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2月初，中国各大网游企业的第三季度财报基本出全了，纵观这些财报，可以发现网游整体格局在2009年发生了几个不小的变化，第一是网游总的市场规模继续高速扩容，预计全年营收或将达到258亿元，同比去年增长四成左右；第二是腾讯自从Q2跃居行业老大后，进一步拉大了与第二名盛大之间的领先优势，九城则单季收入跌出前十；第三是腾讯、盛大、网易、完美时空的行业优势地位得到了加强，而其他网游企业与第一集团四强之间的整体差距正越来越大，九家上市公司中，除了腾讯、完美时空、盛大，畅游之外，有多达五家公司出现业绩下滑，这在高速发展了十个年头的中国网游行业实属罕见。

    在行业整体扩容而半数领头网游企业业绩下滑的大背景下，业务上升较快的腾讯、完美时空以及仍保持上升的盛大、畅游四家情况颇值得业界关注，因为这四家企业分别代表了四种不同的发展模式。

    首先是腾讯，腾讯的快速跃升着实令人瞩目，如果说一年前腾讯在网游业还仅仅是有野心的话，那么一年之后的今天，腾讯已经把野心变成了现实，稳坐中国网游行业的头把交椅。腾讯在2008年和2009年连续两年的收入增长率超过了100%，这一巨大成功主要归功于其黏性极强的即时通讯平台。按腾讯自己的说法，QQ有活跃账户4.849亿，最高同时在线账户9000万，如此巨大的用户群随时可能转化为游戏玩家。但从学习的角度讲，腾讯在游戏业的发展模式实际上是不可复制的，对其它企业基本没什么借鉴意义。

    盛大在游戏业上被腾讯超越，除了腾讯的强势之外，其自身原因不容忽视，2009年，是盛大布局多年的娱乐帝国动作最频繁的一年，不但办了影视公司，还收购了酷6，业务逐渐涉及文学、音乐、网游、旅游、影视等多个互动娱乐行业，盛大游戏业务营收比例正呈现逐年收缩趋势，据说在未来，盛大的非游戏收入将占到五分之四。如果说腾讯留给游戏业者是个强大而危险的正面的话，那么盛大留下的则将是个渐行渐远的背影，盛大的未来或许前程远大，但这已经跟游戏业关系不大。

    余下的两个赢家完美时空和畅游都可谓游戏业的专注者，但情况却也略有不同。

    畅游的成功完全得益于一款《天龙八部》的火爆，在2008年财报中，《天龙八部》为运营商带来的总收益达到了1.889亿美元，今年则可能超过2.4亿美元。单就一款游戏论，《天龙八部》可谓创下了一个小小的奇迹，但如果横向分析，则会发现这个数字比例已经基本使畅游的其他游戏产生的营收忽略不计。这其实暗示了未来畅游发展所面临的风险，九城因为失去《魔兽世界》已经退出了一线运营商行列，巨人由于《征途》业绩的下滑也导致整体营收大挫，畅游必须及早寻找新的游戏增长点，以避免所有鸡蛋都被放在一个篮子里。与腾讯、盛大等相较，对普通网游公司来说，下面要重点分析的完美时空的发展途径更值得借鉴，也更可借鉴。

第三季度，完美时空环比增长为13.2%、同比增长54.5%，单就增长速度而论，在九家上市公司中只有腾讯一家可比，如果再考虑到巨人、九城等的下滑，则更属难能可贵。

分析完美时空的成功，有三个原因，这大概可称为所谓“完美模式”的三个支撑点。

    其一是技术平台战略，研发型网游模式。国内拥有3D自主研发能力的网游公司屈指可数，完美时空算一家，这使其拥有比主要竞争对手更高的游戏开发效率。使用商业引擎制作一款3D游戏可以在15个月内完成，而完美时空正在开发5款游戏引擎，这使该公司几乎能够做到每个季度推出一款游戏。近年来，不少公司开始自主开发3D游戏引擎，但完美时空动手比较早，占了先机。

    完美时空的另一个特色是产品组合全面，游戏平均水平较高，也就是完美时空所称的精品化路线。完美时空已经推出的产品有9款，3D、2.5D和2D三大产品居然都有涉足，虽然各款游戏在业内并不是最顶尖产品，但每一款定位都比较准确，找准了市场的切入点，可称成功产品，合在一起其市场占有率不容小觑，从这个角度看，在中国市场确实还很难找到第二家类似的企业。多数企业，要么产品很多，但其中良莠不齐，有成功，有失败；要么产品线比较短，仅靠一两款产品包打天下，尚未向市场证明自己具有成功运营多款产品的能力。在华尔街资本市场，投资者也普遍更喜欢产品线比较丰富的公司。

    完美时空值得借鉴的第三点是其成功的海外战略。2009年前三季度全国累计出口总额同比下降了21.3%，但网络游戏出口却实现了38.3%的增长，在网游出口企业中，完美时空已经连续三年占有最大份额--总额的38%，其九款游戏中八款已经实现出口，卖到60多个国家和地区。2009年第三季度，完美时空海外授权收入为5880万元人民币，相当可观。在国内，收入中包含了研发、推广成本和运营维护费用等，而海外收入只有版权金和分成两部分，海外收入几乎等同于海外利润。当然，海外市场的拓宽也有助于提升资本市场对于完美时空的关注。

前两天，全球最大的VC红杉资本的中国分支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宣布完成对国内顶级奢侈品代理商耀莱集团的投资，成为耀莱的第二大股东。

红杉资本以热衷于投资有高速发展前景的高科技产业著称，曾投资了苹果电脑、甲骨文、雅虎和Google等公司，据说红杉曾宣称投资不超过硅谷40英里半径，其以往在中国的投资也大致秉承了同样的原则。因此，这次红杉投资耀莱就比较值得玩味，难道在红杉眼里，奢侈品领域的成长性已经堪比高科技产业？
没错。在过去的一年里，代理劳斯莱斯、宾利、兰博基尼的耀莱集团实现的营业额是去年的两倍，这并不是说该公司的营销手段有多么高明，耀莱的成功仅仅是近年来中国奢侈品市场爆发性增长的成果之一而已，按12月2日世界奢侈品协会发布的最新年度报告显示，截止2009年12月，中国奢侈品消费全球占有率已上升至27.5％，超过美国，直逼日本--预计5年后将超过日本。考虑到这一结果是在全球经济危机，各国奢侈品消费普遍下降的大背景下统计出来的，更足证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奢侈品制造商的大救星。在这一大背景下，不但原来擅投高科技的红杉转而青睐奢侈品代理商，就连原来网易的首席运营官陈素贞后来都跳槽去了斯沃琪卖名表。
中国是世界最大上的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依旧为数众多，在富裕程度普遍不高的情况下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当然极不正常，政府也不是没做过调控的姿态，比如课税，早在2006年，政府即曾对消费税进行大调整，对高尔夫及球具、游艇、高档手表等几类产品课以比较重的税率，但几年过去了，似乎没起到任何调节奢侈品大潮的作用。
税收一向具有引导消费和间接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如果说2006年的消费税调整对奢侈品消费没有起到明显遏止作用，最直接的可能原因就是调整的还不够，现在看来，在2006年的消费税调整中纳入的几类产品数量还是太少，税率还是太低，最高的也不过20%而已，有关部门如欲真正调节奢侈品消费，有必要对消费税继续进行调整，加大课税力度，什么豪宅、名车、古董、贵重珠宝首饰、贵族俱乐部会员卡等都应涵盖在课税范围内。
当然，以中国的现实情况看，即便对奢侈品消费再加大课税力度，也未必会改变奢侈品消费的整体上升势头。其原因除了中国国力的增强之外，更主要的是中国的富裕群体似乎已经对奢侈品价格不太敏感，现在在国内出售的奢侈品价格已经接近欧洲的两倍，人们不还是趋之如骛？为了购买一款7万多元的铂金包，富人们能排队一年预定，这只能说中国的富人太有钱了，或者说暴富者太多。
奢侈品消费在中国的另一大特点是炫耀性消费比例过重，也就是说消费奢侈品不是自我满足而主要是做出来给别人看，一大批“待富人群”为了面子卷入消费大潮，买不起阿玛尼的衣服，那就花几千元买个阿玛尼眼镜。而普通人之所以热衷于此，则源于当今社会盛行的奢靡之风，对于这种风气，除了继续提高群众物质精神生活水平，摆脱较低级品味之外，政府部门尤应以身作则，远离奢侈消费，拒绝豪华车、豪华办公楼、豪华装修、天价吊灯。

尽管中国奢侈品销售额增量全球第一，尽管有“待富人群”卷入奢侈品消费潮，但总体上，奢侈品消费者在全部消费者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与全球平均水平比仍旧偏低，调查显示，中国购买奢侈品牌的消费者比例只有全球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甚至远低于印度。从这个角度讲，奢侈品消费在中国的火爆其根源还是在国民的贫富差距问题，富裕人群占有的财富过多，过易，不从调节贫富差距入手，仅仅对奢侈品课重税也不行。

从视频中看，幸亏是韩庚及时抢过话头，打圆场说“不是那个开心的意思”，否则还不知道周觅会满嘴跑火车“开心”到多远......

客观地说，如果结合前后场景理解，细心的观众确实可以发现周觅的“开心”其实是指不紧张的意思，并无恶意。但我相信，这视频的传播以及意外的反响仍将给周觅留下深刻记忆，他将明白，有些话是明星万万不能说出口的，越是大牌明星，有些话越不能说。

按常理说，娱乐圈嘛，以娱乐为主，讲话范围比一般圈子放得更开，什么男女关系、同性恋等各种八卦都能上节目，在以豪放著称的小S那里，甚至放屁、喂奶这类私人话题都照谈不误，但类似周觅在讲地震时说“开心”这种事，小S肯定做不出来，不但小S做不出来，就连以大嘴著称的、刚刚官司败诉的宋祖德也做不出来，因为这是几乎所有聪明点的明星都不敢碰触的底线。

宋大嘴在揭人隐私甚至疑似杜撰一些新闻的时候，有一个共同点：他从来都是针对确定的某个人或某部分人，而周觅的“开心”冒犯的却是大多数人，说严重一点，他冒犯的是人类的普遍价值观，也就是所谓的普世价值，所以才会有网友发怒：地震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苦难，你怎么能说“开心”呢？这无疑是对死者的亵渎，对生者的不敬。

一些涉及群众普遍感情的话，是明星们千万不能乱讲的，关于灾难、苦难是禁忌之一，因为就地震胡说八道吃亏的可不止周觅一个，莎朗·斯通去年汶川地震后居然称“四川地震是中国的报应”，并以“有趣”等字眼形容灾难，就遭到世界范围内的谴责，最后还是不得不出来道歉；还有余秋雨余大师，在汶川地震后“含泪劝告灾民”，痛斥灾民要求查清豆腐渣工程的自发行动，也在全国范围内得罪了群众，虽然他没有出来道歉，但却因此而成了舆论丑角，并衍生出个“秋雨含泪”的新成语。

涉及民族、国家感情的话，明星们也不能乱讲，几年前，杨丞琳在节目里说了个“抗战才8年而已哦”的话，一个“而已”几乎使她自绝于内地观众，最后北京、上海几次鞠躬道歉以挽回影响。在中国及世界上很多国家，民族感情是个很脆弱的领域，群众们非常容易被明星们的行为伤害到--或自认为被伤害到。除了杨丞琳，尝过苦头的还有赵薇，当年她只因穿了次印有日本军旗图案的衣服，就被愤怒青年泼了一身大粪；当然还有广大拥有外国籍的明星们，他们什么都没说，也被认为是伤害了“祖国人民的感情”，比如同为明星的许晴就自豪地说自己没有换国籍“在民族大义面前，我不会做伤害祖国人民感情的事”。

明星还不能乱讲涉及地域、职业、性别等歧视的话题，地域歧视在中国人中是个普遍问题，生活中经常会出现歧视某地人的现象，比如歧视河南人、上海人、广东人等，但这仅是普通人而言，明星们绝对不能流露出歧视态度，著名的例子是孟广美在台湾一档谈话节目就内地一些生活细节乱侃被内地观众鉴定为“歧视内地”，孟广美开始还抵挡了几个回合，坚决不服软，但最后还是不得不含泪道歉；在今年的“快女”现场，也传出评委晓雪因涉嫌歧视农民而被扔鞋的消息，无独有偶，在《绝对唱响》的比赛现场,华谊音乐董事总经理袁涛一句“还是男歌手好”的言论，也因为歧视女性而成为新闻；还有电视剧《蜗居》，也因为演员有台词被鉴定为歧视乙肝患者而捅了娄子。

当然还有政治话题明星们也碰不得，当年台湾大选有不少明星明目张胆的支持绿营，在互联网上被网民传为公敌，上了黑名单，为了在内地生存，这几年相关的明星就老实多了；成龙大哥倒是铁杆“统派”，可他没管好自己的嘴巴，一句“中国人是要管的”，也把自己整成言论靶子。

有些话明星千万不能随便说，这不但是明星们在中国的生存哲学，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即便好莱坞的明星也不敢行嘲笑黑人、为纳粹辩护等类似触犯所谓“政治正确性”底线之事。明星们不但是娱乐先锋，更是公众人物，他们可以在心里有自己的想法，但在口头上必须尊重全社会的普遍价值观念和不得不顾忌普罗大众的感受，这有时候是良知和责任感的要求，有时候是对癫狂大众的忍让，更多的时候则是出于市场的压力，一个被大多数人“唾弃”的明星，当然同时也会被市场所“唾弃”，被金钱所“唾弃”，事实证明，大部分出来道歉的明星，其直接压力都是来自市场。

春晚年年都收获骂声与批评无数，却年年继续搞，年年自行其是，今年能够把已经归隐的王菲和小虎队请上舞台，实在是一大变化，因为春晚终于学会顺应民意，努力去满足群众的愿望，去请多数人真正喜欢的明星了，这同时似乎也表明，央视也开始准备放下架子、打破固步自封的僵硬姿态，俯身屈就尝试与娱乐圈主流汇合。

往年的央视可不是这个样子。尽管每年春晚前的揭秘、曝光新闻特别吃香，网络点击率特高，甚至央视保安年年都得跟偷拍春晚彩排的记者打架，但总体上说，央视春晚的节目一般都落后时尚与流行三年左右，先别说超女快男了，就是王菲也直到1998年才第一次上春晚，周杰伦则是2004年才上春晚。

如果时光再往前推，更早的春晚也不是这个样子。至少到90年代中以前，春晚不但在收视率与关注率方面无与伦比，而且也是时尚先锋，引领娱乐风骚。小品这一艺术门类就是在春晚上发轫并横扫中国二十几年，费翔、张明敏、毛阿敏也都是因春晚而火遍全国，就连早期春晚的相声，也针砭时弊，颇具先锋性，远不似今天的温吞水。

早期春晚的先锋性在当年的中国媒体中是个普遍现象，80年代，除了春晚，其他很多官方媒体都走在时代的前头，比如《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工人日报》等，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媒体的增多以及多元化价值观的建立，很多媒体都失去了先锋性，沦为时代的弃儿，但央视的春晚却二十多年屹立不倒，这当然与春晚资源的垄断、在除夕夜时段节目的垄断分不开，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不能不提；经过多年对中国人春节生活的持续渗透，春晚本身已经成了春节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它具备了一种仪式感。仪式感的确立，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人们对春晚节目质量的挑剔，这就好像过年吃饺子，人们较多关注的是吃饺子这回事，而较少关注饺子本身是否好吃；又好比吃北京烤鸭，明明电烤炉烤出的鸭子味道没什么变化，但人们却仍旧喜欢果木、挂炉那一套，吃的也是一种仪式感。事实上，春晚也颇为其仪式感的确立费了一番心思，搞了一套程序，比如八点准时开始，开头载歌载舞，零点敲钟，中间发贺电，领导讲话等。

按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对观众来说，虽然一场充满仪式感的春晚比一场精彩绝伦的晚会需求层次要低，但这种需求却更基本，更稳定。

但这仪式感在为春晚带来好处的同时后来也变成了一把双刃剑，在客观上，春晚因为地位稳固而变得固步自封，不再努力去关注群众到底喜欢什么；在主观上，它也无意破坏多年培养起来的风格，希望保持这一仪式的稳定性。主客观因素一结合，就导致春晚通过仪式感确立的传统优势在全国人民日益提高的口味与品位之间发生矛盾激化，再加上各省卫视、有线电视、互联网等竞争媒体的推波助澜，眼看着春晚影响力日渐萎缩，不痛改是不行了。这大概就是春晚力邀王菲和小虎队上台的宏观历史背景。

春晚必须改革，必须实行自我救赎，这早已是全国电视观众的共识，改革方向也很明确，“废旧立新”四个字而已，而改革最关键的是央视有无勇气，有无甩掉历史包袱的魄力，请王菲、小虎队其实不难，难的是有没有勇气割舍赵本山这类“老腕”，本山大叔连续十七年上春晚，而且次次都是顶梁柱，这是他个人的奇迹与荣耀，但从某种角度讲，这也是春晚的“耻辱”，因为这反映出十七年来春晚的惰性与创新乏力，难道赵本山真的是不可或缺？十七年，孩子都该成年了。

辉煌的赵大叔挡了多少新人的路？当年梅艳芳在香港歌坛地位不比赵本山在大陆差，梅艳芳也是拿奖拿到手软，但当听到外界指责自己的存在压制新人后，梅艳芳毅然选择告别舞台，那是1991年，她刚大红了五、六年而已。

因此，我倒以为，今年春晚如果赵本山能够缺席，其意义甚至比王菲和小虎队的出席还要大。

去年有人以“咱老百姓自己的春晚”为号召酝酿搞一场山寨春晚，最后功败垂成，今年组织者又卷土重来，而且想“山寨”的不止一家；北京电视台联合门户网站、北京移动也正在筹备一场“2010年网络互动春晚”；同时，今年的电影票房也已经雪崩，老百姓开始走进电影院，只看最近的几个年终岁档电影，不管多烂都是大赚特赚，足见老百姓的娱乐选择日益多样化，央视春晚如果再不拿出勇气改革，离被群众抛弃的日子将不会太远。

通过知识改变命运是她的梦想，发现知识不能改变命运是她梦想的破灭。
有人指责杨元元心理脆弱，方才导致悲剧，这个因素当然不能排除，但人们可以设想，如果杨的心中对于生活的美好梦想未曾破灭，她怎会连这点困难都坚持不过去？正因为梦想破灭，她才会写下知识不能改变命运，因为看到未来一片灰暗，她才会选择死亡。
杨元元的死实质上不能完全归咎于她与母亲所受到的冷遇，也不能归咎于杨对知识力量的崇拜。视角放大些看，这其实是一个关于梦想破灭的故事。而且这个故事，并不是单单发生在杨元元一个人身上，我相信大学生中、小白领中，有很多人抱有类似灰暗甚至绝望的心态，只不过他们还能忍受、还在牵挂着这个世界而已。
一个生机勃勃的国家、一个向上前进的国家，应该有一个生机勃勃的奋斗阶层，这种奋斗不应是为了维持基本生存，为了温饱和衣食、或者一处可以栖居的住所，而是为了获致幸福的生活，为了实现梦想与理想。
人们的欲望其实很容易满足--包括杨元元，只不过希望能够日子越过越好，生活充满希望--哪怕这种进步速度很慢。但是，这些年来，在GDP增加的同时，在亿万富翁增加的同时，对多数普通人来说，是希望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是梦想越来越近，还是越来越远？是进步越来越快，还是越来越慢？
杨元元是社会上无数小白领和蚁族的写照，只不过，杨在梦想破灭后，决绝地选择了死亡，其他人，仍旧在或顽强或麻木地爬行。

下半年以来，有关部门针对互联网的扫黄打非行动力度越来越大，先有新闻出版总署对全国200多款网络游戏进行了专项审查，对违法违规网络游戏及企业予以查处，连大名鼎鼎的网游《魔兽世界》也牵涉其中；然后央视也频频出击，曝光了色情泛滥的手机网站，揭露了百度、谷歌、搜狗等搜索引擎的涉黄领域；继而，近几天央视的上级主管部门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也发起了对互联网视听服务的清理整顿，包括BT中国联盟在内的多家知名网站因手续不全而被关停。
网络暴力、色情是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隐患，色情网站从事的更是赤裸裸的违法义务，必须予以严厉打击。而广电总局对不符合规则的互联网视听服务进行清理整顿也是其份内职责，如果措施得到，将有利于中国互联网事业的整体发展。有关部门与媒体的这一系列扫黄打非动作，从想要达到的目的来看，无疑是得到公众广泛认可的。但是，好的目标未必一定会带来好的结果，由于互联网平台的特殊性，这场网上扫黄打非运动很容易陷入三个误区。
其一，媒体在揭露揭发网络色情的同时应避免变相传播的现象发生，即谨防诲淫诲盗。网络扫黄与现实中扫黄最大的区别就是没有特定的地理区域。在现实中，媒体曝光某地的色情线索，只要不是特别过度的渲染，一般很难对普通群众产生实质性地负面影响。但在网上，得到色情资源的成本不过是鼠标点击一下而已，媒体过度曝光哪个网站黄色内容多、哪个搜索引擎容易搜到黄色资源，这很可能在实际上已经起到了点拨效果，使原来并不知道情况的网民或好奇、或有意的找到色情内容，造成危害。前段时间，央视焦点访谈曝光一女童通过某关键词链接到色情网站，这个关键词“瞬间”（节目播完几小时内）成为网络搜索热词，导致更多的人被色情内容所污染。
其二：应避免新型网站成为部门斗争的牺牲品。在近几轮的互联网打非运动中，被整治的网站大部分都是近几年刚刚兴起的互联网业务，比如网游、手机网站、IPTV相关业务、视频网站等。在整治过程中，这些网站有时候是确有违规之处，但另外一些时候，却主要是因为各部门争夺管辖权与利益而沦为牺牲品，前段时间文化部与新闻出版总署因网游《魔兽世界》产生的纠纷即是一例，其它比如手机网站、IPTV业务、视频网站等，都面临着工信部、广电总局之类的多个主管部门，必须避免有关部门以打非名意行“揍孩子出气”或“揍孩子宣示父权”之实。
其三：应避免打非行动过火以至伤害到中国互联网业的发展潜力。中国已经是世界屈指可数的经济大国，但综观所有行业，真正走在国际前沿的，非互联网业莫属，论其原因，除了后发优势之外，国人在互联网领域表现出的强大创造力当列其中，政府对互联网业的宽容、鼓励态度也是重要因素，这才有了网游、手机网站、BT下载网站的迅猛发展。如果一到有关部门整治违规，即予以关停严打，这不但不利于互联网业发展，更有损群众利益。
比如，BT下载因资源众多、速度快等特点，早已是公众获取网络资源最常见的途径之一。但最近广电总局却因没有《视听节目许可证》而关停了BTChina、VeryCD等影响力极大的本土草根网站，这改变了上述网站的命运以及网络格局不说，还影响到网民的上网实际利益，实在应三思而后行。不可否认，这些网站确实有存在盗版资源的情况，但这一现象，也是在有关部门的宽容与互联网的共享特性下滋生而来，有关部门既然能够在最初宽容这些网站的存在，就不应该等它们发展壮大以后再悍然关停，纵然有些违规之处，也应该多给些整改机会才是。

昨晚跟一帮高中同学老友聚会，席间提到未到场的另一位老兄，此兄不但跟我是高中同学，而且上的也是同一所大学，不过我学的是外语，他学的是法律，并且一直拿到法律博士学位，而今是某大学的年轻副教授，全国司法考试的知名辅导老师。

我这同学是农村人，因为家里跟地方政府有官司才立志学法律，当然这是题外话，今天讲的是他老爸的故事。

同学老爸（姑且称之为某叔）是农民，因为与地方政府有纠纷，所以很多年以前就自学法律，并且，拿下了律师执照，据说，他是中国第一批拿到律师执照的农民之一。

某叔拿到执照以后，就去北京上访，因为他有多年的上访经验，且有律师执照，所以给有关部门造成的困扰比较大，上头一个电话就打到了省里，省里又打到了市里，市里又打到了县里，县里就派警车把他给带回去了，并且在看守所“招待”了他十五条。

某叔痴心不改，继续上访，这一年，适逢省城开两会，有关部门急电县里加紧预防。于是县里就派了五辆警车，守护其家院门，禁止其外出。警察们态度很友好，想要什么帮买，想吃什么帮做，但就是不准出门。

某叔说，我心里闷怎么办？

那好办，我们负责组织娱乐，于是上面拨款买了锣鼓衣裳等物，并组织远近善秧歌者于其门前歌舞。

连续五天以后，某叔出门，说，你们罢了吧，我不去上访了，但有个条件，你们都走，把这些扭秧歌的家什给我留下！

警车走了以后，某叔把这些扭秧歌家什接收过来，竟领着全家老小扭起秧歌来，邻里乡亲看扭的热闹，也纷纷加入，该村的扭秧歌活动搞得热热闹闹，而且一直持续下去。

此事还惊动了电视台，派记者来做了一期节目，在卫视播出，内容大概是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娱乐活动丰富，农民精神面貌大变，云云。

尽管这事儿是纸媒正儿八经白纸黑字报道出来的，而且还找了所谓业内人士为之佐证。但仍不能阻碍笔者判断出这是一则纯粹扯淡的新闻，这新闻不合理常理处太多，破绽太多。

先不说消息的出处是来自一个不靠谱的博客这个致命伤，就说这“奥巴马女郎”王紫菲刚刚蹿红，人家有容貌有学历有才艺，远大前程几乎近在眼前，就算网上有些非议，也无伤大雅。这种情况下，她怎会突然发出一篇糟蹋自己的博客，说出“或许我真的比90后贱女孩更贱”这种话？难道有人拿枪指头强迫她发的博客？

如果像网络推手所言把王紫菲因奥巴马演讲蹿红归因于一场价值10万元的精心策划，至少有三个关键点没法解释。其一，奥巴马演讲的听众都是各大高校精心挑选的“好学生”，按网络爆料，其中几个都是优秀学生干部，非一般人找找关系所能解决，北京的网络策划团队又如何为王紫菲搞到的名额？其二，按媒体报道，是策划团队中一记者事先“早就得知奥巴马访华行程，遂暗中安排好奥巴马演讲时的座位，让其可以顺利入镜。且整个脱衣过程就是由该记者拍摄”，这话则更显无知。美国总统是谁？全世界权力最大的国家领导人，同时也是全世界敌人最多的领导人，他的行程居然会被一个记者掌握，而且这记者还能暗中安排奥巴马演讲时的听众座位，如果此为真的话，只有两个可能，要不这记者神通广大，是个身兼多重身份的007式的人物，要不就是美国安保人员弱智；其三，关于奥巴马女郎的最初报道，其实是来自外电的花边新闻，属于出口转内销，不知这外电如何被中国的网络推手们买通利用？

当然，以上几点只是一般的基于理性人的简单分析，如果媒体连这种简单分析能力都不具备，那它可以直接去采一下王紫菲本人嘛，那更简单，或许只要一句话就晓得真相了，可人家报道了了一大篇，偏偏不找王紫菲，而是去采访那网络策划人，他们能说不是他们干的？

网络推手们这次搭上“奥巴马女郎”，又让人想起上次贾君鹏事件后推手们的所作所为。当时，不少网络推手都称“贾君鹏”是他们公司的“作品”，动用几百人制造出“贾君鹏”，并赚了几十万之类，可后来，真的贾君鹏被媒体找到了，证实这不过是一个偶然爆发的网络现象、一个网民集体参与起哄的无厘头狂欢而已。有人借国际新闻来揶揄网络推手们的冒领行径：某地发生大爆炸以后，有数个不知名的小恐怖组织声称是他们干的。

中国历来就是一个权谋与阴谋论盛行的国度，这使群众更倾向于相信凡事必有内幕，必有策划，必有阴谋。这种群体心理基础加上今天互联网的兴起以及互联网的匿名特性，为国内大大小小的推手公司制造了充足的生存空间，网络流行文化又没有版权，推手们大胆地认领当红流行文化，引为自己的业绩，同时吸引新的客户。笔者曾经接触过一些网络策划人，在他们嘴里，几乎一切当红网络文化都是推手们策划而成，而且很因为这些策划赚了些利润，有人告诉说他们的推手费年收入5000万元……这些话当初乍一听很令人钦佩，但当发现好几家策划公司都认领同一件事儿，心下就不由得存疑了。

客观说，中国的网络推手们确实在网络营销推广方面做出过一些不错的案例，捧起过一些新人，但是，那些最具互联网魅力，因互联网精神而生出的、人气最高的流行文化与人物却不是人力所能推动、制造，至少目前还没发现这类例子。这就好像大自然创造的奇迹与人工雕琢的假山之间的区别，其精彩之处，也正是互联网的魅力之所在。

兴许，这幕闹剧真是一场双簧也说不定，大家姑信马宁其言为真。但即便如此，在澄清没出现以前，网民们所表现出的强大热情仍颇值得玩味，在各大网站，由网友们复述的当期《艺术人生》被剪内容被广泛传播，网民一边倒地支持周润发“玩残”朱军，朱军被周润发带着下跪，被网友们评价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谁叫朱军一天到晚在节目里拿自己过世的父亲来煽情”。更有网友称”发哥这次算是给大家报了仇”，“李敖曾说自己是善霸，周润发倒真的是‘善霸’———专欺负讨厌的人！”

网友们当然跟朱军没什么深仇大恨，而之所以用“报仇”一词，其实表达的是一种民意，是人们对朱军和他主持的《艺术人生》的一种集体看法。这些年来，朱军和《艺术人生》凭借国家电视台黄金时段的强大渗透力，着实恶心坏了一大批群众。

朱军主持的《艺术人生》最大的特点是从头到尾弥漫着一股谄媚劲儿。

按官方的说法，《艺术人生》是一档“严肃的人文谈话节目”，但从实际操作看，它基本上可以称为“大腕人生”或者“明星人生”。被请来谈话的人物懂不懂艺术不好说，但肯定都是明星大腕，如果不是大腕，再懂艺术再有生活的人也上不了台，当然更不要提那些耍皮影戏的、剪纸的、捏泥人的民间艺术家了。大腕们一旦被请上台，接着就是整场的忆苦思甜、连珠炮般的吹捧与献媚，言必称“您”、“德艺双馨”，朱军带头吹捧还不够，还得请神秘嘉宾来一起吹捧，回忆那些令人激动、感动的时刻，然后互相拥抱、热泪盈眶。说实话，若易地而处，我是嘉宾，我也会被感动的流下热泪，若我是现场观众，我也会被教育的灵魂升华。

但问题是，这些令人感动的场面并非自然而然地偶一为之，而成了朱军和《艺术人生》的一个套路，吹捧和献媚也成了催泪的一个手段，这就让很多观众受不了了。《艺术人生》作为一档“严肃的人文谈话节目”，好不容易请来一些名人大腕，就算不能搞个揭底、交锋、辩论、针砭时弊啥的，踏踏实实来个实话实说总不过分吧，何必非得跟追星族学样，绞尽脑汁向大腕献媚，赚名人眼泪呢？

再回头看“下跪门”，不管是发哥“惊喜”朱军，还是“戏弄”朱军，总之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作为嘉宾，周润发终于不再任朱军摆布了，发哥以自己的形式，化解了《艺术人生》一贯的套路。花花轿子人抬人，为什么面对精心准备的充满启发性的赞扬主题，周润发还要自行其是？其中应该有一些人们共有的普遍心态，比如，人们都不喜欢被摆布--哪怕是被摆布着接受褒奖，当然，也不排除周润发有维护自身形象的想法，太听话的嘉宾或许会令人轻视，崔永元不是爆料过老实嘉宾被人骂的桥段？央视一位名主持人做访谈节目采访一位艺术家，这个艺术家很投入，很忘情，该主持人也在现场号召大家向他学习。但是该主持人录完节目出来后却说“这傻×今天真配合”。

观众其实并不排斥电视节目中对知名人物的赞美与褒奖，朱军当年对老配音演员童自荣的采访就曾迎来无数掌声，那期节目还顶着雷，触及一些敏感话题。一样催泪，但人人都知道这叫致敬，不叫煽情或献媚。

在央视不久前的改版中，同为谈话类节目的《实话实说》由于收视率不理想已被停播，《艺术人生》也由每周三8点半的黄金时间挪到每周六下午2点的垃圾的时间，这一调整说明《艺术人生》不但在观众方面面临收视率下降的现实，其在央视内部的地位也在变化。一个“下跪门”虽然使朱军颇为尴尬了一番，但却也使《艺术人生》大大地赚了一把眼球，使人们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可乐的《艺术人生》节目，看到一贯诲人不倦，大尾巴狼似的朱军也可“男儿膝下有黄金”。或许，这“下跪门”倒能成为《艺术人生》就此转型的一个契机也说不定。

　　何谓公众形象？简单说就是某人或者某组织在社会大众心目中留下的综合印象，具体到演艺圈，就是指艺人给社会公众留下的综合印象。这就界定出这类演员公众形象调查的三个关键点，其一，调查对象必须足够广泛，样本必须足够多，有资格代表公众；其二，评价标准不能局限于行业的评价，而要取决于社会整体的评价；其三，评价要来自公众可知的信息，而非内部信息。

　　从前两点标准来判断刚刚推出的这个所谓的“影视演员公众形象满意度调查榜”，其榜单结果就颇为可疑。首先，它的调查样本太少了，按主办方公布，调查回收有效样本总量101，414份，其中网络样本70，628份，街头拦截样本18，565份，电话访问样本12，221份。这都什么年代了，一个大型调查还敢拿10万份样本说话？身处互联网时代，搞个调查不过是鼠标点击一下，或者打个电话的功夫，如此容易操作，结果主办方最后才收集了10万个样本，其进行调查的诚意和投入可见一斑。

　　遥想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刚过，人们走路的力气还没攒足，而通讯与交通又不发达，寄封信往往要跑几里、几十里路，如此不便捷的情况下，《大众电影》杂志草创了百花奖评选，第一届就收集了11.7万个样本。如今身处将近半个世纪后的网络时代，咱们搞评选不说跟快男超女比搞个几千万票，五十万起步的要求当不算过分。

　　从榜单上看，前几位的孙红雷、周迅、张国立、李冰冰等人的出现，实际上分别指向一部电视剧《潜伏》、两部电影《建国大业》、《风声》，这也说明，上榜人物之所以上榜，主要靠的还是当红不当红，这离“公众形象”四个字就有点远了。孙红雷确实因为《潜伏》大红大紫，但这并不意味着全国人民都看过《潜伏》，“公众形象”当然不等于“影迷形象”。演员靠演技只能征服粉丝们，而要给那些没看过自己表演的绝大多数公众留下印象，还要依靠专业之外的一些普遍价值观，比如道德修养、公益行为等。如果这些涉及普遍价值观的因素在评选中居于关键位置，那么所谓演员的公众形象排行榜就应该是很稳定的一个排名，而不是根据几部当红影视剧把演员们变成“演而优则道貌岸然”。孙红雷当然人也不错，但他在公众形象方面能比李连杰吗，人家的壹基金为公众办了多少事？可李连杰连前十都没进。

　　说句实在话，单就娱乐圈而论，没必要搞什么公众形象调查榜。娱乐圈对于公众的透明度太差，圈内圈外差别太大，假象太多，这类评选搞来搞去多半最终会搞成愚弄公众。企业界也搞公众形象调查，但人家的基本信息就算未必100%真实总体上说也可称基本靠谱，因为有法律在那约束着，上市公司报表造假挨罚，多报利润要纳税，违背承诺有消协。可娱乐圈不同，潜规则横行，说假话是行规，不炒作是傻帽，艺人的真实形象离公众形象平均距离太大，已经远远超过可评测范围，搞到最后艺人们拼的还是演技--在公众面前的演技。看看这两年有多少艺人让公众大跌眼镜？陈冠希陈公子及一干女星自不用提，什么做虚假广告的侯耀华、赵忠祥，撒谎没结婚的刘德华，吸毒的、车震的、醉驾的......在一个丑闻频出的圈子里搞什么“公众形象”评选，不但有愚弄群众之嫌，而且还有把艺人架起来烤的实际效果，不如评评演技、商业价值来得实在。

　　网易娱乐独家评论，转载请征得网易娱乐以及作者本人同意。

这段对话之所以有意思，还在于小姐非常关注客户以及外界对自己服务的反馈，那好奇心是相当强烈。

对话节选

女（东北口音）：我一边跟你XX你边跟我讲讲那个大众论坛怎么说的我呀。我今天才知道（自己上网了）。

男（广东口音）:我没上过这个论坛啊

女：那你是怎么知道我的

男：之前有光顾过你的客人，他在网上写了关于你的文章啊，写你身材怎么样啊，服务怎么样啊

女（停止工作，抬头问）：写我怎么样啊？

男：说你身材都不错啊，服务都不错哦啊。。。

女（摸头皮，做困惑状）：我听他们说还有说我吹箫没吹出来，折腾了好几次......

男：我没看到啊，可能大家看到的论坛不同吧。

女（大惊）：还~有别的论坛说我？

男：不是啦，可能他们写过一次后在几个论坛被转发了

女（追问）：那个论坛就我一个人吗，还是有其他女孩。

男：其他都有啦，其他酒店的，这里其他女孩都有。

女（松口气）：啊，就是惠美（音）其他女孩都有啊。

女;那除了我还有谁啊？
男：很多啊，我哪能记得住。

女：哪个网站啊

男：很多啊，跟你说了你也不知道。

女：你跟我说说，我今天网上回家网上查查。

男：不是啊，你在内地上不了那个网的，那个网是在香港上的

女：内地真上不了啊。

男：被封锁了，内地政府封锁了，你们在这里是看不到的。

女：那去香港才能看到啊？

男：嗯。

女孩这时候已经无心工作

女：大陆真的进不去吗，我记得好像任何一个网站都能进得去啊，不是全国连锁的吗？

男开始费劲解释，女将信将疑，男安慰女：可能内地也有没被封锁的其他论坛能看到。

女：那我怎么找，就打桑拿论坛？

男：对啊

然后交流搜什么关键字。

男:其实很容易找到，你上雅虎就行。

女：不是百度吗？

男：百度也可以。。

女：就打那个常平 著名桑拿？

作家韩寒近日发布了一篇名为《我接受谷歌的六十美元，并欢迎谷歌扫描我的图书》的博客。在博文中韩寒表示，国内无数网站都能下载他的书的全文，从1999年到2009年，自己却从来没有收到过一分钱。现在谷歌仅仅刊登了他的书的目录，就支付给自己60美元，他觉得非常满足。韩寒还恳请文著协帮他维权，打击除了谷歌以外一切可以免费阅读下载他的长篇小说全文的文学网站，并对谷歌这样愿付钱的“先烈”给予五折优惠。
韩寒提到的60美元标准实际上来自本月14日谷歌与美国作家协会、美国出版商协会以及相关出版社达成的一项和解协议，根据这份和解协议，谷歌对被收入其数字图书馆计划的每本书向著作权人至少赔偿60美元，今后，谷歌会支付给著作权人销售收入的63%作为使用费。
韩寒的博客可谓给文著协和谷歌的版权纠纷狠狠地搅了一次浑水。但照实情看，这60美元却不过是韩寒的一厢情愿而已，因为在谷歌来说，目前那份和解协议仅适用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这四个发达国家，谷歌将来是否会在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执行“国际标准”尚未最后确定；而文著协对这个标准在口头上也并不买账，嫌少。
尽管韩寒暗讽文著协死磕谷歌是因为“打击国内的盗版网站工作量大而且没有什么钱可以赚”、“有奶才是敌”，但从道理上讲，谷歌的数字图书馆计划确实存在着不小的问题。为了创建全球最大在线图书馆，几年来，谷歌已经把世界范围内有著作权的上千万册图书进行了扫描，著作权使用的前提是许可，但谷歌的扫描与上网却并没有取得多数著作权人的许可，谷歌此举与传统法律之相悖是无法否认的，很多国家的版权组织都正在或者即将与谷歌打官司，因此，中国文著协的做法算是无可厚非，即便谷歌在美国开出的条件很优厚，从面子上说，也确有争一争的必要，所以文著协会跟谷歌对和解金额的表述是“支付”还是“赔偿”较真儿。
这些年来，中国也一直在进行着自己的数字图书馆计划，比如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但它却没敢采取谷歌这样先扫描后谈判的大胆做法。在国图网站上，常年挂着一则“版权征集启事”，希望获得权利人数字版权的捐献或有偿转让，并有“专人接洽谈判与签约、付酬事宜”云云。可以想象，按这种方式谷歌的全球数字图书馆永远也建立不起来。谷歌的做法是以互联网强大的现实与自身企业强大的事实向传统法律实施冲击，要求订立新规则，而且从美国的情况来看，它几乎就要成功了。
文著协除了为中国作家们争一口气和尽可能争取更多补偿之外，也应该了解到开放、共享的互联网精神已经深刻地浸入到现实社会，现实先行而法律跟进，包括版权法在内的法律规则终将会与时代潮流相顺应，而不是逆流不动，寻求参与新规则的制定以及共赢才符合被代理人的根本利益。法律数字图书馆一旦兴起的话，将创造一个巨大的增量市场，与原来相比，每个人、每一方都是受益者--从谷歌到作家到读者。读者可以更方便获得书籍、谷歌可以从衍生服务中获得经济利益，而作家除了从谷歌分取利益之外，其作品也会传播得更快、更广、更久。
真正对谷歌数字图书馆担心的不应该是文著协或者韩寒们，而是国家数字图书馆超星这样的国内数字出版业者，再不积极行动，按老的版权交易方式早晚会丢掉整个市场。当然还有那些习惯了靠侵权、盗版生存的相关企业，它们既不如国家数字图书馆那么守法，又无意像谷歌这样主动出击，只是滥用古老的"避风港"原则或者利用现实中的法网疏漏牟取利益，新规则一旦确立，这些企业早晚会被挤出生存空间。从长远来看，数字图书馆的壮大还将威胁到传统出版商的饭碗，由于谷歌拥有了无可比拟的渠道与用户群，出版商将不得不割让丧失一部分重要权力，比如定价权。
如果文著协最后选择打官司，那就必须有面对高昂诉讼成本的精神准备。在近期被报道的万方数据与一些权利人的诉讼案例中，万方数据最终败诉赔偿额在3000到12000元不等，而每个案件的公证费是1000元，律师费是2000元，这还是在中国。如果谷歌扫描的图书存在国外服务器上，就要面临境外官司，这意味着更多的时间、更高的律师费、公证费和很多不可预见的费用，而结果却不一定比“60美元协议”更好。

已刊新京报经济评论版

《2012》全球首映三天，狂卷2.25亿美元入账，其中大部分来自北美以外票房，总数1.6亿美元。与之相较，去年经济危机时期同一档期上映的《007大破量子危机》首周末北美本土票房是6752万美元，但在海外上映两周一共才卖出2.5亿美元。很明显，《2012》属于典型的墙内开花墙外香，而且在未来2周内，这一趋势仍将持续下去，最终，其海外票房将远超美国本土。
中国观众首周末为《2012》贡献了大约8000万人民币的票房，有院线负责人说这是个奇迹，成绩“高不可攀”，尤其是在11月这个传统意义上的淡季市场。评论说中国影迷之所以如此追捧《2012》，是因为电影被植入了很多中国元素，比如把最后的人类基地设在西藏等，又有人评论这是导演艾默里奇在向中国致敬，想从中国市场大捞一把云云。说中国元素确实吸引了大批中国影迷追捧没错，但如果说艾默里奇多么寄望于中国市场，那国人就有点自视太高了，从首周末票房看，中国内地的8000万人民币合1000多万美元，不过是全部海外票房的十六分之一而已。
人类最后的诺亚方舟设在中国，恐怕主要是因为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位于中国，如果这都算致敬，那么电影里第一个发现危机的人是印度人，是否可以说艾默里奇也在向印度致敬呢？
事实上，被《2012》寄予厚望的不单是中国，而是整个国际市场。从影片里可见端倪，《2012》讲的是全世界的毁灭，但除了美国本土在镜头上被踏踏实实毁灭了一次之外，其余世界的毁灭基本上都是淡化处理，美国的毁灭连夏威夷都未放过，而美国之外的灾难场面只有巴西圣保罗和梵蒂冈的几个镜头。
艾默里奇以善于搞“毁灭美国”著称，之前，他已经拍摄过《独立日》、《哥斯拉》、《后天》等灾难片，对美国的毁灭一次比一次严重，在《独立日》里，他还只是通过外星人炸毁了几座大城市，到了《后天》中，就有半个美国被冻住，总统被冻死，大批美国人拎包偷渡去墨西哥，《2012》则彻底把美国毁得一毛不剩，先从好莱坞开始......艾默里奇的精明之处在于摸透了海外观众的心理，自己人在电影上折腾自己国家理直气壮，但如果去折腾别的国家，则有伤害民族感情之嫌，这就好比现实中只有黑人敢于骂黑人，艾默里奇灵活地处理好了这一点，海外观众看到强大的美国被如此折腾、有如此结局，不免心中暗爽，纷纷慷慨解囊。
当然艾默里奇也不是完全把美国本土观众抛到脑后去了，虽然在场面上“虐”了美国人一把，但从头到尾，他在电影里宣传的还都是美国主流的价值观，人人平等、普通人至上、自由、爱情无价等，而且不惜为此耗费篇幅。艾默里奇不但让一位美国总统自愿殉难，还在影片最后，海啸马上就要冲进来的生死存亡关头，安排男主角们为是否把大门向一群避难者开放争论不休，观众都着急了，可主角们仍是不紧不慢地、字正腔圆地宣传他们的价值观。
自然之暴虐与人性之善是艾默里奇电影里相辅相成的两大要素，从《独立日》到《后天》再到《2012》，艾默里奇的电影里虽然死了无数美国人，毁了无数高楼大厦，但却从来没有反派人物出现，电影里从小人物到总统个个都是英雄，即便有的角色开始思想觉悟不高，在影片最后，经受过灾难洗礼，往往也能变成英雄。比如影片里自私的俄罗斯大富豪，最后就为了把两个幼子送上船而牺牲了自己。
科幻片、灾难片的一大优势就是在把人类整体置于绝境的时候，可以更纯净、透彻地探讨一些终极问题、本真问题。在物种存亡这个大命题下，一些凡俗的私心杂念，比如政治斗争、领土纷争都变得微不足道，而人性得以凸显，《2012》的问题在于它过于沉迷于灾难场面的铺陈，以至于压倒了思想要素和人性要素的表现，这反过来又影响到影片的最终震撼力。有的时候，毁灭的人性比毁灭的自然更令人恐怖，而电影里人类的精神面貌却始终高大全，所以看《2012》的时候人们并没有太过惊悚，甚至还有哄笑。
灾难拍得再真实，也不如人性真实来得更打动人，从这个角度讲艾默里克耗资2亿美元打造的《2012》只能是大片，却不能成为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那样的经典，因为后者带给观众的是对整个人类文明的深层次思考，描述的是人类永恒的绝望--当然，也正因为后者过于深邃，所以永远不会取得《2012》那样的票房，这真是个两难的问题。

近日寒潮南下，影响我国大部地区，局部地区降温幅度达10℃以上，安徽中南部、江苏中部的部分地方，以及湖北中南部、安徽合肥和江西北部这些传统的南方地区都下了暴雪，成千上万居民一时处于严寒气候之中。在这种气候条件下，尽管身处南方，当地群众的周边环境甚至比北京、哈尔滨还要冷，因为这些地方普遍没有集中供暖。
南方的冬天比北方“更冷”，这不仅仅是寒潮中的特有片段，而是一个持续了几十年的长期现象，这不是一个气候学方面的客观描述，却是很多南方人内心普遍存在的真实感受，原因只有一个，这些地方并不存在像北方地区一样的集中供暖服务，当地的室外温度虽然比北方要高，但室内温度却远低于北方。我曾经见过很多久居江淮一带的男孩女孩由于长期生冻疮而手指变粗，来北京居住几年以后，手指居然恢复原样。当然，南方居民可以自己想办法取暖，但这跟集中供暖提供的热量就没法比了，正如住在上海的外国记者描述没有暖气的生活时所说，“躲在燃油暖气和电暖气后面，可还是想在16平米的房间里点一堆篝火取暖”，“上海人在冬天没有什么娱乐消遣，因为家里和室外一样冷。有些时候，家里甚至比外面还要冷，以至于许多人连睡觉时都要穿着大衣”。
尽管找不到明确的说法，但现实的中国确实存在一条“暖气线”，这条“暖气线”大概以秦岭-淮河为界，其北的居民楼普遍安装了集中供暖设备，而界线以南则无此种服务。更具体一点的暖气涵盖范围可以从一些发放暖气补贴的文件里看到：(冬季取暖费调整的适用)范围为秦岭－淮河以北的黑龙江、吉林、辽宁、大连、河北、山西、山东、青岛、内蒙古、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13省（自治区、计划单列市）的全部地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江苏、安徽、河南、陕西省的部分地区，以及高海拔的西藏自治区。　
以秦岭淮河为界的“暖气线”大概初始于半个世纪以前的计划经济时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论是从政府经济实力还是群众生活水平角度讲，这条线的划定都有一定道理，但现在，计划经济已经结束了，中国城镇供热体制改革已经推行了好几年，暖气补贴正在逐步取消，在供热市场化的条件下，“暖气线”还有什么理由固守秦岭淮河的地理分界呢？哪里的群众感到普遍寒冷，哪里就应该考虑推行集中供暖，应该以群众的感受为界，而不是冷冰冰的地理分界线。几十年前我们艰苦奋斗，群众们可以坚强意志承受冬日低温，但现在经济大发展，我们已经具备把“暖气线”南移的现实条件。
当然，为节约能源着想，“暖气线”没必要推得过于向南，但至少应该从淮河一线南移到气温经常会低于零度的长江为界，根据实际情况，这些地方可以比北方少装散热片、缩短供暖时间并加装控温设置。对于更南的地区，则应交给市场决定，给群众选择权。
值得一提的是，“暖气线”合理南移并不一定会消耗更多的能源，现实中，由于没有集中供暖，一些地区空调、燃油暖气和电暖气消耗的能源未必比北方低多少。

自今天开始，北京所有市民可免费接种甲型Ｈ１Ｎ１流感疫苗。对于北京市推出的这项新举措，有网民质疑此项计划有失公平。网民质疑：“除户籍人口外，北京的５００万流动人口难道就不需要免疫保护吗？”北京市卫生局近日对此回应，北京开展的全民接种疫苗计划，并非完全排除非京籍市民，未来视疫情形势发展，将考虑推进在京的外来人口接种甲型流感疫苗。而目前之所以疫苗接种仅限于北京市户籍居民，是因为“受疫苗供应量限制”。事实上，重点人群的非京籍人员都已被纳入免费接种接种范围。所有大中院校和中小学校的非京籍学生，以及机关事业单位、大型企业等单位的在京工作的非京籍人员都可以在其所在学校和单位内设立的临时疫苗接种站，开展集中接种。
北京市卫生局的一番答复，算是回应了网民关于疫苗接种“北京人优先”的质疑，但这也仅仅是回应而已，网民质疑的核心问题依旧没有解决，尽管重点人群中的非京籍人员都已纳入免费接种范围，但整个接种安排中的“京籍因素”依旧存在：非重点人群中的疫苗接种依旧是“北京人优先”。
根据目前的疫情发展形式，或许还没到必须全民接种疫苗的时候，所以各地非重点人群中的部分人口“稍候”接种这一安排也无可厚非，关键是看以什么标准安排。把“户籍”这种与甲流传播毫无关系的因素引入甲流防治中，其错误之处在于，它虽然与医学上的防疫措施并不相违，但从动员全社会防疫的角度来看，却起着消减士气、影响团结的作用。道理很简单，这种安排让很多非北京人看了不高兴，使这一部分群众心里产生不满意的情绪，这些都是甲流防控战役中的不利因素。
换一种角度看，甲型H1N1疫苗的接种原则之一是：“知情同意自愿”，也就是说，接种疫苗必须得到市民的主动配合。北京市目前储备了近400万人份甲流疫苗，数量还在不断增加，如果将来万一出现接种者低于预期的现象，这种高高在上的态度如何去争取群众的同意和自愿接种呢？事实是，目前破坏群众接种疫苗的谣言已经在传播，比如，接种甲流疫苗导致甲流爆发，打甲流疫苗收费等，不满情绪很容易成为谣言加速传播的助推剂。
上海的做法值得借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中心梁晓峰主任去上海调研甲流疫苗的接种情况，听上海市领导表态：如果接种的群众多了，干部和医生就往后靠，让给群众、让给最需要的人来接种，如果当地没有人来接种，领导和医务人员要带头接种。
当前，受到群众质疑的甲流防治政策除了“户口”这一关键词之外，还有个“不确诊”。目前，确诊甲流患者的隔离和治疗费用暂由地方政府支付，而普通流感则要患者自掏腰包，但如果患者发热到医院就诊医院建议其隔离检查，后来排除甲流只是普通季节性流感，这笔约2200的检查治疗费仍需自己支付。更有甚者，据说一些地方医院倾向于对甲流“不确诊”，因为确诊就要免费治疗，而不确诊费用则要患者自己承担，这样就大大减少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
第二波甲流疫情已经袭来，随着气温的降低，国内被传染的人数肯定越来越多，这个时候，各地防疫部门、卫生部门必须要破除私心杂念，抛弃地域观念、部门观念等狭隘意识，一切以大局为重，以维护人民利益为首要目标，如此，才能更好地团结群众，取得抗甲流战役的最后胜利。

全文如下：

 

我在少林寺担任方丈近10年时间里，将少林寺由一个普通小寺建成了一座国际一流寺庙。每当面对这座我付出了大量心血的寺院，我常常有种自豪感、成就感，但现在，当少林寺又浮现在自己脑海的时候，我更多的是感到羞愧、痛悔。我愧对少林寺，愧对众多少林僧人和信徒。回顾自己从方丈堕落为罪臣的过程，我只有深深的忏悔。

我是农民出身，从摆摊卖老鼠药干起，当过泼皮、无赖、佛教弟子，在被行正大师赶出少林后，为了能出人头地，我先是组织假少林武僧团在海外表演骗钱，然后靠支持当地政府在全国佛寺首开先例收售门票获得了政府信任，又赶走了众多正直僧人以排除异己，最后利用重金行贿打通佛教协会各个关节，终于顺利私盖了佛协印章升座为了少林寺的方丈。可以说，能成为少林寺方丈，完全是凭我踏实肯干一步步得到提拔重用的结果。1999年我升座为方丈后，我抓住了少林寺是硕果仅存的武林门派的机会，积极推进少林寺的扩建，并勾结地方政府对少林寺周围进行强行拆迁和建设。2007年少林寺经国家旅游局正式批准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在各方面的优惠政策支持下，少林寺迎来了更快发展的机遇，作为一座初具规模的商业化寺院，成为了中国佛寺高速发展的典范。

少林寺的建设凝聚了我大量的心血，为了提高少林收入，我不但在少林寺景区巧立各种名目，设下了包括高价香、香袋推销、地藏殿算命、天价开光等重重陷阱，搜刮游客钱财，还设立了各种骗钱组织和公司，包括“少林武僧团”、“少林香堂”、“少林欢喜地”、“少林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少林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在外以各种形式招摇撞骗，我甚至还不惜在网上高价出售少林武功和医宗秘笈，以累积少林进一步发展的原始资本；而为了扩大少林知名度，我也绞尽脑汁，想出了举办“功夫之星”海选，发行“禅宗少林?音乐大典”、接待外国政要、接待世界旅游小姐、策划在拉斯维加斯举行大型表演等招数，我本人也尽力参加和出席各种活动，接受各种媒体采访，甚至结交好莱坞名人，以求增加曝光率，终于以牺牲寺院清净和佛门神圣为代价，换来了今天少林寺和我个人的名扬海外。

但在少林顺利发展的过程中，我逐渐迷失了自己的坐标，摆不正自己的位置。我把自己看成是少林寺的大功臣，并以此自居，处处说一不二。我把少林寺的人事、财政、规划和建设等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排挤反对意见，提拔亲信。在这样一个不受监督和约束的状况下，我个人的私欲也膨胀了极点。为了满足个人欲望，我坐着配有专职司机的高级吉普车四处旅行，乘坐喷气式客机周游世界，向南京云锦研究所定做价值16万的天价袈裟，另外我之前还包养了情妇（现在分手了），我住的是高级酒店，每日喝酒吃肉，生活腐化堕落，完全背离了一个出家人的本分。我忘记了自己的使命，迷失了自己的本性，每日追逐于声色犬马，光鲜外表之内，成了一个披着袈裟的魔鬼。

监督制约和自我规范是对任何在位者的最好保护措施，规避不得啊！我规避的结果是，给少林寺的名誉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不但玷污了少林这个千年古刹，也给禅宗以至中国佛教的发展蒙上了阴影，同时也把自己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在红尘和世俗里越陷越深，死后肯定逃脱不了下地狱的惩罚。这次少林主页被黑给了我当头棒喝。现在理解到这些，却晚了。

今天，我特借少林寺主页发表这篇悔过书，我不敢祈求佛祖的饶恕，只求自己不要在商业化这条不归路上越走越远，成为少林寺和佛教的罪人，阿弥托佛！

罪人释永信上

 原文链接：http://www.shaolin.org.cn/show.asp?id=2189

经证实上述悔过书确实是来自少林寺官网，但原由尚不清楚，不排少林寺内部纠纷、黑客入侵等因素。

这几个案例都表明，新经济的快速发展，已经使旧有规则受到现实的强烈冲击，这就要求相关部门或者法院能够拿出勇气和大智慧，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对这些现实矛盾予以调解、规范。之所以说要有勇气和大智慧，是因为法律在推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有重要导向作用，在其宽与严之间，往往会对社会、经济产生巨大影响。试想，如果当初宽松的“避风港”原则没有确立的话，互联网企业将会面临何等步步荆棘的局面？因此，如何决定法律的应宽应严，是对决策者勇气与智慧的真正考验，把握好了当然益处很明显，但如果把握不当，则很容易造成“过严百业不兴，过宽盗匪横生”的局面。

　最近的中国互联网业似乎又进入多事之秋，一连闹出了好几件扰动公众视线的纠纷。以搜狐为首的反盗版联盟高调指责视频网站优酷、迅雷，连在优酷上投放广告的企业都卷入其中；谷歌图书搜索与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因作品扫描争吵不休，各有说辞；开心网与千橡公司的侵权纠纷则干脆升级到法院开庭审理的地步，至于文化部与新闻出版总署两大权力机关因为网游魔兽世界前置审批权所产生的龃龉，更是朝野轰动。
从宏观角度看，互联网企业侵权官司的增多并非一定是坏事，这至少在事实上反衬了互联网业的繁荣与快速壮大，毕竟，只有车辆多了，路上才会堵，车辆之间才会发生碰撞。侵权官司的增多也是互联网企业从无序竞争到有序竞争的必由之路，在人类没有车辆的时候，当然也就无所谓红绿灯、斑马线、驾照乃至交通规则。所谓新经济，至今不过十几年而已，产业从无到有到壮大辉煌，与之相关的规则与法律也随之由简而繁。
搜狐、开心网、谷歌三个案例，正好代表了互联网企业对规则的三种诉求。
搜狐与优酷、迅雷的纠纷，实质上反应的是互联网企业对10多年前所制定老规则的质疑。1998年，美国制定了《数字千年版权法案》（DMCA法案），其中确定了“避风港”原则，即在发生著作权侵权案件时，当ISP（网络服务提供商）只提供空间服务，并不制作网页内容，如果ISP被告知侵权，则只要负起删除的义务，则不被视为侵权。如果侵权内容既不在ISP的服务器上存储，又没有被告知哪些内容应该删除，则ISP不承担侵权责任。国内在相关法规的制定中亦延用了这一“避风港”原则。十多年来，“避风港”原则使无数内容网站获得了巨大的自由发展空间，直接促进了互联网业的大跃进式发展，但这一原则确实也为一些有意的盗版行为提供了“避风港”，如果说当年跑马圈地时期企业之间还顾不得深究“盗版”的话，在丰收初步可望的今天，“避风港”原则是否应予修订呢？
开心网与千橡之间的官司，反映的是新经济快速发展在法律上造成了一些空白地带。作为中国最著名的SNS网站，开心网（kaixin001.com）创立至今不过才一年多历史，却创下了极大的知名度与几千万注册用户。但这新经济领域独有的发展速度却无法得到传统法律的认可。于是，当千橡互联科技有限公司在开心网出名之后利用相似域名（kaixin.com）又创办一个开心网的时候，官司就发生了。在这起官司中，后来者对先入者的模仿与用意可说路人皆知，但在法律上其未必最终定会吃亏，在与互联网相关的法规中，“模仿”一直是个模糊的罪名，即便是非常逼真的“裸模”。

谷歌与文著协的矛盾演奏的是网络版权与传统版权融合过程中的一个插曲，从2004年谷歌推出的数字图书馆计划以来，谷歌已经通过法律、商业等手段与很多的出版商组织达成了和解，其积累下来的几千页和解方案足以成为弭平网络与传统出版业之间鸿沟，建立新规则的宝贵资料。在建立新规则共享利益与斥资诉讼之间，相信双方会选择双赢之路。在美国，当地作家协会以及出版商协会已经结束了与谷歌旷日持久的集体诉讼，开始私下和解。
这几个案例都表明，新经济的快速发展，已经使旧有规则受到现实的强烈冲击，这就要求相关部门或者法院能够拿出勇气和大智慧，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对这些现实矛盾予以调解、规范。之所以说要有勇气和大智慧，是因为法律在推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有重要导向作用，在其宽与严之间，往往会对社会、经济产生巨大影响。试想，如果当初宽松的“避风港”原则没有确立的话，互联网企业将会面临何等步步荆棘的局面？因此，如何决定法律的应宽应严，是对决策者勇气与智慧的真正考验，把握好了当然益处很明显，但如果把握不当，则很容易造成“过严百业不兴，过宽盗匪横生”的局面。
中国不是一个实行判例法的国家，但在新经济领域却可以在制定法基础之上充分发挥判例制的优点，因为这一领域之“新”经常会给法律开拓出大片空白地带。对于类似真假开心网之争、搜狐迅雷盗版之争这样的官司，法官们的判决，很可能会成为其它法院处理同类案件裁判的重要依据和相关企业的行为规范。规则的空白为法官们留下了发挥更多自由裁量权和创新的空间，但在考验法官智慧的同时，也考验着法官们的勇气和是非观。谁善意守法，谁有违公平，判决将直指人心，如果再出现许霆案那样“与法虽合，与理不容”的结果，法官们显然难辞其咎。

很多偶像明星在幕后其实只是个音乐工业的玩偶，从服装造型到表演细节，他们都要听从更专业人员的摆布，据说有的歌手对专业的最高愿望不过是“开一次纯粹背歌词而不依赖提示屏的演唱会”，这与杰克逊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杰克逊从5岁就开始上台表演，几十年的辛勤积淀使他在影片表现得熟悉音乐工业的一切，经验，再加上天赋，这才使迈克尔·杰克逊“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我相信，对于众多有理想的歌星来说，看一看《就是这样》必会大有收益，至少，能够知道山有多高，路有多远。

有人说迈克尔·杰克逊纪念电影《就是这样》，实际上是拿伦敦演唱会相关影像的边角料拼凑起来的，严格来说，这话有一定道理，因为《就是这样》确实是大量视频剪辑的集合，影片的素材来自MJ生前彩排时侧录的数百小时影像，还包含了对MJ最亲密的朋友和合作者的采访。但这集合却又决非简单的“拼凑”，即便杰克逊没有突然去世，纪录片也是日程上事，只不过肯定没有今天如这样轰动罢了。
杰克逊的突然去世，使伦敦演唱会成为永远的幻影，同时也使这部很可能无人关注的“边角料”成为“金边银角”。杰克逊去世后，索尼影业花了6000万美元的天价买下影像版权，创下了纪录片投资的记录，随后，《就是这样》的8500份电影拷贝在全球75个国家的电影院同步上映，这又是个记录。影片所有的预售票在24小时内被抢购一空，首映5天，全球票房达到1.01亿美元，成为史上票房最高的演唱会电影--之前的纪录是《汉娜·麦莉演唱会》的7060万美元票房。至于它能不能创下纪录片电影的票房纪录，目前还不确定，排在前面的是《华氏911》：2.22亿美元。
尽管没有没有故事情节，没有开头结尾，只有排练场景、幕后人员的专访，这部“加长版的演唱会花絮”仍然向世人展示了一个新鲜的杰克逊，这跟他往昔留给公众的印象截然不同。以前，在舞台上，因为歌声舞步，他是个辉煌的偶像；在法庭上，因为亵童案，他甚至透着点儿邪恶；在花边新闻中，他经常狂躁、失控、手足无措，还因为整容而显得怪异可笑；在媒体传记上的人生里，他又孤独、无助...但在影片里，在那场演唱会的组织过程中，杰克逊给人的感觉却像个帝王一样，操控着演唱会的一切。
音乐是水，杰克逊就是鱼，在《就是这样》中，迈克尔·杰克逊表现得像水中的鱼一样自由自在、挥洒自如，他指挥配乐、指挥编舞、指挥灯光焰火...这绝对是真的专业与自信，他气场强大，所有人都对他毕恭毕敬，而这些人都是相关领域的顶尖高手，在影片中，他们说：“没有什么细节可以瞒过杰克逊”！眼光里流露的都是敬佩之情。
在操控一切的同时，杰克逊认真、谦逊、温柔，甚至有点羞涩。
如果你再想到杰克逊周身的病痛--正是超量的止疼剂置他于死命，再看他在舞台上的认真劲，其态则不但令人佩服，而且使人感动。

很多偶像明星在幕后其实只是个音乐工业的玩偶，从服装造型到表演细节，他们都要听从更专业人员的摆布，据说有的歌手对专业的最高愿望不过是“开一次纯粹背歌词而不依赖提示屏的演唱会”，这与杰克逊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杰克逊从5岁就开始上台表演，几十年的辛勤积淀使他在影片表现得熟悉音乐工业的一切，经验，再加上天赋，这才使迈克尔·杰克逊“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我相信，对于众多有理想的歌星来说，看一看《就是这样》必会大有收益，至少，能够知道山有多高，路有多远。
为了2009年的伦敦演唱会，迈克尔·杰克逊聚集起一大群世界顶尖的艺术家，要尽自己所长去“带大家去见证从未经历过的艺术感观”，然而，出身未捷身先死，演唱会竟成泡影，连“绝唱”都没份，好在留下一部《就是这样》，弥补了歌迷们的伤痛与遗憾，除了杰克逊的影像，《SmoothCriminal》、《Thriller》、《EarthSong》，那些熟悉的歌曲在影院华丽的音响中听起来格外震撼，黑暗中有人在抽泣，灯亮了，人们仍不起身，因为伴着字幕，音乐仍未结束。
《就是这样》不但是杰克逊生前留给歌迷的礼物，也是世界送给死后的杰克逊的礼物，它冲破媒体上连篇累牍的关于其生前非议，死后谜团的炒作，向世人展示了一个音乐中的、舞台上的与舞台创作中的杰克逊，展示了他天才、勤奋的一面。迈克尔·杰克逊曾经长期被花边新闻缠绕，世上每年也都会涌现出无数明星和他们的花边新闻，但如迈克尔·杰克逊这般真正有实力的流行音乐之王，不知多少年才会再出一个，而对那些真正的歌迷来说，像杰克逊这样的歌手是永远不会再有的了。

    针对新闻出版总署发布的终止《魔兽世界》审批通知，文化部于昨日公开表态，称新闻出版总署此举不符合“三定”规定，明显属于越权行为，并称《魔兽世界》手续齐全，属于合法运营。

    文化部的公开表态，使新闻出版署与文化部两个管理部门关于网游管辖权的争执再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关于网游的前置审批，以前一直在新闻出版署管辖之下，而之所以出现争执，源于今年中央编办重新确分文化部、工信部、新闻出版总署三个部门部分职责的两个文件，其一就是前面提到的“三定”，还有一个是《中央编办对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三定”规定中有关动漫、网络游戏和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的部分条文的解释》。

    按这两个文件，“文化部负责动漫和网络游戏相关产业规划、产业基地、项目建设、会展交易和市场监管”，“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负责在出版环节对动漫进行管理，对游戏出版物的网上出版发行进行前置审批”，

   通常的理解是，新闻出版总署负责网游的前置审批，而文化部负责游戏的管理、治理。比如文件规定，“对经新闻出版总署前置审批过的网络游戏，文化部应允许上网，不再重复审查，并在管理中严格按新闻出版总署前置审批的内容管理；网络游戏出版物未经新闻出版总署前置审批擅自上网的，由文化部负责指导文化市场执法队伍进行查处，新闻出版总署不直接对上网的网络游戏进行处理”。

   但这两个文件在表述上有两个大漏洞，是造成这次部门纠纷的主要原因，一个是关于“网络游戏的网上出版”的解释，文件解释是“指网络游戏的出版物”,这一表述使文化部认为出版总署应该管辖的是光盘等有形之物，不包括网游，因此版署无权审查魔兽世界等网络游戏的上线。

  当然，明白人都知道，这种解释比较牵强，因为三定中已经提到，“将……网络游戏管理(不含网络游戏的网上出版前置审批)……划给文化部”，这明确表明，网络游戏的网上出版前置审批工作仍属新闻出版总署的职责范畴，“解释”中“对经新闻出版总署前置审批过的网络游戏，文化部应允许上网，不再重复审查”的文字也可以表达同样的意思。

  更要命的是另外一个漏洞，按规定：网游未经版署前置审批擅自上网的，由文化部负责查处，版署不直接对上网的游戏进行处理。因此，魔兽世界即便是没有前置审批强行上网，版署也无权对魔兽进行查处，因此只要文化部支持魔兽，不进行查处，魔兽即可继续运营。

   这造成的事实是：版署无查处权力，只有吓唬人的权力。所以，文化部文化市场司网络文化处处长刘强听说版署要“视情依法对魔兽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罚，包括停止其互联网接入服务”时候，第一反应就是称“版署违反《“三定”》规定，只有文化部有权利查处网游市场”。
  形象的例子是，版署的职责类似负责给汽车上牌，文化部则负责交管，查处违规车辆，双方配合的话，无牌车就没法上路。但突然有一天，文化部说，按法律，我也有权给车上牌，结果车都跑文化部去上牌。而版署无查处无牌车辆权力，所以即便他不认可文化部牌照，也没办法，只能呼吁。长此以往，自然也就没人去找版署上牌了。

  当然，如果真逼急了的话，版署也不是没有杀手锏，新闻出版署辖下还有个反非法和违禁出版物司，该司另一块牌子是：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办公室，9月底的时候，版署拉上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发过一个“928通知”，强调其对网游的前置审批权。这意味着，在紧要关头，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也可以出马处置违规企业。

  网游是个新产业，本来没人关注，所以管理条文也不健全。但现在做成了多少亿规模而且极有前景利润极丰厚的大蛋糕，有了利益，各部门也就都关注起来了。

  在这场博弈中，新闻出版总署暂时处于弱势，因为它无法奈何文化部和在文化部支持下上线的魔兽，它只能期盼上级机关的调停。

   当然，真正的弱势群体还是广大消费者，600万魔兽玩家。他们正在成为多头执法的牺牲品。

   对于运营商来说，文化部或者版署谁审查在长远来看都没什么区别，反正都是要审查。但如果事情迟迟不解决，变成需要经过两家审查，那就比较麻烦了。

广东之所以说要严打假币，是针对已有的刑罚标准而言：过去，在打击使用和持有假币方面，数额达到4000元以上才能引入刑法标准。但4000元的标准“起刑点太高，某种意义上会导致打击的真空”，这次严打则要"用足用好所有法律政策手段"，包括拘留、劳教等非刑事处罚。

对于犯罪嫌疑人的违法行为来说，公安机关依法进行严惩是其职责所在，假币的存在严重的扰乱了金融秩序，当然要进行打击。但是，“少量持有、使用假币”虽然违法，在客观上又是个牵涉面非常广问题。普通群众未必对法律非常了解，他们很可能会无意、甚至有意地参与到持有、使用少量假币的违法行为中：比如群众收到假币后可能辨识不出，而拿它去消费；又比如出租车司机收到假币后很可能有把它花出去以挽回损失的冲动。将他们与犯罪分子一概而论，施以拘留甚至劳教的话，则很有伤及无辜或者惩罚过重之嫌。

人的本性总是趋利避害，作为误收假币的受害者，想方设法将假币使用出去从而避免自己的经济损失也算是人之常情，因此在国外，很多国家对使用假币行为区分了不同情况予以处罚。而我国刑法并没有区分“善意取得假币知情后使用”和“恶意取得假币使用”的不同情况，仅以数量为标准认定，严打期间，连数量这个标准都要从严控制，很容易发生于法合理，于情不容的处罚结果。

随着科技的进步，随着人民币的升值，犯罪分子制造假币相对越来越容易，其制造假人民币的欲望亦较强烈，打击假币犯罪将是中国警方的一项长期责任，但以严打加强遏制的逻辑、方法未必适用于假币，假币的传播与一般的违法行为是有区别的，其使用和传播牵涉到大量人民群众及其切身利益，而打击假币又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主动、密切配合，若降低惩罚门槛，则很有把群众推向对立面的可能，这样不但不利于彻底打击假币，反而可能过会使假币的传播变得更隐秘、小心，进而影响对真正犯罪分子的缉拿惩处。

事实上，生活中越是接近底层的群众，越容易成为假币的受害者，比如农民。他们的识别能力低，容易被迫持有假币，也容易在存款时被银行没收；他们的经济承受能力差，容易不得不试图去把假币花掉以挽回损失，让他们承受假币流行的社会后果已是件惨事，再让他们去面对越来越近距离的法律制裁，则更是不幸。

如新加坡等国外有法律规定，市民无意中收到假币后，可持假币去银行兑回一定比率的真钞，此举既回收了假币，又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群众损失，而且激发了群众举报假币的积极性，还符合人性，这一类规定如执行合理，比起严打来，效果不一定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