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点尿意。但之后的一个半钟头，影片没有给我嘘嘘的时间。

电影结束，掌声雷动。据说另一场亦是如此，这可都是媒体场，受到这待遇的不多吧？

整部电影神完气足，文武戏都恰到好处。我在记忆里捋了捋，这似乎……也许……难道……大概是吧。那种感觉，已有点近似《无极》之后的《金刚》。

这是十年来最完美的华语商业片。

我和《话题2009》的另一位主编萨一起去看的，散场的对话如下：

萨：“真不错呀。孙中山是张涵予演的，一点都没看出来。”

杨：“那只能说明化妆细节好。演技呢？那么多明星，演技上谁进步最大？”

萨：“李宇春？”

杨：“春哥根本没演过戏，谈不上进步，只能说：原来春哥会演戏！春哥值得信！”

萨：“甄子丹？”

杨：“拜托，人家提名过影帝……不过比起《叶问》，文戏上要好得多。但是，我觉得演技进步最大的还不是他……演技无进步的是梁家辉，进步最大的是谢霆锋！”

萨：“谢霆锋？他演谁？”

杨：“就是拉车的小四啊！”

萨：“啊？是他演的？真不错！”

某女（凑上来）：“看来经历过沧桑的男人容易成熟……”

如《三枪》这种拿票房遮丑，拿大众说事的影片，终于李鬼碰见了李逵。我坚持认为，无法根据一个人骂什么确定其品位，但根据他夸什么足可明了。呼吁广大未婚青年，和你的约会对象分别去看《三枪》与《十月》，这人啥档次一下子就清楚了。

所以本月的口号是：力挺《十月》，冷看《三枪》。

哪怕会被人诬为拿了钱当托，我也认了，能够享受一件近乎无懈可击的商品，已是在中国消费，尤其是文化消费，难得的际遇。

果然，到晚上就有人骂上门来，真是好汉，还有名有姓，摸过去一看，华丽丽张导的托儿。好汉！有个性！

终于写完《综述2009》，歇歇脑子翻微博看，捧的骂的大多都不靠谱。只有下面一条有点意思：

西缨：看了三枪，笑了很多次，身边也是笑声不断，把小品拍成电影，照样让你笑，这就是老谋子。拍大片，有人看有人骂，拍小品，照样有人看有人骂，不过我看骂的多是文人，说好的多是我这样的市井。这一次的恶评好评，令我想起去年的奥运开幕式，褒与贬仍然的人仍然是文人和市井。这是为什么呢？

戴老师上次就说：傻瓜才去预测观众！是啊，市井人傻钱多关我什么事，不瞒诸位，看完《三枪》，我真想起那两句格言：

“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

“老百姓喜闻乐见”

懂点儿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老谋子就算把二人转拍成三部曲，那也是他的事，谁去羡慕嫉妒恨“国师”“国导”啊？不过，很不幸我消费了一张票，且被恶心着了。对着这样的东西还不拍两砖，还算文人吗？对得起这么多年的修养吗？

我不代表观众，只代表我自个儿，尘世中一个小书僮，拍砖《三枪》。

奥运会开幕式，同理可证。

“这是为什么呢？”市井装傻，文人装13呗。

第一名：《无耻混蛋》

昆汀的叙事更上层楼，但仍然CULT，仍然激动人心。跟“银河映象”异曲同工，却更敢挑战历史的成见。

第二名：《阳阳》

题材虽小，胜在叙事亲切，节奏掌握极好，比《海角七号》明目张胆的煽情高出很多。

第三名：《第九区》

驾驭外星人老题材，却要避免山高海深的俗套。老杰克逊果然是品质保障。

第四名：《山的你，德市之恋》

史上最严格的翻拍片。台词一模一样，机位也几无二致，石川克夫替代了清水宏复生。

NOT

第一名：《三枪拍案惊奇》

恶俗、烂、无聊、重复……骂得词汇显出了贫乏，能把此片看完就十分佩服自己了。

第二名：《熊猫大侠》

王岳伦亲自教我们知道“涂鸦电影”这一名词，非常快餐，仍有侮辱观众智商的嫌疑。

第三名：《花木兰》

一部以女性为主角的反女性电影。也是一部乏善可陈的平庸之作。

更能消几番风雨？

最可怜一片江山！

许多代表之所以“预料会议时间必甚长”，是基于前几次会议的经验，众代表争相发言，一方面要为自己的党派、自己的团体争一席地——开国大典之后，马寅初告诉竺可桢，新政府三个委员会和三十个部支持迟迟不发表，“皆由小党派之各欲占一席”；另一方面，能否发言，被视为此人是否被共产党接纳并重视的一种象征，如没有进入主席团的罗隆基，就力争登台发言。

这些代表将渐渐会习惯共产党人的开会方式：一切的思虑、讨论、考量、争议，都已在大会前的“摸底”与“吹风”直至小组会中成为定局，大会本身只是履行一种程序。如郭沫若等人的提案“以大会名义急电联合国否认国民党反动政府代表”，针对的是22日国民党政府代表蒋廷黻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声明攻击苏联，这种立场鲜明的提案，根本无需讨论。

像之前9月12日的教育小组会议，竺可桢日记里注明“共谈四小时之久，对于各条一字一句均加以研究”，他认为太费时间，而事实表明，领导者对于开国的第一份宪法性文件是非常重视的，充分开放了征求意见的渠道，推敲字句。虽然许多代表的意见并未被采用，“多数问题均讨论后维持原案”，但重要代表如张元济的意见，如果未被采用，会有专人通知他意见未被采用的原因。

9月30日，政协举行第八次全会，同样体现出了这种新的开会特点。这次会议选举政协全国委员，并不是开放投票，而是将“经过各单位协商通过的名单”180人“整体提付表决”，结果自然是“经全体无异议通过”。竺可桢日记里说，这种方式，避免了“无记名联记法”开票手续过繁的弊病，还有一层重要原因，名单上有些人不太受欢迎，如章士钊，如分别投票必然落选。张元济日记也证明了这一点：会前讨论人选名单时，有人反对章某，但主持者希望大家谅解，不要在大会上提出异议。至于张元济自己，也被列入名单，他以年老体弱为由，要求辞去候选人资格，但最终还是被选上了。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选举倒是采用无记名投票，代表可以选择在名单上的人名前面加“○”或“╳”。张元济认为名单上大多数人自己都“素不相知”，无法确定同意或不同意，他打算把自己的困惑去问主席，当然也被邻座的人劝止了。总之投票圆满结束，计票期间，代表们被邀请到天安门广场上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礼。之后，代表返回会场听选举结果，“掌声不绝”，当宣布毛泽东当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时，“全场欢声雷动”。散会时，大家兴高采烈，许多人在极度兴奋中唱着《义勇军进行曲》离去。不少人在会议前后还抽空去理了发，“因明日开国大典，个人亦应有新面目也”（徐铸成日记）。

一个新的国家即将诞生，前面的路漫长，艰难。但这一刻的快乐，兴奋，都是那么真实，因为他们亲手开启一个新时代，正如本日的《大公报》社论所言：“全世界的人都将看到中国人民以空前英勇的姿态站起来，成为有高度文明的新社会新国家的光荣的主人。”

西北在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是治理最繁难的区域。全国兵败如山倒，广州政府先是寄望新疆能在西北保留一块反共的“飞地”，在觉察省主席包尔汉意图不稳时，又希望能将陶峙岳部队调入关内，保留有生力量。没料到墙倒众人推，宁夏、新疆先后宣布与广州政府脱离关系。

阎锡山此时提出辞出行政院长及国防部长职，透露出广州政府对战事、时局极度灰心失望的心情。但李宗仁仍于日前拒绝任命汤恩伯为福建绥靖司令，倒不见得是对福建战局尚有指望，而是对蒋介石的强行干涉行政、军事，忍无可忍矣。

据《李宗仁回忆录》，他曾于9月中旬与蒋介石在广州长谈了一次。李说，他是以“国家元首的地位”对蒋谈话的。除了批评蒋介石在内战中指挥不当，诿过于人，政府官员贪污无能，在李执政后又屡屡掣肘、擅自指挥军队之外，着重谈到汤恩伯的任命问题。李宗仁说，蒋介石对汤恩伯“宠非其人”，“论品论才，汤氏任一师长已嫌过分，何能指挥方面大军？汤的为人，性情暴戾，矫揉造作，上行下效，所部军纪荡然……象汤恩伯这样的人，你也倚为心腹，能不坏事！”

有意思的是，蒋介石在听李宗仁历数其过失，“面色极为紧张尴尬”，等听到对汤恩伯草菅人命、纵兵扰民的指责时，反而面色和缓下来，最后竟“含笑”向李道歉。六十年后，仔细捉摸蒋介石的“含笑”，有着异常复杂的政治内涵。

不管怎样，国民党的统治已经成为历史，虽然政协会议上有人改不了口，居然喊出了“中国国民党万岁”，但胜利者的度量比较大，一笑置之。老百姓也需要学习新社会的各种行为方式。上海女工登上政协讲台就是一例，它象征整个社会科层的颠覆与重组，喻示此次的改朝换代不只政权更迭那么简单。

作家包天笑在台湾接待了一位上海来客卢君。出于政治宣传与军事保密的需要，上海市政府大幅删减了报纸上新闻的篇幅，并对多方面的报道甚至天气预报均实行管制——这让从香港归来的老党员夏衍都很不适应。因此国统区民众常常从解放区来人口里打听共产党的政策。

据卢某介绍，上海确有疏散人口现象，“有形之疏散”是让无业人口回家乡种地，“无形之疏散”则因物资不足，无生意可做，商人只好离沪，而政府也不阻拦。

对付共产党，卢的经验是“共方重坦白，勿隐瞒”，他举例说，离开天津时，其夫人戴有金戒指四只，金镯两只，而金银是禁止出口的。但她向检查人员坦白实报，并无隐瞒，因此被允许带走首饰。另有一女人私藏一金戒指，搜出后即被没收。这一微小的经验，放在历史的语境中，倒是别有一番喻意。

这并不代表没有异议。采用公历纪年，是毛泽东在21日开幕词里就已声明了的。但四朝元老张元济明确反对，他认为民国与共和国，都是以民主立国，“不妨仍继续称民国纪元”，而使用公历有两点不妥，“一则我国历史已有四千三百余年，多数不知历史者不免误认我国立国只有一千九百余年，似失国性；二则公历以耶稣降生为始，于我国回族、藏族不免有影响宗教之戟刺”。现在看来，这正是一种“反全球化”、主张本土性的思路。

据说，毛泽东本人否定了许多人附议的国旗方案：在红旗上加一条黄色斜道，以象征母亲河黄河，以一颗大星象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毛更喜欢“五星红旗”的创意。在25日的协商座谈会上，他说：我们这个五星红旗图案表现了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

国名问题，董必武在“关于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草拟经过及其基本内容”的报告中介绍：过去很多人写文章或演讲都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次会议也有很多人如黄炎培等先生提议用这个名字，张奚若先生则主张不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现在采用了最后这个名称。

另外，最初的《共同纲领》草案中，国名都带有“（简称‘中华民国’）”字样。有人表示这样似乎累赘，是删是留，大起争端。张元济主张删，何香凝主张留，邵力子、黄炎培意见是“暂留”。最后沈钧儒说“去掉这四个字并无忽视辛亥革命的意思”，于是周恩来决定删去。而今回头看，加这样一个“简称”，既可争取未解放地区民众与海外华侨的认同感，又延续了辛亥革命开创的共和国法统。五十年后，有学者研究蒋介石日记发现，当蒋在台湾听说新中国宣布国名，悲喜交集，悲的自然是大陆的彻底丧失，喜的是新中国国名没有包含“中华民国”字样，这样台湾可以获得延续“中华民国”的合法性。果然，日后在与台湾争夺联合国席位的过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国名与当初创立国“中华民国”不一致，费了许多周章。

总之，开会讨论时“众说纷纭，漫无目标”，仗着周恩来的主持与协调能力，27日的会议居然“逐案通过”，虽然散会时已是晚上9点多，代表均感“疲倦已极”。

会后仍有不满的声音出现，而非公报里显示的“全体一致”。如竺可桢在当天日记里记道：“国旗用五星红旗系审查委员会意见……今日骤然提出，实无余暇再行讨论，故余在投票时弃权。”共和国第一次议会性质的大会，代表意见却未必能得到充分表达，不能不让人生出一丝忧心。

“团结”是政协会议的主旋律。认为将来人民代表大会一召开，政协会议就不需要存在了；或者“党派的存在就不会很久了”，这自然是头脑发热的议论，颇类似民国元年章太炎所谓“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主张。不过，新政权已经高屋建瓴地指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部的不同要求和矛盾，在反帝反封建残余的面前，是可以而且应该得到调解的”。

参加政协会议的各地代表，一方面肯定是心情激动莫名，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欢欣鼓舞，另一方面，他们确实来自不同区域、不同阶层、不同党派，于国策、政事、民情都有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通过不同的渠道向中共高层反映、转达，希望能对日后的治国、用人，有所鉴照。

柳亚子是其中著名的“牢骚派”，刚在几个月被毛泽东规劝“牢骚太盛防肠断”，在政协会期间，他又牢骚满腹，到处抱怨。他对着夏衍说，等到苏州一带局面安定，他就打算回吴江当隐士去。夏衍问他怎么会有如此想法，柳亚子直言对政协的某些人事安排不满，比如李济深，“李任潮怎么能当副主席，难道你们忘记了他20年代的历史？”柳指的是“四·一二”之后李济深在广州屠杀共产党人一事。柳亚子认为自己自始自终反蒋左倾，如今地位反不如“大军阀”，当然想不通——对此，夏衍后来听了周恩来的介绍，才知道个中原委，不禁暗想“浪漫主义诗人和现实主义政治家之间，还是有一道鸿沟的，亚子先生实在也太天真了”。

柳亚子另外的烦恼来自“故乡有稻田千亩，解放后人民政府征粮甚亟……乡间戚友为无法缴纳征粮款，纷纷来函请亚老向政府说情”（《宋云彬日记》），这是普遍的现象。如张元济也收到民国著名藏书家傅增湘、刘承干等人来信，叙述房产为军队或他人所占，希望张向政府转达民情，孙楷第访张元济时也提到“故乡土地改革事多有未当，言下慨然”。还有章士钊、叶圣陶，都曾将自身或亲友的困境向毛、周等人反映。

这些现象说明，“团结”不是口头或会议可以达成的，等着新生共和国的，是“可马上取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的历史难题。

就在本日，国民党新疆省主席兼新疆保安司令包尔汉（当时写作鲍尔汉）率部通电起义，新疆和平解放。与此同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西北局，强调解决新疆问题的关键是“我党和维族紧密合作”，因为国民党在新疆的残部还有七八万人。毛并且具体指示：新疆的统帅机构应是新疆军政委员会，彭德怀兼主任，改组后的省政府仍以鲍尔汉为主席，委员应是汉人占少数，维族及其他族占多数。

这一电文仿佛是对周恩来在政协会议的报告中提出的民族政策“必须经常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倾向”的实践呼应与具体表达。

这场战役中，白崇禧部出动五个兵团20余万人，东起粤北乐昌，西至湘西，筑起一道联合防线。它的两翼，分别是粤军余汉谋部队与蒋介石嫡系宋希濂兵团。

在桂系诸人看来，白崇禧的布防堪称牢固，无奈蒋介石根本不予配合，他不仅拒绝了白崇禧要求调拨武器、弹药与军费的要求，而且离间粤桂两军关系，下令宋希濂保存实力，擅自后撤，直接导致林彪的四野40万大军分三路迂回南下，白崇禧部队腹背受敌。这种说法得到了《剑桥中华民国史》的认同，史家认为蒋介石担心白崇禧的方案“是对他自己计划的挑战，他们可能继承他的政权，因而加以拒绝”。

桂系、粤籍诸将对于蒋介石自乱阵脚的作法怒不可遏，张发奎多次向李宗仁建议，将蒋介石诱来广州，“扣起来”。然而李宗仁认为这是“徒招恶名，无补实际的莽事”，张气急大呼：“德公（李宗仁字德邻），你胆子太小！德公，你胆子太小！”

事实上，惯喜阴谋的蒋介石不会不提防西安事变重演的可能。每次来广州，李宗仁宴请蒋介石，总不见蒋经国的人影，后来才知道他带着一大群随员守在厨房，配料、做菜、上菜，全程监督，每一道菜都经人品尝后才上席，而且宾馆周围都是蒋的亲信卫士，以防李宗仁设下的是“鸿门宴”。

蒋介石一面防备李宗仁，一面也防备着美国过多插手国民党内部事务。陈诚与孙立人在台湾的矛盾早已露出端倪，到此时更加明显。蒋介石显然认为，只要他能压制国民党内部的反对势力，美国的反共计划就不可能在中国寻得一个替代的领袖，蒋假手陈诚严密控制的台湾至少可以高枕无忧。

中共军队在华南战场上摧枯拉朽，对于国民党空军对上海、镇江等地的轰炸却无法可施，大批军火、货物在轰炸饱受损失，也影响了华南战役的进程。《大公报》曾严厉批评国民党不惜耗资1200万美元，通过麦克阿瑟在日本招募空军人员。

制空权始终是战争胜败的重要因素。为了建设解放军自己的空军，华东军区挑选了大批“久经锻炼、政治坚定、体格强健、有相当文化程度、年龄在二十五岁以下之优秀的连级干部”，于9月14日离南京北上，赴某地学习空军技术。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学习队北上欢送会上，放映了东北电影制片厂一部新摄制的战争故事片助兴——这部名为《桥》的影片，正是新中国电影业拍摄的第一部故事片。

这些迹象表明，国民党政府口头上宣称“决不放弃广州”，实则已在加紧经营西南，希望在那里重演“抗战模式”，从大西南发起反击，重掌全国政权。而同日陈诚视察金门，自然也表明了台湾作为最后退路的重要性——按照李宗仁及众多观察家的判断，蒋介石此时已经从意识上放弃了整个大陆，将全部希望寄托于台湾，但不能排除蒋尚有“死马当作活马医”的侥幸心理，或者指望“天下已治蜀未治”的四川成为反共游击战的中心区域。

英美已经确定了尽力援助世界各地“自由国家”即全面反共的政策，但中国的实际状况却令各派政客踌躇。《剑桥中华民国史》指出：“国民党领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不管他们对美国来说是多么讨厌，美国除了支持他们之外别无选择。”这一切自1946年国共和谈破裂时就已注定，但美国政界的许多人仍然不希望美国长期担任一个失尽人心的政党的后盾。看上去，英美政界充满着对“失去中国”的悲观绝望的语调，却不得不在争议声中，以摇摆的姿态继续对国民党政府保持“有限援助”的政策。

从中共方面看，对国民党的军事优势无可置疑，前线的供应与后方的稳定却是一个巨大的问题。12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邓小平等，指示“对西南各敌均取先包围再回打方针”，包含着放缓脚步、巩固后方的意味。本日在武汉结束的第一次各界代表会议，折射出了长江一线的经济紧张局势。

上海人口多，工人多，因此上海必需品价格特别是米价的涨落，影响整个长江沿线乃至全国的物价。因此上海解放后，中央财经部门一直着手从鱼米之乡的两湖地区调运大批大米，运往上海，武汉便是主要中转站。

然而武汉的码头从来是藏污纳垢之地，头佬、恶霸多达六百余人，他们在码头大放谣言，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很快就要打起来，眼光要放远一些，不然国民党打回来就挨砍头”，又恫吓工人说“任何人不准接近工作队的干部，不然要防备脑袋落地”。一时间武汉码头的转运秩序大乱，运往上海的大米也屡屡迟滞。中共的管理处花了很大力气，深入工人群众，召开批斗码头恶霸大会，才使得货运秩序有所好转，保证南下用兵的顺利。

于是，自认为举足轻重的卢汉，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要求：如果要云南作为反共基地，则中央需立即拨付云南可武装十个师的装备、弹药，这十个师的师长均由云南人担任；云南三年内不向中央缴纳任何赋税；中央军全体撤离云南；云南实行高度自治。不难看出，在国民党政权的危急存亡之秋，地方军阀开始蠢蠢欲动，大有“彼可取而代之”的意味。

蒋介石将湖南战局完全交给了白崇禧。他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台湾，但台湾能否坚持到底，港报上有观察家表示怀疑，他们认为广州尚可支持三个月，厦门将在一个月内落入共军之手，厦门一旦陷落，台湾将非常吃紧。因此蒋专门派心腹陈诚到厦门督战，务必要保住台湾在大陆上的最后屏障——他应该不会忘记明清之际，郑氏王朝失掉厦门后，反攻大陆成为泡影，也在二十年内失掉了台湾。

然而共军的南下步伐并不太着紧，港报评为“似有沉机待命之势”，紧锣密鼓的所在，还是未来首都附近的华北。

9月10日，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董其武陪着傅作义到达包头，召集旅以上高级军官，商讨绥远起义事宜。11日，傅作义就绥远问题致电薄一波、聂荣臻，提出“四项原则，三个步骤”，大意是尽量保持绥远秩序，不做大的变动，军队就地教育整编，恢复交通，转入工农业生产，傅承诺“董其武等通电发出后，即彻底成为解放区、解放军，与反动政权完全断绝关系并站在敌对立场”。

毛泽东在修改聂、薄的复电时指出，同意傅作义提出的四原则与三步骤，特别注明“不论什么步骤和方法，只要能使绥远及其军队成为全国一样的解放区和解放军便都是好的，可以照办的”。

就在12日这天，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了五百元与一千元面额的人民币，并且宣布，如市场因发行新票而有波动，将抛售政府准备的物资来平衡市场。《大公报》对此特别指出，大额币发行后，棉纱、食米、面粉的市价反而稍微下跌，“这与国民党反动派过去滥发钞票情况完全不同，所以这次并无像反动派时期那样抱着对发行新钞的恐慌心理”，不法商人也不敢像过去那样兴风作浪，抬高物价。有意思的是，大额新钞票先投放上海市场“试水”，至于河北等地，要到9月17日，这些新钱币才正式出现。广州、香港报纸上总称共产党重视东北、华北，上海的地位不受重视。以发行钞票的情形观之，这种说法未必站得住脚。

但这一议案的背后，也充满着争议。就在议案通过的当日，美国前经济合作署中国分署署长赖普翰建议美国承认中共新政权，反对再给国民党政府援助。对于支持该议案的美国国会来说，“承认共产党政府”早已不是一个可能的选项——远东将成为西方在整个世界遏制共产主义浪潮的一个部分，中国当然也不能例外。然而，这用于反共的7500万美元交给谁，却是争议的焦点。民主党议员反对在议案中列明支援对象为“国民党中国”，而交由总统自由选择，意味着美国政坛的许多人也不看好国民党政府，而随时准备在中国寻找新的代理人。

这一态势，对正在苦苦挣扎的国民党政府与蒋介石本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可想而知。而且，我们将会看到，对于蒋介石之外的地方势力，这一议案也会引发额外的野心。

中共则将眼光投向了遥远的新疆。10日，毛泽东约见张治中，请张致电新疆军政人员，动员他们起义。次日，张治中即致电新疆军政首领陶峙岳、包尔汉，希望他们为革命大义，也为新疆和平计，“及时表明态度，正式宣布与广州国民党政府断绝联系，归向人民阵营”。

同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要求彭德怀与第一野战军集中注意力，争取于11月初、中旬经玉门向新疆进军，并指示到达新疆后成立过渡机关。在这封电文中，毛泽东特别提到，中央将调拨三四百辆汽车，银洋50万元给新疆前线，同时下发的还将包括“单独在新疆流通的人民币”。

《大公报》、《解放日报》上都充满着鼓舞人心的消息。然而，香港报纸的报道显示，上海的经济并不安靖，工人失业、工厂停闭以及通货膨胀正在这座远东大都市之中屡屡发生。甚至军管会有人提议将工厂都迁出上海，却遭到多数工人的反对。对此，当时旅居台湾的小说家包天笑在日记里感慨：“上海事正不易为，尤其那种流氓世界，铲除恶势力，即不容易，真教人伤尽脑筋。”

包天笑并非杞人忧天，9月10日，上海公安局刑警处破获了上海解放以来最大一起伪造人民币案，抓获7名案犯，尚有一人在逃。据报道，主犯丁尚勤系日本留学生，在抗战期间即从事制造伪钞工作，因此“破获之伪造人民币几可乱真，仅号码字体比真票粗了些”。

广州与台湾都没放弃对湖南的最后争取。蒋介石于本日直接指令国防次长黄杰、政工局长邓文仪带亲笔信、银元和武器到长沙，希望引诱陈明仁坚守长沙，并挟持程潜去广州。

可惜的是，邓文仪等刚到长沙，便听说“长沙飞机场附近出现共军”，吓得立即逃之夭夭。就在这一天，原湖南省主席、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以个人名义发表和平通电，宣布脱离广州政府，呼吁西南、西北各省当局“幡然醒悟，继续和谈”。配合这一通电，陈明仁下令驻长沙的国民党军向湘潭、宁乡方向撤退。

广州流亡政府动作也很频繁，继七月底制订《骚扰解放区的全面游击办法》，要求在各解放区成立“人民反共自卫救国军”之后，国民党非常委员会于8月1日通过了《保卫大广东》议案，认为“保卫华南为扭转局势之第一步骤”。在这次会上，国民党的改造、改造筹委会人选也提到了桌面上讨论。

在第一个建军节，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部队举行了授旗仪式，更振奋人心的是，空军第一支作战部队在苏联帮助下，于北平正式成立。

政制在从战争时期向和平时期转向。华北人民政府本日命令恢复成立河北省政府。命令说，之前因为日寇与蒋匪的军事分割，河北也相应地打破旧省界，划分为四个行政区。目前华北全面解放，人民政府决定恢复河北省建制，中共河北省委也于同日成立。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致电华南分局、华中局，指示：广西成立省委，拟张云逸为书记；广东不设省委，受华南分局直接领导，华南分局受华中局领导；在福建省委接收闽西、闽南，江西省委接收赣南，湖南省委接收湖南，云南省委接收云南之后，原华南分局领导之各该省党的组织及武装力量，即归入各该省委及军区领导。——未来政权的科层格局，已经隐然成形。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对新中国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发出征求，更是将新政权即将建立的进程昭示无遗。征求令强调“庄严”，不仅国旗国徽颜色以红色为主，国歌歌词更要求“语体”，这表明了新政权试图与旧时代切割的决心。

而上海工业计划内迁，则是中国工商业地域分布将出现天翻地覆变化的前兆。历朝开国，大都会采取“迁富户”的措施，以保障来自相对边缘区域的新政权内部的权力平衡，也防止旧势力的反扑。

共产党阵营各国中央都在号召学习毛泽东为中共建党28周年而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据《大公报》本日报道，7月20日的苏联《新时代》杂志对这篇文章作了详细的介绍，认为该文“宣布了胜利的人民民主的政治纲领”。毛泽东认为“中国人民学到了走向胜利的两个主要条件”，一是“唤起民众……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二是在国外，“联合苏联，联合各新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及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新时代》着重指出，毛泽东强调“不但中国，全世界都一样，不是倒向帝国主义，就是倒向社会主义，绝无例外。中立是伪装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白崇禧并于本日密电陈明仁：“程潜率武装人员潜返长沙，图谋不轨，着即解除护卫武装，实行兵谏，迫使程去广州任考试院长。”

白崇禧与广州政府的期望注定要落空。此时，陈明仁与解放军的谈判也进入了最后阶段。陈明仁提出了一些条件，如要求“和平解放”后仍担任湖南省临时主席之类，中共方面都表示同意。唯独在一个问题上，双方意见分歧明显：陈明仁要求解放军不进长沙，由陈的部队继续维持秩序。中共认为“解放军已兵临城下，是要进长沙的，否则无法维持好长沙的秩序”。

湖南和平解放只是时间问题。如今中共方面最大的问题是各方面干部、技术人员严重缺乏。早在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闭幕后，东北局根据中央决定，抽调53000名干部随军南下，还决定陆续抽调城市中可靠的积极分子、工人、职员、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各500名、长春学生300名，经整训后南下支援新解放区。

即使这样，技术人员也完全不敷使用。举个例子，解放军先头部队在程陈起义前最后一次与长沙地下党联络，是派王首道秘书李荣春去湘雅医院送一封林彪的亲笔信，用了余秋里的美国吉普车，开车的是个日本人。兵荒马乱，来回一路上都没搞到吃的，车子也碰坏了好几回，归途上，日本司机又累又饿，昏了过去。李荣春走投无路，只好自己摸索着开车，居然把车开回了武汉。

主持湖南省政府工作的王首道从武汉去长沙，坐的车是在沈阳缴获的一辆闷罐子车，司机是朝鲜人。湖南天雨路滑，朝鲜司机不习惯，路也不熟，居然翻倒在路旁，好在只有个别人受了轻伤。当时的汽车司机大多从俘虏中选拔，自己培养的少数司机技术也不熟练，军管会对如何进行交通管理也不太清楚。

王首道回忆说，接手湖南工作，最感到忙乱的问题，便是“北方同志”纷纷要求回去，“主要原因是湖南多是新区，老百姓说话听不大懂，好多事不好处理；不服水土，潮湿、蚊子咬、闹肚子，个别的未打招呼自己就跑回去了。一位原山西省计委的副处长私自回去，把党籍也丢了”。

湖南的干部问题只是最典型而已。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的理论水平检测表明，要培养出足够的、符合新区管理要求的干部，中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至此，湖南战局已相当明朗。程潜与陈明仁早已与中共暗通款曲，以宋希濂为首的中央军嫡系不听白崇禧调度，或战或走，自行其是。白崇禧手里只剩下第七军，守在衡阳前面作为总预备队，“以大卡车百余辆集中待命，何处吃紧，便向何处输送应急”。这样第七军一直在卡车上，日夜奔波不息。白崇禧也知道这是劳师之举，不可长久，但可用之兵太少，无法可想。

国民党部队主要靠空军部队的轰炸，延缓解放军南下的步伐。白崇禧意图借助制空优势，收缩防线，故在常德失守之后，电令湖南省代主席陈明仁放弃长沙，向东挺进，“因长沙现被孤离，已无若何战略上之价值”。但陈明仁亦有自己的打算。

抵达台北的李宗仁，受到前所未有的盛大欢迎，台湾省主席陈诚率领文武官员和各团体代表暨仪仗队不下千人，在机场列队迎接。李宗仁一下飞机，“只见金光闪耀，军乐齐鸣，欢呼之声响彻云霄，场面隆重肃穆”，蒋介石亲自在机场休息室迎候。李宗仁专车驶入市区，“学生与市民列队欢迎，极一时之盛”。

李宗仁觉得这是蒋介石故意抬举、取悦自己。这一段，外界风传李宗仁访台晤蒋，第一要蒋在军政大权上放手，第二要动用台湾所存的金钞。实则李宗仁清楚得很，要蒋介石做到这两条，无异与虎谋皮，因为那是蒋试图东山再起的资本。因此本次访台，蒋李晤谈根本没涉及这些问题，“只是约略分析一下中共今后的动向，又说了些无关宏旨的应酬话而已”。

蒋李之间的角力，可谓无处不在，事事抵触。但两人都需要装出一付和谐共济的表相，应付国内外舆论，也借此维持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信心。

蒋介石对于广州政府，几乎没有实质上的支持，被逼不过，曾答应广州每月从台湾库存支取1200万银元填补财政赤字，却不肯以存台金钞作为“银元券”的兑换准备金。这一来政府赤字日益增加，银元券价值一泻千里。各地商人、农民都拒收银元券，民众人心惶惶，囤粮自保，军队无处采购军粮物资，连阵亡抚恤金都被迫采用“现大洋”支付，是政府亦不能保障自己发行的货币信用。难怪李宗仁哀叹：“通货膨胀便做了共军南下的开路先锋。”

这种形势下，政府守不住广州，只能计划迁往重庆的传言，甚嚣尘上。广东省政府则有迁守海南岛的打算，无奈海南岛不同于台湾，自抗日战争时便十分活跃的中共游击队势力，远胜于后期进入的国民党部队，“迁省”看上去也只是画饼充饥的空想。

黄少谷何许人？此人以办《扫荡报》与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起家，当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目前出任新机构“国民党总裁办公室”的秘书主任。

他的谈话，正是要澄清“国民党总裁办公室”与“国民党非常委员会”两个新设机构的性质。按黄少谷的说法，“总裁办公室”的性质“等于总裁私人秘书机构”，内分若干小组，“从事党务、政治、经济及国防研究，或办理事务性工作”，每组最多设五人，另设秘书主任、党务主任各一人。“非常委员会”“在法律上与政府无直接联系”，只是“代行中央政治委员会职权”，“透过从政党员，依法定程序，请政府采择实施”。

这是什么意思呢？“总裁办公室”让人不期然想起清代雍正朝开始设立的“军机处”。军机处一立，内阁即成虚设。在台湾的蒋介石通过“军机处”总裁办公室遥控大陆国统区各方面要务，又用七人组成“非常委员会”干涉甚至架空广州政府。蒋介石要的是一种如臂使指的效果，只是，这样置“代总统”李宗仁与“行政院长”阎锡山于何地？

外界对此的疑虑是可想而知的，这也是黄少谷出来解释两机构性质的缘由。

28日，李宗仁飞赴台北。传闻他要与蒋介石摊牌，急调已运往台湾的大批金银物资“拯救大陆”。但李宗仁本人对此似乎不抱希望。他的回忆录提供了这样一个细节：赴台之前，李宗仁先到福州。福建省主席朱绍良招待李十分隆重。朱绍良是蒋介石心腹，李宗仁觉得这种招待规格会惹蒋不快，“内心颇为他的处境不安”——事实证明了李宗仁的不安，八月中旬，汤恩伯从台湾带来蒋介石手令，将朱绍良“就地撤职”。此时蒋介石的法理身份，只是国民党总裁，“在法律上与政府无直接联系”，居然可以直接将福建省主席“非法撤职”，由此可以看出蒋介石设总裁办公室等机构的用意与用途。

此前一天，刘少奇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访问苏联。后来人们知道，刘少奇此行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弥补庆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最大的一个缺陷——希望苏联帮助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空军。斯大林答应了这个要求。

在福州时，李宗仁曾与朱绍良几次长谈，虽然朱绍良颇多顾忌，“对军国大事多不涉及”，但“对时局的悲观，则时时溢于言表”。“悲观”是整个南方的公共情绪，经营长江以南长达一百余年的英国，也在敦促侨民尽快撤离。这正如勉力支持湖南战局的白崇禧向李宗仁发出的哀叹：“有什么办法呢？”

新华社17日电文标题明确指出“上海军事接管，工作初步完成”。上海军管会对于肃清匪特、保障治安毫不手软，仅用一个月左右时间，大上海表面的社会秩序已经完全恢复。

但潜流仍在海平面下汹涌。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自然不会放过一切的破坏机会，更棘手的是人心浮动，市面凋蔽，全无“远东首都”的昔日风采。旧企业里的工潮此起彼伏，市民不信任任何纸币，银元、美钞、金条，仍是主要的流通手段，难怪有人说，解放后的上海，仍是黄白绿的世界——黄是黄金，白是银元，绿是美钞。在没有上述三种货币时，房租、工钱、菜钱等，许多市民宁愿用白米等实物互易。

后世研究者将军管会对上海物价的稳定之战分解为“四个回合”。从上海5月25日解放，到本日前后，是为第一回合，重点是“打击金融投机”。诸般措施包括（1）公布外汇、金银管理法令；（2）收兑金银外币；（3）制定折实单位；（4）查封金融投机市场。10日，军管会封锁证券大楼，12日，人民解放军上海华东司令部宣布禁止外币及金银流通使用，市民一律向人民银行兑换人民币使用。

这些强制手段收效明显，金银外币的价格从此与物价脱离，“国家完全掌握了金融市场的领导权”。市民之中，担心物价不稳与企望投机暴利的正反两面情绪都渐渐平复。这也是共产党之前解放北方城市的成熟经验。但对于上海这样一个经济高度现代化的都市而言，这才仅仅是一系列斗争的开始。

法新社18日电文揭示了一种倾向：中共不急于取得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的承认。一方面，西方国家对于国共两党孰取孰弃，还保持着摇摆两可的姿态；另一方面，建立独立自主的国家形象，也是中共争取民心、表异于国民党政府的重要手段。就在6月18日，《大公报》报道了这么一件事：

6月13日，上海中正南路19号一家白俄酒吧内，五名白俄女性集体殴打一名13岁中国小孩宋文章。五名白俄女不仅殴打宋文章，还用玻璃杯击伤劝解的某华人青年，并对前来调解的解放军某连长“加以蛮横的举动”。上海人民政府公安局逮捕了这五名女子，经审讯，判决五女子向原告宋文章道歉，赔偿其四万元，赔偿某青年二万元，并登报向中国人民解放军道歉。——对于一座有将近80年“次殖民地”历史的城市来说，这样的新闻是何等新鲜，何等振奋人心！

新中国的诞生指日可待了。不仅外间传闻章士钊带着毛泽东的亲笔函件，往香港劝说亲李宗仁“接纳和平”，毛泽东也致信居于上海的宋庆龄，表示将特派邓颖超“专诚欢迎先生北上”，“以便就近请教”国家大事。

偏安南疆的国民党政府却也没有放弃对政治资源的争夺，18日，行政院在广州发表“第十世班禅坐床典礼”的训令，明令公布了灵童宫保慈丹为第十世班禅正身，“准在青海塔尔寺先行坐床，由中央派员前往主持办理”。这个政府还在全力维护自己的“正统”身份。

有两个景点，我们过其门而不入，一个是主动选择，一个是被动。

主动放弃的是昭君墓，“青冢”本来只是一个土馒头，现而今前方左右两侧各立起巨型建筑物，一个仿汉式古典建筑，一个仿帐篷式样，就此化身“昭君博物院”，门票开价65元。更让人生气的是到景区前不远处的路上，特设一收费站征收过路费，赛过明抢。

除了远处的山包包，都是新建的文物，偏偏车水马龙，游人如织。

另一个放弃的是辽庆陵，这里有辽代三位皇帝的陵寝，可是通往景区的路奇差，且无任何标识。好不容易到了景区门口，看门人告知，进去还得上山，非越野车不行。步行时间已经不够，也只好作罢。知道这里的陵墓已被盗了好几次，还是忍不住要问问里面剩些什么，答曰：“没什么了，可以从盗洞下到墓里面，看看壁画。”

三位辽代的皇帝就葬在大山的环抱中，说起盗洞，条件反射地想到《鬼吹灯》，开头那个有关萧太后的故事，应该就是发生在这里。

庆陵是放弃了，好在路上有找到辽庆州的舍利塔，塔身布满浮雕石塑，力士造型依然勇猛突出，檐角的铃铛在风中也还是清脆。

其实辽代的壁画一路上已经看了不少——这要拜各旗、各镇都有的博物馆所赐——然而还是看不够，契丹人的壁画、石刻和瓷器都相当精湛，在宋王朝发展出雅致文人艺术的同时，这个草原上的民族看来并不逊色。

辽人的标准长像。

辽人使用的标准器具——实在看得太多，离开蒙东的时候，忍不住买了具仿品，带回来挤占家里的空间。

这一个要精致得多，花纹，釉色。我们到处寻觅彩釉的碎片，总敌不过考古队与文物贩子的手脚干净，终于在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停陵石屋里找到一小片，算是不负苦心人。

能发展出这么精致的艺术，当然跟上层贵族们的爱好相关。庆陵中东陵的壁画残蚀脱落处，露出的是又一层壁画，专家说那是第一次所绘，大概是受到本身就是画家的兴宗的挑剔，于是涂上白灰，重新作画；而兴宗本人的《千角鹿图》送到宋朝，宋仁宗和皇后轮流邀集大臣和其眷属们前来赏画。

这一行据说是正要出发去收租子——收租院！

保存在博物馆里的壁画多来自辽墓，大部分是被盗后的残留品——辽墓已经开了一千多座，相当部分都在当时辽国的中心蒙东一带。即使不再完整，它们的精致笔触、鲜艳色彩和浓厚的生活气息依然让人动容。这个民族的风俗、服饰、文化没有通过他们那太过复杂难懂的大字小字流传下来，却留存于这些画面之中。

契丹文字，契丹小字留存较多，尚能译写，契丹大字已经没人懂了。

据说，曾经有一个骑着白马的青年沿西拉木伦河溯流而上，与一个架着青牛车的姑娘相逢，他们相爱，然后繁衍了自己的子孙——契丹族。

而今，契丹人立在壁画上，侍者、贵族、僧侣、官吏们……带着他们有些古怪的发型，继续着千年前的日常生活。他们原打算带入另一个世界的器具：金面具、各式瓷器、把玩的珍宝，心爱的衣服……，此刻都静列于旁，共同构建着大辽风情。

到大板的主要目的是去看蒸汽火车。

寻到火车站，问了好几次路，终于被指点到了正确地方。

大门内一侧的路旁，铸起了一米来高的水泥台子，上面一段铁轨，安安静静停着一台蒸汽火车头。且不忙着看它，向看门人打听清楚了里面还有好几辆。果然，走到靠近铁路的站台旁，十台蒸汽火车头排成两列，簇新地立在那里。

说簇新一点也不过分，打扫卫生的人告诉我们前两天刚刚新上了一道漆，红黑相间的机车，在阳光下有些闪耀，不太像我们想象的样子。

不过这不妨碍机车爱好者们的兴致，在火车上爬上爬下的过了一回干瘾后，大家坐在机车头的阴影里休息兼发呆。

仔细看，还是能看出旧来——炉膛满是烧剩的煤烬。

车顶上也还有没铲尽的煤。

这里的蒸汽火车，是全国，乃至全世界最后运营的蒸汽火车了，这当然是一个大大的噱头，大板镇政府显然不打算放过，这不，已经开发出了蒸汽机车节，来满足广大摄影爱好者的需求。节日期间，闲置的火车会再次发动，在既定的路线上奔驰一回，然后回来，静候下一次出发。

我们问是哪辆火车还能开动，被告知是门口“展览台”上那一个，据说到时候会重新搭起铁轨，将它请下高台，请上铁轨。这么折腾一次的花费可不小，所以要等到过节有赞助的时间点才行。

节日是赶不上了，一般好像是安排在元旦前后，也许因为在冬天，火车的蒸汽会更明显更好看罢。最迷蒸汽火车的H在大太阳下，站在作为范本的那台机车前，读底座上长长的一篇铭文；

台子上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工人在做日常保养，都以为他是以前的老铁路工人，还颇想问问他这台车的历史。结果不是，他是新来的。

大板镇的另一看点是荟福寺，我们一共去了三次。

倒不是精彩到了这个份上，而是它的开放时间有点为难人。第一天到得晚了，下午四点多，已经关门；第二次是十点多到的，刚看了一个殿，便踱出一个小喇嘛，噼里啪啦地上锁。原来开放时间是七点半到十一点；下午两点到四点。

檐下的白象虽然重涂了彩，倒颇为少见。

还说什么呢？再去罢！这回总算看到全貌。寺庙是康熙的次女——下嫁到巴林的荣宪公主主持兴建的，俗称东大庙，属于格鲁教派喇嘛庙。寺内很多地方经过重建翻修，侧殿里供的唐卡都是新的，却也相当精致。仔细看，能看见青海匠人在上面留下的签名。

保存下来的，有一殿的壁画和所藏的《甘珠尔经》（今藏赤峰博物馆）。许是皇家寺庙的关系，这里的柱子上，椽子上，浅刻或描画着一条条金龙，可以想见曾经的金壁辉煌。

天花的藻井古旧得可爱。

连白塔都残留着当年的浓彩，藏传佛寺的特色于此可见一斑。

我们在第一进殿堂后门处看见一幅画，停下来研究。在殿前闲聊的喇嘛不知道怎么来了兴致，走过来给我们讲解。说图上的圆轮形图案象征六道轮回，然后指明哪儿是地狱道、哪儿是阿修罗道、天道……指头在画壁上敲的咄咄作响，虽然不是古画，也看得人心惊胆颤。

讲解完毕，喇嘛只在寺门外闲坐。

在喇嘛面前，当然自认外行，于是频频点头，最后怯怯问了一句：抱着整个六道轮回世界的这个……这个是？

答案是：乌龟。

“召”就是蒙语“庙”的意思，而呼市人习称“大召寺”，类似广东人叫“士多店”，架床叠屋。

呼和浩特市内有大召，有小召。

其实要推荐的不是大召也不是小召，而是城外的乌素图召。

小召实在让人郁闷——不单是因为整座庙已经重建，而在于我们老老实实买了票进去，才发现单进庙不用买票，票是入最后一进大殿用的，那里的佛像前有七八个喇嘛念经，算是表演？也太不精彩。

从这里可以直入小召，无需买票。但也没有太多看头。

小召附属的五塔寺倒不坏，还有呼市的召庙展，可惜又要收门票，35元/人。

大召倒是有值得看的东西，特别是壁画，在昏暗的殿堂中，借着佛前一点点的灯光，可以看见两壁、天花板和柱子上满满的神像，或怒目或微笑，注视人间。可惜得是，作为旅游团固定线路，这里人潮汹涌，让人无法好好欣赏。

大召永远熙熙攘攘，游人如织，后面的团推着前面的团快走。

大召的小喇嘛看上去也不太静得下心。

没看够，遂去乌素图召。

“乌素图”，在蒙语里的意思是“有水的地方”，从呼市往西北方，到大青山山脚下便是。不过这名字不知道是哪年起的，“水”是一滴都没见着，叫“大青山”的山也呈黄褐色，有的地方寸草不生。

这儿是个寺庙群，一共五个寺院，旁依一个小村落。大部分寺院的大门紧闭，从其中一个的偏门进去，院落殿堂一片荒芜。里面各殿的门倒是都开着，佛像有新有旧，大半没人看守，鸽子在廊下作了窝，满地的鸟粪，静寂的可以现拍《聊斋》。

一个喇嘛懒懒地走出来，以为他要收票。结果他只是看了看，又回屋去了。

后面的寺院是一所佛教学校——因此校中的厕所，左右两边都是男厕，没有女厕。

这里主寺是庆缘寺，最精华的彩塑和壁画就在这里的正殿。它的格局和大召很相似，精彩程度一点也不亚于前者。整座殿堂基本没有进行过翻修或改造，壁画以最原始的面貌，轰然出现。在幽暗中看得久一点，细密线条勾勒出的神魔们，一点点清晰起来，现出固有的肃穆美丽。

一路都在看各式各样的召和庙，唯独在这里，心甘情愿地布施。

乌素图召后面的山坡上，有赵国长城的遗址，非常小的一段土夯城墙，在阳光下沉睡。旁边是新建的一座白塔，站在白塔前俯瞰整个乌素图召，飞扬的檐角多少有些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