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光东

    陈嘉上导演太有才了，愣是把惊悚的鬼故事拍成了琼瑶阿姨版言情片！

    十一档期上映的《画皮》里，所有人都围着一个“爱”字争风吃醋，寻死觅活，情节、场景平淡到观众哈欠连天。以为会很恐怖的鬼剥皮画皮的镜头却一闪而过；以为掏吃人心的镜头会血淋淋，没曾想导演才华横溢，竟事先把人心切了片，盛在一个密实精致的日式饭盒里，观众完全瞧不见人心长啥样。

    服了！但导演真的如此无脑吗？读了南方周末10月2日的报道方知，导演难做啊，拍得恐怖了，就通不过广电总局的审查。事实上，原先的导演还不是陈嘉上，香港投资方中途换将，就是因为他“对内地审查尺度更有经验”。

    可如此审查的依据何在？据说是《电影管理条例》。但遍查该条例，找不到任何一个条款不让拍恐怖片、鬼片的，广电总局多次重申的电影不准夹杂恐怖、鬼怪、灵异等内容，其实并无明确法律依据。

    但县官不如现管，于是蒲松龄笔下的经典《画皮》，走上了爱情不归路。

    不由得想起中学课文里的《病梅馆记》。龚自珍悲叹好好的梅被刻意砍斫成奇形怪状的畸形，只因文人画士赏梅以“曲、欹、疏”为美，梅于是皆病——“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电影《画皮》，不过又一株病梅而已。

    其实，大家都是成年人了，主旋律之外也该给次旋律留活路，心理学上还承认人性里有被吓唬的欲望(所谓死亡本能)，因此，跪求广电总局，不要要求全国人民统一观看《小白兔拔萝卜》，尽快实行电影分级，放开鬼片禁令，让成年人“见鬼”去吧。

 本该恐怖的鬼故事

广电总局有孔圣人之风

2008-10-02 南方周末 国庆评论特刊“我和我的国家”  问题四

    【博主按：本篇正文，新浪网管竟然不让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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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0-02 南方周末 国庆评论特刊“我和我的国家”  问题三

 
【国民感言】

◆纪雪涛（广州，软件工程师）：
    我还能为国家做的，就是跟她继续较真。较真很可恶？若有时间，我还想跟她找碴呢！例如，我曾为一座清代园林的保护，打电话给文化局、给某市的“市长信箱”写过信，前者不能给我答案，后者问了一大堆我的个人资料，两个多月过去却没有回邮件。较真需要精力，找碴还须冒险，正因如此，这两点我还做得不够好，为此我深表惭愧，并向较真和找碴者致敬！

◆缪剑文(上海，律师)：
    作为一名“青壮年”律师，今后我会有更多机会为企业和老百姓提供法律服务，比如为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保驾护航”。我相信，一般来说，律师绝非挑词架讼或唯利是图之辈（当然这些人总是有的），而是通过法律途径为客户争取合法权益，或防患于未然，或事发之后协助解决纷争平息事端，这本身也是在维护社会稳定和谐啊。
    随着执业经验的积累以及对社会观察和了解增多，我想，我还可以就执业中碰到的法律问题为国家的法律的法规的起草和修订提供参考意见。同时，有机会的话，我希望与其他同行一道能够更多地参与到国家的法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建设性的讨论以及群策群力的实践中去。

◆许志永（北京，大学教师）：
    我会继续努力，和很多有责任心的公民一起，推动国家民主法治进程：会继续通过典型个案推动法制变革，通过研究为制度变革提供建设性方案，通过参与公共事件发出理性的法治启蒙的声音。我们努力会把“公盟”发展壮大为公民社会健康理性的参政团体。
    我还会努力实践非暴力的理念，用承受痛苦的方式消除野蛮暴力，消除社会不公正带来的暴戾气息。必须有健康理性的力量主导中国社会的现代文明转型，这种力量必须来自人性的道德良知。
    我会努力成为公民的榜样之一，爱自己的国家，坚守良知，捍卫正义，一生致力于一个民主法治健全、社会公平正义的国家。我要让人们看到法治和正义的希望，让人们相信政治可以是美好的，我们的国家可以是和谐幸福的。

◆丁学良（香港，教授）：
    我希望利用一切机会，在中国鼓吹国际上办大学、办研究机构的先进体制、经验。这些即便不能马上变成现实，也能给有志改革的人提供参考，等时机成熟时付诸实践。
    我还要继续不断地推动中国同国际主流社会的良性互动。中华民族更好的发展机遇乃至全面复兴的机会，只能来自于与国际主流社会的全方位互动。中国越对外开放，中国就越有希望。

◆信力建（广州，民办教育者）
    在将来，我还想再开100所幼儿园，10所大学，2个研究院，2个孤儿院；我还想担任与世界各国友好使者角色，像中日、中欧、中美信使或台海两岸信使，因为我走访过四十几个国家，基本上游过大半个世界，有能力让中国人更多了解西方社会文化，并且增进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的认识。
    最后，我还要呼吁千万个教育家从事教育行业，如果能“安得名校千万间，尽育天下学子俱欢颜”，余愿足矣。

◆立秋（北京，公务员）：
    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对于每个普通公务员而言，若不能升职，至少应该做到不为虎作伥，做到尽量说真话，做实事；若能升职，倒应该多些“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士大夫情怀。公务员，自当以公务为要；公务者，又自当以民为重。从自身做起，守己以待时，以点滴之努力推动“自下而上”格局的形成，“为国为民”或能终成一体。

◆盛大林（郑州，媒体人）：
    我觉得我能当一个比较好的公仆，越高级的公仆我越适合。至少，我绝不会像现在的某些公仆那样贪得无厌，即使是个“芝麻官”也要住豪宅开名车；我也绝不会像某些干部那样，尸位素餐，任凭有毒的东西掺入食品直到走上百姓的餐桌。如果我是公仆，我愿意公开我的所有财产及其来源，我愿意接受任何形式的监督……如果国家能为我提供这样的机会，我一定能为国家作更多的贡献。

◆杜冬劲（上海，律师）：
    我父亲1940年生人，很小就父母离散，放牛为生，几乎饿死。十来岁时，他从老家出发，步行几百里，找到已经改嫁给共产党员后爷的奶奶，吃上了“国家饭”。父母对我说，没有党和国家，可能他们都饿死了，不用说结婚、把我和弟妹抚养成人。
    我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免费，后来考上重点大学，到了幸福感的顶峰。缺衣穿时，我就想，要多体谅国家，国家会全盘考虑问题。这几年经济发展，的确也有很多人过上了不错的日子。
    但这次奶粉事件，我发觉这种想法有问题。如果没有受害者的投诉，甚至诉讼，问题会暴露吗？遑论解决。我原来的体谅法，表面和谐，实则不利于自己，更不利于公共利益。站出来，把事情讲出来，该公众讨论的讨论，该司法判决的判决，改进制度，是否是更加可贵的公民素质呢？国家应该为公民的这些行为创造更多更好的条件。向投诉、起诉的受害公民致敬！

◆蔡印同（法国巴黎，留学生）：
    我会在国外好好读书，为实现自己和家人的幸福而奋斗，这是我对国家最大的贡献。个人和家庭的幸福才是社会幸福的基石。力所能及，我会尽量帮助别人得到个人幸福或公民权利。
    我希望未来当一名大学教师，帮助更多人尤其是年轻人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教给他们自信和宽容。如果有可能，我希望在培育公民精神和推广公民实践方面身体力行，做公民教育的吹鼓手。中国未来二三十年将实现巨变，我将把所学奉献在中国发展和世界和平上，并亲身见证这一过程。

◆江锡钰（安徽蚌埠，媒体人）：
    我绝不做挂名的“教授”，要让学生们感受到，知识分子的良知，不会在我们国家泯灭；我也相信我的学生，这份良知，他们一定会传承下去。

◆姚仰生（广州，大学教师）：
    继续做一名循规蹈矩的公民，同时帮助学生成为一名具有参与意识和批判意识的公民。

◆丁莉丽（杭州，大学教师）：
    我想利用讲坛这个有限的平台推广优秀的思想文化，唤起大家对真善美的追求，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义务，尽管这一切在这个时代听起来似乎有些虚无缥缈、自作多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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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子（上海，人力资源）：
    继续纳税，争取纳更多——如果单位不断加薪。

◆胡朝辉（广州，IT公司职员）：
    争取升工资，交更多的个人所得税。不要多考虑将来养老的事，要多花钱，为拉动内需尽绵薄之力。节约能源，如无必要，不开车。关心社区的利益，见了陌生人也微笑。还要体谅国家的难处，少发牢骚，确实想不通，就仰望星空。

◆吴木銮 （香港，博士生）
    如果有人让我去管一个教育类型的慈善机构，那是最好不过。

◆李渊峰（北京，现役军人）：
    我即将转业离开部队了，本来打算放弃组织安排，选择自主择业，为国家日益拥挤而庞大的公务员队伍“减负”。但看到这两年由于各级官员的不作为和乱作为而使国家频繁发生天灾人祸、群体事件，我很不安。我有能力，也还年富力强，不能在此时充当看客。所以，我希望到国家最需要的、最富于挑战性的部门和岗位去。保持在部队时的那种工作热情和拼命精神，和那些“红皮黑心”的国家败类做不妥协的斗争，让他们怕我、恨我。把自己的智慧和能力贡献给祖国的长治久安。

◆陈强（福州，海归人士）：
    出国之后有了比较，痛感我们国家在教育水平、社会公德、环境保护等“软件”方面和发达国家之间存在明显差距，我觉得有责任把自己的真实感受说出来和大家分享，以期引起共鸣。知不足而求完善嘛！
    尽管在表达的过程中，有这样那样的误解，比如有人在网上骂我“卖国”，甚至说我是“西方势力的代言人”，但明眼人都知道，我口上说这个不好那个还要改进，是真心希望中国能尽快步入世界一流国家之列，所以才和咱们国家这么“苦恋”着。
    前不久，新华出版社出版了我和女儿合写的美国见闻录——《大小眼看美国》，不仅在国内受欢迎，连新加坡书店都有卖。如今我把传播不同文化和普世价值观念，视作提高国民素质、为国家作贡献的一种“软性”方式。今后我还将继续致力于跨文化的交流和传播，同时把下一代培养成具有国际视野的新人。

◆鄢烈山（广州，时评作家）：
    书生报国惟有一枝笔，只要还有写作能力，我将继续为争取公民权利而鼓与呼。胡适这段话就是我的座右铭：“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争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国家的权利。因为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熊培云（天津，时事评论员）：
    把一生当作自己的远大前程，这才是我的主观愿望。至于客观上我能为国家做的，不过是和所有时代同路人一起，以批评建设国家，使国家这一工具为公民所用，而不是让公民为国家所用。否则，这就是“人为物役”了——因为我们是人，而国家不是人。
    我知道自己正在参与一个细碎的工程，也从不奢望这些批评能在一夜之间改天换地。但毕竟功不唐捐，通过大家一点一滴地努力，日复一日地做事，终究会多一些改变的希望。所谓“草色遥看近却无”，至于这种努力最终能否有个赏心悦目的前景，我相信在更远的将来回首时，你我都能远远望到。

◆周士君（河南新乡，公务员）：
    未来的日子，或许自己仍将遭遇人微言轻之困，但面对触目所及的时弊或各类社会现象，仍将捉笔上阵，以逞“匹夫之勇”，并尽公民之责。“弱肩”也要担道义，“拙手”继续著文章。

◆钱夙伟（浙江湖州，银行职员）：
    在单位里，我所剩时间不多，也不可能有多少作为，做好本职吧。但为国家做事，岂只在单位？譬如，我现在就担任本市的网吧义务监督员，未成年人的网瘾已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为阻止未成年人进入网吧，我可以有更多的投入。我还做着市委宣传部的媒体阅评员，我也喜欢对社会事务说点看法，虽然肤浅，人微言轻，但于针砭时弊匡扶正气，多少也有所裨益吧。

◆周凌峰（长沙，自由职业者）：
    我还能为国家做的是好好工作，养家糊口，另外侍候好退休金少得可怜且没有医保的父母，不给国家添麻烦。

◆云帆（北京，自由职业者）：
    假如有一天，国家需要我做出某些重大的付出——所谓重大，当然是相对我所拥有的而言，比如生命之类，虽然于我是重大的牺牲，对国家却未必是重大的贡献——比如打个仗，或者勒紧个裤带什么的，当然我是愿意的，但那也就意味着国家面临了某些重大危机，那就最好不要出现这种情况。太平盛世，和谐社会，彼此都按部就班地守着自己的本分，就最好不过。

◆郭龙（广西桂林，师大学生）：
    作为一个师范生，以后的工作就是教书育人，我最希望为国家做的是培养一些有独立人格的学生，而不是一些只会做题高分低能的考试机器。也许这很难，但我会尽力去做。

◆陶畅（广州，媒体人）：
    一个年轻人，处于现在这个巨大变革中的国家时，多少还是有些英雄梦的，但多说无益，最切实的还是尽我所能，更踏实地去发现、思考、记录周遭变动的人与事。希望有一天，自己会像李普曼那样等到敲门的声音，等到笔直地站在“总统”面前的时刻，“抬头挺胸，昂首阔步，轻轻松松地面对每天升起的太阳。”

◆和菜头（昆明，知名网友）：
    我还能继续工作27年，纳27年税。消化一套商品房，拉动一辆汽车的内需，在股市站个三四次岗。为了对社会尽到义务，可能还要结一次婚，生一个孩子。尽量不离婚，努力把孩子教育成人。然后他上38年税，买商品房和车子，在股市站岗，结一次婚，生一个孩子，努力把孩子教育成人。
    考虑到这是一个循环过程，为了增加效率，我还可以为国家多生几个孩子，这样大家可以合资购买房子和车子，在股市里站成一座英雄的群像。

◆吴冰清（兰州，大学生）：
     “神七”上天了，北京奥运很成功，政府救市政策一个接一个，但毕业即失业的危机无时无刻不在头上悬着！作为一个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我和我的同学真的很想为国家作些贡献，但看看往年大学生的就业率，再看看今年这经济形势，唉……如果卖红薯也算为国家作贡献的话。

【愿景图解】

给能替我说话、办事的人投票

阿猫好？阿狗好？

    不管他是民意代表，还是地方行政首长，我知道他在那个位子上，就是要为包括我在内的人民服务的，要不为什么民意代表要被称为 “人民代表”，领导总是喜欢说自己是“人民公仆”。
    虽然，我甚至搞不清“我的代表”、“我的公仆”到底是哪一个，但是我不喜欢我想见他们的时候有人百般阻挠；不喜欢他们坐豪华办公室、坐好车、坐主席台……颠倒了主仆关系；更不喜欢一提意见就被称为“刁民”。
    我并不指望他们和我同甘共苦，但我指望至少当我们需要的时候，他们略尽心意，出现在该出现的地方，做该做的事。他应该能听得进去批评，尽管有时候我的批评可能会显得有点无理取闹……
    如果他们是这样的人，没有人会不乐意投票。不过，只是我想没用，还得靠国家提供制度保障。

慈善，奉献自己的爱心

还是盖茨够意思

    今年2月，民政部发布了第一份官方的慈善报告。报告显示，2007年中国慈善捐款总额达到220多亿元，比2006年翻了一番多，其中个人捐款首次突破30亿元。这显示慈善事业在中国有不错的前景。
    不过，慈善在中国依然面临着诸多制度、文化上的难题。比如，中国的税收、法律并未考虑过慈善的需要，客观上不鼓励个人和企业的慈善行为；捐助者并不了解慈善的内涵，常常对受助者附加道德、经济、社会义务等各种条件；更为紧要的是，中国在善款使用方面不够规范、不够透明。
    真正的慈善是顺乎天性的真情流露，出于单纯的悲悯之心，施行单纯的助困之举。中国传统文化从来不缺善念，今年的大地震更显示了中国人的爱心，相信这会是今后国民回馈社会的一种重要方式。

成立NGO，为国家拾遗补缺

她在丛中笑

    国家并非无所不能，这已经是国民普遍的共识。因此，在一个分工日益精细化的社会，国家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关系国计民生的最主要方面，而把拾遗补缺的任务交给社会和民间。
    因为兴趣而联系在一起的国民，会比国家拥有更高的热情、更大的主动性。这一点在环境保护、教育辅助、医疗援助方面已经得到了足够的证明。
    国家把精力放在安全的保障、政府的运作、法律的执行以及官员的监督方面，把多余事务交给自己的国民，共同携手建设国家，这样的社会才是和谐的。

改变陋习，做风范大国民

世易时移，辫子岂能不移？

    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不过，富裕起来走出国门的国人留给世界的第一印象似乎并不怎么好。
其中有生活小节方面的，比如国人喜欢扎堆，喜欢大声说话；有卫生习惯方面的，比如国人喜欢随地吐痰，上厕所不冲水；有规则意识方面的，比如国人喜欢乱穿马路，经常插队；也有个人道德方面的，比如一些国人不太重视邻里关系……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虽然这可能只是个别人不经意的举动，但在别人的眼中，这就是国家的形象。
    虽然这并不能苛责，因为所有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国家都经历过类似的阶段。但我们依然希望，在文明修养方面，国民能像中国经济一样用较少的时间走过这个略显尴尬的阶段。

依法维权，为法律注入生命

你烧你的，我敲我的

    法律是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契约，其目的在于实现民众的福利。
    数千年的人治社会传统，使得国人习惯于自上而下的服从，使得国人脑海中的法时常是单向的，只能自上而下的，而这恰恰歪曲了现代法治的真义。即便现在已经是共和国，但在国民心目中，服从依然是单向度的。然而，民众同样是法律的缔造者。符合正义的契约，不能让一方只享受权利，一方只承担义务。所以，公民守法的同时必须也能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时间不长。因此，中国的法律常常是在利益代言人缺席的情况下制定的，因此国民只能通过后天的努力加以弥补，通过自己的维权行动，让权势者不敢轻慢法律，不要把法律当作用得着时才会重视的工具。
    维权，不再逆来顺受，或许是国民时下为中国的法治建设所能够作出的最大贡献了。须知，利益只有在合法博弈中才能实现最佳的平衡。

本版漫画：邝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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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0-02 南方周末 国庆评论特刊“我和我的国家”  问题二

 
【国民感言】

◆鄢烈山（广州，时评作家）：
    国家为我做的最大好事是，我这一辈人没有经历战乱，既无外寇的入侵，也无军阀混战、土匪翦径。比起我们在兵荒马乱中幸存下来的父母，我们太幸福了！须知，数千年来，我们的祖先做“太平犬”的最低愿望也没有达到。当然，这种感觉与我家是“贫农”也有关系，未曾有“五类分子”及其子女那种惶恐度日的经历。“文革”结束30年来，不搞“以阶级斗争为纲”，全体国民也都共享太平了。

◆英子（上海，人力资源主管）：
    让我生长在和平年代，安稳度过了前三十年，同时赶上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令我体会到钱虽然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也是不能的。

◆周翼虎（北京，央视职员）：
    我是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毕业分配在国营单位。大学时代有粮票，有副食补助，免费上大学，工作后单位分房、养老，都让人称羡。但2008年之前，我没深刻意识到国家为我做了什么。从契约的角度看，组织既然束缚了你，当然也应该保护你。
    但今年各类经济社会重大事件，让多数城市小白领开始思考国家的作用。在过去的日子里，国家给了我最重要的东西——它如同空气和水，一刻也不能离开，这就是整个系统运行的“安全感”。国家制定好的规则，我们就能踏实工作生活。我首先想到的是邓公，他没有亲切地拉过我的手，也没有问候过任何一个与我有关系的朋友邻里，但他的政策却惠及绝大多数人，让那些有知识、闯劲或勤劳的百姓的生活实实在在地好起来。他为小民谋富足，他为小民谋机会，他为小民谋安全。

◆周士君（河南新乡，公务员）：
    近些年来，放眼“同一个世界”，笼罩在战争阴云下，抑或陷身内乱炮火中的人群，实在难以计数。而自己和自己的同胞，之所以能始终安身“事”外，远离战乱之困，当然最应感谢的，就是自己置身在一个日益强大的国家。

◆丁学良（香港，教授）：
    1984年出国以前，觉得国家为我做的事蛮多。我出生在非常贫寒的农民家庭，能念几年书，一分钱学费、住宿费也不用交（课本要买），在1980年代初，国家还给生活费。
    出国后发现，全世界大部分的合法政权、有基本社会福利的国家，都不会拒绝履行基本的社会服务。不提供反而显得不正常。
    还有件事让我至今难忘。我出国属于自费公派，国家派出去，但美国提供奖学金。从1984年到1988年底，单位把我六十几块的月薪，邮寄给我老母亲，让一字不识、没工作的她生活得尚可。当然今天来看，养老是现代福利国家应该做的事。

◆徐景安 （深圳，民间研究会负责人）：
    我是中国的幸运儿。父母生下8个，我原本是老三，老大、老二、老四、老六死了，我幸运地活下来变成老大，还有两个妹妹。我还受父母之命，将未满月的妹妹老七送进育婴堂，至今生死不明。
    没有文化的父亲艰难地支撑着全家，母亲早早送我进学校，希望我将来能进写字间工作。1959年我不负母望，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在三年困难时期，数亿农民挣扎在饥饿线上，很多人死于非命时，我作为最大城市上海的市民与名牌大学的学生受到国家特别恩惠，没有受到饥饿的威胁。

◆许志永（北京，大学教师）：
    我生在河南民权县一个贫穷的村庄。从小学一直到博士毕业，国家提供了基本免费的教育。1990年读大学时，国家刚开始收学费，每年450元。
    现在，国家提供了基本安定的社会秩序，保障经济发展，国家办的大学是我工资的来源，国家提供了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等福利。
    生在这片土地上，这里就是我的祖国，对这片土地和自己民族的爱是根植于我们内心深处的一粒种子。爱中国，就要努力让她变得更美好。

◆蔡印同（法国巴黎，留学生）：
    最近30年中国的进步，使我摆脱父辈辛苦耕种一生的命运，尤其在国外受到更多尊重。不到国外生活几年，很难体会国家之于个人的重要性。
    我从农村走到城市，又来到国外深造，是自费，但也感谢国家的稳定和开放。如果中国没有建立行之有效的行政系统和制度框架，很难想象人们能够生活得安静祥和。尽管仍有很大改善空间，但相比世界上许多国家，中国真的已经做得不错了，比如能让上亿人脱贫就算是一个伟大的人权工程。

◆丁莉丽（杭州，大学教师）：
    儿子刚上小学，最大的感受是读书免费了，终于可以不必支付幼儿园的高价。而我自己也可以说是赶上了读书的好年代，让我免费完成了从大学到博士的所有教育。母亲说，如果是现在，依靠你们父亲几百元的微薄工资和一点农田，你们姐弟四人要完成大学教育是不可能的，而父亲更是充满了对国家的感恩。感谢邓小平、感谢包产到户的政策，可以说是他的口头禅。

◆李渊峰（北京，现役军人）：
    我父母都是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小时候家里兄弟姐妹多，连吃饱饭都困难，是国家花钱把我教育培养成了一名大学生，一名希望能对社会作出积极贡献的人。在大学里，我看了太多西方关于个人奋斗的书，我曾经自称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后来，是党和部队把我教育培养成了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一个愿意为追求真理而牺牲一切的共产主义信徒。

◆王东杰（成都，教授）：
    国家为我做了很多。想一想对我比较重要的，大概是在大学里设置了历史这样一门无用的学科（至少我是以无用的心态对待它的），使我能够把自己的爱好和国家的需要结合起来，心安理得。美中不足的是，有时候我们的“国家”（这个词在这里尤其不准确）似乎忘记了自己有一段长长的历史。历史悠久的国家应该看得更远，国人在“先立其大”的气氛下成长，庶几可做一番大事业。

◆燕子（杭州，家庭主妇）：
    一句口号：要想富，先修路。
    小时物质匮乏，终年一碗咸菜，过年才能吃到肉，也只有过年穿新衣，平常就是短小或补过的旧衣服，更不用提坑坑洼洼的泥路，有了电灯大半年还靠煤油灯过夜，买个东西还得排队，还得陪上笑脸，生怕人大爷不理你。上个学父母劳累一年的收入也没了。
    现在肉成了桌上的点缀品，衣服也整柜整柜，道路也四通八达，夜晚也亮如白昼，店主陪着笑脸拉你买。
    市场经济活跃了，人民生活多姿多彩了。交通发达了，地球变小了。义务教育政府埋单了。

◆顾海兵（北京，教授）：
    感谢改革开放，使我有机会成为恢复高考制度后的首批大学生，继而成为我国首家文科研究生院——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的研究生。1984年底毕业后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的园丁，1990年、1994年连续破格成为学校最年轻的副教授、教授之一。2004年担任校务委员会委员。2008年的国庆来临之际，又幸运地拿到了印有二级教授字样的新版工作证——当然教授分级仍有诸多值得改进之处。没有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比如社会的稳定、群体的和谐、市场的秩序、国际的威望，我的一切是不能想象的。

◆胡森林（北京，国企员工）：
    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发展和物质丰富，使我不再尝到童年时缺吃少穿的滋味。国家给了我自主选择和把握命运的机会，我得以从偏僻山村到繁华的北京安身立命。

◆胡朝辉（广州，IT公司职员）：
    国家在我身上花了不少的心思，每年总要搞几次大活动，出一批新口号，教育我要好好做人，不亏欠国家。它反复教导我要做“光荣”的事，依法纳税、计划生育、遵守公德、相信政府、听从号召。它把我教成了一个听话的好人，这是我抵赖不了的。
    客观来说，今年我妈开刀住院，享受了不到百分之五十的报销，这是几十年来国家为我做的最大的一件事。犬子从这学期起，不用交学杂费，义务教育法也落了地。

◆许传静（重庆，博士生）：
    我是一名80后土家族学生，2000年，因高校扩招和给民族生加分的政策，我才以踩线分数进入一所民族院校中文系；2004年考研时，享受到了国家规定的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学生的“双少”政策，攻读民族教育专业硕士学位，免去了每年7000元的学费，每月还有200元的生活补贴，使我在读书期间生活有了基本的保障。2007年，又通过国家2006年开始实施的“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培养计划”的优惠政策得以进入西南大学攻读高等教育学专业的博士学位，并且免除每年12000元的学费，每个月还有700多元的生活费。
    同学们都很羡慕我，我说我是一个正宗的“国产品牌”，是国家的民族政策和高等教育的政策好，否则我就不可能读到博士阶段。国家给我做了这么多，我也应知恩图报，在读书期间，我积极宣传民族政策，多次进行田野考察，加强高等教育方向知识的学习和研究，力争使祖国更繁荣富强。

◆杨文杰（苏州，退休干部）：
    国家为我创造了丰富的业余生活，我爱唱歌、旅游，尤爱写作，至今自选出版了三本评论集。这些既留下我个人的生活记忆和屐痕，又可从字里行间的“一斑”窥视到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全豹”，更证实了社会的思想解放、民主自由的程度。三十年前，别说个人出书不可想象，连我收藏的所有中外名著也在“文革”中被勒令交出而不知去向！

◆Sandy（infzm.com网友）：
    国家给我提供了安定的生活环境，尤其是在广州这个包容性很强的城市，我可以坦率地承认我是同性恋，也可以在某些场合和爱人自然地亲密。

◆陈强（福州，海归人士）：
    上学时，中国还处于苏式社会主义时代，我享受过一些如今已经没有了的福利，包括回销粮、助学金、免费住房，对此我充满感恩。与此同时，国家掌控了个人对命运的选择权，比如大学毕业后是国家包分配而不能像现在这样自主择业，每个人都是国家这个机器上的一颗小螺丝钉，叫你干啥就干啥。
    随着改革开放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我更多享受的是国家“松绑”之后给个人带来的自由，比如我有机会携家眷到美国当访问学者，访问过亚洲、欧州、北美州、非洲、澳洲的近20个国家和地区，感受“地球人”的感觉，而这在过去恐怕是连“外交官”都难享有的特权。

◆叶檀（上海，财经评论员）：
    做得挺多的。办了小学、中学、大学，让我上了十几年学；办了社科院、报社，让我找到了工作的地方；让房地产市场化，虽然贵点，到底不用挤在筒子楼，等单位分房，让所有人有了追求财富的动力，我也能向求富有道者看齐；办了银行和资本市场，让我和一大帮朋友们，有了共同感兴趣的行业，知道了K线图，对美国的股市牵挂不已，了解世界经济大势，增长了见识，还能时不时地赚点小钱——虽然让上市公司拿走了不少。

◆王卫明（南昌，大学教师）：
    国家至少为我做了三点——悠久的文化、宝贵的和平、有尊严的民族自豪感。但是，国家提供的安全是打折的，在北京遭遇抢劫差点丧命，吃过不可靠的奶制品。

◆熊丙奇（上海，教授）：
    相比我为国家做了什么，国家为我做的可就多了。仅设计并实施高考制度一件，就感天动地，让我能得以改变农村户口，成为“上海人”，否则，现在我最多到城市做一个戴着眼镜的农民工，经常端着饭碗蹲在工棚边吃饭。我的中学同学，现在就是这样。当然，他不会认为这是国家为他做的好事，他有另外的“好事”，由于没有固定的“公职”限制，现在他养了一男一女，只缴了点超生罚款，基本上享受与有的明星、名人一样一个接一个生同等的待遇。

◆陈鹏（兰州，大学生）：
    基本收入：本科四年共评选奖学金三次，因非贫困生，故不能参评国家奖学金和其他各类专设给贫困生之奖学金，获校级一、二、三等奖学金奖励，总计：3000元。
    国家下拨每月基本生活补助31元（其中1元扣作班费），四年累计：1440元。
    为我总计花费：4440元。
    本人家境一般，学习刻苦，成绩也算优良，大学期间为己学习，也算是为国苦读，算下来资产净负45520元。眼见高中毕业时，学习成绩一般的哥们儿，在美国大学，轻松赚得大笔奖学金，除缴纳学费外，绰绰有余，感慨不已。然不思悔改，仍留国内继续上研深造，想来可谓自己对国家的最大贡献。

◆王军杰（上海，律师）：
    有衣穿（打折的），有饭吃（速食的），有房住（租来的），有车开（两轮的）。

【行动图解·2008】

让战争远离国民59年

中国二炮部队　本报资料图片

    让国民获得和平与安宁，使人民远离颠沛，这是国家对于人民最重要的责任。

    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今的近200年中，中国人只是在人民共和国才真正告别了战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第59年，正是这一段最长时间和平的继续。这为国家的发展、人民的幸福生活创造了最重要的前提。

    国家非扩张性的政策，让和平共处深入民心，也树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正面形象；国家用相对较低的军事投入建设国防，初步实现了军事现代化，对潜在的挑衅者构成有效威慑，同时也未因此增加国民的负担；虽然边界、领土纠纷、恐怖主义、分裂势力依然不时困扰着中国，甚至威胁到国民的安全，但中国从未失去解决这些问题的主动权。

免除中小学学杂费

2007年 9月2日，湖南省邵阳县，几位贵州、四川、浙江、云南籍民工子女手持 “免费教育卡”    李爱民/图

    国家最大的切己之事，是要使全体国民都有充分训练，不仅是尽使其具备就业与谋生能力的责任；更进一步，还要使他们能在公共事务中提供智慧，使公共决策建立在知识和理性之上。所以，教育是对国家最重要的事务。

    其中又以基础教育为国家责任的应有之义。2008年9月开始，中国政府决定免除城市中小学学杂费，这样全国中小学校实现了真正的义务教育。不仅如此，国家审计署还对这一政策的落实情况进行了检查和审计，并发现诸多问题。这展现了国家在推进国民教育上的巨大努力和进步。

    考虑到中国各地经济实力、教育资源的巨大差距，所以国家应尽快提升教育支出在国家财政中的比例，补贴贫困地区。因为教育是国家的责任，而非一时一地。除此之外，国家还应避免以教育之名胡乱花钱，比如劳民伤财的高校教学评估。须知大学教育的要义，在于发挥人的自由天性。

救民于危难之中

一群医生、解放军战士和志愿者合力护送一名伤者。AP/图

    在应对重大灾难的时候，国家的反应依然令人称道。

    2008年，中国遭遇了众多罕见的自然灾难和重特大事故。在年初的冰雪灾害、胶济铁路重大伤亡事故、汶川大地震、襄汾垮坝……国家给无数灾民带来生的希望，国家在紧要关头也时常能爆发超强的动员能力，比如那些毅然纵身云海的空降兵，驾驶直升机在山谷中不知疲倦穿梭的飞行员，还有活跃在最危险的震中参加搜救的军人，还有各地源源不断的救援物资。

    令人印象最深的是，大震之后国旗首次为遭遇不幸的国民而降，人的价值在国家的关注中得到体面的尊重。国家首先是国民的。

设立“奥运示威区”

北京世界公园，奥运期间被指定为游行示威场所。CFP/图

    这一国民政治权和公民权最重要的内容，在2008年最接近于可操作化和日常化，成为中国愿意与世界接轨的重要表现之一。

    北京奥运会期间，中国政府指定北京市的世界公园、紫竹院公园和日坛公园作为外国和中国公民和平集会与游行示威的场所，并规定了更具可操作性的审批程序，这使得宪法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得到了现实体现。

    一个正常的社会，不可能没有不同意见。“奥运示威区”的出现，有助于训练公民的民主实践和理性表达意见的能力，缓和社会矛盾，更能体现国家对民众的宽容。

修路架桥，尽国家本分

京沪高铁憧憬    五河/制图

    国家之主要功能在于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交通即其大端，国民的福利与安乐都有赖于此。自罗马时代开始，在城镇乡村之间修建道路，就是最重要最自然的交通方法，至今依然如此。

    2008年4月18日，中国当代最重要的一项铁路工程——京沪高铁全面开工。这是继青藏铁路之后中国又一大型基础设施工程，代表了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不遗余力。

    目前，中国已经通车的高速公路里程为5万多公里，而根据国务院第195次常务会议批准的《综合交通网中长期发展规划》，中国将在2020年前实现铁路营业里程12万公里。孙中山当年所发的建20万里铁路的宏愿，终于实现可期。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18079

2008-10-02 南方周末国庆评论特刊“我和我的国家”  问题一

【国民感言】

◆英子（上海，人力资源主管）：
    一是工资超过个税起征点，充分享受了作为纳税人的光荣，而且越来越光荣；二是晚婚晚育——虽然想早婚早育，但已经晚了。

◆丁学良（香港，教授）
    改革初期，我以一个青年知识分子的身份，积极地鼓吹解放思想、改革开放。1970年代末发表文章，批判“四人帮”和“极左”思潮。
    作为读书人，在海外这么多年，做得最多的：一是学习研究，为中国的社会进步、融入世界发展主流，继续提供必要的信息与知识；二是1993年回亚洲以后，每年都用大量时间，用海外争取到的研究经费，帮助中国西部几个比较贫困的省和自治区。

◆信力建（广州，民办教育者）：
    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农民工学校、十几所穷人的学校，还有，全力推行先进的教育教学方法和争取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权利，邀请大批精英来南方开设讲坛，寻求文化教育的新发展思路。另外，我还热衷于国家的慈善事业，开办了福利院和慈爱院。

◆邱建生（福建，民办教育者）
    追随晏阳初的乡村建设理想，在农村办培训班，协助农民组织经济合作社、文艺队、老年协会、读书小组、资金互助合作社，期望以组织的力量活跃农村的经济和文化生活，拓展农村的公共生活空间。
    现在，我生活在城中村里，村里住着从四面八方来的打工青年，大部分初高中毕业。他们是城市和农村建设的骨干力量，但在最好的年龄却缺少学习的机会，合法权益还经常被侵害。我们举办工人夜校，将低廉高质的教育送到他们面前。

◆许志永（北京，大学教师）：
    推动民主法治，是最有意义的人生。
    2003年孙志刚案之后，我们这群法律人成立了“公盟”，参与黑砖窑受害者赔偿案等案件的法律援助，提出北京居住证改革方案、征收法草案等立法建议，撰写《中国信访调查》等报告。当下，正在努力推动北京律协直选以及组织三鹿奶粉事件志愿律师团的工作。
    我向往传说中的侠客，行侠仗义。只不过我的武器是法律，虽然脆弱，但只要坚持，一定能看到光明和希望。

◆立秋（北京，公务员）：
    在国家机关一晃数年，而立已过。普通公务员究竟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的“民”，还是“做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的“东”？这是大问题。
    这些年周旋于“扎实推进”、“不断提高”、“成效显著”这样的汇报性词汇；游走于“要务必做好”、“要大力推进”、“要切实加强”这样的指示性语言。如果仅仅用“完成领导交办的各项任务”来衡量，勉强可以称得上“恪尽职守”。但细细体味，却发现给领导们准备的讲话越来越长，认真听的人却越来越少；文件写得越来越多，仔细看的人却越来越少。因此，若以“为民”视，也许不过是隔靴搔痒。

◆周翼虎（北京，央视职员）：
    我为国家做的惟一事情，就是1994年冬天的辞职。那年，我吃饭时随手撕张报纸垫鱼骨头，突然在报纸角落扫到一则招聘广告。第二天我就去了招聘会，接着就辞职到事业单位捧着泥饭碗，开始了没住房、没保障、缺少尊严的体制外职业生涯。半夜和哥们骑着三轮，拉着全部家当，一路放声高歌，从荒无人烟的六里桥搬到阴森森的四季青乡的农民平房。
    那时年轻，对现有的体制不满意，就用行动去改变它。没享受体制内分房、医疗的福利，也没获得体制外的财富机会，但依旧为一种难以言传的激情而欢乐。

◆燕子（杭州，家庭主妇）：
    这问题太宏大。首先想到的是我交各种各样的费用及税。
    小时上学父母掏空了每年的收入，长大外出打工要交外来人员管理费，租房要交计划生育和暂住管理费，上班挣钱要交个人所得税，个人档案要交档案管理费，买房要交契税，房子使用要交物管费，买自行车要交车船使用税，后来自行车道越来越窄，机动车道越来越宽，买了车要交各种费税，用车要交养路费，过路要交过路费。游玩要交门票钱，倒垃圾要交垃圾清理费，反正吃喝拉撒都要钱！

◆moshou（北京，图书编辑）：
    我稳定了我一家人的情绪。

◆蔡印同（法国巴黎，留学生）：
    在农村长大，从小就种地。以前每年所交的公粮等于农民对国家的义务，我也为养活中国人流过汗。出国留学前我工作过六年，最后几年每月都要从工资中扣掉几百元个人所得税。纳税光荣，这一点当然值得自豪。
    拉萨骚乱发生后，对华舆论恶化，我和同学们在法国给法国总统写信，还去法国媒体参加辩论，告诉法国民众关于西藏的真相和中国人民支持奥运的心声；我们自发迎接奥运圣火过巴黎，组织4月19日在巴黎共和国广场万名华人集会；为四川地震灾区组织埃菲尔铁塔烛光祈福会，募集到一万多欧元捐到国内，我个人还通过国内账户捐献了1500元。

◆徐景安（深圳，民间研究会负责人）：
    1984年国家面临价格改革难题，我参与组织了“莫干山会议”，并主持起草了“关于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的报告，提出“放调结合、以放为主”的价格改革方针，被国务院采纳，推出价格双轨制改革。
    离开政府工作岗位后，发现国人精神健康恶化、自杀率趋高，我提出建立“情感护理系统”并付诸实施，浙江金华成立“情感护理中心”三年来，避免了十多起自杀、杀人等高危事件。

◆纪雪涛（广州，软件工程师）：
    我对国家的最大贡献，是在相对不利的环境中活出了精彩。在不利的环境中培养出来的坚持和珍惜等品质，是我对这个国家最好的奖励（bonus）！教育有缺陷，但我被扭曲得不算厉害；家庭贫困让我放弃了重点中学的录取，而进了普通中学，但我还是考进了大学，而且在工作8年之后出国留学。当我看着工资单上那笔巨大的纳税额，因“贡献”而带来的自豪之情也油然而生。

◆熊培云（天津，时事评论员）：
    我对国家的最大贡献，不是少年时勤学苦读走出了闭塞偏远的山村，给了自己一个相对宽阔的前途；不是大学毕业后拿了几倍于父母的薪水，可以作为家族的“小政府”为他们提供教育、医疗、社保等福利却从不向他们征税；不是在巴黎留学时让外国朋友看到我是个意气风发、彬彬有礼的好青年；也不是相亲相爱、生儿育女，谱写诗歌、歌诵胡适，热爱学生、建造雕塑……而是自始至终都保持着一种自由的趣味与独立的人格。

◆周凌峰（长沙，自由职业者）：
    很汗颜，除了奥运会和神舟号上天时在电视机前欢呼一下，做些只有自己才能看到的加油动作之外，我没为国家做过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

◆鄢烈山（广州，时评作家）：
    一、我为国纳税，不仅有工资条上的扣税，家庭日常生活消费中也有隐性缴税。这是我对国家和政府最直接的贡献。不论是奥运的辉煌举办、“神七”的成功升天、中央政府和省政府对地震灾区的财政拨款，还是国家权力机构平常建楼买车考察等项财政支出里，都有我的一份奉献。
    二、奉公守法配合国家维持基本秩序，作为公民，我的特殊贡献在于，我有较强的权利意识，多年来为争取兑现宪法承诺的公民权利而写作，虽然实际效果可能远不如为农民工维权讨薪的律师周立太，做一单就是一单。

◆陆谷孙（上海，教授）：
    我想我能为国家做的是：位卑未敢忘忧国。从终极意义论，爱国不可能不忧国，而且是那种韩愈所谓的“纯信之士，忧国如家”般的忧。

◆胡朝辉（广州，IT公司职员）：
    作为职业人，每月交个人所得税；作为社会人，震灾来了，大方地捐款，资助本应由国家管的贫困学生，见了乞丐，无论真假，总要替国家分担点；作为自然人，只生一个娃，不给国家添负担。不随地吐痰，见了老人礼貌让座。另外，支持民族企业，迄今喝了五六年的蒙牛、伊利，每天一两盒，以至于现在每天大量喝水。还有，不往人多的地方扎堆，极少出入娱乐场所，夜生活以看书为主，没给国家的消防工作带来压力。虽然擅长考试，但是没有参加公务员大军的角逐，否则，以书本上得来的厚黑和权谋攻略晋升某局某处，应该是个不小的祸害。这当然应算作是为国家作的贡献。

◆仲儒（广州，银行职员）
    若干年前父母生了一个健康的我，去年我生了一个健康的女娃，除去生孩子的那几天，我们一家人去年没占用过医院日益紧张的床位。

◆座中人（北京，媒体人）：
    可惜，去年就调查了牛奶掺假问题，最“刺激”的部分让领导“和谐”掉了，等于没做。

◆李渊峰（北京，现役军人）：
    大学毕业后参军入伍，到了最艰苦的昆仑山上。
    在部队20年，我抱着“革命工作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的思想，转战天山南北。我带兵20年，做了20年官兵的思想政治工作。当领导后，对于部队中存在的买官卖官、侵犯官兵利益的腐败现象，我不仅不同流合污，还能不计个人得失，同他们进行不妥协的斗争。我认为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合格的军人。我对得起部队，对得起组织。

◆韩雪（北京，检察官）：
    我从小是个好孩子，不劳心理医生会诊，不烦教育专家讲课，甚至我妈想唠叨一下都找不到借口。我不啃老，不惦记国家的救济；我谋生的手段是法律，却没一回用于维护自身权益，跟任何人都没有大矛盾，即便有也会一笑置之，为国家节省了大量司法资源；成家之后，也是一派和谐，没有夫妻矛盾，甚至连天下最难搞的婆媳关系，也被我一一破解，把日子过成了红红火火的段子，给负责调解工作的社区居委会大妈减轻了负担。
    或许我至今没有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却同样感觉也为国家作出了贡献。因为如果所有人都像我这样生活，何愁建不好一个和谐社会呢？

◆丁磊（广州，网易CEO）：
    作为企业家，我们的本分是做好产品，让消费者满意。作为企业家，在经营企业的过程中，也是体现价值观的过程。企业家本人和企业在不断向社会输出健康的价值观。

◆江锡钰（安徽蚌埠，媒体人）
    连同本届，我已经做了三届的市政协委员。我没将政协委员仅当荣誉，到政协就是让我“说话”的，哪怕白说我也要说，事实证明，我的许多话并没有“白说”。

◆夏爱华（乌鲁木齐，作协会员）：
    我先是在国企工作，在电视机流水线上工作16年，算是为国家做了一点事情。后来遭遇下岗，单位破产，我买断工龄，奔波在求职路上，历尽辛苦。那时候我总想，我倒想为国家做点什么，可是国家似乎不需要我呀。你看看街道上，到处都是找工作的人。后来靠写作求生，也是历尽艰辛，后来终于入了区作协。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多写好的作品，激励更多人努力向上，勇于拼搏，热爱生活。

◆和菜头（昆明，知名网友）：
    我没有贪污过一分钱，我完成了每一项任务，我没有把任何一位女下属按倒在办公桌上，我得到过一张“卫生模范”的奖状，很难说服自己那不是个讽刺。为了彻底让国家减负，我在工作11年之后辞职离开国企。走时老总没有对我说“谢谢”，他不认识我，我没见过他，他们换得实在太快了。

 
【行动图解·2008】

兢兢业业地工作

国家体育场“鸟巢”的建设者 CFP/图

    国民是国家的缔造者和最基本的单位，其最基本的社会角色就是国家的建设者和保卫者，扮演好这个角色不但是公民的天然义务，从一般意义上讲也就是他们对于国家最大的贡献。

    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长历程而言，中国民众用一种难以想象的激情来演绎自己的角色。他们总是能最大限度地响应国家的号召，忘我地投入，谱写了国家发展过程中一系列恢宏的历史篇章。

    正是国民勤恳的工作，改变了中国百年积弱的面貌，创造这一切的是国民。从这个意义上讲，2008年北京奥运会既是国家的盛宴，也是国民的狂欢，是对他们几十年勤恳的承认。

超义务纳税，让国库充盈

深圳，纳税人挤满整个大厅 CFP/图

    尽管2008年上半年，中国遭受了冰雪灾害、特大地震、台风等诸多不利因素，但国家的税收却继续保持着过去几十年的增长势头。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完成3255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0.5%。

    纳税，是国民对国家的基本义务。这个义务，中国人完成得相当不错——国家税收最近十几年中实现了“几级跳”，2007年更是一举达到11万亿。

    除了全国人大核定的税收之外，国民义无反顾地承担了由政府部门规定的、名目繁多的收费项目，尽管其中的很多税费并未得到国民认可。更为重要的是，在缴纳巨额税费的同时，国家的公共服务、财政监管尚未跟上国民纳税的步伐，所以，尽管国家有关机关已在强调，中国的税负不重，但依然无法抚平某种“被剥夺感”。

守法，不越雷池

珠海群众签名倡议“爱国、守法” CFP/图

    法律，常常被看作是国民与国家订立的“契约”。遵守契约，一方面国家不能凭借其强权侵犯国民的自由与福祉，另一方面，国民也不得为个人利益妨害其他人以及公共利益，这是维持社会良性运行的基础。

    根据今年3月最高法院工作报告的表述，中国过去5年的犯罪率较之前的5年有一个比较大的增长，这多少会令人感到有点不安。这样的不安可能会因为瓮安、孟连、劣质奶粉、昆明爆炸等一系列恶性事件而得到强化。

    不过，公安部发言人已经说了不止一次，中国是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这句话令人感到安慰，从反面证明了绝大多数国民还是奉公守法的。值得警惕的是，高院报告说最近五年官员犯罪出现显著上升趋势。

成为志愿者，奉献社会

汶川震后，一位北京的志愿者正在与一位灾区的孩子交流互动 CFP/图

    志愿者的活跃程度，被视为社会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指标。它和一定的经济基础相联系，又代表了国民素质的升华。

    令人欣喜的是，在没有官方刻意提倡的情况下，2008年成为中国的志愿者元年。除了令人瞩目的奥运志愿者之外，无论是在年初南方的特大冰雪灾害，还是汶川大地震，几乎在所有国家反应不及、力有不逮之时，总是会出现自发组织的志愿者。对于处于困境中的人们而言，他们成为国家力量之外，另一个最可依靠的力量。

    更为重要的是，志愿者的出现成为公民乐于参与国家建设的一个积极信号，在得到民众接受的同时，也获得了政府的认可。志愿者以实际行动为“公民”注入了新的内涵：公民，不仅仅是权利，也是一种公共参与的义务，一种公共生活的责任。

只生一个娃

计划生育政策，改变了中国的家庭结构　王文澜/图

    尽管有富人不在乎超生罚款，有官员总能搞到二胎指标，有明星甚至会为此改变国籍……并因此给“国策”蒙上了一层嫌贫爱富的阴影，但“计划生育”政策深入人心，始终是不争的事实。

    中国政府常常把计划生育当作国民对国家、对世界所作出的最大贡献。从这个角度来说，国民的确贡献不小，过去的30年，中国人少生了3亿多。

    据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情况来看，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22。但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组经多年研究发现，最适合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应维持在1.8才是适宜的。一旦性别失调、老龄化严重，在未来甚至可能导致劳动人口不足。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18049

国庆，我们一起想想“我和我的国家”

（2008-10-02）

郭光东

    本期南方周末与你见面之时，正是一年一度的国庆长假，照例这又是一个“黄金周”。不过，当你购物、旅游、探亲，享受着因国庆之名的悠长假期的时候，有没有试着回到国庆的本原，静静地想一想，作为国民一员，你和你的国家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一年之中，或许再没有一个时间点像国庆这样，能够诱发我们细细打量“国家与国民”该如何各安其分，各尽其责。于是，在本报评论的国庆特刊，我们广邀读者，一起想想“我和我的国家”，一起回答四个问题——我为国家做了什么？国家为我做了什么？我还能为国家做什么？国家还能为我做什么？

    “国家”一词，在汉语中至少有两种含义。其一是指一国占据的领土，强调土地、人民，对应于英文的country；其二是指国家政权，强调政府、国家机器，对应于英文的state。虽然我们开列的四个问题都笼统用了“国家”一词，不过读者大都在回答“我为国家”的两个问题时使用第一种词义，在回答“国家为我”的两个问题时使用第二种词义。

    至于“国家与国民”究竟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我们无意给出一个标准答案。事实上，自人类有国家之日起，这种争论就亘古长在，日争日新，无论是国家中心主义还是个人中心主义，无论是国家至上论还是无政府论，乃至形形色色的调和论，都难以全然胜出，因此，我们也无力给出一个标准答案。但是，世界大势仍是清晰可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也认同一种理念，那就是，国家以尊重每个个体生命的价值，保护每个公民的自由、幸福和安全为立国之本，国民以公民责任感、爱国热忱为为民之本。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既然出生国度任何人都无从选择，那就让我们一起想明白“我和我的国家”的关系，并在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给出自己的行动答案。很多读者说，这是一生中第一次被问到这四个问题。或许，这就是我们提问的意义所在，今后我们还将陆续刊登读者对这些问题的高见。现代公民意识的养成，现代国家的建成，也许就可以从回答类似的问题起步。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18048

作者：向春   编辑：史哲

    在国外多次遭遇反垄断调查的微软公司，最近在国内也遭到垄断控诉。8月21日，发改委价格监督司正式受理对微软的反垄断调查。与众多“中”字头的垄断大鳄相比，同是众矢之的，境遇咋就差这么多呢？

【转自南方周末评论版】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16512

发帖人：123sharks 发帖时间:2008-08-22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民主德国，东德）曾经是奥运会历史上一等一的金牌大户，也可以说是中国举国体制的楷模。这个国家面积不到11万平方公里，跟浙江省面积相当，人口在198/9年时约1700万，相当于深圳人口。但这样一个弹丸小国却在奥运会历史上创造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成绩。

    1968年墨西哥奥运会，东德初露峥嵘，获得了9枚金牌，位列金牌榜第5，同届西德获金牌5枚。

    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东德开始发力，获得20枚金牌，紧跟美苏两大国之后，位列第3，同届东道主西德获金牌13枚。

    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东德大爆发，一口气获得40枚金牌，将美国踩在脚下，紧随老大哥苏联位列金牌榜第2，同届西德仅获金牌10枚。

    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受到了西方国家的抵制，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东德达到顶峰，共获47枚金牌，老大哥苏联则获得80枚金牌（感觉跟中国参加亚运会一样），西德没有参加此届奥运会。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东德及其它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随老大哥苏联一起抵制。

    1988年汉城奥运会，政治上江河日下的东德依旧获得了37枚金牌，以1枚的优势力压美国，位列金牌榜第2。西德获得11枚金牌。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统一后的德国以东德运动员为主体，获得了33枚金牌，列金牌榜第3位。

    在长达二十年时间里，东德曾是与美苏鼎足而立的体育竞技大国，所夺奥运奖牌数量占世界第三位，仅次于美苏。其中最显着的是女子游泳和田径（后中国运动女选手也因禁药而一鸣惊人）。但是，德国统一后这个东德神话破灭：自1996年开始，德国在奥运会上的成绩就一届不如一届了，96年20枚，00年13枚，04年13枚，08年截至目前为9枚。

    与其说是德国体育江河日下，倒不如说是德国体育的正常回归。一直以来，西德的体育制度是很健康的，不过分追求奥运会的金牌数，而让国民的身体素质得到自由发展，所以每次奥运会金牌得10枚左右就满足。

    反观东德，为了在与西德的对比中显示出所谓的“社会主义优越性”，采用举国体制办体育。所谓“举国体制”，官方的解释是“在国家综合实力还比较弱的情况 下，为了短时间内形成突破，从而采取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财力进行攻坚的一种组织制度”。换句话说，“举国体制”就是调动全社会资源来协助操练少数精英运 动员，尽最大努力在国际大型竞赛中夺取最多的奖牌奖杯。这种体制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国家资源的使用严重颠倒轻重，每年花费巨额国民财富用于培养精英运动员，但轻视国民大众的体育与趣爱好和强身健体的需求。

    第二，选拔有运动天分的青少年进行封闭式集训，但目的只是让少数体育尖子去争夺奖牌，结果牺牲了数十万计运动员的青春，甚至给许多运动员造成终身伤害， 毁了他们的一生。中国体育报说，80％的运动员退休后因为没有文化，没有一技之长，谋生艰难，其中很多人还因运动过量而落得一身疾病，甚至成为残废。

    第三个弊端是，形成了一个明星运动员、教练和体育官僚三位一体的庞大利益集团。金牌给运动员和教练带来巨大名利，给体育官僚带来官运亨通的政绩，由此使举国体制成为体坛腐败的催化剂。

    不仅如此。西方禁药丑闻一般是运动员个人行为，但在举国体制下则是一种官方行为。东德go-vern-ment甚至敢于要求运动员服用兴奋剂。东 德当局曾长期系统地让至少一万名运动员服食各类禁药，并对如何有效通过赛事药检进行系统研究和实施。禁药使东德在奥运上大放光芒，但也造成一百多名运动员 猝死和无数运动员终身伤残，许多女运动员男性化，失去生育能力。两德统一后，受害运动员把东德体育部长和医学顾问霍普告上法庭，并要求赔偿。

    尽管东德曾获得了举世瞩目的金牌战绩，最后也避免不了被西德吞并的下场；尽管获得了１００多枚金牌，但最后却如昙花一样地迅速衰败。

    但谁都不会否认今天的德国是个体育大国，德国不仅在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项目中（足球，篮球，田径，游泳，赛车，网球等）具备不俗的甚至是顶尖实力，而且， 更重要的是，德国有着大量民间的体育协会。光在德国体育联合总会中有8万5千多个分会，注册会员达到了2600万人，体育协会的会员占到总人口的32%， 经常参加运动的人有1200万人，说德国是一个全民体育的国度一点也不为过。

    今天，奥运金牌榜上那虚幻的辉煌已与德国人渐行渐远，但体育已成为德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作者： 肖雪慧

    爱国主义是一个崇高的字眼。但惟其如此，它也容易被利用，被误导。何况，同一个“爱国主义”词汇之下，可能有着非常混杂甚至截然对立的情感、心态、价值观和行事原则。当近年来“爱国主义”频频出现于政界要人之口，出现于大报社论、广电传媒和各类文章中之时，当爱国主义的宣传和某些事件的发生使得许多普通百姓也情绪亢奋之时，对它进行理性的审视和辨析是很必要的。其实，这种审视和辨析早就有人进行过，只是，此间以“爱国主义”要求于人的人从不声张这一点。然而，在这个问题上了解了解先贤们的见解是很有益的。
             
    一、托克维尔和海涅如是说
             
    托克维尔曾把爱国主义区分为本能的和富有理智的。他指出，本能的爱国主义把国家人格化，视君主为国家化身。这是一种轻率的激情，风行于旧秩序尚未受到怀疑之时，它能暂时激起强大的力量，却难以持久。富有理智的爱国主义来自真正的理解，在法律帮助下成长，随着权利的运用而发展，它坚定而持久。通过对富有理智的爱国主义所作的界说，托克维尔从国家与人民切身利益的关系上揭示了持久爱国心的真实源泉。今天，从那些以尊重每个个体生命的价值，保护每个公民的自由、幸福和安全为立国原则的国度，从那些到处都能使人感到有祖国存在的地方，我们很容易发现：无须宣传、无须灌输，人们身上自发的就广泛具有这样的爱国热忱。
             
    德国伟大诗人和爱国者海涅则有过著名的法式爱国主义和德式爱国主义之分。他说，法国是个文明之邦、人道之邦、进步之邦。法国式爱国主义不仅在于爱自己的家邦，这种爱还及于整个文明世界。当德国把自己最优秀的儿女放逐在外，法国张开双臂接纳了他们；当德国老百姓不堪暴政之苦而大批逃离国境，途径法国前往阿尔及利亚或别的什么地方另寻生路时，流亡法国的海涅亲眼目睹了普通的法国人，包括老人和小孩怎样热情地向这些颠沛流离的难民队伍伸出援手、提供方便，连乞丐也把自己讨来的面包掰下一半给他们。这是一种使人温暖，使人心胸开阔的爱国主义。而德国式爱国主义在于仇恨法国人，仇恨文明和自由，它使人心胸狭窄、冷酷无情，滋长一种粗野精神。这种粗野精神卑鄙无耻地放肆反对人道主义，反对普遍的博爱精神，反对莱辛、歌德、席勒等伟大人物终身尊奉的世界主义。
             
    二、狭隘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极其变种
             
    海涅说的两种爱国主义，前一种其实就是在历史上早已遗祸无穷的民族主义。鉴于近代以来民族主义反复引发战乱的历史事实，爱因斯坦有一个论断：“民族主义是一种幼稚病，是人类的麻风病。”这话很刺耳，但本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以惨痛代价提供了证明，当代世界那几个饱受战祸之苦的地区还在不断提供新的证明。
             
    民族主义具有托克维尔所说的本能的爱国主义那种轻率的激情，但还多了一种使本民族发展滞后的护短情绪和向外宣泄的破坏性情绪——仇外排外。民族主义往往还具有本能的爱国主义那种把国家人格化，拿君主当国家化身的特点。轻率、护短、仇外排外，再加上把国家人格化和视君主为国家化身，极易被政治野心家极其文化附庸诱向一个危险原则：爱国就是忠于国家政权。这一原则把人民的权利典押给政权，使爱国主义蜕化为对现实的奴颜婢膝，因而成为使强权永久化的工具。此外，民族主义是依恋故土和本民族的朴素情感无限夸张和过度膨胀的产物，它具有团体自恋倾向和夸大自己的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特殊性的倾向。团体自恋使民族主义与批评性的自我分析不相容，而批评性的自我分析却是一个民族在失误中得以走出迷误的自我矫正力量，从而也是防止灾难的基本条件。至于夸大特殊性的倾向被政客强化，便有了置特殊性于普遍性之上，藉此拒斥公理的特点。
             
    专制国家的当权者对这种爱国主义情有独钟。因为，当他们祭起这面旗帜时，自己勿需付任何代价，却可收获由它带来的一切好处。比如，他们既可以在自己已经丧尽人心，统治不能照旧进行下去时利用爱国主义口号来蛊惑人心，摆脱困境，又可以把自己打扮成民族代表和英雄，煽起民族主义狂热，让人民心甘情愿为自己的野心卖命。民族主义狂热在极权主义国家很容易煽起。这是因为它可以使地位卑下的老百姓在集体亢奋所造成的眩晕中暂时产生一种自我认知上的错觉，误以为自己是一个强有力的整体的一部分；还由于自己附着于一个庞然大物之上而产生一种虚幻的力量感，这种幻觉掩饰了他们在现实中面对强大的压迫机器时的软弱无力。而民族主义对公理的拒斥使它不能容纳人道主义的普遍价值。它调动起人类本性中的暴力倾向，把人从文明社会的共同道义标准的束缚下解脱出来。一旦指向了外族，密锣紧鼓的“爱国主义”宣传便成了大规模杀人的前奏。而为政者在无理性地摆弄国家力量挑起争端后，当情况便得于己不利时，还可以利用“爱国主义”的蛊惑在需要时拿人民作人质，作人肉盾牌。有鉴于此，当代一位思想家把当权者挂在口头的“爱国主义”视作政治流氓手中最后一张王牌。这些流氓用它去败坏国民，使国民白痴化，他们就正好从中捞取好处。
             
    这种败坏人心的“爱国主义”有许多亚种，最常见的一种是官方的爱国主义。它直接派生于“爱国就是忠于国家政权”这一原则，并对这一原则作了绝妙的诠释：爱权势者之所爱，攻权势者之所恨。于是，官方的爱国主义者们吹捧权力，掩盖罪恶。无论这权力把国家糟蹋成什么样子，无论在其卵翼下崛起一股又一股无恶不作的势力，国家越来越成为恶棍加庸才的乐园，官方的爱国主义者都视而不见。不仅视而不见，还拿痈疽当宝贝，把分明导致国家衰颓腐坏的病灶夸耀得艳若桃花。当权势者作了恶，他们则小心地抹掉作恶的痕迹；当权势者屠刀高举，他们使暴力得到所需要的辩解。而他们攻讦的矛头却径直指向那些挑战黑暗的真正爱国者。官方的爱国主义好处太多，所以不乏有人去充当。在普希金时代，有个臭名昭著的“俄罗斯语言爱好者座谈会”，其成员就是这样的人。在他们的爱国主义口号下作出的著名爱国行动就是写了许多诗来赞美沙皇，写了不少密扎和檄文来密告和讨伐沙皇的眼中钉。像普希金这样思想自由、独立不羁的作家正是他们的攻击对象。他们的“爱国”行为换来了他们想要的犒赏：对结社防范甚严的沙皇对这个“文学团体”的承认和扶持。
             
    19世纪的德国在欧洲国家中是政治上最落后最专制的。对于优秀的德国人来说，受迫害被放逐几乎成了他们的宿命。像海涅等继承了18世纪启蒙传统、对黑暗决不妥协的伟大诗人遭受的不仅是放逐，还有断其生路的对作品的全面查禁。海涅的作品揭露了德国的腐败和堕落，讽刺了德国人的奴性，又致力于向德国人介绍法国的政治、社会、艺术和文学，致力于消除法、德两大民族之间的隔阂。而民族隔阂对于专制统治者来说，是赖以保持权力的堡垒。海涅遭到政府嫉恨是必然的。官方的爱国主义者们心领神会，千方百计诋毁流亡中的伟大诗人。他们就海涅青年时代崇拜过拿破仑而诋毁他“无祖国观念”，就海涅接受法国政府年金一事而诋毁他被法国收买，就海涅揭露德国的黑暗、讽刺德国君主而诋毁他污蔑德国的贞洁。对这些恶意中伤，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弗兰茨.梅林给以了狠狠回敬。指出是“官方的爱国主义者”出于他们的民族、政治和社会偏见而诋毁海涅。就崇拜拿破仑，梅林说：“拿破仑从犹太人肩上卸下了使他们玷污受辱的枷锁，给他们打开了通往近代文化的大门，假如他们不去景仰拿破仑而去景仰普鲁士大王腓特烈.威廉和其他德国君主，那他们真是傻瓜了”。关于海涅同欧洲其他许多流亡者一样接受法国政府的年金，梅林揭露是德意志联邦议会查禁了海涅全部著作，陷诗人于无计糊口的境地。他说：“假如一个德国诗人依靠法国政府年金为生是一种民族耻辱”，那么，这耻辱并不落在海涅身上，因为他没有义务“为哈布斯堡和霍亨索伦家族的荣誉而成为饿孚”；“耻辱也不落在对受到无耻迫害的人们加以保护的法国政府身上，而应归咎于作为德国君主走狗的德意志联邦议会”。至于海涅关于德国状况的诗文，任何一个有良种、有健全感悟力的人都不会感受不到字里行间搏动着诗人对故国的忧心和深沉的爱。
             
    官方的爱国主义在我们身边也不乏表现。那些公款出国溜达过一遍又一遍的“公仆”，当他们在国外窥见了人家的公仆受到的重重制约，他们真的是很热爱对他们几乎毫无制约、并且使他们八面威风的条件。
             
    三、与世界主义并行不悖的爱国主义
             
    海涅赞扬的使人温暖和心胸开阔的爱国主义是与世界主义相联系的爱国主义。在欧洲，这种爱国主义几乎是启蒙时代以来包括海涅在内的所有先进分子共同遵奉的。他们认为，每个人都具有双重身份，既是民族国家的一员，又是人类的一员。在这双重身份中，人类一员的身份是首要的和基本的。有这种双重认同的人热爱和忠实于自己的祖国，但在这种爱和忠诚之上还多了一份对人类的忠诚和对人类命运的关怀。正是后一种忠诚和关怀使得对祖国的爱并不模糊他们的是非感，不削弱他们对公义的尊重。在这些人身上，爱祖国最深切地表现在对于祖国文明、进步的热望和致力于使祖国成为全体人民自由和幸福的保障。这种爱类似于托克维尔说的富于理智的爱，但又超越了它。因为，对祖国的进步、文明和人民生存状况的关注意味着一种更具责任感的爱。这种责任感要求对自己的民族、国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批判性自我反思的精神以及兴利除弊的决心。他们忠实地为祖国服务，而当国家处于停滞和衰颓之际，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地为革除形形色色使祖国蒙羞含垢的丑恶现象而奔走呼号；当国家沦为某些人的囊中私物而陷于黑暗之时，又是他们勇敢地揭露黑暗、撞击黑暗，并致力于唤醒酣睡中的主权者......。这方面，请想一想伏尔泰、狄德罗等启蒙思想家们为法国所做的一切，席勒、海涅们为德国所做的一切。扩大了的爱和忠诚也使他们注视着更广阔的世界，与所有人的命运发生共鸣。由于这种世界主义的胸怀，酷爱自由的潘恩宣布“哪里没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故乡！”诗人拜伦奔赴战场，为希腊的独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而当自己的国家处于非正义地位时，出于对人类的忠诚，他们甘冒被同胞误解、孤立、围攻的危险起而反对。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的事件发生后，雨果愤然怒斥他的国家参与了可耻的暴行。当民族主义情绪弥漫法国和全欧，各国人民在战场上互相残杀，罗曼.罗兰毅然决然发表“超越混战”的政论，反对国与国的仇恨，指出，“以为热爱祖国就一定要仇恨别的国家”是野蛮而愚蠢的。他还向自己的民族、也向全世界发出尖锐的提问：“公正还是祖国！”“良心，即永恒真理还是祖国？"......
             
    无疑，所有这些都属于一种更高的爱国主义。无论像海涅那样称之为世界主义，还是如当代许多思想家说的对“公理和良心的共和国”的忠诚，今天，这种爱的存在对于到处泛起的民族主义狂热情绪是一种矫治，对于饱受其苦的人们是一种慰藉；而无论在各个民族国家还是在整个世界，这种爱也是一种抗击野蛮、遏制罪恶的力量。
             
    四、不同的爱国主义者，不同的际遇
             
    真正的爱国不是爱现存秩序，更不是爱权势人物，而是胸中装着祖国的命运、人民的疾苦；不是赞美病态，而是为着国家的前途向它们挑战；不是忠于哪个政权，而是忠于良心、忠于公理。这样的爱要不断的同偏见和利益集团作斗争，常常是沉重的，甚至需要付出惨痛代价的。为此，伏尔泰一生与巴士地狱和逃亡生涯结下不解之缘，海涅只能在异国他乡痛苦的遥望和思念故国，与群众性迷狂进行艰苦斗争的罗曼.罗兰不得不承受误解、孤独和敌意......
             
    与此相反，那些爱现存秩序，媚上媚权、戴着镣铐卖弄风骚的“官方的爱国主义者”爱国爱得十分轻松。他们无须为国家的前途焦虑，只要能捞到好处就爱；更无须为大众的生存状况忧心，他们经常挂在嘴里的无论“人民”也好，“群众”也罢，不过是只具统计意义的抽象数据。在他们那里，“爱国”成了邀功请赏的工具。而腐败份子的爱国则是对保护他们鱼肉乡里、蹂躏人民的机制的真情实意。至于专制者的爱国主义却是拿无数人的生命来作诠释的，在他们的“爱国主义”口号背后透着一股浓浓的血腥味。而需要流血的正好是那些被煽起狂热，把仇外排外当爱国主义的普通民众。
             
    在这许多爱国主义中，前一种爱国主义不仅需要辩识是非的智慧，还需要极大道义力量的支撑。专制主义者的“爱国主义”需要的是权谋和视别人生命如草芥的冷酷无情。而另几种爱国主义只要有愚蠢或无耻就够了。
             
    由于爱国主义种类繁多，善良的人民不能不留心有人拿它编织美丽的陷阱。
             
    （2000年7月23日）

“东亚病夫”的由来

ID: 13530513  一马甲当先锋 发表于：2008-4-14 19:20:15
 
    对“东亚病夫”一词，国人都很敏感。许多人的理解是：清末中国人吸鸦片，导致身体孱弱，所以遭洋人轻视。其意义，近似于老百姓所说的“鸦片烟鬼”。个人认为，这种理解是极其表面的。就我所知，“东业病夫”一词，起初叫“东方病夫”，出自上海《字西林报》（英国人办的英文报纸）于1896年10月17日登载的一篇文章，作者是英国人。按照梁启超的翻译是：夫中国，东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此后，1936年的第11届柏林奥运会，中国派出140余人的代表团参加了近30个项目的比赛，除撑杆跳选手进入复赛外，其余均在初赛即遭淘汰。代表团途经新加坡回国时，当地报纸刊登了一幅题为“东亚病夫”的讽刺漫画：在奥运旗帜下，一群身穿长袍马褂、身体枯瘦的长辫子中国人，用担架抬着一个“大鸭蛋”。  

    讽刺漫画中的中国人，身体看起来的确不强壮，这也是导致“东亚病夫”被许多人误读的一个直接原因。我的理解是：“东亚病夫”的含义，国民身体孱弱尚在其次，最主要的，是指思想和精神的残缺。如果这样理解，似乎更符合前面提到那英国人文章的本意。许多人都曾引用过拿破仑的一句话：“中国是一只睡狮，一旦醒来它将震惊世界。”其实，这仅仅是前半句，后半句是：“它现在睡着了，别让它醒来！”拿破仑说这话的时间，是在滑铁卢惨败之后，即清代嘉庆皇帝那时。这个时候，尽管有少量鸦片的流入，但国人并未成为“鸦片烟鬼”。拿破仑说它睡着了，只有一个解释，即大清社会的思想意识和精神状态出了问题。所以，拿破仑的评论与英国人的文章，尽管表达方式不同，实质上是一个意思。那么，大清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我想至少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思考和讨论。  

    第一，思想意识上。满清之所以夺得天下，根本优势在于尚武精神和进取之心。他们入关当皇帝后，前期还保留了点自己的东西，比如“围猎”与骑射，但越到后来越差劲。自康熙帝始，治理天下的思想逐渐全盘汉化；其国策，跟被它灭掉的明朝大致相当。王权思想与“儒家学说”，仍然是清代统治者的灵魂。与之相比，西方诸国在冲破中世纪的蒙昧后，思想家一个接着一个诞生，而新的思想和观念，正推动着社会向更高层次迈进。

    第二，国家制度上。受主导思想，即经过汉代董仲舒和宋代程朱改造包装过的“儒家学说”的影响，清代的国家制度在将近300年内几乎是原地踏步，固步自封。西方诸国，经过一波又一波的思想解放，迅速从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到较为完备的资本主义制度。我们的邻邦日本，及时西取真经，通过明治维新，较为彻底地摆脱了源于中国的陈腐学说与制度性束缚，迅速扭转了被动挨打的窘境，进而成为虎视眈眈的亚洲强国。  

    相对于大清而言，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清朝统治者不仅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思想与制度性差距，反而将国门一关，自夸是全世界最好的。从这个角度看，满清的落后与挨打是注定难以逃脱的宿命。在原地踏步的思想与体制之下，泱泱大国丧失了与世界同步变革更新的能力；生活在清代的国民，其实跟生活在宋代或者明代的国民并无二致。换言之，这就是“狮子”沉睡、被称“病夫”的根本原因。 

如果菲尔普斯是一名中国运动员

    如果菲尔普斯是一位中国运动员，这位中国运动员神奇地赢得了八枚奥运金牌，那么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

    ——他们家的门槛在奥运会期间将会被记者、领导、邻居们踏平，每天都会挤满一屋子人共同看电视，买鞭炮的小贩将在他们家门口摆摊。

    ——他将得到来自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物质奖励，每枚金牌至少一百万元；同时，全国很多大企业的老板都会慷慨解囊；此外，广告商也会排着队来与他签约。不出意外地话，奥运会后一个月之内，他就将成为一名亿万富翁。

    ——当然，他需要交税，而且除去像一个美国人那样交税以外，他还有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支出。他要给从启蒙教练到现任教练、从按摩师到食堂大师傅每人送上一份红包，家里的穷亲戚也能跟着沾点光，另外，从体校，到省队，直至中国泳协，都会从他的收入中按比例抽头。

    ——奥运会后，他首先会参加一个巡回演讲团，到全国各地讲述自己奋勇夺取八枚奥运金牌的英雄事迹。他会声泪俱下地说起自己战胜伤病、刻苦训练的感人故事，让台下的观众泪水涟涟。

    ——他肯定会被请上2009年的CCTV春节晚会，并参加表演一个节目，估计会是巩汉林或潘长江等人就他的伟大战绩来一番插科打诨。

    ——他会很快地当选人大代表，并在明年三月衣冠楚楚地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上。

    ——2009年全运会后，他将退役。中国的优秀运动员总是在这个时候急流勇退。

    ——退役后，他将被北京大学破格录取，经过一番学习，顺利地毕业，并且至少拿到一个硕士学位。在学校期间，他还能出演十部电影，参加几十场电视综艺节目，出席近百次大小庆典。

    ——最后，过了若干年，迈克尔.菲尔普斯将移民美国，成为一名美国公民。

郭光东

    晴天霹雳般的刘翔退赛令举国哗然，两派舆论由此分庭抗礼。大致而论，谴责派除了政商动机的“阴谋论”推测外，更多地是指斥刘翔竟因一己之伤而放弃为国争光，不去拼搏到底；理解派则认为退赛实属迫不得已，留得青山在，四年后刘翔又是一条好汉，完全可以再次为国争光。

    撇开刘翔退赛原因不论，可以看出，“为国争光”这一关键词成了两派共通的推论基础，不过一派着眼当下、一派放眼未来而已。的确，经过长期的思想熏陶，为国争光早已强化为我们对本国运动员的最大期许，也早已内化为中国运动员的自觉要求。除刘翔退赛争论外，人们每日津津乐道于金牌榜上中国遥遥领先的金牌数，只拿到一个铜牌的射击运动员谭宗亮觉得自己愧对祖国……都是为国争光意识的流露。

    对国家的热爱，对民族的热爱，无疑是值得珍视的情感，赛场上祖国国旗升起也的确是一大快事。只是，如果我们在奥运会上过分强化这种“爱”，则可能不经意间滑向了奥林匹克精神的对立面。尽管作为一个名词的“奥林匹克精神”早已为我们熟知，但是作为体现奥林匹克精神的各个细节，则未必尽人皆知。其中，最不该被忽视却也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细节，就是关于我们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金牌榜的。

    “参与比取胜更重要”是奥林匹克运动的经典名言，奥林匹克只强调运动员之间和运动队之间的竞争，并不认为这是国家之间体育实力的较量，更不认为这是各国国力的较量。因此，国际奥委会只公布比赛成绩，并不进行各国获奖情况的统计。所谓的金牌榜、奖牌榜，不过是新闻媒体的“擅自”统计、排列罢了。

    正本清源，然后知所宗。既然奥林匹克运动的本意就不在国力比较，那我们又何苦执着于金牌榜的排名？又何苦让运动员背负其不堪承受的国家、民族振兴重负？又何必在乎少了刘翔的一块金牌？体育的归体育，国力的归国力，刘翔之伤绝非中国之殇。直到本届奥运会，宾德拉才让印度获得奥运史上首枚个人项目金牌，但这并不意味着印度就是弱国；同样，博尔特刷新100米世界记录，成为史上跑得最快的人，但这并不代表牙买加就一定是强国。

    可以说，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世界主义的，是超越国家民族利益的。虽然现代奥运以民族国家为基础举办，但这更多的是基于便利组织运动员参赛的现实考虑。全球火炬接力仪式象征的是全人类为了共同的光明携手前进，五环旗象征着五大洲人民的团结。在奥林匹克的价值观里，国家的荣誉和利益尽管不是被否定的，但也绝不应该是被强调的。奥林匹克的精神实质，是全世界人民忽略彼此的文化隔阂与信仰冲突，化解彼此的偏见和仇恨，超越自己所属的民族国家和政治利益，从而真正地和平共处的一次盛会。

    纵观百余年现代奥林匹克史，过分强调国家、民族观念，并非我们一些中国人所独有。比如1896年雅典奥运会期间，希腊人反对奥运会在世界各地轮流举办，认为那将是对伟大希腊文明的公开掠夺；1936年柏林奥运会成了纳粹雪“一战”之耻、展示国威的舞台；冷战时期，美苏之间、东西两大阵营之间更是将金牌数当作了彼此实力的象征而奋力拼杀。

    好在一切都已过去。整部奥林匹克史，尽管有波折，但终究也是人类崇高理想旗帜高高飘扬的历史，是人们不断突破种族偏见、国家民族狭隘界限禁锢的历史，是人们学会以世界公民的博大胸怀，了解、尊重其他民族的历史。

    现在，奥运来到北京，这无疑是中国人学做世界公民、亲身领会奥林匹克精神与价值的珍贵机会。值此盛事，我们何不暂时搁下挥之不去的“强国梦”，放下所谓“大国国民”的“架子”，以自信、谦卑的心态，以人类平等一员的姿态，尽情享受这场难得的全人类大party呢？

转自《南方周末》2008年8月7日“评中评”版（编辑 史哲）

■编者按：
    现代奥运仿佛成长中的孩子，即便最初懵懂、纯真、充满梦想，但终究难逃红尘纷扰。值此北京奥运之际，我们特别寻找、收集了历届奥运漫画7幅，反映奥运成长中的烦恼。在漫画家的笔下，奥运是否别有一番滋味呢？

第十一届 主办地：柏林

现代墨丘利 美国《费城纪事》，1935年12月7日，Jerry Doyle

    【点评者说】1936年奥运注定会给现代奥运留下无法抹去的耻辱。画面中，那个巨大的影子代表着奥运的梦想与全世界的良好愿望；而这个影子的实体——希特勒高扬的火炬则是“不宽容与歧视”。1936年奥运被纳粹德国赋予了恢复“帝国荣耀”的光荣与渴望，奥运的和平理念最终也未能拯救世界。

第十八届 主办地：东京

无题 美国《纽约客》，1964年10月10日，Anatol Kovarsky

    【点评者说】《纽约客》杂志经常会使用漫画来作为封面。1964年，现代奥运第一次来到亚洲，对于西方来说，遥远的东方充满了神秘，熊熊的火焰或许代表了那时人们对从战后迅速复兴的日本的祝福。

第十九届 主办地：墨西哥

城飞了——朝向更高海拔 澳大利亚，1968年9月26日，Geoff Hook

    【点评者说】第一次由发展中国家主办的奥运会。选择墨西哥作为1968年奥运会主办地颇具争议，因为这里海拔高达2300米。稀薄的空气对于许多参加耐力项目的选手来说可谓一场灾难。不过更糟的是，这届奥运会美国在越南大打出手，墨西哥也发生了暴乱。没人在乎这里在开什么“奥运会”。

第二十二届 主办地：莫斯科

无题 澳大利亚，1980年2月13日，Geoff Hook

    【点评者说】莫斯科奥运会原本被视为向世界展示社会主义的橱窗，但由于入侵阿富汗，却变成有史以来抵制国家最多的一届奥运会。在漫画家笔下，奥运五环变成了苏联领导人抛向邻国的套圈，奥运梦想面对国家机器的强权时变得暗淡无光。

第二十八届 主办地：雅典

恐怖主义困扰雅典 保加利亚《SEGA日报》，2004年9月1日，Christo

    【点评者说】“9·11”之后，恐怖主义对奥运会的威胁似乎越来越大。为了保证奥运安全，希腊动用近十万军警，耗资12亿欧元。

现代奥运的困境

古代奥运会与现代奥运会 英国 《经济学人》，2004年8月24日，Kal

    【点评者说】相比古代奥运会的简约、纯朴，“赞助、药检、宣传、广告、技术分析、教练水准……”已经让现代奥运摆脱了自然的唯美而日显畸形。奥运的理想是摆脱专业化、商品化和政治化，但从现代奥运的发展轨迹中，人们发现似乎它目前还不得不与之为伍。

    马上就要奥运了，诸事基本就绪，不过，党和国家千万别忘了一件事，那就是，落实王兆山同志代“鬼”发出的呼吁，为汶川地震死去的八万灾民坟前装上电视，否则“做鬼”就不幸福了。对于震后因事急而集体掩埋的遗体，坟前还需装上超大屏幕电视，免得那么多“鬼”挤着看一台小电视。

    有了电视，奥运时就可以听到死难灾民的“同欢呼”了。

【附】

王兆山者，现任山东省作协常务副主席。
 
    本年6月6日，山东《齐鲁晚报》A26版“青未了”副刊发表作者名为王兆山的“词二首”。其中第一首为“江城子  废墟下的自述”：
 
       江城子

      ——废墟下的自述
　
     天灾难避死何诉，
　　 主席唤，总理呼，
　　 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
　　 十三亿人共一哭，
　　 纵做鬼，也幸福。

　　 银鹰战车救雏犊，
　　 左军叔，右警姑，
　　 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
　　 只盼坟前有屏幕，
　　 看奥运，同欢呼。

    前日，不少门户网站在头条位置刊出一条新闻：《胡锦涛冒雨视察青岛奥帆赛场》。出于好奇，想看看雨有多大，可是数千字的新闻正文里只有一个字，就是“雨”，并未详述雨情。紧接着，第二条要闻是：《温家宝冒酷暑广东调研》。至于暑情，文中也仅是“高温酷暑”四字。

    写文章的人都知道，标题是点睛之笔，起着内容提要的作用。既然把“雨”、“酷暑”做进标题，那它们就应该属于重要新闻事实。如果文中只有区区几个字提到，且与主要新闻事实无甚关联，那又何必做进标题呢？

    其实这倒不是个别现象。在搜索引擎里输入一位领导人姓名，再打一个“冒”字，结果显示，领导人可谓无所不冒。有冒严寒的，冒大雨的，冒烈日的，冒台风的……这些都还属于文风朴素的。华丽的，则有冒霏霏细雨的，冒一阵飘洒而落的春雨的……而且，这些新闻几乎都在标题中强调某领导冒某天气工作，如“市领导冒雪送温情  老干部倍感组织恩”。

    如此颇具规模的文风体例，足见记者们已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沿袭着一套固定的套路，以为非如此不足以表达对领导的敬意，非如此不足以显示领导的辛苦。在一些记者看来，或许领导只有端坐办公室冒空调才算正常。

    敬重领导当然需要，可是，太过敬重就近媚了。把领导人行踪整成一部气象记录，没准还会有损领导人形象。

    这种文风该改改了。

    《中国日报》一则新闻可供借鉴。在报道总理温家宝哈佛演讲时，记者这样行文：“温家宝……乘车直奔演讲会场。哈佛大学校长致欢迎词后，温家宝对冒严寒赶来的约800名师生发表演讲。”通篇未提温家宝冒啥，只提听他演讲的师生冒啥，孰轻孰重跃然纸上。

（杀人者杨佳）

解读上海闸北区杨佳袭警案

    2008年7月1日上午9时40分许，一名北京来沪无业人员，二十八岁的男青年杨佳，突然持刀闯入闸北区一综合办公楼内，连续捅伤九名公安民警和一名保安，他当场由民警在21楼擒获，造成六死四伤的惨案，震动全国甚至全世界。

    杨佳携带了匕首，榔头，喷雾剂，防尘面具等，在闸北区一综合行政办公大楼门口，先点燃并抛投了8个用啤酒瓶自制的燃烧瓶，大门保安看到后迅速上前制止，遭杨威胁并被其用携带的匕首背击伤。这说明第一作案现场是在门卫。

    随后，杨即窜入办公大楼，在楼底大厅和闸北公安分局治安支队值班室用匕首刺伤四名正在办公来不及防备的民警，此乃第二作案现场。

    之后，杨又先后窜至10楼，11楼，21楼，在几个不同的房间内趁民警不备，用匕首刺伤5名民警。闸北警方接到大楼门卫报警后，迅速指令特警围捕，最终在21楼将杨抓获。这说明十楼，十一楼，二十一楼是第三、四、五作案现场。

    警方对杨的犯罪动机仍在审查中。

    本人是疯劫理论的首创者，返祖兽性化综合症的发明人，早在2006年已总结了精神病人杀人的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