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数据对从事经济研究和经济活动的人而言，就如同路标，帮助人们到达目的地。但如果路标本身出现了问题，顺着走的结果可能不堪设想，翻沟里也说不定。
    但是，我敢说，能够真正读懂中国统计数字的人没有几个。
    我非常崇拜搞统计的人。他们昼伏夜出、神出鬼没、出其不意、辗转腾挪的高超技能，脸不红心不跳、心平气和地面对质疑时的雷打不动的心理素质，以及在对数据的解释出现新的漏洞后又及时用新的补丁打上去的坚韧不拔、锲而不舍的顽强精神，都常常令我在目瞪口呆之余，感慨不已：这或许就是中国经济虽历经各种危机而依然花团锦簇、繁花似锦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统计局的同志们辛苦了！
    我过去经常把读不懂统计数字，归结为小学数学成绩不好这一历史遗留问题上。于是，我苦学数学，发现加减乘除之类的早已熟练之极，想不考满分都难，但读统计数字的时候还很棘手。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突然，有一天，我开悟了：看不懂统计数据并非数学知识欠缺的错，而是根源于不会看，或者说，方法不对。
    比如，房价。国家统计局每个月会公布经济运行数据，房价无论是环比还是同比，涨幅都小得可怜，0.1%、0.2%的涨，与民众的感觉相距甚远。有的城市2009年年初至今，明明已经上涨了超过40%，一些楼盘涨幅甚至超过了50%、60%，但统计数字就是显不出来，任凭风吹浪打，巍然不动，以至于很多人产生了错觉：难道是我感觉错了？
    我相信，执政者最欣喜的一件事情，就是设立统计部门这个活宝。它常常以精确的数据，杀人于无形，一遍遍地击垮人们的神经末梢乃至整个感觉系统，使公众产生心理和神经方面的紊乱，最终，抛弃自己的感觉而对那些统计数字顶礼膜拜。这种做法的巨大威力也传到了民间。一些开发商如是效法，自己成立研究机构，专门生产和免费销售各种数据，比如，北京市的房价“无论如何绝不会超过6500—7000元/平方米之间的价格”，问题是，在这个平均价位上你能找到哪怕一个楼盘吗？
    于是，我明白了小时候常常听到的那句话：“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走不怕。”其实，学好数学一门就足够了。学好数学，精通数字，不仅可以强身健体、延年益寿，而且，能够富国强国。瞅准了，学好数学，一门顶两门，房价不涨了，饭补收税、水价天然气连着涨价都不增加负担了，工资年年都暴涨了，生活水平如芝麻节节升高了……学好数学，实惠，就是实惠！
    那么，如何读懂统计数字呢？以房价为例。如果你小学数学成绩一直在60分以上，恭喜你，接下来教你的方法，就可以帮你正确读懂房价的准真正涨幅。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8年1月-10月全国商品房销售情况显示，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为44722.96万平方米，销售额为17590.03亿元，两者相除不难知道，每平方米商品房的平均价格为3933元。
    再看看今年的。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9年1月-10月全国商品房销售情况显示，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为66368.73万平方米，销售额为31529.12亿元，两者相除，每平方米商品房的平均价格为4751元。
    把这两个结果比较一下知道，2009年1月-10月全国商品房价格比2008年同期，上涨了20.8%，虽然与您的感觉还有距离，但毕竟比起您平常看到的数据来，已经比较接近了。
    当然，还有一种更直观更简单的看统计数据的方法。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1月-10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为48.4%，而商品房销售额的增速为79.2%，也就是说，全国购房者为增加的48.4%面积多付了79.2%的资金，房价只涨百分之零点几对得上号吗？——这种比较虽然不够严谨（如果严格按照统计部门的算法，大约为20.7%），但至少比房价统计数据本身给你带来的信息更真实、准确和简单。
    看懂统计数据需要懂得正确的方法，当然，有时候正确的方法也不一定管用。比如，2007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修正之前的全国GDP增速是11.4％，但全国31个省区各省GDP增速全部都在11.4％之上，最低的新疆自治区也高达12％，其中，更有23个省的GDP增速高于13％，如果要算平均数，再怎么也在13%左右。
    乖乖，错这么多？明显对不上了吗？恭喜，说明大家思维都很正常，没有被忽悠到沟里。想想看，这么大的差距，正常人都看出来了，统计部门的人就是吃泥巴长大的也该看出来了。果不其然，因为这些数据实在有点不像话了，统计部门做了修正，修正后还对不上，但统计部门不是修鞋的，遇到实在修不好的破鞋可以扔掉。于是，他们就很耐心地做了解释，解释得很专业很系统很完善，听者只能仰视。解释很深奥，翻译成白话文的意思就是：这种差错总是难免的。
    想想也是。我曾经听说：某地官员开会，领导要求各区报明年GDP增长数字，最低的报6%，高的才7%。官员大怒曰：“奶奶的，抄我后路不是？！我向上面承诺9%，你们最低的只有6%，想把我拿下取而代之吗？”（不知为什么，这一幕让我想起赵匡胤当年杯酒释兵权的场景），领导说罢，泣不成声，听者莫不战栗不止。第二天，所有上报的数字皆超过9%，长官擦干口水说：孺子可教也！
    所以，统计数字你看不懂，千万不要自卑，不是你的水平不够，说句实话，有些数字可能连统计部门自己也看不懂。道理很简单：有些数字根本不是正常的人弄出来的，你非要哭着闹着读懂它，就是跟自己过不去了。
    其实，有些统计数字根本不用看，更不用当真。比如，每当统计部门公布工资增长多少多少后，许多人就会对照自己的腰包，觉得“被”增长了，很愤怒。其实，人家只统计了那些收入一直在默默无闻增长的人，根本没有下你的米，出于好意，为了鼓舞你的信心才把你算进去的，你着什么急？只当“被”流氓撞了一下腰吧。再说了，老百姓没有钱消费，内需拉不起了，难道人家搞点娱乐丰富一下群众的业余生活也不行么？毕竟，大家都活得不易。
    OK，就用这种态度对待统计数字吧，你突然发现：原来还是自己的感觉是最真实的，它胜过一切统计数据，那就任凭统计部门的人跳钢管舞吧。引用今年春节某小品中的那句名言：老百姓永远感谢你们，感谢你们八辈祖宗，做鬼都不会放过你们的。
              2009年12月2日

西天取经真相（玉帝采访实录）
     时寒冰

    寒冰：请问玉帝阁下，您为何选派唐僧去西天取经？
    玉帝：名为取经，实为反腐败。我先向你介绍一下西天取经的班子成员吧。你知道，那个猪八戒，房产商出身，在他一无文凭、二无政绩、年龄偏大，脑袋又时常进水的情况下，提拔他到基层担任领导职位，鉴于他辖区GDP增长快——其实都是兑水兑出来的，又会哄领导开心，组织上信任他，破格提拔为天篷元帅，可是，他辜负组织上的信任，公开调戏我们培养多年的青年女干部嫦娥同志，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天庭内外议论纷纷，是可忍孰不可忍……嫦娥与我的关系你也是知道的。
    寒冰：什么关系？
    玉帝：我靠，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当的啥子记者吗！
    寒冰：我是弄财经的，娱乐是外行。
    玉帝：也难怪。采访结束后别忘了，给我推荐一只个股啥的，你不是利益分析法挺厉害吗？
    寒冰：您也弄这个？
    玉帝（爽朗地笑）：我们弄这个比你在行，场子都是我下面的人派去的人开的，懂吗？无论哪只股票，让它涨就涨让它跌就跌，还用你推荐？你知道最近的A股是啥走势不？
    寒冰：请指教。
    玉帝（低声说）：生理行情。
    寒冰：能不能讲具体点？
    玉帝：你那利益分析法可以丢垃圾堆里了。你看看，从7·29大跌，一直到11月底的这次下跌，是不是基本上每次都是月底的这几天下跌？
    寒冰：……汗。这几次我一到下旬就忍不住减仓，等下跌后就补进，但没有注意这一点。
    玉帝：唉，一告诉你就该变化了。A股啊，你的名字叫脆弱。所以，你们炒股，其实不是炒股，炒的都是寂寞。
    寒冰：那您炒什么呢？
    玉帝：开开玩笑，别当真。像我这样级别的领导干部，哪能像一般腐败分子那样贪钱呢？我们不是炒股票，是“做”股票懂吗？再者，我们不炒股，直接让手下印钞票就行了，不就是看股市上串下跳的好玩么？算了，不说这个了……关于嫦娥的事情，你知道，我是比较喜欢她的……
    寒冰：原来是这个。怪不得您把八戒整成猪脸呢，是要根除后患啊。
    玉帝：别说这么直接么！你看他那个样子，虽然变成猪脸了，有一点悔改的意思么？！整天神气得还跟开发商似的，他还以为他真会盖楼了，丫不就是搞投机倒把么。丫整天吹自己做的产品物美价廉，我听信了，让他负责建造一个高塔，结果，丫挖了一大深井，现在，填土都填了一年了还没有填上，后来发现是把地打穿孔了！人民群众怨声载道。问他怎么回事，丫居然告诉我说图纸拿颠倒了！我靠！纳税人的血汗钱就这样被糟蹋！这些人干正事比猪都蠢！这就是我们看中并辛辛苦苦培养了多年的老同志！想想都让人难过。而且，至今恶习不改，下到凡间条件艰苦了，见不到层次高的了，连母猪都去调戏，身为一名高级领导干部，腐败堕落成这个样子，组织上很痛心啊。有时候我想，我们培养多年的个别领导干部，甚至高级领导干部，为啥连畜生都不如呢？
    寒冰：您这个思考很深刻啊，玉帝！要不要来个“深入学习贯彻玉帝关于反腐倡廉重要讲话精神的通知”发下去，让各级干部学习？
    玉帝：你这个小记者，看上去厚道，奸诈得很哪，你这是要制造我们领导班子的不团结啊？
    寒冰：我哪里敢。那，您少提拔点畜生不就行了吗？
    玉帝：您说得简单啊。官员是任命制，哪个人不任命自己的手下人呢？衣襟相连，盘根错节，而且，此前拿了人家的吃了人家的，不提拔行吗？再说，他们已经是百里挑一的人才了。唉，满眼畜生，你用谁呢？
    寒冰：沙僧人看上去很实在，为何也贬下界了呢？
    玉帝：沙僧是我一手培养起来的，童年时就跟随着我，我亲自封他为卷帘大将。往来护驾，出入随朝。但是，他“失手打破五玻璃”，这一国家特级珍贵文物，娘娘很生气，你知道，这个对娘娘很重要，于是，后果很严重，我顺势贬他下界，名为处罚，实为下基层锻炼，明察暗访，顺便监督唐僧。
    寒冰：唐僧老实人，还用监督吗？
    玉帝：你这个同志啊，不能看他表面上很老实很亲民，不仅要听其言、观其行，还要看其本质。你看看，一遇到美女妖怪他那表现，啧啧啧，生怕人家不招惹他，然后，他再严词拒绝，你以为他在跟超女躲猫猫呢？这是在累积个人资本，树立个人崇拜啊！对于这种表面上看不出缺点的同志，组织上不放心啊。再一个，一件袈裟从出发穿到回来，不换不拆洗，向我汇报工作时，几位在场的老同志被熏得送医院抢救。万一整出个猪流感啥的，怎么向人民交代？
    寒冰：那孙悟空不是很廉洁、很正派吗？民间都说他是大清官、反腐斗士。
    玉帝：唉，你们这些肉眼凡胎的俗人，看见人有一点好，就夸大，就忽略本质。我告诉你，人从来都是靠不住的，除非有一个好的制度。好制度能人坏人也遵守规则，制度坏了好人也变坏。公平公正的制度才能让人民免于掠夺和恐惧，才能让公心和敬畏生命成为普遍的价值观。
    悟空本身就是黑社会团伙头头，因为开发商（当地一把手的弟弟）看中了花果山，要圈起来盖山景房，强制拆迁，老百姓上访被当地官员压住了，但没有想到遇到了“猴子帮”，黑吃黑，孙猴子占了上风，一开始是官逼猴反，还有点正当性，但后来“猴子帮”看搞房地产开发比抢劫还来钱，就到处圈地搞开发，建了很多小产权房，卖给周围不明事实真相的群众（当然，他的质量比开发商建的好多了，这一点我们是承认的）。为了收买他，组织上多次出面做他的思想工作，最多的时候，我们一次派去了60多名作风过硬的居委会老大妈，甚至请他到天庭度假，授予名誉大圣的职位，虽然只是股级却享受副国级领导人待遇。结果，他搞房地产搞上瘾了，看中了蟠桃园那块地，不花钱就要当“地王”，拦都拦不住，你瞧瞧，当开发商还真当出包天的胆子来了，被我断然拒绝。他就起兵造反。结果你知道，枪杆子掌握在我们手里，他被判处了500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500年。
    寒冰：他没有选举权，剥夺政治权力跟不剥夺还有啥区别吗？但他后来不是戴罪立功了吗？还亲手打死了妖精。
    玉帝：就因为他亲手打死了白骨精，才把自己暴露出来！我告诉你，白骨精其实根本不是妖精，是宣传部门不得不这样宣传啊。白骨精是一个普通的弱女子，因为开发商逼迁，上访被拘留，出来后跑到了深山老林，拉起了队伍。她除了要求赔偿损失，并没有要求别的。但是，面对这样一个弱女子，悟空硬是活活打死了她，并且，打死了她的父母。
    寒冰：父母不是白骨精变的吗？
    玉帝：这个你也信？白干记者了你！看来我们的宣传工作还是很有效的。你想想，不这样说，就得有人承担责任，你懂吗？这是为了保护我们的队伍，培养一名干部很不容易啊。
    寒冰：汗……悟空为何要这样狠？
    玉帝：他是要突出自己在反贪领导小组中的地位，敲山震虎，让后面有背景的真妖怪向他行贿！
    寒冰：人性啊，我透心凉。但是唐僧出手及时，马上制止了他啊，还把他赶走了，处罚非常严厉。
    玉帝：就因为这个，我看透了这个伪君子。打死白骨精，符合上面的意思，他不是不知道。但是，他做得过了，凡事不能过的。他要通过这种方式，让悟空做任何事情都要向他汇报，强化个人集权，既防止悟空误伤后来遇到的有背景、有后台的妖精，确保自己不得罪人，又能通过保住这些罪大恶极，对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腐败分子，讨好更高级的领导干部。这种做法城府很深啊！我原来很看好唐僧，有学历，有工作经验，吃苦耐劳，正是白骨精事件，让我看穿了这个人。
    寒冰：那，你对沙僧的这种安排他们几个能看出来吗？
    玉帝：我开始以为他们不知道，结果，事情的发展充分证明，他们全都知道。你比如说那个八戒，为啥当着沙僧的面还多次调戏女妖？他就是要证明，他仍然是班子的一名成员，保留着高级领导干部的本色，并没有变成不近女色的异类。沙僧向我汇报工作时，我一听就明白了，他想随时回到组织的怀抱，重新被任用。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寒冰：八戒心机这么深啊？
    玉帝：你千万别把那些肥头大耳、满脑肥肠的家伙想简单了，干正事不行，坏事坏点子可是多得很。他们的智商都用这里了，你懂吗？
    寒冰：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八戒、沙僧、孙悟空、白龙马都是有过前科的，您当初为何这样组建唐僧的班子？
    玉帝：腐败到这个份上，法律还有用吗？只能用这些人黑打黑了。
    寒冰：这样的班子反腐，好比期待人妖生孩子。
    玉帝：拜托！俗不俗啊，你在“财经郎眼”评价创业板时说过的话，在这里又说，你以为你是领导，能把前年的讲话稿换换地方又拿出来讲。我告诉你，西天取经的这个班子，名为反腐，实际上只是为了威慑一下我身边的菩萨——高级领导干部，让他们更听话更服从。
    寒冰：组建西天取经专案组仅仅就是为了威慑一下吗？
    玉帝：是啊，你知道，这些干部有几个干净的？你别看都一脸的慈眉善目，身边的人、禽兽下凡间为非作歹的多了，下面的人偷盗抢掠，他们在后面分赃。一旦暴露出来，他们就出面管教，装得跟好人似的，早干嘛去了？说是管教，其实就是把人领走，连赔偿都没有给被害人，更不用说依法惩处了。我讲话时就叱责他们了：谁在供养你们香火？别忘了，你们是人民养的……他们一个个头都不敢抬。我这次组建西天取经反腐领导班子，就是要告诉他们：要管好自己身边的禽兽！要懂得服从。这些领导干部，兜里捞钱足了，连我的话他们也不听了。但是，经过这一次反腐败摸底调查，通过引蛇出洞，抓了辫子打了棍子，他们现在一个个都老实了，也听话了，整个班子成员更团结了。这就是成绩，是主流。《西游记》你看过了，那部纪实文学，完美地展现了以唐僧为核心的专案组成员，精心潜伏，顽强地诱出腐败分子及背后元凶的斗争经历。这充分说明，这个班子的是经得起考验的，积累了经验，锻炼了队伍，赢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在天庭内外树立了良好的形象，一举多得啊。你还有啥问的吗？
    寒冰：我听说一个花絮，唐僧历经磨难见到佛祖后，佛祖问他们：“U盘带了吗？”唐僧擦擦汗说：“没有。”然后，佛祖说：“你们顺原路返回吧，我给你们一个网址去下载。”
    玉帝：这个事情啊，想想我就来气。佛祖是整个领导班子的核心成员之一，弘扬佛法，同时，兼任破邪办领导小组组长，但是，却“名为取经、实为反腐”这件事情上，配合不力，他这种做法泄露了核心机密。为什么非要给电子版？不能给纸张印刷的吗？再说了，次贷危机影响，纸张价格又不贵。你写的那本《中国怎么办——当次贷危机改变世界》打过折不是还不到30元吗？扯远了，对了，我问你，你采访我的这些内容，发在哪家报纸上？
    寒冰：最近审查严，这种采访不一定能通过。我发在我的博客吧，网址是shihb.blog.sohu.com
    玉帝：采访我的还不能发？你写完稿子交给天庭宣传部门，由他们把关，发在天庭机关报上吧，头版头条。对了，你第二本书写完后，别忘了给我寄一本。采访这么久，我累了，Goodbye。
    寒冰：您洗洗睡吧，Bye：）
                      写于2009年11月26日上午

    自2009年第2季度以来，伴随着世界经济的整体强势反弹，发达国家针对中国出口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卷土重来。G20匹兹堡峰会与G7意大利会议均提及全球经济失衡与再平衡，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死灰复燃。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已经转变为人民币升值预期，目前境外NDF市场预计一年后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将会升值3-4%。在人民币升值压力的诱导下，大量短期国际资本流入中国大陆，进一步推高资产价格。在大约一年的间歇期后，中国央行开始面临新一轮的冲销压力。继续冲销将会推高央行成本，停止冲销则外汇占款将加剧国内流动性过剩。在这种国内外宏观经济背景下，人民币汇率将何去何从？

    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的变动经历了两个时期。2005年7月至2008年上半年，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逐渐升值，且升值幅度不断加快；2008年下半年至今，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一直保持在6.83左右的水平上，事实上回归到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在全球金融危机最为动荡的时期，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均对美元显著贬值。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相当稳定，尤其是在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显著升值的背景下，对全球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的恢复功莫大焉。然而世易时移，当全球经济走出衰退，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开始贬值的背景下，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声音便接踵而来。

    指责某些国家在对待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朝秦暮楚、出尔反尔是没有用的，关键是从中国整体利益出发，来判断人民币汇率水平和汇率机制的未来运动方向。要做到这一点，需要解决两个问题。问题一是，人民币汇率是否存在显著低估。问题二是，如果人民币汇率存在显著低估，未来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升值方式。

    尽管依然有学者认为人民币现行汇率是合理的甚至存在高估，但大多数学者和分析师持相反意见。当然，人民币均衡有效汇率的计算一直是一个存在很大争议的领域。不过，要判断人民币汇率是否低估的标准其实很简单，即如果央行停止干预外汇市场，看由市场决定的人民币汇率水平应该是多少。鉴于中国目前存在持续的贸易顺差与FDI净流入，导致外汇储备持续累积，造成外汇市场上美元供给持续超过美元需求，如果央行停止干预，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无疑会显著升值。当然，如果外汇市场参与者认为人民币未来将会升值，这种预期将会进一步推高人民币实际升值幅度。然而，升值预期绝不会是凭空产生的，它建立在严谨的基本面分析与投资者敏锐的直觉之上。

    既然人民币名义汇率存在着显著低估，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未来人民币应该采取何种升值方式，目前来看主要有以下四种。

    第一种选择是，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抗住内外压力，保持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的相对稳定。“我自岿然不动，任尔东西南北风”。这种做法的最大好处是能够继续稳定中国的出口增长，有助于净出口的改善，并通过净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与就业。然而这种做法有以下三个问题。第一，相关经验证据显示，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弹性远小于收入弹性，这意味着，如果外部需求迟迟没有恢复，仅凭保持人民币汇率的低估，对于改善出口的作用其实非常有限；第二，通过保持汇率低估来促进出口的做法其实等于中国人动用各种国内资源去补贴外国人，在福利意义上对本国是不利的；第三，出口换来的外汇收入没有花掉，而是拿去购买了一堆在未来即将缩水的金融资产（尤其是美国国债），中国劳动者多年的血汗维系在美国财政部与美联储的手里，实在是情何以堪。

    第二种选择是，回归到2005年7月至2008年上半年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小幅、渐进的升值模式。这种模式的好处包括：一是有助于人民币名义汇率逐渐向实际汇率靠拢，从而逐渐纠正国内的资源配置；二是对中国出口行业的冲击是渐进的，有助于出口企业的调整，因而对增长与就业的冲击也是可控的。但这种模式的最大坏处在于，地球人都知道未来一段时间内，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会持续升值，这种单边升值预期的确立将导致大量热钱涌入中国套利，从而给中国经济带来资产价格泡沫与通货膨胀压力。我们应充分借鉴05年7月至08年上半年的经验教训。

    第三种选择是，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真正变为盯住一篮子货币制度，在货币篮子中应该降低美元的比重。在美元继续对其他主要货币贬值的过程中，采用这种制度将会导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对其他主要货币贬值，好处在于可以降低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同时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也是可控的。此外，真正的盯住一篮子货币制度具有很强的透明性。采用这种制度的弊端在于，人民币的名义有效汇率依然可能是高估的。一篮子货币制度下形成的人民币名义汇率依然可能偏离均衡汇率，这不符合通过汇率水平来调节资源配置的汇率改革初衷。

    最后一种选择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实施一次性升值，然而放开汇率波动区间。这种选择的好处包括：第一，如果一次性升值能够达到均衡汇率水平，那么升值到位后市场将会产生双向预期，从而能够有效地规避热钱流入套利；第二，汇率的真正双向波动有助于推动人民币远期汇率市场的建设，也有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然而，这种选择也具有如下问题：第一是如何确认一次性升值的幅度；第二，一次性升值可能对出口行业造成较大冲击；第三，一次性升值这种激进改革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从而很难被一个作风稳健的宏观经济决策团队所采纳。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未来人民币汇率的最可能变动方向是回归到小幅、渐进的升值趋势。为了避免这种方式造成的热钱流入，中国政府应该加强对资本账户的管制，流入、流出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任何升值方式都不是一帆风顺或一劳永逸的，政府部门应根据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进行适当调整。然而无论如何，名义汇率向均衡水平回归的大趋势是不容置疑的。

中国人在忽悠方面总是具有超天才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结构性通胀”和“中国将进入有预期无通胀时代”恐怕只有在中国才能发明出来。

大家都知道中国的CPI千疮百孔、漏洞百出，但到真事上，大家都把通胀＝CPI。不想再讨论这个问题了，信贷爆棚，资产飞涨，服务性价格和城市生活成本都在上升，牵引着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也在涨，中国的CPI只能指望农产品价格什么时候发生突破了，一个已经进入人均GDP4000美金，沿海不少发达城市已经突破人均万元美金大关的国家，CPI的构成和十七年前人均GDP不到1000美金时几乎没有区别。这是糊弄谁？

政府调控经济数据的事各国都会有，但至少还要费点经济学的脑细胞分析一下才能出来，像中国的统计部门这样，懒得都无需掩饰实属罕见。

现在的结果大家都高兴，官员可以证明前期政策的正确性，而分析师和研究者希望通胀永远是预期，这样流动性真的拐点不会出现，股票和楼价可以永远炒下去。

中国通胀的大坝早垮了，只是水还没有漫到CPI，谁都不怕。老实话，怕也没有用，因为已经就是无法挽回的结果：资产泡沫和物价通胀。

10月份M1与M2增速双双刷新近15年历史新高，达到32%和29%，M1与M2形成所谓金叉（股票市场为之振奋的信号），中国历史上，M1出现20％以上，随后6个月皆有高通胀相伴随：第一次是1985至1987年的高通胀期间，1987年12月M1同比增速高达26.70%。第二次是1992年至1996年的高通胀期间，M1同比增速持续高于30%，1993年12月甚至高达38.80%。第三次是2007至2008年间，M1同比增速持续高于20％。

今天的CPI，会不会演绎同样的规律，我只能说物价肯定会上涨，但CPI我没有信心。

1～10月份新增9万亿的信贷，4.8万亿是中长期信贷，年底估计能到5.6万亿以上，其中80％应该是流向了今年新开工的一揽子刺激计划，即便明年不再有新开工，光延续09年开工的这些项目可能就得4万亿以上，明年短期信贷需求总比今年要好吧， 4万亿应是保守数吧。总算下来，8、9万亿就打不住。

尽管投资和消费数据强劲，我想决策者心里很明白，33％的投资增长未必代表着内需真有这么强健，因为中国的统计是根据为项目调拨的资金来计算“投资”的，而不考虑这些资金实际上是否已经支出。类似地，零售额上升16.2%，也并不能有效代表家庭消费，因为这些数据主要追踪的是厂家向零售商的发货量，当然包括各类政府及企业支出。而服务性的零售是不统计在列的。

1～10月份企业存款增速高达36％，而全部存款增速仅为27.46%，相差8～9个百分点。同样的情况发生在2006年末～2007年期间。06年开始中国制造业就开始出现了利润拐点（当然垄断部门和资源企业受益于资产价格暴涨而大发横财），钱开始明显向着虚拟走，企业一年辛苦所赚的利润，还不如在股市、房市炒一把所得。资金不进实体，企业存款支用就明显减慢，倘若企业活动真正活跃，随着企业投资变成收入，其他部门存款应快速增加。

所以我们存有很大的疑问，统计上的投资是否真的全数进入了实体。如果大量蜗居于银行体系内，意味着中国的银行发出了太多的、远超实体经济需要的信贷，这将成为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的温床。

从外部看，美金已经弱得在明年都看不到明显的转机。刚刚结束的2009年财年赤字高达破纪录的1.47万亿美元，而奥巴马宣布未来10年的财政赤字将增加2万亿美金而扩展至累计9.05万亿美金的天量。奥巴马的医改虽然在国会艰难闯关，但是市场并未给与正面的评价，因为这并不是保障模式的改革，而只是保障范围和资金使用的改革，它不可能改变美国社会医疗保障是一个资金消耗无底洞的局面。市场认为美国社会医疗保障资金缺口将会进一步扩大，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将会进一步扩大，美国政府债务将会进一步大幅度增长。

商业地产的地雷、住房市场的庞大“影子库存”以及毒资产艰难清理，将使得美国明年极难退出量化宽松，而将长时间地维持低利率，与格老的策略一样，最后的结果是，通胀将被“出口”到那些将货币挂钩于美元的国家。

我对于2010年的中国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的恶化，不会感到诧异，股市不太好讲，通胀的前期往往能和光同尘地跟着涨，但它最终要反映企业盈余，对于长期在80美元/桶的油价、铜价6000美元之上的价格环境之上运营的中国制造，恐怕也未必是什么好事情。

    现在已经到了总结与盘点中国政府救市政策得失的阶段了。宏观经济保八在即、通货膨胀率也即将由负转正、出口部门持续复苏、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种种指标显示，从保增长角度来看，中国政府的就市政策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功。遗憾的是，从调结构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救市政策做得却远远不够，过多的资源被用于刺激基础设施与房地产投资，用于增加居民收入的比重有限，若干产业出现新一轮的国进民退浪潮，城市投融资平台的潜在风险将在未来几年内爆发。中国经济似乎在重复依赖投资与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老路。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中国的信贷政策可能对金融危机作出了过度反应。自2008年10月央行取消商业银行的信贷配额后，人民币信贷规模狂飙突进。2006年与2007年全年的人民币信贷规模也就在3.6亿人民币左右，2008年该规模上升到4.8万亿。事先谁也没有料到，2009年上半年人民币信贷投放达到创纪录的7.3万亿。尽管从年中开始，中国人民银行与银监会开始着力控制信贷增长，7、8、9月的信贷投放量依然呈现出前低后高的特征，2009年全年信贷增长预计在9.5-10万亿人民币区间内。假定09年全年信贷投放规模为10万亿，这意味着2009年下半年信贷投放量将由7.3万亿骤将至2.7万亿。但迄今为止，市场并未感觉到“动态微调”货币政策的紧缩效力。原因大致有二：其一，企业借款是一次性的，但用款是分期的。上半年的大量借款将被陆续用于实体投资；其二，在09年上半年的7.3万亿人民币贷款中，有1.5万亿的票据融资。这些票据融资贷款在09年下半年纷纷到期，从而能够被银行循环使用，变为新的贷款。如此计算，2009年下半年的信贷规模实际上达到4.2万亿人民币，依然显著高于2006年或2007年全年信贷规模。这说明流动性状况依然宽松。 

    鉴于2009年的人民币信贷很大一部分投入到建设周期较长的新开工项目上，这决定了2010年人民币信贷规模不可能大幅收紧，否则这些新开工项目就将变为烂尾工程，并转化为银行坏账与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目前市场的普遍共识是，2010年人民币信贷投放规模很难低于8万亿人民币。尽管2010年人民币信贷的同比增速很可能是负增长，但与历史平均水平相比，国内流动性依然充裕。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外部流动性。随着全球金融市场的反弹与实体经济的回暖，国际机构投资者的去杠杆化进程已经基本结束，轰轰烈烈的美元套利交易大行其道。由于目前美元利率极低，机构投资者大举借入美元贷款，兑换为其他国家货币后，进入其他国家金融市场进行投资，以获得利差收益。美元套利交易的兴起一方面导致短期国际资本由发达国家流向新兴市场国家，另一方面造成美元持续贬值。 

    中国的国际收支状况也受到美元套利交易的影响。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受国际机构投资者去杠杆化进程的影响，中国在2008年第四季度与2009年第一季度出现显著的资本流出。受美元套利交易勃兴的影响，中国从2009年第二季度起开始重新面临显著的资本流入。在2009年9月，短期国际资本流入额明显放大，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人民币升值预期被重新点燃有关。 

    在全球经济转暖的背景下，各国政府都有动力通过改善净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与就业。因此，2009年以来中国面临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纷至沓来。尤其是，从2009年4月以来，由于美元重新步入贬值通道，而人民币汇率盯住美元，导致人民币对欧元、日元以及很多新兴市场国家货币贬值，从而使得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愈演愈烈。一旦人民币升值压力转变为人民币升值预期，那么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入规模将进一步放大。 

    内部充裕的流动性加上外部加剧流入的短期国际资本，导致至少未来9个月时间内（在美联储步入加息周期之前），中国国内将面临显著的流动性过剩。目前中国居民储蓄的活性化趋势在进一步增强（活期存款增速上升、同时定期存款增速下降），这意味着货币流通速度可能会加快。因此，过剩的流动性很可能将造成通胀压力或资产价格泡沫。目前市场达成的共识是，受制造业产能过剩以及农产品供求大致平衡的影响，在未来较长时期内，通货膨胀率不会显著上升，因此，资产价格泡沫就成为迫在眉睫的风险。 

    除流动性因素外，支撑未来一段时间中国资产价格进一步上涨的因素还包括：被机构投资者与开放商放大的通货膨胀预期、房地产市场的供求缺口（2008年下半年至2009年上半年的开工不足，导致2009年下半年至2010年上半年的去库存化）、中国政府刺激经济的决心与规划（期望房地产投资能够取代政府就市政策的力度、期望财富效应拉动居民消费）等。如果我们不对未来的资产价格泡沫保持高度警惕并采取前瞻性应对措施，中国经济就可能重蹈日本经济在1980年代末的覆辙。 

    全球金融危机不仅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冲击到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就业，而且通过中国政府的就市政策间接改变了中国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相对格局。一方面，中国出口行业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重创，而在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民营企业自然难以幸免。另一方面，无论是4万亿人民币的投资刺激方案，还是2009年上半年7.3万亿的人民币信贷投放，资源都基本集中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很难从政府就市方案中分得一杯羹。此外，十大产业振兴计划都以产业整合、淘汰落后产能为核心思想。言外之意无非是，国有企业肯定不会有落后产能。在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以及政府明显偏向性就市策略的双重作用下，自2009年以来，中国涌现出新一轮、甚至是史无前例的国进民退浪潮。

    房地产行业本是中国民营企业最为发达、对国民经济贡献很大的一个行业。从2009年起，中国沿海大城市的地王大多落入大型国有企业下属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囊中。房地产行业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大洗牌，结局可能是国有企业在行业排名中异军突起。在食品行业中，曾经是民营企业标杆的蒙牛最终选择被中粮集团收购。在钢铁行业，持续盈利的民营钢企日照钢铁被持续亏损的山东钢铁所收购。最有代表性的可能是航空业。尽管国航、东航等国有航空公司在2008年的航油衍生品交易中亏损惨重，但在政府资金和政策的扶持下，这些公司都安然渡过危机。相比之下，昔日吸引眼球的四大民营航空公司，除了春秋航空还是勉励支撑之外，其他三家或者倒闭、或者被收购，落得个一地鸡毛的结局。

    为什么国进民退的浪潮令人忧虑？在笔者看来，理由无非有如下几条。首先，国进民退浪潮的结果，将是国有企业在越来越多的行业占据垄断地位。经济学原理告诉世人，在任何一个卖方垄断市场，垄断企业会通过压低产品产量来将抬升产品价格，最终形成的价格显著高于自由竞争市场结构下形成的均衡价格。相应的福利含义是消费者的福利受损，而垄断企业的福利上升。这显然不利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当然，政府可以通过实施价格管制来限制垄断厂商提价，但这会加剧供求失衡，从而为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创造出新的寻租空间。此外，垄断企业既然能够在现有水平下获得高额利润，它们就没有动力去改进产品质量与服务水平，相应用于研究开发以及设备更新换代的投资也相对不足。因此，在国有垄断市场环境下，除消费者福利受损外，国家的技术进步将会显著滞后，而国内总需求也可能持续不足。

    其次，从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来的成功经验可以看出，在解决从农村中转移出来的富余劳动力就业的问题上，中国民营企业发挥的作用远大于国有企业。至少日常生活的经验显示，大中型国有企业是不愿意直接招募农民工的。如果国进民退的现象进行到底，如果中国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受到积压，那么未来中国非熟练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将日益凸现。如果失业问题变得越来越严峻，那么社会秩序就可能变得动荡不安。

    再次，在社会全行业发生的国进民退浪潮，是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初衷以及国有企业改革的初衷相违背的。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初衷是充分发展各种所有制企业，提高民营企业的地位与比重。国资委多次表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应该有进有退，国有企业应该从民营企业能够持续盈利的行业中退出，重点在国家战略性行业、资源性行业与社会公共产品行业中经营。然而，目前发生的情况是国有企业在几乎所有重要行业中狂飙突进，而民营企业发展的空间越来越窄。如果任由这种趋势发展下去，无疑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走回头路。

   综上所述，我们应高度警惕当前的国进民退浪潮。中国政府应当积极调整其救市政策与产业政策，尤其是扩大对民营企业的资金与政策扶持，营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不要让民营企业在与国有企业以及外资企业的竞争过程中，直接输在起跑线上。 

3季度开始中央政府明显开始严格了财政支出，原本安排的两年内中央投资1.18 万亿的计划有大部分余钱没有下发（今年还余下2000 亿，明年还余下5885 亿）。

拜赐于2季度开始的房地产强劲复苏，随后整个3季度房地产新开工面积和投资出现了强力增长，使得政府刺激终于得以喘息，全年赤字率有望保持在3％红线以下，而经济反弹超预期的强劲。

坦率地讲，我其实并不当心这种强劲增长的可持续性，因为我知道结果是确定的：不可持续。当下的房地产只是临时客串的角色，房价旱地拔葱式地涨起来后，现在的确到了一个“刚性需求买不起，而投资需求怕加息”的阶段，由于未来相当长时间段内资金面保持整体宽松，房价虽还难趋势性转跌，但开放商投资活动可能会越来越谨慎（土地变成楼盘速度的控制关乎开发商的生死），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会越来越弱。而外需等着美欧补库存周期结束，私人消费的跟进靠囊中羞涩西方消费者显得有些差强人意，美欧明年下半年经济环比二次回软是基本确定的。

故此，中国经济自然减速下来很正常。

我所十分担心的是，当这种增长露出疲态时，新的一轮银行贷款支持的、投资引领的刺激政策又重新出炉，从现在的情况看，政府似乎在为未来经济可能的减速，预留再度刺激的空间。中国政府似乎不能容忍经济的再度走弱，理由是失业和社会稳定面临风险。

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取决于国内投资和消费的相互关系。中国投资率自2001 年以来不断上升达到43%，不仅远高于中国自身过去多年的平均水平（38%），也远高于主要经济体工业化进程的峰值水平（日本在1970 年、韩国在1991 年的产能扩张顶峰时期，投资率也低于40%）。与此相反，从1997～2007年，中国消费率从59％下降至48.8％（与之对应的是中国的储蓄率上升至51.2％），贡献几乎全部来自于是居民消费率的下降，居民消费率从45.3%下降至36.7％。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居民消费率正常水平（70％左右），甚至发展中国家，像印度，尽管近几年投资上升很快，但是他们的居民消费率还高达55％。

由于2009年初的经济刺激措施，固定资产投资在今年前三季度的GDP增长中贡献率达95%，即7.7%的经济增长中7.3%是由固定资产投资带来的。作为比较，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在今年上半年已经达到88%，比此前十年平均为43%的数据整整翻了一番。今年以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加速上升意味着，投资占GDP的份额目前已经接近50%的关口。大摩的罗奇先生据此推测国内私人消费占GDP的比重在今年三季度降到了35%这个最低限以下。投资和消费占GDP比重出现严重的反向发展趋势说明了一切：出口和出口引致的投资现在已占整个GDP的近80%。

谁都知道，来自政府的投资需求只可以暂时平衡供需关系，但长期来看这必然增加供应能力。居民是最终消费者，当他们的收入在经济中的份额不断下降，需求和供给最终将无法平衡。我们本来就已经是产能过剩，但这岂不是会在将来造成更严重的产能过剩？但是，去年四季度面对出口的崩跌，经济增长速度骤降，农民工失业急剧增加的状况，政府难道有更好的选择吗？

我们很难猜想，严重的宏观失衡什么时候会出问题，这样的非均衡趋势往往比我们预期的坚持更长时间。2004年就有经济学家预测全球失衡已经不可持续，会出大的问题，直到2007年危机才开始出现。但我们确信，宏观失衡的恶化后，再平衡的历程将变得极为难以管理，而且极其的痛苦。

中国要保持稳定和就业的压力，所以必须保持相对高的增长速度（8％以上）。这一提法现在看来并不确当，它缺省了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在既有的政府主导的依赖投资和出口的增长路径和模式下。

这一模式被证明是并不符合中国既有禀赋的比较优势，未能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因为不吸收就业，是宏观失衡的根源。中国产业呈现出超重化工化和资本密集化方向（中国目前工业化率达43%，远高于其他国家完成工业化时的水平，其中重化工业占整个工业比重不断上升至70%以上），必然使得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越来越偏向于政府和资本，劳动报酬和居民储蓄所占份额越来越萎缩。政府和与政府关系紧密的企业拿了越来越多的钱，只能做投资，形成产能，国内形成的购买力又消费不了，就只能卖到国外去，形成顺差。政府主导型经济是投资的经济，而投资的经济最终只能走向出口的经济。所以你看到，高储蓄必然高投资，而高投资反转过来又进一步做高储蓄，周而复始，直至有一天外部需求真的跨了，这个以高投入换就业的游戏就彻底完了。

经济模式的转变，意味着经济增长就要自然减速下来，中国不能超脱正常的经济规律。未来如果通过结构性改革来调节资源配置方向，抑制重化工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粗放式增长；大幅降低私人部门和中小企业的税负，支持其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转型，现代制造业的价值链做延伸，向上做原材料采购，做研发设计，向下做物流、做销售网络，做品牌和商誉、做零售就能够创造出吸收大量就业的现代服务业。从本质上讲，中小企业就是做就业的，做收入的。如此，微观上个体的效率决策，却创造出一个宏观上更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分配结构。解决了劳动者收入问题，最终就形成了中产阶层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中产阶层是什么？那就是住房和汽车等耐用消费品市场，如果再加上社会保障和中国的城市化提速，这个基于收入的循环才能持久。未来的中国经济的成功：一定是4～5％的增长，却实现了经济增长的最高目标：充分就业。

印度提准备金率以及巴西宣布对外资进入股债两市课税2%，新兴市场的紧缩行动引起盛行已久的美元息差交易的平仓异动，部分资金从新兴市场股债市和商品交易所流出回补美元，美金指数在跌破75后出现反弹。

千万不要以为美金的弱势就此就到了底。因为美国经济自身的结构调整和恢复增长才刚刚开始，可控的弱美金或许是当下盖特纳和伯南克最愿意看到的结果，很显然，疲弱的货币能降低美国出现通缩的风险，并促进全球失衡的调整，美国现在太需要出口驱动型增长了。美国人减消费和金融规模，加实业和积累，如此经常项目持续改善是未来美金获得支撑走强的必要条件，同时弱货币所支持的较高的全球大宗商品的价格也有利于美国“再工业化（低炭工业模式）”的实现。当然，顺手赖掉巨额债务（美国庞大的对外投资随着美金贬值而获得巨大的资本盈余）只是弱美金意外收获的副产品而已。

危机开始时，很多人持美金强势观点的分析者多认为，尽管美国经济可能会在较长时间里难以提振，但欧日经济复苏的速度与程度可能还不及美国，而汇率反映的是国与国之间的相对实力。他们错误在于，一国货币一旦成为了本位货币，其汇率与其经济的基本面关联变得异常的模糊。比如，日本经济自1989年泡沫破裂后，其经济体在国际间的地位是下降的，但日元对于美金的汇率总体是在上升的，从大约150日元/美元，上升到90多日元/美元。

美金汇率强弱决定于本位货币的供求机制。

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Robert Triffin）在上世纪60年代就指出，基于美元的全球货币体系存在内在的缺陷：全球希望得到更多的流动性，而流动性却只能通过美国以经常账户逆差的方式来提供，但货币债务的累积迟早会破坏人们对这一关键货币的信心。事实证明，这个被称为“特里芬难题“（Triffin dilemma)具有伟大的先见之明：布雷顿森林体系于1971年崩溃。

维系美金不至于崩溃的来自于本位货币的一套自平衡的机制。

持续的经常账户赤字最终将会导致美国的对外净负债上升。一旦对外净负债与GDP 的比率超过了债权国能够承受的水平，那么债权国将会停止为美国提供融资，美元汇率将大幅贬值，以最终纠正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随着美国出口改善，经常项目赤字缩小，美金重新获得支持而上升。

但这套机制有一个重要的隐含前提：通胀不能失控，对于美国来讲，如果油价的上涨吞噬掉出口增加而改善经常项目收支的努力，美国进口增量中油价波动的贡献高达70％～80％，自平衡就会失灵，而引发美金崩盘。

最近十年，我们看到这套机制似乎异常的顽强，尽管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和对外净债务都创了历史新高，但美金却最终也未显崩溃之势。以致于导致本次百年一遇的全球经济衰退的原因是美国的房地产市场泡沫，而不是像很多经济学家在次贷危机之前担忧的那样，是因为美国长期的经常账户赤字而滋生的美元危机所引发。

弱美金的韧性拜赐于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新兴国家对于储备的重新认识，它们需要出口驱动型的增长，并保护自己不受危机的影响。在浮动汇率机制下，储备的累积不再是多余的，而是越浮动，储备的需求越大，这直接导致全球四分之三的货币储备是在最近十年之内累积起来的，成为一种悖论。正是这种悖论支撑了美金。

随着危机对于过去制造国和消费国搭配模式的彻底清算，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运动意味着全球流动性需求的被动收缩，美国的信贷规模是萎缩的，M3是萎缩的，美国家庭的储蓄率持续上升至接近两位数的水平，经常项目赤字随之大幅下降了近一半（比之2008年的8000亿美金），而美金的供给却由于一系列救市措施刺激而产生的政府赤字而激增。刚刚结束的2009年财年赤字高达破纪录的1.47万亿美元，而奥巴马宣布未来10年的财政赤字将增加2万亿美金而扩展至累计9.05万亿美金的天量。

作为一个硬币的两面，中国、日本和石油国家的贸易出超的大幅收缩，使得海外为美国提供债务融资的出现了巨大缺口。美国财政赤字急剧地恶化，使得一场自我实现的货币危机就可能紧随而至。

人们开始对于美联储保持独立性并确保长期财政偿付能力产生了越来越大的怀疑，当盖特纳要借钱时，不太独立的美联储或将只能被迫购买公共债务。这将促使投资者加快逃离美元。美元可能会重挫，长期利率可能会飙升，经济会重新掉入硬着陆的深渊。

这便是当下美元贬值的全部逻辑。某种程度上讲，美国财政政策回归可持续性是改变美元弱势之本。

从长期来看，美国人改革当下其昂贵而又效率低下的医疗保健体系，几乎是奥巴马政府降低财政赤字率、保持财政负担可持续性的唯一希望，因为衰退的经济状况不能容许政府将税率大幅提高。如果不改革，美国财政的义务性开支（社保和医保）将很快超越可支配开支成为美国政府的主要支出，并预期有关占比将于2019 年上升至80％水平。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意味着社保、医保的成本上涨将由越来越少的劳动人口承担，美国医疗保障和社会保障体系的财务状况会急剧恶化，其中，医保基金预计将于2017年“弹尽粮绝”；社保基金预计将于2016年入不敷出，2037年“弹尽粮绝”。美国财政将陷入空前绝望的危机。

四季度以后的奥巴马医保改革将进入国会的攻坚阶段，如果不顺利或者最终过会的妥协版本比预期大打折扣的话，都或会激发市场对于美国财政恶化的绝望情绪，而引发美金贬值的失控。

当然，当下弱美金的可控性目前看还是可以期待的。

一是全球需求衰退期的高库存将PK掉美金贬值所引发的通胀效应，商品特别是油价一旦过了70以后，涨升动力显得非常的犹豫。

二是盖特纳和伯南克为缓解通胀预期的浑身解数，伯南克可以不断地讲他的退出策略，盖特纳可以调节财政开支的节奏，将困难尽可能后移，口头的欺骗和幻觉对于资本市场投资者的贪婪和侥幸的天性总是奏效的。

三是全球化背景下，新兴市场提前货币紧缩政策的外溢性总是能够帮助弱美金走得更远，中国等新兴国家先后退场，使得通胀或被压制，毕竟最近一年中全球基础原料增量的贡献九成都来自于这些国家。

四是高福利的欧洲对于美金贬值对其经济负面效应的高度忍耐力，使得它们不太可能加入货币竞相贬值的游戏，从而导致通胀失控。

我想，最本质的还在于现行的国际货币体制未到寿终正寝的时候，当下世界上哪个国家现实中能摆脱理论上的“特里芬困境”，储备货币发行国无法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当下盛行的“脱钩论”其实是虚妄的。非储备国家之间根本就形成不了真正的贸易平衡，任何一个国家一旦出现持续逆差，就会采取限制进口鼓励出口的措施，而各国共同使用这些措施的结果，就会抑制国际贸易量的增长。也就是说，必然需要某个国家出来作为一个持续的贸易逆差国，才能实现国际贸易量的稳定快速增长。道理非常简单，因为对于非储备货币国家而言，连续的贸易逆差意味着其外汇储备将快速耗尽，因而其持续逆差就变得不可持续。因此，只有储备货币国家，才可以持续的维持贸易逆差，因为其在外贸中所需支付的只是本国央行和财政部发行的货币，而非外汇储备。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中国乃至全球跟美国都是一条绳上的，把美元推倒了，世界将一片混乱。

故此，未来的场景或许只有两个。一是市场理性预期的出现而导致美金失控，为此美联储不得不提前启动不太情愿的加息周期，世界经济或进入混沌的“滞胀”状态，油价依然高企而所谓经济复苏又将归于沉寂；二是外部世界继续忍受着弱美金的“盘剥”，被动地等待着美国的“再工业化”的结构调整的完成，但一旦美金重获支撑而进入长期上涨趋势，被推向资产泡沫化的新兴市场将会面临一次洗劫。

中国改变这一宿命的路在何方呢？

尽管以色列、澳洲、挪威、印度先后开始退场，其他新兴市场也可能加入（韩国、中国），但美国2010年很难退。相反，外部世界先后退场，有助于美国低利率政策延续更长时间，由于不时有惊恐的资金从新兴市场获利回吐，弱美金因而获得支持而获取更大利益。从历史看，由于全球化下一国经济政策的外溢性，本位货币国总是能从中受益。

尽管美国第3季度经济增长超预期的强劲，达到了3.5％，远高出先前众多分析师2.5％的平均预测值，但没有人敢断言这就是衰退结束的强音符。如果撇除旧车换现?对汽车相关耐用品消费的?激（有关计划已于8 月份结束），美国经济第3 季的增幅就缩小至1.9%，因此其可持续性存疑。

目前的经济复苏拜赐于企业补库存周期以及财政刺激。明年，西方消费者在囊中羞涩之后迅速恢复的几率微乎其微。高失业率将使他们的收入难以支撑其消费。他们不太可能再去借钱消费。

更关键的是金融部门的修复远不似他们的亮丽财报那么简单。

华尔街今年的花红恐怕比07年还要丰厚，那些引发了危机的人反转过来又成了救火的人，什么都没变，到现在为止，我们看见的只是只华尔街的全面胜利和奥巴马后退。货币当局扔了那么多钱给华尔街，这些钱却流入了资产市场，导致资产市场繁荣兴旺，家庭和企业都在努力挣扎。摩根大通第3季财报的35亿美金的利润中，几乎全部来自于交易性利润，信贷业务却还在亏损。

迄今为止，美国商业房地产市场就像一颗不定时炸弹，随时会爆发。100多家小银行已经为此丧生。美国商业楼价自2007年高峰回落36%，估计2012年前仍无法复苏。纽约及旧金山写字楼租金估计可再跌20%。2010年及2011年约有5300亿美元的商业楼按到期，可能为银行带来2500亿美元的亏损，令700多间银行倒闭。

大银行虽有政府伸手救助，受到的冲击也不可小觑。现在最多商业楼按的是富国银行，在总值31000亿美元的商业楼按市场上占16.5%或8200亿美元。第二是摩根大通占5.4%，第三是花旗占3.4%。如商业楼价续跌，美资银行将面对另一次压力。地产泡沫一旦爆破，修复单位将以年计。

在购房补贴8000美金的计划刺激下，美国楼盘销售近几个月明显上升。但是住房贷款违约案例的加速增长和放贷银行止赎不卖的隐患都可能令目前刚刚止跌企稳的房价重回下降通道。据穆迪的预测，从2009 年中到2012 年，美国将新增650 万起止赎个案。根据美国房协调查，假若未来美国房价反弹10％，待售的房东以及银行拥有产权的形式的“影子库存”将占全美房产总量的20％，高达2000万栋。

房价反弹受制，数万亿的资产“毒性”如何消解？

至少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美国政府和金融机构是如何处理他们庞大的有毒资产的。他们用的办法是在今年初改变了会计规则，从而掩盖了金融机构的真实亏损情况，是把金融合约的清算时间从今年推至两年后进行。所以，矛盾并不是被消除了，而是被暂时掩盖了。由于去年以来到今年，美国房贷和信用卡贷款的坏账率都在不断上升，到两年后有毒资产的“毒性”会更强。

金融部门如何从信贷收缩转向扩张呢？

普遍预计，目前的美国补库存效应明年下半年弱化后，短期刺激政策退场后（旧车换新和购房补贴政策也将在今年12月1日到期），经济增长环比不可避免地面临二次回软。

从危机一开始，我们一再强调我们的基本判断，无论政府的货币刺激如何折腾，未来经济复苏只可能呈现 U型，甚至是L型，而绝非V型。

如此，我个人的看法，2010年美国能进入加息周期的可能性不大，当然要预设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弱美金和油价可控的情况下。

　　今年以来，美国一边高调坚持“强势美元”的政策，一边听任美元大幅度贬值，使本来就很脆弱的世界经济复苏横生变数。

　　在发达国家，欧元兑美元的汇率升值近30％，已超过1：1.50美元的风险关口；在发展中国家从今年三月以来，南非的兰特升值42％，俄罗斯的卢布升值24％。

　　与此同时，中美两国的货币汇率几乎不变，颇具大国风范。在美元大幅度贬值的条件下，两国之间货币汇率的稳定等于使人民币搭上了美元贬值的“滑梯”，而人民币的贬值抑制了中国外贸出口的急剧下滑。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滑梯”政策间接支持了中国经济增长“保8％”的目标，是很成功的汇率政策，既然如此，现在升值的理由何在呢？人民币既然已经搭上美元贬值的滑梯，索性就随着美元的汇率浮动，暂时漠视那些施压人民币升值的力量。

　　全球经济企稳复苏，但统计数据表明，美国是在2007年一季度的水平上企稳的，意味着一场危机使美国经济倒退了两年半。经济的倒退，财富的蒸发再加上居民储蓄率的上升，即使全球经济现在开始复苏，对中国产品的进口需求要恢复到2007年的巅峰时刻也要再等5-10年。在中国对外出口的过剩产能还必须仰仗于出口的条件下，人民币搭乘美元“滑梯”跟随贬值有利于中国，所以从国际贸易的角度看，人民币汇率在短期内并没有大幅度升值的必要。

　　更重要的是，外汇储备已经达到2.2万多亿美元，由于外汇储备资产大部分还是美元资产，人民币升值等于是外汇储备资产的贬值，这就是“美元陷阱”。外贸出口创汇的收入陷入美元陷阱，一方面是由于美国输出美元的国策，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外汇管制的结果，在进口需求不足又没有可替代的储备货币之时，美元陷阱自然形成，这也是人民币搭乘美元“滑梯”的重要原因。

　　人民币的美元滑梯与陷阱制约了人民币的升值，从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角度看，人民币在美元“滑梯”上被动贬值，会刺激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对于中国经济这种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而言，显然是对境内投资的一大补充。特别是在2010年，政府投资将面临财政赤字的约束，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要求有新增投资在政府退出时接棒，此时人民币在美元“滑梯”上被动贬值，会刺激外国直接投资流入，这也是中国经济被动受益的模式。

　　美元“滑梯”使落入美元陷阱的人民币被动贬值，这和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完全相反。人民币的升值预期与贬值现状并存，何时会发生逆转？我想至少是要等到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走上正轨，即内需市场与制造业产能达到相对平衡。此外，美元的贬值已经触犯众怒，不久即将企稳止跌，从而使人民币的美元“滑梯”消失。所以不如顺其自然，继续保持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相对稳定。这也许是一个权宜之计，有悖于多数人的共识，但若换一个角度来思考，中国经济增长有“三驾马车”，我们不可能长期在出口负增长的条件下长期依靠投资驱动，所以通过人民币贬值让出口止跌回升，也是符合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被动选择之一。

　　美元霸权已无可奈何花落去，但在缺乏可替代的国际储备货币之时，为了较快完成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保持相对稳定，即是将错就错的权宜之计，又是两利相权取其重的合理选择。

徐家汇商城成功过会 余秋雨成“准亿万富翁” 

　　这几天引起广泛议论的一个人，他就是余秋雨。证监会发行部近日发布公告，根据发审委第113次会议结果，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的首发申请获得通过。公司本身不出名，但在公司招股说明中，十大股东名单中出现的余秋雨的名字，引起了市场的高度关注。这个招股说明书上的余秋雨，是不是著名作家余秋雨呢？这几天，各界媒体都在寻找余秋雨究竟是谁？我们的记者也就此进行了调查。
    央视财经频道的记者第一时间拨打了作家余秋雨助理的电话，电话一直无人接听。接着记者又拨打了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的电话。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作家余秋雨的确就是公司的股东。有关信息可以看招股说明书。
　　记者在招股说明书中发现，名为余秋雨的股东拥有徐家汇商城1.5%的股权，身份证提供的出生年月日信息与著名作家余秋雨完全一致。这1.5%的股权折算成具体股份估计为518.64万股，按照募集资金估算的招股价，这部分股份的价值为6716.39万元。而按本月发行的三只中小板新股的平均发行市盈率48倍来计算的话，徐家汇每股股价或将高达20元，这样算来，余秋雨的身家可能过亿。

　　余秋雨成了亿万富翁，这可能让很多文化人看到了希望，但余秋雨的财富不是靠码字码来的。著名财经评论员叶檀通过央视《环球财经连线》发表了关于自己的看法。

为什么偏偏是余秋雨？

观点：

    在余秋雨这个新闻出现时，大家不明白为什么会是余秋雨？
    第一，因为他是文化名人吗？他能给徐家汇商城带来文化效应，但是我们知道全国文化名人很多，为什么选择余秋雨？因为余秋雨是上海的文化名人吗？上海文化名人很多，为什么选择余秋雨这个问题仍然解答不了。
    第二，难道余秋雨是控股股东的亲戚或者朋友吗？我们知道创业板上市时，有一些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招股说明书，清清楚楚写明，之所以给予某些人低价的原始股，是因为此人为董事长的亲戚、朋友，难道说余秋雨也是因为是某某人的亲戚或者朋友，所以获得了持有原始股的特权。
    第三，余秋雨不是职工，是个自然人股东，更不是需要激励的公司高管，当然，余秋雨更加不像风投。
    最后一个原因，也许当时徐家汇商城改制时，实在是太需要余秋雨这200多万的现金了，所以求助于当时的余秋雨，现在却要给他将近40倍的投资回报。不过，这个原因显然也说不通，因为与徐家汇商城位于核心商圈，这么好的地段，如果要低价招股的话想入股者多如牛毛，我想，不要说两百万，就是两千万也能够招之即来。
    排列出各种可能性，公众仍然不明白，为什么是余秋雨，为什么是那四个自然人能够成为原始股东。这个现象牵涉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国有控股的公司的利益由谁主导分配。
　　徐家汇商城是国有控股公司，其股权分配机制与利益分配机制十分不健全。对于这么一个相对优质的国有资产来说，它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选择机制，通过什么样的制度找到它的原始股权的持有者，这一机制是否又是公平合理的。纳税人作为国有资产的真正拥有者，他们的权利有没有得到保障，他们的意见有没有得到倾听，只能在二级市场买入高价股票。而那些代表纳税人持股的机构剥夺了公众的权利，将利益转赠他人，不需要作出任何解释。
    徐家汇商城持股事件里面，我们看到这一切问题都没有得到解答，所以我认为不仅利益分配机制值得探讨，还涉嫌国有资产的流失。通过这个案例，我们有必要反省，国有控股的原始股权是否涉及到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否机制还不太健全，是否国有资产流失社会大讨论后，仍然未能得到解决。 

                     　　八年光阴余秋雨什么也没做

观点：

    苦等八年只为变现
　　既然余秋雨等人是股东，就应该尽到股东的事，余秋雨成为大股东的这几年他都为徐家汇商城做了些什么呢？
   余秋雨持股八年，从报道来看，恐怕什么也没做。余秋雨其实可以利用他的文化招牌来给徐家汇商城获得一些软实力，可以通过评估认定余秋雨的这个文化招牌到底给徐家汇商城增值了多少。但我们看到余秋雨的情况是，一则余秋雨本人是个比较有争议的人物，二则他似乎尽任何管理、投资等等义务。到底给徐家汇商城增值了多少，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徐家汇商城似乎也不屑于解答这个疑问，去评估这件事情。
    在八年里头，其实余秋雨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投资两百多万元人民币之后，就坐在家里等着增资扩股分红，摊薄成本，最终等到这个公司上市，再等一年以后股票解禁。所以，我们看到余秋雨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八年的漫长等待，直到最后能够兑现。

兑现

　　余秋雨的财富之旅
　　一夜暴富的神话，在最近的资本市场上是频频上演。前天上海徐家汇IPO过会，再次让作家余秋雨成了大家讨论的焦点，很多人都想知道，余秋雨是文化名人，怎样变成一个股市新贵的呢？
　　徐家汇商城前身是上海市第六百货商店，始建于1952年。而此次余秋雨被牵出正是因为徐家汇商城的招股书，公司招股书中显示，2001年12月，当时还是上海六百的徐家汇决定解散职工持股权，并计划将其持有的24.5%股权转让出去。这些股权转让给了上海祥龙物业、徐汇副食品公司、上海六百的31位公司管理人员和业务骨干以及余秋雨等4位外部自然人。
    不过对于当年四位自然人缘何能购得职工股，目前各方均无回应据有关媒体报道，余秋雨当年以每股2.9239元的价格购入82.5万股，出资为241.22万元。而经过近8年股的本转增，如今余秋雨的持股数量为518.6445万股。根据相关条例，包括余秋雨在内的自然人在股票上市后有1年的禁售期。这也意味着作家余秋雨只有在股票解禁后，才可以将手中股票套现。

灵魂拷问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缺环
【作者】张育仁

一、余秋雨研究何以苍白和尴尬

　　90年代以来，余秋雨先生一直是备受学界内外广泛关注的“文化名人”。有趣的是，人们的这种“文化关注”几乎都是冲着他那些持续畅销的“文化散文”而来的。如果说，这种把玩或研究仅仅停留在散文艺术方面，即其思想蕴涵、审美趣味、文体风格等，似乎还说得过去。不幸的是，现在许多研究者显然不满足于这种小打小闹，而试图通过这些“文化散文”，同时从深度和广度来审视和检讨中国文人的心路历程及其人格构成上的窘迫和缺憾，尤其是从余先生的“文化苦旅”中去发现和追索他本人作为一个“拷问者”的灵魂奥秘，恐怕就有点尴尬，甚至显得有点荒唐了。我的意思是说，当余秋雨作为我们今天需要着重研究的一个“学者型作家”，特别是作为一个试图重新找回知识分子的道德信念和人格力量的文化忧思者，我认为，仅着眼于对其“文化散文”的研究，而不对其从事学术和艺术写作的全部文字进行全面的探究，不仅显得浮浅，而且还显得苍白和盲目。
　　就现今的“研究”景观来看，不要说余秋雨撰述或主持编写的《中国戏剧文化史述》、《中国艺术史》、《上海文明史》和《戏剧理论史稿》等，一点没有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即使是80年代曾风行一时，为余先生赢得最初名声的《戏剧心理学》和《艺术创造工程》等，同样被研究者们视而不见。就更不要说把研究的目光投注到余先生早年的一些重要文字中去了。
　　为什么要执意提到余先生早年的写作?这些文字对全面和历史地探究余先生作为一个名气很大的灵魂拷问者，到底有什么重要和特殊的意义?
　　不错，正如张伯存先生所说的那样，“在求索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上，在反思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和历史命运上，余秋雨是一个拷问者，他有着拷问者的焦灼、痛苦和愤激”[1]；“惰性的民族文化心理和文化传统，僵化的社会文化运行机制，残暴的封建专制制度及伦理道德是余氏拷问文人命运及文化人格的三个层面……”[2]但精彩的是，当“他更多地把笔指向对象世界”时，他确是“下笔力透纸背”；可是，他却很少把笔毫不犹豫地指向自己。张伯存先生说得太对了：“余秋雨太在乎自己的社会形象，他高贵的文化人心态不能不成为他传播文化时的一丝心理障碍，同时也疏远了他与读者之间的距离[3]”。”岂止这些，余秋雨身为“拷问者”的种种机巧而艺术的躲闪，更为严重的后果是，使我们对这个大名鼎鼎的“拷问者”的“资格”产生了怀疑。
　　的确，余秋雨是极擅于拷问历史和现实的，他不厌其烦地从中国文人的悲剧命运和悲剧人格中咀嚼出许许多多的苦涩，同时，也乐此不疲地从古旧的典章文物中窥视到“历史的景深和民族心理的景深”。在漫漫的“文化苦旅”中他一路挥洒着伤感的泪水和咏叹，从而使这种散文式的罗曼蒂克的文字，始终显示出一种独异的文化感染力和审美穿透力。王东成先生一针见血地说，他从秋雨散文中“能嗅到自称江南第一才子的桃花庵主唐寅的影子和气味来。[4]”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希望自己笔下的文字能有一种苦涩后的回味、焦灼后的会心、冥思后的放松、苍老后的年轻”——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他对严厉地拷问自己是不太感兴趣的。这种有意的躲闪不仅在余先生的“文化散文”中随处可见，而且还表现在他有意回避其早年写作的一段重要经历——我所说的灵魂拷问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缺环，就是“文革”时期他发表在《学习与批判》上的那些“重要文章”。无论对研究余秋雨的文化性格，还是他那些“文化散文”的形成之历史轨迹，我认为那些文章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否则，我们就不好解释在余先生身上发生的这种尴尬。因为一个真正的灵魂拷问者，总是通过严厉地拷问自己而净化灵魂和得到救赎的；他必须有足够的真诚和勇气把自己的灵魂曝晒在阳光下，最终在忏悔和鞭挞中远离假丑恶而拥抱真善美。对此，余秋雨确实是有些胆怯的。

二、余秋雨何以要躲闪“文革”的写作经历

　　余秋雨远没有到写自传或回忆录的年龄。否则，我们就可以非常便捷地从那种文字中去寻找可供研究和玩味的东西；余秋雨也还没有到编自己的全集的时候，我担心的是，倘若真到了那一天，他是否会非常坦诚和勇敢地将自己早年的文字统统编进去呢?近年来，我在阅读中发现，余先生对自己的早年，尤其是“文革”中的特殊经历，在叙述时是格外谨慎的。这就不能不引起我格外的注意。按照我们对余秋雨的了解，他是一个对自己写过的文字非常珍视的人。许多人都称赞他的《三十年的重量》，认为是一篇抒发中年情怀和人生经验哲学之诗意的厚重之作。而我却发现，作为一个写作者，他对自己中学时代的一篇得奖作文既然都非常在意，蹊跷的是，他怎么就会那么粗心地将自己在《学习与批判》以及其他报刊上写的那些大批判文章一古脑忘掉呢?是什么顾虑使他如此讳莫如深呢?
　　不过，余秋雨再小心谨慎，偶尔也还是有所疏忽大意。因为，他不可能完全回避自己曾作为“红卫兵”的那段特殊经历，不可能在他的文化拷问或日“文化苦旅”中不涉及到 “文革”。我之所以对“余秋雨散文”中《千年庭院》这篇伤感文字抱有与众不同的极大兴趣，就是它在不经意中透露出了一些余秋雨太愿意透露的早年形迹。
　　……于是终于有一批学生脱颖而出，冲破文明的制约，挖掘出自己心底某种已经留存不多的顽童泼劲，快速培植、张扬，装扮成金刚怒目。硬说他们是具有政治含义的 “造反派”其实是很过分的。昨天还和我们坐在一个课堂里，知道什么上层政治斗争呢?无非是念叨几句报纸上的社论。再加上一点道听途说的政治传闻罢了，乍一看吆五喝六，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任何政治上的主动性。(着重号系笔者所加)
　　这是关于红卫兵中“造反派”一方的开脱性描述。当谈到自己时，就更是开脱加原谅了：
　　反过来，处于他们对立面的“保守派”学生也未必有太多的政治意识，多数只是在一场突如其来的颠荡中不太愿意或不太习惯改变自己原先的生命状态而已。我当时也忝列“保守派”行列，回想起来，一方面是对 “造反派”同学的种种强硬行动看着不顺眼，一方面，又暗暗觉得自己太窝囊，优柔寡断，赶不上潮流……
　　这段回忆文字使我感到十分惊讶；我之所以觉得非常有研究价值，因为这是余秋雨先生在距“大串联”27年后，对“红卫兵”的“理性认识”!他无非硬要我们相信：第一，无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的红卫兵，他们的种种反文明反人道行为，都不“具有政治含义”，更“不存在任何政治上的主动性”。言下之意，有“主动性”的_只是林彪、陈伯达、康生和“四人帮”等少数政治野心家；第二，两派红卫兵的过激行为只不过是为“冲破文明制约”所“快速培植、张扬”的 “顽童泼劲”。言下之意，即使造成灾难性后果，也是情有可原的；第三，关于他自己，他竟非常机巧地用了明贬暗褒的手法，称自己“忝列‘保守派’行列，一是不愿和不习惯改变自己原先的生命状态”，二是对“造反派”强硬行动看着不顺眼，乃至“心灰意懒，逐渐游离于红卫兵运动之外……”。这种刻意的描述和阐释是否真实暂且不论——因为后面我还将着重谈到——这段文字的浮浅和平庸，甚至可以说是虚矫和荒谬，就在于作者是以一个灵魂拷问者，即那种努力而痛楚地寻求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者的身份出现的，他怎么能就这样轻描淡写、委咎于人和潇洒自如地将这段历史随意打发了呢?“说‘文革’这样的灾难只源于一人发动，或源于少量一伙或几伙人煽动的，再或是源于一种什么路线牵动的”，在今天连一般老百姓都不相信[5]；难道习惯于对各种历史和文化事件的细节进行文化和哲学分析与评价的余秋雨，其认识水平真的是如此之低吗?!他为什么要刻意将自己装扮成“保守派”和“逍遥派”，并用心极工地“设计”了一个逃离红卫兵串联大军，“一个人在岳麓山上闲逛”，终于在冥冥中“被一种神奇的力量控制住”，而开始最初的“文化苦旅”的传奇故事，我想是别有隐衷的。尽管余先生是想特别告诉我们，他以后的人生抉择以及文化性格的形成，都是与这个文化和道德人格含量极富的岳麓书院有极大关系的，但是，我们确实不敢相信，一个时隔27年后仍缺乏深刻的悔罪意识的文人，与27年前那个“保守派”红卫兵无意识闯入一座书院的猎奇之举，有多大的区别。

按照并不复杂的经验提示和逻辑思路，早在“文革”初期就已经对“造反”之类“心灰意懒”，“赶不上潮流”的余先生，何以到了“文革”后期竟突变为“笔锋犀利”且十分活跃的“大批判”写作者和“潮流”中人呢?
　　“文革”中确实不乏由积极参加到消极观望，再到怀疑和反叛的“文化苦旅”者，如惊天地泣鬼神，为拥抱真理和执意呼喊一个个“文明的常识”而悲壮死去的遇罗克、李九莲，以及许许多多如朱学勤先生执意要寻找的那种黑暗年代的“民间思想者”。按照他们思考和行动的逻辑，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走到《学习与批判》之类的“主流报刊”上去大出风头；不客气地说，他们的思考和行动只能将他们带往牢狱和刑场，而绝不会带往余先生的这种写作生涯。
　　在此有必要介绍一下《学习与批判》。这个杂志是由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控制的“上海市委写作组”一手操办的，在“文革”后期曾与“北京大学大批判组”和“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三足鼎立、威风八面，并且作为当时的“主流文化”的代表性刊物，在大批判中极具杀伤力。须知，在那个年代，能被“主流文化”所接纳，并授意在“主流报刊”上撰写文章，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当然，我并不是想以研究早年余秋雨为名，硬要说他充当了那时的“帮凶”和“打手”。我认为，余先生确是有别于“梁效”、“罗思鼎”、“石一歌”和“丁学雷”这类御用班子的特殊撰稿人的。我反复研究后认为，余先生当时已经不再是“保守派”，而是有强烈的“革命斗争激情的革命派”，他很可能是作为“立场坚定”，“有一定的理论水平、斗争经验、分析能力和写作技巧的、有培养前途的革命青年”被接纳到《学习与批判》中去的。当然他毕竟和少数老谋深算的御用文人有区别：同样是“奉命”，就个人而言，他恐怕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政治图谋，他很可能虔诚地以为自己是在为“夺取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而斗争。但这一次，他恐怕再也不敢说自己“根本不存在任何政治上的主动性”了。事实证明，他不仅主动，而且干得非常出色。

三、余秋雨与《学习与批判》

　　这些年，我不止一次听到我身边的一些知识分子朋友，在读“秋雨散文”时记忆犹新地提到当年他的那篇影响曾一度很大的《走出“彼得堡”》。由此足见，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遗忘，特别是对一些重要历史细节的遗忘，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70年代初期，余秋雨到底在《学习与批判》及其他“主流报刊”上发表过多少“大批判”文章，我没有做过详细的统计，估计至少有十多篇吧!事实上，这是他写作的第一个“高峰期”。在这期间，他有两篇均发表于《学习与批判》上的重要文章，堪称其早年的代表作；除了已提到的《走出“彼得堡”》外，另一篇是《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该文后来与石一歌等人的文章一道结集出版，署名为“余秋雨等著”；可以说这是他的第一本书)。
　　作为余秋雨早年的“力作”，《走出“彼得堡”》当时非常有名。我认为，该文不仅对研究余秋雨，甚至可以说对于研究“文革”后期的历史或“大批判文化”特征，无疑都是比较重要的。“走出彼得堡”典出列宁著述，原意是批评“十月革命”后，那些赖在旧俄都城彼得堡之类的“土围子”，不深入“工农兵生活”的作家和艺术家。可是列宁的这个意思到了中国的“批判者”那里，竟遭到了活剥与曲解，成了鞭笞和侮辱作家、艺术家乃至整个知识分子的咒语。这种用场当然不能完全怪罪余先生，是当时的 “风气”或“时尚”使然。但不可否认的是，该文一出，本来就被“文革”斗得七零八落、惶惶不可终日的作家、艺术家更是“夹紧了尾巴”。
　　 1975年第8期的《学习与批判》发表的《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这篇文章无论对余秋雨还是对我们，无疑都是格外重要的，这不是一篇普通的考据文章。按“文革”盛行的庸俗政治学的观点，一切考据都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特别是必须为当时的政治需要服务。本来，鲁迅的佚文《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被突然发现，确也值得好好考据和研究一番。然而，对当时的“大批判”高手来说，简直是“天作之美”。尽管当时就此发表的“研究”文章很多，但似乎都没有余秋雨先生的这篇有激情有力度和分析透彻。在这篇长文中，鲁迅的话几乎都成了“反复辟”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炮弹。特别是鲁迅关于要“永远进击”；对“敌人”不能讲“大度、宽容、慈悲、仁厚”等话，更是成了“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依据。因此，该文被选人大批判文集作为首篇“压轴”，是很有一些道理的。

从我有限的翻检和研读的情况来看，余先生在这个写作的“第一高峰期”，始终充满“革命大批判”的激情和写作的亢奋。严格地讲，这也是一种严苛的“拷问”，只是这种怪异的拷问不会救赎任何一个灵魂，而只能将其推入灾难的渊薮中。那时，拷问者就是判官，就是行刑者；他们居高I临下，口含天宪，是毋需拷问自己的。我不知余先生当时是否有这样的优越感?因为，我至今未见过余先生对此有片言只语的痛省和悔恨。
　　通观余秋雨这一阶段的写作，我发现至少有如下特点：
　　其一，这些文章全是“奉命”之作，不仅缺乏“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而且在文体意义上也缺乏个性和自觉。学风上体现为惟我独革、惟我独左；人格上体现为奴性的自豪和偏执，一声号令，指东打东，指西打西；
　　其二，所有的文章写来写去，无一不是反复强调“文革”的必要性和正确性——不搞大批判就会亡党亡国，“劳动人民就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其三，强调“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坚持打击“复辟狂”：  
　　其四，批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强调让他们接受批判和改造的必要性和正确性；
　　其五，文体上表现为“三段论”式八股；语言上无个性，但具有“文革”时风行的霸权话语特征，且运用娴熟。
　　在归纳这些可供余先生和我们共同反思和反省的“特点”之后，我突然想到了李辉先生在《关于姚文元的随感》中的一段话：
　　不能忽视1954年“《红楼梦研究》批判”所具备的多层意义。仅从年轻的批判者一夜之间可以一鸣惊人这一现象来说，其产生的历史波动更是显而易见的……他们 (指李希凡和蓝翎这两个“小人物”)为他人树立了一鸣惊人的样板。批判可以显示革命，可以代表进步，同时，批判也带来了赢得名声的各种可能[6]。
　　李辉认为，起家于上海的“大批判”能手姚文元就是一个获得巨大成功的范例，那么，他同样也可以启示其他的青年写作家，尤其是喜好搞“文艺评论”的那种青年批判家。很难想象，如果没有1976年的历史巨变，以及以后开始的改革和文化复兴，余秋雨是否会成为现在的余秋雨?如果《学习与批判》之类继续存在，余秋雨的“文化散文”当然就绝不会产生了。我认为，我说的不是一句废话。

四、我们对余秋雨的期待

　　前两年，知识界热火朝天展开了“人类精神何以失落”的大讨论。讨论来讨论去，最后才有人发现，这种可耻的“失落”，除了外部因素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知识分子缺乏起码的忏悔意识。为此，朱学勤先生写道：
　　没有忏悔意识的作家，是没有良心的作家，也就是不知理想人格为何物的作家。从前他们没有理想人格的内在压力，当然就无从抵抗外在压力……现在他们没有理想人格的内在压力，当然就迷走于补偿性的外在控诉，却躲避内向忏悔，躲避严酷的灵魂拷问。世界史上的优秀民族在灾难过后，都能从灵魂拷问的深渊中升起一座座文学和哲学的巅峰，惟独我们这个民族例外……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就应对一切未能挽回的事实负责[7]。
　　尤其是在论及“文革”和红卫兵时，他指出，“使用过红卫兵手段伤害过远比自己优秀的同类的不少知识分子，他们从来只控诉别人对自己的不公平，却绝难控诉自己对别人的不公平”[8]。具体到余先生，我感到这些严厉的追问好像就是专门针对他来的。要求知识分子，特别是作家在控诉别人(包括控诉历史上的形形色色的专制者)的时候，首先应 “控诉自己”，这是胡搅蛮缠、规则苛刻吗?我认为不是的。事实上，这是对他们的最起码的要求，倘若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哪还叫知识分子和作家呢?!
　　在这里，我打算推荐几个具有强烈的忏悔意识的知识分子给余先生作作“参考”。他们是巴金、冯友兰和周一良三位先生。先说巴金。萧乾先生曾题词赞美说： “巴金的伟大在于否定自己”，其实他赞美的正是巴老的“自我控诉”、“自我拷问”精神。照理说巴金是“文革”灾难的深重受害者，他完全有资格有理由只探诉别人，而没有反控自己的必要。可是，身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一个把良知和真诚视为生命的作家，他竟然在《随想录》这部“说真话的大书”中，对那些根本不该由他揽责的历史教训，反复拷问自己。因为“人只有讲真话，才能认真地活下去[9]”。比如他说：“1958年大刮浮夸风的时候，我不但相信各种‘豪言壮语’，而且也跟着别人吹牛说谎[10]”；“我不想多提十年的浩劫，但是，在那段黑暗的时期中，我们染上了不少的坏习惯，‘不讲真话’就是其中之一。”[11]巴老的《随想录》余先生想必是读过的，但他的示范居然在余先生身上没起到任何作用，这简直是个奇迹。

“文革”过去以后，“控诉、责难、嘲讽、诅咒铺天盖地，成为时代的主调。有罪的洗刷自己的无辜，被害的膨胀自己的有功，真正做到严肃忏悔、自省的有几人[12]？”毛志诚先生愤慨地说，“文革”最大的一个“谜”就是：“一切恶性表演，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纷纷卷入并投入巨大的主动性和虔诚性?”[13]有忏悔意识和反控精神的知识分子，在思考这些问题时才会感到良心的不安。对照余秋雨的躲闪，冯友兰先生之所以备受知识界敬重，就在于他敢于在垂暮之年严酷地拷问自己。1984年，他在《三松堂自序》中痛楚而坦诚地说，“我在‘文革’中所走的弯路主要是违悖了‘修辞立其诚’的做人准则……只是附和暂时流行的意见，以求得某一方面的吹捧，这就是伪，这就叫哗众取宠。照上面所说的，我在当时的思想，真是毫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按说，冯先生不过是在“批林批孔”时被迫写了一些违心的文章，他完全可以理直气壮的将这笔账记到“四人帮”等人头上，至少他更有理由像余秋雨先生那样来个不开腔——他怎么就这么傻呢?怎么连做人的技巧都不懂得呢?因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最经不起良心的煎熬，他对真善美的执著追求已经达到了一种宗教的境地，不拷问自己则将寝食不安，不反控自己，就绝无浪漫“苦旅”的写作兴趣!
　　即使没有巴金和冯友兰先生那样的勇气和高度，余先生“退而求其次”学学周一良先生不也是很好的吗?周先生最近出了一本书叫《毕竟是书生》，不知余先生读过没有?如果一个以重新找回知识分子健康人格自命的“文化苦旅” 者，竟没有读过，或者读过之后并没有一点响动，那就太令人不可思议了。“文革”结束后，周先生也是踌躇了二十多年，才毅然决定写这本书，并且特别把他和冯友兰、魏建功、林庚、张岱年等人当年在“梁效”写作班子“作恶”的情况和盘托出。尽管周先生只承认自己所做的仅是一桩“小恶”，并由此招来知识界一些议论，认为他距冯友兰有太大的距离。但比照余秋雨先生来说，他还是非常有勇气且值得称道的，这总比躲闪和藏匿要好得多，谢泳先生在仔细研读了《毕竟是书生》后深有感慨地写道：“我过去曾想做这样一个研究，就是将‘梁效’和‘石一歌’作为两个个案，详细分析卷入其中的学者的命运……但对和周先生有同样经历的人，我们还是要先有同情和理解，再进行深入研究。”[14]遗憾的是，尽管我们对余秋雨先生不仅有同情和理解，而且还有欣赏和期待，无奈，他对自己在“文革”中的写作经历横顺就是坚不吐一字，这又叫我们从何去“进行深入的研究”呢?又从何去分析他作为“卷入者”的奇特命运呢?
　　余秋雨的这种被动和尴尬，其实已不断被一些严肃负责的知识分子看出。我同意余杰先生的一个观点，他在分析8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狂热推举昆德拉而冷落哈维尔的秘密时，特别提到了余秋雨。他认为，哈维尔强调的“灵魂自足”，是知识分子人格的特点，因为灵魂比智慧更重要；而余秋雨却“近似昆德拉而远离哈维尔，他们对人生、对历史、对苦难都有一种冷漠和游戏的态度……”[15]为此，他甚至愤激地呼喊道：“在整体的罪恶中，知识分子罪不可赦!”[16]我不知道，余秋雨面对这样凌厉的声音，灵魂是否会震颤?
　　萨特说过，身处黑暗的年代，你不说“不”，那就是同谋，何况余先生还说过“是”呢!即将到来的21世纪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期待，是在灵魂拷问中站立起来的健康人格形象，我想这一切对余秋雨先生来说还来得及。如果能把“文化苦旅”的下一站选定在“文革”后期，并勇敢地将自己在《学习与批判》撰文的那一段历史作认真严肃的反省，我相信，余先生的声名不仅不会受到丝毫的影响，而且定会赢得知识界的喝彩；更重要的是，余先生在灵魂得到救赎的同时，会更像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了。我们真诚地期待着。
　　[1、2、3]张伯存：《余秋雨董桥合论》；见《当代文坛》1998年第2期。
　　[4]见王东成《江南才子的文化幽思》。
　　[5、12、13]毛志成：《“文革”之谜》，见《文学自由谈》1999年第二期。
　　[6]李辉：《沧桑看云》第98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1月版。
　　[7、8]朱学勤：《风声‘雨声’读书声》第11页、第10页；三联书店1994年9月版。
　　[9、10、11]巴金：《十年一梦》第152页、第85页、第151页；三联书店1986年11月版。
　　[14]谢泳：  《逝去的年代》第88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1月版。
　　[15、16、17]余杰：《说还是不说》第132页、第29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2月版。
【原载】 《中国文学年鉴》1999-2000
【出版时间】 2002年12月第一版

毫无疑问，从共产主义诞生的那一刻起，就一直背负着种种质疑，直到今天仍未停息。并且迄今为止，共产主义运动也没有给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带来太多的实际好处。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真正的共产主义运动早已寿终正寝，剩下的只是作为当权者证明其统治合理性的理论工具。事实上，共产主义从本质上讲就是对诸多人类本性的否定，它的存在从一开始就逐渐沦为单纯的蛊惑人心的工具。这个运动的普遍失败，主要源于其深刻的内在原因，源于它背离了许多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至少是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人的意志和本性，从而以一种狭隘的观点把生产力定为社会发展过程中唯一的决定性力量。

共产主义理论，对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来说，影响是十分巨大的。这个理论不但改变了共产主义领导下的国家里几代人的命运，而且还改变了世界。特别是它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改良，使其更加注重劳工的权益而缓和了社会矛盾，促进资本主义焕发第二春做出了宝贵的贡献。共产主义理论认为理想中的社会应该是属于劳动者的，社会中的人应该是自由的，所有人的人格与权利是平等的，每个人的社会资源是平均的（这是按需分配的必然结果，因为没有一个人的欲望是有限度的，或者弱于其他人的）。但遗憾的是，共产主义领导下的国家却从未出现过真正的民主（自由平等的社会必然是民主的）。更多的共产主义政党认为，为了维持一个高效的（或者说是易于控制的）社会秩序，牺牲掉一些“并不十分重要”的个性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所以共产主义影响下的社会还是老样子：任何人都有权私下里偷偷摸摸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不过永远只有少数位于权力中心的人的意见会被采纳。

我们先来谈谈共产主义式的幸福，也就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财富巨大到足以满足任何人的需要的理想国。我首先想要说的是，即使是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需求仍然存在着不可能获得满足的必然性，显而易见，人对欲望的追求是无止境的。我们都知道，不和谐的情感起源于人人都爱美好的事物。即使生产力发展到较高的程度，也始终存在“好的事物（或者爱情的对象）”与“更好的事物（或者爱情的对象）”，拥有最好的事物的人与其他的人也不可能是平等的。况且人类追逐优越于其他人的地位的天性也不会湮灭，地位低下而只拥有“相对不够好的事物”的人决不会因为人类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感到幸福满足。更加荒谬的是，如果真的可以消除人与人之间地位的差别，那么人类继续进行社会劳动的原动力就会消失。由于劳动的意义恰恰在于它是一种谋取更强的力量，更高的地位的手段，其本身并不会带来快乐，而是依靠其目的来获得满足，所以，如果这种手段失去了有效性，那么其相应的满足感也就荡然无存了。竞争最终将会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消极颓废和懒惰。而谁都知道，没有竞争的社会是无法继续向前发展的。

再来看马克思所倡导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一个简单的常识是：只要主体的行为是旨在首先满足自己的需要而非所有群体中的人的需要，公有制就只能作为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至于原始社会所具有的特殊公有制是基于生产力极端落后而不得不为的一种集体求生手段，即为了个人的生存而产生的被迫变通，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主动追求。

最后说说共产主义者的最高理想，也就是实现所谓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个乌托邦。恩格斯在晚年的时候与法国《费加罗报》的记者说过：“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马克思也曾经说过：“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之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可见马克思也承认共产主义仅仅是作为否定之否定的存在，并不是被严格论证或者经过实践所证实的理论，更不会是社会演进的终点，最终也难逃被否定的命运。

             ---兼论人类经济体系的三个“两极分化”

　　一、全球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严重背离，新一轮虚拟经济泡沫正在急剧形成

　　我对当前全球经济形势（包括中国的总体经济形势），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那就是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已经严重背离。所谓虚拟经济，是不参与任何物质转换或真实财富创造，单纯购买资产、等待资产价格上涨或变化以牟利之经济活动；真实经济则是参与物质转换或真实财富创造之经济活动。虚拟经济主要是投机性金融活动，包括股市、房地产、大宗商品、衍生金融工具、期市、债市、外汇市场等各种投机性交易，它们与真实经济或实体经济活动只有间接联系。虚拟经济和真实经济（实体经济）之背离，是过去四十年（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浮动汇率泛滥以来）人类经济体系最重大的特征。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各国近乎疯狂的财政刺激和货币信用扩张政策，再一次造成虚拟经济和真实经济之严重背离，虚拟经济泡沫已经非常严重。

　　具体表现在哪里呢？有数之不尽的经济数据和经济现象。从全球范围观察，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实体经济下滑的速度非常快，到目前还没有完全停止下滑。前不久，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有名的经济学教授依成格林（Barry Eichengreen）及其合作者发表了一篇文章，对比了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和1929年之后的大萧条。结果显示：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实体经济下滑的速度，大幅度超过大萧条时期、全球实体经济下滑的速度。

　　依成格林主要对比了两次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四大类指标之变化幅度，一是全球工业产出之下滑。危机爆发12个月之后，后一个时期（2008年金融危机）全球工业产出下滑之幅度（约14%），比前一个时期（1929年金融危机）大一个百分点（约13%）。二是全球贸易萎缩的程度。危机爆发14个月之后，后一个时期，全球贸易萎缩高达16%，前一个时期只萎缩了5%！第三个指标是各国财政收支恶化的程度。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财政收入皆显着下降、财政开支显着上升，导致财政收支急剧恶化，幅度远超1929年金融危机之后各国财政收支恶化的幅度。第四个指标是全球经济体系货币信用扩张速度。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货币信用急剧扩张，主要工业国家货币供应量和GDP之比例快速上升。与此相对照，1929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货币信用保持基本稳定并出现下降趋势。一个重要而有趣的问题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货币信用的急速扩张究竟产生了什么效果？是否能够实现实体经济的快速复苏？

　　最显着的效果不是真实经济或实体经济的复苏，而是虚拟经济的复苏，虚拟经济复苏速度之快远超人们的预期。我们看看全球的数据，无论是股市交易量、外汇市场交易量、债券交易量、还是衍生金融的交易量、房地产交易量，今年以来都是大幅度飙升。

　　首先，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急剧攀升，势不可挡。从今年年初至七月末，原油价格最高涨113%，铜价格涨90%，银价格涨59%，玉米价格涨45%。其次是股票市场一路高歌，尤以发展中国家为最，譬如今年以来，乌克兰股市涨125%，越南股市涨116%，印尼股市涨76%，印度股市涨87%，中国股市涨70%，巴西股市涨50%，俄罗斯股市涨72%，中国香港股市涨幅接近100%。其三是全球很多国家的房地产市场开始回暖并快速上涨。其四是美国主要银行，譬如高盛集团、摩根大通等等，头两个季度赚得盘满钵满，但几乎80%的收入和利润皆来自投机性交易收入，特别是来自债券市场、外汇交易和股市买卖收入，与实体经济相关的非金融企业上市（IPO）、并购业务收入依然负增长，商业地产和住宅地产贷款之收入依然下降、坏账还在上升，信用卡违约率和不良贷款还在继续增加。所有这些现象均说明：虚拟经济大幅度复苏和增长，实体经济却依然下滑或萎靡。二者之严重背离值得深刻忧虑和思考。

　　中国同样陷入虚拟经济和真实经济严重背离之困境。首先，中国实体经济依然没有实质性复苏，正如国务院领导反复强调的那样：经济复苏的基础还非常不牢固。尽管二季度公布的GDP增速达到7.1%，但GDP增长速度并不能准确描述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7.1%主要是4万亿的财政刺激和大规模货币信用扩张刺激起来的固定资产投资，财政刺激和信用扩张绝大多数都流到政府项目和国有大企业项目（保守估计占比达到85%），真正创造就业和GDP的主力军--中小民营和私营企业---没有获得多少信用支持（最多占到信用总量的15%）。客观地说，现阶段中国实体经济非常不容乐观。许多中小企业经营非常困难，开工率不足，失业人数其实一直在增加，所谓城镇登记失业人口（依据此指标，中国失业率只有4.3%，为全世界最低！）完全不能反映我国失业人口的实际状况。

　　其次，今年上半年，我国出口同比下降了26%，这是多年来罕见的降幅，是我国经济面临的核心困难之一。然而，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出口急剧下降，国际市场尤其是发达国家需求下降是重要原因，但是，发达国家需求下降只是“雪上加霜”，“雪”是我们自己下的，是我们自己政策失误造成的。一是2005年—2007年人民币的快速升值，一是新劳动法大幅度提高企业经营成本，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经营成本。尽管自2008年4月起，我们重新稳定了人民币汇率，各地对执行新劳动法的力度有所缓和，然而，损害已经造成，有些已经无法弥补。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市场占有率持续下降（如果仅仅是发达国家需求下降，我国的市场占有率不应该大幅度下降）。出口的持续下降对我国实体经济的打击是非常沉重的。

　　其三，我国虚拟经济暴涨的程度大大超乎人们的预料。股市快速上涨已经超乎预期，房地产的急速反转更是让许多人大跌眼镜，其他资产价格乃至某些最终消费品亦是水涨船高。虚拟经济暴涨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好些人认为是实体经济复苏的反映，说“股市、房地产市场是经济的晴雨表，是先导指标”。这种大而化之的论点是非常错误的。不否认实体经济有所缓和或复苏迹象，然而，那绝对不是虚拟经济（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暴涨的主要推动力量。虚拟经济的推动力量是货币信用的急剧扩张。上半年高达7.37万亿人民币的信用总量，无论人们找多少理由来证明其合理性，都是超乎寻常的天量信用扩张。

　　信用究竟流到哪里去了？几个简单的事实可以说明问题：（1）上半年中长期贷款里面，直接贷给房地产行业的资金就高达8000亿，间接流入的资金难以统计（譬如票据融资有部分也进入房地产市场）。（2）有学者估计，至少有30%的信贷资金直接或间接流入股市。可能高估（此类估计无法准确），然而，银监会一而再、再而三警告信贷资金流入股市（7月27日一天发两文来遏制信贷资金流入股市），充分显示此问题已经非常严重。（3）最近数月，各地地价和房价连番上涨，“地王”层出不穷，尤其是许多国有大企业下属的地产公司，凭借廉价的信贷资金，不计成本狂热购地，不断推高地价和房价，新一轮房地产泡沫可以说愈演愈烈。

　　其四，国际投机热钱开始大规模流入中国市场，外管局的数据充分说明此一重要事实。尽管热钱究竟有多少，谁也说不清楚。热钱流入的动机就是参与资产市场的投机，加剧虚拟经济膨胀。

　　其五，现在人们开始普遍担心通胀的到来，不仅中国如此，美国和世界许多国家都是如此（有些国家譬如伊朗、印尼已经出现严重通胀）。今年年初，笔者就推测我国通胀预期将很快到来，现在早已经是事实，因为通胀预期已经开始改变人们的投资和消费行为，房地产价格轮番上涨就是最显着证据。最新的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报告，首次明确表示通胀预期有所抬头，官方似乎委婉和淡然的说辞，其实表明问题已经相当严重。实体经济萎靡不振，如何会出现通胀预期之急剧上升？核心就是货币信用的急速扩张和资产价格的暴涨。我们衡量经济体系的通货膨胀，不能仅仅依赖CP和PPI，必须考虑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价格）。世界各国数十年的经验表明：不考虑资产价格的通货膨胀指标，会严重误导货币政策，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

　　二、各国救市措施存在根本缺陷

       正确的救市政策既不是凯恩斯式的“财政赤字开支”，也不是弗里德曼—伯南克式的“货币信用扩张”，而是提升普罗大众之真实收入，包括财政转移支付、税费减免、取消垄断和放松行业管制、改革或削减政府职能、大力扶持消费信用、大量发放消费劵（用一个极端的比喻，甚至应该开动“直升机”将钞票撒到低收入的老百姓手中）。

　　目前经济学者需要解释的最重大问题就是：为何全球经济体系会出现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严重背离的奇特现象？要解释此一重大现象，我们首先需要审视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各国所采取的挽救金融危机和刺激经济复苏的各种政策。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采取的救市措施，大体都是“凯恩斯主义+弗里德曼主义”政策，也就是财政刺激+大规模货币信用扩张。如此挽救金融危机之政策，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是错误的政策。通过财政刺激或财政赤字开支来挽救金融危机，是经典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很多经济学家总结1930年代大萧条之经验，认为西方经济之所以能够从大萧条走出来，是因为罗斯福接受了凯恩斯主义，“罗斯福新政”的本质就是大搞赤字开支。相反，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则认为：之所以会有1930年代大萧条，乃是因为美联储没有及时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没有大幅度扩张货币信用，没有及时挽救濒临破产的金融机构，才使得大萧条如此漫长。因此，挽救金融危机之政策，就是要迅速挽救金融体系，大规模扩张货币和信用。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是研究大萧条之专家，深受弗里德曼的影响。

　　新奇的是，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同时派上用场。各国政府竟然同时吸取了上述两个经验教训。相应采取的两项政策之规模史无前例。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为救市何刺激经济复苏所公布的财政开支数字，已经超过了13万亿美元，其中美国就超过了11.4万亿美元。这是《华尔街日报》报道的数字。它包括刺激经济的直接财政开支、对各种按揭贷款住户的补贴、已经承诺的现在和未来的财政转移支付、政府对金融机构损失所给予的担保等等，这些措施全部加起来，是11.4万亿美元。今年已经花出去一万多亿美元。2009年美国的财政赤字，肯定要超过GDP的12%。也就是说今年美国的财政赤字，会到达1.75万亿——1.85万亿这样一个水平。这是美国以往年均财政赤字的4-5倍。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包括中国，欧洲、英国、俄罗斯、日本等等）同样实施了相当规模的财政刺激。

　　货币扩张同样是天文数字。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全球货币扩张，已经超过5万亿美元。美联储的货币扩张就超过了2.5万亿美元，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急剧膨胀。除了美国以外，英国是最早搞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日本早就是零利率货币政策，欧洲目前也是近乎零利率货币政策和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众所周知，2009年中国的信贷扩张史无前例。上半年，信贷总量净增长达到7.37万亿，同比增长速度高达201%，正常年份（当GDP）增长10%以上时，全年信贷增长很少超过5万亿。6月末M2增长速度是28.5%，M1增长27.89%，M0增长11.46%，所有指标均大幅度超过以往年份之增速。

　　世界性的大规模财政扩张和信用扩张，滔滔不绝的货币信用洪水，不断地注入小小寰球，将要导致怎样的后果，普通老百姓都十分清楚。所以全球通胀预期迅速上升。更危险的是，好些国家的财政赤字都是通过货币创造来融资，譬如美国和英国。美国财政部发债，美联储购买，这是经济学教科书最严厉谴责的极端通货膨胀手段，如此极端手段都毫无顾忌地派上用场。其实完全不需要用什么复杂的经济学分析，老百姓都知道如此泛滥的财政和货币扩张政策之后果，必定是通货膨胀、资产价格暴涨、虚拟经济暴涨。

　　既然连老百姓都知道有严重问题的政策，为什么各国政府偏要这么干？其实决策者不是不知道政策的严重后果，他们至少部分知道。决策者如此蛮干的理由有二：一是政府决策者或政治家多数时候总是追求短期的目标，他们眼光短浅，此乃民主政治或任期政治之必然结果，总统也好、总理也好，任期就是四年或五年，要没有政绩就难以再次当选。那些长远有利于经济增长和普罗大众收入和就业的政策，很难短期见效，政府决策者一般不会采纳或不愿意采纳。

　　第二，政治家们通常都会采取容易实施的政策，不仅决策过程简单、实际操作容易，而且非常容易吸引眼球，显得他们大有作为，显示他们有政绩，至于未来的严重后果，往往可以找到其他各种理由来开拓或解释。世界上难道还有比开动印钞机更容易实施的政策吗？显然没有。中央银行大量扩张货币信用放款，自然是最容易的政策，要求银行体系不计后果无限制放贷，要求国有企业不计后果去拿银行贷款，然后去抢地皮、炒资产，难道还有比这更容易的政策吗？宣布取消信贷规模控制，只需要一句话。

　　而采用其他的经济政策往往是非常困难的，不仅需要经过多方论证，而且牵涉多方利益的调整，譬如税收的改革，对政府行政职能的改革和削减（“去行政化”），取消垄断和行业管制，对民营资本开放所有产业，对民营资本放开金融业，对弱势低收入阶层的实施各种补贴，加快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或完善，大幅度增加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尤其是对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进行继续教育和职业培训），信贷向中小企业倾斜，向大量低收入家庭提供教育贷款和消费信贷，等等，所有这些政策才是挽救金融危机、改善民生、刺激内需之正确政策，然而这些政策制定和实施难度很大，政府一般不愿意采纳。

　　当然对于美国来说，它凭借美元霸权所带来的“特殊优势和特权”，滥发钞票、扩张货币信用，本质上是向全世界征收“铸币税”，让全世界为它的金融危机买单。公正地说，美国要挽救金融危机，需要筹集资金，就应该出售美国的真实资产（譬如资源、土地、高科技、蓝筹公司股权，等等），但从美国最高利益出发，它不可能这么做，也不需要这么做。

　　那么财政赤字和货币信用扩张，真的能够创造奇迹、立刻挽救金融危机、恢复经济增长吗？其实，一个最简单的逻辑是：假若财政赤字和货币信用扩张能够立马见效、妙手回春，假若政府真的如此万能，那么，人类经济就不会出现周期性波动，甚至连金融危机都不会发生。

　　金融危机的反复发生，衰退和萧条频繁出现，证明政府绝对不是万能，财政赤字开支和货币信用扩张绝不是万应灵丹。

　　尽管每个学者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去总结历史经验，然而，如果我们稍微尊重历史事实，就会发现，依赖财政赤字和货币信用扩张来摆脱经济衰退和萧条，从来都不是有效地政策。真正让美国走出30年代大萧条的，不是凯恩斯式的赤字开支和弗里德曼式的货币扩张，而是二战临近和开打之后的扩军备战，拉动了实体经济和真实需求。 1970年代美国和英国着名的滞胀，最后是怎么走出来的？是靠货币扩张和财政赤字吗？不是，财政赤字和货币扩张折腾了差不多十年，越搞越糟，一塌糊涂。摆脱“滞胀”最终依靠的是“供给学派经济学”的各项政策，核心是大幅度减税和放松管制。减税、取消或放松行业管制、结构性的改革、产业结构的调整，给美国创造了超过4000万个就业机会，让更多人有投资实体经济的机会，让更多人参与到真实经济和真实财富的创造。英国撒切尔时代的政策与“供给学派革命”异曲同工。再看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是怎么实现高速增长的（尽管那时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不像后来那样疯涨，但扣除通货膨胀后的真实经济增长速度，却高于2005年之后股市和房市疯狂上涨时期的真实经济增长速度）？主要依靠的是两条。一条是“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和“国退民进”放松行业管制；另一条就是IT行业的快速发展。长江三角洲和上海的迅速崛起，开始超过珠三角地区，主要是1997年之后发生的事，民营企业尤其是高科技领域的民营企业迅速壮大，也是1997年之后创造的奇迹。

　　上述三个经典案例，之前有激烈争论，今后还会不停地争论，但是，假若仔细研究全球金融史，我们就会发现，所有走出金融危机的成功案例，都不是通过财政赤字、货币信用扩张、通过刺激虚拟经济暴涨来实现的。幻想通过拉动股市、房地产市场来拉动实体经济，是完全走错了路。

　　一言以蔽之，挽救金融危机之正确策略既不是“凯恩斯式的财政赤字开支”（除非财政开支通过转移支付成为普罗大众之真实收入），更不是“伯南克—弗里德曼式”的货币和信用扩张，而是大幅度改善普罗大众的就业环境，大幅度提升普罗大众的真实收入，包括财政转移支付、各种税收喝政府收费的减免、大力扶持消费信用（包括教育信贷）、大量发放消费劵、甚至最极端的措施，可以是开动“直升机”将钞票撒到低收入的老百姓手中（借用伯南克的着名比喻。然而，“直升机伯南克”将钞票撒错了地方，他开动“直升机”将大把钞票撒给了富裕阶层、大企业和金融巨头，刺激的是投机性需求，真实需求却持续萎靡）。

　　三、财政赤字扩张和货币信用扩张无法奏效的根源是人类经济制度安排存在根本缺陷。

　　人类经济体系演变到今天，尤其是人类货币信用体系演变到今天，造就了一个异常奇怪的经济金融货币体系，那就是三个“两极分化”相互加强的经济金融体系。“三位一体”的两极分化体系乃是当今整个人类经济金融体系最根本的制度缺陷，是金融危机频繁爆发的根本原因，是财政赤字扩张和货币信用扩张无法启动实体经济复苏的终极原因。

　　为什么财政赤字、货币信用之急剧扩张，无法实现实体经济的复苏？要深刻理解此一重要问题，我们必须抛弃传统的宏观经济思维，彻底转向完全崭新的宏观经济思维。

　　6月10日，当今炙手可热的诺贝尔奖得主克鲁格曼到伦敦经济学院发表有名的“罗宾斯纪念演说”，他公开宣称：“过去三十年的宏观经济学，说得客气一点，是毫无用处，说得不客气一点，是有百害而无一利。”连美国顶级经济学者都如是说，我们为什么不去创造一个崭新的经济思维模式呢？

　　我建议用“货币信用—真实经济—虚拟经济”一般均衡模型来解释人类经济。该模型以严格的理论逻辑证明：以凯恩斯式的财政赤字和弗里德曼—伯南克式的货币信用扩张政策来挽救金融危机，从最根本意义上是错误的政策。

　　依照对人类经济行为本质的深刻分析，我们可以将人类经济分为相互依存、相互协调之三大系统：货币信用体系、真实经济体系和虚拟经济体系。真实经济活动，乃是一切必须经过物质转换过程之经济活动；虚拟经济活动，则是购买资产、单纯等待资产价格变化以获利之经济活动，它无须经过任何物质转换过程；货币则是旨在降低一切交换活动成本（交易费用）之媒介或工具，信用则是现在与未来相互交换之媒介或工具。

　　人类经济体系有两个极端。假若人类经济体系没有货币和信用，则人类经济活动将蜕变为最原始、最简单的自给自足经济，辅之以极其少量的以物易物活动。此一极端情形下，人类经济活动规模和财富创造能力将退缩至最小规模。假若人类全部经济活动皆致力于虚拟经济，没有人从事任何物质转换和真实财富创造，所有人皆致力于虚拟经济活动，单纯依赖资产价格之变化以牟利。此一极端情形下，人类真实财富之创造亦将完全限于停顿。易言之，人类经济体系必定处于两个极端之间。然而，人类经济体系永远处于动态演变之中，恰如一个永不休止的钟摆，始终徘徊于上述两个极端之间。

　　“货币信用—真实经济—虚拟经济”一般均衡模型之最基本假设是：真实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需求和供给行为有本质区别。真实经济之需求和供给是生产性需求和供给（或称之为“真实需求和供给”）；虚拟经济之需求和供给则是投机性需求和供给（或称之为“虚拟需求和供给”）。真实需求主要来自占人口大多数之普通百姓（亦即很难获得信用之普罗大众）；投机性需求则主要来自占人口极少数之富裕阶层和各种类型的金融机构或投资机构（亦即最容易获得信用之个人和机构）。

　　受金融危机打击最剧烈之人群，恰好就是收入相对微薄之普罗大众，他们之真实需求急剧下降（譬如失业和减薪导致收入急剧下降），导致真实经济或实体经济急剧衰退和萧条。伯南克式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所释放的货币和刺激的信用，极少可以到达低收入的普罗大众手中，却可以轻而易举地流入富裕阶层和大金融机构、投机机构或投资机构手中。易言之，“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所释放的货币和信用，可以非常方便地刺激投机性需求，刺激虚拟经济（各种金融资产之价格）快速上涨，与此同时，真实经济却持续萎缩。“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所释放的货币和信用，首先刺激虚拟经济扩张，然而，假若真实经济持续衰退和萧条，虚拟经济亦将崩溃（资产价格泡沫必将破灭）。

　　人类经济体系演变到今天，尤其是人类货币信用体系演变到今天，成就了一个异常奇怪的经济金融货币体系，那就是三个“两极分化”相互加强的货币、金融和经济体系。第一是“货币信用分配的两极分化”。从全球看，货币信用主要集中于少数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可以无限度创造货币信用来分配（或掠夺）全球资源和财富；从各国看，货币信用主要集中于少数大企业和富裕阶层，中小企业和普罗大众极难获得信用。第二是“真实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第三是“真实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两极分化”。“货币信用分配的两极分化”制造和加剧“真实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制造和加剧“真实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严重背离和两极分化”。易言之，少数富裕阶层人士、大金融机构、大企业获得信贷资源的绝大部分，他们决定了投机性需求和虚拟经济；占人口95%的低收入阶层或普罗大众极难获得信用，但实体经济之需求却主要由他们决定。货币信用扩张和财政赤字扩张启动的不是真实需求，而是投机性需求，全球如是，各国大体亦如是。

　　“三位一体”的两极分化体系乃是当今整个人类货币、金融和经济体系最根本的制度缺陷，是金融危机频繁爆发的根本原因，是财政赤字扩张和货币信用扩张无法启动实体经济复苏的终极原因。

　　最近国际金融界有两件大事似乎毫无关联，实质上却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其一是国务院决定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其二是美国财政部公布了银行体系“压力测试”之结果。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是中国金融总体发展战略最重要的环节，亦是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真正经济强国之必要途径，牵一发而动全身，自然引起全球广泛关注。

　　美国财政部主导的“压力测试”，起自今年2月，旨在摸清银行资本金之底细，看看美国主要银行能否承受经济继续下滑之压力，希望重整市场对美国银行体系之信心。测试结果之乐观似乎超乎人们预料，参与测试的19家银行，只有10家银行需要注入新的资本金，且规模远远小于之前估计的1500亿美元。结果公布之日，银行股应声上涨带动美国股市飙升，显示投资者对测试结果投了信任票。远为有趣和重要的，是美国银行巨头急急忙忙宣布要尽快归还政府“挽救贷款”或“救火投资”，以便摆脱政府对银行经营指手画脚，甚至对高官工资也要设置上限。

　　众所周知，华尔街金融体系是人类“自由竞争模式”之典型代表。19世纪华尔街的名言是：“华盛顿不要管华尔街的事，他们也没有能力管得了。”20世纪初期，老摩根的金融帝国让华尔街势力腾飞到巅峰状态，当老罗斯福总统扬言要调查华尔街是否操控金融谋取私利之时，老摩根毫不客气地说：“请他的人来和我的人谈吧！”，俨然没把一国总统放在眼里。威尔逊当选总统的第一天晚上，就打电话询问摩根帝国的主事人：谁适合做下一任财政部长？然而，历经1930年大萧条和罗斯福“新政”之洗刷，华尔街终于要与华盛顿采取合作的态度，不得不接受华盛顿的监管。时至今日，华盛顿的权力似乎要高于华尔街。然而，仔细观之，我们就会发现：华尔街始终希望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和对华盛顿的“制约”。前不久摩根大通的老板德隆公开宣布：我根本不关心盖特勒（美国财长）的“公私合营”购买有毒资产计划，那是他的事，我不会听命于他。可以肯定的是：尽管奥巴马和众多美国高官发誓要重建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给华尔街“套上枷锁”，然而，华尔街终究有办法“摆平”华盛顿，继续风光无限地去从事他们日进斗金的金融“游戏”。易言之，华尔街不会就此倒下，更不会象某些人预言地那样“崩溃”，他们很快就会卷土重来。

　　上海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首先要面对的就是象华尔街、伦敦这样强劲的竞争对手。未来能否与纽约、伦敦一争高下，是上海金融中心能否傲立世界之关键。想当年（1970年代开始），日本东京雄心万丈，誓要建立与日本经济地位（世界老二）相媲美的金融中心，三十多年弹指挥间，东京金融中心地位还远远不能和纽约、伦敦相比。再说纽约、伦敦之间的竞争比拼也是刀光剑影、十面埋伏。今日位居英国首相宝座之布朗，其多年财长任期内的头号任务和主要贡献就是全力提升伦敦金融中心地位，因此才得以位极人臣。英国经济规模早已跌落世界5强之后，伦敦金融中心地位与纽约竟然不相伯仲，实在令人称奇。深刻全面总结全球金融中心竞争之经验和教训，乃是构建上海金融中心之必修课。

　　最核心问题是中国金融自身的对内放开。对内放开优先对外开放，应该成为中国金融总体战略的基本指导思想。试想一下，假若中国上海未来数十年不能涌现类似摩根、巴菲特、索罗斯、罗杰斯那样的金融怪杰和奇才，假若未来中国不能涌现类似高盛、摩根那样足以称霸世界的进入企业，很难想象上海可以成为全球举足轻重之金融中心。然而，摩根似的人物和金融企业绝非政府行为或国有企业可以造就，他们成长之土壤和环境必定是纵横驰骋的市场竞争。假若说“华尔街模式”不是我们应该借鉴的模式，那么我们必须探索出中国自己独特的金融发展模式，假若我们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宣告了“华尔街模式”的破产，那么我们必须立足中国自身的特殊国情，走出独特的金融发展道路。

    在二十国集团升级为最炙手可热的国际多边论坛后，七国集团似乎在尴尬地被边缘化。然而，由于七国集团毕竟是发达国家群体内部的交流平台，七国集团会议的结论可能成为下阶段发达国家宏观政策与对外政策的风向标。 10月3日召开的七国集团财政部长与央行行长会议，重新将汇率问题作为讨论重点。会议指出，人民币升值将有助于促进中国与全球经济实现更加平衡的增长。再考虑到美国总统奥巴马在9月底的二十国集团匹兹堡峰会上把全球经济失衡与再平衡列为重点议题，言外之意无非是低估的人民币汇率是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我们不难发现，在经历了次贷危机这一间歇期后，发达国家已经重新把注意力投向人民币汇率水平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正在卷土重来，并可能愈演愈烈。

    发达国家在当前重提人民币汇率问题并非偶然，这与当前的世界经济形势密切相关。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在2008年相继陷入衰退后，在史无前例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刺激下，各国经济从2009年第二季度起显著反弹。然而，目前的经济反弹主要是政府刺激政策以及企业的重新库存化导致的。在主要经济体失业率显著下降、消费明显改善之前，这一波经济反弹缺乏可持续性。在政府扩张性政策难以为继的前提下，各国政府不得不千方百计寻找新的增长动力来弥补扩张性政策效力消逝后的空白。通过本币贬值或者逼迫竞争对手货币升值，来提高本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通过扩大贸易顺差或者缩小贸易赤字来带动经济增长，就成为顺理成章的选择。

    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总是和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如影随形。近期中国出口商品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外部环境。奥巴马政府的轮胎特保案余音未歇，欧盟针对中国无缝钢管的制裁硝烟再起。这些案例还可能仅仅是未来全球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勃兴的冰山一角。除了发达国家外，未来来自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针对中国出口的潜在贸易争端也不容小觑。当然，与其在特定商品上打压中国出口，自然不如要求人民币升值这种“一刀切”的方式一劳永逸。因此，近期内针对中国出口的种种反倾销、反补贴浪潮，其实是与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相互配合的。正所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自中国政府在2005年7月启动人民币汇改以来，截止2008年第二季度，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升值超过20％。然而，从2008年第三季度起，人民币汇率事实上重新回归到盯住美元的刚性水平。在2008年下半年，人民币有效汇率随着美元的逆市反弹而继续升值。而从2009年第二季度起，人民币有效汇率随着美元的下挫而有所贬值。从中国的出口表现来看，尽管出口额连续多个月出现同比负增长，但中国出口在海外市场上的份额却持续上升。这无疑提供了外国政府重新对人民币汇率施压的理由。

    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卷土重来，极有可能带来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反弹。而一旦国内外企业、居民和投资者再度形成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则中国国际收支可能再度重演2007年与2008年上半年的狂飙突进：不但贸易顺差和FDI流入放大到显著偏离历史趋势，不能被贸易、合规投资与信贷所解释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入也汹涌而入。国际收支双顺差的放大导致外汇储备激增，以及通过外汇占款形式发放的基础货币增加。尽管央行可以通过发行央票以及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方式来冲销基础货币的增加，但冲销或者会加大央行的成本、或者会推高市场利率，从而吸引更多资金流入，因此冲销是难以持续的。如果冲销不可持续或者不完全，那么外汇储备激增必然会加剧国内流动性过剩。过剩的流动性或者流入资产市场，推高资产价格；或者流入商品市场，加剧通胀压力。简言之，一旦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形成并得到强化，中国可能重新面临流动性过剩、资产价格上升、通胀压力抬头的不利局面。

    那么，应如何应对新一轮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呢？中国政府固然可以在短期内抗住各种压力，维持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的基本稳定。但如前所述，在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下维持汇率稳定的代价是很大的。从根本上而言，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要求中国政府加快结构性调整的步伐，通过提高居民相对收入、增加社会性公共产品（教育、医疗、社保）供应、开放服务业等措施来刺激居民消费，以缓解产能过剩引致的出口压力。中国政府应加快国内要素市场价格改革，取消扭曲性的外资外贸激励政策，鼓励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以缓解双顺差规模甚至改变双顺差格局。最后，如果我们承认人民币汇率的确存在明显低估，那么人民币升值就始终是绕不过去的一道槛。在选择未来的人民币升值策略时，应努力避免再度形成持续的单边升值预期。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消极回避或者王顾左右而言他，倒不如坦然面对，有礼有节地选择最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汇率政策。 

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幷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72-177页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

­关于人口素质不够的问题,共产党说过,不应因人民素质不高而拒绝民主,应用民主政治教育人民. 解放区的直选,是用各种豆子代表候选人,在候选人背后的碗里面投豆子的,所有一切都公开在露天举行.现在的素质,比那时候好很多吧.他们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                                　  ---《新华日报》1939年2月25日

要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实行普选制，使人民能在实际上，享有"普通"、"平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则必须如中山先生所说，在选举以前，"保障各地方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 "也就是"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权。"否则，所谓选举权，仍不过是纸上的权利罢了。                                          ---《新华日报》1944年2月2日

愚民政策虽然造成了沙漠，却绝难征服民心。            ---《解放日报》1942年4月23日

可见民主和言论自由，实在是分不开的。我们应当把民主国先进的好例，作为我们实现民主的榜样。
                                                    ---《新华日报》1944年4月19日

像林肯总统和罗斯福总统那样的民主的政治生活中产生的领袖，是虽在战时也一点不害怕民主制度的巡行的。他们害怕民主的批评和指责，他们不害怕人民公意的渲泄，他们也不害怕足以影响他们的地位的全民的选举。他们不仅不害怕这些民.主制度，而且他们坚决地维护支持这些民主制度。因此他们才被人民选中了是大家所需要的人。                               ---《新华日报》1944年11月15日

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                                            ---《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

由于各个国家的历史发展、社会状况等具体条件的不同，他们各自所实行的民主政治，可能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存在着多少差异。但无论如何，它们之间有一个基本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政权为人民所握有，为人民所运用，而且为着人民的幸福和利益而服务。这样的政权必然尊重和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使失掉自由权利的人民重新获得自由权利；没有失掉自.由权利的充分享有自.由权利；特别是言论、出版、机会、结社，这些作为实行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的人民的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是必须切实而充分地加以保障的。

                                                    ---《新华日报》1943年9月15日社论

二十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我们天天见的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其是否为人民着想，姑置不论。最使人愤慨的是连这样的法，政府幷未遵守。政府天天要人民守法，而政府自己却天天违法。这样的作风，和民主二字相距十万八千里!所以民主云云者是真是假，我们卑之无甚高论，第一步先看政府所发的那些空头民主支票究竟兑现了百分之几?如果已经写在白纸上的黑字尚不能兑现，还有什么话可说?所以在政治协商会议开会以前，我们先要请把那些诺言来兑现，从这一点起码应做的小事上，望政府示人民以大信.                                 ---《新华日报》1946年2月1日

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货，不是代用品。把一党专政化一下妆，当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国的人民都在睁着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来欺骗我们啊!                                          ---《新华日报》1945年1月28日

他们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
                                                 ---《新华日报》1939年2月25日

限制自由、镇压人民，完全是日德意法西斯的一脉真传，无论如何贴金绘彩，也没法让吃过自由果实的人士，尝出一点民主的甜味的。                       ---《新华日报》1944年3月5日

他们说这一套都是外国人的东西，决不适用于中国...原来，科学为求真理，而真理是不分国界的...现在固然再也没有顽固派用国情特殊，来反对科学--自然科学的真理了。只有在社会现象上，顽固派还在用八十年前顽固派用过的方法来反对真理...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民主，却没有只适用于某国的民主。有人说：中国虽然要民主，但中国的民主有点特别，是不给人民以自由的。这种说法的荒谬，也和说太阳历只适用外国、中国人只能用阴历一样。                     ---《新华日报》1944年5月17日

中国要实行民主政治，必须"取资欧美"，但又要避免欧美民主政治的一些流弊，更驾而上之，这正是中山先生的伟大识见。                                   ----《新华日报》1942年11月12日

这些一切，只有证明全国人民及各民主党派对实施纲领的意见，首先是对人民自由的主张，是切实的，迫切需要实现的，万万"撤销"不得的。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8日

­这说明英美在战时也还是尊重人民的言论出版等民主自由的。英美两大民主国家采取这些重大措置，正说明英美两国是尊重和重视共产党及其它党派，和他们所代表的意见和力量的...同时，（他们）也有一些批评。他的批评对不对，是另外一回事。这种民主团结的精神，是值得赞扬和提倡效法的...全国各党派能够融洽的为共同目标奋斗到底，这是英美的民主精神，也是我国亟应提倡和效法的。
　　　                                           　---《新华日报》1942年8月29日

这正如前天座谈会主席左舜生先生说的："我们不去敦促，自由这一客人是永远不会进我们的门的"!
                                                   ---《新华日报》1944年5月16日

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很多，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现在是非变不可了!""但如何变呢?""我们只要看看人家。换句话说我们一切要民主。我们一切制度、政策以及其它种种，都要向着能配合世界转变上去改造。     ---《新华日报》1945年4月8日

曾经有一种看法，以为民主可以等人家给与。以为天下有好心人把民主给人民，于是就有了等待这种"民主"，正如等待二百万元的头奖一样。但是中外古今的历史都证明了，民主是从人民的争取和斗争中得到的成果，决不是一种可以幸得的礼物。                    ---《新华日报》1945年7月3日

必须真正做到民主动员，必须有民主政府持行幷保障一切民主的措施，这真理还不简单明了吗?
                                                   ----《新华日报》1945年1月18日

英国人民把言论、集会、身体等自由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而加以无比重视，从美国方面也同样表现出来。上引赫尔国务卿自称一生为这目标奋斗力争的正是这个东西。"平等"与"自由"为什么被民主国家这样重视，重视到认为没有这就无从谈民主政治呢?这是很简单的。国父孙中山先生曾经说："提倡人民权利，便是公天下的道理。公天下和家天下的道理是相反的；天下为公，人人的权利都是很平的；到了家天下，人人的权利便有不平，......所以对外族打不平，便要提倡民族主义。对于国内打不平，便要提倡民权主义"。英美民主政治所重视的平等，正是这一含义...假如至今英美仍不准人民有平等的权利，那末怎样能够谈得到民主、怎样能够实现民治呢?说到"自由"也是一样，如果连人民言论、集会、身体的自由都不允许，则民治从何谈起?... 英国没有成文宪法，但是英国人民有平等有自由，所以虽没有宪法也是民主国家。由此看来，民主政治的主要标志是人民有自由平等的权利...民主的潮流正在汹涌，现在是民权的时代，人民应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身体的自由是真理，实现民主政治是真理，真理是要胜利的，所以高举民主的大旗奋斗着的世界和中国?                               ---《新华日报》1944年3月30日

年青的民主的美国，曾经产生过华盛顿、杰弗逊、林肯、威尔逊，也产生过在这一次世界大战中领导反法西斯战争的民主领袖罗斯福。这些伟大的公民们有一个传统的特点，就是民主，就是为多数的人民争取自由和民主。美国现在是反法西斯战争中联合国四大主要国之一，担负了彻底消灭法西斯、消灭侵略、建立世界永久和平安全的重大责任，从美国的革命历史，从美国人民爱好民主自由的传统精神，从美国人民的真正利益，我们深信美国将继续罗斯福的民主政策，不会忽视世界各处，尤其是中国人民的声音，人民的要求。                                                       ---《新华日报》1945年7月4日

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但是，在这一切之前，之上，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做了一个示范的先驱，教育了中国人学习华盛顿、学习林肯，学习杰弗逊，使我们懂得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需要大胆、公正、诚实。
                                                       ---《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

杰斐逊的民主精神孕育了两个世纪以来的美国民主政治，杰斐逊的民主精神也推进和教育了整个人类的历史行进。                                              ---《新华日报》1945年4月13日

一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新闻：据说美国在马绍尔战场协助土人实行民主，让他们自己选举行政官。这是很平凡的事：从民主的美国来说，正应当如此。这也是不平凡的事：从不民主或尚未民主的国家来看，觉得新奇、觉得刺耳、觉得不平凡。                            ---《新华日报》1944年10月3日

我们尊重幷且愿意接受美国朋友善意的批评和建议，正如我们对孤立主义提出批评，应受到尊重一样，这也是从彼此激励互求进步以加强两国人民的合作出发的。我们丝毫也不心存疑惧，认为美国朋友的批评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                                      ---《新华日报》1944年3月15日

如何使青年的思想和行动能有正当的发展...可分两种，一种是主张思想统制。这就是说，把一定范围以内的思想，灌输给青年，对于这种思想是没有怀疑和选择的余地的。...另一种主张是思想自由。... 只有自觉和自愿，才能产生心悦诚服的信仰，和惊天动地的创造活动。一般民众都是如此，青年尤其是这样。如果走相反的道路，则结果都是十分可悲的。有许多事实说明在强迫注入的训练之下，青年感到很大的痛苦...这种办法是必须改正的。我们主张思想应当是自由的。
                                                      　---《新华日报》1941年6月2日

统制思想，以求安于一尊；箝制言论，以使莫敢予毒，这是中国过去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这是欧洲中古黑暗时代的现象，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办法，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决不适于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适于必须力求进步的中国...言论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团结统一，不能争取胜利，不能建国，也不能在战后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闻自由的基础，没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闻自由，决不可能。          　---《新华日报》1945年3月31日

作统治者的喉舌，看起来象自由了，但那自由也只限于豪奴、恶仆应得的"自由"，超出范 围就是不行的。也就是说你尽可以有吆喝奴隶--人民大众的自由，但对主子则必需奉命唯谨的，毕恭毕敬，半点也不敢自由。                                                    ---《新华日报》1946年9月1日

要真正做到出版自由，必须彻底废除现行检查办法.           ---《新华日报》1945年6月26日

为了国家利益和革命事业，我们应该贡献出自己的一切。但这必须事先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我们那样牺牲自己是真正为了国家和革命么?第二，我们所有的一切是些什么?...一面说青年"根本不能谈民主 "，一面是叫青年 "必须牺牲个人的自由"，这就是在我们这个国度里对青年所施行的"标准"的"民主自由"的教育...那不过是为着要装装门面而 已。                          ---《新华日报》1945年4月15日

"五四"运动以来三十年的中国史，就是学生爱国运动与人民自主运动密切结合的历史，就是学生运动充作人民运动的先锋和辅助军的历史。在一代的时间内，中国学生用自己的血、泪和汗写下了中国民族民主运动史上光辉的史页，也是世界革命史上特出的史页。事实证明：中国学生将一本过去传统的爱国精神，继续为自己祖国的独立自主和民主自由而努力，也就是为世界和平而努力。
                                                      ---《新华日报》1946年11月17日

反动者企图以"共党煽动"，轻轻把"一二?一"惨案的责任推得一乾二净，但是七日的新民报说："学生罢课反对内战，当地军警出动镇压......，在这情形中谁是谁非，几乎不待判断"，"看昆明学潮惨案，受害的却是赤手空拳的学生，他们既无武器，更非军队，而竟受到武力的攻击"；" 这次惨案却 证明基本人权无保障......政府当局亟须反省"。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11日

这件惨案的事理至为清楚，责任也很分明：一般青年学生只不过激于爱国热忱，凭了赤手空拳，起来要求民主反对内战，究有何罪?而国民党反动派竟采取残暴手段，惨加屠戮，幷在屠戮之后，为了"嫁祸 "起见，还不惜含血喷人，肆意诬蔑，居心恶毒以至于此，真是史无前例。但是人民是不会受欺骗的，人民是最公正的裁判者，国民党反动派要想一手掩尽天下耳目，徒见其日益心劳力拙而已。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7日

中国青年在现阶段中所从事的运动，应该是争取民族独立，经济平等，和政治民主。为这 三大目标而奋斗的人，在历史中就有他的地位。                       ---《新华日报》1946年11月17日

而民主与不民主的尺度，主要地要看人民的人权、政权、财权及其它自由权利是不是得到切实的保障，不做到这点，根本就谈不到民主...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移之自由权...中国共产党一向是忠实于它对人民的诺言的，一向是言行一致的，因此它的纲领中的每一条文与每一句语，都是兑现的。我们决不空谈保障人权，而是要尊重人类崇高的感情与向上发展的愿望.                   ---《解放日报》1941年5月26日

单说英美吧。英美是民主国家。这是人人公认的。英美人民有各种民主权利...为了国际的地位，必须从保障基本的民主权利开步走。恐惧是懦夫，疑虑是自私，反对便是倒行。我们再度呼吁：保障人民的基本民主权利。                                           ---《新华日报》社论1944年2月1日

本市消息内政部公开颁行一种限制人民游行自由的法令，借口是"恐稍有不慎，足以影响社会秩序与公共安宁"。据中央社讯，其要点如下：负责筹备游行的人员，需于事前将姓名、年龄、职业、住址、游行宗旨、集会地点、进行日期及时间经过路线等呈报当地"治安主管机关"。散发的印刷品和张贴的标语须事先送当地"治安主管机关"审查。上项法令，已由内政部发致全国各省市地方机关，本市市政府业已接到，且已分令警察局及各区公所"遵照办理"。有了这个"法"的根据，今后各地当局更可以随意于事先防止临时禁止一切人民团体之游行。人民游行已无自由可言了.           ----《新华日报》1946年5月13日

中国股市为什么歇了火？

很多人把矛头指向扩容而导致缺钱。这是炒手的思维。看看那么多资金宁愿去参与一级市场那个高得离谱的彩票游戏，就是不愿意购买场内便宜得多的股票。潜在进入国内股市的钱：游资、信贷、储蓄、闲置产业资本、境外的资本。只要预期形成共识，从来就是相互牵引，自我加强和自我实现，中国股市从来就不差钱。

现在的经济指标，前所未有的明确，漂亮的宏观表至少能支持到明年中期，几乎无虞。海外市场整个8月、9月异常的强，即便是美金大贬，A股也失去了想象力，萎靡不振，回顾涨幅，复苏最强的经济体的股市且被大多数境外市场甩在了后面。背离使得很多海外大行的分析师大跌眼镜。

为什么股市涨不上去，现在大家逐渐看明白了，中国股市（甚至中国经济）的主心骨，原来确是房地产。围绕房地产强劲，才有所谓周期性行业的复苏。从2500拉升至3500的股市，明显是跟随这一主线逻辑在走。中国股市的蓝筹实质上就是周期性行业的代名词。房地产泡沫会刺激需求，还会提升公司业绩。金融、零售、建筑、材料等领域的公司都会受益。房地产泡沫乘数效应巨大，却持续的时间更长。

现在这个故事遇到了点问题。“金九银十”房地产行内最看重的季节规律，似乎有点成色不足。最近的价量齐跌，使得股市六神无主，于是无序代替了有序。

我看，中国股市敢不敢再强劲地拉一波，很大程度取决于房地产能否再上一个台阶，漂亮的宏观表只是托词，并不是形成市场预期的关键。

学者用房价收入比和租金回报率衡量远不合理的中国房价，在体制下却可能是合理的。

从供给面看，地方政府垄断土地供给为房价提供助涨的引擎。于是体制下，中国地产商就不再是简单生产企业，而是土地银行，其获利模式是靠经营大量土地储备并从土地未来升值中获利，只要银根不紧，地产商几乎没有任何压力，拿地和开发的钱几乎来自信贷，地方政府会自觉地控制供给为你保值，出了那么多“地王”，地产商却不用担心有一天“面粉比面包贵”而最后砸在手里，政府会主动和你协商，以保持最大的共同利益，比如容积率给你提升一倍等等，办法很多。所以“痛痛快快地拿地，有节制地开发”是中国房地产业稳赚不赔的金科玉律。

从需求面看，城市化和工业化加速阶段所蕴含的刚性需求，货币超发所导致的通胀恐慌逼着房屋完全脱离消费属性，而沦为跟黄金一样的天然保值品，所以中国房价可以不必看租金回报率。

其实更关键是信贷条件的放松，如果银行系统愿意为未来负债和资产质量恶化而承受更多的责任，中国超级大的人口基数足可以将没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变成现实需求，释放很多年。当然中国金融部门技术低下会制约了其杠杆放大能力，但人口基数的确巨大。中国银行房贷几乎很少顾及借贷人的第一还款来源和能力。而你在德国想获得一笔房贷，如果没有10年以上的恒常收入的证明，几乎不可能。

展望中短期，中国房价是否能进入一个再次飙涨阶段，取决于银行是否再一次放松信贷条件。下跌趋势形成中短期内可能是难以实现的，只要银根不紧，而供给又是可以控制的，面对不确定的未来，开发商尽可能控制新开工量和延长建设期，以避免高负债的压力。

而未来两三年中，银根又难以实质性紧起来，这一轮政府投资主导的经济刺激，注定明后年内货币供给和信贷都会维持一个高水平。

尽管很多理由支持中国的房价跌不下来，但从长期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抗拒未来人口和社会结构变化的客观规律――老龄化，当一个国家家庭的财富主要由房产构成的时候，当90后的中国富裕家庭都拥有（或继承）三套以上的房产的时候，谁又来维持这个国家的家庭财富不贬值呢，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在美国人的主导下，全球经济再平衡被列为此次G20峰会的主题。

尽管中国对此存有很大的戒心，但显然这个不能以中国的意志为转移，反映了危机后全球经济调整的一种潮流。

中国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轮胎特保案后，针对中国钢铁案、纺织案等等都可能接踵而至，作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出口国，中国感到越来越感到保护主义的巨大压力，贸易条件的恶化显然已经超出中国政府推进国内经济转型的速度。

中国对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提法比较忌讳，甚至有些官方智囊否认全球经济失衡是导致危机的根源，其实大可不必。

美国人的确在拿此作为敲打中国的大棒，但只要你仔细看看美国人整个经济调整的过程，美国经济却是明确朝着需求收缩方向在进行，信贷规模是萎缩的，M3是萎缩的，进口和经常项目赤字大幅下降了近一半（比之2008年），美国家庭的储蓄率持续上升至接近两位数的水平。尽管联储量化宽松，但量化宽松并不意味着信用扩张，伯南克所起的作用只不过是使得这一经济调整的过程更加平缓，而绝不是要改变经济调整的方向。

奥巴马说得很清楚，“我们不能再回到之前那个时代：中国、德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只是卖东西给我们，致使我们在产生大量信用卡债务或房屋权益贷款的同时，却没有出口任何东西给他们。”结合奥巴马年初提出的要给跨国公司在海外业务的盈利加税，美国的确在明确向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方向前进。

中国最好不要为最近欧美经济指标好转的迹象所迷惑，而放缓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美欧最近“补库存”所引发增长效应注定是短暂的，周期完结后，要看私人需求能否迅速的跟上。我想，基本面的长期不利因素（破碎的资产负债表的修补和人口结构的老龄化的加剧）会逐步显现而抵消掉刺激政策的短期效果。

意味着中国必须从过去全球贸易壮观增长的好梦中惊醒，而面对现实。2001年～2007年内，中国GDP中出口份额从20%跃至36%，几乎涨了一倍，同期全球GDP中出口份额也从24%升至31%。换句话说，中国对时机的把握近乎完美。它将赌注加码到出口依赖型经济上，在经济繁荣期内，中国从贸易失衡中获益良多。但那样的日子将一去不复返了。

面对生产过剩的危机，中国的选择恰恰与美国相反，通过政府从公共部门注入强大的流动性，加杠杆使得短期需求急升而平衡掉突然出现的巨大的产出缺口。经济虽率先出现了一个危机后的繁荣，却把一个更加失衡的结构留给了未来，投资率上升至50％以上之后，意味着中国更大的外部需求才能平衡，而世界的消费国却义无反顾地向着产能回归和去全球化的方向在前行。

谁越是拒绝调整，谁将承接未来更大的风险。

我相信中国政府的睿智，中国应该直面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过程，而不是回避。温总理说下一阶段中国将把调整经济结构作为主攻方向，更加注重以内需、特别是最终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最近的三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发出的最强烈的调整经济结构政策信号，包括抑制过剩产能、推进低炭经济模式和中小企业发展。

环顾全球，除了美国以外，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大国的经济像中国一样具有纵深，地区差异使得中国存在着广阔的产业梯次转移和升级的空间；中国的政府、企业、居民以及金融部门的资产负债表都是相对健康的（只要我们不瞎折腾）；中国的城市化率仅有43%，中国的人口集聚还远远没有完成 （未来15年约3～5亿人要进城）；中国的家庭财富还不到GDP的两倍（美国是五倍），中国的资本集聚还有一个很长过程。

只要我们适时地抓住全球经济格局变化的机遇，加快对国内政治经济体系进行锐意改革：加快居民、政府、企业以及居民与居民之间的财富分配上的调整，挖掘国内需求；减少垄断、放松行政管制，释放经济活力，推动经济结构转型，我们就一定能最大限度地释放改革的制度红利，最大限度减轻全球经济再平衡的痛苦。

一句话，危机给中美两国的机会或许是均等的，谁调整得越快，越主动，谁就能够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未来的发动机，成为世界财富的吸金石。

　　陈志武 /文
　　2008年2月23日《经济观察报》

　　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增加了31%，达到5.1万亿元，占GDP的21%，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的纯收入。也就是说，政府一年花的钱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政府要这么多的老百姓才能供养，当然很庞大。这里，我们不妨从几个不同角度来把握其“大小”。

　　跟历史比、跟美国比

　　相对朝廷时期的政府规模如何？既然今天又是盛世中国，我们不妨先以康乾盛世时期作为一个参照。乾隆中期的1766年，朝廷财政税收为4937万两银子。在1760年前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当时的北京、广州老百姓的收入和消费做过细致调查，据其历史档案，那时一个普通北京工人的年收入大约为24两银子（每月2两左右）。这样，4937万两银相当于205万普通北京人的收入。只要205万个北京人的收入就够供养盛世时期的乾隆政府，那当然是小政府！或许，我们或说当时中国其他地方的收入比北京低，所以，以北京工人收入作为标准，降低了为供养乾隆政府所需要的人数。但，那时的全国人均收入不一定比北京低多少，比如，在1950年时，北京的人均收入属全国平均水平，最多是中等偏上，只有到1950年代实行国有制计划经济之后，北京的相对人均收入才开始飙升，把全国其他地方甩在身后。退一步讲，即使乾隆时期全国城镇平均收入只有北京人的一半，那么，朝廷岁入也只是410万人的年收入，跟今天需要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开支，无法相提并论。历史上的中国政府没有像今天这么大过。

　　也许我们会说，今天任何国家的政府规模不能跟过去的做直接比较，因为传统农业经济对政府的依赖度低，而现代经济的交易复杂性特别高，所以，离不开政府在安全和产权与契约保障方面的支持。没有政府保护产权、维护契约权益，就难以有现代经济。这当然有道理。按照这个思路推下去，美国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系，因为美国的金融证券市场、知识产权市场以及其它现代产业全球最发达，它也是世界警察，所以，它的政府职责应该不低于任何其他国家的。在社会福利支持上，美国也不亚于西欧。因此，美国政府的规模应该可以作为判断中国政府规模太大还是太小的参照系。

　　2007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税收为2.4万亿美元，占GDP的18%，相当于8500万普通美国人一年的可支配收入。也就是，为了支持美国政府的开支，需要8500万美国人的可支配收入，当然远比中国政府的开支需要3.7亿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低！

　　 中国5.4亿城镇居民、8亿农民，加在一起，去年民间的可支配收入和农民纯收入总共为10.7万亿元。也就是说，5.1万亿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约等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额的一半。相比之下，美国民间的可支配收入总量为8.4万亿美元，2.4万亿美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相当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量的四分之一。

　　由此可见，我们的政府相对远大于美国政府。

　　政府规模是如何变迁的

　　过去30年里，中国的政府规模并非历来就这么大。如果说“小政府、大社会”一直是改革的理想，那么，1978至1995年间的确是照此方向走。改革之初的1978年，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3.3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8.5亿农民的纯收入。那时的政府也不小，这就是为什么要改革政府的原因之一，但，那时的政府毕竟要负责城市人从摇篮到坟墓的方方面面生活开支，所以，政府当然大。

　　随着改革的进行，到198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2.7亿城镇居民、5亿农民的纯收入（见图一和图二）。到199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1.46亿城镇居民、3.9亿农民的纯收入。1.46亿城镇人口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开支，政府还是很大，可那是近30年“最小”的政府了。

　　1993-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从根本上逆转头17年的方向。那次改革把税权下放，从中央到省、到地方、到县和乡，每级只要求下一级在每项税种中往上交多少比例的税收，剩下的权限就留给下级政府。从表面看，税权下放而不是由中央统一掌权，是件好事，给地方更多发展经济的激励。只不过，当时好心的改革设计者没想到或不愿意想到，在没有实质性权力制约的体系下，特别是在新加税种的权力不在立法机构而是在行政部门的国情下，把税权下放等于是为各级政府随意加税大开绿灯，国民没有正式途径对随意增加的税负表达意见。

　　经常有人说，在别国行得通的制度安排，一到中国就水土不服。之所以如此，不是中国人与别国不一样，而是人家在权力受民主制约下的分税制体系，搬到中国后，当然会走样，因为在中国的各级都没有对征税权的根本性约束。所以，水土不服的根源在于有没有对权力的民主制约上。

　　1995年后财政税收逐年回升。到2004年，财政税收相当于2.8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9亿农民的纯收入。随后的三年更是加速征税，到2007年，政府的财政税收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远超改革开放初1978年时的政府规模，我们的政府达到历史“最大”规模。

　　我们也可以把政府、城镇居民、农民看成中国的三大群体。那么，从改革开放的成果中，哪个群体受益最多呢？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里，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去掉通货膨胀率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的纯收入年均增长6.2%。这期间，GDP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0.2%。图三给出三群体的累计收入增长情况。

　　因此，只有政府的收入以远高于GDP的速度在增长，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次之，农民的收入增长最慢，速度远低于GDP的增速。从1995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1.6倍，农民人均纯收入才增1.2倍！ 改革开放的成果由政府享受的最多，城市居民次之，农民分享的最少。

　　政府作为最大的资产和土地所有者

　　不过，上面的计算只是反映了政府总收入的一部分，另外，还有预算外的政府收入、资产增值和资产性收入不在其内。也就是说，财政税收只是政府“最看得见”的收入部分。实际上，随着中国经济这些年的高速发展，政府作为中国最大的资产所有者，其拥有的国有企业资产、公有土地以及矿产资源的增值比财政税收更大、增长速度更快。

　　到2006年，国有土地的总价值大约为50万亿元。据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2007年8月《求是》杂志上谈到，到2006年底，全国有11.9万家国有企业，平均每家资产为2.4亿元，所有国企资产加在一起值29万亿元。也就是说，2006年底，国有土地加国有企业的总价值为79万亿元。去年，中国GDP增长11.4%，假设土地和国有资产以GDP同样的速度升值（资产升值速度一般高于GDP），这意味国有资产去年增值9万亿，比财政税收的5.1万亿多80%！

　　2007年，国有企业的总利润为1.6万亿元。因此，去年国家作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可支配收入”共有10.6万亿元。

　　把国家的资产性可支配收入和财政税收的5.1万亿加在一起，去年政府可以支配的总收入是15.7万亿元，这等于是11.4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37.9亿农民的纯收入。这种政府规模的确是乾隆政府、今天的美国政府所远不可比的。

　　中美民间财富结构对比

　　 当然中国家庭也有财富，包括房地产、企业股权、金融证券、银行储蓄等等，只不过主要是城镇居民有这些，农民没有土地、也没有太多储蓄，他们的财富很少。据发改委估算，到2005年底，全国城镇居民的总资产价值为20.6万亿。如果过去两年均按略高于2005年的速度增值，亦即按每年15%增值，那么，到去年底，全国居民资产为27.6万亿元，不到价值为88万亿的国有资产与国有土地的三分之一。

　　 中国民间资产加国有资产共115.6万亿元，相当于GDP的4.7倍。

　　 相比之下，美国政府基本没有生产性资产，也只有少量的土地。至2007年底，美国私人家庭资产的总值为73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5.4倍，比中国的总资产与GDP比值略高一些。其原因是美国资产的金融化程度全球最高，资产流动性越大，其资本价值就越高。但，两国的总资产与GDP之比，大致相当。

　　 可是，在两国，财富在民间和政府之间的分享结构截然不同。在中国，多于76%的资产由政府拥有，民间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资产。而在美国，其资产基本都在民间个人和家庭手中。这两种不同的财富持有结构会带来什么差别呢？

　　 其差别表现在很多方面，包括经济增长模式上、产业结构上、法治发展上，等等。这里，让我们集中看看，这种结构对国家和民间在财富赛跑上有什么影响，谁会赢大头？

　　 美国家庭资产73万亿美元中，有近35万亿来自过去十年的资产增值，而从劳动等可支配收入中累计储蓄的才1.5万亿美元。所以，美国人的财富增长基本靠资产升值，而由劳动等所得的非资产性可支配收入（去年为8.4万亿美元）基本全部花掉，这即是为什么美国的储蓄率现在为-1%，也是为什么美国的内需这么强盛。好在美国的资产基本都是私人所有，政府不会与民争利，所以，美国人能够只靠资产升值来使自己的财富水平上升。

　　中国的115.6万亿元资产财富中，只有27.6万亿是民间私人的，剩下的88万亿属国家的。如果2008年中国GDP和资产价值都上升10%，那么，老百姓从资产升值中得到2.76万亿元，而政府能得到8.8万亿元。政府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产财富升值中得到的份额，是民间的三倍！

　　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资产升值难以带来消费的财富效应，资产升值带动不了太多的内需增长。国有制割断了从资产升值到内需增长的传导链。这也是为什么在私有制国家，经济增长给民间社会的家庭带来财富，而在国有制国家里，经济增长产生的资产财富升值主要由国家独享，给民间家庭带来的只有高一点的劳动收入，没有太多财富。所以，今天在中国，最大的贫富差距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而不是在多数国民之间。

　　国家的钱花到哪里了？

　　按照上面谈到的，去年政府财政税收5.1万亿，国有资产与土地升值至少9万亿，国有企业的总利润为1.6万亿元。政府有15.7万亿的收入可以花，这些钱花在哪里呢？如果政府把钱花在民生上，那不是从相当程度上代替了老百姓花吗？在效果上，由老百姓自己花这些钱和由政府代替老百姓花，这两种安排会有大的区别吗？按照许多主张政府要推出各种名目税收的人的说法，通过税收和国有资产，政府能够实现“第二次再分配”，以降低收入差距。但是，实际真的如此吗？

　　据财政部长谢旭人先生介绍，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而在没有国有经济的美国，去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为美国GD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

　　不管按绝对数字，还是按相对水平，美国政府回馈给老百姓的医疗与社会保障都远高于中国，尽管美国是十足的私有经济。按照国有化运动的初衷，国有制本应该带来更多的社会福利，我们本应该看到完全相反的情况。

　　许多人说，中国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所以没法跟美国以及其它市场经济国家比。——这说法站不住脚。美国去年的财政税收占GDP才18%，而中国5.1万亿元财政收入占GDP的20%。所以，即使不算国企收入和国有资产增值，仅财政税收，中国政府的相对收入就高于美国，没有理由在民生上的开支比例低于美国。中国政府不是没有钱花，而是没有对财政预算过程的实质监督问题，以至于政府钱多后更倾向于在形象工程、政府办公大楼上浪费，在高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又不创造就业的工业项目上投资，也当然为腐败提供了温床。

　　正因为中国太多的收入和资产财富掌握在国家手中，而不是将更多收入、更多资产由私人去消费、去投资，使跟民生贴近的服务业难以发展。老百姓享受到的收入和资产财富份额极低的情况下，第三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从哪里来？

　　既然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从次级按揭贷款危机中走出来，而给每家老百姓寄支票直接退税，把钱退给纳税人自己去花，那么，在中国政府控制社会这么多收入、这么多资产财富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能把一些税收、国企利润、国有资产增值退回给中国家庭呢？比如，也给他们寄去汇票？国民们也该直接分享一点国企的红利了。当然，最好是把许多国有企业资产民营化、把土地还给农民，因为这些本来就是我们国民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