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光君臣既然一厢情愿地“借虏平寇”，自身毫无振作之意，一味满足于偏安江左。他们只想利用江南富庶的物质条件过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其腐朽程度较之崇祯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

许多史籍都记载，朱由崧酗酒好色，追欢逐乐，不以国事为念。他说：“天下事，有老马在”，把军国重事委托给马士英，自己则同一班佞倖干着昏天黑地的勾当。ttp://bbs.tiexue.net/ ]

“寡人有疾，寡人好色”。朱由崧的荒淫在历史上可以同许多亡国之君媲美。

【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弘光君臣并没有团结对外，而是酗酒好色，搞内讧、玩党争、不顾一切谋私利。也许有人会说，食色性也，朱由崧抱美妞喝美酒这是人性使然，换作谁大都会如此。

这里有两个问题：

1，如果酗酒好色的同时，朱由崧能理好国政，中兴大业，那似乎的确无可指责。但实际情况是，他的酗酒好色导致他误国殃民，他的食色私欲远远大于坐稳江山之欲，于是人们在个人德行的方面对他的批评也就不显得失当。

2，关于“人性”这个概念，我想引申说一说。在朱由崧这个例子中，我们说他酗酒好色是人性使然。这里的“人性”似乎是指所有人都生来具备的，跟具体生活环境、教育程度、文化氛围、高矮胖瘦、人种国籍等等后天的因素无关的欲望倾向，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是人行为做事的最终根据。当然，人性不是那么简单的，人会有各种各样的欲望，有些欲望会相互冲突，“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聪明人会在各种欲望之间进行权衡，选择最有利的那一种或几种。但不管怎样，人的根本处必有人性，朱由崧孔夫子海瑞路人甲等等，他们都必然好色，都有人性，看到美女都想要。

那同性恋怎么办？好美男也是好色。

那人兽恋怎么办？小概率事件不予考虑……

好吧，那不同的人审美观不一样怎么办？你喜欢高鼻梁大骨架的西洋美女玛丽莲梦露他喜欢东方俏佳人范冰冰而我偏偏喜欢屁股翘得像后装上去的你们谁都不喜欢的大黑妞……

可你们终究是都好色嘛！

这么说来说去，我有点糊涂了，好色这个词在这里多像随便应付的托词，它到底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我们看到范冰冰都会想跟她睡觉？说明我们当上了皇上就必然会把范冰冰占为己有不许别人碰？

我们发现，在一个具体的语境中（比如说朱由崧好色），我们自然而然地使用“好色”这个词，我们很明白它是什么意思；但是当我们把这个词单独拎出来进行概念辨析的时候，我们就会有点糊涂。

“好色”这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词尚且如此，“人性”这个使用频率没那么高的概念就更加面目不清。

在我看来，“人性”这个词是个混杂了各种意思的概念之筐，我们想象这样几种情况：

“我钱包丢了，身上一分钱都没有，跟朋友康舟子借一百块钱去吃顿饭，康舟子不借，我说你丫真没人性。”这里人性的意思是要帮助朋友。

“我带朋友张舟子去嫖妓，各色美女一字排开任我们挑，我选来选去选了个18岁漂亮湖南妹，张舟子看了半天没感觉硬不起来，他说你去开房吧我不去了，不喜欢这些，我说你丫不会有问题吧？这么多美女你都没感觉？你丫是不是阳痿了？他说没阳痿前几天还行呢，我说那你肯定是没人性。然后我就带着18岁姑娘开房去了。——其实张舟子不是没人性，他喜欢的是男人，只是他没告诉我。你们都懂的。”这里第一个人性的意思是好色，具体是指看到眼前的各色美女要有想开房的欲望。第二个人性的意思也是好色，但指喜欢男人。注意前后两个“人性”的用法有差异。

“朋友刘舟子中了五百万彩票，但是拿去给自己买了一套房，没给乡下穷得叮当响的父母钱，我骂他没人性。”这里人性是指要对父母孝顺，具体只是要给父母钱。

“同僚圆周子贪污一个亿，但是被我发现了，他害怕我告他，就把我也介绍给送他钱的老板，老板看我也有实权，便向我行贿1000万。我拒绝，圆周子说，这钱你放心拿，老板很可靠，你要不拿可就真没人性了啊！”这里的人性是指人的贪欲、贪财。

……

以上这些都是“人性”的日常用法，我们还可以举出不同的例子，我们发现每个语境中人性的意思都是不一样的。如果脱离了具体的语境来考察“人性”这个概念，就像把鱼从水中拿出来进行观察。比如，哲学青年说：人都有人性。从字面意义上看，这其实是句废话，就像“笔都有笔性”“机都有机性”一样，这种表达不对应任何生活情景，在生活中除了疯子没人会这样说话，我们可以说这是对语言的误用。

在阅读历史的过程中，我们有时候会想当然地把我们的欲望投射到古人那里，我们喜欢美女，有钱有权了就想睡遍天下美女，于是看到梁武帝萧衍就觉得他不正常，是个没人性的怪人。我没接受不了同性恋，于是我们觉得古希腊人都是变态……

结论：

1，正确使用“人性”这个词必须要放在具体语境中。

2，并没有所谓先天的、永恒不变的人性这种东西。

3，人性是后天建构的，并且是多义的、可变的。

4，南明的垮台跟某个个人或群体的人性无关，而是战略战术的错误。

写得很粗糙，晚了睡觉去，以后再写。】

#92 #弘光朝 #朱由崧 #人性 #酗酒好色

             ——评瑞·蒙克著《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

　   如果一个人的存在对这个世界没有价值，那么他怎么能够说服自己不去自杀？这个问题困扰了维特根斯坦很长一段时间，以至于他中晚年的日记中都会出现这样的句子：我真应该去自杀。然而似乎有些出人意料的是，维特根斯坦留给世人的最后一句话却是：告诉他们我度过了极好的一生。

跟任何一位伟大的哲人一样，维特根斯坦的内在生活极其深刻复杂。但与人们通常理解的哲学家不同，维特根斯坦的外在生活也可以说是非常的“怪异”。英国人蒙克用四年的时间，本着“不求真、毋宁死”的精神写了厚厚的一大本《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中译本674页），全书用高超的画笔描绘了哲学家的生死爱欲，极为难得的是，作者保持了高贵的克制，直到最后也没有妄自对哲学家的一生下断语。难道不正应该是这样么？对于维特根斯坦这样迷宫一样的人生，真实地展示出来就足够了，读者自有评判和启发，而落实在传记里的盖棺定论就难免显得偏颇和愚蠢。

维特根斯坦很早就表现出了自己在哲学上非凡的才能：在他24岁那年，罗素就认定他是自己逻辑工作的接班人。

与罗素的相识是个大事件。维特根斯坦本来学的是航空机械，在穷根究底精神的指引下他找到了数学，后又发现数学这门学科的基础并不牢靠，于是追到了逻辑学。在得知剑桥大学教授罗素在逻辑领域颇有建树之后，维特根斯坦冒昧地投入罗素门下。

然而不久之后，随着相互了解的加深，维特根斯坦开始不断批评罗素的工作，并尝试提出各种改进意见。维特根斯坦的行为会让罗素感到不舒服，但罗素在致友人的信中竟然说：幸好进一步的探索工作是维特根斯坦的事，而不是我的。看样子，老师已经承认学生胜过了自己，并且甘愿把追求真理的义务拱手相让。

罗素认为年轻的维特根斯坦也许是他所见到过的“传统观念里的天才的最完美范例，激情、深刻、强烈和强势。”但此时的天才却正陷入到严重的精神危机之中：有一次维特根斯坦在罗素的房间里像头野兽一样来回走动。三个小时过去了，困惑不已的罗素忍不住打断他：“你到底是在思考逻辑还是在思考你的罪？”“两者皆是！”维特根斯坦回答道，然后继续他的走动。 

蒙克告诉我们，逻辑与罪，或者说哲学思考与伦理生活，是纠缠了维特根斯坦终生的问题，而且他认为后者的重要性要远大于前者。在一封信中维特根斯坦告诉罗素：“或许你认为这种对我自己的考虑是浪费时间——但我怎么能在是一个人之前是一个逻辑学家！最最重要的是跟自己清算！” 

剑桥的学生生活止于一战的爆发，接下来，维特根斯坦将在生死未卜的战场上、在苦闷的战俘营中、在奥地利穷困的乡村小学、在把自己继承的巨额遗产全部捐赠出去的行为中、在挪威孤独的小木屋里、在多年后仍然让人无法忍受的剑桥、在二战后方的医院里继续探索他的“逻辑与罪”的真理。

维特根斯坦是志愿参战的，虽然他战争时期的日记中充满了恐惧、绝望、自慰、逻辑，但在军队中维特根斯坦的勇敢是有口皆碑的：他总是主动请缨去最危险的地方工作。据说当意大利军队来俘虏他的时候，他正骑在一门大炮上用口哨吹着贝多芬第七交响曲第二乐章——即葬礼进行曲。

看样子维特根斯坦就是要接近、体验，甚至抓住死亡，因为“使对死亡的思考产生特殊价值的东西，不仅仅是死亡先于舆论普遍代表的最不幸的东西，不仅仅是它有助于承认死亡不是一件坏事，而是它用提前的方式提供了向自身生活回眸一瞥的可能性。”那么维特根斯坦在这种可能性中找到了他想要的东西吗？——至少他找到了重要的线索，标志之一就是维特根斯坦生前唯一公开出版的哲学作品《逻辑哲学论》即将完稿。

在全书的最后部分，蒙克给我们描述了维特根斯坦与生活达成和解之后的画面。哲学家的生活变得异常安详，而不再像以前那样内心里时刻处于激烈的搏斗状态。哲学家和他的房东太太成了亲密的朋友，他们每天晚上六点散步至小酒馆，他们之间的谈话十分轻松，维特根斯坦从不跟不懂哲学的房东太太讨论她不理解的话题。

1951年4月28日，哲学家走完了他的人生，给世界留下了一块巨大的思想宝藏。60年来，关于维特根斯坦的著述汗牛充栋。他改变了世界，通过各种直接的、间接的方式，让你我的生活变得更好一点点。

他让你我的生活变得更好？

不可能，可能……

我辈读书人曾被告知：1911辛亥年武昌的那几声枪响，开启了一场伟大、光荣、差一点就绝对正确的革命运动，它不但推翻了腐朽反动的清朝政府，也一并结束了中国古代落后的封建制度，从此以后，我们这个民族终于爬出了泥沼潭，虽然后来的国运仍有反复，但大体上我们是一步步走向光明……

这种对辛亥革命的解读我们不能简单粗暴地全部否定，正像我们也不能全部接受一样。对任何一个历史事件，观察的视角总有多种，如果某个权威的声音宣布它的解读唯一正确，那么它伤害的，不是历史，而是历史对于我们今天所具有的启示性。

革命之前：清政府混蛋，但也没那么混蛋

人们容易先入为主地认为，大凡王朝即将覆灭之际，必定是政治黑暗，民生疾苦，遍地烽火，其实，清末并不是这样。那时的政治虽然谈不上有多清明，但比之前的腐败，却要好得多。民众生活也许谈不上有多安定，但是比起义和团暴乱的时候，也要好得多。

如果从洋务运动算起，到1911辛亥年，晚清政府的“改革开放”政策已经执行50来年了，期间虽然经历了戊戌变法的“极右”，和义和团暴乱的“极左”，但大体的方针并没有变。庚子年被八国联军羞辱了之后，清政府在尴尬的境遇中痛定思痛，决心继续推进改革。

在载泽、端方等五位大臣对欧美各国进行了近一年的考察后，得出一个令清皇室放心的结论：宪政改革虽然要限制皇上的权力，但是可以维护稳定、促进发展，尤其是“可保皇上世袭罔替”。于是一场本应该结出硕果的宪政改革被坚定地推行开来。

公平地说，清政府的宪政改革做得不差。义和团运动之后的乱局，很快就稳定下来，经济民生得到很大的恢复，中国人自己办的工商业也呈现了兴旺的景象。

为了保住江山，清政府真诚地希望通过实行宪政、扩大执政基础来让国家的轨道走上正轨。但是体制外的在野者总在想着“砸烂一个旧世界，缔造一个新世界”——当然是一个由他（他们）说了算的新世界。

革命爆发：革命党没那么英武

 “但愿满人多桀纣，不愿见尧舜。满洲果有圣人，革命难矣。”这样的想法在武昌起义前的革命党中相当流行。在清政府励精图治的时候，革命成功的机会几乎为零。必须承认，革命党人有救国救民之志，但在那时的处境中，他们表现出来的却是乱国乱民之行动。他们不希望社会治平，不希望政府有作为，反而希望社会乱起来，越乱越好，这样他们才能趁乱把握机会，取而代之。夺取政权的意愿压倒了一切。

那时的地方士绅和知识分子大都是支持政府改革的立宪派，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前影响力极其有限，而且名声也不大好。为了增加筹码，革命党跟具有黑社会性质的地下会党勾结在一起，利用他们的力量去反对政府。这种行为很为当时的君子所不齿。

辛亥革命的成功多少有些偶然。从大的方面讲，慈禧和光绪死后，上台执政的二十几岁的亲贵们缺少政治智慧和施政经验，在政改的紧要关头走错了几步，先是得罪了政治强人袁世凯，后又搞起皇族内阁，试图把权力从地方收回到中央，让风风火火干事业的立宪派心寒。

从武昌起义前后的情况来看，革命党也并没有做好准备。武昌起义前一天，革命党人连最起码的保密工作都没做好，在汉口俄租界里试验炸弹，不慎爆炸，被当局发现。要不是当时坐镇武昌的湖广总督瑞澂昏庸无能，处置失当，甚至枪炮声一响他就被吓得挖洞逃走，那么仅靠几个低级士官带头闹事的革命党无论如何也闹不出多大动静的。要知道革命党人此前已经发动了很多次起义，没有一次有成功的希望。

革命之后：百姓民生变好了吗？

    革命解决的只是谁当家的问题，至于地铁票要不要涨价？大学教育要不要收费？公务员的工资怎么定？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是多少？等等很多具体的施政问题，可不是一朝“城头变幻大王旗”就能解决的。

革命成功后不久，上海的一家报纸不无戏谑地罗列了革命前后的变化：“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枪炮兴，弓矢灭，阳历兴，阴历灭，律师兴，讼师灭，枪毙兴，斩绞灭，舞台名词兴，茶园名词灭，旅馆名词兴，客栈名词灭……”其实，变化多是表面的，即使是制度，也并没有彻底地变过来。只是换了一套名词，和一套政府班子而已，而后来的政府，是否就真的比清末的政府更好，是很值得商榷的。

    辛亥革命后的百年中国，是一个埋藏着巨大悲伤的世纪。历经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我们实现最初的理想了吗？

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最需要的不是形式上的折腾，而是脚踏实地的、考虑周全的、一点一滴的幸福生活。

阅读提示：马尔克斯的妈妈一直祈祷希望儿子千万别拿诺贝尔文学奖，因为她认为一旦得奖，她这个小马尔克斯儿子就要不久于人世了。马尔克斯告诉他妈妈说，你放心，我会戴好黄色的玫瑰花去斯德哥尔摩领奖，这样子我就能够保住自己的性命了。

喜欢搞笑的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其代表作《词与物》的开篇引用了一个怪异段子，这个段子据说来源于“中国某部百科全书”中：“动物可以分为：一、属皇帝所有的；二、有芬芳香味的；三、驯顺的；四、乳猪；五、鳗螈；六、传说中的……十三、刚刚打破水罐的；十四、远看像苍蝇的。”福柯声称，他的书正是缘起于读到这个段子而引起的哈哈大笑声。

 乍一看来，这种分类法是完全不合逻辑的，但福柯从中看到的却是这种表面怪异背后的深层合理性和反对西方思维霸权的勇气，并且他还用整本书来论证之。

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所写的就是这种表面怪异（或称之魔幻），实则无比真实的拉丁美洲世界。所谓“魔幻现实主义”，并不是像《哈利·波特》那样把魔幻和现实截然分开，而毋宁说魔幻就是现实，现实就是魔幻。当小说中写到“好汉弗朗西斯科曾和魔鬼对歌，击败了对手”；“尼卡诺尔神父喝了一杯巧克力后居然能离地12厘米”；“俏姑娘雷梅黛丝抓住一条床单飞上了天”；“政府把大批罢工者杀害后，将尸体装上火车运到海里扔掉，那辆火车竟有200节车厢，前、中、后共有3个车头牵引”；最后“马孔多被一阵大风卷走”等情节时，对西方人来说那是遥远异乡人编造出来的魔幻，对拉丁美洲人来说那是他们每天都生活于其中的现实。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1928年出生于哥伦比亚的阿拉卡塔卡镇，这是加勒比海岸的一个小镇，后来在他的小说中逐渐变形，成了《百年孤独》的真正主角“马孔多”镇。他是一个乡镇报务员家16个孩子中的长子，8岁以前一直与外祖父母一起生活。

马尔克斯不断地思索着怎样根据他童年的记忆构思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他说，1965年，突然“有一天，妻子梅尔塞德斯和我带着孩子们驾车前往阿卡布尔科时，它像闪电一样掠过我的脑际。我决定像外祖母给我讲她的故事那样叙述我的故事。我要从那天下午，那个小男孩被祖父领着去参观冰块时写起。”他立刻掉转车头，返回墨西哥城。此后的一年半时间里，他足不出户，埋头写作《百年孤独》。

文学史上一种伟大的创新由模仿外祖母的口吻开始。小说一开篇就特立独行：“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里雷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范晔译本）这就给全书定下了一个基调，即叙述的口吻是站在某一个时间不明确的“现在”去讲述“多年以后”的一个“将来”，然后又从这个“将来”回顾到“那个遥远的下午”的“过去”。一句话包含了时间的三向（现在、过去、将来），全书圆形叙事结构由此奠定，紧随其后的是作者令人目瞪口呆的亦真亦幻色彩。马尔克斯说，“她老人家（外祖母）讲故事就是这种方式，好像人物就在眼前，事情正在发生……而且常常人鬼不分、古今轮回。”

这种典型的“马尔克斯语法”将随着《百年孤独》的热销而大肆流行，以至多年以后，整整一代中国先锋作家（八九十年代的余华、格非、莫言、苏童等）默契地开始了一场规模浩大却悄无声息的仿写运动，“犹如一场疯狂的西班牙型感冒”。

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出炉之前，马尔克斯的呼声很高，但是马尔克斯的妈妈一直祈祷希望儿子千万别拿奖，因为她认为一旦得奖，她这个小马尔克斯儿子就要不久于人世了。马尔克斯告诉他妈妈说，你放心，我会戴好黄色的玫瑰花去斯德哥尔摩领奖，这样子我就能够保住自己的性命了。如此魔幻的答案竟真的让妈妈安心了。 

我们很难不由此想到中国，可以想见，在西方人看来，传统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世界同样“魔幻”，这里的人写字像画画，画画不用油彩，而且还没有上帝基督……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但这是落后吗？不，这是孤独。轻易放弃自己的文化主体性，一味用他人的眼光来解剖自己、评判自己、表达自己，用他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落后的程度，这才是真正的落后。并且因此，那个真正的文化自足体系——不管是拉丁美洲的还是中国的，只能孤独。在诺贝尔奖受奖演说上，马尔克斯说：“用他人的图表来解释我们的现实，只会使得我们愈来愈不为人知，愈来愈不自由，愈来愈孤独。”

——是某杂志的约稿，发表的时候有删节 

就在半个月之前，对绝大部分中国人来说，略萨还是个陌生的名字。虽然他的作品早在二十多年前就被引进到大陆，至今已经有七八个版本之多，但基本上每个版本的销量都很悲剧。这种状况因为诺贝尔奖而有所改变。

其实对西方世界而言，略萨早已鼎鼎大名。他离经叛道的婚姻经历是女人们八卦的好材料，他辉煌的政治生涯为他赢得了众多男粉丝，他和马尔克斯的恩恩怨怨使他登上娱乐版的头条，更重要的是，他几乎囊括了所有西班牙语文学奖，而且从70年代开始，他就屡屡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大热门。在他成为新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后，诺贝尔官网统计表明，只有不到一半受调查者未读过他的作品。一位英国书店雇员在微博上写道：“今年的诺奖得主大家都认识，书店大松了一口气。”

网上正流传着一个段子：

在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公布得奖者之后，有记者给略萨打去电话：

记者：喂您好，请问是略萨先生吗？

略萨：我是，您请说。

记者：我们是《XX报》 ！我们独家第一时间通知您，您获得了201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恭喜您！！

略萨：哦。没别的事儿了吧，没别的事儿挂了啊！

略萨回头跟老伴儿说：这奖我真没得过？

这个段子显然是编造的，但它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对于略萨那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来说，区区诺贝尔奖实在是小事一桩。

“文学就是火，它意味着决裂与反抗”

略萨有一顶帽子，名曰“结构现实主义大师”，帽子上闪着一行字：“文学就是火，它意味着决裂与反抗……”这帽子是被别人扣上的，上面的字却是略萨自己吼出来的。

“反抗”这个词是进入略萨世界的一把钥匙，其实所谓“结构现实主义”，指的就是他即反抗以往的文学“结构”，又反抗不合理的社会“现实”。

初读者翻开略萨的作品，很快就会陷入迷茫：他的文字实在太不同寻常，你所熟悉的任何阅读习惯在这里可能都会遭到失败。直观上看，他的语言时而幽默俏皮，时而严肃得令人肃然起敬；至于他小说的文体结构，那简直就是个万花筒，眼花缭乱得让你无从着眼。你必须振作起来，有意识地放弃你的成见，只留下一颗灵敏的头脑做向导，渐渐地，你就会蓦然发现自己进入到一片美妙的洞天。回首当初，你也许会轻叹一声，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而且居然，还这么有美感。

比如略萨的自传体小说《胡莉娅姨妈与作家》，此书把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其中单数章节（全书共20章）写的是胡利娅姨妈与作家的恋爱故事，双数章节写的是彼此不相干的短篇小说。按顺序读前面的几章，你肯定如坠云雾，读着读着，你突然恍然大明白，原来其中的短篇小说提供的是舞台，长篇小说提供的是剧本，双方互相支持才形成了这部精彩的大片！

在文学结构上，略萨从来不使用现成的程式，他的每一本书都是一个创新。这个文学弄潮儿，不要说对于前人，就是对于他自己的过往，他都要不断反抗，从不屑于重复。

“我要通过写作参与政治。”

在反抗社会现实这一方面，略萨做得更加大张旗鼓。

获得诺贝尔奖之后，略萨有点担心地说：“我希望得奖不是因为政治！”然而虽然略萨的文学成就有口皆碑，但是诺贝尔奖颁奖理由上明明白白写着呢，此奖就是为了表彰他“对权力结构的制图般的描绘和对个人反抗的精致的描写”。

怎么可能与政治无关呢？

略萨大部分作品中一个雷打不动的主题就是反抗集权主义。

1963年，略萨出版了处女作《城市与狗》，描绘并控诉了秘鲁社会的集权暴政。1966年出版的《绿房子》更进一步，作品详细描绘了民众反抗集权政府的运动，以此警示当权者，为民众争取自由。

结果自由遥遥无边，自己却引火烧身，很长一段时间秘鲁政府把略萨的著作列为禁书，甚至曾经当街焚毁一千多册。

但略萨可不是一吓就倒的娘娘腔，逼急了哥们儿可是会动真格的！

1989年，略萨竞选秘鲁总统，他发誓自己一旦成功当选，就一定将秘鲁打造成没有腐败没有独裁，有着自由空气的民主国家。一度略萨是声望最高的候选人。但是在最后关头，政敌藤森使出阴招，摘选略萨小说中的“三俗”段落在电台广播，令其保守的选民阵营惊惧至极。略萨最终惨败而归。

然而倔犟的略萨并没有放弃政治，他只是换了一种从政的方式，在后来的作品《水中鱼》中，他写道：“我要通过写作参与政治。”

“我做梦从没梦见过这个奖，我的梦里全是女人。”

在文学之外，略萨同样不安分，他的个人生活也弥漫着浓浓的反抗味道。

1954年，18岁的略萨爱上了比自己大10岁的亲戚、刚刚离婚的胡利娅姨妈。家里人对此极力反对，略萨的父亲甚至威胁要开枪杀死两位情种。但是略萨通过非法手段拿到了结婚证，愣是没妥协。

然而这段婚姻仅仅维持了五年，因为略萨又爱上了自己的表妹、只有15岁的帕特里夏。

二婚之后的略萨仍然不老实，到处沾花惹草。帕特里夏为此感到痛苦，于是她去找两人共同的好朋友、《百年孤独》的作者马尔克斯倾诉。可诉着诉着就诉出了感情，诉出了暧昧……

略萨在得知自己被马尔克斯戴上绿帽子之后，勃然大怒。1976年的某一天，他铆足了劲儿照着马尔克斯的脸就是一拳。此后30年，这两位大文豪一句话都没说过。

1982年，当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略萨痞子范十足地说：“我做梦从没梦见过这个奖，我的梦里全是女人。”

不过略萨还自相矛盾地说过：自己之所以要去竞选总统，就是因为对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服，想在从政方面同他一比高低。

直到2007年，当马尔克斯80岁大寿的时候，略萨同意为《百年孤独》的40周年纪念版作序，这两个老头子才算相逢一笑泯恩仇。

略萨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天才、他反抗、他激情、他热爱自由……无论是他的精神世界还是现实生活，都异常丰富。本文只能是一个小小的指示牌。。。。

 三个月以前写的，发在《心理月刊》上了。全本被和谐过一次，现在换电脑了，发上来保存

    10月，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也被和谐了两篇博文。国家对媒体的管控越来越多，不知道这种趋势会持续到什么时候。

    光线微醺，孤独徘徊不去，幸好倏忽记起，我一直在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