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论坛一篇“我比彭宇还冤，送同事回家赔了10万”的帖子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关注，发帖人是南京市民檀先生，他送醉酒同事朱培训回家，次日早上朱被发现冻死在家门口。南京市浦口法院一审判决檀先生赔付死者家属10.6万余元，檀先生不服，于上周上诉……

具体的“冤情”我没再关注，这已经足够引起我的共鸣。我是个从酒桌上撤退下来的人，目前正在不惜一切代价巩固戒酒的成果。对此，我应该是有发言权的。

前段时间我家隔壁的警营里发生“交警醉死申报烈士”事件，给我的触动也很大。我想到的不是烈士不烈士的问题，而是联想起一个喝酒的人的悲哀——平时素称“能喝”，于是被尊敬地请来请去，最后喝不动了，被人扔到沙发上，“手一摸”才知道没气了。此君生来不寂寞，死也死得不寂寞，在猜拳行令中驾鹤远行，除了“睡前”的一场豪呕，几乎没有什么痛苦，这也是修来的福气。不过，话说回来，这是人间，在人间就有人道，有关怀。这位警官的被宴请，揭示的是人间官场的潜规则，是为了生存得更好的酒肉虚荣，而他的死，却是另一番况味——活脱脱地说明了人间的万恶。这个恶，就是人心的恶。

“你有没有搞错啊，我请喝酒，陪喝酒，还说我们‘恶’！”——肯定有人会这么叫。我要说的是，请酒不是本事，只有照顾好被请的人，打扫好战场才是本事。所谓的“恶”，就在杯盏之间。假如发现陈警官不能喝了，在场人都还有点德行，自然会网开一面，适当控制一下频率或者协调一下气氛，到此为止。又如果陈警官躺下后有人还讲点情谊，早一点摸一摸他的鼻孔，或者安排个人护送他回家，那事情可能会有另外的结果——据验尸报告显示，不是醉死，而是被呕吐物堵塞气管窒息而死。人的生命是非常脆弱的，一个勇猛的交警，就奈何不了这一粒不明残留物。

可惜，这些“如果”都被气吞山河的酒国英雄们忽略了，甚至可以说这些东西跟陈警官根本就谈不上一个“情”字，有感情就会有牵挂，就会有担心，有疼惜之心。这就是作为人身上极为不起眼的“恶”。

“我比彭宇还冤，送同事回家赔了10万”——冤枉吗？这个里的“责任”我们就不谈了，让法院去给他搞清楚吧。

话又说回到酒德上来。在我看来，喝醉酒闹事吵架打架都不算什么，酒本身就是一剂毒药，是人妖鬼怪颠倒的试剂。喝醉了，可以不计较人性兽性，关键是还有没喝醉的人，要以基本的人性来保障酒席的圆满。我喝了十多二十年的酒，大醉小醉无数，出过大丑丢过大脸无数，也看过形形色色的酒后惨状。唯一刻骨铭心的是——能够激将劝酒的人满天下都是，能够发心诚意照顾酒鬼的人真的不多。更多的人不仅不愿意原谅、包容、照顾酒醉同桌，还习惯羞辱之、戏虐之、冷落之，高高兴兴呼朋引友，最后落得个人仰马翻，被众人遗弃酒馆路边，何等凄凉。我这人过去喝酒，虽然也多有疏忽大意之时，但是大部分情况下，只要我没有醉得一塌糊涂，皆要求自己尽力安稳场面，安排回家的回家，就地住宿的住宿，能够护送的尽力护送。

写到这里，我还是再次诚心感谢菩萨的保佑，在一次次险象环生的酒后，没让我被人砍死、被人绑架，被车撞死，被残留物噎死，感谢一个个好心的的士司机们，感谢我的诚实有情的朋友们，是他们保证了一个醉鬼的安全。回想起这一切，要庆幸的是还能够后怕——后怕就是我今天戒酒的最大动力。

后怕也是机遇。顺便向关心我的戒酒大业的朋友们汇报，戒酒一年半后，我的体检报告显示各项与酒有关的指标已经恢复正常，或接近正常水平。写这篇博文，无意讨论其它，只是继续劝邀朋友们跟我一起戒酒，大家互相鼓励打气。

今天白天上网的时间远远超过“网瘾”标准，精神健康形势堪忧。这一切皆因天冷未敢出门所致。环球同此凉热，深圳终于突破南北差异，和全国人民一起共享分明的四季，北方下雪，这里的气温遽降，路人皆如运动中的包裹。

网上说朝鲜青年组织正按照伟大领导人金正日同志的要求，对妇女着装进行规范——不能够通过“资本主义的着装习惯”展现身体曲线。原因是金正日同志看到一个商店售货员留着“外国发型”，问：“这是咱们朝鲜人吗？”朝鲜妇女一直是国家的名片，多少外国人入朝，冒着间谍罪名也要偷拍几张朝女照片。可以想象，如果全都穿起了露乳装、露脐装，穿起超短裙，留起“外国头发”，那还是朝鲜女子吗。我觉得金正日同志这个意识是非常清醒而且正确的，不应该把它政治化，更不应该横加指责。好传统就是好作风，就是好德行，别让西风掀翻了裙子，这一点值得中国妇联和团委学习，思想要开放，身体要保守，千万不可身体开放而思想保守。

又看到山东省政协孙主席被免职的消息，这政协怎么老出新闻呢。广东的政协、浙江的政协……还都是一把手呢。我觉得到了政协说不的时候了——因为这些人都是没去政协之前犯了错误，然后去了政协才抓他。这样搞的话，我们政协成什么了？你们那边犯了事，弄到我们这边来抓，这样说不过去。做人要厚道，还是别这样对待政协为好。

又看到昆明警方通报犯罪嫌疑人派出所自杀事件——“11日11时30分,邢鲲被移交至小南门派出所时,民警依法对其进行检查,即发现其颜面部和身上有伤,邢鲲称是在被市民抓住时打伤,伤情无大碍。派出所按程序对邢鲲进行了入所体表检查,对其受伤部位进行拍照,并进行了详细登记。在讯问邢鲲过程中,其亲友祝先生也在现场,一起和派出所民警进行劝导,并见证了邢鲲供述实施盗窃的经过,直至邢鲲被送入候问室后才离开派出所。在讯问过程中,民警不存在刑讯逼供的行为。记者通过现场发布的监控录像看到,邢鲲在自缢前,用随身装的纸币打开了手铐,并用夹带进候问室的2根鞋带打结后,系在铁门上方离地面2.3米处的观察通风口的横向钢筋上。录像拍摄到了邢鲲在第一次自缢未遂时跌倒在地上的情景,但受技术限制,监控摄像头在侯问室北侧墙体和通风门窗处形成了约14厘米高、面积为0.16平方米的监控盲区。因此邢鲲的第二次自缢过程,即死亡的最后过程并没有被摄像头捕捉到。”

纸币可以打开手铐——这是产品质量问题，派出所可以就此打一场官司，说不定还可以获得一笔赔偿。鞋带可以自缢成功——这也是产品质量问题，媒体应该好好宣传推广。整个自杀过程拍得清清楚楚，眼睁睁看着这个倒霉鬼赴死，我不得不佩服昆明警察的良好心态——这倒也可以说是产品质量问题，人跟人就是不一样。

又看到一则消息说，中国科学院新增的35名院士中，8成是高校或研究机构的现任官员；中国工程院新增的48名院士中，超过85%是现任官员。这应该是个正面新闻，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至少说明，国家的官员序列水平起点是高的。现在的官场已经羞于列举“平均学历”的本科比例，硕士、博士已经成为很大一部分县处级干部的基本文凭，刚刚进去的深圳前市长就是海外某“名校”的博士。看来“高学历官员”又不时髦了，只有“院士官员”才时髦。这没什么不好，科学家当官，更有力促进科学发展。唯一的担忧是，以后的人官一当大，就想当院士，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当。以前以引进博士任职为荣，很快又将掀起引进院士任职为荣的浪潮。未来，未来谁说得清呢。

昨天，我的几位乡亲来电话，说村里的某位兄弟在深圳八卦岭做物业保安，前天猝死在宿舍（其工作内容为电梯看守，住在电梯旁的楼梯间，随时要开合电梯），然发现其死亡后，物业公司请来法医进行鉴定，匆匆拉到殡仪馆，次日才通知家属，坚称不属于工作时间死亡，公司不负任何责任。

公司不愿意负责任的理由是：跟死者的劳动合同上写明工作时间为8小时，死亡时间属8小时之外。但，一个负责看守电梯的保安员，就住在电梯旁边，实际上是从来没有上下班概念的，只要电梯没有坏掉，只要有人需要使用它，随时都需要叫起他——家属们的理解非常直观，只要开了电梯，就是上班，那么他的死亡就是在上班时间内。更何况，他们至今没有见到尸体，除了公司单方面的说法，没有更多的信息。

老乡们群情激愤，帮助家属应对。他们希望能够从常理上、劳动法上找到合理的支持。

常理在那里，劳动法也在那里，但物业公司的老板不在那里。他不愿意跟家属做更近人情的沟通，家属当然也得不到更合理的解释。

一个山区农民，在深圳默默地为老板看守电梯，在一个狭小的楼梯间里一住就是上十年。现在，人没了，老板不管了，他的家属能够怎么样呢？

今天的南方都市报有这么一则短报道：

记者李朝红报道一名看守大厦的老保安员在床上猝死，家属认为大厦物业管理公司应承担一定的责任，故把灵堂设在了大厦的门口，进入大厦内的人员无法通行。大厦管理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的行为严重影响了大厦正常的工作，希望死者家属能与他们协商解决此事。

事发福田区八卦二路的二栋大厦。15日上午，记者赶到现场时，发现二栋大厦一楼门口设有灵堂，死者的照片挂在那里，两名年轻男子正在烧纸钱。据了解，两名男子是死者的儿子。他们介绍，死者姓郭，今年50岁，广东梅州人，在那里做保安员已有6年多。

郭某的家属认为，郭某之死应由大厦物业管理公司承担，为此，他们向公司索赔60多万。15日下午，郭某的家属与大厦物业管理公司进行了谈判，但没有结果。大厦物业管理公司的负责人说，郭某属于正常死亡，与公司不存在关系，但作为公司的员工，可以出于人道给他们一些补偿，但家属的索赔要求过高，暂时无法达成一致协仪。

今天中午的深圳卫视公共频道重播昨晚新闻，则更详细披露实情，辅于画面，一个老保安的死亡惨景更觉凄凉。这家物业公司已经没有人上班，家属不知道面对何人谈“赔偿”。

“老保安”叫郭双元，按辈份我们叫双元哥，因为年纪相隔，并没有过什么交道，但当年读初中时，我们每天要从他们家门口经过，每天的黄昏时节，可以看到他在挑水、浇地。20多年后，他成了深圳的老保安，凄凉地客死他乡。

在有着数百万“农民工”的深圳，类似的事件并不少见，但发生在我的乡亲中间的，此前并没有听过。亲不亲故乡人，我感动于乡亲们此时的空前团结。

刚才，有乡亲说，他们在福田区园岭街道办的司法所谈判一个下午，对方始终不愿意认定是工作时间死亡，给出的“人道”补偿是8万元——显然，给的补偿理由和补偿数额，都不是他们可以接受的。

他们需要公道，但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公道？公道掌握在谁手里？跟什么人才谈得上公道？

今天谈不拢，明天又将怎么谈？

少儿频道的“小蛮腰”广告

昨天上午外出做客，主人在厨房弄菜，打开电视，要我等深圳卫视少儿频道的《荣归》，客随主便，不好推辞。

此时是11点多钟，大概以为少儿们都上学去了，电视台省了节目，放起了“小蛮腰”广告，那种画面飞闪，语速飞快，让人耳寒齿冷的玩意。画面中两个浑身赘肉的女人，脱裤子，摸肚皮，夸张地抖一坨坨的赘肉，然后穿上广告产品，然后赘肉不见了，然后抛媚眼，扭身材……然后是呼天抢地的露脐装、职业装、超短裙、“抢购吧，快穿上吧” ……如果播上一遍也就罢了，可播了一百遍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至少20分钟后，《荣归》出现了。再过了一会，丰盛的火锅上来了，可我一点食欲也没有，20分钟的赘肉已经让我胃口大败。

杨锦麟与象洞乡

姜安先生“预告”，周一凤凰卫视可能有他的一个评论，遂打开电视看。没看到时事节目，倒看到杨锦麟先生回访知青点的节目。本来他回访跟我也没什么关系，关键的是他回访的地方跟我有关系——福建省武平县象洞公社。这是与我的家乡广东省蕉岭县北礤镇一山之隔的地方。我们过去赶集，还得去象洞圩。当年杨锦麟作为厦门知青，在这里一呆8年。电视里与杨锦麟抱头痛哭的乡亲们很亲切，他们的客家话正是我的乡音。

从政府的层面看，深圳的“农民房”似乎已经成为“违建”的代名词，很敏感，也是社会治安的隐患之所在，更是城市现代化的障碍物，大有农民房一日不除，城市文明就一日不至的意味。从市民层面看，“农民房”似乎是一个身份的象征，如果你告诉别人，你租住在某一处农民房，容易招来不那么尊敬的目光。

较早以“违建”让政府不舒服的叫“城中村”，所谓城中村也就是由农民房汇聚而成的片区，是深圳原住民利用村里的地皮扩展的家屋村庄。我一直觉得，“城中村”是一个诗意盎然的词汇，也是一个最富有人文气息的社区概念。

我们要看看深圳的城市人口结构——超过1000万人口，70%为暂住，暂住人口（即无深圳户口）中，又有最少50%未进入“有房阶层”，这数百万人住哪里？

君不见，每当上下班的高峰，白石洲、大冲、岗厦、清水河……这些正在被规划“整体改造”的农民房集中区，那个人山人海。我们不禁要问，假如这些农民房全部得以改造之后，这数百万的人口住到哪里去？

廉租房、经适房太遥远，就像天上的馅饼，不知道何时掉下来，即使掉下来，又如何砸中需要安身立足的人们。商品房很近，但是它太贵，别说买下它，即使租，也是天价。

“也请千万不要跟我说那些环境优美的商品房！假如是租房，同样面积的一房一厅，在岗厦片区，商品房的租金是2300元/月，而农民房却只要800元左右”叶汉东先生在《深圳房事》里这么比对，而他所说的岗厦片区，也行将被一个现代化城市功能区所取代。我一个朋友在白石洲沙河片区租下一套顶楼的农民房，一室一厅带厨房阳台和天台花园，一租10年，租金900元/月，雷打不动。而在这个片区，商品房售价一直暴涨，早已经超过3万元/平。跟它同样面积的商品房租价，是3、4千元/月。在深圳有个有趣的现象是，商品房的售价呈疯狂增长之势，而农民房的租金却不涨，甚至非常富于人情味地下调。十年前我曾经在宝安租住一户农民房，当时租金是800块/月（包水费），前段时间意外碰到老房东，他说现在降到650元/月。在沙井、松岗等等关外街道的村里面，“农民房”以准物业的模式向外来工敞开租赁，水电网络煤气安保一应俱全，400、500元完全可以租下称心如意的安身之所——现在很多企业已经不再强求员工统一入住公司宿舍，员工自由到外面租房居住，住得起，也住得安全、舒适。

某前市长曾经饱含深情地说“我的市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计算过，他的“市民们”不是1000万，有数百万的的人只是在这里随便呆呆，当农民房没了，而借个地方落脚的租金超过大家的承受能力的时候，将一个个撤离这个属于别人的城市，一点也不留恋。

深圳马上要迎来建市三十周年大庆，我觉得，在一面拆除“城中村”的同时，应该花点力气抢救整理城中村的记忆，它是深圳的功臣，是深圳发展中绕不开的历史，它就是北京的四合院，别等到没有它的时候，才成立“城中村考古所”——没有城中村，没有农民房，就没有深圳的三十年。

刘晓庆又离婚了。得注意这个“又”字——据娱乐报道，刘晓庆再次被证实已经于四年前跟最后一任丈夫阿峰办理离婚，原因是阿峰对她不忠。因为有离前协议，一致以“感情无恙”对付外界。

说来这是个老话题，2006年本博就这个新闻八卦了一下，说了这么个意思——“千万别相信名人的‘恩爱’”。不是他们恩爱不恩爱影响了我们，而好像是我们作为“公众”影响了他们的恩爱似的。虽然刘晓庆年事不低，但我还是对她的离婚消息表示看好，迟证实不如早证实，是名人就不要带着太多负担，早日把假面具摘下的好。从名气上说，她早过了需要绯闻上位的层次，从年龄上看，也不必经此之累。

名人明星离婚尚且如此，凡夫俗子也亦然。

日前，某兄来电说，他的一篇博文惹了点麻烦，这本是记录当日参加朋友婚宴的小日志，没想造成今日朋友离婚的导火索。

说起来我对某兄这个日志是有印象的，有印象是因为我也认识他的朋友、婚礼的女主角。当日的记录大概是回忆了一下他们的交往，更多的是祝福朋友终于再次步入婚姻的殿堂，牵手新的幸福时光。祝福是美好的，但里面回忆的片段却为一对“二手新人”的反目埋下了祸根——一晃半年有余，终于祸起萧墙。

前几天，令人恐惧的搜索功能让婚礼的男主角看到了某兄这篇真名、真事的日志。不看犹可，一看可不得了，从字里行间看到了妻子前尘往事的蛛丝马迹，而这些蛛丝马迹偏偏跟当日前来祝贺的嘉宾、博文的作者有“存疑”之处。这就不得了了，不仅仅是醋意顿生，而且快刀斩乱麻，立即发出休妻短信，定于本月某日前往民政局办理了断手续。

离他们的最后通牒尚有几天，某兄心怀不安，试图斡旋，力挽狂澜。

虽然是朋友的朋友，跟我却遥远了点，但比起刘晓庆来，又近了许多，由此想到了“二手婚姻”这个问题。

我说的“二手婚姻”在这里没有丝毫贬讽之意。以以上事件男女主角为例，结也匆匆，离也匆匆，说明缘分浅，基础薄。一个不能正视二手历史的二手婚姻，显然是不符合客观规律的。按道理，彼此有过“不幸”的过去，会更珍惜第二个春天，更宽容，更博大，可惜大部分再婚人士并没有这么想，或者说能够这么想，但是做起来难。这里面学问太深，又属于家务事，一时半刻说不清，暂且不说了。

曹清华教授选张爱玲小说《封锁》和丁玲小说《夜》，组织大家阅读讨论。

昨天上午讨论《夜》。同学们准备很充分，观点多有争锋，年轻朋友认为这个小说根本不是小说，甚至连文字也过不了关。

而我不知道是人变得老实了，还是过时了，不很赞同——从单个短篇看，虽然谈不上上乘，更谈不上扛鼎，丁玲这个《夜》还是有其相当的可取之处的。之所以有说其“不是小说”，我觉得有两个前提原因：一是受“延安时期的文学”先入为主的印象的左右，一律认为那是高大全的，主旋律的，为政治服务的小说。二是用今天的小说时尚观照70年前的东西，得出的结论肯定不好。

而从技术的角度来看这个小说，我认为最少有几个亮点：一是人物心理的描述很下功夫，也颇为到位；二是小说气氛的制造，也是着了力的；三是她愿意写短小说，把一个按今天来说可以写3万字以上的题材，不到5000字就解决了，这个更了不得。恰恰是这些方面，是我们现在的小说作者们做不到，也不愿意做的。

今天下午讨论张爱玲《封锁》，叫好声比较统一。不过，某同学提出一个观点：要是放到今天，张爱玲的小说恐怕没有人看。此言一出，引来一个同学的强烈抗议：我反对！八十年代张进入大陆以来，读者长盛不衰，谁说没有人看！

两种观点之下，我倒愿意支持前者。或许该同学的意见还应该扩展一下——要是张爱玲和她的小说放到今天出现、发表，境遇不一定有如此热闹。这是比较合情理的。张热是一种对经典的怀旧热，还有一点不可否认，对张的追捧，更多的是非文学的追捧。教室里的讨论也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尤其是女同学们，更关注的是张笔下的情爱婚姻、老上海“剩女”、“中年老男人”。不过，果然经典也好，被经典也好，张爱玲的才气显然是没有过时的。6000多字的小说中，语言的魅力毕现，信息非常丰富。幽默、警句一箩筐。即使现在的新潮派，也未必能盖得住赶得上。

可惜这两天精神略差，睡眠不好，体力低迷，在经典面前，显得无精打采，说得有些信口雌黄。原因就是没有正确对待功课，缺少思想，对萎靡的我来说，正如张爱玲小说中所言“思想是件痛苦的事”。

重读《废都》

1993年，《废都》出版，一时洛阳纸贵，第一时间购得一册。读得非常兴奋、振奋。那时年纪小，兴奋是青春的身体的兴奋，被□□□□（此处删去？字）惹得浑身燥热，本来是一本字书，却产生了读图效果。买回来当天就看完了第一遍，之后读过多少遍都不算，因为不再完整地读，而是专挑□□□□（此处删去？字）处读。那时三两书虫叹曰，世间竟然还有可以这样读的书。振奋是一个文学青年的振奋，似乎从老贾笔下获得一个自由时代来临的信号：小说终于可以这样写了。那阵子被陕西方面军弄得很振奋，贾平凹的《废都》、陈忠实的《白鹿原》、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挤涌着出版，也是那段时间，江苏的叶兆言、苏童崛起，长安金陵交相辉映，实在是一个好年景。那时候没有网络，不像现在的出版物吹得那么响亮，一个作家的书的走红，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口碑相传。

前阵子，“封杀”经年的《废都》重印，先有网上宣传，却没有了当时的盛况。老孙孙向学兄台郑重交我一任务：赶快帮他买入一本《废都》。他担心迟了买不到，说用于收藏，据说旧版已经炒到500元一本（听闻此言，我肠子都悔青了，当年手上的旧版竟然在颠沛流离中丢了，这一丢就是500大洋）。我迟迟没有买，是因为我不担心买不到。果不其然，在深圳各大书城，我都看到了砌成墙一样的《废都》专柜。为了省钱，我等到凑齐了一定心水书目，才顺便从当当买了一本，可买回来，老孙不感兴趣了，再没问我要书。这两天得闲，拿起来翻，一翻一翻又入境了，入的不是□□□□境，而是老贾的“西京味道”。很多当年因专挑□□□□而忽略的精美细节，这回才注意到。翻着翻着竟然发现了老贾笔下的诗性光辉，而且不是几处，而是很多处，时不时出现一下，把气氛调节得极好。这大概要算是一项考古发现。典型处有第103页，唐宛儿躺于院子里的梨树下幻想庄之蝶，不觉进入春境，有这么些句子：“梨树就哗哗把月亮摇乱”、“别关上你的门，风会仍然向你吹去的”……

洋葱

前几天孩子感冒发烧，反反复复，来回跑社康门诊，心里不安得很。又信了廖新波厅长的博客劝导，别一发烧就跑大医院，信了他说的“甲流并非那么可怕”，天灾人祸当前，我等中低收入家庭，实在不敢掉以轻心。虽然一号党报正在说分配不均的问题，我也没心思去担忧我明天会不会被均等，还是把精力放在遭遇流感的孩子身上。我有每月积聚的看病钱在社保卡上，私人账户部分可以全家共济使用，于是每天去门诊都刷卡，这里刷卡可没有商场刷卡那种美气，刷得心里不是个味道。可是自己的看病钱也有不能用的时候——昨天中午，社康说中午线路连接不上，先用现金好不好？我说好，怎么可以说不好呢？那是病，争分夺秒的事，不可以等到可以刷时再下药的。我是孩子的父亲，负不起这个责任。

按照厅长博客的精神去实践，果然就心安了，普通流感，只是来势凶了点儿，算没有去增加大医院的门诊压力。平时头疼脑热，我也习惯去社康，奉行小病不出社区的原则，不想一个感冒也要去占用有限的医疗资源。

昨天早上邮箱里收到一封中英文对照的邮件，说到洋葱对消灭流感病菌的神奇作用。看完，立即去买了两个洋葱，照着一瓣瓣剥了，每个房间都放上三两片。昨天放，今天还放，决定此后一段时间天天放。现在我的电脑前就放着两瓣洋葱，我幻想着它正在一口口将无孔不入的甲流病菌吃掉，为苦难的苍生百姓消灾。

附信：

目前甲流在世界各地肆虐，美国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加拿大在全国免费注射疫苗，中国也有5万多人感染了病毒。 上周我有两个午餐会不得不取消，本周也是难以确定好几个午餐会是否要举行，因为很多人生病（不一定是甲流）。这次的流感的确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多麻烦和困扰。 一个加拿大朋友把下面这封邮件发给我和一些朋友。我把它翻译出来送给大家，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希望大家健康平安不要生病。其中的一些东西与我们中医和中华饮食有关联。

1919年。当流感造成了四千万人死亡时，有一位医生到各地农场去探视，看是否可以帮助人们战胜流感。很多农民和他们家庭感染了流感，很多人因此而死亡。

这位医生来到一家人家。出乎预料，这家的每一个人都非常健康。

医生询问这家的做法与其他人家有何不同，这家的妻子说她在家里的每一个房间（那时大概也就是两间吧）里放置了一颗剥皮的洋葱。

医生无法置信，因此就问是否可以要一颗洋葱以便放在显微镜下观察观察。

她给了他一颗。医生观察时真的在洋葱上发现了流感病菌。

显然，洋葱吸收了病菌，因此让这家人保持健康。

如今，我从亚利桑那州我的理发师那里听到类似的故事。

她说几年前她的很多雇员感染流感，她的很多顾客也是如此。

次年，她在她的理发店里放了几个果盘，里面放了一些洋葱。令她吃惊的是，她的员工没有一个生病的。看来洋葱真的起作用。

（真的，她并不做洋葱的生意。）故事的核心是，买一些洋葱吧，把它们摆放在你的家里的果盘里。

如果你是坐办公室的，在你的办公室里，或者办公桌下面，或者在柜子顶部放置几颗洋葱吧。

试试看效果怎么样。

我们去年做了，没有人得流感。如果这样做可以帮助你和你所爱的人不感冒，那就太好了。

如果你仍然得了感冒，也许会是比较轻微的症状。

不管结果如何，你又会有什么损失呢？

除了几颗洋葱之外！

下面是后续。我把这个送给我在奥尔良的朋友，她经常给我一些健康方面的建议。

她回复说了关于洋葱的最有趣的实验：

我不知道那个农民的故事，但是我知道我得了肺炎。无需说，我病的不轻。

读到一篇文章，建议把洋葱的两头切掉，插在叉子上，然后把叉子放在花瓶里，晚上放在病人身旁。

据说，洋葱会因为病菌而在次日清晨变黑。

果然，事情跟说的完全一样。

洋葱看起来糟透了，但我却开始好起来。

那篇文章还谈到放在屋子里的洋葱和大蒜在多年前的黑死病中救了很多人的命。

深大怀古

深大不老，我怀的不是它的古，而是我们自己的古。中午去得早，在园内逛了一圈，晒晒太阳。从北门到体育馆路段，忽然想起过去这里有一座“石头城”，谓之“乡巴艺廊”（？），是深大早期著名的一个艺术地标。记得拆除它的时候，有媒体还发了许多感慨文章，似乎在发起该不该拆的讨论。我对它的印象也是偶然路过的印象，已经是15年前的事。再往前走，就是粤海门，那一处教工宿舍还在，从进出人等看，估计已经改为学生宿舍区。记得1997年某个秋夜，罗迪兄尚住在那里，我和老安（乌沙少逸似在？）前往喝酒，兄长亲自下厨，一桌盛宴，三箱啤酒，喝得非常振奋、优雅有趣，非常愉快。离开时深大北门已经上锁，我等凭八成醉意之身手，互相牵携翻越铁栅而出。又想起当日曾携一友一同赴宴，可惜其没有边防证，试图以驾照过关，跟验证武警好说歹说，终不得放行。一道边防线，把我们阻隔内外。我等纵酒粤海门去也，其孤单返回我们在74区的住处泡面果腹，何其失望。

又怀起喝酒时代的古，和老安、乌沙都有共识，跟罗迪兄喝酒是最安全最愉快的，这体现在他对大局的统筹，能够照顾各种不同风格的饮者，始终一笑到底。跟他喝酒，每每喝大而无恙，场面和谐，治安稳定。所以，好些地点会因为这个回忆而清晰如昨：粤海门、振华路、潜龙、金地会所、74区、下梅林……去年夏天出差北京，本想与兄长见见，可惜同行有老大，挟公务而疏亲朋。离京转大同火车上才给他短信表达思念。

呵呵，弄成先进材料似的了。

废话连篇

读完劳伦斯“最重要的小说”《虹》，得出一个重要的感想——这样的小说，在中国是不可能出版的，不是因为它有违国情国策，影响和谐，而是入不了中国小说的标准。即使劳伦斯请个客，要照顾出版，也可能得“精炼”成三五万字的中篇。此书大量的心理描写，在我们的编辑出版标准下，都可能是废话连篇，啰里吧嗦的表现，可以一万字一万字地删，毫不手软。即使从小说的故事、矛盾冲突、高潮、悬念等等“要素”看，它也是没有一个对得上号的。在中国，只能是谁写这样的小说谁完蛋，谁出这样的书谁完蛋。

但是，它确实好看极了。没有高潮的小说让我们读得高潮迭起，没有冲突的故事让我们欲罢不能，连篇的废话让我们回味无穷。前几天从网上购得另一个译本，反正即将放长假，闲着也是闲着，决定再读一遍。又说到“流水帐的高峰”，《在路上》即是经典范文也。小说的读和写看来已经成为我们的一个矛盾，喜欢读这样的小说是一回事，而我们不能这样写，这样写你就死路一条。我们的老师，我们的教科书，我们的国家标准已经把故事、矛盾、冲突、高潮、悬念、宏大叙事……像注入老鼠的记忆神经注入了我们的肌体。

甲流肆虐，寒潮横扫，天灾人祸当前，丝毫不影响朋友们著书立说，国家不幸诗家幸也。盘点一下近期手里拿到的：

李家淳兄散文大著《私人手稿》（珠海出版社2009年8月），纯白封面，大量留白，显得很干净整洁，拿在手上很是舒服。虽然不喜欢这个书名，但不影响我对家淳兄作品的偏爱。书名却恰如其分地透露了其谦卑的性格，和过于低调的作风。而作为第一本集子的书名，则显得过于浪费。家淳兄的散文有肉感，很沉静，很用劲的那种，每每成文，没有走过场的意思。世界上最可贵的就是认真二字，写一篇散文而愿意认真，这更为难得，最少我已经很难做到。《私人手稿》中辑录的作品多以怀念乡土和记录异乡生活为主，这也是最常见的散文配方。这样的散文要写得很有趣，很生活，很感人是不困难的，但是要像家淳兄一样写得有文化，有理想，有诗意，却是不容易的。

旧海棠的诗集《平原上的细雨》（花城出版社2009年3月），严格说来，这是我“索要”的。那天参加深圳文联的签约颁奖会，被安排晚宴，由于数十号面孔我都不怎么熟络，找了个位置坐下来等吃。桌上放着《平原上的细雨》，著者旧海棠题赠某兄的，我顺手拿起翻阅。看了第一首《立秋》，竟然放不下了，继续看，一行行奇特的句子跳跃在我眼前，这是很让我着迷的读诗体验。吃到了鸡蛋，就想见一见下蛋的母鸡，遂在席间寻找旧海棠，像粉丝一样将她找到，郑重提出送我一本。可惜，诗人手上没有书了，答应改天给我寄，遂写了地址给她。又过了几天，在一个论坛上碰见，正要启口再索，她已从包里拿出写好给我的信封和题签好的《平原上的细雨》。不会评诗，在这里找几行句子跟大家分享之——“我的村庄叫孟庄行政村孟中自然村/村巷栽满了白杨树/它们站成整齐的一排排/静止不动”（《立秋》）。最冗长也信息最充沛的一首叫做《河小丽的一天》，这简直就是一个女人绝望而耐人寻味的一生而不是一天。

还有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徐东等诸兄诗集：徐东《白云朵朵》、阿北《流塘：小事件》、廖令鹏《慢慢看》、张三中《木易沉香》，只差温木楼兄的一本，他们这套精心策划的诗集就齐了。

温铭池温叔的《人生谋略与赚钱高招》三年前出了之一，上个月在深圳特区报出版社出了之三，这个月又在花城出版社出了之二，接三连二，应接不暇。去年准备出之二，要我写了个荐书的“序”，等了一年多没出来，在等的过程中，老人家又写好了之三，并且先二而出，据说之四也已经完成。我本人不热衷赚钱，即使吃透了温叔的书也开不了窍。不过，我还是很愿意帮他吆喝。这年头，都不容易。

王飞跃君的《飞越唐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10月）实属奇书，据说原书名为《国粹精点》。奇在哪里？奇在用现代世相、现代诗行将一首首唐诗拆解、重组，寓意有深有浅，意思有贴切也有不够贴切，但阅读的趣味性却是没得说的。

 以深圳公交为例谈甲流防控

深圳市卫生部门通报，深圳市20日出现首例甲型H1N1流感死亡病例，死者是一名20岁女青年。据报道说，第一例死亡的甲流病例是一名卖衣服的个体户，几天前出现发烧和咳嗽的情况，最高发烧到38．3摄氏度，自行服了感冒清，3天不见好转于19日到深圳罗湖人民医院就医，诊断为因甲流导致重症肺炎，随后病情恶化，呼吸衰竭，经医院组织抢救无效，于20日15时57分死亡。截至11月20日，深圳市共接到报告甲型H1N1流感确诊病例1136例，重症10例。除一例死亡外，龙岗、宝安各有一例重症患者正在抢救之中。

楼市涨跌尚可引发全城恐慌，何况以死亡病例零突破带来的流行疫情！按照卫生部门的警告，以10%的感染比例，深圳这个超千万人的城市将有至少100万人难于幸免感染和被感染！这个数字很快被换算为一个刺激性最强的表达方式：每10个人当中，就有一人可能染上甲流。

没有一个人愿意在这个“10%”之中，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排除其外！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事物能够像流行病那样公平，它不因权势地位，财富多寡而有所选择，没有任何一个人拥有侥幸的豁免权——这当然是理论意义上的，也是天灾的重要底线。有一个事实却比流行病更为逼真，更为残酷，那就是人祸。在人祸面前，天灾的公平被推翻，很可能成为一个有选择的灾难。

当夺命的甲流杀到的时候，当新闻上的“防控大网”拉开的时候，我却从公共汽车上看到了被遗忘的角落。当你看到，并且亲历其中，那人挤人，背靠背，脸贴脸的场面，那上下班高峰时寒风中引颈眺望，苦苦等待的场景，你会更加感到作为平民苍生在天灾面前的无助，在人祸面前的困境。如此聚集形式，别说车厢里每天更新“本车已严格消毒，请放心乘坐”的标识，就是每隔五分钟消毒，也无法隔绝病毒的强大的、无以防备的攻势！在高度密封的车厢里，每一个乘客期待的不是消毒告示，不是就医指南，而是车多一点，路畅一点！这才是最现实的，最有效的防控。

公交资源的配置是否合理，市政建设是否扰民，政府对公共交通的关心过问，是否切实到了“疫情期的公共交通高峰”？

很简单——可不可以在上下班高峰期合理调整运力，增加流量较大的线路车辆，或采取短线支援的方式，有效疏导恐惧包围中的人们？有的路线本来不至于造成拥挤的，完全是因为市政建设带来的交通阻塞所造成，那么，可不可以加强这个时段的交通管制，实行重点盯防，给公共交通留出一条绿色一点的通道？也或可否通过决议，在非常时期实行更为人性化的措施，有选择地实行错峰作息时间？

多一辆公交车投入高峰期的运行，“10%”的恐惧感就小一点，公共交通多顺畅一分钟，疫情流行的速度可能就缓慢一些——市长们日理万机，每天忙得不可开交，但在甲流时期，请分出一点精力，注意每天早上的六七点钟和傍晚的六七八钟两个时段。这个时候，你们治下的城市里，有超过50%的市民艰难地走在惊险万状的上班和回家路上。

10%很大可能就在他们中间产生！

   某兄离开深圳近十年，偶尔会来个电话。电话有个雷打不变的内容：依次问谁谁怎么样了？听说出书了，获奖了，拿了多少钱啊？谁谁在干什么，听说又生了个儿子啊，谁谁……总之，他会有不停的“谁谁”来完成每一次的通话。即使有的这次没问到，下次一定会问到。有时候忽然从报纸上或者网络上，或者跟其他人聊天时捕捉到某个人的信息，立即打个电话落实一下：听说……谁谁……

他问的人我都知道，他正是认为这些人都是我很熟悉的人，甚至印象中跟我还是“哥们”，所以他认为他的关切，“顺便问问”是很合理的，并且是很有人情味的。确实，如果仅仅“偶尔”，会让人很感动。人走茶不凉嘛，能够惦记那么多人，难道不能说明是个重情的人吗？但是，长时间的偶尔，让我感觉到累赘，接电话成了负担。更为难堪的是，当我对其提问以“不知情”或“很少联系了”作答时，某兄必发惊讶之音：“你们不是很铁的吗”、“你们不是经常一起喝酒吗？”、“为什么没联系了”……有时候被他惊讶的，正是我正恼火着的某个人，真个是这壶不开偏提哪壶。

久而久之，我甚至怀疑某兄要么有强烈的窥私欲、盯梢癖，要么就是人长了脑瓜子没长。

近十年的时间，光阴荏苒，一个人本身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弄不好朝代都更替过了，何况人与人之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人这一辈子，要交多少朋友，要做多少人的熟人，方汰选出“一知己”。十年之间，多少新交旧识换了容颜。有的昨天还是座上宾，今天已成陌路人。有的曾经煮茶温酒到天明，忽而对面不相逢。有的也曾经恩重情深，转眼已分道扬镳……

好朋友之间，除了具体的一件事伤了感情，因为彼此某些利益的冲突而导致交恶、失和外，“不联系”、“不来往”更多的时候是因为各自的知识志趣、社会关系和生存处境的变化而导致，实不足为奇，没什么好惋惜的，也没什么好想不通的。我个人非常信奉这一条真理——年岁不饶人。一个年龄段会产生一个年龄段的处世准则，比如跟人交往的原则。二十岁时不知道什么叫滥交朋友，到了三十岁，回头一看就明白了。四十岁的时候，已经不谈滥交不滥交了，而是主动淘汰和被淘汰。三年不见的朋友，忽然见了面，一落座，发现所有“喜相逢”的准备都是多余的，因为彼此没什么好说的了，正是这个规律的产物。因此，去年还“哥们”长“哥们”短的朋友，今年电话少了，见面少了，就不必太多挂怀了。反过来，有的过去不怎么样交情的人，后来渐渐深切起来，这都再正常不过。丢弃、发现、培养和接受，本身是交替进行的。

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就这样自然地消逝、更替、起落，不必再问“谁谁”了。

11、15

今天下午的课移师红岭路的深圳文艺会堂，参加“新纪元香港作家文丛深圳首发仪式”。文丛作者、21位香港作家中的19位到场，还有中联办、香港特区政府文艺发展局等机构的官员以及深圳官方的领导，我们是来捧场的“各界代表”，也是来学习的。

这套文丛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经在北京等地举行过发行仪式。据介绍，已经向全国所有县市以上图书馆寄送，介绍这个情况的作者代表说，通过这套丛书，香港作家与56个民族兄弟建立了感情（大意）。从组织策划到会议流程可以看出，深圳文联对这个首发仪式应该说是非常重视的，算是读书月的一项内容。香港方面的作家（丛书作者）阵容也很强大。他们把这套丛书在大陆的作家出版社出版视作一件很重要的事件，因为香港的纯文学境况堪忧，纯文学出版物的流通很成问题。

其实，他们可能没有感受到，大陆的境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如果他们这是通常意义上那种“自费出版”，书籍的命运也就是作者自己签赠亲朋，或随身携带，碰上有同好者送送而已。我有一些朋友很有办法，能够找些当官的关系用公款买一些，收回成本。所谓其它仪式，可视作行为艺术也。

因为人多，我们暂时没能够看到这21本书，不过，到场的19位作家分组登台感怀讲了话。其中，陈娟女士我是读过她的书的，那时大概在读初二，一本《昙花梦》，我是在家乡小镇上的百货部图书柜买的，这个情景已经成为追忆，现在别说乡镇上难于买到书了，就是县城的书店，也不会去经销这些出版物。诗人傅天虹先生的名字很熟悉，一定是读过他的诗歌的，1990年代吧，诗刊、当代诗歌等刊物见过他的作品，也或许因为大陆有个叫傅天琳的诗人，名字接近，遂印下较深的像。傅天虹先生站在台上，帅哥一个，很有诗人气质。

恕我孤陋寡闻，其他的作家不熟悉。不过，等有机会捧读他们的大作，也就慢慢熟悉了。按大陆的官话，他们当是香港的“民间写作者”，他们的文学活动纯粹是个人的行为，即使有“文学协会”，也是民间的，官方没有文学机构，除了他们自己的民间组织的会刊，香港没有纯专业的文学刊物，他们的作品发表、流通，相对困难。这样说来，大陆的文学界就幸福多了，作协成立到了县甚至乡镇一级，文学刊物按行政建制一路配套，广东经济好，很多乡镇街道都有刊物印刷出版。

但是，作家和嘉宾的发言中没有抱怨这一点。香港大学单教授（音）的发言，谈到香港文学的出路问题。在单教授看来，这21本集子该是香港的“纯文学”，代表了一个类别的写作群体，为什么纯文学走不出去？他提出，应该从金庸、倪匡、亦舒、梁凤仪等等通俗文学作家的身上找到一个结合点，也就是能不能把纯文学写得通俗点，让读者喜欢看？

金庸倪匡梁羽生梁凤仪亦舒等等香港作家疯狂席卷大陆的情景历历在目，包括这次到场的陈娟女士，也曾经在大陆有过洛阳纸贵的盛况，他们给大陆带来过“武侠小说”、“财经小说”、“言情小说”这些新鲜的品名。21位作家当然是一个群体，而我们也知道，香港肯定还有更多的纯粹民间写作群体，他们的作品很难有机会在大陆的刊物上发表，就是香港本身，也没有更多途径。

11、16

今天下午，陈平原先生在深大文学院接受深大特约教授的聘书，并做了第一堂讲座。这位北大中文系主任，头天在深圳图书馆的读书月论坛做了个演讲——《“文学”如何教育——关于“文学课堂”的追怀、重构与阐释》。在深大开讲的第一课是关于他个人和他的研究生这十年来的工作方向和成果——关注“三个中国”：文字中国、图像中国和声音中国。

虽然安排的是会议室形式的讲座，但陈先生坚持站立着讲。一个多小时的讲座，不喝一口水，直至后面半个小时的提问交流，也没有“趁机”坐下。沉静、睿智的讲述，高度浓缩而平白清晰地展示了十年的一个大系列。虽然这个学术课题因为专业而离我们很远，但它的意义却离我们很近：记忆历史、城市人文、文学情怀……

许石林经典语录——

◆书生气就是书生之心挥洒出来的浩然正气，就是狂狷之气；

◆一部中国人的读书史，其实就是滋生涵育书生气、培养扶植书生气与排斥讥讽书生气、冷落打击书生气相伴而行的历史；

◆世俗宁愿接受脚气，也不容忍书生气；

◆所谓卑贱愈甚，情商越高；

◆当社会上真正没有了性格清高的人，你才发现，没有清高的人为整个群体驻守一道寂寞的精神城门，而整个家园的失守原来是从这儿被突破的；

读书的目的是培养书生气
——对陈丹青先生“深圳读书月论坛”讲座的附和

○许石林

陈丹青先生日前在“深圳读书月论坛”的演讲很受听众欢迎，他说：读书就是为了说话。说话是读书人的权利，不说话等于没有读书（大意）。
    陈丹青先生说的话就是很书生气的话，先生就是个书生，其书生襟怀、书生眼界、书生气质袒露无疑。
    书生之心当为古人所说的士子之心，就是天下为公之心，就是追求不朽之心。书生气就是书生之心挥洒出来的浩然正气，就是狂狷之气，行己有耻，知道什么事儿必须做，更知道什么事儿坚决不做。
    书生气必然与生生不息的世俗有着太多不合卯对缝儿的地方，这是书生气的存在方式。这也决定了世俗尤其是现在的世俗，是很排斥书生气的，一个人被认为成熟与圆融，就是看其去除身上的书生气有多彻底。甚至连不读书或不会读书的人、连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书生气的人，都很排斥厌恶书生气。一部中国人的读书史，其实就是滋生涵育书生气、培养扶植书生气与排斥讥讽书生气、冷落打击书生气相伴而行的历史。人类社会的主流价值到了逐利时代，为利益而讲究妥协苟且的时代，世俗宁愿接受脚气，也不容忍书生气——捧脚嘬屁被认为成熟懂事儿，守道安贫被认为幼稚傻冒儿；羡慕奸鄙邪猾之徒的成功，耻笑清简厚朴之士的寂寞；临公义而禁声，见小利而喧夺；不以捍卫公器而自豪，反以沦为私奴而自甘……所谓卑贱愈甚，情商越高——当今为人所津津乐道、孜孜以求的所谓情商，就是书生气的绝对对立面。
    书生即读书人，是个有门槛的概念，不是会识字、愿意捧着本书读就是读书人。书生也不一定是读书多的人才称为书生、也不是读书会写作的人才称为书生；更不是不通人情物理、孤陋逼仄、僵化捉狭、守一寓而自恋狂妄、闭门自雄的概念。
    真正的书生是人格概念、是价值概念、是理想信仰概念、是胸襟和风度的概念。书生是一种文化基因，即古来所说社会之元气，而不是不务实际、刻薄浅陋、迂腐固执——那不是真正的书生。书生之见当然不能全部直接兑换为社会行为，但不能因此就无视忽视书生之见对社会行为的督导。这元气也许不能直接付诸行为，但却是用来勾兑现实行为的。
    书生气一定与现实多相抵牾，书生气与现实一定有冲突，甚至可以说书生气就是用来与现实冲突的。书生气是社会优良的文化基因，它就是用来给社会世俗误解、讥讽、泯灭、消磨、打压和辜负的，书生都是在良心泯灭前保持着人格的正直，在泯灭前传递着理想的火种的。
    因此，相比较为健康的世俗社会，在万分细密的世故中，也会对书生气保持一份应有的敬意，尽量保持书生气与现实的某种特殊平衡。在健康的社会，书生对现实是批判的，现实对书生是厌恶也是包容的；书生对现实是苛责的，现实对书生是反感也是忍耐的；书生以热忱匡扶社会正义，社会正义则以涵养保护书生。
    陈丹青将书生关怀社会的方式，归结为说话，即读书人的最后权利是说话，即使说了等于白说也要说。这就是书生气不可遏止的存在方式。在世俗的眼里，书生气也许很讨厌，也许很不可爱。但世俗却不知道，没有了书生气，即人类社会丧失了元气，社会的文化生态多样性就遭到破坏，最终导致某种优良基因的逐步劣化。正如一般人很厌弃清高的性格，视之如病毒魔鬼，但是，当社会上真正没有了性格清高的人，你才发现，没有清高的人为整个群体驻守一道寂寞的精神城门，而整个家园的失守原来是从这儿被突破的。
    读书，有多种层次的目的：掌握知识、学习技能、增广见闻、考据研究、探索词章之法、经营作文之道，领悟义理思想，其最高境界当为变化气质、完善人格。而变化气质、完善人格的过程，就是涵养书生气的过程。一个倡导读书为生活方式的城市，应当涵养书生，应该包容书生气。这才是读书和倡导读书、设立读书月的最高价值与意义。
    日前一位新闻界同行编撰专著，在序言中毫不客气地批评了某位享受崇高名誉、拥有不小地位的著名诗人，该诗人一向倡导关心民众、关怀社会，然而，其所在城市面临环境破坏威胁的化工项目投资，遭到市民强烈反对，不少读书人也纷纷表达意见，而该诗人竟然一语不发，就像世上没有她一样。读书人鸡贼世故到如此不堪的地步，即使其读书再多、诗写得再好，也因为没有书生气、不说话，而变得一钱不值。

         2009年11月10日

转贴自许石林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ec3d590100fwyp.html

   “新文化中旧道德之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之师表”，老蒋介石先生给了胡适博士一个最概括的评价，如此学贯中西，新思想旧底子交织的大文人，在“西诗”（新诗）写作上，却遭到了忧郁天才朱湘的无情抨击，要是放到现在，该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也没有哪家刊物敢凑这个热闹——昨天翻旧书，读到朱湘一则短评《“尝试集”》，觉得挺有意思。朱湘写过《评徐君志摩的诗》、《评闻君一多的诗》、《郭君沫若的诗》，《再论郭君沫若的诗》等，从标题上看，独对胡适之诗评单以书名为题，其中之意颇耐人寻味。

   朱湘，安徽太湖人，生于1904年，1933年12月自沉于南京采石矶。两度进入清华学校，有“清华四子”之称，赴美留学两年，回国后执教安徽大学，可谓辗转飘零，虽然一生穷困潦倒，但性情孤傲，刚烈，其致力“西诗（新诗）写作与研究，提倡新诗格律美，讲究词藻与韵味，鲁迅给予他“中国济慈”这样的赞誉，沈从文亦给予他甚高的评价，认为朱湘与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齐肩，堪称当时影响最大的四位诗人。

   《尝试集》中有一部分是旧体诗，或文白夹杂的，朱湘在评论中直接说“这都是我们谈的时候所要略去的”，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朱湘的“洁癖”，他羞于谈论非纯粹意义上的新诗。他对胡适的新诗写作，显然是旗帜鲜明带着讥笑的。《尝试集》中又有一部分是翻译之作，朱湘说来也是留过洋的人，对翻译有发言权，三几下就把胡适的翻译功夫剥得体无完肤，指出好几首译作中的严重谬误，说：所以胡君的译诗，我们也应当一笔勾销，不再去谈。

   一部分“所要略去”，一部分“一笔勾销，不再去谈”，这样一来，《尝试集》这部五四后最早出版的白话文著作、被誉为“新诗的探险之作”的集子中，仅剩下可怜的二十三首新诗进入朱湘的法眼，可是，最后给出的结论竟然是八个字——“内容粗浅，艺术幼稚”。

   “平庸，没错，胡君的诗没有一首不是平庸的！”虽然极端反感胡适的诗歌，朱湘还是耐着性子一首一首去评点，从诗歌选材，到韵律安排，再到遣词造句，无异于一层层地剥皮，直至体无完肤。相比于对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的客客气气、既赞还捧的友情评论，对胡适的“尝试”则是不怀一丝好意的，不准备留丝毫情面的，甚至让人一看，目的就是为了把胡君一棍子打下去的意思，将其排斥在新诗人的行列。跟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谈诗歌艺术，而谈胡适则是字词句，显然没把他放到一个档次上来。

    暂且不考虑五四之后的文学流变，不妄加划分阵营，不谈其时各路新文化豪杰猛将的主张，掩卷之余，我倒是觉得，朱湘对胡适新诗的点评（不说评论也罢），在今天来说还是相当管用的。比如他指出的“粗浅”、“诗之真假（感情）”、“平庸”，“用词的重复累赘”等等，在今天的诗歌写作上仍然泛滥。特别是凡节庆、主旋律诗歌，如刚刚过去的10月“赛诗会”，假若朱湘再世，恐怕得为自己对胡适的刻薄感到内疚——相比之下，胡适的诗歌在形式美感上不知道要好了多少倍，在情感元素上不知道要真实了多少倍！

昨天（10月31日）韩少功先生来深圳的市民大讲堂演讲，今天上午受邀在深大给我们上了一课。对韩先生的作品我读得不多，主要的了解是从前些年他主编的《天涯》杂志，去年完整读过他的《山南水北》，此外要算就是他翻译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应该说接触学术的、文化的韩少功多一些，而文学的少一些。

韩先生没什么特别准备，点了个《记忆》之题开讲。果然是滔滔而来，火花闪烁，淡淡的湘音增添了几许家常味道。一个多小时下来，看似散谈，却异常严谨。

记忆是作家写作的重要资源，也是人区别与人的重要特征。韩先生谈到为什么我们每个人的记忆会存在巨大的差异，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意识形态的“洗脑”，我们的个体记忆被左右了。同时讲到，为什么我们的作家会有那么多跟风的现象，正是因为对个体记忆的忽略，没有真正写出自己的个人经验，放弃了宝贵的个体记忆，去弄别人的记忆，去写自己不熟悉的东西（大意）。这一点对我是很有些触动的。

说到个人的经历，韩先生幽默道：我是个命不好的人。

他所说的“命不好”，是指作为一个作家的“命”，过得太顺畅，没有多少跌宕，“没受过波折，没打过仗”，多少有些“记忆不丰富”，所以不是好命。呵呵。为了把自己的命整好一点，所以他回到湖南汨罗那个插过队的山村折腾自己，一折腾就是十年。从我看《山南水北》的印象，“韩爹”在那个叫八峒溪的山村，还是命不好，因为一个带着官衔的城里大文人去乡下种地，太美气，太优雅了。

虽然也一样没打过仗，没有坐过牢，但我想，听课的学员中，不少人比韩先生的命要“好多了”，相比之下，比他要折腾得厉害，比如我，也是个折腾的命，关于折腾的记忆也不薄。

可就是写不出好东西来，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1、因为电源插座出现不明故障，家里的消毒柜停工数日，在检修线路的同时，家人产生了换掉它的想法——它已经为我们服务了差不多10个年头。10年，这可是个什么概念！别人汽车换了好几辆，房子换了好几套，老婆二奶换了又换了。这个笨拙的铁疙瘩还老老实实窝在我家厨房的一角工作着。

想起来，我对这些小家电还是充满感激的——洗衣机用了8年，康佳电视用了12年，饮水机用了9年……它们的先后退役，不是严重毁坏，而是因为“过时”，模样老土了，屏幕太小了，功能太少了——才10个年头，它们没有衰老，不是光荣退休，而是蒙着落后的耻辱被废弃。

作为家庭成员，我是从来没有嫌弃过它们的。我的理解是，饮水机能够烧出热水，洗衣机能够甩干净衣服，电视机能够显出图像就行了。

而这台消毒柜还能够发热，把碗筷捂得烫烫的，它一刻也没有消极怠工！有人说消毒柜在使用一定年限后，会失去消毒功能，我就是不明白，我们自己吃的碗筷，有多少毒需要消杀？我们身上的毒到底有多深？

最后，本着和谐的宗旨，我还是表示同意更换新的消毒柜。

2、昨天一早，洪湖的堂妻弟来电话，委托我转告孩子她舅舅，老家正在修族谱，问他要不要参加，要的话把儿子的出生年月日报过去。

虽然不是涉及我的事，但我一听就来了一点火气。“要不要参加”，是谁可以决定的吗？这是对祖宗负责，对后代负责的天大工程，可以任意不参加，或者任意取消参加资格吗？就是被国家法律剥夺了政治权利的人，他也光明正大立于族谱之上！作为主持这项工作的族人，对外出宗亲，应该尽最大努力联系，健全资料，保证不缺失任何一支脉息，才算是功德圆满。要不，就是好心办了坏事，就是千古罪人。

我想起多年前我们老家出的一件怪事，几个老革命热心提起修谱之事，在班子不全，信息不力的情况下匆忙上阵，捐了钱的，资料齐全，没联系上或者没有交钱的，残缺或干脆断了走势，榜上无名，印刷出来，遗漏百出，很多被“开除出谱”的族亲怒火中烧。后来，另一帮老同志重组班子，推倒重来。面对两个版本的族谱，不知道老祖宗们该气还是该乐。

呵呵。

闲话不扯了。我写的安秀珍不是韩国名模安秀珍，而是我老家蕉岭一个人物。1992年，我刚离开老家，思乡情切，写了一系列忆旧短章，其中一个则是《安秀珍》，先是在《南方农村报》发表，而后被好几家文摘报刊选发过。文章见报后，老家的哥们老余跟我说，安秀珍老太太的一个亲属很生气，认为是篇不怀好意的文章，老余费尽口舌解释，才缓和下去。我理解当年的乡亲们对文章的看法。可是，谁又知道，10几年后，一个外出的人的旧文章，会成为一个小城故事的索引呢？

虽然没有看到片子，但是，我很高兴，高兴的不是他们念了几句我的文字，而是让我感觉到了他们的进步——终于晓得抢救和保护小城自己的故事了。

让我更高兴的是安秀珍老太太的健康长寿。

现在重看这篇小文章，觉得粗糙了一点，但作为一帧老照片，也没什么好计较的。期待下一次回家时，专程光顾安秀珍肉圆店，我要告诉老太太，我就是17年前那个不怀好意把你写到报纸上的家伙。

安秀珍

文/郭海鸿

    如果我的故乡蕉岭那个小城里没有安秀珍这个人物，我想，肯定会平淡很多。现在经常出入“桂岭宾馆”、“大哥大”、“怡景”等名楼名店的人们，在多年以前，肯定都是安秀珍肉丸摊的常客。以前的人们晚间出来吃东西不叫“宵夜”，叫“点心”，小城本来不大，不论你从哪一个方向来到安秀珍肉丸摊，都是极为方便的。好些年了，那时候的小城之夜，许多饭店餐馆都打烊了，只有安秀珍摆在骑楼下的肉丸摊，还亮着微弱的灯火，守候着小城的人们。

    安秀珍是一个老妇人，我第一次和城里的朋友去她的肉丸摊时，看上去她已有六十多岁了，只是生意的忙碌，使她在劳动中显得尚不失矫健，自由自主的经营，使她的脸上常有光彩。她是一个丰富的人，一个忙碌的人，一个小城里家喻户晓的人。她既是老板，又是厨师，她没有雇请工人，只有一个帮手——她的哑巴女儿。

    哑女也有四十多岁年纪了，穿着和她母亲一样的服装，看上去像是姐妹，一开始我就是这样认为的，后来经人纠正，才知道这个不说话，只做事的女人，就是安秀珍的女儿。我们常常在夜晚12点钟以后去光顾安秀珍的小摊，特别是冬夜，去得特勤。客人很少了，但母女俩就不愿早收摊——那么多年了，她们知道，今晚还有谁要来买肉丸，还有谁正在来的路上。我们时常看到哑女坐在角落里呵欠连连，但眼睛死死注视着她的母亲，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每每哑女若是手脚迟了，安秀珍便会发起脾气来。每逢这种情境，连我们都有点不自在，俨然哑女遭的罪是我们这伙人带去的一样。

    安秀珍极少和客人搭讪，应付客人的辞令中带有一种孤傲。那时候，蕉城的食店不多，像她一样沿街设摊的更是仅此一家。肉丸是餐馆必具的地方名食，家家都有，但绝对没有一家可以比得上安秀珍的。她的肉丸硕大，结实带韧，绝无掺假欺人之意，四个肉丸，就把一个小碗盛得满满登登。从早上六点钟起，一直到第二天清晨一点左右，摊子上的客人从不间歇。这种光景，持续了许多个年头，安秀珍的肉丸摊就在小城人的生活旁边，成为不变的风景。只要是一个会说话的小孩，只要他吃过安秀珍的肉丸，肯定会经常撒娇闹着要吃。

    我后来到了安宁街上工作，与安秀珍的肉丸摊子仅10余米之隔，我常常是把饭从饭堂打出来，嫌当餐的菜吃不香，便端着碗来到安秀珍的摊上，买一勺汤两个肉丸。尽管天天都去，但她从不过问小同志的来处，也不会对你表示一点熟络的意思，更不会多给你一点汤、一个肉丸。其时，她已经缺乏与年岁较量的劲了，衰老的像征已经爬上了她的容颜，行动也不太方便了，但她对哑女、对客人还是那样，不冷也不热。我看到，衰老在追击母亲安秀珍的同时，也没有放过哑女。

    有一回，安秀珍和邻居因为一些争端吵了一架，甚至联合她的哑女和对手动了功夫，结果两败俱伤，弄得小城尽人皆知，生意停了好长时间。当她重新出现在街头时，世界已经在变了。一次剧烈的碰撞，或许使这个看尽了小城沧桑的老人，才真正地感受到了生活深处无处不在的危险。我看到她在试图改变着自己，改变着经营方式，但是显得多么的力不从心呵。光顾的客人还是不少，许多人都很好奇的向安秀珍打听那次壮烈的斗殴，安秀珍也总是不厌其烦、极富情绪地给他们讲述。

    后来，我这个安秀珍肉丸摊的多年常客离开了小城。安秀珍和她的肉丸就成了我对小城的一个回忆。

【网上搜到的图片。过去，“安秀珍肉丸”和客家各地肉丸一样，都是纯手工制作，个头分明，扎扎实实的，现在，都是机器生产，工艺化作业了，不过，味道还在那儿，错不了。】

1、搭了趟末班车，坐进了深大的教室里。意味着这两年的大部分周末都得泡在这里。

有些朋友甚感奇怪——两年，你坚持得下来吗？这也是我对自己的疑问。实际上，我们平时大部分的星期六星期天都没干多少正经事，有时候正因为太闲了，净干些无聊事。有时候呆在屋子里，大眼瞪小眼，一不小心就和家人吵一架，斗两天气。什么周末好好休息，好好看本书，轻松看看电视什么的休闲情景全部泡了汤。

一个不做生意，也无公家事务应酬，社会关系简单的人，所谓周末纯粹是玩的，玩也是玩掉了，因此，拿了政府的文化福利，重返学堂度周末，应该说是最好不过的事情。我想是可以坚持下来的。现在上了三周的课，感觉尚好。有了借口，有了个目的，周末好像更像周末了。深大离我家近，20分钟的车程，拐个弯就到了，北门下的车也有，西门下的车也有，甚是方便也。令人感动的是，文学院的沈书记人性化地、创造性地给了我们这帮学员特殊待遇，上课特供茶水，中午让出两个会议室特供休息，解决了两个大问题。

如果能够坚持不来，即使什么也没有学到，我最少可以有个收获——修炼一副定力和坐功，向40岁献礼，可以不四处乱窜了。

2、1993年，我第一次闯深圳，落脚在宝安县石岩镇文化站。其时，曹征路先生也刚从内地来到深圳大学，筹办一个叫《打工仔》的杂志（后改名为《生力军》出版），很有缘分，我成为他当时最早的作者和“帮工”，我利用基层作者这个资源，给曹先生组稿，并且带他深入工厂企业与作者们见面，吃饭喝酒。杂志出来后，我扛了几百本，分散到书摊上宣传推广。那一段时间，我不时出入深大，去送稿或取杂志，有时候还在曹先生的宿舍混上一晚。记得还蒙他信任，替他出过一趟差，到梅州五华县一个印刷厂送菲林（那时老郭多年轻啊，20刚出头，精力无穷，热情无限）。后来杂志没有办了，接着我离开深圳，回到梅州老家办报纸去了，跟曹先生也就疏淡了联系。而后他转行做教授，同时把小说也写大了。而我则四处流转，东一榔头西一镐子虚度年华。16年后的今天，和曹先生在深大重逢，成了他的学生。再见面，曹先生拍着我的肚皮说：当年的小伙子，都发福了！曹先生刚刚办理了退休，给我们讲现代小说的逻辑和流派。作家型教授的课，讲得很受欢迎。

在这个班里重逢的，还有些是曾经的同事，亦有当年以“昵称”混迹论坛的网友。

呵呵，真是山不转水转，人生无处不相逢。

前些天去邮局办事，路过兴华宾馆对面、统建楼天桥，发现这里有个“华书藏书楼购书中心”，一箩筐一箩筐的旧书抛出来，山包似的堆在门口，凌乱血红的招贴飘扬扎眼——旧书论斤卖，1元1本。

虽然与单位近在咫尺，但交通不经此，竟然一无所知。于是一连三天，都偷了空带了钱提了袋子泡在了那里。论斤的未见，1元1本的都是废书，里面的折扣书分2折、3折到5折、8折分级甩卖。有了网上书店和各大书店的VIP服务，8折的书当然不再有吸引力，我在意的是2折3折的，所谓的淘，也该是淘这些残旧偏远之货。说到书的“偏远”，在此就可见一斑——大量新疆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柯文出版社、伊犁人民出版社这些边地“小语种”民族出版社的产品，过去见得少，拿在手上，真有些担心是盗版货，但其装帧之考究，选题之老实，又教人无从怀疑。

既然是淘书，那就得像女人逛街一样，故意制造点踏破铁鞋的惊喜来。多少本子拿起来，脑子里总是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这个好像看过，那本好像买过，但是，翻一翻却又不愿放下。买书的人不像买衣服的，不怕人笑话你嫌贵，就怕人说你没见识。我的阅读是非常贫乏的，见识也是极端肤浅的，别人早就看过的书，我摸都没有摸过。更可怕的是，我对阅读的记忆力一直不好，现在人到中年，更是不堪检验。很多看过的，转眼就模糊了，或者干脆忘记了，再次拿起，又像初次见面一样。特别有些朋友，一坐下来就可以张口大谈外国书，抑扬顿挫，大窜作者、书中人带几个点的长名字，而这绝对是我的弱项。国庆假期重新读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看过后我特意考自己，拿笔默写书中人物的名字，结果一个也没写对。为了做记忆力训练，我让女儿监督提示我背八仙过海的八仙，结果总是丢掉其中的两个，真让我冒汗得绝望。

说到读闲书，对我这个没有专业可言者，一切都是闲书。而说到闲读书，我可就够闲的了，除了吃饭睡觉，随手一抓就是闲时。可惜，我们把自己整得像个大忙人似的，连读书的时间都挤不出来。真正的闲人是非常可怕的——当要你真正做事的时候，一抬手就累了，当你翻开闲书的时候，眼皮就打架了，记忆力也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