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发布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并答记者问。以下为答问实录：

　　凤凰卫视记者:

　　第一个问题，马局长刚才提醒我们关注这几个数据，给我的感觉基本就是一种“国退民进”的现象，我不知道您觉得这些数据反映出未来会有怎么样的一些趋势？第二个问题，来自于我昨天在网上的一个博客里看到一个博主说目前人们关注的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的问题，国家统计局应该负有一定的责任，他的观点是，国家统计局统计的平均收入、平均工资，这些数据里面经常存在一些问题，比如那些最富有人的收入都算在平均收入里面，导致平均收入年年上涨，但是实际上反映不出贫富差距这就导致决策层根据统计局所做出的决策，有时候可能也出现问题，这样就不利于缩小贫富差距。当然这也不代表我个人观点也不代表本台的立场。请问您对此怎么评价，是不是认为统计局也应该对贫富差距也负有一定的责任，您觉得统计局在缩小贫富差距方面能做些什么？

　　马建堂:

　　谢谢你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你帮我挑明了一个问题，就是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我得到的一些数据和第一次经济普查的数据相比，至少在企业单位数量上、企业资本的结构上，2004年、2008年这两个普查年度，国有企业的比重是下降的，非国有企业的比重或者说私营企业的比重是上升的，所以普查数据从总体上不支持存在什么“国进民退”现象，这意味着在这四年，在我们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政策的基础上，民营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

　　我前一段时间在人民大学的一个会上也讲了，2005年、2006年、2007年、2008年四年的年报数据在企业的个数、资产比重、资产、资本、销售收入指标上，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变化的一些比例，确实无论是我上次讲的还是这次讲的都还没有包含2009年的数据，因为2009年数据我现在还没有拿到，一个月以后我会在这里讲2009年的数据，如果有的话我愿意和同志们分享。我上次说的数据和这次普查数据，显示了这几年我国私营企业或者说非国有企业是在进一步发展壮大的，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增加就业岗位、吸纳劳动力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还想补充两点，我希望媒体要平衡的报道我的观点，第一点，在去年和今年确实也存在一些媒体上或者社会上所称的“国进民退”的现象，我并没有否定这些现象的存在，我是讲的总体上不存在，我不否定存在着一些个别案例、一些现象，大家把它称之为“国进民退”。我希望平衡报道我的观点。

　　第二点，我希望这段时间大家对于“国进民退”的讨论是有积极意义的，积极意义体现在什么地方？它在警醒我们要进一步推进中国垄断行业的改革，它在警醒我们要进一步推进中国的国有经济战略性的调整和重组，它在警醒我们要进一步推动民营企业、非公有企业的改革发展。我希望媒体朋友们平衡报道，不要光报道我前面的话，也要报道后面的话，后面的话也很重要。

　　第二个问题，平均工资是反映一个国家或一个经济体工作的总体水平，贫富差距反映的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经济体不同人群的收入结构。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随着中国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随着人们收入来源日益多样化、多元化，中国的老百姓平均总体工资水平或者说工资的平均水平在不断增加，在平均工资增加的同时，不同人群工资增长的幅度是不一样的，有的增长得更快，由于智力资本的掌握，由于其它生产资料掌握的更多，或者由于其它原因增长得更快。另外一部分群体，包括农村居民、其他低收入群的居民收入增长的比较慢，在平均收入不断提高的同时反映了经济的发展，但确实不同经济群体的收入差距也在拉大。

　　国家统计局的责任或者说中国统计部门的责任一方面要更加准确的反映工资收入总体增长水平的情况，另一方面，要尽可能的反映收入的差距和收入的结构。谢谢你和那位博主。

核心提示：中国国务院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12月25日公布。公报显示，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国有企业及国有独资公司占9.2%，私营企业占44.4%。

不过有媒体连线《大众电影》主管单位领导，中国影协副主席、分党组书记康健民，他表示《大众电影》没有停刊，目前运作正常，“谁说的？没有的事，运转得好好的，刚刚还出了新杂志”。随即，断然否认了这一消息，并表示这是谣言。而《大众电影》的另一位负责人也表示，《大众电影》既没有破产，也没有停刊，但他拒绝公布自己的身份。

另据报道，周雁鸣日前将本单位《大众电影》杂志社诉至北京市朝阳区法院，要求被告赔偿5万元经济损失。周雁鸣诉称，《大众电影》杂志2009年第17期使用了他于2001年5月在上海为演员刘子枫拍摄的一组照片，此次摄影并非杂志社委派，拍摄费用均由个人承担，属于个人创作。正在和《大众电影》打官司，周雁鸣的报料可信度确实不高。

《大众电影》1950年6月1日在上海创刊，其每年举办的《大众电影》百花奖，曾经是群众性最为广泛的读者评奖活动。上世纪60年代一度停刊，1979年该杂志复刊。到了上世纪80年代，这本杂志迎来了其辉煌期，全国最高发行量达到了965万份，成为当时的青年人最喜爱的刊物。

　　今年前五个月，韩国共有16.9万人失业,创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之最，若失业人数继续增多,将令韩国经济复苏前景蒙上阴影。与此同时，韩国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也降至了76.4%的历史最低点。

　　受冲击最大的是同企业只有临时雇佣关系的合同工。他们原本就处于收入低、无保障的地位，突然失去工作更如同雪上加霜。韩国目前合同工的数量约为540万人，占就业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在经济危机下，解雇合同工成为韩国企业降低成本的第一选择。截至今年6月，韩国失业人数上升了25.6%，其中大多数为被解雇的合同工。

　　为了保障合同工的利益，韩国政府曾于2006年立法，规定合同工在一个企业工作期满两年后，如果继续雇佣关系，就必须转正成为正式员工。在目前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这条法律对面临两年期满的合同工形成巨大的被解雇压力。因此，韩国议会正在讨论修改法律，将二年限期延长为四年，但是该法律还没有在议会得到通过。

　　就业难加上失业率不断攀升，使“更稳定的工作”越来越受韩国人的欢迎。最新的调查显示，稳定的公务员职业以17%的比例成为现在韩国最受欢迎的职业，接下来的是教师职业。11月8日，在韩国中学教师选拔考试中，单单首尔一个城市就有1.6万人报名参加，而录取的名额只有375名，录取率只有43比1，而去年的比率则为26比1，可见越来越多的人想挤入“稳定工作”的行列。

　　不只教师、公务员等就业竞争激烈，就连过去无人问津的环境美化工作都一下子变得备受欢迎，所谓“环境美化工作”就是道路清洁工。由于道路清洁工不但工资合理，还享受政府医院保险及养老保险等待遇，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放下“身段”，争夺这个有保障却曾经被人认为是不体面的工作。

　　在最近的道路清洁工招聘中，仅仅首尔市江西区这一个区域的报名现场就门庭若市、人满为患。江西区计划招收9名清洁工人，但前来报名招聘的就达90人之多，其中大、中专院校毕业生有28名，约占总报名人数的近30%，甚至有一名还是在读的博士生。这名博士生在接受韩国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辛酸地说：“博士毕业以后的就业前景并不乐观，曾经尝试过一些好的公司应聘，但是都不成功。所以还是面对现实，至少这份工作有养老金和医保，很稳定。”

　　韩国就业难、失业率高的问题正在极大地考验着韩国现任政府及执政党，李明博在10月15日的青瓦台紧急经济对策会议上强调：“虽然经济在逐渐恢复，但就业难仍然很严重。”李明博要求政府部门和企业不应对目前的形势盲目乐观，要继续致力于创造出工作岗位，以缓解就业压力。显然，如果李明博政府无法妥善地解决就业问题，将会有更多的社会问题暴露出来

    60万毕业生30万岗位 供需矛盾突出

    采访中，记者得悉这样一组数据：2010年全国师范院校师范类毕业生总数将超过60万，而整个教育系统提供的用人需求不足30万。

    “师范类岗位需求缺口大，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近年来城镇中小学校合并数目较多，教师需求量锐减；二是各大师范院校的招生规模没有变化，导致累计进入今年就业市场的师范生数量增多。这一增一减，使2010届师范生的就业形势更加严峻。”北华大学就业工作处副处长赵永春说。

    根据2008年中国教育统计公报的数据综合计算，2008年间，全国中小学减少了21175所，中小学在校生减少429.88万人。以《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中1∶15的平均师生比粗略推算，理论上全国可能减少教师岗位29万个。

    一些前来招聘的县市教育局负责人告诉记者，实际上，我国小学和初中的招生人数自2003年始便逐年下降，高中招生人数自2005年起也开始下降。预计未来几年，因初、高中生源逐渐减少而导致基础教育岗位需求不断下降的趋势将不会改变。

    但另一方面，由于近年来大学生整体就业形势严峻，有保障、工作稳定的教师职业，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报考，同时，2003年以来，我国开始实行教师资格认证制，面向社会吸纳师资，使得师资来源多元化，部分综合性大学的毕业生逐渐进入教育行业就业，不断分割着原有市场。

重点非重点 找工作差别很大

    突出的供需矛盾，使大多数非重点院校师范毕业生直接处于就业竞争的劣势。在28日洽谈会现场，记者看到那些带编制的用人单位中，80％直接标明只接收重点院校毕业生。

    “在教师岗位持续缩减的情况下，我们仍带着十几个名额出来招聘，就是想吸收一些高素质人才。”河北黄骅市教育局陈副局长对记者说：“不是我们有歧视。人事局明确规定，在外招聘的只能是重点大学本科生或硕士研究生。”

    东北地区28所高师院校中，首屈一指的“重点”便是教育部直属高校东北师大。据该校就业中心主任王占仁介绍，自11月初以来，不到20天时间，用人单位已在该校举办专场招聘会170多场，其中来招聘的重点高中占70％以上；一次性提出50个需求岗位的招聘团达50多家，占总数的近三分之一，需求近百人以上的招聘团就有10多家。该校文学院应届毕业生李英告诉记者，她周围不少同学目前已签约。

    一边是火焰，一边是海水。大多数非重点院校毕业生，找工作还没有眉目。北华大学师范学院政治专业的小石，在洽谈会现场转了一个小时后，沮丧地坐在了墙根处：“需求老师的单位，点明要211院校毕业生；不做老师，去别的岗位，又没有相关专业，很矛盾。”

    “会场一路走过来，不是我没相中用人单位，就是用人单位没看上我。”大庆师范学院数学专业本科生姜美泉告诉记者，此前她在哈尔滨、大庆也投过若干份简历，但均无消息，周边同学也多未找到工作。

    “现在连很多中学都要研究生了。要是实在没有合适的地方，我就准备回家创业。”姜美泉苦笑。

    辽师大体育教育训练专业的小胡，虽身为研究生，同样尚未找到理想工作。他有些气愤地说：“原本以为上了大学、又读了研究生，就能找到好工作，现在发现只有考重点院校、读重点专业才有出路。”
发达城市师资饱和 基层用武之地难觅英雄

    “前几年师范毕业生大多数流向了沿海发达城市，导致这些地区需求量饱和；西部地区和基层教育岗位缺人现象严重，毕业生又不愿意去，这就造成了‘英雄无用武之地’与‘用武之地’找不到‘英雄’的现象并存。这种供需‘错位’，也是造成就业难的原因。”江苏省江都市教育局带队招聘的刘老师说。

    据了解，为保护本地生源就业，很多发达城市都对外来毕业生抬高了“门槛”。在这种情况下，部属师范院校毕业生就业方向出现了一定程度下移。这样一来，地方师范院校毕业生的原有就业市场受到挤压，不得不向二、三线城市降级，甚至出现向县级乃至乡镇中学转移的趋势。北华大学的赵永春告诉记者，该校今年就将力促30％的师范毕业生进入基层工作。

    尽管总体供需比之间的数量性矛盾暂时无法解决，但由于中西部优质师资匮乏、农村基础教育队伍素质亟待提升，人才分布的结构性矛盾中却蕴藏着就业机会。不过，很多地方院校师范生对到基层就业还存在诸多顾虑与不情愿。特别是由于超编，很多用人单位对接收的应届毕业生不能及时入编，只能实行人事代理，使毕业生面临着“有岗无编”的困境，对此，大部分人还不能认可。

　　劳动力过剩是产业结构不合理的产物。大学生能做的事，农民工、一般的技术工完全可以替代。导致一方面是数以百万计的大学生找工难，另一方面是企业找不到有用的人才。

　　尽管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不是新鲜事，但像现在这样大规模的揾工难还是比较少见。前几天，广东省高校本科生专场招聘会在中山大学大学城校区进行，2.8万毕业生排成的长龙蔚为壮观，而这些排队4小时的求职者，等来的大多是几分钟的面试。

　　广州如此，全国其他城市也大抵如是。从曾经的天之骄子，到如今刚走出校门即很有可能成为准失业者，让人不得不惊叹大学生身份的转变之快。然而，当众多的大学生面临着找工作难的危机时，社会必须有所反思，这不仅关系着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大事，其背后更隐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无论如何也不能小视。

　　毫无疑问，劳动力过剩，是大学生就业难的根本问题所在。几千万走出农村的农民工，成为劳动力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并直接和大学生形成就业竞争。而且就业需求的增长并不能满足高校扩招所带来的相应岗位大幅增加的需求，客观上也加大了大学生就业的难度。所以说，大学生就业难也是劳动供求矛盾的体现。

　　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经济长期高速增长必然导致劳动供给不足。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发展相当迅速的一个时期，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学生就业难似乎显得与经济的增速不太相称。其原因即在于，所谓的劳动力过剩，都是产业结构不合理的产物。表现在大学生就业上，就是企业根本不需要大学生，因为他们所能做的事，农民工、一般的技术工完全可以替代，而且相对成本较低。

　　这就导致了今天一个困境：一方面是数以百万计的大学生揾工难，另一方面是企业找不到有用的人才。由于企业缺乏具有创新意识的人才，又限制了产业的升级。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正在制约着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同时也影响着大学生的就业。

　　产业结构决定就业结构，产业失衡带来就业失范。要破解大学生就业难，其根本思路就是产业结构必须作出调整，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在这个产业链条上，既有劳动密集型产业，又有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而不是像现在，企业制造的大多是产业链上的低端产品，需要的只是廉价的、技术要求低的劳动力。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既能满足不同层次的劳动力需要，比如说让农民工就业集中于那些低端的生产制造环节，让大学生就业集中于相对中高端的创意设计、销售环节等；还能促进经济结构由外向型向内需型的转变，内需增加了，就业岗位的数量必然会相应地增加，可供大学生选择的机会也就大大增加了。如何调整产业结构，让产业升级，广东的一些做法已经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借鉴意义。

　　作为年轻的知识分子，作为未来的栋梁之才，大学生“无用武之地”，这对教育本身是个莫大的讽刺。怪就怪在，我们的大学“抢”走了大量的人才，却培养不出企业需要的有用之才。因而，高校，更大意义上来说，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都要对大学生就业难作出反思。最关键的是，政府必须破釜沉舟，标本兼治应对金融危机，下决心调整产业结构，这既是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现实所逼，也是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的经济发展所需。

12月12日，在华南师范大学举行的师范类专场招聘会现场，一大早就人山人海，排队机小时才能投上一份简历，有几位女大学生在招聘会现场无奈流泪哭泣。

　　教育部原副部长吴启迪女士近日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时指出，不要随便地把“扩招”和“就业难”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这两者的关系好像很直观，但其实很复杂，要作为一个系统来看。大学生就业难与城乡二元结构有关，“我们国家的城乡二元结构不解决，这个问题将永远存在。但是二元结构的解决，又跟人才很有关系，解决得好，就良性循环，解决得不好，就恶性循环。”(《中国青年报》12月21日)

　　要从系统的角度来分析大学生就业难，笔者是赞成的，近年来，在分析大学生就业困境时，往往都是从局部看问题，存在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问题。造成就业难的原因有很多，可如果从系统的角度分析就不难发现，无论从社会需求的人才数量，还是人才质量看，扩招和就业难并非全无关系。不分析教育发展的问题，把就业难归因于城乡二元结构，也是缺乏系统性考虑的。其实，当今大学生就业难，关键在于高等教育发展与社会需求脱节。

　　教育的发展，首先要遵循教育本身的规律，即教育的条件，能否给予受教育者有质量保障的教育。其次要分析社会人才需求，即人才培养数量、层次、结构要与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匹配。

　　从世界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历程看，也有“扩招”的过程，但他们比较有效地防止了教育质量下降，与高校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脱节的问题，就是坚持了以上两个标准。一方面，扩招大多由社区学院、职业教育完成；另一方面，对扩招的数量和层次、结构进行充分调查。

　　以上述两个基本标准来分析我国的扩招，无疑存在两方面问题。其一，违背基本教育规律，扩招的速度过快，在过去10年间，我国高等学校的招生规模与在校生规模扩大近5倍。根据基本的教育常识，扩大招生培养规模，必须有相应的师资、图书、实验设备和校舍，从我国教育的现状看，校舍和实验设备经过“突击”，已经基本达到要求，而师资则是很多学校的软肋。这种快速的扩招，直接导致人才培养质量下降。

　　其二，没有对社会需求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不知道社会究竟需要哪一层次，以及多少人才而盲目扩招。据调查，2008届全国本科毕业生在毕业半年后，有约35.9%的失业人数集中在少数的10个专业，其中有8个专业同时也是2007届毕业生失业人数最多的专业——法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英语、国际经济与贸易、工商管理、汉语言文学、电子信息工程、会计学。而这些专业，恰恰是扩招中最热门的专业。

　　事实上，如果根据我国高等教育的办学条件，以及从人才需求的真实情况出发，当前能培养的高质量大学生，可能不是每年600多万规模；社会所需要的大学生，可能远没有有关专家预测得那么大——不少专家是以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对大学生的需求，来简单类比我国应该对大学生人才形成的需求，但我国的产业结构其实与发达国家很不相同。那么，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思路，将有两个方向。

　　一个方向是调整产业结构，创造对大学生的有效需求，这正如吴副部长所指，要解决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为大学生施展才华提供舞台。另一个方向则是调整高等教育发展的步伐与节奏，将其与现实的社会需求对应起来。

　　最佳的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图景，无疑是上述两个方向联动，共同使力；其次的情况是，各自为阵，其中一个方向进行一定的改变，一定程度缓解现今的大学生就业难；最差的局面是，社会指责教育，大学生就业难是教育的问题，而教育指责社会，大学生就业难根源在需求不足，在彼此指责中贻误时机，不做调整与改变，让大学生就业难一年难过一年。

　　(作者系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为工作之事与父亲发生争吵后，新洲25岁青年徐某先吞水银后喝农药。昨日，虽经医院紧急抢救，但徐某尚未完全脱离生命危险。

徐某家住新洲区仓埠镇，两年前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家待业。徐某一亲戚称，昨日上午10时许，徐某父亲再次要其外出找工作。见父亲又提找工作，徐某很不耐烦，父子俩再次发生激烈争吵。父亲离开后，独自在家的徐某一时想不开，先是吞了水银，随后喝下农药。当日中午，家人发现徐某服毒后，将其紧急送到新洲三医院抢救。由于水银在腹部形成硬块，无法处理，徐某随后被转到汉口161医院。

昨日下午，记者在161医院看到，徐某尚处于昏迷之中，正在接受输液治疗。医生称，徐某喝下的农药“大捕杀”，经洗胃后其体内农药残留较少，但体内的水银与农药是否会引起不良反应，尚需观察。另外，其体内的水银清除起来很麻烦，患者尚未完全脱离生命危险。

　　求职是每天的任务

　　在华东师范大学丁钢教授指导下，由该校教科学院的李源源、社会学系的齐美胜和心理学院的王萍等同学共同完成的这份调查，样本覆盖全市12个区以及部分非上海户籍的大学毕业待业人群，用2129份有效问卷和46人的个案访谈，勾勒出了这个群体基本的生存与思想状况。调查显示，有68.1%的待业大学生把求职当作每天最主要的任务。与此同时，有43.3%的人会用空闲时间看书自学以提高自身的能力。可见，待业大学生一直积极而且主动地在谋取职业岗位，而非被动地接受家庭的经济帮助，同时他们也十分重视提升自身的素养，这恰是他们与其他待业群体最大的不同。有 59.3%的待业大学生很少与人交流，他们迫切希望扩大自己的人际交往面，在自己迷惘和孤独时特别需要有人走进他们的生活，倾听他们的心声。

　　值得一提的是，调查中发现有近25%的待业大学生对如今的就业扶持政策并不十分了解，仅有1.6%的人表示非常了解。由于他们的信息来源渠道非常有限，因此网络成为他们了解社会需求、争取个人发展的最大窗口。

　　自身定位较为理性

　　“啃老族”三个字是待业大学生最怕听到的称呼。他们说，虽然目前还靠父母供养着，但绝非有意要“啃老”，而且还对此有强烈的愧疚感，觉得自己亏欠父母的太多了。因此， “啃老族”的称呼无形中让他们背负了极大的精神压力。

　　在公众习惯的看法中，大学毕业待业在家是因为找工作时高不成低不就。但调查的结果却是，除去很小一部分不愿找工作的人，他们中的多数人并非把自己定位在精英阶层。有63.8%的人认为自己介于精英阶层和普通劳动者之间。显然他们并不愿意接受所谓“精英阶层”和 “普通劳动者”这样的角色划分，而是更愿意将自己介于两者之间。应当说，这也算是较为理性的角色定位。

　　在薪酬问题上，调查的结果与公众的看法则有很大的出入。有48.5%的待业大学生愿意接受1000到2000 元的工资收入，而这远低于本市发布的2009年毕业生指导工资。相反，他们寻求个人发展空间的愿望却十分强烈。因此，通过此次调查有理由说，定位和薪酬并不是导致大学毕业生待业的主要原因，能否寻求到理想的发展环境，才是他们求职时犹豫不定的首要原因。

    再过几天，被戏称为“当代范进”的41岁大学生曹湘凡就要进入自己的“毕业年”了。曹湘凡参加过13次高考，两年前考上了湖南长沙的一所专科学校，读的是法律。妻子在他入学的那一天就生气地离开了他，去了深圳，她预言丈夫“一毕业就会失业”，可能这真是个不好听的预言。

6555名受访者认为“分配不公激化社会矛盾”是未来10年 的严峻挑战，占受访人数的　　80.6%

编者引言 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以及不同群体之间均存在着不平衡问题。尤其是关系民生的收入分配，其差距的拉大不仅影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导致仇富心态的产生、官民对立，严重危及和谐社会关系的构建。因此，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是事关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战略问题。

分配制度改革不能小打小闹了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王占阳教授谈未来挑战

收入分配问题不解决会产生一系列后果

人民论坛记者：未来10年，中国发展将面临的最严峻挑战可能是什么？

王占阳：今后10年的发展，最大的问题是收入分配制度问题。讨论今后10年的问题要比讨论今后30年的问题要实在得多。中国现在正处在一个至关紧要的十字路口上，当前最紧迫的就是要讨论面对这个十字路口，我们究竟应该怎么走。

从经济角度讲，最大的问题就是收入分配制度问题。收入分配问题不解决会产生一系列的致命后果。从经济发展角度看，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市场发生重大变化后，仍然依靠国际市场维系年均10%以上的超高增长已经不可能了。但我国经济的发展空间仍然非常大，我们仍然能够争取年均6%–8%的经济增长率。然而，历史和现实表明，这种增长率也不是能够自然实现的。二战后，西方各国实行了大规模的分配制度改革，内需随之大幅扩大，以致从原先70%依靠外需转变为了70%依靠内需，这才实现了这种高增长。现在我们能够保八，主要依靠的是超强力度的财政、信贷及其所形成的投资拉动的，但这种特殊的反危机措施终究是不可持续的。今后的发展必然要转向大幅度地扩大内需，而这又只有依靠收入分配制度的重大改革才能实现。所以说，如果没有收入分配制度的重大改革的话，中国经济就会在若干年后再次严重失速，即使是年均6%–8%左右的增长率，也将无法保证。

从政治角度看，按照我们现有的分配格局，如果经济增长率低于5%，就会影响到稳定。因为，在我国的财政分配中，政府行政支出所占份额非常大，而老百姓要求增加民生支出的压力也在不断增大。在这样一个大盘子里面，如果经济增长率严重下降，财政收入随之大幅减少，“蛋糕”也就小了许多，再要同时照顾到这两个方面，还要拿出巨资维稳，那就不可能了。在这种情况下，或者是仍然保持政府的高支出，同时大幅压低民生支出，或者是继续保持以至提高民生支出，同时大幅度压低官员支出，或者是同时压低双方支出，或者是实行重税政策，这些都会导致许多严重问题，特别是使官民矛盾越来越尖锐。

经济增长严重下滑后，还会出现另外一个影响稳定的因素，这就是人心向背。低增长意味着经济状况很不好，政权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如果坚持依靠投资拉动，以至出现严重的生产过剩危机和恶性通货膨胀，那就更危险了。

所以，今后10年内，特别是今后数年内，如果不在分配制度上实施重大改革的话，经济增长速度就将大幅度下滑，社会稳定和政权合法性更将开始受到严重威胁。分配制度改革已经不能再是小打小闹、不痛不痒了，而是到了必须动真格的时候了。否则，经济、政治都会出现大挑战。

今后10年已是决定中国改革命运的关键期

人民论坛记者：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在积极稳妥地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您看来，目前这一领域还存在哪些突出问题？

王占阳：从总体上看，大部分人的收入都程度不同地增加了，分配制度改革也是导致这种现象的一种重要因素。但这种增加只是绝对值的增加，并不等于收入分配格局有了改善。有限的分配制度改革未能扭转整个分配格局继续恶化的危险趋势，只是在这种恶化中百姓收入的绝对值还在增加，公共财政还是给老百姓花了一些钱。基尼系数最能反映收入分配格局。我国的基尼系数现在已经高达0.5以上。我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基尼系数最高的国家之一，这显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个趋势在现实当中不仅没有得到遏制，而且还在继续扩大中。

这里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特殊利益集团在过去10年间迅速扩大。作为这种过程的一种社会表现，10年前，党政机关干部下海经商还是一个热潮，而现在考公务员却成了大热门，因为，权力可以变成钱，已经完全是公开的秘密了。

所以，现在突出的问题是，分配制度弊端丛生，收入差距继续扩大，贫富分化异常严重，中产阶级遭到掠夺(特别是在股市、房市中)，官民矛盾、劳资矛盾急剧上升，所有这些，不仅现在已经导致了大量恶性事件和群体性事件，而且孕育着更大的危险和危机。

人民论坛记者：深化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需要统筹兼顾，配套进行。您认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措施有哪些？

王占阳：我们都知道，扩大内需是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中心环节，因而也是保持社会稳定的中心环节。但扩大内需不能依靠增加高收入阶层的高消费，而只能依靠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能力。这就要做两件事，一是大幅度地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从而使之有钱花；二是大幅度地提高他们的社会保障水平，从而使之敢于把增加的收入花出去。要做到这两件事，最根本的就是要解决分配制度问题，特别是解决国富民穷的问题。

目前，初次分配的问题已经很大，二次分配的问题就更大了，三次分配暂时还提不到日程上来。二次分配严重不公的集中体现就是国富民穷。导致国富民穷的根本原因就是分配制度改革不到位，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公共财政制度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我们现在确实应该对于收入分配严重不公、腐败现象广泛蔓延、特殊利益集团逐步形成、改革道路日趋艰难、社会不满日益加深、社会公众对于地方政府的信任严重流失、干群矛盾日益深化、党群关系也已愈益疏离等等危险现象引起高度重视了。这些现象表明，深化改革已是当务之急，今后10年已是决定中国改革命运的关键期。如果没有关键性的改革措施及时遏制和扭转目前这种恶化趋势的话，特殊利益集团的强化和人心的流失将会对社会稳定构成致命伤。(人民论坛记者周晓燕采访整理)

5140名受访者认为“基层干群冲突”是未来10年的严峻挑战，占受访人数的63.2%。

编者引言 现阶段，我国社会基本稳定，各种主要社会关系总体上较和谐，但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研究报告》里提到，在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出现的问题中，干群关系冲突最大。

事实证明，干群关系的好坏、干群矛盾的积聚与解决直接关系着社会稳定和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尤其对于基层政权来说，人民是政权的基础，民心向背关乎政权兴衰存亡。根基不稳，势必将造成整个国家大厦的坍塌。

受访者认为，未来10年，基层政权中的干群冲突将成为严峻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如何有效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加强党的执政基础，提高党的抗拒风险的能力，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历史课题，迫切需要我们不断解放思想，以高度的政治智慧和开拓创新的勇气，找到一个满意的答案。

巩固执政基础需要注意两大问题

巩固和扩大党的执政基础，必须构建科学的利益协调机制，建立科学、规范、透明的税收机制和财政转移支付机制

王海光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坚持改革创新精神，对在新的形势下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了进一步的战略部署。应对基层干群矛盾带来的新情况新考验，需要着重把握好下面两个问题。

如何构建科学的社会利益协调机制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需要选派自己的优秀干部，通过法定程序进入国家权力机关，代表人民执掌国家政权。国家体现的是代表全体国民利益的社会公共权力。作为掌握国家政权的执政党，所作所为必须要体现全体国民的利益，为全体国民负责，保障每个公民的合法权益。所以，执政党应拥有比革命党时代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既要体现大多数人的意志，也要重视保护少数人的权利；既要发挥社会精英的栋梁作用，也要调动普通民众创造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积极性；既要讲工人阶级的先进性，也要讲国家利益的公共性。

在执政前后，政党的政治代表性是不同的。执政前，政党争取国家权力的活动，是作为特定阶级和社会阶层利益的代表来进行的。在成为执政党以后，代表的则是全体民众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所以，决定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是政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决定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巩固与否，是民众基础和社会基础。这是国家权力的公共性质所决定的。因此，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要善于从全社会的共同利益出发，协调社会各方面的不同利益冲突，特别要关注弱势群体的生活状况。因为工人阶级利益的实现，具有社会大多数成员普遍受惠的意义，执政党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更多地是体现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方面。我们党讲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最要紧的就是要体现最大多数人特别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群众的利益要求。这是我们观察和处理当今中国问题的基本原则。

当前，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阶级、阶层、集团和群体越来越复杂化了。工人阶级的队伍在扩大，其内部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知识分子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产业工人的科技文化素质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一部分农民成为工人阶级中的一个特殊群体，管理阶层、知识分子阶层、产业工人阶层的工作方式、收入水平、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特别是社会上出现了少数高收入的富裕群体和大量的失业、下岗、低收入的弱势群体，这些问题导致了社会的矛盾和冲突层出不断，甚至引发不安定的因素，需要引起高度的警惕。

如何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是目前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极其重大而迫切的战略问题。农民的不稳定性最大，收入增长过慢，生活水平很低，大量的农民长期进城务工，还有3000万贫困的农民。所以，执政党如何代表农民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解决好　“三农”问题，已成为巩固执政基础重大课题。

另外，我国现已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特别是个体和私营企业主阶层。他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已成为推动我国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但他们的工作方式、收入水平、生活方式等方面与其他阶级、阶层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利益和要求具有特殊性，我们党如何代表他们的利益和要求，是执政基础巩固和扩大的新问题。

总之，进入21世纪，我们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也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阶段，特别是GDP人均已超过3000美元以后，各种利益冲突加剧，主要表现为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城乡之间、阶级、阶层、集团和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加剧，人民群众经济、政治、文化利益的要求满足程度的不平衡加剧，在这种复杂的利益格局面前，传统的利益协调机制失灵了，新的利益协调机制正在建设中，极容易引发社会危机。所以，巩固和扩大党的执政基础，必须构建科学的利益协调机制，建立科学、规范、透明的税收机制和财政转移支付机制，以国家的力量维护社会成员平等发展的权利，抑制住社会差距继续扩大的趋势。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就是建立起一个维护起点公平的社会机制。

如何在法治和民主的制度框架下重新构建党的执政方式问题

当前，体制性弊端造成的一些问题，已经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是影响我们党执政合法性的根本性因素。应当看到，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巨大进步，使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不断提高，党在战争年代和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已越来越不适应了。人民群众要求当家作主、参与国家管理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如果我们党不能顺乎人民的意愿，加快民主建设的步伐，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就不能代表和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所以，我们党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步伐，使人民群众能够享受政治文明的成果，自觉拥护和支持共产党的领导。加大决策制度的改革力度，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使党的决策真正反映、体现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扩大干部人事选拔工作中的民主权利，让我们党组织推荐的人选，真正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让我们的干部通过民主程序，得到群众的认可非常重要。这是巩固执政基础的一个重要途径。在不断推进民主的同时，还需要大力进行精兵简政，调整党组织的领导职能和国家政权机关的职能，减少国家机器运作和党执政的成本；另外，还要加强权力制衡的制度建设，加强党和政府政务活动的透明度，使人民能够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进行有效的监督制约，这是防止和减少腐败现象的不二法门。可以说，党能够做到公共权力真正为民所用，以廉洁公正的形象取信于民，是党巩固执政基础的一项根本措施。(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

5103名受访者认为“高房价与低收入的矛盾不断积累并爆发”是未来10年的严峻挑战，占受访人数的　62.8%

编者引言　2009年12月7日上午，中国社科院在京发布2010年《经济蓝皮书》。蓝皮书指出，明年GDP增长将回升到9%，我国房价远远超出家庭收入，房价收入比超出合理承受范围，85%家庭无能力买房。可见，房价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国内经济问题最突出、民众最关心的问题。

尽管政府几年来出台了不少的调控措施，然而调控屡屡成为“空调”，房价一直居高不下，而且涨势越加汹涌。参考国际经验，我们看到，房地产业发展是否正常将影响到整体经济的兴衰。例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引发了日本金融体系动荡，并使日本经济重创。日本医治这一创伤花费了十多年的时间，直到近年才摆脱其阴影。

当前，尽管中国房地产市场是否确实存在严重的泡沫问题也尚未有定论，但普通城镇居民的家庭收入增长远远赶不上飙升的房价，商品房空置率居高不下已是不争的事实。虽然中日两国国情不同，土地供应机制不一，但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也应该认真汲取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的教训，采取有效措施控制不断上涨的房价。

房产泡沫导致危机的中国警示

中国房地产的高房价已经成了一种严重扭曲的财富转移机制，它让国民的财富在短期时间内向极少数人转移与聚集，社会财富分配越来越不公等

易宪容

2009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遇到现代房地产市场出现以来前所未有的繁荣。可以说，今年国内房地产之所以走出这种繁荣有人为政策的因素。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借助世界金融危机推出了比美国更强有力的房地产政策。城市房价快速飚升，带动房地产市场投资及消费增长，表面看是有利于整个经济复苏，有利于所谓的保经济增长，但其带来的问题也是无可复加的。这次美国金融危机导火线就是美国早些时候吹大的房地产泡沫破灭。而且在世界金融史上，无论是资产价格泡沫破灭还是房地产泡沫破灭，都不可避免地会带给整个国家及经济像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一样的灾难。尽管就全国的平均房价水平来说，房地产市场好像没有出现泡沫，就目前四大一线城市房价水平来看，无论是从房价收入比、住房租金回报率，还是实际住房价格的国际比较来看，这些房地产市场泡沫已经吹得很大了，而且已经高于2007年的水平。世界的房地产泡沫都会导致金融危机，岂有中国能够例外？

同时，高房价的副作用还不止于此。因为，对于绝大部分的居民来说，住房是他们的生活必需品，即住房完全是一个民生的问题。住房不仅是他们基本生活的权利，也是生存得以保证的根本。如果房价过高，无论是他们进入这个市场还是不进入这个市场，都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如果他们进入这个高房价的市场，他们多面临一辈子为“房奴”而背负着沉重债务压力，面临一生许多生活消费严重挤出、一生个人人力资本投入减少的局面，从而这些民众的贫困只能代际转移而无法让整个家庭在社会阶层中不断提升。对于没有进入市场的民众来说，则面临着居住条件恶劣，生存环境无法改善的困境。

高房价的一时暴利还会鼓励房地产市场炒作恶风，阻碍经济创新及社会经济调整。近年来，政府一直在说保增长、调结构，但是房地产的暴利状况不改变，要调什么结构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房地产暴利不仅各行各业的企业纷纷进入房地产市场，而且凡有权力者都在千方百计持有住房。其最大的后遗症就是扩大贫富差距，形成新的社会问题。可以说，目前中国房地产的高房价已经成了一种严重扭曲的财富转移机制，它让国民的财富在短期时间内向极少数人转移与聚集，社会财富分配越来越不公等。也就是说，住房问题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民生问题和一个社会问题。如果高房价得以持续，这些问题将会聚集在一起在某个时间爆发。正是这个意义上，中央政府的政策权衡将是未来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关键。(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发展室主任、研究员)

5012名受访者认为　“诚信危机，道德失范”　是未来10年的严峻挑战，占受访人数的61.7%

编者引言 当有陌生人对你说他的钱包丢了，没钱回家，希望你给他一点钱，你不会心生怜悯，而是置之不理，因为你知道，他是个职业骗子；当你遇到困难，有陌生人前来帮助时，你也不会心存感激，而是小心谨慎，或者拒人于千里之外，因为你害怕他另有所图；当你与外界交往时，尽管打起十二分精神，仍然有种不安全感，因为造假事件频频发生——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诚信，曾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诚信资源逐渐匮乏，信任危机逐渐凸显。

在当今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人与商业机构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个人和企业与政府之间，都处于一种相互之间缺乏某种信任和信用的危险局面。加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解决诚信、信任危机，是当务之急。

契约社会还有多远

生人社会一方面要求人信任信用制度，另一方面，也会通过良性的互动，形成人际“普遍信任”

杨宜音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实际上是一件非常有风险的事情。与此同时，信任作为一种预期又是生活中必需的。对此，人类社会发展出相应的对策，来保证人与人之间形成足够的信任。

当代社会是不同于传统“熟人社会”的“生人社会”。生人社会是在社会流动中形成的。社会分工的加大，每个人离开本乡本土，离开了“自己人”推断的土壤，来到陌生人中间。每一个人都是匿名的，不被别人了解底细的，并且可能迅速离开而在茫茫人海中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因此，一些人恰恰利用了社会转型，看到了所谓的“商机”，大行欺骗之道。

用制度保障信用

我们面对的现实是一个生人组成的社会。然而，生人社会未必就是可怕的，让人提心吊胆，没有安全感的社会。在生人社会中，依然可以通过制度和交往两个方面来对信任提供保证。当然，这里的制度，不是亲属制度或拟亲属制度，而是信用制度和法律制度。这里的交往，不是长期交往，而是短期交往。信用制度在人类社会中一直在发展完善。在我们身边就可以看到信用制度起作用的例子。例如，使用纸币，房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实际上是一件非常有风险的事情。与此同时，信任作为一种预期又是生活中必需的。对此，人类社会发展出相应的对策，来保证人与人之间形成足够的信任。

当代社会是不同于传统“熟人社会”的“生人社会”。生人社会是在社会流动中形成的。社会分工的加大，每个人离开本乡本土，离开了“自己人”推断的土壤，来到陌生人中间。每一个人都是匿名的，不被别人了解底细的，并且可能迅速离开而在茫茫人海中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因此，一些人恰恰利用了社会转型，看到了所谓的“商机”，大行欺骗之道。

用制度保障信用

我们面对的现实是一个生人组成的社会。然而，生人社会未必就是可怕的，让人提心吊胆，没有安全感的社会。在生人社会中，依然可以通过制度和交往两个方面来对信任提供保证。当然，这里的制度，不是亲属制度或拟亲属制度，而是信用制度和法律制度。这里的交往，不是长期交往，而是短期交往。信用制度在人类社会中一直在发展完善。在我们身边就可以看到信用制度起作用的例子。例如，使用纸币，房屋交易中的银行担保，考试作弊的惩罚，企业的诚信记录等等。当所有人通过契约而不是人情，在规定的权利义务的合约中信守承诺，在大家认可的制度面前，平等地接受契约的制约，这样就会得到制度为所有人的利益不受侵犯提供的保障。当生人社会同时也是契约社会时，人们在生人社会中依然可以得到安全感和自由。此外，生人社会的人际交往，要求人们对他人的知觉、判断、归因更为准确和正确。因而，对他人人格特征的知觉能力、交往中的分寸把握、自我保护意识、对他人所言的求证意识等都有了新要求。信任与盲从是不同的两个概念。也就是说，信任将是有条件的，有根据的，而盲从是无条件的、根据不足的。

期待契约社会

生人社会一方面要求人信任信用制度，另一方面，也会通过良性的互动，形成人际“普遍信任”。这种普遍信任，是一种对社会的基本信念，即“大多数人都是值得信任的”。这种信念来自人们对世界是公平的、人类社会的制度设计也是成功的信任。所以，这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只不过，这是全人类依靠共同合作来实现的“预言”。

对于受到传统文化浸润的人，契约的意义往往抵不过人情。契约的拟定和遵守包含着大量的人情和关系。所以，一方面，我们的契约里面可能会考虑到人情，另一方面，我们的契约在执行中，也会因“合情合理”的价值判断所左右。而受利益驱动，并且无视社会规则的人，可能根本不打算信守契约和社会规范，如果监管不力、制度不健全，就会从中牟取不义之财。

生人社会是一个人人更加相互依赖的社会。每一个人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她应该受到平等、公平的待遇，这样，社会的各项制度才会被遵守、被信任、被依赖，同时，也被建设。否则，不信任制度，认为制度仅仅服务于某些人，进而认为制度是束缚自己便利他人的，就会把制度看成是不值得遵守的，或者，看到有些人因不执行制度而得到好处，认为制度是可以不遵守的，或通过关系疏通而打折扣的，那么，新的“自我实现的预言”也会出现。接下来的情况就会越来越糟，越来越没有诚信：菜要自己种才没有超标的农药，房子要自己盖才不会变成豆腐渣工程，医生要给红包才能保证手术成功，上大学要托关系才能进……直到自己做的事情也可以敷衍……这样的后果，将证明这个社会是不值得信任的社会，大概就会走到尽头了。

生人社会要变成契约社会，还必须是一个人人参与建构的公民社会。如果每个人有权参与社会的制度建设，将社会变为自己所属的社会，互信的建立才有保证。(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