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

   “元旦晴，物价更贵，与昔相比，不啻十余万倍。……照此物价高，成本大，利息重，本年营业未看乐观，只有苦守坚撑，……但政府实行统制，原料不足，捐书频加，无异置工厂于绝地。……

五月后，物价如疯狂上涨，生活指数逐日频升，工资亦高，支持困难。此时物价已臻最高峰矣！米每石六千万元，油每斤十五万元，面粉每包二千四百万元，原棉每百斤四亿元，面纱每件二十四亿元，利息每万元每天六百元，木工工资每工七百五十万元，普通女工每日亦在五百万元左右。就是会计方面，也觉麻烦不堪，难以计算。纸张、笔墨、人工消耗均极可观。如此数字，真是痴人说梦。通货膨胀，达于沸点。”

这是荣德生自订行年纪事“1948年”的记录。国民党政府在“军事戡乱”的同时实施“经济戡乱”，外汇管理、进出口贸易管理、花纱布管理、工业贷款停止，抗战胜利之初曾经许诺，“所有接受的敌伪纱厂，二年后一定全售给民营。”没想到此时，就连民营纱厂的生产竞争权、营业自由权都被剥夺了。荣宗敬之子荣鸿元在年初《大公报》召开的“花纱布管理问题座谈会”上发言，充满了怨言和失望。他在上海市参议会提出临时紧急动议，速请政府废除管制政策，确立整个生产计划，以挽救危机；速请政府开放外销，换取原棉器材，以维生产命脉。他在“国民大会”提出的两个提案，也是呼吁放弃花纱布管理政策，从速开放工业贷款。面粉业也同样受到管制，面粉同业公会多次向粮食部要求准予自由转口，派代表到南京请愿。荣毅仁在面粉业危机座谈会上痛言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进则无资金可以运用，退则无法供应民食。这些声音如同一滴水落入了茫茫大海，无声无息。

国民党政府试图通过发行“金圆券”代替“法币”，以币制改革来扭转通货膨胀，结果通货膨胀变得更为不可收拾。以抗战前1937年1月到6月的物价指数为基期，这年8月上海的物价指数涨了五百万倍，五金器材涨了一千一百万倍。“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金，金不如汇”，市场投机盛行，正当的工商业已经难以维持。这年10月28日永安公司郭琳爽给父亲郭泉写信说：“本公司早为一般人抢购之对象，每日人山人海，半日之间，货已购空，因是存货日轻，难以补进，商人至此，诚难乎为继矣。”12月19 日，商务印书馆开股东常会分配上年盈余，上一年帐面的盈余法币48亿元，当年股本为100亿元，年利润为股本的48%。然而根据汪家熔在《抗战胜利后的商务印书馆》研究，因为币制改革，48亿元法币折合金圆券仅1600元．纯利的45%作为股东的股息和花红，只有金圆券733元，全部股金为法币100亿元，分为10亿股，每10万股可以得金圆券7分3厘3毫，如果1万股，连最小的1分辅币都拿不到，只能决议当年不发股息。

对荣家而言，这也是从未有过的多难之年。荣德生的六子荣纪仁主持荣家发家企业茂新面粉一厂的重建，遭遇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心力交瘁，最后竟开枪自杀；三子荣一心不顾父亲的反对，试图扩充海外业务，以维持大局，在飞往香港的飞机上遭遇空难。连丧两子，对于74岁的老人无异如遭霹雳，痛不可言。大侄荣鸿元以“私套外汇、囤积居奇”的罪名被捕入狱，实际上只是为维持企业生产，订购外棉而买了点外币，犯了禁令。这位荣家长房大公子、申新纺织公司总经理入狱77天，被勒索的面粉、棉纱和棉布栈单等约相当于50万美金，才判了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两年的“宽大”。

痛苦的不仅是一个荣家，蒋经国在上海逼企业家们交出黄金美钞，“猪鬃大王”古耕虞就说自己随时准备进特刑庭的监狱。一心办企业的刘鸿生，到这一年依然不死心，“大中华火柴”收购苏州的民生火柴厂，标购青岛火柴厂，另办了供应原料的福华梗片厂、中联化工厂，解决问题。火柴卖给经销商一般要打10到20天的期票，等到兑现，所得货款已远不足成本，可是货压在仓库不卖又不行。就在刘鸿生的大多数企业几乎都已陷入死谷的这年，他被当选为全国工业总会理事长，不知道对他算不算一个小小的安慰。

经过企业界多年的争取，“工业会法”于1947年10月正式颁布，当年在重庆成立中国全国工业协会，因为没有“工业会法”，只能称“协会”，按学术团体登记。1948年11月，中国工业总会在上海成立，全国各省市的工业会、各同业公会全国联合会共派出了154位代表。这是民国企业史上最后一次盛会，火柴业、棉纺业、营造建筑业、面粉业、电工器材业、水泥业、丝织业、制药业、造纸业、酒精工业、电气工业、机器工业、橡胶工业、金属品冶制业有代表性的企业家几乎都到场了。

当时有五个人有意竞争理事长的位置，吴蕴初、刘鸿生、陶桂林、潘仰山、李烛尘，其中最有竞争的是吴蕴初、刘鸿生。国民党表面上似乎倾向于吴蕴初，幕后真正想推出的人选却是陈蔼士，此人是陈英士的弟弟，字其采，陈果夫、陈立夫是他的侄子，曾任中国银行总文书、中国银行浙江分行副行长等职，抗战期间在重庆创办宏丰实业公司，有几家加工厂，但在企业界的资望不够，为此国民党方面做了不少幕后工作，并希望吴蕴初、刘鸿生斗个两败俱伤，将他推出。所以，在成立大会前夕，刘鸿生获知这个信息，曾对吴蕴初说：“我们两人好似蟋蟀，有人拿了草来挑拨，要我们两人斗起来。”

 国民党方面的盘算最终落空了，全国工业总会的理事、监事毕竟是代表选举产生的，不是他们指定的，背后的工作不是毫无作用，但影响有限。在当选理事的45人中，多数都是企业史上人们熟悉的名字，就不难看出选举结果大致上还是企业界的自主选择。刘鸿生、胡西园、李烛尘、李国伟、章剑慧、陶桂林、潘仰山、荣尔仁、缪云台等人都在其中，也有钱新之、杜月笙、束云章、徐学禹这些人，他们中再选出15个常会理事，并选出得票最高的刘鸿生为理事长。吴蕴初、陈蔼士等15人被选为监事。这个结果当然是国民党方面不满意的，这些以办工厂为业的企业家，没有屈从于权力的压力，不将权力属意的人选抬出来，为企业界存了一分正气。

傅国涌

50 年了，许多历史之谜仍然是谜。50 年前，北大学生刊物《红楼》创刊号封面上那幅“山雨欲来”的木刻画，仿佛是个神秘的预言，一场史无前例的历史风云即将席卷北大。当年北大中文系学生张元勋的回忆录《北大一九五七》掀开的也只是历史神秘面纱的一角而已，还有无数历史细节不仅是我们迄今无法知道的，甚至是当事人都闻所未闻的。张元勋的回忆最让我感到震惊的是那个神秘的卧底“谭金水”，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谭金水”其人。谭的首次出场是在1957年5月28日晚上，未名湖畔，一群不知山雨欲来的北大学生王国乡、张景中、杨路、崔德甫、龙英华、陈奉孝、谭天荣等举行了一个成立自发“组织”的“预备会议”。参与会议的人当中就有号称“东方语言文学系教师”的谭金水，虽然当时学生已在私下相互提醒：“校内进驻便衣，当心身后有尾巴。”但没有人怀疑过与会者之一谭金水的身份。

组织社团的倡议来自刚刚因为大字报遭到左派围攻、殴打的陈奉孝，谭天荣按自己的癖好将社团取名“黑格尔——恩格斯学派”，陈奉孝等人虽有异议，认为“口气太大，恐被人讥为狂妄”。但因为谭在校园里的名气大，在他的坚持下，大家牵就了他。第二天，一张墨迹犹新的大字报《黑格尔——恩格斯学派宣言》就贴出来了。在当晚举行的成立大会上，张景中发言质疑“黑格尔——恩格斯学派”这个名称，认为这个学生社团诞生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年代，旨在“鸣放”而非研究黑、恩哲学，建议改名为“百花学社”，当场在掌声中通过。

接着，他们要筹备办一个自己的刊物，5月30日在陈奉孝的宿所开会，选举编委会、确定刊名，与会者与上次会议基本上接近，谭金水也在其中。选举结果张元勋为主编，沈泽宜、王国乡、崔德甫为副主编，张景中、杨路、陈奉孝、谭天荣、谭金水等13人为编委，陈奉孝负责组织和管理经费。也是这天晚上确定刊名为《广场》。北大校长马寅初曾答应资助他们500元作为办刊经费，未成。最后在学生的捐款支持下，《广场》创刊号送进了印刷厂。当时北大物理系的学生方励之就捐了10元，那时北大学生一个月的伙食费也只有12.5元，10元对于一个普通大学生来说已不是一笔小钱。有个气象专业学生樊启祥甚至捐了400元的巨款。这一天已经是6月6日。铅印的《广场》终于没能问世，等待着他们的将是“广场反革命集团”的严厉指控。送到北京印刷一厂的16令天津白报纸、640张胶把纸，统统成了“犯罪”的物证。

到了6月22日（离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已有2个星期），《广场》一群在山雨袭来之后，还苦战四、五个昼夜，自己动手刻蜡纸、油印、装订了500多册《广场》（没有敢用《广场》的刊名，而是题名为《北大民主墙选辑》），可惜一面世就被大批奉命而来的“抢购者”有组织、有目的地一抢而空，然后公开焚毁。《广场》可以说没有问世。

实际上，《广场》编委会从筹备以来，什么事几乎都做不成，专政机器如同长了千里眼、顺风耳一般，其嗅觉之灵敏，信息之准确，远远超过了这些富有才华与热情的大学生们的文学想象力。陈奉孝隐约察觉百花学社和《广场》编委会中可能有卧底，当年8月初，他约张元勋、李亚白到西山见面，认为“五一九”以来，每次活动几乎都是马上泄密，特别是《广场》付印本来做得比较秘密，竟然也被知道了。他的目标开始锁定在谭金水，并有意做了一次试探，此人果然露出了狐狸尾巴。恍然大悟的张元勋如此回忆：

“谭金水，这个从‘百花学社’的成立到《广场》编委会的创刊会议，凡大小会议、私人交往、两三人小聚、三四人共聚，他几乎都从无缺席，在在都有他挥掌策划于其间，其言最烈，其谋最险，俨然是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死硬派，很快赢得了这一群浮躁、偏激、单纯、寡谋的‘右派’学生们的信任与信赖，视之为‘智叟’、‘谋略家’、‘卧龙先生’！但他从来不在公众场合露面，凡两‘派’交锋，他往往杂于听众中隐立作壁上观。行踪无常，甚至连住处也无人知焉。”

等到秋天之后，陈奉孝、顾文选、钱如平、刘奇弟、李亚白等相继被捕，大小“右派”都被监管，叫做“谭金水”的这个人也就无影无踪了。直到一年后，1958年6月，陈奉孝、张元勋等在法庭上最后一次见到“谭金水”，其他同案者都由于长期身陷囹圄，看上去面如死灰、形销骨立，只有这个位列“人犯”、据说同样关押的“谭金水”容光焕发，而且面有喜色。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的京检（58）分反起字第454号起诉书，共列举了陈奉孝、谭金水、赵清、林树国、贺永增、张元勋等6人，其中这样介绍第二被告谭金水：

“男，二十四岁，湖北省湘潭县人[引者按：原件如此]，家庭出身小贩，捕前系北京大学东语系毕业生，住北京大学宿舍24斋102号。”

“谭金水于1957年12月25日被逮捕，现押于北京市看守所。”

然而，判决的结果下来，其他人都被判了重刑，陈奉孝是有期徒刑15年，张元勋是有期徒刑8年，名列起诉书第二的“谭金水”当即无罪释放，并从此销声匿迹，在人间蒸发。这些天真、单纯、满腔热情的“右派”学生们大约到这个时候才彻底明白，所谓“谭金水”不过是一个代号，一个专业卧底，从一开始，北大 “五一九”运动的每一步，从“百花学社”筹备到成立，从《广场》编委会产生到《广场》的整个运作，几乎都在官方的完全掌握之中，什么叫天罗地网？什么叫铜墙铁壁？什么叫铁桶江山？这就是。

难怪当年宣判之后，深知其中奥秘的审判长曾对张元勋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你们这些年青人，不知好歹，政治是不能开玩笑的！”

林昭没有参加“百花学社”，也没有卷入《广场》，仅仅与张元勋、沈泽宜交往较多，作为《广场》的精神支持者，她也成了批判对象，这一点我们从那些大批判文章的标题即可看出来，如《林昭是〈广场〉的幕后谋士》、《翩然〈红楼〉座上客，竟是〈广场〉幕后人——如此林昭真面目》等。

毛泽东说反右不是阴谋，而是“阳谋”。我不知道，类似“谭金水”这样的安排属于阴谋还是阳谋？其实，阴谋和阳谋从本质上也没有多大的区分，其中都包含了专制权杖或点石成金或妙手空空或莫须有的技巧，在专制的铁幕下，阳谋和阴谋一样，没有人能躲得开。生为中国人，除了为那个时代提供血祭、青春祭，剩下的也不过是做奴隶、做谭金水这样的出路，归根到底，每个人的命运都好不到哪里去。在人间蒸发的谭金水们，和历尽患难、有机会写下回忆录的陈奉孝、张元勋、沈泽宜们，同样是不幸的。当然，我们这些未能身历50年前那场民族灾难的后来者，也同样难以逃脱不幸的命运。

                                                      2007年5月4日

傅国涌

   1934年11月 13日，56岁的《申报》主人史量才在杭州到上海的公路上遭到国民党军统特工有组织的狙杀。

   对于史量才致死的原因，当时外界有多种传闻，比如说他“担任上海市参议会会长后，曾阴谋搞上海市独立运动”，比如说他与1933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有关，比如说他死于私仇，“根据新、申两包内部传说，辛亥革命时，史有一位好友担任沪军都督府的军需，因隐瞒华侨捐款，被都督陈英士枪杀，其次妻携带赃款避居史家，史即人财两得。后来那位朋友的儿子声称要报此仇，史非常担心自己的安全，经常练习拳术，并雇用保镖，备有钢甲避弹汽车。……据说凶手就是杭州笕桥飞机场的航空人员，为首一人就是声称要报家仇的陶某。”[1]陈英士当年枪杀的是辛亥时镇江军队的参谋长陶骏葆，沈秋水的相好。但这些说法都只是传说，缺乏可靠的依据。

    《北洋画报》（1934年24卷1171期）发表署名“湘如”的《胡适之批评史量才》一文说：“若论《申报》的政治主张，九一八以前向来是再稳重和平不过的，唯近年以来也不大安于现实；所以有人骂他，只顾推扩销路，迎合一般年轻人好乱的心理；尤其是以‘自由谈’供左翼作家作用武之地，最为一部分人所不满。” [2]

    自1932年12月起，史量才起用年轻的黎烈文改革《申报》历史悠久的副刊“自由谈”，确实发表了鲁迅、茅盾及许多左翼作家的大量杂文，国民党当局也曾向他施加压力，要他换掉黎烈文，被他顶回去了，“章依萍决不聘用，黎烈文决不撤换。”“我想诸公也未必愿将‘自由谈’变作‘不自由谈’吧！”就是他的回答。尽管如此，黎烈文还是在1934年 5月辞职离开了《申报》，由张梓生接替，虽然风格没有大的变化，继续发表鲁迅等人的杂文，但“自由谈”的杂文毕竟比较隐晦，并不直接批评时政，鲁迅的文章也都是用笔名发表，“自由谈”为一部分人不满不大可能成为史量才致命的主要原因。

   曾在《申报》做过3个多月编辑、因被解聘对史量才不满的报人龚德柏说：“因《申报》被共党利用，成为反政府政策的急先锋，而触怒某方面，致史量才丧失其生命。”他认为，主要是《申报》激烈的抗日言论与国民党的政策发生了冲突，史量才“聘请假日本通、真共党傀儡陈彬龢主张抗日，终于送掉史量才的命”。[3]

    军统特工沈醉也说：“我所了解的主要是由于蒋介石得到情报说史当时很同情共产党，曾经接济过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经费，所以决心要杀害他，并以此警告其他同情中共的人士。再加上他所主持的《申报》经常有一些不满于蒋政权黑暗统治的言论。”[4]

    然而，无论是《申报》被共产党利用，还是史量才同情共产党、给中共地下党提供经费，我们迄今都没有看到可靠的史料依据。

    1931年12月，中共领导人周恩来从上海秘密抵达江西苏区，1932年2月中旬，上海的报纸上出现一则《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伍豪”是周恩来曾经用过的化名。为此上海地下党组织以重金“聘请”《申报》法律顾问、外国律师巴和，以周恩来的另一别名“周少山”名义，在3月4日的《申报》“临时专刊”刊登《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表示周曾用“伍豪”的别名投稿，报载所谓“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党启事，“实与渠无关”。启事在《申报》发表之前，国民党有关方面曾警告《申报》不应刊登，史量才断然拒绝：“广告是营业性质，何况从法律观点来看，姓伍的被人冒名，是应该声明的。”

但这件事只能证明《申报》一定程度上坚持了自己的独立性，并不屈从于当局的压力。 1934年10月5日，也就是史量才遇害前不久，将要去杭州休养前，曾对俞颂华等说自己办报，“纯以社会服务为职志，不挟任何主义，亦无任何政治背景”。[5]张梓生也有类似回忆。

   史量才生前友人冯亚雄说他的死因有三，除了副刊“自由谈”得罪国民党，聘李公朴主持流通图书馆、业余补习学校在新文化事业“更大遭反动统治集团之忌”，还有一件事，有一次，史量才在南京受国民党要人盛宴款待，席间有人故意宣传当道的威力，说有雄兵千万，足以安内攘外。史不以为然，嘲弄说：“我只能在报言报，约略估计，有数千万读报者拥护。”合座为之默然。[6]

    对于史量才的这句话，另一个不同版本来自报人徐铸成的回忆：“我曾听说，蒋对《申报》和史不满，已非一日。当时也在上海地方协会挂名的杜月笙曾拉史到南京见蒋，企图调和他们的‘矛盾’，谈话并不融洽，蒋最后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冷然回答说：“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听说，不久就发生了沪杭公路这一血案。” [7]

    第三个版本是黄炎培的记录，“有一天，蒋召史量才和我去南京，谈话甚洽。临别，史握蒋手慷慨地说：你手握几十万大军，我有申、新两报几十万读者，你我合作还有什么问题！蒋立即变了脸色。”他记得这是1932年禁邮风波前的事。[8]

    三个版本当中，冯、徐都只是听说，只有黄是亲历。查黄炎培日记，在《申报》禁邮风波之前，黄炎培、史量才同到南京见蒋介石长谈只有一次，对话应该就是发生在此时。

    1931年11月8日，“九一八”事变后不久，蒋介石将17位上海报界、银行界、实业界、出版界、教育界的领袖召到南京，《申报》的报道称：“蒋主席为征询民众对和平、外交、建设各项问题意见，特派黄仁霖来沪邀各界领袖赴京。”黄炎培当天的日记中说：

“上海被邀到者连余凡十七人，十时蒋到，谈至十二时半。

午餐于励志社。……

夜，蒋邀餐于其家，餐毕长谈……”[9]

被邀的人包括虞洽卿、王晓籁、张公权、刘鸿生、穆藕初、陈光甫、王云五、黄炎培、徐新六、钱新之、林康侯等，蒋和17人合影时，站在前排中间的赫然就是史量才，与蒋并列。几天后，黄炎培11月11日日记还记着：“夜，自宁回沪诸人会餐于量才家，商大局。到者洽卿、晓籁、康侯、新之、公权、光甫、鸿生、藕初等。”[10]

    枪和笔之间的这一次对话惊心动魄，手握申、新两大报纸、负一国舆论重望的史量才，没有理由不自信，他没有察觉到他犯了枪杆子的大忌。

    蒋介石和国民党当权者对他与《申报》的不满是逐渐累积起来的。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后，他拒绝新闻新闻检查所派员进驻报馆，《申报》的言论也曾“开天窗”，1931年11月29日，蒋介石暂时下野离开南京前夕，秘密下令枪决了著名的“第三党”领袖邓演达。二十天后，宋庆龄得知这一消息，在悲愤交加之中起草了“中国国民党早已丧失其革命集团之地位”的宣言，大骂 “蒋介石个人之独裁，与军阀官僚之争长”。当晚，史量才在上海日报公会说：“这是孙夫人亲自签名要求发表的，不是报纸造谣，我们没有不登的道理。”12月20日，《申报》和上海各日报（除《民国日报》外）几乎都在重要位置刊登了《宋庆龄之宣言》。加上《申报》就蒋下野发表的“欢送”时评，蒋对他的恼怒和不满可想而知。

    从1932年6月到7月，《申报》连续发表三篇时评“论剿匪与造匪”，尖锐指出：“政治黑暗如此”，“举国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政治不清明，民生不安定，虽十次武力围剿，亦必无功”。7月，《申报》接连发表有关中央大学学潮的报道和评论，披露教育部长、原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挪用3万多元水灾捐款的丑闻。因此被朱家骅、潘公展告发到蒋介石那里，“上海报阀史量才利用他的报业权威，勾结上海一般无聊文人，专做‘危害党国’的工作。”并附上剪报，蒋因此批示“申报禁止邮递”。目的就是要逼史量才就范，但他没有弯下腰来，经过交涉、折冲，在不损害报纸独立性的根本前提下，他做了一些人事上的妥协，35天后得以恢复邮递。对于国民党中宣部派员进驻报馆这一条，他坚决拒绝了：“《申报》是自力更生的报纸，从来没有拿过政府的津贴，倘若政府定要派员指导，宁可将《申报》停刊。”

    上述这些冲突累计起来，使蒋介石对史量才的不满日趋加深。加上，“九一八”事变以来，史量才以上海头面人物的身份积极介入各种重大的社会事务，受到各种社会力量的敬重。1932年1月18日，上海的银行家、实业家们为了与南京政权搏弈，而成立的壬申俱乐部，他被推为理事长。1月31日，在“一二八”事变中诞生的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他又被推为会长，杜月笙是副会长。6月改为上海市地方协会时，他继续被推为会长。国民党在上海搞临时参议会，也指定他为会长来安抚他，或者算是对地方民意的一种尊重。可以说，他成了当时上海不可替代的中心人物，在上海乃至全国的影响和声望与日俱增。这都是权力中心所难以容忍的。黄炎培就说过，史量才被推为地方维持会会长，“已招蒋介石忌了。”[11]

    对于“禁邮”事件，史量才耿耿于怀，1932年12月29日，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举办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他即席发言，“……严正抗议当年因《申报》报道‘中央大学学潮’真相而遭到政府禁止邮递达三月（引者按：应为35天）之久，不经过法律手续而采取这种卑劣手段来限制报纸在外地的发行，这是侵犯出版自由的行为，决不能容忍！”这是《新闻报》记者陆诒的回忆，此后，陆诒在民权保障同盟的好几次集会上遇见史量才，“每谈到保卫言论自由时，他必慷慨发言，坚决反对当时国民党政府实行的新闻检查制度。”[12]另一位亲历者、《新闻报》记者顾执中也说，“当时最令我对之产生深刻的印象和刺激者，莫如《申报》主人史量才的发言”。[13]

    宋庆龄与蔡元培、杨杏佛等人在上海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虽然内幕复杂，有共产国际的背景，但在国民党一党统治下要求保障民权的正面意义是否定不了的。自从1931年底发布宋的那篇宣言之后，特别是“一二八”事变起，史量才与宋庆龄交往频繁，关系密切，他们一同创立伤兵医院。《申报》驻南京记者钱芝生《史量才被暗杀案真象》在回忆史致死的原因时说，史曾应宋庆龄的要求为十九路军捐出了巨款，为蒋所不满。1933年6月18日，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在上海租界被国民党军统暗杀，“蒋介石一方面要吓唬孙夫人和另一‘民权保障同盟’负责人蔡元培；一方面本想镇压史量才以劫夺《申报》。”[14]史量才不仅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申报》又大量报道同盟的消息，在杨杏佛遇刺后有详细的报道。他因此遭忌，加上其他的因素，终于引来了杀身之祸。

    龚德柏回忆录说，史量才被暗杀前即已知道自己处境的危险，经过疏通，他以为没事了：

“在史量才被刺前一日，史曾托人向某方面疏通好了，允不执行，并即电告在杭之执行人员，暂缓执行。但该执行人于先一晚饮酒大醉，当晚未能译电，次早亦匆匆就道，赴京杭国道途中，等候史之汽车经过。亦未暇看电报。待其执行回来再看电报，而史已死，无法挽救了。这是一说。

又据与执行人员有关者告我，执行人员于就道时，始接电报，认为执行命令事大，看电报事小，故将来电置之衣袋内，即乘车而去。待其执行回来再行译电时，已无法挽救了。”[15]

    史量才惨遭暗杀的直接原因或者说导火线到底是什么？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确切的答案，但是综合上述史料和分析，他的死因大致上已变得清晰起来了。作为一个报业巨子，无论如何，他的死为那个时代的言论空间写下了一个鲜血淋漓的感叹号。

一位网友如此说：

我们或许没有勇气去自焚以保护我们的房子，但我们至少发个帖，给唐福珍一星星感应，表明我还活着。

唐福珍永垂不朽！！！！！

傅国涌

在鲁迅的故乡绍兴，2009年的中考语文试卷中出现了“林昭”的名字，这是一道成语运用的选择题：

下面句子中,加点的成语运用不恰当的一项是(  )
A.他心高气傲，总喜欢(妄自菲薄)他人，结果可想而知，没有人原意同他打交道，他成了大海里的一叶孤舟。
B.从太空回眸我们这颗生存的星球，在(变幻莫测)的白去的飘忽中，它总是散发着一种浅蓝色的绚丽，谁也说不清那究竟是大海还是气晕的颜色。
C.林昭曾说：“我们的血是再鲜艳不过，而且是再灿烂不过的墨水，人世间其他一切墨水在这样的墨水面前统统不免(黯然失色)”。
D.凭着健壮的体魄，你可以支撑起一方蔚蓝的天空；凭着旺盛的精力，你可以开垦出一片神奇的土地；凭着巨大的潜力，你可以变得出类拔萃，令人(刮目相看)。

林昭，以这样的方式出现在中学生的眼中，也许还是第一次，尽管他们中绝大多数不知道林昭是谁，在匆忙的考试中也顾不上去追问，但，林昭这个名字与他们的生命就这样相遇了，而且在一次重要的考试当中。我最初是从一个朋友的博客看到这个消息，然后顺藤摸瓜找到了出处，名叫《归忆江天发浩歌》的博客上6月20日发表的博文《中考卷里的林昭》。

这篇博文在我们周围的朋友中引起了小小的惊动，因为林昭的缘故，大家都想认识这个博客的主人。确实，在被杀戮40年后，林昭正悄悄地回到我们的生活中。记得去年冬天，几个朋友一同去乌镇游玩的路上，我偶然在一个朋友的车上听到播放的音乐竟是林昭的《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这是云南一个摇滚乐队的作品，主唱者刘涛，他们的乐队叫做“腰乐队”，都很年轻，他们把林昭的诗谱曲、演唱，并制成了光盘，在网上流传，我们听了都很感动，通过唱片上留下的电子信箱，我与刘涛联系上了，才知道在西南边陲有这样一群怀抱理想主义情怀的民间音乐人。也是去年，我去湖北一所中学给高一学生做一个《科学家的人文视野》讲座，讲座结束时，我接到许多学生的纸条，有好几个不约而同地问的是林昭、“红楼”的林姑娘，其中一个还将毛泽东和林昭放在一起问：您认为毛泽东是个什么人？对于林昭的人生您有何看法？他们希望多了解一点林昭的历史，这不免让我有些意外，这些90后的学生也开始在探寻真相了。在林昭身后40年，她的英灵不仅没有消散，而且带着更大的不可战胜的力量回来了，回到我们的中间，与我们这块土地同在。

去年5月1日，《南方周末》以《读林昭十四万言书》为题发表我为纪念林昭被杀40周年而写的文章，我曾接到编辑转来一位叫方震的读者来信，他说，读此文，“泪如泉涌，泣不成声”，并写下一诗《哀林昭》，请编辑转给我：

檄文读罢泪沾襟，漆夜中华一点萤。

天下男儿当有愧，林昭青史独留名。

林昭已成为民族记忆中一个不可替代的符号，每一个良知未泯的国人一旦了解她的生平、思想和殉难之惨烈，无不对她肃然起敬。80多岁的律师张思之先生将这自己在林昭墓前的留影视为珍贵，90多岁的学者刘绪贻先生惦念着林昭，更多的年轻人把林昭视为20世纪中国精神史上的偶像，“黑暗时代”的一道亮光，中国的基督徒以拥有林昭这样一位殉道的姊妹而深感欣慰。不仅年年的清明节和4月29日的林昭祭日，就是在平日，苏州城外灵岩山上前往扫墓的人也是络绎不绝，生财有道的当地村民甚至形成了为林昭墓带路的小小“产业”，向四面八方前来为林昭扫墓的人收取带路钱，这已经是灵岩山的一道有点煞风景的“风景”。即使去年40周年祭前夕，当局在林昭墓前的树上安装了意为恐吓的摄像头，也没有阻止人们走近林昭的脚步。尽管网上的“林昭小组”、“林昭群”都被解散了，关于林昭的文字也常常被屏蔽。但是，这一切都没有能挡住林昭回到我们生活当中——

在山东，一位年轻的女教师海虹，以林昭为原型，写了一部题为《中国红豆词》的长篇小说，2008年6月由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出版，本来小说的主角就叫林昭，只是出版时未能通过，无奈地改成了“林萍”，整个故事几乎没有虚构，就是以文学的形式重叙了林昭的生平。在南京，一位年轻的女记者赵锐，为林昭的故事所感动，完成了一本《祭坛上的圣女——林昭传》，已在台北秀威资讯公司出版，并于不久前凤凰新华集团在南京举办的“2009年中国南京秋季馆藏图书展销会”公开陈列展销。在北京，一位年轻的诗人朵朵，写了一出以林昭为主题的独幕剧。也是在北京，以“祭园守园人”自居的朱毅先生，有意倡议为林昭建一个铜像，最好当然是立在北大未名湖畔，退而求其次，则可以放在林昭墓前……

戴镣铐的泉，她将永葆青春和甘甜
 戴镣铐的血，已经自由地流在她体外
    ……
 受难是她每日的生活，
 受难是她自愿的选择。

   ……

她用盛大的爱来勾兑盛大的苦难
 在一切黑暗之上，“爱”站立起来
 “爱”举起的火把永不熄灭

……

戴镣铐的泉，她将永葆青春和甘甜
 传薪火的人，她已经来到我们身边

诗人三春晖在林昭祭日写下了这首《戴镣铐的泉》，镣铐锁不住泉的涌流，血的涌流，镣铐也锁不住爱的涌流。向死而生的林昭，留下的不是恨的种子，她撒布的是爱和宽恕，那正是一个古老民族所缺少的因子，那是从基督而来的，是通向一个新时代的基石。

谷雨过后　　大地上的桃花一齐败了

落满我的掌心
我不是刽子手
但我却攥出了一手 　淋漓的鲜血

……
谷雨过后 　我从潮湿的江南起身
去寻找一支遗失的火炬
在石头中　　我看见你的名字
泼洒着太阳的热情

这是诗人涂国文为纪念林昭殉难四十周年写的诗《谷雨过后》，2009年9月，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他的诗文集《苏小墓前人如织》就收入了此诗，林昭逃过了编辑的“火眼金睛”，这在向来以自律、不出“差错”为金科玉律的浙江出版界，这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也许编辑、审稿者压根没有听说过林昭这个名字，所以才侥幸漏网。但是，这样的漏网总是好事，毕竟可以使更多的人听说林昭的名字。

在遥远的星空，林昭，正默默地注视着她深深热爱的这片土地。如果能够，她当然不喜欢用血写诗，虽然“人世间其他一切墨水在这样的墨水面前统统不免黯然失色”。她是那么热爱生活，她根本不是政治中人，她不喜欢政治，厌恶那些讲权谋、讲成败的政治，她所争的是是非，是人格，是尊严，这一切在她看来，都是一个人生活下去不可缺少的因素，这一切一旦全部丧失了，那生活当中还剩下什么？她可以为此而死。林昭之死，不只是为她自己争人格，也是为全体国人争人格。今天，她之所以悄无声息地回到我们的生活中，是因为这个时代，我们仍然需要为自己争人格，林昭就是一个最好的本土榜样，她是中国的朋霍费尔，她走过的这条道路已经表明，她已成为古老民族争人格进程中最丰厚的精神资源，因为她提供的不仅有无比锐利的武器，而且有爱的滋润和宽恕敌人的胸怀。幽暗的星空，因着她那双闪烁不定的眼睛，而不再虚空，不再无助，不再绝望。

     郝明老先生曾经是中国社科院《新建设》杂志的编辑，上世纪70年代，“文革”还未结束时移居香港，再后来去了美国。听说他与一位80年代末出国的政治学者有联系，然而，当我辗转找到那位学者时，得到的回答是：

    “郝明曾经住纽约，多年前他搬离纽约，没有与我打招呼，后来我们找不到他。听说他在昆明。”

    郝明老先生虽已回国，而且可能就在昆明，可是茫茫人海从何找起。我想起了神奇的互联网，也许借助无远弗届的网络，有可能找到郝明老先生。希望知道郝明老先生下落的朋友能告诉我。给我留言，或给我写个邮件yangyang427@sohu.com，十分感谢。             傅国涌

　               　——对话傅国涌

傅国涌

有5年历史的阿拉善SEE生态协会，近日完成了第二次换届选举，通过激烈的竞选产生了新一届的领导。这是一群企业家发起成立的民间非赢利环保组织，有两个宗旨，一是改善和恢复内蒙古阿拉善地区的生态环境，减缓或遏制沙尘暴的发生，一是推动中国企业家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这个消息似乎没有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我只是在10月28日的《中国青年报》看到一篇题为《企业家们的公共生活》的报道，秘书长杨鹏对记者说，由于辩论、选举、表决，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都缺乏相应的训练，几年来，这些企业家一直都在学习这些基础常识，包括如何开会，从发言、动议、附议到表决、决议，从头学起，协会的章程、议事规则对这些程序都有细致甚至有些琐碎的规定，一切都按章程、规则运行。这些财大气粗的企业家们如同蹒跚学步的幼儿，却学得有板有眼。用上届副会长杨树新的话说：“大家在上世纪80年代学习做企业，现在学习如何参与公共事务。”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就是按照《罗伯特议事规则》制定出来的，在一个古老民族通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这是不可回避的第一步，其实，从学习“会议通则”入手，让国人学会参与公共事务，训练做公民的习惯，孙中山先生早就想到了，早在美国流亡时，曾将《罗伯特议事规则》英文本交给留学生蒋梦麟和刘成禺，希望他们翻译成中文，他们没有完成，做过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后来回忆此事，还不无遗憾。相隔七年，孙中山亲自完成了《会议通则》，除了参考《罗伯特议事规则》，还參照了美国女作家沙德氏1891年出版的“妇女参政议事手册》。1917年4月，《会议通则》铅印线装本在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全书共二十章，介绍临时集会、永久结社、议事程序等，对动议、附议、讨论、表决、复议、修正案等，都有非常详尽的可操作性步骤。“动议”这个概念，也许第一次在汉语中得到如此完整、细致的表述，包括搁置动议、延期动议、付委动议、修正动议、无期延期动议……这些繁琐的技术性程序，今天读来仍然充满了陌生的新鲜感。难怪廖仲恺说，孙先生写这本书的用意就是为了养成开会议决的习惯。孙中山自序说得更清楚，中国人之所以如一盘散沙，是因为专制所造成，他写此书，就是要推行民权，类似孩提学步开始，“人之初生，不能一日而举步，而国之初造，岂能一时而突飞？孩提之学步也，必有保母教之，今国民之学步，亦当如是。此《会议通则》一书之所由作，而以教国民行民权之第一步也。”所以，后来孙中山干脆将书名改为《民权初步》，作为《建国方略》的三部书之一，也是最早的一部，其他两部是《孙文学说》和《实业计划》，构成了他关于社会建设、心理建设和物质建设的蓝图（另有一部国家建设，没有完稿）。

孙中山作《会议通则》时，正是他政治生涯的一个低潮，理想屡屡受挫，蛰居上海租界时，所以章太炎称之为“忧患之作”。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虽然已在这片古老土地上破土而出，如何让民国名副其实，使国人真正能够享有民权，他做过深入的思考，最终找到的切入点是如何学会开会、动议、附议、表决，也就是首先学会在一个现代社会过公民生活。

公民生活不是天生的，而是习得的。没有对细枝末节的琐碎规则的尊重，并学会在规则里表达自己的意见，凝聚共识，缺乏这样的训练，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公民，也无法有效参与公共事务。中国的企业家阶层开始在自己创立的这个环保组织学习如何做公民，不是一件简单的富人游戏，它隐含着社会变革的重大意义，我们面临的新一轮社会转型是否能顺利，往一个健康的方向演进，与这个掌握了相当财富资源的阶层能不能承担足够的责任，并具备足够的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是密切相关的。三十年的时光重新造成的这个新社会阶层，毫无疑问代表了时代的某些新因素，他们的举动关系着一个民族的未来。当每个社会阶层的成员，都有机会在自主组织中学习规则，学习如何开会、动议这一套，也就是学习如何做一个负责任的公民时，我相信，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雏形就已经悄悄在孕育之中。

民主是普世价值辨析

         ──与吴江先生商榷

许良英

  【傅国涌按：此文为许先生新作，寄给了《文汇读书周报》，没有发表，先生托我在网上公开。

   许良英先生，生于1920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领域：世界近现代科学史，科学思想史，爱因斯坦，科学与民主，民主的历史和理论。 】

    吴江先生在2009年8月21日《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慎言“民主的普世价值”》一文，否认民主是普世价值。文章引经据典，似乎头头是道，但定睛细看，不难发现，从基本概念的理解到历史事实的论述，都是经不起分析的。现择要评论如下。

此“价值”非彼“价值”

文章开头定义“普世价值”为：“那种普天之下、普地至上、任何时候都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适用价值的措施、行动等。”这里首先需要作两处文字矫正。一是“普地至上”，显系“普地之上”之误植。二是随后提到的“人的主权”，应该是“人的权利”。因为“主权”是指统治、管辖之权，“人的主权”，意义不明，而与“自由、平等”并列的，只能是“人权”，即“人的权利”。

认为“价值”是“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适用价值的措施、行动等”，这与当前热闹的关于“普世价值”争论双方对“价值”概念的理解如出一辙，而所有中文词典也都是这样解释的，应该是天经地义，无可质疑了。可是，在西方文献中，“价值”一词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涵义。“价值”译自英文value，只要查查普通的英文词典，就会发现，它除了通常为大家所熟悉意义“效用”（worth）之外，还有一个在当前中国知识界可以说是陌生的涵义：社会伦理道德准则（standards）。它通常用复数values。“普世价值”（universal values）是指全人类都遵守的伦理道德准则，与“有适用价值的措施、行动”无关。

多数决定 ≠ 民主

文中谈论民主制内容时只讲到“多数决定”，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以为多数决定＝民主。实际上，多数决定只是实现民主的一项措施。“民主”一词来源于2500多年前的希腊雅典城邦，希腊文democracy中的demo意为村社，是城邦的基层单位；cracy意为统治或主权。Democracy意为全体村社公民掌握城邦政权。它的实施主要是通过定期举行全体自由民参加的公民大会，由多数决定原则作出决定。

文章引述《南方周末》上胡文辉论文《中国上古多数决定原则的痕迹》（这是一篇值得一读的好文章）说“西周（胡文辉原文是西汉）则有裸露左右臂而决定多数的形式，按多数原则行事。”可是并未说明这与民主有何关系。中国古代某些君主在对重大问题作出决策前要征询臣民意见，在意见有分歧时，往往采纳多数人的意见。但是最后决定权始终为君主掌握，即主权在君主，多数决定仅供参考。民主则是主权在民，由人民自己当家作主。

“多数暴政”的恐惧症

文中着力渲染由多数决定可能产生的“多数暴政”，借以否定民主。“多数暴政”的论据是什么？不妨听听最早提出这一论点的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 1735~1826）的说法。它是美国开国元勋，是《独立宣言》起草者之一，并在大陆会议上提名华盛顿为大陆军总司令，是敢于直言的激进民主派。可是十年后，他却转向贵族政治，主张强力政府。在1789~1790年间出版的两本著作中，他强烈地表露对所谓“多数暴政”的恐惧，断言“多数人永远而且毫无例外地剥夺少数人的权利。”并且说：“人类与其在民主制下过穷日子，还不如在君主制下过富裕日子。”（与此相反，2400年前，希腊哲学家原子论创立者德谟克利特（Democritius，前460~370）有句名言：“在民主制下受贫穷，也比在专制统治下享受所谓幸福好，正如自由比受奴役好一样。”）约翰•亚当斯不相信人是生而平等的，由于出身门第、财产和所受教育的不平等，人基本上是不平等的，因而主张官职应世袭，不应由选举产生。不过，在联邦宪法生效并选他为副总统（总统为华盛顿）后，他不再流露反共和主义的情绪。

对“多数暴政”的恐惧症还强烈地反映在法国政治家托克维尔的成名之作《论美国的民主》，这是他1831~32年在美国的考察报告。当时正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非富裕世家出身的总统杰克逊（Andrew Jackson, 1767~1845）当政，已实现了重大的民主改革。首先是取消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财产限制、宗教限制，实现了成年男子一人一票的普选制。所有公职向公众开放，而不限于特定人选。托克维尔肯定美国民主制有强大生命力，对欧洲将产生深远影响。但他囿于贵族政治的偏见，对美国开始实行的普选制很不以为然。他受到过总统杰克逊的接见，但对这位平民总统并无好感。他无中生有地诅咒所谓“多数暴政”：“说在政治方面人民有权决定一切，这是一句邪恶的、极为可恶的套话”；以为“可以给人民代表的多数以完全的权力”，是一种“奴隶的语言”；美国“立法机构代表多数，并且盲目服从多数”；“行政权力是多数人任命的，是多数人手中驯服的工具”；“在美国，是穷人统治，富人总是害怕穷人的滥用权力”。但他还是承认：美国人是自由的，他们的精神是独立自主的，他们有信心并善于合作。既然如此，何来恐惧之有？

卢梭并非真正的民主主义者

文中视卢梭为民主思想家的代表，指责卢梭，就是攻击近代民主。这种看法不足为奇，在我国已流传了上百年。人们习惯于把卢梭看作是民主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法国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民主革命。我自己30年前也是这样看的。可是，在我系统地认真阅读了近代政治文明发展史文献以后，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卢梭是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继伏尔泰和孟德斯鸠之后，对公众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他满怀热情地宣传“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做人的资格”，并且大声疾呼“主权在民”。这些声音，在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中产生了巨大的号召力。但是他的思想和人格却充满矛盾。他反对启蒙运动所尊崇的理性与科学，而主张以感情、道德、信仰来取代；他把社会上种种罪恶归咎于理性、科学和社会进步，而向往人类原始的自然状态。他虽然也强调人权，但他认为，众多人通过社会契约结合成一个集体时，“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完全转让给整个集体。”他把社会集体类比为生物有机体，认为它有自己的意志，即“公意”；并且认为，“任何人拒不服从公意的，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公意。这恰好就是说，人们要迫使他自由！”

卢梭这种以“公意”或集体“主权者”的名义可以随意剥夺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主张，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这就是他的狂热信徒、雅各宾派首领罗伯斯庇尔掌权时所奉行的恐怖政策（名为“雅各宾专政”）。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有将近4000人被送上断头台，连革命家丹东和和化学家拉瓦锡都不能幸免，最后罗伯斯庇尔自己也被送上断头台，法兰西共和国也随着被葬送了。

不仅如此，卢梭的“公意”理论，经过黑格尔的继承与发展，到了20世纪，称为“极权主义”的理论根据。这个由墨索里尼、希特勒和斯大林来实现的主义，给人类带来无尽的灾难。

何谓“民主”？

现在回到正题，讨论民主是不是普世价值问题。首先要对“民主”这个概念的涵义有个准确的理解。

何谓“民主”？最早也是最经典的表述是公元前431年雅典城帮首领伯里克利（Pericles, 公元前495?~429）在阵亡战士葬礼上所说的：“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是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解决私人争执时，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让一个人优先于他人负担公职时，所考虑的不是某个特殊阶级的成员，而是他们的真正的才能。”“在我们私人生活中，我们是自由和宽容的；但是在公共事务中，我们遵守法律。”

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公元前384~322）称民主政体的标志是“自由”和“平等”；并且推崇“法治”，贬斥“人治”，认为人治就是“在政治上混入了兽性的因素”。在他的心目中，人是理性动物，也是政治动物。这些至理名言，对于今天中国知识界似乎有点陌生。

雅典人创造了彪炳千古的辉煌的人类文明，创造了顺应人性的政治制度──民主制。但他们没有形成个人权利（即“人权”）概念，没有认识到：人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有不可侵犯和转让的基本权利（生命、自由、财产、追求幸福），建立政府就是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权概念出现于17世纪，成为现代民主理论的基础和前提。有了人权这个前提，“多数暴政”根本就不可能出现。

民主是普世价值

既然“价值”是指伦理道德准则，民主是政治概念，与伦理道德有何关系？知识渊博、思想深邃的亚里士多德早已解答了这个问题。他认为政治学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而且是最高的和终极的伦理学。并且认为自然科学是从事态出发，探索其原因；而政治学则是从一个目标出发，探索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这表明。“价值”概念在伦理学和政治学领域都可适用，但不能用于自然科学。

人在社会活动中，为了求生存、谋幸福，形成了对全人类（至少对文明人类）基本上是共同的是非、善恶观念和行为准则。它们构成了人类社会集体理性的基本内容，就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理”。他们是超民族、超阶级的，因此成为“普世价值”。他们渗透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如人“不可说谎”；“不可损人利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将心比心”等等。

上升到政治领域，体现于“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政治诉求中，向往“自由”、“平等”正是普遍人性的体现。同样，要求尊重个人权利（即“人权”）和实行“法治”，也是文明人类的基本诉求。由“自由”、“平等”、“人权”、“法治”作为基本元素所组成的政治制度“民主”，自然也是普世价值。

如何医治腐败？

吴江文章最后用不小篇幅谈论腐败问题，可惜没有说到点子上。现在谁都知道，腐败根源在于滥用权力。早在1748年法国法学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 1689~1755）就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同千古不易的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由此他提出三权分立理论。

1887年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Load Acton, 1834~1902）说了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遗憾的是，目前所有中译文几乎都不准确，与原意有出入）不受约束和监督的权力必然腐败。这种绝对腐败不仅出现于掌权者身上，也绝对地出现于整个社会。

要杜绝腐败，必须使权力随时处于全体人民的监督之下，是权力的运作处于高度透明状态，首先是要受到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的监督。每个官员及其家属的财产都必须公之于众，这就是所有民主国家都早已实现并行之有效的阳光政策，而在我国却未见踪影。阻力何在？一目了然，毋庸赘言。

2009.9.16.

于北京中关村

——《中国大趋势》作者约翰·奈斯比特的误导

傅国涌

    写过《大趋势》的约翰·奈斯比特应中国官方之邀写了一本《中国大趋势》，拼凑出所谓的新社会的“八大支柱”，特别提出了不同于“水平式民主”的“垂直式民主”，为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辩护，说白了也就是一种宣传，没有什么思想价值。作为一个外国人，而站在中国的权势集团一边，振振有词地为他们的利益说话，约翰·奈斯比特不是六十年来第一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远的不说，就在2008年，当官方庆祝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成就时，写过《江泽民传》的美国人库恩就出版了一本《中国三十年》，也曾走红一时，大为媒体关注，库恩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自己介绍的是一个“真实”的中国社会，“首先是中国公民的自由度，包括中国人穿什么样的衣服、上什么样的学校、选择什么样的专业，包括用手机发送政治笑话的短信等，个人自由度很高。”是的，库恩说的没错，三十年来，从毛泽东铁索下解放出来的中国人确实赢得了类似选择穿不同衣服的自由，那不过是“生物学的、蔬菜的水平”上的自由，离真正的自由还十分遥远，不仅不值得夸耀，反而凸显出这个老大民族的深刻悲哀。我们到底拥有什么样的自由？在生活中处处都可以切身感受，用手机短信来发政治笑话聊以自慰，只能证明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根本就缺乏正常的表达渠道，没有基本的公民权利。更何况因为短信而遭拘禁等迫害的案例不断见诸媒体，没有被曝光的还不知有多少。

    比起库恩赞美中国公民个人自由度很高，约翰·奈斯比特干脆把中国的现实政治称为“一种新的民主”，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他说，“我们支持言论自由，我们不支持对人民的压迫，但同时，如果在中国有几个党起来，整个社会会陷入混乱，首先要保障的是整个社会的平稳发展。”这番话后半句完全是典型的官方话语，从来都是维护一党制的漂亮借口，而且将所谓民主党派分享政权的遮羞布也撕掉了。前半句说得好听，实际上却无视控制言论、压迫人民的基本实际，眼中所见似乎只有鲜花烂漫，一路撒满了玫瑰。正是基于这样的立场，这位以预言未来而知名的美国老人做出了没有常识的判断，充当了一个与民主相对立的制度的辩护士。他千方百计给这个制度赋予新的光环，进行新的包装和解释，“这是一种全新的体系，全新的民主观念。它的精髓在于这是一个垂直模式而不是水平模式。西方世界是水平式的民主，每个人都处于平等的地位，四五年，有个选举，每个人都投票。而垂直式民主，这是我们对中国民主的称呼方式，你有一个不同的机制——首先你有最高层的领导人，然后还有人民。……这是一种自下而上又会自上而下的机制，所以说这是一种垂直式的民主。”在这里，“自下而上”是虚的，“自上而下”才是实的，这才是“垂直式民主”的真面目。

    约翰·奈斯比特将这种“垂直式民主” 又叫做“纵向式民主”，以区别于西方的“横向式民主”。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他反复强调民主的含义就是“人民说了算”，“人民是统治者”，“民主意味着人民统治国家”，至于选举不选举是次要的。可惜，他所说的“人民”只是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公民，而“最高层的领导人”才是真实的，这也是毛泽东以来一而再、再而三地玩弄过的文字游戏。没有选举的自由、表达的自由，也没有其他可靠的制度性的程序安排，无法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如何实现“人民”对国家的统治？如何确保“人民”免于权力的压迫？这是约翰 奈斯比特无法自圆其说的。他说西方的“横向式民主”效率太低，正面临危机，因此他要为中国的“纵向式民主”高唱赞歌。

库恩、约翰·奈斯比特这些美国人相继高调出场，为现实中国的自由、民主辩护，并不是中国大陆有了真正的自由、民主，恰恰相反，这是我们所没有的，因此他们要把现有一切做出重新解释，说服中国人接受现实。这是官方在宣传手法上的技术性改变，就是挟外人以骗百姓。这也证明官方宣传的破产，对自己说的一切已失去了自信，需要借助外力。这些年来，在统治技术层面，我们不得不承认，官方也在变化，不断地适应眼前这个变化中的生活。变化是一种趋势，不可抵挡的大趋势，中国的大趋势，归根结底就是一个变字，是往民主、自由的方向和平演变，还是继续往专制、独裁的方向演变然后分崩离析，也许这是约翰 奈斯比特看不到的，也许他看到了而不说穿。

    民主到底是什么？是有普世公认的基本内容的，不允许反对党的存在，不允许不同政治观点的表达，没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没有自下而上的选举，哪怕连乡镇一级的真正选举都没有，没有司法独立，没有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如果这就是“垂直式民主”，这样的民主根本就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民主，两者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涵。生活在美国的约翰·奈斯比特80岁了，他难道真的不懂吗？

    假如约翰·奈斯比特事先与中国官方没有接触，完全自发、独立地完成这本《中国大趋势》，那么，在美国这样多元、开放的社会，每个人都可以持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他认为中国的制度比美国优越也没有什么，不过是一家之言罢了，他有他的言论自由，一笑置之可矣。很不幸，早在1996年，江泽民就当面请他来讲中国故事，“我们会给你所有你要的支持”，11年后，“中国的政府官员”再度找到他，请他写一本中国的大趋势。所谓“垂直式民主”、“纵向式民主”，因此就很难逃脱迎合和宣传的嫌疑。

    这些问题，不仅信奉自由主义的胡适等人早就说清楚了，中共创始人陈独秀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经过痛定思痛的反思，也想清楚了，“‘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

    20年前，中国科学院研究自然科学史的许良英先生在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发表一篇短文，将民主概念的基本內容概括为4点：

    确认人人生而平等，每个公民都有不可侵犯和转让的权利，即人权；确认“主权在民”的原則，全体公民通过多数決定原则实行统治，同时保护少数；这种統治只能通过公民的自由赞同（定期的公民自由竞争和选举）来建立，不可使用暴力或其他強迫的和非法的手段； 任何政府官吏和人民代表都是人民的公仆，始终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通过选举、罢免等程序）。

    同时他提出4点实行民主的保证条件，包括：言论、出版、新闻自由，公民可以公开发表不同政治见解、批评领导人；法治，废止任何形式的人治；权力分立与制衡；严禁军队干预政治。

    这个8点也就是民主的基本内涵，缺一不可。如果抽空了这些内涵，就没有民主可言，无论编织出如何漂亮的新词，以什么“纵向”、“垂直”来装饰，那都是假的。老实说，今日中国的掌权者也不敢大张旗鼓地标榜自己民主，在这种情况下，约翰·奈斯比特这样的外人就起到了连官方舆论机器、御用文人都难以起到的作用。

                     2009年10月16日

傅国涌

摘要：晚清以来，从梁启超到胡适最终获得突破的新语言，至少包含了这些层面，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民间语言替代庙堂语言、公民语言代替权力语言、常识语言代替革命语言、开放性语言代替封闭性语言。梳理胡适自少年时代办《竞业旬报》到提倡《大公报》和政府公文使用白话文的线索，新语言可以说是胡适倡导的“得寸进寸”道路的第一个支撑点，他从倡导语言方式的变化入手， 试图通过新语言带来新思维、新价值。以新语言的视角重新理解胡适的社会变革思想，以及和他的 “得寸进寸”推动社会演进的思路之间的关系。

 “语言是看得见的东西，一滴墨水像露珠滴在思想之上它使无数人展开了思维的翅膀。”

这是1915年2月胡适在留学札记中记下的一句话，来自拜伦的长诗《唐璜》。

1912年11月10日，当他在报纸上得知梁启超结束在日本的流亡生涯回国时，在日记中写道：“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1]

到1929年梁启超去世，他的看法也是如此，他送去的挽联说：

文字收功，神州革命。

生平自许，中国新民。

   他对梁启超的评价，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用来评价他自己。梁启超在戊戌变法以来开始语言的革新，不仅在语言表述形式上有很大的改变，而且提出了一系列新的价值，引入了许多新的概念。“新民说”就是他的创见，其文字也被称为“新民体”，胡适少年时代深受梁的影响，并沿着梁开启的道路往前走，在语言形式和思想观念上都有了实质性的突破。如果说梁启超代表了戊戌到辛亥那个时代，胡适代表的就是“五四”时代，众所周知，他以倡导白话文而暴得大名，登上中国思想界的大舞台。

白话还是文言，确实不仅是一个语言的问题，语言的背后是表述习惯，是思维方式，也是政治话语方式，是关系到整个社会日常生活的问题。1918年5月15日，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答读者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现今大总统和国务总理的通电都是用骈体文做的；就是豆腐店里写一封拜年信，也必须用“桃符献瑞，梅萼呈祥，遥知福履绥和，定卜筹祺迪吉”……等等刻板文字。我们若教学生“一律做白话文字”，他们毕业之后，不但不配当“府院”的秘书，还不配当豆腐店的掌柜呢！[2]2

这就是当时的现实。

所以，他自“五四”以来一直呼吁政府公文全部要用白话。黎元洪做总统，擅长骈体文的饶汉祥专门起草文件，胡适在1922年6月18日的《努力周报》批评：“黎元洪的鱼电，滔滔三千多字，说的只是两三句话，并且连这两三句话都说不清楚，竟闹出笑话来，几乎下不得台。这件小故事应该使黎元洪得一个教训。饶汉祥一派的滥调文章可以少做做了！有话何不老实说？何必绕大湾子？何必做滥调文章？何必糟蹋许多电报生与读者？饶汉祥可以歇歇了！”同年9月8日，蔡元培邀请汤尔和、蒋梦麟、陶孟和、胡适吃饭。当时汤即将就任教育总长，胡适半开玩笑地对汤说：“我们不久要送一个议案到教育部，请教育部把一切公文都改用国语，并加标点符号（此为我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的提案）。这件事，你（尔和）若肯行，我来帮你做一个[月]的秘书，何如？”9月22日，汤就任，要在第二天的国务会议上提名他为秘书。他因开学太忙，走不开，希望暂缓。[3]最后当然没有去。

1922年9月24日，他在《努力周报》21期发表的短评《这一周》，开篇就是建议教育部率先把一切公文改成国语，并加标点符号，给全国做个榜样。这是当年8月“国语统一筹备会”第四次年会上的一个议案，他希望汤早日批准实行。他说：“标点符号案是教育部颁布的，小学改用国语案也是教育部颁布的。教育部既然正式提倡标点符号，既然正式提倡国语，岂可至今还不肯用国语和标点来做公文吗？况且法令的第一要件是要明白无疑。凡是可以使公文格外明白无疑的，都应该采用。……还有一层，中国的公文里，保存着无数古代阶政治的遗形物，最不合今日民主共和国的精神。若一律改用白话，不但虚伪的文句可以扫空，阶级观念的根株也就可以一齐掘倒了。所以我们主张中华民国的法律公文应该一律改用白话，一律分段，一律加上新式标点符号；教育部既然正式提倡国语与标点符号，这个改革应该从教育部做起。”[4]

直到1947年11月，他在平津铁路局演讲时还在呼吁：“现在白话虽然已经相当普遍，但是有些地方仍然是用文言，希望今后白话能普及到任何方面。如各机关来往的公文，也要用白话。”[5]  

政府公文的习惯是最难改变的，这一点他也很清楚，因此他主张由提倡新文学来推动白话文，“要先造成一些有价值的国语文学，养成一种信仰新文学的国民心理，然后可望改革的普及。”[6]

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借助“五四”运动的浪潮，白话文的推广有一日千里之势，1919年前后全国出现的大大小小400种以上学生刊物，绝大部分都是使用白话文的。更令他没有想到的是，1920年1月12日，教育部颁发12号训令，同意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关于推广国语，以消除文、言分歧，以期言、文一致的建议，令各省教育厅、京师学务处，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这年7月，商务出版的“新法国语教科书”不单国语，也不止一二年级，而是所有年级都用语体文，还加上了新式标点，生字加注音字母。

尽管当时文言教科书没有完全退出，相隔10年后，1930年2月19日，胡适还在日记里粘贴了当天的一则剪报《小学校一律采用语体文》，教育部编审处通令小学不用文言教科书，一律采用语体文。同时通令初中教科书的编辑也多采取语体文。

从新的语言表述形式来说，白话文与标点符号是不可分割，融合在一起的。1915年8月2日，胡适为《科学》杂志写《论句读及文字符号》万言文，对标点符号等做了很细密的思考。最早采用新式标点符号的就是《科学》杂志，之后，《新青年》、《太平洋》、《新潮》、《每周评论》、《北京法政学报》 等刊物都采用了新式标点，北大出版的“大学丛书”、月刊，也多用标点，乃至老牌《东方杂志》也有全用标点的文章。1919年11月29日，胡适与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朱希祖、马裕藻等北大教授向教育部提出《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希望教育部把这几种标点符号颁行全国，学校、报馆、印刷所、书店都采用，以省读书人的脑力，以谋教育的普及。这个议案作为教育部1920年2月的训令第53号公布。[7]

胡适对白话文的提倡也没有止步于《新青年》时期，他在以后的岁月里对于白话文，乃至新式标点仍处处留心。同为《我们的政治主张》16个签署人之一的罗文干和王宠惠都是反对白话文的，1924年1月7日，罗发愤做了一篇约6千字的白话文，胡适将此事记在当天的日记里。1929年，他在《新月》发表批评国民党侵犯人权的文章，商务印书馆元老、翰林出身的张元济大为赞赏，给他写了一封白话信，他在回信中的激动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今天第一次得读先生的白话信，欢喜极了。”1930年12月6日，他在北平丰泽园吃饭，看到厕所的这则告白：“诸君：维持清洁，请溺桶内。”他感叹：“十个字用三种标点符号，皆不错！此岂北京文化之表现乎？”[8]也在日记中记下。

1934年1月5日，他为当时影响最大的民间报纸《大公报》执笔写下的第一篇“星期论文”，就是《报纸文字应该完全用白话》。其中说到“今天[5日]晚报的福州专电说，福州的人民政府已把一切公文都改用白话加标点符号了。这是自然的趋势，迟早总会全国实行的。我们睁眼看看世界，今天还有一个文明国家的公文报纸用死文字的吗？”[9]之后，张季鸾主持笔政的《大公报》从社评到新闻报道渐渐变成了白话。

1934年5月5日，因傅作义将军的委托，他为怀柔抗战中阵亡将士公墓书写碑文，首次尝试用白话写这类文字，连铭也是白话的。一年后1935年6月5日的日记中他说，“这是第一块白话碑文用全副新式标点符号分段写刻的，所以拓本流传全国。”[10]

他不仅倡导白话代替文言，使用新式标点，而且赞同简化繁体字。当大陆上批胡运动如火如荼时，也正在推行文字改革，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说，每次一张“简字表”一出，胡适立即叫他送去，“每张他都仔细看过。认真评阅之后，总是称赞不置，心平气和，言出由衷”。[11]

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成为通行的语言，胡适的提倡之功尤不可没。鲁迅在1922年8月21日写信给胡适说：“但白话的生长，总当以《新青年》主张以后为大关键”。 1923年12月9日，主持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王云五给胡适来信，“我和梦旦的意见，都很望你能为白话文多做些提倡的工夫。我觉得这件事对于中国前途的贡献更大。我的七岁小孩现在已能写短信，我的十一岁小孩已经在初中第二年了，这不是白话文的功吗？”[12]

1927年当胡适来到阔别10年的美国时，美国的报刊上如此地赞美他：“他勇敢地推进了中国的白话文（一种为人们所不齿的口语）运动，他对中国的贡献可以与意大利的但丁和彼特拉克相媲美：他为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打开了文化教育的大门。而这些人在过去是永远不可能掌握复杂的古汉语的。他号召国人用他们的口头语言来写作，认为用白话文创作的著作具有不容置疑的价值和生命力。”[13]

很多年后，胡适在向唐德刚口述生平时讲到，“前些年[美国的]《展望杂志》（Look）选出我为全世界一百名闻人之一。……他们选我的原因，是我曾经替中国发明了一种新语言。这一项荣誉，世界不论任何人——男人或女人，都不能承当。我没有替中国发明一种语言，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人曾经替任何国家‘发明’过一种语言。”[14]他接着说“语言文字是世界上最保守的东西，比宗教更为保守。”

早在1923年1月12日，他为钱玄同编的《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写的“卷头言”中也说过类似的话，“我深信语言是一种极守旧的东西，语言文字的改革绝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得到的。”[15]  

但他深知语言的变化必将带来其他方面的深刻变化。1921年8月5日，他在南京讲“国语运动与国语教育”，对此有过完整的思考，白话乃是开通民智的利器，国语教育不单是把文言教科书翻成白话。他在1926年说：“我们已经意识到，如果中国要生存，必须抛弃某些东西。如果我们真的要教育，要普遍的一般教育，我们首先要有一种新的语言，应能被听、说、读、写所能应用、理解的语言，是一种人民的活生生的语言。”他说，一种新文学和新价值观的出现，对于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的兴起有推动作用，认为中国采用白话也将有同样的效果，“因为语言是最重要的思想和表达的载体，所以一个民族语言任何激烈的基本变化，都必将引起社会和精神生活其他方面的巨大变化。”[16]

所以，1923年9月23日，他在杭州烟霞洞养病时，当越南的潘是汉带了四个同国人来访，他就劝说他们提倡越南白话，造成国语文学，以为新国家的基础。对于新语言将带来的变化，他充满信心。

    胡适以白话文为切入口，实际上就是要引入、普及新思想、新价值、新方法、新生活，按我的理解，新语言并不是指他发明了白话文，而是他借助这种语言形式，推广、传播他的思想，使普通中国人都能通过读书识字，获得常识，具备判断事物的基本理性，成为现代人，拥有现代的生活。表面上是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实质上就是以民间语言替代庙堂语言，以公民语言代替权力语言，以常识语言代替陈腐语言，以开放性语言代替封闭性语言。在这个意义上，称他为中国发明了新语言，也未尝不可。

他在《新青年》时代发表的文章，为白话文、新文学鼓与呼之外，大力倡导“易卜生主义”，论“贞操问题”，谈丧礼改革，谈“新思潮的意义”…… 这些新价值指向的是一种新生活。1919年8月他写过一篇《新生活》，曾广为小学中学教科书选用，他在1934年1月25日的日记里说，这是他传播最广的文章。他在这篇短文中说，何谓“新生活”？“新生活就是有意思的生活。”“凡是自己说得出‘为什么这样做’的事，都可以说是有意思的生活。”“我们希望中国人都能做这种有意思的新生活。其实这种新生活并不十分难，只消时时刻刻问自己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不那样做，就可以渐渐的做到我们所说的新生活了。”[17]

简单地说，新生活的核心就是独立思考，就是理性的生活，而不是糊涂地活着。他自己的语言如同清水般澄澈，没有任何杂质，明白、清晰地把普世价值、文明常识告诉他的同胞。

胡适在故乡安徽绩溪上庄，从小阅读大量白话小说，“我在不知不觉之中得了不少的白话散文的训练”，“把文字弄通顺了”。[18] 他14岁到上海，《时报》曾滋养了他的少年时代，不仅是那新创的短评体裁，而且因为上面刊登的新小说，他把那些小说都剪下来，贴成一本。1921年9月4日他在上海见到陈景韩，就是他当年崇拜的《时报》主笔，也曾写过短篇小说，就劝陈做白话，因为在他印象里陈在十年前做的白话小说并不坏。

早在胡适在留学美国期内尝试写白话诗，探讨白话代替文言之前，他对白话文就有了实践。1906年，他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时，即参与创办了白话的《竞业旬报》，还做了编辑，并动手做白话文，写白话小说，不仅在语言上开始从旧文言的套中挣脱，许多新思想已在萌芽之中。他在四十自述中说：“这几十期的《竞业旬报》，不但给我了一个发表思想和整理思想的机会，还给了我一年多作白话文的训练。……白话文从此形成了我的一种工具。七八年之后，这件工具使我能够在中国文学革命的运动里做一个开路的工人。”[19]他在《四十自述》中说，他的文章长处和短处，在上海《竞业旬报》时代就已充分表现出来，“我的长处是明白清楚，短处是浅显。”当时他不到15岁，从那时起，他就抱定一个宗旨，“做文字必须要叫人懂得，所以我从来不怕人笑我的文字浅显。”[20]他在1926年12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我的文章专注意在这一点长处：‘说话要人了解’，这是我的金科玉律。”[21]

1916年7月6日，他写了一篇《白话文言之优劣比较》，称自己和任鸿隽、杨杏佛等留美学生讨论文学改良之法，他主张以白话作文作诗作戏曲小说，他说：“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因不能使人听得懂之故。”“今日之白话是一种活的语言。……”[22] 就是这这一年的10月，他把这些思路整理了一下，写信给正在办《新青年》的陈独秀，由此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白话文可以说是胡适的武器，也是“五四”一代新知识分子的武器，借助这种新语言，他们表达自己的新思想、新观念，他的语言虽然浅显而不粗陋，其特征是清晰、干净，这是一种常识语言、公民语言。与他的这种语言融为一体的是他“得寸进寸”的社会演进思路，可以说，倡导白话文就是他渐进地推动古老中国往前走的第一步，是他为自己的“得寸进寸” 思路找到的第一个可行的支撑点。

1920年1月15日，胡适在《时事新报》发表《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一文中提出：

社会是种种势力造成的，改造社会须要改造社会的种种势力。这种改造一定是零碎的改造，——一点一滴的改造，一尺一步的改造。无论你的志愿如何宏大，理想如何彻底，计划如何伟大，你总不能笼统的改造，你总不能不做这种“得寸进寸，得尺进尺”的工夫。所以我说：社会的改造是这种制度那种制度的改造，是这种思想那种思想的改造，是这个家庭那个家庭的改造，是这个学堂那个学堂的改造。[23]

这是他首次直接引用“得寸进寸”的说法。此前，他在1919年11月写的《新思潮的意义》文中说新思潮的唯一目的就是再造文明，“文明不是拢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拢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进化的。现今的人爱谈‘解放与改造’，须知解放不是拢统解放，改造也不是拢统改造。解放是这个那个制度的解放，这种那种思想的解放，这个那个人的解放，是一点一滴的解放。改造是这个那个制度的改造，这种那种思想的改造，这个那个人的改造，是一点一滴的改造。”[24]

他的“得寸进寸”的社会演进思路此时已经成型。这个思路早在他留学美国时就已初现雏形：

1915年2月21日，正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的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院、无美术馆，乃可耻耳。我国人其洗此耻哉！”[25]

1916年1月31日，他在写给美国H.S.维廉斯教授的信中说，自己不赞同一场革命，而宁愿从基础建设起，他一贯相信，通向开明而有效的政治，没有捷径可走。“不管怎样，总以教育民众为主。让我们为下一代，打一个扎实之基础。”虽然他知道这是一个极其缓慢的过程，但也是一个十分必需的过程。[26]“得寸进寸”就是需要这样的一种耐心。

1916年1月25日，他在寄给许怡荪的信里说自己别无奢望，“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如是而已。”[27]

他所说的教育并不局限于学校教育，而是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教育，所以，他选择的下手处就是倡导白话文，试图通过语言的革新，来建立新社会的基础。  

1922年6月18日，他在《努力周报》发表的《我的歧路》文中回忆，自己1917年回国，7月5日船到日本横滨，得知了张勋复辟的消息，“到了上海，看了出版界的孤漏，教育界的沉寂，我方才知道张勋的复辟乃是极自然的现象，我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28] 

“五四”以来，胡适不断使用“得寸进寸，得尺进尺”类似的说法。1922年6月他在为《努力周报》写的“这一周”短评说：“我们是不承认政治上有什么根本解决的。……我们应该把平常对政治的大奢望暂时收起，只存一个‘得尺进尺，得寸进寸’的希望”。1930年10月23日，他为“中国科学社”写社歌，最后几句歌词就是：

我们唱天行有常，我们唱致知穷理。

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29]

1934年，他写《“九·一八”的第三周年纪念告全国的青年》。其中说：“努力一分，就有一分的效果。努力百分，就有百分的效果。”[30]

他不相信根本的改造，不幻想毕其功于一役，一夜之间在地上建起天堂，不赞成那种寻求一揽子解决的主义，对各类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主义总是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他只相信一点一滴的改造，在他看来，即使是世界史上的两次大革命（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虽然震动百世、快意一时，最终还是要回过头来面对枝枝节节的问题。因此，他为自己选择了一条“得寸进寸”的渐进之路。

1919年发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就是因为他不赞同那种大而化之，一个主义在手就可以包医百病的思路，希望脚踏实地，得寸进寸，一个一个地解决问题。他说：“‘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31]他喜欢易卜生的选择，“易卜生是聪明人，他知道世上没有‘包医百病’的仙方，也没有‘施诸四海而皆准。推之百世而不悖’的真理。因此他对于社会的种种罪恶污秽，只开脉案，只说病状，却不肯下药。但他虽不肯下药，却到处告诉我们一个保卫社会健康的卫生良法。”[32]

1922年2月12日，他在北大同学新闻事业同志会成立时讲话，希望学生对于真的问题、活的问题有点贡献，“宁可因讨论活问题而被封禁，被监禁，被枪毙；不要拿马克斯、克洛泡特金来替张作霖、曹锟、薛大可、叶公绰的报纸充篇幅！”

他选择“得寸进寸”的社会演进思路，使他只愿意在学术教育和思想言论层面上努力，他可以在北大做教授、做中国公学校长，做北大文学院院长，校长，但他对从政没有兴趣，无论是北洋政府时期的教育次长还是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部长、考试院长、行政院长，他都没有兴趣，革命更不是他的选择。1921年8月12日，老朋友朱谦之在商务印书馆见到他时，正好读了他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大喜，以为他的思想变了。歌词中赞美辛亥革命时用炸弹炸袁世凯未遂和炸良弼的彭家珍四烈士，其中说：

他们的武器：

炸弹！炸弹！

他们的精神：

干！干！干！

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说：“谦之向来希望我出来做革命的事业，我不赞成他的意思。他在警察厅曾劝我革命，但我不赞成。”[33]

他的“二十年不谈政治”承诺并没有坚持多少年，但在大多数时候，他谈政治只是一种业余的精神生活，“在我成年以后的生命里，我对政治始终采取了我自己所述评的不感兴趣的兴趣。我认为这种兴趣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的责任。”[34]他的这种兴趣主要是言论表达，他始终倡导并践行用真姓名发表负责任的文字。1922年2月7日日记：“梁任公吃亏在于他放弃了他的言论事业去做总长。我可以打定主意不做官，但我不能放弃我的言论的冲动。”[35]他坚持自己办刊，从《努力周报》到《新月》到《独立评论》，这是他生命中最有光彩的事业，也是他践行“得寸进寸”的重要方式之一。他赞同联省自治，但是当1921年9月21日，蓝公武劝他加入他们的联省自治运动时，他就不肯加入，“我虽现在不主张放弃政治，但我不能玩这种政客的政治活动。”[36]梁启超们要和他结合组党，他也拒绝了。

他对年轻人的期待，总是希望他们先把自己铸造成器。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引用易卜生的话说：“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37]所以，激进的青年常常会觉得他的主张太温和了，不够过瘾。

1922年9月6日，北大2个学生黄日葵、刘仁静遇到他，他们不满意他谈政治的态度，他则很诚恳地告诉他们：“我也想用一个观念来简单的说明现在的复杂现状，但我的训练使我的思想万不能[不]如此简单。这是没有法子的！我们谈政治的方针，事实第一，步骤第二，意见第三。”[38]

1926年9月18日，他在欧洲与傅斯年谈政治，那时候，傅希望中国能有一个有能力的独裁者出来，以整饬社会秩序，再造文明。他不赞同，认为这与唐明宗每夜焚香告天，愿天早生圣人以安中国，有何区别？何况独裁者如墨索里尼之流，“势不能不靠流氓与暴民作事，亦正非吾辈所能堪。德国可学，美国可学，他们的基础皆靠知识与学问。此途虽迂缓，然实唯一之大路也。”[39]

他从来不相信一夜之间在地上建起天堂，不指望天上掉大馅饼，宁愿走迂缓之途，不断求得问题的不断解决。他从来没有打算依靠某个救世主，而只相信每个人自己的觉醒和选择。这年11月25日，他在欧洲写信给好友、地质学家丁文江：

今日之事只有三条路：一是猛烈的向前，二是反动的局面，三是学术思想上的大路。（缓进）

   我们即不能加入激进派，也决不可自己拉入反动的政治里去。[40]

   他的选择与他的成长经历、教育背景有关，其中不能忽略他幼时对太平天国的创伤记忆，他生于1891年，去太平天国已远，但他从长辈那里听说了许多有关太平天国的事情，特别是他的故乡遭遇太平天国之乱，人口从乱前的6千人到乱后的一千二百人，减少了百分之八十。[41]

从胡适再往前推，得寸进寸的思路和说法，比他老一辈的晚清人物张謇就有过，1895年以后以状元身份在故乡南通埋头办实业、办教育，早在1906年就提出过类似的说法，“立宪大本在政府，人民则宜各任实业教育，为自治基础，与其多言，不如人人实行，得尺则尺，得寸则寸。”[42]当时清廷已颁布了预备立宪诏书，民间立宪运动正在兴起，各种议论纷纭驳杂。

戊戌变法的当事人王照欣赏胡适，民国元年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其中也提出过“得尺则尺，得寸则寸”。1930年 10月9日王已70多岁，在上海访胡不遇，留下了这篇稿子，他担心胡适不理解，专门在这一句下面注了一句话：“得尺得寸，即胡先生一点一滴之谓。”[43]

胡适在年轻时曾对梁启超、张謇这些稳健派抱有最大的希望，1916年7月17日，袁世凯死后，他认为国事有希望，理由是这次反袁的中坚人物，“不在激烈派，而在稳健派，即从前的守旧派。这情形大似美国建国初年的情形。”“我国今日的现状，顽固官僚派和极端激烈派两派同时失败，所靠者全在稳健派的人物。”“将来的希望，要有一个开明强硬的在野党做这稳健党的监督，要使今日的稳健不致变成明日的顽固，——如此，然后可望有一个统一共和的中国。”[44]

胡适主要是学者、思想家，张謇是实业家，也是教育家、政治活动家，他们扮演的社会角色并不相同，但他们一样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进得一寸就是一寸，不奢望，不幻想，温和而执着。与那些高扬激进旗帜、大刀阔斧、雷霆闪电般的历史人物相比，他们往往显得不够过瘾，不够雄浑，不够痛快，似乎缺乏颠倒山河、挥洒自如的大气魄，但是，从一个较长的历史进程来看，不能不承认，他们的选择可能留下了更多正面的遗产，是后人可以效仿，可以跟进的。一个古老民族在流了太多的鲜血之后，也许更应该珍视那些不流一滴血的本土精神资源。

胡适对张謇的认同是由衷的，所以他在1929年12月为张孝若的《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写序，深情地称许张謇“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他独力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的志愿而死。”[45]

做独立知识分子是胡适的选择。虽然他与政治舞台上的人物也多有来往，包括蒋介石在内。胡适与实业家、银行家多有来往，日记中提及的有穆藕初、刘鸿生、徐新六等人，有些还是好朋友。实业家和知识分子之间，在20世纪前半叶有着很多共识，也有很多合作。他们都是晚清开始产生的新兴的社会阶层，是古老中国的新因素。他们大多数都是认同“得寸进寸”的社会演进思路，并在找到各自的支撑点之后，步步往前努力。如果说胡适的支撑点是白话文，是新语言，那么张謇的支撑点就是实业，办工厂。

   傅斯年留学归国之后认同了胡适的思路，1948年最后一天，他们在南京长江边一边喝酒，一边背诵陶渊明的诗，并潸然泪下，就是因为这种渐进推动中国的路走到了尽头。信奉“得寸进寸”演进之路的他们不期待一个完美的明天，他们致力于今天，他们不寻求乌托邦式的天堂，而是为百病丛生的现实寻求解决办法，不断地发出他们独立的声音，表达他们的见解，唤醒社会，这是一条代价较小、成本较轻、较为健康的道路。然而当他们追求的这条路将被急风暴雨的革命打断时，他们内心的凄凉可想而知。

傅国涌

一

2009年10月26日，一代史家唐德刚先生走了。

对于1920年出生的他来说，无疑是生逢乱世，历史在他不只是安身立命的职业，而且包含了他的人生经历和生命体验，他不仅身历军阀争战、国民革命、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等一系列大历史，而且与李宗仁、顾维钧、张学良、胡适等许多历史的创造者有近距离的接触，他笔下的历史是活的，里面有他自己的生命亲证，那些曾与他血肉相关的时间早已沉淀在里面，其中混合着他的的呼吸和心跳。也因此，他的笔才会如此纵横自如，大开大阖，不拘一格。

他是历史的研究者，更是亲历者。虽然他在1948年就离开了生养他的这片大陆，然而在太平洋的另一边，却又何曾一刻忘记与他血脉相连的母国，母族的兴衰祸福始终萦怀于他的心头，一生难以放下，因此他才会在1999年写下这些话：“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过来人。……真是感慨万千，一言难尽。尤其是我们学历史的老兵，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人相食，眼看他打砸抢，再眼看他改革开放，起死回生。……”引人深思的“三峡史观”既是他的读史的心得，也是他阅世的总结。

正是他在遥远的异乡，一次次在落日楼头，断鸿声里，将兴亡阅尽，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才领会到历史的奥秘。1996年9月，他在台北《传记文学》发表的《中国国家转型论提纲》率先提出两百年出“三峡”说，中国政治社会制度的第一次大转型是在两千多年前，从封建制转到郡县制，前后经过了二、三百年才最终完成：

“这第二次大转型是被迫的，也是死人如麻，极其痛苦的。这次惊涛骇浪的大转型，笔者试名之曰‘历史三峡’。我们要通过这个可怕的三峡，大致也也要历时两百年。自1840年开始，我们能在2040年通过三峡，享受点风平浪静的清福，就算是很幸运的了。……不过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一日。”

他自称这是“积数十年治学与教学得，对祖国历史，和国族的前景，所作的粗浅的认知和‘大胆的假设’。”三年后，他在另一文中进一步发挥这一观点：

“过去五千年的一部中华通史，实是一部‘帝王专制史’；而今后五千年（至少一千年吧）的中华通史，将是一部‘民主政治史’。此一转变，实是任何人力、物力，皆不能逆转者也。这就是吾人所谓的历史的‘必然’。

但是‘帝王专制’，所牵涉的非‘帝王’一人而已也。它是个政治社会文化相互配合的特殊制度的集体运作。也是一部统治机器的有效操纵。‘民主政治’亦然也。它是一种制度；也是杜威、胡适师徒，口口声声的所谓‘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也。所以从帝王专制，要转变成民主政治，不可一蹴而几。二者要从政治经济转型开始，而一转百转，要全部转完，实非数百年不为功也。”

 “两百年出三峡说”因为收入《晚清七十年》一书开篇而广为流布，引起相当的关注。2000年6月，两位与唐德刚同时代的知识分子，1920年出生的许良英先生与1923年出生的李慎之先生之间对此有过一番讨论。李先生认为按照两百年出“三峡”说，还有四十年，也不算太长。研究自然科学史出身的许先生则有不同看法，认为“历史的变化，常常是难以逆料的。……促成历史发展的因素是很复杂的”，他不相信历史可以预见，而是深信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和人心不可悔”。

当然，作为史家，唐德刚先生深知历史不仅有其“必然”，更有不可预测的“偶然”或“变数”。他曾当面对张学良说，西安事变改写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那就是历史中的“偶然”。历史就是由“必然”与“偶然”相互激荡而成的。

其实，“三峡史观”的价值并非是时间上的预测，不是到底多少年出“三峡”的问题，而是对一种隐隐约约的历史脉络的清晰洞察，更是对本民族命运与前途的深情关切。在漫长的时光中，此生都与母国同优乐的一代史家，读史阅世，奉献出了这一“大胆的假设”，就是要我们去“小心的求证”。我相信，对于“三峡史观”的讨论，并不会随着他的逝去而终止。但是，他对历史演变路径或者说方向的把握则是无须质疑的。

唐德刚先生走了，历史仍在“三峡”中。

二

千千万万的中文读者记住了唐德刚这个名字，大约主要是因为他的《晚清七十年》。其实，作为史家，他真正的功业建立在口述史上，那是他扎硬寨、打死仗的专业，《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都已成为这个领域扛鼎的范式之作，可以藏之名山、传之不朽。我有时甚至想，《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这些通俗性历史作品，只不过是他的“业余”之作，属于无心插柳，而不是他的刻意经营。

口述史本来就是记录历史的古老形式，司马迁文采风流的《史记》即采用了大量的口述史料，唐德刚给口述史注入了新的因素，树立了活的范例，设定了具体的标准，这是他对现代史学的一大贡献。口述史并不等同于我们平常说的“口述自传”、“口述回忆”，如果只凭传主个人并不可靠的记忆，缺少详实可靠的档案和其他材料的相互参证和补充，不算真正的口述历史。唐德刚说，口述历史决非是一个人讲、一个人记下来那么简单，那样至多是一堆口述史料。他说，在《胡适口述自传》中，胡适的口述大概占50%，另外的一半是他找材料考证补充上去的。《李宗仁回忆录》，本人口述只占到可怜的15%，其他的85%是他从报纸、图书馆到处搜求资料补充、考证而成的。以这个标准来衡量，近年出版的《张学良口述自传》无疑是不及格的，至多算个毛坯，离最后的成品还很远。 

年轻的唐德刚因缘际会，踏进口述史的领域，按他自己的说法，一是录音机的发明，二是1949年中国政局的剧变，大批民国史上的重要人物移居美国，李宗仁、胡适、陈立夫、孔祥熙、顾维钧……这些显赫的名字吸引了哥伦比亚大学，而他恰好被选中来执行这个计划，民国口述史的这一扇神秘之门就这样被他轻轻推开。

顾维钧是一位阅历极为丰富的外交家，一个人就是一部中国近现代的外交史，加上顾氏本人保存了大量的档案材料，《顾维钧回忆录》的价值、可读性无疑都是值得期待的。唐德刚最初曾参与这一口述史抢救计划，并且是顾氏外交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段。当他离开当时哥大的口述历史室之后，录音稿最后由一位缺乏文学天赋的美国小姐整理，将他“从前写得很生动、很精彩的一些情节删掉了不少”，加上部头太大，我们现在读到的《顾维钧回忆录》中文版就没有李宗仁回忆录那样可读了。其实，即便最后整理的那个美国小姐文笔一流，也不可能达到唐德刚那样的境界，因为她缺乏的是对历史情境本身的体验和感悟。唐德刚亲身经历了民国以来的动荡乱世，自青年时代起滞留海外，有深刻的去国怀乡之感，历史是他乡愁的冲动，语言也是他乡愁的冲动，即使他用英语来记录历史，他也能体会到祖国的兴亡、历史人物的悲欢与荣辱，体会到母语的独一无二，他在不经意之间将自己的人生体验、生命感喟、故乡情结化入其中。正是这些特殊的人生际遇和个人天赋，使他的口述史不同于常人，有着独特的魅力和不可替代的史学价值。

唐德刚先生是史学中人，也是文学中人，他有深湛的古典文学功底，能诗善文，年轻时曾办过文学期刊，出版过杂文集，对《红楼梦》有深入的研究，还写过一部60万字的长篇小说《战争与爱情》，他明确指出，这部小说“也是口述历史”，虚构的只是人名、地名罢了，他要用这部小说为同时代那些历尽苦难的小人物们的噩梦留下一点见证。他一直在寻找小说和历史之间的界限，他用英文写过一部长达上千页的《民国史》，之所以迄今没有付印，是因为他觉得笔下都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将”，而千千万万浴血苦战、辗转呻吟的士兵小卒则只字未提，这是我们所谓的“历史”的黑洞，这个黑洞只有靠“小说”去填补。他如此区分小说与历史——“大事件、大人物就应该用‘历史’来写；小人物、小事件，甚或大人物、小事件，就应该用‘小说笔调’来写。”在他看来，小说写的是“真实的社会、虚构的人物”，历史写的是“真实的社会、真实的人物”，两者不过是“一个铜元的两面”。他的口述史和其他历史作品，之所以都有很强的可读性，就是他以“小说笔调”来记录“真实的社会、真实的人物”，使人读起来一点也不枯燥。

当然，还有一点不能忽略，他的文字本身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个性，亦庄亦谐，亦雅亦俗，在文言与白话之间出入自如，他可以将许多流行的名句、俗语伸手拈来，活学活用。他的历史作品因此没有教科书式的正经和刻板，更不同于时下盛行的学院派文字，常常板着一副学术八股的面孔，道貌岸然，言之无味。而且他打通了历史与现实，时不时从历史中探出头来，插浑打科，淡笑戏虐，这是中国传统说书风格的现代版本，让人读来常常开怀、捧腹，大大拉近了历史和芸芸众生的距离。

唐德刚先生走了，历史仍在“三峡”中。从这一刻起，他的生命也要归入历史。

多年前，唐德刚曾用“以一人敌一国”来评价台湾《传记文学》的创始人刘绍唐。以长远的时间尺度来衡量，几乎每一个真正出色的史家，都拥有“以一人敌一国”的力量，中国的司马迁、陈寿、司马光这些人，希腊、罗马的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吉朋这些人，乃至英国的汤因比，德国的斯宾格勒，以及写下《第三帝国的兴亡》的威廉·夏洛伊，……他们凭借自己的传世之作，无不做到了这一点，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的著作都活在时光之流中，不可磨灭。生于20世纪、殁于21世纪的唐德刚，因着他在口述史方面的卓越建树，因着他脍炙人口的历史作品，更因着融汇了他生命情怀的“三峡史观，注定也要进入这个“以一人敌一国”的精神谱系。

——戊戌变法获罪人张荫桓

“傅国涌

大名鼎鼎的康有为因为出生在广东省南海县（现在的佛山市南海区），而被叫做“康南海”，110年前发生的戊戌变法使他踏上流亡之路的同时也使他名垂青史。另有一位南海出生的历史人物张荫桓就没有幸运，他因为参与那场功败垂成的变法几乎掉了脑袋，侥幸多活了两年，到1900年还是被慈禧太后下令杀了，《清史稿》虽然为他立了700多字的一篇传，但对于他的惹祸上身、惨死结局都缺乏详实交代。

张荫桓不是科举正途出身，他的从政生涯是从捐了候补知县开始的，因为能干，受到地方大员的赏识，步步高升，进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四年多，成为驻外使节中的佼佼者，回国后，任户部左侍郎6年，翁同龢对他十分倚重，在日记里称许他“此人才调，究胜于吾”、“真绝才也”。

戊戌变法时设立矿务铁路总局，他与王文韶受命主持。没多久，政变发生，康、梁亡命，他和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共八人先后被捕。狱中，他向狱卒打听“能不能留下一两人？”狱卒说留两人，他问是谁，回答是杨深秀、康广仁。行刑那天，他果然听到套车六辆，自知难以幸免，只有静坐等死，结果，8人中留下了他和徐致靖，徐永远监禁，他流放新疆。上谕宣布他的罪名只有四个词：“居心巧诈，行踪诡秘，趋炎附势，反复无常”，都很空洞，并无实际内容，从这十六个字我们实在看不出什么来，难道仅仅因为他和康有为是同乡？ 其实，他对维新事业参与不深，他只是一个比较能干的新官僚罢了。他之所以为慈禧太后不喜欢，原因还是在朝廷内部的派系之争，当时所谓的“帝党”、“后党”，他本无倾向，但他与翁同龢接近，而被视为“帝党”。加上他出使多年，沾染了洋气，吃洋菜，看灯影戏，生活非常奢华，家里收藏大量名画，光是王石谷的山水就在百幅之上，书斋就叫“百石斋”。他很喜欢钱，维持他的那种生活也需要钱，他先后供职的总理衙门、户部又都是肥缺，再加上他的侍才傲物、口无遮拦，因此颇受“后党”的嫉恨，多次遭到弹劾，一度曾被革了职。

还有一件事，对他的命运也不是无关紧要的，1897年，他前往英国祝贺维多利亚女王即位60周年，归途在巴黎拍卖行买了贵重的红、绿帽花两枚、钻石手镯两副，献给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帽花是绿的更贵，他指名献给慈禧。但是，他忽略了给一手遮后宫的太监总管李莲英备一份，结果李使坏，在慈禧面前说正室穿红，妾只能用绿。西宫出身的慈禧对此极为敏感，恼怒之下就将两份礼物一律退还。此事虽然发生在前，但慈禧对他从此有了恶感。

当戊戌政变后，如果不是英、日两国驻华使节出面救他，他也是要送上菜市口的，那就不只是“六君子”了。他办外交、出使多年，在外国人眼里，就是个外交家。

1898年9月25日，他被捕之后，英国公使窦纳乐给李鸿章写了信，觉得分量不够，又写信给日本代公使林权助，希望当时正在北京的伊藤博文帮助。林权助在和伊藤商量后，亲自去见李鸿章，并以伊藤名义，请李出手救张荫桓。李一开始不答应，林权助威胁说这可能要引起列强干涉。不得已，李给荣禄写信，要他到慈禧那里想办法。李当时虽不在位，但影响力仍在，接任他的荣禄对他的话还是很相信，徐致靖也是他通过荣禄保下来的。

张荫桓流放新疆，在直隶境内半个月，押解他的两人叫王庆保、曹景[成耳]，他们一路聊天，两个有心人，将他所说的逐日记下来，结果成了一本书《驿舍探幽录》，其中讲到朝廷引用康有为的经过、“六君子”被杀的情况，德国亨利亲王、日本总理伊藤博文召见他的往事，甚至提到：“皇太后私蓄有二三千万金，半在南苑，半在大内，皆用红头绳束之。”两年后发生八国联军之乱，他在新疆被杀，和他的这些言辞恐怕也不会没有关系。流放途中，他做了很多诗，不知道为什么起名《荷戈集》。他对自己的处境倒还坦然，只是怀念流散的名画，其中有这样一首诗：

无限艰危一纸书，二千里外话京居。覆巢几见能完卵，解网何曾竟漏鱼。百石斋随黄石散，两家春作绿杨虚。灞桥不为寻诗去，每忆高情泪引裾。

傅国涌

1936年冬天到1937年春天，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危机日近一日，《大公报》后起之秀王芸生在上海写下六封给北方青年的公开信，风行一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中1937年5月18日写的《六寄北方青年》，首先谈的就是民主问题：

“Democracy这个词，从希腊语源上，应该译作‘平民政治’，它的定义亦可以此四字尽之。这个名词及其运动，都发源于希腊，在历史的演变上却形成不同解释及方式。在大陆上是一种形态，在英国及美国又各有不同的解释。”

他继续引用威尔逊的话说：“近代的德谟克拉西和罗马或希腊时代的德谟克拉西是具着极不相同的形态，而它们所根据的原则，更有天渊之别。近代的德谟克拉西的理论是权利平等，而不问血族和种别。它以社会一般的福利作为法律的归趋与目的。它并且宣称，没有一个阶级，或少数的贵族，无论他们的人数如何众多，才具如何干练，思想如何开明，能用足够的广大眼光，或能充分的屏除偏见，以认清一个民族整个的需要，或是为了大众的利益，而领导它的趋向的。凡是制造法律或执行法律的人们的行为，在每一步骤中，必须被统治者的同意，加以审核与决定。”

威尔逊的解释不免太抽象了，我们要的民主究竟是哪种形态？他自问自答说，综合时贤的论点大都倾向于立宪的民选议会的代议制度，他也赞成这种制度，但他知道实现的步骤不可能一蹴即就。胡适称民主政治是幼稚园的政治，但即便是幼稚生也要达到能走路、会提小书包的年龄。“民主思想及其运动，在我们中国的历史太短浅了。我们还没有以民主思想为中心的公民教育，识字国民又那么少，土豪劣绅军阀官僚仍在支配包办着我们的国家社会，这都是实行民主政治先天的缺点。”所以，他主张中国要实行民主政治，在步骤上却须逐渐的达到，也就是走一条渐进的民主之路。在当时，就是借助孙中山设计的国民大会这个形式来推进民主，给国家树立民主政治的基础，而不是在体制外从头开始，另起炉灶。在1937年1月10写的《再寄北方青年》最后，他呼吁掌握政权的国民党确定召开国民大会的日期，并且把以前的选举法再考虑得进步一些。“经过这个阶梯，我们的政治可以更民主化一些。在一个比较民主化的政治局面下，可望团结全国力量以担当建国的任务了。”

有人批评他对民主的要求不彻底，他解释说，他在这里说的“更……一些”、“比较……的”都含有“逐渐”的意思。他认为逐渐推行民主政治，这是顾及实际的办法，这个办法虽然不是马上实行多党的议会民主，但在时间观念上，和他的民主信仰并不矛盾。在1月19日写的《三寄北方青年》最后他又一次提到国民大会，“我虽不敢对国民大会预存多少幻想，但它确是和平递嬗走向民主政治的一条大路。” 在4月20日写下的《五寄北方青年》中，他说得更详细。当时已确定在当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国民大会的组织法和代表选举法都已在研讨修正中——

“我们虽不敢幻想由这个大会中出现一个完善无缺的宪政，但这却是走向民主政治的一个阶梯。我们要把握住这个阶梯，不要放任使它变成一个四肢不灵意志不全的东西。

现在无论是谁，只要是中国国民，都有对修正中的国民大会组织法及代表选举法发表意见的权利。我以为要实现一个真正民主化的国民大会，除了在立法技术上注意之外，最根本的是观念问题。在观念上，应该根本洗刷掉包办的思想。这一点是应该由国民党来放大襟度的。”

他的这些主张社会影响很大，就连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凯丰都在延安的《解放》上作出回应，发表了一篇《我们所望于北方青年者》。然而，就是这样不彻底的民主要求、“顾到实际的逐渐办法”也未能实现，国民大会安排固然是被抗日战争打断了，但执政的国民党不是没有责任的。延搁十年召开的国民大会因为共产党、民盟等重要党派的拒绝参加而不可能成为推动民主化的一个阶梯。因为8年抗战，时势的变化，王芸生倡导的这条借助国民大会的渐进民主之路走不通了。

【傅国涌按：前些天和妻子去厦门旅行，顺便去看土楼，那些大山深处城堡式的建筑，从卫星俯瞰，如同朵朵蘑菇云，据说曾让冷战时代的美国担忧过。】

四菜一汤700年的东倒西斜楼塔下村的土楼土楼中的80老人

土楼老人

远眺大担岛，属于台湾的地方，山崖上的标语依然鲜红

傅国涌

    中国两千年漫长的历史上，我觉得只有两次和平转型的机会，失去了非常可惜。中国是一个暴力传统常深厚的国度，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表明任何一次的朝代更迭都是暴力完成的，不是农民造反，就是宫廷政变、黄袍加身，总是这样的一种暴力模式在主导着中国社会的演变。“和平转型”对中国来说是完全是个陌生的概念。在中国古代史中我们是读不到“和平转型”这个词的。“和平转型”之所以在近代出现可能性，是因为引入了其他文明的因子。自鸦片战争起，从来没有遭遇过的西方力量敲开中国的大门，从而打破了一个农耕社会数千年的平静，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处于农民种地纳粮、皇帝垂拱而治这样的一种模式。中国的农民只要有地种，求温饱就足矣，皇帝则充分利用中国农民的顺从、忍耐，只要不把他们逼到饿死的边缘，是不会造反的，所以一种制度可以周而复始的循环，从来没有什么变化，百代都行秦政制，不管换什么皇帝，都采用一样的制度。严格地说，统治方式就是生活方式的另一面，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就有什么样的统治方式。

两次和平转型，第一次是出现在晚清新政到宋教仁被刺杀这个历史阶段，第二次是出现在抗日战争结束到1946年政协会议，然后政协决议没得到实施，国共谈判破裂，以内战告终。这是中国可以和平转型的两次比较大的机会。

    和平转型成为可能是需要条件的，第一个条件是必须产生几种不同的社会力量，他们相互之间能进行较量、搏奕，如果有一方特别强大，能绝对主导整个局面，那么社会就绝对不可能出现和平对话的方式。和平转型只有在这个社会有了至少两种以上的不同力量，而且力量基本上对等，或者说每一方都不具有决定性的主导权时，才有可能出现。

我们看从晚清到民国初年这个阶段大约十来年，为什么第一次出现和平转型的可能性，就是因为当时的晚清政府实际上已经被西方列强大大地削弱，本身已不是一个能绝对说了算的力量，这时候在民间兴起了一股强大的、以往曾经被我们忽略的力量，就是立宪派，这股力量是建立在新兴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大量开办的工厂和对外贸易都是以往传统社会不可想象的一种经济方式，随之产生了那些人、那些力量。可以说，立宪派就是清政府之外的、独立于官方的一种新经济力量，这是第二种力量。第三种力量就是社会的强烈不满分子，包括孙中山在内的主张用革命方式来改变现状的力量。当时至少出现了这三种力量的博弈。每一种力量中又有不同的小力量，比如说清政府内部，由于中央政权的削弱，地方政府的崛起，逐渐地形成了地方大、中央小的局面。直隶总督袁世凯和他代表的北洋力量几乎超过了皇室的力量。因为他掌握了当时最新式的北洋陆军，其他各地新办的新式陆军基本上都掌握在日本留学回来的士官生手里。所以，我们看辛亥革命，严格意义上不是一场纯粹暴力的革命，只是有限暴力，它是在武昌工程营几个士兵首先起事，没有发生特别大的暴力冲突，长江流域就传檄而定，各地就纷纷独立了。各地独立的基本力量实际上也不是革命党人的力量，而是新军和立宪派的力量为主，这些力量在当时的中国已经举足轻重，是朝廷不能完全控制的力量。清廷面对这样的格局，选择了一个禅让的方式，它说的非常体面，只是交出政权，继续保持皇室的尊荣。在孙中山代表的革命阵营里面也不是铁板一块，并不是都听孙中山的，他仅仅能掌握同盟会的一个派系，名义上他是同盟会领袖，但是在同盟会当中有很多不同的派系并不臣服他，包括直接导致武昌起义的组织，叫中部同盟会，这个组织跟他就没有太大的关系，是宋教仁、陈英士他们成立的，在成立宣言里面甚至不点名地批评了他，他们对于向来很敬重的、富有人格魅力的黄兴也颇有微词。浙江、安徽一带的光复会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地合并到同盟会里面。以往的历史教科书说，1905年，孙中山的同盟会、黄兴的华兴会和章太炎、陶成章他们的光复会在日本东京合并成为同盟会。事实是，这三个会从来没有以会的形式合并过，也就是说不是组织上的合并，华兴会也是一样，大部分骨干成员都加入了同盟会，当时他们曾开会研究要不要取消华兴会，讨论的意见是既然大部分骨干都已加入同盟会，华兴会就不要活动了。兴中会整个转入同盟会，兴中会事实上就不存在了。光复会只是个别成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同盟会，但光复会的名称一直保存着，在长江流域一带继续以光复会的名义活动，从来没有说它们被同盟会取而代之。仅仅两年以后，1907年，孙中山和章太炎、陶成章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为了经费的支配、筹集等问题，矛盾非常深，所以就分家了。已经加入同盟会的光复会的主要人物都脱离了同盟会，自立门户，重建立了光复会总部，重新去发展自己的组织，跟孙中山派系争夺筹款的资源。

在立宪派内部也没有一个领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全中国的能力，从来都没有。立宪派是晚清新政的产物。1900年，八国联军把慈禧太后赶到西安之后，她才意识到必须执行被她亲手扼杀的戊戌变法的遗产，甚至走得比戊戌变法更远，这才有了晚清新政。许多措施超过了1898年光绪皇帝103天当中颁发的那些诏书范围，已经进入了实质性的改革层面。我们现在对晚清历史很多地方都矮化了。以慈禧为代表的决策者已经感觉到不得不走改革的道路，除了经济改革，还要政治改革。她开始意识到严峻的危机，不光来自外患，还有内忧。当时进行的官制改革做得比较完整，从地方到中央把整个官制都改过来，有些地方甚至近代化了。像农商部、学部、交通部这样的新机构都已经出现，完全摆脱了传统社会延续了多少年的六部的官制。而且，清廷的改革已超出简单的行政改革范畴。清末新政带来的最大一个遗产就是地方自治，它给予了各个地方成立咨议局的权力，而且实质性地去做了。咨议局的选举虽然不是所有人都能参加，它有一个最低财产的限制、最低教育程度的限制，来确定选民资格和侯选人的资格。即使如此，一百年前做到这样，在中国来说完全是一个突破性的进步。我们不能小看大清王朝的这种度量、这种开放。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他们的思维方式里面从来都没有想过要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来变革社会，而是自上而下的统治，一个圣旨下去一切都解决。但是，咨议局的出现意味着中国的政治文明开始跨入一个农耕社会陌生的状态。咨议局之外，全国性的带有准议会性质、名义上当作咨询机构的资政院也已经成立，由各省咨议局选出部分代表，皇室再挑选自己的代表共同组成，皇室的比例占了1/2强，在人数上略多一些，但是由于这些人大多数是一些老朽，一些没有什么新知识的人，所以开起会来，整个会场就被那些地方选举上来的代表给完全控制了，地方代表的发言，那些官选代表无法对话，压根就没有对话的能力。这个时候实际上人数不是最主要的。一个会场里，哪怕只有1个人说出“我反对”，它的意义也是非凡的。因为这里出现了不同的声音，这是质的区别，不是量的不同。晚清中国，一种新的社会力量迅速地窜起来。

当年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里循去过中国很多地方，保留了大量的原始照片。其中有一幅照片，我看了非常震撼，他到了新疆，那个时代的交通条件，坐马车从北京去新疆要很多时间。他拍下了新疆咨议局的照片，那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小院，却赫然挂着一块非常醒目的“新疆咨议局”牌子，门口有一棵老树，掉光了叶子。看了这幅照片，我的感觉是，当时的物质条件是很差的，跟现在无法比，如今一个小小的乡镇政府可能就富丽堂皇、豪华奢侈。那个时候一个省级议会机构不过是几间平房，看上去非常不起眼的一个院落。但是这不要紧，那块牌子就是一个新生事物，牌子就意味着新的因素。

当时的清政府和社会已经出现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当然我们知道慈禧太后做这些并不是心甘情愿的。历朝历代从来没有一个统治者主动放弃自己掌握的部分权力、让民众来分享的，开明君主的“开明”一定是有具体原因，这个原因，我们要到历史中去寻找，他们的原因可能各不相同，但肯定都有自己的原因，绝对不可能是他们主动地让渡出一部分权力。包括蒋经国二十多年前在台湾开放报禁、党禁，走向民主化，他也是因为有很多的压力，是综合的因素迫使他做出这样的抉择。但是一个统治者能够作出这样的抉择，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都离不开他主观上的决定。所以哪怕是不情愿的，是假的，最后弄假成真了，我们都得肯定这个统治者的这一举措，历史上还是要给他写上一笔。什么叫历史？历史就是“是者是之、非者非之”，他做了这个事，就要把它用刀刻在一片一片的竹简上。

有了朝廷和社会之间的这种互动，到了清朝快要崩溃前几年，事实上已出现了一种和平转型的可能性，而且历史的步伐已经迈开了，但是它的步子慢了一点，被革命的步伐超过了。孙中山代表的革命力量始终是社会的重要力量之一，哪怕他们的人数最少、力量有限，哪怕他们都被赶到海外去了，但它始终在场。历史就是这样。不是因为你弱小就不存在，而且所谓的弱和强是可以转化的，有时候它的转化可能就在一个晚上。我们看东欧的当代历史，齐奥塞斯库在广场上演讲的时候还是威风八面的，他在台上侃侃而谈，那么的从容，转眼之间攻守之势易也。历史不能完全用量来衡量，有时候数学在历史当中没有太大的作用，它是无法进行精密计算的，数学算不出历史的尺度，数学也算不出王朝更迭的时间，数学更算不出历史未来变化的趋势。很多的时候，量的因素在历史当中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

概而言之，一个社会产生了两种或三种以上不同的社会力量，而且没有一种可以把另一种立马吃掉的那种格局下，是有可能出现和平转型的。

当然，和平转型需要有第二个条件，那就是遭遇一个大的契机，这个大的契机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国际性的背景。世界进入近代之后，就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孤立地把自己画地为牢，关起门来玩家家了，尤其不能再按照历朝历代玩过的旧玩法，它要融入整个国际政治新格局当中。晚清到民初，对中国影响最深的是大英帝国。由英国解密的蓝皮书可知，英国驻华机构每天都在观察中国的政局变化，然后向伦敦的外交部汇报，他们对中国时局走向的分析，简直比我们中国人还要了解中国人，他们比中国人还要关心中国人。英国驻中国公使朱尔典对推动清朝的和平交接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朱尔典的干预直接导致了袁世凯的上台，甚至是一个外国记者都能在关键时刻发挥意想不到的巨大作用。《泰晤士报》记者莫里循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多次介入了中国近代的重大事件。他在中国待了几十年，是一个典型的中国通。他跟袁世凯有一定的私交。武昌起义之后，他密切地关注中国，利用给《泰晤士报》写电讯的这个方式影响中国的政局，其影响之大，是我们今天所无法想象的。他的一篇电讯能直接影响英国的国策，英国的态度又能影响法国、德国以及其他列强的态度。英国介入中国的政局，我们今天重新面对这些问题时会觉得这是一个悖论。我们很不希望外国人介入中国的事务，但是历史就是有悖论，就像租界的存在一样。租界肯定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因为它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了一个国中之国，有法外治权。但是没有租界，中国的近代史可能就要彻底地改写，包括中共的党史。没有租界，毁灭一个新生事物，毁灭一个密谋组织几乎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但是有了租界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租界也好，外国力量对中国的介入也好，我们在看到它负面影响的同时，应该也包含了一些正面的因素。它在推动中国历史的进程当中，有时候往往起到一些非常微妙的作用。英国人对中国的国策是什么？它的一个主要想法是中国不能大乱，中国要保持适当的稳定和秩序。它不想让中国陷入一个非常动荡的局面，它希望中国保持相对的统一。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事实上为中国的和平转型提供了另一个条件。因为英国对中国的影响力非常大，它的态度直接影响了一些中国的强人，包括像袁世凯这样的人物。也就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才有可能出现和平转型的机会。

和平转型的第三个条件是经济上出现一些新的变化。立宪派就是建立在中国有了新的经济因素基础上的。在洋务运动之前，中国几乎没有工业，中国的企业都是1870年以后出现的，最初几乎都是以军工企业为主，没有什么民用工业。中国早期的企业除了几家官办的大企业之外，其余都是外国人办的，中国人开始有自己的民营企业，真正起步是在1895年以后，是在签定《马关条约》之后。《马关条约》是一个屈辱的条约，要赔款、割地。这个条约里面有一条就是外国人可以在中国设立工厂。正是这个条款极大地刺激了中国本土的有识之士，其中就包括张謇，他是1894年的状元，1895年他正好在家守制，他父亲死了，按照惯例，他要在家守孝。就在这个期间他在南通创办了一个有名的大生纱厂。与此同时，在交通发达的长江流域开始出现一些带有民营性质的企业。这是中国民营经济的真正起点，是在甲午战争之后，屈辱的《马关条约》刺激之下产生的。现在看来《马关条约》还是有一定的正面意义，没有它的刺激，民营企业不一定在那个时候起来。到清朝灭亡之前，民营企业已初成气候。特别重要的是清王朝居然在1905年到1909年间，制定了一系列的经济法律、法规。从今天来看，那个年代连破产法都有了。那个时代其实有很多东西已经走到非常前面，从这些经济立法的脚步可以知道当时中国民营经济的状态，这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实践，空洞的立法怎么可能出现呢？一般来说都是实践推动立法，当然也有例外。新的工商业的崛起意味着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政治运作方式面临着被淘汰的可能性。王朝必须要更新自己的统治方式，更新政治结构。慈禧在1906年9月1日颁布的预备立宪诏书可以说就是一种回应。预备立宪之后的中国就不是一个朝廷说了算的中国，实际上当时已经是几种力量并存。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力量的推动力是绝对不能忽略的一个环节。清朝末年发生了三次非常大的国会请愿运动，国会请愿运动的骨干大多数是社会上相对有钱一点的人，至少是中产阶级以上的人——士绅、资本家，办企业的人、开当铺、钱庄的人，一些家里有私产的人，这些人是有钱人，有身份的人，同时又都是读书人，他们有文化，又有经济的支撑。在这场历时两年、先后有三次高潮的国会请愿运动中，我们可以看到晚清政府当时所面临的挑战，主要不是来自革命党人，而是来自社会中层强烈要求社会变革的这种挑战。这些人在社会的变化当中已经看到了必须顺应这种变化的大势。他们认为如果继续延续旧的统治方式，君主传统将保不住，另一方面也不符合他们的最大利益，他们要发展经济，要争得更大的发言权都必须要推动君主立宪，就要把预备立宪变成真的立宪，这符合中产阶级以上的最大利益，他们面临的最大对手是满清贵族，连袁世凯这样的汉族重臣，他们的屁股也开始坐到立宪运动的板凳上来。整个中国在辛亥革命发生之前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只不过我们从来不把有钱人参政议政的愿望当作是革命，认为那个是改良，是资产阶级的。我认为恰恰他们是真正的革命，因为他们会带来一些全新的制度，而有一些主张重新洗牌、暴力革命的人反而可能是要复制前面的制度，这一点，历史已经向我们一再地证明过了。暴力革命很可能导致新一轮的专制，而不是真正的解放。解放只有在一个意义上才有可能成为真实的解放，那就是自我解放，自己解放自己。别人给你的解放都是要打问号的，人家怎么可能解放你呢？如果说承认别人有解放你的可能性，那就是要承认世上有救世主，只有救世主才可以解放别人，社会的解放是自我解放的过程，个人的解放也是自我解放的过程。我觉得当时的社会加入不发生辛亥革命，就按君主立宪的道路走下去，也完全有可能走通的。但历史不能假设，只能按照已经发生的记录下来。清朝到了1910年都还有一个机会，这是大清王朝的最后机会，但他们也失去了。当时状元实业家张謇已经办了14年企业，手里掌握巨大的资本，已经是一个庞然大物，威震东南的社会新兴阶层的领袖人物，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他在一次跟外商见面的宴会上面透露了一些不寻常的信息。这个外商有写日记的习惯，记下了他们一次饭桌上的对话，张謇竟然在不经意中流露了对清王朝的不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像张謇这样状元出身的士绅阶层都已经跟清王朝离心离德了。1910年之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有异心，对王室不忠的异心。在这个之前，他们都非常热心地去做国会请愿运动。结果他们一次、两次、三次遭到拒绝，实际上双方争夺的焦点是一张时间表。不同的社会角色之间的分歧就是一张时间表的问题。清王朝那个时间表的分歧非常小，双方的要求只相差两年。民间的要求是立即立宪、开国会、颁布宪法，朝廷给的答案是在拖两年到1913年再解决，但是1913年就来不及了，辛亥革命在1911年爆发。如果说立宪运动的要求被清廷接受，和平转型在那一刻就实现了。国会开了、宪法颁布了，君主就是有限制的君主，君主立宪的框架就可以确立起来。我们不知道清廷拒绝这些要求的非常具体的原因，但是可以知道当时的清廷也面临着自己的一些问题，这是专制统治带来的必然的东西。它的皇帝是个小孩，是由摄政王载沣来具体管理国家政事，但是载沣又受到隆裕太后的制约，所以整个中国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了算，是一个多头政治的状态，不是一个有绝对权威的时代，载沣不是，隆裕也不是，她虽然可以约束摄政王，但不能具体管理国事，这样的一个状况也是不利于变革。为什么台湾变得特别顺利，是因为蒋经国拥有绝对的权威。我们看纪录片可以知道，1987年的蒋经国是一个轮椅上的、风烛残年、病入膏肓的人，他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说话都非常吃力，最后一次公开路面只说了104个字，包括好几个口号在内。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居然有能力做出重大的转折性的决定，就是因为他的权威，绝对权威，他在做出这个决定时没有其他人指手画脚。国民党在开放党禁、做出这样的决定时，内部并没有达成高度的统一，没有中委开会充分讨论、做出决定，就是蒋经国决定了就可以了。人家服从他、信任他。权威有时候也有权威的好处。历史经常有这样的悖论。清朝末年缺乏一个说了算的权威，也使它失去了一个接受民间要求迅速开国会、立宪法的可能性，接下来辛亥革命发生了。辛亥革命是有限的暴力革命，不是无节制的暴力，杀虐不是很重，而且时间很短，没有发生大的南北战争。这个辛亥革命看起来就是整个清末民初和平转型进程中的一支插曲，一支类似于放鞭炮的庆祝性的插曲。[1949年毛泽东站到天安门城楼要死多少人，据说死了两千万人，用两千万人的血换来的，而辛亥革命的伤亡数字相对来说不是很大。应该说这样的转型还是在相对比较和平的范围内实现的。]

和平转型的重心从辛亥革命到1913年的春天那段时间，可以说是中国有史以来政治上的黄金时代。中国的报纸一下子出现了500多种，今天听来，认为500是一个小数字，但在那个年代有500多种报纸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政党和具有政党性质的社会团体一夜之间冒出了几百个，当然经过分化以后留下来的不多。 1912年冬天参众两院的选举跟咨议局的选举也有很大的相同之处。选民资格的四个条件是：文化程度，相当于小学文化强调同等学力，那个年代的人不重视文凭而重视能力，第二个条件是财产的限制，我们看西方的选举史一直就有这种限制性条款。虽然有条件限制，选举过程当中也出现了个别的越轨，包括极少数的买选票行为。但这并不表明选举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恰恰说明了这种选举可能给中国带来真正的、全新的共和国，当时叫中华民国。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本来可以慢慢改变的，这次选举产生的议员组成非常有意思，有人把咨议局和这次选举产生的议员作了一个比较，咨议局议员大都有旧的科举功名，秀才以上，有的是举人，有点甚至是进士，以秀才为主，有个别是新式学堂出身，也有从海外归来的，但是不占主流。就年龄比例来说，四十岁以上的人占多数。到了民国选出来的参众两院代表平均年龄是36岁，都是少壮，学历有个别是旧科举功名的，绝大部分是新学的，国内的新式学堂毕业或者是从海外留学归来的，一下子面目全新。当时这个两会选举结束，宋教仁就踌躇满志、志得意满，认为成功了，袁世凯已经成了掌中之物了。因为宋教仁所领导的国民党占了二分之一以上的席位，掌握了参众两院的多数。那个时候的法律是总统制和内阁制相结合，内阁总理要由多数党的领袖担任，国民党在大选中获胜意味着作为实际党魁的宋教仁将成为总理。当时还有一条法律规定，总统签署的任何法律都必须经过内阁副署。那就意味着袁世凯总统的绝对权力受到限制。所以宋教仁非常兴奋，以为凭宪法、国会和内阁这三样法宝就可以约束旧官僚、旧军阀，让中国走上宪政的轨道。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讲演，其中说，以前我们是革命党，革命党就是要拿出铁血的精神拼命，现在我们是普通政党，就要拿出自己的政纲来去跟他们奋斗。这几句话非常到位，三言两语就把复杂的东西说清楚，说明白了。普通政党就不是天生的执政党，它的合法性是建立在选举的基础上的，没有足够的选票，你就得在野。1913年春天，宋教仁实际上已经胜利在握，但就在这一刻他被暗杀了。中国第一次和平转型的机会被1913年的3月20日上海火车站的一声枪响终结了。

民国初年的两院选举是完全建立在晚清宪政的基础上的，中间的辛亥革命是个插曲，它并没有中断和平转型的进程。一个社会在大的变迁过程中，怎样不发生大的动荡、大的冲突，怎样避免出现长期的乱局，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好的结局，这是需要政治家、知识分子、民间社会的精英、企业家阶层，需要社会方方面面的人都能够运用自己高度的理性，付出最大的努力去达到这个结果，这是合理的构成，不是某一个党派、某一个组织可以做到的。历史变革的进程出来不是一家所决定的，包括那些暴力最强大的、大一统的新天下，在造成之前的那一刻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变数的。

众所周知，宋教仁被杀之后，孙中山代表的革命派就选择了暴力反抗，组织了“二次革命”，战争主要发生在江西和南京，所以当时叫“赣宁之役”。之后出现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军阀混战，一直到了1927年以后，国民党用武力造成了一个新政权。

到1937年以后，民族危机，又出现了新的变数，给中国带来再一次和平转型的新机会。这个机会是，抗日战争提供了一个国际大背景的条件，当时美国所代表的国际势力主张中国走和平的道路，这是大势所趋。抗日战争的胜利给了中国一次重新凝聚人心的机会，也是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当时人们把蒋介石奉为民族英雄。上海最大的百货商店高楼上面挂着巨幅画像，还有标语。还都南京的时候，蒋介石受到南京市民欢迎的热烈之程度，也让我们今天很惊讶。那个时代就是这样一种氛围，其实和平的呼声非常响亮。特别是国际压力，所以蒋介石才会一而再地从重庆发电报给毛泽东，请他到重庆来。这是在国际背景下发生的事情，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是当时的中国存在着几大势力，最大的当然是国、共两党，双方都掌握着庞大的武力，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在这两个集团之外还存在着非常有号召力的第三种力量。这第三种力量也不是铁板一块，都是统一的，而是由无数不同的群落构成的。其中最大的一股就是中国民主同盟。民盟在当年的实力是我们今天可能已难以想象，因为它当时起的是国共之间平衡的作用，张澜、沈钧儒、罗隆基、章伯钧这些人在当时都是庞然大物，都是显赫的政治人物。罗隆基一生最扬眉吐气的时候就是1945年秋天到1946年春天。我记得有人曾经说过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不靠子弹，而靠才智发言的时代。每一种不同的政治主张，每一个不同的政治派别，每一个不同的社会团体都可以坐下来对话。尽管双方的观点针锋相对，但是可以讨论，可以争得面红耳赤。讨论完了，双方还可以握手言欢。政协会议就是因为当时中国存在好几种不同的政治力量，才需要坐下来协商。“政治协商”这个名词不是共产党人起的，而是法学家出身的国民党高官王世杰起的。那个“政治协商”是真的协商，双方有可能是对立的，分歧很严重，但是可以坐下来协商。当时还有另外一种很重要的力量，没有能够进入政治协商的格局当中的社会团体，批评他们那些党派开的是分赃会议。中国这么大，怎么只有这么几家坐下来谈，其他人怎么办？跟这些党派都没有关系的人更多。那个时候选择各种政治党派基本上是基于信仰，当然也有机会主义的人，这个永远都避免不了。有一个党叫中国青年党，是跟国共两党同时崛起的一个党，它是1925年在巴黎成立的国家主义派别。这个政党鼎盛时期党员有四、五万人。大部分分布在文化、教育等岗位上。中国青年党一度是民盟的三派之一，后来分裂出来。民盟为什么影响比青年党大，因为民盟都是中上层的知识分子。参加政协会议，能够坐在桌子上谈判的代表，国民党8个、共产党7个、民盟9个、青年党5个、无党无派9个，其中有出版家王云五、报人胡政之、银行家钱新之、实业家缪云台和李烛尘、学者傅斯年、作家郭沫若，郭沫若是红色背景。这样一些人坐下来讨论，讨价还价，刀光剑影，唇枪舌战，最后终于达成了五个历史性的文献，包括制定一部新宪法的基本原则，非常的细致，里面的很多东西今天看来都非常好，不仅具有历史的价值。包括改组国民党主控的国民政府方案，怎么样分配的比例都有了。包括选举一个孙中山所设计的国民大会，代表比例怎么分配，原来的老代表承不承认，这个争论是最激烈的。还有一个共同纲领性质的《建国纲领》也达成了原则性意见。除了这四个文的方案，还有一个武的军事整编方案，共产党下属的军队和国民政府的军队按什么比例整编都已经谈妥了。如果按这五个方案去做，抗日战争的胜利就给中国带来了一次空前的和平转型机会，就把中国这个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家带入了西方主流世界的共和国。

但是我们知道历史的结局是没有人去执行这五个协议，最终还是以武力决出了胜负。为什么这么大的一次和平转型的机会，这个天上掉下的大馅饼我们会接不住？我个人有几个不成熟的看法，其中一个原因是，历史学家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里说，如果中国同时并存两个拥有武装的打天下集团，必然要一家吃掉另一家，否则是不会罢休的。他的这个说法放在1946年的中国来看也是基本成立的。国共双方都掌握着大规模的武力，要用和平的手段化解战争、化干戈为玉帛，组成一个民主政府，本身就存在着非常大的风险。第二个原因，我觉得中国的知识分子也要负责任。当时民盟非常有影响力的那些知识分子其实骨子里面都普遍有一种思想上的模糊，这有时代的原因，他们对苏联完全不了解、一知半解、雾里看花，民盟有一个中常委张东荪，是一个哲学家。他有一个很著名的说法叫民主社会主义，又叫做新民主主义，跟毛泽东的表述完全是同一个词，但里面的内容略有区别，但大同小异，最根本的是八个字“民主政治、计划经济”。当时很大一批知识分子、精英骨子里面信仰的是这八个字，他们认为英美提供了民主政治的样板，苏联提供了计划经济的样板，他们认为市场经济不好，有些人穷，有些人富，计划经济好，由国家按计划来搞经济。他们没有看到苏联本国发生的问题，比如饥荒，这些负面的东西他们都不知道，他们认为苏联解决了人类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的一些问题，比如分配不公等问题。他们设想，如果把苏联和英美加起来就是人类最完美的模式。他们忽略了在任何一种政治模式或社会制度当中都存在着不足和缺陷。这个不足和缺陷不能靠“1+1”去解决，把不同的制度加在一起，而是要看哪一种制度具有更强的自我更新能力，自我反省的能力。那个时候他们还看不到这些，所以民盟的中上层知识分子大部分都是倾向于左的，都是中间偏左，只有小部分是中间偏右。这就意味着在有武力的两党之间的中间力量，本身就带有倾向性，不是站在完全中立的立场上，这是导致和平转型破产的一个因素之一。第三个原因，我们不排除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国际势力，特别是苏联起了一些不好的作用，当然这需要更多的史料来论证。

历史留给我们中国人和平转变的机会是很少的，我们几千年的历史都是暴力造成的，连伟大的、创立民国的孙中山，1920年初在上海见到张国焘、许德珩这些“五四”学生时，竟然对他们说，你们搞五四运动，上街游行喊口号很了不起，有点作用，但这只是赤手空拳，我给你们五百枝枪，你们敢去干吗？这番话流露出来的那种心态大成问题。就是说连孙中山这样的呼吸到西方文明的政治领袖身上也带有很强的暴力倾向，最终走的道路就是黄埔建军，直接导致了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这是国民党专政的政府，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连孙中山这样的人，现在看来已经够伟大，要给他足够多的正面评价，但就是他这样的人物身上也带有这么强烈的暴力决定论倾向，要让中国人从暴力的传统当中超越出来，确实非常艰难。

两次和平转型的机会在几十年之内先后流失，可能带有某种必然性。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宿命。我非常喜欢六个字“尽人事、听天命”，不是说一种宿命。在大的历史变迁当中，有时候，人的计算、努力，都是非常有局限的。当然，这些努力在很长的一个时间里不是完全无效的，总是能在历史的进程中刻上一刀，留下一道痕迹。真正决定历史变化的是什么？就是每一个人不同方向、不同领域的努力背后，类似于我们经济学上讲的“看不见的手”这样的东西，我把这个叫做“天命”，跟中国传统文化讲的天命不太一样。传统的“天命”讲皇帝是天命，君权神授那些东西。在人力无法到达的地方还是有一些非常强大的、改变历史的因素，和平也好，暴力也好，这些事情发生了，是无法挽回的。历史的一次扭转可能就是几十年、上百年，几十年、上百年在漫长的编年史当中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有时候只要写一句话就足够了。比如说我们写西方的中世纪，“黑暗的中世纪一千年”一句话就够了，其他的可以忽略不计。比如说，未来五百年之后去写历史，当代史也许只需要几个字去表述，我们也不知道，今天是个未知数。这就是天命，是我们无法控制、无法把握的。但是我们可以尽人事，可以去做我们可以做到的那些事。这就是我前面说的，我们做的这一切，很可能没有结果，但是它不会等于零，为什么不会等于零，因为它可能在编年史的竹简当中留下一道一道小小的划痕，这个划痕也许很轻，但是它会留下。因为历史是一根链条，每一个环节都不可缺少，每一个环节都是环环紧扣。古往今来，无论多么显赫的权势人物都在历史中化为烟尘，化为粪土。所以众生平等，每一个人的努力都不会等于零，历史是由每一个人的每一个细节的努力共同构成的。一个社会能不能在关键时刻实现制度的转型，有的时候就取决于千千万万具体的个人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努力。如果那些努力都是理性的、清醒的、适当的，那么历史向正确的方向转化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地加大。如果那些努力都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式的、狂热的义和团式、新左派式的，在某一个时段看起来也许都有些道理，但是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不是主义，主义都是人为的、强加的，主义多了，这个世界就多了一份纷争。我看晚清到民初的这段转型，那个时候人们并不讲主义，人们所追求的方向其实是很清晰的，就是要把中国从古老的帝国带入一个新的民国。从帝国到民国就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抗日战争胜利后就是要把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变成一个多党执政的联合政府，目标都很清晰。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太多的主义，主义的纷争都是在社会和平转型的契机还没有真正到来的时候。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分歧还不是主义的分歧，选择的路不同，但最终要回到一条路上来，条条道路通罗马。人类的历史证明一点，那么多成功完成制度转型的国家最终靠的都不是枪杆子。我们可以这样说，美国的独立战争打了八年，但那种武力都是有限武力，那种暴力也不是绝对暴力，那种暴力更多的是象征性的。假如说华盛顿的军队跟英国皇家的军队真的要血战，当然也打过几次硬仗，它是耗不起八年的。华盛顿的军队严格意义上讲是一种象征性的武力征战，类似于当年曼德拉要搞“非洲之矛”一样，他不是要打人，而是要打建筑物，他的武力是象征性的，是有具体目标的。我觉得中国人失去了那两次机会之后，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历史就走到了今天。

                          （我妻子根据2007年8月在北京@中国律师观察网“博闻讲坛”的讲演录音整理）

傅国涌

    一位未曾谋面的朋友读了我的《跳出历史的“周期率”》一文后，送我一首旧诗，其中有这样两句：

   “ 撼树蜉蚍称大勇，奋臂挡车有螳螂。”

    我感到眼前一亮，以此看历史尤其有豁然开朗之感。长久以来，我们这个民族总把撼树的蜉蚍和挡车的螳螂当作嘲笑对象，认为这是颠扑不破的定论，无须质疑，不可挑战。我们似乎天然地选择了站在可以遮荫的树，和可以载人的车一边，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俯视不自量力的蜉蚍和螳螂，对他们既缺乏同情之理解，也不会有默默的支持，更不可能有公开的赞许。我们在作出这种选择的时候，似乎手中掌握了人间的绝对真理，蜉蚍和螳螂由此成为可笑、可怜、可悲的象征。表面上看，这两句诗似乎很简单，没有什么高深莫测的玄妙之处，却一下子点亮了我的内心，一如万古长夜、一团漆黑之中，出现了一点小小的烛光，与巨大无边的黑暗相比，诚然那是极不相称的，然而，如此微弱的烛光，却在刹那之间击破了所有黑暗精心编织和重重维护的神话，因为一点小小的极不起眼的光，改变的是整个黑暗的结构。在历史的进程中，我们千万不要忽略敢于撼树的蜉蚍们，更不要小看甚至笑话他们的不自量力。

我们的思维往往总是局限于已有的成见，不仅是撼树的蜉蚍、挡车的螳螂，还有杞人忧天中的那个杞人，愚公移山中的那个智叟，他们一直都是被嘲讽乃至嗤之以鼻的对象，仿佛他们的忧虑和怀疑都是一无可取，只能被弃如敝履。那些人们早已习以为常的观念、结论或者习惯，往往严重地束缚了我们的思维，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潜在因素。超越这一阻碍，需要有开阔的新视野，有观察问题的新视角、新路径，有新的表述方式，从而产生出新的思维方式。蜉蚍撼树、螳螂挡车，千百年来人们之所以习惯已有的现成结论，不再从另外的角度、另外的侧面去重新思考，给出新的说法，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小与大、弱与强的反差太明显了，一眼就能看出，无须多想。以蜉蚍之弱要想撼动一棵树，以螳螂之小要想挡住车，完全是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几乎没有悬念，没有意外。基于这种认知，我们可以在以往的历史当中常常看到，人们总是习惯于肯定强大、强势、强者，对于弱小、弱势、弱者则存有轻慢之心，藐视、无视乃至嘲讽他们超越自身限度、注定不会成功的那些行为。仿佛这是从行为结果轻而易举可以作出的推论。

肯定蜉蚍撼树、螳螂挡车，是一种思维方式的突破和更新，它可以给历史多一个判断方式，多一种评价可能，即使在强弱、大小对比那么分明的前提下，我们仍然可以作出完全不同的新解释，也就是给它们的行为重新赋予意义。社会的进步首先有赖于观念的更新，价值的重新评判，只有断打破封闭、停滞、僵化的惯有思维，只有求变、求新，不囿于人云亦云的现成结论，我们的生活才会保持丰富的新鲜感，我们栖身的这个社会、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才会有充盈的活力，我们的历史才有种种新的可能性。

其实，世上真正不可抗拒的力量乃是新思想，而不是其他的什么。而任何新思想的萌芽，最需要的是勇气，然后才是理性和使用理性的能力等等。由撼树的蜉蚍和挡车的螳螂，我想起敢于投火的飞蛾，进而想起壮丽的古神话中逐日的夸父、填海的精卫、补天的女娲，他们之所以那么震撼人心，是因为他们具备了足够的勇气，甚至可以不惜自己的牺牲，他们身上都同样体现了“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精神。他们也许粉身碎骨，他们也许化为灰烬，他们也许葬身大海，但他们撒下的是精神的种子，一粒种子很小、很弱、很不起眼，中国的一句民谚却说：“一籽下地，万籽归仓。”胡适先生很喜欢引用《圣经》中的这一句话：“好象一粒芥子，在各种种子里是顶小的，等到他生长起来，却比各种菜蔬都大，竟成了小树，空中的飞鸟可以来停在他的枝上。”这些意思都是相通的。

   以往的历史早就反复地证明过，那些曾被世俗嘲弄为蜉蚍撼树的力量，往往在人们意想不到的时刻悄悄地改写了历史。“ 撼树蜉蚍称大勇，奋臂挡车有螳螂。”他们有勇气去做注定不可能做到的事，仅这一点就值得我们肯定，值得我们为他们鼓掌，勇气是产生新思维方式、通往新思想的的第一个隘口，有了这种勇气，才可望萌生新思想的种子，种子一经撒在大地上，就有可能发芽、壮大。与石板相比，小草显得无比的弱小，但是绿色的小草楞是从石板的缝隙里长出来，这就是力量。如果我们一味地重复甚至夸大石板的力量，把石板视作不可跨越的巨大存在，小草就永远不会有春天。一旦我们换一个思路，那些敢于撼树的蜉蚍、敢于挡车的螳螂，还有敢于碰石头的鸡蛋，都会以全新的形象出现，获得崭新的意义。

傅国涌

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大致上是国、共两党之外的政治精英的一个联盟，包括张君劢等人代表的国家社会党，曾琦、左舜生、李璜等代表的中国青年党，章伯钧代表的第三党，黄炎培代表的职业教育派，梁漱溟代表的乡村建设派，加上后来加入进来的救国会派（以沈钧儒等为代表）就是所谓的“三党三派”。民盟只是一个“联合体”，不是单一组织，其发起目的就是想在国、共两个大党之间做一个中间的缓冲。当时还在抗日战争中，希望两党都不不要走极端，保持对外统一的局面。梁漱溟作为发起人之一，认为即使抗战结束之后，中国也不容再有内战。要使国共之间和平相处，不以兵戎相见，有待于他们的共同努力。

可以说，民盟创始时的动机很单纯，只是想在两强之间做个中间人，没有分取政权的意图。民盟的自我定位本身不是一个政党，不是要在两大党之外，在政治上增加一个竞争单位。为了保证这样的初衷，一开始他们想把参加的人限定在几个发起党派，所以叫“政团同盟”。 

在“民盟”出现之前，他们之间有个更加松散的“统一建国同志会”， 蒋介石曾约梁漱溟面谈一次，只是问他参加的有哪些人，希望他们说公道话，那是1939年10月的事。发起“民盟”之初是瞒着国民党方面的，直到1941年10月在香港创办机关报《光明报》，才正式公开。不久，蒋介石就要国民参政会的秘书长雷震把民盟第一任秘书长左舜生找去谈话，地点在重庆的黄山住处。左回忆，蒋最关心的是“民盟”的几个重要分子，逐一询问他们是什么样的人。蒋问的第一个人的曾琦，左说他是一个旧式读书人，虽然留学日本多年，也在法国长住过，但思想很保守，写古文，做旧诗。他的特长是组织，以一个一名不文的书生，赤手空拳创建了一个党，有了两三万党员。

蒋问的第二个人的张君劢，左回答：“他出身于上海同文书院，少年时即在我们湖南经正学堂教英文，后来留学日本。他与梁启超并无师生关系；但感情在师友之间。再后他留学德国，治哲学有心得。第一次大战后，他和丁在君（文江）、蒋百里、徐新六等随同梁先生对巴黎和会进行侧面的国民外交，顺便在欧洲考察；他自己更游历过许多国家，对国际问题也非常留意。他的治学工具，远在梁启超之上；但他谈学问的文章不太通俗，不容易为青年所了解，因而影响反不如梁的大。他的政治思想，主张民主宪政，最能‘坚守原则’，以我所认识的朋友来说，他的主张是最不容易动摇的。至今他依然好学不倦。”

蒋问的第三个人是梁漱溟，左说：“漱溟先生的个性很强、能刻苦，二十六岁在北京大学讲印度哲学，自己研究的主题为中西全文化之比较，我最早看见他的著作为《中西文化及其哲学》。他认定建设中国应从改造农村做起。他有一个特点，即不尚空谈，‘凡他所见到的，便要自己去做’。为实现他的主张，即与韩复榘那样的老粗去周旋，也在所不惜。”

蒋问的第四个人是黄炎培（任之），左说：“任之是前清的举人，与邵力子同年，也加入过同盟会，且曾一度被捕。他自来热心教育，活动的范围以上海、南京为基本；近年提倡职业教育甚力。为维持他的教育事业，与李纯、齐燮元、孙传芳都处得很好，杜月笙更是他亲密的朋友。他对中外的学问无深造，但‘办事有条理’，不能说他对教育无贡献。”

这次谈话超过了一个小时，主要是蒋问，左答。左几次要告辞，蒋都要他继续谈下去。

左舜生对蒋问及的民盟几个要角都有较深的了解，对蒋说的大致上是自己的直接感受，在他眼里，这些卷入党派政治的书生也是各有个性、特点。对这些人，蒋其实也不是一无所知，有些而且是打过交道的，但他还是想听一听别人的介绍，以便更多地了解这些人，在应对民盟时心中更有谱。对我们而言，左舜生留下的私人记录，具体而可以触摸，不是刻板、枯燥的官样档案。

傅国涌

胡绳晚年有许多新的反思和观点，他在《关于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

一书的谈话》提出了一个“中间势力”的说法，“除了国、共两个角色外，还应该有第三个角色，这就是中间势力。……中间势力的作用很重要，我们党内有些人还不懂得这一点。这本书要着重讲一讲中间力量。”“中间势力是什么人？包括知识分子，工商界，搞工业的，搞教育的，等等。”“中间势力”，不是指某个具体的政治团体，而是指当时处于国、共之外的社会力量，既包括民盟、民建、民进等民主党派的人，也包括更多无党派的人，他们同样是具体的，而不是空洞的。毫无疑问，著名哲学家、长期在燕京大学担任教授的张东荪就是当时 “中间势力”的重要代言人之一，这有他当时在报刊上发表的大量言论为证，他不光公开提出了“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一而再、再而三地倡导“中间路线”，产生过相当的社会影响，我们只要翻开当年的《观察》周刊、《时与文》、《文汇报》、《再生》杂志，读一读他的文字，就不难证实这一点。

我们知道，1949年初，北平的和平解放，他是重要的斡旋人，曾代表傅作义将军出城谈判，发挥了关键作用，毛泽东在颐和园一次会上说：“这[是]张先生的功劳！” 他参与另一次重要的斡旋和平行动是在1946年底到1947年初春。 

1946年11月15日国民党召开了共产党和民盟拒绝参加的国民大会，国共和谈中断， 周恩来于这年12月19日率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只留下董必武在南京。但，张东荪觉得和平还有一线机会，他说：“我们便要利用这个机会，作调人再想办法，以堂堂正正的姿态，不偏于一方，不开罪两边的立场，促进协商团结。作这个斡旋和平的工作，关系国家整个前途，不是闹着玩的事，要完全保持着‘调人的资格’。”

张东荪不仅这样说，也这样做。当事人叶笃义在回忆录《虽九死其犹未悔》中说，“张东荪在1947年1月初到上海参加民盟一届二中全会。会后他到南京去见蒋介石，我陪他一道去南京的。”“张东荪见蒋介石，蒋说将要改组政府，希望张能参加。张东荪说那样一来，他就失去参加和谈的身份了。张东荪劝蒋先不忙改组政府，而是恢复和谈。蒋介石对这一点不同意。”（见蒋时叶没有同去。）“张东荪见蒋之后，司徒雷登约张吃午饭。我同他一道前往。……他劝司徒雷登也对蒋介石做同样劝告。司徒雷登不置可否，说现时劝蒋先不改组政府而恢复和谈，恐不大可能。他说将来和谈时候，希望张再来南京继续合作。”

张东荪和共产党方面也保持着密切接触，他自己在1952年的一份《张东荪检讨材料底稿》中说：“我后来所以见了蒋匪，是想在中共条件基础上恢复和谈，这事曾与董必武先生商量过。”

张东荪和董必武商量也好，去见蒋介石也好，和熟悉的燕京大学之父、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吃饭也好，都是在做“调人”，斡旋和平，尽管没有达到现实的效果。从中国民主同盟的文献来看，1947年1月10日通过的民盟一届二中全会政治报告最后提出四个建议：“第一，努力促成和谈”、“第二，从新举行政治协商”、“第三，实行以往的政协决议”、“第四，成立联合政府”。 这四条都可以看出民盟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国共和谈已“彻底破裂”，和谈的大门已彻底关闭。张东荪之所以想作“调人”，显然也认为和谈之门还有可能重开。

等到民盟“为和谈正式破裂”发表宣言，已经是1947年3月8日，也就是当年3月1日南京政府“令京沪渝等地中共办事人员限期一律撤退”一星期后，宣言说：“不幸今日国共两党，终于正式宣告和平破裂，痛心！痛心！”这个文献写得很清楚，在此之前，和谈并没有宣告 “正式破裂”。张东荪暂别燕京大学，南下奔走于南京、上海，做“调人”，就是想尽最后的努力。1948年9月5日，他在《中建》半月刊上发表《日本投降三周年感言》，，如此解释：“即在政协失败以后，我一个人还奔走沪宁几次，想谋挽回，不外乎忠告国民党把这个幻想收起来罢，拿出真正的良心来以谋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