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波特·布鲁克

饱餐之鱼在六月深处

慵懒闲掷如水之正午

沉思深智，或浊或清

鱼之秘隐希冀与忧心

鱼言坐拥溪水与池塘

然除此存否胜处别疆

今生非其全部，众皆谓

果真如此则何等乏味

或不疑之，丰裕自将

起于活水与泥浆

当然，其虔诚之目必睹

真谛若流水不驻

吾等暗谙，以信起誓

前景并非全然干寂

泥层覆泥——死亡旋近

——此处定非宿命之绝境

时空之外，必有一域

水愈丰美，泥更膏腴

众皆以为，必有一子

悠然畅游于河之发端

其形其志，广大如鲲

鳞美心慈而无所不能

强健之鳍翼犹若华盖

弱小之鱼虾可寻依赖

鱼曰，有不朽之溪流

飞虫从不会阴谋藏钩

亦不滋生俗世之苇草

而淤泥皆含天国之饶

肥美之虫闲荡于周遭

伸手即可取玉馔佳肴

飞蛾不灭，果蝇永生

蠕虫蝼蚁亦永不绝踪

鱼曰，设若至此梦幻天堂

则为不存陆地之桃园梦乡

(2009-6-16，17日修改)

Heaven

By Rupert Brooke

Fish (fly-replete, in depth of June,

Dawdling away their wat'ry noon)

Ponder deep wisdom, dark or clear,

Each secret fishy hope or fear.

Fish say, they have their Stream and Pond;

But is there anything Beyond?

This life cannot be All, they swear,

For how unpleasant, if it were!

One may not doubt that, somehow, Good

Shall come of Water and of Mud;

And, sure, the reverent eye must see

A Purpose in Liquidity.

We darkly know, by Faith we cry,

The future is not Wholly Dry.

Mud unto mud! -- - Death eddies near -- -

Not here the appointed End, not here!

But somewhere, beyond Space and Time.

Is wetter water, slimier slime!

And there (they trust) there swimmeth One

Who swam ere rivers were begun,

Immense, of fishy form and mind,

Squamous, omnipotent, and kind;

And under that Almighty Fin,

The littlest fish may enter in.

Oh! never fly conceals a hook,

Fish say, in the Eternal Brook,

But more than mundane weeds are there,

And mud, celestially fair;

Fat caterpillars drift around,

And Paradisal grubs are found;

Unfading moths, immortal flies,

And the worm that never dies.

And in that Heaven of all their wish,

There shall be no more land, say fish.

夕阳之前的那座山峰

如果天黑前我们到达

就在丛林里分手

去寻觅夜色

如果天亮前我们到达

在溪水边相遇

我们再次启程

爱我吧，我们去穿越

麦田之前的那片草地

如果天黑前我们到达

就在那里分手

去寻找黎明

如果天亮前你听不到

我的歌声，千万不要回眸

千万不要担心麦田或山峰

我们的爱

在麦田之前已经永久

(2009-6-11)

——写在五·一二

不如我们去把电视关掉

不如我们去把电脑关掉

不如我们把手机也关掉

还是不要这多问候

还是不要这多鼓励

最好也不要这多抒情

不要诗歌

不要鲜花

也不要表演

不如我们去种点水稻

把不会耕种的人都赶上田埂

（2009-5-13）

——献给我的五一节

天突然就晴了

晴得

那么简单，那么容易

那么猝不及防——

我还没有洗头

还没有剃胡子

还没有换衣服

还没有关掉音乐

——它突然就晴了

阳光照进来

我无处可躲

（2009-5-1）

夜的声音

夜的声音，你听到了吗？

黄昏的尽头，它乘着

晚风，一浪接一浪

扑向稻茬枯败的田野

扑向炊烟散尽的村庄

扑向空荡干裂的谷场

扑向荒芜的庭院

扑向弃置很久的厨房

扑向农夫的菜园

和农妇的婚床

……

这一股后现代的夜风

浸着黑色的毒液

在月亮升起之前

淹没了他们的家乡

此时，城市边缘的梦里

没有稻花的清香

2009-3-14

那个时候稻田还叫秧田

我跟在父亲的后面

把禾苗歪歪扭扭地插下去

小小的脚踩下的泥窝，刚一抬起

就弥合起来，仿佛根本没有走过

那个时候稻田开满了小小的白花

我赶着一群白鹅在田间穿梭

小小的我循着傍晚的露水找回家的路

父亲牵着水牛走在黄昏的雾霭中

他的草帽是我的方向标

那个时候石榴还没有熟透

稻田已遍地金黄

父亲挥一挥年轻而强壮的手臂

家里的粮仓就溢满了幸福

天真的我只知道在树下等石榴变红

那个时候冬天还没有到来

池塘边的乌桕树在霜天的早上

显得格外红艳

该上学的时候，父亲已经犁好了一块地

迎着朝阳，回来吃早饭

那个时候冬天还没有到来

我们不用呆在家里烤着火炉看电视

也不用坐在床上喝一碗稀粥作为晚餐

那个时候，稻田与父亲一样青春

不像现在落满了寒霜和孤寂

2009-3-14 上午

我在江北回忆童年

他们在江南等待晴天

等待晾晒潮湿的棉被

和发霉的衣裳

江北没有和煦的春风

春雨也少得可怜

我们都等得心焦了

桃花仍旧不开放

今夜飘落的那些花瓣

只落在我的梦里

雨停的时候，父亲站在树下

说傍晚我们一起去打渔

那个时候，新笋还没有冒尖

父亲用去年的竹子编鱼篓，一大一小

背着它们，我们在斜阳里归来

看母亲露出的笑容，如桃花般灿烂

2009-3-13

你把初春的阳光

遮蔽在九天之外

狂傲地宣布这场战争

我注定失败

你的队伍步步紧逼

我的盾牌坚韧却不严密

埋伏在稻田里的眼泪

开始向我发起攻击

父亲青春而强壮的身体

被你蛊惑

做了它们的首领

而我砍出的每一刀

都落在自己怯弱的心上

父亲的赶牛鞭

啪啪地打在水牛的背上

四溅的泥水

落在父亲看似严肃的脸上

父亲的赶牛鞭

啪啪地打在我的屁股上

反弹的鞭子

抽在他恨铁不成钢的心上

父亲的赶牛鞭，如今丢在泥地里

父亲没有去拾，我也没有去拾

丢在庭院一角的麻绳鞭子

浸透了三个月的梅雨

固执地保持着自己的形体

太阳一出来，内中就脆弱不堪

砰地一声，砰地又一声

心意震得烦乱

走在院中幽暗的小路

几欲躲避节日的喧嚣

却未逃脱，只落得一身尘土

嗖地一个火球窜上天

月亮就炸开了花

在春节最后的疯狂中

半个世纪一遇的大玉盘

碎在他乡昏黄的夜空                

（己丑年元宵，公历2009年2月9日）

(初稿)

歌

诗/约翰·邓恩

译/Kino

你去捉来一颗流星

    弄大曼德拉草的肚子

告诉我何处流去了光阴

    是谁豁开了魔鬼的双蹄

教会我聆听美人鱼的歌唱

    躲开嫉妒锋利的针芒

      看清楚

      哪一股

清风竟吹得人心复古

如果你天生眼力非凡

得见隐在暗处的风景

驰马去巡游日夜不要怠慢

    直到岁月染白了两鬓

你会回来向我描述

    所遇的一切奇妙风物

       并诅咒

       哪里都

没有忠贞贤淑的闺秀

你若真能找到，请给我写信

       跋涉千里去朝觐我也甘愿

当然也可不写，我不会动心

    即使一出门就能同她碰面

    即使与你邂逅时她还贞洁

但不等你写完信，不等我到达

        已经有

        两三个

男子遭她欺骗和戏耍

《描述翻译学及其他》成书于1995年，是“描述翻译学派”（亦称“常规学派”）的代表著作。作者吉迪恩·图里（Gideon Toury），是描述翻译学派的代表人物。作者秉承了詹姆斯·霍姆斯对翻译学的分类框架，力主在翻译学范围内建立基于方法论的、系统的描述翻译学分支学科。在该书中，作者引进了“常规”（norms）概念，即社会文化对翻译的约束力，它处于两个极端之间：一个是总体性的、比较绝对的规则（rules），一个是纯粹的独特性（idiosyncrasies）；他认为，常规是解释社会活动的最根本的概念，是社会秩序赖以建立的基础，也是解释文化、翻译活动的关键。作者引入“常规”理论，希望藉此对翻译活动及翻译在目的语文化中的可接受性及变异做出解释。

该书第一部分阐述了描述翻译学在翻译研究中的地位。第二部分通过系统的方法论探讨，构建了描述翻译学的理论依据。第三部分为语境（包括文本上下文及文化背景）之于翻译。第四部分探讨了对翻译进行描述性研究的意义及应用。赫马斯（Hermans）认为，图里在该书中的理论基本上是重复1980年《翻译理论求索》中的观点；也有人认为，作者填补了翻译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而且，霍姆斯提出的翻译学的构想，在图里手中变成了现实。我们认为，该书对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的读者均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吉迪恩·图里：以色列人，执教于特拉维夫大学，描述翻译学派的代表人物，《TARGET》杂志主编之一；主要著作有《翻译常规和1930-1945年的希伯莱文学翻译》（1977）、《翻译理论求索》（1980）。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by Gideon Tury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 P.O.Box 75577, 1070 AN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

John Benjamins North America, P.O.Box 27519, Philadelphia, PA 19118-0519 USA

《翻译学导论：理论与实践》简介

杰里米·芒迪（Jeremy Munday）的新著《翻译学导论：理论与实践》，由劳特利奇出版公司（Routledge）于2001年出版。作者是翻译学博士、英国萨里大学西班牙语高级讲师，同时也是一位自由翻译工作者和词典编纂者。

该书最大的特点是概括性强，充分为读者着想。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每一章正文前面都有一个方框，简短列出本章的主要观点。然后是这些观点所依据的文本，有些甚至细到某一部著作的具体章节。正文部分基本上都包括简介（除了第一章）、主要内容及其评价、与主要内容相关的个案及其分析讨论、本章小结、与本章内容有关的需进一步阅读的书目，最后是与本章有关的讨论题和研究点。第二，引用和使用了大量的图表，并在该书前面目录后有专页列出图表的名称，以利查找。第三，该书在最后注释和索引前，还有一个与翻译研究有关的互联网网址的附录。其中包括两个发布有关会议、最近出版物和研究信息的网址，6个国际性翻译期刊的网址和4个经常含有有用链接的翻译组织的网址。

全书共分11章。各章内容简述如下：

第一章：翻译理论研究的主要问题。本章又细氛围6节，分别为：翻译的概念；什么是翻译理论研究；翻译学的简单回顾；霍姆斯和图里的翻译研究的“图表”；20世纪70年代以来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本书的目的和各章主要内容。

第二章：20世纪以前的翻译理论。本章把重点放在直译和意译以及对翻译理论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一些翻译理论（家）上。有关直译与意译之争可以追溯到古罗马西塞罗的“字对字”和“意义对意义”的翻译方法。其后的著名圣经翻译者圣·哲罗姆也主张采用“意义对意义”（即意译）的方法。德国的马丁·路德用浅显的德国方言来翻译圣经。这一时期比较有系统的翻译理论提出者重要的有德莱顿、多雷和泰特勒等。施莱尔马赫依据不同的文本类型将译者分为翻译商业文本的译者和翻译学术及艺术文本的译者。他认为翻译有两种不同的途径：让读者走进作者；让作者走进读者。他的翻译理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如赖斯的文本类型、韦努蒂的异化与归化、本雅明的翻译的语言及斯坦纳的阐释理论等。

第三章：等值和等效。本章主要涉及罗曼雅各布逊的意义和等值的实质、奈达的建立于《圣经》翻译基础之上的翻译的科学及其所提出的形式对等和动态对等、纽马克的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科勒的对等和等值以及70年代以后，一些学者如切斯特曼、巴斯奈特、贝克等人对等值这一概念的发展。

第四章：翻译的变化方法。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出现了很多从语言学的角度去分析翻译的方法。本章重点介绍了3种模式：维奈（Vinay）和达贝尔内（Darbelnet）的直接翻译和间接翻译、卡特福德的形式对应和篇章对等及翻译变化的层次和范畴、茨瓦尔特（Van Leuven Zwart）的有关翻译变化的比较—描写模式。

第五章：功能派翻译理论。20世纪七、八十年代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的出现标志着翻译研究逐渐脱离了静态的语言类型的分析，取而代之的是德国的功能和交际方法。本章重点论述了赖斯关于文本类型和语言功能的早期研究、曼泰里（Manttari）的翻译行为理论、弗米尔的目的论、诺德的更为详细的文本分析模式等。

第六章：翻译研究种的话语和语域分析。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建立在韩礼德系统功能语法基础之上的话语分析得到了较大发展。豪斯基于韩礼德的语域分析提出了她的翻译质量评价模式，贝克的翻译教科书《换言之：翻译教程》则从话语和语用分析的角度切入，哈蒂姆和梅森则更多的从语用和符号学的层面切入语域分析。本章后半部分也涉及了其他学者对从话语分析和语域理论切入翻译这一方法提出的批评。

第七章：系统论。本章重点讨论了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图里的描述性翻译研究、切斯特曼的翻译规范论、兰姆特和戈尔普（Corp）等人的描述性翻译研究模式及操控派翻译理论。

第八章：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研究翻译。本章重点介绍了勒菲弗尔的翻译作为一种形式的改写；翻译和性别研究；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等。勒菲弗尔认为翻译在文学系统种的作用主要受3个因素的影响：文学系统内部的专业人士、文学系统之外的赞助人和占统治地位的诗学。翻译与性别研究主要是加拿大，代表人物为谢里·西蒙。她探讨了女性主义者在翻译中所采用的策略，如使用性别标记语等。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部分主要涉及了孟加拉的斯皮瓦克、尼兰詹（Niranjana）、巴西的食人主义及爱尔兰的迈克尔·克罗宁（Michael Cronin）、蒂姆茨科（Maria Tymoczko）等人的研究。

第九章：翻译外国：翻译的隐身/显身。本章探讨了文化差异、意识形态和主导话语对翻译策略的影响。韦努蒂的关于译者在现代出版业中的隐身及异化和归化的翻译策略、伯曼的“负面分析”及12种变形趋势，此外韦努蒂和福西特（Fawcett）还探讨了出版业的权利网络、梅格布朗将姚斯的接受理论和出版业的运做运用到翻译研究种。

第十章：翻译的哲学理论。本章主要探讨了现代哲学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的实质的一些思考。斯坦纳在他的《巴比塔之后》提出了基于翻译不是科学而是艺术的阐释学翻译研究的四个步骤（信赖、侵入、吸收和补偿）、庞德的语言能量理论、本雅明的《译者的任务》及他的“纯语言”、德里达德解构主义。

第十一章：跨学科的翻译研究。本章主要论述了几种融合了语言学、文学及文化理论的翻译研究的新方法。如玛丽·斯内尔-霍恩比的借鉴了语言学翻译理论和文学翻译理论及心理学的翻译研究的综合方法、哈维运用语用学的礼貌理论和文化研究中的怪异理论（queer theory）来研究翻译等。此外，语料库语言学的发展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也为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挑战和视角。

本书作为一本入门性质的、提纲携领的著作，对读者了解、把握翻译研究的概貌并进而深入学习和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不失为一本难得的好书。

《译者的隐身》（劳伦斯·韦努蒂 著）简介

The Author’s Invisibility, Lawrence Venuti, Routledge, 1995

《译者的隐身》是苏珊•巴斯奈特（Sussan Bassnett）和安德烈•列夫维尔（André Lefevere）主编的《翻译学丛书》（1992）之一；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著。一般认为，韦努蒂是解构主义在当代翻译理论界的代表。

《译者的隐身》一书总结了17世纪以来译成英语的翻译作品，认为其最根本的特征是采用了归化（domestication）翻译法，目的在于追求流利和自然；在这一过程中译者隐身了。其结果是使翻译成了二流品，原语的原创性、权威、作者的真实意图在译文中变成了派生的、潜在的和虚假的赝品。于是作者提出了异化（foreignization）翻译策略。因为异化是对当今世界事务的一个聪明的文化干预，是对民族中心主义、文化自恋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一种抵制，有利于在全球地域政治关系中推行民主（韦努蒂，1995：20）。韦努蒂提出的异化策略在国内翻译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该书对理解解构主义思潮对翻译研究的影响大有裨益。

劳伦斯·韦努蒂：美国意大利人，费城坦普尔（Temple）大学教授，主要著作有《翻译再思》（1992）、《译者的隐身》（1995）和《翻译丑闻录》（1998），其中译者的隐身是他的代表作。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by Lawrence Venuti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11 New Fetter Lane, London EC4P 4EE; 29 West 35^th Street, New York, NY 10001

《翻译与语言——语言学理论之诠释》（彼德••佛赛特Peter Fawcett著）是《翻译之理论诠释丛书》之一，是翻译研究领域内的“语言学派”或“科学派”著作，介于“文艺学派”（又称语文学派）与“翻译研究派”之间，旨在阐释语言学与翻译理论之间的爱恨交加关系。作者认为，翻译领域内许多现象只有借助语言学理论才能得以解释；翻译工作者若缺乏语言学基础知识，就缺乏必要的翻译工具。自20世纪50至80年代，基于语言学理论的翻译研究蓬勃兴起；作者认为，翻译研究内的许多领域需要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该书中，探讨了语域方法（第七章）、主位/述位理论和衔接理论方法（第八章）、功能主义方法（第九章）、言语行为等语用学方法（第十一章）、关联理论方法（第十二章）对应用于翻译研究及翻译策略研究方面的意义。正如作者所言，希望该书在语言学方法应用于翻译研究中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该书是文艺学派通往翻译研究派之间的必经桥梁，对理解和研究翻译学领域内文艺学派和翻译研究派的学理和趣旨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

该书章节目录如下：

第一章：简介

第二章：词下语言单位

第三章：语义学

第四章：翻译策略

第五章：对等

第六章：词上语言单位

第七章：语境与语域

第八章：文本结构

第九章：文本功能

第十章：符号语言学

第十一章：语用学

第十二章：心理语言学

Translation and Culture---Linguistic Theories Explained by Peter Fawcett

St. Jerome Publishing, 2 Maple Road West, Brooklands, Manchester, UK.

Fax +4 161 905 3498

《当代翻译理论》（艾德文·根茨勒 著）简介

《当代翻译理论》是翻译研究领域内“科学派”的代表著作之一。成书于1993年，旨在借助语言学理论来阐发翻译理论。雅可布森（Roman Jacobson）把翻译分为三个领域：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和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该书主要针对第二个领域。书中所谓“当代”翻译理论，系指自20世纪60年代结构主义以来的翻译理论。书中主要探讨了60年代以来的五种翻译研究方法：一是美国翻译工厂；二是翻译科学；三是早期翻译研究；四是多元系统论及翻译学；五是结构主义方法。著者试图从哲学角度来解释翻译之本源：奈达的翻译理论源自乔姆斯基深层/表层结构转换，等等。著者认为，本源是多方面的：文论、语言学、哲学等；返回本源可更好地理解源文本。与“文艺学派”相比，翻译科学派留恋与乔氏的语言学理论，强调人类语言的普遍性及深层/表层结构之间的转换，其结果可能把翻译研究引向一种理性主义。但该书作为“科学派”代表作，对更好地理解文艺学派的学理与趣旨，以及解释“翻译研究派”的发难与更辙有积极作用，是文艺学派与翻译研究派之间的一道桥梁。

全书章节如下：

第一章：简介

第二章：美国翻译作坊

第三章：翻译“科学”

第四章：早期翻译研究

第五章：多元系统及翻译研究

第六章：解构主义

第七章：翻译研究之未来

艾德文·根茨勒（Edwin Gentzler）：翻译领域内“科学派”代表人物之一。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Edwin Gentzl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11 New Fetter Lane, London EC4P 4EE; 29 West 35^th Street, New York, NY 10001

《作为跨文化交际的翻译——EST布拉格会议文选》

《作为跨文化交际的翻译——EST布拉格会议文选》是翻译学研究专文集，成书于1995年；由斯奈尔-霍恩比（Mary Snell-Hornby）（维也纳大学）、图桑那•杰特马罗维（Zusana Jettmarová）（查尔斯大学）和克劳斯•肯戴尔（Klaus Kaindl）（维也纳大学）任主编。该书收录论文凡30篇，均选自1995年9月28-30日在布拉格查尔斯大学举办的欧洲翻译协会（European Society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EST)）第一届国际年会与会论文。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选录论文凡13篇，围绕翻译与社会学、文化及伦理间关系进行探讨。部分文题如“论翻译之强迫性与翻译之需求性”、“20世纪西方视觉中的中国翻译观”、“论作者之死及译者之视度”、“论翻译之社会体制”等等；第二部分选录论文凡15篇，围绕翻译与交际面面观之间的关系展开讨论。部分文题如“广告翻译五步法”、“媒体同声传译”、“法律文本翻译模式”等等。这两部分构成该书的主体，也体现上述会议的主题：当代语境下翻译之跨文化及交际面面观。第三部分选录论文2篇，一篇为“跨文化交际翻译中的接触与冲突”，另一篇就如何促进翻译人才培养议题展开论述。

斯奈尔-霍恩比是翻译研究领域内“综合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学者将其划归入“文化学派”），1988年出版的《翻译学的综合研究法》是她的成名作。她虽然赏识“操纵学派”提出的多元系统论，但她认为“语言学派”和“操纵学派”彼此排斥，都对自身领域之外的文化、社会等因素视而不见，因此她主张翻译学科应是“综合性”学科。本文集是综合学派“综合”论的重要文献之一。

斯奈尔-霍恩比：德国人，执教于维也纳大学翻译与传译学系，翻译研究领域内“综合学派”代表人物，专著有《翻译学的综合研究法》（1988），是欧洲翻译协会创始人之一。

Translation a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EST Congress --- Prague 1995, eds. by Mary Snell-Hornby et al.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 P.O.Box 75577, 1070 AN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

John Benjamins North America, P.O.Box 27519, Philadelphia, PA 19118-0519 USA

安德烈•列夫维尔著

《翻译、重写、文学声誉之操纵》是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安德烈•列夫维尔（André Lefevere）主编的《翻译学丛书》（1992）之一；由安德烈•列夫维尔撰著。1978年，列夫维尔建议学术界将Translation Studies作为翻译学的正式名称；他与霍姆斯（James Holmes）及巴斯奈特等人均为“翻译研究派”（Translation Studies）的中坚人物。其后巴斯奈特和列夫维尔成为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翻译、重写、文学声誉之操纵》被视为列夫维尔的代表作。

该书以“重写”文学者而非文学创作者为对象。著者认为，评论、选编、史学、编辑等都是重写；翻译也是一种重写，它使原文的生命得以延续，因而具有巨大力量。正如《丛书》前言所云：“翻译确是一种对原文本实施的重写。凡重写，不论其意图何在，均反映了某种意识形态及诗学传统（第五章；第六章），从而使文学以某种方式在社会中发挥作用。重写乃借权力以施为；在促进文学及社会演进方面具有积极意义。”该书揭示了重写如何在文学作品的接受、意识形态及诗学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例如作者坚持将文学的创作与接受置于文化及其历史大背景下进行考察，给读者展示了在后马克思主义意义上，文学的社会语境及其历史语境中的重写如何对文学领域中诸如原创性、灵感、臻美等神旨圣典产生颠覆发表了富有争议的看法。此外，该书涉猎文献丰富，包括古典拉丁文、法文、德文；使有兴于文论、比较文学、文学史及翻译学的师生耳目一新。

该书章节目录如下：

第一章：前言

第二章：赞助体系

第三章：诗学体系

第四章：范畴之于翻译

第五章：意识形态之于翻译

第六章：诗学之于翻译

第七章：话语之于翻译

第八章：语言之于翻译

第九章：史学

第十章：文选

第十一章：批评

安德烈·列夫维尔：比利时人，曾先后在香港、安德卫普等地的大学、最后在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Austin）分校日尔曼语言及比较文学系任教。1996年去世。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by André Lefeve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11 New Fetter Lane, London EC4P 4EE; 29 West 35^th Street, New York, NY 10001

《翻译学·修订本》

苏珊•巴斯奈特 著

《翻译学》成书于1980年，是第一部以翻译学（Translation Studies）命名的专著。现版本是其修订本；该书被认为是翻译学经典专著之一。著者特别强调理论结合实际的研究方法，目的在于把以前的文艺学派和语言学派结合起来，扬长避短，使翻译研究既具有理论性，又真正能指导实践。在其前言中苏珊宣称，翻译学已确立为一门严正学科而非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其显著特征在于融汇了语言学、文学、文化史、哲学及人类学理论。苏珊坦言，伊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及吉迪恩•图里（Gedion Toury）的多元系统观念，使我们可以随时在某一文化领域内查验宿语文本的吸收过程；翻译被视为是操纵过程说过分注重宿语文化而对源语文化背景重视不够。该书中，著者认为翻译学主要涉及四个主要领域：翻译学史（第二章）、翻译与接受语文化间关系（第一章）、翻译与语言学、翻译与诗学（第三章）；翻译学因注重意识形态及语言学，使其可以在后殖民语境中得以展开讨论；翻译学已脱离了其欧洲中心而播及印度、中国、阿拉伯世界、拉美及非洲。

该书章节目录如下：

第一章：翻译学中心问题

第二章：翻译理论史

第三章：文学翻译中的具体问题

第四章：结论

苏珊·巴斯奈特：翻译研究派及翻译文化派代表人物之一。英国沃瑞克（Warwick）大学比较文学理论和文学翻译研究生院教授、翻译家、文化学家，不久前被任命为沃瑞克大学校长。

Translation Studies (Revised Edition) by Susan Bassnet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11 New Fetter Lane, London EC4P 4EE; 29 West 35^th Street, New York, NY 10001

《翻译、历史与文化》（苏珊•巴斯奈特 安德烈•列夫维尔 主编）简介

《翻译、历史与文化》为翻译学研究专文集，成书于1992年，收录论文凡12篇，由苏珊•巴斯奈特和安德烈•列夫维尔任主编。书中正式提出了“翻译的文化转向”这一口号，是翻译学文化学派的重要专著之一。该书所收录文章为个案分析与研究，各自相对独立，均围绕翻译领域内“文化转向”这一中心议题。这些论文并非“以文本为单位”在源文本与译文文本之间进行比较，而是借助于“中间对照物”(tertium comparationis) 这一无形理论进行阐释，目的在于淡化对译文文本优劣的简单评判。论文涉及文化转向必然性的导因、西方翻译发生史、权力范畴对翻译的屏障、翻译的操纵等分论题。综观全书，它强调文化在翻译中的地位以及翻译之于文化的意义；翻译的基本单位不是单词，不是语句乃至篇章，而是文化；翻译之存在是回应某种文化之需求以及该文化内部不同群体之需求；基于对等的“忠实”根本不存在，翻译的目的，在于使译文在宿语文化中起到原文在源文化中同样的功能。文集所有论文在于证实，翻译是一种双文化语境行为，故翻译实践则从形式主义方式必然转向语境、历史及传统等重大问题。

安德烈·列夫维尔：翻译研究派及翻译文化派代表人物之一。比利时人，曾先后在香港、安德卫普等地的大学、最后在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Austin）分校日尔曼语言及比较文学系任教。1996年去世。

苏珊·巴斯奈特：翻译研究派及翻译文化派代表人物之一。英国沃瑞克（Warwick）大学比较文学理论和文学翻译研究生院教授、翻译家、文化学家，不久前被任命为沃瑞克大学校长。

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 A Sourcebook

eds. by Susan Bassnett and André Lefevere

London and New York: Printer 1990

六、建国以来翻译理论发展情况   

6.1 发展脉络

v      1951年董秋斯首次提出中国翻译理论的建设问题

v      傅雷：“神似”说

v      钱钟书：“化境”说

v      1983年重发了茅盾在全国第一届翻译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必须把文学翻译提高到艺术创造的水平》

v      1986年姜椿芳提出要创立自己的学说

v      1990年代关于“翻译学”的争论持续至今

v      刘重德：信、达、切

v      张今：真（真实性）、善（思想性）、美（艺术性）

v      王金铃：文学翻译“忘界”说（读者忘记是在读译文）

v      许渊冲：三化、三之、三美、优势竞赛论

v      辜正坤：多元互补论

v      郑海凌：和谐论

　　刘重德认为，英国理论家泰特勒在《论翻译的原则》一文中提出的三项原则比较全面和切实可行，即：　(一)翻译应该是原著思想内容的完整的再现。

　　(二)风格和手法应该和原著属于同一性质。

　　(三)翻译应该具备原著所有的通顺。

　　刘重德把泰特勒的三原则与严复的“信、达、雅”综合起来，并根据他个人的翻译体会，提出了“信、达、切”三字翻译标准。

　　(一)信——保全原文意义；

　　(二)达——译文通顺易懂；

(三)切——切合原文风格。

王金铃否定了严复、傅雷和钱钟书之后，提出所谓的“忘界”说：

“既能让读者从宏观和微观上获取与原作同样的内容知识和艺术享受，又能使读者在阅读时忘掉（以至于意识不到）是在读译文的译文，便是文学翻译要达到的最高标准或境界。简言之：能够让读者在阅读时忘掉是在读译文的译文，便是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或境界。一个词表述：“‘忘界’是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或境界。”（王金铃，《文学翻译新论》）

6.1.1 许渊冲译论   

v      本体论：三美（意美、形美、音美）

v      方法论：三化（深化、等化和浅化）

v      目的论：三之（知之、好之、乐之）

v      优势竞赛论：

n       优化：发挥译语的优势

n       语言的竞赛

n       文化的竞赛

v      “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

“一般说来,译诗要在不失真的条件下,尽可能传达原诗的意美、音美、形美,使读者知之,好之,乐之。意美、音美、形美,这“三美论”是译诗的本体论;知之、好之、乐之,这“三之论”是译诗的目的论;等化、浅化、深化,这“三化论”是译诗的方法论。所谓等化,指形似的译文,如“得失”译为gain and loss ;所谓浅化,指意似的译文,如“得失”译为joy and pain ;所谓深化,指神似的译文,如“得失”译为smiles and tears 。”(许渊冲，2000)

6.1.2 辜正坤多元互补论    

v      “多元互补论”是一个由若干标准组成的相辅相成的翻译标准体系，即：

n       绝对标准（原作）

n       最高标准（最佳近似度）

n       具体标准（分类）

    辜正坤认为翻译几千年来，大家一直在寻找一个标准，一个唯一的标准，至高无上的标准，但一直都没有成功。原因在于人的单向思维。我们就认定必然有这么一条标准可以统一所有翻译活动,但事实并非如此。因此，辜正坤提出了立体思维法，将翻译标准多元化。他认为翻译的标准不是唯一的，有多个，但有多个不是说有无限个。标准是有限的，原因是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他说“我们认识能力、认识范围的有限性实际上已经自发地规定了我们在选择认识对象上的有限性……”（辜正坤，《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总论，1989）所以我们根本不用担心有无限个标准存在。

    “翻译标准多元化指的是多而有限，而不是多而无节，它意味着我们应该以一种宽容的态度承认若干个标准的共时性存在，并认识到它们是一个各自具有特定功能而又互相补充的标准系统。”（同上）

    辜正坤将翻译标准系统分为：绝对标准、最高标准和具体标准。绝对标准是原作，是永远达不到的标准。翻译的最高标准是最佳近似度。“最佳近似度指译作模拟原作内容与形式（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的最理想的逼真程度。”（同上）最高标准是对绝对标准和具体的标准的抽象，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最高标准的标准是绝对标准，也就是说看一个译作是否具有最佳近似度，只有去看原作。而最高标准又是抽象的，必须外化为一系列的具体标准才有意义。也就是说需要多个具体的标准作为最高标准的标准，而这些具体的标准可以为直译、意译、微观近似度、宏观近似度等等。

    那么互补性体现在什么地方呢？辜正坤提到，“一个翻译标准所具有的优点，正是别的翻译标准所具有的缺点。”因此，翻译标准的多元化本身就意味着翻译标准的互补性。

6.1.3 郑海凌和谐论     

v      和谐说作为翻译标准，是一个系统，一个“相互作用的诸要素的复合体”。

v      这个系统包括原作者、原作、译者、译作、读者等从属的系统，每个从属的系统又包括若干艺术要素，翻译的过程就是在差异对立的转化中寻求“一种协调恰到好处的和谐状态”。

     文学翻译的审美标准是“和谐”。“和谐”以适中与得当(即翻译的正确性和准确度) 为核心精神,形成一种普遍的和谐的关系体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从整体着眼从局部着手,按照既要适中,又要协调的准则行事,处处把握分寸,随时随地选择一种最为正确、与各方面的关系最为协调的表达方式。翻译本身是和谐与不和谐的矛盾同一,翻译的艺术就是因难见巧,在不和谐中创造和谐。好的译文与原文“和”而不同,平庸的译文与原作同而不“和”。翻译的“和谐”讲究自然,“和”如天成,各种艺术要素彼此相生,互相照应,一气呵成。

……

——郑海凌，翻译标准新说:和谐说，中国翻译，1999（4）p6.

6.2 文学翻译方法论新发展   

v      王金铃：三步法

n       易位：变换译者的位置和立场，向原作者靠拢

n       融思：译者和原文作者要在思想上交流，达到文思相沟通

n       悟语：译者悟出如何用所译的语言恰当表达，并诉诸笔端

v      郑海凌：译事六法

n       整体把握、译意为主、以句为元、以得补失、显隐得当（译者风格）、隔而不隔（理解与表达）

v      许渊冲：优势竞赛论

n       发挥译语优势，强调文学翻译是两种语言（甚至文化）的竞赛

五、文革结束-20世纪末 

v      文化语境

v      阶段性特征

v      基本特点

v      存在的问题

v      英语文学翻译概况

v      其他语种文学翻译

5.1 文化语境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文学翻译界，可以说整个文学界，都还没有完全摆脱文革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个时期的特色是译者一边翻译一边批判。一般译作的前面都有批判性的前言或序言。这种现象可以理解为，“译者为了不与主流意识形态或主流文化发生尖锐冲突的一种自我保护的翻译策略”。1983年出现了所谓的“清理精神污染运动”，出现反潮流批评，文学翻译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高潮随之而来，八十年代是中国文学翻译史上的又一次高潮。这一时期，思想得到了解放，文艺工作上也真正实现了百花齐放。文学翻译蓬勃发展，过去没有译介的外国文学作品基本都被翻译过来了。中国翻译文学基本跟上了世界文学发展的步伐。

也因此九十年代反而出现翻译文学出版减少的现象，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低谷期。到了世纪之交，文学翻译又开始勃发。像米兰·昆德拉和村上春树作品的译介，发行量都很大。另外一种现象就是当前国外畅销书在国内同步畅销的情况，像哈利波特、达芬奇密码这样的书很快就有了中文译本，并在国内市场走红，也是文学翻译蓬勃发展的一个现象。

5.2 阶段性特征 

v      第一阶段（1977-1979）

n       恢复阶段

v      第二阶段（1980-1989）

n       补缺阶段

v      第三阶段（1990-2000）

n       世界文学语境化阶段

在第一阶段，由于政治上刚刚解冻，文革思维并没有立刻消褪。文学翻译还出于试探的状态，译者一般都是一边译介，一边批判。“从1977-79年，无论是重版旧译还是新译作品，大都是世界古典名著和被认为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近现代作品。翻译出版社选题基本上还是以五六十年代的翻译选择规范为标准。”（查明建、谢天振，2007）

但是随着政治气候逐渐变暖，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文学翻译也逐渐挣脱了种种思想的束缚，开始大量译介20世纪西方现代派的文学作品。意识流文学、黑色幽默、存在主义小说、法国新小说、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等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的作品都纷纷翻译出版，形成了一个高潮。虽然，83年发生了所谓的“清楚精神污染运动”，但是到了80年中后期，“无论是外国古典还是现当代主要作家的作品基本上都有了译本或节译本。”（ibid.）

由于前两个阶段的大量翻译，在这个高潮过后，到了90年代，外国主要作家的代表作品基本都翻译过来了。所以，90年代文学翻译进入了一个基本平稳的低谷期。“除了填补某些翻译缺失外，就是跟踪翻译出版外国文学作品。”这个时期，世界文学的优秀作品出版之后，很短时间内国内就会有翻译或研究。比如，译林出版社对诺贝尔文学奖作品的译介，总是很及时。有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其得奖之前，其重要作品都早就有了译介。而且到了世纪之交和本世纪以来，文学翻译界对外国文学畅销书的翻译都几乎同步了，如《哈利波特》、《达芬奇密码》、《我的名字叫红》等作品。

5.3 基本特点

v      文学翻译选择的基本特点

n       多元化

n       以文学性和审美价值为选择标准

n       翻译热潮促使众多译家出现

v      文学翻译出版上的特点

n       丛书化、系列化

n       编辑出版经典作家文集、全集

v      文学翻译与中外文学的关系

n       翻译与创作互动

n       翻译影响创作

5.3.1文学翻译选择的基本特点

新时期外国文学翻译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选择的多元化。文学翻译选择的标准不再纯粹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实际上，意识形态的影响大大降低，基本上是以文学性、艺术性为选择取向。像五六十年代那种为增进友谊而翻译一些“友好”国家的文学作品相对减少，到80年代中后期，这种现象基本就不存在了。也不再以是否是现实主义的为标准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也逐渐被接受。像袁可嘉等编辑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最早受“精神清污运动”影响，只能内部出版，后来也公开出版，并多次印刷，总印数达10万以上。

这时期文学翻译选择的多元化不仅体现在对不同风格、不同流派文学作品的译介上，在读者的阅读需求上也有所体现，翻译出版了大量的通俗文学作品，像克里斯蒂娜·阿加莎的侦探小说等等。

文学翻译出版的繁荣，促进了一大批文学翻译家的成长。文学翻译队伍比以前有很大的发展，各小语种的翻译人才也明显增多。

5.3.2文学翻译出版上的特点

各种译著丛书很多，影响最大的有，70年代末文革期间停止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又重新开始出版，至今大约除了近200种。此外，根据国别、体裁、时代等划分的丛书名目繁多，不一而足。

此外，还出版各种经典作家文集或全集。如《普希金选集》（10卷）、《陀思妥耶夫斯基选集》（9卷），《新莎士比亚全集》、《雪莱全集》、《安徒生童话全集》等等。

5.3.3文学翻译与中外文学的关系

翻译文学开阔了民族文学的视野，它不仅教会了民族作家该写什么，而且也教会了他们如何写。八十年代，萨特和卡夫卡在中国影响非常大，一时间“存在主义”和“人道主义”成了最为流行的文学词汇。“萨特对生命价值、人格尊严和生活的权力的思考，卡夫卡对“异化”现象、现代社会人的灾难感、孤独感和荒诞感的揭示，在经历了十年文革的人们心灵深处引起了强烈的共鸣。”（ibid.）同时像海明威、伍尔芙、马尔克斯、福克纳、乔伊斯、劳伦斯、博尔赫斯、川端康成、芥川龙之介等人对中国文学界的影响也十分巨大。

在外国现代小说的影响下，中国出现了所谓的先锋派小说，80年代中后期，马原、洪峰、余华、苏童、叶兆言等青年作家纷纷登上文坛，他们以独特的话语方式进行小说文体形式的实验。这些先锋派小说家也是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5.4 存在的问题  

v      低水平名著复译问题

v      抢译畅销书问题

v      “集体翻译”卷土重来

5.5 英语文学的翻译  

v      朱维之与弥尔顿三大诗作的翻译

v      萧乾：乔伊斯《尤利西斯》

v      李文俊：福克纳《喧哗与骚动》

v      诗歌翻译家：王佐良、袁可嘉、汤永宽、杨德豫、江枫

v      小说翻译家：冯亦代、黄雨石、陈良廷

v      莎士比亚翻译家：卞之琳、方平、屠岸

5.6 其他语种文学翻译概况 

v      俄苏文学翻译的复兴

n       冯春：普希金作品

n       草婴：列夫·托尔斯泰和肖洛霍夫

v      法语文学翻译

n       赵少侯及贡献

n       长廊：《红与黑》

n       许渊冲与法国近现代小说翻译

n       王道乾：杜拉斯《情人》

v      德语文学翻译

n       歌德奖章获得者张威廉

n       钱春绮：德语诗歌

n       杨武能：浮士德

v      西方其他主要语种文学的翻译

n       吕同六：意大利文学

n       王央乐：西班牙语文学

v      日语文学翻译

n       叶渭曲、唐月梅：日本近现代文学

n       林少华：村上春树作品

v      印度诸语种文学翻译

n       刘安武：印度近现代文学

v      东方其他主要语种文学的翻译

n       张鸿年：波斯语文学

n       韦旭升：朝鲜语文学

n       仲跻昆：阿拉伯语文学

四、文革十年间的文学翻译（1966.5-1976.10）

4.1 政治语境

v      国内形势混乱：以阶级斗争为纲

v      政治意识形态极左：斗争的、革命的、胜利的

v      中苏关系恶化

v      中国被认为是世界革命的中心

文革语录：

Ø        “崇洋媚外”、“兜售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货色”

Ø        “封、资、修”、“大毒草”

Ø        “为修正主义招魂”

Ø        “从《国际歌》到革命样板戏，这中间一百多年是一个空白”

文革作为作为一个历史时间概念是从1966年5月开始到1976年10月华国锋发动政变将“四人帮”逮捕而结束的。但是，文革思维从50年代末就初露端倪，且在文革结束之后还存有持续的影响。这在文学翻译实践的影响也相当明显。我们知道自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之后，文学翻译活动日渐式微，到文革开始完全停顿。文革后，1977-1979年也是一个调整期，而1983年甚至发生了所谓的“精神清污运动”。

文革期间的文学翻译活动，也可以分为两个时期：1966.5-1971.11为第一阶段，这段时间完全是个空白，这五年间未见任何翻译文学作品出版。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文学也遭到排斥。欧洲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现在也受到了批判，被认为是“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形形色色资产阶级思想的总会”（冯至，《外国文学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前进》，《世界文学》，1966年第1期。）。能够选择的只剩下像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古巴、智利、老挝、柬埔寨、莫桑比克、坦桑尼亚等所谓的“友好”国家的文学了。文革开始之后，外国文学被归入“封资修”之列，成了批判和横扫的对象。所以这一时期，文学翻译完全停顿了。到1972年毛表示了对文艺现状的不满，通过周恩来的努力，文学翻译才开始复活。但是，它之所以能有所发展，还是因为“四人帮”认为可以利用外国文学作为武器，为自己的政治阴谋服务。文学翻译成了政治的工具。

   当时译介外国文学作品被认为是“崇洋媚外”、“兜售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货色”，而翻译文学作品成了“大毒草”。苏联文学作品是“为修正主义招魂”。江青集团甚至否定无产阶级的文学传统，说“从《国际歌》到革命样板戏，这中间一百多年是一个空白”。

4.2 主要特点

v      文学翻译成为政治工具

n       “政治绑架文学”

n       “反面教材”、“供批判用”

v      集体翻译和译者主体性丧失

n       无选择权

n       译无署名权

n       无稿酬

v      译作的特点

n       内容单一、乏味（基本上都是“革命的”、“进步的”）

n       没有装帧，译文质量低劣（”白皮书”、”黄皮书”等）

4.3 翻译概况

Ø        公开译作

n       绝对没有问题的苏联文学经典

n       “友好”国家的作品占多数，但基本都是“革命的”、“战斗的”、“胜利的”

n       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作品也同样是“革命的、战斗的檄文”

Ø        内部出版：单本发行和《摘译》等刊物

Ø        “地下”译作

4.3.1 部分公开公开发表的译作：

4.3.2 内部出版的《摘译》（外国文艺）从1973年11月-1976年底停刊，共出版31期，发表文学作品102篇。数量统计：

内部出版的苏美日文学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五类：

Ø       反华和批判军国主义复活的作品

代表作品：苏联小说《淘金热》、《阿穆河的里程》等

Ø       揭露假马克思主义、真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动面目的译作

代表作品：苏联剧本《不受审判的哥尔·查科夫》，日本小说《少年和鸽子》、《和子死后》等

Ø       为苏联的军事扩张和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唱赞歌的译作

代表作品：苏联小说《蓝色的闪电》、《火箭轰鸣》，日本左翼作家三岛由纪夫的四部曲《春雪》、《奔马》、《晓寺》和《天人五衰》，小松左京的科幻小说《日本沉没》等。

Ø       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反映社会生活的译作

代表作品：苏联小说《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你到底要什么》、《多雪的冬天》；日本小说《恍惚的人》、《望乡》等。

Ø       反映当代人生情绪和反美抗议的社会现实的作品

代表作品：苏联剧本《四滴水》；日本共产党员西野辰吉的短篇小说集《晨霜路上》等。

4.3.3文革期间地下译作：

    “地下译作”是我个人的说法，因为这些译作在当时是不被允许翻译和出版的，是翻译家们私下根据自己的审美情趣翻译出来的作品，在当时不能公开发表，也不能内部参考的翻译作品。这样的作品有不少，我根据读到的一些书，统计有如下十多本译作。但据我估计，文革期间的地下译作应该不止这11本，需要继续发掘整理，并加以研究。

    地下译作是文革期间特有的一种现象。是意识形态高压下的一种非正常的文学翻译现象。这个时期，几乎全部的外国文学作品都被否定，翻译家和研究者也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但是，令我钦佩的是，这些伟大的翻译家依然敢于冒着天下之大不韪，翻译这些“封资修”的东西。当然，这也是他们的一种精神寄托，以至不会在那样一个环境中对生命产生绝望。

v      穆旦：拜伦《唐璜》及英美现代诗歌如《荒原》等

v      冯至：海涅政治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1973-78）

v      季羡林：印度史诗《罗摩衍那》（1973-76）

v      巴金：苏联赫尔岑《往事与随行》

v      田德望：瑞士德语作家凯勒教育小说《绿衣亨特》（1973-77）

v      丰子恺：《落洼物语》&《竹取物语》（1970-72）、《伊势物语》（1972）和《旅宿》（重译，1974）

v      杨绛：西班牙塞万提斯《堂·吉诃德》

v      朱维之：弥尔顿《斗士参孙》

v      ……

三、建国至文革的十七年（1949.10-1966.5）

3.1 文化语境

新中国成立之后，文学翻译也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49年以后，文学翻译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翻译出版的组织性得到了加强，改变了20世纪上半期由译者和出版社来决定翻译选择的现象。

（1）组织化和制度化

首先，翻译界出现了建国后第一个翻译工作者组织——上海翻译工作者协会，简称“上海译协”。这个协会成立的宗旨是：“团结翻译工作者，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培植翻译人才，提高翻译水平，参加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成立之初有成员153人，其中很多都是知名的翻译家,如巴金、吕叔湘、李健吾、李青崖、姜椿芳、叶水夫、董秋斯等。

除了建立了专门的行业协会，此时，党和政府也开始重视翻译工作，把翻译工作当成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的任务。针对当时翻译界存在的问题，分别在1951和1954年两次召开全国性翻译工作会议。提出翻译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将翻译工作组织化、计划化、制度化、并提高翻译质量。第一次全国翻译会议制定了全国性的翻译工作计划，发布了两个“草案”：《关于公私合营出版翻译书籍的规定草案》和《关于机关团体编译机构翻译工作的规定草案》。另外，会议也提出要重视翻译人才的培养和翻译质量的提高。这次会议对新时期翻译工作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此后，中国作协的前身“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创办了专门翻译文学杂志《译文》（后改为《世界文学》）。《译文》是五六十年代唯一的专门译介外国文学的刊物。但是因严重受到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影响，其编辑方针是介绍“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优秀文学作品”以及“外国的古典文学和今天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的进步的文学”。这个方针可以说是当时全部文学翻译活动的纲领。当时文学翻译的选择基本都在这个范围内。

50年代初，翻译文学作品的出版基本由民营出版社经营，出现抢译、重译等现象。所以，50年代中期，国家大力整顿和改造出版行业。此后，翻译文学作品皆有国营出版机构出版发型。这些出版社主要有：人民出版社（1951）、上海文艺出版社（1958）、中国青年出版社（1950）、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中国电影出版社（1956）、少年儿童出版社（1952）、群众出版社（1956）。从此，文学翻译选题及出版都由国家控制。

（2）意识形态化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文艺从属于政治并反过来影响政治的观点和革命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从此这个讲话成了新中国文艺活动的纲领性文件。文学艺术领域中，“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文学艺术的生产处于政治意识形态操控的操控之下，当然翻译也难避免。

在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居于决定性的主导地位。政治意识形态成了文学翻译选择的首要标准。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甚至更远。

（3）两次全国翻译会议

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翻译队伍有所壮大，翻译活动得以蓬勃发展。文学翻译的范围较之以前也有很大的扩大。解放前，文学翻译的范围主要是俄苏、东欧以及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学作品，而解放后，虽然俄苏文学仍然是重点，一些弱小国家的文学也有较多的翻译，其中包括蒙古、朝鲜、印度、印尼、土耳其、智利等。这一时期可以说几乎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各个语种的不同流派的作家都有了代表作的中文译本。但是，尽管翻译事业发展迅速，其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比如：

• 重译复译、抢译乱译、质量低等问题。
• 盲目性，错误严重、粗制滥造、晦涩难懂
• 转译的较多，基本都是从俄语和英语译本转译

这些问题被归结为无计划、无组织和无秩序性（这跟当时什么都需要“计划”和“组织”的思想不无关系）。由于存在这么多的问题，召开全国性翻译会议可算是师出有因。但本人认为，召开这两次全国性翻译会议的根本原因在于：党和政府开始重视翻译工作，翻译工作要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服务，要为政治服务。

A. 全国第一届翻译工作会议（1951）

       这次会议上沈志远作了《为翻译工作的计划化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的报告。主要解决两个问题：如何对翻译工作进行管理和计划和如何提高翻译质量。

通过了两个文件：

《关于公私合营出版翻译书籍的规定草案》

《关于机关团体编译机构翻译工作的规定草案》）

会议对新中国翻译工作的影响是深远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翻译工作从此被当成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的任务
• 确定了当时翻译工作的中心任务：组织化、计划化、制度化
• 开始重视翻译人才的培养和翻译质量的提高
• 认为翻译工作者态度上也要加强批评与自我批评

这个时候对翻译的批评对翻译质量的提高和翻译理论的发展都很有帮助。当时，在报纸杂志上，不乏有点名道姓的批评文章。

B. 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1954）

这次会议是为了发展文学翻译工作而召开的，其主要内容体现在两大问题上：

• 有效组织翻译人员有计划地进行文学翻译工作；
• 提高文学翻译的质量。

在这次会议上茅盾所做的《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的报告，影响深远。报告在文学翻译的方法、标准等问题上都有较高水平的见解，代表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译学界的最高水准。1983年第1期的《翻译通讯》（《中国翻译》的前身）重新刊载了该报告的第三部分——《必须把文学翻译提高到艺术创造的水平》，并将其作为新时期翻译工作的指示性文件，对新时期翻译理论的发展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提出的问题：

• 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文学翻译工作；
• 将文学翻译提高到艺术创造的水平；
• 翻译标准的讨论和翻译研究和批评。

3.2 主要特点

• 重点译介苏联文学和俄罗斯古典文学
• “弱势”的亚非拉文学受到更多的关注
• 欧美现当代文学遭到有意的忽视
• 文学翻译选择政治意识形态化
• 文学翻译也成为强化政治意识形态的工具

这一时期的文学翻译在选择上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严重影响。苏联文学和俄罗斯古典文学是译介的重点，几乎所有的俄苏文学作品都有了中文译本。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对俄苏文学也不是没有选择的，对俄苏文学的译介同样经过了意识形态的过滤和筛选。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就不受重视，而且苏联当代文学方面，如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索尔仁尼琴、诗人阿赫玛托娃等人的作品则被排斥在译介视野之外。

这个时期，处于世界文学边缘位置的亚非拉文学却受到了较多的关注，有不少文学作品翻译出版。翻译这些国家（包括越南、阿尔巴尼亚、朝鲜、罗马尼亚等）的作品主要不是出于文学艺术的考虑，而是为了表示政治意识形态上的一种亲合关系，作为增强友谊的手段；其次这也是对自我意识形态的肯定，以此强化意识形态话语。但是，在作品选择上必须是“进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比如，日本的小林多喜二的作品译介很多。

这一时期对于欧美文学的介绍，主要也是一些被认为是“进步的”作品，如美国的马克·吐温、杰克·伦敦、德莱塞，英国的萧伯纳、高尔斯华绥，法国的罗曼·罗兰等人的作品。

此外，在文学翻译选择上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就是，以苏联的审美标准来衡量欧美作品。比如，英国浪漫派诗人中，拜伦和雪莱就陆续译介了，而济慈和华兹华斯却遭到了沦落，原因是前二者被高尔基定性为积极浪漫主义者，而后二者很不幸地成为消极浪漫主义者了。

3.3 翻译概况

这十七年可以1957年“反右派”运动扩大化为界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57年“反右派”运动之前的文学翻译，是一个高潮期。从1957年开始政治运动不断，先是“反右派”斗争扩大化，1958年搞“大跃进”，1959年开始“反右倾”，并且从这一年开始连续三年发生了特大自然灾害，此后一直到文革爆发，文学翻译一直在走下坡路。到1966年5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文学翻译活动一度中断。

这个时期，尽管受到意识形态的严重影响，文学翻译在选择上有一定的偏颇，大量优秀的西方现代文学作品被有意忽视了。虽然如此，较之解放前，文学翻译活动还是有了很大的发展，翻译队伍有所扩大，翻译质量有了一定的提高。而且就翻译量来说，也相当可观。

根据中国版本图书馆的统计，从1949-1979的30年间，共计出版了三大洲85个国家的1909位作家的5677种古典、现代文学作品，其中有503中有多种译本和版本。而文革期间翻译出版的作品少之又少，由此可见，“十七年”翻译成绩是相当可观的。

俄苏文学的翻译

•  俄苏小说和文艺理论占据了文学翻译的中心位置

亚非拉文学的翻译

• 增强友谊的手段
• 强化自身的意识形态话语

欧美文学作品翻译

• 进步的、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作品（马克·吐温、杰克·伦敦、德莱塞等）
• 西方现当代现代主义作品被有意忽视

俄苏文学的翻译

• 汝龙（1916-1991）：契诃夫
• 满涛（1916-1978）：果戈里、别林斯基
• 韦丛芜（1905-1978）：陀思妥耶夫斯基
• 其他：戈宝权（1913-2000）、余振（1909-1996）、查良铮（1918-1977）：普希金抒情诗歌和《欧根·奥涅金》（1957 ）、李健吾（1906-1982）等

亚非拉文学的翻译 

日本文学

• 周作人：弱小民族文学及日本文学
• 丰子恺：日本物语文学（《源氏物语》等）

印度文学

• 季羡林：迦梨陀娑《沙恭达罗》（1956）、《优哩婆湿》（1962）、《罗摩衍那》等

阿拉伯文学

• 纳训：《一千零一夜》

其他社会主义友好国家的文学

• 朝鲜、越南、印尼、中东、东欧、南美等等。

欧美文学作品翻译 

v      周作人（1885-1967）：希腊文学

v      罗念生（1904-1990）：古希腊戏剧文学

v      卞之琳（1910-2000）：《汉姆雷特》

v      张谷若（1903-1994）：《德伯家的苔丝》

v      叶君健（1914-1999）：《安徒生童话》

v      杨绛（1911-  ）：《堂·吉诃德》（第一个从西班牙原文译本）

v      杨必（1922-1968）：《名利场》

v      杨宪益（1914-  ）：古希腊罗马文学

v      张友松（1903-1995 ）：马克·吐温小说

v      冯至（ 1905—1993）：德国诗歌

v      查良铮（1918-1977）：浪漫派诗歌

v      赵萝蕤（1912-1998）：《草叶集》、《荒原》

v      其他：李青崖（1886-1969）-法国小说，如大仲马《三个火枪手》等、钱稻孙（1887-1966）、王维克（1900-1952 ）-但丁《神曲》、朱维基（1904-1971）-《失乐园》、《神曲》等、田德望（1909-2000）-《神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