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历史》文│常成

高华一介文弱书生，向来谨小慎微，面对无可回避的史实，却能义无反顾地摆脱自己内心的恐惧与禁忌，秉笔直书，无愧于他1979年在课堂上听《报任安书》时激动的心。

2011年12月20日，我和高华老师最后一次通话。他的声音依旧笃定清晰，却不如以前洪亮，听得出来他正在遭受病痛的煎熬。问到病情，他说一些危险的指标降下来了，让我放心。他关心我寻找教职的情况，叮嘱我向斯坦福大学的胡佛档案馆询问收藏沙飞影像档案的事宜。讵料这短短的五分钟竟成永诀。六天后，延续数年的生命奇迹没有再现，高华老师离开了这个他挚爱的世界。一代良史殒逝，后辈痛失良师。

三年前的同一日子，因为奇妙的机缘，我认识了高华老师。2008年12月20日，我偶然经过上海华东师大老校区，于是决定去历史系参观，特别是著名的冷战研究中心。到了人文社科大楼才得知历史系早已搬到闵行新校区，这里只有一间办公室留守。我惊喜地在这发现了一张内部通讯录，我一眼就看到“高华”！这不是我过去三个月反复阅读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以下简称《红太阳》）的作者吗？而之前我还不知道高华已到华师大任教。

我即刻拨打电话，接听的正是高华老师。我告诉他，在导师周锡瑞先生的史学史课上，刚刚读过《红太阳》，有很多的感想和问题，想向他请教。

当我来到高老师的临时公寓，开门的是一位儒者，满头银发、谦和质朴，这与他在著作中所展现的那种手术刀般锐利冷静的气质仿佛有很大的不同。不知不觉中我们从下午三点谈到了六点，从叛逃者史料的考证谈到高层回忆录的辨析，从斯诺、谢伟思的陕北经历谈到西方史学界长期以来对中国的误读与想象，最后谈到重写中国近现代史的重大意义与广阔可能。当晚告辞后，我走在冬天的大街上，却觉得如沐春风，耳边余音绕梁，心中欢喜赞叹。

自此以后，我每次回到中国大陆都会去上海或南京看望高华老师。在这三年中，看着老师与病魔抗争，日渐消瘦，他却依然笔耕不辍，而且坚持指导研究生论文，与晚辈无私分享研究心得。每次与高华老师的交流都是一种知性的享受，也是品格的滋养。我时常忘了我们是在讨论残酷的革命与战争，而被他“同时又热烈又恬静，又深刻又朴素，又温柔又高傲，又微妙又率直”的人格所感染。今天我写下这篇文字来缅怀这位卓然高洁的历史学人，纪念他的学术成就、自由思想与人道关怀。

一部挑战传统话语体系的著作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是高华的第一部专著，2000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后，至今已第十二次印刷。该书彻底颠覆了中国与西方学界对延安整风运动的理解，迅速成为学界公认的中国现代史经典。

毋庸置疑，延安整风是中共历史上极为关键的一次政治运动，其直接的结果是中共实现了组织与思想上的高度统一，为1949年革命胜利奠定了基础。中国国内的历史书，大多认为是一次全党范围的普遍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而对运动中出现的“审干”“肃反”和“抢救”却避而不谈。西方学界对整风的理解也与国内有相似的盲点。

1960年代，施拉姆（Stuart Schram）在《毛泽东》一书中认为整风运动旨在“协调个人的‘自觉行动’和完美的社会纪律之间的冲突”。

在美国反越战的浪潮中，赛尔登（Mark Selden）于1971年出版了《延安的道路》，歌颂群众路线、民主参与、减租减息等社会改革。书中有一节是关于整风运动的，他引用毛泽东“治病救人”的比喻，称“整风运动不是一场清洗运动……运动的目的显然是要改造和重新接纳他们，而不是要通过流放，送进集中营，开除出党，开除公职等方式清除他们。”而他的资料主要依靠康普通（Campton）收集到的整风文件和毛泽东讲话，以及《解放日报》。

1986年出版的《剑桥中国史》第13卷（下），范力沛（Lyman P. Van Slyke）在上述资料的基础上，增加了少量有关丁玲和王实味的描述，但依然没有涉及到整风背后的审干与抢救运动。

1997年，哈佛大学教授、文革研究专家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发表了他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部曲之三（1961-1966），提出了一个概念：“延安圆桌”的终结。其实他的三部曲一直暗含“延安圆桌”的概念，其假设是在延安时期中共形成了一个以毛泽东为首的，但是相对平等的精英领导层。恰恰由于马若德对延安的这种浪漫想象，使得他对文革根源的考察只能倒推到1956-1957的“百花齐放”与反右运动，而不能作进一步追溯，以至于贯穿三部曲的“路线斗争”逻辑也愈发不能自洽。最终，在2006年马若德与沈迈克合著的关于文革本身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中，“延安圆桌”这个概念被抛弃了。

而《红太阳》的出现，贯通了中国现代史、当代史的各个重要环节，其锐利的解释力不但穿透从中央苏区“肃AB团”（1930-1931）到延安整风运动（1942-1945）的中共党史，而且贯穿整风之后的内战、镇反、反右和文革，以至当代的政治逻辑。

高华强调毛泽东在“道”与“术”方面都有相当重大的创新。早在整风运动前的1938年秋冬，毛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逻辑严密，言简意赅，在民族主义高涨的抗战阶段，完全契合中共干部党员的心态，极具正当性和鼓动性。”然而，其主要精神在于他“吸取、应用马列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思想和苏共党的组织结构形式，将其与中国……传统融汇统一，使之转化为由共产党领导的、以推翻国民党统治为基本目标的……大革命。”

这一创新在抗日救亡时期具有正当性，也同样另有其多样性后果。在这种造反传统与斯大林制度的合力作用下，等级差序制度在延安以物资分配的形式明确和固定下来，这就是被王实味所批判的“食分五等，衣着三色”的制度，而这一套延安制度又得以延续。

毛泽东的另一核心创新是思想改造的方法：利用中国知识分子所信笃的强调自省自新的内圣之学，向思想改造对象“交替使用教化与强力方法锻造‘新人’”。新的思想改造方法“给广大党员，尤其是知识分子党员制造了一座强大的压力场，使其在反复震荡中蜕尽‘旧我’，换上一颗全新的灵魂。”很多经历过延安思想改造运动的“新人”学会用毛的概念来思考和行动，“彻底抛弃资产阶级人性论和温情主义的任何表现，非党性勿言、非党性勿听、非党性勿动，绝对服从领袖、组织、上级的命令和指示。”革命政治前所未有地深入灵魂，几近消灭了个人的思想与生活空间。

《红太阳》指出延安整风其实奠定了后来各种政治运动的制度与思想基础。这不啻是对整个革命话语体系的挑战。对挑战者而言，他需要多么巨大的勇气和担当。

高华曾经惋惜自己没有机会对亲历延安整风运动的人士进行口述采访。诚然，他们的口述肯定会让《红太阳》内容更加充实，但是受访者可能不会有太多反思。

激于义理、追求自由的灵魂

高华生于1954年，成长于这个等级差序制度的末端，政治早熟的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唯有接受规训，收敛个性才能赢得安全，实现向上流动。然而，他仿佛天生就有一个“追求自由的灵魂”，在阶级斗争的喧嚣中他饥渴地读书求知，想要探寻世界的真相。

1978年高华进入南京大学历史系，次年就萌生了要写一本真实反映延安整风的史书的愿望，并开始收集资料。从此时到1991年动笔，他花了十二年；到1999年最后交稿，花了整整二十年。他真正践行范文澜先生的格言：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

高华没有申请任何项目经费，也没有得到任何官方档案馆的机密原始档案。在浩如烟海的已公开史料中，他反复地“对各种重要的和非重要的资料进行点滴归拢，爬梳鉴别，再对之反复研究体会，使之融汇贯通。”逐渐得出了一幅日趋完整、愈发有解释力的延安整风历史拼图。

1991年8月19日夜，高华在筒子楼里两家合用的厨房的小桌子上铺开纸笔，开始《红太阳》第一章的写作。那天苏联正在发生“八·一九”政变，广播中播放着苏联国歌与爱国歌曲。

他回忆道，“我感觉到我应该写！……写作是个很长的过程，我并没有立即想到出版的事。我当时有一个想法，就是你应该写，要摆脱自己内心的恐惧，摆脱内心各种各样的禁忌。”

太史公曰，“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亲戚，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高华一介文弱书生，向来谨小慎微，面对无可回避的史实，却能义无反顾地摆脱自己内心的恐惧与禁忌，秉笔直书，无愧于史家的称号，也无愧于他那颗1979年在课堂上听《报任安书》时激动的心，那颗几十年未曾改变的赤子之心。

“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高华先生一生清贫困厄，放逐于体制边缘。他淡泊刻苦，青灯黄卷，上下探究，终成一家之言，留传世之作。

人道的关怀

虽然《红太阳》提出了不同既往的论点，高华却又在后记中表示，自己“心中对中共革命抱持一种深切的同情和理解。吾将其看成是20世纪中国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造运动的产物，认为在历史上自有其重大正面价值和意义。”在该书出版十周年之际，高华表示同意萧功秦的看法，认为“书中所显现的思想矛盾正是历史事件本身的内在矛盾的一种映射。”　其实，中共革命历史本身的矛盾正好印证高华一以贯之的人道主义立场。

我认为，《红太阳》中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高华所表达的价值倾向：“我至今还深以为然的五四的新价值：民主、自由、独立、社会正义和人道主义。”高华对中共革命与国民革命的目标——即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造——有深刻认同，但他同时认为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造的终极目标是社会每一个个体的自由、独立与幸福，所以他对延安整风运动的手段有深刻的反思。他并不认为为了达到一个高尚的目的——革命或其他——就可以不择手段。

正因为如此，在《红太阳》中，高华对整风运动中受到迫害的人群流露出同情，同时对那些接受改造后获得认可并成为“新人”，后来又成为领导者、解放者，直至加害者的知识分子有深刻的批评。

虽然高华长期研究高层政治，洞悉权谋，却并不沉溺于权谋。其实他痛恨权谋政治，他真正关注的是普通百姓的生命史。在回应遇资州（刘小枫笔名）的“党内整风‘干卿何事’”的质疑时，高华说，“如果不是因为这一切与老百姓有著密切的关系，我是不应加以置评的。”正如杨奎松教授的挽联所言，高华“毕生沥血春秋笔敢为苍生问不公”。

钟情“小人物”

高华一贯钟情对“小人物”的研究。虽然高华对高层政治有深入的研究，但他在感情上坚定地站在弱者、普通人的一边。即使在《红太阳》里，读者也可以感受到他对弱者的同情，对他们着墨甚多。

完成《红太阳》之后，高华开始钟情于对1950年代的“小人物”的研究。他认为，“历史学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人民的生活，人民的生存状态，应永远在我们研究者的关怀的视野之内。强调普通民众的生活经验与感受对我们认识过往历史的重要性也许不是多余的，研究者不仅要重视知识分子的感受和经验，还要注重普罗大众的生活经验和感受。”他时常引用费尔巴哈的话：“经常受到世界史浪潮冲击的，往往是那些最普通的人，而绝不是那些高官显爵，因为他们高高在上，太显赫了。”

高华认为，研究当代史应该高度重视普通人的叙述，通过考察他们在革命、战争、解放、改造中复杂差异的经历，拷问“自由、人性”对他们不同的意义。“正是在这种差异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历史的复杂性，这也是历史学永恒魅力之所在。”

事实上，如果我们追随高华老师的实践，即使在档案没有全面开放的中国，当代历史研究也有无限的可能。

三年前，高华老师在纪念八路军摄影家沙飞的研讨会上说，“沙飞的结局是不幸的，他永远定格在38岁，在革命即将胜利的时候倒下，使他没有成为领导干部，这看起来遗憾，其实也没什么，这使得沙飞永远是一位本色的人。”因为沙飞留下了珍贵的摄影作品，“沙飞具有永恒性，他真的就像他自己所说的‘成为一颗在祖国的天空中永远自由飞舞的沙粒’”。我想，他说的何尝不是他自己。

高华老师的生命虽然定格在57岁，但他是永恒的，他也许真的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继续“行走在历史的河流”。他留下的思想与精神将永远地激励他的学生。

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

本刊记者│何书彬  费雯“KEEP CALM AND CARRY ON”是一张准备在英国沦陷时鼓舞人心的未发布海报，在2009年欧洲经济危机时期，这款诞生于战争时期的海报为和平但动荡的当代注入了新的安慰和力量，并且随即变成一股时尚潮流。

2000年的一天，英格兰东北部诺森伯兰郡阿伦维克镇巴特书店的店主曼利（Manley）先生在翻开一箱旧书时，被箱底“一张折叠起来的硬纸片”吸引了，他打开它，发现那是一张红色的旧海报，印着五个单词：“Keep Calm And Carry On（保持冷静，坚持向前）”，单词的上面是一顶王冠。

曼利先生不知道这张海报的来历，他把它拿给妻子看，俩人都认为它非常棒并且决定把它张贴在书店中。很多人看到这张海报后想购买，但都被曼利夫妇拒绝了。随着喜欢它的人越来越多，曼利夫妇决定把它翻印后公开出售。

第一批海报印刷了500份，很快就售罄了。2005年圣诞前夕，一份全国性的报纸把这张海报列入了圣诞礼物推荐清单。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曼利夫妇迎来了潮水般的订单，电话铃响个不停，书店的网站也因为超负荷运转而崩溃了，所有的店员都忙着打包，平均每个星期要发出3000份海报。

曼利夫妇本以为这张海报会和以往那些易逝的时尚物品一样，人们对它的新鲜劲儿很快就会过去，结果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意料，当曼利夫妇走上街头，他们发现这款海报的应用已经是无所不在，在T恤、马克杯、徽章上，乃至街头卡通涂鸦的图案里，处处都有这张海报的身影。在十分短暂的时间里，这张海报就变身成了风靡欧洲的流行文化，并在设计领域引发了模仿的狂潮。

当曼利先生明白他所发现的乃是一张被埋没多年的“二战”海报时，他感到很骄傲——虽然这几乎完全是出于他的无意，但一张历史海报就这样成为了当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王的演讲

“Keep Calm And Carry On”诞生于欧洲最黯淡的一年。1939年9月1日，德国发动闪电战进攻波兰，自由世界在纳粹的凌厉攻势下岌岌可危。在经历了长期的煎熬之后，英法被迫向德国宣战。

电影《国王的演讲》再现了这一过程。在对德宣战的当天，口吃的国王终于克服了内心的恐惧，发表了他有生以来最为成功的演讲：“我恳请大家保持冷静和坚定，在考验面前团结起来，考验是严峻的，我们还会面临一段艰难的日子，战争也不只局限于前线，只有心怀正义才能正确行事，我们在此虔诚向上帝祈祷，只要每个人坚定信念，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必将胜利！”

无数个家庭守候在收音机前，静静聆听着国王的声音。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英国顽强地顶住了敦刻尔克大撤退、法国沦陷以及纳粹疯狂空袭的巨大压力，直到迎来最后的胜利。

用于战争宣传的海报，则在对德宣战前就已开始制作。1939年4月，英国政府正式启动了包括“Keep Calm And Carry On”在内的海报制作工作，当时的英国首相还是亚瑟•内维尔•张伯伦；1939年6月，海报的设计工作完成，它们的画面抽象简洁，语言洗练有力，标语以当时英国国王乔治六世演讲的口吻说出，除了标语外，仅有一顶英国国王的王冠，视觉感染力极强；1939年8月，设计好的海报被送往印刷厂，只要战争爆发，它们就会站出来履行捍卫国家的使命。这个系列海报共有三张，原本打算根据战况依次推出。

第一张海报的内容为“Your Courage, Your Cheerfulness,Your Resolution Will Bring Us Victory（你们的勇气，你们的热情，你们的决心，将为我们带来胜利）”，印量80万份，它被张贴在各处的布告栏、建筑墙壁、火车站、巴士站、伦敦地铁站、商店橱窗上。

第二张海报随后推出，内容为“Freedom is in Peril.Defend It With All Your Might（自由危在旦夕，用你们所有的决心来保卫它）”，印量40万份。

第三张海报便是被曼利先生偶然发现的“Keep Calm And Carry On”，它的印量比前两份海报的总和还要多得多，达到了250万份，张贴后足以覆盖英国的每一个角落，毫无疑问，英国政府打算让这张海报担任最为艰巨也最为重要的任务——按照最初的制作计划，它是准备在纳粹占领英国后被张贴出来的，这是英国政府所做的最坏打算——幸好它没有派上用场。

“墙壁上的武器”

1940年5月10日，温斯顿•丘吉尔临危受命，出任英国首相。

事实证明，处事风格强硬的丘吉尔比战争海报更好地完成了激励民气的任务，他的火爆性格和周密计划让纳粹倍感压力，更让英国全民士气高涨。在快速赢得不列颠战争的胜利后，英国开始着手对纳粹进行反攻。“Keep Calm And Carry On”这张海报当然也就非常理想地没有履行使命。

内容为“Your Courage, Your Cheerfulness, Your Resolution Will Bring Us Victory的那张海报，即与“Keep Calm And Carry On”同系列的第一张海报，则在大规模被张贴后，成为“二战”期间在英国最广为人知的海报。

海报在古埃及时代就已出现，考古学家曾在古埃及废墟中的墙面、柱子上发现了许多残存的古老壁画，制作者用它们向民众预告将要发生的事情。随着1796年平版印刷术的出现，海报正式迈进了彩色时代，但真正使海报得以飞速发展并全面普及的却是一战和二战。

在这样的全面战争中，大量的资金和人员投入到战争中来，交战的各国不得不大量募集资金和招募士兵来维持战争，被称为“墙壁上的武器”的海报在这种情况下成为最好的宣传载体。1932年，希特勒竞选德国总统时就在各地的大街小巷张贴了一百多万张海报。英美等国同样高度重视战争海报的效用，“二战”时期，担任美国公共新闻委员会执行秘书长的克里尔曾致信威尔逊总统说：“战争海报的重要性就在于鼓舞士气，激发整个国家的精神力量和坚定人们的战斗信念。美国不仅仅是需要战争海报，而是需要优秀的战争海报。”

各个国家的文化特点和历史传统均表现在它们制作的战争海报上。英国的海报主要强调国家需要更多的人力和物资，以击败邪恶的纳粹；德国的海报强调战斗的决心、士兵的英雄主义和部队的伤亡；法国海报则常常强调个人主义、敏锐、热情和智慧等法兰西特色；美国海报最擅长以幽默的设计风格来嘲讽对手。

“Keep Calm And Carry On”无疑是一份极具英国特色的战争海报。一直以来，英国人都是以保守、冷漠、坚定的形象示人，感情轻易不外露，即便有伤心事,也很少表现出来。同时极具耐心，任何情况之下绝不露焦急之色。“Keep Calm And Carry On”以短短的五个单词浓缩了英国精神的坚韧不拔之处，这种态度帮助英国人成就过辉煌的历史，同样也帮助他们熬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最伟大的励志海报”

1945年9月2日，“二战”结束了，欧洲进入复苏期。“Keep Calm And Carry On”这批没有派上用场的海报被大批销毁，只有少数幸存，其中绝大部分被英国国家档案局收藏，此外还有两张海报辗转流散到民间，一张被巴特书店的曼利夫妇偶然购得，另一张则被 WartimePosters.co.uk Store（英国一家专门收集、仿制、出售战争海报的商店）持有。

在这张二战海报沉寂的几十年中，海报的设计风格和功能开始发生新的变化。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广播、电视的普及，以及完全依靠摄影的广告业的繁荣，海报曾一度呈现衰微之势，但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冷战”的升级和社会运动的此起彼伏，各国开始重新注重海报这一设计形式，频繁地用它们来推广某种社会观念，这种设计潮流一直延续到1989年前后。这种以政治观念为中心，为树立政治形象而设计的海报在苏联、中国、古巴、波兰等社会主义国家最为突出，这种设计理念则被设计界称为观念形象设计，为二战后平面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电子制版技术、计算机软件系统的发展，使海报设计师的思维方向大大扩展，图像、文字、色彩开始被进行复杂的组合，海报显示出了更加新鲜、独特的个性，文化海报和商业海报异彩纷呈。战争海报曾经发挥过无与伦比的鼓动力，作家兹比内克•泽门在《贩卖战争》一书中曾经写道：“许多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战争海报至今仍令人难以忘怀，其简洁的语言仍深深地留在人们的脑海中。”

依照兹比内克•泽门的看法，“Keep Calm And Carry On”这张海报无疑是一个绝佳的设计案例。它所体现出来的设计手法简练至极：以富有感染力的红色为底色，上面印着简短、有力的宣传口号，外加一顶轮廓鲜明的王冠，此外再无任何多余的元素。这种设计手法使它完美地拥有了一张优秀海报所应具备的特质。

甚至可以这么说，一张优秀的海报在被设计出来之后，就拥有了旺盛的生命力，它可以被尘封，但不会被埋没，一旦遇到合适的机会，它的“创意力”必然就会再次准确地击中观众的内心。

当要求购买“Keep Calm And Carry On”这张海报的订单潮水般涌到曼利夫妇的巴特书店时，经济寒冬正在困扰着英国公众，进入21世纪的欧洲，迎来了欧盟成立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低迷期，还有众多观察者认为这将导致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在这样的一片风声鹤唳中，这张海报扮演的角色在悄然间发生着变化，它不再是一款纪念海报或战争海报，而是成功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引起心理共鸣的最佳语句。不具有任何煽动性的它，却对因经济低迷而情绪消沉的公众展现出有效的安慰效果。

2009年，BBC、《卫报》《纽约时报》等多家媒体不约而同地报道了这款海报。BBC的报道使用了一个问句式标题——“The greatest motivational poster ever（最伟大的励志海报）？”BBC记者认为，这款诞生于战争时期的海报为和平但动荡的当代注入了新的安慰和力量；《卫报》的报道则略显悲观，认为这款海报的风靡，反映了人们在当前生活中的困境。

人们开始频繁地提及这张海报，它还被广泛用于公益事业，鼓励癌症患者，鼓励弱势群体。除了大众，许多名人也是这款海报的拥趸，他们将它张贴在办公室里，包括全球著名的BBDO广告公司北美公司的创意总监大卫•路巴斯（David Lubars）、《名利场》出版人爱德华•蒙尼切斯齐（Edward Menicheschi）等诸多商业领袖和媒体大亨。路巴斯说：“这句话给人带来的感觉非常好，能令人感到冷静和安慰。”

在欧美之外，台湾最大的出版机构城邦出版集团的CEO何飞鹏也是在看到这张海报的第一眼就被打动了，当时他正因集团旗下网络媒体的经营困境而深感苦恼，这张海报有效地舒缓了他紧绷的神经，他用它来激励公司的所有人。

时尚风潮

2001年，帝国战争博物馆在曼彻斯特落成，作为英国精神的象征，这张海报被张贴在丘吉尔的办公室中，但有趣的是，丘吉尔本人最喜欢的战争标语并不是“Keep Calm And Carry On”，而是“Keep Buggering On（永不懈怠）”。此外，“Keep Calm And Carry On”还被作为英国的国家符号运用到唐宁街10号、白金汉宫以及各类机构的装饰中，同时也出现在了英国最性感的男人——大卫•贝克汉姆的T恤上。

在设计领域，这张海报则引发了模仿的狂潮。英国商人马特在读到《卫报》的报道后说：“这一切都是英国宿命论。我们应该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于是他根据这款海报设计出了新标语——“Get Excited And Make Things（兴奋起来，并做点什么）”，并给王冠添加了扳手的元素，这款设计后被用于T恤生产。

“Keep Calm And Carry On”的流行风暴不断席卷欧美各国，风靡平面设计、工业设计、纺织、服装、建筑、家居等多个领域。2007年，Mark Coop从英国国家档案局取得许可，以该口号作为域名注册，并大量生产相关的T恤、巧克力、围裙、笔记本、iPhone手机壳等产品，深得大众的追捧。马克•库伯称他每周能卖出大概三百至五百件周边产品。更为有趣的是，互联网上还出现了能制作个人专属“Keep Calm And Carry On”海报的网站，可上传自己的头像，还可更改海报底色以及标语。

人们越来越喜欢这张海报，因为它既经典又有力量，设计者们通过改变海报的底色、标语、图案的方式，对他们眼里的经典进行致敬。“Keep Calm And The Beatles（保持冷静，热爱披头士）”被用来表达对披头士、对音乐的热爱，“Keep Calm And Have A Cupcake（保持冷静，来一个杯形蛋糕）”被用于休闲餐厅中。

脱离了战争背景，“Keep Calm And Carry On”依然可以给予人们平静和力量，给予人们以它为基础进行再创造的乐趣。另一方面，从流行趋势和大众审美心理上来说，这款海报也正好赶上了21世纪新复古风潮的班车，它的整体风格和色调，再加上特殊的历史背景，无疑非常适合扮演上个世纪最好的代言人之一，成为复古爱好者们争相拥簇的流行符号。

“杨朔的悲剧也是一代文人的悲剧。不仅仅是他在‘文革’中的遭遇，也包括他的作品。”

1968年8月3日，正是文化大革命热潮中，杨朔离世。

长期以来，关于杨朔的死，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因感染肺炎去世。另一种说法是，被造反派迫害致死。还有一种说法是，自杀身亡。

而在刚刚出版的《资中筠自选集：不尽之思》中，曾和杨朔有过近距离接触的资中筠，首次向外界披露了一个信息：“我碰巧成为这一不幸事件的见证人之一。” 

“自绝于人民”

“有人自杀了！”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简称“和大”）的办公楼里一阵骚动。

当时在“和大”任职的资中筠，正在隔离室门口值班，猛地站起身来。因为隔离室里均为男性，她没有马上冲进屋去看个究竟，而是站在门外问：“怎么回事？”里面的人说，杨朔好像出了问题，不省人事了。

这是杨朔去世前一天，也就是1968年8月2日凌晨一两点钟。据资中筠回忆，杨朔当时被隔离审查。几个隔离对象都是男的，集中在一间大会议室里，会议室是两扇玻璃门，从外面能清楚地看到里面。

会议室的门并不上锁，日夜有人轮流在外面“值班”。所谓“值班”，就是在会议室门外放一把椅子和一张小桌子，“值班”的人坐在那里守着。里面的人除了洗漱、如厕，不许出来。

8月1日晚上九、十点钟，资中筠看到屋子里被隔离的人陆续拿着脸盆出来去厕所洗漱，然后回房间睡觉，杨朔就在其中，并无异样。

到了半夜，资中筠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忽听屋里有人喊杨朔出事了，猛地醒了过来。“一个姓姚的隔离对象的床与杨朔挨着，他起来上厕所，发现杨朔的样子不对劲，推他不醒，才感到有问题。”

资中筠赶紧打电话叫办公室负责人，不久来了几个管事的，军代表也在其中。他们把杨朔抬了出来。资中筠看见，那个姚某还扒开杨朔的眼睛看瞳孔。杨朔被紧急送往北京医院。

不到两天，也就是1968年8月3日，军代表给“和大”的人开会，宣布杨朔“自绝于人民”。

时代大合唱中的抒情歌手

对于今天的年轻读者来说，杨朔这个名字已显陌生。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甚至在八十年代前期，杨朔散文曾风靡大江南北。

杨朔原名杨毓瑨，1910年生于山东蓬莱，父亲是清末秀才。高小毕业时，正值胶东军阀混战，杨朔到哈尔滨闯荡。经人介绍，1927年他进入英商太古银行做一名小职员。因为工作要使用英文，杨朔便一边工作，一边在哈尔滨英文学校学习英语。杨朔很有语言天赋又极为刻苦，几年下来便能说一口流利的胶东味儿英语。

当然杨朔最热爱的还是文学，他16岁开始文学创作，作品以小说和散文为主，其中又以散文的成就最大，被认为是建国初“十七年”（1949-1966）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

在资中筠眼中，杨朔不仅是知名作家，还是老革命者。早在抗战前，杨朔在哈尔滨就与中共地下党有秘密接触，抗战后在上海、武汉从事抗日文章的写作。1937年冬，杨朔奔赴延安，1939年参加作家战地访问团到达华北抗日根据地，1942年重新回到延安，在中央党校学习3年，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解放战争时期，杨朔担任新华社战地记者，之后参加抗美援朝战斗，1955年到中国作协工作，1958年开始担任“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简称“和大”）主要领导。

杨朔在“和大”期间曾被派往开罗常驻，任亚非人民团结组织书记处中国书记。当时资中筠在“和大”担任翻译。资中筠的丈夫、已故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前所长陈乐民也曾供职于“和大”，他们夫妇因此都和杨朔有过近距离接触。

陈乐民1964年到1965年间曾跟随杨朔在开罗工作，他给资中筠讲过一件趣事。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苏分歧公开化，常在亚非人民团结组织中“吵架”。杨朔就用他的胶东英语认认真真地吵，寸步不让。在一次会议上，杨朔与苏联书记争吵起来，苏联人骂杨朔“Stupid”（愚蠢），杨朔应声答道：“Stupid returns to you！”（你才愚蠢），结果大家都笑了。

今天回过头来看，1961年是杨朔人生的顶峰。

1961年4月29日的《人民日报》第八版刊登了一篇杨朔的旅日游记《樱花雨》。文章把美军在日本的势力比作摧残樱花的风雨，而把日本人民比作在风雨中开放的樱花。毛泽东在这篇文章的标题旁写道：“江青阅，好文章。阅后退毛。”（《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在此之前，杨朔很多散文名篇，比如收在语文教科书中的《荔枝蜜》、《雪浪花》、《茶花赋》，都写于1961年。是年3月，他的散文集《东风第一枝》出版不久，《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文艺报》等报刊相继刊发评论文章，冰心、曹禺、周立波纷纷撰文予以肯定。

杨朔的散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抒情不是直抒，它先写一件事、一种物、一个人，然后再引出情和理。其中的情和理是主观上设计好的，因此所写的人物和故事实际上是作者思想的一个注解，用之则来，不用则去，没有本身存在的规律，是主题先行，人物紧跟”。（梁衡《真实，散文的生命》，原载于《山西文学》1984年）

《雪浪花》是杨朔的代表作。作品叙述“我”在海滨修养时遇到一位人称“老泰山”的渔民，缘起是海边的几个姑娘正在嬉戏，追逐浪花，议论着礁石的坑窝。就在姑娘们感到不解时，一个欢乐的声音从后面传来：“是叫浪花咬的”，发出这个声音的正是老泰山。随后老泰山来了一番政治说教：浪花心齐，“咬上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哪怕是铁打的江山也能教它变个模样儿”。结尾时便把开头的浪花和老泰山说的话来一个“上纲”：“我觉得老泰山恰似一点浪花，跟无数浪花集中到一起，形成这个时代的大潮，激扬飞溅，早已把旧日的江山变了个样儿，正勤勤恳恳塑造着人民的江山。”

杨朔和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一样，献身民族解放的洪流中。他们首先是战士，其次才是作家。1949年以后，一个抒情的时代到来。“文革”前“十七年”，文艺作品的主要任务是歌颂社会主义新中国。作家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歌颂体”，这既是一种艺术手段，也是一种政治态度。

杨朔的创作，鲜明地体现了这个轨迹。在散文创作中，他执着于对光明和未来的赞颂，成为时代大合唱中的一名红得发紫的抒情歌手。

一个老实人的“文革”宿命

但正是这位红得发紫的时代歌手，仍然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时代的漩涡中。

“文革”开始后，“和大”所有驻外人员陆续调回北京“接受运动的考验”。原有领导干部一律“靠边站”，由造反派掌权。第一步就是把批斗对象隔离起来，军代表给每人成立“专案组”，进行“内部审查”，被隔离审查的大约有六七个人，杨朔也在其中。

资中筠一直觉得杨朔很“无辜”，因为他是个思想上力求进步，十分注意自我改造的人。

早在1949年所写的《我的改造》中，杨朔对自己以前所写的作品就进行了深刻反思。他此前的作品多是描写革命军人和劳动人民的生活与斗争。杨朔说：“我不是他们中的一个，不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更无从体味到他们的欢乐和痛苦。我胡乱地写了些东西，可笑啊，大半是概念的，缺乏生活，没有感情，我在笔下侮辱了我所尊敬的人民。”

杨朔发表于1960年1月10日《光明日报》上的《应该作一个阶级战士》一文，这样写道，“党常常教导我们：‘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也正是教给我们这个真理。政治本身就是一个或几个阶级对别的一个或几个阶级的统治或斗争。而文学正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的。”

“现在看杨朔的作品，非常正统。他没有批判性思想，一直都是非常真诚进行歌颂的。杨朔特别相信党。他对当时的运动没有任何异议，是很老实的一个人。”资中筠说。

尽管如此忠诚地与领袖保持一致，杨朔也没能逃脱挨整的宿命。

贴大字报、揪走资派、成立战斗组……，不过在资中筠的记忆中，“和大”的造反派还算温和，没有关牛棚、打人、武斗，只是在大字报上无情批判，批斗会上高声喊口号。

运动开始之后，杨朔曾真诚检讨过买房子一事。他用稿费买了几间房子，被批判为“变修”的证据之一。杨朔真诚地接受批判，他检讨说，无产阶级作家怎么能买房子呢？说明自己是被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了。

资中筠记得，“和大”的造反派头头是外语学院毕业的一名业务拔尖的高材生，比较“讲政策”，多次制止动武，并且反对“扩大打击面”。另外一些人就不大满意，觉得不过瘾，有人贴大字报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据杨朔的养女杨渡说，当时给杨朔定的罪名是“丁（丁玲）陈（陈企霞）反党集团黑干将”，说他的《雪浪花》是给彭德怀翻案，《荔枝蜜》中工蜂供奉蜂王是影射毛泽东。

但这并没有什么具体的“罪证”。据资中筠回忆，杨朔没有特殊历史问题，中央文革也没有点名评批判他的某一篇文章。只不过因为杨朔是领导，又是作家，在那种特殊历史环境中必然会被揪出来。“印象中红卫兵小将都是鸡蛋里挑骨头，为批判而批判。”

资中筠记得，在杨朔去世前不久，有一个自诩“根红苗正”的勤杂工，在院子里的地上用粉笔写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朔”几个大字。杨朔被送进隔离室之前看到了这几个字。在这之前，他还没有被扣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这些字样是军代表来了之后才出现的，所以杨朔可能以为这是军代表给他定的性。他关进隔离室之后，曾递条子出来，要求与军代表谈话。军代表没有理会。谁知，杨朔就自杀了。“杨朔比较迂，他太老实，太相信党，太认可军代表的权威。”资中筠说。

“经不起群众运动的考验”

杨朔一直单身，胞弟杨玉玮的女儿杨渡不满一岁时就过继给杨朔作养女。杨朔去世时，杨渡仅是十岁出头的小姑娘，此后她跟着生父杨玉玮一直为给杨朔平反奔走。

此外，和杨朔有着很深感情的外甥女韩毓丽也一直感到内心不安。多年后，在朋友帮助下，韩毓丽得到了杨朔的病历。下面是她的摘录：

1968年5月3日，低烧37.8℃，医生开病假，半日工作两周，机关来人谈过，如病情可能，要求其上全班。（这是）运动的需要。

1968年6月4日，仍低烧37.5℃，单位来人联系：本人未报名参加下乡收麦。如本人提出要求请假，则不予考虑。

1968年8月1日，机关送来患者，现在被隔离交待，中午回家取东西，夜间12点洗澡，1点钟发现叫不醒。肺部正常，诊断为眠尔通及巴比妥中毒。

1968年8月3日，肺部锣音加重增多，体温上升，呼吸困难，突然停止呼吸。从北京医院的病历看，8月1日这一天，杨朔很可能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

“这就基本对上了，”资中筠说，当时大家都知道杨朔有严重的失眠症，离不开安眠药，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有机会储备了足够致命的安眠药。

此后，韩毓丽和丈夫、跟随杨朔多年的“小鬼”马甲，一直为舅舅的死奔走呼号。1972年7月5日，韩毓丽和马甲鼓起勇气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说杨朔死得不明，希望总理过问此事。

两个多月后接到“和大”回信。信中说：

“一九六八年春，我会开始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杨朔被当作重点进行审查。同年七月二十三日，部分群众把他隔离起来，并进行小会批斗。

七月三十一日，他看到在‘和大’院内地上写出‘打倒丁陈反党集团黑干将杨朔’的大标语后，表示不安，遂当夜服安眠药自杀。经送北京医院抢救无效，于同年八月三日身死。”

“经审查，杨朔历史是清楚的。他参加革命三十年来表现基本是好的。但由于其世界观未很好改造，在工作中犯过一些错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对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经不起群众运动的考验而自杀身死，决定给以政治错误结论。”

信的落款是：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革命领导小组。时间是：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政治错误结论”，显然不能令杨朔家人满意。1975年，杨朔的胞弟杨玉玮四处奔走，找“和大”的上级主管单位外交部，还找了中国作家协会。

杨渡说，1975年，杨朔去世7年之后，他的工作单位为他举行一次骨灰重新安放仪式（实际没有骨灰，骨灰盒里放置了杨朔生前使用的老花镜和一支钢笔）。当时这种由工作单位举行的仪式有一个重要意义，即对他的“问题”做出新的“结论”。1975年，外交部给出了“杨朔病逝”的结论。

“文革”后，杨玉玮和杨渡继续申诉。1979年，外交部最终做出杨朔“被迫害致死”的结论。1980年9月15日，三百余人在北京“和大”原址的大礼堂参加了杨朔的追悼会。追悼会由时任文联副主席夏衍主持，时任对外友协副会长林林致悼词。悼词说：“杨朔同志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迫害，不幸于1968年8月3日含冤逝世。”

从云端到平地

随着杨朔被平反，杨朔散文也迎来一轮强劲的反弹。

1984年，在全国十所高等院校18位专家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中，杨朔被称为中国当代散文第一人。全书在章节篇幅的安排上，介绍魏巍、刘白羽、秦牧、巴金的散文占一节，介绍冰心、吴伯箫的散文占一节，介绍曹靖华等的散文占一节。以上三节占据了一章篇幅。而杨朔却独立成章，分析他一个人的作品就占了三节篇幅。如此特殊待遇，表明了杨朔散文的地位。

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杨朔创造的这种“物-人-理”或“景-人或事-情”三段式结构给人矫揉造作的感觉，但在当时，“杨朔模式”却是一代人写作的“样板”。

据《散文》1984年第10期发表的《散文现状纵横观》一文对某一天来稿的统计，“百件中竟有11篇是写小溪的，8篇是写日出的，5篇是写贝壳的。这些作者所在地域不同，职业年龄各异，但却如此不谋而合。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联想引申的路数也大致相同，最后‘升华’的路数也别无二致。”杨朔散文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

但一些文学评论家认为，杨朔散文80年代初东山再起，有“文革”后“拨乱反正”的背景。所谓“拨乱”，就是清算“文革”的错误；“反正”，就是回到“十七年”的正确，杨朔散文作为“十七年”散文公认的杰作，受到推崇，被“正典化”是顺理成章的。然而，“十七年”与“文革”又不能截然分开，甚至可以说这“十七年”是“文革”的铺垫，也正因如此，杨朔散文在80年代后期开始受到广泛的质疑。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杨朔的“台阁体”散文开始引起质疑和争论。杨朔的多篇散文创作于1961年，正值大饥荒年代，苦难的现实一点没有影响到他的赞美社会的激情。梁衡是最早对杨朔散文提出质疑的人之一，他在《论“杨朔模式”对散文创作的消极影响》一文中，指出杨朔模式的本质是假，是一个叫人“忘记自我、为空头政治服务的假模式”。

随着时间推移，对杨朔散文的批评逐渐升级。庄周在《齐人物论》一文中说，“用艺术的方式汇报思想，表达忠诚，虽不能说是杨朔首创，但说到影响，杨朔的确首屈一指。”马俊山在《论杨朔散文的神话和时文性质》中直截了当地说，杨朔的散文是一种新的八股时文。

到上世纪末，随着新一轮的“重写文学史”尘埃落定，杨朔散文从云端降回平地。在陈思和1999年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关于杨朔散文的论述，仅仅是“时代抒情”概述下几句对“杨朔模式”的简单交待。

杨朔散文命运的沉浮反映了两个时代截然不同的审美趣味和价值标准。“杨朔的悲剧也是一代文人的悲剧。不仅仅是他在‘文革’中的遭遇，也包括他的作品。”三十多年后，资中筠如是说。

《看历史》文│杨智友

陆祥曾因为受袁世凯的派遣，和日本签署了“二十一条”而被千夫所指。他的后半生选择在遥远的异国他乡过着清苦的、长达22年的隐修生活。这是一场马拉松式的自我救赎，陆祥带着微笑到达终点。

圣安特勒修道院旁挺拔的榆树林已经很有些年头了，布鲁日的冬阳透过疏离的树冠倾泻下来，将厚厚的落叶染成一片金黄，美得让人窒息。

2011年11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组团赴比利时布鲁日市圣安特勒修道院访问，促成此行的是比利时外交部官员魏崇明及夫人阮丽明女士。魏崇明的祖父是“五四运动”时期中国驻比利时公使、出席“巴黎和会”代表团成员之一的魏宸组，他的团长陆徵祥个人档案就保留在圣安特勒修道院的“陆徵祥图书资料馆”里。

没有鲜花，没有纸钱。代表团全体成员伫立在镌刻有“Petrus coelestinus”（天士比德）字样的陆徵祥卧碑前，默默无语。天地间一片静穆。陆先生的那句警世名言——“弱国无外交”，在脑际闪现。短暂的静默后，耳边传来阮丽明女士的一句：“你们是六十多年来大陆来此访问的第一个官方代表团。”

慕庐

“陆档”的征集无疑对研究“五四运动”史和北洋政府外交史极有价值，但我更对陆徵祥这个备受争议的人物产生了浓厚兴趣。

打开历史教科书，陆徵祥的负面形象跃然纸上。这位曾担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和国务总理的政要，堪称清末民初的一位外交奇才。但陆徵祥最为人所熟知的，也是他一生最大的污点，就是于1915年5月25日受袁世凯的派遣，和日本签署了“二十一条”，成为“五四运动”时期那句著名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口号里所唾骂的大反派，由此背上了“卖国贼”的骂名。不仅如此，袁世凯称帝后，陆徵祥继续出任外交总长，在这个短命皇朝里俯首称臣，与历史车轮背道而驰。

按说早已官居高位的陆徵祥本可左右逢源、一路畅达，锦衣玉食地享尽一生荣华富贵。却为何在后半生选择在遥远的异国他乡过着清苦的、长达22年的隐修生活并埋骨于此？带着这样的疑问，我和我的同事泡在修道院里搜集档案，爬梳剔抉，试图还原这位千夫所指之徒、原北洋高官的前世今生。

“陆徵祥图书资料馆”除了堆至天花板的档案，还有一间十来平方、别称“慕庐”的纪念堂。古人为守父母、师长之丧，筑室墓旁，居其中以守墓，称为“墓庐”。而1920年，陆徵祥任外交总长时，在北京百万庄天主教教会墓园置了一块地做陆氏家族墓地，却号称“慕庐”，为康有为所题。一字之差，对至亲的爱慕尽在不言中。该墓立面仿古希腊神庙，墓室四壁镶嵌着北洋政府首要、各界名流如袁世凯、段祺瑞、黎元洪、溥仪、康有为等五十余人的题词石刻。如此高调，实乃陆徵祥希望通过此举来补偿自己未尽的孝心。如今，风流皆被雨打风吹去。“先墓旁之慕庐一变而为修院中之慕庐也”，低调素朴，真的是洗尽了铅华。

“慕庐”里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陆徵祥半身雕塑，宽松的修士青袍里，裹着一位历尽世变、饱经沧桑的老人，后上方供奉着的五棵“参天大树”，已是他心中永远的图腾，也为我的疑问提供了注解。

原来，早在陆徵祥任驻荷兰公使时，就曾在瑞士马奇尔湖畔的卢加诺城置办了一座别墅，为了纪念他最爱慕的亲人，他在那里栽种了五棵松树，分别命名为“慕亲树”“父母树”“许师树”“培德树”和“中华树”。如今，这些树名被制成小木牌钉在墙上，恰好组成了一个十字架的图案。“慕亲”“父母”不难理解，按下不表。其余“三棵树”则该如何理解呢？许师

陆徵祥的父亲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新教徒，每天早起读圣经，生活简单规律。在琅琅的祷告声中，陆徵祥接受了洗礼。在传教士父亲的安排下，13岁的陆徵祥在中国的第一所外语学校——上海广方言馆开始了求学生涯，学的还是时髦的法文专业，当时的欧洲上流交际场合，可是以讲法语为荣的。

1892年，在北京同文馆法国语言文学专业深造毕业后，陆徵祥奉派俄罗斯圣彼得堡，担任中国大使馆翻译。据陆氏在回忆录里记述：“一八九二年十二月，我以四年级的译员身份（四等秘书加翻译——本文作者注）被派至中国驻圣彼得堡的公使馆。在那里，我遇到一位老师，通过他的方法和榜样，使我由个人生活转为公开生活。”（陆徵祥：《回忆及浮想》）

这个老师，指的就是时任驻俄公使，被陆徵祥恩同再造的许景澄（1845-1900），这也是“许师树”树名的由来。当时陆徵祥的勤奋好学，引起了许公使的注意，有心要训练这个虽是平民出身，但有思进取的年轻人做外交官。在当时那个年代，由于受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辨”思想束缚，遣使被视为服侍外人，外交官并不像现在是一个令人艳羡的职业。但在许景澄的言传身教下，陆徵祥决意外交报国，“学习外交礼仪，联络外交团员，讲求公法，研究条约”，从此走上一条职业外交官的道路。

从1892年起，陆徵祥在清廷驻俄公使馆一步一个脚印地干了十四年。在“许师”的严格训练下，他的外交才能逐渐显露。由于他刻苦钻研业务，不几年后就擢升为三品知府衔二等参赞。

尽管陆徵祥的外交职业生涯顺风顺水，但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令他刻骨铭心的事。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已升任总理衙门行走的许景澄力主镇压。八国联军进攻大沽，朝议和战，他反对义和团围攻使馆，认为此举违反国际法，以“主和”而被视为“通洋罪犯”“卖国贼”，其实慈禧太后认定他是“帝党”，必欲去之而后快。是年7月，许景澄被斩首于北京菜市口，殁年仅55岁。

许景澄案直到宣统元年才被彻底平反，被赐谥号“许文肃公”。作为清末驻外重要外交官，许景澄积极支持“外交强国”的主张，在外交方面颇多建树，他和属员绘制的附有文字说明的帕米尔地区详图，至今仍是中国与塔吉克共和国边界谈判的珍贵依据之一。惜乎近代史著作或简单将其定性为“私通洋人”，或避而不谈，使这位外交前辈的知名度远不及弟子陆徵祥。

一个鲜活的生命转瞬即逝，给陆徵祥带来了深刻的刺激。殊不知，15年后，老长官的命运在陆徵祥身上重演，“我国近代外交上的一页痛史”，正是出自他的笔下。

许师已升入天国，他亲口叮咛陆徵祥的遗教也成为广陵绝响：“欧洲的力量不在于它的军械，也不在于科学，而在于宗教。你在外交生涯中将有机会观察基督宗教，它有许多宗派和修会，选一个最古老最接近其起源的宗派去参加，研究其理论，奉行其戒律，遵守其管理，密切注视其各项措施。以后，在你任期结束后，你或许有机会作进一步考虑。你要在最古老的宗派里选择最古老的修会，并尽可能去参加，成为其弟子并观察其内部世界里的秘密，一旦你获得了基督宗教的勇气和力量，你就把它们带走并将其献给中国。”（陆徵祥图书资料室档案，下简称“《陆档》”）

许景澄的话，陆徵祥牢记一生。

1906年陆徵祥升任驻荷兰公使后，将第一个月薪俸全部用来铸印有许景澄头像的银质纪念章，并将其分送国内友人和欧洲一些国家元首，以示对许景澄栽培之恩的感激和怀念。1931年，为纪念恩师遇难三十周年，已身在比利时圣安特勒修道院的陆徵祥撰文纪念许景澄，译成英、法二种文字后自费刊印成册，在欧洲广为散发。他还亲笔将先师的教诲和升入天堂的美好愿景绘制成卡片，画面上“罪臣”许氏反绑跪地，身首异处。天使翩翩降临，灵魂得以救赎。

辛亥革命爆发后，革命党人对前清驻外使团大换血，但陆徵祥却成为民国首任外交总长的不二人选。原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总理唐绍仪组阁时对他青眼相加，不仅仅看中他是“大吏中首先剪发之一人”，而且认为他常年出任驻外使团的工作，谙熟西方外交。仰仗他来建立民国外交部，或可带来中国推翻帝制后的外交新气象。1912年3月30日，陆徵祥启程返国，赴任外交总长。他清楚地记得甫进入外交界不久，正逢清政府签订耻辱的《马关条约》。他的恩师许景澄痛心地对他说：“你总不可忘记马关，你日后要恢复失地，洗尽国耻。”走马上任后，陆徵祥请大翻译家林纾写下“不可忘记马关”六字条幅，悬挂于总长办公室内，以志不忘《马关条约》的奇耻大辱。

陆徵祥踌躇满志，意在改变外行官僚办外交的陈规，设法修改清末累积的不平等条约，开创中国外交的新局。他凭借多年在欧洲工作时积累的经验，着手革除清朝官场遗留下来的陈规陋习，引进较富科学性的管理制度，一方面努力吸取欧洲诸国之长，改良中国的外交；另一方面在造就外交人才方面强调德才并重，顾维钧就是被他看中而网罗麾下的。一系列举措卓有成效，成为中国外交建制和管理走向现代化之嚆矢。培德

如果说陆徵祥的修行之路前有明灯指引，那么后面的推手或许更加重要。这就不能不提到另一棵树——“培德树”。所谓“培德”就是其比利时夫人的芳名——培德•博斐（Berthe Bovy）。

这桩婚姻在当时并不被外人看好，甚至遭到陆徵祥敬若父亲的许景澄的激烈反对。他的理由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并引经据典说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就不主张外交官娶外国太太，认为将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的确，涉外婚姻在当时本就十分稀罕，且按照中国传统观念，洋媳妇及混血后代是既不能进宗庙，也不能入祖坟的。不过，当陆徵祥遇见培德，该发生的还是都发生了。

培德小姐是比利时名媛，与陆在彼得堡的交际场合相识，随即擦出了火花。培德才貌出众，具有皇室血统，见识高远，气质不凡。只是她不仅比陆徵祥年龄大了十多岁，而且健壮丰满，与清瘦、中等个头的陆徵祥站一块儿，似乎并不般配。但培德“一见面就看中了陆徵祥，因此他们在认识不久，她就向他索求照片，陆徵祥很大方，培德小姐在接到照片后，这样写信道：‘（您的照片）已挂在我的房间进门处，这样我可在经过时向它作一个十分友情的敬意。’”（《陆档》）

一封封滚烫的情书使自小缺乏母爱的陆徵祥成为爱情的俘虏，许师的再三警告也无济于事。“我的领导曾经反对我娶个外国女子，我们毫不把他们的不悦放在心上，我太太以勇气和忘我的精神接受这个不理解，整整达八年的工夫。”在冲破来自各方面的阻挠后，1899年2月，陆徵祥在圣彼得堡的一座天主教堂与培德正式结婚。多年后陆在回忆录里写道，“我喜爱她的思想和精神生活的卓越、正确判断、大公无私、勇气和忠诚，我们在婚礼中合而为一了。我们的心灵相互了解。我感到陆夫人（培德）是位真的生活伴侣，无比的可爱，是位合作的协助者。”（陆徵祥：《回忆及浮想》）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许景澄对自己这个得意高足也只能说：“汝醉心欧化，致娶西室主中馈，异日不幸而无子女，盖寄身修院，完成一到家之欧化乎？”翻译成白话就是：“你沉醉于学习西方，连太太都娶了外国的。将来假若你太太过世又没有儿女，希望你能进修道院去，这样学外国学得更彻底”。没想到一语成谶！

陆徵祥与培德是按天主教的礼仪结婚的。婚后，受培德的影响，原本信基督教的陆徵祥改信天主教，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不久，陆徵祥正式受洗加入天主教。在陆徵祥任驻外公使时，培德帮他与各国外交官员联络周旋；他回国后，培德也恪守中国习俗足不出户，疏于社交。

“二十一条”签字后，陆徵祥内心备受折磨。每年的“签约日”这一天，都成为这个家庭的“受难日”。另一不幸是他们婚后一直无子女，这也是陆徵祥心中永远的痛，在自传中发出这样的感叹：“我无法理解上天的旨意为什么夺去了我的生儿育女的喜乐。”不过这反而使夫妇俩更加相依为命。

培德夫人在1922年因患高血压、脑溢血症而长期卧床。为了夫人病愈，陆徵祥遵医生所嘱携妻前往瑞士卢加诺居住静养，已辞官归隐的他于是接受了中国驻瑞士公使一职。他清楚地知道留给两人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于是决定尽可能多地陪伴妻子。1925年，心犹不甘的陆徵祥做了最后努力，他只身前往罗马朝圣，请求教皇为夫人祈福并表明心迹有意“弃俗修道，葬身欧洲异邦的一座天主教的隐修院中”。

教皇庇护十一世接见并满足了陆徵祥的请求，但1926年4月16日，培德夫人还是永远离开了他。培德女士逝世当天，陆徵祥便立刻辞去公职为夫人守丧。次年，护送夫人灵柩回到她的故乡布鲁塞尔，葬于皇族墓园。

多年以后，陆徵祥在自传里袒露了当时的心路历程，“当我妻子去世后，我立刻感到孤独，我一生只在此时寻求一件东西，我求一退省时机。在退省中，我有意寻路走入仁慈天主的家中。”（陆徵祥：《回忆及浮想》）

1927年7月5日，陆徵祥正式加入比利时布鲁日圣安特勒修道院为修士，取名天士比德。他埋葬了尘世生活，也实践了许师的教诲与夫妇的约定。从此，宽松的修士青袍一直陪伴他到生命的终点。

中华

与前两棵树相比，“中华树”实乃陆徵祥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曾经先后出任过九次外长的他，对“弱国无外交”有着切肤之痛。1915年，在袁世凯的指令下，陆徵祥代表北洋政府签署备受指责的中日“二十一条”密约，接受这一注定失败的谈判任务，实非所愿。当时陆徵祥尝言：“三四年后，一辈青年不明如今的苦衷，只说陆徵祥签了丧权失地的条约，我们要吃他的肉。”

果然，“二十一条”披露后，举国上下群情激愤，游行示威。陆徵祥成为愤怒民意的替罪羊，被钉上了十字架。良知的折磨使陆徵祥感到身心俱悴，终身为此痛悔不已。后来，他在给天主教史学家方豪写的信中说明了二十一条的签署并非出于自愿，而是无奈，悔不该遂袁之意。

一战结束后，陆徵祥率中国代表团赴巴黎参加和会。陆提出“参战”及“到和会时，再提出请各国修改”的针对签下二十一条的补救建议。作为一名弱国外交官，在外不能为国家争得平等权利，在内又不为国人所谅解。那种滋味，无时无刻不在噬咬着陆徵祥。巴黎和会后，陆感到“世界正义终无伸张之日”“国事也没有可以乐观的日子”，入世一条路既然走不通，便只有出世了。从此陆的人生轨迹开始发生逆转，他退出外交舞台，归隐于“慕庐”。

陆徵祥“放下了一段长久的、显贵的政治生涯，潜身本笃会隐修院的幽静中，全心追求天主”。在悠扬的钟声与虔诚的祷告声中，过起了极其清苦的隐修生活。“所衣者黑色衣服，所食者足充饥止渴耳。两餐之外，不得进食。室内一桌一椅一榻，除经典书籍外，一无所有。”（《陆档》）

陆徵祥“严守院规，以老迈病弱之躯，祈祷学习苦修行祭”，1935年6月，陆徵祥苦修八年后，晋升为本笃会司铎，抵达宗教职业生涯的顶峰。

抗战全面爆发后，陆徵祥虽然脱离俗世，地处异域，却无日不在心系祖国。正如他自己所言，“这副国耻的重担，在我退居隐院之后，仍没有放弃。”他主编了《益世报海外通讯》，登载中国的抗战进程。在给友人的信函中，陆徵祥有感而发，对中国及世界局势评论道：“蒋委员长及野声主教两人，异其地位职责，而同其怀抱，环顾国内，未见他人。故能同心同德，犹比之亚尔倍前王，与梅西爱主教，携手同行，共同维持危局，卒到凯旋旧都，举行感谢胜利大弥撒，以报答全国士民，不愧保国保民保土之领袖。此二人者，殆将复见于东亚五千余年之古国耶！”（《陆档》）

1940年5月的一个清晨，希特勒军队的皮靴马刺打破了圣安特勒修道院的宁静，包括陆徵祥在内的修道士全部被赶出了修道院。他不顾纳粹的威胁，毅然到比利时各地发表演说，发起抵制日货的运动，为中国和盟国的胜利进行公开祈祷。为此，陆徵祥被盖世太保列入了黑名单，幸而曾担任过蒋介石军事顾问的比利时军事管制政府首脑冯•法肯豪森极力阻止，他才没被押往设在波兰的死亡集中营。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向全国广播《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马关条约》过去了50年！“二十一条”过去了30年！已经修行18载的陆徵祥，在这天失去了往日的沉静。狂喜之余他无限感慨：“我初涉外交之时正值中国被迫签订《马关条约》，今天我看到被日本践踏的祖国领土主权一一收回。”有中国记者到达比利时采访陆徵祥，他再次表达了“在有生之年得见祖国一雪前耻”的由衷喜悦，并对当年签署“二十一条”向国人表示忏悔。

此时，已是风烛残年的陆徵祥仍然希望能以一己的精神力量为中国做贡献。

1949年1月15日，陆徵祥在比利时布鲁日的圣芳济医院溘然长逝。弥留之际，当隐修院院长南文主教到医院看望他时，陆徵祥用力说出了“中国”二字。院长说：“中国占去了你一半的心。”陆无力说话，但伸出三根手指，院长明白了：“中国占去了你四分之三的心！”他疲倦地笑了，安详地阖上了双眼。

这是一场马拉松式的自我救赎，陆徵祥带着微笑到达终点。

作者系第二历史档案馆副研究员

1948年，费正清在他的《中国与美国》一书中问道：“美国人迫切想要得出答案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的商人阶级，不能冲破对官场的依赖，以产生一种独立的创业力量呢？”中国近代商业史，就是带着这个问题开始的。

1895年，《马关条约》允许日本人在通商口岸任意设厂，从那时开始，清政府也允许民间办厂。这是19世纪洋务运动以来经济与社会互动的结果。事实上，在中法战争后，张謇就认为“中国须兴实业，其责任须士大夫先之”。 

1899年，他以状元身份创办大生纱厂，认为“士生今日，固宜如此”，把经营实业，当作是士在今时今地的责任。而外国商品的输入，也改变了旧式商业的经营内容，随之经营方式也发生改变，旧式商业向近代工商业转化也改变了商人本身。

从张謇之后，包括士商、买办商人和旧式商人转化而来的工商业者，堪称更完整意义上的近代工商业者，他们很快成为影响中国政治、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城市里来自商会、商团的商业精英们，随着他们势力的增加，承担了社会众多公益活动，包括发展慈善事业，维护社会治安，疏通河道，修筑堤坝，推动实业，不仅仅加速了中国传统社会政治制度的瓦解，也推动中国走向近代化和国际化。同时，在抵制洋货、收回利权、立宪、改造社会等众多社会事务中，工商业界人士显示出自身的实力和存在价值。

法国学者白吉尔称实业界工商业力量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至1927年这段时间里，这个阶级推翻了国家权威，而在后一个时期中，则促成了国家权威的重建。她还说，他们是30年代之前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种适中和稳定的因素。

棉纱大王穆藕初1922年试图“倒逼”改革。他在《密勒氏评论报》发表文章，文中说：“以前我们认为工商业者只应该关心工商业，这种旧观念今天已经没有用了。团结起来，用一切办法迫使政府改良内政，已经成了我们工商业者的责任……我们相信只有这样办才有希望使我们国家的工商业复兴，如果我们不采取这样的步骤，其结果将是所有企业失败，国民将无以为生，国家将遭到毁灭。”

可以说1895年之后的商人们，尤其是集中在条约口岸的商人们，逐渐形成了官僚系统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在和政治的一系列博弈——分离-融合-同盟-对抗-异化——中，他们的追求却总是自相矛盾的：自由和秩序。他们的不成熟则鼓励了军事独裁的复辟。

回望百多年前的历史，商人们在追求商业利益的同时，努力促进中国现代商业伦理的完善，并追求商业道德的提升。同时，他们试图发挥一个阶层力量，参与国家社会和政治的建设，努力地营造一个有利的商业发展环境，在实现中国的工商业大发展和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成为一种向上的力量。

它留下了一种特别的历史传统，这些传统、这些经验和创新，仍是今日中国前行的有益借鉴。

《看历史》2012年2月刊：金钱改变中国？_商人的理想与力量 目录

微历史

开卷 007

双面资本

史观 008

李振盛：为历史存照

目击 010

南巡20年：改革再出发

旧闻 016

尼克松邀请中国加入美国的“和平长征”

航空署自造飞机

太原各界摧毁偶像纪

新闻 017

新知 018

17世纪英国妇女闲聊有罪

清代前期对朝鲜人的“禁书令”

犹太“隔都”在欧洲的起源

纪念 019

隐私权：一种独处的权利

格物 020

洞察 022

何帆：大法官回避 谁说了算

大历史

封面 024

金钱改变中国？

——商人的理想与力量

张謇：状元下海

汤寿潜：商人干政

苏州：市民公社

穆藕初：在商不止言商

荣德生的“千桥之德”

陈光甫 ：金钱政治

酷 历 史

天工 076

聚元号：角弓雕翎三百年

致知 082

不眠：向上帝索要时间

潮流 088

二战海报：和平时代的战争武器

潮流 094

时尚：曾为毛皮而疯狂

热 历 史

温故 100

杨朔：死于1968

温故 108

陆徵祥的救赎

知行 116

仓皇孤岛：每个人都有一座最后岛屿

心 旅 行

读城 124

雅典：在神迹中寻找人影

寻路 130

丹棱石窟：遗落在荒草中的佛影

慢 历 史

家谱 136

贝聿铭：建筑界的外交家

画传 142

这一年，双英同台

月读 148

十年砍柴：那些失去文化家园的读书人

追逝 150

品牌 158

后窗 160

《看历史》文│欧阳奋强

古人言“读经宜冬，读史宜夏”，读经需要专心，冬天寒冷，人都比较宅，自然也比较专心。读史容易入迷，夏天天光久，村儒秀才们也正好省下了灯油钱。不过对现代人来说，冬天挑灯读史，也是乐事一件。

末世景象总是不堪说。中国历代王朝末世，明末算最令人痛惜的，真是几十年乱象，万里烽烟瘴。西晋与宋虽然孱弱，但总还能力守半壁河山。八旗铁骑，一入山海关，没费什么力气就坐稳江山。李自成的大顺军何以只是行色匆匆地打了回酱油，南明几个政权，又何以清一色的不堪一击。这一切，顾城先生的《南明史》里有答案。

书中关于李自成的一段，最值得叹息。李自成的败亡，其实根源还在自己。大顺军百万雄师进北京，李闯王在紫禁城里鞭指天下，历史给了他统一全国的机会。可惜流寇思想积弊太深，在形势最好的时候，李自成在政治和军事上连续犯错。首先没意识到清政权是主要敌人，只是忙着分兵接管明朝州郡，在逼反吴三桂后，才偏师出关，结果被多尔衮一战击溃。

其次是政策没有变通。改朝换代，在古人来说 ，并非完全不可接受的事。天下士民，就算再没追求，也不愿意异族入主。李自成如果能够及时建立起统一战线，稳定明末混乱的天下民心，那么大事可为。可惜当天下官绅争相归附大顺时，他还是一味的斗地主，刮富户，不懂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搞的地主阶级们热脸贴个冷屁股，自己人心尽失。《南明史》里举出的小例子，史籍中鲜有大顺政权征收赋税的记录，少有的含混记载，所征的银、粮却是整数，竟然都是斗地主斗出来的“赃款”。汉人内斗不已，八旗铁骑真是捡了个大便宜。

如果李自成能坐稳江山，自然就没有大清江宁织造曹寅，也许曹雪芹就写不出《红楼梦》，对后人来说，也是一种可惜。唐德刚先生的《史学与红学》，收录了他治史多年来的札记随笔。虽然不如他其它专著那样有系统浩博，但大家手笔，文理行间珠玉遍地俯拾可得，加上行文平易风趣，非常值得一读。

中国的文史大家，《红楼梦》总是一个他们绕不开的心结，唐德刚也是如此。在《曹雪芹的“文化冲突”》一篇中，唐先生写了看《红楼梦》的别样心得，他发现曹雪芹对书中的女性人物，无论样貌衣着神态，描写不无细致入微，唯独对她们的脚却只字不提。明清女子大多三寸金莲为美，小家碧玉尚且缠脚，何况大观园里的小姐丫鬟。究竟姑娘小姐们的脚有几寸，曹雪芹不写，高鹗竟也忍着不写。书中女子的脚码，成了大观园里的一桩悬案。

关于《红楼梦》里的脚的艺术，唐先生自言年轻时曾写过一篇长文，可惜经年变迁原稿早已佚失，这个问题仍然没有答案。大家写史，并不都是板起脸来做严肃文章，偶尔谐谑，同样有益。

读史以知今，虽然文字间的道理未必能全部吸收，心底里先来个古今相照，也是阅读的乐趣之一。杨照先生是台湾知名的文化评论家，他的《故事照亮未来——通往开放社会的100个观念》，以一百个词汇为体例，每个词所涵盖的观念，又用古今中外的故事来阐释，大至国家社会思想，细及个人行止德行。以小见大，又能由浅入深的书，大多好看，比如余少镭先生的《造文字的反》。不同的是，前者更多的是讲述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以及具体体现这些观念的现代公民行为准则。如《礼貌》就是避免不必要的粗鲁，《文明标准》就是要求这个社会变聪明。对一个刚刚能把过马路要看红绿灯和公共场所不能随便丢垃圾这样简单的规则勉强遵守的社会来说，这本书显然是非常有必要一读的。如果人人都能践行，那么真的如书中所说：故事照亮未来了。就算达不到这一步，至少也可以照亮自己，寒碜他人。

与明末外患不同，清末民初的历史处于中西交融的社会大变革时代，又是另一番情况。近代史的蒋廷黻所著的回忆录同样值得一看。从懵懂学童到八年抗战，四十多年的个人经历娓娓道来，民国的发展变迁也在其中了。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以言辞犀利被称为“一代人的冷峻良知”，他所著评论集《政治与文学》包含颇杂，文学、艺术、政治人物、西方著名作家、作品均有涉及。学者看学问，我辈一般读者大可不必那么认真，随便挑拣出所喜欢作家作品的部分看来，乔氏的犀利评论，也会大有获益。《看历史》邮发代号：6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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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历史》文│易萱

“无论面对任何事，我们都正直以待不要畏惧。尽管说出你心中的话，如有所言，当言无不尽。当我们持不同意见的时候我会提出反驳。而这也是民主主义中最基本的言论自由。所谓言论自由并不是七嘴八舌的口角之争。”

——昂山素季

“夫人”昂山素季

由于缅甸政府一度决意要将昂山素季的名字从民众的记忆中清除，因此昂山素季的名字在缅甸是不允许提的，人们都以“夫人”来尊称她。而著名导演吕克·贝松的影片《夫人》正是以昂山素季的一生作为蓝本拍摄的。其中，女演员杨紫琼因为出演昂山素季已经被缅甸政府列入了黑名单，不能进入缅甸。

65岁的昂山素季，拿到了人生中的第一部手机，并第一次登录了Facebook与全世界爱戴她的人们交流。她在演讲中对人们说：“昨天，我第一次用上了这样的手机。而在6年前还没有这样的东西。在使用手机的时候，我甚至都不知道该把嘴凑到哪儿说话。”

祖父母

昂山素季的祖父吴巴，祖母杜素。昂山将军出生时父母原本为其取名为貌腾林。但由于其兄名叫昂丹，故后来父母将他改名为昂山。

父亲德钦昂山

1915年，德钦昂山出生在缅甸马圭县那卯镇一个佛教家庭。1939年8月15日，德钦昂山秘密成立缅甸共产党，并出任缅共总书记。他曾借助日本势力对抗英国的殖民统治获得成功。二战中，德钦昂山奋起反抗日本军队在缅甸的暴虐统治。战后，英国殖民者重返缅甸，他则继续为缅甸独立而战斗。

1947年，他与当时的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定下了保证缅甸在一年内完全独立的“昂山-艾德礼协定”。但就在国家独立前夕，32岁的昂山将军被政治对手刺杀。他作为领导反抗英国殖民统治、抗击日本占领、争取国家独立的民族英雄，被缅甸人尊称为“国父”。

母亲金姬

金姬是一名护士，二战中她与当时正在奋力抗日的德钦昂山相识相恋。1942年，他们结为夫妻。

在丈夫被刺杀后她强忍悲伤，也并不寻求报复，反而继承丈夫的遗志继续推动缅甸建国，并在建国后出任缅甸国会议员，致力于改善本国妇女和儿童的健康福利问题。

金姬曾出任缅甸驻印度和尼泊尔大使。1960年，昂山素季随母亲来到了新德里。正是那段时期，昂山素季初次接触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

1933年3月金姬在缅甸突然中风，生命垂危。昂山素季毫不犹豫地从英国飞回国内照料母亲，并且再也没有离开缅甸。

大哥昂山欧

昂山欧与妹妹持有不同政见，迁居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市。他一直作为缅甸军政府的潜在代理人对昂山素季进行中伤并协助囚禁她。昂山欧因争夺父辈留下的房产将昂山素季告上法庭，外界也一度传言昂山欧欲将房产所有权出卖给军政府。但最终最高法院驳回了他的诉讼，因为根据相关法律，昂山欧身为美国公民不能在仰光拥有房产。

二哥昂山林

昂山林8岁时因溺水而不幸夭折。

丈夫麦克·阿里斯

昂山素季的丈夫迈克·阿里斯是研究西藏文化的英国学者、牛津大学的教授。1964年，昂山素季入读牛津大学圣休学院，曾出任英国驻缅甸大使的保罗-戈尔·布斯，为昂山素季提供了在英国的住处。就是在布斯家里，昂山素季结识了阿里斯。

从一开始阿里斯就知道昂山素季绝不是一位普通女子，他支持昂山素季的选择，并在结婚时承诺妻子，“我永远不会站在你和你的祖国之间。”他们组建家庭，共同生活了16年。

阿里斯于1997年被查出罹患癌症。昂山素季深知自己一旦离开缅甸就再无机会回来，于是，在艰难的抉择以后她毅然选择留在缅甸。

阿里斯在病重期间，曾多次请求缅甸当局允许自己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去看看妻子，都遭到拒绝。在分离的11年间，两人只见过五次面，而1995年圣诞节之后，阿里斯便不再获准进入缅甸。1999年3月7日，阿里斯去世。而在军政府的多番阻挠之下，昂山素季深知没有机会回英国与他告别。

儿子们

亚历山大·阿里斯和金·阿里斯

因为常年被软禁，昂山素季只在少数场合见过自己的两个儿子。儿子们也只能通过母亲的演讲、媒体报道及在间谍监视下的短暂探望来了解母亲。昂山素季说：“我十分想念我的孩子们，虽然不能见面一起共享天伦之乐，但我知道他们其实从未离开过我。”

1 9 9 1年，昂山素季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她无法亲自前往挪威领奖，只好让两个儿子代替自己发表了答词。这份答词中，他们引述了昂山素季的名言：“在缅甸追求民主，是一位国民作为世界大家庭中自由与平等的成员，过一种充实全面、富有意义的生活的斗争。它是永不停止的人类努力的一部分，以此证明人的精神能够超越他自然属性的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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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历史》文│韩福东上世纪60年代末，一批分到云南边疆的知青越过国境线，奔赴缅甸参加革命。战争结束后，流浪到金三角的知青就走上了各自的人生旅途。而属于他们的那段历史，在千里之外的故国已经很少再有人提及。

康国华生活在黑暗中。他始终戴着墨镜，以掩盖深陷变形的眼眶。他是一个盲人，40年前在缅甸的一次战斗，令他永远失去了自己的双眼。他原本是云南的一个知青，在文革“输出革命”的浪潮中，成为缅甸共产党内的战士。他希冀靠浴血奋战改变自己“黑五类”子女的命运，但缅共失败的革命，让他的梦想成了空；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政策转折，让他在归国后也失去依靠，当年“革命者”的身份也再无人提及。

现在他只是一个享受低保的盲人。革命年代的硝烟和血，还时常在他脑中回放，但已恍如隔世。该如何评价自己在缅北丛林中试图夺取政权的戎马倥偬岁月，对他构成了一个难题。

“人生只有一次。如果有两次我会后悔。因为只有一次，所以谈不上后不后悔。”康国华说。

另一位参加缅共战争的云南知青王曦，返乡后也一直生活在失落中，“在缅甸不被当作自己人，回来后，也边缘化。两边都不当作自己人，现在说起这些也名不正言不顺。”但他也说自己并不后悔。他最终活着回来，并且没有受伤。在1970年5月穿越国境参加缅共之前，出生于“历史反革命”家庭的王曦，感受到重重的压力，他试图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们能走上这条路也是不幸中的万幸。在当时无路可走的情况下，这是一条光明大道，参加缅共最大的好处是不讲出身，基本没有阶级歧视。”

“康国华可能会后悔，对于我，这可能还是笔精神财富。”王曦这些年开始撰写自传体小说《红飞蛾》，他预计该书完稿后将有一百二十余万字。在缅甸15年的经历，给他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虽然有文学化的加工，但他表示书中内容基本都是真实的。

王曦回国的时间是1984年，彼时他在缅共内的军阶是正营级。负伤的康国华比他晚回来5年，那时缅共内部发生了政变。缅共人民军的战斗英雄、缅共副主席德钦巴登顶所谓的“缅共的保尔·柯察金”、已官至旅级的康国华，一时间一无所有。他被认为是最后一个也是级别最高的归国缅共中国知青。

他们是参与缅共人民军的数千云南知青中的出类拔萃者。

到缅甸去支援世界革命

“1970年5月19日。这一天是我永远纪念的日子！这一天我刚满20岁！这一天我离开了养育我19年的亲爱的祖国！这一天我第一次踏过了国境，来到了缅甸——这块秀丽的国土上。这一天是我一生中最意义深刻、最伟大、最光荣的日子，我参加了缅甸人民军，投入了光荣的国际主义的战斗行列。”

“从这一天开始，我将把我的青春和生命，光荣地献给正在争取解放的缅甸人民的革命斗争，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 人类最崇高的理想—— 共产主义！”（来自王曦日记）

王曦有写日记的习惯，十余年的军旅生涯也未曾中断，这些日记一直被他带在身边。在这本日记的扉页上，他写下“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这句话，接下来是他凭记忆写下的保尔·柯察金的那句名言：“人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渡（度）过：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不致因为碌碌无为和虚度年华而悔恨，在他总结自己一生的时候能骄傲地说：我整个的一生，已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翻身解放而斗争！”

在去缅甸之前，王曦是在滇西德宏州陇川县弄安村插队的一个知青。他父亲、奶奶和弟弟则被遣送到滇南石屏。“一家7口人有4口被弄到农村了，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弟弟才13岁，我没办法，申请调到滇南，将（1969年）年终分的七百斤口粮用来救济父亲，不然他们要饿死了。”

王曦在滇南没有待满一个月，就回到了昆明。“那时城市的大批斗已经结束，但农村方兴未艾，隔三岔五四类分子就要批斗，我们这些子女也跟着受斗。和父母在一起更糟糕，各奔生路吧，我没和父亲打招呼，拔腿就跑。”

母亲还在昆明，理解他，但却无钱给他充当回滇西的路费。他向同学借钱回到了陇川县插队的村子，但当地已经不再接收他，理由是他已经调走了。“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有生路我还愿意留下来。”王曦说，此前他在生产队表现最好、出工最勤，曾被公社推荐参加当地先进知青大会，后因审查成分不好，取消资格，“这些都是刺激，表现再好也没出路。又穷，我工分最多，但也就分几百斤谷子，活不下去。”

他早已听说缅共招收中国知青，曾有几次冲动想要参军，都忍住了。这一次，他终于下了最后的决心。“我对革命陌生得很，在昆明21中读书时就文绉绉的，喜爱无线电，文革也没参加过武斗，枪都不敢动，不是当兵的料，谁知21中第一个去参加缅共的就是我。我对支援世界革命完全没有概念，知道是去战争，实在是被迫。”

王曦的这个说法，很难说不带有事后的智慧。准确还原王曦当时的心境有些困难。当时的日记显示，他对革命具有相当的狂热——他现在说这是当时的一种话语习惯。

那个时候，支援世界革命是中国政府的官方辞令，“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在官方媒体上，也不时可见对缅共的舆论声援。在王曦前往缅甸前50天，《人民日报》刊发报道称，“坚持下去就是胜利。缅甸共产党领导缅甸人民，坚持革命武装斗争已经有二十二年之久。近几年来，缅甸人民武装和缅甸各族人民武装不断粉碎反动派发动的大规模反革命‘围剿’，狠狠打击敌人，使武装斗争出现了进一步发展的新局面。在缅甸共产党‘赢得战争，夺取政权’的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缅甸人民必将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夺取缅甸革命的最后胜利。”（1970年3月28日《人民日报》）王曦也带着缅共必胜的信念，扛起了枪。几个同学将王曦送到陇川县城，他又沿着从遮放镇到芒海镇那条专用公路，走向陌生的邻邦。一年多前，康国华也是沿着这条公路，踏上异域武装革命的征程。

“那时路还没有修好，正是雨季，泥石流下来两次，规模并不大，缓缓地冲到我们的大腿根。”康国华说。

毛泽东思想指引缅共人民军

康国华的家庭出身与王曦类似。父亲是“大资本家”，同样是“黑五类”，文革中被遣送乡下。在去缅甸之前，康国华在腾冲上山下乡。他比王曦小两岁，去缅甸时尚不满18周岁。

“我们学校初一、初二的学生基本都去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我是黑五类子女，去不了。不能选择，只能去腾冲插队，挣工分。我在那里只待了几天，觉得在国内没有任何前途。”康国华说。有一次，在腾冲县城，康国华碰到在盈江县当知青的亲属，彼此在一家小吃店聊了起来。“他说：缅共革命最欢迎知青。保山军分区在芒海设有兵站，可去那里报名。最关键的是出身不好也可以。我问：如果是黑五类呢？他说：真刀真枪干革命，据了解可以。”

这深深吸引了康国华，他从小胆子就大，并不害怕战争。没有知会家人，他就和其他两个知青奔往芒海。但这两人在快到兵站时打了退堂鼓。“害怕是一个因素，另外，即使回去，他们还有干革命的环境。他们是红五类。”康国华说。

在公路边，可以看到崖石上有凿子刻写的巨幅口号：支援世界革命，支援缅甸革命；打倒（缅甸）奈温反动政府！缅甸于1948年1月宣告独立，吴努政府时期，共产主义团体就爆发了连绵不断的起义。1962年，陆军将军奈温夺得政权，将缅甸变成警察国家，“武装起义在北方继续，尤其是科伦人和克钦人参加起义甚多，后者常常与缅甸共产党结成联盟。”（罗兹·墨菲《亚洲史》，

黄磷译。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4年10月版）

康国华到了芒海兵站，他最关心的还是出身问题。“他们说：当年毛主席、周总理都不是贫下中农，可后来都成领袖了。关键看你革命怎么干！革命成功后可能讲出身，但革命开始和当中出身是次要的，主要看革命表现。”这让他吃了定心丸。

与他几乎同时到达芒海的，还有另外两名昆明知青和四个附近农村社员。“90%以上的知青都是从芒海过境，其他地方很少。”康国华说，第二天天刚亮，他们七人被送到一公里外的界河边，他们趟了过去，对岸就是缅共的天下。

缅共兵站距离界河还有一公里多。康国华到缅甸的第一天，几乎都在蒙头睡觉。他领到了缅共的军装，和解放军的军服非常像，差别仅在军帽上五角星的材质并非金属，而是绒布；军腰带上没有“八一”字样；军服为适应当地气候设计成开领，裤腿处有纽扣可绑腿……第二天又发了枪。

“他们简单介绍了一下缅共东北军区的情况（当时只这一个军区）、缅共人民军的情况，就给我们编班。印象中我被分在新兵连的二班。开始培训。从站军姿到射击、投弹、刺杀……只培训了一个星期，我们就上前线了。”

前线刚刚经历了一场战斗，需要补充兵源。康国华等人所去的地方叫勐古，离界河并不远。他们每日两餐，时间分别为早10时半和下午4时半，白天继续训练，康国华感觉很适应，并不太累，吃得消。

到处都是毛泽东的图片，缅共前主席德钦丹东的手绘图片反而少很多。每天晚上都要学习毛选。“天天‘三忠于’。没跳忠字舞，但哪怕下倾盆大雨也要早请示晚汇报，雷打不动。明天打仗，今天进了阵地，也要默默地搞：备一本《毛主席语录》，面向东方，敬祝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缅甸人民的领袖德钦辛主席身体健康。直到林彪出事后，1972年才不搞了。”

至于前来参军的中国知青人数，康国华曾从缅共司令部征兵站的花名册上获悉，被正式登记在案者不下3000人。他们大部分是像康国华这样的“黑五类”后代。康国华大概是1969年3月下旬抵达缅甸的，他记得自己参与的第一场战争是在4月21日。那是一场伏击战，下着大雨，血流成河，“我们伤亡二十多人，敌方死伤约五十人。”

解放区的人跑得差不多了

最初的战役，令王曦印象最为深刻。

1970年7月1日，王曦由新兵连补充到4045部队枪炮连2排。他在一周后写给朋友明月的信中说，“现在我是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了，暂（崭）新的政治环境和暂（崭）新的生活环境都要求我彻底地改造世界观……从初中开始到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红色恐怖’，从‘炮匪’到山区农村接受‘再教育’，从弄安到石屏，从石屏又回到弄安的这些岁月里，我真是尝够了‘被压迫者’的滋味，当然从我国的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里，还存在着阶级，所以压迫的乱象是必须的，但是我是一个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革命青年，却总被一些顽固不化的人们压迫着，我在许多事情上不能和大家享受同等的权利，这是我因之而奋斗的一个方面。为了这些，我坚决地走上了这条生命飘摇的但是前途光明的道路。我相信我的意志能使我坚持到最后的胜利！”（王曦1970年7月9日日记）

十几天后，经过艰苦的夜行，王曦在奶蒙山顶迎来第一场战斗。“以前从没有摸过枪，现在开始把枪口对准人，扣响时，心情不一样。当时青春热情，认为这是报效国家的机会。缅甸成了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内心有光荣自豪的感觉，这种兴奋感驱使我去战斗，动力有点畸形。”王曦说。

他当时的日记更能还原初战时的情景：“我扛着炮架跃上了工事，敌人的枪炮和我们的枪炮都分不清，只觉得枪弹在空中‘丝丝’飞过，‘叭叭’爆炸，我觉得手脚都不听使唤，炮架打开得太慢，指挥员在营地催促着。炮架好了，炮弹塞进了膛，我还没反应过来现在该干什么，‘轰’！山摇地动的一声巨响，我们的‘五·七’炮开火了，炮弹底火从我身边喷射过去七八公尺，硝烟泥土翻腾，炮弹落在敌人堆里，敌人四散奔跑。‘轰、轰’，接连打了五炮，敌人的重机枪也打哑了，敌人溃逃了，4048配合着守在山顶的二营向敌人猛冲猛打，我们在这边紧张地注视着这场激烈的战斗，我耳朵里边‘嗡嗡’地响着，刚才在身边响过的震天动地的‘五·七’炮声。”

王曦亲历的第一场战争，以大获全胜告终。打死敌方八九十人，俘虏19人。（王曦1970年7月21日日记）

缅共的战争，曾在某个时段节节胜利。但随着对缅甸了解的深入，王曦内心却产生了其他想法。“最大的反差是，本来是去解放处于水深火热的人类，但到了缅甸一看， 人家是小康生活，自给自足，有耕牛、房子和碾米机，不吃杂粮，没有阶级剥削。”王曦说，他感受最深的是在山里打游击的时候，看到坝子上很多人家富丽堂皇，地板铺地，进屋还要换拖鞋，“我都不好意思进去，他们和我们过着天上地下的生活，我们是穿着补丁裤青黄不接地过来解放他们的，心里意识到有些可笑。”

按照缅共的革命理论，该国存在阶级差别，在此基础上，需划分贫农、地主等，进行阶级斗争。王曦认为，缅甸本是佛教国家，信仰宗教的民众对互相杀伐批斗并不习惯，虽然有被煽动起来的参与者，但毕竟是少数。缅共在“解放区”进行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使民众深受困扰，“后来人都跑得差不多了，解放区一贫如洗。因为贯彻不下去，慢慢就顺其自然了，1975年之后，土改之类的政策无形中就流产了。”

军队整肃

康国华也曾经历与王曦类似的困惑。“开始我没考虑，到缅甸一年后，随着年龄增长，虽然对革命本身没有怀疑，但开始考虑革命会带来什么。百姓的生活和此前从电影、书本上看的不一样，他们没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这里物产相当丰富，百姓吃的都是最好的大米。”康国华说，和缅共区内的百姓接触，他们反应冷淡，他发现自己并不太受欢迎。

1970年初，康国华被从前线派去后方近半年，协助地方政府搞减租减息和征兵等工作。“当时缅共在解放区已经建立了县、乡、村政权，那边民族地区山寨，大的山官、土司的土地比较多，但缅共进来后，他们都跑掉了，小的地主和普通百姓在生活、居住上基本没大差别。我去的时段，没像土改那样激烈，还是比较温和地减租，一年五担的地租，给减为四担。等我回到部队后，听说工作还有反复。”

征兵的工作并不好做。康国华初到缅甸时，缅共人民军大概有10个营加3个县大队的兵力，需要不断补充兵力，但当地百姓对参军兴趣寡然。征兵虽名为“动员”，但有具体指标，“村里一家有两个男子，就必须一人当兵。如果村里有50个男子，就至少要出20个兵。”康国华说，他第一批参与送16人去参军，“睡了一觉后，跑了五个”。在派去后方之前，康国华刚经历了一次有惊无险的审查。

康国华爱好文学与政治理论，他和来自腾冲的知青张连达、龙浩能，以及北京知青刘闯，经常在一起讨论文学、国际形势和政治话题。在1970年缅共乘胜而进的南下战争之后，他们谈及刚刚牺牲的解放军顾问团在该营的副营长朱尚修。

“张连达和龙浩能说，朱营长是工兵出身，在炸大桥时亲自布置TNT雷管的安放，大桥被成功炸断，差不多一个营的守军被打死，他死也值得了。结果被其他人报告营部，说他们诅咒革命干部‘该死’，完全是反革命言论，惊动了军区司令部。他们俩人都被抓起来，我也被隔离审查了4天，说我和敌人站在一起，没有站稳立场。刘闯因是北京知青，网开一面，受了点牵连但不重，写了个检查就过关了。”康国华说，他们四人被打成“小资产阶级集团”，他本来在南下战争后要被批准入党提干的，因此延期了几个月。

后来，被关押起来的张连达逃跑，不知所终。龙浩能则被关进后方的监狱，坐了约两年牢放出，开除军籍，回了中国。康国华说，在押送龙浩能去监狱时，还特地让他协助另外两人一同前往，在回来的路上，那两人告诉他，组织上曾交代，如果康国华有解救或帮助龙浩能的意图，就告之狱方，将他也一起关押。

正是南下战役失利后的休整期。这件事，导致缅共人民军军部派人来康国华所在营里蹲点，战士们互相监督、揭发。“中国国内的极左思潮，都过来这边了，甚至被放大。如果谁有政治性的不满言论，就会被上纲上线。”康国华说，现在回顾起来，缅共高层也有内斗，只是当时底层的他们并不知道而已。

失去母体

从后方参与减租减息等工作回来后，康国华被派去当教官，培训新兵三个月。他已经是班长，也加入缅共成为一名党员。此时，已经是1971年8月，算上游击战在内，康国华经历大大小小三十余次战斗。他很快将遭遇在缅甸的最后一次激战，并在这次战争中失去双眼。

那是1971年9月9日凌晨3时1刻，跳出战壕向敌军扫射的康国华，手中的轻机枪被枪榴弹击中，爆炸。“一声巨响，我身体震了一下，看见满天星星，我意识到糟了，连人带枪掉下来，没有了知觉。”康国华回忆。

康国华被送往昆明43医院疗伤，他立了一等战功，成为缅共东北军区的战斗英雄。缅共副主席德钦巴登顶亲自去医院看望他，称他为“缅共的保尔·柯察金”。

无法忍受失明痛苦的康国华，试图自杀，未遂。

但他在缅共的地位确实在上升，从108医院支部书记（连级）开始，一路扶摇直上。不过，此时，缅共已经开始了下坡路。在康国华和王曦看来，1971年9月13日林彪的出逃，是一个关键的节点，这之后，中国政府明显疏远了缅共，开始逐步减少支援。

其实，中国政府外交策略的调整，在林彪事件之前，即已开始。1971年6月16日，缅甸联邦革委会主席兼总理奈温接见了中国驻缅甸大使陈肇源，7月31日，奈温夫妇还受邀对中国进行“友好和非正式的访问”。《人民日报》及时刊发了简讯。

一直与奈温政府作战的缅共，很自然地失去了支援。康国华说，顾问团最先撤走，留下的也回到了祖国。知青在1973年开始大批退伍，回到原来插队的地方。“我感觉茫然了，觉得国际共运和缅共的前景都有问题。我内心相当矛盾、复杂。我该怎么办？最后的结论是，只有更好地干，和缅共共存亡。”康国华说，在1973年6月前后，国内曾通过缅甸108医院政委，问他是否愿意回国，将给予正连级待遇，但前提是他父亲回哪里他必须去哪里。他想争取去昆明荣军医院工作，未被允许。康国华因此谢绝，也错过了这唯一的一次机会。“如果回去，连级残疾军人，当时会有每月八十多元的待遇，现在好几千。”

1984年，王曦带着妻儿回到云南落户，他厌倦了战争。

“到1987年，（缅共）北方军区根据地，90%都已丢失。”康国华两年后也回昆明去安置妻女，他本打算再返回缅甸，“可我1989年3月回国，马上缅共就发生政变。我就没回去。”

这些年，缅共一直靠贩卖毒品，“以毒养军”，内部斗志已失。1989年，缅共终于成了一个历史名词。康国华和王曦失去了最初革命的母体，回到国内，他们也得不到任何正式的承认。

中国仿佛异域，康国华要重新开始，为生存打拼；35岁的王曦则开始在父亲曾工作过的工厂，从学徒干起，工友都叫他“老团长”。”

成为特区的前缅共根据地，依然动荡不宁。2009年，在20年前率先脱离缅共的彭家声，又被新的政治势力所驱逐。康国华认得他，他想起在缅北岁月里，两人曾有的交集。

回国前，康国华带回了一套缅共军服。20年过去了，2011年11月上旬，他第一次重新穿起它，秀给来访的记者看。它的确很像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装。只是，康国华自己无法再看见自己穿军装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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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共兴衰

1939年，德钦丹东等读过马列著作的知识分子发起成立了缅甸共产党。1942年日本侵略军入缅，缅共提出抗日口号，威信大增，连后来长期执政的奈温也曾参加缅共并成为候补党员。1945年缅共组织反日起义时，曾建立起2万人的武装。1948年缅甸独立时，缅共提出“和平发展”口号，曾放弃武装走和平议会道路，却未获成功。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后，缅共主席德钦丹东提出要“面向东方，学习毛泽东思想”。

缅甸政府于1950年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建交初期两国关系较为冷淡。1955年后，缅共因得不到实际外援，开始与政府和谈。60年代初中苏分裂后，缅共表态支持中共。1964年9月，缅共中央会议上提出“赢得战争，夺取政权”的路线。不久，缅甸国内发生了经济动荡和大规模学潮，在此形势下缅共于1966年进入了鼎盛期。

1966年夏，中国掀起“文革”风暴，缅共中央很快加以仿效。此时的中国因处于极“左”思潮泛滥的状态，对缅共公开表示支持，1969年左右，有的中国知青到缅甸参加游击战。

同时缅共内部发生大动乱，内部滥杀造成了人人自危，德钦丹东被警卫员谬苗开枪打死，此人随之也向政府投降。缅共另一个副主席德钦辛接任中央主席，宣布“谬苗”是“敌人派来的奸细”，《人民日报》于1969年全文登载了这一公告。

1971年，缅甸领导人奈温再度访华，中缅两国政府恢复了友好关系，中国逐步放弃对缅共的支持政策。（整理：邸笑飞）

资料来源：徐焰：《缅甸共产党兴亡始末与教训》；

范宏伟：《战后中国与缅甸关系研究》；刘小萌：《中国知青史》

文│王梓

   2011年11月，一条机器猫真人化的广告开始在日本播出。这帧名为《30岁的大雄》的广告由妻夫木聪出演大雄、小川直也饰演胖虎、让·雷诺扮机器猫。剧照公布后，在微博上迅速传播，掀起了一股怀念“机器猫”的热潮。而在机器猫诞生的时代，其故事投射了日本中产阶级的生活和梦想。

贰零零八年3月19日，日本东京霞关外务省大厅。下午5时许，外务大臣高村正彦将满满一筐铜锣烧和一纸“卡通大使”委任状递交给了一只顶着大泡泡头、无耳、三围都是129.3cm的古蓝色机器猫。委任状如是写道：“希望你身为卡通大使，代表日本，将日本的卡通文化介绍给全世界，并且让全世界的人更进一步了解日本的社会、文化，培养更多的日本友人。”

这只其貌不扬但真诚地微笑的机器猫，在亚洲华人地区有多种译名：铜锣卫门、叮当、阿蒙、超能猫……但根据已故作者藤本弘（笔名：藤子·F·不二雄）遗愿，它有一个共通的名字：哆啦A梦（ドラえもん）。

它来自2112年，是野比世修家的猫型机器人，受主人所托回到1970年代的日本帮助世修的“笨蛋”高祖父野比大雄，借以让野比家兴旺。在跨世代的科技差距面前，它似乎无所不能，真诚、义气、善良、极富责任心。但却又不如铁臂阿童木般的完美，它是只俗猫，偶尔也会急躁、好色（共计13次偷窥静香洗澡）、贪吃（铜锣烧）、撒谎、甚至怕老鼠……

正因如此，藤本弘不止一次在谈到哆啦A梦时不住嬉笑：“它的原型就是一只系着铃铛的野猫，我家刚好有一只，说不准你家里也有。”

猫+不倒翁=铜锣卫门

1969年11月末的一天，东京都丰岛区南长崎常磐庄内，电话铃又响了。长条桌围坐着六七个约莫三十岁上下的男人，没人有意接电话，甚至没人有意抬起头来，一如早有默契，只是继续描线、上色，权当是隔壁人家的闹铃在响。

每到月底时候，聚居于常磐庄——这栋被后世称为“漫画水泊梁山”公寓内的男人们最怕的就是电话响，最不在意的也是电话响。除了学运领袖们不顾成本的宣传电话，知道这个秘密据点的只有《漫画少年》（学童社）的编辑们，但临近年关，学运的狂躁在大是大非面前似要为翌年的大阪世博会让路，打电话来的一定是编辑催稿；但最不担心的也是催稿，抛开刚搬走的“漫画之神”手冢治虫不说，聚居于此的赤冢不二夫、石之森章太郎诸位也无一不是60年代日本漫画界涌现出的新锐。

然而，唯独有两个青年是真怕听到电话响，早早便带着纸笔去了附近一家寿司店里苦思。这二人都是富山县人氏，身形清瘦者名为藤本弘，头戴贝雷帽，烟斗不离手，这是当时青年漫画家圈子里最流行的装束，原型便是手冢治虫。另一位身形稍硕者名为安孙子素雄（笔名：藤子·不二雄A），长发后系，是藤本弘的小学同学。二人初出茅庐，在东京漫画界并无根底，每遇编辑催稿，就算挠破头皮也要完成上面交代的任务。入夜，二人依然没想出新作漫画主人公的形象，径自回公寓休息。藤本弘回忆起当年创作《小鬼Q太郎》时花猫进屋的情景，不知不觉睡着了。翌日醒来，又是电话铃响，匆忙下楼，不小心踢倒了女儿的不倒翁。藤本弘灵光一闪，顾不上电话，转身回房，在画纸上草绘出了一只不倒翁一样上下浑圆的花猫。起初，藤本弘和安孙子素雄给这只不倒翁猫取名Doraneko，意为“铜锣猫”。为了更贴近少年读者，使主角更人性化，藤本弘决定将名字改成了Doraemon。emon的汉字是“卫门”，原为日本古代武官职称，Doraemon亦即“铜锣卫门”之意。就此，哆啦A梦诞生了。

12月，藤本弘与安孙子素雄以共用笔名藤子不二雄，将《哆啦A梦》于小学馆发行的儿童学习杂志《小学一年生～四年生》1970年第一期上开始刊载。至1980年时，同时连载《哆啦A梦》的杂志已多达89种。

从1974年开始，由藤子不二雄选出连载结束部分的短篇故事集结成单行本发行，共计45册。根据日本《出版月报》统计数据，自2000年末预计发行超过1.7亿册，成为日本名副其实的国民漫画。1987年，藤本弘与安孙子素雄拆伙后以笔名“藤子·F·不二雄”继续每年独立完成一部《哆啦A梦》大长篇（电影版剧本）创作。1996年9月23日，藤本弘正在为《哆啦A梦大长篇——发条都市历险记》电影的影画原作执笔时，突然昏倒，在送往医院过程中因肝衰竭死亡。而恰在此前不久，藤本弘还在接受「トランヴェール」（《绿色列车》）杂志采访时说道：“我还不打算将《哆啦A梦》完结，即使彻底绞尽最后一滴脑汁，留下最后一口气，也想继续试着画下去。”不曾想余月之间，誓言成真。

当梦想照进现实

1944年，11岁的藤本弘就读于富山县高冈市立定塚小学。这个终日与漫画为伴的少年运动能力一般，学习平庸，更不善交际，如同这个北部小城一般普通，静谧。某日，一位名为安孙子素雄的转校生引起了藤本弘的好奇。与藤本弘一样，此时的安孙子素雄也不善言语，课间时候总是自顾自地在课桌上临摹漫画绘本。因为爱好相同，藤本弘主动上前攀谈，言辞间甚为投机，自此结为好友。

1947年，19岁的手冢治虫出版的处女作《新宝岛》大获成功，这让两个少年在这位与自己年龄相仿的“漫画之神”身上看到了将爱好变为职业的希望。为表仰慕，二人开始以“足塚不二雄”为共用笔名向《漫画少年》投稿，每有稿费收入，便相约看电影，锻炼构图手法。1951年，二人共同创作的《天使之玉》在《每日小学新闻》上以四格漫画的形式连载，初获好评。这一年，两个年轻人带着准备投稿的新作《宾汉》前往兵库县宝塚市拜访手冢治虫，希望得到偶像指点。没曾料到，手冢治虫只是一句“嗯，不错嘛”草草作答。二人心灰意冷，连夜返回富山老家。然而在二人走后，手冢治虫却心生赞叹，“说不准将来能成为自己一生的对手”（据《手冢治虫的世界》，大和书房出版），并将两位少年带来的作品珍藏。

1954年，已经供职于一家糖果公司的藤本弘不甘心就此中断漫画梦想，仅仅上了三天班就辞职不干，相约安孙子素雄一道“上京”。与如今中国的艺术青年大量进京“北漂”一样，五六十年代日本的上京热潮同样是一次掺杂着希望与绝望的冒险。已在报社谋得一分安稳工作的安孙子素雄举棋不定，决定与母亲商议。母亲没有多言，只说了句“你喜欢什么就做什么吧”。安孙子素雄觉得母亲太不把自己当回事儿，便一气之下辞职上京。

初到东京，怀揣成为正真漫画家梦想的二人并不顺利，没有约稿，没有固定职业，收入更无从谈起，只能租住在安孙子素雄远房亲戚家的2畳（日本房屋面积单位，1畳约合1.62平方米）小屋里。直到1963年，二人合作的《小鬼Q太郎》出版，事业才稍有改观，藤本弘也以这本漫画的稿费娶妻成家，成了“正式的东京人”。

此时的日本，国民内心中对于战争的惨祸以及战后混乱、贫穷的记忆依然挥之不去，但无不坚信日本会从焦土中急速复兴至战前水平。

这是一个经常被后世以国家振兴、经济复苏等等激荡词汇简单概括的年代，人人甘愿粉身碎骨，人人争做“企业战士”“一亿总中流”（60年代至泡沫经济破灭前，日本90%以上国民认为自身经济及社会地位处于“中间阶层”）的意识洪流让日本国民无不相信自己现在活得还不错，未来更会“金满日本”。而初出茅庐的藤本弘、安孙子素雄，甚至于二人笔下《哆啦A梦》中的野比大雄一家，也无一不身处这“一亿”中间阶层当中。这是一个形象模糊的群体，他们远不如社会两极那般面孔清晰，总是在不经意间就被后人忘记；他们胆小怕事，资质平庸，缺乏上进心但心地善良，租住于租金低廉的东京郊区，父亲单身通勤，母亲全职主妇，独子，家庭经济状况温饱以上，小康上下，房东不断加租，家庭常常财政赤字，但同时也格外勤奋，守则、节俭、自律，因为他们也有梦想——拥有属于自己的“一户建”，立足东京。

《哆啦A梦》第一次出刊时面对的直接读者——“哆啦A梦世代1号”（亦即1970年左右就读小学1-4年级人群）同样来自这一基数庞大的中间阶层家庭。他们家庭条件一般，没有足够的零花钱购买最新型的玩具，只能以价格低廉的漫画为伴；他们功课一般，体力一般，经常被欺负，依赖成性，希望得到英雄庇护，但又不敢奢求超人般完美；他们上进心一般，意志力一般，易满足，仅仅希望能与眷顾自己的英雄同吃同住，会陪自己去附近的空地打棒球，与胖虎的“巨人棒球队”对抗，有时还会和自己挣抢铜锣烧。

当“哆啦A梦世代1号”们在学校受到欺负、被严格的母亲责骂流下眼泪之后，总能在野比大雄身上看到自己的怯懦，总能在哆啦A梦身上找到慰藉，于不完美中萌生出“未来一定会更好”的希望。正如藤本弘在采访中所说：“哆啦A梦登场的街道和空地，以及人际关系，全部都是孩子们自身的体验。我所描绘的漫画人物，有我自己的影子，也有读者的。”（《儿童心理》1996年7月号）

“哆啦A梦杀人”事件

2004年6月3日，日本评选出历史上最受国民欢迎的漫画人物。哆啦A梦（非人类）以绝对票数荣登榜首，其后分别是《七龙珠》中的孙悟空（进化前人类），となりのトトロ（非人类，中译名：龙猫），鲁邦三世（人类），机动战士ガンダム(非人类，中译名：高达、敢达等)。

前五中，有四位最受欢迎国民漫画偶像都是非人类原型，其时，有多位评论家及媒体为此表示过担忧：作为小学成长期模仿偶像的漫画人物，排名靠前的大部分都是“全知全能”的非人类偶像，是否说明“后哆啦A梦世代”人际关系疏远和少子依赖性的增强？事实上，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

1999年4月14日，山口县光市发生一起恶性杀人事件。当时18岁的少年A将一名家庭主妇（时年23岁）杀害后奸尸，随后将其11个月大小的女婴置入抽屉当中，窒息而亡。虽然犯罪嫌疑少年A很快被逮捕，并以强奸致死罪及杀人罪起诉，但因当时未成年，并未受到死刑判决起诉。这本该是一次速断速决的审判，但因在第一次庭审中A少年陈述的杀人理由，使这次恶性杀人案激起了社会舆论轩然大波，至今仍处于日本最高法院第一小法庭审理之中。

A少年的杀人理由是：将婴儿置于抽屉当中是为了获得哆啦A梦的帮助，哆啦A梦一定会从时光机（抽屉）中爬出来；而死后奸淫受害者，是为了仿效《魔界转生》（山田风太郎）中令死者复活的仪式。A少年“为了召唤出哆啦A梦搭救我”的杀婴理由引起社会哗然，甚至有媒体惊呼其为“哆啦A梦杀人”事件。其时，80年代出生的人群正值成年（日本民法第四条规定，20岁前为未成年）前一二年，而触法未成年人受《少年法》保护，一般不受成人刑事处罚的同等处罚，原则上只在家庭法院以“保护再生”目的进行处置（如死刑刑罚定罪无期，无期刑罚定罪10年以上15年以下有期）。这一人群在小学初中阶段时，因日本女性全职主妇人口减少，父母双通勤，大部分业余时间都是以漫画为伴。

因为相信哆啦A梦等全知主人公的存在，使得这一代人群具有强烈的依赖意识，从幼儿期开始，不自觉地将受到哆啦A梦庇护的“野比太郎情节”植入自身,幻想自己身边拥有一个万能同居者（哆啦A梦），或者邻居是会忍术的哈特利（《忍者小精灵》主人公）、会通灵的魔法少女，“无论什么时候，绝对会有什么东西来帮助自己”。

然而，现实却如日本漫画评论家石子顺造所说：“漫画，不挑选读者，它以所有读者为对象，它塑造冲突，肯定会有善恶，但是不会教化善恶。你可能学习哆啦A梦的牺牲精神，辅助大雄，求仁、向善，也可能不是，这都取决于读者自己。”这种幻想与现实的反差，不能说直接导致90年代末日本未成年人猎奇伤人事件频发，但或许确有某种内联关系。

2002年3月22日，“光市母女杀人”事件一审宣判，被判无期的A少年在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如今的世道，始终微笑着，就是罪过。小混混从痛苦中逃脱，傻子从精神病中逃脱，我因为这个世道而得以逃脱。”

与哆啦A梦同居

2002年4月22日，美国《时代》周刊评选出25位最能代表亚洲形象的“亚洲英雄”，日本五人上榜：棒球手铃木一郎、足球运动员中田英寿、电影导演北野武、作家小田实、以及唯一的非人类英雄——哆啦A梦。在哆啦A梦的上榜评语中，《时代》编辑这样写道：“它把就算现在失落也一定能幸福的信息传递给全亚洲。”

自诞生之日起已逾四十年的哆啦A梦，虽然偶受非议，同时面临着后起之秀们的挑战，但始终无人能替代其作为日本国民漫画偶像的地位。

代际差异使得读者对漫画的接受类型各有不同，如今日本ACG（Animations、Comicsand Games，即动画、动漫、游戏）的大本营秋叶原，已经被新的御宅（Otaku）文化、萌（Moe）文化、女仆、猫耳、女巫等青年系漫画占据。然而，哆啦A梦作为少年漫画中的经典形象，早已深植于日本国民的性格与日常生活：清晨被哆啦A梦闹钟唤醒；去肯德基吃份早餐便可任选哆啦A梦FM收音机或者文具屋做礼物；搭乘小田急新开的哆啦A梦电车上班，电车的大门甚至被设计成了“任意门”的模样；下班回家，可以在任何一家7-11或者森永便利店里买到哆啦A梦系列商品，软糖、巧克力、甚至哆啦A梦的秘密道具；假期去旅行，一家人搭乘穿越青函隧道的JR“哆啦A梦海底列车”体验一次时光旅行；或者去富山，那里是藤子不二雄的故乡，漫步在哆啦A梦步行道重温童年记忆……正如杨照在《文学、社会与历史想象》中所说：“所有的人都能了解的才是真正的艺术，讲艺术似乎很高尚，实际上生活中处处是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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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杨程屹

1952年冬季，英国的牛最早嗅到了空气变质的味道。

伦敦牛展销会上，一头牛大口喘着粗气， 倒地身亡。与此同时，参展的350头牛里有52头相继出现了相同的症状，奄奄一息。随后，伦敦人也开始感到呼 吸 困 难、眼 睛刺 痛。从12月5日开始，雾霾像一锅咕嘟冒着热气的汤，黏糊糊包裹着伦敦城。儿童、老人、心脏病人、呼吸道疾病患者……慢慢死去。短短四天里，伦敦死亡四千多人。

这是最著名的伦敦烟雾事件，起因是伦敦市区燃煤供暖和火电站排出的毒气污染。据记载，伦敦人早在1273年就意识到了烧煤产生的气体会有害健康，但直到七百多年后，伦敦才意识到空气污染的代价。1956年，英国政府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空气污染防治法案《清洁空气法》，并采取多项措施改善伦敦空气质量，但雾锁伦敦的状况直到1965年才渐渐得到改善。

事实上，并不是只有伦敦一个城市在与空气污染作斗争，空气保卫战是从工业时代之初开始的。世界进入工业时代初期，致力于经济发展的世界各国大量使用燃煤，粉尘和有毒气体从林立的工厂大烟囱排出，一旦遭遇冬季逆温层和低气压，空气静止无法流动，携带着粉尘的毒气就形成厚重的雾霾在城市上空盘旋不去。1930年12月的比利时马斯河谷事件和1948年10月的美国多诺拉烟雾事件都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发生的。

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科学家发明了空气监测设备，但最初的监测设备缺乏实际应用性，人们最终只能借助一些生物监测的原始方式来发现空气的毒性。在美国多诺拉烟雾事件爆发后的1955年，美国在洛杉矶建立了全球第一个空气预警系统，开始监测空气污染问题。1970年1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签署了《清洁空气条例》，将防止空气污染提升到了国家的高度。

在亚洲，日本是最早进入空气保卫战的国家。20世纪60年代，在经济崛起的同时，日本许多城市也陷入了空气污染的魔障。作为四大工业城市的北九州，甚至被称作“七色烟之城”。从1962年开始，日本在东京、大阪等大城市和工业区设置了空气监测站来监测空气污染的状况。与此同时，大阪将15个地方监测站的数据通过无线电传输方式连接起来，建立了最早的空气实时报告系统。

现在，轮到北京。

2011年冬季，美国驻华大使馆的PM2.5空气监测系统在北京多次“爆表”。PM2.5——每升空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来自现代工业时代的汽车尾气、燃煤、挥发性有机物，比起早期的粉尘、烟灰、化学气体更具杀伤性。

从1980年开始，美国的环境学家、卫生专家开始在美国和世界各地对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进行监测。1987年，PM10标准提出，这是至今世界大部分国家采用的空气环保标准。十年后，美国科学家提出了PM2.5标准。这一标准在2011年中国民间到官方掀起了轩然大波。不为公众所知的是，中国的环保科学家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对PM2.5进行监测，只是这一场空气保卫战显得有些姗姗来迟。

2011年12月5日，是伦敦烟雾事件爆发的59周年纪念日，淹没在雾霾里的北京人想起了伦敦的旧雾，也隐约想起郁达夫曾经这样写过北京：“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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