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造假

假,造的太多了！

可惜该造的不造。

造一些假贪官，

造一些假偷盗，

造一些假排污，

造一些假沙尘暴，

造一些假事故，

造一些假高房价，

把那些真的

全都代替掉！

生活才会更美好。

中国诗歌万里行“走进青海互助青稞酒”一行合影

前排右起：潇潇、祁人、郭守明（青海互助青稞酒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鹏珍（青海互助青稞酒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谢克强、翼人、汪国真、张新泉、杨廷成

后排右起：刘滨、高平、查干、周占林

（中国诗歌万里行“走进青海互助青稞酒”一行合影）

写在青稞酒的故乡（组诗）

第一流的青稞酒

互助的青稞酒，

一滴酒是一颗液体的珍珠，

一瓶酒是一个倒立的圣湖。

一开瓶

就让人溶进了青海，

一端碗

就让人忘记了归途。

有人说：

水是酒的血。

你的血脉来自何处？

是从古老的水井里冒出来的，

是从祁连山的冰雪中化出来的，

是从原始森林的根须中滤出来的，

是从神圣的青藏高原腹部生出来的。

汇合到这里等候，

等候酿造青稞酒。

这些水，

是一路唱着歌来的，

这些水，

清一色的晶莹剔透，

这些水，

在鹰眼望不到的地方，

穿越了神山圣湖。

有了这样的水流，

青稞酒必定是第一流。

圣水一般的青稞酒啊，

只有青海才有！

            驮酒的骡马没有走远

四百多年以前，

那些驮酒的骡马，

并没有走远。

那清脆的铃声，

伴着清凉的风，

依然响在我们的耳边。

从不喝酒的唐僧师徒的

取经路上走来，

从霍去病与将士们一起痛饮的

酒泉城外走来，

从穿越秦岭和大小陇山的

峭壁的栈道上走来，

一队又一队的骡马，

一年四季，露宿风餐，

赶往一个有着磁石般

吸引力的地点。

不怕路途遥，

不怕巷子深，

那个地点

就是现在的互助，

飘满了酒香的威远。

那些驮酒的骡马，

没有走远，

把青稞酒的好名声，

一直驮到了现在，

驮到了天边。 

              青稞酒的故乡

我从黄河的东边，

第三次来到威远，

欣赏土族人的俊美，

品味青稞酒的香甜。

一页页辉煌的历史，

在博物馆里默诵着昨天；

新酿青稞酒的气息，

飘荡在山水之间。

祁连山挡不住，

黄河水隔不断，

八大作坊的盛名，

流传了四百多年。

新中国的春风把高原吹遍，

酒旗在红旗下更加灿烂。

八大作坊整合为互助酒厂，

八个花瓣并开成一朵大红牡丹。

这里的人多才多艺，

“互助令”唱得情意缠绵；

这里的酒醉而不倒，

喝美了就像上了轮子秋千。

青稞酒的故乡，

像一株傲霜的梅花；

酒厂的千名职工，

齐心握住了手中的春天。

酒厂创造着崭新的生活，

十年赢得了满头的桂冠。

为青海的青稞酒青云直上，

我愿醉卧在酒厂的门前。

            青稞酒的品格 

青稞和高原在一起，

是长穗子的雪莲；

青稞和石磨在一起，

是喷香的糌粑；

青稞和雪山圣水在一起，

就是大名鼎鼎的青稞酒。

看到它，

就看到了三江源头上

晶莹闪光的水滴；

看到它，

就看到了青藏高原上

人们无垢的心灵。

青稞酒的皮肤是冰凉的，

它的感情是热烈的；

青稞酒的名字有个青字，

它的内心是透明的；

青稞酒的味道是特别的，

喝一口就叫你旧情复发。

人们都向往青藏高原，

也都想尝一尝青稞酒。

青藏高原撑了我的腰，

青稞酒壮了我的胆，

在祖国的西北方向，

我只有回味，不再有遗憾。

【附】

              中国诗歌万里行采风团走进“天佑德”采风

                         作者：周占林　　

　　12月17日，中国诗歌万里走进“天佑德”采风团到青海互助青稞酒有限公司采风。

　　采风团由来自全国各地的十一位诗人组成，中国诗歌学会常务副秘书长、中国诗歌万里行总策划祁人为团长，团员有高平、查干、谢克强、张新泉、刘滨、汪国真、潇潇、周占林、杨廷成、翼人等。在启动仪式上，青海互助青稞酒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王鹏珍代表公司致欢迎辞，诗人们也分别进行了发言。启动仪式结束后，诗人们兴致勃勃地参观了青稞酒的生产全过程。

                                ——中国诗歌网

        

受证感言

　　在庆祝共和国60华诞的时候，我从事文学创作的时间也超过了60年。

　　2009年9月，中国作家协会　“为褒扬老一辈作家为新中国文学事业建立的功绩，表达……对老一辈作家的敬意，激励年轻一代创造文学事业新的辉煌，……决定，向从事文学创作60年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颁发荣誉证章和证书。”

　　我自然也被名列其中。在中国作协的公示名单中，甘肃省获此荣誉证书、证章的作家还有其他6人。

　　2009年12月28日，在甘肃省文学艺术界新年戏曲晚会上，特意请省委书记等省上领导将此二证转颁给我们，按官方的规矩说，规格不谓不高，形式热烈隆重。

　　受证之后，免不了有些感慨。

　　60年里，我为新中国的诞生唱过战歌，为豪迈的事业唱过颂歌，为壮美的山河唱过赞歌，也为农奴的苦难唱过悲歌，在上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前期，我本身也曾是英雄行列中的一员。

　　这期间，也曾被剥夺过歌唱的权利，不准用真实的声音歌唱，只能和大家一起用假声歌唱，以至被逼假唱，甚至在“专政”下失去过人的尊严。

　　光辉的道路，曲折的道路，是和全国同胞一起走过的。我的文学脚印不可能越出这条跑道。

　　虽说去日苦多，今天仍在耕耘，而且还有未来。

　　我感到，由于体制、观念、习惯势力等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双百方针”的真正贯彻，“三贴近”的实际施行，“多样化”在题材领域的落实，尚有很长的道路要走。有些地方，依然只能“准风月谈”；说真话，写真事的作品仍被视为“二心集”；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少的是“呐喊”，多的是“彷徨”；不少人钻到古人堆里去搞“故事新编”；人们急功近利，忙于“朝花夕拾”；文苑里“野草”丛生。转型的和不转型的纠缠在一起，致使文学禁区缩小的程度和速度，低于作家和读者的预期。

　　我仍在期待。一边期待，一边不改初衷地前行。

　　在文学、人民、祖国的面前始终闪亮着与我的生命同在的两个金色大字——美好！

亲友们的疑问

　　几十年中，有不少亲友向我问起过一个问题：“当年你是因为什么被打成右派的？”

　　他们纳闷，他们无法理解。

　　是啊，我17岁参加解放军，历史清白，21岁荣立二等功，评为模范青年团员，22岁作为全军英模代表去北京天安门观礼，23岁出版了歌颂进军西藏的诗集，作品中找不到半篇“毒草”，1957年也没有参加“鸣放”，怎么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呢？

　　对于这样的提问，我都没有做过回答。因为确实一言难尽！

　　如果笼统地地讲，可以概括为两句话，一句是“在劫难逃”，一句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斗行吗”、政治运动频繁的年代，劫难的发生是普遍的，人间的不正常倒成了经常。人要害人是很难躲的，正就是：“溺于渊，犹可游也，溺于人，不可救也。”（《盥盘铭》）

　　除了上面说的政治大环境，当然也有单位和个人方面的小环境，详细分析，没有必要，我只列出五个关键词，大家就能够心领神会了：排外，报复性，嫉贤妒能，枪打出头鸟，性格即是命运。自古以来，性格耿直的人总是倒霉，心眼儿特多的人往往得宠，如汉顺帝时京都的童谣所念的“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

戴帽与摘帽的日程

　　1957年6月至10月，我在北京，未参加本单位西藏军区政治部的反右派斗争。

　　1957年12月2日，西藏军区宣布反右派斗争结束，转入整改、交心、思想建设阶段。

　　1958年6月11日，政治部副主任白健（主任洪流同志已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靠边站了）在政治部大会上传达《西藏军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同时宣称“高平同志的严重思想需要彻底解决，大家也要帮助。”（后来知道，由于政治部只打了画家宁里一名右派，比例数字不够，右倾了，要补课。结果补了我、政治教员蒲徽伍、文化部长苏策三人）

　　6月13日，我在大会作文艺思想检查，说到所受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的影响，进行了大会批判。

　　6月14日，继续大会批判我一天，有些人说听不懂我的检查。

　　6月16日晚上，我第二次作大会检查。

　　6月23日上午，第三次对我进行大会批判。

　　6月28日下午，大会，党支部书记、政治部协理员王荣峰代表党支部和政治部领导小组宣布：“高平由于一贯立场反动，正式戴右派分子帽子。”当时我26岁。

　　6月30日晚上，陈钦雅、王涛二人让我在我的“小组鸣放材料”（其实是小组交心材料）上签字。

　　7月15日，王荣峰口头通知我：自7月份起，撤销一切职务，取消一切待遇，送地方监督劳动。

    7月26日，包括我在内的西藏军区20多名右派分子被武装押送由青藏公路经峡东火车站到达兰州。

　　8月12日，到达劳动地点甘肃武威国营黄羊河农场，开始劳动改造。

　　1959年12月25日，武威县人委来人谈话，并经农场工人讨论，批准为我摘掉右派分子帽子。1960年1月14日农场大会宣布。

　　从上面这个日程可以看出：

　　1、少数政治运动的领导者已经先内定了要打我右派，把我划归敌我矛盾了，却装模作样说要解决“思想”问题，而且仍称“同志”，要大家“帮助”；

　　2、显然是先定性，然后再凑材料；（在我做了第二次检查以后，把我搁置了7天，后来知道，他们中有的人认为划我右派材料不够，发生了分歧）

　　３、始终没有让我看过、也没有在会上宣布过我的“罪状”，没有给我任何一纸文字的东西，只是口头宣布了“一贯立场反动”六个字，毫无法制可言；

　　４、从在拉萨宣布要对我进行“帮助”，到把我划成右派，到对我做出待遇的处理，到把我遣送到甘肃的农场，一共才用了两个月零一天的时间，而改正对我的错划，却整整用了21年的时间，可见整人和处罚人是多么雷厉风行！纠错却慢过蜗牛爬行。这就是他们对待人的命运的作风！

昙花一现的甄别机会

　　我在农场劳动的两年半中，正是全国由“大跃进”到大量饿死人的时期。我们的口粮定量最后降到了每人每月15斤原粮，且毫无副食可言。我已严重浮肿。“兰州会议”决定“抢救人命”后，我于1961年1月下旬被用火车的闷罐车拉到兰州。同年10月被分配到甘肃省歌剧团任编剧。

　　1962年6月15日，歌剧团党支部书记姜丽山主动通知我，由于我原是文艺10级，是1958年补的右派，符合甄别的条件规定。我听了非常高兴，第二天就递交了要求甄别的申请。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局回复说，甄别要有原所在单位进行。我即写信给军委总政文化部李伟部长，请示原部队人员的甄别问题。8月2日收到李伟部长的回信，信中说“你要求复查你的问题，是完全可以的，我们也正在搞这件事。”这使我感到很大的鼓舞和欣慰，决定写申诉材料。

　　但是未曾提笔就犯了大难了，写什么？怎样写？要申诉必须有的放矢，针对我的问题逐条澄清真相。我至今没见过对我的定案材料，不知道到底给我定的是哪几条罪状。仅凭对于当时大会批判发言的凌乱回忆是不行的。刑事罪犯还有个判决书呢，我手上却什么都没有。我只好向组织上提出请求让我查看我的档案中的定案材料。组织的回答是：按照规定，每个人的档案，本人是不能看的，为了解决你写申诉的难题，可以抄一份给你。就这样，人事干事郝明中抄了一份《摘录高平档案——划为右派的主要右派言行》给我。我看过以后十分震惊，当时的心情，用一大串词汇都描述不尽，那真是歪曲事实、断章取义、蓄意栽赃的杰作，世上竟有这等害人之事！其实这就是那个时代整人的“模范作文”。

　　12月6日写好了申诉材料，经由组织交人事干事转寄西藏军区。不料，10个月过去了，不见任何回音。经询问，西藏方面说没有收到。人事干事说可能是寄丢了，要我重写一份申诉。真是不幸。1963年10月，我重新写好了申诉。更不幸的是，由于毛泽东的一句话，甄别全面停止了。人为的马虎再遇上“大救星”的指示，使我丧失了时间和时机，错失了甄别的机会。一拖又是16年！

我的“主要右派言行”与事实真相

　　我的定案材料中开列的我的“右派言行”一共是５条（其中第２条内有４个小条，即我的４句话）我每看一次都会从怒不可遏转入心如刀绞再转入欲哭无泪。就是这几条不值一驳的东西，竟然从肉体到精神、从个人到家人戕害了我整整21年之久！短短几百个出自低级刀笔吏之手的荒谬文字，毁灭了我的青春以至一生。

　　为了以史为鉴，我不能不将它示众，但是要逐条、逐句、逐字地全部进行说明，实在是浪费我的笔墨，浪费读者的时间。既然他们抓到是我的“主要”言行，我也就拣“主要”的公之于世吧。

【档案原文】

　　同情右派，坚持反动立场。如说：“艾青划成右派是一大遗憾，公刘划成右派是二大遗憾。”

【事实真相】

　　1958年在“向党交心”的运动过程中，我出于对党的热爱和一片忠心，冥思苦想地挖掘自己的内心：到底有什么事情或者在什么问题上对党不起？终于找出来一件，于是在小组会上交心说：“去年夏天我去八一电影制片厂看望一位老战友，临走时他在场门口的公交车站送我上车，对我说：‘艾青划成右派了，是我的第一个遗憾，公刘又划成右派了，是我的第二个遗憾，你小子要小心，你要是也划成右派，那就是我的第三个遗憾。’说到这里，正好汽车来了，我就上了车。我觉得他的话是不对的，是右派就该划，有什么遗憾的？我应该本着对党负责、对同志负责的精神批评他才对，不应该就上车走了。我如果对党高度忠诚的话，应当表明态度，来不及可以等下一辆车嘛。”

　　在已经大会宣布我戴上右派帽子的第三天晚上，陈钦雅、王涛二人让我看他们整理的我的《小组鸣放材料》（这正是先定案、后整材料；还故意把“交心”改为“鸣放”）让我签字。我看了说：“关于遗憾的话并不是我说的。”他们厉声反问“你当时不是没有批评他吗？没有批评他就是同意他，那和你说的有什么两样？”就这样，把我交心交的别人的话定成了我的鸣放的话。成为我的第一条最大的罪状。

　　说起来怪自己，谁让你向党交什么心？恰恰又碰上硬是把你的红心涂抹成黑心的人。活该！

【档案原文】

　　高平看到银行转帐排队，说：“我要是个炸弹我就拉弦炸了他。”

【事实真相】

　　当时在西藏一律不发现金，每月的薪金都打在存折上。在国营百货商店和军人服务社买东西时，先把商品选好，开好票，然后去银行转帐，再回来取货。一到节假日，排队的人尤其多。

　　有一个夏天的中午，我顶着日光城拉萨的烈日在银行外排队排得太久，回来以后，我描述我当时的焦急心情说“我要是一颗手榴弹，我真想一拉弦把自己炸了。”

　　我相信被逼揭发的人是如实讲的。是整理材料的人搞的又一个篡改杰作。我明明形容的是想自我爆炸，他们则改写成“炸了他”。他是谁？同志？银行？你们猜去吧，反正不是自杀，而是行凶。难怪杨星火在批判大会上声色俱厉地断言：“高平不但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右派分子，而且是一个跃跃欲试的反革命分子！”（说实话，别人批判我的话我统统忘记了，唯独她的这两句我总难忘掉。因为她是我的老战友，几个月前还在《解放军文艺》发表过要向我学习的文章。21年之后，她在成都军区和我重逢时，对我说：“事实证明你是个好同志，”接着又补充了一句：“不过那个时候我就是那样看的”是啊，都是这个调子或者口径：那时整你是对的，现在不整了也是对的）

【档案原文】

　　丑化领导干部，污蔑打击功臣和积极分子。说：“星火（女作家）就像谭政委的老婆一样。”

【事实真相】

　　这一条用词恶毒，很容易激怒领导。且不说我本人就是功臣（立过二等功，参加过解放军英模代表团去北京天安门观礼）而且这件事一同“反右”毫不沾边儿，二和事实完全不符。

　　那是远在1954年12月的事，川藏、青藏两公路通车拉萨，有一天在宇妥小礼堂举行庆祝晚会的演出，西南军区文化部来了一批作家，我陪他们出席观看，大家坐好了等首长。一会儿，谭冠三政委走进来了，后面跟着杨星火，身披着谭政委的黑呢子大衣。我身旁的一位作家问我：“那是谭政委的夫人吗？”我说：“不是，是杨星火。”这位作家出于对同志的爱护，诚恳地建议我：“你应当找她谈谈，不要这样跟着首长，你看，我们都把她误认为是谭政委的夫人啦。”

　　我当时是西藏军区文工团创作组的副组长，杨星火是我的组员，我觉得有责任向她转达这个好心的意见。我在第二天对她如实地讲了，请她注意一下。不料她不但不接受，而且委屈得大哭。我也不再说什么，事情就此过去了。

　　此事，四年之后，竟成了我上面所列的那条罪状。怎能不让人啼笑皆非！

【档案原文】

　　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说“写工人不了解，农民愚蠢、自私、狭隘，一辈子不想写农民”。

【事实真相】

　　帽子扣的很大，而且很容易激怒农民出身的领导。

　　事实是这样的：

　　1956年的一天，我和刘克（和我同是文化部的创作员）在一起聊天，他说“和平年代的部队生活没有写头儿，光是训练，没有色彩。我想转业回内地到地方上去搞创作。”我认为他的想法不符合军区党委号召大家“树立长期建藏思想”的要求，但我不是他的上级，不好直接批评，便采取现身说法的办法给他做思想工作，我说：“我们的服务对象是工农兵，我想了，写工人我不熟悉，农民有狭隘保守的一面，我自小参军，熟悉部队，对部队特别有感情，我要写一辈子兵。你的情况和我差不多，我们还是留在部队一起干吧。”

　　整材料的人，不但把“我要写一辈子兵”这一句完全删去，而且捏造了一句“一辈子不想写农民”。他们忘记了宣言要由行动来证实的基本常识，我早在1950年就发表过写农民的长诗，1957年发表的长诗《大雪纷飞》也是写农奴的。这样的偷换只是为了把一个决心为工农兵服务的我打成一个“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我；把一个执行党的号召、给同志做思想工作的我，打成一个思想反动的我。有这么干的吗？就有！这种政治迫害常见病后来我们见得多了。

获得改正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中国的政治天空出现了曙光，虽然“两个凡是”仍然禁锢着人们的思想，人们却开始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了。

　　我当然也忘不了我的政治冤案，又试探性地也是顽固性地行动起来。

　　1977年3月29日，我向本团（当时我在甘肃省歌剧团任编剧）党组织递交了《关于我1958年被划右派、1962年曾经申请甄别的基本情况及我的申诉意见和要求》，单位同意转往西藏军区。

　　过了一年多不见回复。我又将申诉直接寄给了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陈明义将军（他是原西藏军区司令员，对我很了解，西藏“反右”他不在）

　　1978年10月13日接到成都军区文化部副部长郭民（他是原西藏军区文化部副部长，曾是我的顶头上司）的来信，说陈明义司令员已将我的材料批转给他办理。

　　1979年1月12日郭民来信告知，我的申诉已由西藏军区受理。

　　1979年2月17日，我发电报给西藏军区落实政策办公室，问需不需要我本人前去西藏。

　　1979年2月20日得知，西藏军区给本团来信，了解我的“现实表现”。

　　1979年2月24日收到西藏军区政治部保卫处复电：“正在复查，不要进藏，结论后告你”。

　　1979年4月14日收到3月31日航空寄发的西藏军区司令部办公室来信，称：“军区党委已讨论决定，你是错划右派，要改正过来。不久即派人去作具体落实工作。”

　　1979年4月17日，我去西藏军区驻兰州接待站，会见了由西藏来兰的落实政策工作组戴修林、赵飞崇等三同志，接受了对我的改正材料。

　　1979年6月28日，领到了西藏军区补发的正特号军装及领章、帽徽。

　　西藏军区同时将对我的改正结论的生效文件送交到甘肃省文化局和歌剧团，并在本单位宣读。其中有两句话令我得到安慰，即“两个一贯”：“高平同志参加革命以来，一贯表现很好，对于划他右派一贯不服。”

　　自1979年8月起，恢复我1955年的原级别——文艺10级。当时在兰州是每月114、92元。（我自1958年7月起没有了级别和工资，自1962年起重新定为文艺13级，每月是72、8元）在次之前歌剧团为我提的一级也冲掉了，白白浪费了一个提级的名额。工资上了百，这在当时已经是高工资了。但我21年的经济损失是无法计算的！精神损失就更甭提了！

　　1979年9月21日，西藏军区驻四川办事处“落办”派张党政等二同志前来，告知：决定发给我生活补助费（不补发工资）300元。说“如果还有困难，可以提出要求补助的数目来，但我们没有权力解决，我们可以上报军区党委。”我回答说：“不需要了。说实话，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我指着桌上我刚买的上海产的飞跃牌9吋黑白电视机说：“你们看，电视机都有了。”

　　当时我对改正带来的高兴是有所保留的，因为右派在摘掉帽子以后，被称为“摘帽右派”，依然列在“另册”之中，“有罪不敢抬头”。今后是不是会被称为“改正右派”，依然抬不起头呢？这种担心，一直到朱镕基担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才彻底消除，因为朱镕基是和我同时被补划的右派。

结束语

　　那场悲剧转眼过去半个世纪了。我个人遭受的冤屈比起刘少奇、彭德怀、贺龙……（名单上开列不尽的）等人来，的确算不了什么。问题在于对一系列重大的历史问题是否真能做到实事求是？如果对历史不负责任，如何面对并拥有未来？譬如反右派运动，因为几个人的政治思想问题而把55万知识分子从政治、经济、精神、肉体以及家人诸方面进行了长期地摧残和剥夺，事隔21年之后，一纸“改正”了事，至今依然说成仅仅是“扩大化了”，显然是不符合逻辑和事实的。如此维护下去，情何以堪，理何以彰！古谚云：“足寒伤心，民怨伤国。”单是靠发展经济，并不能达到和谐。

　　写到此处，心痛如绞，不知笔停于何字，文止于何言……

2009.12.03

　　1956年5月，中国作家协会重庆分会召开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它当时是包括西南各省区的协会。我作为西藏的唯一代表前去出席。我从拉萨搭乘军用卡车出发，沿着我曾参与修筑了四年的川藏公路东行，那时的川藏公路是“先通车，后达标”，路况和车况怕是世界少有的差池，两千公里路，整整走了12昼夜。然后从成都换乘火车到达重庆，放下背包，赶到会场，开幕式已经进行了一半，女作家曾克正在作报告。

　　由于我是进藏部队的青年诗人，来自最遥远、最艰苦的世界屋脊，所以在会议期间倍受青睐，使我诚惶诚恐。

　　《重庆日报》的编辑特意来到会场上，在我的身边坐下，悄声向我约稿，并且立即掏出现金，预付了一笔稿费。我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真有些不好意思。我写了一首《给重庆》，他们很快就发表了。

　　重庆人民广播电台要我去朗诵诗。去电台录音对我也是第一次。情况不熟悉，心里没有底。我的新朋友诗人高缨那时是重庆团市委的干部，也是会议代表，他主动为我参谋，给我壮胆，一路陪我走到电台，顺利地录制了我朗诵的《珠穆朗玛》，也很快播出了。

　　5月19日是大会胜利闭幕的日子，当晚，中国作家协会重庆分会和青年团重庆市委员会在青年宫联合举办了文学晚会。据徐行在《重庆日报》的报道《欢乐的会见----记19日本市青少年和作家的联欢晚会》记载，出席晚会的有1，500名青少年和30多名作家。我也是被邀请出席的作家之一。在会上讲话的有团市委副书记于克书，青年代表鄢国培，少儿代表李仁凤；作家代表讲话或朗诵的有李劼人、蹇先艾、沙汀、刘盛亚、章晶修和高平。报道在写到我时是这样说的：“来自拉萨的部队诗人高平为大家朗诵了他自己的诗《阿妈，你不要远送！》火热的诗句把青少年们的心紧紧抓住了。”会后举行了文艺演出和舞会。报道中还写了沙汀、李南力、高缨、段可情和我与大家在会下的交谈。说“从康藏高原来的高平同志在娓娓不倦地向一群诗歌爱好者谈诗的写作问题，他鼓励大家不要害怕失败，要满怀信心努力不懈地练习写作。”

　　整个活动一直到夜间11点钟才结束。我正准备回去休息，沙汀把我叫住，让我和他们一起去饭馆吃夜宵。我和沙汀是第二次见面了，1950年在解放不久的成都近距离地听他讲过他的创作经历，并向他提问过方言文学的前景问题。见他对我特别热情就不好推辞了。在饭馆的八仙桌上，他，李劼人，蹇先艾，刘盛亚四位老作家各坐一面，沙汀给我另外加了个板凳，靠在他的身旁。他们的夜宵很特别，要了大碗的黄酒和好多的猪脚，大口地喝着吃着。看来他们是兴奋了，在庆贺老友的重逢，会议的成功。我虽然插不上什么话，但享受着老一辈作家对我这个小青年的垂青和关爱，心中十分温暖和感动。

　　如今，这些可敬可爱的老作家都已经作古了。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的天真善良，他们对青年人的热诚，却始终像在昨天一样清晰地显现着。遵循他们无言的榜样，我对于文学青年从来不敢怠慢，更不会摆什么架子。

　　这次大会的合影，我一直保存得完好。有一年，四川作协的老朋友洪钟和萧崇素因公来到兰州，在我家谈起往事，说到这次会议的情景，我拿出合影一同观赏，因为他俩也是会议的代表，画面上当然也有他俩，他们如获至宝，要拿回成都去翻拍，我就答应了。从此再未完璧归赵。我曾经委托曾小嘉去查找索取，也无有下落。唉，人老了，忘性大，行动不便，联系不易，奈何不得呀！今年，四川诗人张新泉告诉我说，他们二老都已仙逝了。我在唏嘘哀叹的同时，也彻底打消了索回这幅老照片的念头。

后语

　　既然前边有个“前言”，后边就搭配个“后语”。不然就“前言不答后语”了。

　　在《我的文学生涯中的第一次》这个大题目下，我原先拟了一大堆小题目，写到这里，忽然不想写下去了。一是以后的种种“第一次”越来距离现在越近了，有些人和事如实道来似有不便；二是有的经历已经在我的其他文章里或多或少地有所涉及；三是如果再写下去，作为文章发表就嫌长了，作为一本书出版又嫌太短，13篇了，超过了“一打”，就此打住吧。其中的某些内容，如果具有些许当代文学史料的参考价值，也算是没有白写。

2009.12.22

出版第一本诗集时的高平

第一次出书

　　我忽然收到一封完全意想不到的人的来信，内容大致是：我们注意到你近年来发表了一些诗作，想给你出版一本诗集，请你把书稿寄来。署名是军委总政治部文化部编审出版处马寒冰，名字下面还郑重其事地盖着印章。

　　这是1954年5月间的事，当时我正住在川藏公路筑路工区波密地段18军53师159团体验生活，是军邮员把信送来的。

　　那时，我还没想过出书的事。得到这个令人喜出望外的消息，我立即清点了一下已经发表的诗，一共才不过十几首，印成一本书显然太薄了。但机会难得，盛情难却。我于是在漏雨的帐篷里，伏在树枝搭成的床上，突击了好几首新作，共有了21首，书名《珠穆朗玛》，寄给了编审出版处的马寒冰处长。11月，当我回到昌都时，收到了他的电报：“你的诗集即付印”。第2年（1955）3月，由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编的《珠穆朗玛——进军西藏诗集》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竖排83页，定价二角八分，印数10，100册。

　　它，就是我的第一本诗集。

　　我，不能不感激马寒冰。

　　一直到1957年他去世前夕，我和其他同志才在北京他的家中见了他一面。那是个夏日的晚上，天气很闷热，我们只好坐在院子里说话。留给我的印象是他似乎很消瘦，情绪有些烦躁不安。

　　马寒冰原名马国良，福建海澄人，生于1916年。1932年就读上海沪江大学。1935年在厦门鼓浪屿组织天竹文艺社，任《华侨日报》文艺副刊编辑。1936年到缅甸,先后任《仰光日报》副刊编辑、《兴商日报》总编辑兼缅甸通讯社记者。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怀抱爱国热情、救国之志，历经艰难曲折，从缅甸经香港到广州，长途跋涉陕北。在“抢救运动”中被怀疑为敌人的“派遣间谍”，遭受了冤屈。他担任过《晋察冀日报》编辑部副部长。1949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兵团宣传部副部长，随王震将军解放西宁，进入新疆。任新疆军区宣传部部长，后来调总政工作。1957年1月7日，他和陈其通、陈亚丁、鲁勒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对于“双百方针”表示疑虑的文章，题为《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简称“四人文章”）由于不理解毛泽东“引蛇出洞”策略，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马寒冰承受不了，竟然自杀了。

　　马寒冰的名字，至今有些人也许感到陌生，1989年8月由王震题写书名、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寒冰文集》恐怕读过的人也不多，但是他作词的歌曲人们熟悉的，一直流传至今，歌名是：《新疆好》、我骑着马儿过草原》、《解放军同志请你停一停》等。

　　他是著名的编辑、记者、作家，也是部队文化工作的领导干部，他的无私无畏的精神，他的发现人才爱护人才的热诚，留下了许多令人难忘的故事。譬如西宁解放时，音乐家王洛宾时为马家军82师政工处上校处长。是马寒冰把他引见给王震，王震与政委徐立清才委任王洛宾为一兵团宣传部文艺科科长，并且从警卫排调出一匹枣红马让王洛宾骑。王洛宾活了83岁，而马寒冰仅活了41岁；一个儿女情长，一个英雄气短。

第一次获奖

　　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少有文学评奖的事，绝不像现在这样各种奖遍地搞、满天飞，所以得个奖是不容易的，也是很光彩的。

　　1953年12月，西南军区在重庆举办了文艺检阅大会，给我颁发了奖章和奖状，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获得文学创作奖。奖状的内文是：“劈开雀儿山（诗）康藏高原的誓言（诗）接岗以前（诗）运输线上（歌剧）参加西南军区一九五三年文艺检阅大会文学艺术评奖，由大会评奖委员会评定，并经西南军区批准，特授予该作者高平同志创作奖一等奖。此状  司令员 贺龙  政委 邓小平 ”长方形大印盖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关防”。

　　可惜这次检阅大会暨颁奖典礼我没能参加，因为我正被借调在解放军电影制片厂创作大型文献纪录片《通向拉萨的幸福道路》，刚由西藏工地回到北京。后来知道，当时大会还有文学作品展览，展览了我的照片和发表的部分作品，我的事迹材料是由杨星火整理的。

　　和我一起获得一等奖的作者还有寒风、李南力、白桦、柯岗、胡征、林予、公刘、陆柱国、冯牧、陈斐琴以及工农干部、战士作者樊斌、李安家和李宝善。获得二、三等奖的还有很多。当时的西南军区文学创作力量之雄厚可见一斑。

　　对于我，这在当时和以后都是很高的荣誉，我一直珍视这个荣誉，这张奖状我已经完好地保存了56年。不过保存它也不容易，除了辗转行军，挪动驻地，转业调动，栉风沐雨之外，最具被毁危险的是在十年的“文革”浩劫期间。我曾在1958年被补划为右派，虽然只一年就在农场摘掉了帽子，但在“文革”中则被冠以“老右派”的称号，推入了无产阶级专政对象的行列。我自知必被抄家，我的这张奖状上签着贺龙和邓小平的大名，当时这两位一个是被诬搞“二月兵变”的“大土匪”，一个是“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都是要打到的敌人。造反派必然不会允许我再保存着它，不是没收，就是撕掉，而且还会找我的麻烦。怎么办？藏是没处藏的；转移到别处，无异于嫁祸于人；自己先销毁吧，实在是舍不得。想来想去，我只好采取了一个大不敬的办法，用红铅笔在贺、邓两位老首长的名字上各打了一个叉，表示我已经做了政治处理了。试试看这样能不能将它保住？果然，单位的造反派队伍来抄家了，他们看了这张奖状后，认为我已经和他们划清了界限，就高抬贵手，没用采取什么“革命手段”。“文革”结束以后，我又将红杠杠小心翼翼地擦掉，让侥幸得以幸存的宝贵奖状恢复了干净而庄重的原貌。

　　这次获奖给予我的精神鼓励作用是非常巨大的，它影响了我以后的创作道路。它使我不时回忆起那几篇得奖作品所起的作用，坚定着我的社会责任感，使我始终同“无病呻吟”和“不知所云”保持着十万八千里的距离。

　　文学与诗歌的繁荣，大抵在思想解放之初（如“五四运动”，解放后的五十年代前期）和悲愤爆发之后（如抗日战争，粉碎“四人帮”），它与经济的是否繁荣不但不构成正比，甚至没有多少关系。因为作为精神产品的文艺，不像物质产品那样需要大量的投资和科技的支持，它只要有作家和诗人历史的情绪就够了。所谓“文章穷而后工”，所谓“愤怒出诗人”不外乎就是这个意思。专制高压的环境所造成的一律或骄奢安乐的社会所呈现的平稳，都会遏制或麻醉创作的发展。它的繁荣需要等待下一轮的思想解放或悲愤爆发。

367

　　1983年8月22日黄昏，我坐火车上经过山海关，写了《山海关的黄昏》一诗，其中写到“一个生存的思想，压缩成线装书般的城砖”“转眼间月明星灿，列车的汽笛震断了我的神牵。任道路像长城般的曲折，一只中华的凤凰终于涅槃”。9年之后，也是在山海关的一个黄昏，海子卧轨自杀。他在生存的思考中，他在落日的意境中，像一只中华的凤凰，在诗的火焰中涅槃了。

　　海子是一个当代少有的相信天人合一的诗人，是一个让哲学之手夺去了魂魄的诗人。他为诗而死，他的诗因他而活着。

368 

　　1954年我在一首写给藏族阿妈的诗中有一句“我们替你种下的青稞，要在你的门前发芽。”西南军区文化部部长陈斐琴建议我改一个字，把“替”字改成“帮”字，他说：我们对于少数民族的事情是帮助而不是代替。这使我终生不忘。这样的“一字师”最可贵，他不是切磋了一个艺术手段，而是提供了一个重要思想。 

369

　　既是窃窃私语，又不怕别人听去；既是公开的宣言，又是内心的宣泄；既要用语言的锋刃把人刺痛，又不能使人受伤。这大概就是诗的二重性，也是作诗的难处吧。

370 

　　友人给我念了一副对联，说很有意思：“风吹窗棂纸放屁，雨打房檐瓦尿尿（读虽） ”。此联词义的对仗确属工整，上下联的前四字也还高雅，但后三字虽然对得可以，而且有声有色，但形象低俗，屁滚尿流，距离诗意甚远，极不可取。或可属于“下半身写作”。由此可证，凡作诗，应以诗意为先，诗美为重，而格律次之。

371

　　我们的新诗，过去是没有意象的思想太多，失去了诗美，人不爱看；现在是剔除了思想的意象太多，失去了灵魂，人看不懂。

　　我们的诗坛，不是烈日暴晒，就是阴霾浓锁；不是梦中呓语，就是政治说教。总是爱走极端。这当然和时代的气候有关。

　　我们的诗人，一些人应当摆脱宣传情结，一些人应当调整唯美追求；同时在继承传统和借鉴西方之间找到平衡点，搞一点中庸之道。

372

　　最近又有人争论，到底什么叫少数民族文学？我以为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作者是少数民族，第二，作品是少数民族题材。

　　如此看来，汉代的《匈奴歌》“失我焉支山，令我妇女无颜色；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应是我国流传的最早的少数民族诗歌了。

节气近大雪，　窗外树凋零。

树下多灌木，　密密复丛丛。

内藏有小猫，　喵喵发悲声。

决意苦搜寻，　救出小生灵。

与我捉迷藏，　闻声不见形。

灰尘灌鞋袜，  荆棘刺手疼。

邻人来相助，  四面哄且轰。

终于抓在手，　骨瘦身躯轻。

毛色像虎豹，　脸是狐狸型。

视之如弃儿，　捧之奔家中。

先用肥皂搓，　再用温水冲。

生怕湿后冷，　周身热吹风。

馒头拌鱼虾，　喂食盛且丰。

腾出大纸箱，　棉絮铺两层。

放置客房内，　使之睡安宁。

次日晨起后，　一看箱中空。

唯见排泄物，　满床酸又腥。

枕巾尿浸透，　被头屎蒸腾。

黎明破窗去，　窜回野地中。

负我爱怜意，　不愧是畜生。

　　　09.12.06

          题孙女高妙音近照

           六岁婷婷高妙音， 

           绿叶争扶红领巾。

           敦煌飞来携灵气， 

           孙女也是诗之魂。

191

所有的神都在人的头上，

所有的鬼都在人的心里。

192

“夏虫不可与语冰”？

如今能吃冰激凌。

193

爱是无怨无悔的付出，

自私自利的人绝无真爱！

194

唯恐亵渎了神圣：

大爱无欲，大热若冷。

195

所谓“看对了眼儿了”，

是对上了心灵的密码。

196

“悠悠万事，唯钱为大”，

道德水准，必然下滑。

197

宣称一成不变的，

八成要变。

198

西北风强迫树叶坠落，

主持人强迫听众鼓掌。

199

人常骂人是畜生，

其实畜生有些方面比人好。

200

刨根问底的最后，

又回到了“难得糊涂”。

不朴实和不真实，

仅有一步之差。

182

文字可以夸张，

感情不能造假。

182

令人眼花缭乱的词飞句舞，

不能感人，反而烦人。

183

把词用尽，把话写绝，

也就亵渎了文学。

184

形容词太多的文章，

像一条泛滥的河流。

185

到底让人记住了什么，

是对作品的有效鉴别。

186

写梦有颜色，石头会笑，

是某类诗人爱玩的把戏。

187

卖弄才学的男人，

等同于卖弄风骚的女人。    

188

闹钟按时响铃是社论，

雄鸡呼唤黎明是诗歌。

189

陨石、地震属于科学，

天崩地裂属于文学。

190

在刚提出“以人为本”的时候，

有人已经超前到“以狗为本”了。

171

如果船要沉了，

不是水的过错。

172

发生着的都是短暂的，

唯有回味悠长。

173

所谓“真人不露相”，

是由于充满自信且甘于寂寞。

174

先知先觉最痛苦，

先说先做最悲惨。

175

世界上有些账是无法算的，

因为有些事数字无能为力。

176

当一个人正确十万人错误的时候，

这个人有可能被撕成碎片。

177

如果地心没有了吸力，

人类会消失在太空。

178

知羞近乎美，

知礼近乎雅。

179

不注意个性和差别，

就不认识任何事物。

180

地球上有黑夜，

是让人思索白天。

161

热衷于整容，

比琢磨着整人好多了。

162

把今天美好的印痕做深，

不然明天的回忆是浅的。

163

对温度最敏感的是草木，

对物价最敏感的是穷人。

164

太爱说话的人，

谁也打不断他。

165

善意的假话不假，

害人的真话不真。

166

爱情中没有了激动，

就成了干涸的河流。

167

浅爱是话剧，

深爱是哑剧。

168

浅爱是胶水，

深爱是磁铁。

169

暗恋是高尚的自私，

满足自己又不惊动他人。

170

动物的交配，

是不讲质量的。

                     好容易栽活了一棵小树，

                     一个孩子把它折断。

                     我大喝一声，

                     他瞪我一眼。

                     我们的下一代怎么了？

                     我呆呆地望着远山……

                                                      09.11.29

　　上世纪40年代初到60年代初的20年间，是中国歌剧的黄金时期，许多具有全国影响的歌剧作品相继诞生，如《白毛女》、《刘胡兰》、《赤叶河》、《董存瑞》、《红霞》、《红珊瑚》、《洪湖赤卫队》、《刘三姐》、《江姐》……我都是看过的。

　　我喜欢歌剧，是因为我喜欢诗和音乐，歌剧正是诗（唱词）和音乐（作曲）的结合。

　　我开始创作歌剧是在1952年。

　　修筑川藏公路期间，1952年3月15日至21日，十八军后方部队司令部在马尼干戈兵站召开了“康北五县支援总会代表会议”。我自始至终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主要是为了支援修路动员和布置牦牛运输。大家的发言，使我对汉藏、军民以及藏族内部的团结，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当时我作为十八军后方部队文工团的创作员，很快写出了三场歌剧《运输线上》，它以运输模范藏族姑娘曲梅巴珍为原型，写他们赶着牦牛在风雪之夜翻越雀儿山，与自然艰险作斗争的故事。由我团的罗念一作曲。此剧在筑路工地久演不衰，大受藏族群众和筑路战士的欢迎。次年，我团带着这个戏去重庆参加了“西南军区1953年文艺检阅大会”，演出获得了成功。我因为它（和另外的三首诗）获得了由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邓小平签署的创作奖一等奖的奖状。还在小礼堂为邓小平政委作了专场演出。

　　从此，我和歌剧结了缘。

　　1961年我转业到甘肃，到省上的哪个剧团去任编剧任我挑选。我从小爱听、爱唱京剧，还爱拉京胡，从兴趣爱好讲，我愿去京剧团，但从编剧事业考虑，我还是选择了歌剧团。在歌剧团的23年中，我独创或合作了12部歌剧（包括改编、移植），其中《向阳川》演出了数百场，周恩来总理观看过两次；《二次婚礼》曾拍成电视记录片，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咫尺天涯》曾赴京参加中国艺术节的献演。

　　自从离开歌剧团以后，我和歌剧的缘分也就尽了。

　　对于作者来说，署名权的问题是常会遇到的。这里说的是我第一次不是我的作品的作者。那是发生在我进藏初期的事。

　　举世闻名的川藏公路原名康藏公路，全长2，100公里，在它穿越的15座大山中，海拔最低的是二郎山，只有3，200米；海拔最高的是雀儿山（藏语巧拉），垭口是5，327米。我在1951年4月徒步进军西藏的途中，曾在它山顶的积雪里露营。那时的雀儿山雪峰连绵，见不到一棵草、一只鸟，天无语，地无声，原始洪荒般的寂静。当我在8月底第二次翻越它的时候，技工们已经在山上摆开了筑路的战场。同年11月，刚刚修完甘孜机场的18军后方部队官兵冒着“零下没有度”了的严寒开进了工地，全面展开了打通雀儿山的战斗。12月底的一天夜晚，我用嘴里的热气哈着墨水冻冰的钢笔，用哈一下写一个字段速度写出了一首歌颂筑路战士的诗歌《打通雀儿山》。由于我是为文工团的演出而写的，所以一开始先选定了陕北民歌的曲调，然后填词。这首歌在甘孜首演，又到雀儿山工地演唱，立刻传遍了十万筑路大军。

　　不久，来了中央慰问团，他们把这首歌带到了内地。团长裴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赞颂筑路部队的长篇文章，其中引用了《打通雀儿山》，他并不知道作者，以为是战士的作品。接着，它以《劈开雀儿山》为题，在《解放军文艺》1952年5月号上作为“战士们编的歌子”发表了，还配发了画家关夫生的悬空打炮眼的木刻。后来收入《解放军战士短诗集》时署名也是“进藏部队战士”。我的确不曾在乎这些，从来也没有想去做什么说明和更正，我认为作品只要能为读者所接受，起了一定的社会作用就行了，它原本就不是为了个人出名而写的。

　　1953年12月，西南军区在重庆举行了文艺检阅大会，《打通雀儿山》和我的其它三篇作品同时获得了创作一等奖，这时大家才知道了它的作者是我。西南军区文化部主动出面，请《解放军文艺》重新发表这首诗歌，署上了高平的名字，并特意让我写了一篇《<劈开雀儿山>的创作前后》同期刊登，用意是以正视听。

　　我认为，作品一旦公之于世，就是属于社会的。如果起了好作用，算是尽了一份责任；如果产生了不好的影响，应当感到羞愧。写了好作品，获得了大家的承认，也就自然地有了名，那是水到渠成的事，斤斤计较是不必要的。

　　我第一次读到李季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是在山东的《大众日报》上，它好像连载了好几天。从此我爱上了陕北民歌“信天游”，它所展示的强烈、朴实、真诚的感情，明朗、直率、坦荡的风格，充满乡土气息的比兴手法，两句一转的灵活结构和随时换韵的自由音律，都使我耳目一新。

　　1949年10月初，我在沿山西同蒲路行军的路上，写了我参军以后的第一首诗，题目是《新中国》，用的就是“信天游”的形式。住到霍县时被发表在战斗剧社的油印小报上，

　　到达西安以后，有了安定的驻地和一个多月的休整学习时间，便开始写作长篇叙事诗诗，题目是《天下穷人一条心》；内容来自我童年和少年时期在故乡的生活经历，主要写的是一个农民从战争的苦难中迎接了解放的故事,有着那个年代的政治特征。全诗有好几百行，是用诗中主人翁第一人称的自述方式写的。采用的也是信天游的句式。显然是受着《王贵与李香香》的影响。

　　当年12月底，我随军进入了成都，寄给了刚刚创刊的《川西日报》，很快就在副刊上发表了，是分两天连载的，时间大约是在1950年1、2月间。

　　不久，有口信传来，说《川西日报》的编辑西戎同志要见我。西戎的大名我是知道的，因为我看过他和马烽合作的《吕梁英雄传》。原来他也由西北和我们一起进军到四川来了。我应约去了报社，在编辑部的办公室见到了他，他个子不高，宽大的脸盘略显黝黑，刻上了饱经风霜的痕迹。他穿着一件白衬衣，从椅子上站起来迎接我，在问明了我就是高平以后，惊讶地说：“看你的作品，我还以为你是个老同志呢，原来是个娃娃！”接着，又说了一些鼓励我继续创作的话，还聊了他和战斗剧社老人的关系。遗憾的是，从此我们再没有见面。我始终不曾将他忘记。直到36年之后我有机会到了太原，想去拜望他时，他却早已与世长辞了。我曾在得知他逝世的消息以后，写过一篇纪念文章，题为《难忘的良师》，发表在1983年4月7日的《山西日报》上。（我倒是和他的合作伙伴马烽同志见面不少，并存有他签名送我的《马烽  孙谦电影剧作选》。现在，令人敬爱的马烽同志也已仙逝了。）

　　在西戎第一次发表了我的长篇叙事诗以后，真的是一发而不可收拾了。第二年到了重庆，我在《大众文艺》上发表了长诗《苏联的女战士》。1957年我在《人民文学》发表了《大雪纷飞》，次年，与其它两首长诗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之后的若干年里，我又创作出版了《川藏公路之歌》、《古堡》、《冬雷》、《帅星初升》、《敦煌女画家》等长诗集。

　　我知道，用诗的形式来叙事，无论如何也写不过小说，叙事是诗的软肋，正如抒情是小说的弱项，但二者并非不能兼有、兼容和互补。古今中外既有大量成功的言情小说，也有大量成功的叙事诗，篇目是可以列出许多的。关键在于处理好抒情和叙事的关系，弄清楚不同的写法，掌握好二者的比例。在叙事诗中，事是筋骨，情是血肉，二者不能颠倒。

　　在叙事诗的创作方面，我国的白居易和杜甫、俄国的普希金和涅克拉索夫给我们留下了最可宝贵的经验，如前者的《长恨歌》、《琵琶行》和“三吏”、“三别”、《兵车行》、《北征》，后者的《叶甫根尼·奥涅金》、《青铜骑士》、《波尔塔瓦》、《茨冈》和《俄罗斯女人》、《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以及韦庄的《秦妇吟》，拜伦的《唐璜》，歌德的《浮士德》，藏族的《格萨尔》，彝族的《阿诗玛》，壮族的《百鸟衣》,回族的《马五哥与尕豆妹》,蒙古族的《江格尔》等，写叙事诗的人，都是一定要读的作品。

　　1949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政治部战斗剧社在北平招兵买马，青年学生都可以报考。这个剧社是贺（龙）老总在红军时期创建的，历史悠久，传统光荣，创作演出了歌剧《刘胡兰》等，可谓大名鼎鼎。这次大扩军的部门有戏剧队，音乐队，美术队，舞蹈队，文学队，外加少年艺术队。消息见报以后，报考者络绎不绝，热爱文艺的我也是其中之一。

　　在所有文学艺术门类中，比较起来我最喜爱的是文学，可是在战斗剧社的报名条件中，唯独对文学队要求最高，除了要有发表过的作品，还要有大学毕业文凭。因为那个文学队要的是具有相当文化水平的作者，它实际上是部队文工团的创作室。我只有望室兴叹，因为我虽然15岁就发表过作品，但我只读过两年初中加两年师范，哪来的大学文凭？

　　我只好报了戏剧队，因为我喜欢京剧，能拉会唱，在学校还演过话剧。主考官是后来的我的顶头上司、著名电影导演严寄洲。结果我考了个第2名。（第一名叫郑更，后来成了著名演员张元方的妻子）就这样参军了。住在东总布胡同时第一次穿上了军装。不久，我向队长高保成（后来成了著名电影演员）提出想搞音乐，他就把我转到了音乐队，因为我会拉二胡，能独奏《旱天雷》之类，颇得教员汪兆琪的赞赏。音乐队从和平门搬到了西单的花园饭店，住在前院，文学队就住在后院，我每天和他们擦肩而过，十分羡慕，又勾起了我未能实现的愿望。

　　有一天，我遇见文学队的教员马吉星（他后来的代表作是《豹子湾战斗》），我大着胆子拦住他说我想去文学队。他说：“那你当时为什么没有报考文学队呀？”我说“我没有大学文凭啊。”他爽快地说：“你写一篇作品来我看看。”当晚，我就在别人睡了之后开了个小夜车，写了一篇散文《到大西北去》，因为战斗剧社是要回到西安参加解放整个大西北的。我又凭记忆把在济南解放后写的一首小叙事诗《王大嫂》也写了出来，因为这首诗曾经得到过诗人塞风（李根红）的赞赏。第二天清早，我就将一诗一文交给了马教员。当天下午，我又碰见马教员，问他看来我的作品没有，他说：“我看了。你就搬到文学队来吧。”啊，我的愿望这么快、这么容易地实现了，真是喜出望外。说来也不奇怪，在那个年代，人员的调动不需要那么多繁琐的手续和过程甚至关系与内幕，只要工作需要，只要人尽其才，不会遇到阻力。一句话就办成了。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都能尊重个人的想法和意见。不然，我在参军后的短短两个月里就从戏剧队跳到音乐队又跳到文学队是不可能的。

　　从此，我成了文学队唯一一个没有大学文凭的队员，也是队里年龄最小的队员。从此，我成了专业的文学作者，再也没有改过行。所以，我有时候开玩笑说；“我从17岁起就是专业作家！”

　　我庆幸我当时能有敢于毛遂自荐的勇气，谦虚和自信是不矛盾的，该争取和能争取时要争取。不能任何时候都坐等幸运之神前来敲门。这次毛遂自荐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避免了后来我在《悲剧》一诗中所写的“有的人赶了一辈子路，只差一步没能到站”的悲剧。当然，我在人生路上也遭遇过意想不到的大悲剧，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我在济南师范读一年级的时候，高年级的几位同学办了一份壁报，名叫《诗歌半月刊》。我那时正处于诗创作的旺盛期，往往一天就写好多首，当然也就成了它的投稿者之一。一天早上，学校当局突然召开全校大会，最新一期的《诗歌半月刊》就贴在主席台正中的墙上（上面也有我的一首诗）。学校的领导人突然站在台上厉声宣布说，这期的《诗歌半月刊》中有一首写“墙头草”的诗是骂蒋委员长的。因为草字头，再加墙（那时的墙字是繁体的牆）的左半边就构成了蒋介石的蒋字的三分之二。话音一落，立即有几个表示义愤填膺的学生跳了出来，哗啦啦撕下了壁报。这显然是事先布置好的。接着，学校就挂出了布告牌，开除了办壁报的几位同学。后来传说他们是共产党，一出校门就被捕了。但至今没有见到有人提起此事，不知是真是假。但我想地下党不会那样幼稚。

　　作为《诗歌半月刊》的多次投稿者，我也受到了株连，而且受到了监视，周围充满了神秘的恐怖气氛。我几次回到宿舍，都发现我的书本和物品挪了地方，显然是遭到了搜查。有一次在电影院看电影，正式开演以前，屏幕上先打出来幻灯字幕，是警察局要登记私人枪支的通告。身边的一个同学竟然问我：“你的枪登记了没有？”天哪。我怎会有什么枪呢？这是在诈我还是在警告我？我感到已经生活在恐怖和谜团之中。

　　那时的我一是热爱文学，二是遵从父亲的主张绝不参加任何党派。学校当局也公开宣布：学校是学习的地方，不允许学生从事任何政治活动（其实是虚伪的，据知有“三青团”组织）。我订阅着北平清华大学学生办的杂志《太平洋月刊》，就是因为它有可看的文学作品，并且声言超脱于国共两党之外，绝无任何政治背景。一天，我被传讯到校务室，训育主任在证实了我订有这份杂志以后，并不说反对的话，而是问我：“你看过《三国演义》没有？”我说“看过，”他又问：“你同情刘备还是同情曹操？”我回答说“同情刘备。”“你看，你受影响了吧？所以，从此要没收你的《太平洋月刊》。”我很纳闷，这份刊物不是没有政治倾向吗？我想起了在清华大学上学的舅舅李孝勖，于是写信给他，询问这家刊物的真实面目。舅舅回信说，它是青年党办的，对国民党是小骂大帮忙。看来，训育主任也并不了解内情，只是看到它有骂当局的文章，就敏感地将它列为“禁书”了。

　　我的姨母李孝勤是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的毕业生，有许多藏书存在济南，其中有不少毛边的鲁迅著作，我经常拿到学校去看。而鲁迅在国统区是被视为和共产党一伙的。为了不惹麻烦，我把鲁迅的书去都拿回家去了，在原位置摆了一本《三民主义》。

　　父亲知道了这些情况，专门跑到学校来，在传达室和我进行了一番语重心长地谈话，主要是讲历朝历代的文字狱的故事，劝我再不要舞文弄墨、涉足文学。

　　我第一次知道了文学和政治有着如此密切的利害关系，文学之路原来是如此的凶险！但是我已经被文学的魅力深深吸引，陷入了文学的是非之地而不能自拔了。正所谓“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果然，“弄文罹文网”（鲁迅语），在参加革命文艺工作以后的许多年里，从政治到经济把我剥夺了个精光。

　　每个人总要在一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中生活，尤其文学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要想完全脱离政治是不可能的，一些作品或浓或淡的带有政治倾向是难免的，但它并不从属于政治，更不是政治的工具，它有相对独立的品格和自身宏大的使命。“为政治服务”的提法和做法之所以错误，因为它无视以至抹煞了文学的特性给个性，把文学当成了急功近利者的奴仆，把作家异化为官僚“政绩”的吹鼓手，甚至被纳入各种阳谋或阴谋的变幻之中，使我们的文学作品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大量的迅速成为废品，浪费了作家的生命。此类后果是已为实践所证明了的。

　　归根到底，文学是为人民和人类服务的，它通过弘扬人性，播种善良，影响人们的心灵，从而让生活美丽，社会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