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的赤壁地理　
■本刊记者 孙展
　　
　　公元208年的一个冬夜，乌林镇的一场大火改写了历史。1800年的历史沧桑之后，我们只能在面目全非的现实地理路线上，凭借历史记载和想象还原前人那一场影响深远的大战。

电影《赤壁剧照》

　　从襄樊南下，就进入广袤的江汉平原。沿焦柳线继续南行150公里，即到当阳。当阳，在焦柳线上不过是一个三等小站，如果是特快列车，不及30秒就可呼啸而过。从当阳转汽车，南行70公里，沿途经过一些丘陵地带，两小时后可到荆州。荆州东南200公里是洪湖市，这一路是广阔的平原，间歇有些水系。尽管路途平坦，但由于没有直达的高速公路，需要近4个小时。从市区再向东15公里，就到了路的尽头，这是一处位于长江北岸的小镇，名叫乌林。
　　乌林镇最近一次出名，还是1998年。当时，长江流域遭遇百年特大洪水，江泽民在乌林大堤上视察险情的画面被电视台反复播放，让不少人记住了这个小镇。
　　而它上一次被众人关注，还要追溯到1800年前。公元208年的一个冬夜，这里的一场大火改写了历史。因为这场大火，此后千百年来，研究三国历史的学者都注定要熟悉这个小镇以及这段到达小镇的路线。但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更多的是记住了小镇对岸那座山峰的名字——赤壁。
　　史学家们用这样的话来总结这场大火的后果，它导致“曹操统一中国努力的失败”，并对此后“南北之间的数百年分裂，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但对建安十三年秋冬之季的曹操来说，当然不会预料到，自己这段不足500公里的行程，却影响了今后数百年的历史。

　　公元208年的襄阳
　　
　　这段路途的起点是襄阳。
　　襄阳，汉水中游的天然要塞，江水自西、北、东三面绕城而过。史书上称它的地势是“跨连荆豫，控扼南北”。襄阳与樊城隔汉江而立，襄阳在南，樊城在北，唇齿相依。
　　关于襄阳的地利之便，城池之坚，可以从800多年前的另一场战争中看出来。南宋咸淳三年（公元1267年），蒙将阿术率精骑进攻襄阳，宋守将吕文焕奋力反抗，双方反复攻守，一直持续6年，直到蒙军用重炮攻陷樊城，襄阳这才因孤立无援而失陷。其间蒙军耗费的人力物力不可计数。襄阳失陷仅仅三年，南宋就灭亡了。时人是这样记述襄阳的重要性：“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唾手可下也。”

　　在分裂的年代，襄阳，对所有有志于统一中国的人来说，都具有无比的诱惑力。公元208年也不例外，这种诱惑不仅仅是在于襄阳城本身，更在于襄阳是整个荆州的北大门，谁掌握襄阳，谁就获得了夺取荆州的主动权，而谁获得荆州，谁就有了争雄天下的资本。
　　这一点，所有具备战略眼光的谋略家都看到了。诸葛亮对刘备说，“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鲁肃对孙权说，荆州“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千里，士民殷富，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郭嘉更直接地对曹操说，“当先定荆”。
　　但就是在这纷繁扰攘的东汉末年，襄阳却难得的保持了19年的和平。这不能不归功于荆州牧刘表。
　　刘表，字景升。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出任荆州刺史，在贼盗横行，道路阻隔的情况下，单身匹马入宜城，得到当地豪强大户蒯越、蔡瑁的支持，最终平定了荆州的内乱。正是因为看到了襄阳的重要地位，刘表很快就将治所从原来的武陵迁到襄阳。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让所有野心家惦念的襄阳，是由一个最没有野心的刘表所掌控的。“刘表雍容荆楚，坐观时变，自以为西伯可规。” 从公元190年到公元208年，刘表治下的荆州，算得上是全国最安定的地方之一。
　　按照襄樊学院三国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余鹏飞的说法，这一时段的襄阳，“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处于南北交汇，水陆要冲的襄阳，成为世家大族，文人士子的避乱之所。进而汇聚成影响一时的“荆州学派”。尽管襄阳离乱之后，这些人又各为流散，成为各个政权中的栋梁。这其中就有服务曹魏的傅巽、徐庶、王粲，服务蜀汉的诸葛亮、庞统、尹默，以及服务东吴的潘浚。但在当时，襄阳的确称得上是群贤毕至，人才荟萃。
　　但无论刘表如何努力经营，襄阳的安定平和，注定只是一种假象。挡在征途上的襄阳，如果它的主人没有野心，那么它自己迟早是属于野心家的。
　　从公元208年的早春开始，全国南北就弥漫着动荡的氛围。在北方的邺城，刚刚平定乌桓归来的曹操，迫不及待地开挖玄武池，日夜操练水军，以备南征之需。在江南，孙权派周瑜出征江夏郡，杀郡守黄祖，“虏其男女数万口”，开始对荆州进行试探性的进攻。而在荆州内部，依附刘表，寄居樊城的刘备，礼贤下士，结交豪杰，日益坐大，随时有取代刘表的趋势。
　　不仅仅是外患渐起，更令人担忧的是内忧不止。这一年，刘表病重，而为了争夺继承权，长子刘琦和次子刘琮反目成仇，得到州内豪强外戚支持的刘琮获得了主动，刘琦不得已带领部分军队出走，驻守江夏。
　　风雨飘摇中的襄阳，终于汇聚齐备一切战争的元素。于是，这一年七月，曹操出击了。

湖北蒲圻赤壁，石崖上“赤壁”二字。
　　
　　

鸡肋樊城
　　
　　曹操大军刚刚在南征途中，八月，刘表就因病而死，本已动荡不安的荆州局势更加复杂。孙权获知消息后，生恐荆州有变，立即派鲁肃以吊孝的名义，星夜兼程赶往襄阳观察局势。刘琮虽然在内部豪强的支持下，顺利继承了刘表的位置，但因曹操大兵压境，整日惴惴不安。
　　这个襄阳城的少主人并不是人们想象中那样懦弱。当周围人劝他投降的时候，他还坚持说：“今与诸君据全楚之地，守先君之业，以观天下，何为不可乎！”但幼稚刘琮并不明白，对于周围这些荆州本土的豪强来说，曹操并非最可惧的人，投降曹操，不过是换个俯首称臣的对象而已，他们真正担心的是，一旦抗拒曹操，让刘备坐大，才是真正的末路。
　　而这也正是他们说服刘琮的借口，对刘琮来说，抗曹失败，是死路一条。抗曹胜利，刘备一定取而代之。与其这样，还不如早日降曹。
　　在这些地方实力派的协裹下，刘琮派出了使者。还未到达南阳的曹操，突然接到乞降的文书，开始并不相信，但手下谋士的一番分析，又让他打消了疑虑。
　　襄阳，这座固若金汤，易守难攻的城池，就这样轻易落入了曹操手中。胜利来得如此容易，以至于几个月后，当周瑜的部将黄盖发出投降信后，曹操也很快就相信了。
　　对于刘表的死，最为不安的还是驻扎在樊城的刘备。数十年的征战，却无属于自己的尺寸之地。现在虽然能够暂时驻军樊城，一点点聚集自己的实力，但内有本土实力派的排挤，外有曹操大军压境，实际的处境，不过是给襄阳城多添了一道防线而已。
　　但留给刘备的选择也的确不多，一旦抗曹失败，不但又将面临无处可依的尴尬处境，就连在荆州苦心经营多年的一点心血也会付之东流。而荆州内部，愿意坚决联合抗曹的，也只有刘表的长子，现任江夏太守的刘琦。
　　忧心如焚的刘备并没有得到好消息。刘琮终于派人来告知举州降曹的消息。此时，曹操已经到了宛县，据樊城只有250里。这位素以忠厚形象示人的将军，几乎想杀掉前来通报的使者。
　　襄阳投降，使得据守樊城已经变得毫无意义。樊城不但兵力不济，反而会因后路被断，有被曹军和刘琮军队夹击围歼的可能。无奈之下，刘备慌忙从樊城撤离。
　　路过襄阳时，诸葛亮劝刘备顺势占据襄阳，但刘备顾虑再三，还是决定向南撤退到江陵。江陵，是荆州军用物资的基地，又驻有大量荆州水军。一旦占据江陵，就可以扼守长江，与曹操持久作战。
　　

上图“锁战船北军用武”，《三国演义》第四十八回插图。

　　转折当阳
　　
　　本地司机陈少平在当阳城内转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当阳桥的确切位置。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当阳人，他自己却说：“对三国的历史不关心”。
　　问起他是否听说过，张飞喝断当阳桥，吓得曹操部将夏侯杰肝胆碎裂，坠马而亡。赵子龙血战长坂坡，七进七出，单骑救主的故事，他淡漠地回答：“那是瞎吹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陈少平是对的。正史《三国志》是这样描述这两段历史的：“先主闻曹公卒至，弃妻子走，使（张）飞将二十骑拒后。飞据水断桥，瞋目横矛曰：‘身是张翼德也，可来共决死！’敌皆无敢近者，故遂得免。”
　　“及先主为曹公所追於当阳长阪，弃妻子南走，（赵）云身抱弱子，即後主也，保护甘夫人，即後主母也，皆得免难。”
　　历代传颂的长坂英雄，尽管在正史中依然能称得上英勇，但远不如民间演义中那么神武。
　　在找了近半个小时之后，我们终于在当阳城郊的一个路口处，找到了一块不显眼的残破石碑。上面写着“张翼德横矛处”几个字。根据落款，这块碑应该是清代雍正九年，由张氏后裔树立的。当地人告诉我们，由于河流改道，这里早已是一片平地。难怪陈少平始终没能找到我们想象中的“当阳桥”。
　　如果这块碑的位置正确，那么在公元208年9月的一天，此处不远的地方，隔岸站着的人，应该是曹操。而他，才是当阳之战的真正英雄。
　　当阳，是当时从襄阳到江陵的必经之路。自襄阳至此，300里路程。曹操率轻骑5000人，一日一夜就奔袭至此了。还没到襄阳时，曹操听说刘备已经从樊城撤退，唯恐他先占据了江陵，于是放下辎重，轻骑突进。到达襄阳时，又听说刘备已过，于是马上追赶，终于在当阳长坂追上了刘备。在曹操整个进军赤壁线路中，这一幕无疑是最精彩的。曹操的果敢，在此次追击战中表露无疑。
　　如果按照正常行军速度，宛县距襄阳250里，一日行军三十里，需要近9天。襄阳距当阳300里，需要10天。即便在襄阳不做任何停留，这段时间，也足够刘备撤退到江陵。
　　同样是通往江陵的路上，自刘备得知刘琮投降，就开始组织撤退。自襄阳至江陵400多里，按照正常速度行进，半月可到江陵，而骑兵4、5日就能到达。但刘备撤退时，一路上携带荆州士民十万余人，辎重数千辆，每日仅能行军十多里。旁人劝刘备早日放弃辎重，派人守护，自己率军轻骑进军江陵。但刘备却没有听从意见，以至于半个多月的时间，才刚刚走到当阳。
　　长坂，现在是当阳市内一道沥青铺就的斜坡路，除了坡地还在，其它一切都不复当年的模样。根据史书的记载，古时长坂坡上栎树丛生，故又名“栎林长坂”。而就在此地，曹操的五千精锐骑兵一举击溃了刘备的队伍。
　　曹操的突然赶到，打乱了刘备所有的部署，不但退兵江陵，抢夺军实，据守要津的战略规划被打乱，之前从襄樊携带的大量物资人马也被打散，刘备只带领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人奔走汉津渡口。
　　汉津，在当阳以东的汉水边，刘备在此遇到前来接应的关羽水军，从汉江退往了夏口。
　　学者张靖龙是这样评价刘备的当阳之败：“对刘备集团来说，丧失江陵的当阳大败，严重影响了与孙权联合时的平等盟友地位，一度成为江东政权的依附者，留下无可弥补的后遗症。”
　　

《赤壁夜游》，清代章谷绘，广州美术馆藏。

 
　　备战江陵
　　
　　在当阳击溃刘备之后，曹操没有继续追击。而是南下，占据了江陵。
　　江陵，也就是如今的荆州市。这是个被誉为与三国关系最密切的城市，不仅仅是作为战略要塞，是魏、蜀、吴三国长期拉锯的地方，更因为在一百二十回的《三国演义》中，有八十二回写到了此处。
　　荆州市博物馆馆长王明钦打消了我们试图寻找曹操在江陵遗迹的念头：“从目前考古发掘来看，不仅仅是没有曹操相关的遗迹，就连与三国相关的也并不多。”
　　这并不是一个出人意料的结果，从当年九月占据江陵，到十二月赤壁之战，曹操在此停留的时间不会超过三个月。
　　但在这三个月时间里，曹操却在江陵做了大量的事情。由于从宛县至江陵，曹操一路都是轻骑猛进，不但大部队和辎重都没有跟上，大量的新占地区也未能受降。所以一到江陵，他首先收编了荆州七万水军，还获得战舰一千多艘；同时对新占领区域，进行了安抚，对说服刘琮投降的本土豪强，进行封赏；另外派人去招降荆州范围内位于江南的长沙、零陵、桂阳等郡。
　　从邺城到江陵，行程数千里，除了当阳一战，曹操几乎兵不血刃地占有荆州的大部分区域，南征时的战略目标已经完成大半。
　　此时的曹操，距离统一全国似乎仅仅是一步之遥。数十万水陆大军，集结江陵。益州刘璋已经屈服，派遣军队听从曹操调遣。刘备溃退夏口之后，联合刘琦，也只有两万军队。剩下惟一能够与之抗衡的，就只剩下孙权。
　　在江陵，曹操面临着两种抉择，一是趁孙刘联盟尚未形成，孙权内部战降未定的时机，早日出兵，攻占夏口，彻底消灭刘备。二则是听从谋士贾诩的建议，“抚安百姓，使安居乐业，则可不劳众而江东稽服矣。”
　　但显然，他两者都未选择。三个月后，他才从江陵出发，水陆并进，沿长江顺流而下，进军江东。而此时，孙刘已经结盟，周瑜正率领三万精锐水师溯江而上。
　　

“关云长义释曹操”，《三国演义》第五十回插图。

退栖乌林
　　
　　长江边的乌林渡口，如今并不繁忙。每间隔近一个小时，才会有拖船从对岸的赤壁渡口，载着过江的车辆、行人靠岸。由于至今没有桥梁，赤壁和乌林两地的交通，一直是靠着这种长三十米，宽十多米的拖轮解决。这种拖轮，横渡长江，大约需要三十分钟。
　　公元208年冬季的一天，曹操的水军就应该是在这段江面上与周瑜相遇的。《三国志•周瑜传》载，“（周）瑜及（程）普等与（刘）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
　　江北，就是乌林所在。如今的乌林，除了偶尔有高出地面约20多米的土丘外，都是大片平坦的农田。当地人用一种叫做“麻木”的摩托车，将我们载到一个叫做“曹操湾”的地方。这也是平原之上的一处小土岗，岗上草木横生。据说，当年曹操的大营就安扎在这里。
　　民间口口相传的故事当然不足采信，但史籍中的乌林之役却是言之确凿。《水经注•江水篇》载：“江水左径上乌林南，村庄地名也。又东径乌藜口，江浦也，即中乌林。又东径下乌林南，吴黄盖败魏武于乌林，即是处也。”
　　根据洪湖市博物馆的夏志芳老人考证，曹操的大军应该是“以乌林矶黄蓬山等丘陵地带为大本营，建立中心营盘和军事最高指挥机关，其大军则驻扎在长江北岸一线，水陆营寨，互为策应。”
　　沿着现在的乌林江岸行进，触目可见大片的平地、农田。实际上，当年此地全都是泥泞的沼泽地带，今人已很难想象，数十万大军，拥挤在如此狭长，局促，略高于地面的潮湿阴冷的营地，究竟是怎样的景象。
　　史书记载，也正是在这里，曹军士兵，不习水土，疫病流行。就在此僵持阶段，黄盖的一封诈降书取得了曹操的信任。当年十二月的一个夜晚，黄盖的火船引燃了曹军船只，进而延烧到岸上的营寨，曹军“吏士多死，乃引军还。”
　　从乌林撤退江陵的路途极为艰难，曹操无法按照原有进军的路线，顺江岸返还，不得已只能抄近路，穿越云梦泽西缘的华容道。这一带是典型的湖沼地域，一路沼泽密布，泥泞难行。夏季完全淹没水中，只有冬天才稍稍露出水面，数十万精锐步骑兵就这样还没有发挥作用，就陷入泥潭不能自拔。
　　据说，因为看到乌林江岸的树林中密布的乌鹊，曹操写下了著名的《短歌行》：“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处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数日之后，他狼狈地走在了泥泞的华容道上。H
　　
　　
　　《国家历史》2008年6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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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壁　1800年

　　赤壁之战，可能是冷兵器时代，最令中国人津津乐道一场战争。这是因为，它包涵了所有戏剧性的元素，比如强弱对比鲜明的军队，意志力坚强的统帅，反败为胜的曲折历程，还有就是，气贯长虹的英雄故事。 
　　发生在公元208年秋冬之季的这场战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中国人的审美情趣的集合体，它符合有关战争胜负的道德判断——以强凌弱者必败。但从纯军事的角度看，这场战争并非用道德解释那么简单。从追击当阳，到抢占江陵。曹操的军事指挥艺术堪称完美。即便后来为人们所诟病最多的失误——未能尽早追击刘备，破袭夏口，而在江陵修整时间过长，也并非毫无道理。毕竟，在涉及到调动数十万大军，兼顾步兵、骑兵、水军等不同兵种的大规模作战中，光是等待部队集结，以及辎重、后勤的补给，就需要数月之久。从出发地，到目的地，兼跨我国地形中的第二阶梯和第三阶梯，涉及山脉、平原、江河、湖泊、沼泽等多种复杂地形，难度不可谓不大。　
　　以部署和动员能力来看，曹操也堪称典范，在刚刚完成平定北方的战役之际，就能迅速开凿玄武池，操练北方罕见的水军兵种，并在短时间内集结数十万军队，一路高歌猛进，士气之高，极为罕见。也正是在这种高压态势下，刘备与荆州势力的松散军事同盟，迅速解体。新任荆州长官刘琮束手投降。曹操能够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一举夺得南北要塞襄阳，也正是部署得当，战略得体的自然结果。如果以曹操出发时夺取荆州的战略目标而言。这场战争进展至攻占江陵为止，则是曹军大获全胜。 
　　遗憾的是，战局的进展并没有就此为止，一旦夺取荆州的局部战争，演变成统一全国的全面战争，则无论是战略制定，还是战术的施展，其实施条件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而在这一重大转换上，曹操却未能及时做出调整。这样的后果，随后在幕阜山脉与江汉平原接壤的丘陵地带，一个长江南岸叫做赤壁矶地方爆发，不可谓不是历史的偶然。 
　　然而，即便是赤壁之战对“南北之间的数百年分裂，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这场战争在随后的1800年中，在中国人头脑中的位置，远高于它本身的历史地位。这无疑得益于从诗歌、小说、戏曲到民间语文对那段历史、那场战争及涉入其中人物的“合理想象”，其中《三国演义》不过是其中集大成者。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部《三国》，都有一个曹操、孔明和周瑜。 
　　即使到了当代，三国的“演义”仍在继续，只不过换成了更现代的形式。比如在日本人及其创造的游戏中，年轻的一代就看到另一个“三国”，在这里，是以指标化的统率力、武力、智力、政治力、魅力来评判人物，而不是在中国沿袭千年的道德善恶。 
　　于是，赤壁之战过去整整1800年后，一个叫吴宇森的人试图续写“三国”。虽然电影标榜“还原史实”，但正如这位导演所说，中国电影一直以来承载了诸多中国文化的遗产，包括武侠精神。“通过电影这个载体，我们能够在各个不同的层面上表达出我们的精神寄托和文化诉求。”而吴宇森想表达的诉求，包括那些人物，及其所展现出来的英雄主义，因为“三国人物与我心目中的英雄在理念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他想藉此表现“中国人的勇敢、智慧、团结精神”，于是，故事就不再是“瑜亮之争”，而是“瑜亮相惜”。
　　但这离1800年前的事有多大程度的相合，已经无从考证了，正如你走在今日的赤壁，已无法看到当年的熊熊火焰。H

文二：曹操的赤壁地理

《国家历史》2008年7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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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8观点
　　010旧闻
　　011新闻

　　012 封面故事 赤壁1800年
　　040解密 中国鹞式“垂直起降”——无法完成的“四号任务”
　　046特稿 笔杆子决战枪杆子 ——读史琐谈中日知识分子
　　054发现 神秘的麦田怪圈
　　057专栏 张鸣
　　058人物 最优秀的《时代》记者 最出色的越共间谍
　　063口述 李立三与李莎的革命浪漫
　　070史家 杨奎松：怀疑是一种美德
　　075专栏 傅国涌
　　076地方 千年兴废于一城：荆州古城墙
　　080专栏 雪儿简思
　　082留影 香港“左派”与文革
　　084战场 消失在中国的“新罗马军团”
　　088世界 为何古希腊人右脚不穿鞋
　　092读书
　　096影像 福尔摩斯来到中国
　　100逝者 还原亚当•斯密
　　
　　
　　[封面故事]
　　赤壁　1800年
　　
　　赤壁之战，可能是冷兵器时代，最令中国人津津乐道一场战争。这是因为，它包涵了所有戏剧性的元素，比如强弱对比鲜明的军队，意志力坚强的统帅，反败为胜的曲折历程，还有就是，气贯长虹的英雄故事。
　　然而，即便是赤壁之战“南北之间的数百年分裂，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但这场战争在随后的1800年中，在中国人中的位置，远高于它本身的历史地位。
　　这无疑得益于从诗歌、小说、戏曲到民间语文对那段历史、那场战争及涉入其中人物的“合理想象”，其中《三国演义》不过是其中集大成者。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部《三国》，都有一个曹操、孔明和周瑜。
　　即使到了当代，三国的“演义”仍在继续，只不过换成了更现代的形式。比如在日本人及其创造的游戏中，年轻的一代就看到另一个“三国”，在这里，是以指标化的统率力、武力、智力、政治力、魅力来评判人物，而不是沿袭千年的道德善恶。
　　于是，赤壁之战过去整整1800年后，一个叫吴宇森的人试图续写“三国”。虽然电影标榜“还原史实”，但正如这位导演所说，中国电影一直以来承载了诸多中国文化的遗产，包括武侠精神。而通过电影这个载体，我们能够在各个不同的层面上表达出我们的精神寄托和文化诉求。”
　　而吴宇森想表达的诉求，包括那些人物，及其所展现出来的真正的英雄主义，因为“三国人物与我心目中的英雄在理念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他想藉此表现“中国人的勇敢、智慧、团结精神”，于是，故事就不再是“瑜亮之争”，而是“瑜亮相惜”。
　　但这离1800年前的事有多大程度的相合，已经无从考证了，正如你走在今日的赤壁，已无法看到当年的熊熊火焰。 　　
　　文一　 曹操的赤壁地理
　　文二　 复盘赤壁之战
　　文三　 周瑜身后的雅俗世界
　　文四　 三国武器
　　文五　 《三国》“东西志”
　　文六　 日本：“三国志新闻”
　　 
　　[战场]
　　消失在中国的“新罗马军团” 
　　为谋求在华利益，意大利从最初派出53人侵华“远征军”，发展成上千人的海陆军。但在二战中，随着战争态势的转变，他们中很多人不是死在盟军或中国军队之手，倒成为盟友日军屠刀下的“异乡鬼”。

 
　　
　　[口述]
　　李立三与李莎的革命浪漫
　　1933年，驻留苏联的李立三邂逅美丽的爱情。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之一李立三的妻子，李莎从苏联来到中国。他们一生的经历沉浮，数经考验。对待历史，苦尽甘来的李莎坦言"这是历史，对待历史，有什么委屈可言。"
　　
　　[解密]
　　中国鹞式“垂直起落”
　　——无法完成的“四号任务”
　　林彪突然下令研制垂直起落战斗机，成为“极左路线”高压下的一项短期无法完成的任务。差点使歼八战机中途夭折。
　　
　　[特稿]
　　笔杆子决战枪杆子
　　——读史琐谈中日知识分子
　　雪儿简思（澳大利亚）
　　是“君子动口不动手”，还是“该出手时就出手”，这成为两国知识分子乃至两国国家特性的分野。中日两个民族在甲午战争中的首次对决，不仅是军事PK，也是立宪制度与专制制度的PK，更是两国知识分子之间的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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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嘉宾
　　
　　 徐平（中央党校文史学院教授，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导师，费孝通民族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徐平教授生于汶川，师承费孝通教授，１９９０年获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主攻社会应用研究，长期从事社会学、文化人类学调查及中国农村的发展研究。２００１年受聘担任社会学硕士研究生导师，２００４年受聘社会学博士生导师。他先后承担国家社科基金、省部级重点研究项目。出版有《羌村社会》、《活在喜马拉雅》、《西藏密境》、《喜马拉雅最后的山民》《文化的适应和变迁》、《东方大族之迷——从远古走向未来的羌人》等著作２０余部.
　　
主办单位
　　
　　 《先锋•国家历史》杂志社
　　
　　主讲内容
　　
　　 他们是唯一出现在甲骨文中的民族，留下了关于炎帝和大禹的古老传说，是追溯中国民族历史源头的核心所在。他们曾经驰骋中原，建立强大的西夏王朝，被称为“东方大族”。他们能歌善舞，传承千年的独特羌笛里有这个民族最浪漫的记忆。
　　 如今的羌族，这个被称为“云朵上的民族”，因为汶川大地震，被生生推倒在废墟瓦砾中。老释比（羌族中的神职人员）的死亡，孤本文献的失踪，部落遗址的破坏让这个历史最悠久的少数民族承受起前所未有的生存考验。
　　 长期在羌村进行田野调查研究的徐平教授对自己的家乡汶川有着深厚的感情，并刚刚从灾区现场回来。他将在讲座中展示关于羌族的珍贵照片和录象，揭开这个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的神秘面纱。
　　
　　时间
　　
　　2008年7月26日 周六15：00
　　
　　地点
　　
　　单向街图书馆（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路圆明园东门内北十二间院左右间咖啡西院。乘车路线：乘105、814、656、743在圆明园东门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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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笔 丁三
　　
　　在这样的苦苦探求之后，一条漫长而充满叵测的道路，渐渐地浮现出来了：陈炯明试图以“自治”、“联省”、“联邦”为三大步骤，以“建国”、“建亚”、“建世”为三大目标，构筑自己的安那琪人生，安那琪世界。

　　1920年8月31日，在发往华盛顿的一份报告里，美国驻厦门领事凯利顿（A.S.Carleton）以复杂心情，高度夸赞陈炯明在漳州的两年政绩：“陈氏……施行各种市政改革，他用的手段，近乎革命；但成效极佳，结果人民都感满意。这令中国人看到，事可办成，不必需要过度辛劳和重税”（美国外交部文件，4091号）……
　　在凯利顿看来，陈炯明统治下的闽南二十六县，堪称“模范小中国”；而不久前访问漳州的美国驻华使馆武官艾利森也注意到，“漳州到处可见到建设的显象……道路拓宽，新屋不少；街道清洁，治安良好。美国侨民对陈之施政，也均引以为荣”。他并特别强调了几大市政工程：公园、公共菜市场、屠宰场、河堤、漳厦公路……
　　那么，在谈及陈炯明及其“闽南护法区”时，凯利顿、艾利森们为什么显得忧心忡忡呢？
　　凯利顿谈到，在漳州的众多美国人，都认为陈炯明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尽管“不属于最激烈派”；英国驻厦门领事杜尔士也发现，这一年的4月7日，在有四千余人参加的学界春季运动会上，陈炯明散发了“大量有着布尔什维克色彩的宣传单册”。而在陈炯明的办公室里，英美烟草公司的一名经理注意到，他收藏了大批安那琪主义书籍及宣传资料……
　　又何止是视“社会主义”为洪水猛兽的西方人？这一年，在游历漳州之后，一小群北大学生以无比激动的语气，宣称他们看到了一个“闽南的俄罗斯”；他们并且认为，陈炯明的新政手笔，“共产时代亦当不过如此”。而持左倾观点的一份德国报纸，更夸张地赞叹说，“东方一颗明星，正在发出光芒”……
　　那么，陈炯明是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治理闽南护法区的理念，是不是来自俄国的呢？
　　
　　“罪恶的包袱”
　　谈及漳州新政，不能不谈到陈炯明的密友、安那琪运动先驱刘师复。
　　1911年5月，在流亡香港期间，陈炯明结识了这个比自己年幼六岁、毕生过着苦行僧般生活的青年。在此后的几次长谈中，刘师复为他展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世界图景。
　　所谓“安那琪”，是“无政府主义”的音译。它以“三无”、“二各”为特征，即无政府、无宗教、无家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在财产公有的前提下，这个社会老有所养、幼有所依，人际间以互助与合作为纽带，没有战争、掠夺、压迫和剥削，四海恍若一家。它是类似《礼记•大同书》的美好人间……
　　这么一个天地，让陈炯明向往不已。它契合了他的久远心事、社会理想。
　　远在广东法政学堂期间，陈炯明就倡办海丰地方自治会，他设立戒烟局、整理育婴堂及义仓，并创办《海丰自治报》；这些努力与安那琪理想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他的儿子陈定炎后来回忆说，海丰地方每有盗劫案发生，“（该报）常以‘不均产之害’为标题”，对于财产公有，他自有探究兴趣。自从1909年夏天被推选为广东省咨议局议员后，他发起“禁绝赌博案”、“停止就地正法案”、“裁撤警保总局案”、“设立游民教养院案”……所有这些，不仅伏笔了他后来的漳州新政、广东新政，而且勾勒出一个典型的地方士绅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安那琪不过是绅权社会的一个巨大变种……
　　如果说，此前陈炯明的民粹倾向，他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他的“均产”追求，他对地方自治的孜孜探索，都不过是零散的、自发的，那么，安那琪却提供了一个完整的观念载体，一种寥廓恢宏的世界景象。结合舶来已久、盛极一时的社会进化论，它不仅是可能的，也似乎是“科学”的、必将进化抵达的。
　　问题在于，该如何通往那个至善至美的世界呢？安那琪的入口处在哪里呢？
　　刘师复没有答案。在宣扬主义之外，他“不做官”、“不当议员”、“不做军警”；他“不吸烟”、“不饮酒”、“不赌博”、“不坐人力车舆”、“不用仆役”、“不茹荤”……他甚至拒绝婚姻，以此实践“无家庭”的追求。他试图以一己心力，影响并改造社会。而对此，陈炯明表示：“罪恶的包袱，丢掉固难，肯背起它更难；师复教人丢，让我背上一辈子吧！”后来，他的密友、刘师复的另一追随者梁冰弦谈到，“这话的意思就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梁冰弦，《解放别录》）。
　　他果真背上那个“罪恶的包袱”了。当年冬天，率领三千余名暴动者光复惠州的陈炯明，出任广东省副都督；而在胡汉民追随孙中山北上后，他更代理广东都督职务。此后四个多月，他改良风俗、整饬吏治、清查市井、推行新政；时任广东教育司司长的钟荣光后来谈到，“前清官绅兵役之威、省城嫖吹赌盗之害，一扫而空”；而同期美国驻华武官的一份报告，无疑更加客观：“尽管有了大变动，但广州实算平静。陈将军的措施很激进……他下令将娼寮关闭，将江中‘蛋民’（船户）全赶走，严行禁赌禁烟。他的本国支持者说，陈炯明将在全省推动新政”……
　　但，这仍然不是安那琪的入口处。直到几年以后，他才以“联省自治”、“联邦自治”为纽带，衔接地方自治的起点，及安那琪世界的目标。

　　“安那琪”的入口处
　　陈炯明的“联省自治”构想，大约形成于流亡南洋时期。
　　1913年7月18日，在近四个月的犹豫徘徊后，陈炯明终于介入了孙中山的“二次革命”。这一天，他召集一群心腹军官，宣布“广东独立”；但军官们态度之激烈，让他大吃一惊：钟鼎基、张我权出走香港；饶景华公开表示反对；苏慎初、谭镏钦也态度消极……随着一伙伙骨干的离去，万余名粤军顷刻瓦解。与此同时，在广东省议会厅，当陈炯明要求议员们签字时，“有二十余人趁势逃席”；次日，被迫签字的议员们也纷纷发表声明，宣称“急盼中央派兵痛剿”……
　　一夜之间，在广东有着极高声望的陈炯明，沦为孤家寡人了。8月4日，他抵达香港，随即前往新加坡。在无比苦涩的心情中，他“每日只粮食三餐，或香蕉数只”；他的一个朋友觉察到，“卧则行军床一具，床上臭虫如黑蚁”。他似乎有意以苦行僧的方式，逼迫自己思考广东的未来、中国的出路。
　　他渐渐地理解了他的同仁。他们不愿参与“二次革命”，并非出于一己之私。不久前他意欲让位给胡汉民，全城军官、士绅、商人极力挽留，这底下是思定的人心，“地方自治”、不涉内战的汹涌暗流。这就是他与千万广东男女的无言约定：一旦他将战火引向广东，无论友人、故旧还是父老乡亲，都会立即地抛弃他。他们不愿再卷入无尽的政潮、连天的战火和没完没了的是非了。
　　正因此，当孙中山邀他前往日本时，他说，“昔日可战之卒且复累万，可据之地何止一省，犹且不肯负固以困民生。今无尺土一兵，安敢妄言激进？”
　　他艰难地劝告着孙中山：“夫兵凶战危，古有明训。苟可以免，畴曰不宜？”他并且表示，他“畏惧革命之心，乃国人之所共谅”。
　　这是他第一次拒绝孙中山的召唤。自从1912年4月24日他们结识以来，他从来没有拒绝过他；而他们见面的当天，孙中山就要求他交出广东都督的职务。
　　他的思考由此更加深沉。从海丰自治、广东独立到遥远而璀璨的安那琪梦想。他决心以和平、渐进的方式，为广东父老、为亿兆苍生找一条新路子。史料记载，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每日不分昼夜办公读书，寝无定时，且为时极短”（《哭亡友陈君竞存》）。而在这样的苦苦探求之后，一条漫长而充满叵测的道路，渐渐地浮现出来了：他试图以“自治”、“联省”、“联邦”为三大步骤，以“建国”、“建亚”、“建世”为三大目标，构筑自己的安那琪人生，安那琪世界。
　　也就是说，地方的自治，并非基于军队、官吏，而基于民间、社会；省际的联合，并非基于武力的征服，而基于自觉地合作。几省如此，几国如此，天下世界亦如此。毋庸讳言，这一切只能寄望于思想的传播、人心的交融。这是一条前无古人的路。
　　他似乎没有觉察这当中的深刻悖论：以执政者的身份，追逐安那琪的梦想。无论如何，能奠基一省的地方自治，即可造福一方；至于能走多远，那是谁也无法预料的。
　　1916年1月6日，在两年多的蛰伏后，陈炯明潜回广东，参与了讨袁战争。他召集了十路旧部；在反袁檄文中，他第一次提出“联邦”主张：“……事定之日，与我国人共同建设联邦政府，公选元首，代表国家……”
　　又两年，经过无所事事的赋闲，陈炯明率领万余粤军，攻占了闽南二十六县。他将这片小小的土地命名为“闽南护法区”；而在他的心中，这是一块试验田，试验安那琪理想的、并不那么让人满意的田土。他兹兹不忘的，还是广州的街巷。
　　
　　“闽星，闽星”
　　几十年后，受邀访问漳州的安那琪信仰者梁冰弦还记得初晤陈炯明的情形。他说，一踏上漳州的土地，“便留得异样的印象”；行馆在新落成的公园边上，刚把行李放进房间，陈炯明就来了。梁冰弦谈到，“陈氏身穿灰布袍子，手持一根藤手杖，翘起两撇威廉须”；因为患有远视眼，他“乜斜双眼”。
　　陈炯明随和而健谈，“一谈便过了两小时”。梁冰弦写道：“然后由他导引，多人一起，步越公园往总部去……”
　　让梁冰弦印象更为深刻的，则是当天的晚餐。陈炯明最重要的助手邓铿告诉梁冰弦，“今天每席菜是十二块钱的……哎呀，我们到此将一年，这回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面呢”。而晚饭后，陈炯明拉着梁冰弦交谈到深夜，“谈到社会主义运动……今后要全体人民议政，却不要谁或甚么阶级专政。……各国家民族应各有其达到社会主义的途径，而不一定要生吞活剥学步苏俄”。
　　当时，安那琪以及门类众多的社会思潮，被统称为“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也只是其中的一种。
　　此后十几天，或早或晚，陈炯明经常独自一人踱步到梁冰弦的卧室，“躺在竹榻上，上天下地，谈个不休”。渐渐地，梁冰弦感动于陈炯明的随和与开明，他答应前来荒凉偏僻的漳州，出任教育局长，执行“一乡一校”计划。
　　所谓“一乡一校”，即在农村普遍设立现代学堂。陈炯明是如此的决绝、手笔浩大：他宣布禁绝私塾，改而设立从师范学校、普通中学到工读学校、平民夜校、妇女家政讲习所在内的门类齐全的学堂。梁冰弦上任不久，1919年12月5日，上海《民国日报》刊载消息，“计龙溪一邑，学生数约有12000余人，较去年又增加三倍”；而仅仅四个多月后，1920年4月13日，新的消息又传来了：“以龙溪一邑为例，本年（1920年）增加国民学校47所，高等小学以及乙种农业5所，添办工读学校1所，女子师范讲习所、女子工读学校各1所，又设立半夜学校90余所”……
　　又何止是一个梁冰弦？这一年，同盟会元老陈秋霖也抵达漳州，开始主持《闽星》半周刊与《闽星日刊》。这两份报刊“实际上是闽南护法区的机关报”，为此，陈炯明以磅礴的热情、浩大的气势，撰写了《闽星-创刊号》发刊词。在这篇两千余字的文章里，他尽情挥洒着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倾诉着对未来社会的憧憬。
　　“近世人类的思想，究竟达到什么的程度呢？简直说来，都是被旧生活旧组织所支配，各为‘自己生存不管他人死活’的坏思想。……所以人类的罪恶，一天比一天的暴露；世界的演进，一天比一天崩坏。求如原人时代不知不识、生活简单、罪恶较少的状态，都不可得了！……”
　　确实如此。结束不久的世界大战，是资本病、工具病的总爆发：在对自然、他族冷酷无情几百年后，千百万人被驱赶到战场上自相残杀；人类制造出了工具，却沦为工具的奴隶；人类催生了政权，却被政权所奴役……原来，人类的种种关系，具有如此精巧的同构性：人类欺凌着自然时，此族必定在掠夺彼族，统治阶级必定在压迫普通民众……
　　
　　那么，该怎么办呢？
　　陈炯明写道：“进化的极致，就是使全人类有均等的幸福。……我们如要实现这个幸福，和那个机会，用不着什么费力，什么寻求。只要人人有了大觉悟，抛弃‘为自己生存不管别人死活’的谬见，拿一个为全人类努力的心事，来做人生的使命，那么，思想一变就会打破旧生活、旧组织，直向进化线上，一起大努力，创造新生活、新组织，达到无国界、无种界、无人我界的境地……”
　　或许，正因此，陈炯明才将办学、办报视为“闽南护法区”的重中之重？在《闽星》半周刊、日刊之外，这片略显蒙昧的红土地上，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闽南新报》、《闽锋周刊》、《军事日报》、《云中周刊》……一时之间，漳州气象清新、文明大开。陈炯明为此大声呐喊：“闽星，闽星！我有一句话勉励你：你虽起在闽南，但是你的星光还射着国内。国内欲黑暗，你的星光欲了亮！”
　　然而，仅靠文笔鼓吹、口舌传播，安那琪的世界到底只是水中月、镜中花。
　　
　　“红年大熟”
　　在盘踞闽南约两年后，1920年8月12日，陈炯明率部回师广东。漳州地瘠人穷，“所入财赋向不敌潮汕一隅”（《晨报》，1921年1月14日），毕竟不是久留之地；而在护法区“风声所播”、名满天下之后，陈炯明也需要一个省份，以试验他的联省自治。
　　六十余营的部队浩浩荡荡地开出闽南。这是一场无人寄予希望的战争：占领广东三年有余的桂军多达三百余营、十万余人。在战争爆发前夕，舆论一边倒地认为粤军必败。而在两万余名广东子弟的身后，是一个干净整洁、被誉为“模范城市”的漳州：兴学、办报之外，第一座钢筋水泥桥梁、第一条四车道石板马路、第一个现代公园、第一片城乡公路网、第一家银行……连同贫民工艺厂、博通公司、迎宾大旅馆，烘托出了一个近代化的新漳州。而在那个公园的入口处，还竖立着一块高大的石碑，其四面分别篆刻着“博爱”、“自由”、“平等”、“互助”。
　　然而，所有这一切，充其量不过是意义有限的改良。粤军开拔后，漳州也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了。而经澄海、过大埔、破梅子岭、克饶平……粤军势如破竹。仅仅两个多月后，陈炯明就昂首走进了广州城。《民国日报》记载了广东绅民群起响应的景象：“强壮者揭竿而起，老弱者壶浆欢迎，颇有辛亥革命之趣”。而对陈炯明来说，七年前参与“二次革命”、众叛亲离、生灵涂炭的景象，想必还历历在目。在《回师宣言》中，他明确宣称，“粤军今日，系为乡为国而战，其一切党派及其它问题，均非所知”。
　　紧接着，11月2日，陈炯明又发表宣言，阻止南方军政府迁居广州，“宜暂在上海，就议和办事处行使职权”；
　　11月8日，在发给湖南督军谭延闿的一封密电中，陈炯明与他相约，“嗣后粤湘（将在南北政府中）暂取中立主义”。与此同时，他的特使抵达长沙，开始和谭延闿商议联省自治问题……
　　然而，陈炯明与孙中山的公谊私交，或许是中国现代史上堪称奇特的现象之一：11月28日，在作出“粤事由陈君主持，中山回粤不过回复前日被逐之颜面”（《孙中山全集》）的保证后，孙中山又携带大批属员，踏上广州的码头。上岸不久，他很快宣称，将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选举非常大总统！……
　　这为陈炯明后来的身败名裂埋下了伏笔。那么，晚年落魄潦倒的陈炯明有没有意识到呢？他的悲剧与其说是私人的，毋宁说是历史的：贯穿他一生的线索，都是地方士绅的，无论早年的议员生涯，还是广东新政、漳州新政，以及后来的“联省自治”，均如此。而孙中山却是一个职业革命家。简单地回顾历史，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是渐进与激进、改良与革命的冲突，是两个人群的冲突：仅仅是在绝望于官吏、皇族的擅作威福之后，以士绅为主导的地方自治运动，才和职业革命家、秘密会社阵营结合起来；这个最重要的势力消长，一方面决定了辛亥革命的结果，另一方面，也预示着两大势力未来必然的分道扬镳……
　　进一步说，陈炯明的选择安那琪，又何尝不是一个历史大误会？安那琪是这么一个东西：在人类的观念幻象中，它是最终抵达的目标；于是人们习惯去设置不同的阶段。他要以最温和、最不可靠的“人心”去保障它，这本身就是一个悲剧。
　　就是他挺进漳州不久，在遥远的北京，一群青年也先后信仰上了安那琪；仅仅两年以后，他们就纷纷走上了苏俄的道路。
　　那一年，陈炯明创办《闽星》半周刊，有一篇著名的文字，《红年大熟》。 H

《国家历史》2008年7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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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笔 丁三
　　
　　1912年冬天，在《论人心之枯窘》一文，著名记者黄远生以惨淡语气，回顾了辛亥前后人心的变迁、信念的破碎：“晚清时代，国之现象，亦惫甚矣。然人心勃勃，犹有莫大之希望。……（今日）全国之人，丧心失图，皇皇然不知所归，犹以短筏孤舟驾于绝潢断流之中。粮糈俱绝，风雨四至，惟日待大命之至……”
　　这个观感，说尽了千万士绅、知识者的走投无路，中国社会的凄楚与绝望。在这样的背景中，一种异常灰暗、无比压抑的时代气息，悄悄地蔓延开来：一方面，范爱农、魏连芟、吕纬甫……这些或真实、或虚构的落拓人物，成为几年间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另一方面，洪宪称帝、张勋复辟、派系林立、军阀混战……一场场闹剧走马灯般地上演着。在政局的日显荒诞、人心的愈加灰凉中，蔡元培、汪精卫、李石曾等同盟会元老，先后发出了“不做官”、“不当议员”的誓言；而鲁迅更在日复一日的灰色市井中，看到了一个无望的人间。
　　这是最坏的时代。过往浩浩，而前路渺渺，旧的家国与天下已被彻底粉碎，残留的精神与伦理资源也日渐边缘化。这又是一个孕育着微茫希望、新的生机乃至前所未有的世界谱系的时代，在几年的号哭绝望、奔走呼喊之后，一个个知识者、一群群青年乃至为数众多的当权者，纷纷将目光投向英美的角落、日德的深处、法俄的新思潮乃至旧传统的源头，试图找到新世界的入口处。从1917年开始，以“中国向何处去”的雄健追问为先声，种种新观念、新术语、新的社会实验和道路鼓吹层出不穷，成为盛极一时、蔚为壮观的时代景象。
　　1918年，一种精神古老、话语崭新、无比清新的时代变奏，席卷了中国，席卷了被称为“第三代人”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这种被命名为“安那琪”的社会主张，以“三无”、“二各”为理想形态，即无政府、无宗教、无家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它并视合作、“互助”为人际纽带、理论基础。一时之间，千万人为之倾倒：守旧士大夫从中看到了《礼记》、孔孟理想的痕迹；青年知识分子则以社会进化论为出发，不仅看到了一种“甘美、博爱、互助、自由”的新生活，而且看到了文明输出欧美、中国引领世界的广阔前景。在这样的追求和向往中，富有理想色彩的陈炯明将军也被裹挟其中，他试图以“闽南护法区”为依托，渐渐通往一个安那琪的国度，一种天下大同的未来……
　　如果说，撇除出身、职业、社会地位，安那琪信仰者大多是精英分子、理想主义者，他们后来也大多成为彪炳史册的风云人物的话，那么，从1920年开始，以湖南为中心、蔓延几省的新宪政运动，则以中下层士绅、知识分子为骨干。在两任督军赵恒惕、谭延闿的支持下，三千万湖南绅民决心以地方宪政为起点、以联省自治为中介，通过渐进方式，自下而上、由地方而中央地实现一个美式合众国。
　　也是1920年，在“全国掀动”的安那琪工读互助实验失败后，一大群原先的实验发起者、曾明确表示信仰安那琪的青年才俊，急剧地向左转了。李大钊、毛泽东、张国焘、邓中夏、恽代英、施存统……纷纷成为布尔什维克信仰者。在参与国共合作、实践“新三民主义”后，他们走向民间的步伐，由城市而乡村，由工人、市民而汪洋大海般的赤贫农夫。与此同时，在救亡风潮和军阀混战的背景中，另一种动员社会、集结民间的社会模式，也先后进入了众多军阀、当权者的视野。他们或以之为工具，或视之为理想，有的借鉴，有的狂热追随。
　　在救亡图存、一盘散沙的民国图景中，军国主义以及法西斯运动，追求的是一种“成本最小而效果最著”的社会模式。它以“急”、激进为色彩。与此同时，一些传统主义者乃至西式知识分子，则以“渐”、改良为手段，开始了富有成效的“乡村建设运动”。如果说晏阳初、陶行知等西式知识分子以杜威实用主义为宗旨，那么，包括梁漱溟、卢作孚在内，他们的种种努力则意味着新儒家主义的诞生、向传统源头探求民族新生命途径的实践。直到1937年，伴随着卢沟桥的枪声，“乡村建设运动”连同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民国社会实验，一同步入它的尾声。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这里不仅有救亡图存的工具性探索，更有追寻新社会模式、建构新天下形态的终极性色彩。正如礼崩乐坏之后，先秦圣贤以百家争鸣的方式探求天下新路径那样，在又一个“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到来之际，民国志士们以种种“主义”，来探求这个国家新的转机、新的生存形态。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向何处去”的追寻并未结束。 H

福建·无政府主义·陈炯明的“安那琪世界”

　　
　　《国家历史》2008年7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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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军宣传战：“恢复中华”
　　刻意挖掘、放大并激化满汉矛盾，是日本在甲午战争时的宣传策略之一。

　　1894年10月25日，日军未经战斗，轻取东北重镇九连城，驻守此处的清军，尽管有着并不逊色的武器装备，却早已闻风而逃。
　　根据日本官方的《日清战争实记》记载，九连城“当地居民箪食壶浆迎我王师，携来鸡和猪献给我军”，日本随军记者因此感慨：“‘东西旦夕相望，庶民子来’，古人之言，不欺我也。” （第十编）日本陆军大臣、亲自担任第一军司令长官的山县有朋，随即下令发出安民告示，免除当地百姓本年税款，“告示贴出以后，效果颇佳，逃避战乱的人陆续回家，其中甚至有人请求为日本军队效力。” （第九编）
　　日本第一军还约请了著名间谍学者、中国通宗方小太郎，拟制了一篇文采飞扬的告示《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将日军描绘成从黑暗的满清统治下拯救中国人民的解放者。这篇短短的告示，从满清“劫夺”明朝政权开始说起，“满清氏原塞外之一蛮族，既非受命之德，又无功于中国，乘朱明之衰运，暴力劫夺，伪定一时，机变百出，巧操天下。当时豪杰武力不敌，吞恨抱愤以至今日，盖所谓人众胜天者矣。今也天定胜人之时且至焉。”随后，它对满清的内政外交、尤其是清廷在直接引发中日冲突的朝鲜问题上的作为进行了全面攻击，宣称“上天厌其德，下民倦其治”，所以满清一败再败，“盖满清氏之命运已尽，而天下与弃之因也”。告示说，日本“之所惩伐在满清朝廷，不在贵国人民也”，“贵国民族之与我日本民族同种、同文、同伦理，有偕荣之谊，不有与仇之情也”，号召中国人“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
　　类似这样的檄文，充斥了甲午战争期间的日军文告。刻意挖掘、放大并激化满汉矛盾，是日本在甲午战争时的宣传策略之一。日本对甲午战争的宣传有三类定位：一是将朝鲜问题转化为日本带领邻国进步，而中国却百般阻挠，这是“文明之战”，讲给西方人听的；二是将进军亚洲大陆描绘成为日本民族争取更大空间，这是“生存之战”，讲给日本人听的；三是将攻击中国本土涂抹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反满色彩，这是“解放之战”，讲给中国人听的。
　　日本人“反满”的策略无疑是有效的。11月初，日军进攻大孤山，谍报说当地居民已四散逃亡，日军随即将一名原籍大孤山的清军俘虏孙某释放，要求这位“亲眼看到了大日本军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的战俘，回乡宣讲日军“恩德甚多”，“孙某感泣俯伏，谢恩而去”。随后，日军进入大孤山，孙某率家人和邻居们跪迎，说：“大王到来，愚民等焉能不归顺？” （第十三编）此类记载在洋洋五十卷《日清战争实记》中颇多出现。我们固然可以质疑其中的夸张成分，但即使晚至二战，在日军进攻河南的战役中，当地民众依然群起响应日军，而向平时残民以逞的“国军”发起攻击。
　　1895年3月，中日战事进入尾声，马关谈判刚刚开始，日本陆海军乘胜攻击台湾。根据宗方小太郎的随军日记记录，渔翁岛当地百姓派代表“前来哀求保护，因言语不通，故书‘仁义之师’与之”。次日，百姓代表再次前来，“哀求宽大施恩，垂怜拯救穷民流离之苦，称我为大明国大元帅云。”这样的记载，对今日的华人而言依然是相当震撼的：即使在荒远如此的小岛上，日本军队也被中国百姓当作“反清复明”的光复大军，足见日本的宣传攻势是何等地深入人心，也足见日本利用中国满汉民族矛盾的成功。
　　这一年稍晚，一群海外华人求见日本驻广州领事，要求日本人为他们在广州将要举行的暴动提供帮助，与远在东北、华北节节胜利的日军遥相呼应，遭到日本婉拒。暴动在没有日本人直接支持的情况下开展，遭到惨败。暴动的领袖事先得知了清廷即将镇压的消息，在最后关头滞留海外，没有进关，他的名字叫孙文，又称孙中山。在后来的电视剧中，一名叫陆浩东的暴动者，为了取回他设计的暴动旗帜，而在最后一刻被官军击毙，他披裹在身上的那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后来成为民国的国旗，只是，民国史家在叙述这段被称为“广州起义”的革命历史时，不再提及革命者与日本的亲密关系。
　　十三年后，1908年，日本军火走私船“二辰丸”（Tatsu Maru）号在澳门海面被大清水师截获，引发日本和葡萄牙当局激烈反弹，清廷无奈下被迫妥协，此事激起近代史上第一次民众自发的大规模抵制日货行为。同样的，后世史家在盛赞此类“革命”行动的同时，却矢口不提起因是日本为革命党走私军火。（二辰丸事件详见拙作《抵制日货：购买力筑就新长城》，本刊5月下）
　　在近代民族主义发轫之际，中国就这样再三地被置身于看似极端荒谬的民族定位之中：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同胞？
　　纵观世界史，似乎还没有别的民族在形成群体认知时，遭遇中国这样的尴尬处境：一方面是作为中华民族而与东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则是作为人口大多数的汉族与占统治地位的满族之间的矛盾。
　　同文同种、并且认为自己比满清更能代表“中华”的日本，在它的军刀挥向东亚大陆的同时，它也掀起了大清帝国上下的纷繁复杂的民族主义潮流，多种民族主义交织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后世学者在研究二战中日本在华操纵当地人建立自治政权方面，惊讶地发现居然有无数的当地要人愿意与之合作,“遍地汉奸”，不得不承认日本在精神建构和政权合法性营造方面的成功之处。
　　
　　国家主权：大梦谁先觉
　　 在遭受西方列强欺凌方面，无论是历史长度还是创伤深度，中国都绝对超过日本，但却直到甲午战争被东亚小兄弟打趴下后，才开始形成民族主义。

 
　　尽管同样遭受了西方的侵略和压榨，但亚洲诸国中，日本是最早形成民族主义的。明治维新从某种程度来看，就是一场民族主义的复兴以及在民族主义推动下的变革。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依然处在并不亚于中国的内忧外患之中，高涨的民族主义思潮推动了两大国家战略的形成：一是与西方尽快解除不平等条约，二是向东方尽快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这两大战略都围绕着摆脱“落后就要挨打”的处境。
　　吊诡的是，日本的民族主义，得以早于中国形成，首先得益于其持续了两个半世纪的锁国，这令日本国内的族群文化拥有了相当高的“同质性”。幕府为了控制各地的大名，而将他们及家属都搬迁到江户（东京），这在客观上大大推动了日本国内各藩之间的融合。同样锁国，中国却因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而难以形成如日本那样的国家认同感，依旧是马克思所谓的一大袋“马铃薯”，袋口一松就散落了。
　　与“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中国不同，日本的天皇世系已经拥有了漫长的历史，尽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大权旁落，仅被当作傀儡，但天皇的“万世一系”成为民族主义最好的象征物和凝聚力所在。
　　在遭受西方列强欺凌方面，无论是历史长度还是创伤深度，中国都绝对超过日本，但却直到甲午战争被东亚小兄弟打趴下后，才开始形成民族主义。
　　民初的著名思想家、中共的创始人陈独秀，曾在1904年《说国家》一文中回忆说:“我十年以前, 在家里读书的时候, 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就是发奋有为, 也不过是念念文章, 想骗几层功名, 光耀门楣罢了, 哪知道国家是个什么东西, 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到了甲午年, 才听见人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到了庚子年, 又听什么英国、俄国、法国、德国、意国、美国、奥国、日本八国的联合军, 把中国打败了。此时我才晓得, 世界上的人, 原来是分做一国一国的, 此疆彼界, 各不相下。我们中国, 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 我也是中国之一人。我生长到二十多岁, 才知道有个国家, 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 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
　　梁启超认为，中国人并非没有爱国的天性，之所以不知爱国,是因为不知道什么是国，“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成其为国,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国视之。故吾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既无国矣,何爱之可云?”（《新民说》）
　　正如同日本要和满清争夺“中华”的称号一样，“中华之名词, 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 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 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 无论同姓之鲁卫, 异姓之齐宋, 非种之楚越, 中国可以退为夷狄, 夷狄可以进为中国, 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有亲疏之别。”（章太炎:《中华民国解》）西周晚期开始,“夷狄”与“华夏”的分野已然清晰，并非在于人种学，而是在于“礼”——文化和道德，“诸夏用夷礼则夷之, 夷狄用诸夏礼则诸夏之”。在这种观念下,中国便成为天下，中外关系也成为天朝与蛮夷、发达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代名词。
　　中国的历史，在明末大儒顾炎武看来，从来只“亡国”而不“亡天下”。在他眼中，“易姓改号谓之亡国”,这与一般民众无关，“保国者, 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而“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谓之亡天下”，“保天下者, 匹夫之贱, 与有责焉”；只有懂得“保天下”才能懂得“保其国”。（《日知录》, 卷十三,“正始”条）。 这种将文明优先于政权的普遍认识，成为中国虽时常沦陷于敌国之手，而照样以坚韧的文化同化侵略者的力量源泉，同时也成为入侵者分化瓦解抵抗力量、“识事务者”为自己的不抵抗寻找理由的最佳借口。正如甲午战争中日军另一份文告宣称的：“三皇治世，五帝为君，推贤让能，皆揖让而有天下；柔远亲迩，以仁义而待闾阎。诚谓其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也。我兵将西征，始为天下来耳。”字里行间与中华文化丝丝入扣，吃准了中国人的心理，这与满清入关后尊崇孔子、拜祭孝陵（朱元璋墓）从而有效化解了汉人的抵抗意识，有异曲同工之效。
　　在这样的“天下”观念下，中国主权概念的形成便比日本要滞后许多，对西方的防范更多地是在文化层面。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咸丰皇帝率众狼狈出逃，在英法拟订的善后条款中，他对外国使节长驻北京所表现出的愤怒，远甚于割地赔款，这种将“面子”看得比“里子”更重的做法，恰恰正是理解中国民族主义何以在频繁的列强侵略下仍难以发育的关键。只要东亚社会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没有被彻底打破，中华帝国依然可以拥有天朝的感觉，到了甲午战争时期，中国无论朝堂之上还是报章之中，都充满对“蕞尔倭国”的蔑视，而只有当日本彻底打败了大清，东亚朝贡体系无论是“里子”还是“面子”都被撕开，中国人才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惊，开始了“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梁启超语）。
　　相比较中国拘泥于幻象中的“中华天朝”，日本人并无此类历史包袱。在明治维新后，他们便直接将主权诉求作为国家首要目标，对西方要争取尽快废止不平等条约，对东方则要尽快进行“拓殖”。当中国还对主权懵懂之时，日本已经明确地提出了国家的主权线和利益线的概念，并将利益线定位在朝鲜。军事之外，日本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甚至大声呼喊：“当今立国，不能只靠武力，钱也非常重要。钱为武之本，当此之时，应大力崇尚金钱，把日本变成金钱国家，迫在眉睫。”（《使日本成为金钱之国的办法》）“我辈不要责难人欲，限制人欲，只有人欲才是文明开化元素。其欲越多，心之动亦越多；其欲越大，其志亦越大。”（《寄希望与后进生》）这样毫无掩饰的呐喊，其对民众的唤醒作用，是相当强大的。三十年前的中国改革开放，其实质上亦无非是解放人欲而已。
　　在这样的强力动员下，日本的民族主义迅速形成，山县有朋在阐述“利益线”时，就明确说保护利益线一靠军备，二靠教育，“国之强弱根于国民忠爱之风气，国民爱恋父母之邦，如无以死固守之念，虽有公私法律，国将一日无存。国民爱国之念，只有通过教育得以养成，如此，使其成兵时即为勇士，当官时即为纯良之吏。”
　　甲午战争后，日本思想家幸德秋水还在痛心疾首地呼吁：“大概我国政界的腐败、经济的不安，以及德教的颓废日甚一日，这些都足以使国家趋于危亡之运，而我国民的麻木不仁却几乎到了极点”，“呜呼！国民若不及早从其昏睡之境觉醒，我国家之前途奈何？”（《国民的麻木》）而此时的中国，也开始逐渐从昏睡之境觉醒。
　　
　　国家与民族：为谁而战
　　 受日本启发而形成的“中华民族”一词，最后成了召唤抗日的旗帜；被日军铁蹄激发出来的中国民族主义，最终选择了将日本作为最主要的抗争对象。

　　民族主义出现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或曰公民的主权观念。
　　著名诗人哥德在德国统一前，曾说:“我们全都支持腓特烈大帝, 但普鲁士与我们何干。”（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欧洲的民族主义，是在推翻了神权和王权，民族利益取代了王朝利益，民族国家取代了王朝国家后才出现的。国家的统治者不再被等同于国家, 而不过是国家的临时首脑，民族国家成为公民的最高效忠目标。美国著名学者汉斯•库恩（Hans Kohn）指出：“没有人民主权观念作为先导，民族主义是不可想象的”。（《美国的民族主义》）
　　日本比中国更早形成民族主义，也正在于其早在明治维新时期，就基本解决了国家是全民的这一基本政治命题，和最根本的政治改革。
　　尽管明治维新本身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但天皇的权力根基却是不稳固的，难以形成如中国皇帝那般的“朕即天下”。为了巩固政权，天皇也需要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而民族主义便成为外可对抗西方强权、内可树立天皇“新权威”的重要途径。为此，天皇必须向诸侯乃至社会公众让渡部分权利，而这种让渡本身恰恰与近代的君主立宪制相吻合。
　　在作为明治维新发端的《五条誓文》（1868年）中，几乎都是关于权利的共享：
　　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上下一心，盛行经纶；
　　官武一途以致庶民，各遂其志，人心不倦；
　　破旧有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
　　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
　　这五条誓言，不仅大大地解放了思想，为维新改革奠定了法理基础，实质上也是一场相当彻底的自我政治体制改革。我们看到，此时远比日本强大的大清，一直到了王朝末日都难以痛快地向民众进行类似的政治宣示，惶论真正让权。
　　天皇的“买卖”十分合算，他向公众让渡了本被幕府攫取的权力，换取了全民的效忠，以及“万世一系”的皇室在国家政治生活的牢固地位，并推动了和国家在体制和精神层面上的双重解放。与此类似，明治天皇也开放了舆论，报刊迅速成为对政府的强大监督力量甚至是反对力量，被称为“第四种力量”（参考拙作《日本满清 谁是“中华”——甲午中日国家形象战》，本刊6月上），天皇同样用新闻自由换取民心和民智，并在国际上树立了开明的新形象。
　　而在中国，甲午战争后民族主义开始发轫，戊戌变法的本意是想推行一场中国式的明治维新，但势禁形格，却酿成一场流血政变，并最后导致中国新生的民族主义走向以义和团为代表的另一保守、顽固的极端。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很根本的一条，就是既得利益者没有开放权力的诚意，按照钱穆先生的说法，满清这一极端落后的“部族政治”，为了维持其小团体的利益，而死死抱住旧制，直到被强力推翻。
　　陈独秀曾在《爱国心与自觉心》（1914年）一文中，深刻地阐述了爱国的前提是“国家要先可爱”，只有以民权为归依的国家, 才能够真正赢得国民的认同感, 国家先须求“好”，方能图“强”。他说，“近世欧美人之视国家也, 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 人民权利, 载之宪章。犬马民众以奉一人, 虽有健者莫敢出此。……土地、人民、主权者, 成立国家之形式耳。人民何故必建设国家? 其目的在保障权利, 共谋幸福, 斯为成立国家之精神。”所以, 要树立“爱国精神”，首先要有“立国精神”。陈独秀说：“爱国者何? 爱其惟保障吾人权利、谋益吾人幸福之团体也。自觉者何? 觉其国家之目的与情势也。是故不知国家之目的而爱之则罔, 不知国家之情势而爱之则殆。”国家如不能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其国也存之无所荣, 亡之无所惜”，他尖锐地认为当时的中国“外无以御侮, 内无以保民, 不独无以保民, 且适以残民, 朝野同科, 人民绝望”，不爱也罢。
　　这些振聋发聩的论点，虽然未必能被很多人（包括今人）认同，却在其后的近百年来，如同魔咒一般笼罩着历来的当政者，令他们在利用“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动员民众时，不得不三思而后行。
　　
　　驱除鞑虏与五族共和
　　相比日本作为单一民族国家，中国的民族主义在呱呱落地的时候，就面临一个先天的难题：满汉之分。对待满汉关系问题上的不同见解，成为革命派与维新派激烈论争的主题，也成为大清精英社会进一步“撕裂”乃至“内讧”的原因。
　　满清入关，定鼎中原，尽管经过历代帝皇的精心调理，满汉深层矛盾还是难以解决，这其实牵涉到最关键的政权基础问题。满清既决心将政权牢牢抓在部族手中，则汉民族的沦陷感便难免被一次次地激发出来，作为反抗暴政、乃至只是作为野心家的旗号而已。清史上的历次动乱，几乎无一不是打着“反满”的旗号，无疑，当时的“反满”与日后的“抗日”，在“政治正确”方面不相上下。受甲午战争战败刺激，中国的民族主义从出生那一刻起，就是性情各异的“双胞胎”。一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君宪民族主义，“尊王不攘夷”（不排满不排外），以君主立宪为基本诉求；二是以孙中山和同盟会激进派为代表的共和民族主义，尊洋攘“夷”（崇美排满），以民主共和为目标。有学者另将以章太炎、黄节、邓实、刘师培等国粹派为代表的文化民族主义分列出来，认为他们尊夏攘“夷”（排满崇汉）、以汇通中西文化、保存国粹、建构国魂为追求（单正平：《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学转型》）。
　　无论如何划分流派，中国民族主义的根本分歧，就在于对满清如何定位。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是坚定地“排满”者，不仅将“驱除靼虏、恢复中华”写进了党纲，更是进行了多次对满清权贵的刺杀。革命派将排满作为号召，不仅是其理念使然，也是现实政治的技巧考量。当时的中国百弊丛生，要一一清理，相当费事，而将所有问题都一骨脑儿归结到作为“靼虏”的满清的统治合法性上，无疑在政治动员上既简捷又有效。当然，后来也证明，驱除靼虏后，中国的问题似乎一样也没少。除了诉诸民族主义的政治动员效力外，“排满”也有效地遮蔽了对中央政权进行反叛和抗争这一更为本质的诉求；对支持“中国革命”的国际势力来说，支持“排满”也有效地遮蔽了他们对中国利权的实质侵夺，这从近年被学界披露并逐渐被接受的孙中山对日秘密协定等事件，均能窥见其斑。
　　国际关系的本质就是利益，国际社会的本质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原则，国与国之间就是不择手段。当这样的国际关系遭遇到同样不择手段的革命时，中国的民族主义表现便给后世的官方史家增加了许多解说的难度，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沉默是金，不提那些复杂的细节。
　　革命党的民族主义，诉诸历史上惯用的大汉族情结，以简捷、直接、激烈、着重于破坏的“愤青”形象出现。而梁启超和杨度等所谓立宪人士，就没有这么洒脱，毕竟他们着重于“立”而非“破”，因此，不得不在复杂的现实政治纠葛中，殚精竭虑地思考同样复杂的民族关系。正是在这个时候，欧洲的现代民族主义理论在中国得到了广泛地传播，并最终推动了革命派将狭隘的、在革命过程中十分有效的“驱除靼虏”口号，转变为更宽容的、在革命胜利后的建设过程中更为现实的“五族共和”。
　　梁启超将瑞士著名法学家布伦奇利(Johann Kaspar Bluntschli,梁译为伯伦知理) 的民族概念介绍到中国来时, 创新地提出了“大民族主义”概念。他说: “吾中国言民族者, 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 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 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 组成一大民族。”随后，由此他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认为“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 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而“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 “非合种不能与他种敌”。（《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梁启超的理论，成为民国肇始后最终实现民族和解的基础。
　　但在“驱除靼虏”与“五族共和”的两种民族主义争论中，日本的民族主义却变得更为激进，最后与中国的民族主义发生了激烈的碰撞。
　　
　　猪尾的尊严
　　中日两国民族主义的互动，是一个充满了吊诡的过程。
　　先是西方的入侵刺激了日本民族主义，而中国依然蒙头酣睡；随后，是日本在民族主义激励下，发动了甲午战争，一下子惊醒了中国。
　　在甲午战争刚起的时候，西方媒体都轻蔑地将这场黄种人的内战称为“猪尾之战”，大清臣民脑后的那条“猪尾巴”成为整个黄种人的象征。而有意思的是，“猪尾之战”却最终激发起了“猪尾”的尊严，甲午战争失败后，惊醒的中国民族主义并没有把矛头指向日本，相反，倒和日本的民族主义合流，中日联盟、黄种人联合对抗西方的“大亚洲主义”为两国官方和民间都营造了前所未有的亲密气氛。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是少数敏锐地洞察到东方民族主义力量的西方政治家之一，他认为日本战胜中国，对西方来说或许是梦魇的开始：在一个西化的日本的领导下，中国巨大的潜力将被激发出来，中日合流的“黄祸”将在成吉思汗之后再度横扫世界。
　　日本成为中国民族主义亲善的对象，这在国际关系史、在曾经敌对的两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中，都是罕见的现象。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中国虽然宣称中立，但从官方到民间都充满了“联日拒俄”的呼声，旅日学生甚至组织抗俄义勇队，回国配合日军作战。日军也充分利用了这一点，以“长白侠士”、“辽海义民”之类名义撰写檄文，在东北秘密张贴散发，号召民众助日抗俄。日军参谋本部更是派遣曾做过北洋军教官的大佐青木宣纯，以使馆副武官的身份紧急来华，与袁世凯面商日中联合组织情报机构和招募东北“马贼”等事宜。袁当时从北洋军中挑选数十名毕业于测绘学堂等军事学校的精干士官，与日军组成了联合侦探队。这其中就有后来大名鼎鼎的“秀才丘八”吴佩孚。镇守“中立区”的直隶提督马玉崑是甲午战争中的抗日英雄，此时也全面配合日军，为日军的敌后游击队“特别任务班”提供了大量军火和经费，特别任务班成员甚至能在危急时遁入清军兵营获得庇护。马还曾经秘密协助日军招募马贼，组建所谓的“正义军”，直到后来关东军和伪满洲国政府对此进行公开表彰和纪念才揭密。孙中山和秋瑾等，听到日军的捷报都欢呼雀跃，鉴湖女侠还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句：“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讴歌日军。
　　在抚平甲午之战创痛的过程中，中国民族主义向两个方向彰显了力量：一是学习日本开展更为彻底的变法，另一个则是对所有的“洋务”进行极端的抵制。当戊戌变法终于失败后，后一种民族主义便开始主宰中国，并最终发展为逢洋必反的义和团运动，在给予国内改革力量以沉重打击的同时，也招来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八国联合军事干涉。在满清贵族幕后主导的义和团式的“大民族主义”失利后，满清便再也无力控制以排满为号召的“小民族主义”。而满清部族内的“微民族主义”却在不择时机地蠢蠢欲动，随着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离奇的同时死亡后，以改革标榜的新政府，前所未有地由纯满人组成了内阁，颟顸的贵族们愚蠢地将自己的民族特性，放到了光天化日下成为众矢之的，加速了汉人的离心倾向和王朝的崩溃。
　　在满清逐渐死去的呻吟声中，日本在越来越自大的民族主义激励下，看到了自己取代满清入主中原的机会，中日冲突成为两国民族主义最主要的战场。受到日本启发而形成的“中华民族”一词，最后成了召唤抗日的旗帜；被日军的铁蹄激发出来的中国民族主义，最终选择了将日本作为最主要的抗争对象，至今依然。这或许也正是中日两国之间的历史宿命所在？ H
　　
　　
　　先锋《国家历史》2008年7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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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靴子里的威灵顿公爵（1769-1852），英国元帅，反拿破仑战争中的联盟军统帅之一，以指挥滑铁卢战役取胜而闻名。

　　美国新泽西州鲁特捷斯大学人类学家苏珊•查其尔也指出，穿鞋确实会对人脚的形状和大小产生明显的影响。研究人员发现，经常穿鞋与不常穿鞋的人脚之间也会存在明显的区别。经常穿鞋子而且穿得很紧的人，很容易患上一种被称作拇趾囊肿症的脚病，其症状就是拇趾的骨头或软组织疼痛和肿大。而相反的，不常穿鞋的人的脚会变得很宽，而且拇趾与其它四个脚趾间的距离也要大些。甚至连女人经常穿高跟鞋后，小腿的肌肉也会变少。
　　尽管如此，查其尔并不完全赞同特林考斯的这个断定。她指出，其实在4到3万年前的时候，并不只是人类的脚趾骨开始变小，他们四肢的骨骼也开始变小。这只能说明人类当时行走等动作减少了，而导致这些的原因很可能是生产力发展导致的社会分工，人们因此不用像他们的先人那样忙碌才能果腹。当然，也有可能当时真的出现了鞋子，但是现在还需要更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

清末——卖芦花靴。

　　趟过历史长河的鞋
　　
　　在人类历史的初期，人们都是“赤脚大仙”，他们光着脚板，奔走在原始森林、草原和海边，忍受着脚下的荆棘、尖石，有时则是滚烫的地面。后来，在遥远的非洲南部海岸，离印度洋不远的克拉西斯河河口，穴居的双信智人发明了服装——用腌制过的动物皮毛制成的衣服。而为了保护脚底板，他们就一把揪过手边的任何东西，比如说树皮、大树叶，或一束束的野草等，用坚韧的藤条或长草捆扎在脚底。行了，就这样，人类最早的鞋子就诞生了，虽然不是很美观，却很实用。之后或之前几万年里，这种最原始的鞋子相继在世界各地出现。
　　后来，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又发明了凉鞋。它基本上包括两种形式：一种是以棕榈、纸莎草或野草编结并用植物纤维做成环子，套在脚趾上。这种鞋子被广泛发现于北美等地。一种则是从经过处理的皮革上切割下一块，沿着边在上面钻孔，然后穿上一根皮带，皮带可像绳子一样拉紧，把鞋子拉到位。在秘鲁帕恰卡马克的安第斯山脉的高山深谷中，曾在一座木乃伊的坟墓中发掘出这种最古老的凉鞋。据估算，这只凉鞋有近千年的历史，其制作用的材料是美洲驼皮。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开始进入阶级社会，而鞋子也开始打上阶级的烙印。考古学家曾在在“雄鹰之城”赫拉克勒波利斯的一座庙宇中发现一块石板，上面有一张最古老的关于凉鞋的图画，而同时，这块石板也是已知最早的埃及文字的例证。石板的一面是国王正在惩罚一个下跪的敌人，另一面是国王正大踏步地赤足跨过十个没有头颅的尸体。但无论国王走到哪儿，都有一个侏儒般的仆人跟随着他，手里捧着国王的一双花哨的凉鞋。这双凉鞋也许代表着国王的权力。
　　后来，人们又发明了皮靴。说起皮靴的发明，要归功于两种人：士兵和生活在寒冷地带的人们。
　　在人类漫长的战争史中，士兵们随时要准备好进行长途跋涉和奔跑，经常要跋山涉水、披荆斩棘，用什么来保护双脚呢？皮靴显然是不错的发明和选择。两千多年以前，古希腊的斯巴达战士就穿上了红得耀眼的皮靴（红色的目的是遮掩伤口流出来的血液）。这种红皮靴很快在疯狂的斯巴达青年中流行开来。而很多学者都坚信，皮靴发明的时间远在这之前。

古埃及人鞋底绘的比亚人和亚洲人。象征着每走一步都在践踏敌人，穿着鞋必定战胜宿敌。

　　在寒冷的北亚和北冰洋周围地区，皮靴至今仍是人们生活和生存的必需品。对于生活在这些寒冷地带的人们来说，脚如不能保持干燥和温暖，将意味着死亡。于是，生活在北极圈内的因纽特人学会了用巨熊腿皮和熊掌制作皮靴，日本北海道的土著人学会了用鹿皮做皮靴，而阿拉斯加近海的土著居民则学会了用北美驯鹿和长胡须的海豹的皮革制作冬用皮靴。而为了制作最好的防水皮靴，萨莫耶德人使用了海豹皮，把带毛的一面翻在外面。俄罗斯极东部勘察达尔半岛冬天十分寒冷夏天则凉爽多雾，勘察达尔人用鱼皮做成的皮靴在霜冻情况下穿，这种皮靴在饥荒时还可煮食充饥。
　　皮靴发展到后来，皮鞋就诞生了。关于皮鞋的发明者，已经很难考知，因为很可能皮鞋的发明是多人甚至几代人不断摸索的结果。不过很多中国人认为，皮鞋的“原产地”就在中国，这当中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相传战国时代，著名军事家孙膑年轻时与庞涓一起拜鬼谷子学习兵法。后来庞涓在魏国当了将军，孙膑去投奔他。庞涓深知自己才能不及孙膑，就暗施阴谋，借故对孙膑施以膑刑（去膝盖骨），致其残废，并加以软禁。后来，孙膑逃到齐国，并得到齐威王的信任，被委任为为军师。孙膑为报庞涓断足之恨，亲自指挥操练10万精兵。但苦于双脚不能行走，又不能支撑起来，就以原始皮鞋为基础，设计了有胫甲（鞋帮）和鞋底两部分的图样，刻制木楦，由鞋匠使用较硬的皮革，照图样缝制成一双“高甬子履”。这双高腰皮靴，分成帮和底两个部件，是现代皮鞋的雏形，可算是世界上皮鞋的始祖了。
　　孙膑穿上这双皮鞋，依靠较硬的靴帮和鞋的支撑力可以行动了。他于是乘车指挥10万大军，以“批亢捣虚”、“疾走大梁”、“攻其必救”的战法出奇制胜，大破魏军，战胜庞涓。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齐、魏桂陵之战。孙膑创造出第一双帮底缝合的皮鞋，是制鞋史上的一大创举。后来的一些制鞋名师为了纪念他，便将孙膑画像挂在家中，寄托怀念之情。那时候，凡挂有孙膑画像的人家，表明是以制鞋为业的。孙膑被后人推崇为“制鞋始祖”。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越来越不满足于鞋子仅有的护脚功能，设计师们开始把鞋子做得越来越时尚。16世纪前期，继厚鞋底的时装鞋之后，一位无名的意大利鞋子设计师发明了最早的现代高跟鞋。这位设计师为即将赴法国与奥尔良公爵完婚的凯萨林•德•美第奇设计了一双特别的鞋子。鞋子的前面是软木楔子，后跟较高，这就让凯萨林有了她需要的身高，能够直接地盯着看她未来的丈夫了。她丈夫后来成了亨利二世国王，高跟鞋跟着火爆起来。鞋匠们开始为左右脚制作不同的鞋底（而不是像原来那样“直筒的”）。然而，这种软木或木头制作的鞋子跟高三四英寸，甚至达五英寸，穿鞋者的腿常常会肿胀起来，妇女为了不致跌倒，走路时仍不免像走高跷般地晃来晃去。法国人把这种新式高跟鞋具叫做 “桥鞋”（因为鞋底是拱形）或“嗒嗒鞋”（鞋子走路发出的声音）。

马赛克镶嵌画：西奈山上，摩西按照上帝的旨意脱下鞋子，因为上帝说其站之地是圣地。意大利拉文纳市圣卫达。

　　
　　人类进化的败笔？

　　大多数人都认为，正是鞋子有力地保护了我们的双脚，并伴随人类步入了文明社会。从最原始的草鞋到时尚的高跟鞋，鞋子的发展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但是也有科学家认为，穿鞋走路存在隐患，是人类进化的失败。这无疑又让人们大吃一惊。
　　事实上，就在特林考斯发表他的观点的一个多月之前，《纽约》杂志的亚当斯•特恩伯格发表了一篇文章，观点就是：穿鞋走路有隐患。他指出，人们穿鞋行走会损伤脚和脊骨。据作者自己所说，他曾在去年买了一双五指鞋，俗称赤脚鞋，这种鞋子模拟正常的赤脚原理，对脚没有任何损伤。在穿着它走过很多的城市和村庄之后，亚当斯发觉，穿上这双赤脚鞋之后，自己的膝盖、背还有脚底都非常舒服。
　　2006年，一组来自芝加哥医学院病例诊断学的医学人员发起了“膝盖内收运动”的研究，主要讲在诊疗室里关节炎发作时膝盖关节是什么状态。多年以来，医学人员针对患有膝盖关节炎的病人进行实验，让他们穿有填充物的鞋，目的在于减小对膝盖关节的压力。膝盖内收运动中，他们还试图让病人穿吊带裤用来纠正膝盖，但是结果都不理想。所有医学人员做了不同的尝试：让病人穿鞋子走路，然后赤脚走路，每段时间都会测量病人膝盖受压情况，最后他们惊讶的发现，人们赤脚走路对膝盖所产生的压力比穿鞋子走路所产生的压力要少12%。
　　这又是一个让人们吃惊的结果。看来，人类经历四百万年的进化才发展成的完美足部，着实是因为人人都去穿鞋子而遭到了破坏。而更滑稽的是，人们穿鞋的最初和基本目的就是为了保护自己，却不想一直以来都是在南辕北辙：足部没有保护好，却又对膝盖、脊椎等身体的其他部位造成了损伤。
　　当然，也不是人人都喜欢穿鞋的。1960年罗马奥运会马拉松比赛，著名的埃塞俄比亚“赤脚大仙”阿比比就以赤脚赢得了冠军。而从现在来看，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大都市里，赤足族正逐渐增多，他们都视赤足为回归自然、靠近真我、自由自在、不拘一格的生活方式。
　　也许，用不了多久，世界上又会掀起一股赤足潮，赤脚鞋会迅速风靡全球。 H
　　
　　
　　
　　先锋《国家历史》2008年7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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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年代，余江县的头号敌人是钉螺。余江全县人民挖山不止，树起血防的第一面红旗,毛泽东闻之“浮想联翩，夜不能寐”，“欣然命笔”写下“送瘟神”，其中“六亿神州尽舜尧”，描绘出社会主义制度下以“人民战争”方式对付疫病灾难的新体制。

江西省余江县血防纪念馆内，未消灭血吸虫病（大肚子病）之前的病人的资料照。

　　钉螺成为政治敌人
　　
　　血吸虫，寄生在钉螺内，遇到入水的人畜，可在十秒钟之内钻入皮肤，并在体内发育成成虫，危害肝、脾等。血吸虫病在中国流行数千年，俗称大肚子病，疫区主要分布在江南，以鄱阳湖、洞庭湖、太湖周围的湖区最为多见。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有病人约1000多万。
　　1951年3月，江西省卫生厅的医师章祖宪、检验员齐绍武通过调查，首次证实余江县为血吸虫病流行县。余江县血防史志记载，从1919年到1949年，余江近3万人死于血吸虫病。
　　78岁的蓝田坂村农民刘金元回忆，因为“大肚子病”，在他16岁那一年，村里5个年龄相仿的伙伴病死了。不少晚期血吸虫病人挺着大肚子下地，每亩地只能收获数十斤稻谷，当地传唱一首小调：“蓝田坂的禾，亩田割一箩，好就两人抬，不好一人驮。”
　　除了削弱农业劳动力之外，因血吸虫病的流行，在解放军南下作战的时候，还使许多来自北方的士兵被急性感染，一度造成大规模非战斗性减员。
　　1953年 4月，江西省血吸虫防治所迁至余江县邓埠镇，设立余江县实验区。
　　同年11月，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在毛泽东提议下成立。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柯庆施为组长，上海市委副书记魏文伯、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为副组长，农业部和重点疫区的省委书记或省长参加，简称为九人小组。
　　九人小组成立后，于11月22日至25日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会议，会上提出7年消灭血吸虫病的大体部署。其后，所有有血吸虫病的省、市、地、县也渐次成立了七人小组或五人小组。自上而下，构成了一个政治挂帅、非常完备的组织架构。
　　1956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把防治和基本消灭危害人民严重的疾病，首先是消灭血吸虫病，作为一项重要内容。2月1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又发出“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的战斗号召。次年4月，周恩来总理发布了《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
　　全国上下总动员的格局已然形成，消灭血吸虫病的的人民战争打响了。
　　上海会议结束17天后，余江县委血防领导小组成立。中央提出“一年准备，四年战斗，两年扫尾”的步骤，余江县决定至少打个对折，“半年准备，一年战斗，半年扫尾，两年消灭血吸虫病。”
　　1956年1月，一张大红布告贴在县政府所在的邓埠镇街头，内容是中共中央批转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关于召开防治血吸虫病会议的报告》。当年的县委书记李俊九说，“张贴不张贴，我思考了几天几夜，当我看到疫区人民把消灭血吸虫病当成他们土改后的‘第二次解放’，我也感动得热泪盈眶。”
　　政治动员，与控诉“旧社会”的罪恶结合在一起。在余江的“送瘟神”纪念馆，陈列着当年控诉“旧社会”罪恶、消灭血吸虫的20多张“契约”。内容大都是因病致穷，丧失劳动能力，“生活不济”，或“无钱用度”，只好卖田卖地，故“两者情愿，特写卖文为据”。
　　一首新创歌谣迅速在余江传唱开来：国民党不倒，苦难无尽头！瘟神不驱走，生命终难保！
　　平定区委副书记陈克旺，连续多天做消灭血吸虫病的政治报告，做到“嗓子沙哑”，讲演完后，老乡们振臂高喊，“不消灭血吸虫病不是好汉！”
　　血吸虫的唯一寄主是钉螺，传播则通过人畜的粪便。从原理上看，消灭血吸虫病有三条途径：一，消灭钉螺，血吸虫便无处存身；二，科学处理粪便，就切断了血吸虫繁衍传播的途径；三，人畜只要不接触疫水和钉螺密集的地区，也就无从感染血吸虫病。
　　“当时人们大都认为，三种控制途径相较，消灭钉螺最容易见效。”余江县血防站原站长毛惠人回忆道。于是，学生、工人、农民，都被发动起来，每人带着一双筷子一个小桶到疫地捡螺。
　　钉螺已经被上升到敌人层面。小学生们唱着《我是血防战线上的小哨兵》，每人平均可捡螺2两。而余江血防站实验组几天捡回的钉螺，集中到一间8平米的房间，有两市尺厚。
　　除了捡螺之外，余江还在在实验区上黄村进行了茶子饼、硫酸铜、巴豆等药物杀螺，但试验效果均不理想。钉螺一般只比大米粒稍大，喜阴凉，躲在阴暗潮湿的草滩或沟渠边，繁衍能力极强，一对钉螺一年的便可发展成25万只，想要彻底消灭非常困难。
　　
　　灭螺大跃进
　　
　　1950年，江西省水利部门在余江狮子岩边修建白塔渠，施工中，开新沟的土把淤积的旧沟填平了。后来查螺时，发现新沟里完全没有钉螺，而旧沟里的钉螺也大都成了白色的螺壳。
　　到1955年，江西省血吸虫病防治所接到了浙江卫生实验院1954年报，上面登载了一篇《土埋杀灭钉螺的现场实验》，实验结果：土埋三个月后，减少钉螺接近四分之三。
　　有了科学依据之后，余江人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埋螺工程，主要方法就是“开新沟填旧沟”。
　　据当年参加这一工程的刘金元回忆，先清理沟岸塘畔的荆棘，铲下表层有螺的草泥，厚度为15厘米至20厘米，再将这些草泥翻过来推入沟底，从无螺区挖来旱土搀上石灰，填入旧沟打实，新土至少要填一米厚，然后再在上面撒一层石灰。旧沟填满后要做上标记，三年之内土地不能翻动，更不能耕种。开新渠时，要与旧沟保持一定的距离。新旧沟偶有交叉，要对旧沟进行彻底灭螺处理。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这是毛泽东《送瘟神》里对埋螺劳动夸张的描摹，在热火朝天的“大跃进”气氛中，成千上万的群众手持锄锹，分割包围疫区。
　　从当年参与者的记叙中，我们可以复原出一个叫“上黄村”的灭螺现场：工地上竖立着木板钉的大横标语牌，一块板子一个红字：“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标语旁，15面红旗迎风招展：“马岗乡灭螺大军”、“青山乡灭螺大军”……15个乡的4000多个民工展开劳动竞赛，打夯声，欢呼声，劳动号子，此起彼伏。三个昼夜，完成了预定5天的任务。共填埋大小旧沟51条，全长3.5万米，填平水塘110口。
　　“后龙山当时都被我们挖了。”小麦湾村农民彭节放说，村里有一座海拔20多米的小山，长500多米，宽40米。龙口位置有个50米见方的江底塘，杂草丛生，钉螺密布。1957年初春，公社决定“挖掉后龙山，填掉龙口塘”。几百人苦战一个月，硬是移动了后龙山，填掉了龙口塘。
　　彭节放回忆，参加灭螺的人基本都得过血吸虫病，查出来就立即去治疗，治好了就马上回到工地灭螺。当时在工地上流行这样一句话：“上午为别人看病，下午别人为自己看病，病人轮流做。”
　　余江全民动手埋螺的先进经验，被媒体大力宣扬，陆续吸引了一些来自江西省和中央的卫生专家。全国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副主任、一级教授苏德隆问：“这个工程，填了多少沟？挖了多少土石方？耕地面积增加多少？每亩能增产多少粮食？上了多少民工？每人每日多少土方？一个劳动日多少报酬？补助多少？义务多少？”
　　余江方面一下子回答不上准确数据。苏德隆感慨道：“此塘钉螺可用药杀，一次不行，两次，这比民工填土合算。”
　　曾采访过苏德隆的女儿的余江退休干部邹华义说，苏教授并非完全否认土埋法的效果，他只是觉得，这种运动式的防疫有劳民之嫌。可在1958年“拔白旗”政治运动中，苏德隆的意见变成了“刮起一股阴风，否定土埋钉螺”。
　　灭螺成为余江县“最大的政治”。从1955年冬到1958年春，余江人共发动了3.6万多人投入灭螺战斗，填平了300多条有钉螺繁殖的旧沟渠和500多个旧水塘，填老沟347条，长191公里，开新沟87条，长167公里填旧塘503口，搬动土方416万立方。
　　1958年2月7日，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转批了中央和省联合调查组呈报的《关于余江县基本消灭血吸虫病的调查报告》。
　　这以后，余江县委喊出了“乘胜追击，苦战三十天，全面彻底根除血吸虫病”的战斗口号。疫区纷纷贴出决心书、挑战书、应战书……7000民工再次上阵，全县划分为6个战场，三个月内，光是填的旧沟，就可以绕余江县两周。
　　
　　血防红旗升起
　　
　　1958年5月10日，《江西日报》第三版头条发表了《我们是怎样根除血吸虫病的？》，文章称，“去年全县已经基本消灭了血吸虫病。为了铲除病根，今年4月又向血吸虫病开展了最后的歼灭战。广大群众以冲天的干劲，苦战了三十多天，取得了全面彻底根除血吸虫病的胜利，实现了疫区人民多少年队消灭血吸虫病的夙愿。”
　　作者是余江县委书记李俊九。
　　这篇文章的发表，很是微妙，余江县是时任江西省省长、江西省军区第一书记、江西省委防治血吸虫领导小组组长方志纯的主抓的工作点。 1991年，李俊九对邹华义说，“那文章得感谢方政委，是他‘逼’我写出来的。余江是方政委的试验点，他对我说，只知干，不善于总结不是好领导，他批评我，不要关起门来打闷仗，要写文章总结经验，鼓舞士气！在他的热情鼓励下，当我县自检达到消灭血吸虫病标准的情况下，我叫来秘书一起研究，三易其稿，成文前后都向方政委做了汇报，他听了非常高兴，就这样，那篇文章发表了。”
　　之后的事顺理成章：5月12日至23日，江西省委防治血吸虫领导小组办公室，从全省抽条37个专业技术人复查；5月27日，专家小组审议并颁发了《根除血吸虫病鉴定书》：“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限期消灭血吸虫病的伟大号召，余江县党政领导在积极防治、采取综合措施的方针指导下，发动了群众，进行了反复斗争，通过全面复查，证明该县已根除了血吸虫病，特予鉴定。”
　　1958年6月5日，卫生部给余江县委防治血吸虫病五人小组发来了贺电；
　　6月30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发表了 “第一面红旗——记江西省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文中称，余江县根除血吸虫病的过程，也是向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取得胜利的过程。列举的错误思想包括：某些科学技术人员给大家散布悲观论调，说什么国民党统治时期搞了二十多年没搞出什么名堂，日本搞了几十年也没有消灭；有的医学专家迷信全文，硬啃住书本上的长期疗法不放，硬说三日、二日疗法会死人。
　　文章写道，经过一场根除血吸虫病的战斗后，余江人民大大发扬了敢做敢独创的共产主义精神，他们对干部说：今后只要共产党和毛主席发出号召，你们扶梯子，我们就敢上天。
　　由此，全国第一个宣布“根除”血吸虫病的余江县，甚至一下子成了“国际焦点”，不仅国内各兄弟县市纷纷来人取经，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发来贺电，苏丹还派参观团到余江学习先进经验。
　　
　　“怎么对得起他老人家？不该有钉螺啊，不该有啊！”
　　
　　1959年11月13日晚上，余江县血防站长杨龙详，敲开县委小型会议室，神秘地递给县委书记计云棠一分密件。“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里面的内容只有当事人和我知道，并秘密地处理了，今特向县委第一书记呈报，请阅后烧毁，”
　　这份密件，其实是县血防站发现9个钉螺的报告。来向县委汇报之前，杨龙详吓呆了，“毛主席为余江县根除血吸虫病写了《送瘟神》，怎么对得起他老人家？不该有钉螺啊，不该有啊！”他叮嘱发现钉螺的查螺员：“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倘若泄漏了，当心把你打成反革命！”
　　事实上，就在余江宣布“根除”血吸病之时，一方面，血吸虫病人大多数还未得到有效治疗，另一方面，钉螺还是陆续被发现。
　　根据1963年江西省调查组的复查报告，自1958年之后，5年内余江查出残存钉螺28处，累计复灭面积达91933m2，用去8704个劳动日，而且每年都查出500多个患者。
　　余江县的说法是：1958年宣称“根除”血吸虫时，主要采取机械抽样法查螺，遗漏的机会多，而1960年以后将机械抽样与环境抽样相结合，对重点疫区全面搜索，所以又发现了残存的钉螺。“根除血吸虫”，实际上是指1958年以后，没有发现新感染的病人。
　　而《余江县血吸虫病粪检阳性率逐年变化情况表》（1953—1980）显示，1959年新病人数69人，1961年和1964年新病人数都超过160人，直到1977年，还检出新病人19人。
　　其中一个细节是，因为闹饥荒，一些农民将刚刚埋好的田头屋旁的边角地挖开，自己种粮食和蔬菜，于是，还未死亡的钉螺得到复苏的机会。
　　邹华义介绍，余江县树起“第一面红旗”，毁誉参半，非议之一，是“与重点疫区县比较，余江的钉螺面积不算大，血吸虫病人也不算多，未必有典型意义”；之二，则是学术界中主张药杀钉螺的学者认为余江土埋钉螺“得不偿失，劳民伤财”。
　　1963年以后，在余江县血防志里，只有两次发现钉螺的记录。第一次是1973年的冬天，邓埠镇一个农民在白塔河邓埠浮桥边无意中发现了一只钉螺，次日全县干部群众3000多人从马荃镇至邓埠镇铁路桥共39公里范围内，一个地段接一个地段仔细排查，连续查了3天3夜，未发现第二只钉螺。第二次是1983年，在省水稻原种场突然发现新螺点，有螺面积2481平方米，县里立即组织灭螺队，全面灭杀。
　　在随后的25年中，余江大规模查螺23次，参加查螺群众累计超过3万人次，还立下了凡是发现一个螺奖励30-300元的重金。用余江人的话说，这些年来已经把凡有可能出现钉螺的地方像梳头一样反复梳了几十遍。
　　然而，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南方的血吸虫病又呈回升趋势。根据《中国血吸虫病防治历程与展望》发布的数字，2004年全国有血吸虫病人84.3万人，其中晚期病人2.9万人，尚未控制传播的县市有109个，钉螺面积38.5万公顷。病情最严重的省，集中在湖北、湖南、江西。据各省疫情监测统计，近5年内已有38个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