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明辉兄“聆听贝多芬”系列演讲的日子，他讲的是“一段真性情，告而不别——从贝多芬第八交响曲说起”。讲的是“贝八”对海顿、莫扎特，对古典音乐风格，及对自我的告而不别。

我发现，像这样方式的“聆听”，对心灵精神真不失为一种洗礼或提升。在浮躁气日盛的当下，这种美妙感觉的获得或已是一种颇具奢侈感的享受。

明辉兄或许是在不经意间提到了三个小细节，对我却深有触动，也颇为感慨。

第一， 古典音乐带给人们美妙的听觉与艺术审美享受，有一点是来自它的交响中的“有序”。事实上，“有序”对于一切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拿现在常常出现的有些社会问题来看，其实仔细想想，简单一句话，是可以归结为就是因为“无序”造成的。提倡构建和谐社会，何尝不是要让社会变得“有序”。

第二， 明辉兄以一个小例子提及到音乐教育上的的功利化问题，看似不大的问题，其实正反映出我们整个教育体制和教育理念上存在着不小和不少的问题。试想，如果一切教育都变成、变得唯功利的时候，还会有那种文学、艺术上的美妙感吗？那只能是一种被撕碎的感觉，或这种感觉根本就丧失了。它正在发生着，但可怕的是，我们似乎显得无动于衷，无所作为，无能为力！

第三， 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一个文明的国度，应是立足于用第一流的文化艺术教养出第一流的公民；反过来说，也只有接受了第一流文化艺术教育的公民才会真正成为第一流的。然而，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泛娱乐化的时代。所以，我们常常看到一个人行政级别很高，但缺乏教养；一个人学历很高，却也教养缺乏。

教养，教养，其实顾名思义就是指人从好的教育而获得一种好的修养。不接受好的教育，势必很难获得好的修养；但即便接受了好的教育，并不意味着自然就会具有好的修养。因而，当我们看到有为官者或学历高的人缺乏教养，也就很正常了。官阶与学历的高低，绝不能等同于教养。说一个人有学养，也不意味着他有教养。

想到这儿，我甚至不敢说自己已经有了教养，更不敢说有了很好的教养。我越发觉得，做一个有教养的人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我希望将来有人评价我的时候，最好的评价是说“这个人有教养”或“这是一个很有教养的人”。而不是其他的什么什么。我同时希望，作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能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

让一个人当官，比让一个人有教养，容易得多。官的确是越来越多的了，但有教养的人真的是少了。

    第一，对伟大作家、伟大作曲家的伟大作品，我们能否获得一种能力，穿越复杂之后的单纯？我想这或许也是达到认识与理解伟大作品的一种境界。作为文学、音乐的读者或欣赏者，能否获得这样的能力，就要看各人的造化了。

    第二，在我的心目中，贝多芬是一位天才的音乐之神，是一位面对命运的真英雄，我时常通过聆听，与大师进行心灵的对话，并努力从他的音乐里获得一种精神，和坚韧的生命意志力。我想这对于每个人或许都是重要的。至少我是这样喜欢贝多芬，也是这样聆听他的音乐的。我们在常态的生活中，时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烦恼、挫折、灾患、不幸，但我们时刻要珍爱生命。我常告诉自己，哪怕在你脆弱的时候，生活也好，事业也罢，让你感到了失望甚至绝望，也要找出任何一个理由坚韧地活下去。而且，要坚定这样一个信念，除了自己，没有谁能毁灭你！

    第三，这是我最想说也最要说的，即由明辉兄讲到在国外看到听露天音乐会的狂热的年轻人，与音乐厅里安详优雅地听古典音乐的中老年之间的强烈反差想到的。看来这也是一个全球化的问题，我刚到楼上录音间去喝水，看到中央台第3套节目正转播一场音乐会，台上是偶像级的歌手，台下是成千上万从口型看是跟着唱，手里不停地随着节奏整体挥舞着闪光棒的年轻学生。而我们这里聆听毕老师讲贝多芬的也几乎都是中老年人。我为那些陶醉在狂欢里并洋溢出一种幸福感的孩子们，感到由衷的快乐。那是一个也许只属于他们的世界。

    但我又不由得由这样的反差想真诚地向教育部门进言，是否可以让古典音乐教育走进中小学的课堂，培养起一种音乐精神。我们不是已经谈了好多年的素质教育吗？可实际做得如何呢？中小学生的作业、考试、考级的负担没见减轻，各种名义的为升级而设的这个班那个班依然层出不穷，面对这一切，老师、家长跟孩子们一起四顾茫茫，无可奈何，无能为力。这些都只能把孩子们都变成一个个的应试机器。

    让孩子们少做些题，少考些试，多听听音乐，如何？孩子们的听力是健全的，正应该在这样的时候，让他们接受古典音乐的熏陶和修养，以真正提升青少年的品格素质。因为，对一个有健全听力神经的年轻生命来说，古典音乐精神的残破甚至丧失，是多么遗憾啊！

马悦然先生的话并非“句句是真理”，这里仅举两个小例子。

第一，鲁迅拒绝诺奖提名的那封写给台静农的信，是白纸黑字的文献，而马悦然始终以为此事只是口传，并没有直接的证据。他说：“鲁迅是在1936年去世了，那个时候，1930年代根本就没有外边的人知道鲁迅是谁，也没听说过他的名字。《呐喊》、《彷徨》是1950年代才翻成外文，是杨宪益翻译的，翻译得很好，但是那个时候鲁迅已经不在了。”

这显示出马悦然中国现代文学史常识的缺乏，鲁迅的作品最早被翻译成英文，是1936年8月英国乔治·Ｃ·哈拉普公司出版的由斯诺编选，萧乾和杨刚协助翻译的《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里面收录了《药》、《一件小事》、《孔乙己》、《祝福》等多篇作品。

第二，人民文学出版社所出19卷本《老舍全集》的第15卷书信卷中，收录一封时间标明写于1956年至1957年间老舍致瑞典驻华使馆人员的短信，原文只有一句话：“‘I am not Cao Yu,I am Lao She,且不一一。’译为中文为‘我不是曹禺，我是老舍，且不一一。’”

乍一看，这封信有点令人摸不着头脑，不知所云。编者的脚注文字是：“瑞典大使馆的两位年轻的女工作人员告诉该使馆文化参赞马悦然说，与她们住在同一胡同里的是剧作家曹禺，并要马悦然替她们用中文写一封信，邀请这位著名的邻居去喝茶。结果收到信的是住在灯市口丰富胡同19号的老舍。老舍用此简短的一句话，回复了她们。”

不知是否可据此推断，当时担任驻华使馆文化参赞的马悦然，至少在他任职时，或准确到1956年至1957年间，并没有像他在许多年说的那样和老舍成为“当年的亲密知交”，否则应不会不知道住在丰富胡同19号的是老舍，而非曹禺。

最后想由此谈谈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标准。瑞典学院前院长埃斯普马克坦承：“这只是文学院（不知是否翻译的缘故，此处说的是文学院，而又不是瑞典学院了——笔者）设立的大大小小奖项中的一个，因为它的历史最长，而且国际影响最大，其标准的确立也就更为谨慎。当年，炸药发明者诺贝尔在弥留之际写下遗嘱，规定文学奖应当‘授予在文学领域里写出富于理想主义倾向的最杰出作品的人’。

“这个标准无疑是相当宽泛和含混的，各个时期的评委会委员们（此处也没有说是瑞典学院院士——笔者）自然对之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解释。在开头的一二十年里，委员们在评选过程中往往显得谨慎有余而大胆不足，致使一些该得奖的优秀作家受到不应有的忽略，比如托尔斯泰、易卜生、卡夫卡、乔伊斯等。为此委员们曾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压力，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并试图弥补时为时已晚，因为根据诺贝尔的遗嘱，奖金不授给已经过世的作家。在其后的几十年里，委员会吸收了一些有着锐意创新思想的委员，尤其是一些既精通多种语言又有着深厚的文学造诣的著名学者，评奖的原则和标准也做了相应的调整。按照委员们的看法，有的作家之所以有着极高的知名度，并非因为他们真的写出了不朽的佳作，而是因为他们积极参加各种活动而把自己搞得声名赫赫，但实际上文学成就平平，对这样的作家诺贝尔奖是不能授予的。与其相反的是，有的作家虽没有什么名气，但写出的作品却有凝重的历史感和思想深度，艺术上又独树一帜，他们完全有可能被未来的读者和研究者发现，把奖金授给这些作家，一方面帮助他们成名，同时也体现了诺贝尔文学奖着眼于艺术探索和创新、着眼于未来理想这一原则。为此，我们把奖金授给了威廉·福克纳和写出了《荒原》的艾略特，尤其是前者在当时几乎鲜为人知，但现在却已被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

我以为，这段话十分中肯。除了说明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历史上确曾出现过有失公允的存在，与一些世界文豪级大师失之交臂，不无遗憾。同时，也表明，诺奖又确实独具慧眼地挖掘出一些世界大师级的文豪。当然，还有一点不能否认，这也是许多作家都指出过的，诺奖在某些历史时段，明显受到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使诺奖有失文学的纯粹性，也曾受指责成为了冷战时期的政治工具。

我觉得，今天的中国作家仍然可以拿鲁迅当年在致台静农信中表达出的对诺奖的那样一种态度，心平气和地来看待诺奖。一，从总体上看，“诺奖确实是有水平的，它不是靠侥幸可以得到”；二，单从2000年以后这几年的诺奖得主来看，虽然中国不缺乏具有天赋写作才华的作家，但与奈保尔（2001年）比一比，与库切（2003年）比一比，与耶利内克（2004年）比一比，与哈罗德·品特（2005年）比一比，与奥罕·帕慕克（2006年）比一比，与多丽丝·莱辛（2007年）比一比，以当下中国文学之生态，是否存在距离？三，世界上的优秀作家的确多的是，而诺奖不可能颁给所有的优秀作家。

也正因为此，马悦然在客气地殷切希望中国的文学教授和批评家们多为瑞典学院推荐优秀候候选人的同时，也向中国作家提出了疑问：“难道我们的作家就是为了某种文学奖而写作的吗？现在有许多事等着我们去做，为什么非要瞄准某个奖项去写作呢？再说，诺贝尔文学奖也并非衡量一个作家优劣的唯一标准。”前一段时间以来，他一直强调，“诺贝尔文学奖是颁发给作家，而不是给国家的。我想告诉中国的作家们，不要把这个奖看得太重要。它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得奖人并不是‘世界冠军’。”同时，他提到，中国作家在过去100多年里没有获奖，跟没有好的翻译有关。在瑞典只有两人翻译中文作品，一个是他，一个是他的学生陈安娜。他说，近百年来中国诞生了很多优秀的小说家、诗人，很多人完全有资格拿诺贝尔奖，或多或少因为翻译的原因，这些作品未能被西方接受。比如，像电视节目为收视率而迎合“大众”一样，为迎合美国读者“大众”的需求，《骆驼祥子》的美国译者，竟把小说原来最后一章的悲剧结局完全篡改，改成祥子跟小福子团圆了。“这样的翻译，怎么能让读者了解到作家的真实水平？”

诺贝尔文学奖不是一项国家荣誉，不错，它确是一项举世瞩目的国际性文学大奖，每到年终岁末，都牵动着各国文学界的神经，似乎对中国尤甚。毕竟在上个世纪的百年，诺奖榜上还没有写下中国作家的名字。至于提名，顶多也就是个精神自慰，明明被放了鸽子，还一厢情愿地抱憾终生，何况有的可能还纯属子虚乌有。

总之，一句话，诺贝尔文学奖绝非国际认证的衡量文学的唯一标准，文学也不可能有唯一标准。中国作家不必心理负担过重，不必心里泛酸，更不必感到尴尬与难堪，甚至患上精神偏执。再简单不过的道理是，管人家诺奖怎么评和评谁，那是别人家的事，咱只眼瞧着自己，即便从宽泛的标准，也要看自己能否成为诺贝尔先生遗嘱中所说的“写出富于理想主义倾向的最杰出作品的人。”

国人常有一种心理，喜欢列数祖宗的伟绩，以向洋人叫板，无论他是西洋的还是东洋的，你说你现在牛，可我们祖上就曾经牛过。所以，现在封谁个什么最牛钉子户，史上最牛的历史老师之类，其实都是我们在文化上的病象表征。

对待诺贝尔文学奖也是这样，自发明炸药的诺贝尔发明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百多年来，榜单上尚无国人的名号。于是我们开始了牛人搜索，最牛则莫过于鲁迅，便有了下面这段几乎是谈到鲁迅与诺奖时唯一恒定版本的话——“鲁迅是第一位受外国人关注并有可能获得诺奖提名的作家。1927年，来自诺贝尔故乡的探测学家斯文·海定到我国考察时，在上海了解了鲁迅的文学成就以及他在中国文学上的巨大影响，与刘半农商量准备推荐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被鲁迅婉言谢绝。”不少国人由此推论，看人家鲁迅，根本连诺奖提名都拒绝，牛乎哉，真牛也！

我倒由诺奖的评选程序，想到这样三个问题：第一，这位探测学家虽然跟诺贝尔先生是老乡，但是否具备提名的资格？第二，若他没有资格，鲁迅拒绝提名本身，面对的就是空穴来风。第三，即便真的获得提名，恐也是200人大名单中的一位，并没有什么太值得炫耀的。

因此，重要的已经不是讨论鲁迅的拒绝提名，而是他对于诺奖的态度，这便不能不说鲁迅在1927年9月25日就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事写给台静农的那封著名的信。

        静农兄：

    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请你转致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

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

    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

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

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

    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这“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

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可笑。

   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

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

可以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

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学，一

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

     我以为，鲁迅80多年前对诺奖的态度，对今天还做着诺奖白日梦的一些国产作家

来说，仍不失一针清醒剂。一，鲁迅认为诺奖确实是有水平的，它不是靠侥幸可以得

到；二，拿诺奖衡量当时中国的文学状况，鲁迅自认中国还有距离；三，鲁迅是以一

颗平常心观之，即世界上优秀作家多的是，而诺奖不可能颁给所有的优秀作家。

    除了鲁迅，还有关于林语堂获得过诺奖提名的说法，我从相关材料中了解到有四

次。第一次是1944年，这使他成为第一个被推举预选的中国作家；林语堂用英文写的

长篇小说《京华烟云》出版后，先后被译成多种文字，仅在美国就卖了10多万部，被

国外评论界誉为“中国现代的《红楼梦》”。他的《生活的艺术》也被翻译成多国文

字出版，仅在美国就重印了40版，被列为当年畅销书之一。林语堂的书是直接用英文

写的，不存在翻译问题，而且畅销，影响大，因此获得提名。第二次是1972年；第三

次是1973年；第四次是1975年被国际笔会举荐为诺奖候选人。我注意到媒体报道常慨

叹出这样一句话，“由于种种原因，他仍无缘入选。”所谓种种原因，又给人留下了

诸多神秘感。其实，清楚了诺奖的评选程序，也就没那么多神秘可言。因为，即便获

提名，也只是200分之一而已。

  瑞典学院18位院士中唯一通晓中文的马悦然先生，无疑在中国作家与诺奖之间，扮演着一

个极富意味的角色。他的话常常“一言九鼎”，并时常掀起波澜与争议。近二三十年来,

经他嘴里说出的某某将是“最有希望获得诺奖的中国人之一”远不止一次。结果诺奖还是

一次次地与中国作家无缘。

    如果仔细分析马悦然的话，是大可不必较真儿的，拿不远的最近一次来说，在曹乃谦

的短篇小说集《最后的村庄》出版以后，媒体报道，“在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看来，这

样一个只读到高一、会唱要饭调的‘乡巴佬’，（指曹乃谦），是‘最有希望获得诺奖的中

国人之一。’”

    我愿意相信马悦然说的是真话，也是客气话，他说的是“之一”，并非“唯一”。“之

一”是西方人的通行词令，比如，西方的大学教授给学生写推荐信，通行的体例是“这是我

所教过的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在我的印象中，马悦然似乎从未说过“唯一”。而国内媒体

常为了炒做的噱头，故意要将“之一”去掉。仅以这篇报道为例，记者明明已经在第一段文

字写明了“之一”，却一定要在醒目的大题目标明“诺奖评委称其最有希望获奖。” 

    不过，也许是对中国作家的诺奖情结深有所感，又因“对沈从文的钦佩和对他的回忆的

深切尊敬”，马悦然先生不惜“打破了严守秘密的规矩”，他证实：“沈从文曾被多个地区

的专家学者提名为这个奖的候选人。他的名字被选入了1987年的候选人终审名单，1988年他

再度进入当年的终审名单。学院中有强大力量支持的候选人资格。我个人确信，1988年如果

他不辞世，他将在十月获得这项奖。”他认为，虽然沈从文到1950年代就不写作了，但《中

国历代服饰研究》是一部非常有刺激性的、最精彩的一部长篇小说。沈从文没有文学家的自

负清高，因为他是一个土包子，一个乡巴佬，他懂得下层人民的疾苦，懂得历史上人民生活

的疾苦，所以他会写《边城》、《长河》那样伟大的小说。他即使不写小说，写服饰研究也

很出色。在中国，要得诺贝尔文学奖，除了沈从文，有谁能得呢？ 

    换言之，马悦然以1988年参评诺奖的瑞典学院院士身份，没等50年的保密期到，就公开

透露，沈从文在1988年成为了五位最终候选人中的一位。言外之意是，哪怕于1988年5月10日

仙逝的沈从文的生命能多支撑几个月，中国就将诞生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的真正得主。这

样，又一个意味深长的对比浮出水面，即1968年（1966年？）的老舍差点获奖可能只是无中

生有，而沈从文在20年之后的1988年几乎获奖，则属货真价实。是也,非也?

国人对诺贝尔文学奖有一份复杂的情结心绪，这倒是可以理解的。单看一下我们的近邻，早有印度诗人泰戈尔在1913年获此殊荣。1968年日本作家川端康成获奖。1994年，该奖再次垂青日本，大江健三郎登顶。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有两位日本作家获奖，这尤其会让对日本充满矛盾情感的国人超不爽。若从被称为新时期文学发端的1978年算起，至今也已过去了30年，但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话题始终被炒得沸沸扬扬，比如某机构提名谁谁为诺奖候选人了；哪个国际著名大权威发话说谁谁是最有可能获奖的了；还是鲁迅最牛，人家早早的连提名都拒绝了；最遗憾的是老舍，本来（1966年？或1968年？）可以获奖，结果投身太平湖，让日本人拣了个便宜（最近这个话题又被热度提及）；1988年，若沈从文不在诺奖揭盖儿前驾鹤西行，那年就非他莫属了……

前瑞典学院院长埃斯普马克数年前曾在北京大学就诺贝尔文学奖做过一次演讲，关于提名，他说，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有提名权。有四组人可以提名，第一组是瑞典学院的委员们，还有一些其他相关的学院的相关委员们。第二组是最大的一组，世界上所有大学里面的语言学和文学教授。第三组是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提名。第四是各个国家学会的主席，他们是作家的代表，有资格提名。但最重要的一点是，任何与诺奖有关的事情，都有50年的保密期，如果你提名了某人，这件事情绝对不能泄露，50年以后才可以再说。

因此，依照此说，近些年关于巴金获提名，王蒙获提名，李敖获提名，等等，都是在提名以后马上在媒体公布。看来这并不符合诺奖的评选规范。

其实只要稍加留意，我们便能了解到诺奖评选的年度工作程序：每年的2月1日提名工作结束，每年都接到无数的提名，抛去重复的，大概每年会有200个不同的候选人。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5个人）会准备好这200个人的资料，向瑞典学院的全体院士汇报。进入4月份，200人的大名单会缩减为15人的名单。到5月份，剩下最后5个候选人。最后以投票来决定诺奖得主。瑞典学院有18位院士，每次投票必须有超过12位的委员，投票才算有效。而只有得到超半数的票，12人投票要超过8票，这个人才能得奖。

请注意，这里同时出现了两个机构，一个是5人的“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一个是18人的“瑞典学院”。瑞典学院成立于1787年，它不叫“瑞典皇家学院”，而是独立的“瑞典学院”，诺贝尔奖其他的奖项都是由瑞典皇家学院评选颁发，唯独文学奖由瑞典学院来操作。也就是说，诺贝尔委员会与瑞典学院根本是两码事，这个机构的5个人，其主要任务就是为瑞典学院准备讨论用的大量材料，并没有决定权，决定权只在瑞典学院。

搞清楚诺奖的评选程序，很容易就能对老舍是否曾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做出判断。现在流行的关于老舍差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叙事版本大体是这样的：

1968年（最开始的说法是1966年），中国正值“文革”。而老舍就在这一年获诺奖提名，到了最后五名决赛名单还有他；秘密投票结果，老舍第一。但传言老舍已经去世，瑞典方面多方打探老舍下落，后推断老舍已经去世。按诺奖规矩，只授健在者，不给已故之人，所以评选委员会决定在剩下的四人中重新进行评选，条件之一，最好是给一个东方人。结果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成了日本的川端康成。

若按照这个说法，日本的川端是拣了中国老舍的便宜。甚至会有国人心底在说，如果老舍在世，就轮不到日本人获奖了。我们很多时候其实就是在以这样简单的逻辑思考不简单的问题。而这听上去又是那么的顺理成章，以至于我们从来不想其中无法的解释的矛盾——老舍去世是在1966年，川端康成获奖是在1968年。问题来了，有没有可能把1966年“原本”要授给老舍的诺奖给川端康成保留两年？1968年授给川端康成的诺奖，是否“原本”要授予老舍？

事实上，回答这个问题极其简单，因为诺奖评选规则确定的是，凡与评选相关的信息、档案，都须保密50年。既如此，谁有能、并如何能知道无论是1966年还是1968年，老舍是否进入了当年诺奖评选的最后五人决赛圈？只有等到2016年或2018年老舍去世50周年或川端康成获诺奖50周年之际，诺奖评选档案揭秘的那一天，这段似乎完全由“口传”遗留下来并广布流传的“历史”，才能真正水落石出。

然而，极为重要的一点是，不管老舍是否获得过诺奖提名，都无损于他是一位中国现代大师级的天才小说家。他的文学成就，更不会因他未曾获过诺奖提名而有所降低。

国人对诺奖应持一种理性的态度。

    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人对一部文学作品，尤其经典名著，会有各自不同的读解。即便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对同一部作品的读解，也会发生改变。我小时侯最喜欢读的一本书是《水浒传》，最喜欢的人物不是晁盖、宋江，而是林冲和武松，觉得他们是真正行侠仗义的绿林英豪，对鲁智深和李逵也颇有好感，还曾想过要拜个师傅，学几手猫脚功。现在，当然不是不喜欢读，但理解上却大不一样了。那时对“智取生辰纲”从没质疑，现在仔细一想，几位好汉确实并未用此劫富济贫，而是哥几个私分了；对李逵大斧子过处，噼里啪啦，人头落地，只觉得血腥得过瘾，从未觉得其刀下鬼是否无辜；对潘金莲也是觉得她是毒害亲夫的蛇蝎淫妇，最后被挖出心肝，是罪有应得的因果报应，绝不会想到什么女性正常的生命欲望；对“逼上梁山”的好汉，也是长大以后才深入分析过，许多人的被“逼上梁山”并不都是林冲式的，而是有多种类型；宋江窝窝囊囊，却靠玩弄权术，篡夺了水泊梁山的最高领导权，最后成为接受朝廷招安的投降派，根本就没在脑子里对他闪过“忠义”的念头，等等。已有学者明确指出，“《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是游民意识的载体”，《水浒传》表现的主题不是过去常说的“农民起义的故事”，实际上是“游民成功与失败的故事”。

    宋江是历史上确有其人的。史载最早的一个水浒故事见于《大宋宣和遗事》，讲到北宋末年徽宗时，奸臣蔡京、高俅、童贯当权，许多忠义之士被“逼上梁山”，结成以宋江为领袖的一伙儿36人 ，劫富济贫。这36条绿林英雄，横行一时，无人能敌。朝廷只得招安，命他们去征讨方腊。宋江因收方腊有功，官当到节度使一级。《宋史》中的《徽宗本纪》、《侯蒙传》、《张叔夜传》对宋江的英雄传奇也有提及。到后来街谈巷议，使水浒故事盛传各处，原先的36人一小伙儿，也演变成了一百单八将。可见流传民间的宋江故事是《水浒传》的远祖，正如胡适所说，“《水浒传》不是青天白日从半空中掉下来的，《水浒传》乃是从南宋末年（西历十二世纪初年）到明朝中叶（十五世纪末年）这四百年的‘梁山泊故事’的结晶。”

 历史上的宋江是小部队流动作战，到了《水浒传》里头变成大规模的水上军事对抗。这个转变是怎么发生的？有人这样解释：小说创作的最大特点就是虚构，《水浒传》作者完全可以凭借着虚构来完成这部歌颂农民起义的伟大史诗。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答案也许很简单，读者只要花点心思拿小说里描写的水泊梁山大规模水军作战，与历史上的宋江起义和中国古代唯一一次大的洞庭湖钟相、杨幺起义作比，便可见分晓。

 因此，学者侯会以为，《水浒传》这部书是以北宋末年的宋江起义作为一个框架，宋江作为一个符号存在，具体的内容吸收了大量的农民战争、民族战争史料。在创作过程当中，洞庭湖起义的史料和传说给《水浒》作者以极大的启发。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深入研究洞庭湖起义的素材，是解开《水浒传》成书之谜的一把钥匙。

    显然，《水浒传》故事本身是从宋代真实的人物宋江的事迹演化而来。可对于如何评价宋江的一生，历来毁誉参半，主要焦点集中在对他接受朝廷招安的看法。他到底是一个具有革命家气质、“勇悍狂侠”、“广行忠义，殄灭奸邪”的农民领袖，还是打着仁义旗号的机会主义者，是出卖梁山、投靠朝廷的投降派？

    不论从哪个角度说，《水浒传》都是一部男人书，女性人物少得可怜，给人留下印象的主要有三类：梁山三女杰一丈青扈三娘、母夜叉孙二娘和顾大嫂；四淫妇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和卢俊义夫人贾氏；外加一贞烈的林娘子。从对她们的描写，尤其以陶然醉然之笔来写两位潘氏女性之死，强烈反映出作者封建传统的男权视角及女性观。

    至于《水浒传》的文学魅力自不必赘言，明代容与堂刻本的《水浒传》在第三回总评中说，“《水浒传》文字妙绝千古，全在同而不同处有辨。如鲁智深、李逵、武松、阮小七、石秀、呼延灼、刘唐等众人都是急性的，渠形容刻画来各有派头，各有光景，各有家数，各有身份，一毫不差，半些不混，读去自有分辨，不必见其姓名，一见事实，就知某人某人也。”《水浒传》里的人物性格极其丰富，一百零八人不重样儿，各具形神，仅以贯华堂刻《水浒传》第28回金胜叹点评为例，说“武松天人者，固具有鲁达之阔，林冲之毒，杨志之正，柴进之良，阮七之快，李逵之真，吴用之捷，花荣之雅，卢俊义之大，石秀之警者也。”

    有古人说，“不读《水浒》，则不知天下之奇！”不过，在对《水浒传》的多元解读中，有这样一个普遍的现象存在，很多读者往往愿意接受和肯定《水浒传》中绿林的英雄性和江湖的豪侠气，而往往忽略掉了在他们身上所存在的思想上的非理性和行为的非人道。换言之，也就是《水浒传》弥散出来的浓郁的江湖气。学者王学泰即认为《水浒传》是江湖的百科全书，江湖艺人通过《水浒传》的故事第一次把江湖生活展示给读者和听众，使得后世读者第一次得知宋代已经有了新的含义的江湖的存在。“水浒”的故事还把宋代江湖人的生活奋斗和理想展示给读者看，把他们的成功与失败展示给读者看。因此研究《水浒传》最应该关注的就是江湖，没有江湖游民的出现，就不会有水浒的故事。而在江湖游民的身上，又有着传统文化和精神思想里太多糟粕的东西，这也就是鲁迅为什么要说，“中国的确也还流行着《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三国气、水浒气的缘故。”

关于知识分子反思？

巴金晚年的反思，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史上的一篇华彩乐章。为什么他会在晚年的反思当中提到过去一些时候自己不太应该的言与行？我想理由也很简单，因为他在那样的假话、大话、空话泛滥的历史时段，吃够了苦、遭够了罪，心灵、人格受够了摧残、扭曲。当他劫后余生之后，认识到假话害民、误国，所以才以一种“忏悔录”的方式反省反思。我以为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缺乏卢梭式的忏悔意识。耐人寻味的是，包括巴金在内，有很多知识分子，是在他们暮年进行了深入的忏悔、反思，包括冰心、萧乾、季羡林、韦君宜、周扬等，也因为他们都经历了他们所忏悔的那些内容对其造成的苦难。但是他们的忏悔，对于我们大众来说，对于年轻的知识分子，对于在成长中的青少年，产生了多大的实际意义吗？我们接受了多少？我们能理解吗？接受还是漠视，这是一个问题。

对于现在的人来说，我们应从他们的经历当中汲取对自己有意义的东西。我们要努力树立起理性的、科学的历史观，要具有多元的、穿透性的思维能力。简单一句话就是，要有头脑，要有独立的思想和判断。用一句俗话说就是“不能不长脑子”，不能把自己的脑子轻易交给别人。这也应是文化软实力的一部分，我们已经具有了某些因素，但是远远不够，在增强文化软实力方面的引导性和引领性工作还远远不够。

     建设文化软实力与文化心态？

我们始终渴望被世界承认，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自信是建立在可能的自卑的基础之上。我们常常是觉得自己不行，才希望世界关注我们。从一些媒体的报道甚至学者在著作中使用的一些词汇，也可以判断出这一点，比如我们十分爱用“举世瞩目”“誉满全球”这样的词，正反映出我们心态上的不自信。

我们已经能在某些专业领域很好地与世界接轨。在西方文明国家面前，我们的大众文化素养倒凸显出了文化软实力上的不足。3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发达富裕了以后，个人的教育、修养、教养需要跟上来，这同样是文化软实力的体现。我觉得国家应制定一些具体的切实可行的提高文化软实力的政策，软实力光靠强调是上不来，一定要有引导，要有大的落在小处和实处的不计功利得失的投入。

不知是否我们的文化观念导致了我们在做人做事上常常着眼于“大”。“大”中国，地大物博。我们是一个特别喜欢标语口号的国度，做什么事都喜欢大张旗鼓地宣布出来、宣传出来，至于过程和最后能不能达到效果，似乎并不重要。宣传不等同于结果。所以，很多事情都变成了虎头蛇尾。这又与一些行政官员好高骛远、志大才疏有关。

    关于互联网？

我想只要不违反国家的法律，爱国爱党，在互联网上进行思想和理论的探讨都是可以的。现在很难预估，互联网所产生的辐射力量会有多大。总目前情形看，这一新媒体对传统纸媒以及电视传媒,形成了鼎足之势，是否后来居上也未可知。关于网民的素质，可以看到有些网民还是有着相对不错的修养和素质。在探讨一些文化现象、文化问题时，有些帖子确实是在谈思想和探讨问题，这都是很良善的。当然，还有许多人的网品网德有待提高。关于发表自由，我想在政府允许的网络公共空间中发表言论，理应受到保护。让知识分子以及所有在公共空间中有意愿表到自己意见的人都可以自由地表达，这同样是文化软实力建设中的一种健康状态。

     一个老问题的新形式？

不能只把“尊重知识、尊重文化、尊重知识分子”停留在口头上，现在跟以前很大的一个不同或问题是，以前外行的行政长官领导专家学者是一种常态，现在虽然也还仍然有这样的现象，却常常变成了“作家”与“行政官员”的合二为一，“学者”与“行政官员”的合二为一。弄不好，会造成他们对文化资源和学术资源的垄断，官本位在文化领域、学术界、教育界的体现也并非不严重，仅从媒体披露出来的各类文学抄袭、学术腐败，也可看出些问题的端倪来。

中国是个出版大国了吗？

中国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出版大国。文学方面的出版物数量虽大，但能被西方发达国家真正接受的不多。当然，西方国家可能更多还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考虑，更关注出版物当中的政治因素，他们或许反而更愿意出版那些与官方意识形态相对立的出版物。而同时，我们的对外翻译对自身文学的译介也是不够的，现在倒是已开始采用一种官方、半官方的形式，组织翻译出版，好像投入规模还挺大。另一方面，西方人十分重视并给与很高评价的图书，我们的意识形态也是不一定接受的。里边的因素十分微妙复杂，时常受到出版以外因素的影响。

出版其实像文化一样，也该是一个细水长流、建设生态的过程，需要前期大量的付出和积淀。现在我们的这种付出和积淀都是远远不够的，这当然跟我们目前整体的“文化生态”环境有关系。在出版界反映出来就是严重的的功利化、商业化、市场化现象。现在已有不少作家的写作都瞄准了这“三化”，写作的目的发生了变化。这当然也无可厚非，因为对于作家来说，要想生活好，唯一可行的方式就是写作，靠写作换来高额版税享受高品质的物质生活。但若把文学写作变成类似车间流水线上的产品，它的艺术生命在哪里？也许马上会有人问，现在谁还会饿着肚子扯淡艺术？可是，每年生产了上千部的小说，过上三五年还能被读者记住的能有多少？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不能仅限于一个“繁荣的”数字，而要看到数字背后真正留下了什么。

     怎么看流行文化？

任何一个国家在其和平年代，都会有流行文化。换言之，流行文化国泰民安的另一种表征。然而，如果仅仅把流行的视为文化的主旋律或大趋势，会对一个国家严肃和高雅文化的引导出现问题。我想在国际上，能够代表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不会单是通俗大众文化，而应是那些真正有思想的、有人性深度的大作家、大学者、大思想家以及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们。

大众文化是一种速食文化，吃的时候痛快就够了，我们不会去咀嚼它，只会跟着它表面的“虚热”走，常常连脑子都懒得动。现在已经有很多读者发现跟风买书、跟着媒体铺天盖地的推荐宣传买书，上当受骗。大众也非“愚众”，要从长效上蒙骗也是难以做到的。

    知识分子的公共情怀与建设文化生态？

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情结，几乎是无可救药的。尽管他们对不同历史时段知识分子的各种遭遇及命运选择深有研究，甚至常常感同身受，但当他一旦面对“政治上的春天”，让他们可以自由表达思想的时候，就又忘乎所以起来。这也是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宿命所在。不断有政治运动，政治运动中又不断以知识分子为对象，也说明了知识分子这种情结的根深蒂固。不论显或隐，他还是关心政治，关心时代，关心社会，关心思想，关心文化，等等，总之，知识分子的公共情怀始终存在。

一个国家、一个政府，提倡并建设和谐的文化生态，一定是要坚持“双百”的。比起曾几何时来，现在的公共空间扩大了许多。但现在的问题在于，似乎一切都在娱乐化着、市场化着和功利化着。要以和怎样以一种“建设和谐文化生态”的理念进行文化繁荣和发展的引导性工作，我以为这是当前我们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比如电影，现在已经能够比较娴熟地采用市场化的运作模式，投入大了，拍得好看了，演员的演技也提高了，酬劳也大大地有了，观众也看得过瘾了，似乎所有人都愉快了。但愉快背后的元素呢？我们要注意到，它只是文化繁荣的一个表征性的形态，远不足以涵盖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文化软实力是个综合指标，既不能通过出版物的数量大，来证明文化软实力，也不能用电影上的大制作大生产进入了成熟的市场化，来证明文化软实力，这仅仅是一个方面而已。

我常感觉现在学院派知识分子不太能够拥有也许是不太情愿利用或参与公共空间，或也许因为他们更多考虑个人在政治上的利益利害得失，面对公共话题或公共问题， 哪怕是已经涉及到了个人利益，竟也选择退避三舍，即面对官本位体制，他们选择了闪。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这不无令人担忧，我以为还是有必要建立知识分子批评话语的公共空间，这也是一个国家和谐的文化生态和文化繁荣所必须具备的，要允许学者、尤其有思想的知识分子对社会发展、社会形态或意识形态有批评的空间和声音存在。

    再一个是批评的方式问题，拿文学来说，现在已经不太有过去那种“短兵相接”、“刺刀见红”而又不伤和气的文学批评了，为什么？理由很简单，要得罪人。许许多多的新闻发布会、作品研讨会，都成了一边倒的“表彰会”、“歌颂会”。文学作品的出版及发布，也逐渐变成了市场化操作流水线上的一个环节。有不少评论家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深陷其中，无力自拔，无能为力，还是乐此不疲地出席各种各样相关的活动或会议。红包的灰色收入也不菲呀！

F大调第六交响曲，又名“田园交响曲”，是贝多芬的代表作之一，标题《田园》是他亲自命名的。本曲大约完成于距今201年的1808年，是贝多芬为数不多的各乐章均有标题的作品，也是其九首交响乐中标题性最为明确的一部。此曲也是1808年在维也纳首演，贝多芬亲自指挥。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此时的贝多芬听力已完全丧失，这对于一个作曲家来说，无疑是莫大的天灾。贝多芬何以能创作出他交响曲中的另类之作“田园”呢？

曾几何时，我在某座著名城市看到过一些令我产生恐怖感却又是强调除旧布新的横幅标语，诸如“大拆促大建，大建促大变”、“以人为本，全民动员，早拆、早建、早受益”、“拆出文明，拆出品位，拆出和谐，拆出发展”、“‘五拆一改’是改变城市面貌的利民工程”、“政府推动，舆论鼓动，群众主动，社会互动，坚决打好‘五拆一改’这场硬仗”、“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要带头，坚决打好‘五拆一改’这场硬仗”、“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要带头，坚决打好‘五拆一改’这场硬仗”，若要改变一个城市的旧面目，建设出城市的新貌相，使出这样的吃奶劲头儿，我挺难以理解的。

但对于聆听贝多芬来说，像毕明辉博士这样的“拆解”却带来了新奇的感受。明辉兄在北大艺术学院任教，对音乐有独特的感受和讲解能力。我请他以“聆听贝多芬”为题在文学馆做个系列演讲，今天是讲如何欣赏“田园交响曲”。他别出新意地从“田园”里“拆解”出来的用“老鼠”、“猫”、“大萝卜”“噼里啪啦”等字眼儿命名的节奏，使现场座无虚席的听众获得了崭新的听觉美感，也十分有助于走进贝多芬的音乐人生。

事实上，对于贝多芬我们或曾有过许多的误听，一如我们对鲁迅有过许多误读，又何止他们，在我们身上，许多历史人物都遭遇过这样的命运。换言之，有不少历史人物，都在我们身上产生过一个被神话化的过程。遗憾的是，有许多神话的过程还在持续当中。许多中国的“贝粉”，尤其知识层向来把贝多芬作为精神偶像来崇拜，他是产生精神力量的泉源，当遭际命运不幸和世变沧桑的时候，常常是贝多芬帮我们扼住命运的咽喉，催我们昂首奋进。

我很心仪明辉兄由贝多芬讲到的这八个字：“热爱生命，常念田园”。说得真好！我想在这个意义上，1808年对于贝多芬，对于音乐史，以至对于整个人类，都应该是值得纪念的一个年头，因为就在这一年，贝多芬以他的天赋才华，完成了他的“命运”与“田园”两部交响曲。他不是一个光会与命运抗争做狮子吼的英雄般的疯子，他同时还是一个对大自然充满了孩童般依恋的侠骨柔情之人。恰如鲁迅，他不是一个谁也不宽恕的冷血的杂文家，他更是一个心中蕴满了无限爱与热的诗人。不能理解他们，并不在于他们的伟大，而在于我们是那么的卑微与渺小。

贝多芬在“田园”首演的节目单上写到：“乡村生活的回忆，写情多于写景”。他在总谱的扉页上特别注明，“主要是感情的表现，而不是音画”。贝多芬怕人们误解他的音乐，更明确地说：“《田园》交响曲不是绘画，而是表达乡间的乐趣在人心里所引起的感受”。当然，他强调的是人的精神世界而非描摹自然。

人与自然应该是，而且也是能和谐的。从“田园”的表现也是如此，大自然是那么的美丽曼妙，但它会有暴风雨，但暴风雨过后，自然又回归于宁静。人生不也如此吗？在经历过世事的沧桑风雨后，我们或许会变得更加成熟与坚强。

然而，是否可以问一下自己，在这样一个喧嚣的物欲时代，我们有多少时间精力来体验、感悟与享受自然呢？即便是周末，我们呼朋携侣地开车去乡间度假了，我们是否能静下心来，聆听淙淙的流水和山间的鸟鸣，与自然和谐交融呢？

贝多芬1792年从波恩来到维也纳，直到1827年去世，在这里生活了35年。他的全部重要作品几乎都在这里完成。他在维也纳多次搬家，最后也是葬在这里。维也纳与贝多芬早已经成为了一个音乐的生命体，活在世人心中。在人们纪念的贝多芬生活遗迹中，有一条著名的“贝多芬小路”。贝多芬常在这里散步，他的“田园”交响曲就是在漫步遐思中产生灵感。“贝多芬小路”位于维也纳郊外的海利根斯塔特，这个地名对于他来说意味深长，因为1802年他就是住在这里时写下了“海利根遗嘱”，当时他几乎自杀。1808年，贝多芬再次在这里租了房子隐居下来，第六交响曲“田园”又在此诞生。

我希望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都能有一条这样的可以漫步遐思的小路，也希望在每个人的心里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田园。“热爱生命，常念田园”，也不失为一种健康的生活理念。

    鲁迅博物馆日前召开了一个小型的以“鲁迅与老舍”为题的学术研讨会，我受孙郁兄之邀参加并作了发言。

    说老实话，真的没怎么认真准备发言，主要是一直觉得这个话题来得很突兀，鲁迅与老舍怎么比呢？可比的前提是什么？似乎一下子很难找到可比的学术切入点。生于1881年的鲁迅，比老舍大18岁，属于两代人。当鲁迅在“五四”中呐喊时，老舍的文学生涯还没起步。更重要的，俩人的写作路数迥异。两人从未见过面，却有过一次令老舍感到尴尬的“神交”。那是由老舍的看家本领“幽默”惹来的，老舍曾在《“幽默”的危险》一文中有过一次替“幽默”的辩白，也是在为自己的“幽默”正名。起因也许很简单，就在于鲁迅对林语堂所办《论语》半月刊的批评，而老舍当时正常给《论语》写稿。当是时，国家身处内忧外患，林语堂力倡“幽默”、“闲适”，未免有专事玩弄之嫌。鲁迅眼里不揉沙子，他批评林语堂将幽默导向“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鲁迅在1934年6月18日写给台静农的信里，话锋把老舍的幽默也给捎带上了，他说：“文坛，则刊物杂出，大都属于‘小品’。此为林公语堂所提倡，盖骤见宋人语录，明人小品，所未前闻，遂以为宝，而其作品，则已远不如前矣。如此下去，恐将与老舍半农，归于一丘。其实，则真所谓‘是亦不可以已乎’者也。”可见，老舍的幽默不入鲁迅的眼。

我留意了一下，发现有拿鲁迅的短篇小说《阿Q正传》与老舍的长篇小说《猫城记》比的，认为二者都表现了病态的社会与病态的国民性；有将《伤逝》与《离婚》放在一起谈的，说《伤逝》中的涓生、子君与《离婚》中老李的爱情追求里都包含着现代性因素，其现代性追求梦想破灭后的人生选择体现出了作家不同的生命哲学。研究现代文学里的现代性时兴好一阵子了，但我一直琢磨不透，《诗经》里对自由爱情的吟咏，算现代性吗？屈原是现代派，还是前古典？

不过，我忽然觉得其实鲁迅与老舍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都是可以拿来比的，他俩各自的青少年时代，鲁迅的日本体验与老舍的英国体验，宗教态度，生命哲学，命运选择，以及俩人丰厚的精神遗产所具有的现代意义、当代价值，等等，都是可以比的。

有学者提出，鲁迅、胡适、郭沫若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命运选择的三种典型范式，鲁迅始终在体制外“横眉冷对”，胡适一直在体制内“小骂大帮忙”，郭沫若则由体制外不知是自觉不自觉、或自愿不自愿地融入了体制内，越陷越深，难以自拔，最后遗言竟是要将骨灰撒在大寨。当然，其背后纷繁复杂的是是非非、非非是是，非万言能蔽之。老舍与郭沫若有相似处，新中国成立以前老舍也基本算是典型的自由作家，但1949年底回国以后的老舍，似乎很快就被“人民艺术家”的光环笼罩了。然而，在学术层面上，“人民艺术家”是远不足以涵盖老舍的。

事实上，鲁迅与老舍还有个对比很有意思，那就是被亵渎的鲁迅与被误读的老舍。鲁迅常被认为是生冷硬猛得横眉利目，睚眦必报，一个也不宽恕，以至于许多年轻读者逆反着偏不读鲁迅；老舍则被描述成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到了八面玲珑、一团和气。好像鲁迅冷得没有了人情味儿，老舍可以用幽默化掉一切，有人说老舍若能以幽默看待文革苦难，挨过一劫也未可知。但殊不知鲁迅有他的柔情似水，有他的热情似火，那是一种浓郁的冷的热；老舍不是幽默得没有了底线，他有一股强烈的热的冷，他是典型的外圆内方，他是有脾气的！

中国文人的悲剧宿命自古而然，鲁迅、老舍盖莫能外，他们有跟屈原一脉相承的精神气质，有独立不羁，有狂狷耿介，有理性反叛，有韧性战斗，有舍身报国，有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自甘背负起精神十字架，虽然或许老舍没有鲁迅思想家般清醒的“启蒙”“救亡”意识，但他在对国民劣根性的文化批判中所表露出的宗教般的救赎意识，在现代作家中也是独树一帜的。他的投入太平湖也更具有屈原色彩。

一个人的生命过程就像是走在一片开满了野花野草的湿地，极具诱惑力，但走起来往往步履维艰，不知觉间就会陷入谜局，难以自拔。这时能作出鲁迅式或老舍式的命运选择吗？

我常常困惑，老舍在他生命岁月的最后一个春天，在血压高、头晕和写字困难的情形下，何以会至少看起来是那么虔诚地坚持到北京顺义县木林公社陈各庄大队体验生活，留下了他平生最后一篇创作——快板《陈各庄上养猪多》？

这几乎是老舍的绝笔之作了，他为把这篇快板词写好，记了长达好几页的采访笔记，满篇都是枯燥的怎么养肥小猪的资料。谁能想到拿笔的这位67岁的老人，是写过《猫城记》、《离婚》、《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和《茶馆》的那个老舍？！他是爱这个世界的，当他没有任何再眷恋生命的理由时，选择了自杀，未尝不是对自我的一次救赎。对鲁迅，也不能说他恨这个世道超过了爱，他要“立人”，但到他死，也没看到有多少人真正立了起来。他在绝望中耗尽了生命。

鲁迅是旷野中的过客，呐喊着彷徨于无地，最终倒在了虚妄之绝望中，遗体上覆盖着一面旗，上书“民族魂”。这魂魄永与爱他的人同在。

老舍的理想很单纯，只想着当个职业的“文牛”“写家”，生命的最后归宿竟是冷冷的一汪湖水，连骨灰都没有留下，因为他是“自绝于人民”。但他的作品还在救赎着许多活着的灵魂。

不久前，我请北京“人艺”的演员杨立新做客文学馆，作了题为“演员如何走进大师？”的演讲。作为一个话剧演员，如何饰演好自己的角色，并与创造这个艺术灵魂的大师对话，走进他的艺术世界，的确是个问题。

现在高校的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大都开设有文本细读的课程。但假如不力求探索、研究与文本相关的各种纷繁复杂的元素，而仅单就文本读文本，视阈未免狭窄，也不利于对作品的深厚意蕴进行深入的挖掘、剖析，弄不好还会导致对作家作品的误读。我想，仅就细读老舍的《茶馆》和曹禺的《雷雨》这两个文本而言，没有读过大学而饰演过秦二爷和周仆园的杨立新，自有他从演员的角度所体味到的别一番滋味。

不是吗？我们有多少读者，或许也包括一些研究者，像他那样细致深入地琢磨过《茶馆》中秦二爷的出场，以及并不算多的台词里的弦外韵味；像他那样在饰演角色的过程中，反复琢磨那个背负着“始乱终弃”情感恶名的虚伪的周仆园对于鲁侍萍的真实感情？

他是一个用心的演员，对剧本抠得很细。剧本剧本，乃一剧之本，尤其像老舍、曹禺这样天才的艺术大师，他们对人物、情节之间内在逻辑关系和线索的布设功力，真是令人叹服。老舍曾说过这样的意思，我可以用一句台词写活一个人物。以杨立新所举董行佶先生最初饰演《茶馆》中马五爷为例，马五爷在整部戏里只有三句台词，第一句是在二德子逞凶时说出的，老舍在剧本中写的是“二德子，你威风啊。”作为演员的董行佶刚开始演时并未在意，他凭直觉将台词说成“二德子，你好威风啊。”后来，细读剧本，恍然发现这简单的一句台词中并没有个“好”字。仔细一琢磨，不能不对老舍先生的艺术功力感佩至深。因为在老舍要写的已经吃上洋教的马五爷眼里，像二德子这样的地痞，连耍威风的资格都没有，以此凸显的实际上是支撑起洋教的帝国主义的八面威风。不加“好”字的妙处，竟是这样体味出来的，真妙！这也是“人艺”演员解读大师的一个鲜活例证。类似这样的例子，“人艺”有许多，这应是大学文本细读课程所不容忽视的。

他还是一个用脑的演员，他对所饰演的角色决不止于对前辈的效仿，而是努力咀嚼角色并演出自己的特色。咂摸出细节的真滋味儿是见功夫的，比如他从《雷雨》剧本中前后关联的几个细微细密细致处感觉到曹禺笔下的这个周仆园，年轻时与鲁侍萍是真心相爱的。另外，像保留鲁侍萍“生前”那间房屋的原场景，任谁都不许拉开窗帘等，也并非周仆园的假意虚招，而是真的“此恨绵绵无绝期”。这对于读者、观众甚至研究者理解周仆园这个人物形象，无疑是有“新意”的。或许这才是曹禺先生的“原意”？

北京“人艺”创造和丰富了一些经典剧目，之所以说“丰富”是因为有的剧目，尤其像《茶馆》，是“人艺”富有才华的导演和演员们同老舍先生一起打磨出来的。

我跟杨立新一见面，就互相恭维彼此年轻，他说我不像“60后”，我说他不像“50后”。他长得面嫩，身体又好，真心祝愿他能在话剧舞台上演到七老八十。跟他交往，感觉他为人谦和、低调，问他如何介定自己的身份，他说自己就是一名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看得出来，这是他最在意的职业角色。

在我的朋友里，多了一个叫杨立新的北京“人艺”的演员。

                                                               近年来，郭沫若研究有点儿冷，也有许多对郭沫若的评价截然对立，似乎正有越来越多的人对郭沫若失去兴趣.这些自然都与由郭沫若与政治的涡流演绎出来的诸多是是非非、非非是是有关系。魏建兄是我的好友,他是郭沫若研究专家，学术身份是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副会长、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今天，我请他来文学馆，做了题为“关于郭沫若的是与非”的演讲。

听完他的演讲，我想以前对郭沫若不抱好感的朋友，或许会觉得自己在判断上过于简单或草率了。当然，不必急着下结论和判断。因为魏建兄是多视角、多侧面、多层次地分析了作为历史人物的郭沫若这样一个特殊而复杂的存在，所涉及到的是是非非是如此之复杂，也的确很难下判断。其实，不光对郭沫若，就日常生活中的我们每个人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简言之，一个人之所以如此，一定有他/她之所以如此的理由。而遗憾的是，我们常常对导致这个之所以如此的可能错综复杂的原因，知之甚少，或干脆不得而知。这也是魏建兄提出要以科学的立场、态度、方法认识和评价历史人物的初衷。不知道不等于不存在。我们不能在不了解复杂原因和背景的情形下，仅凭表面材料或现象轻易做出是非判断。遗憾的是，我们往往在不经意间就这样做了，并且已经做成了习惯。

由郭沫若我想到，文人的创造力与政治涡流之间，始终呈现出一种无休止的类似猫与老鼠游戏的关系。他们始终萦怀这样一个难解的心结，面对命运选择，他觉得或许自己有某种可能性，结果选择以后，越走越远，越陷越深，不能自拔，而只能把是非交于身后的历史。

另外，也不单郭沫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许多作家，都有待于我们重新挖掘、认识与评价。理由很简单，我们所了解和研究出来的他/她，并不是他应该的样子。

魏建兄在演讲中多次强调这样一个观念，即我们要对一个独特个体生命充满尊重，我十分赞赏。事实上，现在社会上有许多出现的问题、发生的现象，都与此有关，即我们常常不懂得尊重别人，一切以私为最高利益。比如，有些媒体为利益驱动，就喜欢挖掘、炒做名人隐私，有些人甚至还不遗余力地使用文革式的手段，传闲言，造小谣，写匿名信，恶意搬弄是非。这是心智和精神上的病态。当然，也不难从中看出，不光郭沫若这样一个特殊而复杂的历史人物，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魔鬼与天使纠结在一起的矛盾复合体。

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尊重别人的尊严，这样，我们或许也更容易活出自尊。

前不久，文学馆的讲座我请来了一位特别的主讲人，这里的特别有四层意思：一，他是军人，文学馆只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时，请过一位少将、三位大校军衔的军人；二，他是上将，军衔高，是文学馆讲座有史以来军阶最高的主讲人；三，他是读书人，有儒将之谓；四，他是藏书家，尤其喜爱收藏签名盖章本。作家协会铁凝主席，在为他的著作《藏书·记事·忆人》所写序言里说：“他收藏的签名书更是令人羡慕且‘嫉妒’。国内外名人，从国家领导人、总统、首相、军界名家、科学泰斗、经济学家，到亲友师长以及作家艺术家，凡他喜爱的，必会想方设法索到签名书或盖章本。”说了半天，他是谁呢？他是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会长、教授熊光楷上将。

熊将军不仅爱藏书、读书，他也写书，他的本行是从事国际战略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叫“以文韬服务于武略”，中英文版的《国际形势与安全战略》是他这方面的学术成果。但将军此次讲的不是他的本行，而是“藏书、读书与修养——谈谈收藏签名盖章书的学习与修养”。知道将军喜欢收藏签名本，前去拜会时，特地题签了几本拙作，请将军一哂。将军也送了我他的签名本，由季羡林先生题写书名的《藏书·记事·忆人》和《国际形势与安全战略》。

照过去的算法，熊将军的年龄已逾古稀。但他一口气讲了两个半小时，中间没休息，且中气十足。看这精神，估计活到茶寿108岁没有问题。

熊将军由签名盖章书讲了一些与书相关和由书生发出来的人与事，既有纷繁凝重的历史感，也有深切厚重的现实感，所讲内容信息量大，很多意味深长，耐人咀嚼回味。

收藏是一门学问。老话说，盛世玩收藏。现代各类收藏鉴宝节目，在电视上也是品种繁多。我感觉，似乎收藏如果跟人的兴趣、职业特点甚至性格特点，发生密切的联系，才有可能富有特色。熊将军的藏书，仅签名盖章书单从量上看，已经是一个丰富的世界，近三千册。确实令人艳羡，但为而不易。我们没有这样高的级别、身份、地位、影响，尤其很难从事将军所从事的职业，到哪儿去淘换中外领袖及各界精英显要的签名本？但将军藏书的这股劲头儿，告诉我们，不论做什么事，只要有恒心毅力，就有可能成功。藏书如此，干事业也一样。

熊将军谈的是书，但主要还是为说人。透过那一本本书，我们可以走进一个又一个的精神世界，并感受到书作者的人格力量。也正因为，我们才更应该珍惜生命，抓住光阴，多读书，读好书，多听讲座，尤其多听文学馆的讲座，努力活出人生的大境界。如果有一天我们的社会真正变成了浓郁的书香型社会，也就用不着提倡读书和文明了，因为读书和文明，已经变成了一种习惯。一般来说，我们缺乏什么，才倡导什么。国家现在提出要建设读书型社会，文学馆也提出要建设学习型文学馆，都是在这样努力着。

       “讲真话”的两个指数

    顷见《南方周末》载应是季羡林先生仙逝不久前以病体书写的“讲真话”，字体不漂亮，更谈不是书法艺术，但这歪歪斜斜的三个字的分量，真能以心读懂并深切感其深刻意蕴者，几何？

 说到这儿，先澄清一个不是真话的事实。从网络上见到有文章说我在季老辞世以后，接受记者采访，提到跟季老交往有年，并曾邀请季老到文学馆讲座云云。此纯属子虚乌有！

事实是，第一，我与季老仅一面之缘。那是1999年4月27日的上午，在北大中文系教研室里访完钱理群老师谈老舍之死，骑车在燕园转悠，在朗润园与散步的季老不期而遇。真是可遇而求之不得也。我主动问候季老，说明正在做“老舍之死”的调查采访，问季老是否愿意谈一谈。季老欣然同意。收在复旦大学出版社最近新版的《老舍之死口述实录》里的《季羡林：老舍的人格是站得住的，要不，也不会去投太平湖》这篇访谈（附后），即是我与季老坐在“季荷”湖边的石头上完成的。第二，季老辞世以后，我从没有接受过任何采访。

无独有偶，在早些时候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时，也有媒体把我在一篇关于《新青年》的学术散文里的话，引用成是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请原谅我不点那家媒体的名，因为写那篇报道的记者初衷并无恶意。再者，好在记者引的是我的文中原话，并非臆造。而那篇有关季老的报道，就真的不是在“讲真话”了。其职业道德可以如此吗？我想这当然是个别记者所为，但这“个别”若是遇上几回，对记者恐只能敬而远之，退避三舍。不过，若记者以这样的能为德行，你即使对世事保持沉默，他/他也有本事以引用你的话来制造你接受采访的事实。呜呼！

由此，我想到若“讲真话”必须具备这样一个前提条件，即先于沧桑人生受尽假话之累之罪之苦之痛，待年至耄耋，还须有放言无忌的“大老”资质（也不能为老不尊，胡编乱造，欺世盗名），“讲真话”没谁能奈何。晚年不遗余力倡导讲真话的巴金、冰心、季老等诸多文化老人，均如此。君可见，真话要等到老年讲！

换言之，是两个指数决定着能否“讲真话”，一个是环境，一个是年龄。前者常常是身在其中不可选择，后者是必须以坚韧的生命力和强大的神经煎熬出来。这也就不怪乎人们时常慨叹讲真话之难难于上青天了。

我想至圣先师的孔子也是受过假话之害的，不然他干吗要在《论语》里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俗语云，世上最开罪不起的是小人。不是吗？小人有本事把不说真话当成闲情逸致，时时躲在暗处施放冷枪暗箭，见谁射中倒下，便志得意满，欢欣鼓舞地寻找值得他/她煞费苦心如此辛劳的终极标靶。小人不讲真话并不可怕，怕的倒是善于听假话者，所谓三人成虎，不由得不信。这样一来，匿名信件、流言蜚语的杀伤力可谓大矣。且小人多亦为众，到众声难违，就更可怕了。就像季老以真话请辞“国学大师”的称号，可“众人”就是不答应，悼念追怀起来还是铺天盖的“国学大师”，好似唯有此才配得上巨擘辞世。因此，若环境指数不达标，也只好效仿恩师萧乾的肺腑之言“尽量讲真话，坚决不说假话”。年过不惑，我已渐渐咂摸出恩师此言的真滋味了，即有时连不说假话都是难上难的。

年龄指数一时半会是不能指望的，因为谁也没办法把自己一下子活成文化或什么老人。我理解季老“讲真话”的“真话”并非生活中随随便便的家长里短，而应是在面对大是大非时，敢于表明态度立场。这依然是怎一个难字可以了得！因为真话远比不上假话更中听。实际情况是，真话常常不管有多大的力度，说出后即被化于无形。无形可以模糊矛盾是非，以和为贵。

以上算是对季老“讲真话”的一点思绪感悟，最后以季老接受我访谈时所说的两段话作结语。第一段话：“‘文革’是一场最野蛮、最蛮横、最没有人性的，也不是什么革命，是一场闹剧，一场悲剧。希望在中国，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可我没有把握。”

第二段话：“如果我们不接受这个教训，我不敢说‘文革’不再出现。野蛮的水平，不讲理的水平，随意说是说非的水平，恐怕要超过上一次。‘文革’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耻辱，一个伟大的民族干下这样的蠢事，真是难以想像的。”

 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朱东安研究员约了系列三讲“近代史上的曾国藩”，今天是第三讲“曾国藩与洋务运动”。朱先生简要梳理了洋务运动的概貌，讲了曾国藩在洋务运动中所扮演的承前启后、举足轻重的角色，讲了他是如何处理天津教案的。

 单就洋务运动来说，曾国藩是积极的倡导者，甚至被誉为洋务运动的领袖，同时也是热情的实践者。以下看几个时间数据：

 1861年攻克安庆后，曾国藩开办了安庆内军械所，这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家军工厂。

 1865年6月，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在上海虹口购买了美商的一座铁厂，改名为“江南制造总局”。其实，1863年曾国藩便有此意，他全力支持李鸿章，在共同苦心经营之下，江南制造总局规模空前，成为了当时国内最大的兵工厂。

 难得的是，曾国藩具有世界眼光。他见洋人造机器是根据数字推算而来，一切照着图纸的标准。要精通此道，唯有靠翻译。因此，1867年，他设立“翻译馆”，聘请洋人主持译务。这个翻译馆堪称中国由政府创办的历史最久、出书最多、影响最大的翻译中心。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译著可是居功至伟的。它不仅为启迪和培养中国近代科技人才以及许多科学奠定了基础，尤其对近代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事实上，正是这样的影响日积月累，积小成大，积少成多，逐渐孕育出思想界的启蒙与文学界的改良与革命。这是后话了。

从一方面来看，曾国藩所倡导的作为近代化运动的洋务运动，要“师夷长技以制夷”，要“自强、求富”，都有着不可低估的进步意义。他开创了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个第一：他开办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工厂、制造出中国第一艘轮船、兴办起中国第一家大型多功能近代工业基地、建立中国第一个翻译馆、派出中国第一批留学生，如此而享有“洋务运动之父”的美誉，也是实至名归，并被载入史册。

 但另一方面，曾国藩所谓的“自强之道”，不过是为已露末世相的清政府借洋务运动寻找政治出路。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大的历史背景下，洋务运动不可能成为救国良方，更不可能使国富民强。最后，中日甲午战争以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宣告了洋务运动失败的大结局。不论曾国藩，还是李鸿章，都无法挽回大清覆灭的命运。

今天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朱东安研究员做客文学馆，主讲“曾国藩与湘军”。

有俗老俗话说，无湘不成军，意思是行军打仗如果哪支队伍里没有湖南兵，就缺乏战斗力。湘军的创建者是曾国藩。朱先生以扎实丰富的史料为根据，讲了曾国藩与湘军的始末。他讲起“故事”如数家珍，但绝不是说评书。像这样挖掘史料的深功夫，是傻功夫，笨功夫，也是真功夫，非积数十年不能为。

通过朱先生所讲，不难发现，湘军之所以有着强悍的战斗力强悍，虽然它所错误也很严重，比如打了胜仗，杀降杀俘；攻下城池，烧杀淫掠，但总体说来，首先在于曾国藩治军严格，可以说一点一滴都从自己做起，也就是我们今天还惯常说却难以真正做到的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同时，他非常注重在湘军中流淌出父子、兄弟等的嫡亲血缘关系，父子兄弟齐上阵，打仗能不玩命吗？还有就是，粮饷充足，战略对头，论功行赏。这也是湘军能够战胜太平军和捻军的一个主要原因。当然，也可以这样说，并不是曾国藩及其湘军打败了太平天国，而是他们把自己打败了。事实上，太平军最后战斗力的丧失，与八旗、绿营因贪图享乐而无斗志如出一辙。如此，当初一路过关斩将的八面威风，只能断送，从而成全了曾国藩，使湘军异军突起。

    可以说，曾国藩是清朝开国后第一位手握重兵的汉臣，最后能以善终，跟他崇奉理学、满腹韬略不无关系。用今天的说法，曾国藩攻陷南京击溃太平军以后，达到了事业的顶峰。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帝年幼，慈禧刚刚掌权。身为汉人，重兵在握，若心有不臣，兴兵北上，讨伐朝廷，历史也许就就另外的写法了。但他为打消朝廷的顾虑，主动要求裁撤湘军。当然，这里也有着明显的内外因，外是早有防范的朝廷大兵压境，内是湘军内部“哥老会”盛行。不过，若当初鳌拜、年羹尧之辈，能有曾文正公如此这般审时度势的明智之举，恐也不至于惹来杀身之祸。曾国藩大概也是明白盛极必衰的道理。所以，还是老话说，天作孽，尚可活，自作孽，不可活呀！辨证地看，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

   湘军毕竟是曾国藩一家之军，这种建军理念原则，被后来的李鸿章、袁世凯所效仿，像李鸿章这位淮军主帅的外交、军事才能，很大一部分得自他的老师，即这位湘军主帅的熏陶影响；像袁世凯，在朝鲜编练新军，一切则都是按照“湘淮军制”来做。

    看来，不论多难，我们还是得努力并尽力地以辨证、多元的视角多看待和研究历史，这自然包括如何多元、负责地认识历史人物和事件。至少在我有限的有生之年，我已经遇到过不止一次这样的事——历史上的人或事，如狗屎般臭不可闻没多久，便又如陈酿似地香飘四溢了。

    这是历史的罪与罚吗？

    她结合自己的写作经历谈了1979—2009中国儿童文学三十年峥嵘岁月的历程。她说:“好的儿童文学不仅仅是给儿童看的，也是给成年人看的，经典儿童文学中有全人类的财富，特别是其中人文的情怀。”她同时强调，童年是一个深刻的话题。我们听后，会深有感触吧？她记录了孩子们童年心灵的成长，也折射出成人心灵的成长。儿童世界是充满单纯善良的，我们一想到孩子，也许首先就会想到有一双单纯、可爱的眼睛。但遗憾的是，不是世界上所有的儿童都有一个幸福、快乐的童年。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关注儿童成长本身，其实都是成年人在关注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未来。可能我们并没有很凝重地、深沉地想过这样一个问题，成年的我们可能不太关心儿童文学了，也不爱倾听孩子说话了，不关注儿童在成长中的一点一滴了。我有时候也这样，比如工作忙完挺累的，回家之后心里也烦，女儿一跟我说学校里的事，我似乎表现出在听的样子，但孩子看出来了，会说：你没有在听我说话！

孩子的书包越来越沉了，功课也越来越繁重了，各种各样没完没了的奥数班、特长招生等，给了孩子们更多的拖累，也使孩子心灵健康快乐的成长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甚至是伤害。其实从教育来讲，我搞不清为什么，不是已经取消奥数了吗，可是现在还有很多的好学校依然以奥数成绩来判定是不是录取孩子，也有非常好的学校在考试之前还要举行什么特长生招考。家长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们不输在起跑线上，但这样的教育理念是否科学呢?孩子的起跑线在哪儿？孩子的童年应该是幸福、快乐的，他是应该以玩为主的。当然，这个玩是很丰富的。如果把起跑线提前到三、四岁，现在有很多学校开设学前班，有的家长为了让孩子能上这所好学校，就必须先上这所学校的学前班，否则便上不了这所学校。于是，这个起跑线就从七岁提到六岁，提到五岁，甚至提到四岁。我想问，孩子真正的幸福时光能有一年或二年吗？我现在都不敢去想了。我只想说,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成年人展开了角力竞争.孩子们的童年失去了快乐,成年人也减少了幸福时光,多的是二辈人甚至三辈人的疲惫不堪.谁得力了呢?是借教育获取利润者.这的确是个巨大的产业啊!

另外，想问,我们的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又有多少呢？像秦文君这样，从1982年开始，至今20多年了，一直致力于儿童文学写作，而且写了那么多好的儿童文学的作家，我们有多少呢？我们现在有多少儿童文学作家是真正褒有童心，是真正为孩子写作，真正关心孩子心灵健康成长的成人作家呢？好像一切都在商业化着，儿童文学也如此，有的作家似乎就是为了写畅销书，拿高额版税，而不去真正关心孩子们的心灵。我想这或许是我们现存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所以，秦文君也是从这个角度讲，电视跟阅读是不一样的。现在我们各种各样的宣传，各种各样的引导，都把孩子引到电视上去了。但这又不好简单地归于教育的失败，它也可能牵涉到很多的因素；也不能简单地说很多因素方面都失败了，很难这么说。但我总觉得我们现在似乎方方面面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我们很多人都意识到了问题出在哪儿，可就是没有力量解决。我也常常感到困惑，感到无能为力，像许多人一样,我能感到我们的教育有问题，感到教育之外的很多很多地方有问题，但就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似乎掉在这样一个圈儿里，必须在问题当中跟着它，一步一步地往前走，看看这个问题到底能走多远，看看这个问题到什么时候才会破灭，出现新的东西来拯救它、解决它。读秦文君的书，可以求得一时心灵的慰藉，但对这样的问题，她的书也解决不了。不过有一条近路，也是反反复复建议的，那就是多阅读、多来文学馆听讲座、少看电视。

秦文君已经写了出了30多本书，她还要继续写下去，她把给孩子写书当成一生最美丽的事业。她提到了对文学的忠诚，我觉得这太难了，也太难得了。现在我们热爱文学、倾心于文学写作、执着于在文学路上奋力前行，并且从内心深处褒有对文学的一份忠诚的，我们又有多少呢？

秦文君始终强调好的儿童文学一定要有意思、有意义，还要有审美、有文学的力量。说得多好啊！我们现在有许多儿童文学，只剩下了故事，看过以后对你一点人生的启迪、一点美好的向往都没有，这样的儿童文学我想最好还是少看。当然不是说一定要让儿童文学负担更多教育的功能、使命，相反，我们倒还真应该给儿童文学减减负，别让它担负太多的教育功能和使命感什么的，而是要让孩子们在阅读儿童文学的时候，真正享受童年的幸福、快乐时光，从阅读当中成长自己的心灵，丰满自己的心灵，使自己能快乐、健康地成长。我想这对一个儿童来说是最重要的，其实也是我们作为成人最为该关心和关注的。让所有的儿童都能幸福、快乐地成长，也希望我们成年人都有一颗健康的心灵和一个健康的心智，这一样很重要，因为我们成年人可能受到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制约，常常变得心智不健全了。一个心智不健全的成人，怎么可能用健全的方法去教育孩子呢？这又是一个问题。仔细一想，现在问题真的很多，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现在有的孩子心灵不健康，可能有暴力倾向，等等，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样的孩子往往出在父母离异的家庭，不是所有，但确有很多是这样。开句玩笑，为了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为人父母者最好和睦相处，别轻易离异。

秦文君说，“但愿写第50本书时能够发现，那是一本无愧于所承受的一切孤独、辛劳的书。”我祝愿并期待着她的这一天.

如果要我选一项与人相伴终身的精神活动，我会绝非附庸风雅地说，只能是读书。但每个人读书的过程不一定都是愉快和充满趣味的。不过，有了些沧桑、坎坷、挫折、郁闷的阅历，人到中年之后，忽然发现，人这辈子能交到的知心朋友实在是不多，开始真正领会人生难得一知己，千古知音最难觅。“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

俗话说开卷有益，我对此不这么盲信了，因为有些书已经不那么良善。以前老说，书是人的精神导师，现在我也时常觉得，恐未必，因为我们似乎正生活在一个已不单需以读书为快乐和获得知识力量的时代。时代的多元，正把读书边缘化着。要不为什么又呼吁着提倡全民读书呢？成长至今有限的记忆告诉我，当我们提倡什么了，恰恰是那个被提倡的什么已经匮乏的时候。比如，就文学创作而言，呼吁大师的出现已经有些个年头了。颇具反讽意味的是，大师的名衔倒平添了不少，结果不仅有的是浪得虚名，而且还有的是欺世盗名。此非书之罪，是人之过也。

小时侯背名人名言时就牢记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也从没放弃过以汲取知识来获取力量。可事到如今的阅历明明告诉我，有知识，不一定意味着有力量。更有甚者，知识越多，越自感力量单薄，面对芸芸众生中许多具体的人与事，知识是无能为力的。事实上，培公的话是不错的，这个力量是指一个人的内心力量、人格力量和精神力量。的确，一个人只有内心强大，才是真正无法摧折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读书本就是人从内心生发出来的一种自觉自愿的精神需求，无需靠什么哪怕是美好的外力，比如建立个读书日、读书节，甚至读书工程什么的，就能尘埃落定的。现代社会的功能之一，就是把一切仪式化，自然包括读书。这很难简单地论其好与不好。但我杞人忧天的是，就怕最后仅仅剩下了仪式感的享受。我们不乏这方面的先例。

既然读书是个人的精神活动或事业追求的一部分，就不必替今人担忧，还是具体说说自己吧。

我常觉幸运的是，我的读书生活与我的工作已经和谐为一个整体，是分不开的了，至少目前是这样。因此，我的职务工作主要有三大项，读书也基本围绕这三大类。

第一，从2001年2月18日主持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星期日公益演讲——“在文学馆听讲座”，至今已超过“八年抗战”的时间。在这八年多的时间里，我请了近300人次的作家、学者到文学馆做主题演讲。我跟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了忘年交或同道的好朋友。聆听讲座，其实也是一种阅读。我阅读了他们中许多人写的小说和学术著作，开拓了文学写作和学术研究视野，增长了多方面的知识和学问。我把他们的演讲结集，主编出版了20多本“在文学馆听讲座”系列丛书。这已经成为一个品牌。

另一个值得并留下记忆的是，每场讲座开头我都有不无准备的开场白，结束时谈点儿即兴感悟。回首一看，吓了自己一跳，这些即兴的文字居然超过了30万。简言之，人要做好、做成一件什么事，贵在坚持。

第二，2006年3月始，受命接手主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编辑部的工作。这是一份由文学馆主办并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合编的研究会会刊，被视为业内顶尖级的权威期刊。有了一些繁杂琐碎的行政工作，自然会耽误一些读书和学术研究的时间。但这样一份工作，又有具体、实在和深远的意义、价值。这两年，在《丛刊》编委会学术团队和编辑部同人的共同努力下，改版后面貌一新的《丛刊》获得海内外学界一致赞誉。在很多学术期刊收取版面费致使学术声誉受损的情形下，《丛刊》不仅不收取作者一分钱的版面费，反而还提高了作者的稿酬标准。同时，我们力求学术公正，这是对期刊本身维护学术荣誉的最好保证。

编这样的纯学术期刊，不仅要花费大量时间看论文，还要慧眼识珠，努力挖掘年轻作者，鼓励与提携后起之秀，这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所必需的。当审读论文变成一种职业，阅读的乐趣会减少许多，那份辛劳可真是甘苦自知的。为把握学界前沿及学科发展态势，也得经常关注和留意新出版的学术著作。这些都属于专业性的阅读范畴。

第三，从2008年起，受单位委派，我又多了一项博物馆领域的差事，也许称事业更恰当。这是一项新工作，随之带来一种新阅读。工作是要积极参与筹建中国博物馆协会文学专业委员会，阅读是要学习、了解和掌握建设与发展中国博物馆尤其是文学类博物馆的相关知识和业务，并增进与国际博协文学专业委员会的学术交流。工作本身无疑具有挑战性，阅读与交流还需要把已渐荒疏的英语能力加以提升。这同样属于专业阅读。

说到这儿，完全属于我自己的个人的读书生活在哪儿呢？这其实是我现在遇到的最大问题，即阅读常跟工作打架，读书生活和事业发展要跟工作和家庭抢夺时间。我已深切感受到了人到中年以后的劳与累，事业的艰辛不在话下，但当工作遇到不顺，就真有点心灰意冷，甚至想干脆去大学当个单纯的教书匠或去研究机构作个纯学者好了。可世界上哪里真有世外桃源，人又怎么能真正置身事外呢？当人面对命运的时候，除了说声“是”，什么都无济于事。

人的理想生存境界是诗意地栖居，理想的读书生活该是能使自己处于一种诗意的阅读状态。对我，照目前情况看，也许诗意的阅读要等退休以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