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奥运会召开前，全省各市公安机关必须打掉一个以上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各县（市）、区公安机关必须打掉五个以上恶势力犯罪团伙。”这是去年6月初，辽宁省公安厅与全省各地“打黑办”主任签订的“警令状”。

辽宁共有11个省辖市、14个地级市、 56个市辖区、44个县（含县级市）。按照“警令状”的最低要求，全省公安机关最少要打掉25个“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500个“恶势力犯罪团伙”方能交差。我很为警察弟兄们捏把汗，因为完成这个任务仅有他们的努力是不够的，还需要黑恶势力犯罪分子们的密切配合，加大犯罪力度。

现在，我又开始为河南省各级检察机关担忧——据《河南商报》报道：为督促全省各省辖市多查办问题官员，省检察院推行后进单位问责制，对连续处于全省查办职务犯罪数量末位的省辖市检察院，责令该院反贪（反渎）局长限期改进，否则调整岗位。

河南省检察院之所以要在全省检察系统推行“末位淘汰制”，按照省检察院一位领导的话说，是因为全省往年办理职务犯罪案件的数量在全国数一数二，但大案、要案只有50%左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所以，全省检察院今后要将办案目标对准大案、要案，减少办理可能判处缓刑、免刑的案件。

《河南反贪局长实行末位淘汰 查贪腐数量垫底换局长》，单看报道的标题就够吓人的！这种做法实际上等同于给河南省各级检察院下达反贪指标，与辽宁省量化打黑指标的逻辑如出一辙。

无需从理论层面上纲上线，即使按照一般常识，也能分辨出上述行为的荒诞和悖论。辽宁对打黑量化，是假定每个市至少有一个黑社会犯罪组织，每个县至少有五个恶势力犯罪团伙；河南省检察院对全省检查系统实行反贪末位淘汰制，拿到桌面上的理由，当然是为了调动各级检察机关查办贪官的积极性，但本质上还是主题先行，假设犯罪。

问题是，辽宁到底有没有这么多黑恶犯罪组织存在？如果没有，立下“警令状”的警方负责人为了避免挨板子，会不会抓几个地痞流氓鸡鸣狗盗之徒，然后贴上黑恶犯罪分子标签，聊补“无米之炊”？而河南省各级检察机关在其管辖范围内，倘若因为官员的犯罪数量严重不足，或者由于缺乏举报线索而无从查办等因素，不幸沦为末位，面临被淘汰的命运，我至今没有想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犯罪作为古往今来的一种社会现象，其行为的存在本身不以惩治犯罪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正常情况下，在一个尽职尽责、常备不懈、始终对犯罪保持高压态势的执法机关辖区，必然是黑恶犯罪势力销声匿迹，贪腐官员闻风丧胆。从这个意义上说，辽宁、河南两省执法部门对打击犯罪进行量化，如果具有合理性和可操作性，也只能建立在“潜规则”的基础上，即：当地黑恶势力横行，官员贪腐成风，路人皆知，而执法机关却充耳不闻，甚至如重庆市原司法局长文强之流，与黑恶势力犯罪分子狼狈为奸，沆瀣一气。

更为甚者，河南省检察院不仅追求反贪的“量”，而且对“质”的渴求也很强烈，这个所谓的“质”，便是大要案。为了实现查办大要案的目标，该院公开要求下级检察院“减少办理可能判处缓刑、免刑的案件”，说白了就是“抓大放小”。根据当下的司法实践，三五万元的腐败案件，大部分都是判处缓刑，在“抓大放小”的刑事检控政策下，检察官们都在忙着查办能够出风头的大要案，那些“不上档次”的贪官污吏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最近几年，我跟香港廉政公署的官员有过不少接触，他们谈起反腐败的经验，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对官员贪腐行为的“零容忍”，即使贪污一块钱也要查，并且受到相应的惩处，这使得官员们不敢有丝毫的侥幸。

“零容忍”的道理并不深奥——每一个贪腐的官员都是从小钱或者小便宜开始的，当发现这些不正当利益不仅来得容易，而且风险不大时，其胃口就会越来越大。但是，面对廉政公署冷酷无情的“零容忍”，官员们除了“狠斗私字一闪念”外，别无选择。

廉署的最大的荣誉感不是每年查办的腐败案件数量同比增长了几个百分点，也不是被他们送上法庭的腐败高官又翻了几番。而是经过三十多年“三管齐下”的治理，今天的香港已经跻身于全世界最为廉洁的国家和地区之列，是他们始终奉行的“零容忍”的反腐败高压政策，让那些心存贪欲的官员望而却步。

基于廉署的经验，官员腐败案件高发，正是预防犯罪失败的表现；而“抓大放小”的反贪指导思想，既是姑息养奸，更是对反腐败制度的扭曲。

“一包烟230元，刚好与中国大部分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持平。”看到这样的描述，以一般人的常识，能够得出一个怎样的结论呢？难道中国的富裕程度已经让烟民的消费档次跃升为世界第一了吗？

如果用经济学的理论来解释，显然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因为，中国大部分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标准也不过每月二三百元——换句话说，三几分钟抽掉一根香烟，眨眼间十几元钱灰飞烟灭，但这却是一个城市低收入家庭一天的生活费。至于某个神乎其神的所谓“典藏版”香烟，每包售价高达1000元，除了罪恶，实在找不到更好的注解。

惟其如此，一位享受过天价烟的朋友说：“抽这样的烟，确实有一种犯罪感。”

这使得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天价烟到底是因应市场规律而生的商品，还是中国国情下的一个怪胎？

据国家烟草专卖局公布的数字，全国烟草行业的工商税利由2002年的1450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3880亿元，年均增长超过20%。2008年，全国烟草行业实现工商税利4499亿元，而当年我国财政总收入也不过6.1万亿元。

这表明，这个以损害国民健康为代价的行业，一直在中国“健康发展”。原因无他，盖因它在整个国民经济序列中的支柱性地位，以及它对公共财政无可替代的贡献。

但是，没有人也无人能够统计，烟草行业上缴的这4499亿元“羊毛”，其中又有多少出自“羊身上”（公共财政）？2008年的6.1万亿元财政总收入，其中又有多少再被用于官员们的香烟消费？这种燃烧的罪恶，周而复始，无穷无尽。

财政部财政科研所所长贾康在一个有关提高烟草消费税的研讨会上说：“在公款和私款消费的边界上，最模糊的就是烟和酒。而且，用公款购置高档香烟，普遍被视为政府正常行为而未被纳入审计范围。这样，某些高档烟的消费就有了基本的支撑力，这部分的消费不会因为烟草消费税的提高而减少。”

这使得我们不难理解，在一支烟相当于一个城市低收入家庭一天生活费的国家，天价烟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其背后就是某些官员“吃饭基本靠请，烟酒基本靠送”的潜规则，天价烟的终端只有一个：权力的拥有者。

按照中国的传统文化，人们见面有敬烟的习惯，家里来了客人，自然要用香烟招待。演变至今，到官府办事，给相求的官员带上些名烟名酒，似乎就是见面敬烟之习的发扬光大，更不会认为这是受贿，整个社会也都见惯不怪。

遍寻中国官场，因烟惹事者首推南京市江宁区房管局局长周久耕。此公一张大嘴巴，威胁要处罚低价卖房的开发商，这下可激怒了天下万千寒士，招来一片骂声。有好事者将他“人肉”一番，竟然吃惊地发现，开会时吞云吐雾的周久耕，面前公开摆放着“九五之尊”香烟。

这是什么概念？南京卷烟厂生产的天价烟“九五之尊”每条1800元，每包180元，即便是中等烟瘾，每天一包烟，每个月仅吸烟的消费就需要5000元以上。以南京的经济发展水准，像周久耕这样的小吏，每个月的正当收入大约不超过5000元。可以想象，周久耕断不会为了享受“九五之尊”而成为“月光族”。最终，舆论的合理怀疑被证实，周久耕乃是一介贪官。

显然，周久耕抽“九五之尊”不是一两天，倘若不是因为他的大舌头惹事，谁会注意他面前的天价香烟呢！再看那些抽烟的大小官员，软包中华早已是基本档次，在10年前还是身份象征的“红塔山”，逐渐从官场销声匿迹。

问题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天价烟从来就不是市场规律下的蛋，而是典型的社会怪胎！官员们嘴里叼着天价烟而无惧监督，是对社会的公开蔑视，这在任何一个法治社会都是无法想象的。

2002年，香港廉政公署拘捕了高级警司冼锦华，并指控他先后三次接受免费性服务，还收受了一包价值3100港元的雪茄香烟和含有“伟哥”成分的药物。这位被誉为香港警队“明日之星”、未来警务处长热门人选的警界重要人物，被法院以“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判处入狱三年。

香港《防止贿赂条例》相关条款规定，任何政府雇员维持高于收入的生活水平而无法提出合理解释，未得行政长官许可而接受礼物等，即使没有犯罪动机的证据，也会受到刑事检控。

反观内地制度，虽然刑法规定了公职人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但很难用来对付官员收受的属于礼品范畴的天价烟；而各类三令五申的红头文件性质的禁令，往往是花拳绣腿，对此类行为没有任何威慑力。

正是在上述尴尬背景下，为官员们量身订造的天价烟，虽然罪恶昭彰，却能够轻松地游走于法律的灰色地带。因此，打击天价烟腐败的治本之策，不是提高消费税，而是要建立一套类似香港《防止贿赂条例》那样有具体针对性的制度，再加上严厉的执法机制的保障，让官员们不敢接触天价烟，最终使这一社会怪胎走向消亡。

（本文系为中国周刊封面报道“天价烟秘密”所写的评论）

李培英，首都机场原董事长，贪污8250万元，被判处死缓，受贿2661万元，被判处死刑，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李氏已于8月7日在山东济南被执行死刑。

陈同海，中石化集团公司原总经理、中石化股份公司原董事长，受贿1.9573亿元，7月15日，被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以受贿罪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李培英和陈同海曾是权倾一方的央企大鳄，都被金钱放翻，但最后的结局，却是一个被执行死刑，一个要在大墙内聊度“生必死好”的残生。

陈同海的死缓判决再次引发了由来已久的官员职务犯罪的死刑适用标准问题的争论。根据现行刑法的规定，贪污或者受贿10万元以上即可被判处死刑，但这只是一个标准的“理论”上的条款，即便是经济非常落后的地方，在今天贪污受贿10万元也不会被判处死刑；相反，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这个在理论上构成死刑的数额的犯罪，可能会被判处缓刑。

陈同海受贿1.9573亿元，是受贿罪死刑刑罚起点的将近2000倍，何以判处死缓呢？法院事后对新华社记者解释说：“陈同海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应对其判处死刑。”之所以没有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是因为陈同海“被有关部门调查期间主动交代了组织不掌握的全部受贿事实，构成自首”；“案发后主动退缴了全部赃款，表明其具有积极的认罪态度和悔罪表现”；“所检举的其他人违法犯罪线索，为有关案件的查处发挥了作用”；“在侦查、起诉、审判期间认罪态度好，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有悔罪表现”。

再看李培英一案。其贪污罪涉及8000多万元，因为积极退还全部赃款，被法院认定可以从轻处罚，判处死缓。但受贿的2000多万元却未能逃过死罪，是因为“数额特别巨大，具有索贿情节，给国家造成特别重大经济损失”。但关键的问题则是认罪态度。济南中院认为：“李培英归案后虽曾对其犯罪事实予以供认，但在审理过程中，李培英又推翻供述，所以对李培英有自首情节、认罪态度好的辩解不予采纳。”

由上述问题可以看出，面对刑法，陈同海和李培英两个贪官的不同命运，所反映的仍然是根深蒂固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司法政策，它可能带来的极端后果是，为了换取“从宽”的判决结果，被告人必须放弃所有的合法抵抗，对指控的犯罪事实照单全收，退还全部赃款，包括在法庭上涕泪滂沱地忏悔，直到控审双方满意为止。

但是，由于中国的司法没有认罪协商或者诉辩交易制度，被告人无法从容不迫地与控方谈好条件，然后全盘招认，从而为自己在所有可能的结果中选择一种最不坏的。如此，被告人在法庭上供与不供，这是个问题——如果犯罪数额特别巨大，即使全部供认不讳，也可能功不抵过，最后落得死罪不饶，财产没收一空的结局；而如果要对被指控的行为进行辩解，甚至否认，有可能辩解未被法院采纳，反而因“抗拒”导致罪加一等，李培英就属此类。

同时，刑法对贪污、受贿罪的死刑起点规定了10万元的底线，没有也不可能规定上限数额达到多少一定要判处死刑，而且刑法以及相应的司法解释对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条件规定得过于原则，受贿2000多万元被判处死刑，受贿将近两亿元却被判处死缓，这样的制度和司法实践，留给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主观性、随意性太强。被告人为了应对这种司法环境，只能像赌博一样，在供与不供之间权衡利弊。

进一步地说，因为有法定从轻的情节，受贿两亿元可以免除一死，这个数额与死刑的起点刑罚10万元相比，简直可以死上2000次！那么，受贿10亿元或者更多呢？如果被告人全部满足了控方和审判机关的要求，是否也属于刑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不立即处决的情形？反过来说，受贿10万元以下，也可能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但并适用死刑。如此一来，贪官职务犯罪的数额事实上已经失去了实际意义，变成了一个符号。这个符号又可以在法官所谓自由裁量权的范畴内，以“坦白从宽”的名义任意图解。

近年来，部分学界人士主张废除死刑，至少从现在开始，大量减少死刑的适用，甚至可以考虑废除经济犯罪等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为最终废除死刑创造条件。但是，无论我们对死刑问题如何争论，只要死刑制度现实存在，它对每一个犯罪的人所带来的预期后果应当是平等的，只有平等的司法才能产生令人敬畏的恒久的公信力。

载上海《东方早报》8月9日

                                  郭国松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青岛绝对是一座美丽的海滨城市。

1998年8月初，我以《南方周末》记者的身份第一次来到青岛，从那时至今，我又多次到过青岛，每一次都是“印象好极了”。

但这一次，我被迫逃离青岛，逃离这座令我恐惧的城市——

7月31日，我因私人事务从北京飞抵青岛，住在位于银川西路与宁德路交界处的如家酒店一套复式房间内。

到达酒店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在房间休息了一个多小时，我想出去感受一下夜青岛的魅力。推开酒店的玻璃门，外面一辆出租车，司机问：“用车吗？”我说不用。站了一会，我下了门前的台阶，刚走没几步，上来一个30多岁的男子，冲着我说：“要不要我带你去哪里转转？”我边摇头边说不用了。这个男子上来拦住我说：“你他妈的骂我？”我本能地判断遇到麻烦事情了，虽然感到诧异，但不想惹事，便笑着说：“我没有骂你呀。”那人不由分说，用手指着我的鼻子骂道：“你他妈的到青岛了还不老老实实装孙子，还敢骂人！”受此突如其来的侮辱，我仍然很冷静地说：“你有点莫名其妙，我都没跟你说话，你这是干嘛呀！”

但这家伙好像面对一个仇人似的，瞪着眼，用手点着我的鼻子，咬牙切齿地对我破口大骂，不堪入耳。我想报警，但意识到报警肯定会激怒他，要么打我，要么砸我手机；我希望酒店能有保安出来，但没有一个人。我强忍着自己不能发火，否则，一旦动手，我必然还手，那就变成了两个人斗殴，有理说不清。

就这样，我忍受着他肆无忌惮的侮辱，看他穷凶极恶的样子，我预计他会动手。骂了我几分钟之后，此前问我要不要用车的出租车司机走过来，站在旁边看着。那个家伙则做出了一个极度下流的动作——一把拉开裤子，用手抓着那个“鸟玩意”恶狠狠地说：“你相不相信，老子打死你！”说实话，那一刻，我真是一股热血直往上涌，想照着那个“鸟玩意”飞起一脚踢过去，如果不是担心他有凶器，我可能忍无可忍动手了。

这时，那个出租车司机上来推开他：“算了算了……”我趁机跑回酒店大堂，用手机拨通了110报警电话，大约5分钟，辖区派出所一名老警察驾车赶到，但那家伙已经跑了。我陈述了详细过程，警察说：“这个人可能有毛病，正常的人谁会做那样下流动作呢？”出租车司机说，那人好像是附近工地看门的人。在酒店大堂里，包括服务员在内，几个人安慰我一番，警察反复说：“别跟他一般见识，是个有毛病的人。”我说：“从他的言行来看，不像是神经病之类的人。”

虽然憋了一肚子气，也只能如此。一夜无事。

次日，我出去了，直到下午4点多钟回到房间，休息到7时许出去吃饭。刚走出酒店的玻璃门，发现昨天那辆出租车又停在门前的台阶下面，我一眼就发现，车里坐着的两个人，后座上的男子就是头一天晚上那家伙。我转身回到酒店服务台，值夜班的还是那几个服务员，我说：“昨天那家伙又来了，就坐在门口的出租车上，你们赶快叫保安！”

服务员不以为然。“先生，你是不是看错了？”“没看错，我看就是那个人！”服务员说啥也不信，更没有叫保安的任何意思。我又推开玻璃门出去，反复看过，确认车里面坐的就是那家伙。我马上进来，恳求服务员：“绝对是他，我看得清清楚楚，你们赶快叫保安！”

服务员坚持说“不可能，你别认错人了。”我很着急地跟他们说，一点也不会错，就是他。正说着，那家伙突然冲了进来，指着我的鼻子说：“你妈的x，你还在这里！”他随手掏出一把刀来，打开，用刀尖逼着我的脸，面目狰狞地说：“你想不相信老子敢捅死你！”我一看，是一把铜柄的弹簧刀，浅黄色的，打开时大约有50-60公分长。

一看如此骇人的场面，所有的人都被吓住了，我看着贴在鼻尖的刀子，一言未发。他用刀指着我叫骂了几句，一个女服务员似乎缓过神来，从服务台里面出来，将那家伙往外推，嘴里不停地说：“走了，走了，别在这里闹……”

服务员将那家伙推出玻璃门后，我对里面的其他服务员大喊：“报警！赶快报警！”当时至少有一男一女两个服务员站在里面，没有任何人报警。情急之下，我用自己的手机打通了110，向值班人员简单陈述：“在银川西路和宁德路交界处的如家酒店大堂，有人持管制刀具行凶！”这时是晚上7点26分。

报警后，我看到那家伙还在玻璃门外转悠，像困兽一样。但等了很久不见警察的影子，我第二次打110求助，得到的消息是“已经派人去了。”又过了几分钟，还是不见警察，我第三次打110报警，对方说：“很快就会有人去”。直到7点41分，来了一辆警车，下来两名警察，简单问了一下情况，看来也没有当个事。而那家伙早已逃之夭夭。

我跟警察说了头一天晚上的情况，并且特别强调，门口的那个司机（华青出租车公司，车号暂时隐去）连续两个晚上都在这里，那个家伙就坐在他的车上，他们可能熟悉。但两个警察根本没当回事，既没有调查那个司机，或者找他了解情况，也没有记录他的车牌号和公司名称。

在我的要求下，一个警察从裤兜里掏出一张半折叠的纸说：“那我就做个记录吧。”我有点火：“我感觉你们的执法程序不对，我作为受害人，你们接到报警后，至少应当对我提取规范的书面调查笔录。而你现在随便拿出一张便签纸，这不符合程序。”警察说：“那你跟我们去派出所吧，到所里做笔录。”我一看他们心不在焉，便抵触地说：“接到报警后，15分钟才到现场，看起来也不能指望你们，我没工夫跟你们去派出所。你们可以不管，我自有我的手段。”

两个警察解释说，路上堵车、警力紧张等。这时，酒店可能怕影响他们生意，让我们到一个小餐厅里谈，同时，那个年纪稍微大一些的警察到门口问了一下出租车司机，也仅此而已，始终没有提取书面笔录。

在小餐厅坐了几分钟，他们又出来看监控录像，让我也进入服务台，跟他们一起看，连看了两遍，很清楚地看到了那家伙冲进来，拿刀威胁我的画面。一个警察问服务员：“你们大堂这里没有保安吗？”服务员说没有——其实，它连大门口也没有保安，连续两个晚上出现辱骂威胁旅客的过程中，连保安的影子都没有。直到警察来到后，才出来一个老保安。

两个警察离开时，登记了我的身份证，还问了我的工作单位。他们告诉酒店方保存好监控录像，对我的房间保密，注意保护我的安全。

这全是无比正确的废话，他们如何保护我的安全！？

说实话，在酒店内，我并不担心安全问题。因为我在青岛没有跟任何人发生利益冲突，此次前来，也不是采访（可能得罪人），不怕官方或者个人的报复。正所谓“心里无悬事，不怕鬼敲门”。但是，我总不能一天到晚呆在酒店内，我要出门，而那家伙连续两个晚上盘踞在酒店门口（属于酒店院子内），我尚未走出酒店的大门就受到威胁，我怎么敢出门？

从我跟警察的谈话中，酒店知道我是新闻媒体的。回到房间不久，服务员送来一个水果盘，说“希望不要把事情闹大”。天那！我在酒店内被欺负得像猪一样，没有任何保护，没有任何反抗，他们还想让我悄悄地离开酒店，然后“与每一个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

岂有此理！我疯狂地给媒体的朋友打电话，有当地也有外地的，他们都劝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继续住在这家酒店。一番折腾下来，已经九点多了，到哪里订酒店也是个问题。好在很快订到了一家距此不远的酒店，我立即收拾行李，退房。

服务会员说：“你现在退房，我们要收取半天房费。”我说你收吧。稍后，她又说，要收一整天的房费。我有点愤怒：“我是在你们酒店的大堂里受到持刀威胁，作为旅客，你们无法保障我的人身安全，我退房你们竟然还要收一天的房费，没有任何道理！”

服务员不理我，照收不误。这真是一个无德的酒店，他们竟然还是上市公司，我竟然还是他们的会员！

在另外一个酒店安顿好，又打了一通电话，已经11点多了，我才想起没有吃饭。从酒店所在的盐城路上走出来，不时酸臭扑鼻，原来青岛这样外表美丽的城市，一些街道上的垃圾筒都是敞开的。

走在深夜的青岛大街上，找了好久才在一个小店找到吃的。关键是，我很恐惧，像“狂人”一样，感觉街上的行人个个都像如家门口的那个家伙，怀里揣着刀。

第二天起来，给莱西市（青岛所辖县级市）一个局长打电话，他听了很吃惊。“我们这些‘乡下人’没事尽量不去青岛，”他说，“当地人都知道青岛社会治安很乱，自从当年的公安局长自杀后，黑社会就很猖獗，连‘拾海佬’（海水退潮后拾海鲜的人）都有黑帮控制……”

中午在家乐福下面的味千拉面馆见了《半岛都市报》的记者。他是沈阳人，娶了青岛太太，刚来青岛三个月，已经被地痞流氓打了两次。“青岛社会治安确实很差，跟它的形象很不相称。”但是，我不理解，那家伙持刀威胁我的目的是什么？《半岛都市报》的记者说：“他目的肯定是敲诈勒索，无非是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受害人也肯定不止你一个。”

由于恐惧心理无法释怀，心情全无，我第二次退了房，索性搬到机场旁边的一家四星级酒店暂栖一晚，次日乘7：55到北京的第一个航班，逃离青岛。

                                                  ——答新浪娱乐专栏作者问

问：从您有记忆开始，什么样的娱乐方式最普及？

我出生在农村，当时的家乡非常穷，没有电，一直到我离开家乡时还在使用煤油灯。

从我记事的1970年代初，在那样贫穷落后的乡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为生计奔波，守着千古不变的生活规律。

当然，再穷再落后的地方，也有能够让人们身心娱乐的方式。现在想起来，小时候家乡的所谓娱乐，电影大概可以称得上最高档次的娱乐。我不记得多长时间放一次电影，但我知道公社（现在的乡镇）有专门的电影放映机构，名字可能是叫电影队或者文化站什么的，两个放映员，带着小型发电机，定期到下面各个村里放电影。

这算是穷乡村能够娱乐全村的几乎唯一的方式。天还没有黑，在大队这个村级行政首脑所在地，干部们指挥几个社员在一大片空地上埋起两个四五米高的杆子，然后把一块约有3个平方米左右的白色银幕拉起来，杆子上再挂个大音箱，半人高的放映机架在场地中央，空气中散发着发电机的汽油味，一个临时的露天乡村电影院就这样建起来了。

我们家就住在大队旁边，有点“首都”的感觉，近水楼台，总能占个好位置。那情景，我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很幸福——整个村里像过年一样，男女老少举家出动，扛着大板凳、小椅子，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全大队1000多口人，再加上附近几个大队的观众，黑压压地坐了一大片，热闹非凡。

乡下放电影是免费的，因此，相邻的其他大队放电影，5公里之内，青年人和孩子们也会追着去看。

当然，相距15公里左右的县城有固定的电影院，可是去过县城的人不多，即使去了，也舍不得花几毛钱在县城的电影院看电影。

除了电影外，我们似乎那里不太时兴唱戏，虽然偶尔也有搭台唱戏，但都是五音不全的乡下草台班子，请来还要给钱、管饭。

由于穷，有收音机的家庭不多，我们家后来经济状况稍微好了一些，才买了一部收音机，牌子忘记了，多半都是上海无线电N厂出的。收音机能带来什么娱乐呢？其实，只要这个收音机开着，有声音传出来，就是一个小小的娱乐中心，不管是什么节目，对农民来说就是一种娱乐了。

实际上，这个收音机能收到的节目除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本省和邻近省的电台，三四个频道，夜深人静的时候，还能偷偷地收听到“敌台”——就是海峡对岸台湾对大陆的广播，说它是“敌台”，也确实有那么回事，仅仅是广播的内容，就含有明显的敌意，它不断地号召“共军弟兄们投奔自由”。大人说，收听“敌台”是犯法的，只要你收听，公安局的人就知道，马上就会来抓人。但我又很好奇，经常躲在没人的地方，把声音调到最小，一边听一边东张西望，做贼一样，听一会赶紧关了，生怕被抓。

可别小看了这个收音机，在那个时代的农村，它能够带来很多娱乐，我记得那时候最吸引人的节目是评书，刘兰芳、单田芳，这名字简直如雷贯耳，妇孺皆知，丝毫不逊色于当今最红的影视明星。

当时安徽人民广播电台正在播放刘兰芳的评书《岳飞传》，每天一次，每次半小时。安徽台所在的合肥市，离我们家也就100多公里，声音洪亮清晰，因此，只要评书节目一开播，甭管它农忙还是什么时候，只要评书开始了，收音机旁边立马围上来一堆人，屏息静气，跟着“说书的掉泪，替古人担忧”。

我敢肯定，要是用现在的“收视率”（收听率）概念来评价，评书《岳飞传》的影响，绝非一部好莱坞大片能够与之相比！

好像当时的电台挺流行播放评书，什么《杨家将》、《水浒传》、《三国演义》等等，都在电台播放过，但《岳飞传》的影响最大。

这或许与我们那里的人喜欢街头大鼓书有关。所谓的街头大鼓书，其实是一种民间文艺，与刘兰芳、单田芳的评书本质上并无二致，无非是他们说出名了，上了正席而已。

小时候我跟着父亲去赶集，总要到街头听上一阵子大鼓书。在街头摆摊说书的人，有点像当今城市街头流浪歌手，他在那里说唱得声嘶力竭，旁若无人，听的人给钱与否悉听尊便。

乡下其实有很多说评书的名家，方圆十里八里都知道，我们那里也常常请他们到村里说评书，一场书下来，三几块钱，或者给一二十斤大米（两毛钱一斤），按户分担。

说起来，那评书也是个超级娱乐人的项目，只见说书人端坐在那里，扎好了架势，面前放上一面大鼓，一边擂鼓，一边唾沫横飞地连说带唱，热闹非凡。

2 您能简单讲述您经历过的娱乐方式的改变麽？比如，娱乐观念有怎样的变化，娱乐载体有怎样的变化？娱乐场所有哪些变化？

也许最能感受娱乐方式改变的，还是那些至今仍生活在我老家村里的人。过去乡下的露天电影没有了，街头乃至乡下书场、说书的艺人早已销声匿迹，收音机也已经过时，取而代之的则是家家户户的电视机。

由于我是农民进城，从一个世界跑到另一个世界，十几岁离开家乡的时候还很落后，但进入城市后就完全是城市的生活习惯了。

与小时候追着看乡下的露天电影不同的是，到了城市后，早些年还看电影，但后来越来越不喜欢看电影，最近的一次看电影是美国的3D大片《冰川时代》，上一次看电影好像是2004年夏季。当时几个媒体的朋友吃饭，有人说，广州的电影院在新片上映前，所有的记者都可以免费观看，于是，我们拿着记者证进去了。看的是一部外国电影，名字忘记了，因为进去不久我就睡起了大头觉。

我现在基本不看电影，但电视还是看的，只是内容很狭窄，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新闻（当然不包括新闻联播）；二是纪录片，内容涉及历史、人文、地理等。至于电视剧，因为家在广州，能看到香港台，亚视和无线都有一些不错的译制片，偶尔能吸引我的目光。国产的电视剧则是完全不看——实在没法看，平庸、俗套、乏味，无聊。

为什么我对国内的电视剧评价如此之低呢？举个例子——某导演拍摄了一部与案件有关的电视剧，警察破案时找到一个能提供线索的关键证人，但这个人说：“我实在想不起来了。”警察说：“再仔细回忆一下。”证人说：“想不起来。”警察说：“你再想想，比如那天……”于是证人装着抓耳挠腮的样子，突然一拍脑袋说：“哎呀，我想起来了……”这样的情节几乎成了每一部与破案相关的电视剧的“法定套路”，令人大倒胃口。久而久之，我看电视剧的时候，眼睛看着上一个镜头，心里就能准确推断下一个镜头是什么。

问题还在于，这些电视剧无一例外都负有反映主旋律的义务，像侦破片子，它一定要借某个人物的口，说出一些很高尚“很社会主义”的话，甚至公安局长会用发脾气的形式说：“我们还是人民警察吗？”听着别扭！

国内电视剧的上述恶劣记录，终于改变了我的娱乐观念。我不看电视剧，说白了就是因为我不堪它的折磨，无法忍受它的浅薄。

3 流行过的电影在各个时代都有哪些？对您影响最深刻的十部电影是？您都是通过怎样的方式来看电影？

我看电影主要集中在20世纪70至80年代，90年代也看了一些电影。

在国产电影中，主要是早期所看的革命电影，情节都是高度模式化的，像电影厂批量复制的一样，带有那个时代的鲜明烙印，谈不上对我有什么影响，只能说是满足一时的娱乐而已。

如果现在让我重新看一遍我曾经看过的电影，能让我产生兴趣的，国产片只有《城南旧事》，国外电影当然是《魂断蓝桥》。

至于看电影的载体，过去是农村的露天电影，后来有了条件，购买影碟，甚至随时从网上下载一部电影观看，我已经对电影没有兴趣了。

4 流行过的电视剧在各个时代都有哪些？对您影响最深刻的十部电视剧集是？您都是通过怎样的方式来看电视剧？

完整看过的电视剧有多少，我真的不记得了，因为大部分电视剧我看不完就放弃了。也许，《渴望》是一部不错的电视剧，《霍元甲》当年也风靡一时。但没有哪一部电视剧对我构成影响。

5流行过的音乐(某首歌曲，或歌曲的不同样式)在各个时代都有哪些？对您影响最深刻的十首歌曲是？您都是通过怎样的方式来听音乐？

坦率地说，对于流行歌曲，我是很落伍的，当今仍然很红的歌星都有谁，我说不上来几个，但好歌曲我还是喜欢听，不少流行歌曲都能哼上一两句。

我会唱的有很多老电影插曲，比如《九九艳阳天》、《红星照我去战斗》、《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我的祖国》、《送别》（电影《城南旧事》插曲）、《友谊地久天长》等。但我真正喜欢的主要是民歌，比如：《草原之夜》、《美丽的草原我的家》、《乌苏里船歌》、《茉莉花》、《浏阳河》、《北国之春》、《摇篮曲》等。流行歌曲包括《绿岛小夜曲》、《弯弯的月亮》、《祈祷》、《爱的奉献》、《涛声依旧》、《心太软》、《我爱你中国》，以及许美静的《城里的月光》等。

对于听歌的方式，家里有高档的音响，偶尔也买碟，但喜欢的不多。现在听歌主要是通过电脑，从新浪乐库下载，然后与外置的小型音箱连接，效果也不错，想听的歌曲都能找到。

回答完作者提出的问题，我突然意识到，我已经是出土文物了——一个清末民初的文物！

不知始于何时，将公共事件冠以“门”，成为中国新闻界的一大偏好，特别是最近两年来，“门”字热持续升温，几乎所有的能吸引公众眼球的新闻事件，都被称为“门”，无奇不有的“门”，大有泛滥成灾之势。每每读到这样的新闻，我就有一种呕吐的感觉。

我第一次注意到“门”字是阿娇的艳照事件，媒体将其称为“艳照门”，后来好像就流行了。于是，周老虎的假虎照引发的公共事件成了“虎照门”，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扬帆与逃课学生的冲突被称为“杨帆门”，余秋雨假捐款的代名词叫“诈捐门”，赛门铁克的病毒软件误杀事件就是“误杀门”，黄静与华硕电脑的索赔纠纷被称为“华硕门”，易建联的真假年龄成了“CBA年龄门”，北京第五中学的一段不雅视频上网后，北京新闻界迅速将其冠名为“脱裤门”，家乐福（中国）公司行贿叫作“行贿门”。

王老吉因为添加夏枯草闹出风波，媒体因此创造出一个“添加门”；前一段时间，农夫山泉的水源地问题登上各大媒体的险要版面，它也顺理成章地演变成了“水源门”。

最新的“门”则是央视主持人方静无端卷入间谍案，力拓中国员工涉嫌窃取商业情报及行贿，被国家安全部门拘捕，媒体将这两起事件一概称为“间谍门”。

不仅国内新闻如此，对于国外发生的新闻，我们的媒体也给人家送上一个“门”——当年倒霉的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那点风流韵事，被中国媒体称为“拉链门”；不久前，英国媒体抖出了一些议员违规报销的丑闻，并且导致包括下议院议长在内的多名官员辞职，中国媒体在报道这一新闻时，自然忘不了使用“报销门”。

如此洋洋大观的“门”，几乎每天都在我们的眼前晃动，大小媒体凡是报道公共事件，似乎早已形成思维定势，编辑记者第一时间就想到了“门”，力拓间谍和行贿丑闻曝光后，我就预料媒体会将其称为“间谍门”，果然，除了《中国周刊》外，其他的所有媒体都没有例外——我在此前的业务会上已经强调，《中国周刊》不准使用“门”来形容公共事件，这次我们也报道了力拓丑闻，且是封面报道，其中一篇稿子由我执笔。最后在讨论封面的标题时，学东主张用“力拓间谍门”，我不同意。学东认为这已经约定俗成了，我说，新闻语言有规范，但从来就不存在“约定俗成”；反过来，如果有一种新闻语言被“约定”，所有的媒体都去使用，那么，这样的语言必然俗不可耐，被用到烂、用到令人作呕！“门”就是一个例证。

我的固执让学东让步了，《中国周刊》的封面标题是《力拓谍影》，既有点“标题党”的味道，同时，“谍影”的“影”本身也可以解释为不确定的事实，因为力拓方面被捕的人员，从法律层面上仍然是犯罪嫌疑人，我们用“影”并没有越过法律允许的界限。

我不是研究语言学的，而且我的文章语言也不美。但我有一个自己遵守的规范：如果一种表述方式被使用的过多，我在写报道或者其他文章时，一定要设法避开，即使我的文章语言没有什么新奇的玩意，但至少是我自己的。

理论上，没有哪一种语言是最好的，但一定有一个最坏的。几年前，《南方都市报》有一个记者，专门跑社会新闻这条线，他所接触的多半是抢劫、杀人、火灾、交通事故类的社会新闻，出现在这类新闻中的当事人，或伤或死是常见的事情。因此，他在报道的导语中经常使用“某某某做梦也没有想到……”、“某某某怎么也没有想到……”、“某某某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表述方式，久而久之便露出了破绽，有领导调侃他说：“你还有没有第四种表述方式？”

那么，“某某某如何如何”的语言表述方式是不是最坏的呢？显然不是，当然肯定不是最好的。因为这种新闻语言本身是主观的，你怎么知道当事人“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做梦也没有想到”？应当说，这样的语言偶尔使用一下，表示某种意外的情境或氛围未尝不可，但只会这“三板斧”，轮流使用，不仅反映了记者文字表达能力的低下，而且将一种语言糟蹋到“最坏”，非常值得我们这些每天跟文字打交道的人检讨和反思。

我有时候在一些学术场合说，中国的媒体其实最没有创意。在新浪新闻首页，有一个《深度报道》和《媒体聚焦》栏目，所选取的内容一般都是各大主流媒体较为重要的报道，但光看那些标题就已经让人胃口大倒——不同媒体不同内容的报道，经常是“某某事件揭秘”，或者“某某事件始末”，几个相同的标题“撞车”，并列在一起。大约一个月前，某著名媒体在同一期分别出现了《后许宗衡时代》、《后政治时代的高考作文》，作为读者我感觉忍无可忍，又管闲事，在MSN上给那家媒体的领导层的哥们留言，拜托他们来点新意。

说回到我们的《中国周刊》，到目前为止出了 4期，让人眼睛一亮的标题几乎没有，可见我们也没有用功，或者是功夫不到家，欢迎各位读者向我们开炮、扔砖头，火力越猛越好！

25年前，南方周末出世。

13年前，我成为南方周末记者。

5年前，我怀着复杂的心情离开南方周末。

记得有一首老歌这样唱到：“总是离别时刻，才知时光短暂。”其实，当年离开这里的时候，既没有流泪，也没有伤悲——虽然我懂得流泪，也知道伤悲。

而这一刻，我独自坐在窗下，看着街头飘落的细雨，却忽然有些凄冷的心境。或许，我们这些老周末人，真的需要一场心灵的仪式，感伤逝去的青春，哭泣消散的精神。

中国有句古话，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2004年7月，当我彻底决定离开时，对于这个媒体而言，曲未终，席未散，而我，则是应当离开了。

我是1996年7月进入南方周末的，当时的体制仍是采编不分，唯一不管版面的是朱德付和方迎忠。朱德付作为编委和记者部主任，应归属于领导序列，而方迎忠专司摄影。我的到来，或可以称为这个报纸的第一个专职文字记者。

后来的不长时间内，陆续来了孙保罗、曹西弘、方三文、余刘文、张平。这些怀着可以告人的目的的新闻圣徒，在精神领袖江艺平的影响下，开始了一段风云激荡的青春岁月。

2004年7月，刚好是我进入南方周末8周年，当年并肩战斗的兄弟，都已经先后离开了12楼，与广州大道中289号挥手再见。留下我，“斯人独憔悴”。

早在2003年9月，我就有过一次蠢蠢欲动的念头——严格地说，不是“欲动”，而已经实际行动，我丢下一句辞职的口信，去了新华社正在筹备的《瞭望东方》周刊，被封了一个小吏：编委。

当时的心情也是很不平静的，执行总编辑姜军再三动员，又邀请我到上海面谈，最终我决定辞别南方周末，加盟《瞭望东方》。

虽然这是新华社主办的新闻周刊，但对于出自新闻“豪门”的我这个普通记者，姜军先生给予了超级礼遇，亲自到浦东机场迎接，与一个漂亮的女记者手捧鲜花，迎候在出口。

我感动得一塌糊涂！

在南方周末8年，被人送花一共有过三次：第一次是在山东惠民县采访，我和北京的律师来到村口时，受到村民们的夹道欢迎，鞭炮声中，有村民给我和律师送上从野外刚采来的不知名的鲜花。第二次，我从外地采访回到办公室，同事告诉我，有读者来送花，那一大束鲜花在办公室放了好几天。第三次是在2002年生病住院，同事带着鲜花到病房看我。

姜军先生此举，让我感动的同时，也在精神上背负了巨大的压力。我想，这不仅因为他向来为人厚道，而且对我寄予了过高的期望。

就在我忐忑不安时，张东明给我打电话说：“看在我的面子上，我希望你回来，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我们尽量满足……”我说，什么要求也没有，在一个地方呆得太久了，形成了惰性，换个环境，也许还能产生一点创新的动力。

紧接着，向熹也给我打电话，我能记住的就一句：“你能不能收回辞职报告？”

但是，让我放不下的是来自同事的挽留，特别是郭光东，我们是南方周末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再加上后来比我更优秀的法律报道记者赵凌的加盟，使得南方周末的法律报道，无论高度和深度，足以在新闻界形成霸主地位。

与此同时，我感觉南方周末的理念无法在《瞭望东方》生长，与姜军做朋友可能要比做同事好得多。得知我立足未稳就要退出，姜军非常失望，与我在上岛咖啡谈了一个下午。

我怀着对姜军极度愧疚的心情回到广州。算是因应我的问题，由陈明洋主持制定的内部职称制度改革，在僵持了一年之后，有了一个初步方案，老鄢和我分别被册封为高级编辑和高级记者，其他人暂不参与。

这时候，是2003年10月。

好像我根本没有离开一样，什么也没有发生，我重新回到这个团队，回到我熟悉的地方。但我发现，已经没有办法在这里安心工作了，我必须离开。

大约2004年7月，我提交了书面辞职报告：“鉴于我已经不能胜任南方周末的工作，我决定辞去南方周末记者职务。”我把辞职报告交给了毛哲。

我去了法制日报社创办的一个新报纸《法制早报》，担任常务副总编辑。按照我的设计，《法制早报》将是一份“大法制概念”的全国性大型周报，得到了法制日报社总编辑雷晓路的认可——这一点也不奇怪，老雷就是南方周末的铁杆粉丝，在前面几次与我面谈期间，他说，每到周末，买一份南方周末放在枕头边上慢慢看，这个习惯已经持续了多年。但是，我对《法制早报》的定位，与时任社长刘迪一的观点发生了冲突，他想办一份面向北京市的法制类周报，目标对手是《法制晚报》。

尽管刘迪一是社长，我却不同意他的观点，认为“一份面向北京市的法制类周报”的定位是错误的，但我没有机会当面向他据理力争，陈述反对意见，否则可能会被他批得狗血淋头！

我压根都不知道这是一锅夹生饭。我那时候确实“很傻，很天真”，总以为所有的媒体都像当年的南方周末，能够让不同观点有畅所欲言的机会；所有的领导都像江艺平，有足够的耐心倾听来自下属的不同意见，容忍那些迥异的个性。

几乎就是依靠我一个人的力量，用一个月时间组建了采编团队，然后连续一周对他们进行培训。我在台上讲得口干舌燥，而《法制早报》的总编辑和一个副总编辑却穷极无聊，写了很多标语，贴满了走廊，连办公室的门上也是标语，只有我的办公室他们不敢贴。这让我突然想起了N年前在一本书里看到的话：南方人做广告，北方人贴标语。

类似的情节几乎每天都有发生，我除了反感，别无办法。因为他们只肯对我一个人的待遇执行特殊政策，由此带来的问题是我无法引进高端的的人才，只能孤军深入，失败的命运实际上从第一天就决定了。

我本来就是个一身傲骨，蔑视权力的人，对于早请示晚汇报、阿谀奉承之类的潜规则，从小就疏于学习，做了记者偏偏又进入南方周末这样的地方，始终没有掌握这种技能。

在一次因为理念之争引发的冲突之后，我几乎是咆哮着表示，在办报理念上坚决不妥协！矛盾终于发酵到临界状态，让我一时变得极其非理性，拂袖而去。

我以失败者的身份黯然回到广州，投奔沈颢，度过了漫长而无所作为的4年，其心情真可谓“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几番沉浮，我对自己的新闻生涯做了一个小结：第一个阶段以案件报道为主，且新闻操作手法比较粗放，报道中时常反映出浓厚的主观色彩；第二阶段是相对理性的调查性报道，也是我的新闻业务逐渐走向成熟的标志，南方周末在此阶段登上巅峰，那一批骨干记者也同时扬名业界；第三个阶段则是时政报道，报道的主要方向转向了法律制度，由此奠定了学者型记者的基础；第四个阶段主攻评论，基本不再从事日常报道业务。

但是另一方面，这么多年来，除了熟悉新闻业务，略懂法律外，实在身无长物。当我以自己一贯的为人处事法则面对现实时，现实却是那样的残酷，而我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生存能力非常糟糕。

几乎就在一夜间，我终于大彻大悟——我早已从“天上”回到“人间”，从一个曾经童话般的世界，回到纷繁的世俗社会。我需要重新学习生存之道。

2009年3月，我再次告别广州大道中289号，第二次进入北京的新闻界，与老同事朱德付等携手创办《中国周刊》。

如今，我已经不再年轻，除了江艺平仍习惯性地称呼“小郭”外，“老郭”成了我的正式称呼。但是，这一次，我又该如何面对一个崭新的环境呢？我甚至用疑惑的心理向自己发问：“老郭”真的成熟了吗？

历史终将被尘封，记忆总会被湮没。当南方周末25周岁的时候，她走过一个轮回，走出“孤岛”，重新与世俗的社会融为一体。而我们这些曾经被她深深感染的新闻圣徒们，也将在世俗的社会中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

（为南方周末25周年纪念专辑所作，略有修改）

五一节的上午，我如约来到贾樟柯位于北京知春路的办公室，顺便给他带来刚从印刷厂出来，尚未公开上市的《中国周刊》。这是我们的第一期，有他的专栏文章《舌根上的乡愁》。

我以前并不认识贾樟柯，也从来没有仔细琢磨过这个如雷贯耳的大导演。来到《中国周刊》后，除了采编事务外，我还分管评论和专栏，这就少不了四处寻找牛人，以便让那些评论和专栏活跃起来。

评论是比较硬的内容，所谈的也都是国计民生问题，按照我的标准，自然不会给那些以卖稿为生的职业写手，而是由各领域的专家出场，谁谈什么，怎么谈，每一个议题都是为他们量身订造好了。

至于专栏，也是不对普通作者开放的，有资格成为《中国周刊》的专栏作者，一定是名家。而且专栏要求的是随笔，不是评论体，简而言之，就是写出来的东西既有内涵，又要好看，赏心而且悦目。

不是我们傲慢，但《中国周刊》确实不欢迎来稿。

贾樟柯是我们圈定的最理想的专栏人选之一。但是，这样大名鼎鼎的导演，怎么能够约到他呢？我也没有做娱记的经验，更不熟悉这个圈子，无法找到其他人帮忙。同事从他原来的单位打听到贾樟柯的电话，但我一直没有跟他联系。在此之前，我找过好几个牛人，包括刘震云之流，多半是电话不接，短信不回，一如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我向来不喜欢求人，过去跟法学界打交道，大家都买我的账，一方面是因为我在法律报道领域厮混的时间长，多少还懂一点法律理论，跟他们能说上话；另一方面，是我当年所在的《南方周末》当年的名气，学者们大都很看重那个阵地。

贾樟柯会怎么样呢？我不愿意自取其辱，再去碰一个软钉子。可是专栏急需找人做庄，名人本来就很稀缺，再加上摆谱的甚多，所以，想立即找到理想的专栏人选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天，同事突然问我，有没有给贾樟柯打电话，我说没有，他八成也是不理睬。同事说，试一试嘛。于是，我给他发了一个很长的短信，向他介绍《中国周刊》的基本情况，我要让他明白，这不是低三下四的媒体，而是主流新闻周刊，并非每一个人都有资格在这里开专栏。短信很快回来了，他说过两天从上海回来，到时候再约好吗？

我喜欢这样爽快的人。过了两天，我跟一个同事按约定时间来到他的办公室，才见到眼前的大导演，个子不高，一身的休闲装，就像个大男孩一样，偶尔抽一支雪茄，大家仿佛老朋友似的，一见如故，谈电影，谈媒体的事情。我很惊讶，当年以现已沦为阶下囚的原广东省委副书记王华元为首的一群打手，对南方都市报总编辑程益中、总经理喻华锋大打出手，这些事情他竟然也都知道得很详细。

过了几天，贾樟柯给我发来了专栏文章《舌根上的乡愁》。我刚看了一半，便忍不住给他发短信：我正在看你最新拍摄的电影，你的文章是典型的电影手法。他回信说谢谢。这篇短文写的是他从南京乘火车去上海的所见所闻所思，他想象出来的那些场景，就是电影的镜头——

在南京买了火车票，随着人流上车，目的地：上海。

站台上安静地停着白色的动车“和谐”号，雨中，人从四面八方来，进入车厢，车厢里声音不算太大，有人看电脑，有人翻晚报，晚报上照例会有凶杀偷情，股票指数以及长久不衰的男科医院的广告。因为不算是远行，很多人更是办完事当日便回，于是站台上缺了分手离别的戏码，没有人泪眼琏琏送别爱人远行，似乎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生离。就连北方车站常备的乐曲《地久天长》都欠奉，动车静悄悄地起动，告别城市，驶向田野。

但这条铁路线上，何止生离，又有多少死别。每次从“民国首都”南京出发，在车上看西装革履、正襟危坐的诸君，看他们江浙人的脸，便想如果人人再戴顶礼帽，或许眼前就是1937年的列车了。

从南京、从苏州、从上海周边的城市向上海进发。这条路让我浮想联翩，这些行走在宁沪杭的人与那些民国年间奔走在这条线上的人，他们所见的可是同一个山河大地？或许，胡兰成在南京开完会，会穿一袭长袍，在这沪宁路上计算着接近张爱玲的距离；或许，戴笠穿了便衣，手里紧握着他的皮包，在列车的晃动中，盘算着如何向杜先生开口。民国，是江浙才俊的天下。而此时此刻，“和谐”号上的江浙人又有怎样的爱情？怎样的生意？怎样的隐衷？怎样的抱负？

……

阅读这样的文字，就像看他的电影，真是妙极了！

今天再去他那儿，由于放假，办公室就他一个人，很安静。他照例抽着雪茄，翻了一遍《中国周刊》，然后我们聊天。话题从《南京！南京！》开始，我们讨论陆川的创作思路，他对历史的认识和态度，他到底想通过《南京！南京！》传递什么呢？是对历史真相的还原？是对历史的反思检讨？是对被战争放大的人性恶的谴责？陆川拍这部片子，到底是站在日本还是中国的立场上反思？看起来，陆川并没有回答这些问题——其实，陆川无法解决这样的问题，他也没有能力解决这样的问题。相反，他花了很多的笔墨，渲染女人被辱的情景、裸露的女人尸体、性。难道陆川要把这个民族外表已经愈合、而心灵却始终没有康复的伤口重新撕开？

陆川说，他要把日本人拍成人，才能与世界交流。这么说，陆川是要解决中日两个民族之间的宿仇？这个问题相当复杂。二战时期，希特勒纳粹政权在欧洲的暴行，比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及东南亚的暴行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战后的德国与过去的敌人实现了和解，使得欧洲重新融为一体。众所周知，和解的前提是德国对历史上的恶痛彻心扉的忏悔，从而获得了宽恕。

但是，相比德国而言，日本并没有对历史彻底反思，深受武士道精神影响的日本民族拒绝从骨子里臣服，甚至有相当多的人认为，日本战败是因为屈服于美国的原子弹，而不是从明治维新时期就被他看不起的中国——至少从中日甲午战争开始至今的110多年来，日本从来就没有正眼看过身边这个疆土辽阔、曾经有过辉煌历史的东方大国。所以，在很多日本人看来，向中国低头就是最大的耻辱，他们即使就历史问题向中国道歉，也是轻描淡写、顾左右而言他。

奥斯威辛集中营的血腥，乃至整个纳粹德国在二战中的罪恶，当今世界可谓尽人皆知；发生于同一个时期的南京大屠杀，在世界战争史上亦属惨绝人寰，但西方人却对此记忆寥寥，即便是作为受害者的我们自己，也不过是一些残缺不全的零星记忆。这个问题首先要归结于西方的强势，中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弱势。弱势者受害的历史很容易被忽略，这使得中国虽然付出了3000万人死亡和天文数字经济损失的巨大牺牲，却没有得到足够的同情；没有对受害者充分的同情，对施暴者的谴责也就不可能深刻。所以，日本在西方人的眼中美丽富足，乐善好施，日本人温文尔雅，个个都像绅士淑女，而全然不记得60多年前那个比野兽更加残忍的日本人！

我们或许可以说，西方人对二战的历史评价是不公平的，是自私的，但我们自己呢？从1949年国共内战结束，中共上台执政至今，60年过去了，我们从来不曾统计过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资料。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国共内战以及战后东西方和两岸意识形态的水火不容，我们对那段历史做了“选择性的记忆”，而这个记忆很不真实，甚至黑白颠倒。

在如此复杂的历史和现实情境下，陆川试图通过一个日本兵的所谓“精神挣扎”，来象征施暴者的忏悔，以此获得心灵的救赎，进而求得受害者的宽恕，让两个民族最终达成和解，不过是陆川不切合实际的一厢情愿。

《南京！南京！》是一个信号，更是一个符号，他代表了一部分中国人一直以来急于与日本人无条件达成和解的心态。和解是必要的，我们断不可能怀着有朝一日灭掉日本，以报前朝之仇的狭隘心理；但我们必须强调，解决两个民族之间仇恨的唯一和必要的方式，是施暴者向受害者做出完全彻底的忏悔，甚至“勃兰特式的下跪”也是必要的。它需要日本人放弃鄙视中国的心理，意识到一个强大的中国将再次出现在它的身边，与中国为善、与邻为善，是日本民族和平生存的前提。

我们不能期望一个电影导演去承担这样的历史重任；我们也不能同意一个电影导演将血淋淋的历史当成稀泥巴——毕竟，这段历史不是和稀泥能够解决的！

……

两个人谈得投机，不知不觉到了12点，我起身告辞。

【方舟子按：这个造假案件最早是由新语丝网友“打假斗士”在2008年10月在新
语丝网站上揭露的，那些造假论文也都是由新语丝网友Milli、“京华论坛”等人
陆续发现的，和祝国光没有太大的关系。号称派遣祝国光打假的“全欧中医药协
会联合会”不过是个没有什么学术地位的海外华人民间组织。】
     方先生：

上面这段话是你在贵网转载我发表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上的关于浙江大学药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连达和他的课题组学术不端问题的报道前面所加的按语。我是南方周末的老人了，你跟南方报业集团的恩怨情仇不少，这些与我无关。但我觉得你上面的这段话不是很得体，你在几个地方加的按语也都是表达同一个意思。你想说的是，此次学术打假是新语丝发起的，功劳是新语丝的，祝国光也不算什么东西，是来凑热闹的。
    我怎么听着觉得这话不中听！你也是大名鼎鼎的公众人物了，但你这些话说得很小家子气。没有人跳将出来跟你争功，即使我的报道突然点燃了舆论之火，我也没有想到找谁邀功，更没想到跟新语丝争功——当然，按照你的意思，我是有这个资格的，尽管你们在去年10月份就在新语丝说了，但有几个人关注？我出面，仅仅一篇调查性报道，立即引起舆论旋风，这也是你没有办法比的。
    另一方面，在新语丝上零星揭露此事的人，没有一个人公开站出来，但是，祝国光从国外回来，具名向有关部门举报，公开向李连达集团宣战，我看不出来他有什么不良动机和险恶用心，你为什么要贬损他呢？你要为新语丝争功也不能用这种手段，这跟你所从事的事业似乎不太协调。
    我没有其他的意思。我是一只脚踩在学界的人，一向对学术腐败深恶痛绝！荡涤学术殿堂之垢，是我们共同的追求，也是一切捍卫学术圣坛的人士的光荣。因此，你完全不应当表现得如此功利、甚至势利。
    我还在继续作战，一定要迫使浙江大学做出正确的处理决定。至于什么天士力与李连达的口水战，那显然是李连达狗急跳墙、恼羞成怒之招，我不关注他们之间的是非，我的眼睛只盯着学术腐败。
    抱歉，言重了！
    祝好！
《21世纪经济报道》郭国松
2、6

据重庆市多家媒体报道，1月16日，重庆市公安局将30名扒手编号，押往全市各大车站码头等人流密集场所，供市民辨认。这样的新闻看得我目瞪口呆！

未经审判，任何人不得被确认有罪，这是宪法和刑法的规定，当地公安机关在做出这项决定时，是否考虑过相关的法律问题？其实，将小偷游街示众涉及的法律问题很简单，那就是违法；警察机关之所以无惧违法，是因为这种违法行为能够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

“对待小偷尤其是惯偷，我们要坚决予以严惩，游街算啥？应该在他们的额头上刺字！别跟我说小偷也有人权之类，被偷的广大民众的人权在哪里？”

“对这些垃圾，就要灵活处理，不要受什么人权之类的观点影响。”

“我很幸运，在广州这么多年没有被扒手偷过，但是我认为对小偷应该更严厉一点，他们没有尊严。”

“同情小偷就是同情犯罪，希望全国各大城市也参照执行，打击犯罪，保障民生。”

新浪网在转载这个新闻时，网友的跟贴有大量的类似言论，这就使得警察虽然行为违法，却在道义上获得了支持，由此构成了这种违法行为“存在即是合理”的现实正当性。

作为广州市民，深知人们对盗抢的深恶痛绝。这个城市流行一个尽人皆知的说法：“没丢过自行车的人不是广州人。”我在广州生活了17年，前5年骑自行车上班，先后有6辆自行车被盗贼看中，一直偷到我不敢再买自行车，终于被“偷”成了广州人。

不用说，我对那些遍布于城市每一个角落的毛贼也是恨得牙痒！但我又经常干一些看起来颇为“大逆不道”的事情——曾经多次在街头喝止警察、保安体罚、殴打鸡鸣狗盗之徒。按说，面对那个趴在地上、人人喊打的家伙，我也该冲上去来个三拳两脚，以解6辆自行车之恨。但是我没有加入街头喊打行列，反而在“保护”那些毛贼，这是为什么？

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一个是从纯粹法律的角度，既然法律明文规定，未经审判，任何人不得被确认有罪，那么，每一个未经审判定罪的人，都是犯罪嫌疑人，将嫌疑人拉出去示众，无疑是违法的；即便是一个罪犯，除了依法被剥夺和限制的权利，其他权利仍然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采取包括游街示众等方式对其羞辱，同样是违法行为。

另一方面是从社会学角度的思考。在打击犯罪的过程中，基于罪刑相适应的现代刑法原则，在保留死刑的国家，也仅仅处死极少数罪大恶极的罪犯，而对大部分罪犯实行劳动改造，使他们最终再次回到社会。

对罪犯进行劳动改造，除了法律意义上的惩罚外，还包含道德感化和心灵救赎。在基督教新教伦理下，对恶者的教诲是以回归天国，免受上帝的惩罚为道德合理性；在儒教文化背景下，惩恶之目的是对恶者从行为到心灵的矫正，使其回归到合乎主流价值观的社会大家庭。虽然犯罪的人处于限制人身自由的环境下，但是，无论中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哪一种教诲和感化，都是精神救赎和道德再造的过程，这一过程本身不应当存在殴打、体罚、人格侮辱等任何合法和非法的暴力。

将坏人拉出去游街示众，在千百年来的中国是一件习以为常的事情，具有深厚的社会文化根基，其中的核心是坏人不配有权利，可以被“好人”任意羞辱和处置。警察以此行为张扬除暴安良的思想，普通公众通过街头围殴坏人，向被示众的小偷吐口水，以满足复仇的心理。可是，甚少有人思考这种快意恩仇的后果，将在一定程度上催生犯罪者的反社会人格，一旦有机会再次实施犯罪，必将更加疯狂和残忍，从而通过犯罪行为发泄对社会的不满。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今天对于一个手无寸铁的所谓坏人施暴，等于间接地为我们自己埋下了将来可能被报复的种子。

当然，这不是说我们害怕坏人，要把他们供起来。必须强调，任何一种违法犯罪行为，都应当受到社会的谴责和法律的惩罚，但这种谴责和惩罚必须是以文明的手段，以符合程序正义的形式实施。这就使我们不难理解，在法治国家，对犯罪的追诉过程，对嫌疑人权利的保护，为什么会有如此复杂。或许，从极端的方面理解，“坏人”的权利能否得到保护，才是对一个国家法治状况的最好检视。

被冠以“国内首次”、由吉林省辽源市检察院和公安局联合推出的羁押场所巡视员制度，目前正准备向全国推广。

1月14日的《人民日报》报道说，《辽源市羁押场所巡视员制度操作规程》规定：羁押场所监督巡视员负责对市、县两级看守所羁押情况进行监督巡视，重点查看对侦查、起诉阶段的被羁押人的监管情况是否合法、是否符合各项管理规定。

就在同一天，媒体报道说，被南昌市公安机关带走协助调查“博雅免疫球蛋白”致人死亡事件的医药代表万建国非正常死亡，涉案的7名警察被拘捕。

就在1个多月前，国内多家媒体披露，从去年10月份以来，河南省已经连续发生五起案件当事人在派出所和看守所非正常死亡的事件。

只要你想找刑讯逼供的新闻，搜索一下，马上可以找到几万个网页；只要你愿意回忆，立即就能想起云南杜培武、湖北佘祥林等骇人听闻的刑讯逼供、冤及无辜的案件。

对于公众深恶痛绝、屡禁不止的刑讯逼供问题，辽源市创造的“羁押场所巡视员”制度，真的能够解决刑讯逼供问题吗？从报道看，这些“巡视员”是从市、县两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检察机关人民监督员中选拔的，此举表明，这种监督充其量不过是一种社会监督，对于羁押场所环境、被监管人员生活待遇等问题，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我们别忘了，所有的看守所都有住所检察官，身负法律监督职能、以国家强制力作为保障的检察官，尚且无法震慑刑讯逼供，设几个“巡视员”就能解决刑讯逼供问题，则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

在北大法学院去年组织的一次辩论会上，“刑讯逼供到底是制度问题还是文化问题”成为双方论战的话题。众所周知，在中世纪的欧洲和封建社会的中国，都曾有过令人发指和毛骨悚然的酷刑，但是，一个是主张人性本恶的基督教文化，一个是主张人性本善的儒教文化，两种文化的人性哲学本身差异巨大，甚至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对立。如果说酷刑的根源是文化问题，那么，难道东西方文化在酷刑这个问题上暂时达成了一致？21世纪的欧洲和中国都在法律上明文禁止包括刑讯逼供在内的酷刑，但欧洲的刑罚早已实现了人道主义，我们为什么还存在着触目惊心的刑讯逼供呢？

不可否认，刑讯逼供固然有文化的因素，但本质上是制度问题。在宪政制度下，程序正义是公共权力行使的前提，以刑讯逼供的手段达到追诉犯罪的目的，则是最大的不正义。正是基于这种理念，在法治国家，任何人不得被强迫自证其罪以及审讯时律师在场等制度的建立，在独立的司法的保障下，使得刑讯逼供得以根除。

经验表明，对付刑讯逼供这种由于公共权力缺乏监督而产生的恶，靠几招花拳绣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而必须设计一种以权力制衡为核心的制度，让审讯者不敢打人、不能打人，其具体思路包括——

第一，实现羁押场所中立化，建立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现行体制下，羁押嫌疑人的看守所由公安机关管理，要改变目前这种自己审讯自己监管的嫌疑人的体制，就必须将看守所从公安机关分离出来，交由司法行政部门管理；它既要保障看守所的安全，又要承担嫌疑人人身安全的义务；如果发生刑讯逼供问题，要以刑讯逼供罪和渎职罪分别追究审讯者和看守人员的责任。

第二，审讯场所、审讯时间法定化，全程录音、录像。鉴于绝大部分刑讯逼供案件发生在看守所之外的事实，与中立的羁押场所相配套的制度，是在看守所内设立法定的审讯室，而且要规定嫌疑人每天最低的休息时间，禁止24小时不间断的“车轮战”式审讯。审讯室内设置监视器，甚至可以设计一个技术程序，只要审讯室的门一打开，监视器就自动运转，将全部审讯过程用音像固定下来，隐匿、篡改审讯音像资料者，视为刑事犯罪。一旦被告人在法庭上指控审讯者实施了刑讯逼供、指供、诱供等程序违法的问题，或者将其带离看守所审讯，法庭就必须从看守所调取未经任何剪辑的审讯音像资料，当庭播放、质证。

第三，建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当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提出：“禁止以不当方式取证的实质并非仅仅意味着非法而获的证据不应当被法院采用，而是完全不得被使用。”因此，必须视刑讯逼供为绝对的恶，而不是相对的恶，所有能够证明犯罪的事实不能来自“毒树之果”。

在现行政治体制下，上述三个方面的制度设计完全可以立即实现，即使在短时间内无法建立沉默权和律师在场制度，也足以遏制刑讯逼供的发生。

从1月8日开始，最高法院将在全国法院系统展开为期三个月、旨在树立司法公正廉洁形象的集中整治活动，其中的核心是“五个严禁”：严禁接受案件当事人及相关人员的请客送礼；严禁违反规定与律师进行不正当交往；严禁插手过问他人办理的案件；严禁在委托评估、拍卖等活动中徇私舞弊；严禁泄露审判工作秘密。

《21世纪经济报道》在披露这一新闻时引述最高法院新闻发言人倪寿明的话说：“在最高院历史上，这是首次对司法界以权谋私采用如此严厉的刚性约束。”“与以往的纪律规范等软性约束不同，人民法院此次反贪肃整要求制度化。”

按照高法发言人的话理解，过去虽然也强调过类似的法纪，但都是“软性的”，没有认真执行，而这次是“刚性的”——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动真的。对于那些曾经受过司法的伤害或者对司法现状不满的人来说，最高法院此举无疑值得拍手称快。但我却很不合时宜地泼一瓢冷水：且慢鼓掌！任何试图摧枯拉朽，毕其功于一役，解决司法错综复杂、经年累月所形成的积弊的愿望，都是“很傻很天真”的幻想。

在当下的司法大环境下，我们暂且不从学术层面纠缠最高法院发动全国法院系统的整风是否具有法律上的正当性——根据宪法和法院组织法的规定，最高法院与各级法院没有任何行政隶属关系，它对下级法院的约束只有通过司法解释和基于审级监督而构成的程序性权力——而仅仅就整风本身而言，也仍然值得商榷。

翻开《法官法》，其中第三十二条规定：法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

（二）贪污受贿；

（三）营私枉法；

（四）刑讯逼供；

（五）隐瞒证据或者伪造证据；

（六）泄露国家秘密或者审判工作秘密；

（七）滥用职权，侵犯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八）玩忽职守，造成错案或者给当事人造成严重损失；

（九）拖延办案，贻误工作；

（十）利用职权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私利；

（十一）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

（十二）私自会见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接受当人及其代理人的请客送礼；

（十三）其他违法乱纪的行为。

由此可见，此次司法系统整风推出的“五个严禁”的内容，早就在《法官法》中规定了，并且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比起最高法院这种行政化的措施要刚性得多，为什么也成了一句空话呢？究其根本，还是那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司法不独立。而没有独立地位和独立人格的司法权，要保证它的公正与廉洁是不现实的。

在法院系统内部，流行着一个尽人皆知的“潜规则”：“大案讲政治，中案讲关系，小案讲法律，”这既是司法不独立的经验总结，也是司法不公的生动反映。试想，当一个国家的司法到了只有小案件才讲法律（既没有权力干预，也没有人情关系，只有讲法律）的时候，这是多么可悲的结果。

但是，对于司法独立的问题，社会舆论却表现出一种极度复杂和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对各种权力干预司法深恶痛绝，主张司法独立；另一方面，司法权随时随地被滥用的现实，又使得很多人心有余悸：司法不独立尚且如此腐败，如果独立了，岂不是彻底失控？！正是在这种二元悖论的思想驱使下，旨在——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司法独立目标的司法体制改革，十年的努力，除了建立了统一的国家司法考试制度外，其他的设想依旧在原地徘徊。

忠于法律，恪守良知，秉公司法，保持司法的权威和法官的尊严，这是身为司法官的绝大部分法官的职业理想。但假如我是一个普通的法官，我会请教最高法院：如果院长（当然还有各种带“长”的领导）私下打招呼，让我按照他的要求判案，我要不要办这个人情案？如果我按照规定拒绝了他的无理要求，我将面临什么样的后果？

这样的问题看似简单，在现实中却很难回答。眼下正闹得沸沸扬扬的黄松有案件，或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涉案标的达10亿元的中诚广场执行案，虽然具体承办的是广州中院，但事后发现，它不过是接下了一件跑腿干活的差事，最终的决定权则掌握在最高法院原副院长黄松有、广东高院原执行局局长杨贤才等上级法院领导的手中，尽管这种干预明显违反程序，却无力抗衡。另一个例子来自阜阳市颍泉区，原区委书记张治安为了打击报复举报他的李国福，一声号令，区公检法密切配合，抓了李国福和他的数名亲属，最终将李国福整死在看守所。

当“社会正义最后一道关口的守护者”时刻处在对权力服从的地位时，就不是“五个严禁”所能解决的问题。因此，必须抛弃一切形式主义的思维，以当今法治国家的先进司法理念作为参照，承认司法独立的价值，从体制上寻求突破口，建立一个只对法律负责，以法官独立作为终极目标的现代司法体系，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司法公正问题。

被称为首例“网络暴力”案件的北京市民王菲诉大旗网和北飞的候鸟网站名誉侵权一案，今天由北京市朝阳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两被告构成侵权，应停止侵权，向原告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元。

在一审判决的同时，朝阳区法院还向工信部发出司法建议书，对本案所暴露的“人肉搜索”等网络暴力问题的治理提出了建议。

案件的起因源于今年早些时候王菲的妻子姜岩跳楼自杀，大旗网不惜版面，以《从24楼跳下自杀的MM最后的日记》为题进行专题报道，将王菲姓名、照片、家庭住址、工作单位等个人身份信息全部曝光；北飞的候鸟网站紧随其后，发表明显含有侮辱、诽谤言词的文章，对此事进行评论，其中也包括天涯网站的虚拟社区。

按照上述网站的说法，姜岩之死完全是由丈夫王菲婚外情造成的。于是，网友们怒不可遏，更有人怀着“替天行道”的中国传统江湖精神，发起“人肉搜索”行动，将王菲和他们认定的“第三者”的个人信息昭告天下，个别愤青根据网上披露的地址找到王菲父母的住处，在门口书写“无良王家，逼死贤妻”等侮辱性语言。

这让我突然想起了不久前乒坛名将邓亚萍获得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学位时的遭遇。在竞技体育领域，邓亚萍获得的成就举世公认，按照我们一直以来将国际比赛与“为国争光”联系在一起的价值判断，邓亚萍这样的名将为国家争得的荣誉，没有几个运动员能够与她一比高低。退役后，她拖家带口，一边忙于工作，一边读书，不仅攻下了英语，而且一路攻进世界顶级高等学府之一的剑桥大学，最终拿到了博士学位，其间的艰辛外人恐难以体会。

但是，几大门户网站在报道这起新闻时，很多人对邓亚萍所获得的巨大成就，不是报以掌声，而是各种尖酸刻薄的冷嘲热讽，包括一些下流的言词，甚至有无聊之徒“合理想象”她与萨马兰奇的关系，并且以中国式的“潜规则”作为判断标准，怀疑她的博士学位也是托关系搞来的。

王菲遭遇“人肉搜索”与邓亚萍取得博士学位后在网上被漫骂，虽然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但就其性质而言并无二致，都是网络暴力。如果说姜岩自杀的背景与丈夫外遇有关，使得网友们获得了儒教文化所张扬的惩恶扬善的表面正当性，那么，对邓亚萍施以网络暴力则没有任何合理性依据的支持，而仅仅是为了满足某些人病态、畸形的社会心理的宣泄。

早在今年8月底，即有全国人大表常委会委员建议，通过已经启动的刑法第七修正案的程序，将“人肉搜索”列入刑事犯罪范畴，引起巨大争议。王菲案件发生后，朝阳区法院利用他们的高级法官联席会议机制，组织54名高级法官专案研讨了“人肉搜索”等网络暴力问题，其中争论的焦点，主要是言论自由与公民权利保护之间的价值取向。

其实，高级法官们讨论的问题，在号称全世界言论最自由的美国，学界围绕宪法第一修正案——国会不得制定法律……限制言论自由——的立法本意以及社会现实，始终争论不休。而发生于1960年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为美国的言论自由定下了一个基调。当年3月29日，纽约时报刊登整版的政治广告《关注他们高涨的呼声》，抨击种族隔离严重的美国南部地方当局迫害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镇压黑人平权运动的暴行，被当地负责公共事务的官员沙利文告上法庭，一直闹到联邦最高法院，最后以纽约时报大获全胜而告终。

借助此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价值取向进行了深刻阐释。判决书强调：“我们以这样一个全国深刻认同的原则为背景来考虑本案：关于公共问题的辩论应当是毫无拘束的、活跃和充分开放的，包括激烈的、尖刻的、有时是令人不快的、针对政府和官员的严厉抨击。”这项里程碑式的判决，使得美国的媒体由此获得了几乎不受限制的批评政府和公共官员的权利。重要的是，该案的判决将言论自由与公共权力和私权利的关系清晰地标定出来，所有的媒体都遵循这样一个规则：对政府和官员以及公众人物的批评无拘无束；当报道涉及普通百姓时，则非常克制，绝不会暴露个人隐私。

上述案例表明，在一个民主与法治的社会，言论自由与公民权利的保护并不是一个矛盾体，二者并行不悖。但是，“网络暴力”第一案中惨遭“人肉搜索”的对象只是普通公民，虽然他因为妻子跳楼自杀、婚外情等背景而卷入了“有限争议公共事件”，公众有权利知道与此事相关的信息，但这个信息应当是经过调查核实，并且不包含当事人合法的个人隐私权的信息。公众据此所发出的评论无论多么尖刻，都必须以事实为依据，而不能用“文革”时期的思维，认为只要某个人具有法律或者道德层面的过错，就可以用“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手段，发动全民公开讨伐，包括利用互联网这种虚拟的空间，对其进行人格侮辱和人身攻击。

从这个意义上说，朝阳区法院对所谓“网络暴力”第一案的判决，无需对其可能带来的后果过度担忧，恰恰是那些日益严重的网络暴力对公民权利的侵害，更让人不安。

史记.禽畜列传：佳祥传

    畜大夫林氏，字禽兽，名佳祥。鲁人，本朝太祖立国竖年生于烟台，林母怀其于腹时，每梦满天电闪，家中惊慌，雌猪不宁，鸡狗不安。值其诞，恰遇一游方和尚，语于林母：此子有祥光护身，可名为佳详，又常梦及六畜，可字为禽兽。禽兽护身开道，日后可保官运享通，然禽兽者，淫欲盛，需谨记小心勿纵欲无度。否则晚节不保。林母从之。
　　畜幼时即颇好色，虽双亲严加教导，仍不思改，常企望借一支糖葫芦之诱去改变同村少女之人生，奈何时运不济，屡未得逞。及至身长，有熊狼之相，致仕，一路仕途顺利，官位渐高。
　　本朝太祖开国五十八年，即西元二00七年，时畜调任粤鹏城海局魁首。权位愈重，则骄奢淫逸愈长，性最喜色，每靠其权位，或诱或迫，毁女无数。每日无女不欢，又每思及少时所思事，愈发不或收。开国五十九年，十月二十八日晚，畜携一妇于海鲜大酒楼小酌，酒酣之际，忽有内急，遂离桌更衣，赖未识更衣之所，恰遇一幼女路过，热心语之，并亲为向导。带畜前往。行走间，畜细察其颜，但觉天真无邪，秀色可餐，遂起色心图之。待行至更衣所，候暴起，以手扼女颈，强将拖入更衣之所，欲亵玩之，女性烈，誓死不从，尽力争，终是天尚有眼，幸脱畜手。及挣脱，疾走号哭，告其父母。听之，大怒，遂携家人同往质问。恰畜更衣毕出。闻，大怒，挺胸突肚，手指其女父曰：“贱民，汝可知吾否？！！吾乃当今工部大吏，来自天子脚下。即尔郡刺史，仅平级耳。尔敢与我斗乎？？”女父不服，仍理论，畜益怒，多欲上前动手，每出狂言：尔等贱民，蝼蚁耳，今与吾斗，看我手段。。。。。。即吾扼尔家女项，尔能何计？。。。。。最后畜更拟其召妓时开价：今吾己遂愿，尔等可开价，何如？整幅泼皮无赖之相，更兼骄横暴虐之行。争执间，畜或有小惧，欲匿之，众不从，片刻间，捕快至，将畜带走。此事暂告一段。
　　然今事既大白于天下，众皆知之，既耻且恨之入骨，夙望能严惩此等禽兽不如之人，目前尚称同志，同其志者，不耻乎。天下有知之人，以为耻，恨之入骨。

早上起来，一眼看到了这个很容易让人“愤青”的新闻：《云南贫困县公安局政委在机关大院设宴500桌嫁女》。说的是，10月29日，云南省永善县公安局党委成员、右岸分局政委阙隆宽的女儿出嫁，在公安局大院内设宴500桌，前后约有四五千人赴宴。为婚宴端菜跑堂的有36名警察，16名法院工作人员。同时，现场设有三个收银台，县民政局副局长和公安局两名警察负责记账，记者实地观察发现，其中一个收银台“只用半天时间就写了485个号，累计收到58600元现金”。

永善县位于云南省昭通地区，属于国家级贫困县，尚有群众在为温饱生计问题发愁，出现这样的新闻，实在叫人两眼冒火！据熟知内情的当地人士证实，婚礼的主人，新娘为县法院法官、父亲阙隆宽为公安局领导、母亲担任县民政局局长；新郎为副镇长、父亲官至县人大副主任，在那个小县城绝对权倾一方。因此，这场在当地堪称“世纪婚礼”上的表演，使得我们再次目睹了公共权力的为所欲为。

刚刚发生在深圳的国家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官员林嘉祥涉嫌猥亵女童事件，虽然与上述“世纪婚礼”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但就其性质而言，都是权力极度张狂的现实反映。本来，不管从法律还是常识的层面理解，如果当时林嘉祥对受害者家人的指控矢口否认，而酒楼的监控录像又没有拍摄到他猥亵女童的行为，其结果可能就是一个无头案，现场吵闹一通了事，甚至连行政处分他的依据都有点勉强。

但出乎意料的是，林大官人倒是“豪爽”，“我就是干了，怎么样？”“要多少钱你们开个价吧，我给钱嘛！”“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交通部派下来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和市委书记是山东老乡！”“我掐了小孩的脖子又怎么样，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敢跟我斗，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咋听起来，这话颇有些别扭，完全不像出自“交通部派下来的”官员之口。于是，林某人的行为立即招来滔天舆论的谴责，更有不少论者指出，林嘉祥所言句句真实，乃酒后所吐肺腑之言。或许，这正是问题的可怕之处，一个官员，能把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异化到如此骇人的地步，则意味着可以任意弄权作乱而不受制约，否则，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一系列匪夷所思的行为呢？

最近两年来，借考察香港刑事司法制度的机会，接触到不少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官员，他们给人一种突出的感觉，就是谨小慎微，丝毫不敢越雷池一步。原香港廉政公署廉政专员黄鸿超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我知道，香港市民对政府要求很高，我自己每天都是非常小心，战战兢兢，必须依法办事，不偏不倚，不能让外界对我们的信心有任何动摇。”

香港的法律不仅设有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而且对公职人员的限制极其苛刻，包括接受宴请、礼品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属于礼尚往来的行为，都要事前向特首报告，且要避开利益冲突，甚至连上司向下属借钱亦属违法行为，稍有疏忽就会丢官或被刑事检控。

在中国内地，对公职人员的各种禁令多如牛毛，但与香港这个法治社会不同的是，那里的制度就是谁也碰不得的高压线，而我们的制度更多的是一纸空文，被官员们视为儿戏。所以，才出现了公安局领导在公安局大院内大摆宴席嫁女，并且违反党纪法规公开收受数额不菲的礼金，才出现了“交通部派下来的”的权力狂人林嘉祥。

诸如此类权力张狂的例子几乎随处可见，它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整个社会对公共权力的信任危机，从而造成权力与权利的对峙。正是基于这种判断，在当今民主与法治的社会，公共官员始终被置于宪政制度下，受到权力机关、公众和新闻媒体的严密监督，并且以铁腕对待滥用权力的官员。

交通运输部对林嘉祥的果断处理，既是铁腕治吏的一个范例，也是对林嘉祥们的一个当头棒喝！

湖北黄冈市黄州区法院日前出了一起在司法界早已见多不乖怪的“怪事”——本是6月12日开庭审理的案件，判决书却在6月4日提前制作好了。面对当事人的质疑，该案审判长解释说：“打字员打错了，校对也没有发现。”

当真是工作疏忽？披露上述新闻的《长江日报》的报道说，这家法院类似的“疏忽”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有关门户网站上，这条并不引人注目的新闻的后面，有多达上千条跟贴评论，有网友说，黄州区法院的“早产”判决书，不过是让目前普遍的未审先判的司法“潜规则”浮出水面而已。

由于职业的原因，在我所接触的很多律师中，常听到他们抱怨法院未审先判。这就使得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当事人在法庭上一边陈述事实，一边据理力争，而高高在上的法官却心不在焉，甚至毫不掩饰地哈欠连天、打瞌睡。因为在很多法官看来，开庭不过是一个外在的形式，而这个所谓的形式与内容没有直接关系，说白了，开庭就是走过场。

根据法律授权，当法院受理一个案件，进而按照法定程序组成审理这个案件的合议庭（包括简易程序的独任审判）之后，合议庭（独任审判）就是判断一起案件是非曲直的最高和最后决策机构，而每一个合议庭成员有权力按照“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在不受其他任何力量干预的情况下，独立作出判断，从而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裁判文书。

但是，法官在法庭上打瞌睡、聊天、打电话等，根本没有注意当事人提供了哪些证据，这些证据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能够证明什么事实，也没有听到当事人陈述了哪些观点。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放弃了司法裁判权的消极不作为的法官。

法官之所以消极对待原本十分重要的庭审活动，其中的原因虽然复杂，但不外乎两种主要因素：一是由于司法权缺乏独立地位，受制于各种权力，审理案件的法官无权独立自主地裁判案件，法官成了权力的奴隶，即使在法庭上打醒十二分精神也没用；另一方面则是司法腐败，在金钱的作用下，法官不是不作为，而是提前作为，在没有开庭之前已经把法律的天平倾向了一方，其后的庭审活动自然也就失去了实际意义。如果说还有第三种情况——既未受制于权力，也未屈从于金钱——法官仍然在庭审时漫不经心，那就是缺乏职业道德，视法律和当事人的权利为儿戏，以至于“葫芦僧乱判葫芦案”。

由于司法权在行使过程中的消极、中立等特征，当一起案件发生并且对簿公堂后，请求法官裁断是非，而法官其实并没有参与某个诉争的的事情，这个时候，法庭无疑是距离诉争的事实最近的地方。诉讼双方为了证明自己的主张或者反驳对方的指控，必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竭尽所能地提供一切证据，并据此陈述理由；法官则自始至终亲历庭审，当面听取当事人和证人的陈述，直接而不是间接接触各类处于原始状态的、能够证明诉争的事实真相的证据，并且还要不断地对一个个证据采纳与否当庭作出裁定，以确保庭审活动在透明的和诉讼双方可预期的状态下进行。

因此，法官通过直接证据和直接言辞亲历庭审，被称为“裁判者的亲历性”，也是现代司法对程序正义的一项基本要求。但是，中国司法长期存在的问题之一是“你说你的，我判我的”，尤其是那些万众瞩目的案件，在开庭之前，通常由政法委召集、上级法院参与的公检法联席会议，已经以行政程序作出了判决结果，开庭仅仅是以法官充当演员，用司法程序对此予以确认。这样演戏似的庭审，既是对法律的亵渎，也是对当事人的欺骗；而让法官主持这种走过场式的庭审，每一次庭审的过程，就是一次良心被出卖的过程。

或许，将上述问题简单地归罪于法官和司法机关都是不客观的，解决“早产”判决书等一揽子问题，最终必须从司法独立中寻找答案。

“重庆警方80天逮捕近万人，部分看守所爆满。”突然看见这样的新闻，在极度震惊之余，我的第一个判断是那里出了什么突发事件，但山城一如全国各地，社会秩序并没有发生任何异动。

既然如此，重庆市警方何以大动干戈，以至于部分监管场所人满为患？据媒体引述重庆市公安局公开通报的情况：从今年7月10日至9月30日，全市公安机关共破获刑事案件32771起，破获年内案件25931起，查处治安案件52671件，执行逮捕9512人，打掉恶势力案件92起。重庆市公安局局长说：“仅9月份就破获案件11925起，打击处理7610人。”

与今年粮食总产量增加了多少亿斤，农民纯收入增加了多少倍的数字相比，重庆市公安局提供的这一组被视为打击犯罪的战果的数字，无论如何也难以让人激动。这使得我下意识地想起了不久前发生在辽宁的事情——

2008年6月初，辽宁省公安厅在全省“打黑办”主任会议上，与各市签订了一份“警令状”：“在奥运会召开前，全省各市公安机关必须打掉一个以上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各县(市)、区公安机关必须打掉五个以上恶势力犯罪团伙。”

辽宁省到底有多少黑社会犯罪组织？打黑也能按照量化的数字分配任务？如果某个市、县没有黑社会、恶势力犯罪团伙怎么办？是不是要像招商引资一样“引进”或者干脆“培养”一批类似的犯罪组织，从而方便完成“警令状”规定的任务？这些疑问听起来有点儿戏的味道，但却是各市县警方必须直面的现实问题，否则，他们可能因为完不成任务而被罚。

以同样的逻辑向重庆警方发问：重庆市的犯罪现象为何突然爆增？当地的常规警力到底干什么去了？从犯罪学的角度说，犯罪是一种社会现象，不仅无法杜绝，而且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在一个合理的幅度内，犯罪的存在能够为社会所承受，既不会造成诸如社会恐慌，经济秩序崩溃等宏观问题，一般老百姓也不会失去安全感。

既然犯罪是一种长期、合理存在的现象，那么，对付犯罪的手段，也必须以常规的力量，保持着对犯罪行为常备不懈的威慑，从而将其控制在一个社会能够承受的范围和幅度内。但是，重庆、辽宁所出现的犯罪行为“批量化”问题，已经超出了犯罪学上的定义，属于非正常现象。它所暴露的问题，则是当地警方平时对社会治安和犯罪控制不力，疏于防范，个别警察甚至为虎作伥，“放水养鱼”。

试想，重庆警方在两个多月内能够以生产线的速度破获32771起刑事案件，打掉90多起黑恶势力，辽宁警方高层以“警令状”的形式分配打黑任务，说明当地的社会治安基本面早已背离了正常轨道，最后只能采取这种“大跃进”的方式突击治理。

经过突击治理之后，当地的社会治安情况立即实现好转，必在意料之中。接下来，在两三个月的突击行动中人困马乏的警方，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新一轮的犯罪又在悄悄滋生，一旦大规模发作，警方再次集结兵力，四处剿杀……久而久之，我们对付社会犯罪的路径，就会陷入当年北方游牧民族犯汉的局面——集中力量打它一下，消灭它的大部分有生力量之后，它只好缩回去，休养生息；在汉军放松之后，三两年再度杀来。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为了防止基层公安机关在上报的战果中“兑水”，市公安局的纪检监察部门从行动一开始就做了防范，但怎奈各单位立功心切，最后还是有10名警察因虚报破案数字而受到处罚。可见，这种运动式执法，目的与手段已经完全背离，沦为基层公安机关的数字竞赛。

发端于1983年的第一次“严打”，因应的是文革结束、大规模知青回城、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急剧转型等前所未有的重大问题，虽然受到法学界的批评，但在当年确实有它一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现在，整个社会处在一种较为常态的局面下，如果我们仍然沿袭运动式思维，把当年非常时期采取的非常手段作为控制犯罪的基本措施，由此所带来的负面效果，不仅无助于减少犯罪，而且可能造成对法治、尤其是对程序正义的危害，必须彻底抛弃。

毛泽东嫡孙毛新宇广州筹建“毛泽东思想系”

原文出处：http://news.163.com/08/1016/15/4OCSKIQ70001124J.html

昨日，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的毛新宇来到广州松田学院，给大学生们做了一场题为《毛泽东国防建设思想的制高点》的报告。

今天上午，他又到广州大学城给广州大学学生开讲。

毛新宇的母亲邵华将军今年6月辞世，去世前担任广州松田学院院长。她生前曾表示：“毛新宇是我在松田学院的后备军，我不能来了，就让他来给大家讲学。”昨日回忆起母亲，毛新宇充满怀念之情，他刚刚在香港办完母亲的摄影纪念展。“挑选照片时，看到很多温馨的家庭生活场景，又回忆起和母亲在一起的时时刻刻……”

毛新宇说，母亲邵华给他的最大影响，是奠定了他一辈子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人生之路。“母亲是我很好的老师，在母亲的教育和培养下，我选择终生研究毛泽东思想。”他说，他现在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工作，他希望在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领域中不断总结发掘出新的宝贵资源，为部队和国防建设作贡献。

毛泽东思想系明年或建立

毛新宇透露，母亲生前和他都有个愿望，希望中国能出现专门弘扬和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学校，建设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基地。他这次来广东，就是受广州松田学院之邀，前来商议筹建“毛泽东思想系”的。

毛新宇表示，毛泽东思想内容博大，包括政治、军事、哲学、管理等多方面，并且占据了思考问题的宏观制高点，对许多行业的指导作用非常明显。“一旦现代人读懂了，财富是无限量的。”毛新宇说，他愿做一种探索，在高校中设立院系和专业，给希望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人提供研究和学习的机会。“以后我会经常过来给学生上课。”他现在任国内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经常被请去讲学，他已经讲过毛泽东军事思想、诗词艺术等，下一步正准备讲毛泽东哲学思想。

“如果各方面顺利，‘毛泽东思想系’明年就能建立起来。”毛新宇说，希望明年秋天就能招生。

以前“毛泽东思想”只是一门课，这是首次尝试在高校中设置院系和专业。毛新宇说，如果在松田学院很成功，会考虑在全国更多高校中推广。

校方在积极开展研讨论证

对于毛新宇的设想，学校怎么看?松田学院副院长秦娟英昨日告诉记者，他们很支持这一想法，目前正在做各种可行性的论证，并在商讨相应专业的设置。

秦娟英说，毛泽东著作和他的革命斗争生平，都值得现代人研究和学习，也有很多人愿意研究和学习它。“不过，现代人如何继承和弘扬这种精神，在现代化建设中继续发挥作用?我们认为，在高校中办一个‘毛泽东思想系’，在系中设置相应的专业，很有必要。”他表示，在专业设置上，他们会将毛泽东思想和当代经济、社会建设结合起来。

不过，筹建“毛泽东思想系”并不容易。秦娟英说，院系和专业的设置都不是学校能决定的，需要经过教育部和广东省教育厅批准，下一步学校有很多工作要做。

有人质疑，职业学院的专业多是应用型的，毛泽东思想是个宏观学科体系，设置相关专业是不是可行?对此，秦娟英认为，这不存在问题，职业学院的学生也有分流，一部分直接走上工作岗位，一部分还要深造，将来从事学术研究或社会工作。“即便是毕业就出来工作，一些社会工作、社区工作、基层管理岗位等，也是需要这样的管理人才的”。(夏杨李帆高旭) (羊城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