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6
地球的心灵是人，
人的心灵是爱。

317
肚脐是人惟一的史前遗迹。

318
山没有性别，所以山与山始终保持距离；
水都是情种，所以水与水一遇即合。

319
书法是用形象表达抽象的艺术，
音乐是用抽象表达形象的艺术。

320
人间的威信是：
大人物以威取信，小人物以信取威。

《秋色又染富春江》冯骥才作于2007年（54×78cm）

冯骥才

　　在我的写作中，这本书无论其文本格式还是写作方式，都是特立独行的一个另类。

　　出於写作的本性，我的灵感常常是一些句子。我喜欢一个崭新而漂亮的句子忽然冒出来那种感觉。无论是诗样的片断，还是哲思般的警句；全都不是思维的结果，不是苦心孤诣的营造，不是虚拟的美文；而是来自灵魂深处的一种生发，一种流泻和创造。

　　特别是夜深人静，功利心变得淡薄，生命感忽然强烈，竞争的社会渐渐远去，超时空的宇宙无边无际地展现开来，整个身心沉入一种博大又清澈的境界里。这时，我的对话者不再是百家姓中的任何一位，而换作历史、人类、人生、先辈、神、自己、大自然的四季与万千生灵……它们的形象神奇动人，我的话语自然也就变得无限美妙，通彻透明，充满灵性，好似带着天赐和神示的意味。以致过后不知道当初怎样产生的。我为自己而惊讶，也为自己迷惑不解。然而艺术中最闪亮的那部分的产生，不都是这样意外与幸运吗？写作最大的快感不正是灵性不期而至的那一瞬吗？

　　我习惯在床头、案头和椅边的桌几上放一些纸片，还有一些掌心大小的本子，用来随手记下这些忽然掠过脑袋的思想与心灵的片断。当时并没有把这当做写作。这些片段有时像小小的阵风，来无影去无踪。只要手懒不去记，它就会随风而去。事后便会有丢掉一件挺重要的东西的那种感觉。

　　它是我精神海洋的一粒粒珍珠。我称它为珍珠，是我自视为珍贵——因为它是在长久的岁月里，在生命和思想的深处一种自我酿造与生成。如果用精神的价值去掂量它，它的份量绝不亚于一本刻意的大书。而且因为它有诗的性质，故而容不得一字的多余。

　　它最初并不是为别人写的，是为自己记下来的。我没想到过出版。我只用墨水钢笔抄在一本皮子封皮的小本子上。后来，由于读到黎巴嫩的诗人纪伯伦的《先知》和印度诗人泰戈尔的《飞鸟集》，才清楚这种诗样和格言般的句子是一种极自由的文学样式，并用心待之；因使我这些精神的羽毛不至於飘散和流失。有人称这种样式的文本为散文诗，法国人拉罗什福科就称它为“箴言”。

　　曾在十五年前我以一种口袋书的形式，把手边的一些心爱的只言片语整理出来，以薄薄一本小书刊行於世，一时一些短句如“爱比被爱幸福”、“你的敌人就是你自己”、“艺术的本质是把瞬间变为永恒”等，曾被以各种形式借用和使用。但这已成为过去。此后再未结集。本世纪以来，网络盛行，随手便将这种偶然所得，陆续刊布在新浪网我的博客中。谁料竟得到网友们十分热情的关注，留下无数感言与我交流。甚至有的网友也写几句这样的诗文来回应我。有的句子写得十分优美和深刻，我是写不出来的。生命的内涵各有体验，生命的语言各有价值。我喜欢这种纯粹的心灵对话，诗的对话。但我日日忙碌，难以回复，因生出继续编印成书之想。经过反复甄选，竟有四五百则。幸运的是，我一直敬重的三联书店帮助我把这一想法化为现实。

　　为使本书更接近理想，还将近期的画作置入其间。我的画亦多缘自灵性。斯文斯画合为一体，相融相生，以期给读者更丰盈的“灵性”的感受吧。

冯骥才

　　鸡不能吃自家养的，鱼必须吃自己钓的。

　　前者的缘故是，家禽通人性，吃时下嘴难；后者的缘故是，钓鱼又吃鱼是双倍的乐趣。

　　深秋晨时，在水塘边择一幽僻处，取香饵一珠，粘于银钩之尖，悄悄下竿于苇草间。水色深碧，鱼漂明亮，尖头露出水面，显得十分灵通。漂儿连着细如发丝一般的敏感的线，再接着埋伏在香饵中锐利的钩儿。少焉，鱼漂忽的一动，通报了水底的鱼讯。这时千千万万沉心屏息，握竿勿动，待这漂儿再动两下，跟着像出水的潜水艇顶上的天线，直挺挺升起来，一直升到根部。一个生活中那种小愉快将临的关键时刻到了。手腕一抖，竿成弯弓，水里一片惊慌奔突的景象。钓者最大的乐趣也就在这短暂时刻里。倘是高手，必然不急于把鱼儿提上来，而是用欲擒故纵之法，把鱼儿在水里拉近放远，直遛得没了力气，泄了气，认了头，翻过雪白的肚子，再拉上岸来。

　　当然这鱼既不是鲤鱼草鱼，也不是武昌白鲢。惟鲫鱼，秋日里最大最肥，而且吃饵的表现，是一种极优美的“托漂”。不像鲤鱼草鱼，吃食时横扫而过，把鱼饵吞下去一拉就走，鱼漂也被一同拉入水中，这称“黑漂”。黑，就是鱼漂在水面上一下看不见了。鲫鱼吃食要文静幽雅得多，它们习惯于垂头吸食，待把鱼饵吸入口中，一抬头，鱼漂便直挺挺浮升上来，就叫做“托漂”。天下渔人，一见托漂便知是鲫鱼；一见鲫鱼心中必大喜。惟鲫鱼之味才鲜美也。

　　若钓到半斤左右鲫鱼，勿烧勿闷，勿用酱油。鱼见本色，最具鱼味。

　　我家津沽，处处有水，无水无鱼。鲫鱼是最常见的鱼，多种烹调之法中，首推如下：

　　先把鱼除鳞去肠，收拾干净。愈是银光透亮模样，则愈诱人生出烹调的快感。然后将收拾好的鱼摆在案板上，反正都用刀背轻轻拍打几下。刚钓到的鱼，尽管已把鳃片取掉，眸子仍旧闪闪发亮，时而还会扭动一下身子，把瘪嘴张成一个圆洞。鱼鲜肉紧，拍打几下，松其肉，烹煮时味道才好出来。拍打过后，放在油锅煎炸，微黄即止，取出晾在一边。

　　另取一锅烧白水。待水滚沸，投鱼入水煮将起来。待汤水见白，放入葱花，姜末，精盐，茴香豆，以及加饭酒。此中要点有三：一、必须等待汤水变白，再放作料，汤水变白，是鱼被煮透的征象。倘若鱼未煮透，作料的味道不能入鱼便被熬尽，失去作料的意义。二、上述几种作料葱姜蒜盐和料酒必须同时放入。倘若有先有后，先入者则为主，味道则必不能丰富。三、加饭酒必须是绍兴出产，防止假冒，一假全糟。这样，一煮便要十分钟，煮好即成。

　　煮好的鱼，分做一菜一汤。

　　先说菜：用一上好青花瓷盘，将鱼摆好，再把汤中的葱花嫩绿摆在银白鱼腹上作为装饰。不需再加任何作料与附料，只备一小碟老醋在旁，属于蘸用的调料。小碟应与盛鱼的青花盘配套。醋要选用山西或天津独流的老醋为佳，不要加辣。一辣遮百味。

　　再说汤：锅中鱼汤，盛入小碗，再备瓷勺一只，也应与青花盘配套。若桌布也是青白颜色，则会为这绝好汤菜更添兴味。汤中应加调味品，便是胡椒。

　　菜以醋调味，汤以胡椒调味，以示区别。然胡椒与醋，都是刺激食欲的开味品，不败鱼味，反提鱼鲜。

　　食之时，盛精米白饭一小碗。一边吃米，一边吃鱼。白米亮如珠，鱼肉软似玉，鲜美皆天然。由此可知，一切美味，皆是本味，犹如一切美色，皆是本色。故此鱼之美，胜于一切名师御厨锦绣包装也。

　　饭菜之后，便饮鱼汤。汤宜慢饮，每勺少半，徐徐入口。鱼之精华，尽在汤中。倘能从中品出山水之清纯乃至湖天颜色，不仅是美食家，亦我此汤之知音者也。

　　我生来心急怕刺，吃鱼不多，惟此样鱼，却是家常喜爱食物。一是鲜美滋味，天下无双；二是自钓自吃，自食其力，自食其果。我人生中最喜欢尝到这种成果。

　　君若有意，不妨照方一试。但别忘了，不能不钓而吃，而是先钓后吃。自钓自吃，才是此种美食之要义也。

311
人生最终只能实现一些小的愿望，
大的愿望到头来仍然是一种愿望而已。

312
我记起你调皮的目光，
我记起你说“不”字时的声音，
令我痴醉的还是因为我——
记起了你的气息。

313
商人说：“我喜欢做梦，因为它不必付钱。”
官员说：“我喜欢做梦，因为它不必负责。”
诗人说：“我喜欢做梦，因为它比我更富于想像。”

314
仿古的建筑，好比那种历史巨人的扮演者，
无论如何也无法唤起我的敬意。

315
幸福可以分享，痛苦只能个人承受。

《飞流》冯骥才作于2007年（54×78cm）

今晚报记者杜仲华     2009年11月27日  星期五

大冯与李福清 
 

大冯与王蒙参观展览 
 
 

俄罗斯油画中的中国年画 
 
 
契诃夫小说《套中人》插图 

　　初冬，金黄的秋叶尚未凋零，一泓碧水刚刚结上一层极薄的冰面，而透明的冰面下，美丽的鱼儿却游得正欢。11月18日上午，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的阶梯式共享空间中传来一阵熟悉而优雅的旋律，那是天大北洋合唱团深情演绎的俄罗斯民歌《喀秋莎》。歌声中，“心灵的桥梁——中俄文学交流国际研讨会暨中国木版年画在俄罗斯图片展”隆重揭幕。只见俄罗斯国旗上的蓝、白、红，中国国旗上的红、黄颜色的气球腾空而起，聚拢在共享空间顶部的天窗上。精妙的创意，融洽的氛围，令在场的中俄嘉宾个个喜形于色。

　　开幕式的另一特色是，虽为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却毫无语言障碍：无论是活动的灵魂人物、妙语连珠的冯骥才，还是器宇轩昂的俄罗斯驻华使馆公使，致辞中一律是流利的中文，可以说，从心灵到语言，两国的作家学者早就息息相通了。

　　进入展厅，像文物一般密封于玻璃柜中各个时期的俄罗斯文学著作的中译本；普希金、托尔斯泰、契诃夫、屠格涅夫等文学巨匠的自画像和小雕塑；中国翻译家的图片和译作目录；以及俄罗斯收藏的中国民间木版年画，犹如一条漫长的历史长河，汩汩流过人们的心田……在中俄关系风云变幻的60年里，文化和文学的交流或许从未停止过。这样一个涉外的、深入的、大信息量的文化交流活动，或许也只有大冯堪当重任。在活动现场，最引人注目的还有一个人，他就是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著名汉学家李福清。他面色红润、银发银须，年届七旬仍精神矍铄，清瘦的身躯里仿佛蕴藏着巨大的热情和能量。谈起大冯与李福清相识相交的缘分，还需从大冯青年时代迷恋俄罗斯文学开始。

初恋时，迷上屠格涅夫的小说《初恋》

　　大冯说，世界文学对他影响最大的，一是法国文学，二是俄罗斯文学。法国作家中，巴尔扎克批判现实主义的深刻性和冷峻性，对社会观察的严谨和锐利；罗曼·罗兰作品中洋溢着的艺术气质，如以贝多芬为原型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都曾令他着迷。俄罗斯作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契诃夫和屠格涅夫。“你从我的文字中可以找到屠格涅夫和契诃夫的一些东西，”大冯说，“比如我的散文就特别受到他们的影响，有一种唯美的伤感的气质；还有两人作品中的景物描写、文字中的画面感，以及契诃夫的那种灵动、灵透，对小人物命运的关怀，对自我灵魂的拷问（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亦然）等。”

　　青年时代的大冯，在学画过程中深感中国画中的题跋学问很大，没有一定的古典文学修养是不行的，因此曾向著名学者吴玉如先生严格学习古文，并受益匪浅。后来他又结识了另一位学者张赣生。张收藏了大量古今中外文学名著，大冯从他手中借到的第一本外国文学作品即巴金的夫人萧珊翻译的普希金中短篇小说集。至今，大冯仍对小说集中五个短篇、六个中篇的篇名倒背如流。其中，与普希金的《阿霞》篇名相近的，他还能举出《阿列霞》、《阿依霞》，令人不禁惊叹他的记忆力之好。“我读到的屠格涅夫的第一篇小说是《初恋》，那也正是我初恋的时候，当时20来岁正处于人生的梦幻期，情感丰富，充满美好憧憬，一看就被感动了；而且他的语言太优美了，我认为是所有西方作家中文字最优美的。萧珊的文笔又特别好，翻成中文仍是经典。当时我是天津篮球队队员，别人打球打累了，回到宿舍倒头便呼呼大睡，我就在灯下大读外国小说。《普希金抒情诗集》、他的中篇《上尉的女儿》、长诗《青铜骑士》全看完了，然后看果戈理的《死魂灵》、《莱蒙托夫诗集》……不光借书，我还把每位作家的书都买齐了，仅托尔斯泰的作品，我就收藏了郭沫若、高植、董秋思、草婴的四种译本！”

　　尤令大冯难忘的是，“文革”抄家时，他珍藏的大部分书籍都被付之一炬，只有一本《石榴石手镯》封皮被撕破，他偷偷捡起，把自己的破旧蓝布衣服剪了，做成硬壳的蓝布书皮，陪伴他度过了无书可读的岁月。

《致大海》，让他与李福清成为挚友

　　1981年的一天，大冯接到天津外办通知：一位俄罗斯学者想见他，此人便是俄罗斯著名汉学家李福清。正是他与汉学家索罗金等，将大冯的小说《啊》、《铺花的歧路》翻成俄文，在俄罗斯文坛产生了很大反响。聊到俄罗斯文学，李福清问：你熟悉俄罗斯的作家和作品吗？大冯笑了，说，我给你背首诗吧：“再见吧，自由的元素，最后一次了，你在我面前闪烁着骄傲的容光……”从头到尾，他一口气朗读完普希金的长诗《致大海》，把李福清惊呆了。

　　从此，大冯和李福清成了挚友。

　　1982年，大冯的一个重要短篇《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被李福清译成俄文。当时苏联尚未解体，还受传统文艺观的影响，所以有人大惑不解地问：“这是中国的小说吗？这不是法国小说吗！”《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作者瓦西里耶夫看罢大冯的小说《啊》后，也十分感动：“冯对人物内心痛苦和欢乐的关注深深打动了我，请代我向他表示敬意！”其后，李福清先后编辑出版了大冯和王蒙的小说集，发行量高达数万册，以至“苏联情结”很深的王蒙，曾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我的读者在俄罗斯！”

　　“李福清的汉学研究非常罕见，他能用中文撰写研究中国文化的书籍，写过一本研究中国武圣人关公的书、一本论述中国古典小说与民间传说神话关系的专著。李福清还一直在做我的研究。我们俩熟到何种程度，我可以给你讲个小故事……”

　　有一次，李福清前往德国科隆探访老友、德国汉学家马汉茂。马汉茂说，你就住在我家吧，然后交给他一把钥匙，告诉了他详细地址。李福清人生地不熟，好不容易在一条老街上找到马汉茂的家，又怕门牌号码记错，有些犹豫不决。试着把钥匙插进去，一拧门就开了，但仍怕万一进错了门，岂不是私闯民宅了？所以，他开了灯，先站在门口朝屋内巡视了一遍。忽然，他眼前一亮，一块悬着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原来，他在书桌上发现了一张大冯的照片（马汉茂也是大冯的朋友）。后来，他将这件事告诉了大冯：“你救了我一次！”

一年时间，打开百年中俄文化交流画卷

　　在“心灵的桥梁”——中俄文学学术研讨会上，以翻译俄罗斯文学著称的翻译家、画家高莽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你现在可能不理解他（大冯），等他百年之后就会明白他的价值和意义。将中国与外国、古代与现代、经典与民间、文学与艺术全都弄通的人，很难再找到第二个了。随便一个领域，例如中俄文学交流，本来不是他研究的主要领域，然而他的研究却比别人深入得多。”

　　的确，这似乎不是他的事，却只有他能干得这么好。

　　首先是他对俄罗斯文学从痴迷到理性的思考：“想起俄罗斯，就会想起茫茫大草原，想起散发着松脂气息的原始森林和原野上的白桦树，想起那些优美又有几分忧伤的民歌，想起俄罗斯作家对生活、对大地和人民的热爱，对真善美和假丑恶的鲜明立场，还有独特的文学气质、语言、风格、手法，都对我们产生了深刻影响。”

　　其次，在新时期中国文学中，首先被介绍到俄罗斯的也是他的作品。除了李福清，俄罗斯已有四代人研究和翻译他的作品，被译成俄文的多达23部，如司格林翻译了他的《俗世奇人》，这本书目前已有了汉俄对照本；他的《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已被选入莫斯科大学的教科书；远东文学研究所的阿比洛娃，则是专门研究他的学者，撰写过很多学术文章……此次研讨会上，圣彼得堡一位大学教授说：“一个好的作家应有两种基本素质：第一必须写人类共有的情感；第二必须具有本国的文化特色。冯先生二者兼备了，现在又站到中俄文学交流的前沿上，所以我们特别高兴。”

　　为勾勒中俄文学的百年历史，大冯用了整整一年时间，搜集整理各个历史时期俄罗斯文学名著的中译本，从一百年前中国最早的翻译家林纾翻译的三本托尔斯泰小说，到“五四”时期鲁迅、郭沫若、巴金、茅盾、老舍等翻译的苏俄文学作品，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青年近卫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毁灭》、《铁流》、《静静的顿河》等。大冯对名作家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意义尤为赞赏：“这一批作家，一手拿笔写作，一手从别国的思想武库中提取精华介绍给国人，以改造国民的精神素质，唤起时代进步的要求。因此，这不是出于商业卖点的引进，而是先进思想的引进。所以我一直强调文学翻译要发扬两个传统：精神的传统和经典的传统，外国的经典翻成中文后，也要成为中文的经典。”

　　在展出的俄罗斯文学版本中，既有上世纪初出版、纸页已残缺泛黄的小开本，也有近年来出版的精装豪华本，其中许多是破天荒从市图书馆借出的孤本、善本，加上大冯自己的收藏，弥足珍贵。除文学版本外，展览中还可看到普希金、屠格涅夫、果戈理、托尔斯泰、莱蒙托夫、马雅可夫斯基等文学巨匠在自己手稿上所做的插图。作家会画画，这是俄罗斯文坛的一个有趣现象，令人不禁感慨：俄罗斯不愧为一个艺术的国度！

“洋学者”加入中国年画抢救工程

　　1900年前后，俄罗斯出了一位汉学泰斗阿理克·谢耶夫。当中国人尚未认识年画这种“岁时饰品文化”的价值时，他已将其当作珍贵民间艺术研究和收藏了。1907年，他与法国汉学家沙畹来华考察，到天津杨柳青购买了大量木版年画。他一生中共收藏了三千余幅中国木版年画，并于1910年在圣彼得堡举办了世界上首次中国木版年画展。本次展览中，记者看到好几幅俄罗斯油画，有人物，有静物，画的背景都有一幅中国木版年画。还有两幅俄国版画，描绘的是当年俄罗斯画贩子背着中国年画到处兜售的情景。2003年大冯访俄时，曾亲临圣彼得堡国家地理学会及冬宫、阿尔米塔什博物馆中，参观这些中国年画。令他惊叹的是，其中80%是杨柳青年画，不少是在国内都已绝迹的！

　　从2002年开始，由大冯主持的“中国木版年画普查与抢救项目”，在完成了杨柳青、桃花坞、杨家埠、绵竹等卷的出版后，又将目光转向海外收藏年画最多的国度俄罗斯，而挑大梁的角色自然非李福清莫属。

　　李福清是已故汉学家阿理克·谢耶夫的学生，是大冯的文学翻译，又是中国年画的研究专家，在中国民协的资助下，他花费了两年时间，从俄罗斯27个博物馆中甄选了600幅中国年画，全部拍照下来，送到天大冯骥才研究院进一步筛选，编辑成《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俄罗斯卷》，还特别撰写了一篇8万字的文章，概述了中国年画在俄罗斯的收藏和研究过程。

　　“为什么搜集、研究中国年画最地道的竟然是俄国人呢？如果说中俄地理位置接近，为什么我们无人研究俄国的民间版画、日本的浮士绘、韩国的民间陶瓷和印尼的皮影？除去已故的年画专家王树村外，我们基本上没有新一代研究年画的专家！对待文化遗产，最要紧的一是无功利之心，二是有责任感，还得是性情中人，可这样的人到哪儿去找呢？”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大冯才把《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俄罗斯卷》的编撰任务交给了“洋人”李福清，因为他相信一个人与一个地方是有缘分的，倘若无缘，失之交臂，倘若有缘，万里相牵！

文章来源：http://www.jwb.com.cn/jwb/html/2009-11/27/content_413143.htm
 
 

2009.11.24  星期二

　　今晚报讯（记者高丽）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组织编纂的《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俄罗斯藏品卷》，近日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该书是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重要成果，其编纂历时三年多，包括13万文字以及从俄罗斯现藏的中国木版年画中精选出的十分之一数量的年画图片，是对俄藏中国木版年画的首次全面性整理与披露。今年适逢中俄建交60周年，这部书的出版，凝聚了中俄民间文化学者多年的心血，是为中俄文化友好交流献上的一份厚礼。

　　俄罗斯是中国以外收藏中国木版年画最多的国家，据统计，其藏量达六千多幅，分布在俄罗斯数十座公立博物馆和一些私人收藏家手中，是一笔巨大的文化遗产。这些古版年画绝大多数在中国本土已经绝迹，属于孤品，其价值无可估量。俄罗斯还是世界上最早系统研究中国年画的国家，其对中国年画的关注与收藏可上溯至晚清时期。俄罗斯著名汉学家阿理克（1881年-1951年）是这股“年画热”的重要推动者。20世纪初，阿理克多次来华考察，游历大江南北，先后购买了3000幅年画。1910年，他在圣彼得堡皇家地理学会举办了世界上第一次中国年画展，发表了第一篇年画研究论文。此后的一个世纪里，俄罗斯学者一直把年画作为中国文化的研究对象和破解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切入点，高水准的论文和专著层出不穷。

　　《俄罗斯藏品卷》是《中国木版年画集成》系列工程的最新成果。《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组织全国各年画产地相关人士和国内权威学者共同从事的一项文化工程，是文化部资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果之一，从2002年开始启动，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统筹，共21卷。

　　《俄罗斯藏品卷》是出版的第11卷，也是最有分量的卷本之一，由冯骥才总策划，由俄罗斯著名汉学家、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李福清担任分卷主编，先后历时三年多，承俄罗斯二十余家博物馆的鼎力支持，甄选出俄藏中国木版年画数百幅，绝大部分是在中国本土难以见到的孤本与珍品，在我国尚属首次出版。李福清院士还撰写了八万余字的论文《中国木版年画在俄罗斯》，详细介绍了百余年来俄罗斯收藏与研究中国年画的历史，极具史料与学术价值。因此，此书无论图文，都是首次对俄藏中国木版年画进行的全面性挖掘、整理与披露。

文章来源：http://www.jwb.com.cn/jwb/html/2009-11/24/content_411492.htm
 
 

今晚报记者高丽    2009.11.23  星期一

　　正在举办的“中国木版年画在俄罗斯”展览，展出了大量历史久远的杨柳青年画图案，很多观众都惊叹第一次见识到100多年前杨柳青年画的本来面目。作为一名俄罗斯的汉学家，李福清置身展览之中却倍感亲切，可以这样说，他见过的中国木版年画的图案数量连我们的许多专家都比不上。

　　这位专注于中国民间文化研究领域的俄罗斯学者，为寻访中国木版年画走遍12个国家的大小图书馆，见过各式图案超过万张。他的足迹就是一幅流散在海外的中国木版年画分布图。

　　李福清的汉语十分流利。他说：“中国读者大概有些奇怪，为什么俄罗斯藏有大量中国木版年画？中国年画专家与爱好者知道，日本藏较多18世纪苏州民间版画，西欧也藏一些，而俄罗斯所藏大部分为晚清年画，大约有六千幅。因为俄国主要与中国北部发生联系，所以收藏最多的是杨柳青年画。”

　　李福清指着展出的一幅图片说，这是当时俄罗斯中产阶级的画像，人物的背景就出现了中国年画宝瓶和龙这样的吉祥图案，说明中国的年画当时已经进入到其他国家的人们的生活中，且大受欢迎。

　　李福清告诉记者俄罗斯最早出现中国木版年画是在1896年至1897年间，当时俄罗斯植物学家科马罗夫去中国东北调查那里的植物，看到市场上的年画，认为是了解中国民间文化的好材料，就开始大量购买。

　　1897年，他在地理学会汇报中国东北植物调查成果时展览了这些年画，但来听讲座的汉学家对此毫无兴趣，倒是学中文的一年级大学生阿理克觉得其中一幅年画是那样美丽。这位阿理克就是后来李福清的大学老师。

　　李福清说：“1906年，阿理克来北京进修，马上开始买年画，在三年内搜集了近3000幅晚清年画。阿理克回国后，于1910年在圣彼得堡皇家地理学会举办了世界上第一次中国年画展，发表了世界上第一篇研究中国年画的文章。他不是艺术学家，但是他从文化学的角度，将其视为中国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标志物。”

　　阿理克去世后，李福清继续老师的研究方向，1966年帮助阿理克的女儿完成了“年画论文集”的出版。1990年，李福清在北京出版了自己主编的《苏联藏中国民间年画珍品集》。

　　李福清说，最高兴的事就是受冯骥才委托编写《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俄罗斯藏品卷》。他说：“我是冯骥才作品的俄文翻译者，翻译过他的小说《啊》和《冯骥才中短篇小说选》。他的作品在俄罗斯很受欢迎。”

　　接下去李福清还要着手中国四大名著与年画关系的专题研究，他说：“我粗略统计一下，仅一部《三国演义》就有500多种相关年画。文学与年画的联系十分密切，这也是我的老师阿理克曾经立志要完成的事情，所以我会继续这项工作。”
 

文章来源：http://www.jwb.com.cn/jwb/html/2009-11/23/content_411095.htm
 

今晚报记者高丽    2009.11.21  星期六

　　“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版本展”昨天在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与观众见面，展览收集了近八百种俄罗斯文学的译本。举办这个展览，冯骥才倾注了深厚感情。

优秀译本已成中国文学一部分

　　“在顿河上游，战后的第一个春天显得特别爽朗、特别蓬勃。3月底，从亚速海一带吹来暖洋洋的春风，吹了两天两夜，可以把顿河两岸的沙滩清清楚楚地显露出来……”这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俄罗斯作家肖洛霍夫写作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的开场白，由翻译家草婴1957年译成中文出版。

　　冯骥才对翻译家的文字极为推崇，特别将大树书屋收藏的这本书打开进行陈列，透过展台的玻璃，冯骥才又一次轻声朗读起来。“文字多么优美，好比一幅油彩画卷展现在读者的眼前，可以说经过一代代翻译家的努力，一些优秀的译本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

不识外文的大翻译家

　　“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版本展”的第一个空间是“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分期史”。通过实物、图片和文字介绍，讲述了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源远流长。

　　其中最值得观众一看的是“中国翻译第一人”林纾翻译的托尔斯泰的早期译本，这几部藏品来自天津图书馆馆藏书目，是首次以展览的形式与观众见面。

　　令人惊奇的是，翻译了这么多著作的林纾竟然对外语一窍不通。“他是与别人合作，由别人读原文，口译出内容，他再笔录出汉文。”冯骥才评说林纾是一位令世人惊叹的不识外文的大翻译家。

展览中与俄罗斯文豪“谋面”

　　徜徉于第二个空间“俄罗斯作家展”，观众将会与神交已久的俄罗斯文豪普希金、托尔斯泰、莱蒙托夫、契诃夫、屠格涅夫、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马雅可夫斯基、高尔基以及诺贝尔奖得主肖洛霍夫等人“谋面”。

　　“展览通过他们的肖像、手稿、绘画、作品插图、故居、墓地等充满作家个人气息与情感的照片与雕塑、书籍等实物，还原出这些伟大的灵魂所诞生的土壤与来自他们的不朽篇章。”

　　冯骥才说，通过展览，观众可以感受到一代代中国作家从苏俄文学中吸取民主和改革的思想以及现实主义的精神，以及他们在中国社会进程中起到的积极推动作用。

作家与翻译家好像一个人

　　第三个空间是“中国翻译家展”。这部分空间真正体现了冯骥才办展的理念“文学是精神与心灵的桥梁，这桥是翻译家搭建起来的”。巴金、萧珊、草婴、汝龙、高莽这些当代翻译家都以其不可复制的独特性，创造了在中国“一个作家对应着一个翻译家”的翻译神话。

　　“汝龙和契诃夫，草婴和托尔斯泰，他们好像是一个人，让人错觉他们的译笔就是原文，这些译本就是那些异国的大师用中文写的。”冯骥才感慨正是翻译家的生花妙笔，滋养了中国几代的作家与文学爱好者。“我自己就是在读了萧珊的译本《初恋》后，开始迷上了这个国家的文学与艺术……”

　　此次活动由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天津市图书馆、今晚传媒集团共同主办。展览展期为十天。

文章来源：http://www.jwb.com.cn/jwb/html/2009-11/21/content_410315.htm
 
 

2009.11.20   星期五

　　今晚报讯（记者高丽）由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天津市图书馆、今晚传媒集团共同主办的“心灵的桥梁·中俄文学交流计划”国际学术研讨会昨天圆满闭幕。两天的时间里，中俄两国学者聚会在一起，就“俄罗斯文学在中国”与“中国文学在俄罗斯”两大专题展开深入广泛的学术研讨，共同回顾与总结两国文化交流历史，期盼双方文化交流继续发展的美好未来。

　　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学院新落成的大树书屋中进行，来自俄罗斯的汉学家司格林、李福清、巴韦金、维诺格拉多娃等与中国学者冯骥才、王蒙、高莽、曹元勇、周力民、阎国栋等，相聚在冬日的津城，畅所欲言，共同感受文学的温暖。

文学在中俄间架起心灵之桥

　　冯骥才在论坛发言中说，纪念历史最好的方式是重温历史，中俄建交已是长长一个甲子，文学在两个民族心灵之间架起了一座理解之桥、融通之桥、未来之桥。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奠基者的鲁迅、郭沫若、巴金、茅盾等都是俄苏文学的翻译者和积极推广者。经过他们的努力，许多俄罗斯经典作品为中国读者所熟知，对中国文学和社会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经过一代代汉学家的努力，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诗经》、唐诗宋词、《聊斋》以及现代作家鲁迅、老舍，当代作家王蒙、冯骥才、贾平凹等人的作品也源源不断地输入俄罗斯。两国的友好往来经由文学的纽带、心灵的桥梁联系得更紧密了。

　　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著名作家王蒙对俄罗斯文化有着特殊的情结，他在发言中认为，对俄苏文学作品的翻译已经属于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作品中所体现的对社会的责任与批判精神影响了一代读者的成长，对中国社会、历史思潮所产生的影响不可低估。

　　俄汉学家李福清、司格林，中国翻译家高莽等在论坛上也纷纷发言，对冯骥才在中俄建交60周年之际，以极大热情组织召开此次学术论坛给予高度赞赏，称赞这是对一个世纪以来中俄文学交流进行的一次深入总结，将对推动双方的文化交流产生深远影响。

展览再现中俄文化交流历史

　　论坛期间，《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俄罗斯藏品卷》也首次亮相。该书由冯骥才总策划，俄罗斯著名汉学家、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李福清担任主编，其中收集的多为中国本土难以见到的孤本与珍品，在我国是首次出版。该书是中国民间文化抢救工程的重要成果，其编纂历时3年多，包括13万文字、数百幅精选图片，是对俄藏中国木版年画的首次全面性整理与披露。据统计，中国木版年画在俄罗斯的藏量达6000多幅，分布在数十座公立博物馆和一些私人收藏家手中，是一笔巨大的文化遗产。

　　另外，此次学术论坛精心筹备“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版本展”和“中国木版年画在俄罗斯”两项展览于今天开始接待观众，展期为十天。

文章来源：http://www.jwb.com.cn/jwb/html/2009-11/20/content_409955.htm
 
 

今晚报记者 高丽    2009.11.19  星期四

 
俄国文学界、艺术界对这次活动非常重视 
 

 
不少上年岁的人曾是俄国文学作品的忠实读者。本组照片由今晚报记者 左 山摄 

　　冯骥才对记者说，如果有朋友问，去一个国家应该先看看哪些书，我会告诉他是这两种书：一种是旅游手册，防迷路；另一种就是小说，要看上两三本，熟悉那里的人、进入他们中间乃至更深。

　　作为当代著名作家，冯骥才的作品在俄罗斯拥有广泛的影响，他不遗余力地为推动中俄文化交流做了许多有意义的事情。昨天下午，由他投入极大热情组织主办、在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举行的“心灵的桥梁·中俄文学交流计划”学术论坛上，冯骥才在发言中提出，“在国家与民族的交往中，文学是一座桥梁，这桥梁是架在心灵上的，文学交流称得上是心灵的交流。翻译家是了不起的，他们是文化交流桥梁的搭建者。”

翻译者要有精神追求

　　冯骥才回顾中俄文学交流与发展历史，特别提到“五四”时期中国知识界翻译了大量苏俄文学名著，像鲁迅、茅盾、巴金、郭沫若、胡适等，那个时代学贯中西的中国作家，一支笔在写作的同时，还在用另一支笔将俄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经典作品作为思想武器搬到中国来。

　　“中国知识界对俄罗斯文学、民族思想和人道精神以及作家的社会责任，抱以极大热情，李大钊、田汉、茅盾等都是俄罗斯文学积极的引荐者。俄罗斯文学是经过这些文学大家之手，才令人倍加瞩目地走进中国。”

　　明天“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版本展”将在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对公众开放。观众会在展览上看到这样一本书，是1945年由徐迟翻译的《青年托尔斯泰》，这本书当时是在重庆出版的。

　　“因为局势混乱，我们可以看到书的纸张都是发黑的，但其中的精神却闪烁着光芒。当时没有出版社愿意出钱做这件事，但翻译者不愿放弃自己追求的理想，自己筹钱出版了这本书。虽然只是一本很薄的册子，却体现了那个时代翻译者的精神追求。”

知识分子不该是一种职业

　　冯骥才认为，知识分子不该是一种职业，应该永远纯洁地站在文化的前沿。“翻译需要很高的境界，作家需要研究人与社会，而翻译家更要研究译本的作者，将作者与作品放在一起，才是一部翻译作品，因此翻译家是很了不起的。就像读法国文学，我们就要看傅雷的译本；读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小说，那些灵透的短句式只属于翻译家汝龙先生。还有翻译家草婴先生，是他将托尔斯泰的作品介绍到了中国，并成为译本中的经典。应该这样说，译本也有经典，也有不可企及的高度。”

　　谈到中国文学翻译事业今后的发展，冯骥才最担心文学翻译被职业化，他说：“现在很多的出版社一听说哪个国家的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就会迅速将作品拿来，然后把文章切成几段，找来几个人去翻译，会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搞出一个中译本。这是对作家作品的糟蹋，也是对我们文学的糟蹋。回顾以往，有的文学大家为了一部作品，甚至会耗费掉他们一生的力量。”

　　冯骥才希望翻译界能够继续坚持文化大家们所追求的“精神与经典”并重的传统，只有这样，文学翻译才不会离开文学本身。

文章来源：http://www.jwb.com.cn/jwb/html/2009-11/19/content_409468.htm

2009.11.18   星期三
 

　　今晚报讯（记者高丽）为纪念中俄建交60周年，“心灵的桥梁·中俄文学交流计划”活动今天上午在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举行。本次交流活动将学术论坛与艺术展览融合在一起，在中俄专家学者就中俄文化交流进行研究的同时，学院二楼展厅推出的“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版本展”和“中国木版年画在俄罗斯”，将让更多的观众有机会和学者们一起感受中俄文化交流磅礴而深刻的历史足迹。

　　荟萃了优秀的中国翻译家、俄罗斯汉学家以及众多学者、作家、评论家的学术论坛，在今明两天的时间里就“俄罗斯文学在中国”与“中国文学在俄罗斯”两大专题进行深入而广泛的交流。记者了解到，包括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著名汉学家李福清等在内的28位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研究学者已提交了自己的论文。

众多“孤品”展示在中国的俄文化

　　凝结了主办方心血的“心灵的桥梁·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版本展”在研讨会举行的同时与大家见面。为办好此次展览，学院调集了天津图书馆、天津市文联及私人收藏的力量，收集了近百年来各个时期1000种俄罗斯文学的译本，其中很多珍贵的版本来自天津图书馆的善本书库，是封存多年后第一次集中对外展示。

　　展览包括了“中国翻译第一人”林纾翻译的托尔斯泰的早期译本，还有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胡适等人翻译的俄罗斯文学名著的版本。不少版本是世上仅存的“孤品”。展览分三部分，一是俄罗斯文学中译版本史；二是俄罗斯文学经典作家的中译本，包括普希金、托尔斯泰、契诃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等；三是中国的翻译家，包括林纾、巴金和萧珊、汝龙、草婴、高莽等翻译大家。

木版年画再现两国紧密文化交流

　　“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版本展”还表现出中俄文学之间的双向交流，特别推出的“中国文学在俄罗斯”将一批承前启后的俄罗斯汉学家们的辛勤耕耘呈现给观众，这些汉学家们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经典篇章《诗经》、唐诗宋词、《聊斋》以及现代作家鲁迅、老舍，当代作家王蒙、冯骥才、贾平凹等人的作品源源不断地输入俄罗斯，两个大国之间的友好往来经由文学的纽带、心灵的桥梁，联系得更加密切。

　　“中国木版年画在俄罗斯”也是本次文学交流推出的又一重要展览，因为在中俄两国历史久远的文化交流中，年画是一个奇特的亮点。世界上最早的中国木版年画展和学术讲座是1910年在圣彼得堡举行的，历史上最早进行年画研究的是俄罗斯汉学泰斗阿理克谢耶夫院士。本次展览上由俄罗斯收藏的中国木版年画将以图片的形式首次展示给观众，大家可以领略到100多年前中国木版年画的“真实面目”。

　　本次活动由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天津市图书馆、今晚传媒集团共同主办。两大展览将于本月20日起接待观众，展期为十天，观众凭身份证、学生证免费参观，时间为10：00至16：00。
 
 
文章来源：http://www.jwb.com.cn/jwb/html/2009-11/18/content_408984.htm

冯骥才

滩头造纸削竹皮

　　随着隆回县委书记钟一凡乘车渐渐进入一片山林。湘木都像吃过激素一样，极其茂盛，车外边的树色把车厢照绿；青竹散发的清彻的气息已经充满我的肺叶。再看，四面的车窗全是画儿了。我问钟书记：“你要把我带到哪儿去？”他笑了笑，不答。从他脸上的自信与得意可以读出，他一准会叫我惊喜的。就像昨天他把我导入那条名叫荷香桥的古街上。不仅许多老作坊是“活着”的，连出售的布鞋、油灯、首饰、纸笔，都是老样子，说明镇上的人还在使用这些东西。我称那条罕见的老街是“时光隧道”。这位书记怎么能把那条“破烂”的街看成了宝贝？如果在大城市里不早叫那些挂着“博士”头衔的官员们一声令下，给推土机一夜之间夷平？

　　马上要去的，又是一条时光隧道吗？

　　车子在一个小小的山口停住。不远的前边，一个新奇的场面把我吸引过去。山脚下一块平地上，几位山民在削竹皮，一棵棵刚砍下的修长而湛绿的“仔竹”，被放在三棵竹杆捆成的三脚架上，山民们手执月牙般的弯刀，削竹皮的动作老练又畅快。被刮去竹衣的竹杆露出雪白的“身躯”。不等我问，钟书记就引我去看屋外一个个方形的水池，雪白的竹杆一排排躺卧其中。我忽有所悟，便问钟书记：“是不是造纸？”

　　钟书记眉毛一扬：“你怎么知道？”

　　我说：“别忘了你们的《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滩头卷》是我终审的。那卷书上有一节专门介绍滩头年画使用自造的土纸，而且说你们这里至今还保持着从砍竹、沤料、抄纸和焙纸的全部流程与技艺，我正想看看你们的手工抄纸呢。现在原原本本的手工抄纸已经非常罕见了。”

　　谁料我这几句话使钟书记更加得意。他引我往山上走，走不多路就钻进一间石头搭建的作坊里。这作坊正是抄纸房。十多平米的空间里，一边是踩料凼，一边是纸槽和木榨。原始的工具粗糙和简单得不可思议。所谓踩料，无非是把石灰沤过的碎竹倒进凼中，凼中斜放着一块竹笆，山民们靠着赤脚踩住料，用力在竹笆上磨擦，将料踩成泥状。可是光着脚和快如刀刃的竹片硬磨，不是很容易把脚划破吗？

　　下边的工序便是抄纸。抄纸看似容易。将泥状的料置入石质的水槽里扰匀，然后用一种细竹条编织的盘子在槽里一抄再一荡，提出来，翻过来一扣，便是一张薄如蝉翼的纸坯。一张张湿漉漉的纸坯叠在一起，直至千张，使木榨轧干水份，然后送到焙屋里，揭开烘干。于是，可写可画、金色的竹纸就诞生了。我问道：“纸坯这么薄，相互不很容易粘在一起吗？”

　　钟书记从身旁拿了一片绿叶给我。经问方知，原是当地野生的胡淑叶，用水煮后放入纸槽中，可使纸浆润滑，抄出来的纸坯彼此绝对不粘，当地人称之为滑叶。

　　奇怪，这滑叶的功效当初是怎么知道的？这就不能不佩服先人、古人了！

　　“可是——”我又问“木榨这么重，又使这么大劲儿，上千张纸紧紧轧在一起后，又怎么一张张揭开呢？从哪里来揭呢？”

　　我这问题竟然引出一则民间传说。钟书记说当地抄纸的人自古都知道一个神话传说：

　　一天抄纸房里人们正忙，忽然一位过路的老人进来讨茶讨烟。一个年轻人嫌这老人碍手碍脚，不给他烟和茶，轰他走，谁料这老人走后，榨好的纸成了一个大坨子。人们感到纳闷儿，怎么会忽然揭不开呢？于是开始疑惑，刚才那老人别是一位过路的神仙吧，待人家不客气，人家不高兴，施个法，纸就揭不开了呗！于是大家跑出去找那老人。找到后，让茶让烟，老人喝足茶抽足烟，站起身只说了一句话：“去揭靠挨身子那个右角吧！”说罢扬长而去。经老人指点，回去一揭靠身子的右角，果然一张张纸轻易地揭开了。由此，滩头的手抄纸都是揭右下角，别的角是揭不开的。为什么呢？科学的道理没人问；这个含着尊老敬老的那个美丽的传说，却一直在坊间随同抄纸的手艺代代相传。

　　上边这个传说只是众多的版本之一。传说是广泛活着的生命。往往同一个故事，在不同人嘴里说出来会大不一样。可是传说中那个化身为老人的神仙，却有名有姓，叫做李佑。仙人李佑的故事个个生动有趣，并且都与造纸有关。沤料、踩料、抄纸的几个关键性诀窍也全有李仙人的影子。传说正是由於这位仙人护佑，滩头造纸踩料时从没有划破脚的事情。可这位李佑的名字又是从哪儿来的呢？不得而知。这是滩头造纸的秘密，也是它的文化。

　　若说滩头的造纸文化可以追溯到隋代。及至元代此地已是长江以南的造纸中心。抗日战争期间，舶来纸的运输渠道不畅，国内用纸一时皆仰手土纸。滩头的纸作坊竟达到两千余家。如今，随着造纸的现代化和全球化，手工土纸衰落下来。中华大地上许多土纸作坊转瞬即逝，已经鲜见原真的手抄土纸了。然而，湘中这块大地的深处却奇迹般地“收藏”这种原版的古老技艺。从原材料、工艺、程序，乃至相关传说都一丝不苟、郁郁葱葱地存活着。据说明代《天工开物》中记载着南方造纸的流程与方法，竟与今天滩头这里的手工抄纸不差分毫。这不是活化石、活的历史博物馆、活的文化生命吗？

　　回到镇里，人们铺开这种土纸，叫我题字。金黄的土纸上边刷了一道本地峡山口的一种石粉，其色泽在瓷白中微微泛青，宛如天青，十分优雅。待锋毫触纸，如指尖触到温润的肌肤，微觉弹性，那感觉异常美妙。我开玩笑说：“这纸很性感。”在写字作画时，好笔好纸都会帮忙。写在这土纸上的字，竟分外显出饱满厚重，畅而不燥，笔痕墨迹，自生韵味，使我自己也十分满意。瞧着这纸，我忽想该为这珍罕的遗产做点什么吧。我叫一声：“钟书记——”。

　　钟书记笑嘻嘻说：“我知道你想什么。我们已经开始对滩头造纸做普查。文化档案和数据库年底可以立起来。而我们已经有了一个保护方案，一会儿向你请教。”

　　我笑道：“你已经是专家了。”同时心想如果每个遗产都有这样一位懂文化、堪称知己的官员，我们还会焦急和发愁吗？

306
在废弃已久的港湾回荡的风里，
我依然能听那遥远的告别时的呼叫。

307
使一个人富有容易，使他文明却很难。

308
残废的肢体，需要双倍健全的心灵来补偿。

309
只有音乐能使情绪成形，
只有绘画能使音乐停住。

310
模仿不是一种存在方式，只是一种过分崇拜的延伸。

《鸟儿们的驿站》冯骥才作于2007年（54×78cm）

冯骥才

给古树保护神敬烟

花瑶的姑娘们

　　不管雨里的山路多湿滑，不管不断有人说“你别把冯先生扯倒”，老后还是紧抓着我的手往山上拉，恨不得一下子把我拉到山顶，拉进那个花团锦簇的瑶乡。这个瑶乡有个可以入诗的名字：花瑶。

　　花瑶，得名于这个古老的瑶族分支对衣装美的崇尚。然而，隆回县政府为花瑶正式定名却是上世纪末的事。这和老后不无关系。

　　老后是人们对他的昵称。他本名叫刘启后。一位从摄影家跨越到民间文化保护领域的殉道者。我之所以用“殉道者”，不用“志愿者”这个词儿。是因为志愿多是一时一事，殉道则要付出终生。为了不让被声光化电包围着的现代社会，忘掉这个深藏在大山深处的原生态的部落。二十多年来，他从几百里以外的长沙奔波到这里，来来回回已经二百多次，有八九个春节是在瑶寨里度过的，家里存折的钱早叫他折腾光了。也许世人并不知道老后何许人，但居住在这虎形山上的六千多花瑶人却都识得这个背着相机、又矮又壮、满头花发的汉族汉子，而且没人把他当做外乡人。花瑶人还知道他们的“鸣哇山歌”和“桃花刺绣”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老后是有功之臣，他多年收集到的大量的花瑶民歌和桃花图案派上了大用场！记得前年，老后跑到天津来找我，提着沉甸甸一书包照片。当时他从包里掏出照片的感觉极是奇异，好像忽然一团团火热而美丽的精灵往外窜。原来照片上全是花瑶。那种闪烁在山野与田间的红黄相间火辣辣的圆帽与缤纷而抢眼的衣衫，还有种种奇风异俗，都是在别的地方决见不到的。我还注意到一种神秘的“女儿箱”的照片。女儿箱是花瑶妇女收藏自己当年陪嫁的花裙的箱子，花裙则是花瑶女子做姑娘时精心绣制的，针针倾注对爱情灿烂的向往，件件华美无比。它通常秘不示人，只会给自己的人瞧。看来，老后早已是花瑶人真正的知己了。

　　老后问我：“我拉你是不是太用力了？”

　　我笑道：“其实我比你心还急呢。你来了多少次，我可是头一次来呵。”

　　这时，音乐声与歌声随着霏霏细雨，忽然从天而降。抬头望去，面前屏障似的山坡上，参天的古树下，站满了头戴火红和金黄相间的圆帽、身穿五彩花裙的花瑶女子。那种异样又神奇的感觉，真像九天仙女忽然在这里下凡了。跟着是山歌、拦门酒，又硬又香的腊肉，混在一大片笑脸中间，热烘烘冲了上来。一时，完全忘了洒在头上脸上的细雨。而此刻老后已经不再前边拉我，而是跑到我身后边推我，他不替我挡酒挡肉，反倒帮着那些花瑶女子拿酒灌我。好像他是瑶家人。

　　在村口，一个老人头缠花格布头布的老人倚树而立，这棵树至少得三个人手拉手才能抱过来。树干雄劲挺直，树冠如巨伞，树皮经雨一浇，黑亮似钢。站在树前的老人显然是在迎候我们。他在抽烟，可是雨水已经淋湿了夹在他唇缝间的半棵烟卷，烟头熄了火。我忙掏出一支烟敬他。老后对我说：“这老爷子是老村长。大炼钢铁时，上边要到这儿来伐古树。老村长就召集全寨山民，每棵树前站一个人。老村长喊道：‘要砍树就先砍我！’这样，成百上千年的古树便被保了下来。”

　　古树往往是古村或古庙一起成长的。它是这些古村寨年令尊贵的象征。如今这些拔地百尺的大树，益发葱茏和雄劲，好似守护着瑶乡，而这位屹立在树前的老村长不正是这些古树和古寨的守护神吗？我忙掏出打火机，给老人点燃。老人用手挡住火，表示不敢接受。我笑着对他说：“您是我和老后的‘师傅’呀！”

　　他似乎听不大懂我的话。

　　老后用当地的话说给他听。他笑了，接受我的“点烟”。

　　待入村中，渐渐天晚，该吃瑶家饭了。花瑶姑娘又来唱着歌劝酒劝吃了。她们的歌真是太好听了。听了这么好听的歌，不叫你喝酒你自己也会喝。千百年来，这些欢乐的歌就是酒的精魂。再看屋里屋外的花瑶姑娘们，全在开心地笑，没人不笑。

　　所有人都是参予者，没有旁观者，这便是民俗的本质。

　　老后更是这欢乐的激情的参予者。他又唱歌又喝酒又吃肉。唱歌的声音山响；姑娘们用筷子给他夹的一块块肉都像桃儿那么大，他从不拒绝；一时他酒兴高涨，就差跳到桌上去了。

　　然而，真正的高潮还是在饭后。天黑下来，小雨住了。在古树下边那块空地——实际是山间一块高高的平台上，燃起篝火，载歌载舞，这便是花瑶对来客表达热情的古老的仪式了。

　　亲耳听到了他们来自远古的鸣哇山歌了，亲眼瞧见他们鸟飞蝶舞般的咚咚舞、“桃花裙”和“米酒甜”了，还有那天籁般的八音锣鼓。只有在这大山空阔的深谷里，在回荡着竹林气息的湿漉漉的山里，在山民有血有肉的生活中，才领略到他们文化真正的“原生态”。其它都是一种商业表演和文化做秀。人们在秋收后跳起庆丰收的舞蹈时，心中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和驱邪的愿望是舞蹈的灵魂；如果把这些搬到大都市的舞台上，原发的舞蹈灵魂没了，一切的动作和表情都不过是做“丰收秀”而已，都只是自己在模仿自己。

　　今天有两拨人也是第一次来到花瑶的寨子里。他们不是客人，而是隆回一带草根的“文化人”。一拨人是几个来演“七江炭花舞”的老人。他们不过把吊在竹杆端头的一个铁篮子里装满火炭，便舞得火龙翻飞，漫天神奇。这种来自渔猎文明的舞蹈，天下罕见，也只有在隆回才能见到。还有一拨人，多穿绛红衣袍，神情各异，气度不凡。他们是梅山教的巫师，都是老后结交的好友。几天前老后用手机发了短信，说我要来。他们平日人在各地，此时一聚，竟有五十余人。诸师公没有施法，演示那种神灵显现而匪夷莫思的巫术，只表演一些武术和硬软气功，就已显出个个身手不凡，称得上民间的奇人或异人。

　　花瑶的篝火晚会在深夜中结束。

　　在我的兴高采烈中，老后却说：“最遗憾的是您还没看到花瑶的婚俗，见识他们‘打泥巴’，用泥巴把媒公从头到脚打成泥人。那种风俗太刺激了，别的任何地方也没有。”

　　我笑道：“我没看见什么，你夸什么。”

　　老后说：“我是想叫你看呀。”

　　我说：“我当然知道。你还想让天下的人都来见识见识花瑶！”

　　这话叫周围的人大笑。笑声中自然有对老后的赞美。

　　如果每一种遗产都有一个“老后”这样的人守着它多好！

301
人间有三根绳子，它们是权力、感情和金钱——
权力的绳子用捆绑的办法，
感情的绳子用缠绕的办法，
金钱的绳子常常是个圈套。

302
人花掉却无法收回来的财富是生命。

303
有了灯，月亮就变成了一种装饰或情调。

304
人们不愿承认被骗，因为他们不认可做牺牲品。

305
艺术家在相同的道路上相互失败，
在相反的道路上各自成功，
这大概是艺术惟一的秘诀。

冯骥才

　　昨天，忽见媒体上浙江宁波慈城一位官员说出的惊世骇俗的一句话：

　　“现在看来，靠常规武器行不通了，而‘凤凰古城旅游开发模式’，就是政府给慈城投下的一颗‘原子弹’。”

　　先甭说什么“凤凰古城旅游开发模式”，就这一句就够得上一颗重磅炸弹。炸得我——也炸得远在上海的阮仪三教授魂飞魄散。急得阮仪三教授焦虑万分打电话给我。

　　记得二○○二年，应宁波慈城之邀，我与阮仪三教授在宁波网上做视频交谈，内容是探讨慈城的古城保护与利用。那时宁波的城市保护与建设的确做得很好。宁波市刚刚完成月湖及周边的整理与修缮，慈城正待起步。我和阮教授都对宁波人做事的精致、认真、踏实表示由衷赞赏，并对深知并深爱自己的文化的宁波人心怀敬意。记得阮教授——这位古城镇保护大家曾对慈城的开发提了许多极好的建议。此后几年我与慈城相关人士多有接触，常常听到他们振兴古城的各种想法，难道最终的结局竟是引来一枚“原子弹”，还要与风马牛不相及的凤凰古城“联姻”，疯了？

　　一个是湘西文化，一个是浙东文化；一个是苗族土家族的山水聚落，一个是典型的江南平原上汉族的古县城；两地的历史、地理、民族，以及民间的信仰、民俗、建筑、生活习惯，还有人的性格、气质、审美，都迥然不同，怎么联姻？慈城相中人家什么了，说白了，不就是580万游客19亿收入吗？而慈城已经公开说出自己的“初步计划”：“‘出嫁’后的新慈城三年内要实现接待国内外游客60万人／年，五年内达80万人／年，八年内达到120万人／年。”这话说得多直白！一切目的只为赚钱和发财而已，与古城的文化保护无关。

　　慈城是我国现存无多的江南古县城。历史街区完好，格局井然有序，古迹古建密集，最关键是这里保持着美好的民俗民情和深厚的历史记忆。由于我的祖辈生活在慈城，我读过许多有关这里的书。我知道慈城地区历代的进士就达到五百多位，这是多么雄厚的文化积淀，何况还有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切全美好地保存在不到三公里见方小小的城区里，倘若每年上百万旅客蜂拥而至，还不把这一切全都冲散和吞没？

　　何况“凤凰古城的模式”并不成功。如今的凤凰城更像一座五光十色的娱乐城，一个土特产品的露天超市，入夜后沿江酒店迪斯科的打击乐声震得山响。如果那位新西兰作家艾黎再来，还能称它为“中国最美的小城”吗？有多少游人从中神会到沈从文、陈宝箴世家和真正的苗家人文的精髓？

　　我们不反对古城的旅游，世界所有古城都是游人旅客观光之地。但应该说，当今古城和古村落的旅游已经构成一种对其文化的破坏。因为很少有人去想如何传播它的文化与精神，只想拿文化赚钱。过去我们用“砸烂旧文化”表示自己革命，现在胡乱地改造文化为了赚钱。我们还有多少家底经得起这样的折腾？

　　现在的古城和古村落开发已成套路：

　　首先是先风风火火去找有资本的开发商，然后不经过专家论证也不向当地百姓公示，完全按照商业营利的需要制定方案，把古迹当景点，把遗产当卖点，把无法当做景点和卖点的文化遗产甩到一边；然后是“腾笼换鸟”，迁走甚至迁空原住民，使古城失去活的记忆和生命；沿街全改成店铺，招引商贩，于是所有旅游景区营销的工艺品全都像从一个仓库里批发出来的。然后是在街头屋角挂红灯笼，插彩旗；为了客人翻番，收入翻番，随心所欲地增加景点，甚至动手造假，这就是当下最时髦的一个词儿——打造了。

　　套路化的旅游带来的一定是粗鄙化的旅游，同时使各地古城和古村落的文化遭到了彻底的破坏。我说彻底，是指原有的文化生命被瓦解，固有的文化魅力荡然无存，只有布景般的模样，没有真正的个性与气质。这到底是缘自对文化的无知，还是只要金银不要其它。

　　一个地区经济兴衰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惟文化才是永远攒在手中的不变的王牌，是永恒的资源。这资源既是经济的，更是精神的。如果拿它换眼前几个小钱，失去的却是一个地区最重要的东西——精神。地域精神、人文传统、乡土情感与亲合力，这些东西一旦失去是多少钱也买不回来的。世界上有比金钱重要的东西，凡是用钱买不到的东西都比钱重要。

　　科学的发展观其中重要的一条是按照事务的规律办事。按事务的规律办就是科学的，反之就是反科学的。文化的事要按照文化的规律办，不能只按照经济的规律和经济目的办。古城古村落是个综合体。其中，精神传统与文化财富占重大成份。不能牺牲文化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利益。何况世界古城旅游的经验是，保护得愈好，才愈有旅游价值。

　　为此，我为“嫁”出去的慈城担忧。

　　难道一个人文如此深厚、典雅、优美的古城只有一条“出嫁”的绝路吗？

　　谁帮一下慈城？

《水村》冯骥才作于2008年（54×78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