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马牛集中营第五季
风马牛草根戏剧狂欢节
——激情燃烧的草根年代

没有血色的浪漫
却有舞动的青春
激情燃烧的我们
野蛮生长,快意江湖
十九世纪美国盛传
草根生长的地方蕴藏黄金

草根的奋斗从未止步

11月12日
风马牛第五季
与老冯一起
用戏剧的方式拥抱我们

激情燃烧的草根年代!

 

 


活动流程：

11月12日（周四）
地点：暂时保密

2：30——2：40 暖场节目 草根版《大海航行靠舵手》
2：45——3：05 《神也别得瑟》戏剧抢先看
（3分钟剧情介绍+15分钟片段表演）
3：10——3：30 《奋斗1992》戏剧抢先看
（3分钟剧情讲解+15分钟片段表演）
3：35——3：55 《我们结婚吧》
（3分钟剧情讲解+15分钟片段表演）
4：00——5：30 对话冯仑：拥抱草根牛人时代
（冯仑、戏剧界嘉宾、媒体推荐草根代表对话）
现场观众互动

抢票方式：

    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舞台，自己则是舞台上的主角。请谈谈您以“我的名字叫草根”为题分享自己的奋斗感受，精彩者赢得活动门票，卓越者，恭喜你，请上台与老冯同台对话，聊草根，聊话剧，聊属于我们自己的“舞台剧”。
要求：
 1、原创，字数不限，在此帖后面跟帖或至邮箱pihongbin@hotmail.com
 2、须为风马牛集中营注册网友，积分300分以上方可报名
 3、请补齐你的个人信息，以便于工作组与您及时对接相关信息


激情燃烧的N个看点：


看点一：草根版红色经典《大海航行靠舵手》
海魂衫、绿军装、大红旗，让我们时空交错，感受青春的舞动，找寻昔日的时光。

克赛日本的迫害者进行偷猎



 

 《我们结婚吧》：将婚、已婚者必看的年底好戏

    明皓剧社负责人黄斐，在草根戏剧圈摸爬滚打四五年，自己有一个公司，白天上班，晚上或业余时间就喜欢跟一帮志同道合的票友们泡在一起，乐此不疲地奔走于京城的各大剧场和各大戏剧活动沙龙，他说，这次他们选送的都市爱情剧《我们结婚吧》能参加并入围这次风马牛草根戏剧节的活动很感谢也很幸运，能让他“潜伏”了这么多年的戏剧伙伴们聚集到一起，而且有资金支持运作，为了这个舞台，他们打算好好大干一场。

剧情介绍：
    一对青年男女在婚礼的前夕，各自录下一盘结婚十周年纪念日才能让对方看到的录影，里面藏着一些真心的、结婚前还不能说也不敢说的话。怀着忐忑不安与好奇，他们尝试了婚庆公司的一项神奇的服务——虚拟试婚。试婚的结果如何？是美满还是不幸被那句“爱情的最终意义是结婚,而婚姻却是终结一切的意义”言中？

 

明皓剧社“三朵金花”



 

男主演之一的江西凡
在剧中演绎了一个在当下社会中
挣扎、奋斗的平凡男人
肩膀上扛着的是责任
肚子里装的是委屈
谁在破坏他们的爱情？
谁来拯救他们的婚姻？
敬请期待《我们结婚吧》
 

 

注：最终解释权归风马牛工作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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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民营企业，大部分还是第一代创业者，企业家的能力对于这个企业实际上设置了增长极限。

有些东西是历史和环境造成的，比如柳传志和前面讲的那位企业家就是两个极端。柳传志父亲是律师，本人是西北电讯工程学院毕业，长期在军工和科学院系统工作，这样的背景下，柳传志作为企业家的能力很强，人在北京，信息渠道又很通畅，进行组织变革有天然的优势。而另一位企业家在一个不大的城市，小学文化，自我持续学习的能力也不突出，就限制了他做大。所以这位企业家已经成为一个历史化石，而柳传志的故事一直延续到今天，并且还在继续。

不论是哪个企业家，都有自身的局限性，只有不断突破自己的能力极限，才能突破企业的增长极限。最近我请了一个北大的应届毕业生做我的特别助理，为什么呢？我要他天天跟我在一起，让他帮我研究问题。缩小我和80后、90后的距离。我经常问他，这件事情你们怎么看？我保持所有的观察、所有的词汇系统、所有思考问题的方法跟这个社会是同步的。至少做到同步，如果能够再进一步，看到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在市场的不确定性中找到确定性，那么你就可以站在未来安排现在。

为了突破自己的能力极限，我也坚持在全世界观察和学习。比如我在大陆企业家中应该是对台湾问题最了解的人，因为我的博士论文是写台湾的，去台湾考察过不下20次，最近又骑自行车绕了台湾一圈，所以，假设有台湾的商业问题要决策，我会比一般的企业家更有判断力。

同样，组织的变革、商业模式的创造、包括对外部环境的选择都离不开企业家的个人能力，这也对民营企业家不断突破自身的能力极限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在企业家的能力之中，除了商业能力，价值观也是一种能力。有些民营企业家的商业能力非常突出，企业做得很大，发展很快，可是企业和企业家却并不受人尊敬，给企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甚至有猝死的可能。而象柳传志、王石、马云这样的企业家不仅个人受人尊敬，也给企业的发展带来了道德力量。

万通也有这样的体会。泰达选择万通的过程就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国有企业进入民营企业做第一大股东是非常谨慎的。泰达为什么能够进来呢？其中有一件小事情起了不小的作用。泰达发现我们从1993年创办这个企业开始，每年都有公开的年报，印的跟香港上市公司是一样的。就这样一点，让我们后来跟别人合作变得很简单，因为一个民营企业能够每年公开你的财务信息，你肯定就不干坏事。所以我们的做法和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当中的财务透明，信息披露的规范，无意中吻合了，就造成了我们今天能够顺利地跟很多方面合作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这跟我们的价值观是一脉相承的。万通一直强调守正出奇，守正是基础，是前提。而有的民营企业太喜欢出奇，但一味强调出奇，没有守正，奇多了就变成了邪。

守住企业贞操

我们民营企业经常是只注意金钱，不注意贞操， 守住贞操牵扯到生死存亡，必须要高度重视。贞操是什么呢？就是价值观。我最近一直在研究中国本土企业的贞操路线图，我发现越往北贞操越重要，钱越不重要，越往南，钱越重要，贞操越不重要，这是个别南方企业在贞操上犯事的一个原因。

贞操有四个特点，民营企业想守住贞操就必须要注意。

    第一，贞操和舒服程度成反比。你去看棠樾牌坊群，那个时候的标准，如果你16岁守寡，守到36岁以后，这时由国家财政拿钱，礼部命名给你立一个牌坊。慈禧在位的时候大大降低了贞洁的门槛，扩大了贞节的范围，规定守寡10年也可以立牌坊。如果这10年以内发生两种情况，人死了，或者只守了10年，这时自己家出钱，礼部核准，也给你立牌坊。你想得到的牌坊越大，你受的苦就必须也越大。所以，在棠樾这里守的最多是60年，从16岁守寡守到76岁，你越不舒服评价越高。同理，如果一个民营企业，你总想很舒服，还想被人评价高，不大可能，那就说明你没贞操。必须是在不太舒服的状态下，比如说艰苦奋斗，装孙子，少花钱，反正就是把自己所有的器官都收住，这时候人们对你的贞操的评价最高。

    第二，贞操这件事有时要牺牲效率，不能高效。比如说你嫁人结婚，对方有残障，生下孩子可能不好。这时候偷人可能生的是健全的孩子，但是偷人就没有贞操，有贞操必须生一个继续残障的孩子。也就是说，一个企业要想坚守贞操，你得适度地放慢你的节奏，要做到不能够完全效率最大化。

第三，贞操问题是不能讨论的，不管对不对，只能照做，不能讨论。否则，就像旧时处理无良男女，发现了就被浸猪笼，沉塘，而且谁也不敢说情，谁说也跟着沉塘。

    第四，贞操不能转移和交易。有很多商人认为自己干了坏事，再花钱还能买回一个贞操，这是行不通的。没听说过在哪个封建社会，这个女人偷情了，回家交了点钱，贞操又回来了。但是现在一些民营企业有个很奇怪的逻辑： 一方面向政府要条件寻租，要5个亿的便宜，然后拿1亿去捐款买贞操——它的慈善路线图和贞操路线图是反向的。

中国民营企业要研究我们自己和社会道德、制度、法律、习惯之间的关系。我们应该坚守自己的贞操，第一，不争论，不讨论；第二，不要太舒服；第三，适当的降低增长速度和效率；第四，不要幻想用钱能买回贞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活下来，突破民营企业的增长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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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营企业的另一个极限是商业模式的极限，不同的商业模式实际上就决定了公司能长多大。比如你的商业模式是零散开餐馆，就总做不大，但改成麦当劳的连锁经营的方式，就有很大的市场空间。

    以房地产行业为例，房地产的商业模式大体上分成了三种：最早房地产普遍的商业模式就是“地主+工头”，以土地储备为能力，企业通常由建筑公司转型而来。美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样的公司很多，一定阶段也能做的比较大，但无法持续。

随着工业化、现代化、包括一部分金融市场的改变，出现了第二种商业模式，叫“厂长+资本家”，注重产品的开发能力和资本能力。特别是美国和日本的住宅公司，今天的万科就是代表，市值1400亿元，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住宅开发公司。

   到现在，纽约GDP发展到6万美金之后，房地产主要的商业模式是“导演+制片”的模式，主要的市场也从住宅转向商业不动产。美国最大的住宅公司市值最高时期达到120亿美金，同期最大的商业不动产公司的市值接近400亿美金。

导演加制片怎么来做房地产呢？先看看张艺谋是怎么做电影。张艺谋做电影有3笔收入。一笔是权益金，就是干股，比如《印象刘三姐》，这个演出一年收入在2到3个亿，张艺谋的权益金据说是5％，大概是1000多万的样子，年年都有；一笔是导演费，并且整个拍摄全部由张艺谋来组织；最后一笔是超出约定票房部分的票房分成。

就这样，要投给张艺谋的钱都已经排到3年后了。为什么？因为张艺谋或者冯小刚这样的导演，总让人对他们有期待，好或者不好都是期待，具有稳定的购买人群，这是最牛的。

在这个游戏里面，版权不是张艺谋的，投资也不是张艺谋的，但按投资回报来看，张艺谋挣的钱最多，而对于投资人来说，给张艺谋拍，也是最有保障、回报率最好的做法。

房地产的“导演＋制片”模式也是如此。一块地，5个人做有5种投资回报率，给最有运营能力的人做，这个人拿走很多钱，可留给投资者的也多。万通地产一直致力于成为中国的“制片＋导演”的房地产公司。而我们在纽约做中国中心的项目过程中，也跟世界上最好的一些“制片＋导演”的房地产公司在洽谈合作。

我们发现，在这个过程中，土地变得越来越不重要，房地产的商业模式演进到靠能力、靠品牌来挣钱，不是靠土地来挣钱。土地是个空间生意，纽约发展了200年，到现在还有土地，为什么？很简单，500米高度以下的建筑已经成为常规技术，空间容量呈几何级数增大。另外，一些旧建筑在价格上涨时也完全可以进行重建。美国光一个曼哈顿就有很多家房地产企业在反复折腾。

另外，IT行业也很有意思。IT行业中的制造业，比如PC机，利润可能只有2％左右，而网游的毛利润是80％。前者对成本非常敏感，边际利润很低，而后者一个服务器增加上百万用户，边际成本几乎为零，但边际利润极高。因此，从商业模式式上讲，前一种再大也有极限，而后一种企业的增长几乎是无极限的。

这就是商业模式在一个行业里的反映。我们必须要高度关注自己所在企业、所在行业的商业模式是不是给你制造了一个天花板，让你不能够突破，妨碍你成长为一个好公司和大公司。这也是万通一直坚持美国模式、坚持向“导演＋制片”模式转型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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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部来看，首先要打破的组织的极限，一个公司到底能不能成长，组织的变革、组织的制度安排非常重要。

换老婆与换组织

我去三亚时碰到一个民营企业老板，他告诉我，他最自豪的是他的公司在海南三亚坚持20年没倒。但是今天他的公司仍然是跟过去一样，一个皮包公司，就两人，报表也没有，然后也不知道真正的股本金在哪。天天贷一批款，陪两天领导， 钱没有了， 再去借一笔款，又陪几天局长。他们公司的组织形态，跟20年前的公司最初成立的时候没什么区别，也就没有什么本质的增长。

有意思的是，前一段在上海作一个电视节目的时候，嘉宾们说自己改革30年来的变化，其中一位嘉宾就说，我没有什么变化，就是换了四个老婆，其他的全没变。他还感叹，这几十年最大的一个教训， 就是没有人能靠得住，女人也靠不住，自己换了四任老婆，都没把公司搞好。今天他公司的形态仍然是个体户。另一位跟他一样老资格的标志性人物柳传志，组织的衣服换了四、五件了，从国有民营，到变成香港的有限公司，完了上市，变成股份制有限公司，再变成一个跨国性组织，到现在还在研究，还在变。

很多民营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如果没有适时地让自己的组织制度发生变化，没有引进新的资本和创造新的更好的治理结构，没有引进专业团队，这个公司就不会成长。

从我自己来说，万通从最早到现在也变了五六茬儿了，然后接下来还在变。因为资源的配置环境与方式在发生变化，人才配置发生变化，和社会的关系也在发生改变。

组织构建的不同也带来完全不同的企业家生活状态。很多创业的民营企业，老板每天都很忙，忙着抓销售、抓管理，事必躬亲。我认识一个房地产老板，总共没做几个项目，已经累得昏天黑地。相反的例子是万科。王石从零开始创业，经过25年，万科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住宅开发公司，在32个城市有170个项目，但你看看王石，多自由，几乎征服了世界上所有的高山。这就是差异，组织建设的差异。

民营企业的组织演化路径

回过头来看，我们过去三十年里，民营企业的组织发生了哪些变化，是哪一些组织制度的变化使这个企业能够有快速的成长，而打破增长的极限？

民营企业内部组织变革大概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1993年《公司法》出台以前，民营企业的主要组织方式是参考江湖组织。但江湖的组织方式有两个问题无法解决，一个是江湖组织有进入，无退出的机制；另一个是没有办法程序化地更换一把手，只能通过非常规方式，所以民营组织的江湖时代充满了血腥。此外，1993年以前民营企业很多问题都没有好的办法解决，比如激励问题，所以民营企业就长不大。

    到了1993年以后有了《公司法》，组织就可以建立在契约关系和股东关系上的法律保护的经营组织。每一个企业都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就是怎么样把兄弟变成股东。如果在这个关键坎儿上企业没能完成这样一个组织变革，你的极限就到了。凡是由大哥变成了董事长，由兄弟变成了股东，这种公司、这种民营企业都活过来了。

2001年之后我们整个进入了一个新的互联网时期，进入新的经济时期和创业时代，这个时候我们的社会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市场化改革，国企的改革又给了巨大的市场空间，民营企业进入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时期，标志性事件就是亚信引入风险投资，并且成功上市。

从江湖时期，到中国的土公司时代，再进入到现代公司的科学治理阶段，民营企业的增长极限逐步被打破。

混合所有制的组织优势

也是在这一时期，万通发现，只有进入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才能够突破我们增长的极限，才能够在更大的空间进行博弈和发展。1999年十六大又规定，混合经济是中国未来市场经济的主体。

从市场资源配置的效果来看，单纯的民营和国营都容易出问题，民营的问题是有动力无约束，动力表现为贪婪和冒险，最终走向疯狂，而国企反过来，有约束无动力，约束导致懒惰和贪污。而混合所有制能够把两种制度的好处结合起来。于是我们找了一个新国企，就是天津泰达，这家公司是市场经济中发展起来的国企，它能理解我们的一些市场化的做法。通过引入天津泰达做大股东，我们就变成了混合经济。

变成混合经济以后，我们既受到保护国有资产的这套制度的保护，顺便把民营资产也保护了，而我们的动力既帮助民营挣了钱，也帮助国营挣了钱，这样就平衡了一个企业的所谓产权性质，所以从2003年以后万通进入了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时期。

学习宗教组织，做好价值观培训

为了提高组织效率，我们的组织变革也一直在进行。怎么变呢？有两种方向，一种是宗教组织，一种是特种部队。

如果只讲效率，不做道德评价，基地组织效率很高。“911”事件中的这些执行者提前一年就知道自己要死，而且是受过高等教育，但是没有一个人透露这个信息给家人，包括给女朋友、给父母，都没有。最蹊跷的是，执行任务前一个礼拜，组织给他们的活动经费一共是22万美金，还结余了四万多美金，又退给组织。看看人这组织的威力与效率，这属于极端宗教组织的例子。

作为一种组织形态，存在时间最长的是宗教。宗教都有四件法宝：一个无所不能让人敬畏的神，一本故事+启示的浅显易懂的经，一座集中学习的庙（或者教堂之类的东西），一群以培训为事业的人（比如传教士）。

押有这些东西，宗教这种组织表现出很多优势：第一，扩张成本很低，各地盖庙不要总部花钱，各地自己整啊。第二，它没有品牌总监，没有一个宗教说有个品牌总监，但品牌形象极其一致。第三，没有很明晰纪律的监督机构，宗教的监督机构是来世，没成本，不养人的，但效果极佳。最后，品牌的美誉度无限，投诉为零。你求观音求子，最后生了个女儿，你去把观音砸了？没有，你又给观音捐笔钱，回家再生。

    宗教就做了一件事，就是培训。不管地下教会，还是公开的教会，每天都在一起交流学习心得，就学习一本书，几千年来就干一件事就是培训，成本就低了。从组织上来分析宗教，就是用分散的分子状态存在，用价值观来协调，成本各自承担。这种组织行为成本低、见效快，而且经济效益特别大。

比宗教次一点的组织就是大学，大学的品牌也没人投诉。学校也是培训机构，学校的美誉度也很好，投诉也是零，没有一个人说自己犯法是学校教坏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像宗教组织一样培养企业的价值观，并协调企业的行为和业务，像学校一样系统教育培训自己的员工，企业的组织还可以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我最近一直研究这些事，我专门去阿里巴巴，听阿里巴巴讲他们怎么创造阿里人，跟马云交流，我也全世界去看，包括去耶路撒冷看。我们决定从明年开始KPI考核改变了，30%是财务指标，40%是价值观的指标，考核价值观，就是培训，还有30%是其他。这个月底（2009年8月），我们的万通龙山学校就正式开学了，我们对从高管到普通员工都会进行持续的培训。培训的老师包括企业家的专家、学者、技能领域的专家以及公司内部的讲师。第一期课程是针对高管，培训的主题是绿色领导力。

象特种部队一样建设后台系统能力

基地组织的对立面——特种部队的组织形式也很有意思。 “911”之后，世界军事变革的方向都变成了特种部队化。打了六年的伊拉克，美国死了四、五千人，另外打下阿富汗只用了123个人。

如此高效的组织效率是怎么出现的？在以前的战争中，整个的火力成本、弹药的成本80%都是虚耗掉的，只有20%是打到敌人。因为什么？因为找目标难呵。现在倒过来，20%成本（弹药）准确击中目标，80%的成本用来找目标。在阿富汗打仗，三个人一组的特种部队，后台支持系统的成本是五千万美金，包括各种通讯系统、情报收集系统、火力计算系统，等等。特种部队给我们企业组织的启发就是，除了一流的市场执行能力，还要有系统的、强大的后台支持系统。后台是什么呢？是系统产品研发、服务、品牌和员工训练。

民营企业的组织变革永远不会停止，要通过变革来不断地提升发展空间，创造新的无极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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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

100多年以来，中国的民营企业一直长不大，活不长，生命周期无法突破15年这个坎。直到今天，这个周期率才被万科、联想、万通等企业打破，这些企业每多活一天，都多创造一天民营企业的历史。

我一直在观察和思考，究竟是哪一些东西让民营企业的发展停下来，限制了我们的脚步？换句话说，什么是民营企业的增长极限？怎么打破这个极限？

就我看来，民营企业发展的天花板，或者说增长极限，有四个，分别是外部环境的极限、组织的极限、商业模式的极限、企业家的能力与价值观的极限。

外部环境的极限

外部环境首先是一个行业市场规模与市场结构。什么水养什么鱼，以中国电影业的例子来说，中国为何没有好莱坞，没有像派拉蒙或华纳兄弟这样的大企业？因为中国电影业的市场规模比较小，有非常大的局限性。我国每年国产电影的票房只有大约20至30亿，正版DVD市场和进口电影营业额也只有20至30亿，也就是说中国电影业的市场规模是60亿元左右，其中中国电影业中最大的民营企业华谊兄弟一年利润不到一个亿，但是中国房地产行业一年有3万亿的市场规模，其中万科一年的利润大约是40亿。

外部环境中也有体制环境的问题，电影在有些人眼中不是一个娱乐产品，而是一个宣传品。这样就会出现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管制（特别是审查制度和进入许可制度），很多电影不能正常拍摄、放映，电影公司增长自然会受到约束。再看互联网产业，目前有超过6千万家互联网企业，而且大多是民营公司，且产生了许多像百度、阿里巴巴这样大型民营企业。所以说当市场高度开放时，交易制度非常灵活，且“篱笆”较少的情况下，这个行业会出现很多创业公司，企业增长极限也会放大，不会被轻易制约。

而政府的管制方式也导致很多企业的增长出现极限。整个的体制、制度给我们企业的增长，创造了很多模糊地带，让你没有办法增长。这使得很多民营企业自行寻求突破， 黄光裕是一种突破方法，失败了；朱新礼采取的是静静等待、相信组织的方法，也失败了。

所以，就外部环境而言，你选择了什么的行业，你的增长极限就受到这个行业的市场规模、市场结构和体制环境的制约，由于这类制约和影响比较多，通过打破内部的天花板，从而突破民营企业的增长极限就变得更加重要。

盖楼得绿色礼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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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驿站，小憩

台湾的“农村”

最后，我们发现台湾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这次骑一千多公里，马路那么多车，摩托车、货车，感觉很危险，头晕得要昏过去一样。一开始我骑得特别慢，不敢骑。但台湾人都骑得很快，我纳闷他们怎么不怕呢？后来我知道了，哪怕到村到乡，大家都遵守交通规则，这是民众的素质。后来我放心了，只要绿灯就走，肯定没人轧。大概四五天，琢磨过味了，放开了。在大陆不敢，红灯也怕，绿灯也怕，不敢。通过骑一圈，发现台湾人的素质、交通规则、次序感比大陆要好得多，这样每个人才能骑得很快，这样在路上骑才有安全感。这个事到第七、第八天以后，我已经不担心安全问题了，因为不可能有人乱开车、乱骑车撞到你，除非这个人突然生病或者说有别的情况。在大陆北京红绿灯次序没有问题，到怀柔、通县就可能会有点问题，再往村里，比如到河南信阳，我估计红绿灯不管用了，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差距。

每次出发前必做的热身 

到台湾我老是着急，为什么？在城里摩托车特别多，我惯性地思维赶紧骑到农村，不就轻快点吗？但是结果没农村。骑到一个村但也很多商店、很热闹。不像我们这儿城里拥挤，到村里休息一会儿，在台湾没有城乡差别，看不出农民和城里人的差别。如果不是骑自行车这么转，观察不了这么仔细。通过这样的观察，我发现台湾经济成长，比我们早一代，大概20年。台湾GDP人均到1万，已经十几年了，北京去年才达到。所以这样来看，很多大陆人到台湾很骄傲，乱哄哄的，没有什么，破破烂烂。我看完以后，有一个印象，我们不能骄傲，我们要特别尊重台湾曾经比我们领先了20年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这相当于什么呢？两个姑娘都在北大，一个是农村来的姑娘，考上北大，换了一身衣服，但话都是乡下的，还有一个从小就在北大，教授家庭、书香门第，我们叫素面朝天，但是人很有气质，仔细一看，一举首、一投足、一颦一笑，仪态很好。中国需要法制，需要道德文明建设。不然高楼对我们社会只有表面意义，没有实际意义。

盖楼得绿色礼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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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安特工作人员演示

随行捷安特工作人员

再有一个，是我受感动的一件事情，大陆有多少家自行车企业？能记住的有哪个品牌？而台湾这么一个小地方，捷安特自行车品牌已经成为自行车行业内世界排名第二大的品牌，老板60多岁，带头骑自行车环岛。一个企业只要奋斗，多么不可能的事情都能做到，在台湾能把自行车做得这么好很让人钦佩。我问了带领我们的一个捷安特工作人员，他们考进这家企业非常不容易。两个男生是技工，两个女生，其中一个是总协调教练，每天出门让我们做操，松松筋骨，结束的时候也要做操放松。

香薰店铺

这个公司专门请熊美玲做了一首歌叫《踏出一个世界》，出发时放这个歌，休息时也放。这几个人轮流带人环岛，一年环三四次，工作非常辛苦。这是让人感动的一个企业。包括王品集团，他们员工来送餐食，送饮料，鼓励我们。刚才说文化差异，不知道跟他们说什么，最后我发现，王品这个公司一年净赚1.3万亿人民币，这样一个餐饮企业天天做培训，公司人就像宗教信徒一样，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我跟他们认识，是因为曾给他们做培训、做讲师。我发现台湾在企业管理上有非常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学习。最近我打算邀请台湾干部来给万通的员工或骨干培训培训。

台湾的街头巷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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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台湾的报纸

第三个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对台湾的观察。什么叫文化的隔膜，这回特别有体会。原来我们认为台湾人没什么文化，都是中国人，说中国话，彼此之间也都很好。这回我发现了，所谓文化的隔膜和差异是什么？说话半小时、一小时以后找不到词。这次骑行活动我们天天跟台湾人在一起，从早到晚吃饭，除了睡觉不在一起，几乎都在一起，你总得说话，后来我发现找不到词儿了，我已经够能说的了，找不到词的时候不是没词，是我怕说错。大陆人嘛，政治不能谈，台湾人彼此不谈政治，不知道对方是蓝的还是绿的。我们在大陆开荤段子，也不能谈，怕人家说大陆人没教养。你只能问多大了，在哪儿，上过什么学，这话十分钟就能说完。再问，能不能问人家结婚没，这种个人私事也不便于打听，谈企业管理，也可以谈一阵。但骑车很累，谈这个玩意干嘛。最后你发现文化的隔膜，就是一小时之后还有话聊吗？此行还有一个人是大陆的朋友，我们两个在一起，都有同感。你跟外国人谈恋爱也是这样，跟外国人开商务会议，谈五小时、六小时，都是谈规则、谈利益。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很难找到其他话题。这次近距离跟台湾人接触，发现两岸文化差别非常大。

台湾的单车非常之多

举一个例子，我实在没什么话说了，就随便问了一个问题，我说假如你买不起房，你有三种选择，第一，骂政府，政府不好，不让我买房。第二，骂开发商，把房价涨起来。第三，骂自己，挣不着钱。会怎么选，回答的是三个台湾朋友，出人意料的是这三个人没有一个人骂政府，也没有一个人说地产商，都在说自己。男的这样，女的也这样，岁数大这样，岁数小也是这样。大部分人说自己命不好。有两个人展开一下，说市场是波动的，贵的时候买不起，那看我便宜的时候能不能买得起。另外一个说，如果政府来管这件事情，让每个人都能够买得起房，他说政府越干预、社会成本越高。这是王品集团的部门经理说的。这个很有意思，对比大陆这边呢？第一骂政府，第二骂开发商，从来没有人骂自己，这就是文化差异。他们为什么不骂台湾社会呢？很奇怪，在台湾，官员害怕法律，老百姓敬畏神灵，道教的庙宇超过一千个。以前在台北的时候，每村、每镇、每县都是庙宇，公务员有法律管，害怕媒体，怕媒体揭露、法律制裁，老百姓敬鬼神，社会很有次序。回头看大陆人，无神论者多，官方统计信教就是一亿多，包括信马克思主义的，加起来两亿多。

与很热情的老板聊天

上一次去台湾爬山的时候遇到一个大姐，这个大姐38、39岁，生了三个孩子。我问她，你买房了吗？她说没有，租房快20年了。我说你有小孩吗？她说三个孩子。我追问为什么不买呢？她说买不起。她说喜欢这种爬山简单的生活，。我又问那小孩怎么办呢？她说那是他们的命，让他们自己去想，我喜欢这种生活方式，我就这样。这次我又联想起这位大姐，感觉台湾跟我们最大的差异在于法制、信仰这两件事情。如果没有信仰，人总是骂别人，总是在抱怨，这个社会就特别不稳定。

远眺

台湾跟大陆女孩子的眼神也有很大差别，台湾人是内敛，眼睛向下，大陆女孩子多半是东张西望的，我们总是看别人有什么毛病，政府怎么样，开发商怎么着，邻居怎么着，同事怎么着，总是在看别人的眼神。社会上的差异在这点上非常明显。这两天又在谈房价，我想起这个事，实在是难以置评中国房价的问题，但我觉得我们应该逐步过渡到台湾这样一个人心、社会、次序上来说。

自行车装备

不可小视无形的力量

第二个体会，这次是我在台湾第二次遇到台风。我们曾经做过实验，风1级的时候什么样，10级的时候什么样，12级的时候什么样。风到12级的时候，你发现风是硬的，最软的东西可以变成最硬的。风到十级以上，你会感觉迎面有一堵墙，后面没有人，风大就把人推倒。我们看到骑摩托的妇女被风整个掀倒，车砸到身上。

海边小憩

人生有很多东西是风，你会感觉到流言蜚语，别人的议论、潜在的威胁，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很多。互联网也是风，通过互联网我们也能救人、捞人，也能毁人，一句话就可以把你毁了。世界中有些看不见的力量，突然之间变成强大的东西，足以让你死亡，但是你没有办法生气。有形的力量，别人挥拳，你抽刀，但是像风一样的力量来了你怎么办。舆论、道德、媒体，所谓这些软性的东西，像风一样把你吹倒的时候，你没办法急，你不能跟所有人急，你跟所有人急，你就是恐怖分子。一定要体会软和硬的东西，在生活当中去避开这些软性的东西，不要让你的敌人像风一样的存在。而你自己应该逐步形成一种巨大的软实力、道德力量、能力、影响力、眼光，包括人格力量，你要变成这个东西，让所有敌人见了你望风而逃，这样才行。

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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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出发集结点，开始准备

我今年50，给自己一个生日礼物，在台湾骑自行车环岛一圈，9天骑了1100公里，其实刚开始我是约了一些朋友，想到台湾做一些深入的了解和观光，走路时间太长，骑自行车可能是一个好方法。专业运动员一般要七天，普通的行程是12天，而大家都是企业家时间比较紧就压缩到9天。行程一定，我二话没说，行，提包准备上路。结果报名临走的时候，俞敏洪刚体检完，腰键盘突出，李彦宏9天中有些重要安排，王石紧接着后面有个大型爬山计划，担心体力跟不上，最后只剩下我和另外一个朋友俩人，同行还有4人，均是台湾捷安特自行车企业的医生、技师。因为我每年都有些户外运动的锻炼，所以对麻烦事一点不害怕。我每天长跑1小时，坚持了13年。在大陆曾经骑最烂的自行车从北京到青海24天骑两了千公里，爱折腾收不住。 

在专业向导带领下，做足热身运动

知道人生的上坡下坡，审视处境和姿势

说着这就上了路，到第二天早上出发的时候，我以为要训练，结果车都准备好了，发了一身衣服、一个车、一个帽子。车一拿到，我22年前骑的是梅花牌自行车，最破的自行车，闸是这么捏的，座也挺硬。捷安特是全球第二大自行车企业，自行车带特别窄，车座特别高，屁股得翘起来。车把很窄，但很活，有十几个变速，我从来没骑过，上去就犯晕，不会操作，第一个转弯就摔了。20年前摔的左腿，这次摔的右腿，好了，对称了。让技师把把调紧一下，好点，坚持下来。

由于不适应新的自行车，导致腿部受伤

大概最多一天150公里，在高雄赶上台风，37度。汗如雨下、挥汗如雨，这不是很夸张的，我们每天一里一里地走，而且没有人替你。别人在前面走，我一个人差很远，慢慢骑。当然他们有补给车，老提醒我，是不是坐车？我说不坐。老提醒我，我说我肯定不坐，我就是晚点到。这种痛苦只有忍耐，每天骑12到14个小时，骑完之后什么都不想，我还带了很多书，以为路上可以看书，写点字，最后什么事也没有干，每天晚上都累到瘫倒，第二天继续。

台湾东部都是山，起伏特别大，最大一个坡有将近11公里，一个坡11公里，实在骑不动。我有一个体会，人生也是这样，有多少上坡，就有多少下坡。上多少就下多少。有时候会感觉是不是上坡短、下坡长，其实只是用劲不一样，上坡是吃奶的劲，下坡是紧张，下坡我最快放的是43公里，我们有一个人放到50公里。上的最慢的是一小时时速一公里，实在上不去。有多少上坡，就有多少下坡，每天都有上坡、下坡。我就想其实做一件事情，上坡的时候特精神，下坡的时候容易松神，容易出事。这一回对上坡的印象非常深刻，所以我回来今天上午跟公司团队开会就提到，不能在上坡的时候劲用得太足，下坡不用劲。我们发现有两个女孩子，开始认为她们不会骑得过我们，可是她们骑得很匀速，一直超过我们。在高速路上要匀速，而不是疾速。（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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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宽容青春期“恶之花” 

　　中国整体的商业环境在社会急剧转型时期面临着非常多的挑战，其中一个就是对商业伦理的关注。最近发生的这些事情，不管是水、药、饮料、互联网等，实际上都是公众在这样一个特殊阶段表现出的一些特殊的关切。 

　　问题的产生有两个方面：一是企业自身对于产品质量的忽略，以及极少数企业在道德方面的失察和失误，乃至于违法犯罪的行为造成的；二是来自社会进一步的开放发展，以及媒体和消费者对产品标准的不断提高而造成的。当媒体和消费者在全球化时代使用全球化标准来看今天中国的很多产品，就出现了问题。 

　　但我要强调的是：第一，我们不能够简单地对现在所有的食品、商品问题进行道德批评，应看到它是历史进步过程中的一个阶段。由于我们的标准在提高，我们才发现问题在扩大。而这个标准的提高，恰好说明社会在进步，是进步带来的阶段性不愉快。不应该由这个不愉快出发来过分地责备现在企业的商业道德和伦理问题，而使关注点离开了社会进步这样一个根本方向。 

　　第二个要强调的就是，这种矛盾将永远存在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只要社会不断地进步开放，人类对生活、生命、环境的要求就会提高到更高的标准。即使在西方，同样有个别企业的产品也会遇到这样一种道德和技术上的挑战。这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价值观颠倒开出“恶之花” 

　　现在，的确有少数企业的行为催生了所谓的“恶之花”。但是中国又有中国特殊的情况，目前由于社会发展和转型太快，包括经济、社会、观念、行为模式、消费模式转型等，我们的法律、食品的标准、产品的规范要求等，相对于商业竞争、产品竞争和企业进步来说有滞后性。 

　　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检疫的标准，食品、药品的标准可能都是一二十年前的，但是企业由于竞争的压力，它们有自己的研发，有些产品反而走到了政府标准前面。但即使这样，企业也面临着法治环境对它的要求。就像蒙牛引进的高端产品特仑苏，按照蒙牛目前提供的资料和说明是高于普通标准的。但我们的检测检疫标准可能是十几年前制订的，这就容易引起社会上的误解和信用上的挑战。 

　　但还有少数企业是不属于这种情况的。它们是为了竞争，为了能够在产品销售方面制造一些噱头，通过成本上的投机取巧，不负责任，完全从商业利益角度出发，使企业在产品质量、食品安全、药品安全方面，把人的生命和客户的健康放在了第二位，而把自己的利润和资产快速增长放在了第一位。这样一个顺序的颠倒，实际上是企业价值观的颠倒。 

　　这种根本性的价值观颠倒，会导致我们谈到的“恶之花”的盛开，也就是说会使企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走上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特别是关乎社会稳定，也关乎人的生命健康和下一代成长的药品、食品行业，这种价值观顺序的颠倒将是一个致命的陷阱。 

　　在这些行业（药品、食品行业）里面，就要特别特别关注价值观的正确性和商业伦理的合理建设，以及正确的引导和一些特别的约束。也就是说，在这些行业里，要比别的行业更加关注生命、环境、社会公众利益，而应把资产和利润的增长放在第二位，首先应满足公众健康、社会良心、道德完善以及人的生命延续和代际传承的需求，这些东西更重要。 

　　还有一种情况，少数企业进行不正当竞争导致企业在产品质量方面出现问题。最近出现了一个特别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上海一栋楼整体倒塌。不管什么原因，造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如果这栋楼里住满了人，那几乎所有人在这次倒塌当中都会丧命，比地震的伤亡还要严重。 

　　商业理性是一个长期培养过程 

　　马云有一句话，叫做“客户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我非常地赞同。企业的价值观和合理的商业伦理，应该把客户的生命价值放在第一位，而把股东价值、公司利润放在第二位。 

　　在美国公司治理结构中，几乎看不到股东，你只能看到CEO。CEO强调股东利益最大化，实际上是强调他们管理团队利益的最大化。而管理团队的利益最大化，都是短期利益最大化，短期利益最大化实际上都在牺牲客户的利益，而牺牲客户的利益，最终也使股东的利益不复存在。在竞争过程中一定会忽略客户的价值，也会忽略社会的道德要求，最终使这个企业不复存在。 

　　比如雷曼。雷曼一直是家族控制、CEO管理，完全站在企业和管理层的角度来运营，创造了很多高杠杆的金融衍生工具，而不顾客户的感受和最后的风险，从而导致了一场自己身陷其中也让世界深陷其中的金融危机，百年基业毁于一旦。 

　　在欧洲是相反的情况，欧洲非常多的是家族公司，很多公司存在达数百年时间。它们的治理结构中，股东利益最大化实际上就是家族荣誉第一，也就是生命安全第一，终极目标就是客户安全第一和服务质量第一、社会道德第一。这样的治理结构，反而让股东利益和客户利益以及社会道德变成了一致性的追求。 

　　对于中国企业的未来，我想社会转型的完成还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至少还要十年、二十年，我们的工商文明、商业伦理才能够逐步趋于完善和稳定，才有合理的社会体制结构。那么在这一二十年当中表现出来的媒体、客户、社会、企业、公众的各种各样的不适应，和感受到的一些浮躁以及怨恨、矛盾、冲突，都将大量存在，也是极其正常的。 

　　这个阶段就相当于一个人的青春期，不像大人也不像小孩，你要把她逼回到小孩阶段去，这个人就废了，但是你耐心地等待她、引导她、教育她，她就变成了大人，就有希望担当重任。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她脸上可能会长很多青春痘，看上去并不好看，但是你会发现女大十八变，慢慢地她就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美人了。 

　　中国目前的社会就处于这样一个状况。对于社会变革来说，30年是非常短暂的。中国社会建立起的市场经济体制，目前正处于青春期，所以我们脸上的疙瘩、痘痘所反映出来的问题，也包括在产品质量、工商文明、企业伦理道德上。这种过程我们必须要忍受，必须要期待，也一定要相信，我们能够看见“亭亭玉立”的市场经济，看见一个朝气蓬勃的市场经济，一个完美健康的市场经济。它就在我们面前并不遥远。 

　　最后，谈到如何达到商业理性，我觉得有三点最重要：第一是公司治理结构。一个有股东的治理结构和虚拟的没股东的治理结构，理性程度是很不一样的。第二是公司价值观。百年老店大多来源于创始人一开始建立在一个良好正确的价值观上，也就是客户生命第一、社会道德第一。第三是舆论和公众的监督。没有媒体的监督、没有法治的约束、没有客户的投诉，企业进步就会放慢，进步的脚步和方向就会不准。有了这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才会使商业伦理不断提升，商业理性才能够逐步地建立和强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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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不丹不需要谷歌，每一个人都是谷歌，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要去的方向。

在不丹找幸福

不丹被外界描绘成一个公民幸福指数最高的穷国家，我一直特别好奇，前一段我和马云几个朋友专门花了五天时间到不丹去考察了解，寻找幸福的踪迹。

我们拜访了不丹的国师（现第五任不丹国王的老师），一位穿着民族服装，手提电脑的现代学者。他毕业于牛津大学，是一名哲学博士，不丹传统文化的神秘气息与西方文化的现代气息同时存在于这位长者的气质中，给人一种很特殊的磁场，让你去想深入与之探讨。他的学生即现任不丹国王，则是剑桥大学毕业。在不丹，国师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国家发展委员会主任，相当于副总理，同时兼任很多其他高级职务。

幸福指数与GDP无关

     这次拜访，国师专门给我们做了一个报告，专题研究《国民幸福指数与国家的生存环境》，他主要讲到经济发展和社会价值观与国民情感，文化，环境怎么保持平衡，国师的研究报告让我们本次拜访者非常兴奋，因为他是运用西方社会学的先进方法以不丹国民为研究对象，通过大量的实证、数据、实验搜集、分析而得出的一些有效的、可量化、可支撑的幸福指数模型。比如一个人在一个月内如果生气在26次以上就感觉不幸福。通常我们也在研究幸福观问题，比如提倡和谐社会，但“和谐”二字还是较模糊，光讲了科学发展观，尚没有数据支撑和数学模型来界定，“比如”和谐通过数据能怎么来量化和界定。马云当即就做了一个决定，邀请国师来中国转转，也给以我们更多的启发。我们现在做的生意也好，企业也好，大到社会环境，小到我们的企业社区，除了为客户提供物质层面的满足，如何更关注到社会价值观伦理和情感层面，这个话题非常有意思。

   经济发展是不是必然带来幸福？这个问题一直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哲学问题，更是一个经济学伦理问题一开始我们都投赞成票，认为经济发展必然带来幸福，但我们坚持认为经济发展还要兼顾到环境、道德伦理等等，我们可以强调道德、文化，传统，但在经济这块就不可以作为不发展的借口。不丹是一个63万人的国家，人均GDP1700美金，这一个国家只有两架飞机。主要吃辣椒和咸菜，大部分人都吃素，且大部分是农业人口，基本物质条件很差。

    不丹非常重视他们的文化，也强调文化的独立，因为国家太小，一旦开放，可能很快会被外来文化吞没，为了保证在喜马拉雅山脉中的不丹能在发展中保持自己的文化，他们不主张广泛外交。甚至对文化、旅游都有限制。不丹谢绝背包客，每天最多接待三五千名客人，且每个人至少要交两百美金才能去，另外，他们强调要渐进式发展经济，可当我们离开不丹，回到曼谷转机，所有的观念又再次改变了，物质还是很重要，在不丹每天吃得不好，瘦很多，大家洗澡，走路都觉得很不方便，据说他们在九年前才有电视看。不丹可能算是一个极端，物质比较差，精神、文化比较好，实际上北欧一些国家更值得关注，物质和文化两边平衡得比较好，这次探索带来的命题就是，和谐社会的建立，我们应该去做一些个案比较研究。

   不丹这个国家非常独特，他们的公务人员都是非常优秀的，我见到一个电视台制作人，是美国（博克比）学新闻的硕士，我说怎么这么多名校学生？他告诉我不丹有1900个公务员，60%在国际名校进修过。

正因如此，他们采取的这套数据化的管理方法，公务员团队是能执行的。他们还有一个专门委员会来督导各部门，相当于我们的精神文明办公室，定期来看哪些指标达到了，执行团队大部分是在国外受过教育的，非常懂得怎么样来用这些方法来执行，这是不丹很可贵的，

不丹不需要谷歌？

不丹是一个宗教国家，民族比较单一，人民一直生活在宗教中，所有出国留学的人没有滞留的，这么穷却基本都回来了，我很好奇，制片经理跟我讲，因为在于这里有方向感，西方很好，但是不知道往哪儿去，没有方向感，但是一回到不丹，我看见经幡，看见寺庙，看见僧人，我就知道我在哪儿，要去哪儿，会怎么样。他还说了一句话至今让我记忆犹新,他说：我们在不丹不需要谷歌，每一个人都是谷歌，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要去的方向。

   在僧人比士兵多的不丹，安贫而乐道，却人人都有方向感，我很感动。当今社会很多人感到焦虑浮躁，容易失去方向感，失去了搜索的功能， “方向感”这三个字一直在我心里萦绕，我在思索，一个好企业同样也要让员工有方向感，回来以后我就着急人力资源体系开会，加强员工培训、训练，做价值观的引导，让万通人有明确的方向感。

    有幸，国师还邀请我们一起去他们家做客，而一进去后的心理落差让我们惊讶不已，极其简陋的家具和陈设，国师说：我们的人民都是这样，我们的生活差距是比较平均的。以前我曾研究过解决幸福两种方式，一是管理好欲望，二是增加满足欲望的手段。通过减少物质层面的欲望，增加精神和未来世界的一个预期，这是宗教做的工作。宗教接着还做一件事情就是培训，一本书几千年，通过寺庙、清真寺、佛堂、还有教堂，然后牧师，阿訇，这些人不停地在宣导，其实相当于培训。培训的结果是什么呢？成为天下第一品牌。

而现代社会我们通过科技、权力、军队、金钱寻找满足欲望的手段，可是这种满足是阶段的，比如渴了，买了一瓶水喝，满足了，但是我又想喝可乐了，喝完可乐我又想吃哈根达斯了，实际上通过物质手段，权力，金钱手段满足的时候永远还是落后欲望，满足只是瞬间，不足是永远。这给我们一个启发，公司做管理的时候，要两方面用力，除了给员工物质激励，安排期权，奖励，实际上也要有一个精神、价值观、欲望的管理，这样公司的员工会很幸福。

这使我想起在沈阳看到的一家公司，老板是天主教徒。他的员工每天训练天主教的精神，到处都写着爱，主啊，爱你，对客户特别好，员工工资不算高，但充满了快乐和慈祥。公司生意还巨好。

爱情究竟有没有？

不丹这还有个些有趣的文化，遗留着非常重的母系社会的痕迹。他们没有现代的婚姻制度，可以一妻多夫也可以一夫多妻，双方自愿就可以，现在第四任国王才50多岁，娶了四姐妹，老大就叫长皇后，来管后面三个。除了国王每天要去哪儿这件事自己定，打扫卫生，房屋管理，吃什么，其余的全都长皇后定。这个国家没有婚姻制度安排，我很好奇，我说你们这儿有没有“爱情”这个词？国师告诉我，他们早期语言体统里没有这个词，类似的词大概相当于“交配”“繁衍”这个意思，可以观察，爱情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会永远有。从人类学上讲，说明发明词的时候还没这事，所以他不知道“爱情”这个词。

    爱情这个词由西方词汇“love”翻译过来，中国语言中也有描绘类似词汇和景象，比如风花雪夜，成双入对等等，现在作家把爱情写得这么细腻，还有不同分类，但爱情这个词最初指什么，是我们后来讲的这些意思么？现在越看越不像，不丹淳朴的文化中就没有这个词，可能有类似这个意思的，但多半就是指俩人好，可以一妻多夫也可以一夫多妻，不好了就可以分开，房子和孩子给女方，他们没有我们现在的世俗的婚姻概念和财产概念。

不食人间烟火的孩子

不丹的尼泊尔移民比较多，所以他们一直坚持必须文化上独立，保持文化的传承和独立，这是他们国家独立完整的前提条件，后来我观察，确实小国跟大国想问题太不一样，我问国师为什么不跟中国建交，是不是跟中国不好，国师说，不是不好，是我们没有能力。我头一次听说跟某个国家建交还要能力，他说是啊，全世界有100多个国家，每个国家建交都要建立使馆，有使馆你就得派人就得买房子，我们觉得没有必要花这个钱，而且我们跟很多国家没有联系也不影响。目前在全世界只有五个国家有外交关系。不丹国家中央政府财政的40%来自于印度的支持、补贴，还有国际组织的很多援助，我们看到一个私立小学校，有来自澳大利亚，有瑞典、欧洲的老师，他们是来做义工的，这个国家也很吸引人，我们问他们教完书走不走，好多都说不想走，再续一年。

    同行的朋友很怀疑这种幸福的氛围能长久，不丹人说他们有信心保持，为什么？又回到宗教上来了，就是因为有经幡，有僧侣，不丹追求的就是幸福指数，不追求GDP，不追求物质发展，要保持一个平衡。这让我我忽然想到了以色列，色列处在一个强敌环视中，还有犹太人有被屠杀的经历，所以这个国家对安全的考虑永远是第一位的，他们的凝聚力既来自宗教也来自历史。不丹好像没有历史上的这种痛苦。 如果一个国家痛苦的历史太长，会影响到人民的幸福指数。不丹就像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孩子，纯净清澈，质朴天然，有信仰，有自由，复杂和世俗顿时能在不丹的空气里净化为简单，最后回归平静。

    关于不丹，神秘、纯净，领略一二，体会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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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茶一江湖
——风马牛集中营第四季活动

嘿，兄弟，好久不见你在哪里
你说：我在江湖
来吧，坐下来歇歇，
说吧 奋斗的辛苦   难得知己 聪明又糊涂
独来独往 英雄不问出处
风马牛是你的驿站
一壶清茶
一帮好友
与老冯一起大话江湖

• 由于报名的网友很踊跃，主办方决定通过以下方式进行优选，报名邮件中需增加以“一茶一江湖”为横批接对联，对联中须出现“风、马、牛”任意一字及“江湖”关键词。对联精彩绝妙者优先！
  
• 为了增加角色感，建议大家着中式服装入场。找到自己适合的角色打扮，这将是一次穿越时空的江湖patty

活动时间：
   2009年7月30日 下午2：30—6：00

活动地点：北京某茶馆（待定）建议绿色交通工具前往

活动议程： 

   风马牛亮剑（团队风采展示）戏剧开胃菜（游戏互动）
   老冯现场开讲：从不丹到台湾
   动态写作《野蛮生长2》（《野蛮生长》续集精彩章节网友抢先听，并参与互动写作） 
   连接http://www.fengmaniu.com/bbs/article.asp?b_id=4808&bk=99

费用：老冯买单

人数：50人

报名须知： 

   发送邮件至pihongbin@vantone.com，并在邮件中注明：网名、真实姓名、手机、地址、风马牛集中营积分（积分高者优先考虑哦），另附您对老冯的《野蛮生长2》有哪些期许并欢迎提出您的建议；
 
   远道而来的外地网友优先
 
   28日前工作人员会邮件、短信告知您是否入围，名额有限，先来先得。

咨询电话： 潇潇 010-59070702 小皮 010-5907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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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丹被外界描绘成一个公民幸福指数最高的穷国家，我一直特别好奇，前一段我和马云几个朋友专门花了五天时间到不丹去考察了解，寻找幸福的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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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指数与GDP无关

     这次拜访，国师专门给我们做了一个报告，专题研究《国民幸福指数与国家的生存环境》，他主要讲到经济发展和社会价值观与国民情感，文化，环境怎么保持平衡，国师的研究报告让我们本次拜访者非常兴奋，因为他是运用西方社会学的先进方法以不丹国民为研究对象，通过大量的实证、数据、实验搜集、分析而得出的一些有效的、可量化、可支撑的幸福指数模型。比如一个人在一个月内如果生气在26次以上就感觉不幸福。通常我们也在研究幸福观问题，比如提倡和谐社会，但“和谐”二字还是较模糊，光讲了科学发展观，尚没有数据支撑和数学模型来界定，“比如”和谐通过数据能怎么来量化和界定。马云当即就做了一个决定，邀请国师来中国转转，也给以我们更多的启发。我们现在做的生意也好，企业也好，大到社会环境，小到我们的企业社区，除了为客户提供物质层面的满足，如何更关注到社会价值观伦理和情感层面，这个话题非常有意思。

   经济发展是不是必然带来幸福？这个问题一直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哲学问题，更是一个经济学伦理问题一开始我们都投赞成票，认为经济发展必然带来幸福，但我们坚持认为经济发展还要兼顾到环境、道德伦理等等，我们可以强调道德、文化，传统，但在经济这块就不可以作为不发展的借口。不丹是一个63万人的国家，人均GDP1700美金，这一个国家只有两架飞机。主要吃辣椒和咸菜，大部分人都吃素，且大部分是农业人口，基本物质条件很差。

    不丹非常重视他们的文化，也强调文化的独立，因为国家太小，一旦开放，可能很快会被外来文化吞没，为了保证在喜马拉雅山脉中的不丹能在发展中保持自己的文化，他们不主张广泛外交。甚至对文化、旅游都有限制。不丹谢绝背包客，每天最多接待三五千名客人，且每个人至少要交两百美金才能去，另外，他们强调要渐进式发展经济，可当我们离开不丹，回到曼谷转机，所有的观念又再次改变了，物质还是很重要，在不丹每天吃得不好，瘦很多，大家洗澡，走路都觉得很不方便，据说他们在九年前才有电视看。不丹可能算是一个极端，物质比较差，精神、文化比较好，实际上北欧一些国家更值得关注，物质和文化两边平衡得比较好，这次探索带来的命题就是，和谐社会的建立，我们应该去做一些个案比较研究。

   不丹这个国家非常独特，他们的公务人员都是非常优秀的，我见到一个电视台制作人，是美国（博克比）学新闻的硕士，我说怎么这么多名校学生？他告诉我不丹有1900个公务员，60%在国际名校进修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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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另外一个朋友，他母亲去世得早，他跟他母亲的感情非常好，他一有困惑就搬个板凳披个棉袄坐在母亲的坟前去想问题，跟母亲交谈，谈他的痛苦、谈他的想法、谈他想做的事情。这样慢慢形成了习惯，最后也让他透彻地感悟到很多人生、现世的道理，让安息了的母亲指引他来做事情。

其实，人生就是要不断地站在终点，回过头来追溯你走过的道路。我自己也有一次临死的体验。14年前，我腿上长了一个很大的红色肿块，被医生诊断成癌症，迅速住进医院，在起初半个月，我每天都笼罩在死亡的阴影里。记得要住院的前一天，我让司机带着我在北京长安街、二环、三环转，最后转到医院。在转的过程中，我感觉生命是非常沉重的，所有事情都是飘忽的；突然感觉所有平时看着很重的事情、非常有分量的事情、不得不做的事情、很伟大的事情都变得非常飘忽，而此时生命的存在成为一件最重要的、最沉重的事情。在手术前的一段时间，人就开始与死亡博弈，变得既恐惧又排斥恐惧。当时我看到一本书，专门讲死刑犯在执行之前这段时间怎么度过。因为所有疾病、慢性病的患者对死亡的恐惧是一点点化解的，直到生命慢慢衰竭，因为他不知道哪一天会死，不知道具体的时间，所以这个恐惧是抽象的；但死刑犯因为知道三天以后就枪毙，这个恐惧是非常具体的。这个时候的恐惧是种让人陷入深度的惶悚和麻木，内心会采取一种保护的机制，那就是不想它，或转移，或幻觉，或歇斯底里。我在这段时间，死亡对我是抽象的，虽然是癌症，有可能死亡，有可能是一年，有可能是两年。一年两年对于一个人来说，还是很长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能做什么？这个时候我才开始盘点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我不得不做的事情，开始一二三四排序，这个顺序和健康状态时的排序完全不一样。

苹果的老板乔布斯也曾经被认为罹患癌症，他也有一次濒死的体验，以致后来形成习惯，每天醒来就想，如果我明天要死，我今天要做什么？他一直用这种方式激励自己，把有限的时间用在做最重要的事情上。因为当人还有大把生命的时候所觉得重要的事情，也许其实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当一个人有很多时间，就会做许多不重要的事，他会认为明天、后天、大后天都可以再去做，所以拣芝麻丢西瓜。可是，当他知道明天就会死亡的时候，今天选的一定是最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乔布斯总用这个方法提醒自己：假如我明天要死，这个事情是不是最重要的？

“只有无知的人与不能勇于面对生命的人，对死亡才会感到恐惧。聪明的人会视死亡为亲密的伙伴和仁慈的导师，任何人若要完完全全成为一个生命力充沛而丰富的人，那么他在有生之年，必然得与死亡结友。”这是台湾专门研究死亡教育的一个博士黄天中说的一段话。
死亡对于活着的人更有意义，如果你能够深刻地理解死亡，而且有死亡的体验，你会发现平时不重视的一些道理。黄博士还讲过一段话：“如果我们能视死亡为我们人生旅途中看不见而友善的同伴，他会提醒我们，不要常把现在该做的事情拖延到明天，帮助我们每天做得更好，而且充实。”无论是前面讲的这些朋友的，还是我的体会，抑或乔布斯的体会，作为一个民营企业的领导人，除了在现实生活中奔忙、忙碌，被一些赞扬和虚荣包裹起来，也要静下心来去和死亡对一对话，谈一谈心，站在死亡的角度来看一看今天的自己，究竟是不是做了最有价值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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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

按照一个企业正常的发展规律，在它从无到有的创业发展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很多的成功及其延续，在欧洲就有300多年基业的企业。可毕竟绝大部分企业最终还是要走向死亡。这些企业的死亡，有一些是正常的，比如重组、并购、转卖，或是重新被家族分掉；有一些则属于意外死亡，比如创始人突然出现生命威胁，或锒铛入狱，或遭遇其他打击而造成了企业死亡；当然还有因为不可抗力的偶然因素，比如说“9·11”后，一时间很多保险公司、航空公司纷纷死亡。所以在企业的生命历史上，研究企业的死亡，研究企业家对待死亡的态度，是一个角度很特殊的课题。

公司的四种死法

死亡是从一出生就开始面对和趋进的自然规律，但是人们从感情上不愿涉及而尽量避免这一话题，特别是创业者，更不想探讨企业的死亡。清醒的企业家是不应回避的。
从历史上看，企业有四种死亡的方式：

第一种，社会革命、制度变迁。比如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1947年、1948年的国营企业和一些民族资本家的企业，经过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被政府赎买或者没收，变成了公有。所以社会革命会造成大量的企业的性质发生变化和死亡，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技术革命。当一种新技术进入快速发展期，旧技术所能支持的一些企业就不复存在了。最典型的是，当汽车兴起的时候，制造马车的企业就死亡了；当我们现在用手机的时候，传呼机企业就死亡了；当我们用玻璃杯、纸杯和其他瓷器、陶器时，搪瓷杯就被淘汰了，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也就死亡了。技术革命不断变化的过程会使非常多的企业死亡，这些死亡的企业，往往起因于当事人（企业家）迟钝或不敏感，或对以往技术的偏执。最近几十年，技术革命发展非常快，每天由于技术发展导致死亡的企业数量非常大。特别是在网络时代，比如现在搜索手段已经很发达了，那么原来对图书馆进行人工检索的行业就快消失了；比如技术进步让通信变得越来越迅速便捷，那么过去传统的通信方式就没有了。技术变革本身导致企业的死亡将是经常性的和大规模的，较之第一种死亡，它不是很痛苦，而是在和平状态下不知不觉地死去。

第三种，不可抗力和不期而至的灾难。最典型的就是地震、海啸、战争，这些灾难会使很多企业破产，资不抵债。抵御这种灾难比较有效的是购买保险，预先做一些防范，避免死亡。最典型的是“9·11”之前世界贸易中心的运营商拉里·西尔弗斯坦的故事。世贸中心有120万平方米的写字楼，产权业主是纽新港务局，而承租者拉里·西尔弗斯坦拥有99年的运营权。他在“9·11”之前3个月买了一个抗恐怖主义保险，“9·11”后他获得了保险公司的赔付，于是这个不可抗力没有让他垮掉。如果他没有保险，那么他这个企业就垮掉无疑了。

第四种，商业竞争导致的死亡。按过去的研究看，每5~7年为一个商业周期，每一个周期都是由危机导致萧条，然后复苏繁荣；再危机萧条，复苏繁荣，这样周而复始不断循环。导致危机的最主要原因是由于供需关系的矛盾，造成了强制性的市场供求结构的调整，以及强制性的技术和固定资产更新。比如很多牛奶卖不出去，危机促使企业强制性减少奶牛场规模或制造其他奶制品，否则公司就关门了。每轮商业周期循环都将会有一半以上的企业不复存在。

在人类的商业文明历史上，这四种方式足以让企业死亡，而每个民营企业预防、诊断然后避免死亡的方法各有不同。

社会革命我们是没有办法抗拒的，但现在社会革命并不会构成我们民营企业需要防范的方面。

应对技术革命，企业必须通过保持高度的警觉性、敏感性和技术竞争上的创新能力，来适应未来的市场和不断出现的新的产品。比如王安电脑都是大型机，可是市场上眼看小型PC机活过来，而且市场越来越好，但他拒绝变革，结果他的企业死亡了。如果他警觉敏感，能够及时转型，那就可以避免技术革命带来的死亡危机。

应对自然灾害，做一些预防是有必要的，但通常是防不胜防的。比如说恐怖主义保险，全世界没几个人买，可拉里买了，具有一定偶然性，但是总体来说还是可以做点预防。比如说我们做房地产，买防止地震的保险就很必要。

应对商业竞争，唯一的办法就是降低负债，扩大现金流量的弹性，保持公司竞争性和财务稳健。因为经济危机一来，主要表现为银根紧张、市场萎缩、销售收入减少。这样带来的实际上是一个现金周转的问题，如果你保持足够的现金，能够灵活地应对市场的供求变化，减少你的负债，一般来说就能活下来。目前，技术革命、信息革命和全球化以后带来的一个现象是，二战以后全球性的、大的经济危机目前没有出现过。尽管局部东南亚经济危机出现过，但还不是以商业周期波动。经济学家一直在讨论：现在商业周期的波动还存在不存在？早期经典的周期理论是强调信息不对称导致供求的矛盾加剧，最后导致强制性的危机和技术革命。现在有一种理论认为，信息在微观上已经很对称了，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逐渐让信息对称，供求矛盾实际已经很难积聚到总爆发，现在就不大会出现全局性的商业周期波动。但即使看不到危机，我们还是要注意，市场波动、商业竞争带来的危机仍然存在。表现的方式和程度可能有所不同，可能不是病来如山倒、山崩地裂，而是局部的，比如说家电业、房地产行业的波动和周期。应对商业周期波动，最好的方法就是保持足够的现金流，减少负债，使你的产品能够应对市场的快速变化，这是唯一的存活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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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15岁到25岁只懂爱情不懂婚姻；25岁到35岁只懂婚姻不懂恋爱；35岁到45岁只懂日子不懂婚姻，孩子、家庭压力很大，数着日子过；45岁到55岁只懂孩子不懂日子；55岁以后才知道自己是个孩子，心态回归到少女阶段。现在最牛的是80岁的老太太还吃醋，90岁的老头还敢跟情敌决斗，延续了人类已有的创造精神。

男人就是个孩子。男人从来不把结婚当做决定自己一生的事。女人慎重，男人轻率；女人先安全再高潮，男人先快活后摆平。男人追求快乐、牟利、不理性，所以男人经常闯祸。虽然小说家曾说过“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但女人目标坚定执著，表达方式灵活多变，富有感染力，完全像是男人的领袖；男人目标游离，立场动摇，表达方式简单笨拙，完全像个一般群众。

内当家与合伙人

女人是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的特殊角色，在不同的流派和阶段所起的作用不同。

第一阶段，个体户阶段（民营企业的萌芽阶段）。民营企业处在社会边缘时，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以作坊式的加工业为主，也有开餐馆、开铺子的。女人基本上是家庭成员，她们在企业中的身份比较含混，组织比较原始，日子和公司是混在一起的。赚的钱作为家里的用度、子女教育经费，这时女人的作用是重要的。男人在外面跑，她们要平衡生活和赚钱，管理家庭、教育子女、储蓄。这一部分女人发展到后来阶段的机会比较少。

第二阶段，公司阶段（民营企业的游击阶段）。生人多了，非法律意义上的人介入和增多，控制权发生变化，基本是法人和总经理掌控公司，加上出纳、办公室主任，这三个人决定公司的管理形态乃至命运。三个人里至少有一个是女人，很多是财务身份或办公室主任，同时会和创业者有感情瓜葛。女人在这一阶段是控制权中重要的环节。1992年海南一家公司的老总和女会计席卷募集的5 000万人民币跑掉了；之后不久海口公安局接到一个传真，是他横尸巴西街头的照片，真是个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笑话。第二阶段这种情况很多，公司非常不稳定。三人的角色中，一个女人会影响两个男人对是非的评判，只知道开头不能预见结果的感情的细微变化会引起公司权力的争夺；如果男人在外面干点别的事情，女人不同意，就有可能会掣肘。由于有特殊的关系存在，经理就不能正常炒员工鱿鱼或清理门户。她掌握大量的机密，最后很可能变成对立关系，甚至瓦解公司。如果三人中没有女人，可能维持三年合作，而有的也许只能维持一年。女人在公司初期有黏合作用，但很快就会引起不平衡，有涣散组织、消解组织的作用。大量的民营企业在游击阶段垮掉与此有紧密联系。

但江浙一带比较特别。在家庭作坊变公司的时候，引进的是家族女人。她们有非常固定的情感指向，形成更加复杂的管理架构，公司完全笼罩在情感和人脉的阴影下。把与生俱来的关系引进公司，在公司里放大，基本上无解，很多时候会使公司窒息在这个阶段。凡是活下来的大型民营企业，比如电器大王、服装大王，基本上都是把家族人员清除出去，突破此瓶颈。在这个阶段女人对公司而言没有建设性价值，但中国民营企业是非契约性组织，家族女人也不可或缺。

我们万通一开始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有意识地聘用男员工。创业时有几个女性家属，因为那时不发工资，需要自己人来扛；在走上正轨之后就把家属清理干净，最后形成了多角的男人关系。在组织发育过程中，如何超越中国传统的伦理、情感，建立理性、规范的组织结构是个严酷的问题。

这一时期（海南泡沫经济时期）也被我们称为“肉弹时期”。当时，谈判桌上、饭桌上，越来越多的女性面孔出现，老板出行几乎都有“小蜜”。我慢慢研究，看出都是色情间谍手段、克格勃的路数。如果我也安排这样的女性在身边，派出去搞商业情报，万一对方比我强、比我有魅力，“肉弹”反过来打击我怎么办？所以，我们那时选择一水儿的北京帅小伙儿，戏称“爱国者导弹”，在第一时间拦截住“肉弹”来袭。公司稳定之后才开始用女秘书，选用的标准也和别人不一样。用已婚不用未婚，用大姐不用小姐，用普通不用漂亮，用大家决定的不用个人挑选的。办公室女性与老板往往是比朋友亲，但又不及爱情的关系，老板和老婆待的时间都不一定多过和她们在一起的时间。那时，有些民营企业基本上在用女性公关趟路子，也有一定效果。但对于企业而言，使用这种方法，会自己也中招，“肉弹”反过来变成“肉瘤”，促使组织溃烂，很难坚持长远的战略目标。男人不一定要道德化自身，但要尽量让自己避免中弹，培养良好的企业文化。古人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不逊，远之则怨。”公司的女人不能近之，亦不能远之。

第三阶段，是公司正规管理阶段（《公司法》实施以后）。此时，从治理结构上有股东、法人、经理人了。女人在民营企业中分化成三种角色：职业经理人角色，生活伴侣角色，性补充角色。职能分工明确，女性经理人不负责家庭生活部分，少数能力强的女性成为合伙人，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现在。而江浙制造业中的女性大多退居家庭，变成花钱的人，安排家庭日常生活，教育子女等。所以，女性在民营企业公司内的发展是和组织外女性的出现同时进行的。

此间，有些女性还是担当妻子、合伙人的双重角色，这隐含着很多不稳定因素，因为多种需求在一个组织中集中，预示着不满和冲突的机会会增多。一个女性，要求她同时是合伙人、妻子、情人、母亲……那么希望越大，失望越大。但同时，又有稳定的因素存在，因为公司财产的利益巨大，一般红杏出墙或丈夫出轨，可能早就离了。而在公司内，巨大的社会压力、财务成本、财产分割的利害关系，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我认识的一个老板，早年创业时夫妻和睦，成立公司时法人代表写的是老婆的名字。生意越来越好，他在外面花天酒地，要和老婆离婚。这个女人一怒之下，封了公司，把前夫赶了出去。虽然大部分业务都是男的拉来的，但女的把丈夫踢开之后，公司照旧盈利，业务继续合作，前夫只得另起炉灶。

海南房地产界有一个传奇女子，早年老公逃跑到南非，到现在也不知是死是活，留给她一摊子债务和烂事。她独自一人支撑起整个公司，还债、做生意，慢慢让公司活过来，非常不简单。

现在进入财富阶段，女人和男人的关系变成财富关系，成为能力伙伴，在此阶段男人和女人实现了真正的平等。现代商业社会夫妻公证财产，签署合约。在西方给名人打离婚官司的律师很赚钱，标的足够大，甚至相当于一个企业的收购和重组。女性在当代民营企业中的角色基本上是作为合伙人且很有可能成为股东的妻子，以及能力出众的经理人和员工。我们看到的像潘石屹和张欣，李国庆和俞渝、张宝全和王秋扬等等，这是一批文化素质较高，有良好商业管理能力的优秀人士，组成了创富时代的民营企业的中坚。
女性因其细腻、感性的特点，适合做细致管理和售后服务等常规性工作，而且做得很好；财务安排、战略设计、金融投资的决策人大多还是男性，女性当一把手的少，这和性格、心理素质、知识结构等因素有关。创业者里有少数聪慧且能干的女性成长为股东、合伙人、CEO，民营企业内部从底层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女CEO少，“空降”居多，某种意义上，商业还是男人的舞台。

女性在民营企业发展的第一阶段是起支配作用，第二阶段是控制作用，第三阶段是从属与补充作用，第四阶段是合伙合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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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4月22日，由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和《中国企业家》杂志主办的“2009中国绿色公司年会”在北京索菲特大饭店召开。新浪财经独家图文直播此次活动。图为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冯仑在“投资自然：财富新动力”论坛。

冯仑：今天的话题很有意思，我有几点感想。

第一，中国在经过了改革开放以来，我觉得各方面的进步，除了经济上之外有一个重要的进步就是我们开始按照自然环境的要求，同时审视社会发展的战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企业家扮演了一个挺有意思的角色，在阿拉善生态协会出现之前，我们的社会有一些先知先觉的人比如说地球村这些是文化人士、道德楷模，起了起头的作用，他们只是停留在知识分子所应该起的启蒙的作用，但是整个社会还没有开始行动。

阿拉善开始了一个由企业的领导人参与自然环境的保护的活动。这个活动之所以有价值和有生命力在于企业领导是最能力有效地分配资源，和采取一个执行的方式来推动目标任务的达成。而这个方面也促成了我们跟大自然保护协会TNC有很好的合作，这当中最重要的成本是今天我们把公共利益、企业利益、环境责任如何很好地结合起来。这是非常重要的，我相信在未来中国的企业界在这方面的推动作用会越来越明显。只有这样把公共利益、企业利益、环境责任结合起来，中国的环保和生态问题才能够最好地解决。这是一个感想。

第二，这里面又面临了很困惑的事情，帐算得清和算不清的帐。昨天寥晓意拿的手绢，站在她的角度是非常环保。但是我认为这个手绢是洗还是不洗，如果是洗的话，水的成本比手绢高。但是不洗的话给医院、给健康带来的问题也不小。所以，扔掉的话浪费的成本比纸又多不少。

所以，我们算帐算不过来。面临这样的问题，刚才的Bill Ginn和嘉吉讲得非常好了，我们把算不清的帐在尽可能的努力下算清楚，让我们既符合道德批判社会公共利益，又让人相对舒服。如果每个人改用手绢不能当别人有困难的时候，比如说别人今天感冒的时候，不能把我们的手绢给他用。使我们的关爱又受到了限制，所以算不清的帐。我看了很多书，所有书的智慧是不一样的。人类在计算100年以来人类的健康得到了大大的改善，我们平均期望的寿命不断地在提高。我们地球上的战争是比前50年要少很多，就是我们如何如何地好，技术带来了如何如何的改变，人类的幸福增加了如何如何多。

另外一种算帐方法是科技如何如何毁灭了我们，表面上看到成功的科技是吞噬着我们。有人说我们在天堂附近，有人说我们在地狱门口。所以，这个帐算不清楚，我开了很多的研讨会，把这种算不清楚的帐在自己的公司行为当中算清楚。

第三，刚才的嘉吉讲到了非常重要的公司的实践就是能够把一个战略内化为公司行为的一个原则。中国的企业有很多这样做，包括万通我们每年给员工带薪的时间。另外，我们把公司每年利润的比例，上市公司0.5%，非上市公司1%的利润捐献给万通的基金，这些我们是向跨国公司学习的。这学习的榜样当中包括TNC包括嘉吉，对中国企业的影响也非常深远和重要。

贞操的事过去和今天有最大的不同在环保上。在封建社会上贞操第一是干了坏事是不能拿橡皮擦掉的。但是，今天在环保的过程当中，你犯了错误，贞操是找不回来的。是擦掉你的碳痕迹，所以大家不要怕去做，今天要积极改正，在绿色的贞操上是可以被改变的。

第二，我们有很大的不同，贞操是能交易的，在封建社会贞操是不能交易的。今天我们有了市场的体系，我们最大的好处是你在这里不贞操，可以买到别处的贞操，这是碳交易。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市场体系、市场制度、交易制度使我们今天在追求绿色的方法上创造了很多新的方法，有很多创新的方式可以使我们不断地在改善我们自身的错误的同时，追求我们未来更好地道德境界和社会的贞操。

为贞操付出的成本有没有收益？

它一定会有三个方面的收益。第一，刚才讲到来自客户方面的收益。我就讲一下房地产，在最近三年美国的房地产绿色建筑，从10%提高到将近30%。而它在绿色建筑和非绿色建筑在租金回报和销售的价格上都好于或者是比较明显地好于非绿色建筑。这就是说在客户方面你是可以得到你的回报的，这样的话来抵销一部分你的成本。

所以，我们公司去年年末全面地推行绿色战略，我们开玩笑说所有的都要戴绿帽子。我们推出任何一个绿色地产项目的同时，都要加入绿色的要求。因为会带来第一个客户方面的回报，第二个方面我们带来社会道德方面的回报。当一个企业得到了社会道德方面的肯定，你跟社会的关系会变得很融洽。而这种社会制度的相容性会让你的企业获得很大的发展空间。

有一些企业不了解，在中国越往北贞操越重要，钱越不重要。越往南钱越重要贞操越不重要。所以，你怎么平衡你的贞操和你的成本，也就是说如果你很好地按照社会道德、制度、期许去做事情，你得到大家的理解会有很多的支持。我得到信息一个企业出了问题，有一个领导问我这个企业做过什么对社会社会哪方面的好事情，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帮助他。如果他们没有做过光是赚钱、光是行贿没有办法。

第二个方面，社会制度的相容性我们得到了发展的空间。

第三，心灵上的平衡使你的生活有所改善。一个人容易得病很大因素是自己内心的矛盾是非的纠结，当你内心的矛盾纠结非常多的时候，很大的原因是来自于外部的评价和内部的行为和想法出现了冲突。所以你今天坚守着贞操，你内心平衡，当你见了佛摸了上帝的脚丫子。所以这种平衡减少了非常大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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