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在新闻中看见下水救人者不幸遇难的消息！2009年10月24日下午2时15分许，长江大学10多名大学生手拉手结成人梯，营救两名落入江中的少年，两名男孩获救。陈及时、何东旭、方招3名大学生不幸遇难。

就此悲剧，网上议论纷纷，一眼望去，赞美英雄者照旧一派大话空话，没有痛惜，全无心肝；痛心疾首者止于就事论事，没有更深的反思与探究。我最诧异的是，无人从过往多次发生的相同悲剧中总结出一点什么东西！没人思考怎样杜绝此类悲剧再次发生！这又一次暴露出我们懒于总结经验教训，因而不断在同一个地方反复栽跟斗的痼疾。

过往下水救人者遇难比例相当高这一惨痛事实，是当头棒喝，我们应该猛醒，从中认识到水中救人是一件难度非常大、危险性非常高、需要通过专门训练掌握专门技巧才有把握做成功的事。可现实中普遍的观点，认为水中救人是普通会游泳的人就能做的事，因而也是遇见了就必须做的事，不做就要遭受道德谴责。这就是祸根。

一幢大楼着火了，你可以站在旁边观看，没人谴责你，若打个火警电话，就可算很尽公民义务了。最新最有名的例子就是今年2月9日央视新大楼着火，没人批评那黑压压一大片的围观者，因为社会有两个共识，一，个人无力救火；二、救火是专业人员的职责。但一个人观望落水者（哪怕他呼救、抛掷浮物）而不下水救人，则难逃千夫所指的下场，因为社会不认为水中救人是需要专业训练、专业技巧的，因此，也就自然地倾向于认为个人是有能力水中救人的。

长江大学那群大学生，假设那天碰见的是一场火灾但没有参与救火，他们也许会自责，但不会有犯罪感，因为社会的共识是那不是他们力所能及的事。但那天他们如果不去救那两个落水儿童，他们会深深自责，并有犯罪感，而且还会遭受舆论的谴责，因为社会的共识认为那是他们力所能及的、应该做的事。这，就是此类悲剧不断发生的根源。其实，那是他们力所不能及的事情。

事实上，身体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穿着衣服猛然跳入冰凉的水中，面对神智混乱死抓乱拽的溺水者，危险性远远大于在一定距离外对着大火喷水。我想，大概只有进入着火的建筑物内救人，或火中有有毒物品或爆炸物品时，其危险度才同下水救人相当。但进入着火建筑物内救人，总是由受过专业训练的专业人员带着专业器械在干，而火中有危险品爆炸物品时，则总是选择撤退和疏散。可生活中常常是普通人在冒险下水救人，一无训练二无器械，对此，社会不制止，反而唱着高调鼓励，太残忍了。

我在长江和嘉陵江边长大，见过船夫救人，但从未见过船夫下水救人。他们或抛绳索、救生浮物，或伸蒿杆，这些“浪里白条”们绝不跃入水中。不是他们胆小，也不是道德问题，这是经验，常识。这些在激流中讨生活的人，知道水的厉害。

我呼吁全社会转变观念，充分认识下水救人的难度和危险，与当年反思救火少年赖宁的悲剧一样，要求法律禁止大中小学生下水救人（可以在岸上或船上施救）。

此外，希望教育部门在大中小学开展有针对性的相关教育。60年代我上小学时，曾在墙报上和书本里学到过一点这方面的知识，现在依稀记得的几点是：下水一定要脱掉衣服和鞋子以减轻自身重量，要从身后接近溺水者，千万不要被溺水者抓住等等。小时候淘气，我曾试过穿着衣服鞋子游泳，下到水中立刻感觉自己的游泳能力下降一半，游不多远就直往下沉，很可怕。其实，不管多冷，下到水中衣服就失去了保暖的作用，只会使你更快沉入水底。从很多报道中看到的都是溺水者被救后，救人者精疲力竭沉入水中遇难，这都是衣服惹的祸。另一方面，如果你一定要下水救人，那除了一定要脱衣服鞋子外，最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绝不能被抓住，据说溺水者因求生的本能，会往你身上爬，把你往水下按，结果双双沉入水底。小时候在江边玩耍，听人说过几招水中救人的方法，一是靠近后拿根皮带甩过去让对方抓，若对方抓不住，就弄一扣抛过去套住其脖子拖着往回游，当然也可以拿木棍伸过去让对方抓。最搞笑的一招是，游到跟前将其一拳打昏，然后从身后抓着头发往回游。这一招让我们一帮男孩立刻得出结论：女人比较容易救。这些都是民间口头“茅招”，未经实践检验，不足为信，说出来仅供参考。总之，为将见义勇为的精神留在人间，应该强制规定学校必须请专业人士教学生一些水中救生的基本方法。

另外，只有明确了下水救人是高度危险的事情，常常是普通人力所不能及的，才能将大众从道德压力下解放出来。对单纯而热血的青年尤其如此。试以长江大学的大学生救落水儿童为例，在目前的社会观念下，要当时某个同学说自己不会游泳不能下水，所需的勇气，可能比他选择冒生命危险下水更大，因为全社会对下水救人的危险性认识不足，认为这是每一个公民应该挺身而出去做的事，因此如果拒绝退缩，将被千夫所指，抬不起头，无颜见人。

人，确实会由于舆论压力而被迫去干有生命危险的事情，我亲历过一件这样的事。

重庆长江边有很多水流湍急的码头，是小孩喜欢去游泳的地方。在这种地方游泳，我们被告知最大的危险就是被急流卷进船肚皮下，说是进去就出不来了，必死无疑。我小学班上有个叫聂朝金的同学水性极好，好到他能在长江里救我一命。当时他是从我身后用胳膊卡着我的脖子，使我仰面朝天抓不到他，然后拖着我用仰泳的姿势游到岸边的。有一天，他吹嘘说他敢钻船肚皮，可到了江边，他犹豫了。大家起哄，笑他“虚了”。最终，他没能抗住大家的取笑下了水。他选了一艘不大的趸船，从船的上流处对着宽平的船头游去。我现在还记得，他当时面色铁青，表情决绝。当激流快速地把他冲到船跟前时，他忽地跃起，大吸一口气，再猛地扎进水里，在他完全消失在水面的那一刹，他的脚后跟撞在船头上，发出很大的一声“咚”。还好，不到十秒钟，他就在船的下流方向蹿出了水面。他蹿出水面时，脸上是惊恐的表情，但一看见我们就立刻满脸笑容了。当时我们大概十一二岁吧，反正还没长毛，所以都光屁股游泳，干各种不要命的事情。

聂朝金是留级生，年龄块头都比我大。他的水性，堪比阮氏三雄，不然我也活不到今天。但他钻船肚皮时，内心其实是很恐惧的，可仍然扛不住旁边人给他的压力，被迫拿性命去冒险。所以，全社会在下水救人这个问题上，一要认识到这其实是大多数人力所不能及的，二要普及救生知识，三，要道德减压。也许你们会骂我：你自己被人从水中救起，得了性命，现在却来反对下水救人的见义勇为行为，实在混账。可我要说，碰见聂朝金是我命大，可有几个聂朝金呢？逼不是聂朝金的人下水，才是真混账。

2009-11-4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8000543/

 我因为歌剧认识的邹静之。他因酷爱歌剧，竟免费为我写了歌剧《夜宴》的剧本；通过邹静之我认识了西川。我很喜欢西川的诗。西川又向我介绍了海子的诗，还送了一本他编的《海子诗全编》给我。

 我喜欢海子的诗，有时在作曲课上骂完学生们拿来的烂歌词后，就给他们读海子的诗。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有几次我的朗读，竟被突然涌上的眼泪或突然堵住喉咙的哽咽打断。这猝不及防的失态令我感觉很难为情，后来就轻易不敢给学生读了。现在，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学生选用海子的诗来谱曲的也越来越多了。这位诗人的影响终于进入了音乐学院。

     到目前为止，我只为海子的一首诗写过音乐，是在1999年夏天，整十年前。选的是《春天，十个海子复活》，为女高音、竖琴和室内乐队而作，在阿姆斯特丹皇家大音乐堂首演。独唱、独奏、指挥和乐队都是荷兰人，但用中文演唱，电台录了音做了转播。音乐会的节目单和宣传品所需的译文出自西川之手，汉译英。去年夏天某日，我女儿翻阅那本《海子诗全编》时，译文手稿从书中飘落到地板上。我捡起这张意外现身的纸，觉得很珍贵。看着手稿上的字，我回忆起十年前西川在我家用一支粗大的钢笔誊写译稿的情景。

    对这首诗，我总感觉海子在诗中预言了自己的死，同时也预言了自己的复活。当然，这解读不一定对。这首诗写于1989年3月14日凌晨3点——4点。我问过西川很多次，这究竟是不是海子生前最后的一首诗？他总是说，不知道。也许是吧。虽然我出于想“最”什么的心理，很愿意这是海子的“最后一首”诗，但也不得不赞同西川这种审慎的态度，因为海子从14号写完这首诗到26号在山海关卧轨自杀，其间这十几天中，他完全可能还写过诗。

    如今，海子流传最广的诗是：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我比较喜欢 天空一无所有 为何给我安慰 和 黑夜从大地上升起 遮住了光明的天空

    西川推荐给我的是《秋》：        

秋

              秋天深了，神的家中鹰在集合

              神的故乡鹰在言语

              秋天深了，王在写诗

              在这个世界上秋天深了

              该得到的尚未得到

              该丧失的早已丧失

2009-3-26凌晨一点

（完整版）

欧仁  鲍狄埃 

（一）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二）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
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
让思想冲破牢笼。
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
趁热打铁才能成功！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三）

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
是我们劳动群众。
一切归劳动者所有，
哪能容得寄生虫！
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
吃尽了我们的血肉。
一旦把他们消灭干净，
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四）

压迫的国家，空洞的法律，
苛捐杂税榨穷苦；
豪富们没有任何义务，
穷人的权利是句空话；
受监视的“平等’呻吟已久，
平等需要新的法律，它说：
“平等，没有无义务的权利，
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五）

矿井和铁路的帝王，
在神坛上奇丑无比。
除了搜刮别人的劳动，
他们还做了些什么？
在这帮人的保险柜里，
放的是劳动者的成果。
从剥削者的手里，
劳动者只是讨回血债。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六）
国王用谎言来骗我们，
我们要联合向暴君开战。
让战士们在军队里罢工，
停止镇压离开暴力机器，
如果他们坚持护卫暴君，
让我们英勇牺牲，
他们将会知道我们的子弹，
会射向自己国家的将军。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偶然在网上看见这完整版的歌词，方知自己在社会主义中国唱了几十年半拉《国际歌》。感谢原发者。）

留言:  

我认为一个好的器乐曲在创作之初就应该想到 我这个曲子别的乐器一定要搞不了 

回答

    我想，明智的作曲家不会把这个作为作曲的目的之一， 这有什么意义呢？“别的乐器搞不了”并不能成为一首乐曲“好”的理由和证明。一首糟糕的钢琴曲，一支长笛确实“搞不了”，但它仍然是一首糟糕的钢琴曲，不会因为“别的乐器搞不了”而变成一首“好的器乐曲”。 

    我能够正面的理解你的话，我想你的意思应该是：一个好的器乐曲在创作之初，就应该想到充分发挥这件乐器独有的、“别的乐器搞不了”的特点。想到这一点是对的。只是，最终是不是“好的器乐曲”， 跟别的乐器能不能“搞”无关。所以，你的这个“好的器乐曲”的评判标准不能成立。

      其实，某件乐器的曲子,别的乐器“搞不了”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做到这一点，根本无须耗费特别的心思。你闭着眼写一首包含很多双音、和弦的小提琴曲，任何管乐器都“搞不了”。但同家族的中提琴、大提琴这些亲戚却能“搞”。如果你硬要给这首小提琴写很多包含九度、十度、十一度这种扩张指法的和弦，不为艺术的目的，就为了让中提琴、大提琴也“搞不了”，这就没意义了。

郭老师:
您好.我就废话少说了.
作为一个作曲家,您对各种器乐曲的移植怎么看?比方说,把原作是mozart长笛的sonata移植为saxophone演奏,有没有改变mozart的木管风格呢?如果有,改变在哪里?如果没有,移植的意义又体现在何处?我对这个问题一直没有答案.我想每件乐器应该都有自己的特性才对.移植的结果是体现对原作风格的追随呢,还是体现所移植的器乐新风格?非常期盼您的精辟见解~

回答：

首先，移植这件事，我想大约出于两个原因：

1）某件乐器的曲子不够用，只好移植别人的。例如，中提琴就常把小提琴和大提琴的曲子拿来拉；中胡也一样，常常要拉拉二胡曲子，不然就没得拉。此外，中西杂交移植也是常见的：二胡高手嫌天下二胡曲都难不倒自己，就把小提琴曲子移植过来一通割杀，以显英雄本色。

2）某首乐曲太招人喜欢了，大家都想拿它来陶醉一下自己，结果就被移植了。这里要区别两种情况：对“太招人喜欢”的曲子，有作曲天赋的演奏家,一般做移植工作---将其移植到自己手中那件乐器上；而作曲家呢，对特别招自己喜欢的曲子，常常要“技痒”，忍不住对其大肆"动手动脚",这就叫"改编"或"变奏"了。

关于“.移植的结果是体现对原作风格的追随呢,还是体现所移植的器乐新风格?”这问题，这要看移植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你把二胡曲移植给小提琴的目的,是为了后者的"民族化",那么就应该"体现对原作风格的追随"; 如果你把莫扎特的长笛曲移植给萨克斯,是为了赋予前者新的风格气质, 那不妨充分体现后者的特性.

至于上述第一类为解决供应短缺的"扶贫"式移植, 只要那些乐器有曲子奏,我想怎么着都行.

上面说的还只是“乐器的移植”，其实还存在“风格的移植”。用爵士风格的萨克斯五重奏演奏巴赫的钢琴曲就是实例。好不好？ 就我听过的而言，非常好！这事儿俗称“脚踩两只船”，正称“跨界”。

最后, 在一种乐器上使用另一种乐器的演奏法, 那叫"借鉴".

去毛主席家瞅瞅

在北京前后住了21年，硬是没去过中南海，但毛主席现在住的纪念堂，八十年代上大学时去过一次。不过，见到的是不是老人家的真身，就不得而知了，因为，听说有一个足以乱真的蜡像替身。传说某些国家的统治者有替身，但毛主席不可能有，他老人家的相貌身材，中国独一无二. 没想到死后倒有了替身。有意思。

去年冬天，去武汉音乐学院讲学时，无意间去了东湖边上那个毛主席的家。据说，这是他最喜欢的一处住所。

武汉东湖，没什么文人骚客的诗文佚事，没有家喻户晓的传奇故事，所以，不如杭州西湖有名。去之前没啥兴趣，可到那里一看，吃了一惊：天宽水阔，碧空无云，波尽天际，开朗大气，景色不输西湖，且更对我的胃口。难怪他老人家喜欢这里。听说，这里从前是老歌唱家周小燕的家产，更是吃了一惊，瞧瞧人家这私家花园，比慈僖太后的颐和园还大！

驱车绕湖一周后，找到梅岭一号原毛泽东住所。兴兴的来看，结果看得人心生凄凉。一进寥落的门庭，但见室内墙皮脱落，天花板和墙角水渍班驳，卫生间的水管锈迹斑斑还漏水，电影放映机倒在地上，蒙着一层灰尘。木箱式的老式收音机和电视机，在光线昏暗的室内一如破烂古董。那些供毛泽东娱乐和保健用的开盘录音机和录音带、老硬胶木唱片和塑料软唱片，老式听诊器和血压计等陈列品，仿佛博物馆里战争年代的旧物。室内一切都给人隔世之感，惟有那些中国人当年通过新闻电影、《人民日报》头版的新闻图片以及各种海报、画报所熟悉的深红色丝绒帷幕、大尺寸的沙发和落地灯等，让人想起这里曾是中国最高权力者的居所。只是，这些东西今天已全然失去了当年的气势，只剩一派颓败荒凉之气。

打倒“四人帮”后，种种有关江青奢华生活的传闻广为流传，记得有一则，是关于她奢华的梳妆台的。在梅岭一号江青的卧室里，我一眼瞥见那传说中的奢华梳妆台，它看上去很普通。

走出昏暗的梅岭一号，来到阳光下，想，靠！时间这东西，真的是冷面无情。

找到这梅岭一号之前，曾误入梅岭二号。那里如今是五星级园林式宾馆，有穿西装短裙的佳丽领班和漂亮女服务员。问了，每晚人民币一千元，倒是比想象的便宜。与二号的豪华相比，梅岭一号活象个软禁政治犯的所在，不过，它的牛B在于，给多少钱也不让住。

致hzg的留言

老肖被<真理报>点名批判之前，就已得到西方认可时．天才的＜第一交响曲＞首演时，只有十九岁．他的作品，身前西方上演很多，身后也很多，苏联解体后仍然很多，这说明西方并不是在支持一个持不同政见的人．索尔仁尼琴的书，如果如你所说，现在被冷落（我不清楚真实情况），说明撇开政治，其本身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有限．老肖的情况不是这样的，现在全世界还在大量上演他的作品，正好证明了他的音乐是超越政治的,超越冷战思维的．

同意你关于巴赫的观点，不过，巴赫的音乐做起来可不＂简单＂．

有人写了一首十二个声部的赋格曲，每加入一个新的声部时，都比前面的高半音．对此，巴托克说：这对于耳朵来讲，太复杂了，而从技术上讲，又太简单了．

这就是大量现代艺术的通病：效果艰涩，技术简单．有时甚至根本谈不上技术，只有一个观念而已．

问音乐学院学作曲的学生，他会说，巴赫那样的赋格最难写．

估计美术也一样．前一阵看了何多苓的画展，还看了另一个主要宣讲某种观念的画展，我再次感到,＂技术＂是艺术的门槛．没了这门槛，任由各种观念呼啸登堂，就让人不知道什么是艺术了．何多苓的那些画，不谈天赋才华，光说工夫，不下多年苦工夫磨练笔头，是画不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