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国家历史主笔  庄秋水

    15世纪临近中叶之际，在佛罗伦萨召开了一次宗教大会。来自不同教派的宗教界人士济济一堂，谈论着世界各地的消息。佛罗伦萨的星相学家托斯卡内里终于有机会与远方的客人谈论航海的问题。他刚刚得到一幅地图，上面有一条神秘的北方航路，传说沿着这条航路可以直抵大汗的国土，即马可•波罗所说的契丹与蛮子国，汗八里和行在城。他给葡萄牙国王寄去了一张海图和一封信。在信中他认为从里斯本一直向西航行，就能到达繁荣富庶的行在城：
    依据我画的海图航行，就可以抵达香料宝石之国，那里土地肥沃，人民殷富。常人以为该国在东方，而我认为应该在西方。或许这一点让您感到惊异。试想大地本是一圆球，向西直航，绕过地球的下面，就可到达东方……据说，那里的海岛上只有商人居住。他们贩运的商品种类繁多，似乎是世界的总和之数，但比起刺桐一个港口，还远远不如。每年从这些岛屿都有几百艘大船往刺桐运送胡椒，运输其他商品的船只还不计在内。那里人多富有，邦国、省区，城邑之多不计其数。这些岛国都臣属大汗……
    葡萄牙国王没有把这近乎“谵妄”的书信和海图当回事，毕竟在那个时代，想象地球是圆的，一直向西就能到达东方近乎疯狂；况且在一个半世纪之后，也没人把那位马可•波罗的“百万传奇”当作现实。几十年后的一天，一位名叫克利斯托夫•哥伦布的人在国王的图书馆里看到了航海图和托斯卡内里的这封信，他决心远航东方，把马可•波罗的大汗传奇变成一个可以带来巨大财富的物质现实，“通过交换，或者通过征服，取得黄金、珍珠和香料”。
    1492年，哥伦布带着西班牙国王写给北中国的大汗、南中国的领主和日本、印度君主的国书开始了首次西航。当然，他的随身行李里，少不了一本《马可•波罗游记》。

大汗的大陆
    在《马可•波罗游记》诞生之后的两个世纪里，它是一部广为流行的传奇。在地理大发现之前，欧洲人喜欢波罗的故事。忽必烈汗拥有广大的领土和众多的妻子，那里宫殿金碧辉煌，财富数不胜数（因为说什么都以百万计，这位波罗先生赢得了“百万先生”的戏称）。事实上，这位百万先生的商人出身令他把几乎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物质财富上。
    在他蜚声数个世纪的游记里，他提到了亚美尼亚的银矿和优质麻布，土耳其的深红色丝织品，谷儿只可以燃烧的油，巴格达的珍珠，中亚的红宝石，畏兀儿的钢铁和石棉织物，四川的井盐，还有在欧洲享有盛名的胡椒、肉豆蔻和丁香，以及檀香木和龙涎香，当然了，少不了中国精美绝伦的丝绸。
    他对汗八里（北京）和行在（杭州）城的描述，让欧洲人觉得那根本就是“天方夜谭式”的梦幻之城。“自强安城发足，骑行三日，经行一美丽地域，沿途见有环墙之城村甚重众，由是抵极名贵之行在（Quinsay）城。行在云者，法兰西语犹言‘天城’……此城尚有出走的蛮子国王之宫殿，内有世界最美丽而最堪娱乐之园囿，世界良果充满其中，并有喷泉及湖沼，湖中充满鱼类。中央有最壮丽之宫室，计有大而美之殿二十所，其中最大者，多人可以会食。全饰以金，其天花板及四壁，除金色外无他色，灿烂华丽，至堪娱目（《马可•波罗行纪》，冯承钧译，上海书店出版社）”。怪不得波罗赞美杭州城是当时世界上最美丽最辉煌的城市。13世纪的杭州城人口已逾百万，当时世界上中国以外最大最繁华的城市巴格达，规模在三十至五十万之间，而波罗的老家威尼斯只有10万人口，已经是欧洲最繁华之城，直到14世纪，伦敦也只有4万人，巴黎有6万人。
    欧洲人怎么能相信在遥远的远东有这样轩丽的城市呢？“在我看来，书中所说的一切，都是难以置信的，不是谎言，也是奇谈。尽管世间万事，无奇不有，奇风异俗，各国不同，但是，我还是无法相信。我喜欢抄录它，但不会相信它。”14世纪末的一位佛罗伦萨贵族的态度，代表了马可•波罗的游记出版之后，近四个世纪他的读者们欣赏有之怀疑居多的娱乐态度。
    欧洲最流行的一个马可•波罗版本、16世纪的赖麦锡的译本，用了最动人的天方夜谭式的风格叙述波罗的故事，甚至不惜添油加醋。他描写到，有一天，有三个男人从一艘不很大的带桨帆船上走了下来，在威尼斯的码头登岸。他们经历了长久的海上生活，两腿还不适应坚硬的地面，走起路来摇摇晃晃。他们脚穿高至膝盖的脏皮靴，身穿绸面皮袍，缎带紧系腰间；绸面的质地一看就是上好的料子，可惜已经脏破不堪，这些袍子是蒙古式的，下摆只长及膝，前胸用一排圆形铜纽扣扣住，这三人从神态到口音都说不出来地带有鞑靼味儿，他们几乎把威尼斯方言忘光了。他们一回到家，就脱去了这些破袍子，换上拖曳到地面的威尼斯式长袍，接着他们撕开蒙古袍，那些藏在衣缝里的翡翠、红宝石和钻石纷纷落地，滚来滚去。
    这些虚构的细节，就是13世纪末以来欧洲文化视野里波罗传奇的典型再现。大汗和契丹，不是地理意义上的，而是传说的人物和国度，人们普遍怀疑他们的真实存在。这种关于异域的想象，集中在财富和君权上面，正是中世纪欧洲渴望财富和世俗生活的文化投射，忽必烈汗的仁慈伟大的形象，暗合了欧洲冲破神权的内在欲望。
    据说在波罗弥留之际，神甫让他忏悔编造了游记中的弥天大慌，波罗拒绝了，他说，关于契丹和蛮子，他说出的远不止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一半。

为什么去中国？
    是东方的气味吸引了中世纪的欧洲。胡椒、桂皮、丁香、姜、肉豆蔻，这些东方的重要物产，在欧洲有巨大的需求量，温和的气候使得它们无法在欧洲的土地上生长。香料是远东的专卖产品，如果贸易因故中断，香料价格上扬，可以代替白银或黄金充当支付手段。而从古罗马开始，在贵族之中就风行穿中国丝织品。在数个世纪中，西方人对丝绸生产一无所知，诗人维吉尔认为丝绸是由树叶加工而成。在宗教人士开始和蒙古人接触交流之前，中国更多是传说中的“赛里斯”国。
    波罗兄弟在1260年开始了一连串的旅行，他们先是到达了君士坦丁堡，然后又旅行到了黑海的一个贸易点，那里有远东的各种货物。他们走遍了伏尔加河到里海的广大地区，这里是蒙古人的地盘。就在蒙古人占领了中亚，并逼近欧洲东部之时，他们到达了哈拉和林，蒙古人的都城，在那里，他们觐见了忽必烈汗。忽必烈委托波罗兄弟递交给教皇的信，请求派100名精通基督教义的人，来和膜拜偶像（指佛教和儒家）的人进行辩论，大汗还让他们到耶路撒冷把圣墓里的长明灯的灯油取一些回来。1271年，波罗一家再次东行，17岁的马可•波罗随行，他们从地中海东岸的阿迦城出发，穿过叙利亚、伊朗，翻越帕米尔，进入新疆的喀什、于阗、甘肃的敦煌，到达上都，受到了忽必烈的接见。这次他们设法弄到了圣油，但没有神职人员随行，手里只有一封教皇驻阿迦城特使致教皇的信函。
    尽管马可•波罗堪称中古时最伟大（最知名）的旅行家，他却不是最早去中国的欧洲人。早在13世纪早期，蒙古人的西征打通了中国和欧洲交往的陆路，一个初步的世界性的贸易网络开始形成。尽管贸易线路时断时续，蒙元时期的商人和传教士们开始频繁（对现在来说，自然差得多）往来于东西方之间。除了奢侈品贸易，西方人的另外一个动力是寻找军事同盟。
    从11世纪晚期开始的数次十字军远征都遭遇到穆斯林强大军事力量的抵抗，基督教君主们考虑和另一头的蒙古人联盟，共同夹击位于他们中间的穆斯林国家。他们没想到，蒙古人和阿拉伯人一样厉害。面对亚洲草原而来的这股神秘的游牧部落，欧洲人有些不知如何应付。1241年，如果不是窝阔台大汗的死讯传来，已经进至匈牙利境内的蒙古铁骑将继续推进。
    当时盛传在世界的东方有一位信奉基督教的君主祭司王约翰，罗马教皇和欧洲的君主们先后派遣传教士去寻找这位神秘的同盟者，有传说他就是《圣经》里来朝拜耶稣的东方三圣人的后代。各种消息传入欧洲，鼓舞着满怀期望的基督教君主和教士们。甚至辽国灭亡后，大将耶律大石西逃到中亚细亚（中国史书中称他建立的国家为西辽），也成为传闻中的候选人之一。事实上，当时的耶律大石和蒙古的汉王们周围确实有许多聂斯脱利教派的神职人员（中国称作景教），正统的基督教士视他们为旁门左道。忽必烈汗的母亲就是一位聂斯脱利教教徒。
    抱着在远东找到基督教同盟的愿望，携带教皇信件的传教士和商人纷纷开始了寰宇旅行。圣方济各会修士约翰•普兰诺和鲁不鲁乞都先后到达过哈拉和林，他们记载了大汗的宫廷里制造喷酒树的法国银匠、亚美尼亚的神职人员，说明蒙古帝国充斥着世界各地的人，他们一点也不排外。1291年，另一位方济各会士甚至到达了北京，建了第一座教堂，并组织了男童唱诗班为大汗表演。
    但最有名的基督徒是商人马可•波罗。这得益于他那本真实与虚构杂糅的著作。按照波罗的说法，忽必烈汗对这个异邦的年轻人非常信任，派他去中国各地和东南亚充当皇帝陛下的“耳目”。大汗不喜欢其他使节千篇一律的报告，而波罗所讲述的城市故事深深吸引了住在宫殿里的大汗，让他对自己的国度有了感性认识。“当马可•波罗描述他旅途走访过的城市时，忽必烈汗未必全都相信，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这位鞑靼君王听我们这位威尼斯青年的讲述，要比听任何信使和考察者的报告都更专心，更具好奇心……只有马可•波罗的报告能让忽必烈汗穿越注定要坍塌的城墙和塔楼，看清一个图案精细、足以逃过白蚁蛀食的窗格子”，很多年后，波罗的意大利同乡卡尔维诺写出了《看不见的城市》。

马可•波罗以后的世界
    卡尔维诺笔下忽必烈汗的帝国，“只不过是一个既无止境又无形状的废墟”。而城市“犹如梦境”。
    波罗描写的“大汗的大陆”和同时代在英国、法国、德国流行的《曼德维尔游记》也“犹如梦境”。他们盛赞这个国度的广大富有，中国的城市如何繁荣，道路如何通畅，物产如何丰富，大汗如何威严庄重。他们的游记广为流行，当然没有人当真。“当时人可以不信马可•波罗，因为他把真的说的像假的一样；但他们可能信任曼德维尔，因为他把假的说成像真的一样。”曼德维尔杜撰的游记让人信以为真，波罗则一直被人怀疑根本没有来过中国。
    这个意大利人爱夸大事实和强调自己在现场的毛病，让他的中国之行显得可疑，但这似乎也是中世纪欧洲游记的通病。在那个交通不是很便捷的时代，如果是我们花上数年时间来到一个传说中的国度，可能也会情不自禁夸大自己的地位和作用。事实上，成书于13世纪末的《马可•波罗游记》与今天的现实地理环境，各地的经济生活和民族风俗惊人的一致。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就把波罗的游记内容当作构建“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重要资料来源。

    波罗的游记记录了各地的物产、贸易、集市、交通等与商业有关的事物，其中关于商务的纪录，约占中国部分的1/6以上，所以欧洲人把它视作东方的“商业指南”。他是地道的商人，很少思考，善于把逸闻趣事讲得娓娓动听。但他引发了别人思索。他的游记是欧洲人的“欲望发动机”，多少商人和航海家因为他的游记而想入非非。游历造成了基督教欧洲的成长和成熟。波罗那个富庶东方的召唤直接推动了欧洲的地理探险。在欧洲人的视野里，中国渐渐开始从传奇进入地理，进入人文主义者的世界知识中。
    哥伦布在他读的那个版本的波罗游记上做了366个页旁批注。当他航行到加勒比海的一些岛屿时，以为即将大功告成，就要到达中国了，“无论如何，我是要去大陆的。我要到杭州，把陛下的国书呈给大汗，并且还要取到复信返回”，在给西班牙国王的信里，这位头脑发热的航海家还以为中国的京城在杭州哩。当他到达古巴时，以为这便是中国的南方，就是波罗提到的“蛮子省”，直到他见上帝的那一天，他仍然认为自己到达了中国。稍后葡萄牙贵族麦哲伦和达•迦马才真正开辟了里斯本-好望角-卧亚-澳门的航线。
    1582年，耶稣会士利玛窦正是经这一最便捷的航路到达中国，他的传教报告寄回耶稣会总部，告诉欧洲人契丹仅仅是中国的另外一个名字，这个国家现在叫作“大明”。他说：“这个远东最遥远的帝国曾以各种名称为欧洲人所知悉。最古老的名称是 Sina，那在托勒密时代即已为人所知。后来马可•波罗这位最初使欧洲人颇为熟悉这个帝国的威尼斯旅行家，则称它为Cathay。然而最为人所知的名称China则是葡萄牙人起的，……我毫不怀疑，这就是被称为丝绸之国（Seracaregio）的国度……”
    欧洲人的精神视野被大大扩展了。马可•波罗所介绍的那个富庶而文明的非基督教国家，人口众多，贸易兴盛，人民的道德纯洁无暇，冲击着中世纪欧洲根深蒂固的偏见。法国汉学家艾田蒲非常遗憾身为商人的波罗，对中国的文化哲学缺乏兴趣，以致于他的游记里无一处提到伟大的孔子和儒学。“如果早在13世纪，通过某些在中国长期居住的人们的努力，把中国思想传给了欧洲，那欧洲思想将会是怎样的面貌，”他想象，“如果中国哲学像阿拉伯思想一样，在那个时期前后触及到了欧洲，那它说不定能使（基督教）教义改变方向……”
    不管马可•波罗是否真的到过中国，他带来的影响却是实实在在的。在16世纪以前，远东的丝织品贸易主要仰赖于陆路，经由波斯中间商销往欧洲，这个贸易网络时断时续。海上贸易之路的开发，以及地理大发现所带来的影响是世界性的，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一书中从经济的角度总结为：病菌和基因的“哥伦布交流”；“生态帝国主义”；新世界对世界存量和货币流动的贡献。来自美洲的马铃薯和玉米让中国的人口增加了两倍，而美洲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欧洲依靠白银贸易获得中国的手工业品、丝绸、陶瓷和茶叶，即用货币贸易来结算贸易逆差。弗兰克的观点是，从1500-1800年，工业革命之前，亚洲是世界经济的中心，而中国是亚洲的中心，中国需求白银，欧洲需求中国商品，结果导致了全世界的商业扩张。欧洲之所以在19世纪成为全球经济中心，正是因为征服了拉丁美洲并占有了贵金属。“美洲的金银首先使欧洲能够在亚洲经济列车上购买一张三等舱的车票，然后又能够包下一节车厢，最后才是取代亚洲成为经济列车的火车头。”
    一位日本学者三浦友清的评价可能会让地下的马可•波罗沾沾自喜：“马可•波罗不仅是一个连接东西方的丝绸之路的开拓者，而且也可以说是一座历史上连接中世纪和近代的宏伟的桥梁。”
    喜欢吹牛、热情的威尼斯人百万先生马可•波罗，也许会情不自禁吟咏柯勒律治的名诗《忽必烈汗》：

在神圣的恐惧中闭上双眼，
因为他尝过蜜的露水，
饮过乐园里的乳泉。

    从马可·波罗时代开始，中国形象进入西方文化之中，并开始日益具体。从天可汗的国度，到大中华帝国，中国的器物、制度、信仰都引发西方公众的好奇和向往，对比同时代的欧洲，中华帝国连绵不绝的历史，精美绝伦的艺术都显得高不可攀，于是，中国形象被不断美化甚至是神化，旅行家，传教士在这种形象的形成和传播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自工业革命之后，西方世界日益强大，中国却成为停滞、专制的帝国，来自西方世界的商人、水手、外交官们一次次的被这个高傲、封闭的帝国拒之门外，一次次被无情的羞辱，中国成为无礼、野蛮的象征，那个曾经发明了火药、印刷术的国度，陷入一种停滞与衰落之中，但自己却茫然无知，自认为是世界的中心。

    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更使这种形象得以巩固，深化。从此，中国在西方人眼中不再神秘，1840年的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讲，不过是用枪炮对这种中国形象的一种确认而已，从此，西方对于中国取得了完全的自信。西方成为理性、科学、民主的象征，而中国则继续书写着野蛮，愚昧、专制的形象。与西方世界的理解不同，当时中国上层人士大多对西方没有好感，认为他们不过是挟器物之利，行强盗之实，这也使得中西方之间，对于中国自我形象的认知有着巨大的反差，而这种反差更是导致双方一次次的冲突。

    发生于1900年的义和团战争，是这种形象认知不同的高峰——在1898年前后，多个了解中国的驻华使节被召回，而改派来自非洲的使节，中国形象在西人眼中已经低落到与非洲同等地位，中西沟通和交往之间的误解最终酿成了巨大的惨剧。1900年之后，西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不仅仅是单方的，更内化成国人的自我认知，自此，救亡图存，革新改良，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潮。

    也是在不断的碰撞和交流中，西人对中国的认识也开始多元化，多层次化，从洋务派聘请的洋教习，到各大媒体的驻华记者，除了傲慢与偏见之外，也给西人认识中国提供了另一个视角，而20世纪初，中西交往更加便捷，从使节，到记者，到商人，到军人，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知不仅仅再停留在感性和好奇的层面，而是试图更加深入到理性层面，费正清、高罗佩等海外学者的中国研究都成为理性客观认识中国的开始，但1949年后的交流中断，中国又被视为恐怖的红色恶魔，出于政治需要，一些西方记者偶尔能够获准进入中国采访，但这些只言片语并不能替代大规模的交流，红色中国的形象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而费正清们这些中国通在美国的冷遇也最后影响了美国对华政策。

    西人真正得以深入了解中国则是在国门全开之后，随着交流的日渐加深，不少在华时间久的学人和记者竟能由于处于更加超脱的地位，能够以不同的角度来观察中国，得出了许多国人难以自我认知的结论。反而是中国内部自身，由于隔阂日久，未能意识到这种进展，依然将西人投来的注视和观察，研判为一种误读，从而激起强烈的反弹，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则是这种反弹留下的例证，而时下流行的《中国不高兴》则证明这种反弹，历经十多年不仅仅没有消弭，反而又有日渐扩大的趋势。数百年来的东西方对视，就是在这样相互误读中演进，而要达到真正平等深入的了解，则还有更加漫长的道路要走。

    国家历史7月特别奉献，未完待续，敬请继续关注……

【开卷】    疫病改变的人类历史（雷颐）
【纪念日】   英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变化之链”（张红）

【封面故事】                  误读中国1000年
    自马可波罗的奇异旅程之后，西方人就再没停止过对中国的打量。但这种打量，无论由于立场、眼界还是方式，常常是一种“测不准式”的误读。不幸的是，这种误读有时会促成双方间的误解乃至误判。

马可•波罗：现实与虚构（庄秋水）
利玛窦：塑造理想中国（非飞）
中国热的幕后推手（庄秋水）
托马斯•斯当东：一个孩子梦破之后（李远江）
清末五大臣的中国形象（黄艾禾）
《时代》如何塑造中国（刘永峰）
安东尼奥尼和伊文思眼中的中国（王刚）
从“克里姆林宫学”到《激流中国》（黄章晋）

【温故】   彰德秋操：清王朝为民国举办的阅兵式
    1906年，距离民国建立尚有6年。清王朝为检阅新式陆军编练成果举行了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彰德秋操。站在检阅台上和台下演习的人，其中包括未来的5位正式总统、1位临时执政和几十位内阁总理、部长，至于名将、军阀更是数不胜数。说彰德秋操是清朝为民国政府提前举办的政坛阅兵礼，一点都不过分。

【特稿】   潜伏者阎又文
    他是前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称赞的中共特工精英。解放前，他潜伏在国民党高级将领傅作义身边，为解放战争立下汗马功劳，解放后，他的身份继续保密。他的孩子们，用了三十年的时间，来寻找父亲的真实身份。

【留影】   约翰•汤姆逊视角下的中国影像
【家世】   被清洗的“哈尔滨人”——奥尼库尔家族往事
【专栏】   为“革命”炒股的蒋介石
【地方】   南澳：中国“金银岛”往事
【城市】   在布拉格寻找历史
【历史讲堂】  
【万物】   朗姆酒：海军和海盗的征服者
【风尚】   口罩的故事
【收藏】   古典家具：让人诗意地居住
【圆桌】   高工薪推动了工业革命
【世界】   美国纳粹的覆灭
           捉鬼者的科学
【读书】
【历史影像】金山的血泪与尊严

【逝者】   怀念丁聪——嘻骂背后是沧桑
    他的一生经历了动荡、荒诞和迅速变革的不同年代。他有幸身处其中，让“小丁”的漫画有了源源不断的素材和灵感；他不幸深陷其中，人生如自己的讽刺漫画。

文/国家历史特约 Yami

1919年，两位巴黎的男士手持标语，宣传使用防流感口罩

中国古代发明？
    古代的口罩看起来没什么技术含量，脸上绑块布片就成。日本忍者的面罩看上去更精致一些，包得更严实。他们的目的与卫生事业无关，跟当今明星有得一比：让人认不出来。
    另外一些古人脸上遮块布的目的就高尚得多。历史记载最早的“类口罩物”出现在公元前六世纪，古代波斯人的拜火教认为俗人的气息是不洁的，因此在进行宗教仪式时，要用布包住脸。波斯教古墓墓门上的浮雕中，祭师就带着“口罩”。
    还有一种职业的人群同样在脸上围块布，却总算跟卫生搭上点关系：食品卫生。据马可•波罗记载，“在元朝宫殿里，献食的人，皆用绢布蒙口鼻，俾其气息，不触饮食之物。”有人考证说那块布不简单，是用蚕丝与黄金线织成。
    马可•波罗随手记这么一笔无非是个闲闻逸趣。可就有人认定这是中国人发明口罩的实证，后来世上有口罩一物与中国元代怕口气重的太监污染食物的皇帝有莫大关系。中国这项伟大的发明就让马可•波罗转了道手，让欧洲的人学了去。
    在欧洲，早年医疗产业被巫师所把持，真正的医生势单力薄。瘟疫盛行时，医生四处奔走救治病人，控制疫情，巫婆神汉们觉得医生抢了自己的生意，不断地对他们进行骚扰追打。医生只好用纱布遮住面目，让巫师认不出，以防遭到报复。

根本在于知道了细菌
    1861年，巴斯德用他那有名的鹅颈瓶所做的实验有力地证明了空气中有细菌存在。他还根据自己对发酵作用的研究，指出空气中存在许多种细菌，它们的生命活动能引起有机物的发酵，产生各种有用的产物，有的产物还可以为另外的细菌后继发酵、产生其它产物。
    空气中也存在着人和动物的病原菌，能引起各种疾病。为了排除杂菌，巴斯德于1886年创造了巴氏消毒法。1877年，英国化学家廷德尔建立了间歇灭菌法或称廷氏灭菌法。1876年创立了无菌外科。同年，德国人科赫分离出了炭疽菌，提出有名的科赫法则。他为了弄清霍乱弧菌与形态上无法区别的其他弧菌的不同，进行了生理、生物化学方面的研究，使医学细菌学得到率先发展。
    在口罩应用于医学之前，无菌外科的规范虽然已包括用石炭酸消毒手术器械，外科医生得穿手术衣，戴手术帽和橡胶手套；但并没有使用口罩进行防护，医生手术时常把自己口鼻腔中的细菌传染给患者，从而引起伤口感染。
    又一位应该被记住却被广为人知英雄医生出现了。1895年，德国病理学专家莱德奇发现了空气传播病菌会使伤口感染，从而认为人们讲话的带菌唾液也会导致伤口恶化。于是，他建议医生和护士在手术时，戴上一种用纱布制作、能掩住口鼻的罩具。此举果然有效，病人伤口感染率大为减少。从此，各国医生纷纷采纳莱德奇的建议。于是，口罩便在欧洲医学界逐渐流行和推广开来。
    莱德奇推广的口罩，只不过是一层包裹在外科医生嘴巴、鼻子和胡子上的纱布，它包扎得既紧又不舒服。1897年，英国的一位外科医生，便动脑筋在纱布内装了一个细铁丝的支架，使纱布与口鼻间留有间隙，从而克服了呼吸不畅、容易被唾液弄湿之弱点。1899年，一位法国医生做了一种六层纱布的口罩，缝在手术衣的衣领上，用时只要将衣领翻上就行了。后来改成可以自由系结的办法，用一个环形带子挂在耳朵上。现代口罩就这么华丽丽地诞生了。

西班牙流感
    口罩从医院走出来，变成公众常备用品，是伴随着史上最可怕的传染病“西班牙流感”而来。
    1918年3月11日午餐前，美国堪萨斯州的芬斯顿军营的一位士兵感到发烧、嗓子疼和头疼，就去部队的医院看病，医生认为他患了普通的感冒。然而，接下来的情况出人意料：到了中午，100多名士兵都出现了相似的症状。几天之后，这个军营里已经有了500名以上的“感冒”病人。
    随后，流感传到了西班牙，总共造成800万西班牙人死亡，这次流感也就得名“西班牙流感”。
    在1918年3月到1919年底，全世界大约20%的人感染了“西班牙流感”。全世界预计死亡人数约为2000万（最新也有研究估计约为1亿），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还多，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提早结束的原因之一，因为各国都已经没有额外的兵力作战。
    疫病蔓延期间，人们被强制性要求戴口罩，特别是红十字会和其他医护人员。从当年的老照片上可以看到，口罩已经成为了疫病出现的象征性影像。一位乘客因为没有戴口罩而被电车售票员拒绝上车。从照片上看，没人拿这东西开玩笑，都老老实实往脸上捂纱布，到处是白花花一片。

SARS之疫与“口罩文化”
    时光飞速流逝，街市又一次不再太平。这次口罩的登场已然带有别样色彩。
    2003年，相信所有人都记住SARS期间的氛围。曾经人潮汹涌的街道一时冷清得让人不可思议，偶尔几个行人，面孔上也罩着口罩，只露出两只眼睛。原来只卖两三元钱一只的纱布口罩，到了论“层”而卖的地步：8层，3元；9层，4元；12层，6元……最昂贵的所谓“高科技口罩”已达每只近百元的天价。口罩的供不应求甚至波及到大洋彼岸，美国新泽西州不少华裔相继订购口罩寄送中国亲友，导致该州不少地方口罩缺货。
    但，被恐吓得差不多了，人的逆反心理又开始作怪起来。报道上说，北京一对老夫妇上街，老先生的口罩上写着“一夫当关”，老太太的口罩上则写着“万夫莫开”，甚至王府井商业区街头的人物雕像，也被北京人戴上了口罩。
    带有各种活泼的卡通图案的五彩口罩。口罩上“Kiss me”“我不怕”“众志成城”的字样层出不穷。甚至在时装之都巴黎和米兰的Ｔ型台上，都出现了好几个系列的口罩时装秀。媒体也不停放大口罩上的乐观情绪，各种口罩秀被拼合成大图出现在报纸杂志上。
    5月下旬，一批“艺术口罩”在网上拍卖，在网民中产生热烈反响，最高出价甚至超过了400元。
口罩带来的肃杀之气被轻松搞怪的图案渐渐消解。口罩的艺术化已经让它本来的功能作用和后挖掘的装饰作用之间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甚至相互融合。它的停留场所也从户外渐渐地转移到室内。甚至成为送礼佳品。

口罩文化的另一面：反亲密的道具
    说到底，不论怎么搞笑，口罩仍然是戒备和防范的工具和象征。中国古代闺阁中的小姐常做的动作就是用帕子掩口，在外人遮住自己的牙齿和表情。从这个意义上说，手帕的移除和赠与，象征着去除两人之间的障壁，建立亲密关系。比如在《红楼梦》中有一回就是‘痴女儿遗帕惹相思’，丫头小红把手里的帕子故意丢给贾芸，私传信物。而黛玉也将几块用过的旧帕子送给宝玉做纪念。
    日本也有类似的例子，传说几百年前一位日本武士的美丽妻子，由于对丈夫不忠，被嫉妒的丈夫将嘴巴撕裂直到耳根，使其美貌尽毁。还有一个现代版本的口裂女，是整容手术失败嘴巴咧开羞愤自尽，沦为怨鬼。“口裂女”的鬼魂会在多雾的夜晚带着口罩出现。
    而“口裂女”形象的有趣之处在于把口罩文化和灵异文化十分自然地结合了起来。这个故事也很明显地暗示出口罩是人和人之间的心理和物理藩篱。
    回溯历史，口罩让我们身处喧嚣人间又仿佛遗世独立，在我们与世界之间建起一道隔离墙，带给我们安全感，同时也在散布一种恐惧的气氛。口罩的历史，也是医学卫生发展的历史，是人类对抗疾病的历史与消解恐惧的历史。 

书名：《国家历史》（真相与往事）
　　
　书号：ISBN 978-7-80195-966-9
　　
　　定价：32.00元
　　
　　作者：先锋国家历史杂志社主编
　　
　　出版单位：九州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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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国家历史特约 【澳大利亚】雪 珥

    “华尔将军祠”落成公祭典礼中外官员合影。 1862年9月21日，太平军与从上海赶来围剿的洋枪队在此发生激战，洋枪队长华尔被太平军击毙。清政府将他葬在江苏松江（今上海松江区），并盖了祠堂纪念。资料图片

    1937年10月，侵华日军进占上海重镇松江。

    一位名叫伯克（William B Burke）的美国老人站在松江的城门洞迎接了日军，他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拜托这群新的占领者：在这座古老的县城里，有一座墓和一个庙，请日军务必给予保护。这就是洋枪队首领弗雷德里克·汤森德·华尔（Frederick Townsend Ward）的安葬和受祭之处。

    带队的日军大佐很痛快地答应了老人的要求，并且表示：“华尔是个大英雄，我们日本人也崇敬他。”逃难的看坟人和庙祝很快地回到了岗位。但半个月不到，他们就被日军人杀害。日军在华尔的墓地和祭庙里，到处都刷上了“大东亚共荣”，以及反抗英美、号召将白种人赶出亚洲的标语，引起了美国外交官的强烈抗议。

    三年后（1940年），一位正在中国收集资料撰写华尔传记的美国记者阿本德（Hallett Abend），在上海受到了日军殴打，所有采访手稿被毁。这位记者事后愤怒地写道：“如果华尔晚生几十年，他一定会在蒋介石将军的麾下，率领部队狠狠地教训这些日本鬼子！”

    被日本人切齿痛恨的华尔，在中国史学界中，似乎也不是一个光彩的人物。他头上安得最多的头衔是：美国流氓、刽子手和殖民主义者。但在美国，这个“流氓”却被普遍视为大英雄：一个为自己的信仰而不惜牺牲的伟大人物，一个为中国而献身的国际主义者。美国记者阿本德为他所写的传记，题目就是《西方来的战神》（The God from the West），极尽推崇。

    如果从词义上推敲，“流氓”（无业游民）一词显然是适用不到华尔头上的。他有着严格意义上的技能和职业——水手，从小就在船上四海漂泊，成年后就到处参加各地的战争。当他因缘际会地来到了中国后，正赶上太平天国战争，受苏松太道（俗称的“上海道台”）吴煦的委派，组建洋枪队，保卫上海。

    有关华尔的洋枪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故事，早已汗牛充栋。但我们似乎很少注意到，为了参加这场“中国内战”，华尔甚至不惜与英国人兵戎相见，并最终加入了中国国籍，展现了罕见的对中国的“忠诚”。

募兵

    上海滩是个藏龙卧虎的人才库。1861年，当华尔要组建一个由专业水手和军人组成的团队时，也没怎么发广告，就应者云集，连英国舰队的现役官兵，也成批地开小差跳槽前往。

    华尔的这个新团队，就是“洋枪队”，股东是苏松太道吴煦及以杨坊为首的当地富商们，其业务主营范围是保卫上海、抵抗太平军。

    组建这个新团队，其实是上海的官绅们想拉着洋人抱团取暖、一起“过冬”：太平军打过来了，官军却望风披靡，偌大的花花世界，只能指望洋人们的雇佣军了。建立洋枪队，幕后并没有什么“阴谋”，西方国家那时并不想与太平军为难，纷纷宣布中立，指望着在清廷和太平天国之间左右逢源。英国的海军将领们甚至率领军舰访问了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向“天王”洪秀全猛抛媚眼。洪天王尽管沉溺于肉林酒池，但并没有丧失其作为一个造反领袖的直觉，他明智地宣称，只要洋人们保持中立，势头正猛的太平军将不侵犯上海。英美法等国领事馆向自己的公民们发出了严格的训令，要求他们务必严守中立，违者将受到法律严惩。

    可上海富商们鼎力支撑下的洋枪队，资金充沛，银子的力量显然超过了对法令的禁忌。高薪之下，全上海但凡扛过枪的老外，纷纷投奔而来。更有意思的是，大清国从来没有在战场上打败过英国人，此时却用银子差点瓦解了英国舰队，大量英国逃兵集结到了保卫大清国的旗帜下。华尔的猎头工作实在太成功了，英语世界中还因此诞生了一个新词“Shanghaied”。

风波

    英兵大量跳槽，英国海军司令何伯(James Hope)很生气。何伯此前已经多次访问了南京，拜会了洪秀全。在英国人看来，维持上海的稳定是最重要的，他们如愿获得了太平天国不主动攻击上海的承诺。但华尔这支洋枪队，由一大帮子英美军官和菲律宾战士组成，不断地攻击太平军。英国军方当然要担心，这会激怒太平军。

    显然，大英军官并没能阻止洋枪队的行动，逃兵们也不甘心放弃洋枪队的高薪。1861年5月19日, 何伯本人干脆亲自带队，驾驶了四艘登陆艇，满载着英国海军陆战队员，全副武装地前往洋枪队的基地松江，准备武力抓捕跳槽者。

    洋枪队的士兵们多是一群兵油子，如今手里端着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兜里揣着硬梆梆的中国银子，根本就不把何伯放在心上。双方举枪架炮，一场英国正规军和大清国英美雇佣军的冲突一触即发。

    关键时刻，华尔站出来消弭了冲突，令部下们放下武器，打开松江城门，迎接英军进城。同时，他也下令洋枪队中所有英国和美国籍的士兵列队，接受何伯的亲自鉴定。

    何伯毫不客气，指挥英军顺利地逮捕了29名英国逃兵，顺手也帮美国政府抓了2名美国逃兵。华尔虽非军人，但也算是教唆犯，也被一同捆绑而去。英军满载而归，俘虏们都被扭送到黄浦江畔的英国军舰上，关进了禁闭室，等待审讯。而群龙无首的洋枪队群情汹汹，一片混乱，兵变随时可能爆发。

国籍

    包括华尔在内的美国人，交给了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审理。

    5月21日，在英国水兵的武装押送下，华尔被捆绑着押下英军旗舰CHESAPEAKE号，步行穿过外滩前往美国领事馆，一路上观者如潮。在审判中，英国军方的一名海军上尉充当了公诉人，控告华尔非法卷入战争，破坏中立，并且非法“猎头”，诱惑和煽动军事人员擅离职守。

    这些指控显然证据确凿，但令英美官方大跌眼镜的是，华尔全盘否认了该法庭的管辖权——因为，他并非美国公民，而是“大清帝国的臣民”。英国公诉人立即对这一“拙劣的谎言”表示嘲讽，美国领事也表示难以相信。

    参加旁听的中国代表，此时微笑离座，向法庭呈交了一份中国“外交部”（总理衙门）文件，上面盖满了各种公章，明确无误地表明，华尔已经放弃美国国籍，加入中国国籍。在文件的最后，赫然还有大清皇帝的批示：“准奏”！

    这自然是华尔的中国朋友的杰作。毕竟，中国官方和商人们已经在洋枪队身上倾注了大量的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如果华尔被判有罪，就有可能会转到美国国内服刑，洋枪队将被迫解散，上海除了区区900人的英军和1000人的法军外，将无兵防守。

    面对这个只会说英语的大清臣民，美国领事只好宣布当场释放。但英国人窝了一肚子的火，华尔一走出美国领事馆，英军就将他再次逮捕，再度招摇地穿过热闹的外滩大街，押回英国旗舰。

逃走

    何伯和华尔私下谈判，要求华尔停止军事冒险、解散队伍并永不再招募英军逃兵，只要答应，就能立即释放他。但华尔只保证不再招募英军逃兵。两人大吵一架，华尔被继续监禁。

    何伯有个绰号，叫“好斗的吉米” （Fighting Jimmie），但这次，他的处境并不妙。如果中国政府出面要人，他毫无办法，只有放人。他唯一的选择是，在中国政府开口前，派遣英军立即占领松江，遣散洋枪队，甚至不惜武力镇压，以免洋枪队的冒险家们再度跳槽投奔太平军，酿出更大的麻烦（洋枪队后来果然集体跳槽“投敌”）。

    杨坊通过谍报得悉了何伯的计划，立即向松江发出了警报。洋枪队将城防移交给清军，全部人马则扼守到城外一个战略据点，抢修碉堡，拓宽护城河，增设拒马等防守工具，还架起了大炮，严阵以待。

    两天后，800名英军在离据点两英里处登陆，发现洋枪队已经准备鱼死网破，英军不敢造次，没放一枪一弹，撤回了上海。

    华尔其实并没有被关押在军舰的禁闭室里，而是被软禁在一个相当舒适的舱室内，每天还有一个小时的会客时间。吴煦和杨坊派了两个美国人天天来探他，趁看守不注意的时候，用手势、记号、点头和少量耳语一点点沟通，华尔终于恍然大悟：随后的三天都将是月黑之夜，涨潮时分，将有条小舢板划经华尔舱房一侧，只要华尔能跳下水，舢板上的人就能将他救出。

    这对华尔并不难：他的囚室窗户相当宽敞，而且没有任何窗条，加上已经初夏，天气闷热，平时都开着窗。

    第二天晚上，当军舰上的钟敲四响时，一个身影跃入了水中。接应的舢板上闪了两下手电光，华尔这位优秀的游泳者，在涨潮的帮助下，很快就上了舢板。英国军舰立即乱成了一锅粥，“有人跳海”和“犯人逃跑”的呼喊声四起，英军还向水中胡乱地开了几枪。营救者是十分细心的，他们足足动用了30多条舢板，在军舰边上团团转，掩护着华尔迅速地脱险，在浦东上岸躲藏。

    何伯派出了大队人马沿江搜索。华尔在杨坊一个朋友家猫了一天一夜，待风声过后，躲在一艘满载白菜的小帆船里悄悄回到了松江。

    回到松江后，华尔立即给何伯送了封信，并非是挑衅，而是希望两人能在英军旗舰上举行一次平等的“男人对男人”的会谈。

    一场查点酿成军事冲突的“猎头”风波，总算平息了。英军曾经是上海滩掌握枪杆子的唯一老大，现在也只好接受洋枪队这一竞争者的出现。

美国内战蔓延到大清

    1860年代，东西方两个大国中国和美国，都在上演着血腥的内战：太平天国战争（1851-1864）和美国南北内战（1861-1865）。

    在中国内战中指挥着洋枪队的华尔，此时不得不分神考虑祖国的召唤。因为英国方面支持美国南方邦联，英美两国持续紧张，第二次英美战争一触即发，而华尔是在远东地区唯一能抗衡英军的美国人。

    这期间，一艘名为“特伦特号”(Trent)的英国邮轮，差点点燃了英美之间的战火。1861年11月7日，特伦特号驶离哈瓦那，船上载着两名特殊客人：美国南方邦联的代表詹姆斯·梅森(James Mason)和约翰·斯利德尔(John Slidell)，他们计划前往欧洲定购武器和战舰。这时，北方军队正在战场上连连失利。

    第二天，北军军舰“圣亚辛托号”(San Jacinto)拦截了特伦特号，逮捕了南方使节，并将其带往波士顿拘禁。消息传到英国，伦敦为之群情激愤，议员和将军们纷纷要求政府向美国施加压力：一是必须立即释放南方使节，二是必须向英国政府道歉和赔偿，否则，将对美国宣战。此时，英国政府掌舵者正是激进的扩张主义者巴麦尊勋爵（Henry John Temple Palmerston），同时期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就是他的“杰作”之一。

    英国立即进行了战争准备，一支满载8000人的庞大舰队进驻加拿大，同时对美国实行严格的军事禁运，硝石、火药和其它所有军用品都在禁运之列。

    英美之间的局势骤然紧张起来，而在远东，美国并无任何军事力量，因此将希望寄托华尔身上。

    华尔自然是一诺无言。美国人进行了精心的布置，一旦英美战争爆发，在中国和日本的美国人，将在华尔的统一指挥下，以洋枪队为主要武装力量，向上海、长崎等地的英国舰队发动袭击。

    华尔的洋枪队，因为有中国政府的强大支持，无论在粮饷弹药还是人员补充方面，都尽得主场优势，令英国人相当忌惮。当时的上海，不仅笼罩在太平军战争的恐惧中，还时刻担心英美在这个东方大都会大打出手。

    英美的史料对这一冲突有相当详细的记载，而在中国的史料里却很难找到其痕迹。以吴煦、杨坊与华尔关系之密切，应当不可能不知道华尔暗中计划对英作战，或许，大清国面对这英、美这两个谁都惹不起的主儿，明智地保持了“中立”。何况，英国人伙同法国人在华北大打出手，把咸丰皇帝逼出了京城，有美国牛仔能出面教训下傲慢的英国人，也是件大快人心的事情。

    但是，面对英国的挑衅，林肯总统选择了退让。他顶住了巨大压力，命令美国驻英大使亚当斯向英国政府道歉，表示“圣亚辛托号”是自行其是，并没有得到政府训令。同时，他下令无条件释放了两位南方使节，完全满足了英国人的要求。

    一场足以改变美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进程的危机，被林肯总统的柔软身段化解。远在中国的华尔也松了一口气，他的洋枪队终于避免了挑战英国远东舰队的艰难一战。

    1862年9月，华尔在浙江慈溪阵亡后，美国驻中国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专程向林肯总统作了报告。报告中，蒲安臣还向林肯转交了一笔巨额捐款：华尔这位大清国的“洋家将”在弥留之际，请求公使向林肯总统转交1万两白银，供讨伐叛逆的南军之用。

    这应该是美国政府在内战中收到的最大一笔个人捐款。 

中外军事合作

    华尔是少数正式加入中国国籍的洋人，并且还娶了杨坊的女儿，当中国将军、拿中国俸禄、做中国女婿，他成了地地道道的“华籍美人”或“美裔华人”。

    无论在生前还是身后，华尔都得到了大清政府的大力扶持和奖赏。一方面，大清政府需要树立这样一个洋典型，另一方面，并不懂中文的华尔也展现了协调中国官场的卓越能力。华尔之后，其继任者白齐文（Burgevine）、戈登(Gordon)，以及更晚时候在北洋舰队和中国其它军政机构服务的众多洋干部，除了担任海关总税务司长达四十多年的赫德(Robert Hart)之外，几乎没有人能再达到华尔那样与中国官场琴瑟和谐的地步。这样的协调能力，加上在战场显赫的胜利记录，令华尔在美国和中国都赢得了相当的声誉。但美国方面因为内战正酣，这一在远东彰显“美国精神”的“英雄”，长期都被忽视了，颇令后世的美国史家们愤愤不平。

    华尔创立的洋枪队开创了中外军事合作的先河（有关晚清在1860年代的对外军事合作，请参阅本刊2008年10月刊《龙旗下的英国舰队》），最终成为大清国的一支“特种兵”和“开放部队”，而洋枪队雇佣和训练的中国士兵，也令西方人第一次认识到了中国人也可以成为优秀的军人。

    在对华尔的洋枪队的管理之中，清王朝也体现出了相当的灵活性和开放态度。在英法联军兵临北京城下，太平天国纵横大半个中国的内忧外患之中，清王朝能够仅仅依靠给政策，就不费朝廷一两军饷、一粒军米而建立其这样一支先进的“洋团练”，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其还有着相当顽强的生命力和应变能力。

    梁启超曾经评价说：“李鸿章平吴大业，固由淮军部将骁勇坚忍，而其得力于华尔戈登者实多……盖本朝绝而复续，英法人有大功矣。”华尔对延续清朝政权功劳卓著，或许这正是他在清代被捧上神坛而后又被后世彻底妖魔化得真正原因？

文/国家历史主笔 黄艾禾

    公元1777年，中国的乾隆42年。罗芳伯站在西婆罗州（今印度尼西亚的西加里曼丹省）东万律的“兰芳大总制”府邸前，接受弟兄们的朝贺。离开祖国已是第六年，脚下这块土地，距离他的故乡广东嘉应府（今梅州市）有三千公里之遥，但这里的一切礼仪规制都是地道的中国产：

    府邸大门口，悬挂有中文的“兰芳大总制”的牌匾，代表“兰芳”的黄色长方形旗帜和代表“太哥”的黄色三角形旗帜及代表副手们的其它各种颜色三角旗帜，在风中猎猎飘扬。在“太哥”罗芳伯的旗帜中间，写着一个“帅”字。大堂里，悬有一副金匾，“雄镇华夷”四个大字足有4尺见方，府衙内外的官员们，或长袍马褂，或身着西服，而在场的士兵，都是清朝绿营兵的打扮。
    “兰芳大总制”就这样诞生在濒临南中国海的一个热带岛屿上。后来，“兰芳”有了很多名字：“兰芳公司”、“兰芳共和国”。它是一个经济组织，一个秘密会社还是一个自治领地、一个国中之国？它生存了一百多年至今仍是在人们议论不休的一个传奇。

扬帆出海
    乾隆37年（1772年）时，罗芳伯决定下南洋，那年他35岁。史料上记载，罗芳伯，客家人，“少负奇气，生性豪迈，任侠好义，喜结纳，”生来是个当领袖的角色，年轻时在乡里“少年游”，伙伴们都“唯唯听命”。
    决定下南洋，在乡里人看来很自然，因为梅州是一个“俗慕海利之乡”，自古以来“有志之士，竞谋泛海出国”就蔚然成风。罗芳伯也曾念书，但没考中什么功名，于是转而去下南洋。
    但是，这条路却并非一条康庄大道。首先，官府不允许。从明代起，皇帝就下令海禁，后来有所松弛，到了清朝初年，朝廷为剪除东南沿海的反清势力，又一次严令海禁。这次海禁不但“片板不准入海”，而且还将沿海居民内迁，设界防守。台湾郑氏集团降清后，海禁曾有所松动，但是最多只是允许海上贸易，移居海外从来都是禁止的，直到1860年才真正开禁——那时已是咸丰年间，外国人的势力已经打进国门了。
    另一方面，罗芳伯们要去的地方，也并非天堂。当时的印度尼西亚，正处在荷兰人统治下，“红溪惨案”发生不过30余年。
    荷兰人是从1596年开始进入印度尼西亚的。他们对华侨的态度，经历过数度转变。在他们刚占领雅加达（后被荷兰人改名巴达维亚）时，看到“市内只有几个爪哇人”，而少数定居在那里的荷兰居民“懒得出奇”，但在那里的华侨，用一位荷兰官员的话形容，“是诚实的商人，精于运算，比任何其它民族更能适应恶劣的环境。”因此荷兰东印度公司初期鼓励并大力招徕华人入境的，指令荷兰人的船队“要大量招徕中国人，特别是木匠、伐木匠和渔民，要渔民把鱼网一起带来。”
    但是到了中国移民大量增加，在商业上与荷兰本国移民发生冲突后，荷兰人开始对中国人设限，1683年以后禁止蓄辫（满洲发式）华侨入境，并大幅提高已定居华侨的人头税。然而，这些禁令并没有得到真正执行，反而是让荷兰官员和华人的当地头领从偷渡者那里得了好些银子，连运载这些中国移民的华人船只也从中渔利，“华侨新客乘船南下时，一概交缴船费”。
    1738年，荷兰人开始给华侨发居留准证，每证收2元，交不起钱的华侨四处逃亡，被抓到的都押去做苦工，1740年，荷兰当局因中国人喜穿黑衣，见到穿黑衣的就抓，终于激起华人造反，最后演变成对华人的一场血腥屠杀。
    荷兰人制造的这场事变，实际打击的也是荷兰人自己的利益。惨案之后巴达维亚及其它荷属地区陷入萧条，他们的总督华尔庚尼尔为此被撤职查办并入狱。荷兰人不得不重新招徕中国移民。惨案过后的第二年，中国商船又开始恢复驶往巴达维亚，1743年到的中国商船有5只，1744年就增加到14只，而且一再突破船只载人的限额。比如，1754年到的5只船，正式登记的载人数1928名，实际多达4608名。而从港外小岛登陆的偷渡客更是不计其数。
    为什么中国的海外移民的浪潮如此不可遏止？
    学者朱国宏在《中国的海外移民：一项国际迁移的历史研究》一书中，叙述了其中的内因：那就是粤、闽两省的人口压力。1381年时，广东人口310万，福建人口384万，那是明朝的后期。到了1626年，广东和福建人口分别为414万和553万。与此同时，人口密度增加了，1381、1491年间，广东人口密度从每平方公里14人增加到17人，而福建则从每平方公里31人增加到41人。到了清初，依然是“地狭人稠，仰粟于外”。
    就在罗伯芳与决计率领同乡们下南洋之时，大批的广东和福建的客家人在往内陆走，向北向西，去填因战乱而荒芜的四川。驱使他们移民的动力，实际与罗伯芳们是一样的。罗芳伯要去的地方，不在巴达维亚，而在西婆罗洲。那里传出消息说发现了金矿。到南洋淘金去——再也没有什么比这更诱人的图景了。
    罗芳伯的出海路径，是经岐岭、经老隆，沿东江而下到羊石，最后，罗芳伯率领着一百余名同乡，从虎门上船。那个68年后因林则徐烧鸦片而闻名天下的海口，自古就是下南洋的集散地之一。

    有人说兰芳曾经派人去清廷请求接纳，当时乾隆并没有接见他们，但派了要员接见，然而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教授李金明认为，更可能的，是兰芳公司在南洋一隅的自生自灭。

征战天下
    刚到西婆罗洲的时候，后来的坤甸港还没有开发，罗芳伯是从一个叫“三发”的地方上岸的。此处“但见长林丰草，广袤无垠”，当地土著都以打猎采野果为生，整个一个荒蛮之地。但在罗芳伯的眼里，这地方“沃壤千里，所谓天府之雄国”。
    在罗芳伯到来之前，这里已经有了几拨中国人。在一本从兰芳公司传下来的《兰芳公司历代年册》中，描述当时坤甸有“聚胜公司、四大家围。”而在当地占上风的，是潮汕人。这些被称为“福佬”的来自潮阳、揭阳的中国移民，占了在东万律和茅恩等地的金矿。而在另一处叫明黄的地方，开金矿的是来自潮州的大埔县人，与潮州其他地方不同，大埔的人都是客家人。而来自嘉应的客家人，散居各矿，颇受潮汕人的欺负。

    罗芳伯的到来，让这里的客家人觉得来了大佬。按《年册》的描述，罗芳伯生得“虎头燕颔，长耳方口”，喜怒不形于色，华侨们“皆器重之”。
    既受拥戴，罗芳伯决计要为乡亲们开辟一个安身立命之地。于是他邀集一百多名同乡，夜晚启程，天亮时到达一处叫山心的地方，在那里开金矿的也是大埔人，为首的叫张阿才。
    那张阿才一见，呼拉拉来了一百多人，吓得仓皇逃走，罗芳伯急忙上前用客家话说道，我们都是好兄弟啊！我们为什么不能一起经营这里呢？自此，他们在山心落下了脚，开矿山，修房子，建栅栏，周围的客家人纷纷投靠。他们建立起了“兰芳公司”，就把总部设在了东万律，总部附近，建民房，造店铺，成了个小小的中国城。
    当时在附近有个叫茅恩的地方，为首的中国人叫黄桂伯，是潮汕人。他手下的“功爷”叫江戊伯，是罗芳伯的同乡嘉应府人。罗芳伯于是派一名手下叫刘台二伯的，在斗笠里藏了一封信带给江戊伯，与他里应外合，一举拿下茅恩。这一下，震动周遭，附近的一系列华人势力纷纷归顺。
    可是还有一个叫做刘乾相的华人不服。他手下有500多人，占据着明黄这个地方。他不但不服，还有吞并兰芳的意思。这就必然要打一仗了。当时罗芳伯作战地动员说：消灭了刘乾相，我们再吃早饭！罗伯芳的弟兄们一早上破了刘乾相六个大寨，刘乾相被赶得跳了海。此一役，被称为兰芳公司史上的“第一血战”。
不过，此时“兰芳”的征战还没有完。再要扩大势力范围，就要结盟。罗芳伯与坤甸的马来人苏丹（首领）开始走动起来。苏丹手下的人造反，罗芳伯派兵帮助摆平，苏丹感激之下，两人成了结拜兄弟。于是，当罗芳伯与当地土著再发生战事，苏丹会站在他的一边。
    罗芳伯领导的最大一战，是与土著人争夺新港。这场战事持续了9个月之久。最后，土著人请了苏丹来说和，重新划定地界，埋下竹桩为证。从此，“兰芳”的根基终于稳固了。
    为这一仗，罗芳伯也耗尽了自己的精力。一年之后，罗去世，终年58岁。

“兰芳大总制”：国家大总统？
    罗芳伯在世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件事：罗芳伯派一名叫黄安八的广东镇平人，带着罗芳伯夫人捐出的金银首饰去采购粮食，黄安八竟然卷款逃了，罗芳伯从此立誓：今后兰芳的“太哥”位置，只能由嘉应州来的人继任，而副首领，则由大埔人接任。其他各处的头人、尾哥、老太等职，就不限地域了。
    这里就要谈到“兰芳”的制度。
    后人谈到兰芳，许多人将其推崇为“华人的第一个共和国”，因为“兰芳大总制”创立于1777年，仅比美国的建国晚一年。而兰芳实行的是民主制，其首领是公推公选的。
    在《年册》中，讲到这些首领的待遇。从太哥到副头人，都是有俸禄的，再往下的官员，尾哥和老太，都是义务性的，如同乡村中的乡绅、主事，不拿钱。
    “兰芳”政权的运转经费来自其成员们的纳税，比如开金矿的，要交“脚仿金”，种田的交“鸦息米烟户钱”，做生意的也抽税。兰芳治下人口有多少？没有确切数字。《年册》中说有两万余人，但也有人说有一二十万。
    兰芳的官员们除了抵御外敌和征税，日常的另一件主要工作，是断案。如果有人犯了重罪，比如杀了人，要斩首示众，如果是打架斗殴，就抽藤条，如果只是口角是非，就判赔红绸大烛赔礼。他们做的这些事，实际与农村的宗族长老解决纠纷的方式差不多，《年册》说，在罗芳伯时代，荷兰人的势力还没有进来，法度都是罗太哥说了算。
    罗芳伯去世后，江戊伯被众人推举继任太哥。江戊伯是罗芳伯的嘉应府老乡，武功超群，更兼忠心耿耿。在他之后，还有十一任太哥，其中有两任都是重新当选，从第六任刘台二开始，太哥被改称“甲太”。
“甲太”，这是荷兰人人授予的官称，也就是说，从这时起，兰芳的首领，除了要本族人推举，还要经荷兰人的批准。而副首领，也改称为“甲必丹”。 从这时起，荷兰人的势力越来越大了，兰芳公司要向荷兰人纳税——当然税率是可以谈的，荷兰人会留下一部分给兰芳公司。而就是这位刘台二，一度曾因为被指勾结荷兰人，被族人关起来并免职。
    有一位荷兰学者高廷（J. J. M. De Groot），当时曾在印尼任职。在兰芳公司的最后几年中，高廷与兰芳的末代甲太刘阿生有很多交往。在兰芳公司被荷兰人解散后的第二年，他写了一本书《婆罗洲华人公司制度》，写下他对兰芳的认识和对荷兰殖民当局的批评。在他看来，兰芳公司与中国农村的长老乡绅根据民众意愿管理公共事物的村社自治是一致的，兰芳就是“名正言顺的寡头政治共和国”。
    或许从这时起，就开始有人开始把兰芳公司称为“兰芳共和国”。而兰芳人自己，从来没这样自称过。
至于“公司”这个名字，也很有来历。在“兰芳”之前，华人在东南亚办的“公司”已经相当多。仅在印尼东万律周围，就还有大港、三条沟等华人的七个大的“公司”，及“和顺总厅”等一系列华人小公司组成的联盟。他们的治理方式，与“兰芳”家族式管理也大同小异。
    中国台湾学者陈国栋在其《东亚海域一千年》一书中，曾对“公司”这个词进行考证。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7世纪的中文文献，到18世纪又出现在东南亚的华人社会。它的含义，早期与海上贸易有关，后来就不限定在海事范围了，它始终带有合伙或共同事业的意味。现在人说到当年东南亚的华人“公司”，一般都认定为是一种海外华人的社会、经济组织。有意思的是，“kongsi”这个词，如今也融入到马来语中，也是包含“合伙”、“共同事业”的含义。
    研究东南亚史的历史学家朱杰勤、温广益、朱纪敦等人，都曾撰文指出兰芳公司不是一个国家，它也不具备国家行政和司法制度和职能。朱杰勤说：“有些人认为大统制犹如今之大总统，不知总统的制度与大统制全不相干，而且他（罗芳伯）自称为‘大唐客长’，已经自承为客人的领袖而已。”

    有这样一个民族，在完全没有祖国的战舰、士兵或大炮支持的条件下，让自己的人民离开美好的家园，到炎热的热带和遥远的海洋去谋生。那里极少有同胞、祭坛和神明，有的只是陌生而敌视他们的异族人。

“兰芳”凋谢
    “兰芳大统制”是于1884年被荷兰人解散的，一共存在了107年，是婆罗洲最后一个消亡的华人公司。在此之前，1850年，当另一个华人公司大港公司与荷兰人武装对抗的时候，兰芳站在了荷兰人一边。当时一部分败退的大港公司的人逃往兰芳的领地，被兰芳当时的甲太刘阿生带着600多壮丁堵截，缴了大港人的武器，并将首领擒获送交荷兰人。据说，这是因为以前与大港结下的怨——此前大港公司曾与另一个华人公司三条沟公司冲突，兰芳的人救下80名三条沟人并将他们接到船上，不料船后来漂到大港的地盘，全部人都被杀了。
    不同派别不同地域华人之间的争斗，其实在中国大陆之时就很严重，到了海外内斗依然。但是，大港公司覆灭之后，兰芳公司的日子也就不长了。刘阿生1884年病逝后，公司的人对继任人意见不一，荷兰人趁机宣布接管，虽然一些兰芳的人反抗，但终归大势已去。
    在兰芳的一百多年历史中，始终也没见到过当时的中国政府对他们表示过什么。在《年册》中，有“罗太哥初意，欲平定海疆，合为一属，每岁朝贡本朝，如安南、暹罗称外藩焉”的说法。有人说兰芳曾经派人去清廷请求接纳，当时乾隆并没有接见他们，但派了要员接见，然而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教授李金明认为，所有这些传说都没有史料的支持。更可能的，是兰芳公司在南洋一隅的自生自灭。
    联系清廷当时对荷兰人制造的“红溪惨案”的言论，可以想到清政府的态度。当数万华侨在印尼被杀的消息传到国内，清廷的说法是“内地违旨不听招回，甘心久住之辈，在天朝本应正法之人，其在外洋生事被害，孽由自取”，可见他们对中国移民的遗弃态度。实际上，在清朝的史籍上，很少见到移民的记载。官方对他们不承认也不正视，反而规定，私自出国回来的人要予以追究，使得出去的人更不敢轻易回来。
    倒是高廷，这位对中国华人有亲身接触的荷兰学者，在他的书中这样写道：“涌入婆罗洲西部的移民，大部分是客家人。他们在炎热的赤道，日复一日起早摸黑在金矿里从事一种连当地人也难以忍受的苦工……有这样一个民族，在完全没有祖国的战舰、士兵或大炮支持的条件下，让自己的人民离开美好的家园，到炎热的热带和遥远的海洋去谋生。那里极少有同胞、祭坛和神明，有的只是陌生而敌视他们的异族人。他们并非以成千上万的集体，以强力或全付武装去开创自己的事业，而是一个接一个或以小组的形式前进，最勇敢的人当先锋，每人凭借自身的力量、机智与道义自力更生。难道这不是值得称道的勇气以及肉体、道义上的力量吗？”

尾声
    又过了半个多世纪，到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兰芳共和国”才真正被国人注意到。当时出了一批谈“中国殖民史”的书，罗香林于1941年所著《罗芳伯所建婆罗洲坤甸兰芳大总制考》是其中之一。罗香林在书中考证了罗芳伯的生平与兰芳公司的兴衰，他热烈地赞扬这个曾经存在的华人自治体是“完全主权之共和国”。罗香林写道：“兰芳大总制与美洲合众国，虽有疆域大小之不同，人口多寡之各异，然其为民主国体，则无二也。”“晚近国人之言民主共和者，皆言此制远肇于美，近行于法，而不知先民亦有是举”。更早，梁启超也写有《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可以从中看到在当时中国人日益强烈的民族意识。罗芳伯大约是从那时起成为名人的。

文/国家历史记者 李远江
 

   公元1549年春，御史陈九德向嘉靖皇帝上了一份奏折，弹劾大明王朝第一位抗倭名将、闽浙提督朱纨擅杀96名涉嫌走私的福建百姓。于是，嘉靖皇帝下诏：朱纨暂行解职，回原籍听候查勘。同时派兵部给事中杜汝祯会同福建巡按御史陈宗夔调查事情真相。
    这本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审查程序，稍有自信的官员都不会有过激反应。然而，意想不到的是，朱纨却选择了自杀。
    此后四百多年里，朱纨一直作为忠臣廉吏而载入史册，特别是中日矛盾尖锐的年代，更是和戚继光、俞大猷一同被视为保家卫国的民族英雄。
    然而时至今日，当中国人以世界眼光重温这段历史时突然发现，曾经臭名昭著的“倭寇”并非地地道道的日本海盗，而是以东南沿海华人为主的走私贸易集团。不仅如此，在明朝政府和西方殖民者的双重夹击下，这些海商集团竟顽强地活了下来，并一度控制了整个东亚海域。最重要的是，正是这些所谓的“倭寇”为中国沿海数以百万计的百姓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于是，朱纨的死不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纯粹和简单。

当嘉靖知遇朱纨
    事实上，从接受闽浙提督的任命那一刻起，朱纨的悲剧命运就已经不可避免了。
    1547年，浙江、福建地方官员频频奏报，极言倭寇活动十分猖獗，闽浙百姓深受其害，请求朝廷尽快派员整顿海防，肃清倭乱。
    嘉靖皇帝是明朝历代皇帝中执行海禁政策最严厉的一位。明朝初年，旨在防御倭寇，孤立张士诚、方国珍流亡势力的海禁政策正式出炉。一方面，只允许周边国家到中国进行朝贡贸易，另一方面严厉禁止民间从事海外贸易。一百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反明武装早已销声匿迹，然而，海禁政策却被当作祖制被严格地继承下来。

    在嘉靖帝看来，倭寇既与沿海当地官商勾结又与海外藩国相交通，又有舟楫之便，来无影去无踪，远不如山林草寇那么容易对付。因此，他急需寻找一位既有文韬武略，又坚持海禁政策，并且与闽浙地方势力没有利益瓜葛的大臣。
    经过几番挑选，当嘉靖皇帝看到朱纨的履历时，他很满意。朱纨不仅是进士出身，而且长期担任武职，具有丰富的军事经验，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是坚决的海禁派，与闽浙地方势力素无瓜葛。
    再没有比朱纨更合适的人选了，嘉靖皇帝御笔朱批：“今特命尔前去巡抚浙江，兼管福建福、兴、建宁、漳、泉等处海道提督军务，在杭州省城住札”，以“调度官员，实时剿捕防御”。朱纨临危受命，他将以自己全部的智谋与力量来报答嘉靖皇帝对他的知遇之恩。

海禁与通海之争
    初到闽浙，朱纨很快就发现，所谓的“倭寇”其实并非明朝初年那样的日本海盗。除极少数被雇来武装押运的日本浪人外，绝大多数都是闽浙沿海靠海外贸易求生的中国人。因为承平日久，生齿日繁，闽浙沿海的人口压力十分显著。而宋元以来数百年的海上贸易已经成为东南沿海居民最重要的求生之路。即使在严禁海外贸易的明朝，这种生活方式也没有改变。只要海禁稍有松懈，走私贸易就会蓬勃发展，以至于闽浙沿海几乎家家户户都涉足走私贸易，从而也或直接或间接的与“倭寇”有关。
    但对于走私贸易的历史和原因，朱纨没有丝毫兴趣。他只关心如何才能彻底铲除“倭寇”。在他看来，当地百姓与“倭寇”的密切联系正是“倭寇”屡禁不绝的根本原因。他在《甓余杂集》中点名批评林希元等地方官绅，“不惜名检，招亡纳叛，广布爪牙，武断乡曲，把持官府。下海通番之人，借其赀本、藉其人船，动称某府出入无忌，船货回还，先除原借，本利相对，其余赃物平分”。
    确如其言，以林希元为代表的闽浙官绅确实与走私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他们并不是朱纨所说的“武断乡曲，把持官府”的土豪劣绅。据《明史》记载，比朱纨年长十一岁的林希元，早其四年考中进士，曾经官至南京大理寺正卿。嘉靖二十年（1542年）被黜归籍，回乡精研理学。虽然仕途坎坷，但其著述宏富，被誉为明朝“理学名臣”。
    与朱纨只管埋头做官不同，林希元十分关注国计民生。他自幼生长在福建海滨，对家乡百姓泛海求生的艰辛深有体会，因而对求食海上的走私贸易有着深切的理解与同情。在他看来，保护和资助当地百姓下海通番，甚至从中获利虽不合于天朝法度，但绝不是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但在朱纨眼里，凡是违背朝廷法度的事情都是作奸犯科，必须加以革除。既然朝廷明令禁止沿海百姓私自泛海通番，就必须彻底禁绝。而这项政策是否合理，执行之后会不会断了数百万百姓的生计，则不在其考虑之中。
    于是，坚决执行海禁政策的朱纨与主张通海的林希元及闽浙百姓形成了尖锐的矛盾。朱纨很清楚，如果没有嘉靖皇帝的鼎力支持，自己的任何行动都不免于失败。于是，他特地向朝廷申请，赋予他“从宜处之”的特权。得到了嘉靖皇帝的有力支持，朱纨开始了雷厉风行的治倭行动。

整顿海防
    朱纨到任后，仔细走访沿海各地，针对严重的“倭患”，采取了釜底抽薪的策略：
    他首先从海上贸易的交通工具入手。下令各寨、澳、巡司，民船以载重量三百石、长四丈、宽一丈二尺、吃水深度六尺为限，过限民船必须在半个月之内到官府注册。对违式大船（包括所有民间双桅以上大船），下令酌情付给官银，全部“承买编号在官”，且所编字号要大书，深刻桅下横木，以防调换，以备点检。已在官府注册的民船，仍令原主驾驶看守，但由官府统一管制调用。在此限以内的民船，则仍令其在海上往来谋生，但不许其假借乡官旗号出人，官府亦不予编号。
    其次，朱纨又从人员的管理入手，强化了保甲制度。他认为：“惟沿海官兵保甲，严加防范，使贼船不得近港湾泊，小船不得出港接济。贼船在海久，当自困，相机追击，乃胜算耳。”保甲制度推行不久就收到了显著的成效，“旬月之间，虽月港、云霄、诏安、梅岭等处，素称难制，俱就约束”。
    为了加强对走私行为的打击力度，朱纨还利用嘉靖皇帝特批的“便宜行事”之权，对走私行为施以重典。他要求属下对佛郎机（葡萄牙）、倭寇、中国海盗，以剿灭斩杀为主，以安抚为辅。
    除此之外，朱纨还集中力量整顿军队，加强海防。他设置了一些军事防御设施，添置了战船，并培养了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
    经过一番整顿，闽浙沿海气象一新，沿海居民私自下海的情况大为减少。但朱纨心里很清楚，就在距宁波不远的双屿，以及福建漳州附近的浯屿、月港等地仍然盘踞着大量的海上势力，他们随时都有可能挂帆登岸，使朱纨的努力功亏一篑。经过近一年的筹备，朱纨决定进攻海盗的大本营双屿。

    明朝始终坚守的朝贡贸易体系，已经受到了走私贸易的强烈冲击。如果任由其发展，不仅将导致明王朝丧失东亚海上贸易的主导权，而且势必导致明王朝苦心经营的整个朝贡贸易体制解体，而这更是明王朝统治者所不能容忍的。

走私者的乐园
    双屿，位于浙江之外海，悬居海洋之中，“去城（舟山）东南百里，南洋之表，为倭夷贡寇必由之路”，扼南北航线和中日航线之要冲，“乃海洋天险”。明初，双屿被列为“国家驱遣弃地”，岛民全部内迁，无人居住，遂成为走私贸易船泊聚的理想场所。每当海禁严厉时，浙江本地的走私商人往往引诱外国商船到此贸易，而那些原来在广州贸易的外商，因“欲避抽税，省陆运”，亦纷纷由他们导引改泊双屿，每岁夏季而来，望冬而去。
    双屿最初不过是中外私商的一个季节性贸易场所。直到嘉靖十七年（1538年），大海商金子老据此为营，招来李光头、许栋、王直等人共同营建，相继引来日本私商和葡萄牙商人，这里才逐步发展成为东亚海域最大的海上贸易中心，同时也是中外私商和海寇最大的据点。
    1511年，葡萄牙人攻占马六甲，从此闯入了东亚海域。他们占据双屿之初，主要从事在中国沿海的走私贸易。1542年左右，葡萄牙人“发现”了日本，又开辟了对日直接贸易。然而，在台风季节，他们笨拙的帆船在中国海航行的危险迫使他们致力于获得一个处于满剌加与长崎之间的庇护港口。此外，还需要一个安全的基地，以获得充足的中国生丝的供应。而双屿正是这样的一个安全基地。
    当时葡萄牙人在双屿的贸易活动主要是从事日本、闽浙和满剌加之间的三角贸易。他们与中日私商合伙，从满剌加等地贩来胡椒、香料等东南亚商品，在双屿与当地商人交换丝绸、棉布，然后运往日本出售，换回白银，再用以购买下一趟航行的船货。在葡萄牙人和中国私商的苦心经营下，双屿港的国际贸易蒸蒸日上，盛极一时。
    然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明朝始终坚守的朝贡贸易体系，已经受到了走私贸易的强烈冲击。如果任由其发展，不仅将导致明王朝丧失东亚海上贸易的主导权，而且势必导致明王朝苦心经营的整个朝贡贸易体制解体，而这更是明王朝统治者所不能容忍的。攻占双屿自然也成了嘉靖皇帝与朱纨平定倭乱的关键战役。

主动出击
    1547年，朱纨派遣副使柯乔、都指挥黎秀等分驻漳、泉、福宁诸地，阻遏双屿港湾的私商船只。次年四月，奉命进剿双屿的福建都司都指挥卢镗率福清兵追击一艘倭寇大船，杀死2人，生擒日本倭夷稽天、新四郎，以及中国走私贩林烂四等53人。
    初战告捷，朱纨又命卢镗统各路兵直捣双屿，葡萄牙人和中日私商则坚壁不出，形成围困局面。1548年4月，双屿商船乘着风雨昏黑突围出港。明军一面占领双屿，一面分兵追击。此役共“俘斩溺死者数百人，贼酋许六、姚大总与大窝主顾良玉、祝良贵、刘奇十四等皆就擒。镗入港，毁贼所建天妃宫及营房、战舰，贼巢自此荡平”（《筹海重编》卷五《浙江倭变纪》）。鉴于双屿孤悬于大洋之中，难以戍守，而明军主力“福兵俱不愿留”，朱纨便下令以木石筑塞通往双屿港的南北各水口，使所有船只无法进入内港，从此葡萄牙人和中外私商苦心经营多年的国际贸易大港遂成废墟。
    明军攻占双屿，葡萄牙人和中外私商失去巢穴，余党部分逃往福建之浯屿。而大部分仍留滞浙江沿海，“分泊南麂、礁门、青山、下八诸岛”，或出没于福建北部海域，继续与明军周旋。朱纨指挥明军继续扫荡残敌，经过大小数十战，到同年12月，才将葡萄牙人和中私商海盗船赶出浙江海域。朱纨上奏朝廷：“台温海岛巢穴俱已荡平，凡可栖隐去处遍哨，无警收兵。”他也因此受到了嘉靖皇帝的赞许。
    双屿战后，葡萄牙人移师福建沿海，与当地的葡萄牙人和中外私商汇合，占据厦门附近的浯屿筑成新巢。而明军在朱纨指挥下乘胜追击，包围了浯屿。
    1549年初，恃险困守了3个月的葡萄牙人及其同伙不得不放弃浯屿，于正月二十五日“陆续开洋”。部分葡萄牙商人为讨回商欠重返福建沿海，结果在走马溪附近的灵宫澳下湾中了明军的埋伏。此役明军共歼敌239人，生擒葡萄牙人16名，中国海盗首领李光头及属下120人，朱纨在报捷奏折中写下了“全闽海防，千里肃清”八字，宣告福建抗倭斗争已经取得胜利。

    在嘉靖倭患中，王直集团曾一度协助明朝政府剿灭四处劫掠的海盗，希望以此换取明朝准许自由贸易的要求。结果，海禁未开，自己却身陷囹圄，最终身首异处。与此相反，失去双屿、浯屿之后的葡萄牙人得到的是本国政府始终如一的支持。1553年，他们通过欺骗手段取得在澳门的居住权，重新建立起新的贸易网络，并一度垄断整个亚洲地区的海洋贸易。

震惊朝野的“朱纨案”
    事态的发展并不像朱纨想象的那么顺利。
    漳州百姓几乎家家都参与走私活动，走马溪一战立即引发了他们的恐慌心理。每天都有数以万计的漳州人前来围观被俘的走私贩。百姓听到官军的捷报，不仅无人奔走庆贺，反而指责官军攻击民船，擅自杀人。朱纨在军事上的胜利并不能根本阻遏漳州百姓泛海通番的旧习，于是，再度利用嘉靖皇帝授予其“从宜处之”的特权，未等审问明细即下令将贼首李光头等96人斩首示众。
    然而，朱纨的斩杀俘虏、草菅人命的行为非但没有震慑漳州百姓，反而引起朝野一片哗然。英国汉学家博克舍在《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记》中写道：“百姓们都谴责他们滥杀和酷刑，因为在中国如无皇帝批准而杀人，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朝中众多官僚，尤其是闽浙籍官员也极为不满。
    兵部侍郎詹荣、巡按福建御史陈九德、兵部尚书翁万建等人相继上奏弹劾朱纨，罪名就是“擅杀”。对于众人的指责，朱纨上章辩解：
    “臣看得闽中衣食父母尽在此中，一时奸宄切齿，稍迟必贻后悔。漳州反狱入海，宁波教夷作乱，俱有明鉴。兵机所系，间不容发，先人夺人，事当早计，一面差官赍捧钦给旗牌驰赴军前行事，一面具本于本年三月十八日题请。”
    事实上，朱纨的辩解根本经不起推敲。从时间上看，走马溪之战发生在正月二十日，而朱纨直至杀了李光头等96人之后，才在三月十八日向朝廷六报闽海捷音，说“生擒佛诬蔑郎机国王三名”等，其中必有不可告人之隐情。
    事实果真如此。葡萄牙人克路士记录了一段惊人的秘密：
    走马溪之战后，卢镗“拼命劝诱4名看来比中国人神气的葡萄牙人承认他们是马六甲王。他终于劝服了他们，因为他答应待他们比中国人好，同时又以利诱。他在夺获的衣物中找到一件袍和一顶帽，就问一些和葡人同时被俘的中国人那是什么服饰，他们让他相信那是马六甲王的衣物，所以他马上命令照样再做三件袍和三顶帽，这样他把他们四个人都打扮成一个模样，使他的欺诈变真，使他的胜利更加辉煌。”不仅如此，卢镗还企图私吞船上的货物。“为了更安全做到这一点，不被人一眼识破骗局，他对那些和葡人同时被俘的中国人施行大处决，杀掉其中一些，还决定要杀余下的”，“他奉命动向去见海道（实际上是朱纨）；他命令准备四乘轿子给那四个叫做叛王的人坐，体面地送他们去。其余葡人则坐囚笼，头露出，脖子用木板夹紧，使他们不能把头缩进去，受伤的人亦如此，沿途暴露在阳光和露天里”。朱纨发现了卢镗的阴谋后，非但没有将其问罪，反而与之共同编织谎言。“他们一致同意，为保守秘密，卢镗应继续干他开始干的事，也就是杀掉在那里被俘的所有中国人。他们即刻命令执行，因此共杀了九十多名中国人，其中有几名小孩。他们仍留下三、四名青年和一个男人，通过这些人，他们可以向皇帝证明他们所冀图的，那就是指葡人为盗，隐瞒了他们夺取的货物，也通过他们证实那四人是马六甲王。”
    嘉靖皇帝指派杜汝桢、陈宗夔详细勘查后得知：所谓葡萄牙人其实是满剌加国（即马六甲）商人，每年私招沿海无赖之徒，往来海中贩卖外国货物，未尝有僭号流劫之事。克路士报道的主要情节与杜汝桢的报告基本一致，朱纨擅杀之罪证据确凿，闽浙官僚们对朱纨的弹劾也的确不是罗织罪名。
    要求朱纨停职检查的消息传到杭州，朱纨泪流满面地哭诉：“我既贫且病，而且脾气倔强，决不肯跟奸佞对簿公堂！我是死定了！即使皇上不要我死，福建、浙江参与海上走私的人也必将至我于死地。横竖是死，我宁可自己了断，也不愿死在他人手里。”临死前，朱纨给自己写好了墓志，还作了一首绝命词，然后服毒自尽。
    根据杜汝桢的报告，嘉靖皇帝对朱纨案裁定如下：朱纨身负大罪，反上疏告捷。而卢镗、柯乔与朱纨相佐，应以首犯论处，其他官员如通判翁灿；拒捕顽抗的葡萄牙人方叔摆等4人当处死，其余佛南波二者等51名当安置；现存通番奸徒当如律发配发遣。

余波
    朱纨平寇以后，闽浙沿海的百姓并没有过上安宁富足的好日子。恰恰相反，因为走私贸易不畅，他们的生计反而更加困难。《明史》记载：“闽人资衣食于海，骤失重利，虽士大夫家亦不便也。”而朱纨捣毁双屿港后，舟山的走私海商分裂成主张通商的互市派与铤而走险的寇掠派。互市派的王直集团逃至日本平户后，四年不再回国；而寇掠派的林碧川、萧显、徐海等集团则据舟山群岛为寇据地，四出流劫，终于蔓延成一场旷日持久的嘉靖倭患。
    在嘉靖倭患中，王直集团曾一度协助明朝政府剿灭四处劫掠的海盗，希望以此换取明朝准许自由贸易的要求。结果，海禁未开，自己却身陷囹圄，最终身首异处。与此相反，失去双屿、浯屿之后的葡萄牙人得到的是本国政府始终如一的支持。1553年，他们通过欺骗手段取得在澳门的居住权，重新建立起新的贸易网络，并一度垄断整个亚洲地区的海洋贸易。
    1567年，坚守海禁制度的嘉靖皇帝寿终正寝。新即位的隆庆皇帝立即批准漳州月港开放海禁，准许中国商民出海贸易。铁幕低垂的大明海疆终于从内部撕开了一道小小的裂缝，依稀透进来一线黎明的曙光。

文/国家历史特约 【澳大利亚】 雪 珥

   “今天下一海军争竞剧烈之场耳。古称有海防而无海战，今环球既达，不能长驱远海，即无能控扼近洋。盖海权者，我所固有之物也，彼虽束我，焉能禁我之治海军？”                        

                                                               ——【清】姚锡光《筹海军刍议》

    南沙群岛告急！
    1933年4月，中国军队正在长城各口奋勇抗击从东北汹涌而来的装备精良的日军，长城告急！平津告急！华北告急！
    此时，遥远的南海也传来警报：法国人出兵，侵占了南沙九岛！而早在两年前，当日本军队发动“九一八事变”、步步鲸吞我东北领土之时，法国人就以越南宗主国的身份，对中国在西沙群岛的主权提出质疑。

    一边要对付胃口越来越大的日本人，一边要对付南方不断起兵的内部造反势力，在内忧外患中疲于应对的国民政府，并没有示弱，向法国发出了严正的抗议。在这股热潮中，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走进了天津《大公报》报社，向记者详细地介绍了他当年率领大清海军舰队巡航西沙、宣示主权的故事。
    这位老人名叫李准，四川邻水县人，晚清广东水师提督、民国政府的直威将军，中国第一位在南海各岛宣示主权的海军将领。尽管李准的回忆所涉及的岛屿，并非就是法国人正在强占的，但依然极大地鼓舞了正处身于“最危险的时候”的全国军民。
    故事要从东沙岛的鸟粪开始述说……

东沙鸟粪引来日本人
    东沙岛，一个面积只有1.8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每年在此经营的中国渔船，不下数百艘。这片海域，数百年来一直都是广东、福建沿海渔民的淘金宝库，来此捕鱼的大清渔民中，许多都发了财。
    这里的出产太丰盛了，据广东香山县渔民梁盛向清政府出具的证词，渔民们一般每年要来此三次，主要是捕鱼，在岛上进行腌制，也捕玳瑁，在岛上去鳞晒干。每次能收入2万元左右，沿海一带普遍有“要发财、趁东沙”的说法。
    渔民们在岛上建了一座海神庙，还安葬了数百位同胞，并为这些孤魂们建起了一座祠堂，名为“兄弟所”。
    在西方人的记载中，东沙岛名为“普拉塔斯”（Pratas Island），因为1866年有位名叫Pratas的英国人在此避风。在西方的海图中，东沙岛明确标注是广东之岛屿。
    捕鱼致富的大清渔民们，并没有注意到东沙的另一个富饶资源：鸟粪。千百年累计下来的鸟粪，已经形成了富含磷质的砂矿资源，是绝好的天然肥料，在欧美广受欢迎。根据当时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东沙岛上的磷质矿砂居然厚达15-20英尺。
    这个巨大的鸟粪金矿，无意间引起了日本人的关注。日本商人西泽吉次，1901年因商船遇风暴偏离航道，飘到了这里，发现了岛上磷质矿砂。次年，他率船前来大量挖掘，运到台湾贩卖。这是他从东沙岛攫取的第一桶金。
    西泽吉次决心大规模开发东沙岛。日俄战争结束后，1907年夏，西泽带领120名工人登上东沙岛。他在东沙岛的南端，用废木料建了一个码头，并修建了一条贯通南北的小铁路，还通上了电话、水管，建立了淡水厂，盖起了日式办公室和宿舍。他将这块“无主荒地”命名为“西泽岛”，升起了日本国旗，竖起了日本的主权木碑。
    在西泽留下的文献中，详细记录了开发东沙岛的筚路蓝缕，但他故意略去未说的是：在这块“无主荒地”上作业的中国渔民，被他用暴力强行驱赶，不服从的中国渔民，甚至连渔船都被捣毁。岛上的海神庙、兄弟所等也被尽行拆毁，而数百座中国人的坟墓均被掘开，西泽将骸骨尽行烧化，扔入大海。
    这一年冬天，日本军舰也前来助威，护送商船“二辰丸”号，满载日本移民和军火，计划在东沙长期据守。

英国人的警报
    大清的反应是相当敏锐和迅速的。两江总督端方首先得到消息，他在1907年9月底迅速向外务部报告了该情况，并明确指出：“凡闽粤人之老于航海者及深明舆地学者，皆知道该岛为我属地。” 同时，端方也将情报电告两广总督张人骏，并强调此岛“确是中国之地, 不可置之不问”。
    外务部立即致电张人骏，请他火速查清。但张人骏发现，根据外务部所提供的经纬度，“该处汪洋一片并无岛屿”，而且离广东十分遥远，很难声明是广东的辖地，最为关键的是，广东还没有可以远洋航行的舰船。他请求外务部协调南洋舰队派舰前往调查。
    查清该岛的位置是当务之急，但中国的文献记载，对海域十分粗阔。一年后（1908年），端方才从日本驻宁波领事的口中，套出了具体的经纬度，而此前所查的地点居然与此相差了6度纬度！
    此时，怪事发生了：英国人开始插手。
    1908年9月18日，两广总督张人骏急电外务部，英国驻广州领事提出要在东沙岛上设立灯塔。领事提出，英政府此前曾建议在该岛建立灯塔，便利航运，但因为“不能决断该岛应属何国，应由何人设灯遂作罢议。”
    张人骏认为，英国领事的这份公函，“似系意有尝试”，因此他建议外务部立即向英国和日本两国声明中国对该岛的主权，同时请两江总督端方“派员前往探明，酌立标志，以杜外人觊觎。”一周后，端方则对此做出了更为明确的解读。他认为，英国人是以“拟设灯塔为词”，“明知该岛为日人占据，见中国并未诘问，故为此旁敲侧击之词，暗为提醒，催我布置，详加筹度。” 端方认为，该岛属于中国“虽无旧籍可证”，但在英国官方公布的海图中明确此岛属于中国，建议外务部照会英、日两国，声明主权。
    1909年春节一过，南洋海军副将吴敬荣率“飞鹰舰”远航东沙，确认了东沙岛已被日本人强占，并拍摄了照片作为证据。
    张人骏随即将有关东沙岛的各种文献，包括英、法海军的相关海图，连同“飞鹰舰”拍回的照片，急送北京外务部。在公文中，张人骏指出：“若不设法争回，则各国必援均沾之例，争思攘占，所关非细”，希望外务部“迅与日使交涉，饬将该国商民一律撤回，由我派员收管，另筹布置，以申主权。”

    在全副武装的广海舰护卫下，鲜艳的黄龙旗终于在东沙岛上空冉冉升起。广海舰鸣放21响礼炮，向大清国旗致敬。

交涉
    在获取了大量的证据后，外务部指令，有关东沙岛的中日谈判，由两广总督张人骏负责，与日本驻广州领事接洽解决。
    1909年3月17日，张人骏照会日本驻广州领事赖川浅之进，正式要求日本方面敦促日商从东沙岛上撤离。但日本领事说对此事毫不知情，必须电询日本外务省。3月21日，日本外务省指示赖川领事，日本从未对东沙岛主张过主权，现在也没有占领的意图，但东沙岛确是“无主荒地”，中国方面如果主张主权，则应提供“地方志书及该岛应归何官何营管辖确据”。
    张人骏对此恼火不已，他辩驳说西泽将岛上中国人的海神庙等拆毁，就是在想方设法毁灭证据，但即使如此，遗迹还是清晰可辨，“该岛属于粤境，此为最确证据，岂能为无主荒境？”但日本领事坚持索要志书等。
    虽然中国的志书“只详陆地之事，而海中各岛素多疏略”，但在端方的协助下，张人骏还是找到了大量证据。
    3月29日，赖川领事再次会晤张人骏。在检视了张人骏收集的有关证据后，赖川表示，日本政府可以承认中国在东沙岛的主权，但希望中国对日本商人的投资进行补偿，否则日本政府只能坚持该岛是“无主荒地”的主张。张人骏则质问他，西泽给中国渔民造成巨大损失，那又该如何赔偿。
    几轮交涉后，4月中旬，日本驻北京公使代表日本政府，正式照会大清外务部，对张人骏与赖川的交涉“甚以为然”，但表示，“西泽到该岛创始营业，全系善意，此事结局，纵定位中国领地，而对该商平善事业，应加相当之保护”。
    随后，赖川提出，西泽已为开发东沙岛花费高达51万日金，希望中国政府继续同意他在岛上开采磷质矿沙，期限30年。张人骏对此严加拒绝，他要求：必须将东沙岛归还中国，西泽已经建立的设备，可以经两国估价后由中国政府收购，但同时，西泽必须赔偿损毁岛上华人庙宇和驱逐华人渔民的损失，同时加倍补缴已经开采的岛产、海产的税收。
    张人骏同时派遣“飞鹰舰”协同一艘海关巡逻艇，再度远航东沙取证,收集了渔民们被西泽欺凌的大量证词，还顺道巡视了西沙群岛。张人骏在提交给北京的报告中，提出东沙、西沙“适当欧洲来华之要冲, 为南洋第一重门户, 若任其荒而不治, 非惟地利之弃, 甚为可惜, 亦非所以重领土而保海权也”。
    这次巡视也引起了西方的普遍关注。美国《基督教箴言报》报道说，大清特遣舰队的“吴司令”（吴敬荣）建议朝廷向所有可居住的南海岛屿尽快移民；《洛杉矶时报》甚至还罕见地为官阶并不很高的吴敬荣刊发了画像。
    张人骏并没有放松收集更多证据的努力。5月22日，他电询外务部，提出在1882-1883年期间，各国公使曾经联名发文给海关总税务司赫德(Hart)及总理衙门，请求在东沙岛设立灯塔，而海关的文件档案已被义和团烧毁，请外务部在外交档案中查找。外务部查找了两周，也无所得，却发现了早在1868年，海关总税务司就曾下文要求在沿海各险要处设立灯塔，其中，东沙岛灯塔必须在1874年完成。这一重要文件的中英文原稿，均被立即抄送张人骏。
    在中国强硬的立场和有力的证据面前，日本人逐渐退让，并最终在6月份基本达成意向。张人骏随即派遣洋务处道员魏瀚，与日本领事馆代表一起，于1909年7月17日前往东沙岛评估。结果发现，西泽的投资实际只值30万日元左右。

镇守东沙
    东沙岛事件，也成为广东民意的焦点。
    1909年3 月，惠州代表周孔博到达省城广州，与广东自治会绅商联合起来，集议此事。3 月22 日，李兆书代表粤省绅商，上书摄政王载沣，要求中央立即照会日使，收回国土。3 月31 日，广东绅商集会公议，认为东沙岛关系国家海权与国计民生，应行力争，并决定采取三个步骤来解决东沙岛之事，一是迅速将此事布告中外，以争得公正舆论支持；二是禀文政府，要求政府“切实保护我国渔业并该岛财产”；三是力争到底，即使政府放弃，“竭尽我国民之能力以挽救之”。随后，绅商学各界千余人，在府学宫内再次集会示威。
    同时有人提出，前福建同安县陈伦炯所著的《海国闻见录》曾记有东沙岛，与当下政府所查东沙岛之情形大同小异。两江境内的绅士，也上书端方，积极提供历史资料线索。
    1909年，大清正迎来庶民参政的高潮。全国上下，一年多前发起的抵制日货热潮刚刚平静下去，东沙岛事件，立即成为民意焦点。5月2日《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北京政府如果再不旗帜鲜明地宣示主权，则将被民众看作胆小无能的又一证据。”而此时，因日本方面强行改筑安奉铁路，中日两国在东北的关系开始紧张，东北和华北均掀起了抵制日货的新浪潮，日本人也只能在东沙问题上放手，以避免两线“作战”。
    几番唇枪舌剑后，中日双方终于在1909年10月11日签订了东沙问题条约，明确东沙群岛为中国固有领土，日本人立即撤出；中国以广东毫银16万元收购岛上已建设施，同时，日本人补缴各项税款及损坏庙产等的赔偿合计广东毫银3万元。
    11月19日，在东沙岛举行了庄严的交接仪式。在全副武装的广海舰护卫下，鲜艳的黄龙旗终于在东沙岛上空冉冉升起。广海舰鸣放21响礼炮，向大清国旗致敬。这是大清国第一次从列强手中收回了自己的领土。
    当月，英国人再度示好，驻华公使朱尔典(John Newell Jordan)亲赴外务部，建议中国在东沙岛上设立无线电台，与香港的天文台互通信息，以便准确预报这一海区的风浪。甚至“体贴”地说明，这一举措开支不大，不过4000两左右，却可以同时宣示“该岛为中国领土”。外务部立即批转邮传部研究办理。

西沙：先下手为强
    在办理东沙岛交涉的过程中，保卫南海主权成了广东上下的共识。
    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得悉榆林港西边200多海里处，还有个群岛，西方人都叫它Parcels（即西沙群岛），他认为应当立即前往考察，并宣示主权，以免重蹈东沙岛被人当作“无主荒地”强占的覆辙。他的计划得到张人骏的大力支持。
    李准手上并没有大型军舰，他决心由琛航、伏波两舰组成舰队迅速前往。这两艘军舰都是福建船政所自行建造的木壳军舰，不仅船龄老，马力小，而且在1884年的马尾海战中，均被法国舰队击沉，后来打捞修复，属于“废物”利用。广东水师左翼分统林国祥建议说，这两条军舰实在太老，如今要巡行数百海里，一旦有大风大浪，太危险了，最好还是另调大舰。但李准认为时不我待，决意立即成行。
    李准与林国祥两人，亲自对这两艘军舰进行了严格检查和修理，林国祥甚至将每一节锚链都仔细敲打，如不够结实立即加固。
    数百担大米、各色罐头、汽水被搬运上船，细心的李准还准备了种羊、种猪和种鸡，以及各色稻粱麦豆种子，以备在西沙各岛上放养种植。
    一支多达170多人的考察队伍建立了起来：除了两艘军舰的官兵和李准的卫队排之外，还有当地官员、商人、测绘员、化验员、工程师、医生、各种工人等。此时正值渔船休渔期，100多名小工均从三亚一带募集，一是解决就业，二是依靠渔民带路。
    舰队由林国祥统一指挥，林亲任琛航号管带（舰长），李准则乘坐由吴敬荣担任管带的伏波号。1909年5月19日（农历四月初一），大清舰队正式出航。

巡视西沙
    从李准留下来的回忆录看，此次西沙宣示主权，整个过程充满了兴奋和激动。
    舰队在榆林港停留了几天，5月29日（农历四月十一）下午四点，再度起锚南下。这天晚上，林国祥和吴敬荣两位舰长都紧张得无法入睡，因为根据计算，本应能抵达最近的岛屿，但因为两艘老式军舰马力太小，被洋流带偏了航道，而进入了暗礁区，稍不留神就会出大问题。两艘军舰连桅杆上也放了了望哨，随时观测。
    直到次日中午11点20分，舰队才停靠上最近的岛屿。李准率人乘平底船登陆，当他登上近岸大石后，发现那石头居然会移动，原来是海里的大蛤。李准发现，此岛的椰树上及珊瑚石上，有不少1880年代的德文刻划，显然，德国人曾经在此进行了考察。
    李准将此岛命名为伏波岛，指挥军人和工人，在珊瑚石上刻下了“大清光绪三十三年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巡阅至此”的字样。后世研究者所引用的西沙考察时间，大多源自于此，但实际上，此时间是不准确的。根据张人骏与外务部的电报往来，李准不可能在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来到西沙，而且，李准发表于《大公报》的回忆录，明确说是因为东沙岛的交涉中，受到刺激和启发，才想到尽快在西沙宣示主权。据此推测，可能是李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有误，或记者记录有误。
    李准在伏波岛上命令木匠们伐木建屋，在屋侧树了一根5丈高的白色桅杆，在桅杆上高悬黄龙旗，“此地从此即为中国之领土矣”。
    次日，李准下令将所带的种羊等留在岛上几对，随后便离开了伏波岛，相继登陆其它十三个岛，逐一命名，勒石树碑、升起国旗。
    李准对西沙诸岛的命名，相当随意，除了甘泉岛（因岛上掘出水井，水质甘甜）和珊瑚岛以地貌特征得名之外，其余十二个岛，或以军舰名称命名或以随行诸人的籍贯命名。
    这些官职并不显赫、而且多为候补的官员们，因缘际会地在大好河山中为自己的家乡留下了大名，也是一次意想不到的巨大收获。
    李准返航后，张人骏欣喜若狂，立即将随行测绘员所画的海图，飞章呈交陆军部和军机处，而李准所收集的各种珍奇，开始巡回展览。
    6月14日，张人骏再度致电军机处、外务部，请两衙门代为上奏摄政王，请求调派更为大型的新式军舰前来广东听令，再往西沙巡视3个月。
    收回东沙、宣示西沙后，大清政府相继成立了“筹办西沙岛事务处”和“管理东沙岛委员”，对南海岛屿开展了有针对性的开发。但国人对这些岛屿的资源并不具备开采能力，加上自然环境恶劣，不少商人们都大打退堂鼓，开发相当不顺。如东沙岛的开发，最后不得不由商办收归国营，由财政拨款维持，而主事者也不得不前往日本，向被逐出东沙岛的西泽吉次讨教开发方略。
    更具荒诞意义的是，当1933年法国政府强占南海九岛后，在中国政府抗议的同时，日本政府也向法国提出了抗议。随着太平洋战争的进展，日本最后以武力将南海诸岛统统纳入了自己的范围，而正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百姓，只好从报章上刊登的回忆录中，去回味1909年大清帝国不顾自身羸弱，却有勇气、胆略和智慧亮剑南海的如烟往事……

国家历史6月刊

【开卷】    历史是由良心书写的
【纪念日】   一纸瓜分世界：《托德西利亚斯条约》与西班牙的衰落

【封面故事】   南海，南海
    从历史纵深来看，南海种种，不止于一时一地之争，也非一船一兵之争，也显现出中国500年对待海洋的态度的累积与演进。

    1433年：南中国海的拐点（杜兴）
    攻陷马六甲：扼住南海的咽喉（杨仁飞）
    海水到处有华人——马六甲的守望（莫家浩）
    提督之死（李远江）
    两个东印度公司的南海争夺战（苏琦）
    兰芳：漂在南洋的华人之“国”（黄艾禾）
    开禁南海的地方冲动（刘永峰）
    1909，大清龙旗在南海（雪珥）
    从海防到海权（庄秋水）

【圆桌】   克莱斯勒：被时代抛弃的美国梦
【温故】   烽火舞台——江安，中国现代戏剧的摇篮

【温故】   遗落海外的“八百壮士”
    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在淞沪会战结束之后就消失在人们的视野。而他们的后半段故事，直到七十年后，才为更多人所了解。壮士们由抗战孤军沦为租界俘虏，又成日军俘虏，彻底失去了自由，散落在世界各地，其中一部分甚至长眠异域，魂不得归。

【特稿】   流氓”忠臣洋家将
    建立了洋枪队的美国人华尔，不仅当中国将军、拿中国俸禄，还加入中国国籍，做了中国女婿，成了地地道道的“华籍美人”或“美裔华人”。在美国，他被视为大英雄，而在中国，他曾被推崇备至，后又被彻底妖魔化。

【留影】   寻找有红五星的房子
【发现】   哈布斯堡：遗传毁灭的家族

【地方】   从天上到人间：泰山角色的千年嬗变
【城市】   莫斯科地下的“谜中谜”
【历史讲堂】  
【万物】   “吐真药”传奇

【风尚】  男士内裤：一面名为遮羞布的旗帜
    遍寻男装的历史，恐怕再也难找到像如今的内裤般，能将其实用性和符号性决然分开的例子了。

【收藏】   寻找莎士比亚真容
【专栏】   甲午抗日英雄暗助日军
【世界】   美国黑帮刺杀希特勒
【战场】   德累斯顿的毁灭
【阅读】
【逝者】  拯救孩子的童年

文/国家历史特约 唐眉江

    公元1236年农历10月18日，四川制置司驻地成都。虽已秋意渐浓，却丝毫不减这座“繁盛与京师同”的“西南大都会”的热闹与繁华。虽然南宋与蒙古人的战争已全面爆发，但过惯了富足安乐生活的成都人却丝毫没有觉察到危险的临近。
    事情一开始显得有些荒诞。当一支约三百人的骑兵部队出现在城北驷马桥时，没有人对他们的出现表示惊讶——成都承平日久，不知兵革。尽管这些骑兵的服装迥异于大宋官军，官吏们“犹晏然”地处理着日常的事务，“居民皆纵观”。他们就这样大摇大摆地进了城。突然，有人惊叫：“蒙古人！他们是蒙古人”。街市顿时大乱，市民如梦方醒，四散奔逃，有人自发地抓起身边的长棍短棒，追打起那些察觉不妙后开始驰突起来的蒙古骑兵，更有一些居民搬出自家的桌椅板凳，设置路障，试图围堵敌人。蒙古铁骑虽然素以凶悍著称，但面对“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这支区区三百人的队伍只有仓皇逃窜。这是成都人第一次与蒙古军队短兵相接。

兵祸
    对四川安抚制置副使兼知成都府丁黼来说，蒙古人在成都出现的消息无异晴天霹雳。因为17日他才接到蒙军攻破阆中的密报，谁知刚过一天，蒙军先头部队竟已抵达成都。照此速度，其主力到达，就在旦夕之间，而他的手中只有区区七百名维持治安的牌手、衙兵。早在宋蒙开战不久，丁黼就多次上疏告急，又遣子赴京求援，然而援军却迟迟不见。
    在此前一年，朝廷和蒙古人终于撕破了脸。窝阔台调集各路蒙古大军，远征四方。一路西征，进攻东欧，一路攻高丽，另一路，便是剑指南宋。而四川，则成为窝阔台首要必得之地。位于长江上游的四川，江山险固：北有秦岭屏障，威逼咸阳，可堪东征北讨；东有三峡天险，控扼长江，实为吴楚门户。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其江山险固，退可凭险据守，进能高屋建瓴，筑席卷东南之势。“是故从来有取天下之略者，莫不切切于用蜀。”历史上的秦灭楚，西晋吞东吴，隋灭陈，无不先取四川，借长江之水东下。
    对中原王朝来说，北方的游牧民族始终是一把高悬在头顶上的利剑。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威胁，又多了自东而来。西南，便成为天然的大后方。同时，中国西南边陲没有特别强劲的敌手。从两汉到两宋，除东晋南北朝那一段兵连祸结的岁月外，四川一直是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繁荣的地区之一，在战乱时能接收大量难民，并具备作为稳固后方，长期支持战争的实力。唐时，每当中原王朝遭到战乱威胁，中央政权首选逃亡之地便是四川。玄宗“幸蜀”后，又有德宗、僖宗“幸蜀”（唐德宗逃亡山南西道首府梁州，当时属蜀）。唐僖宗为躲避黄巢进逼而逃离京师，跑到四川后转忧为喜，因为蜀中繁华，“可资赏赐不绝”。凭借川中的富庶和各地进献，僖宗组织起对黄巢的反扑，四年后重返京师。在宋元战争爆发前，巴蜀地区的人口占整个南宋的23.2%，却贡献了南宋三分之一的财税和军粮。
    现在，南宋是否也能如唐时绝地逢生呢？宋室南渡偏安东南后，由于北方尽失，整个西面防务唯有仰赖川陕四路居于上游，依托秦岭拱卫。丢掉四川，于南宋而言，不仅顿失府库，而且门户洞开，长江天险也将变得毫无价值。一句话，蜀在则国存，蜀亡则国灭。
    蒙古人自然也知道四川的重要战略地位。同时，从四川进军，也是当时唯一可行的选择。金国覆灭后，河、淮之间形成了大片无人区。蒙古不善水战，也不敢冒给养困难的危险南下。1234年，李实献策窝阔台，“劝其先谋犯蜀、顺流而下窥江南”（《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68《真德秀行状》）。
    其实，四川并非全无准备、束手待毙。此前一个世纪，宋、金对峙，为了扼阻金兵以关中为后盾，越过秦岭，南宋把四川边防重心放在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深入蜀边的三个险关上，即武休关、仙人关和七方关。为固守三关，南宋又设5州，作为外围防线。这道蜀边防线，在宋、金战争之初曾有效保障了四川内郡的安全，然而，经过1206年吴曦叛宋投金以及1219年金军再次攻破大散诸关后，蜀边关隘摧毁殆尽。真值“关隘疏鲁，旧来备御去处未暇尽修，而损之又损”（魏了翁《鹤山集》卷37《黄制置壬辰书》）时，蒙古人来了，来得比金人更加凶悍狂暴。
    窝阔台先一个个拔除南宋分布在蜀边的据点，然后于1236年8月率50万大军攻蜀。宋军在阳平关与蒙军展开大战，大败，蜀地门户顿开。四川安抚制置使赵彦吶率残军逃向四川内郡，一些守将纷纷弃官逃跑。一时间，潼（今三台）、遂（今遂宁）、顺庆（今南充）“皆无守臣”。蒙古人剑指四川首府——成都。
成都两百多年未经兵火，“师少堞怀”，无险可守，俨然蒙军盘中餐点。丁黼望穿秋水也没有盼来朝廷的援军，更雪上加霜的是，赵彦吶与丁黼素来不睦，蒙古挥兵成都时，他早率军退往夔门（今奉节），成都遂成孤城。

城破
    当时的四川，是个多么让人骄傲的地方。这里有全国最好的茶叶和丝织品，有世界最早的纸质货币，有全国最多的书院，出全国最好的文人，保存全国最多的古籍善本……“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得及此间无。”谪仙人的赞歌言犹在耳，蒙古的铁骑已至城下。
    19日夜，蒙军西路统帅阔端率领的十万大军进抵城下。丁黼的心里一定悲凉而绝望。他谢绝了幕僚让他效仿其他官吏出逃的建议，决心与城市共存亡。是夜，丁黼亲帅将士，乘夜出城劫营。无奈众寡太过悬殊——劫营不成，丁黼阵亡于激战之中。丁黼死后，制置司参议王翊继续组织抵抗，但由于城防年久失修，百姓缺乏军事素养，24日，成都城破，王翊自杀殉国。
    面对惊恐的百姓，无穷的财富，阔端的命令只有两个字：“火杀”。蒙军驱赶城中居民，以五十人为一批，集中杀戮，为保证杀死，又对尸体逐一补刺。蒙军将成都在两个半世纪的和平中积累起来的财富焚掠一空，并很快撤出这座已沦为地狱的死城。后来，宋将贺靖“权成都，录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赵汸《史母程氏传》，载《全蜀艺文志》卷51下）。
    这一年，攻陷成都后，阔端分兵四出，深入四川内部郡县大肆抄掠。四川“五十四州俱陷破，独夔州一路，及泸、果、合数州仅存。”经过这次蹂躏，四川满目疮痍，残破不堪。然而，这仅仅是一出历史大悲剧的序幕。此后的四十余年里，蒙（元）军队不断在这片土地上进行野蛮的杀戮、掠夺和破坏。四川也在此进入历史的拐点，由此急转直下，再不复“繁华盛丽天下无”的荣光。

喘息
    从这次掠劫开始，四川的主体与经济中心，沦为了宋蒙双方反复拉锯与争夺的地区，由于蒙军采取的是纯破坏性策略，不占有土地，只屠杀毁城，四川已经失去了对南宋的“府库”作用。然而，南宋却万万不能失去四川，即便南宋能够长期控制的地区，仅是嘉定、神臂城（泸州）、重庆、钓鱼城（合州）、万州、夔州一线所防卫的川南、川东局部地区，但这是四川最后的底本，是南宋的西大门。南宋最高统治者认识到了四川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一改过去“轻蜀”，认为无蜀亦可立国的方略，决定以“保蜀”、“救蜀”为要务（《宋史全文》卷32）。
    四川就像一块巨大的海绵，在治世，挤出的是茶叶，是丝绸，是财富，是人才，是诗情画意，在乱世，这块海绵输送的是一个王朝最后的血脉，是对异族最坚决的抵抗。蒙古人没有想到，他们的铁骑横扫亚欧，覆灭各国，最多只需二十余年，征服这个盆地却用了将近半个世纪，甚至在1276年南宋朝廷投降后，这里的人们依然在坚决抵抗。
    劫后余生的人们明白，只有抵抗，才能免遭“火杀”。唯一称得上幸运的，是1241年十一月窝阔台卒，到1251年6月蒙哥即位，这10年间，蒙古内部纷争不休，无暇主动部署对宋战争，南宋由此获得喘息之机。
    1243年春，宋理宗派遣在两淮抗蒙战争中战绩颇著的余玠任四川安抚制置史兼重庆知府，入蜀主政。四川盆地多方山丘陵，河道弯曲，常形成两面或三面环水的突出部高地。余玠利用这种易守难攻，不利蒙古骑兵展开的地形，在四川的主要江河沿岸及交通要道上，选择险峻的山隘筑城结寨，在1243－1251年的八年里，余玠领导四川军民修建、扩建了20座山城。目的只有一个，保卫长江水道，防止敌人顺流东下，进攻江南。各城“皆因山为垒，星罗棋布”（《宋史•余玠传》），四周多为峭壁，山顶平阔，有田土可耕，林木可用，水源充足，易于长期坚守。平原、浅丘上的府州治所，也大都被搬入山城，比如成都府就被迁入云顶城（今金堂县云顶山），泸州被迁入神臂城。其中最典型的，无疑是著名的钓鱼城。
    1243年，余玠采纳冉琎、冉璞兄弟建议，筑钓鱼城，移合州州治、石照县治于其中。此城位于渠江、嘉陵江、涪江汇合处的高山上，三面环水，高出周边山丘三百余米，地势险要。外城筑在悬崖峭壁之上，城墙系条石垒成，山周围有大量耕地，水源丰富，可供长期坚守。1254年王坚知合州后，将城防修建得更加坚固，并召集流散，实行屯垦、练武，不断加强战备，当时城内守军有四、五千人，军民共两万左右，最多时甚至集中了十余万军民。
    一旦战事爆发，各山城间相互协调、配合、支援，避免各自为战，被敌军各个击破。这种整体配合作战的方式屡奏奇效。1252年的嘉定会战，余玠就是依托嘉定的山城防御体系，将蒙古军队的进攻堵死在坚城之下，然后调集全蜀精锐，主动出击，大破蒙军。蒙军在撤退过程中，又先后在云顶城、苦竹隘、剑门关等地遭到宋军有组织的阻击。
    就是这一道防线，阻挠蒙古铁骑数十年。蒙军在这些成体系的山城面前付出了惨痛的损失，只好步步为营、逐城攻打，一城一地地慢慢蚕食，而这势必旷日持久、代价高昂。这场惨烈而漫长的拉锯战，绝响便是“上帝折鞭处”——钓鱼城。

钓鱼城
    1258年蒙军第二次大举攻宋，4万人分三道入蜀，主力就是由蒙古大汗蒙哥亲自率领的西路军。蒙军相继占据剑门苦竹隘、长宁山城、蓬州运山城、阆州大获城、广安大良城等，直扑钓鱼城。
    起初，蒙哥并不希望硬攻钓鱼城。他派出南宋降臣晋国宝前去招降，哪知钓鱼城守军干脆一刀宰了晋国宝。招降不成，蒙军对钓鱼城展开了轮番攻打，并多次组织精兵悍将强攻。4月24日，蒙军一度登上了西北城头，但在宋军的拼死反击下被打退。蒙军虽于六月初三战三捷，击溃了吕文德所率进援钓鱼城的宋军，但却始终无法破城。蒙军前锋大将汪德臣不得已于夜间组织死士偷袭，被王坚率军击退。天亮后，心有不甘的汪德臣冒险单骑来到城下，向王坚喊话劝降，王坚回他以飞石，汪被飞石击中，旋即不治而亡。
    这时，蒙军久攻不克，又逢酷暑，将士水土不服，军中疾疫流行，战斗力大减。而宋军的抵御丝毫未见颓势，为了表明粮草充足，钓鱼城守军甚至故意将两条各重三十斤的鲜鱼和百余张蒸面饼抛射给蒙军。为侦察城内虚实，蒙军又建“桥楼”了望，但了望者刚爬至高处，就遭宋军炮击，正在现场督战的蒙哥也“为炮风所震，因成疾”（无名氏《钓鱼城记》，万历《合州志》卷1），并于7月死于金剑山温汤峡。当时，西征两河流域的旭烈兀，已经洗劫了巴格达，占领了叙利亚，正要进军北非，听闻蒙哥死讯，立即撤军回蒙，进攻南宋湖北鄂州（今武昌）城的忽必烈，进攻潭州（今湖南长沙）的塔察儿也纷纷撤调主力军回蒙古高原。蒙古贵族间展开了争夺大汗宗主之位的长期战争，蒙古帝国对世界的征服从此出现转折，走向颓势。蒙哥的死地钓鱼城，也由此延续宋祚20年，缓解了欧亚战祸，流产了蒙古劲旅对非洲的征服，被西方世界称作“上帝折鞭处”。
    直到21年后，蒙古人才真正得到钓鱼城——但不是靠武力攻下的。那时南宋朝廷已覆灭了两年，钓鱼城已是孤城，守将王立为保全一城军民生命，请降于元西川行枢密院副使兼王相李德辉。四川这块海绵，至此挤干了自己的最后一滴血。

尾声
    从1231年蒙古军队首次侵扰川边，到1279年钓鱼城陷落，宋蒙围绕四川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争夺。四川是最早抵抗蒙古侵略的南宋地区，也是抵抗蒙古侵略时间最长的南宋地区。这次战争持续时间之长，双方投入力量之大，伤亡人口之多，反复争夺之激烈，在中国战争史，乃至世界战争史上都不多见。
    四川军民的顽强抵抗招致了蒙军的大量报复性屠杀。“屠成都，焚眉州，蹂践邛、蜀、 彭、汉、简、池、水康，而西州之人，十丧七八矣”（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宋代蜀文辑存》卷84），特别是在若干争战激烈地区，蒙古军更是屠戮惨重。“昔之通都大邑，今为瓦砾之场；昔之沃壤奥区，今为膏血之野。”除战火的破坏、蒙军的屠戮，还有长期战事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粮食严重短缺，不少地方甚至出现了食人的惨剧。四川人口锐减，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的统计，嘉定16年（1223年）川峡四路在籍人口数为 660万左右，可到了元代，四川行省在籍人口数下降为61万人，何况这还是元世祖至元27年（1290年）的数据。最为残酷的，是战争造成文化资源的损失，文化精英的摧残和流失，葬送了四川历时千年建立的文化基础，“人文之盛，莫盛于蜀”亦成明日黄花。
    自宋末元初战乱之后，四川在历史上长期失去了原本的重要地位。元平定全国后，将“四川路”中利州东路的兴元府、洋州、金州，利州西路的天水军、西和州、成州、阶州划入陕西行省，将文州划入宣政院辖地。这样一来，即便将来四川经济力量恢复，也无法利用和上述地区的历史纽带关系再度反元。在军事地位日益降低的同时，在经济和文化上，四川也丧失了它曾经的显赫地位。在元、明两代，四川的传统经济，如茶、丝，都已失去了她以前在全国的领先地位，降至清代，人们几乎忘记了四川曾经生产过最好的丝、茶产品。
    四川由此成为中国一个普通的行省。然而，这片曾创造了灿烂文明的大地，在废墟之下，默默地收蕴力量，积蓄元气。她宽厚而坚忍，直到近700年后抗日战争打响，中华民族再度面临存亡之际。古老的四川再度以大后方的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再度成为绝地——绝处逢生。

    北宋嘉祐元年（1056年）春天，未满20周岁的苏轼和弟弟苏辙在父亲陪伴下，离开家乡，踏上了进京赶考的路程。一路上，他们走出剑门、翻越秦岭、经过关中后，继续向着东京汴梁跋涉而来。在苏轼的一生沉浮中，这实在是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但它却属于一个伟大时代渐渐开始时的紧密一环。

文/国家历史记者  刘永峰

    北宋嘉祐元年（1056年）春天，未满20周岁的苏轼和弟弟苏辙在父亲陪伴下，离开家乡，踏上了进京赶考的路程。一路上，他们走出剑门、翻越秦岭、经过关中后，继续向着东京汴梁跋涉而来。
    时节虽然已是四五月份，但在北方的崤山地区，偶尔还会有寒冷如冬的景象。这一天，父子三人在路过陕县二陵道的时候，寒风冷峭，纷纷洒落的白雪覆盖了崎岖不平的山道，使得路径难辨。他们乘坐的大马，被盖在雪下的乱石绊倒在地，折断了蹄脖，痛苦地呻吟着，不久死去。苏氏父子只好徒步在雪地里艰难地前行。向晚时分，他们投宿在渑池山间一家寺院。那一晚给初出远门的苏氏兄弟留下美好的回忆，寺里的老和尚不仅盛情款待了这三位远道而来的过客，而且在客人临走之时，还将寺内仅有的毛驴赠送给他们。苏氏兄弟感动之余，便做诗题写在寺院的墙壁上。然后，父子三人乘着毛驴在融化的雪地里离开渑池，向东而来。
在苏轼的一生沉浮中，这实在是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但它却属于一个伟大时代渐渐开始时紧密的一环。

唯蜀有才
    即便不论苏家的诗书传统，历史上司马相如、扬雄、陈子昂、李白等这些“奇瑰磊落”的人物，也都是从那块隐藏于西南一隅的神奇土地上走出去的。这些走出四川的学人，所取得的成就，在每一个时代都是最顶尖的：司马相如是汉赋写得最好的，扬雄是汉代最为博学多才的作家学者，慷慨高蹈的陈子昂唤醒了唐诗的风骨，李白是唐诗作得最好的两人之一，而另一人晚年也入川了。于是，早在东汉，班固就已在感叹四川“文章冠天下”了。
    而孕育出这些人才的四川，却悬隔四海、远离中原，也从来都不是中华文化的中心。地理上天然内向，而通往外界的水路、陆路都是那么凶险，极易造成四川的封闭与独守，我们却又看到它在文化上竟是那么开放。这是一些颇为费解的问题。
    或许可以这样解释，四川地理的内向，客观上为川人出川带来重重阻隔，但在心理上却激发了川人“走出夔门”的强烈愿望。这是一种激烈的反弹，一种义无返顾的跨越。古蜀先民为了开拓视野，从未停息过蜀道的开辟，这一传统，也为后世川人在更广阔的天地里闯荡提供了不竭的动力。
    四川从不畏惧与外界的交流，但在古代，往往是中原王朝最为强大的时候，它们的影响才能波及西蜀。因而当历史上最为强盛的王朝，打通入川的蜀道时，四川所吸收到的也往往是最为浩荡充沛的元气。这样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中原最优秀的文化往往浩然长存，并与当地的血统不断交汇融合。这也许是为什么四川的人才常以气象“大”而著称的原因吧。
    李白出川之后，四川再次选择了沉寂，仿佛故意以漫长的积蓄，而等待下一次的爆发。果然，北宋1037年，四川倾其厚积300年的元气开始了又一次造化，而这一次它选择了眉州，选择了苏轼。

眉山钟秀
    中国人的观念中，一个人若诞生在山清水秀的地方，那么他往往能得益于天地间丰沛的灵秀之气的滋养。
    宋仁宗景佑三年（1036年）年底，当苏轼诞生的时候，他所降临的人间，便是这样一个清秀美丽的地方。当时，眉州虽然不大、但依然舒适别致。镇上街道整洁，五六月间，路旁的荷花盛开，香气弥漫。像四川其它很多地方一样，这里山川秀美、景色迷人。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曾这样描写苏轼的故乡眉州：“在千年万古为阴云封闭的峨眉山的阴影中，在乐山以北大约四十英里之外，便是眉州的眉山城。”“幸亏战国时代李冰的治水天才，当地才有完整的水利灌溉沟渠，千余年来始终功能完好，使川西地区千年来沃野千里，永无水患。蟆颐山的小山丘下，稻田、果园、菜圃，构成广漠的一带平原，竹林与矮小的棕树则点缀处处。”这样的山水足够滋养出元气十足的性灵了吧。  
    当苏轼长到八九岁时，眉州的山间水上已经留下了他弱小的身影。他都是带着更小的弟弟苏辙一起玩耍，有山可登，有水可游，哥哥总是提着衣服先到。碰上不能过去的地方，小苏轼先是怅然很久，等到“翩然独往”时，则“逍遥泉石之上”，采撷林花，摘拾涧中的野果，渴了就喝一口溪水，见到的还以为是个神仙。
    以后，在天庆观、在连鳌山栖云寺、在三峰山、在实相寺、在青神山唤鱼池上，苏轼登山临水、诵诗读书，他慢慢长大了。
    清秀山水很容易使得年轻的苏轼陶冶出诗意的情操，而父亲也开始亲自教诲两个儿子，此外，苏家本有家学渊源。根据其家后来所修的族谱，眉山苏氏的始祖乃是初唐“文章四友”之一苏味道，而与其并名的另一位诗人杜审言则是后来诗圣杜甫的祖父。唐之后，中原动乱，蜀中相对安定，大姓家族仍保持了士族旧习，虽政治特权不再，“但文化上的优越性、经术传家的传统以及在民间的影响力，还不衰息。”
    随着两兄弟年龄的不断增长，苏轼、苏辙也日益展现出卓异不凡的才学天分。于是，嘉祐元年（1056年），苏洵带上苏轼、苏辙两个儿子，拿着朋友张方平写给韩琦、欧阳修等人的介绍信，就上京赶考去了。

佛老情缘
    如果说雄奇灵秀的山水赋予了苏轼诗人的性灵，那么古代四川浓郁的宗教气息则在另外一些方面影响到这个眉州人的气质。蜀地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她成为各种宗教扎根繁盛的理想之地，正如晋代葛洪《神仙传》中所言：张陵“闻蜀民朴素可教化，且多名山，乃将弟子入蜀于鹤鸣山隐居。……依法修炼。”川人李白也曾在诗中感叹：“蜀国多仙山，峨眉邈难匹。”
    与中原文化重礼、荆楚文化重巫不同，巴人重鬼，而古蜀则是重仙。“仙国”正是古蜀的特色“魂为心灵，魄为体灵”，蜀人对灵魂的思考开始得很早，但它不是悲观、厌世的，而是乐观、幻化而浪漫的。在蜀人早期的浪漫想象里，蚕丛鱼凫的传说，望帝魂化杜鹃的梦幻都反映出这种“仙国”色彩。因而在汉代，道教在形式上最早从四川发源；唐代，四川的道士更是因“能以精诚致魂魄”而天下闻名。
    在苏轼的家乡，佛家的影响也同样显著。在离眉山不远处，便是佛教圣地峨眉山，及世界最大的石刻佛像——乐山大佛，可见当地敬佛之盛。而佛学界素有“言禅者不可不知蜀”的说法，又可见四川佛教水平之高。
    这样的环境，使得苏轼从小便跟佛老结下了情缘。时人惠洪《冷斋夜话》引了苏轼一句话讲：母亲在怀孕的时候曾梦到一个身体颀长且一只眼睛失明的僧人，前来投宿，于是第二天便产下了苏轼。
    如果说用这样的记载来解释苏轼的佛缘不免有些夸诞的话，那么苏轼从小与道家的接触则是具体实在的。苏轼八岁的时候入小学，便是在天庆观跟随张易简道士学习三年，在道观内跟随一个道士完成童子业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当年同学中，还有一位叫陈太初的道童，常与苏轼一起讨论周易，后来学成得道，在元祐末年尸解飞升了。
    后来，大概不能学习做诗的缘故，苏轼离开了天庆观。十三岁时，兄弟两人便跟着父亲学起了圣人经济的文章，终没有进一步被仙山佛国所诱惑。但我们知道，几十年后，苏轼被贬黄州时，正是借以佛老思想才实现了自我生命的一次超越，也使得儒、释、道第一次如此奇妙地融合在一起。当我们考察中国文化史上这一成就时，除了宋代文化的成熟，它的实现是不是也应该与苏轼很小就已被古蜀的佛道气息所启蒙出的慧根有关呢？

北出剑阁
    第一次出川的时候，苏轼还未满20周岁，而苏辙也仅仅是个18岁的少年。但父亲似乎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让两兄弟出川进京以“骋其逸力”了，这固然与二人年纪轻轻就展示出天才的禀赋有关。另一方面，熟知蜀地风物的苏洵，也曾不止一次地谈到，虽然“天下之地，险固沃美无如蜀者”，但安逸的环境又极易使得“人性骄侈”、“嗜利而好荡”。父亲也不愿让那紧紧包裹着巴蜀大地的崇山峻岭再禁锢儿子们的前程了。
    出川的道路自古都是凶险的。从蜀中到京城的道路，有两条：一条陆路，一条水路。陆路北上出汉中，穿越秦岭的一些山谷，到达汉中，然后东折；水路即沿长江出三峡，到荆州一带后换陆路北上。
    1056年，苏氏父子三人经由成都北上、西出剑门，走的便是陆路。几百年前，这条路的艰险被另一位走出四川的天才诗人这样描写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一路上山高回日，深渊万仞，古木藤蔓遮天蔽日，不但黄鹤飞不过去，猿猴也没法攀援……其实走水路，要经过举世闻名的三峡，其艰难程度一点也不逊色。
    四川之地本身的地理特征，也形成蜀中相对独立的文化风貌。对此，王水照先生《苏轼评传》中写道：“五代前蜀、后蜀统治期间，蜀中人士率洁身自好，隐遁野处，不奉迎割据政权；而当《花间》词风盛行于后蜀的宫廷内外，直至宋真宗时代西昆体诗文风行之时，蜀中野处的文士依然坚持着古老的传统，‘通经学古，以西汉文词为宗。’这自是很可贵的风气。”
    此时，遥远的京师正在发生着一件大事——“庆历新政”。在宋初名臣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的努力下，力排靡丽空洞的西昆之气，一种新的风尚正在逐渐形成。它“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而这恰恰是与苏洵的学识、文章、性气相符合的。”（《苏轼评传》）于是，这就不难想像苏氏父子名动京师的景象了。
    此次进京赶考，眉山三苏声名鹊起，但母亲突然在家乡去世，父子三人急忙赶回故乡奔丧。按照朝廷律令，苏东坡和弟弟须为亡母居丧守礼两年零三月，在此期间，他和妻子王弗过着寻幽青山、读书绿水的生活。
    此后，1066年4月，苏东坡还回过一次四川，他的父亲去世了，于是他和弟弟辞去官职全身缟素护送灵柩回乡。这次苏东坡在峨眉山外的故里再次服孝两年零三个月，他在父母的墓旁盖了一座小庙，种了三千棵松树。服孝期满后不久，苏氏兄弟北上剑门从陆路返回汴梁，从此再没有回过故里。

黄州突围
    元丰二年（1079年），声名显赫、又屡屡指摘新政弊端的苏轼，终于让那些借新法谋己利的当权者无法忍受了。于是当年七月，御史中丞李定、御使舒亶、何正臣等弹劾苏轼诗语讥讽朝廷，神宗随即下令将苏轼下御史台审理。7月28日，刚刚上任知州不久的苏轼就被逮捕系往京城去了，时人这样形容当日的情景：“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
    12月底，“乌台诗案”结案，苏轼被贬到黄州。出狱后，他被人押着，远离了家眷，经过长途跋涉，来到长江边上的一个荒凉的小镇，临时寓居在一座残破的寺庙定慧院内。每日三餐，随僧人一同吃一些粗淡饭菜，“惊魂未定，心境孤寂”。白天的时候，苏轼多数会闭着房门，很少见客，偶尔做一些打扫的差事。到了晚上，每每从梦中惊醒的时候，他辄乘着月光，逍遥散步在江边、竹林或海棠树下。
    如果说20年前雪泥鸿爪的比喻，是认为身世飘渺不定，人生“皆为偶值，无处可以长守”， 苏轼深深感到身随朝廷差遣而不能自主、不能安定的通苦。那么，这里孤怀寂寞、不被理解、而又“拣尽寒枝不肯栖”的“孤鸿”，虽然依旧没有找到栖息的场所，但却多了几分主体的意识，毕竟开始自己主动地寻找栖息的场所了。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说：“苏东坡幸而死里逃生，至少是个惊心动魄的经验，他开始深思人生的意义。在六月他写的别弟诗里，他说他的生命犹如爬在旋转中磨盘上的线蚁，又如旋风中的羽毛。他开始沉思自己的个性，进而考虑如何才能得到心情的真正安宁。”他首先“由情势所迫，要一变而为农夫”，开始像当地的百姓一样亲自耕田。由于这块荒地在州城旧营的东边，因而取名“东坡”，他也由此自号“东坡居士”。
    “苏东坡这种解脱自由的生活，引起他精神上的变化。”反映在写作上，他之前的尖锐、紧张与愤怒，全都消失了，“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诙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苏东坡传》说：“在苏东坡完全松弛下来而精神安然自在之时，他所写的随笔杂记，就具有此种醇甜的诙谐美。”
    在这人生的低谷时期，他常常在一棵山楂树下散步，境界大进。他在一个春水共长天一色的山坡上修筑了著名的雪堂，写下了《前赤壁赋》、《后赤壁赋》、《记承天寺夜游》等作品。一天，他给友人写信说：“下十数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也。何必回乡哉？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他不必害乡愁之苦了，因为故乡已被他化入到本性之中。
    从此，在大地上吟啸徐行的东坡居士，便成了苏轼最广为人知的形象。它也标志着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处世哲学达到了一个新高度。正因此，《苏轼评传》说：“在后世中国文化人的心灵世界里，无不有一个苏东坡在。即此而言，苏轼的意义可以与我们民族的文化性格的铸造者孔子和庄子相匹敌，而且，由于苏轼的出现，才基本完成了民族文化性格的铸造：用更超拔的人生领悟，将孔、庄两种人生态度统一于一种人生模式。毫无疑问，苏轼的人生模式是体现我们民族文化性格的最典型之模式。”

图说：元祐元年（1086年）苏轼兄弟、黄庭坚、李公麟、米芾、蔡肇等十六位名士，于驸马王诜宅邸西园集会。马远据此所绘长卷共分四段。此为其中一段，写米芾挥毫作书，诸文友或立或坐，凝神围观。

天涯归来
    在黄州四年后，苏轼又离开了。此后十几年，宦途上依旧是波诡云谲，不管是高居庙堂，还是外任地方，他都积极地创造着自己的人生，虽“无求于君”，但也尽心尽力、“实无负吏民”。
    61岁那年，苏东坡被贬居海南，仍然坦然自处，他自己酿酒、种菜，“认为其味胜过粱肉”；在菜园里还种上药草，不仅自己调理，还施与别人治病。那时候，苏东坡常以圣人自比，因为他确信领悟了人的生存价值。正是这次贬窜，为中国历史留下了一位思想和文学都进入炉火纯青境界的文化巨人。
    北宋元符三年（1100年）五月，在遥远的海南岛，已准备终老天涯的苏轼，接到了朝廷恩准其内迁廉州（今广西合浦）的告命。于是，六月初，苏轼离开了已居住三年的儋州，并在二十日的夜晚渡过琼州海峡，踏上了北还的路途。渡海之后，他先是在雷州半岛盘桓一月，然后奉命继续北上。这是苏轼生命的最后时光，他就像是一只春天归来的大雁，从南到北，一路奔波，不遑起居。每到一处，他寻访旧友、凭吊故人，然后又要起身到下一个地方。1101年7月28日，苏东坡在常州病逝，当时朝廷已任命他为四川一家寺庙的管理者，让他回老家养老。但他最终与他走出的故乡失之交臂。

文/国家历史特约 陈世松

    谁是四川人？要回答这个问题，先得从“四川人”的概念说起。从概念上来讲，四川人有两种含义：其一是作为群体概念，由若干不同的四川人所构成的特殊社会群体，是具有地域文化精神的文化共同体；其二是作为具象概念，有具有自然生命特征、社会习俗和文化意识的独立的文化个体。
    作为群体概念的四川人，是以共同的居住地域、经济生活、语言和文化心理素质为纽带而形成的稳定的人群集合体。共同的居住地域——四川盆地为人们提供了共同的生存空间，而要使他们彼此粘合在一起，还得有两个因素：共同的血缘、共同的文化。如果把四川盆地比作是“物质”的“黏合剂”的话，那么，共同的血缘、共同的文化就是“精神”的“化合物”。
    纵观四川历史，四川人群体概念的演变大致经历了秦汉、宋明、清代三个不同的阶段。

秦汉：巴蜀同俗
    秦汉时期，中原移民大举进入四川盆地，为巴蜀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面貌巨变带来强大的推动力。巴蜀本土文化与中原文化相融汇，使巴蜀地域文化纳入中华文化圈，呈现出基本涵化于中原文化的格局。生活在四川盆地的众多民族，以一定地缘、血缘和文化为纽带，逐渐融合成为一个具有共同地域文化精神的群体——巴蜀。
    东汉史家班固敏锐地观察到，巴蜀风俗习惯大体相同，进而在《汉书》中第一次用“与巴蜀同俗”五个字来加以概括。这表明生活在四川盆地的巴人和蜀人，已经以其共同的生活方式、社会习俗和文化心理，有别于其他地域的人，一个文化共同体已经在四川盆地初步形成，从而宣告了中国南北“一方人”已经独立于中原舞台之上。
    虽然当时还没有出现以“四川”命名的行政建置，因而它还不是以“四川人”名号登场的，但这并不妨碍它对这一地域独特文化心理和居民群体性格的塑造。当然，要改变以巴蜀作为这一文化共同体代号的习惯称谓，还必须等到一个完整、清晰的四川人的概念产生以后。而完整、清晰的四川人概念的问世，则是以四川行政区划作为前提的。

宋明：“他是四川人”
    众所周知，上古时巴蜀先民共同居住的那个地域，在秦时被设置为巴郡、蜀郡，汉代叫益州，唐代改为剑南道，后分为剑南西川道和剑南东川道。在唐玄宗以前的行政区划，只有东、西两川，故简称“两川”。唐玄宗时对此区划作了调整，有了剑南西川道、剑南东川道和山南西道的设置（山南西道辖今陕南、川北地区，治所在今陕西汉中）。这样，便有了“三川”的简称。到了公元1001年宋真宗即位后，又在益（成都）、梓（三台）、利（汉中）州三州之外，新置了夔州（今重庆奉节），于是，这一行政区划在宋代便被称为“川峡四路”，后来就简称为“四川”。这就是“四川”的来源。
    稳定的四川政区的形成，为长期生活居住在这一地域、并已经形成为一个共同文化体的正式得名创造了条件。据个人目前所及，“四川人”一词最早出现在北宋末年。据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81记载，靖康二年（1127年）二月，金军攻占北宋京城汴京（今河南开封），俘虏了三十多名“博通经术者”的太学生，“其乡贯多系四川、两河、福建”。为了区分他们，书中将其称呼为“四川人”及“两河人”。北宋合称河北、河东地区为“两河”，相当今山西与河北中、南部一带，它与“四川”都是属于地域概念。《三朝北盟会编》根据其所在地域，将他们分别称为“四川人”和“两河人”，这大概是沿用当时习惯的称谓。所不同的是，“四川人”所居住的行政区划不仅是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而且区域内早已存在一个独特的文化共同体；所以，当“四川人”冠在它头上的时候，预示着一个稳定的地域群体犹如瓜熟蒂落般诞生了。而“两河人”却成为历史的匆匆过客，此后不再以地域群体现身。
    对于居住在四川盆地的这一文化共同体来说，四川人既是自称，同时也是他称。根据《三朝北盟会编》将“四川人”与“两河人”并列的行文判断，这里的“四川人”属于他称。后来到了明代，在文献资料中“四川人”既有自称的含义，也有他称的含义。例如《明宪宗实录》卷11记载，明英宗天顺八年十一月丁巳（1464年12月6日）那天，有一位名叫孙敬的兵部给事中官员在朝堂之上启奏道：“臣等俱四川人，见本处地（方）盗贼生发，攻掠州县，民居惊惶，不（能）安事业。”此处的“四川人”当系自称。而在《徐霞客游记》中，这位旅行家在贵阳远郊的水车坝发现，有许多“川人结茅场侧，为居停焉”。他于是“饭于川人旅肆”。此处的“川人”即“四川人”。因为，他随即提到在贵州当官的川人就有：巡按君冯士晋、普安游击李芳先，他们均为“四川人”。这里的“四川人” 显然又是作为他称出现的。
    秦汉之后的巴蜀地区，因为战乱曾经多次发生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如在从东汉末到西晋，从唐末五代到南宋初年的这两个历史时期，均有大批北方人迁居巴蜀。而元末明初则开启了江淮移民的入川潮流，尤其是大批湖广移民迁居巴蜀。
    迁川移民不仅将各自原乡的文化带进巴蜀，进一步丰富了巴蜀文化的内涵；同时又发挥了移民文化的创造精神，进一步加深了巴蜀地区的文化积淀，从根本上遏阻了自秦汉以来以秦陇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对巴蜀的影响，改变了巴蜀地区的文化结构，从而融铸成一种移民文化与土著文化相结合的新文化。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四川人的他称与自称出现了。这正好代表了当时人们对于这样一种新的共同地域文化精神的认同，宣告中国地域文化中一个名实相副的稳定的社会群体——四川人正式形成。

清代：川人的自我认同
    经过明末清初长期战乱以后，四川社会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在清前期，围绕巴蜀地区发生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在湖广移民源源不断进入四川的基础上，长江流域的湖南、江西以及岭南的广东、福建等省人民也随之加入进来。由于这一时期巴蜀“土著稀少”，所剩无几，各省移民的陆续涌入，使得四川各州县人口数量、省籍构成与社会形态及社会组织结构均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随着外省移民在四川定居，并成为四川社会主体成分，于是，一个“五方杂处，未免各俗其俗”（嘉庆《达县志》卷19）的移民社会揭开了序幕。
    外省移民定居日久，不断被融入当地社会之中，移民社会逐渐为土著社会所取代。这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整个四川社会结构和组织，如基于血缘的宗族组织、基于地缘的会馆组织等都处在重建之中。在四川地域社会重建的过程中，无论是土著还是移民，彼此将都面临着一个重新调整关系，建构共同地域文化精神的任务。经过若干代人的融合，地方社会中以祖籍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结合逐渐削弱，移民与原籍地的关系逐渐淡化；居民认同当地，自认为是当地人；“客居日久，婚媾互通”（民国《大足县志》卷3）；“五方杂处，习尚不同，久之而默化潜移，服其教不异其俗”（民国《三台县志》卷25）。
    共同文化要素的形成是四川地域认同在移民中得以成立的基础和表现。四川地理差异较大，各地认同的情况不尽相同，难以一概而论。一般说来，移民后裔文化趋同的步伐大致在清嘉庆以后明显加快。例如在达县，“咸、同以前，语言尚异，后渐混而为土音矣”（民国《达县志》卷9）。

    从语音混同的指标上也可反映出，咸丰、同治以后，在一些地方移民的文化认同已近完成。这样，经过长时期的文化交流、碰撞与吸纳，以清初湖广为主体的移民与四川的土著居民，到这时都被通通投进一个由四川自然、人文生态环境混合打制而成的大熔炉里，再加上因“血浆粘合剂”和“文化化合物”的“揉合”“粘连”，于是，他们便构成为被那个时代称之为“四川人”的人了。

    有的专家估计，这一过程据恐怕到了20世纪初，大部分清初移民才正式认同于“四川人”的身份。这应该就是经历多次演变之后四川人群体概念的最后定型版本。因此，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见证，“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实在是从最近的源头认识现当代社会的生动教材。
    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礼仪篇中，曾经以北朝的胡汉之分为例指出：“北朝胡汉之分，不在种族，而在文化，其事彰彰甚明，实为论史之要。”本文据此对四川人群体概念所作的上述解构，其意图也正在强调，不应仅仅以血统或基因作为依据，而应将文化因素，即包括文化认同、文化心理等因素一并加进去考虑。只有这样，“谁是四川人”的问题才有可能找到正确的求解之路。 

026 古蜀国  故乡还是他乡？

033 南迁：古蜀人的背影

037 蜀道何曾难

042 秦代蜀地百年移民潮

诗四川 酒四川

046 万古李杜诗

049 千年酒四川

052 苏轼出川——一个四川人和他改写的中国性格

新四川

060 明末清初：死亡与新生

064 上四川去

070 生根：直把他乡作故乡

078 寻访明代移民后裔

080 会馆：移民的精神家园

084 四川菜，中国味

088 谁是四川人？

092 寻根：乡关何处

096 一个人，一条船，一座城

100 出川：一出夔门天地宽

105 移民之子与中国命运——近代四川杰出移民后裔群相

四川与中国

114 绝地图存：从成都到钓鱼城

120 保路：四川人的家与国

126 求生到重生：红军的四川之路

130 四川何以救中国

136 蒋介石与四川的血泪因缘

138 血铸川军

144 赖以“民生”救苍生

149 天下盐，天下粮——危亡时刻的蜀与天下

156 发现李庄

161 “三线”之子

168 四川精神的三层叠合

172 四川精神的两面

《国家历史》大讲堂第十期

主题：五四的三个面相

主讲人：张鸣 教授

时间：2009年4月29日下午14点

地点：北京一O五中学礼堂

主办：《国家历史》杂志社

      景山街道办团工委

             “你和我”景山青年志愿者联盟

    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90年过去了，对于这一事件的意义及其对中国历史后来走向影响的解读已经汗牛充栋。有些人将之视为中国新生的标志，有些人则抱怨其造成了中国民族主义的滥觞。但无论多么强调其重要性，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即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真切的“五四”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当“五四”的画面一幅幅回放的时刻，我们感受到的不仅是“意义”，而是一个个鲜活生命，从总统到学生，从北京到乡村，在街头或幕后，面临历史大时代的感受和反应，这其中有呐喊，有激愤，有权谋，有恪守，有错愕……

    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意义在于，它是从庙堂走向民间、社会的开端，并且几乎是唯一的一次影响全局的独立的知识分子运动。从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到胡适、鲁迅、周作人，不仅在当时成为时代领袖人物，而且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以后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学术的发展。

    为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到，本期国家历史大讲堂联合景山街道办，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张鸣教授主讲“五四的三个面相”。届时，热忱欢迎广大对此主题感兴趣的各界人士前来参与（来现场的朋友请提前10分钟入场）。

    同时，新浪读书历史馆、Openv天线网、凤凰博客、环球网历史频道将作为本期讲堂的网络支持方，相关图文以及视频请朋友们随后访问以上网站阅览。

【专家简介】

     张鸣：浙江上虞人，1957年生，政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1994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1996年毕业留校至今，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制度，农村政治与文化。著有《武夫治国梦》、《乡土心路八十年——近代化过程中的中国农民意识变迁》，《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等学术著作，以及《直截了当的独白》、《关于两脚羊的故事》、《历史的坏脾气》、《历史的底稿》等历史文化随笔。

    主 题：被遗忘的四川李庄——中国学术火种的保存地
　　主讲人：岱 峻（学术史随笔《发现李庄》、《消失的学术城》作者，被授予“李庄镇荣誉镇民”）
　　时 间：2009年4月28日（星期二）晚7：00~9：00
　　地 点：四川师范大学狮子山校区学术厅
　　主 办：国家历史杂志 四川师范大学学生工作部•川师大讲堂
　　
　 “5•12”一周年之际，作为四川本地媒体，成都传媒集团《国家历史》杂志特别推出“创四川”四川专辑。与此同时，《国家历史》还策划了“寻根四川”系列讲座，在这有纪念意义的特殊时刻，让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梳理身边的这块土地。
　　
　　此次系列讲座包括了三国、移民、李庄、长征、诗歌等等话题。而讲座的第二场，将由《国家历史》联合四川师范大学学生工作部川师大讲堂共同推出。
　　
　　四川人的形成是一个迁徙与聚合的动态过程，四川精神是一个叠层累积而成的过程，这其中既有古四川的浩淼，又有老四川的灵动，还有新四川的博大。在这期间，每一次巨变，都是对四川之魂的重塑，也正是其复杂，也成就了其博大。
　　
　　国家历史“创四川”专题试图以把握四川人与物的断裂与接续，变化与发展，以及四川精神成长的脉络为主线，以构建四川精神的种种元素为框架，展现这个动态过程。这其中，以家为根，以路和船为径，以入和出为途，构建起一个完整的四川图景。而“5•12”地震时爆发出来“四川精神”，正是这种文化与精神的数千年的厚积薄发。
　　
　　国家历史邀请您一起来关注这片热土的历史。
　　
　　本次讲座将有新浪读书历史馆、Openv天线网、凤凰博客、环球网历史频道等网络支持方，相关图文以及视频请朋友们随后访问以上网站阅览。
　　

关于大讲堂
　 “《国家历史》大讲堂”是由《先锋国家历史》杂志举办的公益性开放讲座，旨在推动公众对历史进一步的了解和认知。讲座每月一期，邀请国内主流思想文化学者主讲，曾经举办过的有：
　　
　　 第一期：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秦晖“解读中国奇迹——改革三十年回顾” （举办地：三联书店）
　　
　　 第二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友渔“1968——青春的躁动与回归”（举办地：三联书店）
　　
　　 第三期：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张鸣“民国的三个面相”（举办地：北京师范大学）
　　
　　 第四期：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平先生“最后的羌人”（举办地：单向街图书馆）
　　
　　 第五期：中国社会科学院朱伟一教授“经济危机百年轮回”（举办地：中央财经大学）
　　
　　 第六期：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鲁迅”（举办地：首都师范大学）
　　
　　 第七期：华东师范大学许纪霖教授“上海人的两张面孔——上海城市的多元文化传统”（举办地：同济大学）
　　
　　 第八期：四川大学沈伯俊教授“《三国演义》与巴蜀”（举办地：成都电子科技大学清水河校区）
　　
　　讲堂的相关详细情况可参见国家历史官方网站http://www.xfgjls.com/
　　　　
　　                                                                   《国家历史》杂志社
　　                                                                           2009年4月24日

国家历史大讲堂上海站

主  题：上海人的两张面孔——上海城市的多元文化传统

主讲人：许纪霖

时  间：4月23日（周四）晚18：30

地  点：同济大学（本部）逸夫楼二楼报告厅

主  办：《国家历史》杂志社

         同济大学学生会 学术与文化促进部

    1949年初，上海面临解放，如何接管和改造这个远东第一大城市，成为摆在中共领导人眼前的难题。一大批在北方城市有工作经验的中共干部随军南下，成为历史特有的“南下干部”。不仅仅是在财经系统，在社会治安、民生保障、工业生产、社区改造、思想教育等等领域，中共领导人都配备了大量干部，开始了一次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都市改造行动……

    60年过去了，今天的上海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在全国领先，但文化发展却值得商榷。旧上海留下的多元文化传统早已不复存在，而且在改革开放以来新一轮发展当中也没有被传承下来。

    过去上海文化中既有一种拥抱现代化的传统，所谓布尔乔亚的传统，也有鲁迅所代表的左翼的反思现代性的传统，但今天，除了一片小资文化，上海文化中还有什么可以构建多元？如何看待上海这个大都市的多元文化传统？

    本期“《国家历史》大讲堂”特邀著名学者许纪霖教授主讲“上海人的两张面孔 ——上海城市的多元文化传统”。敬请社会各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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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历史》大讲堂”是由《先锋国家历史》杂志举办的公益性开放讲座，旨在推动公众对历史进一步的了解和认知。讲座每月一期，邀请国内主流思想文化学者主讲，曾经举办过的有：

    第一期：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秦晖  “解读中国奇迹——改革三十年回顾”（举办地：三联书店）

    第二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友渔 “1968——青春的躁动与回归” （举办地：三联书店）

    第三期：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张鸣  “民国的三个面相” （举办地：北京师范大学）

    第四期：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平先生 “最后的羌人” （举办地：单向街图书馆）

    第五期：中国社会科学院朱伟一教授 “经济危机百年轮回”  （举办地：中央财经大学）

    第六期：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鲁迅”（举办地：首都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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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历史》杂志社

2009年4月21日

《国家历史》大讲堂成都站第一期

主  题：《三国演义》与巴蜀

主讲人：沈伯俊（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常务副会长，南开大学、四川大学兼职教授，四川三国文化研究所所长。“权威的《三国》专家”）

时间：2009年4月22日（星期三）晚7：00~9：00

地点：成都电子科技大学清水河校区新图书馆二楼报告厅（可容纳608人）

主办：国家历史杂志    共青团电子科技大学委员会

    “5•12”一周年之际，作为四川本地媒体，成都传媒集团《国家历史》杂志特别推出“创四川”四川专辑。与此同时，《国家历史》还策划了“寻根四川”系列讲座，在这有纪念意义的特殊时刻，让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梳理身边的这块土地。

    此次系列讲座包括了三国、移民、李庄、长征、诗歌等等话题。而讲座的第一场，将由《国家历史》联合共青团电子科技大学委员会共同推出。

    四川人的形成是一个迁徙与聚合的动态过程，四川精神是一个叠层累积而成的过程，这其中既有古四川的浩淼，又有老四川的灵动，还有新四川的博大。在这期间，每一次巨变，都是对四川之魂的重塑，也正是其复杂，也成就了其博大。

    国家历史“创四川”专题试图以把握四川人与物的断裂与接续，变化与发展，以及四川精神成长的脉络为主线，以构建四川精神的种种元素为框架，展现这个动态过程。这其中，以家为根，以路和船为径，以入和出为途，构建起一个完整的四川图景。而“5•12”地震时爆发出来“四川精神”，正是这种文化与精神的数千年的厚积薄发。

    国家历史邀请您一起来关注这片热土的历史。

    本次讲座将有新浪读书历史馆、Openv天线网、凤凰博客、环球网历史频道等网络支持方，相关图文以及视频请朋友们随后访问以上网站阅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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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历史》大讲堂”是由《先锋国家历史》杂志举办的公益性开放讲座，旨在推动公众对历史进一步的了解和认知。讲座每月一期，邀请国内主流思想文化学者主讲，曾经举办过的有：

    第一期：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秦晖  “解读中国奇迹——改革三十年回顾”（举办地：三联书店）

    第二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友渔 “1968——青春的躁动与回归” （举办地：三联书店）

    第三期：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张鸣  “民国的三个面相” （举办地：北京师范大学）

    第四期：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平先生 “最后的羌人” （举办地：单向街图书馆）

    第五期：中国社会科学院朱伟一教授 “经济危机百年轮回”  （举办地：中央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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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堂的相关详细情况可参见国家历史官方网站http://www.xfgjls.com/ 和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guojialishi

《国家历史》杂志社

2009年4月20日

文/国家历史记者  白伟志 

    对于杭州人姚承霖来说，1951年多少有些意外。此前，他是上海龙华机场担任外事交往的负责人，隶属上海市公安局外交管理科，能讲一口漂亮流利的英语，看起来前途无量。此后，他成为一名被镇反的阶下囚，从此人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那一年他26岁，老旧的照片上看得出那是一个儒雅、秀气、风华正茂的青年。此后，他经历了劳改、治淮、修铁路、下放、平反……而今，这位已经85岁的耄耋老人经常提及公安系统的一位领导对他的评价：“老姚文化程度最高，工作能力最强，但是吃的苦头也最多。”而这句话几乎概括了他一生的坎坷经历。

意外
    1949年之前，姚承霖为了贴补家计，曾担任过一个杨姓国民党军官女儿的英文家教，不想却虏获了这个16岁少女的芳心。虽然只是这个姑娘的一厢情愿，但却给姚承霖后来的苦难埋下了伏笔。1949年，杨姓军官独身去了台湾，留下妻女在上海，靠收房租为生。
    解放初期国民党空军对上海的持续轰炸，特别是1950年2月6日对上海发电厂的轰炸，使整个上海电力供应陷于瘫痪，原本就举步维艰的上海工业雪上加霜，许多工厂停产甚至倒闭，这直接导致大批工人失业。
一天，杨姓少女去收房租，房客们哀求她能缓收一段时间，待找到新工作再补上，但迎来的却是小姑娘干净利落的几个耳光。
    没过几天，姚承霖就被昔日的同事客气地请到了公安局，在这里，他惊奇地发现杨姓少女和她的母亲都在里面接受审问。此时他才知道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杨姓少女被房客告到了公安局，罪行是“勾结人民解放军进行反革命活动”。而“人民解放军”，指的就是他（解放初期，上海市公安局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直接管辖，警务人员制服上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
    就这样，姚承霖莫名其妙便被送往位于虹口区提篮桥附近的监狱里关押了起来。那时他并不知道，就在他被关押后的几天，公安局的一个领导召集大会，向同事们说到：“外交管理科的姚承霖，工作能力蛮强，也蛮负责任，但是你们晓得他是什么人吗？今天我告诉你们，他是台湾派来的特务！现在他在上海设立电台、招揽特务，和舟山群岛有密切关系，和蒋经国也有密切关系！”
    “同事们听了都怕了，老姚怎么是这么一个人……”老人苦笑着回忆，一时之间，他们很难将这个平日里勤勤恳恳的老实人与印象中那些阴险狡诈、无恶不作的“反革命”特务等同起来。 
    事实上，解放后的上海确实进入了多事之秋，“反革命”活动极为猖獗。一方面，由于新旧政权交替而产生的统治真空导致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大批散兵游勇和难民涌入，与原本就存在的大量底层流氓无产者一道浑水摸鱼。据不完全统计，上海解放头七个月里，共发生强盗案737起，盗窃案11430起，抢劫案530起。特别是1949年6月上海解放的第一个月里，全市就发生盗案173件，平均每天就有五六起之多；窃案2205件，平均每天更高达70多起。
    另一方面，国民党空军对上海进行持续轰炸，留下来的残余势力更是蠢蠢欲动，四处造谣，说什么“轰炸全因共产党”，“国民党回来了，已经在浦东登陆”等等。这些“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在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到达顶点，台湾更是派出大批特务人员从海外向大陆渗透，意图颠覆中共政权。
    一时之间，上海的形势非常紧张。但姚承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些会和自己有什么联系。尽管解放前他和国民党有过一些来往，也都是工作上的需要，自己属于专业的技术人员，并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正是因为看到了国民党的种种问题，他在1949年才毅然决定留下。
    因为在同事之中口碑好，工作能力强且作风清廉，姚承霖也很快被新政权继续留用。而解放后的历次审查，他也都没有什么问题。但如今，自己怎么会突然变成了一个“反革命特务”呢？

镇反
    姚承霖并不明白，此时的上海滩早已经是风起云涌。由于一开始对镇反运动并不积极，上海市委的领导已经受到了中央的批评。
    1950年6月召开的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在书面报告中“鲜明地肯定了镇压反革命的极端必要性”，他说：凡是反革命，“都有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在背后策动”，“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对一切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都必须坚决肃清。朝鲜战争爆发，10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出兵朝鲜，与此同时，毛泽东意识到这是一个彻底清除国内反革命分子“千载一时之机”，所以两天后，他便亲自主持通过了“双十指示”，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大规模镇压反革命的工作。
    在历史学教授杨奎松看来，“‘双十’镇反，并不是突然的举动，镇压反革命是新建政后早就决定必须要采取的重大步骤之一，唯一的考虑是适当的时机。面对即将到来的抗美战争的强大声势，毛泽东当机立断要求大张旗鼓地清除反革命分子，就是因为他认为这样的时机来到了”；而“基于过去革命的经验，毛泽东相当了解，这种大规模镇压行动，不仅对反共的旧势力会有强大的震慑力，而且会对广大基层民众起到一种相当形象化的政治教育的作用，会极大地树立起新政权的政治权威。对于刚刚取得全国政权的共产党人来说，这一点特别重要。”
    然而与毛泽东下决心乘抗美援朝战争发动“镇反”运动，一劳永逸地扫除内部隐患，根绝国民党特务隐藏的社会基础的最初设想不同，中共中央发动“镇反”运动之时，“华东以及上海的中共领导人显然相信，上海这时无论社会治安，还是国民党颠覆的危险性，都已在有效的控制之中。他们这时明显地还在关心如何进一步建立执法机关执法，以及司法机关审判的规范，树立新政权的良好形象，和使整个政府行政迅速走上法制轨道的问题”。
    正因如此，在“双十”指示下达后，上海接连三个月没有任何行动，毛泽东对此似乎并不满意，他在1951年1月下旬致电上海市委：“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内，恐怕需要处决一二千人，才能解决问题。在春季处决三五百人，压低敌焰，伸张民气，是很必要的。”紧接着，他又再三督促上海加大镇反步伐，并对其“未认真地严厉地大规模地实行‘镇反’工作”进行了批评。
    经过三令五申之后，上海市委终于做出了积极反应，3月15日，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把上海市委的“镇反”计划转报给了毛泽东，其电称：上海决心在已经捕了1068人，处死100余人的基础上，再放手捕10000人……关4000，管3000。正是在这样的大历史背景下，轰轰烈烈地“镇压反革命运动”在上海滩展开了。

劳改
    姚承霖永远记得1951年4月的一天，审判长把自己叫到办公室里谈话的情形。
    “他说姚承霖，你的情况我们调查过了，你确确实实是没有参加过反革命特务组织，什么都没有的。不过你思想上有这种想法，你也讲过解放初期工资低，生活困难。我们现在要教育你几天，那时候你就不会这样想了，再叫你回到原单位去。”
    “我当时想，审判长都这样讲了，我肯定不会判刑的。”姚承霖说。但是到了第二天开庭后，他如遭雷击：审判长当庭宣布，姚承霖因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一个多月后的5月15日，毛泽东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这条自古以来便是“四渎”之一的害河牵动着他的心，两岸受灾难民的惨状让他数度流泪，他下令“导淮必苏、皖、豫三省同时动手，三省党委的工作计划，均须以此为中心”。
    于是在淮河两岸，一场轰轰烈烈地治淮工程隆重展开。热火朝天的工人中，也包括姚承霖在内的一批劳改犯人。
    在去往治淮劳改的路上，管理干部对姚承霖讲，三年之内治理好淮河，全部都叫回家。“你们来的时候是铁笼子送来的，走得时候淮河人民锣鼓喧天送你们回去”。姚承霖回忆说，“大家听了这话，信心高涨，干活特别卖力。”在治淮大军的齐心努力下，短短两三年内，一批水利工程顺利完工，而这些工程，在1954年特大洪水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但姚承霖并未等到返回上海的机会，而是在一年之后被转移到苏北农场继续接受劳动改造。他们住在草棚里，每天的任务便是开荒。姚承霖在这里结交了两个好朋友，睡在他左边的叫魏风光，是在印度留学归来的博士；右边的叫韩文义，是日本留学归来的博士。这两个人同样也是运动中被劳改，但却没有具体罪行。“真正的反革命特务早都枪毙了，留下来的连判无期的都没有。”
    这两个老大哥懂好几国语言，姚承霖跟着他们学习俄文，日子倒也过得平静自在。直到有一天，劳改队的干部转给他一封信。干部说这信治淮的时候就寄到了，“一直没给我”。
    信是妻子写来的，她说“承霖，你离开我们的时候，儿子才两岁多，天天跟我要爸爸。我说你爸爸在公安局办公，他说人家爸爸办公下班都会回来，我爸爸为什么不回来？可怜孩子天天盼望你回家。不知道你哪天才能回来？”
    妻子写信的意图是要和姚承霖离婚，狱友劝他说，“镇压反革命时候，办理离婚的人法院门口排队挤破头，交通都堵了。” 姚承霖心里明白，这怪不得妻子，反革命分子的家属是不给安排工作的，毕竟这是为了生存，不得不离婚，这样的人多了。
    姚承霖最终给妻子回信：“为了你和儿女，找个适当的人嫁了吧。家里东西我全不要了，统统都给你。”1955年，已经服刑四年的姚承霖被发配到内蒙古，参与了新中国另一项重大工程——包兰铁路的建设。这条横贯西北沙漠地带的干线，有着重大的战略和经济意义。“每天就是开山、挖土方、修铁路”，已经一无所有的姚承霖，还有两年就要刑满了，但彼时的他，内心已不知何处是自己的家。
    “57年刑满后，我还是政治犯，但是有工资了……什么都干过，工程队、开荒、种田……”。就这样，这个在江南秀美山水中长大的男人，拿着25块人民币的工资，在空旷苦寒的蒙古高原，渡过了人生中最为黯淡无光的二十多年。

平反岁月
    1980年的一天，姚承霖突然被叫到领导的办公室，那位领导指着桌上的水果，态度温和地让他吃。接着告诉他，“老姚啊，你的帽子摘掉了，我们是革命同志了……过去不是我们要那么对你，是上面政策规定的……”。
    历经近30年的等待，姚承霖终于卸下了沉重的政治枷锁，但他却突然有种失重的感觉，不知道该干些什么。失而复得的自由来得过于苦涩，他还是决定先去北京看看，去看看故宫、天安门，还有毛主席纪念堂……
    在回上海的路途上，他一直在调整自己的心情，30多年未见的亲人不知道见面该是怎样的感觉。但回到阔别多年的上海，他才发现这30年流逝的不仅仅是自己的青春岁月，同样也有亲情。妻子早已改嫁多年，亲生孩子由于多年未见对他没什么感情，而更深深刺痛他的，是亲妹妹的埋怨：“你回来干什么？人家农民工人都是光荣的，你个反革命……丢人现眼……”。姚承霖终于明白，即使是帽子被摘掉了，他也很难摆脱别人的傲慢与偏见。
    无奈之下，老人找到了当年的好朋友，时任上海总工会主席的傅惠霖老人。几十年未见的老友重逢，自是一番唏嘘感慨，最后，在傅老的帮助下，姚承霖被安排到了邮局的邮件打包场工作，每月工资200块人民币。
    就这样，无声无息中，邮局打包场里，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外表沧桑、干活勤勉却沉默寡言的老人，然而谁也不知道他的来历，也没人在乎他。直到1987年中秋节这天，打包场里突然来了两个警官，一人拎着一包月饼，指名要找姚承霖。
    “场长吓坏了，说姚承霖不得了啊！”老人笑着回忆。三十多年后，姚承霖终于重新回到了他的单位：上海市公安局外事管理科。 
    “以前有同志对我说，知道我心里委屈，想不通。让我不要和别人比，而是跟刘少奇、彭德怀、贺龙这三个人比……你姚承霖怎么说也曾是国民党的人吧……”姚承霖说这些道理自己早就明白。
    但不少时间，他还是会对着窗外沉思。这是位于上海市闵行区七宝桥的一户普通一居，房内的设施朴素得甚至有些简陋。靠窗的写字桌上供奉着一尊观音菩萨像，而房屋正面的墙壁上方，悬挂着象征公安系统巨大荣誉的蓝盾勋章。
    过了一会儿，他似乎又在喃喃自语：“我们一起去内蒙的大概有二三十人，后来回来的可能就我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