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的注解不是生活的互相补充而已，而是能放下一切负担，选择皈依，不由自主地唱出最感动的歌，旁若无人地傻笑地看着照片。爱的故事未必轰轰烈烈，但一定宛如梦幻，说不清道不明的相处，并不总有特殊的记忆，但就是感到安全、专一、无所不在。结婚照，两人共同面对全世界；幸福的背影，前方是一直走下去的路，仿佛永远有聚光灯跟随着，留给别人一丝艳羡。

    会有一间小屋，会有一片森林，会有一次指着对方说：你是我的唯一。会有眼泪，会有迷离，会有争吵时在意的哭泣。但是，恣肆忘情的投入，如时间洪流一样，冲淡所有的感伤，让身份漂白、烦恼散失、缺点弥合、距离逝去。一切得以袒露、一切得以包容，每一点呼吸和翻转，都牵动两人的磁场。在吸引中互相了解，在了解中互相吸引。突然变得坚强，突然变得稚气，突然卸下伪装，突然渴望娇惯。即便暴躁和气恼，即便哭红眼睛，看到脸庞、听到声音的刻，还是会不由自主地笑着。哪怕是不值钱的礼物，或者一杯送到面前的开水，或者略带责怪的关心，小小的感动也从来不会让人忘记。

    畅想未来，决心做一个称职的伴侣。害怕做错事带来的伤害，担忧不够体贴导致的过失。收敛性格的尖刺，学会成熟的宽忍，不奢求完美的前程，但乐意拼得圆满的未来。蔑视世俗的冷眼，摒弃现实的阻隔，在幻想中不时傻笑，在期盼里加快心跳，感受共同担当的坚韧，体会苦尽甘来的欣喜。何愁周围遍布黯淡荆棘，只要坚信家中的那份守候。一面付出，一面成长，有四目相对的笑容伴随，每一个拥抱都恍如昨日。多一丝苍白的头发，就多一份分享和信赖，无可替代。

    依恋啊！混沌！上天指定的宿命，逆来顺受的幸福！互相探究内心深处的娇柔、弱小、强硬、任性，随时准备融化冰冷的心结，随时为真诚而妥协牺牲，每次碰撞都因为彼此的承诺减缓，每个诱惑都因忠诚而失色。两人的缠绕，彼此的交流，无法言说，只能诉之命定。是动力，是支撑，是在每个快乐、痛苦中不可抑制地寄托，是迷惘和徘徊的天敌，是人心的内涵，是生活的意义。

    迎着阳光，绽放身躯，把岁月剥夺的激情，放置于笔墨和歌声，抒发年轻的记忆、老人的沧桑，描述天地的壮丽，和我们的幸运。终有一天，白发斑斑，行动不力，但眼睛仍然写满爱的誓言，仍然把心底最脆弱的情愫变为拥抱，仿佛电影的结局，观众会慨叹这样的人啊，却无法体会其中的味道。这时，主人公却永远自私、永远势利，永远保守着属于自己的那种心动，那种神圣的场景，那种不灭的童话，那种一起面对世界的安详的笑容。

    没有一句诗可以做我的结尾……

    董司长的话说得不无道理，且暗示了一个观点：房价高、而且继续增高，这是天公地道、无人可改的客观真理。可惜董司长的立论错漏百出，对国情社情缺乏分析，作为国家干部如此发言，让人惊异。

    首先，房地产未过剩，不代表房价高位正常。房价升高也许是一个必然趋势，但3000到5000也是升高，9000变12000也是升高，我们的情况是核心城市19000还要往两万以上升，这一基点的高低是否合理，是否存在巨大的泡沫，答案在老百姓和经济学家眼里几乎不容置疑，董司长直接“瞎了半只眼睛”，全当不知。

    其次，那么多人需要房子，这是事实。更大的事实是，那么多人需要房子却买不起，还有很多人明明不需要那么多房子却能买好多，董司长“哑了半张嘴”，避而不谈。有需求却没有实现需求的能力，房价上涨远高于GDP和国民收入增长，至少说明房地产产业的供需关系处理有问题，国家干部不去反思这个问题，却在这讨论需求大，这不是废话是什么？

    第三个问题，怪不得董司长，也怪不得国土局。我国土地稀缺，这话说出来大城市的人都信，中西部、小地方的人必毫无概念。所谓土地稀缺，是指部分资源集中、人口集中的发达地区和次发达地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发展程度适中或相对不发达地区，土地浪费和闲置现象比比皆是。1978年实行不均衡的地区发展战略以来，少部分地区一边“先富起来”一边“先贵起来”的趋势愈演愈烈，这是形成部分土地稀缺的核心问题。

    我们暂且摒弃消费者喜欢到北京、上海、广州、杭州凑热闹寻求个人“发展空间”这一心理对房价的推动作用，单看1999年住房改革以来形成了怎样的房地产供需机制。在供给面，政府垄断土地，大搞招拍挂，1994年分税制改革，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大头只剩地权，地方干部以GDP为绩效考核指标，GDP以交易量为核算内容之一，地方官员上台后什么都不干，只靠给企业批地卖地就能保证基本政绩，还能大增财政收入，于是卖地动机空前，个个“闷声发大财”。而所谓土地招标，在机制不完善地区基本成了房地产商与一把手的内幕交易，其成本转移到房价；在公开招标机制完善的地区，则由于房地产泡沫而哄抬，其泡沫成本最终同样转移为房价，前不久广渠门4.8亿开拍土地一路飙升为10亿的“地王”即是明证。需求方面，“市场化”大行其道，土地经过多层开发经营成本最终反映在购房者的支出中，而房屋购买权则向全社会开放，形成了在现有贫富差距下有钱者越来越能买、没钱者一辈子攒一套房的荒谬状况。垄断性供给+全开放性需求，这种“半拉子市场化”与医疗领域（医院垄断、药品市场化）一样最终只会催生直接打击老百姓消费能力乃至人生追求的“伪产业发展”。

    房地产的泡沫从何而来？首先，房屋与许多商品一样，属于“价格不定”的产品，成本与使用价值之间联系不紧密，同样成本下在不同区位、不同时期有重大的价格波动，有点“说你值多少就值多少”的味道，而且多半不会搞成荷兰“郁金香泡沫”那样的凄惨。而房屋本身又是一种极难替代的资源，需求刚性强，只要有投资和炒作意愿，且失去政府管控，价格高企是非常简单的，这在全世界都是一样。我国1999年至今，由于投资领域逐渐开放，民间资本和国际游资都对房地产市场趋之若鹜，“炒房团”辈出，而人口总数中不多的中高收入群体的购买力也能够在第一波上涨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于是一旦市场放开，连续上涨应运而生。

    问题是，这样的上涨与所谓繁荣中，中低收入群体是被边缘化的一群。作为供给方，只要能找到合适的买家，并不在意买家的结构与“全民幸福”问题，由于有足够的炒作者和中高收入群体（其中很多正是利用房地产倒卖形成的），也不会出现很多人担心的需求不足、价格下跌问题。这样的阶层在中国人口总数中占有相当数量，他们包括公务机关处级和处级以上干部、私营企业高管、外企白领、传统家庭富裕者等等，形成大致几千万人的庞大消费群体。他们与少数具有买地开发能力的开发商一起，把围绕土地这一公共资源的产业发展成功转化成了少数“能力者”的游戏，居于人口大多数的中低收入群体只能通过拼命提高收入、大量投入积蓄、透支未来收入等方式挤进游戏圈或耗尽劳动力去获得一个边缘地位。

    问题并非无解，政府在调控中大有可为，而且类似政策在其他产业领域并不罕见。如近日在医疗改革中实施的药品市场指导价、零差价政策等，说明政府对市场的管控能力很强。相关学者也论证过，中国经济发展快速的一个核心原因，其实是政府的专制能力更强。但是，当我们在许多国计民生领域大搞宏观调控时，对房地产这一关系千家万户幸福安康的问题却缩手缩脚，从“国九条”、“国六条”到前不久的土地闲置征税，基本是倾向以指导性政策和税收手段进行间接调控，而不舍得“下狠手”。2008年下半年一些大城市房地产市场刚一下降，便有18个城市联合推出“救市政策”，新浪网调查92%的网友反对救市，但无力扭转各地方政府早已与房地产商形成了利益同盟。到2009年房地产回暖，许多经济学家纷纷指出需要考虑调控时，不但国家相关部门拿不出直接政策，各地政府也在暗暗叫好，而在救市之后本应看到的“救百姓政策”更是不见踪影。

    无论是董司长和许多官员口中的“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还是很多开发商宣传的“物超所值”，以“市场化”为名行利益之实其实并不隐蔽，在这一产业中政府的保守和在其他产业中的大刀阔斧形成鲜明对比。“差别待遇”背后，除了利益链条和政绩驱动以外，似乎在计划经济中成长的这一代领导还不太理解不到30岁的小年轻要一套自己的住房想干什么。按照08年下半年的一组数据，北京本科毕业生期望工资平均为2000元多一些，而同时北京四环内房屋均价是17000多元，09年最新数据是19000多元。而当前一个大城市的年轻人面对的最现实的问题就是在毕业后3-7年内需要结婚成家，付出30万到130万的成本组建有住房的家庭。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啃老、借债和贷款这三大法宝几乎不可避免。在房地产“永远健康”的时候，多少家庭“债痕累累”，不知父母官是否体会过。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保障和改善民生，让老百姓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这一目标固然宏伟正确，不过按照逻辑本应放在第三位的“住有所居”，却莫名其妙地摆在民生的最末一项，让人感到似乎“老了再买房”才是官方的倡议。诚然，在全国一片火热的房地产游戏继续升温时，也有一些让人欣慰的消息：各地正在不断扩建经适房、廉租房，重庆市长“让年轻人奋斗十年就能买房”的期许见诸媒体，甚至董司长也指出了一个重要方向：“通过税收措施把正常上涨部分尽可能地返还给社会”。但悲观地说，10年涨起来的房子，即便现在停下，也需要20年去回落，何况何时涨停还看不到头。对幸福生活能否到来的焦虑已经足够让人寒心，更可怕的可能是政府与平头老百姓并未同心同德。几十年后我们发现错过了藏富于民的时机，把整整两代人的财产消耗在不实在的利润中，我们又该是什么心情。

（9个字部首相近，堪称半个绝对）

对曰：

浪汉游江湖，潇洒漂泊

略有瑕疵的地方在于，“穷窗”是形容词+名词，“潇洒”是形容词，不过总的来说已经很犀利了，10分钟构思出来的。

另有两个不错的上联。

1.坐北朝南，吃西瓜，皮往东扔。

2.北雁南飞，双翅东西分上下。

这两个对子还算有难度，我花了一晚上分别对出了单个的，前两天又想起一个串烧式的。

对曰：

一心二用，看三国，仰首四顾。五关六将，过目七八忘九十。

    然而，会议暗流汹涌。毛主动开会，一定程度上是"自降身价"，愿意主动承认错误，把经济政策决定权交回一部分到技术官僚手里。但从毛此时的心态来说，完全中肯的批评其实听不进去，过高的地位、长期的权威浸泡使他本人很难接受"难听的话"，而对个人发明的经济模式的珍视，对这种模式在国际上取得领导地位的工具性作用的执拗，以及对模式背后所谓"路线问题"的看重，严重阻碍了对这种模式的全然客观批评。这一点，很多高级干部不是看不出来，就是虽然看出来了却仍没有把握好批评的分寸，首当其冲的就是彭德怀。

    彭德怀在庐山会议前出国参观访问了半年，与东欧一些国家的高级领导有所接触，听取了他们对波匈事件的认识，总结自己的感觉是：不怕敌人，就怕党的路线脱离群众。回国以后，眼见各地灾民盈野，回想幼时亲弟饿死路边的故事，痛感我党路线已十分危殆，加之直率莽撞的性格，一上庐山，就欲在会上将意见和盘托出、彻底纠左。与彭德怀大体意见一致的，包括其老战友黄克诚，以及张闻天、李锐、田家英、周小舟、周惠等人，胡乔木也基本支持这种意见。他们说毛亲自到前线指挥经济，结果碰了个大钉子，自己也知道转变了；大跃进出了轨、翻了车；匈牙利人一年吃40公斤肉尚且闹事，要不是中国的工人农民好，也要请苏联红军；毛对经济太外行，还是总结革命经验专门搞理论著述好一些。

    纠左一派的观点并非全然错误，然而很容易触犯毛泽东"我有错自己改，他人不可面责"的忌讳，在毛对批评意见持开放态度时，纠左者与毛仍能暂时共存。一旦纠左者的意见公开化，或毛对其产生了抵触，开始"上纲上线"，会议就会产生严重冲突。这正是庐山会议演变的线索。

    3号会议下达毛拟定的18个话题，表面上畅所欲言，但李锐感到对"三面红旗"仍持肯定态度，纠左的目的无法达到。彭德怀私下说毛泽东听不进意见，不是党的作风；在西北局分会上，多次发言或插话，从几个方面批评了人民公社和大跃进。12日，张闻天找彭德怀谈话，警告彭德怀"会议的压力很大"，只能说好不能说坏，毛整人很厉害，像斯大林晚年。彭德怀认为毛还是会自我批评的，告诉周小舟自己很多意见没有在发言中强调，有些没讲清，打算写一封信递上去，周小舟表示支持。彭觉得写信不易，当日下午去毛的住处想面谈，但毛在睡觉，面谈不成，又决定回来写信。14日，信件拟定，由秘书直接送毛的警卫员，5000余字，后称"万言书"。万言书第一部分是"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列举了一些数字，总结为"有失有得"。第二部分是"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后来成为众矢之的，大致包括说农轻重比例失调有政治问题，"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轰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反右容易纠左难等。这四点加上前面的"有失有得"，成了后来彭德怀遭到批判最为核心的五点。21日，张闻天在其小组发表3小时讲话，基本上支持了彭德怀。

    站在毛泽东的角度来讲，对庐山会议反对意见的反应也是渐变的。10日晚上，他曾邀请李锐、田家英等纠左观点者在住处交谈，其中大家讲话都非常开放，一些过分的话也都说了，毛也大笑了之。14号晚上毛一拿到万言书，就感觉心里不对劲，于是本来是私下提意见的信，他批示印发交大会同志参考，已经表现出不满和扭转风向的意思。7月16日，会议印发了彭德怀的意见书后，毛泽东又连续看到两份关于基层干部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材料，说全民炼钢"得不偿失"，"劳民伤财"，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人民公社没有优越性"，是"人为的产物"，是"心血来潮"。接着又是外交部的报告，说在苏联干部中普遍流传着有关中国当前某些困难情况的说法，认为中国共产党犯了路线错误，询问以后遇到此类问题该如何应对。接连不断的直接指责一方面打击了毛视为社会主义阵营建设样板的"人民公社"的权威，使毛感到自身正确路线的简单反思已经开始扭曲为对路线本身的攻击；另一方面，这一连串批评无疑严重伤害了毛的个人情感，使其怒火开始积聚。7月21日，《真理报》全文刊登赫鲁晓夫在波兰视察集体农庄的发言，其中暗含对中国人民公社的批评，22日毛得知大略情况后，终于忍无可忍。此时他已经将庐山会议中的党内批评与苏联领导对人民公社的国际批评相联系，不甘于在与赫鲁晓夫的斗争中落于下风，进而将问题严重化为国内外反对势力对自身正确路线的一次进攻，于是在次日，也是庐山会议转折点的23日，发表了震惊全会的长篇讲话。

还有一个是江南大学学生自导自演的真人超级马里奥，太有创新性了！仰慕他们！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UyNjQ5NTI=.html

    8月8日，与我们长久相伴的爷爷在他人生路程走过八十二载后与世长辞。

    爷爷的一生很不平凡。他，名讳世坤，1927年出生在上海，后来辗转在各个学校就读，抗战时期随太爷爷和全家老小躲在英租界里，平时打点零工，一直坚持到1945年抗战胜利，有幸进入交通大学。内战时期，他参加了很多共产党组织的学生运动，亲眼看到同学被捕、被伤。49 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投身于电机科研领域，从此一生对这项事业全心贯注，从助教开始，五十年如一日，艰辛钻研、教学并进。1957年交大西迁，他义无反顾告别年事已高的双亲，举家迁至西安，虽多有水土民情不适，但从此一生扎根于此。他不盲从于时局，在文革十年凶浪泛滥之际，虽有牛棚禁闭之苦，但未有任何伤害他人的言行。他曾游历浙、苏、豫、疆等各省，深入乡村工厂，开办培训班，推广现代科技，1969年因三线抗战疏散至陕南时，短短几个月就帮助当地建立了平利县电机厂，至今传为佳话。76年国内秩序恢复，他又得以安心学术，在国内外各类期刊发表重量级论文四十余篇，先后编写三套专业书籍，其中《电机设计》一书开我国同行业先河，至今仍是全国统用教材。同期，他专注于直线电机理论的开发研究，成为该领域国内第一人，相关成果多次获国家级奖励。晚年担任西安交大电机试验室主任，承钟兆琳先生之衣钵，又领导了一大批青年学者为本专业做出贡献。到退休时，他学术上的职称、奖励与荣誉已是车载斗量、不可胜数，在西安交大电机试验室的照片栏中，他紧随钟兆琳先生排名第二，足可见地位之高。

     爷爷敦淳朴厚，与人为善。对师长礼敬有加，常怀请教学习的态度，遇事谦虚求问，从不以学术成绩自居。对学生，宽严相济，学术上要求极严，论文、实验必得一丝不苟，时而谆谆教诲，时而亲身垂范；而在生活中，对学生宽厚体贴，生活上多有照顾。他所指导的学生，学业多不同凡响，出师后常有破格提升者，对他更感念非常。对家人，他慈爱包容，初时上有老母、下有子女，家庭负担很重，但他以微薄的收入和勤恳的工作支撑了全家，让太奶奶得以在93岁高龄安详离去。他曾多方请托解决子女的工作问题，对我们这些孙辈的学业、事业也十分关心，常常询问指导。虽有威严，但从不对人恶声恶语、意气用事，一生胸怀坦荡、宽以待人，这种处世之风，深得家人和朋友的钦佩。

    爷爷的风范也许与我们家的传统有关。我的曾曾祖父在上海开一间茶楼，属于晚清生意人，与洋人有些交情，家里的生活条件和教育程度都不错。曾祖父是他相当宠爱的一个儿子，大致应该生于1897年，名讳是文麒，从小就读于各类私塾、学校，后来进入教会学校学习现代知识，说得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在当时英国人办的发电厂（现在的上海杨树浦发电厂）任高级职员。据说曾祖父相貌英俊、穿着时尚，有一张照片是穿一身美国空军夹克摆一个酷毙的pose，放在现在绝对是一个大帅哥。而且他为人正直、宽容，用自己丰厚的收入帮弄堂里修铁门、修道路，威望很高，别人家夫妻吵架，他在门口一站，人家就会自觉停止。40年代上海工人运动，他是领导人物。解放后，由于对当时政府的很多行为不满，提出抗议，遭到迫害，到1980年离世，一生坦坦荡荡、顶天立地。我的家族真可谓门阀兴亮，慨然于世。

    如今，代表着家族荣耀的爷爷就此离去，你的妻子儿孙，必将常念你的音容笑貌。还记得小时候，我和你赌气，用刀片划破你的手背，你只向我努了努嘴，没有半句责怪。还记得你从香港带回刮胡刀送我，摸着我稚嫩的下巴，问我是否能用得上。还记得你病重之际，每次我去看你，临走你都握着我的手，对我说谢谢。你可知道，在你灵堂前，多少人热泪盈眶，泣不成声。你可听见，送你入土时，奶奶坐在碑前，喃喃呜咽：“老头子，你等我。”白沙垂首，伊洛长歌，你与我们永别，国家失去一位杰出学者，我们失去一位敬爱亲长。沉舟侧畔，病树前头，也许生者的安康，是你最后的心愿。

    爷爷，走好。

    人类何以会做出这样天地不容的事，以枪击、刀刺、火烧、水淹、活埋等所有可以想象和想象不到的残忍手段，通过群体的或分散的方式，每次以多至数万平民少至单个婴儿的规模，杀死自己的同类。以强奸、殴打、伤残、抢劫、羞辱等所有可以想象和想象不到的手段迫害自己的同类。让自己同类的尸骨暴露在荒野和街区长达一个月，留下各种肢身不全的尸体，毁灭亲情、友情、怜悯、爱和一切人世间美好的东西，并对之放声大笑。

    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人性沦丧泯灭，做出惨绝人寰之事，以之为光荣和胜利；是什么样的力量，吞噬千万死者的躯体，让他们瞬间化作尘埃；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撑着一个个幸存者，带着伤痕累累、受尽凌辱的身躯和残破的意志走过几十年的岁月，不懈地寻找真相；是什么样的力量，让拉贝那样的外国人，坚定地在刺刀与羞辱面前用脆弱生命捍卫几十万中国同胞；是什么样的力量，把邪恶与残暴摧垮，让受难者得以含笑，让得意者万劫不复；是什么样的力量，让我们懂得无论是否同宗同国，人类自相残害必将不得善终；是什么样的力量，让我们竟然接受了宽容和谅解；是什么样的力量，让很多人痛恨时，很多人已然忘却、迎接。

    我不敢说，每个中国人都应该去看这部片子。我只能说每个人类看过这个片子都会得到一些启发。

    1946年出版的《敌人罪行照片集》的序言这样写道：“而今抗战胜利了，敌人的罪行我们正在收集。我们带领了掩埋者和摄影者到这些荒冢上来拍摄照片。我们对这些惨遭杀戮的同胞，不禁要嚎啕大哭。”

    会议指出，最近，审计署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了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情况，并向社会公布了审计结果。总的看，这些年中央预算执行和管理工作有了很大改进，但审计发现的问题也暴露了许多制度和管理上的漏洞，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会议要求，有关地区、部门和单位必须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认真纠正审计查出的问题，切实提高依法行政、依法理财水平。一要推进制度建设。抓紧研究和修订预算法，改进和完善预算编制办法，不断提高预算的约束力和严肃性。二要加强对中央新增投资项目的跟踪审计和监督，切实提高投资效益和宏观调控效果。三要实施政务公开，加大预算公开力度，加强对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权力运行的监督，坚决纠正行政不作为和乱作为。四要健全责任追究和问责机制，对发现的腐败案件和腐败分子，要依法严肃查处。五要深化改革，着力解决体制机制方面的深层次问题，建立健全应对重大经济、财政、金融风险的有效监控、预警和应急机制。会议确定，有关地区、部门和单位要在10月底前将整改情况报国务院，年底前国务院将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

   　　              全国人大会议中心主楼一二层三个卫生间装修改造项目中标公告

受全国人大会议中心委托，我中心对全国人大会议中心主楼一二层三个卫生间装修改造项目（招标编号为RC-G08041）进行了国内公开招标。现将招标结果公示如下：
中标人名称：中国装饰有限公司。
中标金额：1491234.00元。
集中采购机构：全国人大机关采购中心。
集中采购机构地址：北京市宣武区永定门内西街甲2号。
联系人：张鸿 郭凯 电话：83102131 传真：83102131。
我们在此谨对参与本项目的各投标人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全国人大机关采购中心
2009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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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年轻一代充斥着狭隘的生活观念和庸俗化的道德观。前者表现在对生活的探寻和追求集中于挣钱的多少、车房是否拥有、单身还是恋爱等个人生活问题，而对于社会发展、个体对公众的职责不是敬而远之、漠不关心就是嗤之以鼻。后者反映为对社会不公正、政府公权力滥用和国家的国际行为几乎只抱有一种习以为常甚至逆来顺受的接纳感。当“文革”一代和“愤青”一代没落，理性的愤怒为理性的沉默所取代，本应对兴国安邦最为敏感的人群逐渐成为秩序维护者的天然同盟。

    的确，战争年代的激情和革命岁月的疯狂随着物质经济的稳步发展必然在一定时期内由台前退居幕后，然而如果简单认为社会发展只是遵循“活得更好”的单线条演进，而忽略一成不变中蕴含的积重难返的弊病和死气沉沉的潜流，并且此种漠然成为全社会的习惯，则这个社会的崩溃重组也就进入了倒计时。久远之前，多少盛世因沉疴日久而土崩瓦解，多少强国因安于现状而烟消云散，诚如黑格尔所说，我们从历史中发现人们从不学习历史。

    社会发展短期的利益是钱，中期的利益是剑，长期的利益是笔。换言之，物质是基础，暴力是主宰，理想是永恒。财富应被看做是社会发展多维成果的一部分，与荣誉、勇敢、闲适等生活特质相并列，且广泛的这些特质应是一个公正、协调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而非单向度的目标。而社会公正协调一方面固然来自技术上对已有自然、物理局限的突破（例如创造新的通信、交通、生产方式），另一方面也来自在制度、思维、理念上对始终蹲在的非公正与不协调的批判和纠正。如果说前者是一种工程师的理想，后者则可谓有社会责任感者共有的信念。

    很多人在这个社会已经忘记了人的生活中有信念，或者这个信念已经无法超越物质的意义而成了更好的养家糊口之道。这使我回忆起古希腊、古罗马后期物质高度发达、大腹便便的贵族四处娱乐而社会失去前进目标、只落于世俗争斗并最终走向衰亡的史事。他们的祖先为攻占敌国的荣耀、一场战争的胜利而舍弃一切，后人却把一两次竞选能否成功、能否买到足够的选票成为执政官而绞尽脑汁。这正如同当代人满足于一份好的工作、一个较高的社会地位而自以为得意，去嘲笑那些对社会公正抱以警惕的人一样。人们应该学会尊重一种超越的生活。物质的效用递减，信念的不满长存。信念给人以高超得多的目标和金钱无法购买的力量。信念能够产生一种人格化的内在感召力，更能够持久地凝聚人群完成一个目标。

    上世纪30年代，当德国再次崛起，应对它的国际体系主导者——大不列颠帝国正处于散漫的自处情绪和一个商人政府的支配下。内维尔.张伯伦，一位保守党家庭出生的首相，曾因在餐桌上发表外交拙见被其兄长训斥的生意人，总是以交易的思维去看待国际关系，对待希特勒的扩张总试图寻找优惠、补偿来满足对方的胃口，却不理解希特勒那种神经质似的帝国野心：让德意志称雄世界的图谋、恢复日耳曼民族的荣耀，绝非任何短期的交易可以填充。于是产生了历史上臭名昭著、以失败告终的“绥靖政策”。张伯伦的后继者丘吉尔，一个老派现实主义政治家，在苦苦求得美国参战之后，却为罗斯福战后的世界构想大为光火，后者要求英国取消一切殖民地，放弃一切“不合法”的海外利益，并在1945年就波兰、罗马尼亚的安排与斯大林多有龃龉。张伯伦不理解希特勒，恰如丘吉尔和斯大林不理解罗斯福，对他们来说，理想是出现在国际政治荒诞小说中的词，对罗斯福来说，却是美国这个特殊国家改造世界的真实目标。

    丘吉尔尽管现实，起码还有个人对大英帝国的抱负。我们的青年呢？一边高喊着“中国不高兴”，一边连把废纸扔到垃圾桶、上厕所往前一步都不肯做。懒惰者沉溺于所谓潇洒、新潮和娱乐，实际内心空洞而傲慢；勤奋者多仅仅局限于怎么在这个秩序里取得一点点可怜的优越感，为了吃一顿好饭、搞了一次热闹的聚会或多挣了几万工资乐此不疲，却不去反思造就种种局限的这秩序本身，更没有跨越历史的广阔想象和由此而来的精神超越、精神自由。按部就班的社会生产了循规蹈矩的人，循规蹈矩的人加固了社会的按部就班。

    我不是要人人把理想和信仰挂在嘴边，我只是提醒你们，人要重视现实的利益，也要有超越一些的信念，并且懂得人类本身值得拥有这种信念，学会尊重别人的信念和一种看似空洞的生活方式，没有它，我们就没有力量，就总有一天在外表恬静的顽固中腐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