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先讲历史事实吧！早在先秦时期，今朝鲜半岛上已有大量中原移民，特别是在与辽东毗邻的西北部。秦汉之际建立的卫氏朝鲜国，就是以中原移民为主体的。西汉武帝开疆拓土，将领土扩展到朝鲜半岛北部，在辽东和朝鲜设置四郡，由朝廷直接管辖，与内地的行政制度完全相同。东汉后辖境虽有所收缩，但在三国、西晋时又有扩展，还新设置了一个一级政区——营州。6世纪后高句丽迁都平壤，脱离中原政权。唐高宗时又设置安东都护府，一度进行直接统治。元朝征服朝鲜，设征东行省，但对内保留其国王。明、清两代以朝鲜为藩属国，直到甲午战争败后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才被迫承认其独立。

    尽管今天有少数韩国人千方百计要割断与中国的历史关系，个别人甚至本末倒置，捏造史实，但在历史上，朝鲜一直以中国的一部分自居，或者以天朝的藩属国为荣。我在韩国亲眼看到不少古代士大夫的墓碑，无不题为“大明朝鲜国”、“大清朝鲜国”、“有清朝鲜国”。特别是在明朝万历年间出兵援助朝鲜击败日本侵略后，朝鲜君臣感恩载德。在清朝入关后，朝鲜不顾国小民穷，君臣多次密谋，要帮明朝恢复，以报“再造之恩”；并誓死抵制清朝雉发易服，延续“汉家衣冠”。19世纪末，在内乱外患深重，濒临亡国之际，还寄希望于宗主国清朝出兵相助。

    从公元前2世纪归入西汉版图，朝鲜北部作为中原王朝的一部分达数百年，中国文化成为当地主流文化，也成为朝鲜半岛传统文化的源头和主体。从那时起朝鲜地区就直接采用汉字，即使是在制订了自己的文字后，汉字依然是官方的、正式的文字。朝鲜的主要制度、主流文化、伦理道德、学术文化，无不来自中国，在此基础上发展。西汉末，朝鲜北部的方言与“燕代”（大致相当今河北北部、山西西北部）一带的人相同。朝鲜的世家大族，无不自称源于中原大姓，箕子、周公、孔子、太原王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河东柳氏，直到朱熹等，在朝鲜都有大批“后裔”。尽管这些大多出于攀附，却反映了中国和中国文化在古代朝鲜的崇高地位。何况，文化并不一定以疆域为界限，即使朝鲜与中国的关系或隶或分，时密时疏，但在近代以前，朝鲜半岛一直属中国文化区是毫无疑问的。今天的韩国文化源于中国文化，但在传承的过程中也根据朝鲜半岛的具体条件，创造了新的形式和内容。这既是韩国文化的成就，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

    其次，正如孔子所说，“礼失求诸野”。由华夏诸族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形成的华夏（汉）文化，随着人口的迁徙、经济和文化的交流逐渐扩大到中原王朝和藩属国，成为中国文化的主体。在其发展和变化的过程中，各种文化现象呈波浪型推进，由中心而边缘，由发达、先进区域而至相对落后区域。由于边缘地区往往地形封闭，交通阻塞，人口很少流动，接受新文化远远迟于中心区域或发达地区。这种滞后现象也反映对既有文化的保存和延续，所以一种在中心区域早已消逝的文化现象，却能在边缘或闭塞地区长期存在，并且产生新的形式和内容。当这种文化成为当地的主流，得到普遍的认同后，当地人会倍加珍惜，并且不断创新，在某些方面甚至会超过母体文化。正因为如此，当初孔子才会到“野”去求中原华夏已失去的“礼”。那么在今天，有些在中国已经失去的“礼”，也完全可能在韩国找到。如果这些“礼”得到发扬光大，岂不是以往的朝鲜人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岂不是中国文化本身的光荣？

    例如，韩国在1972年申报成功的世界文化遗产《白云和尚抄录佛祖直指心体要节》，是现存的最早金属活字印刷品，产生于1377年，相当于中国明朝洪武年间。我认为，这是“礼失求诸野”的典型。因为纸和活字印刷是中国发明的，《直指心体要节》印刷的主要内容是博览《景德传灯录》、《禅门拈颂集》等 史传部的佛书之后，在历代诸佛祖师的偈、颂、赞、歌、铭书、法语、问答中抄录并撰述有助于掌握禅的重要部分，显然传自汉传佛教和产生于中国的禅学，用的是汉字，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但目前在中国还没有发现更早的同类印刷品也是事实，或许这一文化产品的确是当地人的创造，或许它传自中原，却被当地人完好地保存下来。无论哪一种情况，都是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如果今后在中国发现了更早的同类印刷品，完全可以补充申请，将这一世界文化遗产的纪录提前。如果今后没有新的发现，就让它代表中国的佛教文化、印刷术和造纸术向世界展示吧！

    又如，由于清朝下令雉发易服，明朝的服饰在中国基本绝迹，但在朝鲜却一直保持到19世纪末。这样的例子还可以找到不少，其中不乏在中国已经消失殆尽的。

    我并不怀疑有些批评者的爱国热情，但如果连基本历史事实也不知道，爱国从何谈起！结果又会如何？

    据王小帅说他没有花钱，但因为是“沾亲带故”的朋友提出的，并不排除这位朋友代他花了钱，或者将钱转移到了其他买户口的人头上去了，否则就购不成“倒卖进京户口案”了。这件事再一次暴露了现行户籍制度的弊病，其严重程度超出了我的想象。

    我一直认为户籍制度不能全盘否定，无论在过去还是将来，户籍登记和管理还是必须的。实际上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不对国民及外来人口进行登记和管理，只是方法不同而已。我反对的是户籍制度的异化——将特定的户籍当成了身分，当成划分不同等级人的指标。

    像王小帅这样已经具有国际影响的、有成就的年轻导演，又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就因为当初没有留在北京，取得北京户籍，那怕功成名就，却无法通过正常途径取得北京的户口。我相信，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首都或大城市会拒绝接纳这样一位已经取得巨大成就又极具发展潜力杰出人才，但北京却拒绝了。原因很简单，他只有本科学历，而且没有正式的工作单位。所以那位作案者伪造了王小帅的研究生学历和工作单位，当然这个单位必须符合“引进导向”，是什么“科贸”公司。去年，具有哲学博士学位的毕业生就无法取得上海市的户籍，因为哲学不符合“引进导向”。

    在这种情况下，王小帅们如果不想一直游离于当地户籍之外（须知实际上会有很多不便，有的会影响终身），就得各显神通了。王小帅“幸而”有这样一位沾亲带故的朋友，自己不必淘钱，其他人大概所费不赀。要是没有钱或权，研究生学历证明和“科贸”公司的任职证明哪里来？假证明又怎么能蒙混过关？有的人只能真的考研究生，不管什么专业，更不管能学到什么，只要能拿到证书就行。如果没有这个能力，就得把钱或人情花到考研、读研上去。还得找到一个列入“引进导向”名单的单位或专业，当然也得动一番脑筋。那样的种种努力，恰恰为倒卖户口、弄虚作假、以权谋私、行贿受贿开了方便之门，腐蚀干部、公务员，败坏社会风气，影响了人口正常的流动和人才的引进。试想，要没有这样无理刻板的规定，王小帅们有必要花钱或请托吗？倒卖进京户口会有生意吗？从腐败官员（否则哪来户口指标）到犯罪分子的生存链又怎么会形成呢？

    北京或其他大城市的居民往往要强调提高户口进入的门槛，否则不仅影响本地居民的生存，还会无法容纳。但不要忘记，公民自由迁徙的权利是宪法赋予的，一座城市固然需要门槛，但应该是公正的。比如说需要一定的学历、技能、职称、资格或纳税指标，但不能内外有别，更不能差距太大。如果王小帅的确不符合户口进京的标准，那么学历低于本科，纳税量比王小帅少的北京本地人口是否应该迁离北京呢？退一步说，即使有这样的规定，一时又无法改变，难道不能承认王小帅的实际能力和贡献已经达到研究生水准，经一定手续予以核准吗？

    可是近日却看到了不同的例子。事涉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造假、剽窃论文事件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李连达却指责打假者祝国光“动机不纯”，称“祝国光此次不遗余力地打假，根本原因出在自己一项即将公布的研究成果威胁到了祝国光所服务公司的商业利益，该研究结果表明该公司生产的用于冠心病治疗的某药物的实际疗效与宣传效果不符，于是该公司试图收买李连达不成，便出现了祝国光的举报事件。”（浙江在线2月5日报道）

    其实，祝国光动机纯不纯与他揭露的结果毫无关系，事实证明他揭露的内容准确无误。特别是作为当事人之一的李院士，在这种情况下只应反躬自问，完全没有资格指责对方，更不应该将此事与商业利益联系起来。恰恰相反，这正暴露了李院士的所作所为有背离学术规范、甚至违反社会公德之嫌。

    如果相关报道无误，请问李院士：既然你的研究成果还没有正式公布，对方是怎么知道的呢？既然该公司曾经出价一二百万元收买你，是明显的违法行为，为什么不向司法部门或主管部门举报，不公开揭露呢？既然你的研究已经完成，准备什么时候发表呢？ 将尚未正式发表的研究成果，透露给非学术专业的媒体，用以证明别人的商业利益，这符合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吗？现在该公司披露你是另一家生产同类药品的公司的首席科学家，并接受那家公司的经费资助，你作何解释呢？

    至于说，在祝国光之前，已有人揭发，浙大已进行调查和处理，因此祝国光再予揭露就是别有用心，那更说明李院士至今尚未认识到所涉错误的严重性。造假、抄袭的论文是在国际刊物上公开发表的，自然应该公开揭露和纠正。而且此事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不止涉及当事人和李院士，也关系到浙大、中国工程院和中国整个学术界。我相信，在调查和处理结束后，浙大肯定也会公开的。难道李院士认为，这样的事可以内部了结吗？要是不公开，李院士会主动公开承认自己“疏于管理”吗？

    现在，被李院士指责的那家公司已宣布要追究李院士的法律责任。据报道，中国工程院也将调查此事。我相信，如果李院士是清白的，法律将还他以尊严。即便如此，李院士无法推卸他必须承担的学术、管理和道义上的责任。为了维护工程院院士的崇高荣誉，李院士应该引咎辞去在浙大的兼职。如果李院士希望继续进行药品研究，还是不要与同类药品的生产厂商发生任何利益关系为宜。

    今天已是年初四，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见到任何旅客滞留车站回不了家的报道。可见，即使铁路运力严重不足是事实，通过铁道部和民航、公路、水运及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该回家的旅客绝大多数人还是在春节前如愿以偿。少数人因此而放弃了回乡念头，也提前改变计划，没有出现滞留车站的尴尬。看来运力足不足不是绝对的，不能说到哪一天就完全足了。或许到那时“春运”的量更大，因为利用春节长假出游的人会大幅度增加。而且，交通再发达、设施再完善的国家，每当全国性的节假日时也会遇到种种麻烦。总之，铁道部不能一味强调运力，也不能坐等哪一天来到，而要立足于调度化解。

    至于火车的售票办法就更看不懂了。今年已不止一位“黄牛”自爆，或深知黑幕的人在网上揭露了。对此，铁道部门无不信誓旦旦予以批驳否认。但几乎没有一个火车站买不到高价票，熟悉的人中总有人买高价票回家，却是千真万确的。今天又听到某市铁路局驳斥“黄牛”：现在售票全国联网，都可以通过电脑控制。而“黄牛”因一直在售票处，熟悉放票的规律，知道在何时排队能买到票，利用每人每次可购5张的机会就能积累下余票。既然如此，售票处为什么不能将放票规则向社会公布，让所有的旅客都掌握，“黄牛”岂不是无机可趁了吗？难道放票的规则非要复杂到那样的程度，一定要一直呆在售票处的“黄牛”才能掌握吗?

    我到过世界上不少火车站，也自己买过、签过车票。我的经验，管理良好的车站，各种信息都会一目了然，售票办法十分简便。凡是购票方法很复杂又买不到票的，十之八九会有其他花样。例如1990年在莫斯科车站，一般是买不到、签不了票的。我的朋友自恃留苏背景，俄语流利，在窗口打了半天交道依然一无所获，而我按照高人指点，在车票中夹一张2元美钞，立即迎来笑脸，车次任选。所以我倒愿意相信，该铁路部局的驳斥恰恰透露了售票处的潜规则——“黄牛”拥有一般旅客无法具备的购票优势。当然，现在到处是监控，据说售票员连手机、现金都不能随带，像莫斯科那样初级阶段的交易已无法重演。但既然每个大车站还有数以十计或数以百计的“黄牛”，任凭铁路严防、公安严打而能继续生存，难道不应该查清他们生存的基础和牟利的源头？即使只是售票方法上的漏洞，岂不应该及时堵塞！

   不过，尽管现实是历史的延续，今天的地理是历史地理发展的结果，但起主要作用的还是现实，特别是像行政区划这样现实性很强的制度。广州市有这样的计划，主要的出发点自然是现实的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番禺由县改市后，在法律地位上还是归广东省管辖的，广州市只是“代管”。既然是“代管”，番禺县级市就不完全是广州市的下辖单位，至少还能将广东省作为向广州市争取一定自主权的筹码。但一旦改为区，那就百分之百成了广州市的下辖政区，辖境成了广州市辖区的一部分，与广州的其他辖区没有任何区别。广州市这样做的依据也是《宪法》：“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分为区、县。”广州市自然属于“较大的市”，可以有下辖的区。但广州市能将原来属于省管辖、自己只是“代管”的县级市改为自己直接管辖的区，说明所谓“代管”的“代”已经名存实亡，省政府只能接受既成事实。广州市当时的发展遇到的最大困难，是辖境面积太小，不仅远不如京、津、沪、渝这四个直辖市，就是比其他主要的省会城市也显得不足。经过此前二十余年的开发，建设用地早已使用殆尽。更何况广州一直有意问鼎直辖市，没有一定的市辖面积，就缺了一项最基本的条件。

   尽管参加研讨会的人都认为保留番禺县级市有利，或者以为在两可之间，仅一位供职于广州市某单位的人明确表示不便发表意见，但会议的结论充其量只是番禺方面的自娱自乐和文人的自说自话。到2000年，广州市就撤销了番禺市和花都市，设立番禺区和花都区，使广州市的城区面积一下子扩大了2275平方千米，几乎是原城区面积的两倍。

    这样的城市扩张办法并非只有广州在用，2001年，江苏苏州市撤销吴县市设立吴中区和相城区，面积扩大1227平方千米。杭州市撤销萧山市和余杭市设立萧山区或余杭区，城区面积扩大了2385平方千米，跃居长三角城市有前列。山东济南市撤销长清县设立长清区。到2003年，福建厦门市所辖1569平方千米内已全部设区，使厦门由一个海岛城市发展为海湾城市。发达城区的浙江杭州市、宁波市、绍兴市、金华市、温州市，江苏的南京市、无锡市、扬州市、淮安市都先后变更行政区划，扩大城市辖区，就是其他省会城市和省辖市也已经或准备这样做。

    为什么大中城市都热衷于采用这种方法呢？在现行的行政体制下，好处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解决了城市用地的不足，而且新增土地离中心城区较近，甚至紧邻城区，基础设施可以共享，新建成本低，开发速度快，有利于聚集人气，发展第三产业。但这种扩张方式也注定了已经备受批评的城市“摊大饼”发展模式非但没有改变，反而愈演愈烈。特别是因为新扩区域往往会成为中心城市制造、化工等产业转移地点，或者被确定为新的建设基地，资源和能源的消耗剧增，生态环境日益恶化。

    以浙江萧山为例。在1988年设市前，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县。建市后正逢改革开放，经济飞速发展，很快跻身于全国百强，又稳坐十强席次。在前年进行的全国千强镇龙虎榜中，萧山所属22镇全部入选。但萧山的主要产业是化工、制造，本来就存在耗能高，污染重的先民不足。撤市设区后，萧山区东部的化工产业区不断扩大，在钱塘江南岸已经形成一片绵延上百公里的化工园区。2004年，萧山区严重的污染状况被多家电视新闻媒体曝光，有关部门重拳出击治理污染问题。对于污染严重的企业曾经命令停工、整顿并建立污水处理厂，同时还对区内所有的工业企业规划战略转移。但是，对于污染的治理往往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而且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往往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或者不得不付出巨大的、长期的代价。

    在新一轮城市扩张中，杭州市与萧山区的情况并非个别。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城市化过程正在加速，势不可档，每年都有一批县在改市，又有一批县级市改设为区。在一些欠发达地区，也出现因县级市或县改区而与原来的市形成百万人口级的“城市”。随之而来的，当然就是中心城区的大规模扩张和产业的重新配置，包括能耗高、污染重企业的转移。

    中国城市化的路究竟应该怎样走？撤市（县）建区的模式留给我们更多的是教训。

   蓝藻暴发当然有外因——去年入夏后太湖水位降至50年来的最低点，加上连续高温少雨，导致湖水富营养化加剧。但根本的原因还是长期、大量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流入太湖，造成湖水富营养化的结果，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急剧增加的工业废水所所造成的污染。

    那些造成污染的产业曾经给太湖周围地区带来数以亿计的财富，使当地的人均GDP大幅度增长，也使大片农村迅速发展为城市，这一带完全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城市群。但二千多年来闻名于世的太湖美景美水已不复存在，一旦外界条件适宜，蓝藻还会暴发，而湖水中的重金属、有毒化学物质、生物污染物更非短期间可以消除。究竟要花多少钱、多少时间才能使太湖和太湖流域的水环境得完全的恢复？专家似乎还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但可以肯定，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甚至是得不偿失。

    问题是，这样的结果并非完成出乎预料。实际上，早在上世纪70年代，工业化带来的环境污染已经引起世人的关注。相关的专家和有识之士早已发出警告，政府陆续制定了一系列加强环保、防止污染的政策和法规，各级环保部门先后设立并执法，公众的揭露和呼吁也不绝于耳，但为什么还是产生了如此严重的后果呢？我认为，关键还是有法不依或执法不严。当因造成污染所付的补偿或罚款远远低于企业的实际收益时，当蝇头小利或一笔贿金就能使执法部门网开一面时，当利税大户的污染可以得到地方政府默许甚至怂恿时，怎么能指望企业自觉自愿地花钱消除污染，保护环境？

    即使今天，在肯定各级政府做出的“科学治理、和谐发展”的理性选择的同时，我们还有必要关注，那些污染源是真正消除了，还是暂时销声匿迹，或者转移到了不发达地区，以至有一天蓝藻会在另一个湖、另一条河中暴发。

    政府和民众都应该明白，环境保护是要花钱的，治理已经受到污染的环境更是要花大钱，因此肯定要降低发展的速度，减少在其他方面的投资，没有捷径可走。这才是可持续发展，才是科学的发展观。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太湖蓝藻暴发就是前车之鉴。

    铁道部声称，春运之难在于运力不足。所以寄希望于铁路建设，待运输能力提高到能满足客流需要时，春运就不成问题。在铁道部方面，或许并没有算错，因为到2012年能铺好多少公里新铁路，建多少新车站，改造多少旧铁路，最终能达到多少运力，不会有什么误差，多大的运力可以输送多少旅客也不难计算。而且确定这样的目标后，也便于向国家要钱——除非国家不想保证春运，否则就得有这些投资。

    但是我不知道铁道部是怎样估计2012年的春运客流量，是根据目前的数字，还是按照多大的增长率增加的？可这是一道谁也没有把握的难题。比如今年的客流量和提前量，就明显受到国际和国内经济形势的影响，事先有几个人估计到了？那么到2012年之间又会发生什么呢？春运的主力“农民工”会增加还是减少（尽管可能性不大）？如果增加的量超出了铁道部目前的预期，岂非又是开了一张空头支票吗？

    我一直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铁路春运之难，应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扫清农村人口城市化的障碍，让一部分“农民工”及时“摘帽”；一是从根本上消除利用火车票牟利的行为。

    谁都明白，相当大部分每年往返于工作地与故乡之间的“农民工”，实际上早已是城市或城镇的产业工人了，甚至已跻身管理人员。可是却无法在工作地入籍，更不能接家属子女来定居，或者虽然家属子女同在却不能享受当地人同样的待遇。为了适宜这样的特色，或者说是为了保持这样对自己有利的特色，雇主方也留出长长的停产期，有的甚至要到年底才发当年的工资，到次年立春后才重新开工，经常保持一大批临时性质的“农民工”。要是“农民工”不受身分和户籍的限制，那么他们中的大部分早已过了“临时工”的阶段，应该转为正式工，或者签了长期劳动合同，成为工会会员和城市居民。他们完全可以留在城市过年，或者将父母亲人接来过年，或者享受探亲假在春节以外的时段回乡探亲。如果这样，春运的客流固然会高于平时，但不会出现现在那样越来越高、高不可攀的盛况。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50年代，上海等沿海大城市也每年有大批“农民工”迁入，但他们很快就成为产业工人、职员及城市的主人，并不需要每年奔波在春运路上。如果从今以后，随着“农民工”在城市定居而使春运客流减少，铁道部的目标就能提前实现。

    当然，这不符合某些“民俗学家”的愿望，他们希望春运潮越高越好，不是有人赞扬广州火车站的盛况，建议要以此“申遗”吗？我不知道这位“民俗学家”的祖籍何处，总不至于世世代代都在广州吧！他为什么不身体力行，每年回原籍祭祖团聚呢？为什么不到火车站站上一天，或者随返乡民工挤上火车享受一番呢？

    至于第二方面，尽管铁道部至今没有承认，我却一直深信不疑。每年春运前铁道都信誓旦旦，保证如何采取措施打击票贩子，杜绝以票谋私，但只要春运一开始，没有哪一个车站没有票贩子，买不到高价票。就是对铁道部坚持的运力不足说，我也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无论事先如何积压，到了除夕、初一，该走的还是都走了，甚至还会出现几天冷清。我想没有哪一个是步行回家的，无非是最终不得不买高价票，或者改乘汽车或飞机了。如果是前者，岂不还是购票难，而不是运力不足。如果是后者，那为什么不能提前协调，铁路、公路、民航还不都是国务院管的？

    多年前我就主张春运期间购买采用实名制，铁道部至今强调“中国国情”，斥为不现实。但只要对铁道部官方的言论稍加分析，就可肯定根本没有进行过认真研究。例如发言人以首都机场的面积旅客比与北京西客站的面积旅客比来说明实名制之不可行，似乎理由十足。但火车站有机场那样的候机条件吗？铁路一直24小时通行，航空只偶然开放红眼航线；机场的面积中跑道与停机坪占大部分，而车站的面积主要是候车部分。再说，实名制购票不一定逐人检核，像印度等国对实名制所购车票只进行抽查，进站与登车时根本无人检票，并不费多少人力。如果采用实名制售票，进出站和在车上抽查一部分，难道也不可行？全部不行，在几条最紧张的线路上或硬卧票实行总可以吧！即使真是运力不足，只要售票过程公正透明，高价票绝迹，预先没有买到票的人就会通过改变时间或交通工具的办法返乡，不必像现在那样无谓地耗费时间、精力和钱财。

    针对民众提出的24小时售票的要求，某市铁路局在媒体公开声明“是不现实的”。可是第二天就宣布实行，因为胡锦涛的批示下达了。看来要靠铁道部自己解决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建议国务院下达一个研究课题，在下一次春运前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包括能否实行实名制售票。

    改革开放初期，听一位技术型的领导干部质疑：中国能生产原子弹、氢弹，难道就解决不了抽水马桶漏水？那么今天我要质疑：中国能将飞船送上太空，难道就解决不了春运难题？

    这固然是可喜的第一步，但真正要建立规范有效的党政官员、公务员收入申报制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首先，该申报什么。理论上说谁都明白——一切收入，但实际掌握起来就不太容易。尽管申报的要求中会包括工资、津贴、奖金、酬金、利息等各种类型，但难以包括各种非货币的消费卡、礼品、实物、服务等等。如果平时没有极其明确的规定和折算标准，这些实际上的收入完全可以超过货币收入，却根本不会反映到收入申报之中，或者会被严重低估。例如，一幅字画、一件“假古董”、一盆花都能使接受者致富，却都属无需申报的“小礼品”。有专职司机的汽车、带全套材料用品的厨师、训练有素的服务员、装修配置齐全的别墅都可以“借用”而不花分文，却没有任何收入可报。享用豪华餐饮、烟酒、娱乐、俱乐部，打高尔夫球，甚至出国旅游，境外赌博，有多少能反映在收入申报中呢？

    特别是由于供给制的残余在机关和公务员中随处可见，并且官越大、位越高、权越重“供给”越多、越全、越贵、越保密，其实际收入往往不知是名义上的货币收入的多少倍！本来政府对这些待遇都有明确的规定，但近年来不是因规定早已脱离实际而无法执行，就是随意变通，普遍提高或增加。例如，部分公务员并未依法纳税，或者由政府部门额外代缴，申报的是税后收入。参加公务活动时非但未按规定就个人享用部分缴费，而且多占多享。名目繁多的临时性补贴成了工资的一部分，却不计入收入。异地当官长期占用高档宾馆，吃喝穿戴洗全包，或者大笔一挥将个人开支列入报销范围，恐怕已是官场常识。不用说厅局以上高官，就是有实权的科长或富裕地区的村官，申报的收入能符合实际吗？

    官员的个人收入还与两方面密不可分：一是财产，一是家人或亲属的收入与财产。在当前的中国，财产与收入的关系并不明确。不时可以发现有些官员的收入并未有实质性的提高，但财产却迅速增加。一种可能是这位官员具有经济头脑和投资意识，从而获得丰厚的收益，如房产升值，股票或基金上涨。另一种可能则是他能以低于市场的价格获得财产，或者因掌握内部信息而占尽先机，如能够以低于经济适用房的价格购得豪宅别墅，在股市作内线交易，批条子突破市场界限。还有的官员富甲一城，申报的收入却少得可怜，完全够得上海瑞、焦裕禄的标准，因为他（她）的财产都在家人子女名下。这样的申报，除了给《新官场现形记》提供素材外，又能起什么作用？所以，申报收入一定要与申报财产结合，以便了解和判断其财产的变化是否与收入相应，是否符合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同时，官员应根据不同的级别和实职，同时申报其家人子女以至亲属的收入和财产。在他（她）上任或离任时，更应该公布前后的变化，以便公众判断这些变化是否正常正当。

    所有这一切，如果离开了各级检察部门的监督，离开了民众的监督，不仅会徒具形式，而且在客观上会鼓励弄虚作假，助长贪污腐败。在我的记忆中，陈希同最早在报上公开自己的收入；大贪官胡长清能在评议中评为优秀，肯定也已“如实”申报了收入和财产。原因很简单，完全是他们自己说了算，或者只有更高的领导心里明白。其实，民众并非完全不了解他们的劣行，只是揭发无地，监督无权，控告无门而已。且不说在媒体公开批评要经他们本人批准，就是内部揭发的材料，也难免不流到他们手中。至于那些非货币的收入该如何计算，就是专业官员也未必清楚，自然可以由“有关部门”任意曲解了。

    因此，政府应该明确规定各级官员、公务员申报收入与财产的范围、类别和计算方法，规定相应的家人亲属申报的范围，规定官员到任和离任时收入财产的公示办法。对涉及的非货币收入和服务的认定和折算，对官员或公务员的待遇是否符合标准，应由独立的专门机构或人员来确定。应按官员或公务员的不同等级规定不同的公布范围，接受公众的监督，任何人都可以提出疑问或提供事实，同样应该由独立的专门机构或人员受理或解释。

    可见要建立并执行完善的收入财产申报制度，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但终于有人迈出了第一步，我们有理由保持谨慎的乐观。

其中一点，是认为我没有顾及民间的话语权和草根自娱自乐的需要。其实我当时已经说了与批评者类似的观点，但不知什么原因，或许是限于篇幅，发表时被删去了。我说：

    “山寨文化”之流行，还说明一个问题：很多主流文化和高雅文化还没有覆盖到广大群众，或者说，主渠道提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还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像“山寨版百家讲坛”据说就是因为制作者希望上央视“百家讲坛”没有成功，因而自己制作了一个。当然我们不能要求央视满足所有人的要求，但也应该容许不同人的发出不同的声音，进行自己的表演。例如，在不违犯法律、不违背社会公德的前提下，让民众自费制作、播放影视节目，出版自己的作品，发表自己的创意，进行自我表现，自娱自乐。

    另外一些意见，我至今不能苟同。但稍作分析，我发现其实我与他们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分歧，而是对“山寨文化”有着不同的定义。我心目中的“山寨文化”，就是与那些“山寨产品”一样，大多都带有抄袭、仿冒或恶搞的特点，少数属自娱自乐，自我表现。但他们却喜欢将“山寨文化”无限扩大，将所有的民间的、草根的、有别于主流的、甚至新出现的都称之为“山寨文化”。我提出“不能过分宽容”，是就“山寨文化”的抄袭、仿冒或恶搞的特点而言，当然不是针对不具备这些特点的民间文化、草根文化、非主流文化。

    其实，民间的、草根的、非主流的文化要得到生存和发展，还得靠自身的创造力，并非只有“山寨”一条路。离开了创新，任何文化都难免停滞以至消亡的命运。《哈里波特》有作者一开始可谓草根，如果她走“山寨”之路，满足于仿冒，能有今天吗？她的成功自然是创新的结果。好莱坞拍中国题材《花木兰》也没有“山寨”，甚至连故事的情节都改了，结果风靡世界。而上海拍《宝莲灯》得到官方全力支持，以为能大获成功，实际上却与“山寨”差不多。就是讲玩，如果一直停留在民间的传统方式，难免不成为遗产，至多有幸得到保护，又怎会像呼拉圈、魔方那样流传于世界呢？

    不少人对“山寨文化”充满热情，寄予很大的希望，甚至认为是发展的方向。或许他们着眼于“山寨文化”对现存文化的冲击、颠覆作用，但即便如此，充其量也只起了“破”的作用，那么用什么来“立”呢？今天总不能再搞“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了吧！

都搞“山寨”，谁来创新？

    在网络的助推下，“山寨”俨然成了当下一个社会流行语。它发端于“山寨手机”，后来出现所为“山寨版刘翔”、“山寨版周杰伦”，现在又出现了“山寨版春晚”、“山寨版百家讲坛”等，于是也就有了“山寨文化”一说。

    其实，“山寨文化”之说过于笼统，“山寨”是不是有文化、是一种什么文化也有待探究。从目前看，“山寨”产品至少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具体的商品，比如手机等；另一种是文化和精神产品，比如百家讲坛、春晚等。这二者不可同日而语。当然，还有一种分法：以赢利为目的和不以赢利为目的。比如，有的人搞“山寨版百家讲坛”、“山寨版功夫熊猫”，并在网上传播，制作者纯粹就是为了好玩儿，或者满足一下自己的表现欲、表演欲。

    “山寨”产品为何畅销？就拿手机来说吧，很多人受经济条件所限，买不起名牌手机，但是自己又有某种对于名牌的心理需求，那么，“NCKIA”、“SAMSING”就很适合他们。看上去和名牌手机差不多，性能可能差别也不是很大，但是价钱便宜很多，“性价比”很高。也正是因为看到这样的社会需求存在，一些人才打起仿冒品牌的主意。

    其实，“山寨”商品明显是有违法律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只是因为很多人的商标意识、版权意识不是很强，相关的法规不是很完善，有关部门执法力度也不够，这些都给了一些人打擦边球的机会。

    但是，“山寨文化”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了，既有自娱自乐型的，也有商业型的。比如“山寨版春晚”、“山寨版百家讲坛”等，如果不违法法律，不违背社会公德，而且也不以赢利为目的，我们只能允许它们存在，说实话，也很难禁止。但是，如果有人搞个“山寨版赵本山”出来赚钱，那赵本山本人可能就不干了。当然，还要看这方面的法律法规是否完善，否则他要为自己维权也很难。

    “山寨文化”之流行，还说明一个问题：很多主流文化和高雅文化还没有覆盖到广大群众，或者说，主渠道提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还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像“山寨版百家讲坛”据说就是因为制作者希望上央视“百家讲坛”没有成功，因而自己制作了一个。当然我们不能要求央视满足所有人的要求，但也应该容许不同的发出不同的声音，进行自己的表演。例如，在不违犯法律、不违背社会公德的前提下，让民众自费制作、播放影视节目，出版自己的作品，发表自己的创意，进行自我表现，自娱自乐。（红色部分是笔者在审阅整理稿时所加，但在发表时，整段被删节，故在本人博客中补全。）

    但是，“山寨文化”不可倡导。“山寨”的实质是仿冒，只不过换另一个说法，换了一种表现形式，以前的“全庸著”、“古龙新著”，不也可以说是“山寨版”吗？既然是仿冒，那也就是打擦边球，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版权、著作权、知识产权的冒犯，只是目前相关的法规还不完善。比如，有些明星被“山寨”了，一些商家请个长得很像某明星的人拍广告，还模仿其动作。在一些国家，一些名人的动作、签名都是受法律保护的，对注册商标、广告的保护就非常完整。

    “山寨”之风不能长，否则谁来搞创新？有人说应当鼓励“山寨文化”，甚至还认为“山寨”本身也是创新，其缪大焉！创新一方面来自于人的天性，一方面来自社会环境。中国人从来不缺乏创新意识，但是，长期以来，在我们的社会环境中，有些东西压抑创新文化的生长，否则为什么要搞改革开放？

    创新意味着巨大的成本，物质成本、时间成本、精力成本，等等。而且有风险，失败的风险。“山寨”则是投机取巧，成本低，风险小。人都有惰性，都愿意走捷径。如果社会成了“山寨文化”生长的土壤，那么创新文化就很难生长。

    总之，对“山寨文化”的存在应该理解，一定程度上可以允许，但绝不能提倡。

    秦始皇时代，多数儒家经典被付之一炬，或者被禁止传播。博士伏生将《尚书》藏在墙壁间，秦汉之际的战乱过后大部分已经遗失，只剩下二十九篇。伏生就以此为基础，终身传授《尚书》。在他九十余岁时，汉文帝派晁错去他家学习。此时伏生已口齿不清，由他女儿转述才大致完成传授。尽管由于双方所操方言的差异，导致晁错的一些误解，但基本内容还是得以流传。“薪尽火传”，靠的是火种不灭。中华文明能够长盛不衰，并发扬光大，靠的就是一代代的火种。

    印刷术的发达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书籍的流传，但人为的破坏还是会使有些书籍从此毁灭，往往使一门学问后继无人。而且，对严谨的学者来说，总会有一些研究的心得或某项具体成果来不及整理成文，或者因种种原因没有发表，只能靠口耳相传。

    从孔子杏坛讲学，到现代大学开设的各种课程，讲课一直是传授学术的重要途径。学者的论著当然应该以自己的研究成果为主，重在创新；但讲课的目的是向学生传授，应该系统总结某一方面的学术史和全部成果，并不限于教师本人的研究领域和成果。中国的学术传承过程中，相当多的学者毕生从事教学，并没有留下什么个人著作，却使学术的薪火代代相传。而且，以传授学问为目的的讲稿或著作会较多注意受众的接受能力，更适合普及的要求。

    20世纪是中国学术史上承上启下的关键时代，中国的现代学科都是在这一阶段建立起来的，中国的传统学术也在这一阶段实现了现代化转型，或者在现代学科中得到延续。但20世纪前期天灾人祸频仍，加上种种学术以外的原因，不少学术成果无法正常传播，有些虽未失传，却长期无人问津。直到近年，还有些自以为颇有发明创新的论著，其实只是由于没有充分了解前人的学术积累而作的无效重复。还有些学术论著虽曾发表，但流传不广，今天更不便查阅，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近年来，社会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研究提出了更迫切的要求，整理和出版（包括重版）名家的讲义、讲稿及普及性的学术论著成为当务之急。凤凰出版社编辑出版这套《近代学术名家大讲堂》，就是出于这样的目的，相信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葛剑雄，2009年9月

    不过汉字应该作为一个整体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从时间上说，从目前所知最早的汉字甲骨文算起，到现在已有三千多年时间。而且汉字的发展过程是延续的，中间改变的只是字形。传世的甲骨文字，绝大多数是可以解读的。此后演变成的金文、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以及标准字体以外的俗体字、简体字都是可以识别解读的。汉字今天还在使用，人数有十多亿，流通的范围不仅包括中国的两岸四地，还遍及世界上的华人聚居区和历史上的汉字流通区。

    在历史上，汉字的使用和流通范围并不限于中国历朝的统治区，也不限于汉族（华夏诸族）的聚居区。在历史中国的范围内，一些非汉族也使用汉字，如回族。有些民族虽有自己的文字，但也同时采用汉字，有的还以汉字为基础创造自己的文字。由于历史的原因，今天中国之外的国家和地区，也曾全部或部分采用汉字，如朝鲜、韩国、越南、日本、琉球（今日本冲绳）等。在一些中国移民及其后裔聚居的国家，有的至今以汉字为官方文字之一，有的有很大的流通范围。至于受汉字影响的文化区，其范围更大。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大量中国人移居世界各地，汉字出现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

    在汉字的发展过程中，除了由官方认可并得到大多数人使用的标准字形、字义外，也产生过各种阶段性的或区域性的变异，还创造出一些仅仅流通于特定区域或人群的新字或新义，有的以后消失了，有的还在使用，有的已进入标准汉字。

    但无论有多少因时间或空间而发生的变化，也无论它们今天是否还在中国的范围，或者是否还在流通使用，全部汉字应该是一个整体。如果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当然也应整体上报。

    台湾与大陆对传统汉字使用的不同名称，是不同的发展过程所决定的。繁体字是对简体字而言的，大陆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实行文字改革，制定了规范的简体字，并且通过法律的形式正式颁布和推行。既然有了简体字，未加简化的文字就成了繁体字。而台湾地区没有进行过简化，不使用法定的简体字，自然也不存在相对的繁体字。在这种情况下，将长期形用的标准文字称为正体字也很正常。正体是对异体——也包括实际已流行但未得到官方认可的简体字——而言的。如果一定要大陆将繁体字称为正体字，那么已经使用半个世纪的法定简体字难道就不“正”了吗？同样，一定要台湾将“正体字”称为繁体字，那么当地标准的简体字也在哪里？所以在现阶段，完全可以求同存异。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密切后，自会水到渠成。如果强求一致，或者以此为借口人为制造矛盾，不仅会影响汉字申遗，也非全世界汉字的使用者和汉字文化圈之福。

    实际上，在汉字发展过程中一向存在由繁趋简的过程。现在大陆通行的简体字，有的早在古代名家的书法作品中就已出现，宋代以来的印刷品的，有的简体字的写法与今天并无二致。当初制定标准简化字时，除了少数文字是新制定的外，多数是在现在的简体字中择优采用和标准化。台湾虽未正式推行简体字，在书写中使用却相当普遍。另一方面，在大陆也有一些人提出了“认繁写简”的建议，即在使用简体字的同时，还是要识繁体字，以利传统文化的传承。更有人认为现在电脑普及，书写困难已不成问题，可以取消简体字，全面恢复繁体字。两岸在存异的同时也有趋同的一面，是不争的事实。不过无论如何，汉字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和发展趋势是主流，整体申遗有百利而无一弊。

    制诏陈留大尹、太尉：其以益岁以南付新平。新平，故淮阳。以雍丘以东付陈定。陈定，故梁郡。以封丘以东付治亭。治亭，故东郡。以陈留以西付祈隧。祈隧，故荥阳。（诏书命令陈留大尹和太尉：将益岁以南的地方划给新平。新平即原来淮阳。将雍丘以东的地方划给陈定。陈定即原来梁郡。将封丘以东的地方划给治亭。治亭即原来东郡。将陈留以西的地方划给祈燧。祈隧即原来荥阳。）

    这段公文的正文共53个字，其中注地名占了20个字。这些地名都只注了一次，即只注了现地名之前一次。如果要将以往三五次的地名都注上，那注文肯定会超过正文。

    当然，由于各种原因，地名不可能一直不变。我们所知的最早的地名大多已不复存在，即使用字不变，其含义（如所指地点、范围等）也已不同。有的改名的确必要，有的实属无事生非。但这些改变都是局部的、分散的，像王莽那样全面、频繁、反复地改地名是绝无仅有的。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也出现过全国普遍改地名的“革命行动”。此事起源于“红卫兵小将”的“破四旧”，当《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北京红卫兵将苏联驻华大使馆所在的扬威路改名反修路，将大批“封资修”的路牌店招砸烂烧毁，贴上“东方红”、“井冈山”、“反帝”、“造反”、“立新”等新名称。消息传出，各地纷纷响应，上海一天之间“旧貌变新颜”。来不及拆下或一时砸不了的路标招牌，一律用红纸写上新名字加以覆盖。我工作的古田中学这个名称也成为红卫兵的冲击对象，质问我们为什么用“古”字作为校名？为什么校牌还不砸掉？我赶紧从《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上抄下有关“古田会议”的内容贴在门前，才使他们明白这本来就是与伟大领袖有关的革命地名。由于变起仓促，“东方红”等名字到处都是，有的马路同时被改成多个新的革命名称，有的想改又不敢改（像复旦大学等名称都曾由毛主席题写）。几天后逐渐稳定，明显不合时宜的都正式改了，如和平电影院被改名战斗，广慈医院改名瑞金。文革结束，和平又被恢复，瑞金则沿用至今。

    应该承认，有些地名的确应该改，建国后都陆续改了。如迪化、绥远等名称都含有对当地少数民族的蔑视，并宣扬汉族的优越感，采用当地民族的原名乌鲁木齐、呼和浩特无疑更能体现民族平等。将镇南关改名睦南关，安东改名丹东，自然有利于睦邻友好。把一些生僻难认的地名改为通用文字也无不可，在全国范围内消除县级以上政区的同名更属必要。少数民族地区有些地名在采用汉字译名时往往只注意读音，不顾及意义，如西藏的穷结县。后来改为琼结县，给人的印象就好多了。

    但这一二十年来一些改名大多并无必要，甚至莫名其妙，有的还反复改了几次。

    一是盲目复古。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少地方恢复了此前的名称。即使有的名称显得陈旧，或含义不甚妥当，当地人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此后有的地方一味复古，非要采用最早的地名，以显示本地的历史悠久，却不顾这个地名与今天行政区划间的明显差异，实际影响了对当地历史的正确理解。

    一是为了争夺历史上的名人、名山、名水、名物，抢先改名，形成既成事实，甚至以假乱真。上级政府或者不认真核实，或者同样出于地方利益或特殊利益，居然予以批准，客观上介入了地方之间的利益之争，破坏了地名管理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一是为了开发旅游，将辖境内某一著名旅游点的名称取代整个行政区域，造成矛盾和混乱，徒添麻烦。如外地游客想游黄山，购买了到黄山的火车票、汽车票，到达后却发现都是在“黄山市”政府的驻地屯溪。但在当地要去“黄山”（指屯溪），却往往被送到了真正的黄山。

    一是撤区建市、撤县建市时，非要同时改名，有的称某州市，有的是当地人也不熟悉的、不知从哪里找来的名称。像当初仙桃市出现时，很多人不知道它是哪个省的，却原来就是从元朝起就沿续下来的沔阳。

一是随意改变国家的命名原则。如从镇江至扬州的长江大桥，按规定应称为镇扬大桥，实际却被命名为润扬大桥，采用了镇江历史上用过的名称——润州。扬州人或许高兴了，学习中国地理的人、查阅这一带地图的人，又如何知道其中的奥妙呢？如果今后其他大桥命名时也各行其是，国家的规定还要不要呢？

    当然这样改来改去，对拉动内需，特别是促进地方经济还不无贡献。且不说，要办成改市这件事要花多少钱，一个县名一改，哪怕是动一个字，多少公章需要重刻？多少信笺信封、公文袋、档案袋、登记表、介绍信需要重印？多少机构、单位的牌子需要重制？多少人的证件需要更换或重制？

    对我这个专业有好处。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曾以一篇《新莽职方考》（考证王莽时的行政区划）著名。要是地名一直不改，今后如何能写新的《职方考》？

注：上文中"桃仙"应为"仙桃"，为写作时笔误，现已更正，谢谢！

    现在，中国学者用同样的手段查清了光绪皇帝的死因——光绪的头发和覆盖于其尸体胃部的衣物残片中的砷含量异常之高，证明他也是死于砷中毒。精细的分析还证明光绪体内的砷并非慢慢积累，而是突然增加的，因而并非含砷药物慢性中毒，而是被故意投入含砷毒物急性中毒所致。

    这无疑是历史学或历史研究具有科学性的有力证据。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也不因人们的承认与否、认识程度而改变，并有可能用科学的手段得出可以检验的结论。由此我们也可以断言，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能够用于发现、检验或重构历史事实的手段将会越来越多，越来越精确，越来越具有说服力。

    不过，由于历史事实，包括历史人物，都存在于过去，是无法完全重现的，保留至今的有效信息毕竟有限，任何科学技术手段的运用都有其局限。例如，要是光绪皇帝的头发没有保存下来，或者虽然保存下来了却无法认定，含砷量的分析就无法进行，或者不可能将检验结果与光绪联系起来。又如，如果没有找到覆盖于其尸体胃部的衣物残片，就难以断定他的胃中积聚了大量砷。对那些死后实行火化的人，对那些尸骨无存或连骨灰也不保留的人，再精确的分析方法也无济于事。

    还有很多疑问是科学技术手段无能为力的。光绪死于砷中毒是一回事，谁下的毒是另一回事。当然，早就有人怀疑甚至断定光绪死于慈禧之手，但除非发现新的证据，这个百年疑案显然还难以定谳。慈禧固然是重点怀疑对象，但在未被证实之前，不能排除其他可能。光绪被毒死既可能是精心策划和实施的结果，也可能是偶然所致；即使慈禧的可能性最大，难道能排除他的其他敌人？实际上古今中外存在的历史疑案有的是，长期被认为已定的铁案因为新证据的出现而被推翻的也不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都不可能通过科学技术得到完全的解决。

    何况历史学和历史研究还有人文的一面——同样的历史事实，完全可以产生不同的叙述、记录和重构结果，并存在不同的评价，甚至可以完全相反。例如，即使最终能断定光绪确系慈禧毒杀，有人会痛斥她阴险毒辣，有人会赞扬她老谋深算；有人认为他扼杀了进步势力，有人评价她为实施君主立宪扫清障碍；有人说她敲响了帝国的丧钟，有人称她为清室鞠躬尽瘁。人们当然可以批驳自己认为错误荒谬的论点，但要像检验光绪头发中的砷含量那样得出独一无二并且可以检验的结论，却是万万不能的。

    周振鹤教授曾撰文称历史介于科学与人文之间，旨哉斯言！

    从报道看，重庆有关当局对出租司机“罢运”的原因了然于胸，而且冰冻三尺凡一日之寒，有的已是老生常谈，但无论如何，都是在当局的职权范围之内就能解决的。

    例如“加气难”。据称今年以来，重庆天然气供应量较往年有了大幅增加，同比增加9000万立方米，增幅为28%。而造成“加气难”原因之一是主城区气温骤降，另一方面是出租车交接班时间基本一致，集中加气，出现排队加气的现象。但稍加分析，不难看出问题还是出在主管部门。供气量固然增加，但显然满足不了实际需要。这次当局决定每天加供10万立方米，则全年应加供3600万立方米，说明原来9000万立的增加量估计不足。从一天之内就能作出增加的决定（但愿不是一时搪塞）看，增加供应并无克服不了的困难，那为什么不能及时采取措施呢？至于后两个原因就更不成理由，哪个城市的出租车不是差不多时间交接班，今天难道重庆主城区的出租车就改了交接班时间吗？加气站就不能按照这一特点采取措施吗？“气温骤降”的原因更可笑，天气预报还解决不了？那要再出现今年初那样的冰雪灾害怎么办？

    又如“份儿钱”。重庆市政府新闻发言人也承认这次事件的“主要原因是今年有的出租汽车公司对出租车驾驶员所收的‘份儿钱’每天增加50元-70元，由此使驾驶员的收入全年将减少2万元以上”。我不知重庆出租车驾驶员的年平均收入是多少，即使高达10万元，2万元以上也要占20%。这样大幅度的减少，并且从半年多以前就已开始，难道驾驶员没有提出要求和抗议？主管部门在干什么？现在一罢运，当局马上允诺“今天”免收“份儿钱”，并下令那些公司降到原来的水平。如果从年初出现这种情况就及时采取如此强硬的措施，还会发生“罢运”吗？

    我注意到，重庆当局正告那些阻挠城市正常运行的不法分子，触犯法律必将受到应有惩罚。这是完全必要的。但对当局没有及时采取措施造成“罢运”过程中已经发生过激行为要加以区别，具体说，要以政府采取措施前后为界线。在此前发生的情况，当局无论如何难逃其咎，所以不能单方面追究责任。同时对主管部门长期无所作为、玩忽职守，也应依法查处。

    但不要忘记，在摄影技术产生之前，人的相貌和身段是无法准确记录下来的。能将人像画得惟妙惟肖的画家毕竟极少，有幸被他们画的女人又有多少？据说王昭君被选入宫后，皇帝曾经让画师将后宫宫女一一画像，以供选择。偏偏画师因为没有得到王昭君的好处，故事将她画丑了。要是王昭君以后没有应征和亲的机会，就只能老死后宫，天下又有谁会知道她竟是位绝代佳人？

    即使有被画像的机会，还得看画师的技艺。中国传统的画像讲究传神，不像西洋人物画那样写实。而且人像画几乎不能复制，美女像又不会向公众展示，能看到美女像的人大概屈指可数。

    要看到真的美女就更难了。西施时代对妇女的约束还不那么严格，但一旦她被送入吴王宫，就没有多少人能见到她了。其他三位美人大致也是如此。而且古代华夏（汉族）妇女，特别是有身分的女性，一般都用服饰包得严严实实，除了身边最亲近的人外，根本欣赏不到她的形体之美。就是几位美女在一起，能比的也只有脸蛋。《孔雀东南飞》中赞扬美女时用了一句“十指削葱根”，大概只有十根手指是暴露在外，可以描述的。

    历史上真正见过这四大美女的人寥寥无几，更没有人能将这几位美女作一比较，连用画像比较的条件也没有。这些美女都是靠文人描绘而成，又通过文学作品扩大到民间，才广泛流传。而选中她们的原因，是她们都有一个或真或假的凄婉哀艳的故事。

    西施可谓女性特工的鼻祖，为了国家利益暂别情人和家园，靠倾城美貌和高超手段打入敌人心脏，执行复国大计，不仅不辱使命，最终还如愿以偿，与范蠡逍遥江湖。王昭君自愿远赴漠北，使汉朝与匈奴的和好得以维持。当了一任“阏氏”（夫人）后，丈夫呼韩邪单于去世，又得根据匈奴习俗，当儿子辈的继任单于的“阏氏”，终身无法返回故国。在《三国演义》中，貂婵也负有特殊使命，成为王允灭董卓大局中一枚重要的棋子。杨贵妃本是寿王的妃子，因被公公唐明皇看中，先被安排出家当女道士，再由公公接入宫内，成为集三千宠爱于一身的贵妃。以后又被当作导致安禄山叛乱的祸水，被最心爱的皇帝赐死。要是没有这些史实或故事，长得再美的女人也不可能侪身“美女”之列，更难成“大美女”。如果不幸与昏君暴君有关，少不了留下妲己、褒姒那样的恶名。

    看了钱永健的经历，方得知钱学森这位堂侄出生于美国纽约，一直在美国生活、求学和工作。钱学森是1955年回国的，那时钱永健才3岁。而且钱学森回国前已受美方监禁限制，显然不会对这位堂侄有什么影响。回国后，钱学森从学的是绝密的国防科研，加上中美之间的特殊关系，与这位堂侄之间更不会有一般叔侄间的交往。所以，从他们的直接关系来说，中国的导弹之父与钱永健的获奖风马牛不相及。

    据报道，钱学森与钱永健的父亲是同一位祖父的堂兄弟，并且都毕业于交通大学。在中国旧时的大家族中，这样的亲族关系不知有多少。强调这样的关系能说明什么呢？无非证明钱氏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家族，或说明钱永健具有优良的遗传基因。但真想达到这样的目的，也不能拿钱学森做文章，而应追溯钱永健的父祖、曾祖、先人。这样一来，只能说明钱氏的祖先了不得，不仅钱永健，就是钱学森，也是沾了优秀血统的光。

    我实在不明白，面对这样一条严肃的科学新闻，为什么要在“钱学森堂侄”上做文章，并且乐此不疲。难道钱永健的成就与他获得诺贝尔奖的事实还不足以引起公众的重视吗？难道钱永健非得与钱学森联系在一起才有价值，才能为中国人所知吗？

一、

    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都已证明，中国境内的早期文明曾经像繁星灿烂，遍地开花，呈现出多元并存的格局。近年来，一些年代早、文明程度高的遗址不断被发现，而且多数并不在传统的“天下之中”的范围内。但是这些文化遗址有一个惊人相似的特点——都没有延续到近代，往往到了三四千年前就戛然而止。而此后延续到今天的文化，毫无例外都来自黄河流域，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例如，大禹治水，是中国创世纪中重要的一环，但从科学技术角度看是不能成立的，因为黄河中下游地区不可能出现持续多年的大范围的洪水，只有沿海地区的海侵才有可能。对大禹的出生地也有不同的说法，其中包括川西高原的羌族聚居区。所以，合理的解释恰恰证明大禹本身就是文化开放、人口迁移、民族融合的产物：治水的传说可能来自东部沿海地区，随着这些人的后代迁移才带到了黄河流域。古老的羌族也曾向黄河流域输出过移民，而他们的后代在融入华夏诸族之后还保持着对发祥地的记忆。

    不少族群的发祥地并不在黄河流域，包括以后构成华夏诸族的部落在内，如商人一般认为起源于北方或东北，而周人在定居于周原一带之前有过多次迁移，并且有戎人的成分。但由于黄土高原和由黄土形成的冲积平原——华北平原土壤疏松，植被相对稀少，容易清除，适合以简单的工具开垦耕种。三四千年前这一区域气候温暖，降水量充沛。相比之下，南方气候湿热，植被过于茂密，土壤粘结，疾疫流行，开发困难，直到西汉还有“江南卑湿，丈夫早夭”的说法。黄河流域以北地区则因气候条件不适宜原始农业的开发，早期的居民或先后南迁，或逐渐成为牧业部落。就是在黄河流域，上游因高寒而不宜生存，下游近海一带因河道漫流摆动和海水侵蚀也无法定居，主要的聚落和居住区集中在中游和中下游之交。优越的自然条件为农业的开发提供了便利，开始时农业与牧业并存，只是随着农业优势的日益扩大，农业人口的不断增加，才使牧业逐渐萎缩，牧业人口或者外迁，或者为农业人口所吸收，这一区域也最终成为当时主要的成片农业区。

    在长距离的、反复的迁移过程中，从随遇而安到定居的过程中，在不同的部落相遇、相争到相处的过程中，为了自身的安全、生存和繁衍，人们不得不努力发挥自己的长处，并学习对方的优点。无论自觉或不自觉，无论在心态还是行动上，都是开放的，否则就会在优胜劣汰的竞争中被淘汰。由于农业与战争都离不开人，被淘汰的部落也不是被在肉体上消灭，其人口大多被战胜的部落所吸收，他们所传带的文化也被融合于战胜部落的文化之中。华夏诸族就是由来自不同地域的不同部落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形成的，早期的华夏文化自然也是不同来源的文化接触、碰撞、融合的结果，本身就是相互开放的产物。

    这种开放的传统在春秋战国时还在延续，并且随着各诸侯国之间剧烈的竞争兼并而发挥得淋漓尽致。思想和学术方面诸子百家的形成，百家争鸣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如赵武灵王亲自考察了胡人军事制度和作战能力后，毅然决定实施“胡服骑射”的重大改革，不惜为此而改变传统服装。尽管他的改革遇到重重阻力，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胡服骑射”很快为华夏诸族的各国所采用。赋税、司法、军功、移民、行政区划等各种新生事物和改革成果在各国间的传播和普及，正是开放的结果。实际上，各诸侯国之间在制度、观念、文化方面的统一，在秦始皇灭六国之前已经在进行。原来只限于商、周的王都一带的“中国”，已经扩大到华夏诸族的诸侯国。就连一度自称为“蛮夷”的楚国，也已被承认为“中国”的一部分。

    在华夏诸族的文化逐渐形成并显示其强大生命力的同时，华夏的民族优越感也已形成，并进而发展为严格的“夷夏之别”。这种观念认为华夏（诸夏）与周边诸多的“蛮夷”（包括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非华夏诸族）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前者代表文明，后者代表野蛮，甚至认为蛮夷与禽兽无异。这种优越感的物质基础，是发达的农业，和在大规模农业生产条件下形成的手工业、商业和城市以及与此相适宜的各种制度。春秋初年，华夏诸族的人口已经超过千万，并且已有高于游牧、狩猎、采集民族的出生率，此后尽管天灾人祸不绝，华夏（以后的汉族）人口与周边其他民族人口相比，始终处于压倒优势的地位。

    幸运的是，华夏对蛮夷的鉴别标准不是血统，而是文化。所以一旦某些蛮夷成员接受了华夏文化，就会被接纳为华夏的一员。正因为如此，华夏诸族与以后的汉族，并不是纯粹的血缘结合，更多是出于文化认同，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三苗、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东胡、羌、百越、匈奴、鲜卑、羯、氐、高车、室韦、丁零、昭武九姓、突厥、吐蕃、党项、契丹、女真、蒙古等族，一部分已全部融合于汉族之中，另一部分也有一些成员在迁入中国后最终成为汉族。即使是高鼻深目、金发碧眼的“夷狄”，只要服我衣冠，习我文明，就会被视为“归化”。在尊重中国文化的前提下，“夷狄”也能传播他们的宗教和中国人闻所未闻的新知识。像利玛窦等传教士还被尊为“西儒”，可以与士大夫自由交往，传教布道，观测研究。在吸收异族人口的同时，华夏（汉族）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大量异族文化。从这一意义上说，华夏（汉族）文化一直是开放的。

二、

    由于自夏、商和西周以来，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王都所在对周边地区据有绝对优势，而当时人对东亚大陆以外的情况基本还不了解，或者只了解其落后一面，所以形成了一种王都所在即天下之中，王即是天下主宰的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有这样的诗句：“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正是这种观念的写照。

    经过战争、吞并和融合，华夏诸族已成为黄河流域乃至东亚大陆人数最多、经济文化最发达、实力最强的民族，占据了当时自然地理条件最优越的地区。在蒙古高原、青藏高原、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和大陆附近的岛屿上，还不存在总体上与之匹敌的其他民族或政权。在此范围之外的情况，虽然人们并非一无所知，例如穿越河西走廊至中亚的陆上交通线和通向东南亚的海上交通线可能已经存在，产于新疆和田的玉石已在中原广泛流传，说明至迟在4000年前，已经存在由今新疆西南至黄河下游地区的交通路线和人员来往，但其影响还是相当有限的。

    随着产于境外的玉石、珠宝、香料等奇珍异宝的传入和亲历者的见闻，使人对以中原为中心的观念不能不有所怀疑。于是昆仑山、瑶池、西王母和海上神山一类神话应运而生，并恰当地弥补了天下说的不足。境外的文明和珍宝来自可望而不可及的仙境，此外就只有愚昧落后的蛮夷，这当然无法动摇中原的天下之中地位。

    经过秦朝的短暂统一和随后的几次战乱，空前规模的西汉帝国终于巩固下来。到公元初，汉朝的疆域西起今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东至朝鲜半岛北部和东海，北起阴山、辽河，南至今越南中部。根据明确记载，汉人的足迹已经到达中亚、西亚，直到地中海之滨以及日本、东南亚，贸易交往的范围就更大。“九州”以外的存在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来自西域的葡萄、苜蓿、杂技、音乐已接近寻常百姓，异国的使者和商人在长安已不时可见。各地都有人参加过征伐匈奴、大宛的战争或边境的屯戍，他们都亲历了“九州”以外的地方。出使异域归来的使臣的详细报告，管辖西域各国的都护府的文书档案，使学者和史官能够留下确切的记载。《史记》、《汉书》中有关西域的史料，即使用今天的眼光看也是比较翔实可靠的。但这一切并没有削弱那种以中原为中心、华夏为主干的天下观，反而使之加强，因为通过这些活动，人们已经确信，在中国之外再也不存在比中国更强大、富饶、文明的国家了。其他国家的君主和臣民如果不对中国称臣纳贡，接受赏赐，就只能自外于华夏声教，甘心为夷狄了。

    东汉以后，西北以至中亚的民族大量内迁，东北民族也先后进入黄河流域，有的甚至成为中原的主人。但在占优势的华夏文化面前，这些军事上的征服者无不演变成文化上的被征服者，这些民族的首领也成了“受命于天”的“炎黄子孙”，甚至这些民族本身也渐渐融合在华夏（汉族）之中。发达的文字和造纸、印刷技术使与这种天下观一致的记载长期流传，而被记载的对象不是根本没有文字就是史料早已散佚，所以传统的天下观始终延续，不断加强。

    明朝后期，西方传教士陆续来到中国。他们在传播宗教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新知识。万历十五年（1582年），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意大利人利玛窦到达广东肇庆，此后他绘制了多种中文世界地图，并附以详细的说明。但传统的天下观已根深蒂固，利玛窦展示的世界被多数士大夫视为海外奇谈。这就毫不奇怪，为什么直到18世纪初，西方早已完成了地理大发现，欧洲列强已在海上称霸并将东方作为下一个目标时，修《明史》的史官还认为利玛窦所传播的世界五大洲的学说“荒渺莫考”。

    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遣的使节马嘎尔尼(George Macartney)来华，以为乾隆皇帝祝寿的名义试图与清朝建立正式的贸易关系，并希望向北京派遣常驻代表。但最终获得乾隆的“特颁诏谕”却说明双方的目的完全南辕北辙：“若云仰慕天朝，欲其观习教化，则天朝自有天朝礼法，与尔国各不相同。尔国所留之人，即能习学，尔国自有风俗制度，亦断不能效法中国。即学会，亦属无用。”在中国的统治者乾隆的眼中，英国也好，其他“万国”也好，都不应该与“天朝”平起平坐。“天朝礼法”不同于各国，各国也不可能学习“天朝”，主要的原因并不是文化差异，而是有尊卑高下之别。

    为什么这种以中国和中国文化为中心的天下观能够长期延续呢？首先还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农业社会的产物，适应了农业社会的需要。在农业社会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只需要不断改善，却没有根本变革的需要。其次是在中国以外，并不存在整体上比中国更先进的农业文明，中国人自然会缺乏向外界探索和学习的积极性。再则，由于中国对自己的文化充满自信，并不害怕开放，也不怕其他文化的传入，实际上在不断接受外来文化。

三、

    到19世纪中叶，尽管中国的农业社会并没有改变，中国的传统文化依然能适应中国社会，但已经崛起的西方列强却不能再容许中国自外于世界之外，急于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中国文化不得不开始了一个艰难的转变过程——从天下观到世界观。原来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范围内当主宰，此后却不得不在一个开放的世界中当竞争的一员，并且连平等的地位都无法享受。

    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放眼看世界。如在鸦片战争后，魏源编纂的《海国图志》就介绍了亚洲、澳大利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各国，认为英国最为强盛，描述了英国生产技术的进步，伦敦的繁荣景气。具体介绍了英国的政治制度，有女王，又有“巴厘满”（PALIMENT，议会）、“五爵会议”（上议院）和“乡绅会议”（下议院），说明乡绅阶级的职权、地位和在政府中的作用。还介绍了美国实行的民主共和制，总统四年一选，议会中少数服从多数，“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又称瑞士“国无苛政，风俗俭朴，数百年不见兵革”，“此诚西方之桃源也”。尽管编者更关心的是如何“以夷制夷”，“以夷款夷”，大量介绍西方的船炮、火轮船、地雷、水雷、望远镜等器械的制作和使用方法。

    稍后问世的《瀛寰志略》更系统、详细地介绍了近八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位置、历史、经济、文化、风土人情等方面的状况，对以往中国人很少了解的南美洲、大洋洲和非洲也有涉及，而对亚洲、欧洲、北美洲的介绍更加详细，如欧洲各国的面积、人口、财政收入和兵力都有具体数字。作者不仅肯定英国的制度已为欧洲许多国家所仿效，又指出英国因此而强盛的事实：“四海之内，其帆樯无所不到，凡有土有人之处，无不睥睨相度，思朘削其精华。”对华盛顿个人的功绩和品格更是推崇不已，镌刻着这段话的石碑作为中国人民的礼物，远涉重洋，运至美国首都华盛顿，至今镶嵌在华盛顿纪念碑的内壁。

    中国的官员和文人学者走出国门，亲历英、法、美等西方国家后，多数人不得不承认西方物质条件的发达和政治制度的先进。但当这类记载传到国内后，绝多数人还是将信将疑，怀疑者甚至直接指责传播者为“卖国贼”，是为“夷狄”张目。当西方世界的真相已经无法否认时，保守派又想出另一种抵制的办法——“中国古已有之”，就是无论西方有什么优点，在中国古代早已存在，说不定西方还是向中国人学的。如当有人盛赞华盛顿功成身退、美国总统由选举产生时，保守派就会说：中国早就有尧、舜、禹禅让，比美国先进得多。

    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工业社会取代了农业社会，民主制度取代的专制集权制度，中国人意识到自己的传统文化已经不适应现实的需要，从而产生了变革的自觉性。更多的人面向世界寻求真理，引进并接受先进的文化。经过长期奋斗，中国在世界上取得了平等的地位。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经济腾飞，国力大增，也使中国文化浴火重生，使中国人民恢复了开放的自信。今天，当200余个国家的运动员走进2008奥运会的会场，当80多个国家的首脑见证这一盛会，当数十亿人的目光投向北京，中国文化已经完成了由天下向世界的转变，从容地面对世界，面向未来。

    事先谭先生曾告诉我他与俞大缜的关系。他在燕京大学当研究生时，俞大纲是他的好友，来往密切，因此也结识了俞大纲的兄弟姐妹。解放后，俞大纲与俞大维（曾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长）、俞大綵（傅斯年夫人）去了台湾，俞大绂（中科院院士、曾任中国农业大学校长）、俞大絪（曾昭抡夫人、曾任北大西语系主任）、俞大缜留在大陆。但谭先生与俞大绂本来就不熟，俞大絪住在北大，偶尔也见过几次，而俞大缜住在城里，谭先生在北京工作时常有来往。俞大缜早已离婚，女儿也不住在一起。

    突然见到谭先生，半睡在躺椅上的俞大缜高兴得拍手高呼“谭其骧！谭其骧！”又拉着谭先生的手讲了好一阵话。俞大缜告诉谭先生，她已瘫痪了八年，由于严重哮喘，她只能整天在躺椅上半坐半卧，晚上也不能平卧在床上，生活都靠保姆照料。但她精神健旺，思维、言语正常。她说现在白天主要是教英语，完全免费，某些要人的子女都曾来学过。

    此后我每年都会陪谭先生去北京几次，也随他去看过俞大缜。有一次俞大缜告诉谭先生，俞大维在美国的儿子娶了蒋经国的女儿孝章。本来俞家担心蒋孝章难相处，实际她非常贤惠，一点没有“公主”习气。

    有一次，正值中秋，谭先生从上海带了几盒月饼送给北京的友人，其中一盒是给俞大缜的，让我送去。送到后，正好俞大缜也空着，她要我陪她聊聊。我知道俞家与曾国藩家的关系，趁机问她李秀成供状的真伪。她说：“李秀成劝文正公（曾国藩）当皇帝，确有其事。这是我母亲告诉我的，她是基督徒，一辈子不会撒谎。”俞大缜的母亲是曾国藩的孙女，而她的姐夫曾昭抡又是曾国藩的曾孙。俞大缜说，这在曾家不是秘密。她母亲不止一次说起，在曾家的其他房与长房（曾国藩长子）发生龃龉时，常有人说：“还好文正公没有听李秀成的话当皇帝，要不，他们（指长房）不知会多厉害！”

    最后一次见到俞大缜时她已病危，已由女儿接到中央美院宿舍的家中。1988年2月1日，谭先生闻讯赶去。神志不清的俞大缜认出谭先生后，竟喊出了30年代称呼他的小名，还喊着俞大纲的小名，或许她已经回到了青春年华的美好记忆之中。

    但等到像我这样的人也同时接到不止一份此类邀请，头衔也越给越大，选择也越来越灵活，从出钱购样书到证书、奖牌，大家才明白，原来“国际惯例”就包括了这样的“名人录”和“传记研究中心”——的确有人提了你的名，认为你配这个称号，资料又是你自己提供的，出版社当然可以照出不误，主办机构就可以明码标价出售。我在剑桥大学访学时还顺便作过了解，得知这家“剑桥传记中心”与剑桥大学风马牛不相及。但也是登记注册的合法机构，既然设在剑桥，自然可以在自己的名称中冠以剑桥，至于将它当与剑桥大学联系起来，只怪你无知或自作多情。

    知道了这些，我对前些年不断传播的某人被提名诺贝尔奖的消息就不当一回事了。去年余英时先生获得的奖项被称为“人文诺贝尔奖”，事先我也收到了推荐书。但我没有填，因为我自问对世界人文学者了解甚少，没有推荐的资格。今年我又收到了，但还是放弃了这或许相当重要的推荐权。我相信，主办机构发出的推荐书肯定很多，即使回收率很高，评委们也未必就按推荐的结果决定人选。因为即使每个人都很认真，大多数不可能具有全球性视野和评判能力。如果我不自量力，根据我的了解和评判提了某人，媒体岂不是就能如实报道，某人已被提名为“人文诺贝尔奖”候选人了吗？

    据我了解，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门槛未必更高。除了由主办者邀请一部分人提名外，专业团体和专业人士还可主动提名，来者不拒。当然，这些提名对评委有多大影响，在最后确定人选时起多大作用，只有马悦然他们知道。所以，即使知道自己已被提名，最好还是保持平静和沉默，才不至因过于振奋和激动产生意外。

    当然如果本来就是提名者与被提者之间合作的自娱自乐，那就不妨邀请媒体一同狂欢。媒体也可以心安理得，因为这绝不是假新闻，提名者与被提名者都是实实在在的大活人，提名材料也已在规定的时间寄达主办者，或许还收到了对方的回执。尽管提名者和被提名者绝不会振奋和激动，但还是获益非浅。要不，世界上有多少人知道这么一位“当代杰出诗人”，以及对他作出高度评价的另一位“著名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