发现新的问题，好处还是很多的。只要不说违心的话，只要不说假话，博客也还是了解一个真实的人的很好渠道。希望博客不要成为经过充分雕琢和精心设计的个人宣传广告，也希望博客能够让虚拟的网络世界变得更加亲切真实，这样看博客的人喜欢看，写博客的人也会愿意写。再加上人生来具有喜欢窥视他人内心世界的癖好，博客也许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人们的内心世界也会越来越走向开放！

　　拜年的话千万句，但最重要的话只有一句：祝新老朋友们在新的一年中，生活幸福，工作如意，身体健康！

　　有人说：在人生的旅途中，当我们一路走过时，重要的既不是开始，也不是结局，而是一路上我们所能够欣赏到的美丽风景，以及拥有的美丽心情！

　　《通信世界》周刊作为中国通信行业中的重要媒体，作为中国通信业快速发展的同路人，以及中国通信历史变迁的见证者，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我们专业和深邃的目光，帮您不断发现中国通信行业中的“新大陆”，不断带给您通信行业中的一道道美丽风景，帮您成就事业的新高峰！我们希望能以“新闻与评论、运营与市场、专题报道、技术与应用”四大版块内容，清晰给您呈现国内外通信市场最新发展趋势；2007年，我们将突破传统行业媒体一贯的严肃、呆板的封面设计风格，选取行业中的焦点人物为画面重点，并聘请专业的人像摄影师，精心打造时尚、前卫的封面设计风格，希望能够以生动的内容和美观的封面，带给您阅读时愉悦的心情！

　　2007年，我们面临着众多的挑战：我们要研究自身突破的办法，要寻找跃上新台阶的途径，我们的内容质量要不断地提高；我们要探讨在新兴媒体不断涌现的市场环境下，寻找我们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遇。当我们发现企业的CEO走马灯式地现身于各大门户网站，希望通过网络来影响更多的人；当我们发现 3G牌照的发放以及中国通信行业的重组，在网上可以有很多完全不同的版本出现时，我们深深地感觉到：网络媒体更多地体现出的是娱乐性，更多地是一种信息传播的渠道和工具，可以满足人们对信息数量的需求，但无法满足人们对权威、准确和个性化信息的需求。因此，我们从中看到了我们的机会：我们平面媒体与网络媒体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具有鲜明的责任感，“白纸黑字”提供给读者的是准确、权威、有价值的市场信息，我们要研究和挖掘通信行业发展中的新问题、焦点问题和热点技术，并且要对所有的信息进行消化吸收和加工提炼，然后，将其独立地、公正地呈献给我们的读者。我们的工作不是娱乐读者，更多的是通过我们具有借鉴意义的内容，来帮助和指导读者的工作，最终，推动整个通信行业的健康发展！

　　过了大年，春天就要来了。我们希望能以有价值的，具责任感、指导性和借鉴性的精品内容，来服务我们的读者，打动我们的读者，迎来我们美好的春天！

　　在春天的脚步不断临近时，愿我们所有的朋友都能拥有一个山花浪漫的美丽春天！

《通信世界》周刊  总编 古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