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每到年终岁尾，人们就忙开了。三十年前是年历片，四处辗转托求，以数量多、品种全、套数齐为炫耀；二十年前是圣诞卡，地不分南北，人不分长幼，互相寄赠，祝福圣诞，顺带新年。而今，年历片早已不提，至于寄圣诞卡，除了一些外资公司作为礼节性的问候外，也明显不再像往日那样热闹了。

    现在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可能都不知道那个叫“年历片”的东西了。而在很久以前，如上一世纪的七十年代，它可是个“俏货”。尤其是人情交际场上，别看这小小的年历片，其份量还真不容你看轻呐！因为那时候托人办事，所谓送礼都是“虚的”，譬如挂历、年历片、电影票、笔记本（就是通常的笔记簿，千万不要理解为今天的手提电脑）等，不像今天玩真的，送房送车，甚至直接将钱打入卡中。尽管过去也有托办很重要的事情，比如办个户口换个工作，分个房子开个病假等等，可能你确实符合办理条件，但符合条件者众，均须一一统筹解决，可啥时“统筹”到你却很难说。我小时弄堂里的邻居，是个住房困难户，千辛万苦托了里委房管所的一位同志，总算分了一间亭子间给他，兴奋煞了。为了答谢，四处托人搞了一套年历片送了房管所的那位同志，皆大欢喜。要放了今天送这礼，不被打出来才怪。
    过去的年历片，就是如扑克牌大小，一面印有全年年历、一面印上图片画面的纸片。关键当然是图片，题材有传统戏剧、领袖风采、歌舞绘画、祖国风光、花鸟鱼虫等，制作则有平版彩印、涂塑凹凸版或烫金精印等。当时比较吃香的是一些成套的年历片，比如“金陵十二钗”、八只样板戏等，后来又出现的电影明星照，不啻为“文革”后期的一道“大餐”，因为那时的老百姓，一直处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高压下，生活闭塞，放眼所看的，尽是些服装的蓝灰色和人们的愁苦脸色，眼睛基本上属于是长期“营养不良”，所以当明星照的出现，大街小巷一时争相传阅，非常抢手，所谓“秀色可餐”，此时真的不能算是虚言。
    年历片风光过后，已到八十年代初了。此时改革开放伊始，西风东渐，文艺复活，一些交谊舞、流行歌纷纷开始。年轻人思想活，接受快，不管什么东西，只要是海外时兴的，全都一股脑“拿来”，所以开“圣诞舞会”，寄圣诞卡一下也风靡起来。记得我那时二十多岁刚刚工作，每到圣诞前夕，为了给数十位朋友寄上贺卡，往往要花掉一半本来就不多的工资。而且态度非常虔诚，四处挑选各式别致卡型，精心撰写不同祝贺诗句，若是寄给心仪的女性朋友，还不忘及时幽默暧昧一下。有时为了确保圣诞节的当天寄达，常常是连夜骑车几站路托付给邮政总局门前的信筒……真是用心良苦！
    其实那时的人们，也许并不懂得圣诞的意思，只是快乐的盲从而已。不是有一笑话么，说圣诞当天，放学的孙子一回家，就冲着奶奶大声说“圣诞快乐！”奶奶赶紧下厨房，不一会端出一盘炒鸡蛋来，说：“就剩两个蛋了，快，趁热吃！”
    很显然，老人家把“圣诞快乐”听成“剩蛋快热”了。

    现在的“好男儿”往往是阴柔有余，勇猛不足，尤其是电视上评出来的“帅哥”，个个身上奶油味十足。我想，这大概都缘于儿时缺乏相应的训练吧。记得我们小时候，从无大人陪同，常常自我结伴“野”在外面，夏天到郊外捉蟋蟀，到江河游泳，冬天街上踢足球，在车来人往的马路上玩游戏……要是放在今天让家长们知道，即便没出意外，脸色也肯定吓得煞白了。

    在我儿时的游戏中，比较生猛而体现男子气的，应该就是“斗鸡”了。虽然足球也属是男同学的游戏（因为那时女足运动尚未开展），但与斗鸡比起来，其碰撞与搏击的激烈程度似还略逊一筹。斗鸡就是将一只脚搁起，放在另一只脚的膝盖上部，以手握住脚脖子，然后单腿运动，用悬起的膝盖骨形成的三角，其顶端犹如鸡嘴，与同伴对啄，直至谁被啄倒或被迫放弃为止。这项游戏极具“杀伤力”，有的高个队员，依仗身材优势，架着腿跃起可“轰”向对手的胸部，所谓“轰天炮”也，如非势均力敌之对手，一般难以招架。而作为如笔者这样的小个队员，对付“轰天炮”的最聪明办法，就是利用“躲闪术”来以巧胜勇——即眼看着对手气势汹汹冲过来，佯装迎上，待近时突然侧身躲过，此时“轰天炮”往往急刹不住，不但放了“空炮”，并且还很容易会一个踉跄倒地摔了个“狗啃泥”。说来还真不是瞎编，我现在遇到老同学见面，时有门牙摔断半个或是鼻子附近有点疤痕之类，细问一下，往往都是小时候斗鸡时留下的“纪念”。
    “斗鸡”虽为孩童游戏，但也不乏有各类战术之运用，或智取，或强攻，或僵持迂回伺机反扑等，时常也是“兵不厌诈”地斗智斗勇。其游戏的种类不太多，无非就是一对一的“单挑”，或两对两的“双打”，其规则一般以谁最先打下对手者为胜。而每组若有三人以上则算是集体“群斗”了，这种集体游戏一般花样要多些，除上面所述以打下对手为胜止外，还有一种是“抢红旗”的游戏形式，相比之下趣味性更强。
     集体斗鸡，交战双方各出数名选手，对阵排开，各自的大本营放一面“红旗”（多以画一圆圈，内放一红领巾或石块替代），比赛开始，并不以打下对手为主，而是看谁能最先冲到对方的大本营抢下他们的“红旗”，然后安全返回自己阵营为胜出。所以这类比赛并不靠一味强攻蛮干，而是看谁的战略战术之运用了，“三十六计”中大概除了“美人计”没法用，其余的如“声东击西”、“围魏救赵”、“欲擒故纵”、“以逸待劳”等等，大多都用得上。
     因为集体交战比较讲究协作精神，所以如何分工很重要。譬如有两个人是专门守在己方的大本营“红旗”旁的，以防来犯；而有的实力型选手则坐镇中路或掩护，然后以己方的“头子活络”选手去攻城拔寨，抢对方的“红旗”。抢旗选手不但要层层躲开袭击冲进去，而且要面对旗子，以单腿单手的姿势，轻舒猿臂，探囊取物，此活非灵活者难以胜任。一般抢“旗”得手回朝时，在返回途中会遭到对手的拼命阻击，此时己方其余选手都应冲上奋力干扰，以掩护他顺利回营。
    当年的斗鸡游戏中，还有一个名词最教我难忘，即“酸梅子”。就是当两人僵持着“拼脚劲”时，突然以膝盖尖角力捅对方的大腿肌肉处，冷不防来这么一下，定会使对手酸痛难忍，缴械投降。我们那时又叫“请侬吃‘酸梅汤’”，我当然也被“吃过”，滋味确实不好受，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提起它我仿佛还能感受到那股“酸味”。

荷塘月色下的匆匆背影

                ——兼谈朱自清书法

    谈朱自清的书法，我之所以一反往常地写下一句长题，实乃是出于无题。朱自清先生是现当代文学的大家，尤其是现代散文，在文坛的地位之高以及对后世的影响之甚，几乎可称得上“一代宗师”了。稍有熟悉的读者都知道，本文这个标题，其实就来自于朱自清最为代表性的三篇散文：《荷塘月色》、《匆匆》、《背影》——都是进入我们中学语文课本的名作。
    前两天恰好随作协散文组去扬州采风，找了个中午一小时的空档时间，我也“匆匆”去了一次朱自清的故居。虽在小巷深处，倒也不失幽静。只是太显冷清了，除了我与何、沈三人外，再也别无他客，这似乎与朱自清在现当代文坛上的热闹地位颇有不符，与前个月我去乌镇矛盾故居所遇到的熙熙攘攘也大不好比。然而，“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这也是正常现象。不过，我倒宁愿名人故居冷清点好，让人在安静的状态下缅怀与凭吊前贤，这样的氛围与心情也比较自然，否则，作客于名人故居，游客们却是乱哄哄的涌来挤去，这至少是不够礼貌的。

     朱自清的散文成名甚早，1920年北大哲学系毕业后，他一边教书一边创作，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就写下了大量的散文和新诗。应该说，他的几篇著名散文都是三十岁以前完成的，譬如：写《匆匆》时二十四岁；《浆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时二十五岁；《背影》时二十七岁；《荷塘月色》时二十九岁……因此，二十多岁，他就已经成了现代散文的名家。不过，也就是这些篇名几乎成了他的“符号”，虽说朱自清除此还写了不少新旧诗以及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但给人的影响却是远远未及他的散文。如用现在的眼光看，朱自清的寿命非常短暂，仅活了50岁就因病而逝了。所以说，他留给我们的只是“荷塘月色”下的“匆匆背影”。
    在那些名气较大的民国文人中，朱自清似是应归入不擅书法的一类。即便和他的好友如叶圣陶、俞平伯相比，差不多也要逊上二三分。或许正是不擅的因素，所以朱自清的墨迹非常少见，私人所藏中，我仅见海上散文名家、版本目录学者黄裳先生藏有一件，收在他的《珠还记幸》一书中。这张写在荣宝斋笺纸的墨迹，是朱自清用楷书抄录自己的一首绝句，据说写于1948年，而且不几天，就闻朱先生谢世了。那么应该说，属晚期之作无疑。
    据朱先生的公子朱乔森撰文回忆，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虽然疾病让朱自清先生痛苦不堪，但他依然坚强而乐观，特意将唐人李商隐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两句，反其意而改成“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并也用工整的楷书抄录，压在书桌下作为座右铭以自勉。
    这两幅楷书都是朱自清在同一时期书写，风格也基本相近。虽说朱先生不擅书，但他儿时读过私塾，受传统文化的笔墨训练，自然也是少不了的。
    朱自清1898年生于江苏海州，因祖父在那里任承审官。后祖父辞官后，即和家人都定居了扬州。朱自清四岁时，由父亲发蒙，在书房里安置好笔墨纸砚，并研好墨、濡了笔，然后手把手地教儿子写下自己的名字，自此，朱自清的读书生涯算是正式开始了。那时正值科举初废，新学方兴，然而，其父并不信任新式学校，待朱自清五岁后，仍将他送到有过功名的私塾先生那里，学习四书五经，古文诗词。
    尽管后来朱自清还是投考了新式学校——扬州两淮中学（后改成江苏省立第八中学），并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大，但他少年的一段私塾经历还是不能忽视的。自负笈北上前，朱自清基本都是在扬州度过了他整个青少年时期。所以，扬州给他带来的印象、影响乃至性格培养都有非常深刻。他少年时，就经常到离家不远的梅花岭玩耍，而梅花岭上，树木掩映之中，便是明朝兵部尚书史可法的衣冠冢和祭祀史可法的史公祠。几百年前，史可法率四千亲军坚守扬州孤城，抵御清兵誓死不降慷慨就义的深深激励着他，在他少年的心中，就对史可法满怀无比的敬仰，想来这也是养成朱自清一生刚正不阿、注重民族气节的性格缘由。从这一角度我们来看他的字，虽谈不上书法艺术的如何高超，但结体方正，线条刚直，中规中矩还是可见一斑。相比之下，或许他的散文倒有点略显花哨了。
    想来朱自清的这点书法底子，应该出于少年私塾的那一段。笔者现已无从知晓他那时是写的哪本帖、做的哪些功，但从他仅有的几幅楷书来看，应该是下过一点功夫的，而且仔细辨之，似乎也不难看出一点魏碑唐楷的影子，比如他带倾斜并略长的横划、上翘的捺脚，有点张黑女的韵味；而方整规矩的结构，又带些九成宫架子……总之，三拳两脚虽没有系统的传承下来，但总也不脱古人“风范”吧。
    前些年，据说朱自清的子女在整理旧物时，意外发现了父亲当年写给第二任妻子陈竹隐的七十五通爱情书信，是他们母亲生前精心地保存在一个小箱子里。不但内容真挚动人，且一手清新秀丽、精妙简练的行草手札体小字，也令人爱不释手。后江苏教育出版社，影印出版了这本《朱自清爱情书信手迹》，可惜我手边未有此书，无法再对朱自清先生的行草书作一赏析。但我想，这批尺牍书法，无论如何倒是给不多的朱自清墨迹，新添了珍贵的宝藏和研究资料。
    顺便说一句，朱自清在入清华教书前，曾在温州的省立第十中学教过书。在那里，他还和同在该校执教的温州望族、书画名家马孟容马公愚昆仲结下深厚友谊。马孟容（1892~1932）由于过世太早而不太有人熟悉，但精研诗书画印并后来活跃于沪上的马公愚却是大家非常了解的一位名家。其时，朱自清与马氏昆仲时相过从，以诗书唱和自娱。后朱氏离开时求马大哥作画留念，马孟容欣然应允，为朱自清画了一幅月夜下的海棠八哥图，为了答谢马大哥，朱自清以纯文学的笔法也专门写了一篇《月朦胧，鸟朦胧，帘卷海棠红》的散文回赠，算是“以文易画”，成就了一则艺坛佳话。

（2250字 2009－10－14）

      看了我的标题，也许很多人都会有点兴奋。然而看了文章后，又可能会有所失望。

    一般来说，爱书者对书都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情愫，马上、枕上、厕上，终日间耳鬓厮磨，人书情未了自然是难免的。

    除了读书，还有淘书和选书，也都有一分特别的体会。不过，前不久读清人叶德辉的《书林清话》，发觉这位对书之讲究简直是无微不至的仁兄，尽管在《藏书十约》中细述了书的购置、鉴别、装潢等经验之谈，但他唯独未谈“淘书”。我想叶氏也许是当时的一名“大款”级藏书家，根本用不着去淘书。否则的话，他的“十约”中怎肯漏脱“淘书”之乐趣？
      淘书的境界我以为大致有三：一曰“乱点鸳鸯”，此者多为淘书族内初入道者，良莠不辨，逮谁是谁；二曰“众里寻芳，此类则比较成熟，看似漫无目的，实则目光如炬，时能于杂乱无序的旧书堆中披沙拣金，挑出佳品；三曰“无求而遇”，这类爱书人对淘书并无一定之求，但却偶有不意之邂逅，悠然心会。

      笔者淘书的境界，要说也正好是从第二境界向第三境界的过渡阶段，家里的书多年来集腋成裘，已经满坑满谷了，再也没有“众里寻芳”的“胃口”，只存“能遇则遇，不遇也罢”的无欲心态了。记得当年于沪上新华书店某仓库淘得上海古籍1988年版的《俞平伯论红楼梦》（上下），邓之诚的《清诗纪事初编》（上下）等书，实叫我欣喜！那些书在十分低廉的原价上还打对折，便宜得真叫人不好意思。

    还有一次更是难忘，一次某图书馆清仓处理一批旧书，笔者遇上时恰是最后一天。本以为不会有什么好书轮到我，但未想还是不虚此行。在众人挑选了数天之后，我依然还买到《王国维诗词笺校》、《吕思勉读史札记》（上下）、周汝昌诗、刘旦宅图的《石头记人物画》等一批好书。其中还邂逅了著名红学家吴恩裕的一册《有关曹雪芹八种》，最叫人惊讶的是，该书扉页上居然还有吴先生于1958年2月23日赠张国淦先生（曾任北洋政府高官，后为上海文史馆馆员）的亲笔题辞！先贤手泽，我岂肯让他随意在书库内沦落蒙尘？
     《有关曹雪芹八种》是1958年1月的初版本，乃当时上海的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收录了吴先生《四松堂集外诗辑》等八篇红学考证文章。我虽非“红迷”，然而见这图文并茂、装帧雅致且有作者亲笔题辞的旧平装自然也十分喜欢。有人把淘书时觅到一本久获不得的中意之书比作为与至友的不期而遇，那么照此我也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那次意外地寻上这本清丽可人之书，简直就等于是碰上一次突如其来的“艳遇”了，正巧书也挺薄，仅六万余字，当晚回家读个满欢，恰似“艳遇”之后的“一夜倾情”。

半夜西湖绕圈走

　　　
　　如今每逢长假，动辄就说旅游。而且出游的方式很多，不仅有传统的“海陆空”，还有专列包机自驾游等等。至于出游的方向，那就更是海内海外无所不至了。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从前上海人出门，最多就是苏州杭州，最远就是黄山庐山了。

　　其实三十年前是不太有旅游这个概念的。那时的铁路客运，在我的印象中，好像就是专为“上山下乡”服务的。全国一千多万的“知识青年”，每年从城市到农村，从农村到城市来回跑个二三次，对当时的铁路运输来说，也够繁忙的了。除此外，还有一些就是“跑单帮”的人，即利用地域差价做些小买卖的干活，用现在的话说，又叫“搬砖头”。不过那时的“跑单帮”被定性为“投机倒把”，和今天所谓享受“异性按摩”有点类似，只能偷偷摸摸“揠揠较”地干，是被打击的对象。

　　改革开放后，最初的旅游热潮，应该说就是上海人掀起的。而上海人早期旅游的热衷之地，最多就是苏州杭州。那时美丽的周庄尚“沉睡”于江南水乡之中，估计还没有“悃醒”；至于朱家角，大概连开发的事想也没想过。所以，上海人别无选择，只好钉牢苏杭不放，一批又一批的游客，游得苏杭的人民简直嫌烦，因为那时的人们还不懂得商机，也不晓得如何从旅游热中获利，只看见海派游客如“蝗虫”一般飞来飞去，难怪他们看见上海人要讨厌与头疼了。

　　我第一次旅游也是去的杭州，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记得是国庆节期间，我们团支部的几位青年自发报名，共有8位青年参加了这次活动，而且恰好是7男1女，似乎有点“八仙游西湖”的味道。那年我是第一次见到了西湖，确实有“惊艳”之感。但等到晚上入住寻旅馆时，却因当时游客太多，而遍寻不着。要知道八十年代的旅游是不兴住宾馆的，那时的城市里也没几家宾馆，仅有的几家也就给老外和领导住住。而我们几经周折，才终于在解放路上找到了一家简陋的旅馆，可惜旅馆的正常客房早已不够，我们的一位女同伴就被安排在楼下大食堂内的统铺，而我们7人则被请上了楼顶加层——似乎是一间由仓库临时改成的房间。几个上海小伙子可能实在不习惯在那带有霉味的库房入卧，于是有人提议，索性打打扑克以度慢慢长夜吧。

    可是没玩多时，我们的打牌声就引来了服务员的干涉，因为这间仓库同时分割出好几间客房，互相之间也仅一板之隔，我们的打牌说话声自然引起了其他房客的不满，于是服务员给我们下了“通牒”：要么关灯老实睡觉；要么卷起背包走人！我们几个年轻人一赌气，当即选择了“走人”。

    走出旅馆已近子夜时分了，此时已无处可去，我们7人走在大街上有些茫然，只得徒步来到了西湖边，本想借湖滨的长椅敷衍一夜的，结果却不料湖边不多的几条长椅，居然没有一只闲空的！刚开始我们还在湖边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可是到了下半夜，秋风阵阵袭来，衣着单薄的我们实在有点招架不住了，为了预防感冒，我们只得在西湖边绕圈跑步以御寒冷了……

    翌日，一夜未睡且跑步半宵的我们，实在也无心情再去灵隐瑶林了，慌忙买了长途汽车票，花了6个小时的路程仓皇逃回上海。

“鬼混”日记之四十：神秘的“第三种水”
                       （2007年4月25日多云）
  
       写了一篇关于“高潮”的段子，让我又想起了“第三种水”，想起了张竞生。
       张竞生是上世纪初的留法博士，曾任北大哲学教授。他可以说是我国最早提倡“计划生育”和研究“性学”的学者，现在被许多媒体称为“中国性学第一人”，而在当时，由于他思想超前，又在报刊上公然大写“性经”，所以被很多传统媒体讥为“卖春博士”。
       早在1920年，张竞生自法国回来受聘为广东省立金山中学校长时，就上书给军阀陈炯明，建议推行“节制生育”的主张，那晓得陈炯明自己就是妻妾成群、儿女多达20几个，当然不会接受他的观点，反之还骂他是“神经病”。
       后来在北大执教期间，由于生物系主任谭熙鸿教授在丧妻后没出一个月就和妻妹陈淑君(当时为北大学生)结婚而遭到舆论指责，陈淑君的旧恋人沈原培更是赶赴北大，痛斥谭熙鸿枉为人师、陈淑君水性杨花等。但此时张竞生却极力支持谭熙鸿，并写了一篇《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发表于1923年4月29日的《晨报副刊》。
       张竞生所提出的“爱情四定则”在当时很轰动，竟引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开的爱情观大讨论，连梁启超、鲁迅这样的名人也加入讨论。他的“四定则”是：
一、爱情是有条件的；
二、爱情是可比较的；
三、爱情是可变迁的；
四、夫妻为朋友的一种。
       要照今天的观点来看，张氏的“爱情四定则”其实非常的稀松平常，似乎没什么可大惊小怪并值得讨论的，然而在民国之初的那个时代则非常激进叛逆了。
       不过，张竞生其后还有“石破天惊”之举。他通过公开征文“我的性经历”，编辑出版了《性史》一书，此书令人谈虎色变，被称之为“诲淫之书”，出版仅四个月，便遭到查禁。后来张竞生还自己大写“性经”，又编辑出版了《性育丛谈》、《美的丛书》、《夫妇之性的生活》、《浑如篇》等，并在上海福州路开了一家专卖此类书籍为特色的“美的书店”。而且尤为绝妙的是，该书店的职员一律聘用年轻貌美的女性，这在当时可是“破天荒”之举，故书店开张后一时观者如堵，生意奇好。此情景恰如今天的上海国际车展——与其说看车，还不如说是为了看那靓丽的车模耶。
       作为性学博士，要说张竞生最出名的也是最惹学界争议的，还是他发明的“第三种水”理论。
       所谓“第三种水”，即指在性交过程中女性达到快感高潮时，从阴道中所射出的一种液体。张竞生在一篇《美的性欲》中解释说：阴道液为第一种水，阴核液为第二种水，但“第三种水”，即“巴多淋液”，而世俗或叫他为淫水，冤哉！
       说来有趣，张竞生还出版了一部著作叫《第三种水》，尽管他的“第三种水”之说遭到当时周作人、潘光旦等人的抨击，但《第三种水》这部书却在“美的书店”大为畅销，一版再版，竟先后出了五版！
    鲁迅先生在一篇《书籍与财色》就专门提及此事——试想，经常有一些油滑男子，来到“美的书店”，对着漂亮女店员不怀好意地问：……“第三种水”出来了没有？
       那感觉就和公交车上大伯问女售票员“高潮到了么？”几乎同出一辙——有一种麻辣豆腐吃了过瘾般的痛快。

     从黔东南回沪已有一月之余了，然而耳边还常会荡起那悠扬的苗家山歌声，隐隐约约的，仿佛天籁之音。尤其是高音部的宛转跌宕，时时于高处“啊伊——”一下嘎然声止，最为特色。随着意念中的歌声响起，我的眼前总浮现出黔东南的苗家风情、山水风物以及古老的丹寨石桥——

    黔东南的特色景点太多，舞阳河的秀美、云台山的雄奇，飞云崖的人文、清水江的龙舟，还有镇远古城、西江苗寨，以及板凳舞、长桌宴、苗家绣、姊妹饭……几乎每一处都有每一处的风情，每一地都有每一地的传奇。而丹寨石桥村，是我们黔东南之行的第一站。可能是先入为主吧，记忆最为深切。从贵阳出发，大约三个多小时可达。据黔东南州旅游局的雷局介绍，丹寨的少数民族占全县总人口数近90％，当然是以苗族为主，其它还有侗族和水族等，此地至今仍保留着“唐朝发型，宋代服饰，明清建筑，魏晋遗风”的古朴、浓郁、独特的民族风情。当车子渐行渐近时，芦笙的欢快和苗歌的悠扬已从廊桥那边传来，由于我们这一行大多是第一次深入苗家腹地，所以见到廊桥上芦笙齐鸣、板凳齐舞的景象都大为新奇，大家纷纷快步上前，不料在桥头却被热情的“拦路酒”一一“拿下”。为了欢迎远方的来客，好客的苗家人用牛角盛装他们自酿的米酒，非得客人一饮，方可放行。
    尽管酒略有点烈性，但我们大多人还是欣然接受了这种欢迎仪式。即使有几位平时滴酒不沾的客人，起初还站在桥头犹豫而盘旋，但敬酒的苗家少女举樽齐眉，笑盈盈地边劝边唱：“你喜欢也要喝，不喜欢也要喝，不论喜欢不喜欢，都要喝……”不消十分钟的功夫，东道主的执拗热情，融化了远客的矜持，大家在笙歌的笑语声中进寨了。
    这是一个以天然石拱桥连接两岸山崖而得名的苗族村寨，故曰石桥镇。此地最为出名的是，至今仍保留着我国古法造纸的民间工艺。相传一千多年前，苗族先民借鉴了汉民族的造纸技术，利用当地丰富的构皮、杉根和清澈的河水为原料而自我制纸。由于此地地处边远，交通闭塞，经济发展缓慢，所以千百年来，这里的手工造纸工艺一直未有失传，一代一代地传承至今。

    在石桥村，我们时见民间的造纸作坊，单开间的门面，有的看似父子，有的又像是兄妹，在纸浆槽中用纸帘在抄纸、揭开、压纸等，显然这一连贯的工艺动作已重复了千年，今天看来却是那样的娴熟和潇洒。我们踏在青青的石板路上，两边由卵石垒砌的瓦舍，特殊的肌理感是摄影和绘画的绝佳素材。加之房舍的高墙上，几乎家家都晒着成串成串的玉米棒，黄金一般的色彩在太阳光的映照下非常地耀眼。美女们在此背景前的留影似乎格外妖娆，相信如此美好的倩影是会珍藏一生的。
    石桥村虽已被国家文化部列为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它的旅游业毕竟还没有旺起来。那天，除了我们这一拨游人外，其余游客似也寥寥，如此反显出村子的静谧安详。这里没有喧闹，没有纷扰，仿佛与世隔绝一般，尤其是走进一些百年老屋，暗幽幽的光线和斑驳的墙面、古拙的台阶，给人更添一种神秘感。原生态的村子，经济的落后往往留不住年轻而驿动的心。所以这里年轻人都去城里打工了，留下的多为老人和孩童。老人虽有些落寞，然而孩子则永远充满着活力快乐。
    那天下午，我们来到了石桥村头的大岩脚。一边是一排天然伸出的石崖，一边是清澈流淌的小河。岩脚下的遗址则保存了的古法造纸的多道工序和实物，再现了古时手工造纸作坊之景象。而对面的石桥下，十数个男女孩童个个赤身裸体，正在河中嬉水玩闹。午后的阳光照在石桥下的河水泛着金光，那金光闪闪烁烁地，映在石桥上，映在遗址上，也映在游水孩子们光滑的脊背上……

     中秋节最中心的主题自然是团圆，而其最大的卖点则毫无疑问，就是月饼了。笔者曾经写过一篇采访大千老板黄海伯的文章，题目是《一年最盼是中秋》。虽说作为台商的黄老板在上海创业打拼，唯盼中秋佳节可以和孩子们两岸团聚，但更重要一点不言而喻，就是他的大千月饼可以乘中秋这个佳节，卖的更旺一些。

      今年的中秋节有一条短信说，小时候过中秋，嫦娥的故事总是听不进，心里老想着月饼；而如今，一过中秋，月饼没兴趣了，但心里总惦记着嫦娥。

     不过我以为，心里常放不下嫦娥总是好事，说明还年轻，还有活力。不要等到月饼嫦娥都不想了，就真的可怕了。

     我猜想，不同的节日在不同人的心里，应该说感受还是不一样的。比如中秋，在老人的心里是团聚，在商家的心里是赢利，在文人的心里是诗意，而在孩子的心里，就剩简单的吃了。记得儿时的月饼，虽在价格上比现在便宜得多，但还是属于稀罕之物。那时商店里的月饼主要分苏式广式以及潮式，“文革”期间，似乎并不讲什么牌子，只是某某食品厂出品而已。通常一只苏式月饼才几分一毛，即便最上等的如广式火腿之类的，也仅四五毛一只，和今天动辄三四百元一盒（仅四只）的鲍翅燕虾或哈根达斯之类还是没法比。尽管当时售价低廉，但也有舍不得花这几个钱的，所以有些多子女的家庭，父母为了满足孩子的食欲，就只得自己动手了。当然自制的月饼和店里的广式苏式还不是一回事，大小虽然可以仿制，但那种感觉尤其是苏式那层酥脆易碎的皮壳，却一点也学不来。那时非常简单，只是将面粉和了后，裹以黑洋酥的馅，压扁放热锅上两边烙熟即可。不知那模样和武大郎的炊饼是否类似？不过如今也有自制月饼，但现在自制月饼显然不是为了吃，而是在白相时尚了。所谓月饼DIY，小白领玩玩而已。
     大概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月饼逐渐走向了礼品化。它不再是放在橱柜中赤膊单卖，而是在精美的纸盒包装下，一盒一盒地成为了辗转馈赠的节日佳品。中秋之际，走亲访友时拎上两盒月饼还是颇为体面的。至于受礼的一方，往往因为月饼太精美了而不忍心享用，恰恰自己不日也要出门拜望亲友，于是为了节约起见，只得暂且压制住自己或孩子的馋意，将月饼小心收起妥善保管，等到自己出访时再作为礼品转赠。其实，在那个年代里，抱如此节俭心理的人很多，所以类似“击鼓传花”一般将月饼送来送去的事例也经常发生，至于最后一圈是否再兜回来就难说了。我们知道，“击鼓传花”的最后一名往往是个受罚者，而这月饼转送的“游戏”结局也同样不妙，这最终一位受者，如果这月饼即使没变质的话，但至少也是“贼骨挺硬”了。
     由于月饼礼盒的希奇，我们小时还玩过一个“恶作剧”：即将用过的月饼空盒，装进几块小砖头，依然仿造商店出货时用塑料绳四面扎好，佯作是人家不慎丢失的样子，将月饼盒放在路边“钓鱼”，而我们则躲在暗处观望。见有体面男士骑车路过，看见无主的月饼顿时两眼放光，眼看四周无人，立即翻身下车拎起月饼盒就走。此时此景，常引得我们一帮顽皮少年大笑不已。真担心他回家莫非连盒子也不舍得打开，又当作“馈赠佳品”，迫不及待地转送他人了。

管继平

        说来也巧，中国最古老的文字，恰恰是最晚被发现的。距今三千多年的甲骨文，自1899年秋被王懿荣发现以来，今年正好是一百一十年。相对于三千年而言，百年的时光非常短暂，然而，对我们人生而言，一百一十年却有点漫长，漫长得几乎已经淡忘了这位王懿荣先生。

        王懿荣先生是晚清著名的金石学家，《清史稿》为之立传的人物。后来由于他发现了甲骨文，引起了上世纪初“甲骨学”的研究热潮，又被人尊为“甲骨文之父”。坊间传说王懿荣发现甲骨文的故事，很有点演绎性。说是王得了疟疾，用了许多药都不见轻。后老中医给他开了一剂药方，药方上有一味叫“龙骨”的中药。他按医生的药方派人到北京老中药店达仁堂抓药。药抓回后王懿荣却意外发现“龙骨”上面有很多划痕。他猜测这种类似篆文而又不识的划痕可能是上古之人留下的文字，于是他又买回药店的全部“龙骨”，加以细心研究，终于揭开了甲骨文之谜。

        而据王崇焕编的《王文敏公年谱》记载则没有说得这么玄乎。只是说光绪二十五年(1899)秋年，一位古董商人携带从河南安阳县小商屯发现的“龙骨”到京师，让其观看，王懿荣细为考订，审定为殷商故物，并发现其上有篆籀之前的古文字，遂令悉数购归，获千数片。这便是后来让世人震惊的甲骨文。

        但无论如何，王懿荣对于甲骨文的研究与发现，确具有肇始之功。虽说这种发现看似有一点偶然，然而这偶然中却存在着相当的必然。如果王懿荣不是一位金石考古学家，不具有鉴识古物文字的学养与慧眼，那么他就很可能将与这一重大发现失之交臂！所以说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否则的话，再多的“甲骨文”，不也一样捣碎熬成汤药喝了了事？若如此，中华文明史至少有一章将重写。

        王懿荣出身于山东福山的名门望族，世代为官，而且是书香世家，先祖中不乏博闻经史、精研学问并有著述行世者。祖父王兆琛是进士，授翰林院编修，父亲是拔贡，以道德学问著称，也酷爱金石古玩。虽说他五岁时家遭变故，祖父王兆琛获罪被遣戍新疆并抄没家产，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作为一个庞大的文化世家而言，王懿荣儿时所受的正规教育并未因此而影响，教他的业师不是举人便是翰林，个个都是饱学之士，这为他后来成长为晚清一流学者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而且受家学的熏陶，王懿荣从青少年时代，就对金石古物抱有浓厚的兴趣，大凡宋元佳椠、上古彝器、金石碑版等文物，他都喜收藏研究。甚至有时典卖妻子的首饰物品，也不惜重金购之。对此，其同为世家出身的夫人黄氏非常理解，并曰：“明珠白壁，异日有力时，皆可立致之，惟此等物事往往如昙花一现，撒手便去，移时不可复得，后来纵有奇遇，未必即此类中之此种也……”

        与无聊的官场仕途相比，王懿荣似乎更热爱的是他于金石书画上的研求。他曾在一首诗中写道：“廿年冷宦意萧然，好古成魔力最坚。”“从来养志方为孝，自古倾家不在钱。”通过多年的校勘研究，1881年，他完成了《南北朝存石目》。在序中他写道:“……前后十九年中，探索借读、往返商榷者，为胶州匡鹤泉师、吴县潘郑龕师、江阴缪炎之师、潍县陈寿卿丈、诸城尹慈经秀才、会稽赵撝叔大令、吴县吴清卿太仆、光山胡石查户部，考订违合，剔抉幽隐，则大兴孙问羹兵部、铜梁王孝禹工部、永明周季编修、会稽章硕卿大令之力为多。利津李竹朋丈、大兴刘子重刑部、绩溪胡甘伯户部、诸城家戟门刑部叔氏亦尝有事于此，今墓木已拱，竟不及见此刻之成也，悲夫！”

        这有点类似我们今天一书著成后于序跋上所列的师友感谢名单，但从中可看出，与王懿荣往还、切磋学问的前辈，多为如潘祖荫、缪荃孙、吴愙斋、赵之谦、陈介祺、胡荄甫等一代文字金石书法大师，所谓“近朱者赤”，在这样的人文环境熏陶下，对王懿荣来说，学问识见的日益长进是毋须置疑的。

        学问之余，王懿荣的书法造诣也非弱项。他擅真行篆隶，尤以行楷书名世，据说，当时就有“翁(同龢)、王(懿荣)、何(绍基)、戴(彬元)书法四家”的美誉。马宗霍在《书林记事》中云：“王懿荣工行楷书，尝云作一字须含十二意。光绪甲午大考，由三等改一等，入直南书房。尚方贴络所需，其章幅稍大者，孝钦后必降口敕曰：令王懿荣书。”王懿荣50岁后，晋升翰林院侍读，得以入直南书房。所谓南书房行走，就是皇帝读书的“辅导员”，能经常与皇帝接近，或为皇帝鉴定书画、代个笔写个敕诰之类。这充分证明了王懿荣不仅在金石文字上有渊雅的学识，即使书法也一样获得到了皇上的赏识。如图一幅王懿荣的行楷书，虽有清人馆阁体雍容，但也不失庙堂正气，写得端庄稳健，浑厚丰满。细观其书法渊源，我们不难看出，其书法受李北海、颜鲁公、柳公权、苏东坡、黄山谷等数家之影响，而其中得李、苏两家最多。他曾有一段写李邕书的跋语，写得颇妙：“余始得李邕书,不甚好之。然，疑邕有书名，自必有深趋，及看之久遂知他书少及者。得之最晚，好之尤笃。譬如结友伊始也难其合也，必久后乃从邕书得法。” 得帖犹如交友，此理确实成立，有的初识尚未觉出妙处，然深交则愈觉愈有味也。

        除了行楷书外，王懿荣兼擅篆隶，其篆书学天发神谶碑，参以徐三庚的秀逸；隶书则取法礼器、乙瑛诸碑。据说在京城的古玩学问圈，王懿荣也颇负博雅盛名，一些京都名流士子，都以“一识韩荆州”为幸。而王懿荣也有调皮的生性，他在答拜访者时特制有三种“名片”，一是对那些只通八股文者，用楷书名片；对稍通古今学却无专长者，用隶书名片；而对专精汉学，又旁通金石文字者，则用小篆字体。此谐趣之举，在京城传为一时雅谈。

        清同治十三年状元、书法家陆润庠对王懿荣的字曾有“刚健清华，无美不备”之评语。这“刚健清华”四字，不光是评论王懿荣之书法，甚至也是对其文人风骨的赞美。我们知道，就在他发现甲骨文的第二年，则是八国联军打进中国之时。王懿荣时为京师团练大臣，于危难时期率练勇在东直门抗敌，然人心惶乱，练勇也溃不成军。王懿荣知大势已去，夜半时分，王懿荣徘徊于京寓庭院，深感惭愧。翌日清晨(8月15日)，获悉慈禧率光绪及王公亲贵于早些时候往西逃去。他则对家人道“吾可以死矣！”并用他“雍容刚健”楷书，于纸上写下了绝命词：“主忧臣辱，于止之其所止，此为近之。”书后则服毒吞金，再携家人自投于庭院的井中，壮烈殉节，时年56岁。这完全体现了过去文人宁取义而不苟生的铮铮风骨，令人景仰！

（2500字  2009－09－08）

 管继平

       被称为“不可无一，不可有二”的郑板桥先生，照今天的标准来看，必为一代大师无疑了，然而当年他也只是“粉丝”一个。我们都知道他有一方闲章很闻名：“青藤门下牛马走”。青藤者，开写意画之风气的明代书画家徐渭也。板桥崇拜他，甘愿拜倒其门下当牛做马，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做徐青藤的“粉丝”。我想郑板桥算是扬州人（江苏兴化），姑且还不妨称作“扬州青丝”。

      类似的故事还有一例。同样被奉为当代国画大师的齐白石先生，他也有一首咏志诗，曰：“青藤雪个远凡胎，缶老衰年别有才。我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这里的青藤、雪个和缶老，都是白石所心仪的大画家，即徐渭、朱耷和吴昌硕，因崇拜得“发烧”，所以白石说至死也想变为一走狗，在三家门下转悠。这套用今天的用语，就是“骨灰级粉丝”了。

      其实，板桥和白石两位“粉丝”，皆非等闲之“丝”。虽所处时代不一，然他俩于文人写意画一道，都可以说是开了时代新境。所以，由“粉丝”变为“大师”也是必然之趋。所谓“十年新妇熬成婆”，何况他们所“熬”的功夫也远非十年。

      “粉丝”变“大师”，看似带有“丑小鸭”变成“美天鹅”般的童话色彩，然而却比童话更实际、更富有理论依据。它有时就像鸡蛋变为母鸡一样顺理成章，又好比是完成一次从蝌蚪小子到青蛙王子的“华丽转身”。因为从理论上说，只要假以时日，几乎每一个“粉丝”都有蜕变可能性，关键就看你自身的温度、外部的条件以及等待的时机。当然，就从前的观点来看，这等待也许相当的漫长，长到即便是一生守候，也未必成就。但如今则不必有此顾虑，随着生活节奏的不断提速，传媒资讯的迅猛发达，自身需求的日夜膨胀，人们已不再具有过去那样的持久耐心，“粉丝”变“大师”，也不再像过去那样的繁琐和艰难。

      据说，陈寅恪在清华国学院讲课时有个“规矩”，即所有观点均须发前人所未发，凡前人所说则不再赘述。同样的道理，鲁迅在广州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时，也有类似的“声明”。这是前辈学人的魅力风范，显示了他们治学的极端严谨和自信。虽仅如此，可鲁迅生前几乎无人称他大师，至多是有人称其为“青年导师”，而且还不无带点讥讽味。而陈寅恪，当时誉其为“教授中的教授”，想必已是规格最高的尊称了。其实完全可称作“大师中的大师”，但过去对称呼都非常的谨慎小心，生怕过犹不及。当然，昔日的大师和今天的已有本质之区别，不必再同日而语。如今“大师”的标准疾趋直下，基本已到了“即使你无所建创，但只须你略有所知”即可。

      我发觉现在的社会，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多快好省”：信息多，节奏快，说起来什么都好，做起来样样都可省。就信息节奏的变化而言，二三十年前，人们基本还只是过着“报纸一天一份、电视一夜一次”的从容悠闲，但如今则承受着“报纸早中晚、电视滚动播、网络全覆盖”的强大压力。传媒的日夜聒噪和无限放大，终于实现了“天下一家，地球一村”的美好夙愿，社会全员明星化，你我皆有知情权。所以，人人都是“粉丝”，个个都成“大师”也就见多不怪了。而且，传媒将“粉丝”与“大师”都熬成了一锅“汤水”，彼此从中均可分一杯羹。

       如今的“粉丝”与“大师”，已和板桥白石那个时代大异，他们完全可以自由转换，快速过渡。我想，如果你心目中拥有一个大师，你就是“粉丝”；如果你拥有一大批的“粉丝”，你就是大师。

（1330字）

    
    “文人书法”的提法，我想大约从“文人画”一说过渡而来。说起文人画，我想起一位早逝的大师陈衡恪（师曾）先生，五四时期，他高标文人画的大纛，结社布展，译文撰述，其对传统文人画价值的阐释与维护，开一代之风气。多年之后，傅雷先生在评论陈师曾和吴昌硕时也说：“这两位在把中国绘画从画院派的颓废风气中挽救出来这一点上，曾尽了值得赞颂的功劳。”陈师曾在其自撰《文人画之价值》中，归结文人画有“人品、学问、才情、思想”四要素。毫无疑问，此“四要素”若是移至“文人书法”上来，应该说也是相当适用的。
    陈衡恪是诗书画印的全才，他曾说：“生平所能，画为上，而兰竹为尤。刻印次之，诗词又次之。”这一点，他如实道来，似乎不如齐白石“滑头”，齐说起自己“诗书画印”的排名时，好像是“诗第一”，“画最次之”，让人怎么看也觉得老人似有“欲擒故纵”之嫌。陈衡恪将自己的“诗词”置于最末，而于书法，则提也未提，想必还应在“诗词”之后了。
    要论起陈衡恪的诗词书法，其实他都有不俗之功力，这和他早年的家庭熏陶是无法割开的。我们都知道，陈衡恪出身江西义宁（今称修水）的诗书世家，其父祖皆一代硕儒，文史大家。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在晚清时期领导了颇有影响的湖南新政；父亲陈三立，清末同光体诗派的领袖人物，维新四公子之一；三弟陈寅恪，更是中国的史学大师，被誉之为“教授中的教授”。加之陈衡恪本人以及其次子、著名植物分类学家陈封怀，一家四代出了五位杰出人物，成为国内绝无仅有的一大奇迹，故被称之为“陈门五杰”。修水至今也有个“五杰广场”，就是以陈氏家族为豪。顺便再说一句，在我们的《辞海》中，仅义宁陈氏一家，就为陈宝箴、陈三立、陈衡恪、陈寅恪四人分立了条目，这大概也是绝无仅有的奇迹了，即便“三曹”、“三苏”也只能在人数上屈居其次了。
    据陈三立《长男衡恪状》说，陈衡恪儿时随祖父“识字，说训诂”，“七至十岁，能作擘窠书，间作丹青，缀小文断句。余父辄以夸示宾客，忘其为溺爱也。”可见陈衡恪少时就显示出极高的天赋。十四岁，在湖南长沙与著名书画家胡沁园王湘绮相识，常以国画请教。又受业于湘潭周大烈，周大烈字印昆，不仅于文学有造诣，还精于金石书画之鉴赏。结婚后又从岳父范肯堂学汉隶、魏碑及行楷。范肯堂乃南通名儒，著名文字学家、书法家。在这些名师指导下，加之其聪颖好学，刻苦钻研，青少年时期就已艺事大进，于诗词书画印诸艺，皆打下了扎实的根基。后赴日留学，初入宏文学院，与鲁迅朝夕相处，毕业后，又考入东京师范博物科继续深造。其时与正在上野美术专科学校攻读西洋美术的李叔同相识，两人一见如故，在书画、诗词、篆刻等方面都有同好，于是相交颇契。
    归国后，陈恰又与鲁迅同在教育部任职，两人意趣相合，交往甚密，那段时期里，“陈师曾”大概是鲁迅日记中出现最频繁的名字之一。他们时常一起逛琉璃厂，互赠书画碑拓等。应该说，鲁迅对陈衡恪的书画印章还是颇为看重的，他最初翻译的那本《域外小说集》以及《会稽郡故事杂集》，封面题签都请了陈衡恪书写。在今天鲁迅所存有并不太多的书画藏品中，仅陈衡恪一人的作品，就有十五件之多（九幅国画、六枚印章）。1933年鲁迅在《北平笺谱》序中对陈衡恪的画作了很高的评价：“及中华民国立，义宁陈君师曾入北京，初为镌铜者作墨合，镇纸画稿，俾其雕镂；既成拓墨，雅趣盎然。不久复廓其技干笺纸，才华蓬勃，笔简意饶，且又顾及刻工省其奏刀之困，而诗笺乃开一新境。”

    尽管陈衡恪的书画印章，受吴昌硕的影响很大，但鲁迅对陈的推重似乎更大于吴，这或许也说明鲁迅更喜欢文人笔墨中“笔简意饶”的书卷气吧。周作人在《陈师曾的风俗画》也有这样几句：“陈师曾的画世上已有定评，我们外行没有什么意见可说。在时间上他的画是上承吴昌硕，下接齐白石，却比二人似乎要高一等，因为是有书卷气。”这一点，周氏兄弟的观点应该说是非常接近的。
    陈衡恪的书法宗汉魏六朝，上溯钟鼎、甲骨、石鼓、秦权，下逮汉隶、晋唐行楷等，几乎无所不能。他的字和他的印章在风格上颇为统一，都有醇厚的气息，且风神秀逸，苍劲朴茂。据说他作书喜用狼毫秃颖，故线条苍老刚健有雄浑之气。人皆谓陈衡恪的书法中，篆隶最强，而我以为最能代表其个性书风的，还是他的行草书。我读他一些书札尺牍，以及于山水花草小品上的行草题跋，线条厚拙但写得轻巧简练，自然磊落，有时也不乏带点烂漫天真之气。通篇观之则灵动鲜活、生气勃然。而其篆隶书法，则深受缶老的影响，尤其是石鼓文。当然相比较而言，陈氏书法结体平实，用笔含蓄收敛，没有缶老作书的夸张与霸气。
    在中国近现代画坛上，陈衡恪也是一位开风气之先的人物。当年他所作的《北京风俗人物画》，用速写与漫画的形式，揭露出当时社会底层的民间生活，其手法之新奇，意境之独特，可谓前所未有。著名漫画家丰子恺曾被人誉为是“中国漫画”的开创者，但丰先生立即给予了纠正，说“中国漫画”的真正开创者应为陈师曾，尽管1915年发表《北京风俗人物画》时还未被冠之于“漫画”之名，但这却是中国的漫画之始。另外，众所周知的关于艺术大师齐白石“衰年变法”的故事，也就是齐听从了陈师曾的建议而获得了成功。陈衡恪在一首《题齐濒生画册》诗中，最后就有这样两句：“画吾自画自合古，何必低首求同群。”当时齐白石的画比较拘泥，流落京华无人识，正是遇上了陈衡恪的鼓励和帮助，才走出了一条大写意文人画的成功之路。难怪白石老人在晚年的口述自传中也曾感慨地说：“如没有师曾的提携，我的画名，不会有今天。”
    “画吾自画，何必求同？”陈衡恪以此金针度人，也代表了他自己的艺术观。只可惜，就这样一位有独立思想、艺术造诣的天才美术家，却天年不永，在他四十八岁的艺术创作黄金之际，却因继母病故奔丧时不幸染上伤寒而一病不起。陈衡恪之死，在北京艺术界引起极大的震动。著名学者梁启超在《师曾先生追悼会上演说》中有几句话评语甚高，他说：“师曾之死，其影响于中国艺术界者，甚于日本之大震。”又称陈师曾是“现代美术界具有艺术天才、高人恪、不朽价值的第一人。”因为陈衡恪有“朽道人”、“朽者”之别号，故吴昌硕也挽词曰“朽者不朽！”
    世事难料，往往自称“朽者”者，却反而“不朽”。

爱好鱼翅的谭延闿

管继平
 
    民国书法家中曾有“真草篆隶四大家”之谓，他们是谭延闿的真，于右任的草，吴稚晖的篆和胡汉民的隶。这四人均为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且也都是活跃于政坛的顶尖文人。

    谭延闿的书法，和他的文名一样，早在上世纪初就已名震遐迩。他还有一个弟弟谭泽闿，兄弟俩幼承家学，都以写一手颜真卿书法著称于世，可谓罕有其匹。谭延闿年少时即聪颖过人，其父谭钟麟为咸丰进士，曾任陕西巡抚和陕甘、闽浙、两广总督等职。谭延闿排行第三，五岁入私塾，其时父亲命日课数页大小楷书，并规定三日要做一篇文，五日要做一首诗。在父亲的严格督导下，十来岁的谭延闿便崭露头角，无论写字还是作文，均显示出他不凡的才情。父亲的好友翁同龢也不禁赞其为“奇才”，并在致其父亲的信中曰：“三令郎伟器也，笔力殆可扛鼎。”

    光绪帝师翁同龢的眼力自然不差。后来谭延闿果然不负众望，他自1893年考中秀才起，其后数年，又连续乡试、会试大获成功，殿试列二甲赐进士出身，授翰林编修。要说起来这里还有一段传说，1904年，谭延闿参加的可是清末最后一场科举考试，我们都知道清朝的末代状元是刘春霖，其实谭以会试第一名会元的身份参加殿试时，慈禧觉得他文章精彩，字又漂亮，本想将状元圈给了他，可“老佛爷”一看到他姓谭，偏偏又是湖南人，心里就“咯噔”一下，旋即就想到了那个“乱臣贼子”、给她添了不少麻烦的谭嗣同，顿时心生反感，于是朱笔一转，就点了河北刘春霖作状元，谭延闿只得被降为二甲第三十五名进士。但尽管如此，谭延闿也已极尽荣耀了，因为在整个湖南籍士子中，已有二百多年无人中得会元了，谭打破了这一记录，从此声名大噪。

    在民国时期，谭延闿也算是一位不可或缺的风云人物。辛亥革命后，他三任“湘督”，先后两次担任国民政府主席以及行政院长等职，直至1930年其突发脑溢血而逝，纵横政坛达20年之久。但死后谭也备极哀荣，以国葬之仪长眠于中山陵侧的灵谷寺，蒋介石亲往送葬。然而，尽管谭延闿政务繁忙，但书法却是他一生的最大爱好，平日稍有闲暇，便挥翰临帖，须臾未有懈怠。

    谭延闿的书法，以颜体楷书誉满天下。其书主要学颜真卿的《麻姑仙坛记》，一生临写不下二百余通，反复研摩，深得颜书之精髓。昔有论者谓其临池一丝不苟：“撇”必搓而后出锋，劲挺利落；“竖”必停而后下注，有如悬针；“捺”则厚朴端重，“点”则沉如坠石，尽得雍容挺拔之旨。可见其下笔已有炉火纯青、出神入化之境。在湖南谭延闿可是个权倾一时的大人物，难怪字如其人，他的字也结体宽博，气象壮伟，笔力饱满，顾盼自雄，大有睥睨天下之霸气。那时谭还乐于为人题字，所以三任“湘督”后，长沙城里的酒肆茶馆乃至店铺，几乎都藏有他题写的对联和牌匾。说来有趣，1920年时，毛泽东等人在长沙创办一个“文化书社”，也曾找谭延闿来为书社题写招牌。时任湖南督军、湘军总司令谭延闿，尽管不认识这个年轻人，但还是题了字并大驾光临，亲自为书社开业剪了彩。未料想的是，这个文化书社后来即成了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秘密联络机关，当十年后谭延闿在南京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时，从报纸上看到“朱毛共匪”大举进攻长沙城的消息时，不禁向身边等人懊恼叹息：“这个毛泽东，早知如此，当年我去剪什么鬼彩呀，派两个兵去把他一抓，何至于今日劳师动众？”

    然而，历史是无法假设和重来的。

    还是回到谭延闿的书法。如图一副对联：“友朋杂沓诹文字，几砚清严见性情”，虽未署书写年月，但这幅行书从容不迫、雄健浑厚的风格，基本体现了谭延闿的代表书风。谭氏书写的颜字，以《麻姑》为底子，早年受刘石庵影响，中年结合钱南园、何子贞、翁松禅数家，后又参以东坡、米芾笔法，所以其书雄厚峻拔，锋藏力透，线条丰满而不臃肿，生辣而不失圆润，风神萧散，含蓄清雅。所谓“真颜不肥，真欧不瘦”，在谭延闿的笔下，确实可以领略“真颜”之一斑。

    除了书法之外，谭延闿还有一大爱好就是美食。他曾开玩笑地对朋友说：“吃喝嫖赌，人生四大嗜好，嫖赌与我无缘，吃喝在所不辞。”而且，他的爱好“吃喝”，还不仅只是一图口腹之娱，他自己也会同厨子探讨烹饪技法，对菜谱不断改良修正，创制出一套“谭家菜”而风靡一时。今日沪上的“谭氏官府菜”，不知是否也沿用了他的菜系。谭家名菜中，最有名的一道菜就是鱼翅，有红烧鱼翅、蟹黄鱼翅等多种烹制法。据说谭延闿特别爱吃鱼翅，每餐非鱼翅而不饱，几至成癖。有一次他赴某君宴，席间主人特意想为难他，大谈鱼翅之不足食，喻为味同嚼蜡，谭延闿闻之也不好发作，只得敷衍。酒至半酣，主人礼貌询问宾客还须添加何菜？谭忍受不住，只得莞尔求之曰：“如蒙不弃，请赐一盘‘嚼蜡’如何？”

    这种文人式的智慧也反映了谭延闿轻松圆滑的性情。传说谭延闿为人圆融冲和，从不得罪人，有“药中甘草”之称。虽身为高官，他有时甚至还会亲自下厨给厨师示范做菜。有一次谭在厨房不小心切破了手指，他还不服气，换左手用刀示范，结果又伤了右手指。第二天，他要发公函给胡汉民，因为谭平日都习惯亲笔拟定函稿，这次双手受伤也依旧坚持这个习惯。可不料这份书札到了胡汉民的手里却引起了胡的注意，胡也是位书法高手，他似乎发觉谭的书风有了细微变化，凝重之间忽然生出一股轻灵飞扬之态，不知又是吸取了哪家古人的碑帖。正纳闷揣摩时，后经谭的秘书道出了原委，胡汉民方哑然失笑，愤愤道：“我还当他练了什么新本事，原来只是切伤了手。”
 
    这段故事看似更像是一则笑话，然而却道出了艺术的生与熟之间，确实包含着如板桥先生所谓“画到生时是熟时”的哲学道理。
 
2240字   2009－02－15

     世界著名足球教头米卢先生，在带中国国家队时，曾提出一个“快乐足球”的理念，当时在我国足球界引起颇大反响，褒贬不一。褒者以为此举在享受足球的同时，对队员在大赛时缓解紧张心理有着关键之作用；贬者认为任何一项运动成绩，就应该在刻苦训练中提高，“不经历风雨，何以见彩虹？”怎么能“松松垮垮、快快乐乐”呢？但不论如何，米卢的一套在中国是成功了，而那一届的国家队也创下了中国足球历史的最好成绩。日前，在一次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卢湾实验小学与台北市立教育大学附设实验国民小学签约成“姐妹学校”的交流会上，记者聆听了两地小学校长的发言，由“快乐足球”想到了“快乐小学”。
    有着96年悠久历史、也是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母校的台北市教大附小是台湾颇负盛名的一所小学。在谈到如何为孩子们“减负”的问题，校长方慧琴说，他们并没有“素质教育”和“减负”之类的提法，但他们学校的任务就是如何让孩子们更快乐地学习，以及赋予孩子们“带得走的能力”。
    “我们小学一二年级每周除了一天外，都只有半天的课。学生的成绩只有大致的等级，但没有分数。学生之间没有成绩的排名，班级之间也从不比较平均分的高低。”方校长说，在他们学生的毕业报告单上，只能从等第和评语来考量一个孩子的学习情况、以及能力特点等。因为考卷上几分的高低之差，有时实在说明不了什么。我们更注重的是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动手能力，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和“做中学”。所以，他们的特色课程相当宽泛，共有72门让学生们自行选择，而且每学期都有变化。在他们看来，小学阶段最重要的是在孩子们心中埋下创造的种子，给孩子们一个“快乐小学”。而进入初中之后，虽然他们的孩子，刚开始成绩并不突出，但初二初三之后，往往学习的“后劲”就显现出来了。
    在谈起“素质教育”的问题，上海师学附属卢湾实验小学的校长王怡敏说，教委要“减负”，家长要“成绩”，学生升学要“分数”，这三方面的需求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压力，而且三方面在不同的时期还有不同的需求。譬如家长和学生，在平时要“减负”，而在考试或升学时就要“分数”了。作为我们学校来说，只能在两者兼顾中做到平衡。既要让孩子们在快乐中学到本领，又要使孩子们在竞争中不落后于他人。但要真正做到做好这一点，无论对教师还是学生，都是很累的。
    诚然，为中小学生的“减负”尽管大家叫好，但在现行的教学模式下，要真正的“叫座”还是颇有难度。“快乐小学”虽说人人向往，但它是以暂失“眼前利益”之代价来换取学生将来之“后劲”的。这一点，就看我们舍不舍得了。 

     （应女儿的学校而写，算是代女儿交了一次作业。因我的博客好久没更新，姑且贴上也算一篇吧。上图为女儿第一天上小学时的背影）                              管继平

名士学人布衣身——张伯驹书法

    出生于官宦世家的张伯驹先生，与溥侗、袁克文、张学良并称为“民国四公子”。如今人们提起他，也多以“大收藏家”之名冠之。而我最初接触他的文字，却是他的诗词联语。他编著过一本薄册子《素月楼联语》，就深得我喜欢，一度曾与我晨夕相对，百读不厌。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买过一本书《对联欣赏》，其书名就是张伯驹先生所题。不过那时的我，实在也读不出伯老书法中的韵味来，只觉得其线条曲曲弯弯，真如古人所谓“春蚓秋蛇”一般。
    后来渐渐才知道，张伯驹先生的字，就是被刘海粟所誉之为“鸟羽体”书法。说起张伯驹，刘海粟评论说：丛碧（张伯驹号）兄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广袤的心胸，涌出了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四种姐妹艺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堪称京剧老名士，艺苑真学人。
    书画圈内许多人都知道，刘海粟先生是个不肯轻易夸赞他人的大师，尤其是对他的同时代人，但论起年小他二岁的张伯驹，却如此不吝赞辞，我想，这主要还是看重张伯驹不俗的人品和学问。
    张伯驹自幼天性聪慧，七岁入私塾，九岁能写诗，享有“神童”之誉。据说他从小就博览群籍，看的书多得难以胜数,一部《古文观止》可以倒背如流；唐诗宋词，更是脱口而出。扎实的文学功底,造就了他多才多艺的文化底蕴。由于其父张镇芳与袁世凯是远亲的关系，他十多岁就入袁世凯的陆军混成模范团骑兵科受训，并由此进入军界。后因不满军阀混战，也懒于在功名上有所建树了，1927年起投身金融界，历任盐业银行总管理处稽核，南京盐业银行经理、常务董事等。也就在此时，他开始对传统书画的鉴赏以及诗词戏剧的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并着手于收藏古代书画名迹了。
    虽说那时的张伯驹，家产雄厚，富可敌国，但他却和袁家公子不同，衣着朴素简单，从不穿绫罗绸缎，终年只是布衫一袭，且烟酒不沾，饮食也极为平淡。若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虽然很有腔调，但为人非常的低调。不过，张伯驹的骨子里还是有些孤傲和愤世嫉俗的，从性格的表现上就让人感觉他有点内向和清高，如是遇上话不投机，即便是宾客满座，他也会坐在一隅一言不发，用手一根一根地拔胡子，谁也不理。为此，有些朋友在背后就送了他一个“张大怪”的雅号。
    我想在近百年的文化史上，无论是书法还是收藏，张伯驹恐怕也确实能担当这一“怪”了。
    张伯驹的书法，初学钟王，后以独具一格的行草体名世，人称之为“鸟羽体”，估计也是因其线条笔划似乎有一种飘逸的动感，如羽飞燕舞，清妍秀美。曾见有评论者撰文说张先生的书法高古纯朴，骨力内含，跳出了钟王之窠臼云云。恕我眼力不够，颇难苟同。我以为张伯驹先生的书法，虽然面目独创，然在笔力上，终觉有所不到，尤其在写大字时，则显力怯矣。而其一些小字题跋和日记手迹，还是透出他一些传统的笔墨功夫的。当然，对一位长年浸淫于古代一流书画真迹之中，其练就的高超眼力和识见是无可替代的。对于自己的书法，有认识，也有一定的自信。这里，我们从张伯驹题《宋蔡忠惠君谟自书诗册》中的一段话中，还是能读出一二的。他说：“余习书，四十岁前学右军十七帖，四十岁后学钟太傅楷书，殊呆滞乏韵。观此册始知忠惠为师右军而化之，余乃师古而不化者也。遂日摩挲玩味，盖取其貌必先取其神，不求其似而便有似处；取其貌不取其神，求其似而终不能似。余近日书法稍有进益，乃得力于忠惠此册。假使两百年后有鉴定家视余五十岁以前之书，必谓为劣迹矣。”
    在此，至少是觉今是而昨非了。
    再说收藏，张伯驹的最初收藏主要和末代皇帝溥仪以及一些清室后代们不断变卖宫内的文物有关。那时清政府灭亡后，一些宗室皇亲再也没了以前骄奢优越的地位，生活窘迫，只得将以前从宫中偷出的文物国宝一一变卖，换得钱财来维持他们的富足生活。为了不让这些国宝流入外国人之手，张伯驹则尽其所能将部分的大内珍品购进收藏。今天我们所熟知的许多名帖名画，其中不少就是当年张伯驹先生的藏品，如李公麟的《五马图》、李白的《上阳台帖》、杜牧《张好好诗卷》、黄庭坚的《诸上座帖》、米友仁的《姚山秋霁图》、文征明的《三友图》、蔡襄的《自书诗册》、赵松雪的《草书千字文》等。当然，最为著名也是重中之重的国宝级藏品，毫无疑问，就是西晋陆机的《平复帖》和隋展子虔的《游春图》了。
    距今已有近1700年的《平复帖》，为西晋大文人陆机手书真迹，比王羲之的手迹还早七八十年，是当今传世墨迹中的“开篇鼻祖”。此件国宝原在末代皇帝溥仪的堂兄弟溥儒之手，其最初开价二十万大洋，张伯驹无力购买。后经张大千、傅增湘几度从中斡旋，又恰逢溥儒母亲病故，急需一笔钱用，最终才以四万转让与张。张伯驹得此珍品后，欣喜万分，遂命自己的斋号为“平复堂”。而后曾有日本古董商人以三十万大洋让其割爱，但张予以一口回绝。而为了《游春图》，张伯驹起初是力劝故宫博物院买下，但抗战时期，院长马衡实在拿不出钱来，为了不让国宝流失海外，张伯驹楞是不惜变卖房产高筑债台，凑得二百四十两黄金，才终于将此画留下。
    张伯驹不惜以倾家荡产收罗文物的故事，使之名声大噪。张自己则解释说：“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这些不是为了钱，而是怕它们流入国外。”他在自己的藏品书画录中还曾写过这样一句话：“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后来他以行动也证实他的所言，自新中国成立后，张伯驹夫妇就陆续将收藏三十年之久的名迹珍品无偿捐献了国家，显示了张伯驹先生强烈的爱国之情和无私的奉献精神，也凸现出作为大收藏家的他至高的收藏境界。
    然而众所周知的原因，就这样一位爱国名士、“好好先生”（张伯驹因藏杜牧《张好好诗卷》曾自号“好好先生”），在1957年时还是难逃被划为“右派”的厄运。不过，张伯驹自己对此却非常坦然，他幽默地说：“我鉴定书画也有看错地时候，那为什么就不允许人家给我戴错一顶帽子呢？”就一样一位宽容豁达的老人，终于熬过了阴霾岁月，但毕竟年事已高，最后于1982年，以八十四岁高龄于北京后库的北大医院走完了其跌宕传奇的一生。说来还有一事，就在张伯驹住院的最后日子里，家属屡次想为张伯驹从普通病房转一稍好的病房时，均遭到院方以“级别不够”而拒绝。当张先生故去后，他的亲友还专门跑到北大医院去叫骂：“他级别不够？不配住高干病房？他一人留给国家的东西，足以买下你这座医院！”
    然而，对于这个讲级别不讲文化贡献的时代，又徒奈何哉？徒奈何哉？
（2009年1月12日  2600字）

“鬼混日记”六十二：话糙理不糙
   （2009年1月28日  多云）

    北方人有一句俗语：“话糙理不糙”，意即话虽说得难听，但却非常在理。类似的句例我想一定很多，尤其是东北那旮旯里的土谚，有许多就是“话糙理不糙”的经典。我一时想不起太精彩的句例，如博友们有，望不吝奉献，权当是作一次“貂尾续狗”吧。
    但说起“话糙理不糙”，我想起在政府机关谋职的朋友张兄，前些时与我说一段子，颇可代表。有天，大家在饭桌上逸兴惴飞，高潮迭起，他却认真地对我抱怨，说：如今中组部考察选拔干部，就是他妈的比“鸡巴大小”。我初闻大骇，以为他大概是在提干的问题上遭遇了不公，后看他一脸诡谑的神情，估计又是什么“黄段”之类。但转念一想也不对，选拔干部毕竟不是畜牧场里选“种马”“种驴”，要比什么“鸡巴大小”呢？后经具体一分析，觉得不但不“黄”，而且还非常在理，真是“话糙理不糙”！且听细细道来——
    所谓“鸡巴大小”，实乃“机巴大小”之误也。我们此地选拔干部，基本上不外乎四条标准：首先要看“机”，也就是说，比谁的机遇更好；其次看“巴”，就是在比谁更会巴结领导；第三看“大”，就是比谁有一张大学以上的文凭；第四看“小”，是比在相同的前提下，谁的年龄更小。

 我想问问周围所有的朋友，无论是政府机构还是企事业单位，从上到下，现在选拔干部的方式，有谁敢否认不是在比“机巴大小”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