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新郎失踪

     2026年4月5日。

    从圣地亚哥吹来的晨风拂扫着洛杉矶的朦胧烟雾，刺破云层的太阳正把它的金辉一片一片地铺撒在这座地震频繁而又生机勃勃的大都市上。

    林若水翻身起床，见妻子岳吟秋仍在熟睡忍不住轻轻吻了吻那俊俏可人、嫩得几乎要滴出水来的瓜子脸。岳吟秋长得修长丰满，身体曲线流畅自然，皮肤光洁如玉白里透红，林若水不禁联想起宋玉所描述的“东家之子”。

    林若水一直生活在美国，现在在旧金山湾附近“基因谷”内的西特斯基因工程公司从事“环保超级细菌“的研究工作。岳吟秋却是地地道道的昆明姑娘，在昆明医学院从事中西医学比较的研究。岳吟秋不愿意离开中国传统文化的扎根之地，婚后两年不仅不愿到美国定居，还一个劲的劝林若水回中国生活。“中国的基因工程并不落后。你回来照样大有作为。可是我到美国干什么呢？难道去当家庭主妇？”吟秋的话也不无道理，但是林若水现在正如日中天，科技部主任的位置已空缺好久了，林若水已是事实上的负责人，他怎么舍得离开呢？两年来他们总是在网上寄托相思，很难鹊桥相会一次。每次他心急火燎地要岳吟秋来美国，岳吟秋总是用秦少游的“鹊桥仙”来戏弄他；“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只有这次岳吟秋比他还着急，接二连三地催他到洛衫矶预定房间。因为再过几天，就是小妹的结婚大礼。

    小妹就是海伦.斯莱特。本来应该姓韦尔斯，为了她的安全，搬到密西西比州的孟菲斯以后，给她改了一个姓。海伦是典型的金发美女，丰乳纤腰，两腿修长，深深的眼窝内镶嵌着一对蓝宝石般的大眼睛，走在街上，男人们的目光就象苍蝇盯在奶酪上，赶也赶不走。林若水的同事称她是“勾魂摄魄的天使”，而林若水也颇为自豪；“那当然，我看引起特洛伊战争的海伦也比不上我的小妹。”海伦与林若水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早以心属林若水，但是林若水始终把她当做小妹妹而别无他念。两年前林若水与岳吟秋结婚，海伦才离开孟菲斯特到洛杉矶当了一名医生。

林若水准备好咖啡早点仍然不忍心叫醒岳吟秋，“她的时差没有到过来，让她再睡一会。”林若水想着，便拿起一张《华盛顿邮报》看了起来。

    “现在几点了？”岳吟秋醒来伸伸懒腰，看了看墙上指着8点30分的闹钟，“哟，都8点半了，实在对不起，我起来晚了。”一边说一边急急忙忙起床收拾。

    “没关系，早餐准备好了。”林若水吻吻岳吟秋的面颊，关切地问，“时差还没有到过来，不行就再睡一会儿。”

     岳吟秋做了一套太极拳掤、捋　、挤、按的动作，笑道；“对我们武林人士而言，这点睡眠算得了什么？”

     林若水从小酷爱武侠小说，什么黄容、冰川天女、小龙女等等早已铭记在心。没有想到自己能娶上一位武艺高强的小侠女。那次他带小妹到泰国去旅游，在夏宫遇上十多个劫财劫色的流氓，要不是岳吟秋碰巧遇见打退流氓，小妹肯定难逃一劫，自己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活到现在。当时岳吟秋英姿飒爽，林若水还真以为遇上天仙哩。有人说女人挡不做男人的死缠硬磨，自林若水对岳吟秋一见钟情的一刹那起，他真的从泰国缠到中国，把这位美如天仙的侠女缠到了手。后来他才知道，这位女侠也是他的同行，一位医学博士。中医世家使她从小对中医钻研甚透，而北京医科大学所学的西医又使她对现代科学了如指掌。博士毕业以后，她回到故乡，在昆明医学院当上了中西医比较学副教授。至于武术，则得益于父母两系的家学渊源。父系源于成都，那位曾任四川提督，康熙年间征伐策零敦多卜，雍正时又平息罗卜藏丹津叛乱的岳中琪将军便是她的先人。母系的先人中竟然出了一位在咸丰年间让朝庭闻之丧胆的义军领袖杜文秀。不想岳林两家最后都走上了悬壶济世的道路，两代人将医术武术代代相传，现在却在岳吟秋一人身上体现出来。

     “想什么呢？还不吃饭。”岳吟秋见林若水想得发呆，便把咖啡杯递到他的手中。

     “我在想，你这个女侠究竟官气重还是‘匪气’重。”林若水开玩笑说道。

     “既无官气，也无匪气，只有人的正气。”岳吟秋嚼了一口三明治，“只是少了你那副书呆子气。”

     俩人说完哈哈大笑。

     走近海伦的家，见大客厅布置的十分“前卫”。从墙上的色块图案到全套西式的家具，都是各式各样具有夸张成分的几何图形。只有两副仿制的油画不太“前卫”，一幅是伊肯斯的《格劳斯的外科临床讲习》，另一副是郁特里罗的《雷诺阿的花园》。小客厅的布置截然相反，古色古香，典雅庄重，百分之百的中国儒家风味。仿古雕花红木家具，青瓷花瓶，以及装饰架上的碧玉、玛瑙、珊瑚、怪石等等种种玩器，搭配得恰到好处，十分和谐。两边墙上挂着吴昌硕的四条行书条屏，虽说是赝品，却也生动凝练韵味无穷。

     海伦见林若水夫妇到来，激动得手足无措，又是拥抱，又是亲吻。

     “小客厅是小妹的杰作，”林若水笑到。“大客厅一定是妹夫的创意了。”

     “我们是中西合璧。”海伦非常得意，“我在中国人家中长大，有中国父母和哥哥，还算不上半个中国人吗？”

     “当然算，”岳吟秋笑道，“岂止半个，简直就是一个地道的中国姑娘。看看客厅的布置，就知道中国文化对你的熏陶之深。

电话响了，是帕克的妈妈打来的。                                                                                                                

    “海伦吗？请叫帕克接电话。”

     “帕克不在我这儿，他昨天晚上7点就走了。”

     “他昨夜就没有回家，你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吗？”

     “不知道，会不会在公司？”

     “不在，就是公司急着要找他。”

     “那我打电话问问他那些朋友。”海伦担心起来。

     “贝拉米、马克、甚至他以前的女友千惠子我都问过了，他们都不知道。”帕克的妈妈看来很着急，“我今天早上给你打了好几次电话都没人接。”

     “我出去买东西去了，刚回来不久。”海伦的心悬到了嗓子眼，“妈妈，别担心，我马上去找。”

      五天过去了，距婚礼还有两天，可帕克却象从地球上消失了似的，没有一点音信！为了照顾孤独伤心的海伦，林若水夫妇一直住在海伦家。海伦无心上班，请了长假，他们就住在海伦家象头苍蝇似的四处找着帕克。

第6天清晨，他们被紧急的门铃惊醒。当岳吟秋打开房门的时候，见马克`希利亚和罗伯特`贝拉米站在门外。罗伯特是一个黑人青年，又矮又瘦；马克高大英俊，酷似20世纪的影星阿兰`德龙。罗伯特拘紧木纳，马克萧洒大方，两人形成强列的对比。“有了帕克的消息。”一进房门，俩人几乎不约而同地冲口而出，“昨晚我们都收到了帕克的电子邮件。”

     “帕克在哪儿？”海伦从卧室冲出，在睡衣外胡乱披了一件外衣。林若水也从厨房跑出，手上还拿着勺子。

     “本来帕克只是让我们向海伦小姐报个平安，不要说出具体事情。但是我和罗伯特商量以后，决定还是告诉你们为好。”马克抢着说道，“帕克说他到了一个平安的地方，叫海伦小姐不要担心。”

     “他出了什么事？”海伦焦急万分。

     “没事，他说他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事。”马克安慰道，“他怕你的通讯系统有人监听，不敢直接与你联系。总之你放心，帕克安然无恙。”

     “帕克最近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岳吟秋问。

     “没有什么，只是不久前为FC公司股票的事和萨姆搞得很僵。”罗伯特回答说。

     “股票的事只是一个导火线。”马克补充道，“帕克心中窝着火，我们都清楚。萨姆全靠帕克赚钱，可就是不提拔帕克。最近还调了一个娘们来压着他。”

     “娘们？”

     “就是苏珊，一个什么都不懂的骚货。”罗伯特插话道。

     “苏珊，从费城来此才20多天，我们谁也不买她的帐。在证券部，帕克是真正的权威。”马克愤愤不平地说，“他让小姑娘朱莉大量吃进FC生物工程公司的股票。帕克知道以后与她争吵起来，并且亲自卖掉了他们刚刚吃进的全部股票。”他走到电脑前，掉出FC公司的K线图说，“从技术面看，帕克是对的。”

      岳吟秋看了看，FC公司股票跌势未止，底部尚难确认。成交量持续萎缩，均线系统曾空头排列并出现两个“死交叉”。她又调了一些指标资料，OBV逐波走低，7日和14日的RSI均处在弱势区内。“从技术上看，确实不该买，是不是公司基本面有了变化？”

     “萨姆说FC公司有两种新药即将问世，一种对艾滋病有特效，正在泰国试用；另一种可以治疗葡萄糖什么酶缺陷症。”

     “葡萄糖-6-磷酸脱氢酶缺陷症？”

     “对对，就是这个名字。”

      “又叫G6PD缺陷症，一种伴性的不完全显性遗传疾病。如果真有这些新药上市，到可以考虑分批建仓。”岳吟秋若有所思，“艾滋病本已扑灭，近几年又死灰复燃，而且迅速蔓延。对这种病的防治不能只靠药物，还得采取一些社会措施。”

     “萨姆支持苏珊？”海伦问。

     “那当然，不然苏珊不敢那么对待帕克。”

      岳吟秋沉思良久，就算帕克没有被提拔心中有火，就算他与苏珊、萨姆在买卖FC公司股票的问题上意见不合，就算他看见了苏珊与萨姆之间的越轨行为，他也没有必要在新婚之前，逃之夭夭啊 ! 他究竟看见了什么呢？

     “帕克失踪之前，谁最后见到他？”岳吟秋问。

     “可能是千惠子，帕克以前的女友。”马克耸耸肩道，“帕克失踪的那天晚上，有人见到他与千惠子在海滩散步。”

6“凡事莫当前，看戏何如听戏好；

                 生育伦理与人口控制社会化

                               冯泽永    

摘要：在影响人口发展的诸因素中，生育伦理是影响相对持久、相对直接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现代人口发展理论的框架下，人口控制社会化，是人口控制的必然选择，这种控制方式的实施，就必须把正确的社会生育伦理转变为人们的生育观和生育意愿。使人口控制的手段由他律为主转变为自律为主。

关键词：生育伦理  人口控制    人权    社会化

Abstract: birth ethic is one of important factors which can influence the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and its influence is durative and direct relatively. In the frame of theory on modern population development, it is necessary to realize socialization of population control as a result of choice of population controlling mode. To carry out this controlling mode, we must change correct social birth ethic into ideas on birth and reproductive desires of people. Thus, the method of population control will use self-discipline mainly instead of heteronomy.

Key words: birth ethic, population control, human rights, socialization

一．生育伦理对人口发展的作用

      生育意愿是人口的提前变量，对人口数量、质量和性别结构都有重要影响。根据1997年人口与生殖健康调查数据估算，如果没有性别偏好生育意愿的影响，1993-1997年的生育率可以下降11.4%,妇女的二孩生育率可以下降36%,三孩生育率可以下降51%。[①]可见，即使是生育意愿中的一个因素（性别偏好）,也会对人口数量、结构和质量带来极大的影响。由于生育动机和目的影响着生什么、生多少和怎么生的意愿，生育动机和目的的核心是生育价值观。因此，生育价值观对人口发展的影响不言而喻。生育伦理是最重要的生育价值观之一，它以生育意愿为中介影响着人口发展。

       从古至今，生育伦理都是影响生育意愿和人口状况的重要因素。生命属于个体只有一次，但是人类可以通过世代延续将人的“类本质”和“文化基因”不断地传递下去，使个体生命融入人类的生命而生生不息，获得永生。由此，人类的生育行为便被打上了文化的烙印。作为文化核心的哲学、伦理学思想，必然会对人的生育行为和人口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中国儒、佛、道的伦理思想都尊重人并敬畏和珍惜生命，主张救死扶伤，实行人道。一方面，他们强调人的尊贵。《孝经》中提出“天地之性（生）人为贵”。荀子认为，“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内经》也说：“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另一方面，他们主张尊重人的生命。《内经》认为“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孙思邈也说“人命至重，有贵千金”。这些思想都对中国的生育和人口发挥了重要影响。尤其是作为中国主流文化的儒家，他们的伦理思想对生育和人口的影响非常大。他们主张“仁义为本，孝梯为用”，高度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主张通过内外兼修的方式去善待自己和他人的生命，通过积极入世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途径弘扬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儒家“广土众民”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思想的有机结合，为历代思想家、政治家所推崇，从而确定了中国作为人口大国的指导思想，并因此形成了中国“早，多，男”的生育价值体系，推动着中国人口生产在“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模式下迅速增长。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我们看重“人手”而忽视了“人口”，鼓励人口生产，强化了“早，多，男”的生育价值体系，致使中国人口增长进入快车道。20 世纪 70 年代，我国开始实行以“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为主要内容的计划生育政策，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男女平等、生男生女顺其自然等新的婚育伦理思想逐步得到人们的认同，从而带来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快速下降，人口生产由传统向现代逐步过渡。

      随着人类的发展与进步，随着人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增强，人在从必然走向自由的同时，在生育行为上也必将走向自由自觉。在今后的人口发展中，以内心信念、社会舆论和传统习俗为作用方式的生育伦理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人口控制社会化是当前人口控制的必然选择

       自20世纪70年代实施计划生育以来，我国在人口控制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在经济还不发达的情况下，有效控制了人口高增长，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转化。然而，目前面临的新情况却使我们必须把人口控制方式从他律转向自律，从刚性转向柔性。人口控制社会化是指在社会化过程中，个人把社会生育规范内化为自己的生育观，并自觉承担社会生育义务和责任的人口控制方式，是一种自律为主的柔性控制方式。[②]人口控制社会化应当成为今后人口控制的主要方式。

       首先，从人口可持续发展理论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出发，我们应当选择人口控制社会化。一方面，坚持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就要求重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而适度控制个人的欲望和权利。20世纪80年代中期，可持续发展概念引入人口研究领域。1994年的开罗会议使人口的可持续发展理论成为共识。该理论以布伦兰特为代表，主要观点是：必须在实现经济增长、消除贫困、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和保护环境的框架内解决人口问题，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不能以牺牲子孙后代的权利为条件，发展必须是可持续的，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在人口控制中，人口控制的限度决定个人生育自由权的限度；个人生育自由权的限度决定人口控制的成败。人口控制过松，就会威胁人类的生存，并最终使每一个个体的人权化为泡影。因此，人口可持续发展理论必然要求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的统一，要求人们认同相应的伦理价值体系。另一方面，坚持以人为本，就不仅要重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而且要尊重每一个个人的人权和意愿。对于人权的理解虽然各有不同，但是，根据主体的不同把人权分为个人人权和集体人权（或人类人权）的分类方法却是二战以后许多思想家的共识。大家认为，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保障，对两种人权都必须重视。人口控制表现为对个人生育自由权的适度控制和对人类生存权与发展权的适度维护。人口控制过度，就会侵犯人们应有的生育自由权。不过，个人生育自由权的关键在于自由自主。如果个人自觉地使自己的生育意愿与社会人口控制的需求一致，人口控制就不会侵犯个人的生育自由权。怎样才能使人们把人口控制的需求变成自觉自愿的选择呢？那就是通过社会化过程，使社会生育伦理规范和生育责任内化为人们的内心信念和生育意愿。

      其次，生育模式多样化的现实与生育文化主流导向需求之间的矛盾，需要我们选择人口控制社会化。一方面，当人类社会实现由传统到现代转型后，个人在生活方式的选择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加上自由主义、自我中心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想的消极影响, 特别是个性解放、性解放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使传统的婚姻家庭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婚外性生活和非婚生育状况越来越多。同时，在自我中心主义、享乐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丁克家庭、同性恋家庭、无子女家庭也相继出现。社会开放使生育状况变得难以琢磨。另一方面，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使婚育关系变得复杂而微妙。[③]这些变化都使生育模式呈现多样化和难以控制的局面。社会变化与生育模式多样化之间的中介因素，是人们对生育的自主选择。人们对生育的自主选择是否应当绝对自由呢？当然不能。从社会发展的需求看，社会应当对人们的生育施加影响，应当适度限制生育选择的自由。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两种生产”中，物资资料的生产对人类自身的生产起着决定性作用，一定的社会条件只能承载一定的人口。而人类自身的生产又能延缓或促进物资生产。因此，社会主流文化只能根据社会发展的需求引导人们的生育意愿，引导人们的“自主”选择。引导的最佳方式不是“堵”和“禁”，而是通过教育潜移默化，即社会化。

三、生育伦理应当重视的几个理论问题

（一）人权问题

       人权问题无疑是生育伦理中最为敏感的问题，一些人甚至以人权为由反对计划生育。那么，计划生育是否侵犯了人权？怎样看待生育控制中的人权问题呢？人权一词最早由文艺复兴时期的但丁提出，他表示人作为人得到社会承认的对某种利益的排他性占有。随后，经过资产阶级思想家格老秀思、斯宾洛莎、洛克等人的发展，尤其是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的发表，资产阶级人权理论日趋成熟。与此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和邓小平等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也逐步形成。二战以后，人们把具有共识的人权观写入了《世界人权宣言》、《发展权利宣言》等国际文献。不能形成共识的则各自保留而不能强迫别人接受。生存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发展权是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便是人们的共识。我国实施计划生育以来，人们的生存状态得到极大的改善，人们的发展权也得到体现。从总体上说，计划生育推动了人权的进步。有人认为，个人有完全自主的生命权、生存权、生育权、出生权等等。认为任何形式的人口控制都是侵犯人权。其实，人权一直存在两个维度，即个人维度和集体维度。人口控制存在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的冲突。有些人强调个人维度，从个人人权的角度对人口控制进行抨击。也有人强调集体维度，主张控制人口。柏拉图认为：“结婚人数的多寡，要考虑到战争、疾病及其他因素，由统治者斟酌决定。……”[1]重商主义学派也主张对个人的婚育进行控制，庸俗经济学派的马尔萨斯甚至主张以某些极端的手段控制人口。中国古代学者也强调集体人权，主张多生是为了“地大国富，人众兵强。”[2]主张少生是为了“小国寡民”[3]。对人口的控制都是为了“国”。我们主张集体人权与个人人权的统一。人口控制中存在着许多人权冲突，如个人与人类人权，上代与下代人权，个人与他人人权等。在解决冲突的时候不可把某一方面的人权绝对化。[④]个人生育权不是绝对的。个人生育绝对自由必然使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看成不可侵犯的权利，把生育完全看成个人或家庭的事，生多生少、早生迟生绝对服从个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任何人类组织都不能干涉。这样最终会使整个人类处于人口数量太多、人口质量不高的状态，并从各个方面危及到全人类的生活环境、生活质量，从而危及人类整体的生存。集体人权和国家控制权也不是绝对的。二战期间希特勒以优生为名屠杀其他民族人民的教训切不可忘记。我们只能追求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的统一，寻找二者的平衡点。

（二）生育权利与生育义务的关系

       权利和义务相互关联，没有离开权利的义务，也没有离开义务的权利。生育权是基本人权之一。生育子女，繁衍后代，是人的本能，也是人的社会责任。生育权利作为人的一项自然权利，应该受到法律和道德的保护。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法律都必须承认和保障人的生育权利。但权利的行使从来都不是绝对的，为了社会的秩序，为了实现社会整体利益，必须对生育自由进行一定的规制，这种规制是为了更好地保障权利和其它价值目标实现的一种必要的手段。因此，公民在享有生育权利的同时也必须承担生育义务，必须自觉地实施适度生育并与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相一致。

四．人口控制社会化的主要途径

       社会化是个人由自然人成长发展成为社会人的过程，是个人同他人交往，接受社会影响，学习掌握社会角色和行为规范，形成适应社会环境的人格、社会心理、行为方式和生活技能的过程。把社会规范内化为自己的信念、习惯和人格，是人们社会化过程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社会化涉及社会和个人两个方面。从社会的角度看，社会化是社会对个人进行教化的过程。从个人的角度看，社会化是个人与其他社会成员互动，成为合格社会成员的过程。国家要想长治久安，社会要想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对国民进行教化，让国民把社会规范内化为自己的人格、信念和习惯。也正是这个原因，古人才强调：“善政不如善教。”

       人口控制社会化最大的优点就是变刚性控制为柔性控制，变他律为自律，人口控制完全变成人们的自觉选择，从而使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统一起来。

社会实施教化的主要途径有哪些呢？

      第一，家庭教育。家庭是个体社会化的起点，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对个体社会化的影响是奠基性的，而且有以下优势。（1）成年前有一个较长的生活依赖期生活在家中，这是实施教化的最佳时期。（2）家庭中的亲情关系使家庭教化最容易为儿童所接受。（3）父母的榜样作用可以潜移默化地实施教化。中国古代家庭很好地进行了有关生育伦理的教化工作。“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等古代生育伦理不就是以家庭教化为主要途径而深入人心的吗？只要我们用现代生育伦理教育子女，现代生育伦理就会润物无声地进入人们的脑海。然而，当前我们的家庭教化却存在着许多问题。一是父母与子女相处的时间越来越短，教化的时间越来越少。二是父母的精力主要是放在工作、生意上，一些家庭没有精力和能力提供儿童健康的社会化条件。三是在面临文化冲突的时候，许多父母自己就无所适从，甚至选择了错误的生育伦理，有了错误的性行为和生育行为。他们怎么可能发挥正面的榜样作用呢？因此，要对未成年人进行正确的生育伦理教化，使他们建立个人与集体统一、人口生产与物资生产统一、适度生育和人口的可持续发展等生育伦理，就必须首先对当前的家长进行教育和培训。

       第二，学校教育。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认为，家庭以外的最主要的社会化主体就是学校。通过正规的学校教育，青少年被教之以在这个社会和文化传统中他们所需要的技能和态度。然而，当前的学校教育却大量存在以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工具主义为导向，而不是以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作为目的的教育导向。存在着弱化素质本位的教育理念，重视功利性的知识教育而轻视社会文化和态度、价值观等社会教化的现象。人的社会化至少应当包含四个内容：（1）掌握生活和生产的基本知识和技能；（2）内化社会规范；（3）树立生活目标和人生理想；（4）渐入社会角色。后三个方面都属于影响个人素质的社会教化。要使学校教育充分发挥生育伦理社会化的作用，就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素质本位的教育理念，不仅要开设生育伦理的课程（这只是表面功夫），而且要真正把包括生育伦理规范在内的规范内化等教化工作放在每一个教育工作者的心上。

        第三，大众传媒的教化。大众传媒通过筛选信息、舆论导向等方式，对当今青少年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然而，目前许多媒体却以文化多元化为借口放弃社会教化的责任。个别媒体为了赚取利润，为了“眼球效应”，甚至大势宣传以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拜金主义的人生目标、享乐至上的生活追求和极端利己主义等等。这些宣传对生育伦理的冲击不可小瞧，对生育失范现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要推行人口控制社会化，就必须规范大众传媒，使他们的宣传为主流文化服务，对人类社会负责。在生育伦理的宣传上必须强调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的统一、生育权利与生育义务的统一；必须强调适度生育。

               中医院必须与综合性医院错位经营

                                   冯泽永

[内容摘要]通过对中医历史的回顾与反思，认识到中医近代几经曲折，及目前发展状况不尽人意的原因有：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医及中医院管理和经营落后等。但中医院经营定位不准，没有找准自己的生态位，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可以自己调节的内在因素。通过生态位及SWOT分析法的分析，提出中医院必须重新进行经营定位，发展健康产业，与综合性医院错位经营的结论。文章还指出中医院发展健康产业的其他重要意义，如：振兴中医，增强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并同时促进经济的发展；优化配置医院人力资源；试行一院两制，吸收民间资本以补充医院的补偿机制等。

[关键词] 中医院   错位经营  健康产业  生态位 

     中医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中医院曾经有过高速的发展。但是，近几年来中医的状况却令人担忧，中医院的经营却每况愈下。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中医院的经营定位不准，在西医的强势领域与西医进行同质性竞争而不是差异化竞争，确实是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一. 历史的回顾与反思

     中医曾经在世界医学领域独树一帜，甚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领先于世界。但是，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化随着船坚利炮打入中国，一些中国人也心甘情愿地充当西方列强文化侵略的帮手。在这种背景下，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对作为中国文化和科技代表之一的中医采取了压制的政策。1914年北洋军阀政府主张废弃中医。1929年，蒋介石政府通过了余岩（云岫）等人提出的“废除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中医的生存和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1949-1966年间，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医，中医的恢复和发展进入第一个黄金时期。正是在这个时期,各级国有中医院如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中医院校也在1956年以后纷纷成立。（见表1-1，1-2和1-3）

表1－1：1950年——1963年中医医院数           

表1－2：1950年——1963年中医院床位数表        

1－3：1950年——1963年中医院人员数

     “文革”对刚刚恢复元气的中医事业和中医院的摧残十分严重。十年浩劫之后，中医医生由1959年的36.1万人减少到1977年的24万人。1976年，中医院只剩下129所，与1966年的1371所比较，减少了91％。

      文革以后，中医再次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和扶持，并提出了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套马车”并驾齐驱的思路。长沙会议后的“七五”时期，全国每年新增中医医院140所左右，年递增率高达8％。1990年至1995年，每年净增59所。中医和中医院的发展进入了第二个黄金时期。

      然而，随着经济转型和文化西风东进，中医在近几年再次陷入困境，中医院及其床位数再次呈下降趋势。（见表1-4，1-5）

表1－4  建国以来中医医院数比较                        

表1－5  建国以来中医院床位数比较

     目前，中医院数量占医院总数的14％（综合医院为71％），中医院床位数量占医院总床位数的11％（综合医院为76％）。中医院年诊疗人次占医院年诊疗人次总数的15％（综合医院为78％），中医院入院人数占医院总入院人数的10％（综合医院为82％）。中医院的在平均住院日比综合医院略长的情况下病床使用率比综合医院低7个百分点。而且，现存的中医院大多数都有西化倾向，他们的收入一半以上来自西医。据上海近几年的统计，中医机构住院病人用药，中药仅占20%，西药占到80%；门诊用药中药也仅占60%。（张仁 《关于提升中医两大能力的思考》《医学与哲学》2004.11）

     为什么中医有几千年的辉煌而近代却几经曲折？为什么目前中医仍然受到国家政策的扶持，而发展状况却不尽人意？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比如：（1）中医具有很强的文化依赖性，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西医的理论被看成唯一正确的理论。西医的标准被看成唯一正确的标准。人们用西医的标准衡量中医，便对中医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产生了怀疑，中医也逐步被边缘化。（2）中医对政策的过度依赖和政策扶持力度的相对弱化。（3）对中医人力资本的认同度太低。（4）中医及中医院的发展观念落后，过分崇古尊经，墨守成规，教条主义严重，对中医现代化认识不足。（5）中医及中医院管理和经营落后，市场适应能力差。（6）资金投入不足。（7）中医院经营定位不准，没有找准自己的生态位等等。然而，在诸多影响中医及中医院生存和发展的因素中，中医院经营定位不准，没有找准自己的生态位，确实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可以自己调节的内在因素。

二. 中医院必须重新进行经营定位，发展健康产业，与综合性医院错位经营

     中医院为什么要重新定位？应该怎样定位呢？

     要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先解读一下生物生存竞争中的生态位现象。生态位现象是俄罗斯生物学家格乌司首先发现的。格乌司通过实验发现，在自然界中，具有同样生活习性或生活方式的物种，不会在同一地方出现。如果它们在同一区域内出现，大自然将会用空间把它们各自隔开，如虎在山上行，鱼在水中游，猴在树上跳，鸟在天上飞；如果它们在同一地方出现，它们必定利用不同的食物生存，如虎吃肉，羊吃草，蛙吃虫；如果它们需要的是同一种食物，那么它们的寻食时间必定要互相错开，如狮子是白天出来寻食，老虎是傍晚出来寻食，狼是深夜出来寻食……在动物世界里没有两种物种的生态位是完全相同的，有些物种由于亲缘关系接近或相似而导致生态位部分重叠，这时就会出现残酷的竞争。如果强者进入弱者的生态领域就会出现“龙陷浅滩受虾戏，虎落平川遭犬欺”的现象；如果弱者进入强者的生态领域，就会出现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状况。因此，强者只能在自己的生态位上成为强者，弱者也只能在自己的生态位上才能自由生存。生态位现象对医院经营至少提供了一下思路：（1）动、植物界为了生存总是寻求错位生长，医院也必须错位经营才能避免在市场竞争中两败俱伤。（2）医院经营必须找准自己的“生态位”才能避免“虎落平川”艰难处境。我们姑且不讨论每一个医院的生态位问题，仅仅中医院和西医院就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生态位。如果找不准自己的生态位，就很难在市场经济中生存和发展下去。其实，生态位的启示正好与我国先哲老子的生存发展观一致。老子主张“圣人之道，为而不争”，“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认为“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故能成其大”。“不争”并不是“不为”，而是“为不为”。争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竞争固然是促进社会和部门发展的重要手段，但是，过度激烈的同质化竞争也会让整体和局部付出很大的代价。如果能以“为不为”而有为，以最小的代价获取较大收益，何乐而不为呢？生态位的启示也与现代的差异化战略（high differentiation strategy）完全一致。差异化战略（high differentiation strategy）是美国管理大师迈克尔·波特提出的三大基本竞争战略之一，是指一个单位为使其生产的产品与对手的产品有明显的区别，形成与众不同的特点而采取的一种战略。“与众不同的特点”不就是自己独特的生态位吗？

      那么，中医院的生态位是什么？它应该如何准确定位呢？

      首先，我们要了解中西医有哪些主要区别。西方学者毕尔生说：“构成科学的并非事实本身，而是整理事实的方法。”主体以方法为手段与客体发生关系，并运用已有的知识概念对经验进行思维加工，从而获得新的认识。因此，“方法并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和概念。”[①]中西医学体系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都源于方法论的差异。西医的方法论主要是构造自然观、结构中心论与解剖观察法，要素质与还原方法，证实、证伪与实验方法，形式逻辑严密等。而中医则是有机自然观、机能中心论和司外揣内法，系统质与朴素的系统方法，“道”与心悟诸法，重视辩证逻辑等。用西医的方法论来看，结构决定功能，因此，他们的研究（解剖、病解等）、诊断（辩病、定位、病理诊断等）、治疗（修理结构）等各个环节都从结构入手。他们直接针对病因而除之。辩病治病是西医的强项。用中医的方法论来看，功能决定结构，他们的研究（藏象等）、诊断（辩证）、治疗（调节）等各个环节都从功能入手。他们主张“扶正驱邪”，辩证调理是中医的强项。中医其实是一门“究天人之际，通健病之变，循生生之道，谋天人合德”的健康生态智慧学。

      弄清了中西医的主要区别，我们试用SWOT分析法来分析一下中医院的定位问题。SWOT分析法是美国哈佛商学院著名教授安德鲁斯于20世纪60年代首先提出的。他的指导思想是“企业战略是使组织自身的条件与所处的环境的机会相适应”。他要求在战略制定过程中，要用全面分析组织内部的优势（S即Strengths）、劣势（W即Weaknesses）、外部的机会（O即Opportunities）与威胁（T即Threats）等相互制约因素，并最终形成自己独特有效的战略定位。很显然，针对结构而进行的诊断治疗和直接去除病因等都是中医的弱项；加之现代诊疗设备与中医的关联度不高，科技文化对中医的认同度降低，资金和人才匮乏等，在西医的强势领域，中医不能与西医争锋，只能通过对功能的调节而与西医互补。但是，在开辟健康产业方面，中医却有其特殊的优势。自古以来，中医并不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对疾病的研究与祛除上，而是放在调节人体内部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在天与人、病与健的关系中，中医更看重人、看重健。中医认为，医学的根本目标，应当能够为人的自组织、自选择、自适应、自稳态、自演化的调节及其防病抗病能力的发展服务。医学的实践，是对人这样一个主体性开放的自组织系统的一种组织行为，旨在帮助其恢复和发展自组织能力，即人的健康能力。因此，中医的强项不是治病，而是维护健康。中医有深厚的传统养生文化底蕴，有良好的人群基础，有独步天下的中医养生学及多种多样的养生健身手段。中医院发展健康产业的优势不言而喻。那么，现在发展健康产业的时机成不成熟呢？刚刚成熟。其一，我国的经济发展为健康产业打好了基础。国际经验表明，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消费结构性变化的标志是食品消费份额明显下降，教育、卫生保健、通信消费份额上升，成为消费热点。目前我国正好达到这样的经济水平，卫生保健正在成为人们的消费热点。其二，医学发展的水平也要求我们的工作前移，把工作的重点逐步从治疗转向预防，从疾病为中心转向病人为中心，再转向健康为中心。把关注的对象逐步从病人扩大到亚健康人群和健康人群。其三，随着小康社会的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健康需求也不断提高。人们不再满足于没有疾病，而是要求有更高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其四，中医养生文化根深叶茂，已经深入人心，中医发展健康产业容易得到群众的认同。由此看来，目前发展健康产业，既有消费需求和购买意向，又刚刚有了购买力，岂不是正当其时吗？

三，中医院发展健康产业的其他重要意义

      发展健康产业不仅可以通过空隙定位找准中医院的“生态位”，充分发挥中医的优势，从而使中医复兴。而且还具有以下意义：

（一）振兴中医，增强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

      中医的走弱虽然与自身定位不准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却是许多中国人文化的自信心丧失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走弱。事实上，凡是对传统文化具有强烈依赖性的技艺（如算盘、中医、国画、书法、民乐、中国戏曲等）近几年来都纷纷走弱。甚至汉语也被咄咄逼人的英语所挤压。众所周知，国家不仅是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存在，而且如黑格尔所说，国家是文化的存在。文化的安全性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全。为什么有些人会对中国传统文化丧失信心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如近现代西方的文化入侵、当代西方的文化霸权、一些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保守成分过度放大而全盘否定等等，但是，对传统文化与科学技术之间相容性的怀疑，也是传统文化走弱的原因之一。通过中医院正确定位，发展健康产业而振兴中医，有助于证明传统文化与科学技术的相容性。（当然，振兴中国文化的根本出路在于国家强盛），从而有助于帮助一些人找回自信。

（二）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并同时促进经济的发展。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随着小康社会的到来，人们对健康的需求越来越高。近几年来人们的健康投资逐年增加，政府对卫生的投资也大幅度增加。2000年我国卫生费用是1990年的5.4倍，高于GDP的增长幅度。人们常说，没有健康就没有小康。人们不仅希望没有疾病，而且希望健康长寿、心境愉快和适应能力增强。人们逐步从消极治疗走向积极预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健康产业才作为一种经济效益极好的朝阳产业蓬勃发展起来。中医在健康产业中独具优势。第一，中医药物以天然动植物为主，迎合了当今回归自然的趋势。近年来世界草药的用量与日俱增，而中草药经几千年的临床运用，优势十分明显。第二，中医有深厚的养生学理论。第三，中医的养心技艺还有很大的开发空间。

（三）优化配置医院人力资源。

      中医院发展健康产业有利于医院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为了提高服务效率，许多医院都采取了减员的措施。但是，人往何处减？放到社会上去？会增加就业压力，影响社会的稳定。留在医院，既达不到减员增效的目的，又增加医院的矛盾。而发展健康产业，则可以合理进行人员分流，充分发挥各类人员的积极作用。

（四）试行一院两制，吸收民间资本以补充医院的补偿机制。

      由于健康产业的服务内容超出了人们的基本卫生需求，健康产业的管理也不属于公共卫生管理。因此，医院可以实行一院两制。医院日常的医疗预防工作仍然是公益性、福利性的工作。但是众所周知，在过去的体制下，既有效益效率不高的问题，又有补偿机制不健全的问题。健康产业却可以在现代化企业的组织形式和机制下运转。他既可以高效地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又可以引入民间资本以作为对医院补偿机制不足的一种补充。

     中医院发展健康产业已经占据天时、地利、人和，我们为什么不加快发展呢？

主要参考资料

1.冯泽永.中西医学比较[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1

2.陈英耀等.控制卫生费用还是投资健康.中国医院管理.2003.4

3.伍德权.我国健康产业的发展.中成药.2004.1

4.徐希燕.C理论:中国管理哲学研究.哲学动态.1999.11

5. 王仲尧. 周易与道家管理文化及现代意义.商业经济与管理.2000.9

       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及其对高等教育的启示

                   冯泽永

The reasons for the difficulties of graduates’ btaining employment and the apocalypse about the higher education

〔内容摘要〕

    高校扩招与大学生就业难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经济因素是推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动力；人力资本的竞争使高等教育大众化更为必要。大学生就业难的主要原因有：当前是我国就业的困难期，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就业压力，大学生就业的期望值与社会的需要不匹配，专业与社会需求之间产销不对路，盲目扩招影响高校毕业生的质量等。这一问题可以通过深化高等教育改革,确保教育质量；主动面对国家将着力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和产业结构问题调整高校的专业结构；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和就业观；用人单位树立正确的选才观等途径加以解决。

〔关键词〕大学生就业难   高等教育    高校扩招

[Abstiact]  There is no direct causality between expansion of college students snd the olifficulties of obtaining employment for them. Economic factors are the impetus that promates the higher education becoming popular. And the competition of human capital makes the tendency be necessary. The primary reasons for the difficulties of graduates’ btaining employment include: Now, our counrty is in a difficult state of abtaining employment; There is pression from adjustion of industry structure ;Need of the society is far away from what the graduates expect ; The specialties and the need of the society are out of balance, then the structural diffculties appear ; The quality of graduates is destroyed to some extent by the blindness of recuiting students. But the problem can be solved by taking some measures. The measures include: Furthering the reform of higher education to assure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 Facing the problems actively which our counrty tries to solve, and  adjusting the specialty structure of colleges ; Helping graduates to set correct viewpoint to choose and obtain employment and the employers to set correct viewpoint to select employees, and so on .

[key words ]  difficulties of graduates’ obtaining employment; higher education; expansion of college students;

     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已经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有人把它归咎于高校扩招，把高校扩招与大学生就业看成是二律背反的问题。其实不然。高校扩招与大学生就业难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高校扩招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表现形式，是历史的必然。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以在改革和发展中通过多种途径加以解决。

一.高校扩招的必然性与必要性

     高校扩招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表现形式,而高等教育大众化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的必然选择。马丁·特罗把高等教育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精英阶段、大众化阶段和普及化阶段。他认为这三个阶段的标志分别是入学人数占适龄人口的比例低于15%、达到15%-50%和超过50%。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始于二次大战结束。日本从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新生入学率从10%上升到35%以上，1995年新生入学率达到46%。德国高等教育入学率1960年为10%，70年代初期为20%，1994年达到34%。英国1995年入学率已达到31%。这些国家早已完成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正在向普及化迈进。

      经济因素是推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强大动力之一。教育消费成为消费热点是经济收入达到一定水平的重要标志,而这种消费热点正是推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强大动力。国际经验表明，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消费结构性变化的标志是食品消费份额明显下降，教育、卫生保健、通信消费份额上升，成为消费热点。目前我国正好达到这样的经济水平,教育正在成为人们的消费热点。国家统计局的调查表明,在我国城乡居民储蓄高达6万亿元的存款中，"为子女上大学作准备"的储蓄动机占44%，明显高于为养老38.4%和购房20.3%的储蓄动机。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投资教育呢？因为教育可以产生较高的私人收益。美国学者戴维.波普诺在他的《社会学》中指出：财富、权力和声望与人受教育的程度呈正相关，人的社会地位与受教育程度呈正相关。我国自古以来就有“读读读，书中自有黄金屋”和“学而优则仕”等说法，这种通过教育投资获取私人收益的社会效果和社会理念便成为个人投资教育的主要驱动力。这种驱动力在知识经济年代变得越来越强，越来越势不可当。国家投资教育的原因比较复杂。其一是经济动因，教育具有明显的外部经济性,并因此而带来国家供给的增长。世界各国的历史都证明,教育可以为社会带来持续、健康、高效、快速的经济增长。美国和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与其重视和投资教育密切相关；我国近几年能够在世界经济中一枝独秀也与科教兴国密切相关；40年代加纳与韩国的人均收入相同,到90年代初韩国的人均收入比加纳高出6倍,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对教育和科技的重视和投资程度的差距。其二是政治动因，教育是促进人的社会化、加强社会控制的主要力量之一。孟子说：“善政不如善教得民也……善政得人财，善教得民心。”(《尽心上》)统治者都非常清楚,凡治天下,必先治天下之心;凡动天下,必先动天下之心；而治心动心的主要措施就是教育。其三是其他社会动因，教育能明显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文明程度和身心健康；还有利于改善生存环境和促进社会进步；因此,古今中外,凡是蒸蒸日上的国家无不极其重视教育并加强教育投资。

      当今社会，人才的竞争，人力资本的竞争，已成为最核心、最重要的竞争。世界银行专家曾对世界各国的存量资本作过一项统计，提出了“国民财富新标准”，认为目前全世界人力资本、土地资本和货币资本三者的构成约为64：20：16。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教授指出，发达国家资本的75%以上不再是实物资本，而是人力资本。国际竞争的实质是综合国力的竞争。而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将越来越集中体现为高新技术和创新性人才拥有的数量和质量，这归根结底取决于教育的发展程度与发展质量。随着人才竞争的文化水准上移，高等教育在国与国、部门与部门、以及人与人竞争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我国与发达国家的主要差距在于人力资本文化质量的差距。美国和韩国25~64岁人口中具有高中以上受教育水平的比例分别为87%和66%，其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分别占35%和23%。而中国2000年25~64岁人口中高中及其以上教育水平者只占18%，初中以下水平的占82%，小学及小学以下教育水平者比例高达42%，每百人中受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不足5人。我国东西部的主要差距也在于人力资本文化质量的差距。东部每100人中拥有科技人员18人,西部仅有2人。到1999年底,重庆原5个民族自治县的人才与总人口之比为1：41.36;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人才与总人口之比为1：36.22,都远远低于人事部提出的2000年达到人才与总人口之比为1：19的要求。东部平均受教育年限是10年零8个月,而西部仅为3年零8个月。面对这样的局面，面对发展经济，追赶发达国家的任务,我们怎么能不大力发展教育，怎么能不加快推进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进程呢?(尤其是西部！)（1）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我国在1999年《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明确提出了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2010年要达到15%的目标，在“十五”规划中这一目标又被提前到了2005年。高校扩招,既是必然,也有必要。

二.高校扩招不是大学生就业难的主要原因

     最近几年，人们看到了一个不愿意看到的现象,那就是大学生就业难。2002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为80%，有近30万毕业生未能就业。有专家预测，截止2003年6月20日,高校毕业生签约率在50%左右，其中,研究生的签约率约80%,本科生签约率约为60%,专科(高职)生签约率约为30%,今年将有52万大学生待业。(2)就业形势十分严峻。于是就有人把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归咎于2001年开始的高校扩招,归咎于高等教育大众化。果真如此吗?当然不是。事实上,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在高校扩招生毕业以前就已经存在。1998年毕业生离校前的总体就业率仅为58%；2001年高校毕业生一次就业率,本科生为80%,专科生仅为40%。还未扩招就已经出现了就业难的问题,怎么能把就业难的责任归咎于高校扩招呢?

     事实上,我们的大学生不是多了,而是少了。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普及，随着产业的升级和变革，就业岗位越来越需要高素质的科技人才、管理人才和高级技工。据美国全国科学基金会统计,2000年,化学、生物、物理等学科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缺少45万,2006年将缺67万,而其通过国内培养只能满足需求的3/1左右。日本信息工程方面的熟练技术人员缺口也高达20万。欧盟国家的失业率虽然高达10%左右,但专业人才却供不应求,西欧地区2000年仅信息技术人才就缺员123万。(3)发达国家为了满足自己的人才需求,拼命到发展中国家挖人,致使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大量外流。我国的高文化素质人才流失也十分严重。北京市经委曾对工业系统150户大型国有企业的人力资源状况进行调查显示,国企1982年以后引进的、具有大学以上学历人员的流失率高达64%，大多数流向外资、合资企业。中国银行副行长孙昌基透露：中国银行近3年辞职的职工高达4403人,其中有62.4%的优秀人才被外资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挖走。另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从1999年至2000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有4.13万人辞职,流失的均是外语水平高,有良好客户关系且熟悉我国金融政策的人才。(4)由于高文化素质的人才大量流失,我国的人才缺口十分巨大。仅仅在重庆,制造型企业中的技术工人的缺口已达近20万人。(5)现在的就业岗位需要较高的文化科技素质，然而,我们就业人口的文化素质怎么样呢？在全国城乡从业人员中,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为12：36：38：11：3，如此低的文化科技素质,怎么能适应高速发展的现代化工作岗位呢？因此,从就业岗位的需求看，我们的高校扩招不是要停下来,而是要坚持下去。

      既然就业岗位需要大学生,为什么还会出现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一)当前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不在于他们是大学生,而在于他们毕业于我国安排就业比较困难的时期。如果他们不读大学,他们同样会加入待业的大军。在计划经济下,就业与生产需求的相关性不大。1953~1978年我国GDP年均增长速度为5.87%，GDP增长的就业弹性为0.44,由于当时在低工资广就业的政策下计划安排工作，所以就业压力不大。在市场经济下,就业状况与经济增长和就业弹性有关。一般说来,经济增长与对劳动力的需求成正比,经济景气，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和吸纳能力增加；经济不景气,则企业会排斥劳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给大量劳动力提供了丰富的就业机会。1979~1982年间,每一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拉动就业增长0.44个百分点，相当于180万个左右的就业机会。不过,这种经济增长带来的就业机会增加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当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时,就业弹性会出现逐渐减小的趋势。目前许多发达国家的就业弹性都很低，日本为0.08，德国、法国、意大利为0.06，英国为0.05。我国90年代以来经济对就业增长的拉动作用也逐步减小，就业增长率从80年代初的3%下降到90年代末的1%以下。这意味着每增加一个就业的百分点就需要更高的经济增长。我国的经济增长虽然持续保持在7%以上,但是它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却越来越小,就业压力自然就越来越明显的摆在了我们面前。(二)产业结构调整给就业带来了压力。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一产业的产值份额从改革开放初期的30%下降到16%左右，从业人员大幅减少并转移到城镇寻找职业。1997年以后,国有企业改革、部分国企效益滑坡和经济结构调整导致第二产业人员明显减少。1997年以来,每年下岗职工都保持在900万人左右,据国家统计局1998年调查,全国下岗职工总数为1008.8万人，其中制造业是下岗人员最集中的行业，“九五”期间制造业从业人员减少1700万人,仅1998年就减少1293万人。(6)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下积累的矛盾集中释放和结构性失业的突然显现，便成为当前就业难的重要原因。(三)大学生就业的期望值与社会的需要不匹配也是就业困难的重要原因。目前大学生就业的目标主要是大城市,是国家机关、科研院所和效益有保障的事业单位。而真正需要人才的地区、单位和岗位却无人问津。以重庆市卫生系统为例，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者主要集中于经济发达的都市发达经济区，达59.09%，而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各级医疗机构尚有6.80%无学历人员,乡镇卫生院中无学历人员高达59.00%,基层需要大量有知识、有专业技术的卫生人员,而我们在大城市待业的大学毕业生却很少有人愿意到那里去就业.重庆制造型企业中的技术工人的缺口已近20万人，但是,愿意并且能够从技术工人干起的大学毕业生也寥寥无几。(四)目前许多高校的专业设置依然沿袭计划经济的思路,只靠政府导向,忽视市场导向，从而出现了高校培养的专业技术人才与社会需求之间产销不对路所致的结构性就业困难。(五)一些高校盲目扩招,致使本校的人力、物力资本相对不足,并影响了高校毕业生的质量。

三.对高等教育的启示

      虽然高等教育大众化是历史的必然,,是我国人力资源开发和经济建设的需要,大众化的步伐不能停;但是,对于高校扩招而导致的大学生就业难的暂时性假性现象,我们也不能不认真对待,我们不能不深化高等教育改革以缓解这种假性现象。

(一)深化高等教育改革,确保教育质量

      解决就业难的首要任务,是确保扩招以后的教育质量。要保证教育质量就必须从以下几方面深化改革。

      1.扩充投资渠道,确保高等教育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供给。在高校扩招的同时,我们必须向高等教育源源不断地输入合符条件的新师资,提供足够的资金,以保证高等教育保持恰当的师生比和必要的教学、科研条件。师资数量可以由高教系统自己解决,资金却需要多渠道筹集。韩国、日本，主要靠发展私立高校完成大众化的过程。美国靠州立大学和社区学院完成高等教育大众化。我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不可能仅仅靠国家投资,靠公立大学来完成，我们必须引入民间资本,大力发展民办高校或合资高校。

      2.建立评估监控体系，确保教学质量。为了防止高校过度扩招以及由此带来的教学质量下降,教育部和各大专院校都必须建立和完善教学质量的评估监控体系，从人的层面(师资的质量和数量)、器物层面(生均经费、学习场地的面积、以及设备仪器等)、制度层面(集体备课制度、教学评价制度、导师制度等)，以及过程和结果等多方面监控教学质量。

      3.搞好素质教育，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首先,教育理念必须从“知识本位、技能本位”向“素质本位、人格本位”转变，从而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含职业适应能力）和对国家和事业的忠诚度。其次，要变就业教育为创业教育。创业教育是开发和提高学生创业基本素质的教育，重在培养学生的事业心、进取心、开拓精神和冒险精神以及相关的创业能力。就业教育以填补现有的、显见的就业岗位为价值取向，而创业教育则以创造性就业和创造新的就业岗位为目的。由就业教育转向创业教育，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也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必然选择。1998年召开的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强调指出：“为方便毕业生就业，高等教育应主要培养创业技能与主动精神；毕业生将愈来愈不再仅仅是求职者，而首先将成为工作岗位的创造者”（《世界高等教育会议宣言》），要“使他们不仅成为求职者，而且逐渐成为工作岗位的创造者”（《世界高等教育会议行动框架》）。(7)随着对创业教育的不断开展，高校毕业生不再仅仅是求职者，而将成为工作岗位的创造者。这样不仅能缓解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而且能为其他人提供就业岗位。第三，要变单纯的精专业教育为通识教育基础上的大专业教育。无论是创业还是就业,大学生都应该有较为广博的知识。其一,由于高校招生的计划始终滞后于人才市场的需求变化，因此，每年都会有相当数量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对口专业的工作，都必须改行。如果没有跨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储备，这些学生就只能失业或待业。其二,无论是创业还是各类性质的创新，都需要多学科知识融会贯通，没有以广博为基础的“精专”不是真正的精专。纵观企业界、科技界、文学界及其他各界的成功人士,依靠单一学科闯天下而成功者几乎没有。

     (二)主动面对国家将着力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和产业结构调整问题,调整高校的专业结构。大学专业的设置应当长线、中线与短线相结合，政府导向与市场导向相结合。长线专业以政府导向为主,中短线专业则应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随时调整。

     (三)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和就业观。大学生就业难并不是社会不需要大学生，而是大学生们的主观取向与客观需要不匹配。几十年来国家统一分配的就业方式使人们的创业意识淡薄。在市场经济和某些舆论导向的影响下，又使许多学生在择业上形成了“就东不就西”和“就高不就低”的观念。他们把注意力集中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以及为数不多的大城市，而广大的西部欠发达地区很少有人问津；把注意力都集中于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外资企业等高收入、高福利单位，而对广大的基层单位和中小企业则不屑一顾。如果大学生的就业观和择业观不改变，这种假性就业难的现象就很难消除。

     (四)用人单位树立正确的选才观，选价廉物美、经久耐用之才。目前用人单位在选才上至少存在三大误区。其一,盲目追求高学历，由此带来三大弊病：(1)增加用人成本；(2)用研究型人才做应用开发之事,犹如让“犬司鸣，鸡守夜”一样，知识能力与工作需求不相匹配。做的人受罪，效果也不好；(3)只认学历,不看能力和贡献，引导在岗者“只充电，不放电”，“在其位，不谋其政”；一些岗位无人做事，能做事的本科以下人才却找不到岗位。其二，性别歧视,用男性不用女性，使许多优秀女大学生就业困难；其三，苛求人才，对应届大学生要求要有实践经验(对有经验的下岗职工又规定在35岁以下)，使许多大学生望而却步。这种选才观不改变，单位就很难选到价廉物美、经久耐用之才，人才浪费的现象就很难消除，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也难以解决。

                           主要参考资料

             全社会共同努力，在发展中实现卫生公正

                                       冯泽永

一．“公正”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

    （一）自古以来，“公正”就是引导社会发展的重要价值取向

中国孔子很早就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他主张：“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也就是说，自己应有的权利和利益，应该让别人同等享有；自己躲避的害处，应该让别人同等躲避。孟子要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主张以推己及人的方式推行公正。汉朝班固编的《白虎通义》也提倡：“公之为言，公正无私也。”进一步指出了公正的特点。在西方，“公正” (justce) 一词最早出现于古希腊文，其意为“表示置于直线上的东西”，之后被引申为表示真实的、公平的和正义的东西。“公正”常与“正义”、 “公平”通用，表达一种人类合理性的价值追求。几千年来，人们梦寐以求地寻求着公正，许多思想家都对公正进行了阐述。柏拉图认为公正是各司其职、各守其序、各得其所。古罗马哲学家政论家西塞罗认为，公正意味着共同拥有国家的法律，相互承认权利和义务。约翰·罗尔斯是美国当代的政治哲学家，其代表性著作《正义论》被誉为二次大战以后最重要的理论著作之一。他认为：公正、正义是社会结构的基础，是各种制度的首要美德。公正的宗旨是根据人们的需要、欲望和抱负，合理地分配社会生活的权利和义务。约翰.罗尔斯认为正义有两个原则：一是每个人都应平等地拥有最广泛的基本自由权，二是社会分配在个人之间的差异以不损害社会中境况最差的人的利益为原则。而且地位和职务应当向所有人开放。马克思主义始终以自由人的联合体为社会公正的最高价值理想。一般说来，社会公正往往被理解为“给每一个人他所应得的”。也就是说，公正是一种应该的、合理的价值选择，是人类社会理性的充分体现。公正既包括实质公正，又包括程序公正，社会生活中经常需要以程序公正来促进实质公正。公正规定着资源与利益在社会成员之间、群体之间的适当安排和合理分配。公正追求的是全社会范围内实质性的正义和公平，并对关系全局的特殊领域、特别行为和弱势群体予以倾斜性保护，既反对平均主义，又反对两极分化。它要求妥善处理个人、地区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推进全社会的均衡发展和共同富裕。公正始终是人类的基本需求之一，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人的基本需求不仅包括衣食住行，而且还包括一种合理的、平衡的关系。公正作为一种理想目标和价值准则，始终伴随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对公正的追求始终伴随着人性完善的过程之中。

（二）“公正”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

     2003年10月14日，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一次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第一次表明了“五个统筹”的提法——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现在又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目的是以人为本，促进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实施的手段是“五个统筹”。这样的发展观内在地包含着把社会公正作为发展本身的价值追求，并把社会公正作为发展的前提。

为什么我们要把社会公正作为发展的价值追求和前提呢？第一，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公正恰恰是“以人为本”的重要内容。我们的“以人为本”不同于中国古代的“以人为本”。古代虽有“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管子·霸言》)以及“载舟”“覆舟”的提法。但是，他们的“以人为本”只是把“人”当作实现统治者霸业的手段。手段之本与目的之本是很难真正实现公平的。我们也不同于西方的“人本主义”，西方的“人本”，或是认识之本，或是本体，更多的是指“人是目的”。但是，他们的“人”是抽象的“人”，而且他们坚持英雄史观，“英雄”和“群氓”也很难真正实现公平。我们的“以人为本”，在尊重人、重视人的价值、承认人是目的等方面，与近现代的西方人本主义有某些相通之处。但是，我们的“以人为本”更主要的内涵是：人民是历史的动力（坚持群众史观，不是英雄史观）、是社会的主人（民本位，而不是官本位）、是历史发展的价值取向（不是精英政治），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是我们党的宗旨。因此，我们的“以人为本”是真正公正的以人为本。正因为如此，小平同志才强调“共同富裕”。江泽民同志才多次指出，贯彻“三个代表”的要求，最根本的是要不断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在2002 年11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要求：“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证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让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公平地获得发展机会。我们的追求目标就是社会公正。第二，当前社会的不公现象，已经严重影响到党的威信，影响到社会稳定，影响到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一个社会要想有生机活力，必须有必要的差别；因此，打破大锅饭，适度拉开差距以增进社会经济的活力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稳定的环境。一个社会要保持稳定发展，就必须把差别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而不能搞两极分化。一般说来，基尼系数在0.3－0.4 之间，是一个全体居民的收入差距较为合理的程度，是社会可以接受的、有利于提高效率的程度。低于0.3，表明收入分配过于平均，不利于激活经济。高于0.4 ，表明居民的收入分配已趋于不合理。据有关报道，我国的基尼系数在改革开放前为0.16。从80 年代到90年代，基尼系数出现了两个台阶的提升，首先是从1988 年前不到0.3 上升到1988年的0.382，其次是由0.382 上升到1994 年的0.452 或0.467。现在贫富悬殊的现象已经比较突出，已经引起群众的不满。社会公正问题已经成为人们十分关注的话题。2004年上半年，新华网与经济参考报联合推出了一个大型网上调查——“你最关注的热点问题”，投票结果显示，网民对反腐败问题最为关注，列第一位(87%)，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收入差距问题列第二位（63%）。而这两个问题都是一个社会公正问题。如果不加以纠正，必然影响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对此，我们执政党不能不高度重视。

二．“公正”应当是卫生系统的主要价值取向

（一）追求公正是医药卫生界的优良传统

     医学人道主义是贯穿医学始终的一条主线，是医德的首要原则，他必然要求我们坚持人道主义的公正观。我国传统医德一直坚持人道主义的公正原则，崇尚“普同一等”、“一视同仁”、“活人为心”、“赠医施药与贫”。药王孙思邈指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主张对病人应“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西医同样把公正作为自己的重要原则。希波克拉底誓言写道：“无论至何处，遇男或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并点检吾身，不作各种害人及恶劣行为”。阿拉伯《迈蒙尼提斯祷文》中说：“无分爱与憎，不问贫与富。凡诸疾病者，一视如同仁。”这种朴素的人道主义公正思想在近现代进一步系统化、法制化、规范化。1949年，《日内瓦协议法》规定：“在我的职责和我的病人之间不允许把对宗教、国籍、种族、政党和社会党派的考虑掺杂进去。”几千年来，我们医务人员扶弱济贫，救死扶伤，始终坚持着公正的优良传统。

（二）实现公正是医药卫生界的神圣职责

     如果说，过去几千年我们医务人员一直以个人的行为和朴素的感情追求着公正，坚守着优良传统的话；那么，现在坚持公正，则是从行业、法人、团体到每一个个体的神圣职责和使命。为什么呢？第一，我们的卫生部门是公共部门，卫生事业是公益性的福利事业。即使承担了大量非公共卫生工作的医院，大多数也是国家主办的，因此，我们必须体现国家和政府的意志，为政府履行职能。为了解决效率问题，政府已经建立和逐步健全起社会主义市场机制。但是，市场有许多先天性缺陷，如社会分配不公、公共产品缺失、垄断性竞争、生态和环境破坏等等。政府必须通过自己的部门和相关政策去修正市场的失灵，弥补市场的缺陷。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上，由于市场“优胜劣汰”的机制不可能解决公平问题，因此，政府及其相关的公共部门必须把直接的干预作用更多地放在公平上。卫生部门当然不能例外。第二，只有解决好公正问题，才能保证社会的安定和发展。为什么呢？（1）在市场竞争中，具有资金、权力、能力和社会关系等方面资源优势的人，处于优势积累的有利地位。而缺乏资金、权力、能力和社会关系等方面资源的人们，则因竞争中的劣势地位而成为弱者。从理论上说，改革的社会代价应当由全体社会成员来共同承担，但是在实际生活中，社会弱者比社会强者为改革付出了更多的成本，承受着来自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更大压力。不对付出更多改革成本的弱势人群进行补偿，就有失社会公正。（2）社会学理论指出，利益被相对剥夺的群体可能对剥夺他们的群体怀有敌视或仇恨心理。当弱势群体将自己的不如意境遇归结为获益群体的剥夺时，社会中就潜伏着冲突的危险。犹如经济学上的“水桶效应”，水流的外溢取决于水桶上最短的一块木板，社会风险最容易在承受力最低的社会群体身上爆发，从而成为危及社会稳定、影响社会发展的一个巨大社会隐患。因此，维护公正，帮助社会弱势群体减轻来自经济、社会和心理的巨大压力，不仅是政府部门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义务。（3）社会弱势群体分为两类：生理性弱势群体和社会性弱势群体。前者沦为弱势群体，有着明显的生理原因，“因病致贫，因贫致病，因病返贫”就是生理性弱势群体的真实写照。而对这一部分人的关照，医药卫生界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为我国卫生工作制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四大方针。毛泽东同志在1965年就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邓小平同志强调指出，医疗卫生部门必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都对卫生界的责任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三）在发展中实现卫生公正刻不容缓

      卫生事业的发展是不容质疑的。1990年，卫生总费用不过区区七百余亿元，到2000年，这个数字已高达四千七百六十四亿元。短短十年间，卫生总费用增加近七倍。从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来看，1980年为3.28%，1990年为3.87%，1995年为3.88%。九十年代后半叶，这个比重开始飙升，1999年第一次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最低标准（5%），次年超过世界平均水平（5.3%），达到5.7%。随着卫生费用的增加，我国的医疗条件大为改观。与1990年相比，2000年全国医院和卫生院的床位增长21.2%，专业卫生技术人员增长15.2%。与1995年相比，2001年全国卫生机构（含诊所）猛增了70％以上。与此同时，人民健康水平不断提高。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人均期望寿命为35岁，目前提高到71.8岁；婴儿死亡率，建国初为200‰，目前下降到25.5‰；孕产妇死亡率，建国初为1500/10万，目前下降到50.2/10万。

然而，卫生不公正现象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我们曾经是世界上卫生最公正的国家，但是到了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对191个会员国的卫生系统分三个方面进行了绩效评估。在卫生负担公平性方面，中国被排列在第188位，已经列入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其中城乡之间的不公平尤其引人注目。1998年，全国卫生总费用为3776.5亿元，其中政府投入为587.2亿元，用于农村卫生费用为92.5亿元，仅占政府投入的15.9％。当年，城镇人口为约3.79亿人，平均每人享受相当于130元的政府医疗卫生服务；乡村人口为8.66亿，平均每人享受相当于10.7元的政府医疗卫生服务；前者是后者的13倍。2001年，农村居民的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为96.61元，城镇居民为343.3元，两者相差3.55倍。2000年，中国卫生总费用为4763.97亿元，其中农村卫生费用1073.6亿元，占总费用22.5%；城镇卫生费用3690.2亿元，占总费用77.5%.同一年，全国12.7亿人口中，63.8%是农村居民，36.2是城镇居民。换言之，占全国三分之二人口的农村居民只拥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卫生总费用，而占人口三分之一的城镇居民享有四分之三以上的卫生总费用。在1982－2001年间，我国医院床位从205.4万张增加到297.6万张，涨幅为44.9%.在此期间，城镇医院床位从83.2万张增加到195.9万张，涨幅为135.3%，而农村医院床位不但没有增加反倒从122.1万张下降到101.7万张，降幅为16.7%.结果，农村医院床位占床位总数的比重从1982年的60%跌至2001年的34.2%。社会和卫生事业快速发展了，然而，它的成果却不能为广大群众，尤其是广大农民群众所享受，这样的结果决不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也不是卫生界的价值目标。

三．政府主导，共同努力，多种措施实现卫生公正

     怎样实现卫生公正呢？

     第一，要永远坚持以人为本和卫生公正的观念，并把这种观念贯穿于我们的一切行动之中。首先，要通过政府主导的舆论宣传和教育，使全体人民形成共识：社会公正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核心价值和根本动力，是人本思想的体现，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是从国家到每一个个体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要和主要价值取向。其次，要把人本思想和公正观念变为全社会的行动。在这方面，政府应当充分发挥价值导向的作用。比如，在政绩评估方面，不仅要考虑GDP，或绿色GDP，还应该把人本因素（如生活质量指数）和公正因素（如基尼系数、贫困人口的经济收入增幅等）考虑在内，对于卫生系统而言，应该把公共卫生体系的健全与否、生病两周的就诊率等考虑在内。在评估主体方面，要加大群众及服务对象评估的权重。上有所好，下必效之。只要政府的指挥棒指向人本和公正，卫生公正问题就一定会较快得到改善。

      第二，在制度层面要充分体现社会公正的价值取向。我们的制度安排肯定不能回到平均主义的老路上去，卫生系统也不能重新回到政府包办一切的计划经济时代的模式上去。因为我们的公正决不是平均主义，而且那种模式已经被证明是低效和资源浪费的模式。我们要什么样的公正呢？恩格斯说：“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这就是我们追求的公正。但是，在现阶段，我们只能实行以“劳动”为同一尺度的社会公正，而不可能做到分配结果事实上的平等。这种公正，既强调只有劳动者才能参与劳动产品的一次分配。又主张二次分配必须考虑社会的公共事业和扶贫济困。卫生事业正好属于二次分配中必须考虑的公共事业，而且它本身也必须体现扶贫济困的特点。为了解决卫生公正，我们首先需要加快经济发展，并因此而获得更多的卫生经费，从而发展卫生事业，为更好的卫生服务创造条件。其次，各种主体要履行好自己的职责。政府要全面负责公共卫生事业，加快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提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对于群众的基本医疗需求，要充分发挥社会保障体系的作用，通过非赢利医疗机构为人们服好务。要争取全民享受医疗保障。对于已经达到小康以上水平人群的非基本医疗保健需求，应该通过赢利性医疗机构运用市场机制为他们提供服务。此外，还应建立各类慈善基金和扶贫基金对于弱势群体进行医疗救助。

      第三，要有稳定的体现人本思想和公正理念的政策和法规，要树立扶贫济困的社会风气。虽然公正不能仅仅依靠道德、法规或政策来实现，但是，政策、法规和道德的作用却是不容忽视的。

                    人口逆淘汰及其预防

                      重庆医科大学   冯泽永

[关键词] 人口逆淘汰  人口质量   教育

[内容摘要]

对人口逆淘汰必须全面、动态的加以认识。必须阻止人口逆淘汰,提高人口质量,变“人口”为“人力”。教育是关键措施,医疗卫生和环境改善十分重要，但决不能鼓励高学历人口多生育而限制农村人口的出生。

Key words:  Athwart elimination of population through selection, Population quality,    Education

Abstract: The athwart elimination of population through selection must be thoroughly and dynamically understood and stopped in order to improve population quality and turn “population” into “manpower”. Education is one of the key measures. The improvement in medicine, sanitation and environment become more important. But anyway the high-learned can not be encouraged to bear more children, and the birth of the rural population can not be restricted.

近几年,有些同志对“人口逆淘汰”问题特别关注,甚至有人提出：“让具有硕士博士学位的‘高素质’人群生育二胎，对农民等素质不高的人加强人口控制。”这样的建议是否合理？究竟应该怎样看待人口逆淘汰呢?

一.正确看待人口逆淘汰

建议高学历者多生育的主要依据是“人口逆淘汰”，那么，什么是人口逆淘汰？人口逆淘汰是否存在？原因何在？是否必须阻止？如何阻止呢？

“逆淘汰”一词源于高尔顿，他所关注的是遗传素质的逆淘汰。中国人口素质逆淘汰问题引起注意是在80年代中后期。胡纪泽、周孝正、穆光宗等同志都对此有较多的论述。但是，人们对人口逆淘汰的讨论主要局限在高学历人口多生育而低学历人口少生育的问题上，把人口逆淘汰局限于由于高素质人口少生子女低素质人口多生子女而导致的人口质量降低的现象上。我认为，对于人口逆淘汰的理解不应该过分狭窄,而应该全面、动态的加以认识。在人口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正淘汰和逆淘汰两种趋势。一切因教育、保健、优生等因素促使人口质量提高的趋势都是正淘汰，任何因素导致人口质量降低的趋势都是逆淘汰。如果正淘汰强于逆淘汰，则人口质量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反之则人口质量下降。只有全面、动态地认识人口逆淘汰，才能真正防止人口逆淘汰。

人口正淘汰从而促使人口质量提高的趋势十分明显。人类的人均寿命不断提高，智力水平不断上升,人均身高不断增长,文化层次不断升高等等都是这一趋势的重要表现。中国人口素质提高很快,全国文盲率已从1964年的33.58%降到了2000年的6.72%。每十万人口拥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者,已由1964年的416人上升到2000年的3611人[1]。然而,人口逆淘汰的趋势也不能忽视。它主要表现为：(1)人类对自然选择的干预导致自身某些方面的质量下降。主要包括：①人类遗传病种类增加。据mckusic统计,1958年人类单基因遗传病412种,到1987年达到4101种,在29年之内增长了10倍！[2]②人类精子退化。其一,精子数量减少,据《大众医学》的一篇研究报告指出,人类精子的平均密度,已由1940年1.13亿个/毫升,下降到1990年的0.6亿个/毫升;每次射精的平均精液体积由3.4毫升下降到2.75毫升。英国一家杂志刊登爱丁堡研究人员的研究报告指出,1970年以后出生的男子拥有精子数比1959年以前出生的男子拥有精子数少25%。其二,精子质量降低,据《健康报》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我国的男性不育患者,已从50年代的4%上升到目前的近20%。男性不育的原因80%以上为精液量不够,精子数量少,活力差,畸形精子多等。③人类的抗病能力下降。研究表明,20世纪以来,作为衡量人类免疫系统指标的白细胞正在不断下降。20世纪初,人类的白细胞正常为8000-10000/立方毫米，20世纪50年代为6000-10000/立方毫米,现在是4000-10000/立方毫米。与此同时,人类对药物的依赖越来越多,1928年青霉素抗菌只需几万单位,现在要用几千万单位.(2)由于环境污染、遗传因素、经济落后、教育和卫生水平不高等因素导致出生缺陷增多。以医院为基础的监测表明,1986-1987年间,中国医院出生缺陷发生率为13‰。这种状况西部比东部更严重。重庆在西部地区情况较好,但是,据重庆市计生委《关于建立重庆市出生缺陷监测中心的可行性报告》说：“重庆市1996~1999年31个监测点45447例婴儿出生缺陷年平均发生率为10.16‰，将九十年代前3年和1996-1999年所进行的监测累计计算出生缺陷平均发生率为14.6‰(全国出生缺陷的总发生率为13.01‰，重庆高于全国1.59个百分点)。……据有关报道,我国出生缺陷发生率农村远高于城市，高出的比例为30%(农村16.39‰，城市11.35‰)。”(3)高素质人口少生子女低素质人口多生子女而导致的人口逆淘汰现象。在印度尼西亚，受过中学教育的妇女总和生育率是2.52，没有受过教育的妇女是3.36；在巴基斯坦，受过中学教育的总和生育率是3.64，没有受过教育的妇女是4.90[3]中国也一样，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率越低。

二.阻止人口逆淘汰，提高人口质量

人口质量必须提高,人口逆淘汰必须阻止。提高人口质量,不仅可以提高人的生存质量,是人自身发展的需要；而且对经济发展有重要的作用。

关于人口与经济的关系,自古以来就有两种观点。一种是阻力论,认为人口是经济发展的消极因素。老子主张“小国寡民”。韩非子认为，上古时期之所以人民安康，就是因为“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春秋时期战乱不断的原因，则在于“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近代英国马尔萨斯提出了“人口论”，认为人能够最大限度的养育孩子，土地资源有限且肥力递减，故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而食物供给呈自然级数增长，人类将因此而陷入饥饿和最低水平生存状态；人口增长最终会被灾难、瘟疫和战争所阻断。1972年麦多斯等人执笔发表了罗马俱乐部报告《增长的极限》，把人们的关注点从马尔萨斯的“人口一一食物危机”扩展到“人口一一资源一一环境危机”，并且预测：到21世纪的前20年，伴随着资源的枯竭，工业化过程将会停滞，经济活动开始衰减，食物匮乏和环境污染将导致人口死亡率上升。然而，200多年过去了，马尔萨斯的预言并没有出现，在人口增长的过程中人类社会和经济增长并没有停止前进的步伐。另一种是动力论,认为人口是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孔子把“足食”、“足兵”和“民信”作为治国的要素，足兵的前提自然是人多。历史上，大多数中外统治者把人口看成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动力，采取了鼓励生育的政策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近现代许多西方学者从理论上论述了动力论。1937年凯恩斯发表《人口增长缓慢的一些经济后果》，1939年汉森发表《人口增长的下降与经济进步》，他们认为，经济增长取决于对资本的有效需求，而资本有效需求的决定因素是人口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人口增长能刺激经济增长。此后，西蒙.库兹涅茨、柯克.克拉克、E.鲍色鲁浦、朱利安.西蒙和H.凯恩等一大批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人口对经济发展究竟是动力还是阻力呢？这要从人的两个方面来分析。作为消费者的“人口”,一方面“人口”要消耗资源,增加社会负担,还可能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从而阻碍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人口增长是刺激有效需求的重要条件,对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不过,人口增长是否能够真正刺激有效需求,还得看这些有需求欲望的人是否具有购买力。而这些人获得购买力的主要条件有两个：一是国家经济持续发展，二是他们自身要成为生产者(能挣钱)。由此看来,人口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是必然存在的,其积极作用则要以他“生产者”的特性为依托。作为生产者的“人力”,经济学家一直把他看成生产要素中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要素。但是,人要成为生产者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他在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都必须与生产资料的数量和生产工具的先进程度相适应。如果人口的数量过剩而生产资料不足,或人口的质量不能与先进的生产工具相匹配,都可能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不能变成生产者的现象。要解决人口变人力的问题,只能从两个方面着手,第一,从数量上解决人与生产资料相匹配的问题。这方面,我国已经做了极富成效的工作。一方面发展生产,增加就业岗位；另一方面实行计划生育,减少人口的负面影响和就业压力(据《中国计划生育投入与效益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成果报道,在1971年~1998年之间,中国少生人口6.38亿,仅抚养费就节约7.4亿元人民币)。第二,提高人口质量,使人口质量能够与先进的生产工具相适应。1995年的人口抽样调查表明，中国人力资源总数为74993万人，居世界首位。不过，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科技在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它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那么,我们劳动者的素质如何呢？中国每百万人口中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却仅有其他发展中国家的30%，只有发达国家的3%；每万人中的在校大学生仅是发达国家20世纪70年代水平的3.3%。[4]中国的劳动力素质不高，重庆的劳动力素质比中国的平均水平还低。每十万人口拥有大专以上文化者，全国为3611人，重庆仅2802人；拥有高中和中专文化者，全国为11146人，重庆仅8596人；拥有初中文化者，全国为33961人，重庆仅29413人。[5]如果不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怎么面对知识经济时代的工作岗位呢？如果不能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工作岗位,那么,人口越多,剩余劳动力就越多,就业的压力就越大。要想把人口变成人力的难度就越大。目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有2亿左右,城市的剩余劳动力也越来越多，其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的素质与现代生产岗位不相适应。

无论从人自身发展的需要还是从经济发展的需要看,都必须阻止人口逆淘汰,提高人口质量。

三.防止人口逆淘汰的主要措施

“高学历者多生育而农村人口少生育”的建议不好。它不仅有血统论的嫌疑，有歧视农民的倾向,而且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人的素质主要取决于后天的学习和修养,如果不学习,高学历的子女可以变成低素质的人；如果努力学习,文盲的子女可以变成各类高级人才。那么,有效防止人口逆淘汰,提高人口质量,变人口为人力的主要措施是什么呢?

.教育是防止逆淘汰,提高人口质量,变人口问题为人力资本的关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认为，形成人力资本最重要的途径就是教育和培训，人力资本投资的核心就是教育投资。据他测算，美国1929-1959年间，国民收入增量中，有29-56%来源于教育。教育为什么对经济和人力资源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呢？                                                                                                                                                                                                           

教育对人力资本的作用,主要在于它能防止人口逆淘汰,提高人口质量。人力资本是指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体力、知识、技能、经验和劳动熟练程度，以及影响人们劳动投入程度的价值观等素质，而提高这些素质的关键环节就是教育。教育对提高人口质量，加大人力资本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作用：（1）通过德育教育，使受教育者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人的德育素质，使之能在劳动中全力以赴。使受教育者学会做人，学会与人相处，培养团队精神，使之能在劳动中与人共同发挥1+1≧2的作用。（2）通过智育教育，提高人们的智力素质(包括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等)，从而提高劳动者的适应能力和劳动效率。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表明，一个受过4年初等教育的农民比从未受过教育的农民的生产水平高8.7%；闵维方对中国汽车工业的研究也表明，受过职业教育的工人的生产率比未受职业教育的工人的生产率高6-11%。[6]（3）通过体育教育提高人们的体能素质而提高劳动效率。（4）通过教育培养人的自学能力而使人的自我修复能力增强,人力资本不断增值。许多研究都表明，知识越渊博的人，获取知识和技能的能力就越强，人力资本的增值就越快。

教育对经济、人口和人力资源除上述直接作用外，还有以下间接作用：（1）通过对生育的控制而减少人口抚养系数，提高人口质量,加强人口结构的生产性。国际上许多研究表明，教育水平与生育率呈负相关。在印度尼西亚，受过中学教育的妇女总和生育率是2.52，没有受过教育的妇女是3.36；在巴基斯坦，受过中学教育的总和生育率是3.64，没有受过教育的妇女是4.90[7]中国也一样，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率越低。为什么呢？因为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越有理性。她会考虑生育成本（尤其是机会成本），会考虑2胎以后边际效应的逐渐递减，会更注重孩子的质量而不是数量。（2）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不仅注重优生，而且能为孩子提供较好的教育和营养，从而有利于提高人口质量。（3）教育能提高个人和家庭的收入，有资料表明，农村劳动力在城市三个收入最高的行业中所得的报酬与受教育程度呈正相关。随着收入的增加，对子女的培养和教育条件就越好，就越有利于提高人口质量。（4）受教育程度越高，适应现代工作的能力就越强，从而既有利于解决就业和再就业问题,又有利于人的发展。

医疗卫生是防止人口逆淘汰，提高人口质量,变人口问题为人力资本的保障条件。如果说教育主要在于提高人的智能素质的话，那么医疗卫生则着重提高人的体能素质，并可降低生育率。医疗卫生对于提高人的体能素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医疗卫生服务和健康教育工作，提高人们的身体健康水平和自我保健能力，从而提高体能素质。二是通过医疗卫生部门和计划生育部门的合作，搞好婚前把关〔婚检〕、围产期保健及各种优生优育工作，降低低质量人口的出生率，提高生育质量。重庆市2001年申报成立了出生缺陷监测中心，并以医学专家为主，组织医学、人口、环境、经济、教育等多学科专家成立了人口专家委员会，必将对优生优育，降低低质量人口发挥重要作用。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对降低生育率的作用也显而易见。居民平均每千人口拥有的医生数、医院床位数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水平的两个重要指标。有研究表明，解放后，中国每千人口医生数、医院床位数与总和生育率的变化呈相反的方向变化。

.改善环境是阻止人口逆淘汰,提高人口质量必不可少的条件。一方面,人是自然的存在物,自然环境对人的身体素质有很大的影响。有资料表明，在发展中国家,80~90%的疾病和1/3以上死亡者的死因都与受细菌或化学物质污染的水有关。空气污染使人们的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增高。环境污染对人的致畸、致敏、致癌、致病作用已经得到证实。另一方面,人是社会的存在物,社会环境同样影响着人的身心素质。要想提高人的素质,不保护和改善人的生存环境是绝对不可能的。

防止人口逆淘汰,提高人口质量的主要措施是教育、卫生和改善环境,而不是对不同学历者采取不同的生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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