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安格尔，诗人、作家，爱荷华作家工作室系主任，在二十四年的任期内（1941─1965），他使创意写作成为一门新兴科目在美国大学内得以确立和推广。

         创意写作，英语Creative Writing，创生于美国

         不同于一般大学课程由学识渊博的教授向学生传授知识和思维方法，创意写作的教学比较接近集体工作室的运作方式，学生与老师组成一个合作团体，每个学生在课上朗读自己的作品，然后由其他人各抒已见，优点、缺点、称赞、批评、修改意见……

         从1936年爱荷华大学成立的第一个作家工作室（Iowa Writers’ Workshop）发展至今，全美目前有822个创意写作班，153个授予艺术硕士学位（Master of Fine Arts）的创意写作项目，其中37个还颁给博士学位。

         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创立了英国第一个授予硕士学位的创意写作项目。

         目前，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色列、墨西哥、韩国、菲律宾等国家也纷纷开始效仿美国，在大学设立创意写作专业。

        越来越多的成为授予艺术学位的创意写作系。

        “写你知道的”。不断从个人的经历、回忆、观察、思考中深挖素材，写出以往没人写过的原创作品。写作，从某种意义上，变成一个认识自我、发现自我、表达自我的过程，用写作完成个人体验。

        学院式的训练是否会伤害艺术创作的自由个性，为何要把私人写作纳入制度化的学院体系，支持者如保罗·安格尔等表示，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给予作家经济上的支持或尊重太少，大学不得不挺身而出，承担起这份资助和保护文学创作的责任。

        至今，创意写作项目为许多本只能依靠写作或研究基金为生的作家提供了一份有固定薪水的教职。而麦格尔认为，除了经济原因，创意写作产生于美国大学的更深层因素，包含了一种企图同时追求自我表现（self-expressive）与实现自律（self-disciplined）的悖论，他将之概括为“制度下的个性化”（institutionalizing individuality）。

        反对者抨击大学写作班不是在培养作家、而是批量制造无个性的写作机器，并把文学的衰落、大师级作家的缺失归咎于此。麦格尔驳斥这些非议属于背离时代、固执守旧的偏见。

        谁也无法否认，美国战后小说取得的成就、涌现的优秀作品，超过了战前任何一个时期，这与创意写作项目带动的集体努力密不可分；因此，即使文学真得将死，也决不是项目本身的过错。

 原文网址：http://lily.wuxinan.net/archives/2030

   “视觉文化批评”实际内涵是“针对人为性视觉对象”的“人为（主观的人本的，而不是客观的科学主义science的）见解”。“ CULTUR” 观念的提出，在西方有相当的针对性，也有相当的意义：它的根本视域是和科学主义对立的，蕴含着把自己从科学主义的桎梏中解脱出来的意愿——科学主义在西方是主潮、主流，是压迫性的。

    这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作家，她的《落红三部曲》写得非常杰出，她的《陌生世界》虽然现在看起来有些保守，但是，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的交界口上，那是非常大胆的。

    她是后来几乎所有新生代作家某一路写作模式的肇始者：私小说的开创者之一。

    但是，迄今为止，她的小说创作尚未受到公正的对待，在我看来，她的《落红三部曲》应该是非常有影视缘的，这部小说几乎是天生的电视剧胚子。

    为什么她一直没到应有的关注呢？

    一、她不走时髦路线，不提口号，不站队伍，这样她就不容易被一些时髦的批评家注意，不容易被时髦的出版家注意。

    二、她沉潜于对女性世界陌生性的探索，在她的笔下，女性世界永远是摇曳，恍惚，飘逸的，她抓住的是那个生命体验的复杂性。简单的读者和评论者很难把握她。

    她关注永恒人性的解剖。

    就女性书写的丰富性而言，她是非常杰出的作家，而且有非常影视潜力。

    尽管像《落红》这样的作品，情节和时代背景等都不在敏感点上，但是，是可以作为某种类型的“经典”来对待的。

    当然，我也希望她能转战更加具有时代特色的题材，更加具有当下关注度的时代命题。

    以她的敏锐和成就，完全可以做到给人们更加直接的经验启发和思想启迪。

    1、讨论历史小说，作为类型小说，其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要解码——汉民族历史“叙事”中呈现了我们这个民族对待历史的根本态度，思维模式，它如果造就了我们这个民族的自我认知、认同，等等。

       A、首先要处理的是“历史本事”与“历史小说叙事”之间关系（历史小说家如何处理让“历史本事”变成他笔下的文学性叙事的？他使用了怎样的策略？这种策略中隐现着他怎样的思想倾向（目的）？）

      这里可以用一个概念——“（历史小说）叙事策略”——来定义。

       B、其次要处理的是：历史本事与历史撰述之间的关系（史学家如何让“历史本事”变成他的“史学撰述”？他使用了怎样的策略？这种策略中隐现着他怎样的思想倾向（目的）？）

      这里可以用另一个概念——“（历史）撰述策略”——来定义。

      C、A和B的关系。这是一个关系的关系的研究。

       这个研究是比较文学性历史书写“叙事策略”和历史性历史书写“撰述策略”的异同，在这种对比中领略汉民族历史意识的复杂性及其带来的微妙含义。

    目的：1、历史作为“历史”的叙事和历史作为“小说”的叙事的关系；2、历史作为历史“叙事”的渊源（历史学家的史料来源），历史作为小说的来源（历史小说家素材的来源）；3、来源与叙事架构的关系。

    历史叙事的类型与历史小说叙事的类型：对位与比较。

    对象：《史记》与《史记》本事的小说；《民国史》与“民国史”本事的小说；“中国宗教传播史”与中国宗教传播史本事的小说。

    探讨历史与历史小说对“历史”材料的不同的取向，这种取向有什么模式，决定了中国人怎样的思想智慧和文化品格。

     叙事和撰述：如何构成材料上的互文关系？结构上的互文关系？

     把小说结构的研究，类型的研究真正和历史研究打通，这需要把文学和历史真正打通。

     这需要摆脱“真”、“假”模式，用更深入复杂的眼光，从材料中料理出独到的发现。

     赵牧的论文，发现了革命史小说中存在一种特殊的处理革命史实和革命历史小说叙事的策略，或者叫做内在逻辑——后革命逻辑，他用“后革命”来处理了自己的对象革命小说——它在历史事实和小说叙事之间的策略及其逻辑。

    通过对历史小说的类型研究，发现中国人处理历史事实和历史小说叙事之间的内在逻辑，当然，这个任务更加艰巨。 处理更复杂，因为范围更广。

     必须克服真假二元论给的思维惯性；要克服始终放不下那个历史“真实”的惯性。要像解密一样，揭开历史叙事和历史小说叙事的内在秘密。

     要把思路转向到这三个关系上来。

     你的对象是“关系”。

     而不是任何一个“真实”、“叙述”本身。

     只有这样，你才能解开历史小说，历史的真正的谜团

     举个例子：历史学家处理历史叙事和史实之间的关系时，也要用到“虚构”

     比如《史记》中大量的场景对话描写。

     文学家处理历史史实和历史小说叙事之间，也要用到“虚构”

     这样，你就找到了两个虚构关系。

     进一步：你要研究这两个虚构关系之间的关系（两种虚构他们的相同和不同，他们各自出于叙述者什么样的目的）

    暂时悬置对真实的“独断”——

    把精力灌注在这个“真实”到底是怎样被构建出来的。

    为什么，要给一个“民族志”的定位？

    是因为“历史事实”、“历史小说叙事”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对其结构的分析，要指向——内涵，民族自我建构认同的种种智慧，处理自我历史记忆的种种智慧上来。

    走向历史，而不是纯粹的 所谓文学形式。

    每一个模型的分析都有深度地关切我所说的民族志命题。

    发现这个智慧，对这个智慧做出必要的评判，揭示其中的奥秘，以备后来者了解自我。以便我们认清我们这个民族的自我意识的某个相当重要的部分。

     要用矛盾分析法，要会深度解剖，反复琢磨，但是，结论却要谨慎，下不了结论，就不下结论

     揭秘要比下判决书难得多，也有价值得多。

     独断的结论容易，但是，深度的独到的材料发现，和深入的解析却是难的。

     我评审博士论文，要求：1、你处理的材料，是否有超出我的视野之外的新东西？2、如果没有新材料，处理的都是我耳熟能详的旧材料，那么是否你带来了新视野，这个新视野让旧材料产生了新问题，推翻了我们对旧材料的陈见？3、你的论述过程中，是否反复考虑到了反面的材料和观点，是否有负重夜行、如临深渊的对于处理材料和处理论断的敬畏之心。

    我们试图让我们的方法更自觉，用这种自觉的方法让就材料产生新问题，或者发现新的材料对象——小说类型学建立，小说是人类智慧的叙事形态的观点的建立，让我们抛弃了过去的雅俗二元论，官方和民间二元论，而对一切叙事产生兴趣，这样就扩大了我们的材料范围——使我们把民间故事，神话传说，作家创作作为同一对象来处理，对他们进行类型化抽象——这个抽象不是过去那种现象和本质的抽象，而是在结构和内容相结合的层面上的“模式”式提升——是和现象紧紧贴在一起的，是对过去本质论思考的回避

    就是要在思维上打断过去的现象和本质二元论，真实和虚假二元论，开放我们的视野

     优秀的女人是：敢于生活的女人，生活的实验性是伟大女人的标志，赛珍珠、波伏娃，都是如此，她们的生活仿佛就是一场人类生活的实验……

     杰出作家的标志是：能在自己的生活中找到自己的“肉体和灵魂”，对自己的“灵魂和肉体”做第三者式的旁观。

     对自己要下得了手：用刀子下手，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虹影就是这样的作家，她和那些自恋的女作家，和那些所谓客观的（把自己藏得不见）女作家，有天壤之别。

    这是一部带血的小说。

     更重要的是：这是一部女人的成人式。

     也许女人只有在母亲的葬礼上，才能体会自己的成人。母亲死了，女儿在前无古人的时候，才会真正面对自己的死亡，才会真正想起自己的人生。

    这部小说就展开在这个节骨眼上。

    对女人来说是成人式，对小说来说，抓住这个，就抓住了女人的魂——能摸出女人的骨头来。

    小说围绕母亲的葬礼展开，铺叙了自己的一生。

    和当年的《饥饿的女儿》比，它从小姑娘抱怨，变成了对成年的思考，由现象而哲学。

    逝去走好，留下的活好。

    斯为祝愿。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的祝愿——读好真的好东西，谁能吝啬自己的赞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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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好活好   . ▇生活愉快▇ ▇吉祥如意▇  ▇合家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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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好的方言学著作，把语言和民俗结合，对我来说是：最好的上海民俗志

                                 葛红兵

    我对狭隘民族主义没什么好感，2001年的时候专门写了一本书，《障碍与认同——中国当代文化问题》，专门讨论了一下，政治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等等，但是，我并不讨厌文化上来点儿民族主义，文化这东西和政治和经济还有相当的不同，政治、经济规律可以是全球的，文化的东西，则可能是地方的，这个在共同性上，是可以找特殊性的，我做了几年的小说类型研究，就是要把文化、思想、智慧的地方性从叙事的角度挖出来。但是，多数场合，那些用文化民族主义说事儿的人，很可疑。经常有人用民族大义，用爱国的名义，忽悠老百姓的，是想要让老百姓上当。老百姓不知道，以为这些人、这些货、这些想法，真爱国，就买了、接受了，后来才发现上当。

                           三聚氰胺与民族大义                            

近两年上当最明显的例子是奶粉。一个笑话说，三聚氰胺事件之后，甲企业质问乙企业：你们也太不够意思了，我们是往牛奶里加三聚氰胺，你们那是往三聚氰胺里加牛奶啊！

      不能说，国货就天然地爱国民，爱国。要说，国货害人，那是一点儿也不比洋货轻。一代儿童的身体，有死的，那没死的呢？三聚氰胺到底有没有长期影响？这个有医疗鉴定和跟踪研究报告吗？

    后来国人认清了它们的面目，一度它们的日子很不好过，企业不好维持了，有个很牛的奶企老板，又用民族大义来忽悠人了，说什么外企要收购，为了保住民族品牌，他绝不答应，云云。后来一查，发现此公早已和民族不沾边，早就偷偷“世界主义”了，他的公司是注册在某个外国小岛上的，他的钱和身份只能用四个字来概括：“洋钱”+“洋人”。他的忽悠只能给他三个字做定论：不要脸。     

      后来又有一家牛奶企业宣称，它的奶源全是进口的，它的潜台词是“进口奶源，用洋货，就是保障国民健康，就是爱国”，这个逻辑不管通不通，至少实践上也说也可以通，毕竟国内许多奶企产品中当时都检出了三聚氰胺，但是，还是这个宣称所有奶源都是进口的儿童奶制品公司，后来被人发现，它只是2009年之后的奶源是进口的，之前根本不是。

      也就是说，这个是明显地用洋货的名头，来假装爱国的一家企业。一方面是用国货来爱国的企业，“你不用国货就不爱国”；一方面是用洋货来爱国的企业，“我们都是用洋货原料，保证质量是为了保证人民健康，安全”；我们到底该相信谁呢？我的结论是一个都不能相信。

      凡是用“爱国”和“不爱国”来说事儿的商人，凡是用民族主义来说事儿的商人，都很可疑，都不值得信任。在商言商，做商人的不谈利润和质量，要用“爱国”忽悠人买他产品了，他基本上就是伪商人，假商人，基本上就是商人中的败类了，基本上就是不想用质量和真诚了从商，准备做骗子了。商人谈爱国，是什么意思呢？是他在质量、信誉上没法跟别人比，要用政治洗脑来对付消费者，对付老百姓，强迫你买它劣质产品。人类无国界，科技无国界。商业品牌也没有国界。你能说IBM是美国的么？它现在一半在中国人手里。你能说悍马是美国的么？它马上就要被我们国人买下。用洋品牌的老百姓，你敢说他们都不爱国么？这是做奸商的能下判断的么？爱国不是用不用洋品牌来表达的，八国联军时代义和团的爱国有出息么？今天的真爱国，是好好努力，为国人提供不一定最好但一定是最诚信的商品，你连国人都骗，自己都奸商了，还谈什么爱国？你谈民族主义，只能给你两个字：“该杀。”今天，中国已经不是晚清的中国，今天的中国是不怕洋品牌的，我们不仅不怕洋品牌进来，还要把洋品牌的有点学好，甚或把洋品牌买了下来！

“儒教”的梦呓与“国货就好”

国货要买，国一定要爱，但是奸商的当一定不要上。现在，我们谈谈文人的“爱国”，文人一民族且主义，比开口闭口“国学”，最近几年有一连串的国学“大师”，真的、假的，出来说昏话、假话，要大家学国学，要把国学变成必修课，中学生要学，小学生要学，幼儿园孩子要学，理由呢？“这是国粹啊，国粹，学，还有什么理由吗？”我就学学鲁迅，问一下，国粹就好么？“她奶奶的”国骂也是国粹，这也要学吗？再说，好的东西，国粹的东西，多了去了，就一定要逼迫幼儿、儿童、青年“必学”么？国学是个什么“学”，说穿了也就是中国古人的人生观，作人处事的一点儿经验，比如《论语》，这个学当然有用，借鉴一下，有点儿用处，但是，也不是全有用，里面糟粕不少，害处也不少，要说这个东西可以在今天当大用，那是昏话——自恋的国学大师们，拿回家玩可以，就像我喜欢字画、书法一样，我自己写着玩儿，但是，我说每个人都要学，要画，要写，我就昏头了。

说穿了，中国是一个没有什么“学”的国度。中国没有民主政治学，没有化学学，没有电学等等，我们的这些现代社会非常紧要的学问都是从西方学来的，如果没有五四文化革命，我们今天恐怕还不知道什么是“民主”，什么是“科学”，也还用不上冰箱、互联网。要知道，国学这个东西，有时候是非常可怕的，比如，本来我们在一百年前就有了火车，结果，“国学”说，这个铁兽在中国的地上跑，会害了中国人的地气，会破了风水，结果拆了，扔到海里去了。所以，国学可以学，业余学学，自由地学，但是，不能逼迫别人学，最好是让人有了鉴别能力，成年之后学，到底那是过去的东西，现在拿来用是要用理性鉴别一番的。

要说人生的道理，国学高明，但谈人生观什么的，实际上要由人自主选择，不能强迫——我们那些国学“大师”是中了毒气，要定某学为一尊，那是董仲舒做过的蠢事，这恰恰是他们不懂现代人生和社会的地方，他们不懂“人生而自由”的现代天条，信仰的东西要交给自由，人生观的东西要交给信仰，由不得他们来强迫，更由不得那些人的假国学来强迫。

引两段这两年非常热闹的一个儒教法师的话。这个人梦做得很大，差不多已经是梦、醒不分了。

在历史上，儒教是自然形成。通过士大夫的学术努力与政治活动，儒教义理价值进入到政治权力中心，改变了政治权力的性质，即儒教上升为“王官学”后儒教与政权合一，政治权力成为儒教价值的载体，然后儒教价值再从上到下影响到社会形成礼乐教化的“礼制”“文制”，通过“礼制”“文制”起到安顿社会人心的作用。这是儒教在中国历史中自然形成的“上行路线”，故“上行路线”又可称为“传统路线”。在今天，儒教崩溃，要重建儒教，首先必须走儒教形成的“上行路线”，因为“上行路线”是儒教形成的正途。具体来说，就是“儒化”当代中国的政治秩序(此即汉代董仲舒“复古更化”之现代形态)，此“儒化”当代中国的政治秩序有两个要点：一、通过儒者的学术活动与政治实践，将“尧舜孔孟之道”作为国家的立国之本即国家的宪法原则写进宪法，上升为国家的意识形态；……二、建立新的科举制度与经典教育制度：即国家成立各级政治考试中心，有志从政者必须通过《四书》《五经》的考试才能获得做官资格，就如同做法官要通过国家司法考试一样；另外，用儒教的经典取代各级党校、行政学院过时的意识形态经典，使其作为各级党政干部思想品德教育与历史文化教育的主要内容。除党政教育系统外，在国民教育系统中，恢复小学中学“读经科”，将《四书》《五经》教育作为基础课与语、数、英同列；大学则恢复“经学科”，作为大学通识教育的基础课程。

历史上有没有一个统一的儒学存在，历史上是否真存在过宗教意义上的什么儒教？我很怀疑。儒学经典，哪些算，哪些不算？今文经、古文经你宗哪个？心和性，你崇哪一体？大体说来，先秦是有个儒学的，但是，先秦的儒学并不复杂，“仁”的始原意义不过是“想着自身”、“将心比心地想着他人”而已，关于这个问题，我有一篇文章《公元3世纪之前中国哲学中的身观念》讲得很仔细，先秦儒学大致是个关于人生观的学问，并不是什么体系性的关于世界的学说，更不是宗教，连神的问题都没有思考过，怎么能说是宗教呢？连世界的本源都没有体系性地思索过，只是一种人生哲学而已么！

但是，中国的社会就是这样，大凡“人民”的日子稍稍好过些，能吃上饱饭、唱唱歌、跳跳舞什么的，就立即会有人站出来，高呼世风不古、人心不儒，就立即会来复古一下。不过，大体这种呼号都是要失败的，中国历史上唐宋、明清都有过这样的人，1949年前也有过这样的人，甚至还得了独夫蒋氏的欣赏，但是都没有逃脱一个“败”字。原因在于，儒教这个东西，是一个没有经过现代化改造的知识、人生观体系，没有在现代社会直接生存的基础，更不要说成为国教了（我拜托那些儒教法师，不要把中华民族好的东西都一股脑儿归于儒教，把中华民族不好的东西都一股脑儿说成是偏离了儒教的结果）。

我看，这个历史的怪圈也不会打破的。现在也是如此，这些国学“大师”这样呼号，大体也是要归于寂寥的了。其实，用不着我们来说什么，他自己就自生自灭了。大凡梦遗出来的东西，怎么能成得了正果呢？

                 故宫文化面：30块一碗，国人吃不起

我不知道这些爱国的国学大师们和他们的追随者们到底想做什么？他们大大地跃出了学术的范围，跑到社会上来装神弄鬼起来，竟然 还糊弄了不少“大众”，把“大众”弄得云里雾里的。他们想让刚刚自由了一点的国人重新回到举国尊一人、崇一术的旧境里去？而且，他还要从上至下地政教合一地搞？借谁给它的权力？

国学、国粹、传统、儒教，等等，在学术的范围里讨论，我是不反对的，但是，它要从思想里伸出一只脏手出来，向大众说话，不怎成他，就不爱国，就不民族而且主义，要强加给幼儿园的儿童、小学生、中学生，这个梦做得太大，我只能站出来，说两句，喊喊它，看它能不能醒醒了。不能让它的梦遗脏了大家。

上个世纪末的时候，就有人有点发昏，说什么“天人二分”的西方时代过去了，下个世纪是崇尚“天人合一”的东方思想的世纪。这个昏话，当时我就觉得很不对劲，写一篇文章揭发，后来有做一片对话批判。过了些年，真的到了新世纪了，又有人出来搞一个什么宣言，这两年更是离谱，全国大搞祭孔，这些人很慌张啊，已经没有底线了。抬出一具僵尸来，胡乱地游行示众一通，如果，孔子他老人家地下有知，恐怕会吓得醒过来。

但是，他们能量很大，因为民族而且主义，因为“爱国”的帽子很大，很能唬人。比较明显的一件事是故宫星巴克事件。听说故宫里要开一家星巴克，卖点儿咖啡什么的饮料，这些人就大叫起来，曰“故宫是民族的象征，不能让洋人的咖啡占据了！”如此等等，仿佛故宫一星巴克，他们的国故、国学、国爱，就要死掉，中国文化被星巴克侵犯了，中国成文化殖民地了，他们的颜面也要死掉了，国将不国了，中国当下的文化也将不文化了，他们忧心得很。

我说他们能量大的很，是有道理的，果然故宫的管理层害怕了，不敢了违拗他们，驱逐了星巴克。然后换了一家国货面馆，这面馆据说倒是真正的国货，但是这“国货”比那星巴克还心黑，一碗有中国文化的面条要“三十元”，我不知道这些国学大师们每月多少工资，他们能吃得起几碗这样的国学面。

要我吃，我是不吃的，我的工资吃不起，我只吃得起我家楼下5块钱一碗的面条。

最后说一下，复古国故的东西，在学校里搞读儒经的事儿，新加坡搞过，结果是社会分裂、思想更乱，当政者没法子，只好不了了之。我也劝那些所谓的“爱国”的文化大师、国学大师，不要犯新加坡犯过的错误。另外，学人还是要清、正一点，不要去靠那个上行路线，你能用思想的绳往上攀？思想的绳，在当下大概只能用来上吊。

    今得刘绪源先生《解读周作人》一书，拿回来连夜读了。

    刘绪源先生非常重视周氏《中国的思想问题》一文，以这篇文章为纲纽来解析周氏附日时期的思想及其根源。这是非常有见地的。

    该文对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中有这样几点值得重视：

    1、1942年华北伪政权的文化策略。

    伪政权机关刊物《中国公论》39年4月《创刊辞》中有：“中国文化现值最黑暗之时，急需建立中心思想，以作广泛的启蒙运动。”

    1943年6月日本方面的宣传人员神谷正男在《新民半月报》撰文：为复兴中国之传统思想，而为皇道传道的媒介，则大陆儒教的复兴，不失为最善之道。

    1942年9月《香港新闻》有如下报道：

    孔宪章是孔子七十二代后裔，现正在东京接受眼疾治疗。他宣称：孔子一直是日本人民的精神支柱，可是在中国，由于蒋介石的压制，儒家思想已被它的人民忘怀了。中国人在受“思想思潮的蒙蔽”。

    2、周作人之“自己承认是属于儒家的，不过这儒家的名称是我所自定的”。周氏想把先秦儒家和后世儒学区别开来？

    3、周作人《中国的思想问题》一文的背景是伪政权强行推进中国思想的建立，儒家思想中心的建设。这样，我们再来看周氏到底是何想法？

    周作人之鼓吹原始“儒家”，有何深意？

    以“孔孟为代表”、“以禹稷为模范”的原始儒家，有何价值？

    周作人把它归结为简单的现世主义：“中国人民的生活要求是很简单的，但也就很迫切，他希求生存……”

    钱理群先生这样论断过周作人的想法：

     “是希望统一的汉文化不但未被打倒，而且将入侵的异族同化，幻想在‘物的文化’遭到失败的中国，仰仗着‘人的文化’优势最终将对手战胜。”

    4、周作人根本没有想到日本会失败，他认定中国人要在日本长期统治下生活。

    这种失败的情绪主宰了他的选择。

    我的想法：

    中国人、日本人都是人，且都是亚洲人，更且都是东亚人，还是邻居。国家、民族都是相对的，有时间段的概念，“人”的概念是永恒的绝对的未来的。世界和平和大同，不管是否能在我们的有生之年能看到，但是，在我们的精神境界里是可以看高远一点的。

    那么中国人如果在大同世里真的是用汉字来保持国民性的么？

    这种“文化”的国家主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是不是文人的癔症呢？

    要是这样，基督的文化、默罕默德的文化，不是比儒教的文化更为强势？

    这些可以存而不论。周氏可能忘记了一个前提：日本是从脱亚入欧开始“近代化”的，日本的侵略中国是“脱亚入欧”的结果，而不是儒教文化倡扬的结果，用儒教文化来同化日本人，大概是痴人说梦吧。

    酒这个东西润滑，好的时候是兴奋剂，让大家来点儿情绪，坏的时候是自虐，先把自己灌醉，再把别人灌醉，第二天办事儿，双方都不好意思红脸，容易谈成。

    中国是个酒文化非常发达的国家。先前，我们读文学作品，里面关于酒的很不少，而且多是鼓励人多喝酒的。

    曹操就说：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李白就说：千金裘五花马呼儿将出换美酒

    还有那个谁？说什么“古来征战几人回”，不如沉身“葡萄美酒夜光杯”之中。

    后来想想，这其实都是喝醉了，醉鬼在说醉话。完全当不得真。这样的话，如果清醒的时候说，那基本上是属于“废物”一类的“蠢话”了。

    但是，偏偏我们常常是当真了。

    想来李白喝醉了，也没什么大碍。就是和高力士过不去一下，或者弄个“不及汪伦送我情”一类的酸句，李白那个时代，主要是没有汽车，他一个人骑个马走走，就是人醉了，马还清醒，你叫马撞人，跳悬崖，闯红灯，它比人聪明，坚决不会干。

   但是，如果李白开上了轿车，那就不一样了。

   清醒的人开车，车是交通工具，醉了的人开车，车就成坦克了。

   君不见成都那醉鬼开车，一辆撞四辆；南京某醉鬼开车……，上海某醉鬼开车……，都是把驾座当成了战场，而且使得还相当精准。

    近几年中国经济发达了，国人开始开上了私家车，开车成了常人常事儿，以前专业司机，职业技术活儿，现在人人在家里就干上了。

    但是，我们的车文化没有跟上，车观念没有跟上，很多跟车文化、车观念抵触的思想还没有变。

    比如这个酒文化，就很致命，它让车手变成杀手。

    再比如，这个官本位文化，车就是轿子，就是官儿的身份象征，人上人的象征，仿佛每个人开上车就是人上人了？可以不尊重人了。

   “车比行人高贵？”这是这是什么观念？车比人贵吗？有了车你就是贵人了？

    车比人贱，车让人，而不是人让车，这才是车文化。

    这方面，我们真要向西方学。他们私家车普及的历史很长，经验很多。那也是从血泪中积累出来的，比如用“刑事犯罪来看待醉驾”，“以车让人”为行车原则，比如违规驾车罚单计入个人征信体系，等等。

      我写这样一篇文章，是让它提醒自己：喝酒不要开车，喝酒不要醉。

    也是呼吁中国的酒文化革新。我们要有个汽车时代的新的酒文化——不要劝开车的人喝酒，这个等于是劝人犯罪，我也赞成这样一种做法：

     醉驾被抓住的，和司机同桌喝酒的酒友要承担连坐的责任，他15天牢期，自己坐8天，酒友平均分担7天。

《废都》当年的遭禁，其实在意料之外，也在意料之中，原因是《废都》不仅仅是因为它的那些空白的“框框”出了“问题”，实际上它对整个20世纪90年代整体概括也可能被认为是出了“问题”，里面出现了对中国知识分子整体颓败和靡费的描写，这种描写，当时还不能被认可。

当时，多数读者和主流意识都把矛头指向《废都》的“性描写”，仔细看，《废都》的性描写并不“特别”显露，也不“特别”下流。中国文学传统中有非常丰厚的世相描写传统，包括性描写，这个传统要放在世俗描写的层面、放在社会生活史、放在文化观念史的层面来观察，我们如果能够开放一些，或者，如果我们能否做得像古人那样开放，我们就会发现，它有自己一脉相承的观念史做支撑，不容易一下子就割断。如果我们今天去丽江，能够承受那里的传统纳西族木雕，看着那些硕大的木质性器而不惊诧莫名，我们也应该能够理解一下中国文学对性的表现，且不说采阴补阳等等说法是否科学，也不说中国古代对阴阳之说的根本见地如何地影响了中国人及至当代中国人的生活观念，单只说中国文人的文化传统，那是有在男女中寄托社会思想的文化基因的。贾平凹采取了用男女来写社会的方式，正是《金瓶梅》、《红楼梦》传统的当代体现。

从社会效果上来开，《废都》在当时是失败的。当时，我们还没有这种心理力量，看贾平凹用《红楼梦》、《金瓶梅》式的笔墨和文字来对待当代生活，更不能忍受他用《红楼梦》、《金瓶梅》式样的论调来论断当代生活，当时，经过10余年的发展，中国已经经济崛起，已经在世界面前证明了经过20世纪80年代末的巨变事件，我们竟然重新创造了世界奇迹，我们获得了一种力量，这种力量让我们更有自信，能重新审视自身。

用《废都》的重版来证明我们的这种心理力量的相应崛起，当是再好不过了。

从文学的角度来说，《废都》实际上是文学家重新复兴华夏文学传统的一次尝试，它的语言尝试是向白话文求基因，它的观念尝试是向传统的中国文人思想，如天人观念、轮回观念回归，现在看来这种尝试是非常需要勇气和独到眼光的，当时的失败不等于一世的失败，也许经过数十年，可能被重新审视，其价值会被发现，再说，失败也不等于就全没有价值，有时候失败的经验其价值要超过了成功的经验。对于贾平凹来说，《废都》的路在当时是死路，反而促生了他的《秦腔》，《秦腔》走的是从民间语言中汲取酵素的做法，它大量地使用了方言，《秦腔》走的是从民间戏曲中汲取养料的做法，它大量地使用了地方戏秦腔的材料，等等，这些都和古代文人小说的传统背道而驰，他获得了茅盾奖，世俗的成功似乎验证了“文学”创新模式的成功。然而，茅盾奖也还不是最终的评判，在我看来，方言的路还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尝试，可以走，没有人说三道四，甚至还有奖励可得，但是，另一方面，传统的路，似乎也没有被堵死，《废都》再版似乎是个好消息。

今年，我本人也在不断地思考小说如何写的问题，而最终，我被中国古代文学的传统深深迷住，中国人就是在这个叙事传统上被“建构”起来的，我们之所以有今天，就是因为这些叙事传统，我们是被故事塑造起来而成了中国人的，但是，1949年以后，我们对这个叙事传统的漠视让我们吃了亏，我们没能很好地对待自身，所以，我现在在做一个功课：改写一部中国古代长篇小说，让自己真正体会一下古代人的叙事精髓，他们美妙和宝贵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我想这个想法贾平凹可能10余年前就有了，但是，他的尝试走了一回，就被逼退了。所以，我觉得《废都》再版是个好事，也许《废都》真的是一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不可缺少的杰作。

                                ——中国文学中的都市书写问题

    当下的上海都市书写，大致可以分成这样几个作家群体：以王安忆等为代表的中生代作家，他们更多地关注社会性都市，其写作的社会含量比较丰厚，社会批判性比较强；以棉棉等代表的新生代作家，他们更多地关心个体性都市，其写作的个体感性含量比较重，对都市主流文化——市民型消费文化有一定反叛；以于是等代表的“70年代后”作家，他们更多关心消费性都市，其写作对当下都市消费性指认比较明确，认同度也比较高。此外还有部分来自外地如今寓居上海，以边缘叙事的态度面对上海的作家，这部分作家对上海都市生活的封闭性、排他性、与中国土根文化的差异性有更深切的体会和认识，这些也因此成了他们描述的重点。上海是中国最重要的都市之一，是中国都市文化的重镇，应当说，它也是当今中国的都市书写的重镇，就许多方面而言，它处于中国都市书写的前沿，但是这不等于说，它已经获得了完全的文学自觉，也不等于说，它获得了批评界的同情式理解。

中国的都市书写一直面临着诸重难处。

中国有着悠久的农业文明传统，农耕文化一直是中国文化的显性文化、主导文化，它浸润着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叙事中，一直充斥着这种农业文明的感伤乡愁以及这种乡愁的自我美化，乡土被描述成充盈、慷慨、生机、梦想、拯救之地；相比较而言，都市文化一直是他者，悲伤的乡愁使都市他者化，常常，它被建构和表述为匮乏、糜烂、退化、失禁的汇集地。

比较典型的代表是沈从文，从湘西世界逃离出来进入都市的沈从文，没有多久就在北京大学对他的拒绝中，感受到了在都市中自我失落的身份危机，他自然而然而且是极其迅速地完成了身体离乡而精神返乡的过程，湘西乡土世界的强力、野蛮成了他歌咏的主题，都市生活在这种“强力”和“野蛮”的关照下，变得萎靡、堕落，变得需要湘西世界拯救。显然沈从文把乡土浪漫化了。

那么，那些对乡土一直保持着警惕、批判和俯视的作家呢？让我们再来看看鲁迅，鲁迅笔下的末庄、鲁镇里生活着阿Q、祥林嫂、孔乙己，鲁迅在其作品《故乡》中这样写道：“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鲁迅对乡土中国的审视是冷峻的，但是，这种冷峻却没有带来鲁迅对都市的热切，事实是鲁迅一直保持了对都市生活的隔膜。

纵观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都市叙事，我们少有看到对都市持肯定态度的正面描述者留下成功范例，反面的倒是不少。20世纪上半叶的新感觉派，他们对都市的感受是矛盾的，海派都市的繁华、热切让他们着迷，但是海派都市的重商、物质、快变、骚动又让他们无所适从，他们对都市保持着既爱又恨的感觉，最终后者占了上风。20世纪中期，典型的都市叙事的代表作是《霓虹灯下的哨兵》，这部作品中，都市是诱惑性、腐蚀性的，它是革命精神的对立物，这里充斥着使革命者堕落的种种危险。

20世纪末21世纪初，新生代作家开始正面描述都市生活，如韩东、李洱、鲁羊、东西、红柯、毕飞宇、魏微等，他们大多是农村出身，通过高考进入大学，毕业留在都市，这种身份决定了他们在都市中的余零者地位，世纪之交的中国都市正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急速变型、由封闭社会向全球化开放社会转型、由群体社会向个体社会转型、由政治意识形态主导向社会商品意识形态主导转型的关节点上，新生代作家作为知识分子在这个关节点上，并不能真正融入急剧变革的都市生活，他们大多成了都市新变的旁观者和多余人，因此他们对都市生活的观察是有保留的，带着和20世纪初启蒙作家相似的思乡病。如今看来，他们的写作并没有给中国的都市书写留下什么特别重要的成功范例和经验。

最近以来，韩东、毕飞宇、红柯、李洱、魏微等向乡村叙事转型，并且在乡村叙事上获得重大突破，并不是没有象征意义的，新生代作家虽然大多以都市叙事出场，最后却大多只能在乡土叙事中获得成功，今天我们几乎已经不记得他们有什么成功的都市作品，但是，韩东的《扎根》、毕飞宇的《玉米》、魏微的《一个人的微湖闸》、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等乡村作品都堪称杰作。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只有一个：我们是一个农业文明传统极其深厚的国度，我们有足够的力量观察乡村，却还没有足够的视野理解都市。

当下的都市叙事之所以不成功，根底是在我们的文化视野，我们不能观察到都市生活的丰富性，而将都市单向度化了：1、都市书写的色情化，部分新生代作家的都市写作主要走的是这个路子，城市在他们笔下成了欲望的象征；2、都市书写的另类化，都市中的文化边缘人被当成了都市主角，王朔笔下的都市玩主、早期新生代作家笔下的都市余零人描写等，走的都是这个路子；3、都市书写的妖魔化，都市被妖魔化为名利场、角斗场，尤凤伟《泥鳅》等，都市变成了使农民工沉沦甚至死亡的酱缸；4、都市书写的幼稚化、伪浪漫化，这主要表现在一些青春小说中，70后、80后作家身上，他们把都市奇幻化、动漫化，都市变成了青春炫情的浪漫舞台，他们笔下的都市是只有情感世界而没有社会生活的。

都市为什么会遭遇这一命运？长期以来农耕文化形成了一整套表述都市的话语模式、结构，这里充斥着各种假定、幻象，充斥着对都市文化的拒斥性指认。都市文化对于农耕文化来说是一种异文化，来自农耕文化的都市书写，与其说是实际情况的再现，不如说是农耕文化针对都市文化的拒斥性指认的产物，是一种想象地理学，它把都市看作是异文化，构造、生产了一整套说明都市的形象、观念、风俗话语，这些话语都是修辞性的，具有农耕文化的意识形态性质。在这种话语中，都市被描述为轻义重利、世俗化甚至庸俗化的、无意义的、缺乏意志和精神的漂移之地，就不是什么不可想象的事情了。

都市如何摆脱作为农耕文化的异文化表述领域，改变自己作为文化他者的地位？我们的作家，作为个体叙述者，应该有话语自觉，自觉地意识到农耕文化统照之下，都市话语的上述属性，自觉地对农耕文化以及农耕文化针对都市文化而发明的一整套修辞策略、话语结构、历史等作出反思，要追问自己的话语方式、社会角色、立场，是自觉的文化反思者，还是不自觉的合谋者，要在个人的都市经验和来自传统文本、文献的群体积淀性经验之间作出区分，自觉地意识到自己在农耕文化和都市文化之间的跨文化、跨语境写作性质，只有这样这样脱离传统都市书写的窠臼，对传统都市书写的合法性、真理性、客观性、科学性作出质疑，创生新的都市话语。我们的写作者要对都市作价值发现和价值承认，不是我们生活在都市就能认可都市的精神和价值的，有的时候恰恰相反，生活在都市的写作者常常正是把都市他者化的始作俑者，都市一方面以差异、反修辞、局部、细节的面目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另一方面，它又是农耕文化的假想敌，农耕文化主导下都市话语不会自觉地产生出对都市的价值认同，这一点需要我们的写作者和自己的文化传统作真正的斗争，以便让都市写作从传统窠臼中解脱出来。

    胡榴明:2005年,央视半边天栏目来武汉,和武汉晚报合做了一个《单身女人》的节目,报纸广告征召来的参与者,几十位事业有成生活幸福的单身熟女,最年长的一位五十岁,开办舞蹈学校兼经营体育器材商店,最年轻的一位二十五岁,外资白领,不婚族兼月光族,三十岁至四十岁的人数最多.一个个又漂亮又有气质,特别是她们的乐观和自信给人印象深刻——看来“一个人也可以组成一个家庭”这句话并非想象。

    葛红兵：我认识的朋友中，熟年单身，很多。例如在南京，有很多艺术家和作家，那时几乎都是单身，也许是创作和写作太投入太执着，根本就没想到经营家庭，于是也就有了更多的心去做事业，更多的闲情去思考、玄想。不必把太多时间花在家务上。

    胡榴明：几年前，我在武昌中南饭店采访单身群落的社会聚会，感觉他们的精神状态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自得其乐”，在《单身群落》这本书里我谈到了这一点。

    单身者真实生活以及他们的想法，以前，主流社会是漠不关心的，包括他们的父母，例如不断地给子女压力，迫使他们“草率”地进入家庭，如今“相亲团”大热，热的是单身者尤其是熟年单身的父母，而不是他们自己。

   并不是鼓励人们成为“单身”，但是，应该尊重子女的选择，关于他们的人生安排，应该由他们自己来决定。

    葛红兵：家长对“熟年”子女仍然施以巨大压力；社会的福利措施又往往和家庭联系在一起，对于单身实施的其实是“惩罚性福利”。以北京一些国家机关为例，至今不给单身女性相应的房屋补贴，“熟年单身”还必须与众人一起栖息集体宿舍的例子不在少数。

     2004年，我在新加坡作访问学者待了整整一年，狮城也是华人文化为主体，有很传统的东西，但是，近年来，随着“熟年单身”逐步增多，迫使新加坡政府不得不改变政策，比如政府租屋，即公家津贴盖的廉价房，原本只让夫妇或家庭（如父母和子女同居的家庭）购买，如今超过35岁的“熟年单身”也可以购买。

     胡榴明：《葛红兵海外日记》谈到在法国和英国的旅居见闻，很有趣！谈谈他们那里熟年单身的情况好吗？

     葛红兵：熟年单身在英国和法国很多很多，四十岁的男人和三十岁以上的女人，不考虑成家的，没人奇怪，在巴黎认识的和剑桥认识的朋友，有的在开公司，有的在求学深造，一个人租住一套房子，过简单自由浪漫的日子，在我的海外日记提到过。

    欧洲，特别是西欧，社会空气自由，个人很独立，从生活到精神，比起美国人，更懂得生活享受，这样的情况下，单身，自然成为一种生活选择。在英国或者法国，如果你对一个单身母亲说你真可怜，你这个人就不配当政府官员——单亲家庭从不需要被人怜悯，一是他们自愿的选择，二是有相关政策包括法律及福利来保证他们的生存条件。

     巴黎和伦敦，我去的时候是夏季，几乎空城，人们都去旅游去了，家庭出游，单身者单独出游或是结伴成群出游，多半是到海滨，海水浴、日光浴、游艇、划板冲浪、钓鱼，我在英国怀特岛待了一段时间，旅途上结识了一些朋友，熟年单身很多。

      胡榴明：在洛阳旅游，认识了一位外企工作的年轻人，一个人，生活得有滋有味，工作和居住在洛阳新城，周末就来老城闲游，探访古街老宅，品尝地方美食，我见到他的那天，他正一个人一张桌子吃洛阳水席，后来领着我和女儿参观老城深巷，非常热情,让我感动。

    武汉，熟年单身当然更多了，这么大的城市嘛。我的朋友中，有好几位，都是有房有车，有钱有事业，工作虽然很忙，工作之余也会玩会乐，很懂得享受，之中也有单身母亲，和孩子一起快乐地过日子，根本没想到过要谁来怜悯。

      比如说，中国的春节是很传统很家庭，原先觉得，这样的时候，单身者很难过的，但是近几年大不一样了，你们过你们的年节，他们有他们的去处，海南三亚、云南丽江、广西阳朔，一待一个月，晒太阳、泡吧、冲浪、骑马，有的干脆什么事都不做，租一间小木屋,关起门来上网……社会消费逐渐转向单身者及单身群体，不光是因为他们有银子，而是他们舍得花银子。

    葛红兵：上海，高阶层单身全国居首。1999年，我从武汉来上海，在上海生活了十年，《单身群落》的写作构想，就是这样的大环境中产生的。高级会所、酒吧、餐厅、夜总会，单身贵族经常出入的场所，时代发展，由“俗”到雅，茶室品琴，马场骑马，工作室现场观赏艺术创作等等，都是这一群有钱有闲的单身熟男熟女的娱乐消遣。

    胡榴明：上海有很典型的单身人群,海外华人富商都把公司驻扎到上海，写《单身群落》时，翻了很多时尚刊物，好多位名声响亮的单身女富商，从台湾来的，从美国来的，等等，在上海的私家宅第真是豪华之极。认识一位海外来上海的女商人，典型的单贵，典型的单身熟女，一年之中，四分之三的时间周游世界，做生意兼旅行，生活其乐无比。

    葛红兵：认识的朋友中，单身贵族，有商人、律师、医生、画家、教师、作家、电视主持人等等，事业有成，生活幸福，而且乐观，和他们在一起，感觉到年轻，而且无拘束。这个和当初的被迫单身不是一个概念。

   随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单身将会越来越多，也许能达到三三开，即三分之一的人结婚，三分之一的人非婚同居，三分之一的人单身，但是有多性伴侣或者是无性伴侣。

    只有市场经济进一步发达，社会宽容度进一步增加，且社会福利、相应法规完备下的单身，才能够真正称作是达到了自由境界。

身活不下去。连和尚、尼姑、道士都是有单位的，他们的单身是职业特征，职务行为，不是真正的单身。”中国性学会官方网站总编辑李扁认为，什么时候有了公民的概念，有了完整的人的概念，“熟年单身”就可以出现了。

    人类文明的进步有两条并行的主线：一条是个人对个人的依赖性越来越弱；另一条是个人对社会的依赖性越来越强。“一种与传统的游戏规则相悖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犹如生命力极强的热带藤状植物，枝叶茂密地在我们的周围无限制地蔓延开来——挣脱了婚姻纽带之后，男人和女人将怎样生活？”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葛红兵在《单身群落》一书中，描述这种越来越被中国现代都市人认可的单身状态。

      葛红兵介绍，中国高层单身的进程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后渐进的。计划经济时代，个人生活的自由度很低，单身成为了众矢之的，最典型的例子是单身分不到房子，一些人为此被迫结婚。而随着社会的逐步开放，社会对单身生活的容忍度在增加，经济上的逐步宽裕也为“熟年单身”提供了可能。特别是1995年的上海，一些在大公司工作的白领女性单独拿到了房屋补贴，成为单身族的标志性事件，这意味着“一个人也可以组成一个家庭”。

    “熟年单身”从一种另类变成一种常态。事实上，单位情结的瓦解，人口流动的频繁，导致熟人圈子的缩小，以及激烈的社会竞争等都在加剧“熟年单身”群体的壮大。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学者陈慧平则从科学技术发展的角度看待“熟年单身”的成因。她认为随着高科技的不断进步，人类的道德观念、生活方式也会发生变化。“当生育不再与婚姻的传统模式紧密结合时，原本息息相关的人类繁衍、生活、爱情、性爱和亲子关系被打破，‘父将不父、母将不母、子将不子’的局面将可能出现。”其直接结果是传宗接代的概念被时代弱化，而曾因此备受道德压力的中国单身将越来越轻松。

      “在英国或者法国，如果你对一个单身母亲说你真可怜，你这个人就不配当政府官员。”葛红兵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在历时两年对城市单身群落的采访调查中，深有感触：一是没有想到在中国底层单身贫困这么严重；二是没有想到单身产业发展这么庞大，俱乐部、婚介所经营如此混乱，单身者受到残酷剥削，常常被商人利用，特别是很多单身女性缺乏经济和法律保护。

       葛红兵认为，需要从“制度设计上”保护单身者的利益，乃至由国家对此进行经济援助。葛红兵说，虽然单身正在中国逐步成为常态，但是社会宽容度还远远不够。包括我们人生过程中填写的数不清的表格，均要标注“婚否”，就是一种明显的单身社会歧视。至于单亲家庭更是没有得到必要的扶助和社会接纳。家长对“熟年”子女仍然施以巨大压力；社会的福利措施又往往和家庭联系在一起，对于单身实施的其实是“惩罚性福利”。以北京一些国家机关为例，至今不给单身女性相应的房屋补贴，“熟年单身”还必须与众人一起栖息集体宿舍的例子不在少数。

       而在新加坡，“熟年单身”逐步增多，迫使政府不得不改变政策，比如政府组屋，即公家津贴盖的廉价房，原本只能够由夫妇或家庭(如父母子女)购买，如今超过35岁的“熟年单身”也可以购买。

        旅居上海的台湾作家蓝怀恩表示，与台湾“熟年单身”相比，大陆单身的民间生存氛围也有待改善，“可供成长和发泄，甚至打发时间的管道太少。”蓝怀恩介绍，台湾“熟年单身”志愿者比较多，相关社团更是多得不得了，她自己就曾经为此开过写作班，很多单身女性来，不是为了当作家，完全是抒发写作爱好，寻找生活的乐趣。

       葛红兵说，只有市场经济进一步发达，社会宽容度进一步增加，且社会福利、相应法规完备下的单身，才能够真正称作是达到了自由境界。而这是一个漫长的观念开放的过程。他预计，随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单身将会越来越多，也许能达到三三开，即三分之一的人结婚，三分之一的人非婚同居，三分之一的人单身，但是有多性伴侣或者是无性伴侣。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学者陈慧平认为，从被科学技术所决定的社会发展趋势来说，“像许多社会现象一样，单身现象的规模、程度及趋势最终符合的将是自然历史规律，而不是以个人或群体的意志为转移。对单身者没必要推崇，但也不应该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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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陌生人都是坏人。”或者直白一点儿说吧，98%的受访者倾向于认为“陌生人”更大的可能是“坏人”。

    这种把陌生人看做“大灰狼”的想法，是怎么植入大伙儿的脑壳里去的呢？

    成年人都有自己的判断么？没有。他们是被媒体的各种报道吓坏了，媒体报道一个“陌生人”的大灰狼故事，他们就放大成98%的陌生人都是大灰狼。

    少年人呢？他们被灌输得非常可怕。

    多年前，我坐公交车，邻座是一个小男孩，我们同路接近一个小时，我对他为什么坐一个小时车上学好奇，就问他，第一次问，他看看我不回答，第二次问，他看看我起身头也不回地走开了。这个小男孩是怎么了？为什么就不能喝一个陌生人好好说话？正经八百地回答一下陌生人的问题？闲话一下？他为什么对陌生人那么恐惧？

    因为他们从小就被教育成了这样的人：不相信陌生人的人。

    我不知道我们这个国家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我看到的是以前我们把自己和邻居、朋友、同事以及所有自由人都看做是好人，所以，我们只是把坏人关进监狱，监狱外的我们倾向于认为都是好人。

    1995年，我还在南京读博士的时候，我上公路招手搭车回南通，还有卡车司机免费让我搭车，现在呢？

    现在，我们把自己关在笼子里，装保险门，装防盗栅，我们把家武装得像监狱，我们认为这个世界上只有自己是好人，所以，我们把自己关在保险门和防盗栅的后面，而外面的都是“坏人”。

    我们不仅自己这样看，还把这个想法灌输给我们的孩子。让他们也这样看。

    常常回忆起在英国的时光，我背包旅行，在怀特岛，路上经常看见居民把自己做的蜂蜜、甜点，自产的蔬菜等放在路边，没有人值守，只有一只碗，如果你需要那些东西，只要往碗里放上一镑、两镑，你就可以把东西拿走了。
    ——这是对路人怎样的一种信任？

    在剑桥做访问学者，常常忘记了带证件，但是，跑到哪儿，我只要说自己是访问学者，就没有不信任的。整个剑桥镇，几乎看不见防盗门和防盗栅，家家户户，门就对着街，都是落地玻璃门，院门是象征性的，房门也是象征性的。

    我在路上走，到处看门牌号，总有人主动出来，问我是不是迷路了。

    在怀特岛上旅行的时候，我常常招手搭顺风车，我要说的是，多数开车人会主动问我去哪里，然后绕路送我去。我搭车六次，几乎次次如此。

    对于他们来说，我是一个陌生人，而且是一个异国的陌生人，可是他们却没有不信任，相反把信任给了我！

    对比一下，在自己的国土上做“陌生人”和在异国他乡做“陌生人”的遭际，我真的很想问：中国人，你的信任去了哪里？

    我想，我们不仅仅要学会提防，也要学会信任。

    我在丽江骑马，一个纳西族马夫介绍说，马互相在路上遇见，有的会互相打招呼。两匹不认识的马相遇，还会互相招呼一下，何况是人呢？同类动物互相遇见，会亲热地招呼，不见得就会互相提防，而我们是人啊？人难道不比动物更聪明，想不出互相信任的法子吗？

    信任是一种财富，你拥有它，就先把它分给别人，和别人分享。信任是这样一种财富，只要你不断地施舍给别人，不断地把它送出去，你就得到得越多？

    世界上哪里还有比这个更好的财物，你送出去的越多，得到的就越多？

    拥有并分享这个财富吧，不要让你在信任的银行里是个赤贫的家伙。

    信任一下陌生人，又何妨？要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陌生人”。

    亲爱的，陌生人，我们互相之间不是不能信任，也不是我们真的就是坏人，不值得信任，只是，我们互相给与的信任太少，让我们把信任银行里的支票兑现出来，互相赠与，那么我们在信任银行里的存款不仅不会变少，相反会更多。

    当年的歌手还在

    他还拿着当年的歌本

    当年的酒雪茄  还在

    ……
    一米阳光

    对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的怀念

    对地球上任何一个人的怀念

    都用  一米

    丈量

雪的山上有神

   风神让你听的

   雪神让你看的

   但我不听不看

   金黄的山

   你在我的手里

   是金灿灿的

   一屏

   我只用我的手温来温暖你

拉市海的潘奇哥

   我的马知道

   海边就是我的目的地

   我的马知道，如何到达海边

   可是

   拉市海

   你的柔波里却没有她

   拉市海的盘奇哥

   他在我的身后说

       明天吧  云去南方 风去北方 她就在太阳的倒影里

丽江之月

   在神山的肩膀上

   在纳西人的话梢头

   在醉后的碎步里

   在身边的一丛流水里

   在你的光里 

   柔了  你的  我的  她的  影子

星星

   终于可以对他讲

   天上的样子

   终于让他知道天上的银河

   北斗

   听四方之音

   束河

   啊

   你让他  一个上海来的孩子  学会用听来看

   用神会来领略吧

——葛红兵《钱钟书：被神话的大师》

在葛红兵教授的博客中，你可以看到对其博文的各种评论，其中尖酸刻薄之词甚多。以观点独特，文风犀利著称的葛红兵，近年来发表的一系列博文引来了众多非议。2007年其在博客中发表《中国:你该如何纪念二战?》一文之后，一时成为千夫所指的焦点。对于葛红兵自己，如何面对这些非议？其心态如何？带着这些问题，记者（以下简称“记”）采访了葛红兵教授（以下简称“葛”）。现在，就让我们走进这位“网络红人”的内心世界。

痛苦，但我不退缩

记：您是网络上的热门人物，网友对于您的观点争议很大。对于那些对你的误解，您是如何看待的？

葛：我的这些对社会问题的研究，目的是直接针对当下的，所以当发生这些误解，尤其是我所热爱的大众读者的误解的时候，我其实是非常痛苦的。比如说99年的时候，因为两个“悼词”的写作，然后那个时候写《一个人的申明》（就是我支持美国攻打伊拉克）。还有“我们如何纪念二战”，我认为我们还不会纪念二战，只会抗日。

记：但是我在您的自传体小说《我的N种生活》中看到，您觉得你是一个“退缩之人”，现实中您是这样的吗？

葛：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学者肯定都是很退缩的，他们有的时候甚至会活在某种屈辱当中。他们不可能像拳击手一样，富有攻击性。

记：您的意思是，在生活中您可能会退缩，但是在我上面提到的问题上您还是非常坚强的，是吗？

葛：嗯，在思想领域，学者应该是在绝路上无处可退的。

我更愿意做一个隐士

记：您的本职工作应该是一个文学评论家，而现在人们了解你大多是把你看做一个社会评论家，您对此有什么想法？

葛：这个就是专业学者的问题。就像鲁迅的学术类研究只要是对中国古代小说史的研究，但是我们多数人是把他看做一个战斗的革命家、政治家，而不是一个文学史家。想我，其实我的本职呢，应该是一个文学史学家，还有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家。但是大众其实对于这个学科的要求是很少的，所以多数人看到的是我对社会的评价。

记：那这样的状态，您不觉得您的真正才华不被世人所知，有一种不公的感觉吗？

葛：这个其实没有什么，我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种不是真的要改变大众（对我的了解的心态），我知道改变是很难的。我只想让读者知道，至少有一种人在用跟他不一样的方式在思考，我希望他注意到，看待一个问题的时候还有一种可能性。这个我就已经很感谢了，不会再像热血青年一样试图改变他，更不会强行去改变什么。

记：你曾经;是这样的热血青年吗？

葛：曾经是吧。我甚至在南京读博士的时候，还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还受伤了。

记：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以前您就像武侠小说里的游侠，而现在您更像是德高望重的大侠？

葛：我现在更愿意做一名隐士，在我的书斋里写我的观点。

对新生代作家，我很宽容

记：您的文学艺术评论集取名为“轻快的柔版”、“ 真实的荒诞”、“维纳斯的抽屉”等，我觉得这样的名字应该是一本浪漫的抒情小说之类的题，为什么要给评论集起这样的书名呢？

葛：我觉得文学本身就是一个休闲的、闲适的、快乐的、愉悦的事情，评论也应该如此吧。

记：但我觉得您的文笔还是非常尖刻的。

葛：啊，这是大家的误解。对当代作家，我其实是很宽容的。我很少批评过年轻作家或者是当代作家。因为我认为作品有两类：一类是经典，它经得起时间的淘洗，最后是给我们永恒的正面的东西，对这类东西我们应该要更高的要求，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对历史等的评论是非常尖刻的；但同代人呢，我们并不需要他是个大师，也并不需要他是一个导师、一个指导者，我只需要在他身上看到他在怎么生活、在怎么思考，这对我来说就够了。

我不知道什么惬意

记：你说您对新生代的作家是很宽容的，而你自己也属于一个新生代作家。您在《新生代小说论纲》一文中对新生代作家的共性做了一番论述，您觉得这些也符合你自己吗？

葛：基本上也符合吧。

记：我看到其中有一个小标题叫“遗民的身份”，您有这样的体会吗?

葛：对。我们这样一代的作家大多数都有过农村生活得经验。

记：这样的生活给了你什么东西呢？

葛：我非常感谢农村的生活。它第一个是给了我对世界的完全跟市民阶层不同的社会立场，这个立场让我更理解苦难，更同情底层，更能体谅社会底层的痛苦。没有这样的生活，根本就不理解什么是真正的中国。第二个是给了我对大自然的理解，对小鸟的歌唱的敏感，对清澈的河水的敏感，对绿色的田野的敏感。对它的想念、对它的渴望，我远远超过我的儿子。我想我老了以后还要回到那片土地上去。

记：你现在的生活可以说是惬意的吗？

葛：其实我不知道什么是惬意，真正的惬意可能对于一个思想型的学者，很难达到。可能你会理解成吃的好一点。但是你要知道，吃的好的话，多吃五年你就吃不消了。我现在每天坚持都吃家乡的咸菜和粥。穿，我喜欢穿我妈妈做的布鞋。

记：我还注意到你新浪博客上的音乐，那些是你自己挑选的吗？

葛：对，安魂曲，还有许多是弥撒曲。我现在对自己的锻炼就是一个是宗教信仰，一个是每天坚持练书法，你可能也在我的博客上看到了。

（记者：王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