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两岸之间举行经贸谈判已经是困难重重，两岸之间举行政治谈判一定是万分困难，因此，两岸面对困难达成“搁置（政治）争议”的共识，达成了“先经后政”、“先易后难”、“先急后缓”的解决两岸关系难题的三条原则。依据这三条原则，两岸已经达成12项协议和1项共识，因此，这三条原则真是取得了巨大成就。

　　不过，这些两岸协议和共识的重要性不及ECFA，因为，目前全世界有240多个自由贸易协定，签约成员彼此互免关税，如果不能和主要贸易对手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实际将在重要市场失去竞争力。可是，亚洲地区只有朝鲜和台湾没有签订相关协定，而台湾偏偏是一个出口导向型经济实体，这对台湾是一个致命伤。所以，台湾想与大陆签订ECFA后再与其他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显然，依据“先经后政”和“先急后缓”两个原则，两岸应该尽快举行ECFA的谈判与签署该协议，以免台湾在区域经济整合体系中被“边缘化”。

　　但是，两岸签署ECFA将会遇到巨大的困难。首先，台湾的民进党反对台湾与大陆签署ECFA；其次，ECFA还与政治相关，说白了，就是遇到这样的政治问题：两岸是在“一个中国”框架内还是在“两岸对等”的基础上签署ECFA？如果马英九政府承认是在“一个中国”框架内签署ECFA，大陆方面可以作出巨大让步；如果两岸是在“两岸对等”的基础上签署ECFA，大陆方面必然慎之又慎。这样一来，就适用“先易后难”原则了，两岸其实就是不能签署ECFA了。

　　由上所述，可以发现两岸之间使用的“先经后政”、“先易后难”、“先急后缓”、“两岸对等”、“一个中国”、“对等协商”、“良性互动”等几个原则，在相互之间存在着“相互矛盾”而不可能同时成为原则的弊端。如果两岸使用这些原则举行各种谈判，极有可能使谈判中途夭折，有些议题甚至在没有谈判之前就被某个原则否定了，ECFA就是存在这种状况。

　　坦率而言，如果两岸在谈判之前不设立原则，就会使得两岸谈判迷失目标，不知谈什么为好，甚至反而会使两岸关系问题更加复杂而无法解决。例如，假设两岸不设立“一个中国”和“两岸对等”原则的话，两岸一旦谈判失败，后果都是不堪设想；假设两岸不设立“先易后难”、“先经后政”、“先急后缓”等原则的话，两岸之间的谈判极有可能像马拉松一样在长时期内没有结果。总之，不设立原则有不设立原则的弊端；反之，设立原则也有设立原则的弊端。“原则”其实是“两难问题”。

　　至此，显而易见，两岸要使各种谈判顺利举行，而且能够通过各种谈判解决两岸关系难题，一定要破解“原则难题”！

　　笔者认为，两岸首先要举行关于“原则”的谈判，使各方提出的原则归纳总结成相互之间没有矛盾的“统一原则”。在世界上极大多数国家中，宪法必然是原则，而且是法律地位最高的原则。但是，在两岸之间有没有两岸通用的宪法呢？似乎还没有，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台湾适用的话，或者中华民国宪法在大陆适用的话，两岸之间的关系难题已经全部解决了！

　　正是由于两岸之间还没有通用的宪法，因此两岸才会提出宪法的替代物——原则，即在不能“依法解决两岸关系”的情况下，以“原则解决两岸关系”。不过，由于原则是单方面提出的，因此对于另一方而言没有约束力。为了使自己一方提出的原则对另一方也有约束力，因此提出原则的一方才要求另一方承诺某条原则，而另一方出于利益的动机，大多不肯承诺，或者提出对应的原则。两岸就是这样而出现关于“原则”的争议。

　　笔者对两岸之间的各种“原则”进行研究后发现，由于两岸和平协议应该是解决两岸关系难题的原则，因此，两岸举行关于和平协议的谈判，就是举行关于“原则”的谈判，两岸达成和平协议，就是在“原则”层面上达成协议。如果两岸和平协议不是解决两岸关系难题的原则，那么两岸和平协议还有什么作用？

　　总而言之，两岸和平协议应该是两岸共同的“原则”。因此两岸应该先达成和平协议，才能签署ECFA。这样，就可以“使难变易”而“知难行易”了。

　　联系前几日安徽蒙城“交警不看淫秽录像算是廉政”的规定，渑池此番条令可谓与其“相得益彰”。而检索一番过往，如上“非正常”条令又何其多矣。比如，“中小学教师严禁奸污猥亵女生”、“严禁用公款打麻将”、“海关官员不得庇护走私”，数不胜数。“令”出必有因，而“令”本身就成为解读“因”的最佳标本，所以对诸“令”都应逆向理解，“严禁”的背后是“太多”。有“禁”总比“放任”强些嘛，阿Q精神胜利法常常让“拙劣”上升为“差强人意”，而用“差强人意”来包容这些因常识稀缺而致的“荒唐”，难道不是自欺欺人吗？

　　医生不能开假药，官员不能公款赌博，教师不能奸污学生，皆是不言自明的底线规则，而如今却需要一再重申，吴思称之为“底线的失守”。12月8日是新疆克拉玛依大火十五周年祭，那场大火夺走了288个孩子的生命，至今梦魇挥之难去，而那句“学生们不要动，让领导先走”始终是国人心中深深地痛。底线失守的代价可以如此沉重，底线失守也成了滋生官商勾结、官黑勾结、商黑勾结的温床，可乾坤朗朗、刑峻法严，为什么铤而走险、明目张胆者仍如此众？

　　疑惑之下不禁想到了前几年一位论者提出的“谬赏主义”，他说“在我们身边经常能看到将干好本职工作叫‘奉献’，碌碌无为叫‘敬业’，公务员叫‘公仆’。警察抓歹徒其实是本职工作。如果干好本来应该干的工作叫‘奉献’，那么没干好本职工作岂不成‘干好工作’了吗？那么不干工作岂不成了‘干工作’了！这些‘美妙’的名词在中国的泛滥，颠倒黑白，混淆了国人的是非观。结果就是我们一直把一般的当成了非常好的加以崇拜，把不算好的当成了好的来学……然后把最差的当成了一般的来保护了。结果就是国人道德底线的彻底下滑和崩溃。”虽然言辞激烈，却句句刺中要害，原来“谬赏主义”和“雷人”政令是一体两面。

　　提出让人啼笑皆非的政令，其实是解决普遍“失范”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可连道德仁义和法律法规都被轻易“突破”，一纸政令而已，能奏效吗？一个残酷的现实是：维护规范的高成本与失范的低成本。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说：“工业高速发展的同时，能规范它的社会力量却增长相对缓慢，这是造成失范的原因之一。这个问题就是文化目标与制度性手段之间的不平衡。”“雷人”政令层出不穷，根也许在此吧。可一些“严且明”的制度却屡屡失效，又当作何解？

　　李长江是“三鹿”事件中因民众强烈呼吁而被迫辞职的最高官员——去年9月，鉴于多家奶制品企业的产品含有三聚氰胺，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监管缺失，民众呼吁问责的呼声很高，迫于压力，时任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向国务院提出引咎辞职，国务院批准了他的请求。

　　实际上，李长江并非是“三鹿”事件问责官员中复出的第一人，今年3月被中纪委监察部给予行政记过处分的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原副司长鲍俊凯，早在去年就已调任安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党组书记，行政级别为正厅级，较其在质检总局时升了半级；今年3月，河北省纪委决定给予该省农业厅原厅长刘大群记过的行政处分，但早在去年11月，涉及“三鹿”事件的刘大群就已从河北农业厅调任邢台市担任市委副书记，并在今年1月当选邢台市市长。官场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很微妙的调动，不仅是级别恢复，更是“背心改胸罩”——级别一样但位置更重要，显然属于重任。

　　三鹿事件问题官员频繁复出和提拔重用，受到舆论的密切关注在情理之中。上半年，媒体就对鲍俊凯明降暗升调安徽任职提出过质疑，近日李长江一露面，国内众多媒体在今天（28日）都争相发布了《多名因三鹿事件受处官员复出或被提拔》的消息。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人民网强国社区还把该文置于首页醒目位置，目前留言评论者已过百人。

　　汹汹民意反映出人们对我国现行问责现状的不满意。不是说被问责的官员从此不能复出，也不是说复出的官员仍有问题，问题在于，复出的机制应该公开，像当初公开问责一样，至少有一套为什么复出、怎样复出的程序让公众知晓。否则，只是官场内部定夺，就必然导致流言四起。

　　尤其必须指出的是，问责不是换岗，不是让问题官员从一个岗位调整到另一个岗位，在绕开舆论的锋芒后重新出山。如果这样，问责就会改变味道，换岗就会成为官员躲避责任的“幸福港湾”。

　　可从“三鹿”事件问题官员先后复出中，人们为什么能明显感到以换岗代替问责的痕迹？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全国的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至少有55万多人，占当时知识分子总数的百分之十一，而四川被打成“右派分子”人数则是5万余人，须知，那时四川的知识分子人口比例低于全国，且不说还有6万多人被打成“中右分子”。大跃进运动中，李井泉独断专行，容不得不同意见，他在全省搞亩产万斤的“万斤亩”运动，明明是假，却不准人怀疑，哪个怀疑哪个挨整，他蛮横地说：我就不相信搞不出来，我搞不出来，我的儿子也要把它搞出来。1960年7月1日，省委突然一道命令宣布原来的四川省粮票作废，老百姓忍饥挨饿苦苦积攒下的4800万斤粮票立刻化为乌有。从1958年到1962年，四川省官方的死亡统计数字是812万余人，但他不准谈饿死人的情况，谁要谈，就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和软弱性的表现，甚至说：“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李井泉立了功，升为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他的顶子是至少几百万四川人的生命换来的。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李井泉是围攻彭德怀的最卖劲的人之一。这当中有派系的因素，也有他的现实的考量。他统治下的四川在“大跃进”中是“人祸”最重的几个省之一，出于自保他也得要斗倒彭德怀。在“七千人大会”上，中央收到了四川干部的检举信，检举李井泉欺瞒中央，他还受到众多与会代表的批评，有人要求中央将李井泉调出四川。但李井泉不但没半点悔意，会后反而动用公安机关追查检举人，打击报复。从1950年代初开始，他就迫害“地下党”，把大批当年出生入死的地下党员、地下党领导人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反党分子。到1980年代中，他还说：“解放后，在地下党使用问题上有问题……如果用地下党掌握政权，他有一股势力。让地下党这股势力掌握政权就危险……地下党里面，有的是反革命，有的搞投机，有的是摇摆不定的人，国民党一得势，他们就要出来。”说李井泉对四川乃至西南地区人民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这绝不过分。

     在四川，对李井泉无人不骂，很多四川人在“文革”中对李井泉有过冒犯，但至今不悔。李井泉一家在文革中的遭遇十分悲惨，但善良的四川人却说他罪有应得。可见李井泉的恶人形象，四川人实在难以忘怀。不可理解的是，在李井泉百岁生辰的时候，高层不仅为他的罪行掩饰遮盖，还违背历史真实，大唱颂歌。反正，要怎么歌颂就怎么歌颂，老百姓有什么办法？不过，老百姓听了怎么想，衮衮诸公大概也毫无办法。一个网民在一篇关于李井泉的文章后面贴文说：这些歌颂“实太伤损受其祸害的广大人民的感情，有迕历史公正人民意愿！”民为国之本，难道，民心真就一文不值么？

a)你之友方先叫了1D,上家争叫1H,你如何叫？

b)你之友方先叫了1S,上家加倍,你如何叫？

c)你之友方先叫了1H,上家争叫1S,你如何叫？

2）你持以下牌：
S  K Q 4 3
H  Q 4 2
D  A Q 4

C  J 6 3 

a)你之友方先叫了1D,上家PAS,你如何叫？

b)你之友方先叫了1S,上家加倍,你如何叫？

c)你之友方先叫了1H,上家争叫1S,你如何叫？

3）你持以下牌：
S  K Q 4 3
H  Q 4 2
D  A Q 4

C  J 6 3 

a)你之友方先叫了1D,上家PAS,你如何叫？

b)你之友方先叫了1S,上家加倍,你如何叫？

c)你之友方先叫了1H,上家争叫1S,你如何叫？

4）你持以下牌：
S  K 3
H  A K Q 4 2
D  A Q 4

C  A Q J 

a)你之友方先叫了1D,上家PAS,你如何叫？

b)你之友方先叫了1S,上家加倍,你如何叫？

c)你之友方先叫了1H,上家争叫1S,你如何叫？

5）你持以下牌：
S  4 3
H  K Q T 4 2
D  Q 4

C  K J 6 3 

a)你之友方先叫了1D,上家PAS,你如何叫？

b)你之友方先叫了1S,上家加倍,你如何叫？

c)你之友方先叫了1H,上家争叫1S,你如何叫？

6）你持以下牌：
S  K Q 4 3
H  Q 4 2
D  A Q 4

C  J 6 3 

a)你之友方先叫了1H,上家争叫1S,你如何叫？

b)你之友方先叫了1S,上家加倍,你如何叫？

c)你之友方先叫了1S,上家PAS,你如何叫？

7）你持以下牌：
S  Q 3
H  Q 6 5 4 2
D  A Q 4

C  A J 6 

a)你之友方先叫了1D,上家PAS,你如何叫？

b)你之友方先叫了1S,上家加倍,你如何叫？

c)你之友方先叫了1H,上家争叫1S,你如何叫？

8）你持以下牌：
S  6

H  Q 4 2
D  A Q T 4 2

C  J 6 3 2

a)你之友方先叫了1D,上家PAS,你如何叫？

b)你之友方先叫了1S,上家加倍,你如何叫？

c)你之友方先叫了1H,上家争叫1S,你如何叫？

你之点力高于8，应1NT(此属逼叫)

你之点力12-15，有5张以上之C,D或H套花，应2C,2D或2H

你之点力6-8,S有3张支持，加叫2S

你之点力高于16，非均牌跳应你之套花3C、3D、3H

你之点力12-15,S无支持,均型，跳应2NT

你之点力9-10,S有3或4张支持，邀叫3S

你之点力13-15，S有3张或以上支持，封局应4S

B)上家叫加倍时
你之点力低于8，S无支持,PAS
你之点力5-8,S有3张或更好支持，加叫2H

你之点力高于8，S无支持,H有4张或更多,叫再加倍

你之点力高于8，S无支持,应1NT

你之点力高于16，均型，叫再加倍

你之点力9-10,S有3或4张支持，邀叫3S

你之点力13-15，S有3张或以上支持，封局应4S

习题

1）友方开叫1S,你持以下牌：

S  T 6

H  K Q 5 3 2

D  A 5 2

C  Q T 9

a)上家不叫，你如何应叫？

b)上家叫加倍，你如何应叫？

2）友方开叫1S,你持以下牌：

S  T 6

H  K Q 5 3 2

D  A 5 2

C  Q T 9

a)上家不叫，你如何应叫？

b)上家叫加倍，你如何应叫？

3）友方开叫1S,你持以下牌：

S  A 5 2

H  Q 3

D  T 6

C  Q T 9 5 3 2

a)上家不叫，你如何应叫？

b)上家叫加倍，你如何应叫？

4）友方开叫1S,你持以下牌：

S  A T 6

H  Q 3 2

D  A K 5 2

C  A Q 3

a)上家不叫，你如何应叫？

b)上家叫加倍，你如何应叫？

5）友方开叫1S,你持以下牌：

S  K Q 5 3

H  T 6 2

D  A 5 2

C  Q T 9

a)上家不叫，你如何应叫？

b)上家叫加倍，你如何应叫？

6）友方开叫1S,你持以下牌：

S  T 6

H  K 3 2

D  Q T 9

C  A K Q 5 4

a)上家不叫，你如何应叫？

b)上家叫加倍，你如何应叫？

7）友方开叫1S,你持以下牌：

S  A T 6

H  J 3 2

D  A K 7 5 2

C  K Q

a)上家不叫，你如何应叫？

b)上家叫加倍，你如何应叫？

8）友方开叫1S,你持以下牌：

S  T 6 5 2

H  Q 5 3 2

D  8 5 2

C  A Q

a)上家不叫，你如何应叫？

b)上家叫加倍，你如何应叫？

　　一、“拆”。无论在城市、乡镇，还是偏僻农村，我们都可在建筑物的墙上看到外加一个红圈圈的汉字：拆。因为“拆”，又因为多半是“强拆”，就有百姓跳楼自杀；有百姓点火自焚；有百姓集体上访；有百姓集体武装自卫。一场场拆迁大战，看似在拆民房，也许是在拆社会主义的城墙！

　　二、“被”。这一年，“被捐款”、“被增长”、“被代表”、“被自杀”、“被涨价”的实例确实不少。久而久之，会不会有些人“被惹恼”、“被逼上梁山”呢？我们不得而知！

　　三、“黑”。重庆打黑，牵一发而动全身！各地民众也期盼本地的父母官，也学学薄熙来，也来个除恶务尽！铺开，还是“仅此一处，别无分店”呢？这是个问题！

　　四、“雷”。这年头，说话“雷”的人比比皆是。各级官员胆大气粗，官大气盛，个个出语不凡，真可谓妙语连珠！比如：“你是为党说话，还是为老百姓说话”，一语道破天机，发人深思！

　　五、“最”。12个1的“最牛身份证”、“最牛文化局长”、“最牛团长夫人”、“最牛门面房”。试问一句：“其牛劲从何而来？其牛气又能持续多久？　”

　　六、“借”。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检察院女检察长刘丽洁，居然驾着近百万元的豪车，被媒体曝光后，刘丽洁说车是借朋友的。古有“刘备借荆州”，今有检察长借豪车。此外，有权有势者，以种种籍口借钱借物，甚至“借人”者，大概不乏其人，只是“云深不知处”而已！

　　七、“蜗”。2009年，电视剧《蜗居》火了，与此同时也挨批了。被斥责为以低俗、以性感媚人。主流意识与世俗喜好的碰撞；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碰撞；理想生活与现实生活的碰撞；意识形态主管部门的政策取向和文化传播行业的生存发展的碰撞，诸多碰撞还将继续。但《蜗居》是播，还是不播，这又是个问题！

　　八、“碳”。12月7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大国与小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斗智斗勇、斗心斗力。为了各自的利益，有哭的，有喊的；有游行示威的，有中途离场的。只要涉及到国家的核心利益，谁会妥协、谁会让步！外交的格言是：“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

　　九、“伞”。在重庆市开展的打黑除恶行动当中，文强等一大批黑恶势力“保持伞”被绳之以法，民心大快。布伞可以遮阳挡雨；官伞可以贪赃枉法、网开一面！问题在于黑恶势力需要保护神，人们更需要保护伞。黑伞拔除了，白伞、明伞一定要大大张开，这样才能为老百姓遮阳挡雨、为弱势群体撑腰打气！

　　十、“钓”。所谓钓鱼执法，乃间谍手法，用于民事，是一大创举。这与前东德当局的手段可以说是异曲同工。令人难忘的是，二十年前，在柏林墙被推倒后，东德的人民，象躲避瘟疫一样纷纷逃亡西德，其公路上的轿车绵延数公里，其情其景，至今历历在目。今人应该记住：“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十个最牛汉字，提供十条启示，发人深思，发人深省！

美国德尔塔航空公司的一架空客330班机25日在底特律机场迫降，在一片混乱中，多名机上人员受轻伤。有关方面最初宣布，引起本次迫降的原因是，有乘客在飞机降落时“燃放爆竹”，结果造成本身份乘客惊慌失措。据悉，肇事者很快就被制服。

不过，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高级反恐怖官员表示，这名男性乘客阴谋在飞机然点燃爆炸装置摧毁飞机，但未能成功。目前，这名乘客正在接受调查。同时，这名来自尼日利亚的乘客到底是如何将爆炸装置带上飞机的也是个谜。目前，此人因烧伤正在接受治疗。

尽管这名男性乘客对问讯者称，他与“基地”组织有关，但在点燃爆炸物时反被烧伤。不过，美国政府调查人员对这种说法似乎并不相信。

飞机着陆后，一名乘客被送到医院抢救，目前情况不明。美国联邦调查局表示，正在对上述事件进行调查。据悉，迫降飞机是从荷兰阿姆斯特丹飞往底特律的，机上共有278名乘客。有目击者称，客机迫降后，飞机的前轮已经冲出跑道，陷在附近的土地中。

这是今年圣诞节期间，美国民航公司发生的第二次事故。本月22日晚10点许，美国航空公司一架737-800型客机在牙买加首都金斯敦诺曼-曼利国际机场冒着暴雨降落时冲出跑道并断为两截，造成至少91人受伤。受伤人员多为骨折和擦伤，但都没有生命危险。

美联社援引美国国家安全局官员的消息称，二十五日，一名乘客妄图炸毁美国西北航空公司一架飞往底特律的航班但是没有成功。美国官员称之为恐怖主义行动。

美联社的消息指出，这名来自尼日利亚的乘客自称是代表基地组织采取此项行动。

据悉，这名试图引爆爆炸物的乘客名为阿布杜尔·穆达拉德(AbdulMudallad)。他涉嫌在乘坐飞机从荷兰阿姆斯特丹到美国底特律时试图炸毁飞机。该航班从尼日利亚起飞，在阿姆斯特丹转机后，飞往美国，当时，这架西北航空公司的二百五十三次空客三三0航班运载了二百七十八名乘客。

美联社的报道称，在圣诞节袭击飞机的动机目前不明。嫌疑犯于当晚被审讯。

一名坐在疑犯后面三排位置的乘客说，事件发生在飞机即将降落的时候，他当时看到了前方位置发出的火光，并伴随一股味道。他身后的一名年轻人立即上前将其制服。之后引起了飞机上的一阵很大的恐慌。

一名官员指出，歹徒曾意图点燃一件爆炸装置。爆炸物为粉末和液体的混合物。歹徒在点燃爆炸物时没有成功。

官方最初认为，乘客在燃放鞭炮，造成了一些轻微伤害。

达美航空女发言人苏珊·埃利奥特说，该乘客马上被制服。但她拒绝透露乘客受伤的细节。达美航空和西北航空公司此前已经合并。

美国一名国会议员25日对福克斯新闻频道称，试图在西北航空公司航班上引爆爆炸物的23岁尼日利亚籍男子“肯定与恐怖活动有关。”

这名试图引爆爆炸物的乘客名字为阿布杜尔·穆达拉德，他涉嫌在乘坐飞机从阿姆斯特丹到美国底特律时试图炸毁飞机。该航班从尼日利亚起飞，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转机后，飞往美国。

飞机在底特律降落。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目前已经介入调查此事。

　　 在分析改革原因和动力的时候，应该指出的是，三十多年前中国各阶层民众对现状的不满意，不满足；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才是改革的真正原因和动力，而并不是那些要把国家变成现代化强国之类的口号。以邓小平为首的领导层坚定果断地顺应了人民的愿望。同样，人民对党和国家的改革路线与政策显示了毫无保留的信任与拥护。于是，政府与民众互相信任、上下一致，在经历了一个又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挫折之后，改革开放三十年创造了中国经济有目共睹的辉煌与奇迹。

　　 信任危机困扰改革

　　 然而，在多年经济高速增长以后，信任危机也在改变着民众对继续改革的预期与信心。政府与企业之间；国有垄断企业与民营及中小企业之间；官民之间；贫富之间；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之间的信任危机使得深化改革变得十分困难。尤其是社会对政府信任的下降，民众对政府主导的各种改革及其结果不断提出质疑，使三十年前上下一致坚定改革的社会基础面临逐步丧失的危险，这对于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执政使命，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以后，六十年过去了，很少有人会质疑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可是，人们会根据自己在改革中的利益得失来判断与思考执政者的地位与能力。改革本来应该给大多数普通民众带来更多的利益与希望，而现实却不是这样。

　　 比如，房地产改革的政策使房地产泡沫越吹越大，各种“地王”和“房产大鳄”领銜主演，地方政府和开发商联手掠夺了几乎所有的购房者。低收入者无力买房，买到房的人和买不到房的人仍然担忧不减。

　　 还比如，教育改革使“应试教育”越演越烈，教育资源的占有与教育机会的分配在不同地区、不同群体间差距越来越大，权钱阶层占尽先机。

　　 再比如，资本市场改革使融资圈钱与内幕交易更加疯狂，听由庄家任意拉高或打压股市，管理层要么无计可施，要么无动于衷。由于政府信用的缺失与滥用、政策失误和个别重要高官言论的误导，中国经济在增长幅度幅度最大、基本面最好的情况下，作为经济晴雨表的中国股市2008年竟然暴跌75%，跌幅为世界主要股市之最。过山车般的惊险一幕，使24万亿的市值灰飞烟灭，几千万个交易帐户中人数上亿的中小投资者欲哭无泪，至今难有合理的解释。

　　 再比如，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使“权为民所用”的几百万公务员群体自二00八年一月起不声不响地大幅加薪，而同样靠国家财政供养的几千万其他工薪阶层收入普遍偏低的状况却难以改善。提高消费能力拉动经济增长的口号喊了多年，而中国居民收入占国民全部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仍然还在下降。1992—2007年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全部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由69.2%下降至57%。与GDP相比，2008年国民消费率仅为35%，为三十年来最低。不是国民没有消费意愿，而是普通民众缺乏消费能力。而“被就业”“被增长”的数据，也使政府的权威和公信力受到挑战。

　　 本来，利益多元化会使社会不同阶层对改革产生不同的理解与寄托，这是正常和可以理解的。问题是在改革不同阶段的进程中，掌握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地利益集团总是处于改革的优势，最终成为各式各样改革的受益者。面对这样的改革结果，社会对政府的信任何在？

　　 官员素质加剧信任危机

　　 政府能否得到民众的充分信任，除了其执政宗旨和所实行的路线以及政策等因素以外，还取决于各级大大小小政府官员的素质和表现。中国现行的用人体制和政策导向，为各类政府机构制造了一批又一批从家门到学校门、学校门到机关门的“三门官员”。由于阅历简单，许多人不懂下情，不懂社会，不懂民间疾苦，热衷于在机关的高楼大院里闭门造车；在文山会海、迎来送往、酒宴庆典中大显身手。

　　 历史变革时期提出的干部队伍建设的“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方针，在变幻莫测的官场博弈中已经逐步演变为“关系化、低龄化、学历化、高官世袭化”的潜规则“四化”。每年的公务员录用考试，几十人、几百人、甚至几千人竞争一个职位的精彩奇观，说明做官是当今中国社会最体面的职业。“劳动无贵贱之分，公务员与农民工只是分工的不同”，这样的道理可以说服人吗？

　　 审视一下中国的官员群体就会发现，当下官员阶层的成员构成、价值趋向、生活方式、社交范围、行为规则、言语表达与社会其它阶层差别巨大。在原因复杂、形式多样的各种群体事件中，很难得到民众与媒体的信任与接受、理解与亲近。“正龙拍虎”、“俯卧撑”、“欺世码”、“躲猫猫”一类各式各样、层出不穷的“雷人雷语”，很难让人对官员群体产生美好的联想。

　　 存在决定意识，环境塑造角色。在官场酱缸文化的浸泡下，想做好官都难。想做好官需要独善其身、洁身自好，必然苦不堪言。而庸官、昏官、贪官常常是在五花八门的“公务活动”中名正言顺地追名逐利，乐在其中。在许多冷漠圆滑的职业官痞眼里，敬业精神和职业水准并不重要，保住官位和谋求更高的官位；互相提携、互利互惠以寻求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才是其终身职业活动的主要追求。

　　 政府需要人来代表。官员的素质决定了政府的信用与质量。中国的官员群体已经不是中国优秀人物的标志。这样的结论也许有失偏颇，但也不无道理。不改革吏制，中国还有希望吗？对此，中组部部长李源潮说：“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直接涉及权力和利益关系的调整，牵一发而动全身。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就会有危险。”

　　 的确，在后危机时代，只有深化改革，才能解决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民生保障等国计民生的大问题。而只有及时化解形式多样的社会信任危机，改革才有新的动力，才有生命力，才能为人民所拥护。

　　好了，回到中國，問題就來了。這個國家在1949至1978執行的是一套標準的計劃經濟，1978年之後又開始使用市場經濟。那麼，我們的社會價值觀究竟是該鼓勵自私，還是該鼓勵無私的呢？

　　可以說，改革開放是一項偉大的革命，它以非暴力的方式實現了中國社會的生產方式的轉移。改革開放之後，人們追求個人幸福的行為不再受到壓抑。政府允許了私有財產的存在，鼓勵公民通過各種方式增殖自己的財富，改善自己的生活。這是十分偉大的。從此之後，在中國，自私不再是人們努力壓抑邪惡意識，而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巨大動力。

　　但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中國政府的改革只停留在經濟領域，而沒有在政治領域進行改革。在中國的官方語境中，五講四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八榮八恥這些道德說教仍然是主流，領導人仍然是哲人王，權力制衡、輿論監督這些真正防止人們做壞事的機制仍不健全，國家的重大抉擇依然主要由一個黨派決定，沒有適當的限制。

　　當然，這些問題在改革之初並不突出。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社會的主要面貌還是生產力被解放出來後的欣欣向榮，市場經濟的各種由自私所導的問題沒有表現出來。那些為了應對自由市場經濟中的邪惡特性而產生的法制、分權、新聞自由等等國家機構雖沒有形成。但是由於我們的市場本身就是初級階段又不健全又有政府引導，所以問題還不突出，中國社會的一邊大規模的搞以自私為核心的市場經濟，一邊宣傳李素麗同志這樣的為人民服務的典型，但是仍然獲得了表面上的協調。

　　但是，情況是會變的。2009年的中國已經不是90年代的中國了。我們看到，這麼多年來政府依舊不停地在官方新聞媒體裏樹立為民無私奉新的典型人物，各行各業都有，但是青年們崇拜的英雄已經是馬雲、李彥宏，國有體制的模範也是張瑞敏、柳傳志一類的市場經濟精英，像當年李素麗同志那樣的典型人物已經很難在社會中出現了。

　　在大學中，金融、市場行銷、工商管理是熱門專業，年輕一代以越來越積極的姿態投入到市場經濟的潮流中。管中窺豹，我們也可以想見當今的中國的整體面貌已經越來越接近亞當斯密了。那麼，那個用於應對斯密的市場經濟理論中的種種漏洞的政治體系準備好了嗎？

　　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爆發後，溫家寶總理在看望奶粉患兒時，誠懇地說“我們很內疚”。那麼，溫總理是在為沒有搞好社會主義道德教育而內疚呢，還是為沒有建立健全的法制監督機制而內疚呢？

　　市場經濟是靠企業家的自私發展起來的，而不是靠企業家的良心發展起來的。如果沒有完善的監督機制，誰會能保證不往奶粉里加三氯青氨。在這個時候怎麼能反過來將希望寄託于道德呢？我們需要的是完善的法制體系啊！

　　2005年以來，中國社會問題越發突出，各行各業，各個領域都出現各種新的問題。僅2009年，學術界有武漢高校領導腐敗案，學生論文抄襲，松原高考舞弊；行政領域有上海交警釣魚執法，城管執法，強制拆遷各種各樣的問題，數不勝數，乃至體育界都有“全運會獎牌內定”這樣的懸疑事件。其實這些問題不是偶然孤立的，而是由於我們國家在經濟改革的同時沒有形成與之相適應的民主監督的政治體制所導致的一種系統性失調。人們的價值觀混亂，又沒有合適的體制約束，當然什麼都幹得出來啊。為了應對貪污、腐敗等等問題，近年來總書記的講話特別多，指示也特別多，還搞了保持先進性教育。可是我們仔細想一想，是整天開會，學習講話，保持先進性教育對官員的影響大，還是一個完善的民主監督、權力制衡機制對官員的約束大呢？一邊是美女豪宅，一邊是空洞說教，誰都會做出正確的選擇。

　　總結來講，中國的很多問題就是執政黨還希望通過計劃經濟的方式，在市場經濟的中國解決問題，這是極其危險的。我們的宣傳中，領導人依然是哲人王，道德楷模，各級領導人的講話要學習，討論、領悟，而不是接受人民的監督、質疑。可以說，主流上曾建築與國家經濟基礎的脫節已經到十分嚴重了，社會大眾信仰一套，政治檔宣傳一套，這樣怎麼保持社會穩定呢？

　　2009年就要過去了，希望新一年國家一切順利。

　　亞當.斯密是英國人，被稱為資本主義之父，他創造性地提出了自由市場經濟的理論，是現代經濟學科的創始人。其實儘管斯密的經濟哲學理論複雜而細緻，但用通俗的話概括也就是一句話——發揮人類的自私的本性發展社會經濟。

　　人都是自私的，渴望擴張自己的財富，甚至是充滿佔有別人財富的欲望。在此情況下，斯密認為國家只要循序引導，進行公平的市場交易，鼓勵人們在自己的領域努力工作，獎勤罰懶，就可以最終實現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水準的提高。

　　舉個例子，一個資本家組織服裝生產企業，本質上是為了增加自己的財富，但是在他生產的同時也為社會的提供了衣物，供人們使用。而且，由於市場中往往會有很多資本家生產衣服，為了提高自己的產品的競爭力，這位資本家不得不雇傭技術人員，改進技術，提高品質，降低成本，這個過程中，也就發展了科技水準。此外，最重要的是，技術人員和工人在研發和生產的時候也可以提高自己的工資，大家都為自己生活的改變而奮鬥，因而幹勁十足。如果工人足夠努力的話，也許還會掙到足夠的錢，自己開一間工廠，成為資本家。總之，在這一系列過程中，生產力得到了巨大的發展。

　　當然由於這個社會是建立在自私的基礎上的，問題也是很多的。

　　首先，既然大家都自私，利慾薰心，在巨大的財富誘惑下，人們會不惜一切代價獲取財富。而很多獲取財富的方法恰恰是對人類社會的極其有害的。比如，有些生產者發現，偷工減料可以降低成本，於是他們開始為了利益而欺騙消費者。又有生產者發現，使用一種廉價的原料會降低成本，但是這種化學原料會危害工人的身體健康，可是為了錢，他們犧牲了工人的權益。再比如，一些資本家在獲取一定財富後，發現如果壟斷某個行業，就沒有競爭，可以隨意提高產品價格，降低工人工資，這會產生巨大的效益。於是，為了金錢，壟斷者不顧工人與消費者，開始以各種方式大肆剝削社會......

　　這樣的事件在自由市場經濟的社會裏層出不窮，最終造成了很多社會問題，比如社會內部貧富差距，貪污腐敗，社會不公等等。

　　在此情況下，為了維護全社會的利益，規範自由市場經濟，資本主義國家開始通過完善社會的政治體制來進行改革。具體而言這些東西就是：公正的輿論監督，民主制度的下的立法，三權分立的行政體系等等現代國家機構。為了防止資本家的壟斷經營，歐美國家有《反托拉斯法》，將壟斷企業拆分，社會對新聞自由的尊重可以使揭露黑心企業家的行為公之於眾，而相對獨立的司法、行政體系則保證了違反公眾利益的壞人都受到懲罰。

　　總之，這套系統的核心內涵就是，使過渡自私的人受到懲罰，從而加大他們破壞社會的風險。建立財富、權力的制衡體制，使權力不會集中於一人，即使是總統、首相這樣的權利擁有者也不敢忽視社會大眾的利益，這不是因為總統的道德高尚，而是因為他的行為決定了民主制度下選民是否投他的票，這與總統的利益相關。

　　當然這套彌補市場經濟的系統不是一天形成的。在這套系統還沒有成熟的時候，一個些等不急的孩子，提出了很多新想法，希望直接取代原有市場經濟為人類創造幸福。其中有一個也是大牛人，叫卡爾.馬克思。

　　馬克思的理論我們都熟，其核心就是建立共產主義社會，實現共同富裕。與亞當斯密堅信人是自私的不同，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社會要求人們在高度計畫的政治經濟體制下工作，儘管這個體制也是為了實現人們的富裕而建立，但是並沒有十分合適的激勵機制。而且由於共產主義，強調“共產”二字，這就更使的馬克思的理論對人類的無私奉獻的精神覺悟有著極高的要求。粗線條地說，人們似乎只有在睿智、無私時才能實現共產主義。

　　這套理論優點還是有很多的，由於社會生產高度集中，商品生產由政府統一計畫，自由市場中的種種欺騙行為都沒了。工人不會受到剝削了，消費者也不會買到假貨。

　　但是，由於沒有了自由市場的激勵機制，共產主義社會要想調動大家的積極性提高生產力，就只能靠人的道德素質提高，也就是號召大家要有為人民服務的精神。

　　所以，我們會發現在全球的共產主義國家中，道德模範總是很多。保爾.柯察金，舒拉姐妹、王進喜、時傳祥、雷鋒同志、乃至李素麗同志等等，數不勝數。從本質上講，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就是因為共產主義是建立在友愛無私的基礎之上的，很難使用人類自私的天性調動生產力，也就只好教育大家都無私奉獻以提高生產力了。中國文革時，任何提高自己生活水準的行為都會受到巨大的批判，欣賞好聽的音樂，穿漂亮衣服，住更好的房子這些人類基本欲望都被壓抑，其實就是這種邏輯的極端產物。

　　使用教育方式提高社會發展水準的實際效果如何，我們不好評價。但是很多人性的準則確實是很難改變的。

　　而且這種道德制勝原則還產生了一個十分可怕結果，就是所有共產主義國家的領導人都要拼命把自己打扮成道德之王。

　　近幾年來，中國一直以強勢宣傳所謂的和平崛起，這大概源於近年來中國GDP持續以高增長率飆升，即使在全球遭遇金融海嘯，眾多國家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之際，中國今年GDP仍將達到8%以上的增長。隨之而來的是中國已於今年成為全球第三大經濟體，且中國發展的強勢似乎亦為世界所公認。

　　然而，中國內部卻是另一番景象，在國家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整個社會的貧富差距正在急劇擴大。據中國社科院發佈的《2008年社會藍皮書》顯示，近年來勞動報酬收入所占國民收入比重逐年下降，基尼係數從1982年的0.249逐漸飆升至2008年的0.47。這就標誌著中國的社會貧富差距已超越了國際公認的基尼係數為0.4的警戒線。另據財政部最近給出的關於城市居民財產性收入的統計數位顯示，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財產的45%，而最低收入的10%的家庭，其財產總額僅占全部居民財產的1.4%。

　　這些資料都是官方公佈的，不同管道給出的資料則更為驚人。比如，美國波士頓諮詢公司（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發佈的“2006全球財富報告”顯示，中國的150萬個家庭（約占全國家庭總數的0.4%）佔有中國財富總量的70%！在發達國家，一般情況下是5%的家庭佔有50%至60%的財富。由此可見，中國比發達國家的貧富差距更嚴重。

　　國民收入分配之公平向來是人們最為關切的問題之一，現今世界上的每個國家都存在著貧富差距，任何一個國家的基尼係數都不可能為零，否則就是一個根本不存在的絕對平均社會。聯合國最近公佈的世界貧富差距的報告顯示，中國、美國分別位列全球貧富差距的第三、第四位。問題在於這貧富差距是如何形成的？如果對於社會成員來說，所處的社會條件相同，僅僅因為人的智慧、技能、機遇等等的不同而造成收入不同，進而形成貧富差距，這應該是正常的，無需大驚小怪。而且，由此構成的貧富差距並不會引發社會的仇富心理，亦不會對社會穩定構成威脅。

分配不公造成不正常的貧富差距

　　中共建政後的中國曾長期鼓吹平均主義，社會各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很小。但平均主義造成了整個社會的發展停滯不前。改革開放伊始，鄧小平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人們看到了致富的希望。於是，一時間“萬元戶”遍地開花。但與此同時，整個社會“一切向錢看”主導了人們的思維，不同人群擁有的財富拉開了距離。

　　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 然而，仔細分析中國社會貧富差距的產生原因即可看出，造成今日中國貧富差距過大的主要原因卻在於長期的分配不公。其結果是，一方面，由於分配不公催生了一個個既得利益集團，他們具有別人無法企及的快速斂財的捷徑；另一方面，分配不公造成的愈演愈烈的貧富差距，導致了社會的不穩定，即經濟問題轉化為深層次的社會問題與政治問題。近年來中國社會上群體性事件頻頻爆發，社會矛盾與風險日益突出，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社會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兩極分化現象越來越嚴重，造成的複雜局面越來越難以控制，這也令主政者甚為憂慮。

　　多年來研究中國社會問題的機構與專家認為，中國的問題是所謂房價高、學費高以及醫療費用高的“三高”問題，造成的惡果是普通老百姓買不起房、孩子上不起學、生了病無錢就醫。這當然都是現實問題。但筆者卻認為最關緊要的是兩大問題：一是官場的貪污腐敗，二是社會貧富差距過大，而且，官場的貪腐更加劇了、拉大了社會的貧富差距。既得利益集團包括官場上的掌權者及其親屬、幕僚，再者就是與掌權者拉上關係，進而進行權商勾結、權錢勾結的各方人士

就以老百姓最為詬病的高房價來說吧。掌握國有土地出讓權的政府官員與地產商，正是通過權錢勾結使地產商拿到了地皮，進而建房，再以高價售出。貪官收了“紅包”發了財，地產商獲得了地皮、建房、賣房迅速成了億萬富翁，但卻苦了老百姓。

　　應該說中國自1980年代初實行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財富的增多，老百姓的日子比之改革開放前有了很大改善。但隨著經濟的發展，官場的貪污腐敗也愈演愈烈。今夏開始的重慶市“打黑除惡”以來所曝光的示例令社會震驚，已有19名廳局級官員被查處，多名高官貪腐金額均在千萬元以上，而文強等多名高官都是黑社會組織的保護傘。從重慶打黑除惡所揭出的問題看出，一批官員通過權錢勾結、充當保護傘而“致富”了，而黑幫分子更是一個個成了億萬富翁。面對重慶打黑除惡揭露出的驚人事實，當地最高官員薄熙來日前說，貪污腐敗是中共的“致命傷”。此話雖然真確，但已了無新意，因為長久以來，在中國流傳著更真切的一句話：“不反腐，要亡國；真反腐，要亡黨”。

　　應該說，胡溫執政團隊在反腐倡廉方面做了不少努力，為解決貧富差距過大採取了一些措施，比如，免除了農民的農業稅，對低保人群的生活保障，但這些並未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日益嚴重的貧富差距問題。要想解決貧富差距過大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啟動政治體制的改革。而啟動政治改革，就是要從制度上杜絕貪官產生的根源，真正構建一支廉潔奉公的官場新公僕，也就斬斷了權錢勾結的腐敗利益鏈，使官場再也不是既得利益集團的滋生地，也不再滋生出由權錢勾結而產生的另一既得利益集團。如此一來，再配以相應的制度、法規，就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所存在的貧富差距過分懸殊的問題，進而解決兩極分化以及社會穩定的問題。

　　（雅加達訊）鑒於首都雅加達過度擁擠，難以承受越來越多的人口，印尼總統尤多約諾最近又提出遷都新構想。

　　《雅加達郵報》發表社論說，總統尤多約諾提到遷都一事，其實這並不是一個新的構想，印尼領袖過去不時談到這個問題，其中一個較荒謬的計畫，是把首都遷移到茂物的絨果爾（Jonggol）。

　　在上世紀90年代，蘇哈多總統當政時，他的兒子多米就已作了這個打算，計畫眼看就要展開。

　　不過，1997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和1998年震驚世界的騷亂，最終使這個強人黯然下臺，此後更是沒有人舊事重提。

　　尤多約諾如今提出的是怎麼一個構想，令人覺得好奇，他的內閣成員得要繼續跟進；遷都計畫已拖了好多年，現在雅加達當局必須對遷都的時間和新地點作出決定，計畫才有可能落實。因為有眾多的理由說明遷都是必要的。

　　其中一個最有力的理由，是雅加達已不勝負荷，許多城市規劃專家認為，雅加達現有的問題已沒有可行的解決辦法，如交通混亂、環境遭破壞、水患問題一年比一年糟糕、食用水源不足、空氣污染、衛生條件差及犯罪率高等，唯有的辦法就是將一些“擔子”轉往國內其他地區。

　　在最近的全國工作會議召開前，尤多約諾到中加里曼丹和33省的省長會晤。他說：“雅加達已過度擁擠，我們有必要再考慮並推行遷移國家行政中心的構想。”

　　或許印尼領袖早該對遷移首都的計畫作出歷史性的決定，雅加達再也無法承受來自全國各地的龐大人口流量（雅加達人口880萬，而其周邊衛星城市的人口則高達1570萬）。

綠地正不斷消失，現在只占城市總面積（661.52方公里）的不到10%，遠遠低於城市分區法律規定的30%。在這種情況下，雅加達再也無法妥善地保存雨水，還有地陷和海水入侵地下水，也是一個嚴重的環境問題。

社論說：“基於條件的限制，尤其在財政上，我們無法期望新首都可以在近期內建成，但起碼現在就要開始討論時間和地點問題，國家領導人不只要討論時間上的安排，也要決定建新首都的地點。”

　　印尼要以馬來西亞的例子作為參考，將行政中心遷移到距離吉隆玻僅數公里的布特拉再也，還是像巴西那樣，遠遠地撤離舊都里約熱內盧，在雨林中心地帶的巴西利亞建新都？

　　如果採取巴西的模式，印尼首都將遷出爪哇，搬到加里曼丹、蘇門答臘，又或者是蘇拉威西，這不只是為了減輕雅加達的重擔，也要在爪哇以外建設一個新的中心地促進經濟增長，同時對印尼的發展一直集中在爪哇的批評作出交代。

　　社論指出，印尼有充分的理由將首都遷離雅加達，許多國家已有遷都的先例，如越南首都由胡志明市遷至河內、德國由波恩遷移到柏林、緬甸由仰光遷到彬馬那。因此，印尼現在需要的是領導人的政治決心，去落實這個舊構想。

1991年8月解散苏共，人民没起来保卫苏共，各级党组_织没抵制，军队也分裂和倒戈，因苏共已名誉扫地。后来查封苏共各级党委竟未遇到一次有组织的抵抗，被它代表的人民群众不是隔岸观火，就是幸灾乐祸，甚至直接加入掘墓人的行列。有人指责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把苏联引向了死亡。缪矣！把主要责任推到戈氏一人头上能行吗？似乎不能。其一，归根结蒂，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而不是某个“叛徒”和“坏蛋”，否则，岂不是抬高了戈氏的历史地位。其二，苏共作为一个大党，有一整套的选拔干部的机制，怎幺会搞来搞去选一个自掘坟墓的人。况且，1985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在推选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时，认为戈氏是“惟一正确的选择”。葛罗米柯还盛赞戈氏“精力充沛，党性强和经验丰富”。尽管历史不能假设，但假若没有戈尔巴乔夫，苏共和苏联历史又会怎样呢？迄今为止，还没有证据表明，某个人仅凭个人的能量和威望就能改变社会形态。记得恩格斯曾经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文中曾经说到这幺一件事：1848年法国革命失败以后，有人认为革命失败的原因是“某甲或某乙‘出卖了’人民”。对此，恩格斯强调说：革命失败的原因“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 外部压力始终是事态进程中的一个因素,真正原因来自苏共内部。　　　

       　事实上，戈氏的前任，从勃列日涅夫、　安德罗波夫到契尔年科，都程度不同地搞过政治、经济改革，意图惩治贪腐、提高效率。然而前苏联体制的「紧箍咒」摧毁了他们的努力。旧体制下的各种潜能全部用尽，问题不见解决反而却越积越多。到戈氏时，他在经济领域已无「革」可改。这才迅速转向了「政治改革」。因此，与其说是戈尔巴乔夫把苏联引向了死亡，倒不如说是那些死抱旧体制不放的前任们早就为苏联铺好了通向死亡之路。如果说苏共垮台是改革的结果，不如说是苏共没跨越腐~败陷阱，割断与人民联系，在人民不满和冷漠中失去支持，是自己打败了自己。　　　　人民冷漠不是人民无情，而是苏共蜕变咎由自取！　　　

        　早在列宁逝世前，苏维埃国家官僚化过程已经开始。斯大林上台后，强化了官僚体制，建立起一种盲目服从上级的“等级制度”，并赋予各级官员种种特权，在庞大的干部队伍中形成了一个被称之为“官僚特权的阶层”。　　　　列宁去世之后，也就是说从30年代初期开始，人们便大规模地为斯大林盖“专用别墅”，并且毫无限制地用公款来支付斯大林家庭的“豪华生活”。斯大林手下的人仅为他在南方就“建过好几座别墅”。管理着斯大林家庭生活的国家雇员开支这个家庭的生活费用“简直是把政~府的钱往阴沟里倒！”斯大林晚年时餐桌上必须放着应有尽有的美酒。斯大林的次子瓦西里毕业于一个航空学院，开始投身于战争时只是一个二十岁的上尉，战争结束时已是一名二十四岁的中将。1947年从东德调回莫斯科，尽管这时谁都知道他是个“酒鬼”，却立即当上了莫斯科军区的空军首脑。据阿利卢耶娃说，他无所不为，肆无忌惮地利用在其父斯大林身边的机会，“没有什幺特权是他得不到的”。“他可以想怎幺就怎幺，可以要啥有啥”。“他作为军区高级官员，有权支配大笔款项，因此，钱的问题是不在话下的”。在斯大林身边工作的像警卫长之类的大员在生活待遇上也享有很大的特权。“他们全都为自己修建了乡村别墅，坐着政~府的汽车，像政~府部长甚至像政~治局委员那样生活”。即令其中有的“在豪华上要差得多”，“没有像一位部长那样生活”，但是如果科学院的研究员“见了他的套间房子和乡村别墅，是会眼红的”。除了斯大林及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之外，30年代初期开始，高级干_部包括汽车、别墅、仆役在内的一切家庭生活费用由政~府开支己经成为一种“制度”；不仅党内要员享受着特殊的生活待遇，甚至他们的亲属也利用其特殊地位“为自己，为他们的近亲远戚，搞豪华生活”。　　　　       曾在克里姆林宫生活多年的莉季娅•沙图诺夫斯卡娅在其所着《克里姆林宫内幕》一书中提到，“随着苏维埃社会等级结构的形成和固定，执政党领导阶层的某些人开始搞特殊化，不仅要求权力和威信，而且也要求物质财富和生活享受了。”“表面上的平等和公平是遵守了。可是，同时却开始尽一切可能地建立‘地下’优待和特权制度”。在20世纪初还只出现在比较狭小的领导集团小圈子里。只是到了后来，随着党政机关从中央到地方的逐渐扩大、确定和固定下来，而这些机关又不断补充进来愈来愈多的“新人”，这些“新人”也为自己要求相应的权力，和“要求给予他们越来越多的财富、越来越大的特权”。于是，“开始为党政官员的最高阶层建造住宅大楼，在各个部门开办克里姆林食堂和克里姆林宫医院的所谓分支。所有人民委员部和其它相当有权的机构，首先当然是国家保安机关，也开始建立同样只供指定的少数人使用的内部食堂、商店、小卖部、医院、疗养院和休养所。这就无形中脱离了普通老百姓，并且越来越出格”。以一位中央某工业部部长及其家庭在生活上所享受的特殊待遇为例。这位部长月薪是27000卢布，据沙图诺夫斯卡娅说，这大约比教授的薪水高6—7倍，比工程师、医生、熟练工人的工资高20—25倍。除此之外，还得一个“红包”。因为不便于无限制地提高干_部的工资，于是当局想出了发“红包”这样一个“巧妙”的办法。所谓“红包”就是一个封好的装钱信封，这里头装了多少追加的钱，按什幺样的秘密名单分发，出自哪一项基金，普通老百姓是无从知道的。关于这个“红包”制度，莫洛托夫在1976年8月18日对一位采访者也曾谈到过。他在谈话中不仅证实了这种“红包”制度确实存在过，而且指出这一制度是在大战后由斯大林亲自提议实行的，也就是“用封口的小包给党内和军队领导干部送一大笔钱”。　　　　　斯大林在位时为中央国家机关干_部设立了一套特权制度。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1935年到莫斯科访问时发现，连无产阶级伟大作家高尔基也被当做贵族供养起来。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高尔基服务的有四五十人之多，他家里每天有亲朋食客数十人。罗兰在他的《莫斯科日记》中认为苏联已经出现“特殊的共产主义特权阶层”和“新贵族阶层”。他写道：“身为国家与民族卫士的伟大共~产~党人队伍与其领导者们，正在不顾一切地把自己变成一种特殊的阶级”，“而人民则不得不依然为弄到一块面包与一股空气（住房）而处于艰难斗争的状况之中”，沿途的一些农民和工人“向我们投来阴郁的目光，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向我们挥动着她的拳头”。　　　　

         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一书中，回顾了特权化在斯大林时代就已大肆蔓延的情形：“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有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完全可以在一个单独的国家里为那些获取权位的少数人而实现。”“全莫斯科享受各类特供商品的人总共有4万人。国营百货大楼有一些柜台是专为上流社会服务的。而那些级别稍稍低一点的头头们，则有另外专门商店为他们服务。一切都取决于官级高低。”　　　

     　腐败在制度僵化、政府垄断权利、瓶颈众多的情况下特别猖獗。在计划经济下，许多价格都在市场竞争的最低水平之下，它提供了把收受贿赂作为分配紧缺商品和服务的条件，市场经济下的合法交易在这样的体制下成了非法的贿赂。除了把商品和服务销售给贿赂付得最多者以外，公务员还回顾以制造更多的瓶颈作为索取更高贿赂的一种方法。比如，官员们会有意拖延，制造麻烦。根本问题不仅是存在着市场最低竞争价以下的控制价格，而且是国家官员垄断权力，这些官员不受效率更高、价格更低的竞争产品的威胁。18　　　　整个前苏联集团的经济状况给了官员一种动力去利用职位谋取个人利益，也给了其客户行贿的动机。因为僵化的制度没有得到公正的法律制度的支持，所以腐~败十分普遍。相反，高层特权人物行使着最高权威，他们经常会有理由凭借自己的权威更改法律规定。下属人员无法通过诉诸法律来抵制上司的要求。这个制度不仅僵化，而且独断，其本身要求的不合理性使得所有人成了违法者。人们在腐~败交易中串通一气成了社会控制的一种方法。审理腐~败案件被用来惩罚持不同政见者，而不是用来提高政~府官僚机构的运转效率。 19　　　　前苏联的官僚特权阶层在得势的几十年间，纷纷把公有财物变成自己的家产，各级官员和企业负责人暗中合作，成为贪婪的掠夺者和腐化的寄生虫。据1962年5月19日的苏联《红星报》报道，列宁格勒一个军用工厂的领导人，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在工厂所有关键性职位上，把国营企业变成了“私人企业”。3年内，仅出售自来水笔一项就贪~污了120万卢布。另据 1962年5月18日的《乌克兰真理报》报道，哈尔科夫的一个家具厂的厂长，在工厂中附设了一个地下针织车间，进行投机生产。这个厂长有几个老婆，几辆汽车，几所房子，并且是赛马场上的大赌棍。这些企业负责人总是同国家的物资供应部门、商业系统和其它单位的工作人员勾结在一起，在警察和司法机关中也有他们的保护和代理人，甚至还得到了国家机关中高级干_部的支持和庇护。据 1963年10月20日苏联《消息报》和 1964年第12期的《消息报•星期副刊》报道，莫斯科精神病防治所的一个附属工厂的厂长及其一伙，通过贿赂，获得了58部针织机和大量原料，同52个工厂、手工业合作社和集体农庄搭上关系，几年中赚了300万卢布。　　　

     　他们收买了社会保安机关工作人员、监察员、稽查员、巡视员等。　　　　斯大林时期的官僚特权尚属一种体制惯性，而吸取赫鲁晓夫下台教训的勃烈日涅夫则有强化特权换取拥戴的政~治自觉。他制定一系列强化特权的条例和规定，将官僚特权系统化、合法化。特别是其执政后期，一方面由于体制的僵化和干_部队伍的稳定，特别是事实上的终身制得以确立；另一方面由于党内外民~主和群众监督机制的破坏和削弱以及腐朽思想对干_部的侵蚀，“特权阶层”终于开始形成。据俄国学者最近估计，当时这个阶层大约有50—7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300万人之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　　　　勃列日涅夫掌管苏共大权后，对干_部队伍提出了“稳定”的口号，随着时间的推移，负责的岗位事实上都成了终身的岗位，而官僚们成为不可替代的人。很多州委书记、部长、党和苏维埃机关的负责人占据职务达15－20年之久。他们享受高水平的生活和各种特权。这种对干_部地位和待遇的充分保证和实际上的终身制，不仅使许多干_部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助长了脱离群众的官僚习气，更严重的是使相当一部分干_部有恃无恐，胆大妄为，公然地以权谋私，导致了腐~败现象的蔓延。勃列日涅夫为苏共当了长达18年的家，不仅党内高官腐~败泛滥，就连勃列日涅夫的家人和他本人都身陷其中。　　　　在勃列日涅夫当政的18年间，苏共党内风气的败坏和各级官员的种种腐~败事件广为流行，贪~污受贿、任人唯亲、盗窃国库等毒素迅速蔓延，不仅党内高官涉嫌腐败，就连勃列日涅夫的家人和他本人也都身陷其中。例如，谢洛科夫在当内务部长的17年间，实际上将内务部第一大型国家别墅和曾作为内务部迎宾馆的第八国家别墅据为己有。他还在赫尔岑大街24号占有一套很大的公寓。这两座国家别墅和公寓里，存放着谢洛科夫及其家人的大量私人财物。在其中的一个别墅里，光地毯就一张迭一张地堆放了七层；而俄罗斯著名画家的油画都放在了床底下。身为内务部第一副部长的丘尔巴诺夫，勃列日涅夫的驸马爷，在几年的时间里，贪~污受贿达654200卢布，约合美元105万。上梁不正下梁歪。在勃列日涅夫庇护下的犯罪，成为莫斯科和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效法的榜样。勃列日涅夫后期，莫斯科和各加盟共和国里的贪~污腐化问题越来越恶劣了，“渔业案件”、“索契案件”、“克拉斯诺达尔案件”、“海洋案件”、“乌兹别克案件”……都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　　　   　内务部长谢洛科夫，在任17年，将内务部第一大型国家别墅和曾作为内务部迎宾馆的第八国家别墅据为己有。他还在赫尔岑大街24号占有一套很大的公寓。在其中的一个别墅里光地毯就一张迭一张地堆放了七层，连俄罗斯著名画家的油画都被放在了床底下。　　　　勃列日涅夫还试图建立“特权继承制”。他的儿子是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女婿是内务部第一副部长，一个弟弟也当上了副部长。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算得上是苏联时期各种腐~败行为的集大成者。丘尔巴诺夫与勃列日涅夫的女儿加林娜•勃列日涅娃结婚时，在莫斯科市内得到了一幢装修豪华的公寓和一幢宽敞的郊区别墅。勃列日涅夫从自己收藏的国外小轿车中送给他们一辆捷克的“斯科达—1000”轿车、一辆轻型的法国“雷诺—16”。勃列日涅夫还非常关心女婿的前途，亲自出马找内务部长谢洛科夫，希望提拔丘尔巴诺夫担任内务部副部长。1977年他果然当上了内务部副部长，之后4年间，他步步高升，一直到被推选为苏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大权在握的丘尔巴诺夫在任内务部副部长（同时兼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期间，经常以各种名目到苏联各地“视察”。各地方当局都以国家元首级的规格接待他。所到之处，他不仅大吃大喝，而且连拿带掖。金银首饰、文物珠宝等等，只要丘尔巴诺夫喜欢的，都会带上。到后来，地方官员们甚至把成捆的卢布塞进他的腰包。几年时间，丘尔诺夫总共收受贿赂654200卢布，约合美元105万。　

　　　这个“特权阶层”成员的主要特征是：第一，他们掌握着一些党政军领导机构和企业、农庄的绝对领导权。第二，多数人文化程度较高，受过高等教育，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经常去西方国家访问。第三，这些人已不是当年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列主义对他们来说只是口头上说说的东西，共产主义理想在他们头脑中己经淡薄。第四，他们不以享有比一般规定的高级干部待遇还要大得多的特权为满足，而且以各种方式侵吞国家财产。他们中的不少人把自己领导的企业、农庄当作资本，从事半合法的和非法的生产经营活动，获取大量利润。据估计，在80年代初期各种不同类型的“影子经济”的收入已达到数十亿卢布之巨。用美国学者大卫•科兹的话就是，这个特权阶层非常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没有意识形态的立场，最会重复官方的意识形态词句而不去想念它，只关心自己的特权和利益，只有极少数人相信社会主义。　　　　这个“特权阶层”对苏联社会产生的消极影响主要在于它因循守旧，不想或反对进行有损自己利益的任何实质性的改革，深恐因此而失去自己的既得利益。因此，它（至少是这一集团中的大多数人）在主观上并不想直接搞垮苏联和复辟资本主义，而是想方设法维持现状，但正因为这样才为以后改革的夭折和苏共的垮台埋下了伏笔。　　　　   正像前苏联著名学者和政~治活动家阿•阿尔巴托夫所说的那样：腐~败在苏联不仅造成了国家物质上的损失，“道德上的损失就更为惨重：社会分化加剧；经常遇到磨难的大多数对那些不仅享受福利照顾而且享有种种特权、任意攫取不义之财而又逍遥法外的‘上流人物’的憎恨之情与日俱增，埋下了社会冲突的地雷，党、政~府、整个领导的威信下降。”　　　

   　从八十年代开始，苏联许多部委改为大型康采恩，1988年又通过企业法等文件。这个时期部长、副部长变成了康采恩董事长，财政局长变为银行行长，物资局长变为交易市场老板，石油部变为石油公司。这是一个变革过程，但是实施这个变革的主体错位，在许多情况下权力已经人格化。当时苏联官僚权贵阶层羽毛已经丰满，他们成为实施这个过程的主体，并且已经窥视到了以国家名义支配国有财产的机遇。由于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权贵阶层以集权方式支配国有资产的途径十分方便，借口也堂而皇之。权贵阶层作为实施这个过程的主体，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将财产的国家所有实际上变为官僚支配。高度中央集权体制是权贵阶层得以发展并取得财产支配权的基础，有了超常的高度集权体制，权贵阶层可以利用部门和行业超常的集中程度，甚至代表国家以所有者面目出现，直接支配所管辖范围的财产。同时，国家法规不健全，国有财产管理混乱，有了超常的高度中央集权体制，权贵阶层可以利用部门和行业超常集中程度，甚至代表国家以所有者面目出现，直接支配所管辖范围的财产。而且，国家法规不健全，国有财产管理混乱，使国家和国家所有变得十分抽象和空泛，这就很容易使官僚取得的支配权逐渐演变为隐性的占有权。当时连共青团也动了起来，开始经营“共青团经济”。开办共青团商品交易所等。“人们委托我成为百万富翁”成为当时一些青年干_部的口头禅。官僚利用权力开始在国有的名义下暗自积聚个人资本，但这个时期他们还不具有阶级属性，而是苏联制度下的权贵阶层，是对人民财产获取的特殊占有形式，即隐性占有的方式来积累资本的。可见，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误为官僚加剧变异提供了特殊的客观环境和条件。这一阶段，前苏联权贵阶层的演变进入加速阶段，以通过权力支配国民财富，对国有资产的隐性占有、权力人格化为基本特征。　　　

  　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一书中揭露的特权现象要严重也具体得多。叶利钦在他的书中指出，在他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也就是苏联解体前夕，各级干_部在生活上享受某种等级的特殊生活待遇已经形成了一种制度，“一切都取决于官级高低”。据他说全莫斯科享受各类特供商品的人约有4万，而又有等级之分。例如国营百货大楼有一些柜台是“专为上流社会服务的”，“而那些级别稍稍低一些的头头们，则有另外的专门商店为他们服务”。如果到了部长尤其是政~治局委员这一级，叶利钦把这叫做“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他说这时就可以享有一切，“进入了共产主义！”他还讽刺地说，由于现在人们需求的胃口都很大，因此在苏联“暂时只能为一二十人建立真正的共产主义”。他以自己担任政~治局候补委员时的特殊生活待遇为例，描绘了这种“真正的共产主义”的情景。他以别墅为例。“关于我的别墅情况，我想另外再说几句。这个别墅在我之前是属于戈尔巴乔夫的。后来，为他又重新建了一幢别墅，他就搬到那儿去了。”“我头一次到别墅时，在入口处，别墅的卫士长迎接我，先向我介绍此处的服务人员——厨师、女清洁工、卫士、花匠等等一些人。然后，领我转了一圈。单从外面看这个别墅，你就会被它巨大的面积所惊呆。走进屋内，只见一个50多平方米的前厅，厅里有壁炉、大理石雕塑、镶木地板、地毯、枝形吊灯、豪华的家具。再向里走，一个房间、二个房间、三个房间、四个房间。每个房间都配有彩色电视机。这是一层楼的情况，这儿有一个相当大的带顶棚的玻璃凉台，还有一间放有台球桌的电影厅。我都弄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个洗脸间和浴室；餐厅里放着一张长达10米的巨大桌子，桌子那一头便是厨房，像是一个庞大的食品加工厂，里面有一个带壁炉的大厅，穿过大厅可以到日光浴室去，那儿有躺椅和摇椅。再往里走便是办公室、卧室。还有两个房间不知是干什幺用的。这儿同样又有几个洗脸间和浴室。而且到处都放有精制的玻璃器皿，古典风格和现代风格的吊灯、地毯、橡木地板等其它东西。”“就连我这个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样的级别，都配有3个厨师、3个服务员、l个清洁工，还有1个花匠”。　　　　叶利钦在书中还谈到地方州里和莫斯科市的特权现象。由于叶利钦本人先后担任过一个州委的第一书记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因此他提供的材料看来是比较可信的。关于州里的情况，他说，州委第一书记是个土皇帝，他的旨意就是法律。当你想让全州的人们都过得更好，“都能真正过上人的生活，让所有的人都能住上房子”，一个州委第一书记会感到权力不够用。但是如果你想为谁安排一个好的工作，分得一套好的住房，或是给人一点别的什幺好处，那幺一个州委第一书记的权力就会显得“巨大无边”。而这样做的结果是，“几十个人过上了共产主义式的生活，而广大的人民群众却在贫困中苦苦挣扎”。他并且认为，“这种情况以前是这样，现在也还是这样”。　　　　权力特权化: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个人的权力，变成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苏联官员的特权名目繁多：①宅第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少则花几十万卢布，多则糜费上百万卢布；凡是名胜地、风景区、海滨、避暑胜地，几乎全部被大小官员的别墅所占据。②特供权。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餐厅、冷库等供应网络，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应。手持特供证在特供商店能买到质优价廉的、普通公民望洋兴叹的种种主副食和其它商品。③特教权。在苏联，凡是高级官员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入学的制度。高级军官的儿子则直接送军事院校培养。④特继权。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几乎可以免费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华住房和别墅，供他们终身享用。⑤特卫权。花在高级领导人身上的费用，达到无法核算的程度。为维护他们的生活、别墅和私人住宅中的服务人员、警卫人员，每年开支达数百万卢布，甚至达到几千万卢布。⑥特支权。位居金字塔顶峰的官员还在国家银行有“敞开户头，即产主可以不受限制随意提取款项的户头。”　　　　公仆官僚化。即官员变成高高在上，凭发号施令过日子的官僚主义者或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老爷。许多党的领导干_部在成为国家活动家之后沾染了老爷作风和官僚主义毛病，他们关心的不是人民，而首先是自己的官运、自己的地位、自己的物质享受和奖赏，自己的特权。“他们不承担任何责任，不解决任何问题，却年复一年在自己的位置上坐得稳稳当当”。而且“高级官僚已经在我国形成一个特定的阶层，甚至是一个由那些具有自己的准则、习惯和社会心理的人们所构成的帮派”。“最可怕的是，提升职务主要靠熟人、靠对个人的忠诚和靠亲属关系，而不是凭借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以至“在我们的管理机构内就出现了稀奇古怪的‘势力范围’、‘个人领地’，其为首的都是‘自家人’”。“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官员即使具有最好的个人品质和禀赋，也几乎都成为官僚主义者，而如果某一官员没有发生这种蜕变，那幺这个帮派就会把他排挤和抛弃掉。”　　　　权力商品化。就是进行权钱交易，把权力作为捞取金钱的手段.别是在七十年代改革的浪潮兴起以后，公开的和秘密的权钱交易恶性地蔓延开来。许多“官僚和企业领导，在党政机关和外贸部门工作的干_部跳上公司、银行经理的宝座”。“依靠手中权力，采用非法手段，大量聚敛财富”。公司的办公室往往设在党团市委和区委的办公室里，成为官商合一。“在公司成立初期，他们不用掏一个子。”“他们同党政机关的关系比法定的资本中的控股股份还要值钱。”这些人赚钱很容易，主要是在流通领域中倒卖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甚至走私战略物资，包括石油、金属、核原料，大发横财。这些活动并不是孤立的，在监察和司法机关也有他们的保护人和代理人，甚至得到国家机关中高级官员的支持和庇护。就连派赴阿富汗军队的军官也从事武装走私活动。问题之严重可想而知。　　　　（70年代末，苏联出了一部名曰《恶风》的小说。这部小说以一个真实事件为原形，描写了一群苏共高干利用职权贪污腐化、和走私　集团相勾结盗窃国家珍贵物资、走私谋利的丑剧。书名《恶风》意在抨击弥漫苏共官场的腐败之风。该书一出，中国如获至宝，立即全文翻译，作为反苏宣传的左证。　　　　　同样是那个时候，苏远东空军中尉别连科驾米格25叛逃日本、转到美国后，撰文揭露苏联军队中的腐败。他指出：在苏空军中，有军官盗窃珍贵的航空燃油贩卖黑市谋利，还有军官假造军营绿化成绩，竟令士兵砍下别处的树木移植到上级视察将要经过的道路旁，以讨好上级。中~共予以全文转载。　　　　　中国全文转载的、揭露苏军队、司法机构腐败的较著名的案例还有：　　　　　80年代初，苏侵阿部队中，有军官将运送阵亡军人遗体的棺材「偷尸换毒」，装入海洛因运回苏联，再走私到西欧谋利。　　　　　84年，一名喝醉酒的ＫＧＢ军官被4名普通公安（苏称「民警」）误抓，后被刑讯打死，苏共「纠正错误」后，4名公安，两个被　判枪毙，两个被处重刑。）　　　　当改革大潮来临时，以往人为掩盖着的腐~败现象被大量揭露后，人们开始对苏共是否还能代表人民的利益提出了质疑。当人们了解到这令人愤怒的社会不公，并看到党的领~袖不采取任何措施以制止党的高层人物对财富的这种不知羞耻的掠夺，就会失去最后一丁点的信任。”“没有信任，也就谈不上有任何前途的、真正的改革。” 人们开始对苏共是否还能代表人民的利益提出了质疑。正像前苏共中央委员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著名学者和政治活动家阿•阿尔巴托夫所写的那样：腐~败在苏联不仅造成了国家物质上的损失，“道德上的损失就更为惨重：社会分化加剧；经常遇到磨难的大多数对那些不仅享受福利照顾而且享有种种特权、任意攫取不义之财而又逍遥法外的‘上流人物’的憎恨之情与日俱增，埋下了社会冲突的地雷，党、政~府、整个领导的威信下降”。此时的苏联，已走到了因政~治上集权不放、经济上又和西方大量来往从而引发严重官场腐败和各种社会问题的时期。　　　　苏联的解体，总的来说是几十年来不断积累下来的、潜伏着的社会矛盾恶性发展和总爆发的结果。现在看来最主要的原因有苏共内部，特别是苏联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层中存在的相当普遍的腐~败现象。苏共垮台是党内既得利益集团的自我政变，是他们长期以不合法手段占有社会财富的合法化过程，搞垮苏共主要力量是党内的腐~败分子。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党内民~主窒息，党群关系紧张，官僚主义扩散，高级干_部一切家庭生活费用由政~府开支，把公有财物变成家产，甚至亲属也利用其特殊地位搞豪华生活。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党内形成约50到70万人、加上家属共300万人的特殊利益集团。他们掌握党政军领导机构和企业、农庄领导权，多数人文化程度高并有高级职称，经常去西方访问，马列主义只是口头上说的东西，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已经淡薄。他们以各种方式侵吞国家财产，在自己领导企业和农庄从事非法经营获取利润高达数十亿卢布。他们大多数人主观上并不想搞垮苏联，而是想方设法维持现状。这时苏联官僚权贵阶层羽毛丰满，可不费力利用权力掠取国有财富。国家法规不遵守，国有财产管理混乱，使国家所有权变得十分抽象和空泛，致使官僚支配权演变为隐性占有权。随着权贵阶层形成，苏共开始走上腐~败变质道路。满足于虚假繁荣，喜欢做表面文章，单纯追求权力；把权力特权化，个人崇拜，个人专断，滥用权力，荫庇亲友，以权谋私；把公仆官僚化，许多人不是关心人民，而是关心自己官运、地位和特权，任人唯亲，排除异已，人身依附普遍存在；把权力商品化，进行权钱交易，把权力作为捞取金钱的手段。苏共蜕化变质从根本上说是权力变质，一切腐~败都同没正确对待和使用权力有关，但根本原因要从体制上去寻找。列宁逝世后苏联政~治体制没向巴黎公社式民~主化方向转变，反而形成高度集权的特权官僚制政~治体制，党组织行政机构化，党政干部官僚化，形成特权阶层，使苏共代表性和合法性受到严重损害，使普通劳动群众无法感受到这些人是在代表他们掌权，加深他们被欺骗感和失望感。监督机制无效化使权力失去监督而走向腐~败。　　　　正是有此变化，苏联社科院后来的民间调查显示：认为苏共代表工人的占４％，代表苏共党员的占１１％，而认为代表官僚的占８５％。调查情况表明，此时的苏共已名不副实，是个除了代表官僚，谁也不能代表，甚至连自己的党_员也不能代表的狭隘利益集团。那些自称 “特殊材料制成”的官僚不但养尊处优，还欲壑难填，扩张既得利益，不但将侵吞国有资产形成的“隐型经济”，搞到占ＧＤＰ１／３的规模，还作了“棉花事件”、“鱼子酱事件”和“飞机事件”等惊天大案；而案值高达８０多亿美元的“棉花事件”的牵头者竟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乌兹别克党中央第一书记拉希多夫！丘尔巴诺夫不过是一名共青团干部，一旦成了总梳ˇ的女婿，不但当上了中将军衔的内务部第一副部长，还贪赃枉法为所欲为。就是这幺一些“宝贝”，把一个苏联搞得乌烟瘴气。　　　　现在大多数俄罗斯人不愿意回到苏联时代。即使是经济困难的90年代俄共在选举中从未获得超过1/3的选票，人们对俄共的保留态度是以他们对前苏共的不信任为基础的，俄罗斯人民不愿意做出危及他们政治自由的选择。公共舆论基金会1997年的一项调查显示，91%的人高度赞扬了新闻自由；82%的人支持向境外迁徙和旅行的自由。

     专制下的苏联积重难返,腐败侵蚀相当彻底的必然结果,历史终结了它,这个唯物唯权唯利的社会时代.

10世纪初，辽太祖开疆拓土时，长白山东麓的乙离骨岭（今朝鲜北道咸镜山）一带，成为兵家交战的多难之乡，居民纷纷迁走。侨居朝鲜的女真血统的三兄弟老大阿古乃迁徙辽东半岛，老三保活里迁徙濒海地区的耶懒，老二函普来到了牡丹江之滨的生女真完颜部卜干水旁居住。

    函普所到的部落称为完颜部落，与另一民族部落纠纷长期恶斗，仇杀不断，完颜部落损失也很大。部人因为尊严问题不愿主动和对方讲和，所以对外来的第三方函普说：“你若能解此两部仇怨，使两部落不再仇杀，奖励你一头青牛，部有贤女，她很有钱，也嫁给你。”

    居住在完颜部的函普是冒着危险到了那个部落，说：“因杀一人而至两部落仇杀不断，怎比得上只制裁凶犯一人或用财物倍偿受损失的一方呢？”

    也不愿意继续仇杀的邻部落被说服了。

    究竟怎样赔偿呢，函普提出：“今后谁杀了人，就让他家出一人到受害者家做奴隶；如赔偿损失，就出二十匹马、十头母牛、六两黄金。”

    这些条件被两个部落接受，调节成功。

    调节成功了，函普获得了一头青牛。可不要小看这头青牛，那在当时是很珍贵的。因为当时的宗主国是辽国，契丹民族，契丹族的祖先就是一男一女，骑着青牛白马相遇，结为夫妻，生了八个儿子，分为八个部落，以后成长为强大的契丹族，所以，他们最崇拜的就是青牛白马。所以青牛白马也就非常珍贵了。

    按照事先的约定，函普用这头青牛为聘礼娶了完颜部的“贤女”。

    当时这个贤女已经60岁，函普则六十多岁。

    史书上说，他们两个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

    这一定不是婚后生的。应该是婚前就有的，六十多岁的女子不会再生育的。女真旧俗，女子未婚而有子那更好嫁了。也就是说，贤女虽然没有丈夫，但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也许这就是部人说她富有的一个重要原因。儿女就是最大的财富——起码在当时就是这样。

    函普虽然说是“娶”，按照史书上说，娶了贤女后“遂为完颜部人。”

    函普是名是姓，史料缺乏记载，加入完颜部后，他姓完颜了，称为“完颜函普”。也就是女真完颜部落有名有姓的第一代始祖。所以说，本质上，函普还是“倒插门”。

    函普调节两个部族之间的冲突，是历史上智慧和文明对野蛮和蒙昧的征服。函普的立俗创制，主要是用经济惩治办法唤起人类对生命价值和自我尊严的觉醒，从保证人口繁盛和内部团结这两个方面，为女真的崛起打下了基础，使女真社会前进了一大步。

    这便是最初的女真国俗。后来，函普还确定了惩治盗贼的制度，引导完颜部人靠勤奋耕种致富，“远近皆服，号为神明”。他因制止氏族残杀和立俗创制有功，不但得到了贤女和资财，还被众人推选为生女真完颜部首领。他以下开始女真完颜部的首领都有了记载，当时实行的是“兄终弟及”的继承制度，经过十代，到了1114年，女真起兵反辽，1125年灭掉辽国，1127年灭掉北宋。中国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改变。后来的满清帝国，也是女真后代。而这一切，都是从函普“倒插门”开始的。

    金熙宗天会十四年(1136年)，追谥函普为“景元皇帝”，庙号始祖。皇统四年(1144年)，定陵号曰光陵，五年(1145年)，增谥始祖懿宪景元皇帝。

   成功的函普有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胆大，不怕死；二是富于表达能力（会说）；三是注重财富，因为注重财富才娶了60岁的姑娘（富婆）。四是有治理才能，按照需要制定法律和法规。

    函普给我们另外一个启示就是，做事不要怕年龄大。他接受委托的时候已经六十多岁了，娶了贤女，当了部落首领，治理有方，被目为神人都是六十多岁之后做的事。他丝毫没有在乎年龄，所以成功了而留名千古。

    值得注意的是函普成功的原因很多，重要的一点是必须有钱，函普因为“完颜贤女”有钱，没有因为她的年龄大、婚前有三个孩子而嫌弃她。而是愉快的接纳了她，这使函普获得了完颜部首领的地位（天知道函普在倒插门之前姓什么。），在那个时代，获得一个部族的姓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你被承认的标志。何况，她能够带来钱——原始资本。所以，那时美与丑的标准就是：有钱则美，无钱则丑。

     现在看起来曾经通行一时的敲掉门牙镶金牙是多么的不值得，可是怎么在那时就那么流行呢？只有一句话——镶金牙是财富的象征，而财富是美的标志。

    可以和当代的一些婚姻相比较的，不论是“少妻”还是“小丈夫”乃至“小情人”，都是钱在作怪，发生了审美分裂。

    函普的经验就是：当富婆找到你，千万不要拒绝。富婆能帮你成就大事业。

    努尔哈赤正妻之家也是非常有钱的，他的起事资金主要是来自于岳丈家。所以，代善和皇太极是有功勋的，他们在娘肚子里就立功了。

             詩配畫

              《百女麗姿》 

百女鬧聚亭前，秋初風勁發卷；無男伴夜應苦，

欲漲性旺喊冤。天賦麗姿美豔，衣落嬌軀露點；

最喜雙峰碧凸，更盼君手撫絢。青春潮湧情牽，

有酒醉飲如仙；郎才女貌配匹，乳水交融奉全！

盛裝絲綢雅典，仕女玉立聽選；皆盼帥哥臨己，

獲幸樂極夙願。百女鬧聚亭前，秋初風勁發卷；

古畫添詞說笑，圖美意深談言。

    贺铿：这样会出现风险性、危险性你就不管了？

    主持人：但是可能有的人会觉得那在当下如果有合理性的话，就得这么做。

贺铿：所以我在人大建议过，我说要调查各地的投资情况，检查这些项目，哪一些是可以形成效益，哪一些是难以形成效益的。哪一些项目是跟我们的产业政策是一致的。哪些项目是不一致的。各个项目后面的配套资金哪些有保证，哪些没有保证，要一样一样地进行分析，把明年的经济做得扎实一点。

主持人：这些项目在立项之前，这些工作没有做吗？

    贺铿：我想做是做了，大概做得不是很细致。有人反映过去禁止的项目在去年也上了不少。也有的说根本就来不及做那么细的审查就上去了。因为各地政府对于你，只要中央有这个要求，多上项目，地方是非常积极的。所以要清理、要分门别类地研究。

    主持人：但也可能会有人说，有的项目部该上上了，那还能怎么着？

贺铿：主要是增强经济增长的内动力。 

记者：内动力是什么？

贺铿：内动力就是消费需求，特别是居民的消费需求。

主持人：为什么要用刻不容缓这个词，至于这么紧迫吗？

贺铿：我们的经济缺乏内生的动力，真正的内在动力，如果不把这个思想转变过来，如果不采取真正的措施扭转过来，使得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那经济要想健康发展，不可能，所以是刻不容缓。

主持人：这个改变经济发展，我们听了几十年，会不会刻不容缓仅仅是一个形容词？

贺铿：那就看后面的措施。\发展方式的转变首先是领导的思想要转变。

主持人：怎么讲？

贺铿：领导的思想，把保民生、保就业，放在他工作的主要思路上，这样他才会让低收入者收入增加，才不会是一味地去盲目投资,把GDP拉上去。\有人认为GDP的增长就是靠投资，所以形成了许多浪费，拆房子是GDP，修房子又是GDP。张书记来了盖房子，李书记来了拆房子。这样一种模式已经在许多地方不断地出现.

主持人：所以我在基层采访的时候，有的政府官员就跟我聊，说坦率地讲，现在谁敢把这个模式停下来，他说经济一旦往下掉，出的这个结果谁都负不起责任，他说道理不是不懂，是不敢做。你怎么看？

   记者：也可能会有人讲，同样的这笔钱，你投在投资上立竿见影，你放在民生上，\就像糖放到大海里,可能会看不到什么实效。

    贺铿：你需要什么实效？

    记者：能够体现在真金白银的数字上。

    贺铿：我觉得要体现在普通老百姓生活改善了。除了这个之外再体现什么呢？广场修得大，漂亮，办公楼盖得高，那是可以体现，但是对广大老百姓好处太少了。

    记者：可是很多人觉得民生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广场放在那儿大家一眼可知。

    贺铿：你执政为民还是执政为广场啊？

    记者：这是一个大家都懂的道理，但是也说了很多年。

    贺铿：跟我们的考核指标有关系，所以要完善考核办法，把这个作为一个抓手。

记者：这个抓手怎么理解？

    主持人：都说要提高居民的消费，为什么这么低？

贺铿：那就是因为一味地强调GDP的增长，\劳动者报酬少了，积累的那部分太多了。

    记者：这是什么概念？

    贺铿：这是什么概念？依靠投资拉动经济越来越强。

       记者：我不太明白，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政府的财政收入是在增加吗？

    贺铿：财政收入增加。

    记者：企业的资本收入是在增加吗？

    贺铿：也在增加。

    记者：这两项都在增加，但是劳动者的分配是在降低。

    贺铿：是。相对说还是在增加，比例小了，越来越小了，为什么会小呢？企业给职工的工资报酬低了.

主持人：但是都说这些年居民的收入是提高了。

记者：这次工作会议提出要增加居民收入，增加谁的收入呢？

    贺铿：低收入者的。

    记者：很明确？

    贺铿：我认为。

    贺铿：我并不希望它增加我的收入。

    记者：您这话真诚吗？

    贺铿：绝对真诚。因为根据我这个情况，我对社会的贡献，我觉得人民已经给我的待遇不低了。

    记者：那所谓的低收入者怎么界定呢？

贺铿：我\提出要研究一个合理的最低工资标准，通过法律来约束，你既然要办企业，你雇的人你就要给他合理的报酬。在美国一些州，\在那儿，小时工资低于6美元就可以到法院去告他，\我们就要强硬地执行这样的最低工资制度才行。

    记者：您这个建议在媒体上一公开，肯定会有很强的反对，企业说你干吗要干预我自己的经济自主行为。

    贺铿：政府是保护劳动者利益的，你办企业也应该在政府的法律约束之下去办，我不是干涉你。

记者：但是在目前可能\某些企业会觉得,\我现在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你这样的话，我的税收会下来，什么事都做不了。

    贺铿：你不要用这种东西来要挟政府，你真的办不成，你也可以不办，你基本的东西都不维持，只要赚钱，劳动者就是你的牺牲品，这是企业家的道德行为吗？

    记者：但他可能会觉得我能招来人，有人愿意在这种条件下做事情。

    贺铿：农产品的价格要真正地保护，而且对于农业呢财政的支出应该更多地倾斜。

记者：农产品的价格一往上涨，城市里就有很多人担心物价要涨了。

    贺铿：农产品价格不涨，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建立在农民的痛苦指数之上，恐怕不好吧。

    记者：这话怎么讲呢？

    贺铿：你农民农产品的价格那么低，你作为一个城市居民，你去买蔬菜，买水果，买大米都感觉到好像不要钱一样的，那这不是你的幸福程度提高了，农民的幸福从何而来呢？我东西不值钱。

    记者：您认为现在的农产品的价格还是不够合理？

    贺铿：不合理。\我听一些人说，中国的农产品的价格跟国际社会差不多了，我不赞成这个。我在美国生活两年的时候，天天要吃大米呀，美国的大米是一个美金一镑啊，\一镑没有一斤，只有九两，我们现在大米是多少钱一斤，怎么说我们的大米跟美国一样。我说这种比较本身就值得考虑，而且你这个比较就不合理。另外我说改革开放，你不是都不反对城乡居民都要得到实惠嘛，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城市居民的平均收入涨了四十倍。

    记者：农民呢？

 主持人：现在大家知道说中国下一步的经济发展要靠农民，要靠农民消费。

     贺铿：对，所以要想办法让农民兜里有钱，\比户籍更重要的是就业岗位。

    主持人：现在这样的模式，高投资，高GDP增长能不能带动就业？

    贺铿：不可能。因为高技术的增长，高就业，修一条高速公路，修一米就七八万，修一里高速公路能解决几个人的就业？修一公里的地下铁，一个亿以上，修一公里的地下铁能解决多少人的就业？这些都不大可能太多地增长就业。

    主持人：那真正这个就业靠什么？

贺铿：问题在于我们可能在指导思想上更注意那些大型的国有企业，在这次危机当中，国有企业的钱用不完，贷款的数量多得是，中小企业很难获得   

记者：也许银行就觉得我是按照市场规律分配的，大企业我信得过，它有还款能力我贷给它，正常的。

    贺铿：银行它也是企业，它确实要从它的标准去放贷，这是不错的。\问题是我们的政府要更多地扶植中小企业，要采取措施，现在给它们的生存环境可以说在有些地方是比较恶劣的。

    记者：您指什么？

贺铿：在财政税率上可以实现差别税率，在社会保障方面，应该在一部分好的有市场的企业，它利润又不高的情况之下,你可以实行政府财政缴款，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劳动者的收入。

     记者：有人会说，就算\给低收入者增加了收入，但是他们也不太买得起商品房，买得起车，拉动不了多少消费，您怎么看？

    贺铿：我觉得经济拉动还是各类商品，包括大量的小商品都有人买，让整个经济都繁荣起来，让各行各业的企业都有市场，这个经济才是活跃的。靠那么几个商品来拉动经济这是不好的。靠汽车，靠房子这么两个东西把经济拉动了，那就行，这个经济是不很健康的。

    记者：一直以来确实是支柱产业。

    贺铿：我不赞成过分地强调支柱产业的作用。

    记者：为什么？

    贺铿：因为我觉得各行各业都要得到发展，经济是应该有规律，成比例发展的，它不是某几个行业畸形发展就可以的。

    记者：您为什么说是畸形发展？

     主持人：舆论上会担心，\明年还会有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还会有大量的新增的贷款进入到市场当中来，这样的话，钱一多，有没有可能出现通货膨胀？

    贺铿：有一部分理论家和管理部门,对于通货膨胀的预期是叫得比较高。在这个问题上，我一直是低调的。我认为明年不可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

主持人：但是我们最近已经集中地听到了煤电气这一类价格上涨的反映？

    贺铿：因为它集中出台的煤电气，主要是工业用的那一部分，做了较大幅度的调整、上调。那么居民用的这一部分也逐渐地采取了一些办法，适度上涨，那么居民就担心这个问题，煤也好、电也好、气也好，天天要用，他很担心这个问题，这个可以理解，但是这些东西的价格确实是偏低

    主持人：我们这个担心会成为现实吗？

    贺铿：明年不可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也就是CPI不可能超过5%。

    主持人：您是说我们不必为此恐慌是吗？

    贺铿：完全没有必要去恐慌。通货膨胀是一个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供给少了，需求多了，那就有通货膨胀。靠涨价把那个缺口填上去。如果供给多了，需求少了，那就是负的。那就是通货紧缩。\所以说我认为通货膨胀发生的一个基本的机理,还是一个供求关系问题。我们现在是产能过剩。全世界现在大家都是产能过剩，需求不足。那这个通货膨胀怎么发生？

主持人：有一个说法是说,现实总是会给很多经济学家以嘲笑，因为他们的预测总是会失误的，你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吗？

    贺铿：我想我不希望它嘲笑我，现实我想它不会嘲笑我的。

    贺铿：那就要看我们宏观调控的水平，如果我们的宏观调控得当，水平在提高，不会出现W形，如果我们的宏观调控失误，政策变动很大，出现第二次探底的可能性是非常之大的。

记者：很多人都比较习惯性地在会议之后要谈几大亮点，但是您总是在此之外表达您的忧虑隐患，为什么？

    贺铿：因为明年我们所面临的经济形势相当复杂，国内外都有很多不利的因素，我们现在可以说是积极的因素在增加，不好的因素也在增加。

    记者：意味着2010年，对我们这个国家是充满变化和不断调整的一年，是这样吗？

 主持人：很多人会松一口气，金融危机是不是在中国已经结束了？

贺铿：中国没有发生金融危机。中国是经济下滑，下滑的原因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内因，是我们的结构失衡，一个是外因，世界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外贸影响很大。\现在世界金融危机，几个主要经济体，日本、美国、欧洲复苏的迹象都比较明显。应该说明年世界经济形势无疑比今年好。那么世界经济形势好，对于中国经济拉动的话，外贸的话，就会好一些。但是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那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可能要较长的时间来调整。

    贺铿：买不起。\我说你买一套也挺难的。

    记者：我反正买不起。

贺铿：你这样的收入，名主持人，我这样的干部级别都不能为自己买一套像样的住房，那更多的人就没有办法买了。

记者：所有人都很关心现在的房价正常吗？

    贺铿：房地产现在的问题。一个是有泡沫，第二个是现在是在炒房，而不是真正有人买得起房子，不是使居者有其屋。

    记者：您的观点很鲜明？

    贺铿：我的观点一直是非常鲜明的，房地产部分城市有泡沫，原因是两个，一个是政府炒地，另外一个是社会资金炒房。

    记者：政府炒地？

    贺铿：我们的地王是怎么出现的？为什么会形成？地都是国有的，都是政府管的，这不是政府炒地是什么？

记者：地方政府说我是按土地挂牌拍卖的制度卖，有人愿意出高价就卖了，这怎么叫炒。

    贺铿：我说把你的土地转让金由中央收了，你看地方政府的领导怎么说话。

    记者：地方政府觉得我就靠这点土地出让金了。

    贺铿：你能靠吗？土地不是国有的么，是你地方的吗。

    记者：现在分税制，大部分钱交给中央政府了，我发展城市其他的资金从哪儿来？从土地出让金来，这是现实。

    贺铿：从你的财政用钱来讲，你就不从国家经济的安全性来想。\既然土地是国有，中央财政收回来应该是合理合法。然后中央拿了这个钱，该转移给你的转移给你，该转移到更需要钱的地方，我转移到更需要钱的地方。

    记者：同样是一个盘子里的钱为什么要按您建议的这种方式再流一遍呢？

    贺铿：社会资金炒房，他买房不是为了住，而是为了再转手，再赚钱，\所以有的有钱人一买不是一套两套，是十套二十套，他买到这里压根是不住的，等到有个好价钱我卖了。

    记者：您这个判断的依据从哪儿来？

    贺铿：许多都做过调查，北京好多买房房子一开盘的话,都是跑去买十套二十套不是稀奇事。\我们作为一个民生产业，应该是更多的人让他买得起房才对。我说我们现在有一些商人，有一些理论家，我说得很刻薄，我说还不如一千多年前诗人杜甫的观点。诗人杜甫他把房地产的性质说得非常的清楚，干什么的？

    贺铿：对于房地产的调控办法，我一向说两点，把土地转让金，中央财政收了，限制遏制地方政府炒地。第二，卖一个房子，通过卖房子赚钱，我收你的，高高地收你个人所得税。比方说你买一套房子，两百万买的，你现在三百万卖出去的，你赚了一百万，我随便说一下，我收你80万的个人所得税，我看你还炒不炒。

    记者：征高税这话出来肯定会有一些人骂。

    贺铿：肯定有人骂，但是我相信十三亿当中有十二亿半是拥护的。

    记者：这点从技术上来讲也不难实现，为什么我们说遏制房价这么多年没有实现？

    贺铿：应该说对明年的工作有什么启示，迪拜事件再次说明金融危机的引线是房地产，近二十年来的金融危机没有一起不是因为房地产市场的泡沫破裂而引起的。

    记者：比如说？

    贺铿：比如说巴西的房地产，比方说亚洲金融危机的泰国的房地产，比如说香港金融危机的房地产，日本的金融危机的房地产，乃至这次迪拜的债务危机的房地产，都是房地产引起的，无一例外。

    记者：是因为房地产当中什么问题？

    贺铿：形成泡沫，过热，价钱虚高，到了虚高总有个落下来的。

    记者：都是一个模式吗？

    贺铿：基本上一个模式。

    记者：这是规律吗？

    贺铿：是不是规律我不知道，这是现象。

    记者：这种现象我们已经讨论了很多年了，在2007年的时候当时大家就在说房地产的拐点一定要来，但是金融危机一来，谁也不再谈这个话题了，大家现在又要依靠房地产业来向上拉动，还会来吗，这个拐点？

    贺铿：说GDP增长的数字很乐观，但是我们的消费还是上不去，这是肯定的。

    主持人：这个上不去是个什么概念？

    贺铿：消费上不去，主要是低收入人群没有购买能力，没有购买能力，我们的消费增长就乏力.\拉动经济增长主要是消费增长，投资增长、外贸增长，外贸现在不怎么样，投资现在很热，那么消费上不来，一直靠投资推动经济增长那怎么行呢？

    记者：靠投入下去会立刻见效，这有什么问题吗？

    贺铿：当然有问题，比方说人发烧，我给你放冰他也会下去，并没有解决，并没有好。你不去赶快吃药，针对病去治，冰一拿走的话，你可能会更糟糕

记者：怎么讲？

    记者：有人说我们可以持续投资，会怎么样？

    贺铿：持续投资不使国民经济分配的结构更坏吗。

记者：会有什么结果吗？

    贺铿：那经济越来越没有动力，你再靠投资你也上不去,\到有一天就什么都不行。

    记者：这个模式不可持续是吗？

    贺铿：不可持续。

主持人：您之所以强调这个，是不是因为你从现实中已经看到这种大规模地上项目潜伏的隐患？

贺铿：我们有相当的一部分的省里面的支线高速公路，我去过，没有几辆车跑，没车跑，那么还贷靠什么？靠收费。收费你没有车跑，费从何来？费收不来。

主持人：这个模式如果持续的话会是什么结果？

贺铿：会形成呆坏账，会形成金融方面的风险。

   主持人：否则的话？

贺铿：我们会有一堆半拉子工程，资金跟不上去，\这些项目就会半途而废丢在那儿，形不成效益。这个损失可不得了。所以这个问题是不能轻易把我们这个政策退出来，这是不能退出来的原因。

主持人：那表面上看上去也是，我去年投的项目今年继续给你钱。

贺铿：明年跟今年如果细分析起来，货币政策会要视情况而定，会有变化。今年的货币政策是上半年天量放款，下半年有所收缩。整个一年来说，新增贷款十万个亿，这是历史上没有的。

    主持人：您把它叫天量贷款？

    贺铿：上半年肯定是天量贷款。

    主持人：怎么讲？

    贺铿：一个月一万多个亿。过去没有发生过。过去一般最多也就是四五千个亿，了不得了。\明年的贷款\我要看的话，肯定是比今年在总量上要少一点，一个月一万多亿这样放款的局面也是不会出现的。  

乌托邦这个词是中方翻译西方词的神来之笔。人类乌托邦理想非常古老，中国有大同世界，一直到康有为的《大同书》，西方一样，从《圣经》旧约开始等等，但是真正近代的乌托邦思想，起源于1513年一本书，关于一个十全十美的国家制度，简称乌托邦。这本书出版之后在英国引起很大的轰动，到后来亨利八世把这本书定为最危险的书。 

　　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初期，让整个西方突然发现关于旧约、关于人间天堂的界定、关于人间十字架的界定，是可能做到的。乌托邦被赋予了强烈的现实感。乌托邦有神奇的伴生力量，总有一种力量来监督它和校正它，这种方式最带个人色彩，可以触摸，可以听和感受的，就是公开发出声音。 

　　西方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一直到法国大革命，一直是西方的公开发声的时代，简单来说，当自由没有降临的时候，当真理和正义迟迟没有兑现时，乌托邦发出一种声音：先生们，你们走错了道路，你们背叛了理想，欺骗了我们，我们要真正实现乌托邦，要达到真正理想的彼岸。 

　　欧洲有三百年时间处于公开发声的时代，欧洲第一流的思想家最精彩、最富戏剧性的应该是法国作家左拉，左拉要为德雷弗斯辩护。法国狂热的爱国主义者们要打倒德雷弗斯，把这个法国叛徒、法国军队的污点清除出去，而且事实上他已经被关押在大西洋一个岛上。当时左拉已经是一个誉满全球的名人，他无意中看到材料，他决心站出来为德雷弗斯辩护，而且他认为这是关系到法国的正义和良心的问题。 

　　公开发声表现在左拉身上为一次演讲，后来成为法国世世代代骄傲的福音。他说我现在站在国家正义的法庭上，以我四十年的工作和誉满全球的声誉，我发誓德雷弗斯是无罪的，如果他是有罪的，我宁愿世界化为乌有，我相信法国感谢我挽回它荣誉的一天一定会到来。 

　　果然，他在流亡伦敦时，就不停地收到法国总参谋部内部发出关于重新为德雷弗斯翻案的信息。大家知道，左拉后来被隆重接待，进了法国的先贤祠，应该说他是不愧于此的。西方到六十年代，都没有完全兑现西方资产阶级所承诺的自由、博爱、平等，到了马丁-路德-金，他在林肯纪念堂发出声音，《我的梦想》。当时美国的种族歧视政策还很盛行。马丁-路德-金说，“我有一个梦想，在种族歧视的密西西比成为种族自由的绿洲；我有一个梦想，将来白人和黑人的孩子们可以携起手来”。无论是左拉还是马丁-路德-金，他们的公开发声将乌托邦的承诺一步步地兑现。 

　　爱因斯坦临死前两天，曾经在罗素倡导的一份宣言上签字。罗素集中了当时12位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得主，向六国政府发了一份宣言，要求六国政府承诺永远不使用核武器，而且分阶段、持续地削减，最后消灭核武器。这份宣言我认为到现在都没有过时，后来叫《爱因斯坦罗素宣言》。宣言的主要内容，就是说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感情倾向，但是作为人类，我们相信如果要解决当时东西方的矛盾，绝对不能采取战争的办法，所有权威的科学家都意识到核战争完全可能毁灭全人类，知道越多的人越忧心忡忡。最后呼吁，记住你们的人性而放弃一切吧。 

　　这份宣言的水平达到了人类知识分子共同的立场，这是人类上世纪的伟大宣言，这份宣言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后来美苏中程大规模运载火箭的削减，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凡是一个社会、一个时代、一个国家，能够倾听公开发声的，就是他们的幸事。相反，如果公开发出的声音不被倾听、不被接纳、不被好好对待，那么这个国家的危机就很深重，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前苏联和俄罗斯帝国身上。　

一直到1836年之前，整个俄国就是一个沙俄专制制度的盛世，尼古拉一世出兵波兰，绞杀波兰革命运动，很多俄国知识分子，包括普希金等，都严重失察，认为俄国的盛世即将到来。尼古拉一世认为，俄国的历史无比辉煌，俄国的现实无比辉煌，未来的俄国将让一切都黯然失色。 

　　1836年9月30日，俄罗斯一本著名的杂志《望远镜》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法文写成的，后来，别林斯基翻译成俄文，之后被总结为俄国漫长历史黑夜中的第一声枪响。作者恰拉耶夫曾跟随亚历山大一世远征法国，就是因为远征法国，到了西欧，看到西欧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深感俄国的落后、愚昧和反动。在这篇文章里，他为自己定了一个原则，他说我宁愿伤害俄国，我宁愿让它伤心，让俄罗斯蒙羞，我也绝对不说一句谎言，我必须把真理和祖国联系在一起。他用横扫一切的气魄，对俄国的民族特点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说俄罗斯的历史，尤其是近代史，从来没有让精力充沛和高尚品德发挥作用的时代，从来没有产生过激动人心的人物，没有优美的形象，人类先进的思想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好像是孤儿一样活在这个大地上，和这个土地上的先人、祖宗没有什么联系。 

　　这篇文章，拉开了持续25年的关于俄国命运大辩论的序幕，严重地伤害了俄罗斯的民族感情，但是因为这样夸大的抗议，产生了俄罗斯自我的认识，痛苦的自我认识和痛苦的辩证法，产生了俄国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一直到六十年代关于俄国历史命运的大辩论。 

　　在参与的两大派中，斯拉夫派完全是捍卫俄国的传统、历史的，但是斯拉夫派最优秀的分子，包括陀斯妥耶夫斯基，最后绝望地发现恰拉耶夫是对的，俄国历史上所赋予的对伟大神圣的使命和俄罗斯的现状完全不匹配。斯拉夫激进代表发现，俄国基督教的相爱和拯救精神从来没有兑现，在俄国充满战争和奴役，沙皇专制、农奴制等等。斯拉夫派和希拉夫派都是热爱俄罗斯的，他们之间从来没有发展到你死我活的地步。 

　　不管是斯拉夫派还是希拉夫派，他们就像是俄国的双头鹰，他们有共同的心脏，就是对俄罗斯的爱。但是恰恰在俄国，有一个更为严峻的问题，超越了斯拉夫派和希拉夫派的争论，这就是俄罗斯帝国本身、沙皇制度本身，是否体现了俄罗斯的救世主义，是否体现了基督教的拯救意识。 

　　俄国十九世纪整个过程，就是反复地向王朝、向沙皇政权挑战的过程，之所以挑战，就是因为有一种乌托邦的理想，存在于从四十年代的贵族知识分子到六十年代的平民知识分子，一直到以后兴起的民粹派。亚历山大二世被称为解放者，但是被人刺杀了，刺杀的过程非常有戏剧性，第一颗炸弹扔过去之后，亚历山大二世居然从他的车上走下来，没有被炸死和炸伤，他弯下身去搀扶其他人，这时民意党人的第二颗炸弹又响了。

 　　这个事件使俄国处于关键关头：1881年3月1日，亚历山大三世继位，他的父亲被刺杀了，他该怎么办？俄国该怎么办？民意党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写了一封信，《致亚历山大三世皇帝》，信不长，提出了两点意见，第一是大赦政治犯，第二是召开俄国人民自由独立的国民代表大会，重新审查俄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在信的结尾，民意党人在俄国、全世界面前发誓，他们说如果亚历山大三世放弃镇压、放弃专制，那么俄国民意党人立即放弃恐怖行为。 

　　这时俄国就处在关键的历史关头了，托尔斯泰这个时候刚刚经历了他五十岁的内心危机。托尔斯泰作为俄国十九世纪知识分子的一位特殊代表，俄国知识分子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有良知，这个良知可以表现为一种正义感，追求真理的勇气，表现为有正义意识，认为自己是一个罪人。托尔斯泰认为自己拥有土地、财产、农奴，就是一个罪人，他五十岁写下《安娜-卡列尼娜》之后，最大的愿望就是去坐牢。 

　　托尔斯泰决定写信给亚历山大三世。民意党人称呼亚历山大三世为皇帝，但是托尔斯泰写的是“我的兄弟”，显然是以基督徒的身份来写的这份信。他说，如果你把这五名首犯判处绞刑，那么马上就会有三十个、四十个、五十个、五百个人替补他们的位置，因为罪恶繁殖罪恶、仇恨繁殖仇恨，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就是在历史的关头选择了恶、放弃了善，俄国就陷入血泊中。 

　　他说，陛下如果以善报恶，你把他们放了，而且你给他们钱，把他们请到克里姆林宫，用《圣经》的话来说，爱你们的敌人。托尔斯泰说，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想，但是我托尔斯泰会号啕痛哭，我会俯在地上亲吻你的脚，慈悲和爱会像泉流一样流向俄罗斯。

 　　这样的声音，如果亚历山大三世接受和执行了，俄国的命运完全不一样。我稍微岔开一句话，我经常觉得世界的命运，其实系于一念之间。我们这个世界的冲突、矛盾、斗争不是利益决定的，最根本由人类意识决定的，当年亚历山大三世如果这样决定了，他是俄国最高统治者，没有人会反对他，他作为亚历山大二世的独生子，如果放了这些杀人犯，赦免了他们的罪名，我们可以想像，在世界的历史上，不管是法律、道德还是宗教、灵魂方面，完全是另外一个面貌。

 　　但是非常可惜，亚历山大三世无情地拒绝了，也封死民意党人和托尔斯泰在民意和道德上拯救俄罗斯的可能性。民意党人前赴后继地刺杀，这其中就有列宁的哥哥，列宁后来领导十月革命之后，1918年，把亚历山大三世的儿子全家逮起来处死，我们可以想象这当中的联系。其实俄国王朝在统治的时候完全可以听取公开的劝告，深刻地反省和思考一下，就可以少犯很多错误，俄罗斯帝国完全可以延续到上世纪。 

　　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一个历史的最高领导人，他们的聪明与否，他们统治的艺术高明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那个时代最深刻、最先进、最无私的知识分子的语言。俄国革命之后，旧的沙俄帝国的乌托邦完全被粉碎掉，一种新的、一劳永逸地指明俄国历史命运和道路、乃至全人类解放方向的救世主义诞生在俄国，那就是十月革命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