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叔：“叔叔已经给你五个苹果了，你现在能不能给叔叔一个糖？”

孩子：“苹果叔叔已经给我了。糖是我自己的，为什么要给你？”  

——这个孩子没有人要跟他玩儿

上联借用：    

水天一色；梅竹双清。

——清·陈寅谷题定慧寺彭来阁

〖陈寅谷〗陈寅谷（1827-1910），又任蜴，字寅谷，宜兴人。约40岁时侨寓镇江焦山，曾创办并主持焦山水上救生事宜。擅书画。

下联自撰：

木土绝配；松菊重华。

1.首尾嵌入“水木清华”四字；
2.上联寓意：恢宏之气度，高尚之气质；

  下联寓意：科学之精神，教育之功德；
3.各联四四对仗，上下两联八八对仗。

大学要有创新精神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11月05日04:31

 人民网-人民日报

　　整理者注：钱老去世以后，许多人问我们：钱老有什么遗言？并希望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写一篇“钱学森在最后的日子”的文稿。我们已告诉大家，钱老去世时很平静安详，他没有什么最后的遗言。因为在钱老去世前的一段日子，他说话已经很困难了。我们可以向大家提供的，是钱老最后一次向我们作的系统谈话的一份整理稿：钱老谈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那是于2005年3月29日下午在301医院谈的。后来钱老又多次谈到这个问题，包括在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看望他时的谈话。那都是断断续续的，没有这一次系统而又全面。今天，我们把这份在保险柜里存放了好几年的谈话整理稿发表出来，也算是对广大读者，对所有敬仰、爱戴钱老的人的一个交代。

　　今天找你们来，想和你们说说我近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即人才培养问题。我想说的不是一般人才的培养问题，而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我认为这是我们国家长远发展的一个大问题。

　　今天，党和国家都很重视科技创新问题，投了不少钱搞什么“创新工程”、“创新计划”等等，这是必要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问题在于，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

　　最近我读《参考消息》，看到上面讲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情况，使我想起我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所受的教育。

　　我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去美国的，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麻省理工学院在当时也算是鼎鼎大名了，但我觉得没什么，一年就把硕士学位拿下了，成绩还拔尖。其实这一年并没学到什么创新的东西，很一般化。后来我转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就感觉到它和麻省理工学院很不一样，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可以说，整个学校的一个精神就是创新。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在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可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那里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学术讨论会十分活跃，互相启发，互相促进。我们现在倒好，一些技术和学术讨论会还互相保密，互相封锁，这不是发展科学的学风。你真的有本事，就不怕别人赶上来。我记得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我的老师冯·卡门讲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思想，美国人叫“good idea”，这在科学工作中是很重要的。有没有创新，首先就取决于你有没有一个 “good idea”。所以马上就有人说：“卡门教授，你把这么好的思想都讲出来了，就不怕别人超过你？”卡门说：“我不怕，等他赶上我这个想法，我又跑到前面老远去了。”所以我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脑子就开了窍，以前从来没想到的事，这里全讲到了，讲的内容都是科学发展最前沿的东西，让我大开眼界。

　　我本来是航空系的研究生，我的老师鼓励我学习各种有用的知识。我到物理系去听课，讲的是物理学的前沿，原子、原子核理论、核技术，连原子弹都提到了。生物系有摩根这个大权威，讲遗传学，我们中国的遗传学家谈家桢就是摩根的学生。化学系的课我也去听，化学系主任L·鲍林讲结构化学，也是化学的前沿。他在结构化学上的工作还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以前我们科学院的院长卢嘉锡就在加州理工学院化学系进修过。L·鲍林对于我这个航空系的研究生去听他的课、参加化学系的学术讨论会，一点也不排斥。他比我大十几岁，我们后来成为好朋友。他晚年主张服用大剂量维生素的思想遭到生物医学界的普遍反对，但他仍坚持自己的观点，甚至和整个医学界辩论不止。他自己就每天服用大剂量维生素，活到93岁。加州理工学院就有许多这样的大师、这样的怪人，决不随大流，敢于想别人不敢想的，做别人不敢做的。大家都说好的东西，在他看来很一般，没什么。没有这种精神，怎么会有创新！

　　加州理工学院给这些学者、教授们，也给年轻的学生、研究生们提供了充分的学术权力和民主氛围。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术观点都可以充分发表。学生们也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不同学术见解，可以向权威们挑战。过去我曾讲过我在加州理工学院当研究生时和一些权威辩论的情况，其实这在加州理工学院是很平常的事。那时，我们这些搞应用力学的，就是用数学计算来解决工程上的复杂问题。所以人家又管我们叫应用数学家。可是数学系的那些搞纯粹数学的人偏偏瞧不起我们这些搞工程数学的。两个学派常常在一起辩论。有一次，数学系的权威在学校布告栏里贴出了一个海报，说他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讲理论数学，欢迎大家去听讲。我的老师冯·卡门一看，也马上贴出一个海报，说在同一时间他在什么地方讲工程数学，也欢迎大家去听。结果两个讲座都大受欢迎。这就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学术风气，民主而又活跃。我们这些年轻人在这里学习真是大受教益，大开眼界。今天我们有哪一所大学能做到这样？大家见面都是客客气气，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这怎么能够培养创新人才？更不用说大师级人才了。

　　有趣的是，加州理工学院还鼓励那些理工科学生提高艺术素养。我们火箭小组的头头马林纳就是一边研究火箭，一边学习绘画，他后来还成为西方一位抽象派画家。我的老师冯·卡门听说我懂得绘画、音乐、摄影这些方面的学问，还被美国艺术和科学学会吸收为会员，他很高兴，说你有这些才华很重要，这方面你比我强。因为他小时候没有我那样的良好条件。我父亲钱均夫很懂得现代教育，他一方面让我学理工，走技术强国的路；另一方面又送我去学音乐、绘画这些艺术课。我从小不仅对科学感兴趣，也对艺术有兴趣，读过许多艺术理论方面的书，像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念书时就读过了。这些艺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我对艺术作品中那些诗情画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我认为，这些东西对启迪一个人在科学上的创新是很重要的。科学上的创新光靠严密的逻辑思维不行，创新的思想往往开始于形象思维，从大跨度的联想中得到启迪，然后再用严密的逻辑加以验证。

　　像加州理工学院这样的学校，光是为中国就培养出许多著名科学家。钱伟长、谈家桢、郭永怀等等，都是加州理工学院出来的。郭永怀是很了不起的，但他去世得早，很多人不了解他。在加州理工学院，他也是冯·卡门的学生，很优秀。我们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常常在一起讨论问题。我发现他聪明极了。你若跟他谈些一般性的问题，他不满意，总要追问一些深刻的概念。他毕业以后到康奈尔大学当教授。因为卡门的另一位高才生西尔斯在康奈尔大学组建航空研究院，他了解郭永怀，邀请他去那里工作。郭永怀回国后开始在力学所担任副所长，我们一起开创中国的力学事业。后来搞核武器的钱三强找我，说搞原子弹、氢弹需要一位搞力学的人参加，解决复杂的力学计算问题，开始他想请我去。我说现在中央已委托我搞导弹，事情很多，我没精力参加核武器的事了。但我可以推荐一个人，郭永怀。郭永怀后来担任九院副院长，专门负责爆炸力学等方面的计算问题。在我国原子弹、氢弹问题上他是立了大功的，可惜在一次出差中因飞机失事牺牲了。那个时候，就是这样一批有创新精神的人把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导弹、卫星搞起来的。

　　今天我们办学，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学院的那种科技创新精神，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我回国这么多年，感到中国还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都是些一般的，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帅才的。我们国家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而不是别人已经说过的东西我们知道，没有说过的东西，我们就不知道。所谓优秀学生就是要有创新。没有创新，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

　　我在加州理工学院接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这是我感受最深的。回国以后，我觉得国家对我很重视，但是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更多的钱学森，国家才会有大的发展。

　　我说了这么多，就是想告诉大家，我们要向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学习它的科学创新精神。我们中国学生到加州理工学院学习的，回国以后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所有在那学习过的人都受它创新精神的熏陶，知道不创新不行。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

　　我今年已90多岁了，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忧虑的就是这一点。

　　(涂元季 顾吉环 李 明整理)

到达驿站，小憩

台湾的“农村”

最后，我们发现台湾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这次骑一千多公里，马路那么多车，摩托车、货车，感觉很危险，头晕得要昏过去一样。一开始我骑得特别慢，不敢骑。但台湾人都骑得很快，我纳闷他们怎么不怕呢？后来我知道了，哪怕到村到乡，大家都遵守交通规则，这是民众的素质。后来我放心了，只要绿灯就走，肯定没人轧。大概四五天，琢磨过味了，放开了。在大陆不敢，红灯也怕，绿灯也怕，不敢。通过骑一圈，发现台湾人的素质、交通规则、次序感比大陆要好得多，这样每个人才能骑得很快，这样在路上骑才有安全感。这个事到第七、第八天以后，我已经不担心安全问题了，因为不可能有人乱开车、乱骑车撞到你，除非这个人突然生病或者说有别的情况。在大陆北京红绿灯次序没有问题，到怀柔、通县就可能会有点问题，再往村里，比如到河南信阳，我估计红绿灯不管用了，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差距。

每次出发前必做的热身 

到台湾我老是着急，为什么？在城里摩托车特别多，我惯性地思维赶紧骑到农村，不就轻快点吗？但是结果没农村。骑到一个村但也很多商店、很热闹。不像我们这儿城里拥挤，到村里休息一会儿，在台湾没有城乡差别，看不出农民和城里人的差别。如果不是骑自行车这么转，观察不了这么仔细。通过这样的观察，我发现台湾经济成长，比我们早一代，大概20年。台湾GDP人均到1万，已经十几年了，北京去年才达到。所以这样来看，很多大陆人到台湾很骄傲，乱哄哄的，没有什么，破破烂烂。我看完以后，有一个印象，我们不能骄傲，我们要特别尊重台湾曾经比我们领先了20年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这相当于什么呢？两个姑娘都在北大，一个是农村来的姑娘，考上北大，换了一身衣服，但话都是乡下的，还有一个从小就在北大，教授家庭、书香门第，我们叫素面朝天，但是人很有气质，仔细一看，一举首、一投足、一颦一笑，仪态很好。中国需要法制，需要道德文明建设。不然高楼对我们社会只有表面意义，没有实际意义。

捷安特工作人员演示

随行捷安特工作人员

再有一个，是我受感动的一件事情，大陆有多少家自行车企业？能记住的有哪个品牌？而台湾这么一个小地方，捷安特自行车品牌已经成为自行车行业内世界排名第二大的品牌，老板60多岁，带头骑自行车环岛。一个企业只要奋斗，多么不可能的事情都能做到，在台湾能把自行车做得这么好很让人钦佩。我问了带领我们的一个捷安特工作人员，他们考进这家企业非常不容易。两个男生是技工，两个女生，其中一个是总协调教练，每天出门让我们做操，松松筋骨，结束的时候也要做操放松。

香薰店铺

这个公司专门请熊美玲做了一首歌叫《踏出一个世界》，出发时放这个歌，休息时也放。这几个人轮流带人环岛，一年环三四次，工作非常辛苦。这是让人感动的一个企业。包括王品集团，他们员工来送餐食，送饮料，鼓励我们。刚才说文化差异，不知道跟他们说什么，最后我发现，王品这个公司一年净赚1.3万亿人民币，这样一个餐饮企业天天做培训，公司人就像宗教信徒一样，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我跟他们认识，是因为曾给他们做培训、做讲师。我发现台湾在企业管理上有非常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学习。最近我打算邀请台湾干部来给万通的员工或骨干培训培训。

台湾的街头巷陌

阅读台湾的报纸

第三个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对台湾的观察。什么叫文化的隔膜，这回特别有体会。原来我们认为台湾人没什么文化，都是中国人，说中国话，彼此之间也都很好。这回我发现了，所谓文化的隔膜和差异是什么？说话半小时、一小时以后找不到词。这次骑行活动我们天天跟台湾人在一起，从早到晚吃饭，除了睡觉不在一起，几乎都在一起，你总得说话，后来我发现找不到词儿了，我已经够能说的了，找不到词的时候不是没词，是我怕说错。大陆人嘛，政治不能谈，台湾人彼此不谈政治，不知道对方是蓝的还是绿的。我们在大陆开荤段子，也不能谈，怕人家说大陆人没教养。你只能问多大了，在哪儿，上过什么学，这话十分钟就能说完。再问，能不能问人家结婚没，这种个人私事也不便于打听，谈企业管理，也可以谈一阵。但骑车很累，谈这个玩意干嘛。最后你发现文化的隔膜，就是一小时之后还有话聊吗？此行还有一个人是大陆的朋友，我们两个在一起，都有同感。你跟外国人谈恋爱也是这样，跟外国人开商务会议，谈五小时、六小时，都是谈规则、谈利益。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很难找到其他话题。这次近距离跟台湾人接触，发现两岸文化差别非常大。

台湾的单车非常之多

举一个例子，我实在没什么话说了，就随便问了一个问题，我说假如你买不起房，你有三种选择，第一，骂政府，政府不好，不让我买房。第二，骂开发商，把房价涨起来。第三，骂自己，挣不着钱。会怎么选，回答的是三个台湾朋友，出人意料的是这三个人没有一个人骂政府，也没有一个人说地产商，都在说自己。男的这样，女的也这样，岁数大这样，岁数小也是这样。大部分人说自己命不好。有两个人展开一下，说市场是波动的，贵的时候买不起，那看我便宜的时候能不能买得起。另外一个说，如果政府来管这件事情，让每个人都能够买得起房，他说政府越干预、社会成本越高。这是王品集团的部门经理说的。这个很有意思，对比大陆这边呢？第一骂政府，第二骂开发商，从来没有人骂自己，这就是文化差异。他们为什么不骂台湾社会呢？很奇怪，在台湾，官员害怕法律，老百姓敬畏神灵，道教的庙宇超过一千个。以前在台北的时候，每村、每镇、每县都是庙宇，公务员有法律管，害怕媒体，怕媒体揭露、法律制裁，老百姓敬鬼神，社会很有次序。回头看大陆人，无神论者多，官方统计信教就是一亿多，包括信马克思主义的，加起来两亿多。

与很热情的老板聊天

上一次去台湾爬山的时候遇到一个大姐，这个大姐38、39岁，生了三个孩子。我问她，你买房了吗？她说没有，租房快20年了。我说你有小孩吗？她说三个孩子。我追问为什么不买呢？她说买不起。她说喜欢这种爬山简单的生活，。我又问那小孩怎么办呢？她说那是他们的命，让他们自己去想，我喜欢这种生活方式，我就这样。这次我又联想起这位大姐，感觉台湾跟我们最大的差异在于法制、信仰这两件事情。如果没有信仰，人总是骂别人，总是在抱怨，这个社会就特别不稳定。

远眺

台湾跟大陆女孩子的眼神也有很大差别，台湾人是内敛，眼睛向下，大陆女孩子多半是东张西望的，我们总是看别人有什么毛病，政府怎么样，开发商怎么着，邻居怎么着，同事怎么着，总是在看别人的眼神。社会上的差异在这点上非常明显。这两天又在谈房价，我想起这个事，实在是难以置评中国房价的问题，但我觉得我们应该逐步过渡到台湾这样一个人心、社会、次序上来说。

自行车装备

不可小视无形的力量

第二个体会，这次是我在台湾第二次遇到台风。我们曾经做过实验，风1级的时候什么样，10级的时候什么样，12级的时候什么样。风到12级的时候，你发现风是硬的，最软的东西可以变成最硬的。风到十级以上，你会感觉迎面有一堵墙，后面没有人，风大就把人推倒。我们看到骑摩托的妇女被风整个掀倒，车砸到身上。

海边小憩

人生有很多东西是风，你会感觉到流言蜚语，别人的议论、潜在的威胁，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很多。互联网也是风，通过互联网我们也能救人、捞人，也能毁人，一句话就可以把你毁了。世界中有些看不见的力量，突然之间变成强大的东西，足以让你死亡，但是你没有办法生气。有形的力量，别人挥拳，你抽刀，但是像风一样的力量来了你怎么办。舆论、道德、媒体，所谓这些软性的东西，像风一样把你吹倒的时候，你没办法急，你不能跟所有人急，你跟所有人急，你就是恐怖分子。一定要体会软和硬的东西，在生活当中去避开这些软性的东西，不要让你的敌人像风一样的存在。而你自己应该逐步形成一种巨大的软实力、道德力量、能力、影响力、眼光，包括人格力量，你要变成这个东西，让所有敌人见了你望风而逃，这样才行。

风光

到达出发集结点，开始准备

我今年50，给自己一个生日礼物，在台湾骑自行车环岛一圈，9天骑了1100公里，其实刚开始我是约了一些朋友，想到台湾做一些深入的了解和观光，走路时间太长，骑自行车可能是一个好方法。专业运动员一般要七天，普通的行程是12天，而大家都是企业家时间比较紧就压缩到9天。行程一定，我二话没说，行，提包准备上路。结果报名临走的时候，俞敏洪刚体检完，腰键盘突出，李彦宏9天中有些重要安排，王石紧接着后面有个大型爬山计划，担心体力跟不上，最后只剩下我和另外一个朋友俩人，同行还有4人，均是台湾捷安特自行车企业的医生、技师。因为我每年都有些户外运动的锻炼，所以对麻烦事一点不害怕。我每天长跑1小时，坚持了13年。在大陆曾经骑最烂的自行车从北京到青海24天骑两了千公里，爱折腾收不住。 

在专业向导带领下，做足热身运动

知道人生的上坡下坡，审视处境和姿势

说着这就上了路，到第二天早上出发的时候，我以为要训练，结果车都准备好了，发了一身衣服、一个车、一个帽子。车一拿到，我22年前骑的是梅花牌自行车，最破的自行车，闸是这么捏的，座也挺硬。捷安特是全球第二大自行车企业，自行车带特别窄，车座特别高，屁股得翘起来。车把很窄，但很活，有十几个变速，我从来没骑过，上去就犯晕，不会操作，第一个转弯就摔了。20年前摔的左腿，这次摔的右腿，好了，对称了。让技师把把调紧一下，好点，坚持下来。

由于不适应新的自行车，导致腿部受伤

大概最多一天150公里，在高雄赶上台风，37度。汗如雨下、挥汗如雨，这不是很夸张的，我们每天一里一里地走，而且没有人替你。别人在前面走，我一个人差很远，慢慢骑。当然他们有补给车，老提醒我，是不是坐车？我说不坐。老提醒我，我说我肯定不坐，我就是晚点到。这种痛苦只有忍耐，每天骑12到14个小时，骑完之后什么都不想，我还带了很多书，以为路上可以看书，写点字，最后什么事也没有干，每天晚上都累到瘫倒，第二天继续。

台湾东部都是山，起伏特别大，最大一个坡有将近11公里，一个坡11公里，实在骑不动。我有一个体会，人生也是这样，有多少上坡，就有多少下坡。上多少就下多少。有时候会感觉是不是上坡短、下坡长，其实只是用劲不一样，上坡是吃奶的劲，下坡是紧张，下坡我最快放的是43公里，我们有一个人放到50公里。上的最慢的是一小时时速一公里，实在上不去。有多少上坡，就有多少下坡，每天都有上坡、下坡。我就想其实做一件事情，上坡的时候特精神，下坡的时候容易松神，容易出事。这一回对上坡的印象非常深刻，所以我回来今天上午跟公司团队开会就提到，不能在上坡的时候劲用得太足，下坡不用劲。我们发现有两个女孩子，开始认为她们不会骑得过我们，可是她们骑得很匀速，一直超过我们。在高速路上要匀速，而不是疾速。

雪压窗枝低，

虫寂路人稀。

妻声殷殷暖，

晓起问冬衣。

(冷空气真来啦,保重!)

老刘

和《初雪》

雪舞绿枝低,
京人一路奇,
更待早供暖,
翻柜寻冬衣。
(保重!)

梓林

瑞雪飞花紫禁城，
冰塞景处入莲池。
无垠轻印如冰冻，
梦里银棉也断枝。

老顾

瑞雪飞花紫禁城，

莲池景处落无声。

梦里绿枝覆银棉，

花园曲径脚印深。

梓林

夜吟《重阳》，不爽；晨起再吟，一笑。
秋深雾已凉，

持蟹倾酒黄；

人旧岁不老，

始信红叶香。
（老刘）

喜读老刘《重阳》,不和不恭,一嘻。
雾深秋已凉,
酒浓蟹苍惶;
人旧情更老,
原是红叶香。
（梓林）

 
步晓宇《重阳》韵和四句。见笑。      
雁鸣秋阳凉，
风染桂花黄，
岁在心已老，
难见小乔香。
(老马)

步建山《重阳》：
雁归知风凉，
花开盼金黄，
岁壮心未老，
更知小乔香。
（梓林）

秋意本自凉，
老眼看叶黄；
西山一抹红，
原来依夕阳。
（老熊学韵）

欲知秋意凉，
但看绿叶黄；
一抹西山红，
无限是夕阳。
（梓林步韵）

《环球时报》2009年10月23日  
 

      重庆打黑行动正如火如荼，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纷纷落入法网，民众拍手称快。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打黑的重任也是异常艰辛。从目前的新闻报道来看，与上世纪30年代芝加哥相比，重庆的黑恶势力还是相当脆弱的。但是芝加哥的一场打黑行动，不但彻底摧毁了当时的黑社会，而且也为美国建立起全国性的反腐体系奠定了基础。

    20世纪20年代，美国全国实施禁酒令，酒类生产销售被禁止，但是酒类贸易在加拿大却是合法的。芝加哥市当时美加贸易最大港口，也就成了从加拿大走私酒类的重要据点。巨额走私利润引着无数犯罪集团铤而走险，芝加哥的黑社会迅速控制了高达10亿美元的私酒走私王国。

     当时的黑社会几乎把持了整个芝加哥的政府、司法系统。历任市长、法官几乎全部受贿。芝加哥的警察系统也成为黑社会的保护伞，甚至芝加哥市市长选举都是黑社会操纵。芝加哥的商业领域，大道银行，中到商场，小到洗衣店，大部分都被黑社会把持。比如芝加哥所有的餐厅的桌布，必须到“指定”的洗衣店洗涤，否则该餐厅就会被逼关门甚至老板本人被打得遍体鳞伤。而洗衣店便成为洗钱的最好场所，“洗钱”这个名词就是来源于此。

     面对不断恶化的社会治安，黑社会之所以如此顽固，只要是由如下特点：拥有严密的组织结构，拥有基本设施并以公开的合法身份为外衣，渗透和控制了警察和司法系统使得法律成为一纸空文，拥有内部迅速的传播和情报处理系统。

     对此，美国联邦探员改变以往靠当地警察的方式，从警察学校中选拔素质过硬、拥有理想的年轻学生组建独立的警察队伍，以独立的状态与黑社会极其保护伞对抗。同时，组建独立的会计和审计系统，以斩断黑社会的资金链和打击政府公务员的受贿等腐败行为。此外，保护新闻自由，打黑过程全程对新闻媒体公开。这些措施让芝加哥迅速肃清黑社会极其保护伞。

     更重要的是，美国芝加哥打黑行动重在“打老虎”，抓捕政府中被腐化的高级公务员。对已低级公务员则网开一面，而且大部分黑社会头目都是以“逃税”为由抓捕和宣判。美国统治精英的高明之处在于，通过这种方式，将新闻舆论的重点放在了黑社会的方面，避免造成政治危机和信任危机。

    打黑并不难，难再巩固打黑成果。而芝加哥的大黑行动并非就停止在摧毁黑社会的这个阶段，美国统治精英痛定思痛，在打黑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更加严密的会计和现金使用制度，从而为未来防止黑社会复辟打下基础。通过对现金流的强制管理，不但能从资金上斩断黑社会的生存基础，更重要的是使得用现金贿赂和腐化政府和司法系统变得极其困难。严密的现金监控和银行资金管理成为芝加哥打击黑社会和防止公务员系统腐败的重要制度保证，将黑社会及其保护伞的制度基础给扼杀，从而保证了政府的清廉和摧毁黑社会生存的温床。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作者是美国犹他大学政治系博士候选人）

鄢烈山

    这些天编09年度杂文选，我想不能没有华裔女学者刘瑜和林达的。搜索时在网上读到刘瑜8月的杂感《礼仪之邦》，说她“每次回国，最大的逆向culture shock（文化冲突）就是中国人顽强地拒绝对陌生人微笑。”其实她描述的并非大路边擦肩而过的陌生人，而是同一街坊甚到楼栋的邻居——也就是说，如今中国人不仅对陌生人漠然视之，对本应是熟人的人也是高度防范戒备。岂止对熟人？元人张可久的小令《红绣鞋》叹道“比人心，山未险”，《增广贤文》教我们“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所提防的“人”指所有人乃至亲人。这一方面是传统中国，人离开熟人社会就有强烈的不安全感，像《走西口》原生态民歌里，小妹妹嘱咐情哥哥的“睡觉你睡当中，不要睡两边；操心那挖墙贼，挖到你跟前……吃烟你自打火，万不要对人家的火；操心那绿林响马，吹进了蒙汗药。”另一方面是政治险恶和利益纷争，防备被亲友告密和揭发。君不见，毛主席一句“人心隔肚皮”的闲谈，就搞得潘汉年惶惶不安，主动交待潜伏华东搞情报时于1943年秘密见过汪精卫，结果把自己送进了大牢。“文革”时夫妻反目、父女之间揭发的事很不少。

    刘瑜问“是谁塑造了那种足以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表情？满脸的漠然，满眼的茫然，躲闪的目光，疑惧的神情。”？她说“在谈及‘传统文明’的断裂时，很多人不约而同地指向文革。但是在鲁迅笔下，那个远在文革之前的年代里，围观屠杀的人群就有那样的神情”。对于归罪所谓“民族劣根性”，她也知道是没有道理的，她说“我认识的大多台湾同胞、香港同胞都没有这样（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表情”。其实，这是一个文明进化的过程。你看欧洲人的《格林童话》就有不少赞美奸诈的；如今公认最文明的北欧人，从前却是以海盗闻名于世的。
    无论如何，我们的社会在提醒人们防范邪恶的侵害时，不能妨害人们之间的友爱，不能无情践踏人们的善良之心，而“走向了赤裸裸的冷漠，赤裸裸的恶意”，以致像刘瑜忧愤的“我们的冷漠和恶意如此真诚，我们直接把大楼盖成了豆腐渣！直接往牛奶里加三聚氰胺！直接把人锁在黑窑里当奴隶！”
    汉口火车站挂的那个大警示牌“请不要搭理陌生人问话，谨防上当受骗”，最近被全国舆论关注，骂之者众，悬挂人可能觉得很冤：难道睁眼不看现实，继续唱“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让世界充满爱”之类高调，才皆大欢喜？悬挂人应该体认到，你可以好心地提醒人们（像出租车、长途车内贴的“下车请带齐您的行李物品”，餐馆里贴的“请保管好您的财物”），但不可以教人们对世人心怀敌意，更不能阻止人们帮助陌生人的善心善行。美国发生了那么多枪击案为什么还不禁枪？美国人明白利弊相生，不可能杜绝风险。
    幸耶不幸，这几天上海交通执法部门所制造的“倒钩”事件，已盖过汉口火车站那块警示牌的“风头”，为网民们所痛斥。所谓“倒钩”，就是城市交通执法队聘用交通协管员做鱼饵，假扮求助的路人要求搭私家车，然后指车主为非法营运，扣车并罚款一万元。这种诱人犯法在北方叫“（捕兽的）下套”，在武汉叫“做笼子（让人钻）”。车主张军出于善心捎带了一个自称发胃病的人，说了不要钱还是被逮下车罚款，闵行区（就是新楼整体歪倒的那个区）交通大队的人逼张承认是开黑车，居然说：“他胃疼关你什么事？”挖苦他训斥他：“喔哟，你还自比雷锋了，你还能了”！9月18日有报道说，此前上海市民周洋也因帮人遭钓鱼罚款，他告上法庭，南汇区交通科长当庭承认“路人”是扮的，法庭却不予采信，判周败诉。网上公开信息显示，2003一2005年上海共发生这类官司91起，法庭让被告市城交局没有一起败诉；闵行区交通执法大队前年和去年完成这种执罚5000多起，收入5000多万元，超额完成市总队下达的任务。执法和司法这么黑心，难怪一年前就发生了车主捅死“钩子”的血案。有文章斥交管部门的这种“执法”行为就是“道德灭绝”，恰如其分。
　　 
    林达6月16日在《新京报》有篇《我们怎么才能防止被骗》，谈的是假冒电话及通过银行转账诈骗。她说这里牵涉一系列问题，例如假证件的普及、中国银行为何不具假证件的识别能力，警方因钱款数额不够大而不愿费力去破案，“结果变成奇怪的逻辑，政府力量没有用于遏制犯罪，却用于遏制民众在罪犯伤害下的不满诉求”，导致问题越积越多，社会所要承受的风险也会越来越大。我觉得她算说到了点子上，但现在看来还不够透彻。如果说败坏人心的有各种因素，那么公权的傲慢和腐败则是最重要的一种。诸如上海交通执法者这种为罚款而诬乐于助人者有罪的“钓鱼”黑招以及法院对他们的袒护；南京曾发生的判好心施救陌生人者败诉的可耻逻辑；不止发生一起的“处女嫖娼案”；郑州市卫生局处罚帮走投无路的张海超“开胸验肺”的医院；曾经打压揭露者而保护三鹿奶粉的那些党政部门和司法机关；串通精神病院“收治”上访者的地方政府和公安机关，等等，这些本该保护社会道德底线的公权的胡作非为，是对社会良知和人心伤害最大的。
　　 
    掌握社会公权的人，就该小心维护公义，培养社会公德；反之就是作孽，是败坏中华民族的罪人。

作者：[信力建]

来源：http://www.xinfajia.net/content/view/6800.page

     几乎每个人都在抱怨中国社会风气变得越来越坏，人心不古，道德沦丧，世风日下。好像人们可以为了某种目的，不惜践踏人间的法律和现有的各种道德准则。为什么会这样，导致我们的社会风气败坏的最深层原因是什么？从人的信仰建立的角度去看，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唯物主义在中国社会的大行其道。

    唯物主义对整个民族的摧毁是致命的。近年有人开始反思了，但是实际上在学界和在政界，对这个问题的反思还不够。最近在香港才看到过一些《道德经》方面的探讨研究，对唯物主义进行了反思。

刘延宁（国务委员刘延东的妹妹）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宗教跟心灵的自我约束。唯物主义不能产生自律和自我约束。唯物主义，就等于我们做一道数学题，1减1等于0，1加1也等于0，这两个0是对等的，那为什么一定要选择1加1，1减1也可以？也就是说，一辈子做善事，到死后留下的还是空白，一辈子做坏事，死后也是空白。这就意味着你一辈子做坏事跟一辈子做好事结果一样，最后都归于空白。这是根据唯物主义理论逻辑推导出来结论。这个结论会造成什么问题，他会暗示社会个体可以地自己的行为不负最后责任。也就是你的行为可以不负终极责任，可能最后回避。有了终极责任的规避，整个社会群体的每个体的侥幸心理就很强。

因此，在唯物主义思潮催眠下的群体有可能导致整体沉沦到集体犯罪的地步。唯物主义思想跟是思想界的艾滋病毒。艾滋病毒并不是直接攻击我们的器官，而是摧毁我们的免疫系统。免疫系统解除了后，一个感冒就能发展成肺炎并导致死亡。唯物主义摧毁的是我们内在的道德体系，就是自我约束。自我约束被摧毁后，社会只能够借“他律”来维持稳定，即通过“公检法”系统的惩罚手段维持社会秩序。社会的个体就变成：大家看着我的时候不犯罪，但只要没人看着就想犯罪。

唯物主义导致整个社会需要依靠“他律”来维持稳定和约束。人与人之间的强力监督，会导致每个人都是潜在的警察，而每个人是潜在的罪犯。这样的社会又怎能良性发展呢？社会的稳定实际上是需要“自律”与“他律”两种规则。“自律”的功能愈强，“他律”所要承担的就越弱；反之若自律愈少，他律要挑的担子就会越强。古代“三王之治”下民风很好，表明了这个社会的个体“自律”很强。成语“画地为牢”就很能说明问题，约束他的不是地上的圈，而是内在的道德。“自律”愈强，民风越好，社会就越稳定，因为需要投入到“他律”的资源就越少。反之，资源投入就越来越多。

国外很多有着浓厚宗教氛围的国家里，社会秩序明显要比我们好很多。这不是说他们没有罪犯没有坏人，也有坏人。但就整体民风、守诚信方面比中国要好得多。契约精神、守信精神都是源于宗教。各大宗教建立的制约机制不同。基督教、天主教是上帝监督，故有临终观忏悔仪式，这是回应上帝审判。佛教是因果缘起，这个一环扣一环更是紧密。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儒家和道家后来用了鬼神监督的机制。

佛教的主线是因果缘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因果紧密相扣。曾国藩是正统的儒家思想出身。但他在家书中经常和弟弟讲，我们所想的所说的所做的都要跟鬼神对验，有的时候虽然他表面工作做得很好，但内心不对，能骗倒所有人，但骗不了鬼神。所以说，中国古代维系自律精神的是鬼神监督。而基督教、天主教是上帝监督；佛教是因果缘起。佛教的因果关系同样可以适用到自然科学中。物理化学作用都是建立在因果关系上的。比如水在一个大气压下加热，到100度时就沸腾。那是加热的因导致沸腾的果。由此，我们又利用因果来利用科学技术，比如汽油燃烧产生动力，然后推动车往前进，所以可以利用汽油发动机完成路程。

现实社会里，没有任何人可以否认物理化学世界的因果关系，但是在心灵世界人们经常否认它。可实际上，心灵世界的因果跟物理化学世界因果一模一样，且心灵世界的因果更快速、更微细、更庞大，构建了我们整个生命状态的所有顺境和逆境，但很少的人知道这个。

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孔子因读《易》的原因是碰触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才会说：五十以读《易》而知天命。但是《易》对因果关系的果阐述得多，对因也有阐述，但少。孔子非常刻苦，韦编三绝，所以五十岁他就知天命，也就是说，他对因果缘起的道理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们读《易》，大家都很重视 “读《易》而知天命”。每个人都想知天命，这是很好的想法。但往往忽视了特别重要的另外一句话，“吾五十因读《易》而无大过”。即，五十岁因为读了《周易》，行为就没有大的过失了。联系起来，就是说能看见因果缘起道理的人，那么他就会非常谨慎自己的言行，就能够没有什么大的过失。

不管是从儒家还是从佛教的角度来评判孔子，他一辈子的修行确实是很好的。能做到“随心所欲不逾矩”确实修行不简单。就必须把善心培养得非常沉厚，切断不善的东西才有可能做到。佛教让大家明白因果缘起的道理，人知道了这种道理，就如同孔子一样，会很注意自己的言行而成为圣德。即使没有人都看着我，我也遵守规矩。

别人都说德国人特别守规矩到了刻板的程度，以致闹了“笑话”。有一回红灯坏了，一个晚上亮红灯，结果他在那里等了一个晚上。但从佛教的角度来讲，这表明了一种非常强的自律、自我约束精神，也充分显示了德国民族令人敬畏民族精神。循规蹈矩人，不会吃亏。自律的民族，也不会吃亏。德国才八千万人，三个上海，但是我们的经济今年才赶超他们。十三亿跟八千万。在欧美国家里，对规矩的遵守是来源于宗教----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德国总理默克尔所属的政党联盟党就是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组成的。那这些国家的元首的政策有宗教背景，有宗教作为精神支柱。即使是发展经济，也不尽是为了赚取巨额财富，以现代的标准衡量就是GDP。

反观我们的社会。首先，我们的社会没有更宽的宗教背景支撑。我们积累了很多财富，生活比之前方便多了，但是我们依然像穷苦的时候一样痛苦，同样受挤压。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这个13亿人的社会缺乏一个更为宽大的信仰平台支撑，没有比生命更宽的信仰。没有信仰，对社会来说会导致紊乱，对个人来说会导致晚年凄惨。

其次，由于信仰缺乏，社会里的每个人都很迷茫，而且在不断重复，并导致社会紊乱。青年时代，体力和精力都处于优势状态，忙得不得了，但不知道自己忙些什么，也找不到答案。我们总是想到明天还有很多事，得继续忙。生活状态就变成：30岁到40岁，重复20岁到30岁的生活；40岁到50岁，又重复30岁到40岁的生活；50岁到60岁，又重复前面10年的生活----生活变成了简单的重复。简单重复会导致乏味，然后人就会想很多违反道德的刺激，于是各种各样的不良行为就产生了----破坏家庭的、吸毒的，各种各样的不良刺激，最终这个社会因犯罪率增加导致紊乱。最后，这个社会由于缺乏精神的依靠，而走向物质追求的另外一个极端，因此产生了形形色色的经济犯罪。

 新法家网友(2009-09-29 17:27:07.0)

唯物主义只是工具不是信仰. 中国人以前都是有信仰的,只是改革开放以后失去了.享乐和拜金对这个社会的侵蚀和冲击太严重了 

张五常
 

    不少读者期望我写这篇文章，应该写。不易写，但应该写。中国是个古国，其历史复杂无比，文化的演进没有欧洲十五世纪之后的闪闪生光，但纯而厚，是好于学问的人的一个好去处，我是着了迷的。历史说，解放立国到今天是六十周年了。北京要大事庆祝，显然因为六十年是一个甲子。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十个天干，十二个地支，能拼出六十个不同的组合，六十年是一个循环。为何有这样组合的安排我可没有考究，但中国的传统是以六十为大寿。不管你同不同意，或是否反对一个国家久不久应该发一下神经，你不能不承认中国要做大事可以做得非常大。去年的北京奥运是一例，明年上海的世界博览会是一例，今天是二○○九年十月一日，打开电视看看吧。

建国六十年，刚好有三十、三十之分。前三十解放共享，不妥不妥；后三十开放改革，很好很好。后者，我在《中国的经济制度》的结语中，有所感慨而挥笔直下：

「这些年北京做出来的大可引以为傲。你可以详尽地批评执掌政权的人，但他们减少了那么多的贫困，工程之庞大与迅速，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我认为这样的成就不会再重复——不管是何地，不管是何时。」

我是个生存在上述的整个甲子的人。六十年前的十月一日，我快十四岁，懂事的。不断地跟进中国的发展，对历史有研究。在美国读本科第二年时，我写了一篇关于鸦片战争的前前后后的长文，当时的经济历史教授Warren Scoville给予高评价。今天我想，如果没有上文提到的不妥的前三十年，中国会有很好的后三十年吗？如果六十年前解放之初就动工三十年后的改革，中国今天会更有成就吗？前三十的不妥是要付代价的，这代价高，值得吗？这些问题我没有答案。我只能说，从历史规划下来的局限看，中国能达到今天的成就，是人类历史没有出现过的艰巨工程带来的奇迹。这样的成就当然要付代价，很大的代价，至于这代价是否值得，见仁见智，是主观的判断了。比较客观地问，如果中国选走另一条路，这大代价会否低一点？今天的人恐怕没有答案；将来的历史学者总要提出这个问题。

让我从乾隆皇帝说起吧。此公是二百五十年前的人。记不起正确年份，当时英国的皇帝派一个钦差大臣访中国，要求发展贸易。乾隆接待了他，写了一封历史有名的信给他带回英国皇帝。该信的大意是说：「我们中国什么都有，对西洋鬼子的产品毫无兴趣，而作为中国皇帝，我的责任是搞好中国的民生，番邦要求的外交事宜，与我何干哉？」这是当时中国闭关自守的意识，百多年后，八国联军的年代还是差不多，但八国联军之际，中国已经远远地落后于西方了。

我们当然不怀疑古时的丝绸之路打通了一点与欧洲的联系，也不怀疑明初的郑和下西洋是比哥伦布早上大半个世纪的伟大探索。然而，无论怎样看，中国曾经有数千年的闭关自守的日子。康熙谢世前三年（一七二○）在广州设立公行，容许行商与老外贸易，只是为了应酬一下，说不上有发展外贸的意图。康熙是个好皇帝，但他对西方科学的兴趣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圆明园的故事与后来的悲剧是清代皇帝的好奇心奢侈化的结果。中国打开门户是鬼子佬用枪炮攻开的。鸦片战争之前，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档案与英国商人催促政府出兵的文件，我读过。他们要中国的丝茶，但中国只要他们的银两，银两不够，他们在印度找到中国人爱吸的鸦片。

一个聪明的民族，关起门来发展自己的文化，大有可观，但与西方的文化传统很不相同。中国的文化既深且厚，可惜到今天西方的众君子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体会，称得上是及格的寥寥无几。中国的学子没有几个不知道有莎士比亚这个人，但西方的学子没有几个听过苏东坡。今天，在钢琴上弹莫扎特弹得象样的中国孩子数以十万计，但我赌你找不到几个西方的孩子懂得唱京曲。是一面倒的西方影响中国，只是近几年西方的孩子们抢着学起中文来了。后者是大好形势，反映着西方的众君子终于察觉到地球上还有另一个重要文化存在，是值得尊重的。这是我对国家六十有感中的一个很好的感受。

一面倒的中学西，有贬意说是崇洋媚外，但其实是清末民初以还，早一点说是乾隆皇帝之后，西方的科学与工业产出比中国的先进得太多，把炎黄子孙吓破了胆。读得出几个英文字的夸夸其谈，把西方的一切捧到天上去。一九五七年我离港赴北美时，护照是五千四百多号，即是说从盘古初开到一九五七，从香港正规外出的只有五千多个。急起直追，进入洛杉矶加大的第二年被邀请作西方艺术史的助理教员。好奇地跑到图书馆去研读一下中国的艺术文化，客观地衡量，知道那所谓落后的中国，其文化了不起，自成一家，影响了梵高、高庚、毕加索等西方天才大师，可惜深入的影响却说不上。我对中西双方的文化一视同仁地重视，是从那时开始的。东归东，西归西，二者混合不来，是老生常谈，但不对。

今天看，中国走现代化的路是成功了的。虽然还有好一段要走，但回头看，我们的确走过了千山万水。乾隆之后炎黄子孙的经历满是血泪。抄袭西方不容易抄得有好效果。西方有的不是一般皆可取。近几年凡是抄袭西方的经济政策，差不多一律不妥。说真的，今天中国的经济改革有成，主要是靠中国人自己想出来的方法。

千山万水，炎黄子孙今天大可披襟岸帻。重要的问题，是中国人既然那么聪明，那么吃得苦、有干劲，为什么要花上两百年的时间才走出那漫长的黑洞呢？我找到的答案，是在闭关自守的日子里，中国的传统是以风俗伦理管治，高举儒家学说，重视三从四德。学而优则仕，苏东坡等天才都做官去了，其中不少以伦理判案。没有司法制度，传统上中国没有律师这门专业。也因为读书的人材都求做官，中国没有出现过一个阿基米德（公元前二八七至二一二），或一个伽利略（一五六四至一六四二），或一个牛顿（一六四二至一七二七）。不是智商有所不及，但学而优则仕，好学的读古书，谈诗词，习书画，腾不出一个科学发展的空间。

不要贬低以道德伦理治国，不要嘲笑三从四德。从一个以农业及手工艺为主的经济社会看，这种管治制度可取。无可置疑，中国的传统农业与手工艺了不起。就是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美国大名鼎鼎的农业经济专家卜赛（赛珍珠的丈夫）跑到燕京大学研究中国的农业几年，拍案叫绝，认为比西方的高明得多了。

我说不要贬低以道德伦理治国，因为这种治法成本低，远低于司法制度。从一个不论科学、不靠科技产出的社会看，以一个靠家庭的农作与手工艺而为生计的社会而言，高成本的司法制度不可取。然而，以道德伦理治国的一个大麻烦，最头痛的，是没有弹性，修改不易。今天我们知道，法律是可以修改的，但道德伦理修改极难，事生于世而备适于事，经济的需要转变了，但管治的制度改不了，可以带来灾难。四十年前在芝加哥我与戴维德（Aaron Director）研讨过，得到的结论，是管治成本愈低的制度，愈是没有修改的弹性。我们当时比较的是英国的普通法与欧洲的大陆法，认为普通法的施行成本较高，但比大陆法容易修改。再相比，要放弃道德伦理的准则而以司法制度代之，更是难上加难。

三从四德的家庭传统，跟道德治国合得来，在重视农业、手工艺甚至商业而言，这样的管治制度因为成本低，可取。困难的出现，是人口上升，不靠工业的发展不足以糊口。欧洲在十八世纪初期的经济学有重农主义，也有重商主义，但没有重工主义。然而，一七七六史密斯发表他的《国富论》，以专业分工合作的制针工厂起笔，明显地是重视工业发展的思维。说来凑巧，一七七六是乾隆皇帝的时代。想当时，中国以家庭为产出单位，但欧洲的工厂运作已经发展得如火如荼了。

工业的发展要让家庭产出转到工厂去，欧洲早就跑过了这一程。中国呢？要到清末民初才见到工厂形式的出现。这发展需要年轻人离乡别井，跑进没有亲属同事的工厂操作。这样，以家庭产出的传统开始瓦解，成本较低的伦理管治逼着要转到司法或法治那方面去。谈何容易，就是今天，好些中国的家族传统的意识还在神州存在。我是个保守的人，不认为中国的家族观念或礼教没有可取之处。是的，我不认为西方的子女要向父母借钱求学是好品味的风俗。但我希望读者明白，从以家族为基础的道德伦理的管治制度，转到近于六亲不认的管治制度，是多么困难的一回事。

像香港那样的一个小地方，或像日本那样的一个小国，上述的转变远为容易，或冲击比较小，但中国地大人多，民族这里不同那里，口音不一，就是连吃，地区之间也大异其趣，需要的转变难于登天。二战期间，我在广西某农村住了一年，知道村与村之间不论婚嫁，口音不同，更谈不上搞什么合作产出了。那只不过是六十多年前的事。今天呢？深圳人口一千三百多万，其中一千三百万是外来的。

上文提及，国家六十年，前三十不妥，炎黄子孙付出了大代价。代价不论，我的直觉是没有这前三十中国不会有今天。代价是成本，但经济原则说，历史成本不是成本，我们要多向前看，不要频频为以往的代价惋惜。另一方面，单看今天北京要庆祝的六十年，我们会低估了中国人的成就，或夸张了昔日的代价。为写此文，我决定向历史多走几步，细说从前，用上的解释是自己的以社会费用的转变为基础的制度理论。这理论是三十年前我为推断中国会走的路而想出来，今天是多了三十年的观察而改进了。

不堪回首的日子二百年，大可回首的是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其中好些值得探讨，值得欣赏。中国的青年呢？昔日的代价他们没有付出，但新的机会就在眼前。他们要学我当年，见到有争取知识的机会就站起来大博一手。争取将来当然是今天中国青年应走的路，而在走这路的同时，他们也要学我当年，不断地探讨中国的旧文化，与西方的比较一下，从而体会到学问这回事是没有中、西之分的。一面倒的中学西曾经是悲剧，但上苍有眼，昔日的悲剧今天变为喜剧了。是的，在地球一体化的今天，中国的孩子们占了先机，因为中西兼通，将来的天下他们会是主角。这也是我对国家六十有感中的一个很好的感受。

孔子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三十年前的开放改革，无疑是「立」。今天六十，「耳顺」要怎样解才对呢？郑康成云：「耳顺，闻其言，知其微旨也。」皇《疏》云：「闻其言，即解微旨，是所闻不逆于耳，故曰耳顺也。」翻过来，我的解释，是耳顺指懂得分辨是非，知所适从，可以作出大智大慧的判断。谨以此为北京的朋友贺。

国庆将至，沸腾之声不绝于耳，遂有感，凑一联，陪你过节：

建国乃大业，六十年嫌长一百年嫌短；

辉煌由凭据，光荣者息声卑鄙者息事。

                (万通  冯仑)2009-09-28

国庆已至，欢庆之声，如雷贯耳，冯仑有感，出手一联，欣然和之：

华夏真悠久，五千载不长一万年不短，愿文明古国长治久安；

建国才六十，光荣者无声后来者无畏，知复兴事业任重道远。

               （科瑞  梓林）2009-10-01

姓名

中 文：施 敏

英 文：Simon M. Sze

出生年月日

 （公元） 1936年3月21日

 当选院士届数

 第20届

学历

国立台湾大学电机系学士（1957）

美国华盛顿大学电机系硕士（1960）

美国史坦福大学电机系博士（1963）

经历

美国贝尔实验室研究（1963-1989）

国立交通大学电子工 程系 教授（1990 － ）

国立交通大学电子与信息研究中心主任（1990-1996）

国科会国家毫微米组件实验室主任（1998 － ）

专长

半导体组件物理、集成电路制程技术

曾获得之

学术荣誉

中山学术奖（1969）

IEEE J. J. Ebers奖（1993）

中央研究院院士（1994）

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1995）

行政院杰出科技荣誉奖（1997）

教育部国家讲座（1998-2001）

中华民国斐陶斐杰出成就奖（1998）

教育部国家讲座（2001-2003）

现职

国立交通大学「联华电子讲座」教授兼「国家奈米组件实验室」主任

手机发明者之一施 敏 的良心告白

美国国家工程研究院最近公布新院士名单，共有三位华裔学者入选，本刊上期仅提及吴京院士及陈惠发教授，尚有一位获此殊荣者为本院新科院士、著名之电子工程专家施 敏 。施院士为台大电机工程学士、美国史丹佛大学博士，现任交通大学教授。他对现代微电子科技（Microelectronics）的发展有重大贡献，是半导体组件物理及制程技术的权威。他在经济部电子工业小组委员任内，协助成立工研院电子所，对开拓我国电子工业有前瞻性的建树。

施 敏 ，是非常厉害的人物，之前在贝尔实验室研究，几年前才回到国内，是大哥大四个发明人之一，写过一本半导体组件物理，发行量大概已有 一两 百万本，被论文引用的次数约两万多次 (据说是世界第一)，这样说只是想传达一位学术界上很有地位的学者的看法而已。

施 敏 先生在一场Evolution of Nonvolatile Semiconductor Memory的Seminar时再三的强调关于手机的危险性，他引用美国目前研究的数据：

人类如处在2mG(毫高斯)，就会有不好的影响，并当场示范，只使用可在10~200Hz(赫兹)范围内的仪器，量的的结果是：手机超过了仪器的上限 1000mG，而手机所用的微波范围在2000,20000Hz 或更高。

他在国家实验室所量的结果可以到达1~2万 mG(毫高斯)，这是通话中所量测的，更别提是在接通中了。本实验所用的手机是motorola的，其他的品牌也不会好到哪去。

他举一个在日本的朋友为例，他每天跟女友 用手机聊天超过8小时，结果办了第三天就挂了。

施 敏 教授又做了一个例子，就是用耳机来讲手机，在耳机旁所测的电磁波约是 10 mG（因为电磁波是成指数的衰减），所以他做了强力的建议：

就是千万不要用手机来谈情说爱，有急事才适用。最好不要超过一分钟，而且最重要的是：一定要用耳机，不用简直是一种慢性的自杀！

手机发明者之一的良心告白:

1.使用手机五年可能会致癌

2.手机挂在左腰比在右腰好

3.最好不要挂在身上,最好放在背 包

4.手机越迷你, 辐射越强.

5.最好用耳机听

小心使用手机，请好好阅读，这是忠告。

因为手机在接收讯号和发射讯号时，是利用高频率的波来传递的，所以你可以把他想象成就是光，只是频率不一样而已。而人体由原子所构成，每个原子都有能阶，如果刚好能接收这样的入射波的话就会吸收能量，这和微波炉的原理是一样的 所以还是得小心一点喔...

刚刚我在电视上TVBS新闻中，有一则关于手机的新闻，被访问者是一个研究员，他说他有一个朋友在大陆经商，用了五年的手机，最近竟然在耳朵到脸颊的部分出现了癌细胞，分布的形状就是一个手机的形状，动手术还把肉「挖掉」，你还敢用?那位研究员还说，用一分钟的手机，靠近耳朵的脑细胞温度会上升1.5度细胞虽然不会死，但是细胞中的基因却会坏死。除了这些之外，手机用多还会有失忆、提早老年痴呆的症状， (但是不会秃头啦!呵呵呵....)所以，除非必要，还是少用手机，多用公用电话吧!!

有手机的人越来越多，参考一下吧!!转载自民生报医药保健版

方基存曾和几位医师为 移动电话该挂在左腰、右腰有过深入讨论，最后一致结论是：左腰是较佳的选择。因为，左侧的器官较少，即使肾脏也位于后腹腔，被耐受性较强的肠子遮蔽，影响有限；反观右腰除肾脏外，还有对电磁波耐受性不强的肝脏，危险性较大。

以下的结果是我与朋友从厂商得到的相关讯息，及实验的结果:

手机收讯越强代表来源电磁载波越强，尤其是强调在电梯，地下室，隧道都可收到讯号的手机及门号公司，这些门号公或手机厂商为了满足收讯无死角会相互配合如加强手机上芯片的功能与基地台的加建，! 但是这只是让通讯电磁波可以涵盖更广的范围与可收到讯息，但真正要达到收讯清楚，就要加强电磁载波与幅射讯号。

手机越小越需要更强的电磁波讯号，才能讯号完全，所以当妳听到有人手机很迷你，功能很强，收讯很好时，不要羡慕 ，当妳听到有人可以在电梯地下道，隧道收到手机讯号，不要羡慕，这所透露出一个讯息是：他的手机电磁波讯号是妳的好几倍！想想看，电磁波要透电梯壳，地下道等钢筋水泥障碍物再到妳的手机上，需要多强的讯号，这等于是妳站在微波炉前没有将门板关上，直接启动微波炉一样。

    在中国经常听到这种说法：中国之所以穷是因为人口太多。我一直觉得会这样想的人其实挺弱智的，所以我就请教别人，你们这个逻辑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对方大惊：“妈呀，这个你都不知道啊？你想想看，只有一个馒头，一个人吃可以吃整份，两个人就吃就只能吃半份，当然是人越多越穷啦！”他给我的感觉就是馒头不是人生产出来的，而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本来应该是人越多创造的财富就越多，而他就觉得人多了，社会总财富还不变，那请问多出来的那些人到底是干吗的，难道都是饭桶？还有另一种说法：“1个人管3个人和1个人管300个人，你说哪个容易？”你看这傻B还会用反问句，他说得好象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的人数一样多。实际上，中国是每25个人里就有一个政府官员，我不知道别的国家怎么样，但一个官员总不会连25个人都管不过来吧，除非他的智商低于25。

    这两种说法追根结底，其本质都是一样的：缺乏公民意识。这些人从来就意识不到这个国家的财富其实是他们自己一手创造出来的，所以经常有如下的弱智说法：“党白养你这么多年”；“祖国就像一个人的母亲”。事实上明明是我纳税养活一些傻B，而且地球上是先有人才有国家的，怎么国家反过来变成人的母亲了？至于一些人会说出 “一个人管三个、一个人管300个” 这种话，那是因为在他们的潜意识里，一个国家只有一个真正的管理者，那就是皇帝老子。人多难管，那把中国拆成几块不就行了吗？我这么一说，那边更是大怒：“你竟敢分裂祖国！”小国他说分裂，大国他又嫌人多难管，真是难伺候。

    还有人说是“人越多，人均占有的自然资源就越少”。相对而言，这种说法要靠谱得多，看起来好象挺有道理的，但你一作横向对比，发现又不是那么回事。单说人口密度，中国为每平方公里136人，在世界上也不过排名第54位，前面还有印度328人，日本337人，比利时339人，荷兰395人，韩国491人，台湾636人。而美国的人口密度为30人，世界排位143，往下数有委内瑞拉27人，老挝26人，苏丹16人，土库曼17人，蒙古1人。一个人占一平方公里，够得上地广人稀了吧？还不是穷光蛋。有人说“中国有大片没人住的沙漠和草原”，搞得好象全世界的沙漠草原全都集中在中国一样了，其实你把中国四分之三的国土割掉，把人口全部集中在剩下那一小块里，咱们的人口密度还是赶不上台湾。还嫌割得不够多？那就把领土割掉90%，这样中国的人口密度一跃成为1360人，够大了吧？结果往上数还有香港6317人，新加坡6389人，至于澳门每平方公里就有17684人，你就是把中国的领土割掉99%，还是比不过人家。

    这么一对比下来你就发现，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跟人口密度根本就没什么关系，但就中国人的直观感受来看，中国的人口好象确实是多得不像样，而且严重影响到了日常生活。比如说过年时你到火车上去看看，车厢里叠着的全是些软体动物，那会儿你就压根感受不到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其实都不用上火车，站在火车站外面瞄一眼就知道了，但这时候你为什么光想到人多，没想到是铁路的运营能力太差呢？中国的铁路长度虽然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三，但实际上就只比我们的邻国印度多了一丁点，而印度的国土面积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美国的国土面积跟中国相当，人口不到中国的四分之一，铁路长度却是中国的三倍。把中国的铁路全拆了发给中国人，每个人只能分到5.5厘米那么长，卖废铁都不值几块钱，世界排名接近两百。中国的公路长度甚至还不如印度，但是——全世界70%的收费公路都在中国。

    事实上，中国财政收入高达5万亿人民币，其中公款消费、公车消费、公费旅游这“三公” 就要耗掉9000亿，行政支出比例高达19%，是美国的2倍，英国的4.5倍，日本的8倍。这还都是官方数字，具体是多少，“外行看不懂，内行说不清”。我们哪怕稍微节俭那么一丁点，医疗、教育，哪个问题解决不了？咱们哪怕清廉那么一丁点，中国人民还会买不起房吗？“人口论” 只不过是借口，找这么个借口推脱自己的责任而已。阿拉伯人穷，他们说是因为以色列。朝鲜人穷，他们说是因为美帝的制裁。那么大一个国家，就算真被制裁了，难道连粮食自给自足都做不到？明显是扯淡。咱们中国则喜欢说人多，然后再搞个计划生育，计划生育工作又能养活一大票人。50年前，中国的人口只有6亿，这样总够少了吧——结果某人一时兴起，还不是一下就饿死了百分之五。

兼评“外国人”主演《建国大业》

                                    欧阳君山  

    如果抢劫不可避免，我们需要的是坐寇，而不是流寇。有朋友曾问及为什么要为“窝里斗”平反，我一言以蔽之：窝里斗是稳定而长期的博弈的标志，乃社会和谐及至一切美好得以成长的根本保证！

——题记

按：前不久，一朋友问及中国当前最大的危机是什么。我略一思忖，脱口而出：流动性泛滥！

朋友当时有点愣，也可能令很多人错愕。流动性是个常用的财经术语，怎么可能用来描述社会危机呢？但“注目礼”思想突破学科壁垒，使流动性的概念获得更宽泛的含义，所谓流动性，指的是一个社会系统偏离稳定而长期的博弈的程度。

纯粹从财经上讲，流动性泛滥或者说过剩反映着一个经济系统缺乏价值投资，投机盛行。更深一层，从社会学上讲，流动性泛滥是一个社会的价值观混乱、非理性、未定型的反映。

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尽管王朝更替，易姓改号，江山代有帝王出，但在大部分的时间里，中华文明不存在流动性泛滥的问题，原因主要有二：一者作为最高意识形态的“道统”持续而稳定；一者农业文明下人际活动范围相对有限和稳定。当然也还有中华社会长期一统的原因在内。

但鸦片战争后，特别甲午战败后，中国人的家园开始动荡，不但作为物质家园陷入动荡，而且精神家园也陷入动荡，流动性严重泛滥。新中国成立后，物质家园重归一统，精神家园也重归一统，流动性泛滥的问题暂时纾解，但实际上双双都未达致均衡。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一段时间的蜜月过后，流动性泛滥再掀波浪，没有家园、找不到家园、不以为是家园的感觉弥漫神州大地。底层的农人不再以农村为家，向城市蜂涌，但城市又难是他们的家。一部分人的确先富了，但也缺乏家园感，争相向欧美移民。2009年8月13日，美国国安部公布的最新移民报告显示，在2008年，中国大陆有4万人加入美国籍。

都是些什么人呢？尽管欧美动不动大讲自由，但没有钱的穷人，是不太可能移民过去的。结合近几年的一些报道，应该可以肯定，在移民人群中，先富起来的企业老板不在少，已经走红的明星人物不在少，甚至当官的也不在少——有所谓“裸体做官”，就是老婆孩子都安置境外，自己单枪匹马在国内“为人民服务”，如去年出国考察不归的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原区委书记杨湘洪“大人”。

4万人当然不算多，相对于13亿中国人来说，就是40万乃至400万移民美国，也不足挂齿。但问题或许已不容小觑，这从60周年大庆的献礼电影《建国大业》上反映出来，有好事者统计出一部分演员表：

陈凯歌  美国

陈  红  美国

刘亦菲  美国

陈  冲  美国

邬君梅  美国

顾长卫  美国

蒋雯丽  美国

宁  静  美国

王  姬  美国

童安格  加拿大

蒋大为  加拿大

徐  帆  加拿大

陈  明  加拿大

张铁林  英国

许  晴  日本

韦  唯  德国

沈小岑  澳大利亚

苏  瑾  新西兰

李连杰  新加坡

胡  兵  泰国

斯琴高娃  瑞士

——好一部“外国人”主演的《建国大业》！于是就有人模仿着感慨：一群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拍中国的历史大戏，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一种国际主义精神，一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奉献精神！这是一群怎样的人？一群高尚的人，一群纯粹的人，一群有道德的人，一群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群有益于人民的人！

今天是个全球化的时代，不应该反对移民。个人更不认为，移民海外就不能爱国。恰恰相反，移民海外有可能更加爱国。就像当年美国女记者艾格尼斯·史沫特莱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党也答应，但经最终权衡，党要求史沫特莱待在党外，目的是更有利于革命工作。

但无论如何，当今中国那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争相移民欧美，还是很难令人高兴起来。事实上，全球化不仅形成产业链的分工——发达国家在产业链的高端，低消耗量，高附加值——甚至有可能形成生活区与工作区的分片，某些国家成为生活区，是人人争相拥有的家园；一些国家沦为单纯的工作区，流动性竞相冲涮。按查道炯教授的看法，今日印度就是这样一个角色，包括自己的国民在内，都是把印度当作一个赚钱之地，而不是真正的家园。

稍微观察大自然就知道，凡是流水冲涮之地，不仅不会有鱼，甚至连水草都不会有，只有沉淀才会带来积蕴和生机——用经济学的话语讲，只有稳定而长期的博弈，才会带来美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流动性泛滥只会带来抢劫，也只是抢劫。

有朋友曾问及为什么要为“窝里斗”平反，我一言以蔽之：窝里斗是稳定而长期的博弈的标志，乃社会和谐及至一切美好得以成长的根本保证！正因为如此，不管以什么样的理由移民国外，包括“不能改变国家，那就改变国籍吧”的愤慨之词，对国家的建设及成长都是不利的。国家毫无疑问需要改变，但总体上，一个个都去改变国籍，将更不利于改善国家。

在这一点上，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先生令人赞赏，堪称先富起来的榜样。在一篇题为《我相信》的文章中，郭先生明确谈到：“我们四个人（创业团队），我们没有一个移民海外、拿海外护照的，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们生在这里，长在这里，我们对这片土地有信心。（说起来）这个相信好像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有多少企业家真正相信呢？不见得吧？”

这就是我为什么认为中国当前最大的危机是流动性泛滥的原因，怎么说呢？不怕贪污，不怕腐败，不怕其他种种，甚至不怕抢劫，怕的是不把脚下这一片土地当作自己的家园——我们最迫切需要的是家园感！

作者：李晨晔

    关于塔勒布先生的两本书曾在另一篇文章里做过“点评”——说他对“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做了“最有趣、最震撼、也是最完整的叙述”。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是铭远的“看家本领”，值得持续探讨，再读、再谈《黑天鹅》的意义也就在于此。

    《黑天鹅》讨论不确定性，涉及我们的思维模式与我们周围世界的关系。人类认识世界的方法始于归纳，我们的认识方法和叙述方法都是如此。比如：我们说“太阳每天从东方升起”，就是归纳，而对这个归纳的观察可能从古猿人就开始了。展开“黑天鹅现象”的叙述的前提是关于“白天鹅与黑天鹅”的历史，是归纳的经典讨论。在发现黑天鹅之前的一千多年里，欧洲人都认为天鹅就是白的。在这里，“天鹅是白的”这个叙述的语义包涵了以下以及其他更多的含义：“只要是天鹅都是白的”，“黑色的鸟不是天鹅”，“天鹅的蛋孵出飞禽是白的”，“只要不是白的，就不可能是天鹅”，等等。这是什么，这就是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是，澳大利亚发现黑天鹅之后，这个真理就被颠覆了。问题是，我们周围类似“天鹅是白的”的叙述还有多少有可能被颠覆呢？

什么是“黑天鹅现象”

    于是，黑天鹅这个问题就成了一个关于人类认识的问题。塔勒布的观点是，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基本上都处在“天鹅是白的”的状态，所有由归纳产生的叙述都有可能在未来某一天彻底崩溃，并由此带来我们今天无法预料的结果，这就是“黑天鹅”现象。塔勒布认为，几乎社会中的一切都是由极少发生但影响重大的震动和飞跃产生的。它们的特征是稀有（很少发生）、影响巨大（比如9·11事件）和无法事前预测（比如当下的金融危机）。对于任何一个接受过系统教育的人士，这个说法都是颠覆性的——也就是把我们知识翻个底朝天、翻个混乱如垃圾场。塔勒布的讨论更是从颠覆一些“常规的思考模式”开始。

    关于极端和平均。从语义上说，极端就是罕见，是小概率事件。而平均就是常见，是概率较高的事件。我们通常的感觉是：我们的生活主要与“平均”打交道，而不大与“极端”打交道，这是我们的“常规的思考模式”。塔勒布却认为，在我们的世界里，极端的事件要比平均的事件多得多。更要命的是，主要是极端事件而不是平均事件，才真正对我们的生命产生影响。

    极端事件的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赢家通吃，不是平均。塔勒布举了一个关于体重和财富对比的例子。把一千个人聚到体育馆里，他们的体重有这样两个重要特征：即便把全世界最重和最轻的成年人都放进去，最高和最低的体重差别并不太大，一个人的体重（即便是最重的那位）占总体重的比例也很小。财富就完全不同了，同样这一千个人，如果把比尔·盖茨加进去，最高和最低的财富差别就会极大，盖茨的财富可能占了这一千人的99.9%以上。这塔勒布说的“黑天鹅现象”，就是极端事件的“赢家通吃”。

    关于事实与解释。任何一个经过正常的教育过程的人，都会认为自己能够区分事实与解释：事实就是我们看到的现象，而解释则是我们把看到的现象联系起来的表达过程。我们真的能够区分吗？塔勒布的回答是否定的。他举了小说家E·M·福斯特的例子，用两句话进行语义比较。一句话是：“国王死了、王后也死了”；另一句话是“国王死了，接着王后因为悲伤也死了”。第二句话显然更容易记住，也更容易向人转述，因为第二句话里增加了信息，更提供了第一句话所没有的解释和联系。这恰恰是被塔勒布称为“叙述谬误”的人类的弱点：我们喜欢解释，我们最喜欢“不断根据事件发生之后我们觉得有道理的逻辑，重新叙述过去的事件”。我们的解释大多数情况下不是道理，而是叙述，是讲故事。

    关于思考和情感。自从出现了“情商”这个词，大家才开始真正关注情感、思考和行为之间的关系。在此之前，我们大都觉得可以把情感放在一边进行思考，至少对于财务管理这类事务，大致可以做到。塔勒布引用海曼·明斯基的发现作了个比较：（市场的）稳定和没有危机的状态会刺激（投资的）冒险和自大，降低对可能发生的极端事情的认知；然后，市场危机发生了，人人惊恐，远离投资。问题在于，我们并不是不知道危机的可能，而是往往把“无法证明危机来临（无法证明黑天鹅存在）”与“没有危机（没有黑天鹅存在）”混淆起来。

    这下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了，“黑天鹅现象”是人类认知的缺陷产生的结果，塔勒布如是总结：“现存的人类天性不愿意理解抽象事物，我们需要具体背景（去形成叙述）。但随机性和不确定性是抽象事物。我们尊重发生的事，忽视本来可能发生的事。换句话说，我们天生肤浅，却浑然不知”。

我们不能预测

    塔勒布说：我们在自以为拥有知识这一点上非常自大。具体的说，我们高估自己的知识，而低估不确定性，也就是低估未知事件的范围。但塔勒布的“抽象思维”并不止于此，否则他只是在引用的心理学实验和决策研究的观察的结果。塔勒布把这些结果再拉回到了“黑天鹅现象”。黑天鹅现象的特征就是发生的可能性小，但影响非常大。但是，我们偏偏对于事件发生可能性越低的事件，估计的错误就越大。问题在于，虽然我们并不生活在“平均数世界”（塔勒布把它叫做“平均斯坦”），但我们的知识、直觉、感情都引导我们低估极端事件（塔勒布把它叫做“极端斯坦”）。

    那么专家们呢，他们是否能够偏离这种系统的自我偏执呢？塔勒布列举了多种研究表明情况正好相反。心理学家菲利普·泰洛克对政治和经济专家预测进行过一番实证研究。他请了300多名专业人士对5年后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进行预测。这项研究发现，有名气的专家比没有名气的常人的预测更糟糕。我们常常会犯的塔勒布称之为“对随机认识的不对称”的错误：我们把成功归于我们的能力，把失败归于我们控制之外的事。专家与常人一样具有这种思维缺陷，而专家在这方面的表现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当他们正确预测的时候，他们将之归于自己的洞察力和专业能力，但他们错误的时候，他们会怪实际情形超出常规，或者根本就不承认自己错了，还继续编故事。据说84%的法国人认为他们调情能力进入了全法国的前50%，专家也大致如此吧。

    我们称作的预测的能力来自我们对过去的解读。有很多学者从上个世纪初就对这个议题做了许多研究，塔勒布最为推崇的研究者包括波普尔、彭加莱和哈耶克。这中间的哈耶克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已经出名，到一九七四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表彰他对货币政策和商业周期的研究。但是，当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发表获奖演说时，题目却是：《知识的伪装》。在演说中，他对人类知识的局限做了如下评价：“随着科学知识的增加，我们高估了自己理解构成世界的微妙变化能力，也高估了我们对每个变化的重要性做出判断的能力”。塔勒布对此的感悟是：历史能使得我们醉心于以为了解过去，满足了我们讲故事的愿望。但是，人们应该极为谨慎地学习。如果没有谨慎的态度，历史显然不是一个理论化和得出一般知识的地方，也不会对未来有所帮助。波普尔说：“历史方法对过去认识不足”。

    回到“黑天鹅现象”。如果我们不知道如何预测，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应对未来呢？塔勒布首先给出了基本策略建议：我们应该要么是极端保守、要么是极端冒险，而不是一般的保守和冒险。比如：把85-90%的投资放到极为安全的投资工具上，而把余下的10-15%放到极度投机的赌博当中。这样就不是承担中等风险，而是一边承担风险，一边不承担风险，二者的平均值是中等风险。作为更高一层的世界观，塔勒布建议采取这样的立场：我永远不可能知道未知，因为未知的定义就是未知。但是，我总是可以猜测它会如何影响我，我也可以以此为基点做出自己的决策。

选择经验怀疑主义

     “负面的”黑天鹅现象一定导致巨大的灾难，而“正面的”黑天鹅现象又带来了赢家通吃。难道世界就是这样不公平吗？对此塔勒布再次引述不同的研究成果，作了肯定的答复。但是，他自己也因此非常沮丧：“我越思考我的课题，就看到越多的证据，表明我们头脑中的世界与实际的世界实在是不一样。每天早上，世界在我眼里都变得比前一天更具随机性，人类都比前一天受到更大的愚弄，这实在令人难以忍受”。

    怀疑可以是对一件事或一个人的态度，但也可以成为一种人生的立场。对于自己的思想，塔勒布打了个“经验怀疑主义”的标签。说自己尊重有勇气说“我不知道的”人，不相信能够轻易计算可能性，以“极端斯坦”为起点，关心前提甚于关心理论，希望把理论的依赖降低至最低，脚踏实地，减少意外，谋求在较大的范围内近似的正确。作为结语，塔勒布重申：“我对黑天鹅的应对办法是在思维中避免从众”。

    塔勒布说：他从写作《黑天鹅》这部书中“获得了出乎意料的快乐——实际上是书写出了自己”。他的两本书在哲学、数学、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等学科间漫步，在大师的经典、突破性的研究、独立的思考和个人的体验之间跳跃，以一种“随机叙述”的方式，信手拈来，也嬉笑怒骂，成就了一派独特的文章，或许也体现了他对理论的一致性的直觉上的规避。也许，这就是为什么《黑天鹅》本身就演绎了“黑天鹅现象”，也因如此，体验塔勒布的最好办法还是去读他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