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翠屏公园

 戴面具的writer大脚    摄影/赵文杰

网友在论坛上讨论宾水西道到外环线间的宾悦桥，说这座大桥建成后，行车上桥意义不大，因为“直行、左拐、右拐的车辆都很少上桥，红旗南路左拐去体育中心方向的车辆只能走桥下，从华苑到快速路也只能走桥下，从宾水道上桥只能去外环线……”而桥下的车辆行人反而比没修桥之前更难走了。

宾悦桥让司机感到有些“头疼”，倒是桥墩上出现的许多涂鸦，为这座大桥平添了青春动感，也让这座大桥成了非主流文化的创作地带。90年代，美国的“红热辣椒面”乐队有一首摇滚老歌叫《大桥下面》，唱的是洛杉矶一座代表另类文化的大桥。天津也有一首同名的摇滚作品，同样也唱出了一代青年的迷惘。每个人每天都会至少经过一座大桥，它是城市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虽然一直处于静止，但也总能给爱城市的人新的感触。从这个角度看，大桥是创作者最直接的灵感来源。

究竟哪里可以涂鸦，的确是涂鸦爱好者最关心的问题。60年代，涂鸦在美国费城刚刚兴起时，爱好者喜欢在地铁车厢和车站作画。发展至今，费城政府已开始有意识的引导，将涂鸦变成美化城市的壁画，遍及许多条街道。大脚说，现在天津也出现了被允许涂鸦的地方，比如宾悦桥下理工大学的宿舍区、华苑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一处动漫基地的工地围墙等。与几年前相比，作为青年潮流文化标志，涂鸦的生存环境也有了一些改善。

宾悦桥北端的理工大学宿舍区有一面涂鸦墙，是不久前学校组织学生和一些涂鸦作者创作的。大脚他们还把围墙旁边停着的一辆报废的货车四周都涂上了图案。大学的确是涂鸦最好的生存场所之一。在西青区津静路城建学院斜对面，将建成华苑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一处动漫基地。不久前，基地邀请北京和天津的涂鸦高手在工地的围墙上进行了涂鸦创作。这地儿太远了，工地四周一派荒凉景象，不过这面墙上的涂鸦的确是目前在天津可以看到的最具水准的作品。这也是商业对涂鸦创作的支持。还有，大脚有个朋友从小在天拖附近玩儿，发现天拖厂区南侧有长长的红砖围墙。墙很长，又不会被太多人注意，于是成了最自然、最理想的涂鸦区。天拖厂区很大，现代艺术与工业化建筑的交织纠缠，倒也最符合潮流趋势。

大脚小学四年级时喜欢迈克尔·杰克逊。前些天杰克逊去世，他想做一幅和偶像有关的涂鸦来纪念。因为杰克逊，大脚开始接触美国黑人的街头文化，他的生活态度也由此改变。1996年初中毕业，大脚觉得应该做点什么留住年少记忆，于是买了两罐漆，爬到自家那座居民楼的楼顶，在一面墙上喷了一个漫画式的东西。“那个东西现在还在那，我有时候还会回去看看。”

大脚最重要的一次涂鸦创作便是从大桥开始的。2003年他遇到第一个合作者TAM，两人一拍即合，组建了“不二组”。第一次正式创作，他们选择了大光明桥下的一个通道。当时也没人管，那个作品竟然保留了3年，直到大光明桥改建之前才被刷白。那件作品让大脚找到了一种存在感，许多人知道不二组，知道天津也有涂鸦，就是从那里开始的。

小海地附近的一座立交桥也都留下了大脚的印记。大脚说，在小海地那座大桥涂鸦时，被城管撞上了。当时他们也没法跑，因为油漆什么的堆了一地，来不及收拾了。这种涂鸦毕竟有别于“办证”，城管倒是觉得他们涂得挺好看，但还是要求他们用白漆把作品盖上。

赤峰道临街的墙壁上、万达影城后面的空场、津汇广场的地下停车场、东站附近的铁路沿线……大脚记得自己在这个城市里每一处涂鸦，不过其中的大部分涂鸦没存在多久便被覆盖了。这给了大脚一种“白费劲”的感觉。几年时间过去，渐渐成熟的大脚越来越觉得应该在能保存的地方创作。“我是一个比较念旧的人，甚至二三十年以后，还是想看到自己以前的涂鸦。”在他看来，涂鸦不一定非要登大雅之堂，上升为艺术，但自己的用心去做的作品，总是希望让更多的人去欣赏、认同，如果总是很快就消失不见，就觉得很不值得。

大脚笑言，其实有些“菜鸟”的涂鸦，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市容。但如果真能在城市的某个区域划出一片属于涂鸦的创作空间，那个地方最终肯定都会被涂成很棒的作品。

马植兰老人在同义庄（点击放大）·摄影/赵文杰老师

1949年阴历八月十六，就在这胡同的一间破房子里，我跟我男人结婚了。房子是租来的，四面漏风，破得不行。同义庄这片儿算回民区，住着一半回民，我妈说，闺女，这地儿咱住不了，还得找房子搬家。但没想到一住就住了60年。

结婚那年，我男人在营门东的“聚兴永”干货店当伙计，给东家炒大果仁儿。后来慢慢攒了点钱，自己在估衣街摆了个小摊儿，也是卖干货：卖花生、瓜子、榛子、核桃、大枣，不卖栗子，流动摊位没法炒。后来一点点儿辛苦挣钱，总算把房子买下来了。

当时这片儿胡同就已经差不多跟今天一样破。东头儿有个胶皮厂，拉胶皮的车夫也都把家安在了胡同里。还有打铁的，胡同口天天叮叮咣咣的响。胡同里还有兴隆、福源两家客栈，来来往往的小商贩大多住在里面。住在附近的邻居都是平民百姓，日子过得也不富裕，但谁家有事，大家也都特别热心的帮忙。我家卖干货，炒好后在房顶上晒着，掉下来的就有邻居孩子捡着吃，我就抓一把扔给他们，爱吃就多吃，别捡着吃。赶过年的时候也是，瓜子、花生、松子什么的，一家给一份。

大儿子、大闺女先后出生了，接着是二闺女、三闺女。后来不让摆摊儿了，男人分到立新食品厂。别提那时候了。钱也不多，窝头咸菜都吃不饱。我想我也得找点事干啊。西站那有个木箱厂，去那找了个活儿，用手推车拉订好的木箱到大桥道，18公里路，拉到那就累得动不了了，一天得走一个来回，也挣不了几个钱。后来又找了个工作，在清洁队，每天从西站沿着西青道扫马路，一直扫到杨庄子大堤再扫回来。

六几年上山下乡，一儿子俩闺女都走了，后来学校还让我老闺女去，我说嘛也不让去了，总算是分到了一个街道工厂。这一晃又多少年，慢慢儿的条件好点儿了，儿子选调到学校当老师，闺女也都回来了。我在居委会干调解主任，别看是回民区，咱是汉民，但邻居关系一直都特别好。我家小院儿里栽着一棵香椿树，30多年种的，每年春天半条街的人都能吃着香椿。调解主任我干了12年。

你们是记者，你们可能也认识我孙子吧？他现在是红桥区综合执法大队的。前些年电视台来录像，还采访过我。九几年吧，我孙子那时在卫生局当执法警察。执勤时，看见几辆运煤车洒了一道儿的煤，就在那边儿那小马路上。我孙子拦住车，让司机下来把煤扫干净，司机不干啊，发动车子就要跑。我孙子那时候刚参加工作，20出头，拉着车门不让车走，那司机还就楞开车了。跟着就把我孙子挂倒了，车从身上压过去，后面的一辆运煤车也开上来压了过去。等于是在我孙子腰上压了两遍，没压死。后来送到医院做手术，开刀缝了42针，顶现在肝还是用塑料袋兜着。后来伤好了，电视台来录像，我孙子说，干那个工作什么事都遇到过，有人拿菜刀追着要砍他。我说这些你怎么都不告诉我呢？我孙子说，奶奶我能跟您说吗！

人这一辈子不容易。我老伴是车祸死的，2001年，83岁。出去遛弯儿，在营门那路口人行横道上过马路，过来辆车，拐弯把他给带倒了。出事儿后没过一会儿，我老闺女正好下班回家路过那，先是看见了地上的马扎和草帽，一看他爸爸在那躺着了，赶紧叫车送民族医院。从医院回来他跟我说，妈妈告诉你点不幸的事儿。嘛事？你下岗了？不是，我爸爸让车撞了，脑出血……我这个人啊特别好说话……我嘱咐孩子们，别难为人家开车的，老头儿是该着杠着的。人家赔了5万块钱，14中队判的。后来那钱给我孙子买房了。

孙子最疼我了，我老伴去世后，把我接他家去住。楼房真是住不惯，每个礼拜都得回胡同看看。在那住了三年，索性又搬了回来。我外孙女跟我说，姥姥，怎么每回跟你出去，在胡同里都走不动啊！怎么人人都跟您打招呼。

前几天天我买了10块钱棒子面，蒸了一锅窝头，一家俩一家俩，全给邻居了，我爱吃，这么多年还是没吃够。邻居都跟一家人一样，谁家做了什么好吃的，也都给我端点儿过来。一个人在家呆着，根本用不着锁门。这么多年了，这块儿一直嚷嚷着要拆迁，要真是拆迁了，还指不定怎么不习惯呐。

世界里

孩子在骑小车

世界里

狗在水盆里乘凉

没有穆旦的南开大学图书馆（点击放大）·摄影/朱一南老师 

别以为摇滚酒吧就永远我心狂野，位于新意街的13CLUB开业至今一个多月，除了引领一众摇滚青年肆意挥洒激情之外，万晓利、马条、钟立风、王宝等民谣诗人的陆续登场，也给这个空间定下了人文基调。6月12日晚上，《假日100天》与“个”诗歌网站联合举办、诗人任知策划主持的“‘个’天津仲夏端午现代诗会”，邀请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等地的20几位诗人在这里朗诵各自的作品，张振海、贺刚、崔明美等歌手的弹唱，也让属于诗歌的舞台更加绚烂。朗诵会持续了将近3个小时，13CLUB也因此成为天津诗歌的新地标。

诗歌离我们的生活究竟有多远？徐志摩的第一首诗写于1914年，1916年秋天，他到天津北洋大学读法律预科，第二年，北洋大学并入北京大学，徐志摩也成了北大法律及政治系学生。在天津不到一年的时间，徐志摩在北洋园里生活学习，他选修了中国文学、逻辑学、心理学等课程，朝着诗人的方向迈进。位于北运河畔的北洋园，现在还存留着北洋时期的两栋教学楼和一座城堡式建筑，也许某间教室就是当年徐志摩读书的地方。南开中学图书馆二楼的墙上挂着穆旦和的辛笛两位诗人的画像，他们同是九叶派诗人，也都曾在南开求学。与南开中学有过亲密接触的另一位大诗人是何其芳。1935年北大毕业后，何其芳到南开中学任教。他与卞之琳、李广田三人的诗集《汉园集》便多是这段时期创作的。1946年11月，36岁的卞之琳到南开大学任教。在南开的一年里，他发表了《紫罗兰姑娘》、《浪子回家集》、《窄门》等译著，并翻译了《小说家》、《西面之歌》等诗歌。第二年，他应英国文化委员会邀请，赴牛津大学从事研究。1974年，郭小川被关到位于静海县团泊洼的“五七”干校隔离审查，1975年9月，他写下了《团泊洼的秋天》：“秋风像一把柔韧的梳子，梳理着静静的团泊洼；秋光如同发亮的汗珠，飘飘扬扬地在平滩上挥洒……”第2年11月，距诗人离世不到一个月之后，这首诗在《诗刊》发表，团泊洼也因此成为一个充满诗意的地方。

诗人徐江在一份书面访谈中，提及自己的童年：“我很小的时候，最主要的乐趣有几个：让妈妈带着，走海河上的那些浮桥和铁桥，去劝业场楼上的影院看新闻电影，穿过解放北路的远东华尔街旧址、去老天津图书馆的楼前看鲁迅或别的什么人的塑像，在和平路新华书店磨着大人去买一本连环画……”

徐江儿时热爱的劝业场到解放北路、海河岸边一带，正是当年的法租界。上世纪初，法国大诗人保罗·克洛代尔曾在此写下不朽诗作。1906年11月，克洛代尔出任法国驻天津领事，在法租界生活了3年之久。当年的法国领事馆留给天津的唯一印记，是位于承德道上的那座“法国驻津领事馆”大楼，不过，这座大楼建于1923年，而早在1909年，克洛代尔便与家人一道离津，经西伯利亚铁路返回法国。

徐江说：“克洛代尔称得上是法国现代主义诗歌巨擘，他的代表作《献给新世纪的五大颂歌》，其中 ‘光明’、‘诗神即圣宠’、‘关闭的屋宇’三部分，都是在天津创作的。”正是由于克洛代尔作品的描述，许多法国诗人、作家和读者都对中国产生了美好向往。196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诗人圣-琼·佩斯也曾专程到天津追寻克洛代尔的踪迹。克洛代尔作品的生命也一直延续至今，今年4月，在北京的TNT剧场还上演了他在津期间创作的戏剧《正午的分割》。

毕业于南开大学的任知，上大学时在图书馆发现了穆旦的诗歌，被其深深震撼，才知道这个学校还窝着一位诗人。几年前，有位浙江朋友着手写《穆旦传》来到天津，任知带着他，走遍了南大里可能会留下穆旦足迹的地方。

南大老图书馆是一座苏式建筑，对称的结构显得严谨而古板。就是这座图书馆与穆旦后半生有着不可割舍的关系。1953年，穆旦从美国留学回到南开，在外文系任教。1958年，他被指为历史反革命，开除公职，处以3年劳改徒刑。劳改期满获释后，穆旦被降职到南开大学图书馆抄索引，整理图书，做杂务，写交代材料。他变得沉默寡言，但仍笔耕不辍，在抑郁中夜以继日翻译《唐璜》。在随后的十几年中，穆旦经历了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抄家、强制劳动、扫厕所，一位诗人再也无法写诗。

任知还去过穆旦在南开期间居住的东村。整整齐齐的老平房，尽管已经破败，但仍能看出当年这里曾经的高贵。穆旦一直住在东村70号，文革期间被抄家，全家六口人被赶到一间17平方米的东屋居住。现在，东村的门牌号停留在了69号，不知是巧合还是天意，70号已被拆除。任知联想到导演维姆·文德斯在拍摄《寻找小津》时，拿着16毫米摄影机来到东京，东京到处嘈杂不已。他说，小津的东京已经没有了。

2007年4月28日，穆旦塑像在南开大学范孙楼后的花园中落成，背面刻着穆旦诗作《冬》——当茫茫白雪铺下遗忘的世界，我愿意感情的激流溢于心田，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

鲁藜是七月派诗人，1949年随军到天津，后长期在津创作，负责作协的工作，兼任《诗刊》编委。天津诗人萧沉与鲁藜相识在80年代末。那时鲁藜和萧沉都住在体院东，只有一楼之隔，所以萧沉常去看鲁藜，听他谈诗，谈人生。“每次走进他的家，我总有一种酸楚的感觉。”萧沉描述说，作为一名副部级待遇的领导，鲁藜家里实在是俭朴、清寒，“只有一排老旧的书柜，一张写字桌，一把破藤椅和一张单人床。”

“只要一谈起诗，鲁藜简直就像换了一个人，目光清亮、思路敏捷，笑起来像个孩子。”萧沉说，他还记得20年前鲁藜拉着他的手，给他朗诵刚写完的一句诗——一个能永远微笑的生命/是一个最难被打倒的生命。

这句诗让人想起鲁藜的坎坷命运。1955年，鲁藜因胡风事件被迫停笔，到板桥农场劳动教养；1963年他被安排到了天津拖拉机厂当了文书；文革开始后又被送到军粮城农场劳动改造，直到1979年才重返诗坛。

一个多月前，萧沉写了一首诗纪念鲁藜：“邻居鲁藜在邻居们眼里/就是个小老头/没人知道他是诗人/他也是个老年病患者/常到社区诊所拿药打针/邻居鲁藜住体院东/我也住体院东/这个俗不可耐的居民区/怎麽会蜗着这么个大诗人！”萧沉说，看着鲁藜贫寒的晚年生活，再听着他阳光般的诗，谁都会心酸地想哭。但鲁藜似乎对贫寒毫无知觉，让你觉得他这一生，只带着一支笔和一张纸就足够了。

事实上，天津从来也不缺少诗歌与诗人。在我们这个城市里，穆旦写出了《老年的梦呓》，伊蕾写出《独身女人的卧室》，徐江写出《杂事诗》……只是身处电子时代的我们，常常遗忘了来自诗歌的感动。幸好诗人们总在坚持。如徐江所说：“当城市的路灯无法照耀诗歌，没关系，我们可以把自己变成城市上空最亮的那盏心灵之灯。”一直都是这样，诗人与他们的诗，让城市变得温柔，也更有力量。

70年前，建筑大师沈理源在设计民园西里联排别墅时，肯定不会想到，这里将会变成五大道上年轻人扎堆儿的创意产业锚地。原本已经略显破旧的老房子，进行了精心的复原，从5月至今，成立于纽约的Store front建筑艺术画廊、POP UP艺术画廊、31杯咖啡馆，以及蕙垅香道馆、51精品酒店相继在改造后的民园西里开业，原本安静的街巷变成了艺术与潮流的聚落。凝聚城市信念与力量的系列公益活动“我对天津有信心”，也以这里为根据地开始延伸。

青年作家、诗人魏风华曾经一篇文章中建议，将五大道开发为城市的“核心是文化创意功能区”，这种文化功能区应该是店铺式的，以一条或几条街道为载体，包括创意市集、书吧、咖啡馆、碟店、小剧场、动漫及周边、画廊及其他文化交流场所，外围部分则重在饮食文化。现在，因为民园西里的改造，这种设想，正在渐渐变成现实。它聚拢了一种气息，这种气息来自于城市的文脉。或许，由此开始，静态的五大道会变成动态的、可参与的创意区，成为年轻人“同城活动”的新据点。

民园西里创意产业锚地开街时，住在6号的85岁的王燕华老人，去隔壁8号的POP UP画廊看法国艺术家的展览。一年前这里还住着她的邻居，现在，古怪的玻璃罩子扣在小院子里灯光闪烁，装饰一新的房间里摆着用砖头、筷子等生活中最常见的物体堆砌成的装置作品。画廊的工作人员告诉她这是后现代风格，听得老人家一头雾水。她发现，民园西里真的发生了巨变。

民园西里初建那一年，常德道叫做科伦坡道，又叫英租界35号路。这里原是一片沼泽，英租界工部局花了七八年时间，结合当时的海河清淤工程进行填筑，修建了这条路。此后，路两侧开始慢慢形成高级住宅区，建成了风格各异的小洋楼。

1945年抗战胜利，20岁的王燕华与天津大陆银行的总计核马长民结婚，一家人搬到民园西里6号。这处联排别墅建于1939年，占地2360平方米，是著名建筑师沈理源的作品。“当时这里是济安公司的房产，前后两排一共17个门，每个门都是一座独立的小楼，建设成本是1万大洋。我们花了400大洋租下了一所房子。”王燕华回忆说，当时大理道、睦南道都还是荒地，站在她家二楼的窗口，便可以看到马场道。

民园西里的每幢房屋由分户单元联排组成，每户有前院，直接进入，入口设有小过厅。一层有起居室、餐厅、厨房、佣人房和储煤室。厨房与餐厅之间有一个推拉窗口，当年大户人家的家庭厨师做好饭菜，就从这个窗口送入餐厅。“那时民园西里住的都是中产阶层。”王燕华说，“每家每户都有佣人、厨师，只不过有的家里佣人多一些，有的少一些。有的家里有汽车，路口也总停着黄包车。冬天取暖，院子里有一个小锅炉，一个冬天要用8吨煤。”直到现在，民园西里9号的院子角落，还能看到一个当年的旧锅炉。虽然生活富裕而悠闲，但那时候王燕华并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她不喜欢出去玩，也不喜欢打麻将。

1948年，王燕华和马长民的女儿马晓华出生。共和国成立后，马长民到人民银行工作，民园西里也陆续搬来了新住户。1954年，王燕华参加了半年的就业学习后，被分到位于河东区的被服厂。她每天要步行到大光明桥乘摆渡，然后再倒4站公交车才能到单位。这样折腾了一年，王燕华跟组织提出申请，调到了仁立毛纺厂的托儿所，上下班的路程大大缩短，走路只要10分钟。

女儿马晓华从出生到现在一直住在民园西里，30多年前结婚后，丈夫张国顺也跟着搬了过来。马晓华可以随口说出五大道上几十年来的每个细节。“外国人的房子都喜欢追求差异，黄、蓝、白，嘛颜色的都有，造型也不一样。以前民园西里对面是座白楼，小花园里有凉亭、楼上的阳台正冲着花园，特别洋气。旁边有条胡同，我们都叫它‘外国人胡同’。现在对面的滚石俱乐部原来是公安礼堂，以前民园街开会都去那儿。”

马晓华说，在民园西里住了大半辈子，这个地方始终没有太大变化，她闭上眼就会回忆起五大道上每一栋小洋楼当年的样子。她家紧邻民园体育场，以前天津队在这里比赛，她在家里都能听得特别清楚。她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年任贤齐在民园开演唱会，“天津市这么多年没下过这么大的大雨，那次算是浇透了。”

因为一直没换过房主，所以6号的房子内部仍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当年的细节。现在，王燕华老人和女儿女婿分别住在二楼的两个大房间里，每个房间都有20多平方米，木地板踩上去很舒服，也仍平整光滑。一侧的墙上有通透的3组6扇窗户。窗户从未更换过，厚重结实的铜把手活动自如。用了七八十年的老式铁床、方凳和80年代的大衣柜、酒柜组合在一起，让人能感受到时光在这个房间里流淌。靠里面的一间有门通向卫生间，不过这个门已经封存不用。宽大的卫生间里仍有老式的大浴缸，也堆了一些杂物，楼道算是临时的厨房。

尽管已是夏天，但房间里冬天取暖用的炉子还没拆掉。因为民园西里的整体规划，王燕华一家人也在等待腾迁。这爿街区的私人家庭生活将告一段落，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城区的公共创意空间，老房子也将迎来新的历史。

（摄影：我的拍档 赵文杰同学）

成人半熟，孩子早熟的时代，玩具被赋予越来越多符号化的定义。与时尚大牌、艺术大师的跨界合作，更被看成一种潮流趋势。玩具代表了生活态度——城市里有玩具店的地方必定是潮人聚集地，玩什么样的玩具，你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玩具折射出的“半熟”，也是一种哲学，纷繁的创意只是表象，从迷恋中获得怎样的快乐，才是生活。

侏罗纪的塑胶恐龙、造型各异的变形金刚以及最潮流的公仔，同时成为这个时代的潮流文化符号。这些不断升级换代的玩具，为设计师、广告人或时尚玩家的生活注入了灵感。这里面包含了童年记忆、收藏趣味、生活态度，甚至一种纯真的精神感动。

从设计角度看，平面2D图像到3D立体成形，一个玩偶的创作过程，需要在不停的创意思考的同时，融入材料、工艺等环节的精心打磨与坚持。不仅插画家、艺术家投入“艺术玩偶”的创作，玩偶与时尚领域的跨界合作，更为日常生活带来了令人叫绝的创意。难怪广告、创意公司办公室的桌子上往往都摆满了各式公仔，对于吃创意饭的设计者来说，玩具是一种迷人又富挑战性的表达媒介，所有装在脑袋里天马行空的怪诞思绪，都很有可能是来自于他们电脑桌上那些塞满奇妙视觉趣味创意玩偶。

玩具这东西，也让压力过大的白领阶层，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找到了一种温暖的慰藉。就像憨豆先生离不开他的维尼熊，依赖玩具减压的白领越来越多。玩具不再仅仅是哄小孩儿的玩意儿，成年人的介入，让玩具拥有了更广泛的内涵。

人人都有儿童情结。台湾综艺红人黄子佼开了两年玩具店，梦想是成立一家玩具博物馆，他给美国涂鸦大师KAWS发邮件，希望能在台湾代理他的玩具。时尚达人李国庆搜集了数百个造型各异的公仔，出国旅行每到一个地方，必须要去的就是玩具店。国内第一个平台玩具“火星叔叔”2007年在北京的一次创意市集上亮相，随即受到潮人追捧，短短几个月，玩家和设计师们用涂鸦和装置的方式设计出了200多款不同造型的“火星叔叔”。今年5月份，英国CuteBears Ltd公司推出了限量收藏款“越狱”纹身熊，以美剧《越狱》中的“米帅”为原型，成为粉丝收藏的热点。

君特·格拉斯在《铁皮鼓》中讲述了一个整天敲打一只铁皮鼓拒绝长大的男孩的故事，在这里，玩具是个人成长过程中的避风港。而拟人的玩偶造型，如奈良美智玩偶的眼神、暴力熊的手势，在它们的背后，也折射出了与玩偶终日相伴的一个个年轻人的心理倒影。

80后开始奔三张，连韩寒的公众形象也转化为一个成熟男人。搜狐针对年轻人的一项调查显示，56.6%的人认为自己现在的状态“不太成熟”，9.3%的人感觉自己“不成熟”，只有28.9%的人认为自己“成熟”。一方面，80后不得不面对社会扮演成人角色，另一方面他们又抱着玩偶装卡哇伊，干着幼稚的事。与其说他们是在留恋过去的自己，不如说是在对抗生活的压力。而更年轻的一代，那些十四五岁的少男少女，却都喜欢宣称自己“已经苍老”。

成人半熟，孩子早熟。其实，“不成熟”也是一种生活哲学。保持天性中最纯真的一面，未必能获得更多，但可以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

从明永乐二年（1404年）设卫建城开始，老城厢地区慢慢成为居住区。1846年刊行的《津门保甲图说》所绘，这里共有胡同近百条，大片青灰色的房舍簇拥着城中心的府衙官署。东北角和东南角多为商贾富户，建筑宏伟，知名度比较高的大宅门有乡祠卞家、高台阶华家、鼓楼东姚家、北门东海渡浪王家、东门里权家、只家胡同童家、二道街李善人家等。

当年的老城厢云集了金店、首饰楼、古玩、玉器作、学馆、笔墨庄、饭馆。以饭馆为例，鼓楼北面的同兴园、东面的聚兴园，东门里的双立园和德庆园，都是当时天津知名的饭馆，可惜现在连名字都已消失。

老城厢消失的地名有很多讲究，有因地近衙署及祠庙而命名，如府署衙、户部街、鲍公祠胡同；用商业、手工业门类命名，如铁匠胡同、盐店胡同、罗府铺胡同；有因地形地貌命名，如大水沟、石桥胡同、板桥胡同、九道弯胡同；还有的因居住者姓名身份来命名，如牛家胡同、孙阴阳胡同、杜张胡同、张志尧胡同、李夫房胡同等。

天津城被叫做“算盘城”，是因为城墙东西长，南北短，俨然大算盘一般。这个算盘城的位置，就是现在的老城厢所在地。城市不断升级，1998年重建鼓楼，老城厢开始了新规划。2003年6月1日，老城厢平房改造工程启动，拆除各类房屋69万平方米，原来在这里居住生活的12万居民搬进了新家，但是如今，他们发现记忆已经消失了，因为老城厢只剩下了地名。鼓楼和鼓楼商业街是仿古的，而建筑本身却是新的，幸好还有很少幸存下来的老建筑，让我们能够找到这个“大算盘”里曾经的故事。

基督教会仓门口堂的正门被挤在鼓楼东街的店铺中间，与周围典型的中式建筑相比，这座中西结合的教堂显得特别突出。教堂大门敞开着，所以大多数游人会随时走进去。在通过一条长长的甬道后，迎面便是高高的教堂主体。教堂一般都是静谧的地方，进到院子里也会有一种难得的凉爽。史料记载，这座教堂正式举行献堂典礼是1910年10月19日，当时推举了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工商界名流宋则久等10余人为董事。这是华北第一座华人自立的教会，因此被称为“自立会”。 1932年开始改建新堂，于1934年落成。现在教堂尖顶上还有清晰的“1934”四个阿拉伯数字，便是那时候留下的痕迹。

历史留给我们的决不只是一幢房子，还有她迷人的氛围。而这又不只是一种建筑氛围，更是一种人文气息。教堂破旧的砖瓦、小院子里苍老的树、楼梯上打盹儿的猫，无不让人感到时空交错的沧桑。相比而言，临近教堂不远，几经修缮的广东会馆和彻底翻新的老城博物馆，虽然也是古迹，却少了许多韵味。老城博物馆是冯骥才为留住老城厢记忆呼吁建立的，房子是清末民初英商天津麦加利洋行买办徐朴庵的旧居，一座典型的四合院。这里收藏了老城居民和社会各界人士捐赠的各类实物、照片等文物，时间断代从明代天津建城至2003年平房改造，包括百年石雕、砖雕，民国服饰以及老铜床、挂钟、手摇唱片机、收音机等生活用品。

“附近的旧房子差不多都拆掉了，城厢中路上的居士林算是保留下来的古迹，不过也是重新翻建的。”老城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说。居士林是老城厢最有传奇性的地方。这里最初是富商李春城的家庙，1933年，寓居天津的下野军阀勒云鹏、孙传芳与李家后人商妥，将这里改作了居士林。1935年，孙传芳在这里被施剑翘刺杀身亡。京剧名伶孟小冬与梅兰芳分手后来到天津，也曾一度避居此处。

可以说，在老城厢仅存的为数不多的老房子中，保存修缮得最好的是位于城厢西路上的中营小学校舍。整体青灰色的建筑排成三进院落，古朴的教室内重新铺垫了青石板。新建筑与老房子十分协调，原来老城厢的许多古木也移植到了校园内。另外，广东会馆旁边的鼓楼派出所，曾是东门里大舞台，从外面看上去仍保存了原貌。北门里买办孙世泽旧居是老城厢唯一保留的西式民宅建筑，重建后改成了一家饭馆。城厢东路新建的静德花园小区内，有一座中式结构的老建筑正在翻新施工，这是当年的慈善机构“蓝万字会”会址，后被改为南开区第三幼儿园，也是老城厢里具有标志性的老房子。相隔不远的文庙，修建工程也已经进入尾声。

中国记忆论坛天津版的网友“老街”记得自己少年时代就经常出入老城厢，他的几个同学就住在那里。同学家住的大四合院宽阔豁亮，其气派与建筑质量一点也不亚于北京的四合院。那时的老城厢整洁而有格局，有独特的天津卫城风貌。从70年代起，人口不断增加，院落空间越来越小，到90年代再进去，就全都变成了小胡同。

现在，站在鼓楼底下，总会想到当年胡同密集时里面究竟藏着多少故事，而今全都暴露在宽敞的街道中。实际上，已经很难从这个街区里发现历史空间带来的惊奇了。中国记忆论坛一位名为“天津老城”的网友统计出老城厢的老房子，还包括元升茶园的部分老建筑、王襄旧居的残存，以及隐藏在明清家具商店中的北门里乡祠卞家大院……不过，这些房子真的已经很难找到踪影了。

市卫生局幼儿园有两个院儿，都在大理道上，一处是陈光远旧宅，另一处是訾玉普旧宅。陈光远旧宅是五大道上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前楼通过走廊与后楼联通，楼顶上有一座中式凉亭。楼梯和扶手都是大理石，幼儿园特别在楼梯上铺了地毯，以防孩子摔倒。小楼里的光线通透，连楼梯侧面也有高大的玻璃窗，让整个楼道和房间都显得很明亮。訾玉普旧宅的这个院儿，紧邻民园体育场。红漆的大门，高高的院墙，院内的门楼侧面，两株长了近百年的紫藤缠绕着越过院落上空，交错正面大楼的入口。进到楼里，就能听到孩子们的笑声，与五大道上其他老房子相比，这里充满了活力。

看过五大道的很多建筑，市卫生局幼儿园的两座小楼算得上是其中保护得最好的。门窗、地板、楼梯等等全都保持了最原始的状态，没有进行过整体的翻修，但又特别干净。同时，因为孩子们一直在这里生活，也让老房子本身充满了活力。幼儿园办公室的储老师说：“很多家长都喜欢这种老房子，房间的高度、采光、通风都很好，纯天然的建筑材料也让人觉得很舒服。”孩子们也很喜欢这个地方：“我们的幼儿园就像座城堡，楼顶上还有个尖顶的白色凉亭”，“门口的小花园里有手拉手做游戏的小铜人儿”。

幼儿园的后勤主任在这里工作了几十年，他特别怀念五大道最静谧的年代，那时候路上都没什么汽车，每天夕阳落山的时候，阳光斜斜地铺洒在小洋楼的屋顶上，至今想来仍觉动人。

卫生局幼儿园建于1952年，最早是卫生局的托儿所。1955年从昆明路迁至大理道，也就是这座陈光远旧宅。到1973年，幼儿园筹建二部，搬入了现在的訾玉普旧宅。1968年担任托儿所所长的马秀英回忆说，早期的幼儿园条件很艰苦，桌椅、板凳、床铺都是从卫生局其他单位调拨来的旧家具。发展至今，卫生局幼儿园达到了可以招收300多名小朋友、十个教学班，其中两个为寄宿班的规模，还开设了家园俱乐部，为家长和孩子提供共同游戏活动的空间。

负责教学的于老师说，孩子们每天都要经过五大道来到幼儿园，为了让他们对这个特殊的地区有更多的了解，幼儿园常组织孩子们参观五大道。“五大道上的洋楼是谁建的？”“小洋楼的顶子为什么是尖的？”“小洋楼门前的大牌子是干什么用的？”好奇的孩子们提出了许多问题，五大道也变成他们童年时印象最深的地方。

小凡今年6岁，是天津市卫生局幼儿园大班的女孩儿。儿童节园里各班小朋友举行汇演，小凡所在班表演“太极扇”。在院子里彩排那天，孩子们穿上了黄色的功夫服，腰间系着长长的大红绸子腰带。小凡一直在华夏未来学跳舞，在小朋友中算是受过专业训练，于是就显得很出众。

两岁时，小凡第一次进了这个大院儿，在小小班。“刚来的时候天天哭，睡着睡着觉说哭就哭。”老师说。现在说这些话时，小凡在一边乐着做鬼脸。4年时间，她变成了一个聪明伶俐、爱说爱笑的小女孩。

在班上，小凡有一个好朋友，一个“冤家”。好朋友是泽宇，“冤家”是仔仔。仔仔大名郭俊豪，个子高高的，像个大孩子了。他活泼好动，但最喜欢的事儿却是看书。“他们都爱玩儿玩具，我自己看书，而且还是看一些百科全书。”幼儿园里有一个游戏是“交钱买书”，“钱”是老师为了教小朋友认识人民币特意做的假钱，每次“买书”，仔仔都要买“100块钱”的。“我可不是大忽悠，小朋友都管我叫知识分子，还说：你们文人就这样儿。”除了看书，仔仔还喜欢跟小朋友聊天。“前几天我爷爷带我去滨海航母，结果我回来就跟我们班小朋友说航母里都有什么——有鱼雷，有战斗机、直升机，还有军事体验。其实说真的，你们去完之后你们就觉得太晕了，我和我爷爷在里面走着走着就不知道往哪儿走才对了。”

用仔仔的话说，小凡和泽宇就像“亲兄姐”一样，而自己和小凡刚认识的时候，俩人一见面就是吵吵吵。三个孩子在一起，小凡在旁边手舞足蹈地抢话，而泽宇一直乖乖的坐在那儿，憨憨地微笑。这是个略带羞涩的男孩儿，很安静。问他在幼儿园里印象最深的事儿是什么，他说，去年汶川地震时，自己把存钱罐里的800多个硬币都捐给了灾区的小朋友。那一次幼儿园的小朋友们还一起去了天津电视台录影，表演歌舞“感恩的心”，仔仔说：“光看见我后脑勺了。”

每天上午做游戏的时候，也是孩子们最开心的时候。跳皮筋、跳长绳、跳房子、丢沙包……经典的民间游戏居然一直延续下来。不过，三个孩子最喜欢玩儿的都是一种叫做“贴人儿”的游戏。吃饭的时候也最热闹。“我们幼儿园的包子特别好吃。”仔仔说，“我跟小朋友比赛，我说我吃4个，他就说他要吃5个，我说那我吃6个，我最多能吃8个包子。”为了教孩子们英语，幼儿园特别请来了很多外教老师。一个从宾夕法尼亚州来的老师还给孩子们带来了好时巧克力。

今年1月，幼儿园为小凡、仔仔、泽宇这些大班孩子举行了“小学生预备队”启动仪式，他们开始体验像小学生一样学习——模拟学校课堂的气氛，了解小学生行为规范，学一些基础知识。到今年暑假，他们就该离开幼儿园了，这是他们一生中第一次毕业，告别最无邪、最简单的时光。“我要留小朋友们的电话，给他们打电话。”小凡边说边笑，这是她成长中一次快乐的告别。

三岔河口附近的河北大街三条石，是中国近代机械铸造业的发祥地。从此地出发，以海河为中心线向两侧延伸，天津百年地标工厂逐渐清晰。1860年天津开埠后，在机器轰鸣中，天津工业经历了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商办的全过程，也逐渐转化为工业型城市。至上世纪50年代初，中国第一块手表、第一台电视机、第一辆自行车、第一台高速发动机纷纷在天津诞生。辉煌的历史让城市性格变得更加厚重，更为如今天津工业的发展找到了脉络。在发展的同时，当年痕迹是否值得努力去留存？国际级的建筑设计理论家王受之给出了答案：“把工业建筑文化作为文脉的一个元素加以保护、发挥，如果能真的引起国内设计界、房地产业等行业的注意和共鸣，我们的城市就真的有希望。”

●天津重型机械厂 蒋子龙年轻时便是天津重型机械厂的工人，后来当过厂长秘书，车间主任。他的《乔厂长上任记》、《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锅碗瓢盆交响曲》等一系列工厂题材的作品，背景或多或少有“天重”的影子。天津重型机械厂位于北辰区，为运输钢锭厂区内还建有铁轨，很多铁轨上铸有“MARMICHE IV 1936 中华民国铁道部”字样，足见该厂厚重的历史。

●三条石大街 1860年以后，第一家铸铁手工作坊——秦记铁铺在这条街上开业。随后陆续形成了为租界的建筑设施服务的铁工制造业。至1914年，三条石铸铁手工作坊已达10多家。最初的加工配套生产逐渐分化为铸铁业和机器业，这里也发展成为中国工业的发祥地。不过如今已看不出任何当年的痕迹了。

●福聚兴机器厂旧址 华北地区唯一保留完整的旧工厂遗址，当年以生产各类农具和水车为主，销往华北城乡，产量、质量均居于同行前列。旧址保留有原经理室、柜房、仓库、车间和机器设备等。如今已经落架大修，重建成三条石历史博物馆。

●意库创意园 位于湘潭道上，是目前天津最典型的LOFT建筑群。红桥区意库创意园成立于2007年9月，园区的前身是天津外贸地毯厂，厂区内保留了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不同风格的16栋建筑，主要聚集包括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园艺景观、建筑装饰等为主导的城市空间设计产业。这里将规划建成天津创意街。

●天津第一机床厂 位于津塘公路一号桥的这家工厂建于1951年9月22日，原名“天津示范机械厂”。1953年5月开始试制仿苏1A62车床，1956年7月，改名天津第一机床厂。这座工厂占地26万平方米，相当于26个足球厂，原为前苏联式的工厂格局。50年代从德国、瑞士引进的当时比较先进的一些老设备至今还在正常使用。

●天津第一热电厂 超大的工业建筑群和高耸的烟囱在海河边形成了特殊的风景。这里是始建于1937年的天津第一热电厂，占地面积20.4公顷。主要担负着向京津唐地区供电和向市内河东、和平、河西、河北等区部分地段的供热任务。

●天津第一棉纺织厂 前身为日资裕丰纺绩天津工场，1935年由上海裕丰纺绩株式会社投资创建。1945年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接收，改名为中国纺织公司天津第一纺织厂。1949年改为国营天津第一棉纺织厂。

●天津针织厂 前身是由日资企业昭和、恒盛、弘友、三和、莫大小、丸松、饭田、大洞等株式会社合并而成的天津被服总厂第十分厂。1949年改为国营天津针织厂。1951年在河东区十三经路建新厂，是当时亚洲最大的针织企业。

●天津自行车厂 建于1936年，先后生产“铁锚牌”、“中字牌”自行车。1950年10月出品了国内第一辆全部自行设计、制造的“飞鸽牌”自行车。

●天津钢厂 前身由日本人中山悦治开办，原名中山钢业所，俗称“老中山”。1935—1943年先后建成板镀金、翻砂车间和25吨平炉，成为小型综合性钢铁企业。1946年由国民党资源委员会接管，更名华北钢铁公司。

●天津制药厂 位于程林庄道91号，原是1939年日商开设的若素工厂。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收，改为华北试验总厂。解放后与其他5个厂合并成华北制药总厂。1950年底改名为天津化学制药厂，现为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机器局旧址 原址位于现军士交通学院内。1867年由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筹办，初名“天津军火机器局”。李鸿章接办后扩建，定名为“天津机器局”。1895年扩建改名“北洋机器制造总局”。《津门杂记》载：“地广数百亩，屋宇机器全备，规模宏大，井井有条，工作者约2000人，日费不止千金，专制火药及各种军械。”1900年毁于八国联军。

●天津动力机厂 始建于1935年，1941年迁至河北小王庄，1944年改组为华北机械工业株式会社，工人增至400多人，为日军生产枪炮。1945年改名为天津机器厂。1953年9月改名为天津动力机厂。曾出品了中国第一台中马力4146型号的高速发动机，并到世界博览会上参展，誉为“华夏第一机”。大庆油田开发过程中使用的红旗100推土机所配置的146发动机就是天津动力机厂生产的。上世纪70年代尼克松访华，他所乘坐的专机上使用的双脉冲调速器也是天津动力机厂生产。动力机厂最辉煌的时候是在1993年，当时全年生产柴油机7001台。目前，这里的厂房保持了原貌，还保留了日本昭和16年的机器。

●天津通信广播公司 位于河北区新大路，是华夏第一屏“北京牌”电视机的诞生地。成立于1936年，前身是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所属中央无线电器材公司，解放后一度改称为中央电工器材二厂，1953年改为国营天津无线电厂。1958年研制成功了全国第一台黑白电视接收机，1971年研制成功全国第一台彩色电视接收机。

●天津印染厂 该厂前身为华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厂，实业家周学熙创建于1916年。这是天津第一座大型纺织厂，1931年改名为华新纱厂，1936年以120万元售与日本钟渊纺织株式会社，更名为公大七厂。1945年由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天津分公司接收，改名为中纺七厂，建国后改为印染厂。

●纺织机械厂 位于万柳村大街。1946年，中国纺织建设总公司将平津两地日资企业，包括钟渊、昭和、富源、大和、谦宝、大信兴、安源、昭通等8个铁工厂拨给天津分公司，成立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天津分公司第一机械厂。总部在一区中正路（今解放北路）26号，第一工场（富源）在昆纬路七经路，第二工场（大和）在新大路庆记东里81号，第三工场（大信兴）在海光寺万德庄大街130号，第四工场（昭通）在海光寺六里台卫津路27号。1952年，将第一至第四工厂集中于现址。

●造币总厂旧址 位于中山路上。1903年，实业家周学熙买下130亩空地，进口全套美国铸币机器，建起了全国一流的“户部银钱总厂”。到1914年，政府改组全国银元局，铸币权归中央，成立天津造币总厂，管辖全国各铸币厂。自1914年开铸至1917年，天津造币总厂共铸“袁大头”1亿8千余万元，到1940年，造币总厂停产。厂址布局原为多进四合院，现仅存平房70余间。

●天津机车车辆厂 位于南口路一号。前身是1909年德国人兴建的“津浦路西沽机厂”，俗称“津浦大厂”，后为铁道部天津机车车辆机械工厂。目前靠近南口路的一座三层楼改为了艺华轮创意工场主打展览展示、环境艺术、研发制作、家居家饰、诗歌文学、网络科技、广告传媒等业务。

●天津建筑机械厂 位于南口路。1955年由天津机械修配厂发展建设起来。1958年，试制成功全国第一台履带式推土机，1959年即以生产推土机为主。1993年在国内率先实现销售推土机超万台。

●恒源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旧址 位于天纬路上。1918年由直隶省长曹锐及章瑞庭等人招股集资创办，产品为“兰虎牌”棉纱和“跑车牌”帆布，质量较高，颇有名望。旧址占地面积75745平方米，现仅存四合院一座。

●3526艺术创意工场 位于河北区水产前街28号，始建于1938年的华津制药厂已经搬出，天津美术学院在这里改造建成了建筑面积1万多平方米的动漫培训基地、动漫制作中心。聚集了大量热爱创造的年轻学生。

●美院现代艺术学院 2002年，在河北区月纬路一家金属制品厂的废弃厂区上建起了这座现代艺术学院。院子里的厂房排列整齐有序。学院开设了多媒体、摄影、公共艺术、数字媒体、综合绘画等不同方向的课程，学院里有一个由仓库改造而成的大展厅，经常会有各种作品在这里展出。

●仁立毛纺厂 1931年由北京仁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云南路（先人民体育馆附近）投资建厂，1934年开始生产呢绒产品。现已拆除，建成了清华园实业大楼。在大厦的一层还保有了一处当年仁立毛纺厂的标记。

●东亚毛纺厂 1932年宋棐卿在意租界成立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生产“抵羊牌”毛线。1935年在英租界墙子河外购洼地40亩，为新厂厂址，1936年建成迁入。素以科学管理和精良的产品质量著称于世。1954年公私合营。云南路2号的主办公楼仍继续使用，生产等环节已搬入新纺织园区毛纺织控股总公司。

●法国电灯房旧址1910年法国商人布吉瑞创建“法国电灯公司”，俗称“法国电灯房”，1921年开始发电。旧址位于现位于哈尔滨道，原建筑尚存机房、办公楼及布吉瑞住宅。机房外檐用红砖砌筑，坡顶西式厂房。办公楼及住宅均为法国风格建筑。现为天津市电力科学研究院所在地。

●久大精盐公司驻津办事处 1914年9月，范旭东在塘沽创办久大精盐公司，同年在天津办事处，1920年在赤峰道建成一座砖混结构三层西式楼房。现为乔治·玛莉婚纱爱情城堡所在地。

●天津拖拉机制造厂 因为马志明的相声，“天拖”成了城市公共记忆中最具个性的一家大型工厂。1956年1月1日，天津汽配厂正式更名为“天津拖拉机制造厂”，开始生产“铁牛牌”拖拉机。“铁牛55”是当时卖得最好的拖拉机型号，年产达到了10700台。

●天津市内燃机厂 在南京路的西端，也是繁华地带仅存的工厂之一。前身是1938年建立的日本丰田自动车株式会社。1945年改为交通部公路总局平津汽车修配总厂天津修理厂。1983年又引进了日本大发工业株式会社微型汽车发动机技术。

●天津手表厂 1955年3月24日，天津钟表厂手表试制组试制成功全国第一只国产机械表，定名为“五一牌”。天津手表厂于1957年筹建，是中国第一家手表厂。50年代末，前苏联专家到天津手表厂援建，最终确定在复康路上绿树环绕的地带建厂，因为此地空气好，灰尘少，适合手表生产。现在复康路上水上公园附近的天津手表厂早已成为天津人的公共地标，厂区的一部分改成了学校，企业开始搬迁，只留下了办公和一部分生产机构。50年的历史文化积淀和高技术含量、自主知识产权，海鸥表已经站在了世界顶端，为国货品牌赢得了声誉。

●天津市电梯厂 位于解放南路。1951年天津电讯器材厂开始试制电梯，1952年初制成的第一台电梯于“五一”节前安装在天安门。1956年4月，与其他6个小型企业合并，建立天津市电梯厂。后合资建成天津奥迪斯电梯有限公司。

●人民印刷厂 位于解放南路，原为日本协和印刷厂的一部。主体建筑为民国时期建成，此外还保有清末建立的厂部小楼及东光大楼。1949年后，一段时间暂为印钞厂，现为环球磁卡集团。

●水晶城 曾经天津玻璃厂所在地，现在是一个40万平方米的新型社区。玻璃厂的厂房被改造成了社区的会所，包括网球场、游泳馆、健身房、台球厅等。小区里还保留了玻璃厂的一条铁轨，沿线是一组铸铁雕塑和展示了小区建设进程的玻璃镜框。

去年5·12大地震后，“汶川里”在天津的知名度迅速提高。整整一年过去，在川府新村问路，路人还会反问：是跟地震同名的那个地方吧？

对于发生在四川的那场大地震，与全国其他城市的居民相比，住在汶川里的人对灾区多了一份特别的关注。汶川里社区居委会的李凤主任对去年的感人场面记忆犹新：“地震发生后，还没有接到相关部门的号召，居民便纷纷捐款，送来毛毯和棉被。”当时，82岁的李德欣大爷第一个来捐款，地震发生之前，出于对这个与自己居住小区同名的地方的好奇心，他还特别去过汶川。80岁的于耀明老人捐出了100元。娄玉茹大娘坐着轮椅，亲自送来了50块钱。

63岁的蓝洪文先生住在马路对面的沐川里。沐川里只有一栋楼，所以也被划归为汶川里社区的一部分。5·12大地震发生后，他是汶川里社区赈灾活动最热心的志愿者之一。“社区居委会的办公室本来就很狭小，捐款的人多得挤满了小屋，这其实就是说明了一种爱，是爱让大伙儿伸出了援手。”

李凤主任介绍，汶川里社区包括三个小区——汶川里、川北里、沐川里，但面积并不大，一共24栋楼、102个楼门，住着1900多户5000名居民，其中，汶川里小区有900余户。

一位在楼下闲坐的居民说，汶川里的房子是1997年建成入住的。在这之前，这里曾是钢丝绳厂的厂区。十年后的今天，汶川里周边还能发现很多工业区的痕迹。东侧是天工缝纫机公司的厂房，超大的三层厂房已颇为破旧，但绿树掩映的厂院儿却能让人体味到属于上个世纪的宁静；北侧围墙后面一片极大的空地，高高的烟囱从厂房的背后伸向天空。

汶川里虽然建设得较晚，但从地名和地理位置来看，都应该算是川府新村外延的一部分。川府新村居住区地名多带“川”字，比如田川里、园川里、多川里、貌川里。而这一地区的宜宾道、嘉陵道、雅安道的路名，也与四川的地名相关。

1986年，天津川府新村、无锡沁园新村、济南燕子山三个小区被建设部定为“城市住宅小区建设试点”，当时希望通过这三个小区的规划，为今后住宅建设向舒适、科学、方便等方面发展探索新路。

当年，川府新村规划的总用地面积12.4公顷，从小在这里长大的网友达达说，他小时感觉川府新村那种花园式的绿化，比天津很多居民区都要好，那时候住川府新村，感觉很有面子。这里可能是天津最早有社区概念的地方，比如小区四周有围墙，有院门。新村的中央地带有个小型广场，也算是“川府”的中心区，居民休息时会聚集在那儿。当时广场上就有很多运动器械，还有在那练武术的。广场上有一处室内的活动中心，类似于现在住宅小区的会馆。这些在天津基本上都属于首创。

川府新村的小区里有一种楼房的房型，宣传说“汽车可以停上二楼”。当然这有些夸张，真实的意思是一层有户外的楼梯通到二层，二层有一个很开阔的公共平台，当年孩子们都在那玩儿捉迷藏、练骑自行车。川府新村小区里楼与楼之间错落有致，不是那种横平竖直的排列，看上去很新颖。现在再去川府新村，还是可以看到很多房子都有洋房别墅的感觉。房型本身也很有设计感，60平方米就可以有个三居室，比较适应当年人们的需求。

汶川里小区东边正门前是密云路，楼下的底商还有一家“汶川药店”。小区对面路边有一溜小饭馆、大排档，每到晚上，这里也是“马砂”的聚集地。汶川里有些杂乱，入口处有一家卖炒面的摊位，再往里走还有卖饺子、拉面的大棚。一部停在楼下喷涂过的红色汽车，又证明了这里也有潮人出没。

2008年5月15日，汶川里社区组织了赈灾捐款，不到两个小时，共募集了5645元。居民自发在小区里的树枝上挂起了白色纸花。5月19日哀悼日，14时28分，警报声、汽笛声、喇叭声在中国大地鸣响。汶川里的数百名居民聚集到小区空地上默哀。一些人打开窗子，让电视中致哀的声音传出来。李凤主任说，地震期间，汶川里社区共募集捐款3万余元，也是历次捐款中最多、也是最踊跃的一次。

“逝者安详，生者还要前进，所以我们必须要帮他们重建家园，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都是汶川人。”地震发生后，在央视的一次新闻联播中，蓝洪文代表汶川里的居民，也代表天津人说出了这番心里话。

汶川里的居民大多数是当年万德庄和西湖村平房改造时搬迁过来的普通百姓，生活并不富裕，但那次地震，让他们完全忘记了私人得失，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天津老百姓的热心肠。

现在，汶川里又恢复了平静。小区里有工人在施工，更换锈掉的下水管道。与现在越来越高档的住宅区相比，这里似乎保留了更多的属于老天津的街巷气息——楼前晾晒的棉被、床单，散养的鸡和鹅，随处可见的盆栽植物，以及坐在楼下喝茶下棋的汉子。去年地震时发生的事情对他们来讲已成记忆，在悼念过后，生活还在按部就班地前进着。

从今年3月确定地点开始装修，到完成布展，53岁的女收藏家刘春芬建立五大道博物馆只用了一个月。民园大楼的地下一层被分隔成8个大小不一的空间，刘春芬把自己的近千件西洋古董藏品全部搬了过来。美国出产的哥伦比亚手摇唱机，曾是上流社会的摩登标志，至今仍能放出完美音色；法国制造的有3个灯捻的鎏金吊灯、台面可拉伸至两米多的德国餐桌和一套鎏金咖啡具复原了租界家庭饭厅的场景；保存完整的英式壁炉、造型各异的台灯、电风扇、钟表、电话、门窗、家具、钢琴，仿若带人进入百年前的城市人家。

从老房子里拆下当废品的美国松木，现在又被铺在了博物馆的地面上，形状各异的老式水龙头、门把手、插销、挂钩、电灯开关挂了整整一面墙壁。五一期间，博物馆正式开放，有人在参观后留言：“每一件老东西都是有情节的，让人想象无限，回味无穷”；“踩在吱吱呀呀的地板上，仿佛一下子回到了100年前”。

五大道博物馆，位于重庆道、长沙道、湖南路交汇处的民园大楼地下一层。民园大楼由奥地利建筑师盖苓设计，建于1937年，原系3层，1992年接建为4层。当时这里是一座高级公寓楼，共有房屋295间。每个单元均有壁炉、起居室和卧室铺着硬木拼花地板，居室门上镶有大片磨花玻璃、铜把手。卫生间里有脸盆、坐式便器。现在这座大楼除了作为五大道游客服务中心之外，还包括部分民宅。对面的民园体育场早已是天津球迷的经典地标。外地游客游览五大道，都会到这里乘马车、电瓶车或租赁自行车。

博物馆里展出了上世纪五大道一户人家不同年代的全家福，照片中的生活也有刘春芬的童年记忆。小时候，刘春芬家住小白楼先农里一户独门独院的小楼里，姥爷是天津知名的旗袍裁缝师。总有黄包车停在她家院门口，车上的女人漂亮优雅，烫着卷发，捧着一摞绸缎，来做四季的衣服。

“起士林对面有一座小花园，另一侧全是小洋楼，我家就在现在滨江购物中心的位置。”她回忆说，家里的木板地、百叶窗、美国收音机、缝纫机、德国衣柜，以及每天喝的牛奶，夏天吃的起士林冰激凌构成了她的童年。

租界的生活和天津城里完全不同。刘春芬说：“60年代我们一家常出去玩，我姨给我们拍照片，我现在还收藏着我姨和姨夫的结婚照。”她的姨夫在法国面包坊上班，常常一家人去起士林跳舞。“妈妈和姨穿着旗袍，姨夫穿着燕尾服。”

五大道布满连体或独体别墅，当年居民的日常生活对外人来讲颇为神秘。直到文革，生活规律才被打破，刘春芬看到很多老物品都塞进了小白楼或黄家花园的委托店，“钢琴卖10块20块，一对儿沙发卖5块，席梦思床卖10块，红木大衣柜卖30块，我特别喜欢一个人去委托店看那些东西。”

30年前，刘春芬开始迷上收藏，认识了西洋古董的玩家“铁路张”。“他算是我收藏的导师，那时候买了他不少东西，教堂里的壁画、西洋的灯、柜子等等。”80年代当中学老师的刘春芬业余时间给报纸杂志写稿，挣来的稿费全部买了古董。沈阳道刚出现地摊儿时，刘春芬是第一个来淘宝的女士。“当时摊主都知道我买东西不会砍价。当时挺疯狂的，比如我喜欢银盘子、铜盘子，就把店铺和地摊儿上所有盘子都买光。我喜欢收藏门窗，凡是出现在市场的门和壁炉我都要。有时为了一件藏品，真是睡不着觉。”

近代天津是九国租界地，当年不断有西洋货被带到这里，这也是天津存有大量西洋古董的原因。而当时中国人家中如能有几件舶来品，也是一件很时髦的事。90年代末，五大道腾迁整修，很多原来住在这里的人家卖掉了老式家具，楼房里的各种建筑构件更是堆在马路上低价处理。从那时起，刘春芬就想做这样一座博物馆，专门展示西洋古董，复原五大道上家庭生活的常态。“希望大家都能看到100年前的东西，体味当年的生活风貌，也是对生命的一种延续吧。”

天津的私人博物馆其实并不罕见，仅粤唯鲜集团的张连志旗下就有四处，尽管这四处私人博物馆其中三处同时也是饭馆，但里面的藏品也的确值得仔细观赏。

五大道上的疙瘩楼建于1937年，建筑外墙全部使用琉缸砖，自然形成疙瘩，曾是马连良在天津的寓所，现在是华蕴博物馆，同时也是一家餐厅。展品囊括从夏代至清代各个时期的石器、木器、家具、陶瓷器、铁器、青铜器、小件木器、泥塑等100多种3000余件文物。庭院里还展示了密密麻麻的石雕佛像和各种残件。位于赤峰道上的这座小楼被上亿块瓷片包裹，里面也处处是瓷器，窗户花纹上装饰着瓷器，墙上粘贴着唐朝的瓷碗，还有很多用瓷片拼出的唐代仕女图、莲花屏风图等历代名画。这里也因其超常的个性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时尚圈关注的焦点。古雅博物馆位于马场道天娇园，主要陈列近现代枪支和西洋家具。枪支藏品包括1809年的燧石击式发火滑膛枪和1854年的火帽击法式线膛枪等200余支，还藏有美式打印机、电话机、咖啡具、电风扇、手电筒、糖缸、洋花瓶、洋式沙发等文物。位于体院北道隽祯博物馆，大门两侧安放着两辆清代木制手推车，为古代运送货物所用。这里主要收藏中国古代木制的家具文物，包括牌匾、衣架、书案等。

另外，还有位于六号院创意产业园的三品堂，位于河北区日纬路的万壶堂两座私人博物馆，前者主要收藏翡翠艺术品和彩陶文物，从5200年前的黄河流域马家窑彩陶到唐代的人像彩陶，展示了彩陶历史的精华；后者展示了马冀良、马冀武兄弟收藏的数千种一万多个瓷壶，这些瓷壶大多是他们访遍大江南北的古代窑址，搜集而来的各个时期的陶瓷制品。这些私人博物馆全部由私人出资，也为城市增添了不同的色彩，更让藏品无限地贴近了普通人的生活。这其中的经验，也一定会有国家博物馆在运营中值得借鉴的地方。

最近去逛滨江道的人都会被辽宁路路口小吃街飘出的香味儿吸引过去。阿拉伯烤肉、泰国绿豆璇、福建面线糊、广东及第粥、香港撒尿牛肉丸、台湾香炸豆腐，再加上天津人最熟悉不过的天宝楼酱货、曹记驴肉、耳朵眼炸糕、石头门坎素包、龙嘴大铜壶、小宝栗子，短短的一条小街成为美味的集合地，味蕾、视觉与心情共同构成的兴奋点足以让人驻足流连。

辽宁路的美食记忆最早源于劝业场后身的泰隆路。当年天祥商场开业后，这里迅速成为天津最繁华的地段。泰隆路上卖吃的东西，比较著名的是凉糖和熏鱼。一直住在附近、曾在滨江道摆摊儿卖服装的个体户，78岁的朱延丰老人回忆说，这个十字路口上饭馆特别集中，正阳春鸭子楼、宴宾楼、津京小吃店，那时从早到晚只要在外面吃饭都会到这块儿来。到80年代，泰隆路卖食品小吃的个体户越来越多，形成了小吃一条街。摆摊儿的大多是天津人，外地的食物也不多，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山西刀削面、新疆羊肉串。

朱延丰说，1999年前后滨江道市场退路进厅，搬到了南京路交口的两块空地——A区和B区，其中一部分也演变扩大成小吃街，泰隆路上的个体户大多搬了过去。

辽宁路东起中心公园，西至百货大楼，整条路上聚集了大小饭馆30几家，最有名的便是正阳春鸭子楼。正阳春始建于1935年，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视察天津曾到这里吃饭，近万名市民聚集此处一睹主席风采，正阳春也由此成为传奇。普通老百姓对正阳春鸭子楼鸭油包的记忆要远远超过对那里的烤鸭。吃鸭油包的时候要喝一碗很稠的绿豆稀饭，配点儿芥菜咸菜丝。现在正阳春外卖的鸭油包没有以前油了，感觉也不是很好吃。正阳春对面的宴宾楼是清真老字号。在和平区饮食公司工作了20多年的许师傅说，文革时宴宾楼改成了“辽宁路回民食堂”，简称为“辽回食堂”，经营炒菜、羊汤、蒸饺，“当时的厨师都是科班出身，厨房里规矩特别多，现在都不讲究了。”有网友回忆，当时辽回食堂有一道香辣羊排特别好吃，后来据说因为买不到调料，就失传了。

辽宁路148号原京津小吃店的前身叫万顺成。美食家唐鲁孙曾经提起这家小馆：“有一家肉片卤的锅巴菜，在绿牌电车路法国教堂一个胡同口，卤是肥瘦肉片加黄花木耳勾出来的，比起素卤来可又好吃多了。”万顺成每天从早点到宵夜全天卖锅巴菜，与大福来齐名，也许更胜一筹，可惜现在已经消失。

80年代，津京小吃店里的驴打滚黏糕风靡一时，但更重要的是去喝他们家的小豆粥，粥里撒上砂糖、葡萄干、青丝玫瑰。小吃店的人气特别旺，似乎从来也没有空座儿。

消失的敖奇快餐是辽宁路上的另一个传奇。1982年，李瑞环邀请美国快餐专家王大东来天津，与青年实业公司联合创办了敖奇快餐。这里以中餐为主，另配汉堡包，顾客自己到柜台点餐，再找座位用餐，食客在就餐时还第一次听到了背景音乐。新鲜的方式立即吸引了市民，最火爆时外面等待就餐的队伍排出了几百米。可以说，80年代谈恋爱人的没有没去过敖奇快餐的。那时候卡拉OK还很新鲜，服务员有时候还在店里唱歌。敖奇快餐当时位于辽宁路164号，最有名的是葡国鸡饭和洋鬼子大鸡腿，其他还有红烩鸡块、大虾套餐什么的，最贵的套餐十三四块钱，普通的六七块钱。估计谁也记不清全部的套餐菜单了，因为几乎不可能有人像现在吃麦当劳一样把所有的食物都吃过来，除非能找到在餐厅工作过的人。

康乐早已是永恒的经典地标了。1980年前后，康乐的冰激凌2毛钱，雪球1毛钱，不过跟3分钱的冰棍比起来还是贵了很多。当时的康乐就相当于现在的哈根达斯吧，很多网友至今还常怀念当年“浇着巧克力的雪球”，可惜现在再吃多少个也找不回过去的味道了。

而位于辽宁路四平东道交口附近的老六涮羊肉同样也是也是名声在外。据说老六涮羊肉的老板就是当年辽回食堂的职工。网上还可以找到很多怀念学生时代来这里吃涮羊肉的帖子，这种集体记忆的堆砌让这家涮肉馆成为年轻人心目中的美食地标。

提起辽宁路，除了美食，同样不能忘却的还有它在一段时期内的文化价值。早在上世纪20年代，辽宁路上的天祥商场里面就聚集了三四十家小书店，这可以算是当时天津图书业的销售中心。时光轮转，80年代的辽宁路又再度发展成为天津最早的文化消费市场。

天津最著名的磁带摊儿在辽宁路与哈尔滨道交口附近。很多生于70年代的人对那个地方都有很深的印象。天津作家张轶在小说《津夜，往事随风》中记录了当时的景况：“上初中的时候，经常到这里来玩，那时在这条路的中间有一个出售和翻录流行音乐的小摊儿，大部分都是世面上见不到的港台音乐的磁带，磁带封面的印刷都是灰白的，模糊且粗糙，基本是两三元翻录一盘，很便宜。我那时把省下的零花钱基本都换成TDK、SONY的空白磁带，然后到这里翻录成邓丽君，许冠杰，达明一派的音乐。那时，有音乐就有一切！”

1988年前后，辽宁路的磁带摊儿俨然引领了这个城市里流行音乐走向。不过翻录磁带的人渐渐少了，代之的是一种高仿真的盗版磁带，“飞利浦”版本，或者“新艺”版本，这些可以说是盗版中的精品，而品种则包括了王杰、张洪量、赵传、黄舒骏、达明一派、林子祥等等最红的港台明星，要知道，那时候这些歌手的磁带大多还没有引进内地。当时在小摊儿上买一盒磁带要14块钱，价格相当于中图公司的进口货。中学生省下几个月的早点钱去买一盘磁带，珍藏起来，最终成为记忆的永恒。

辽宁路从哈尔滨道到滨江道之间，依托滨江道上的几家书店和新中国文化用品市场，聚集了许多小书摊儿和卖文化用品的小售货亭。书摊儿卖的基本上都是畅销文学，海报在书摊儿前随意悬挂，印象中这是天津最早出现图书海报的地方。海报上印着许多刺激眼球的暧昧标题，也证明了当时图书业已悄然开始了商业化运作。

每年元旦前后，那些小售货亭和书摊儿都临时改成以卖贺年卡为主，大量贺卡充斥了整个辽宁路文化市场。当时几乎天津市的所有中学生（后来发展到小学生）都有送贺年卡的习惯，贺卡的需求量就可想而知了。大概到1993年以后，港台引进版的磁带开始占领内地市场，辽宁路上卖翻版磁带的小摊儿消失了。再加上城市里的小书店、小书摊儿越来越多，辽宁路文化市场便也慢慢失去了它的引领地位。

4月18日周六中午，名流茶馆的服务员正忙着在大牌子上写下一场的演员阵容。来听相声的人早早座在了位子上，演出正常开始。但此时的和平文化宫已经腾空，三层大楼里，如今仍在营业的只剩下二楼的名流茶馆和三楼的一家台球厅。按照和平区的统一规划，和平文化宫搬到了位于吴家窑大街附近的新址，不久后，原来的大楼将成为和平区繁华办的办公地点。

名流茶馆每天演出两到三场，算起来，每年都有近千场相声演出。2008年奥运会期间，这里也是接待外宾最多的相声茶馆。突如其来的腾迁消息让茶馆经理于承艳心情特别失落。“在这呆了十几年，每个地方都有回忆，太舍不得这个园子了。”她说，“如果能留住茶馆，只要我能做到的，我全都会去做。”

去茶馆听相声已成为城市白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休闲方式，名流茶馆也是天津相声的重要地标。尽管算不上临街，又是二楼，地理位置并非得天独厚，但这家茶馆“焐”了将近20年，骆玉笙、马三立、王毓宝、关学曾、花五宝等曲艺名家都曾在此登台献艺，所以早已成为天津相声园子的一块金字招牌。特别是2005年郭德纲走红之后，来天津听相声的北京人越来越多，北京人最认可的也是名流茶馆。

4月13日，于承艳邀请吴文科、常祥霖、张春生、王全聚、魏子晨、王永良等文艺、曲艺专家和苏文茂、董湘昆、籍薇、李经文等艺术家，在名流茶馆举行了一次研讨会，联名发出了保护名流茶馆的呼声。听到名流茶馆有可能搬迁的消息，80的苏文茂先生不胜唏嘘：“难道要让我们艺人重新回到‘画锅’、‘撂地’演出的年代吗？”

2007年，位于古文化街的新名流茶馆开业，不过，那里的客流量毕竟远远比不上劝业场一带，所以要想达到老名流茶馆火爆的人气还需要很长时间，也更需要靠“老名流”来带动“新名流”。

“我们本来是计划用火地带生地，用老名流炒新名流，如果不腾迁，哪怕再给我一年时间，我都能把名流做得更好。”在于承艳的计划中，她要把名流茶馆做成上岛咖啡、外滩风尚、东方之珠，搞连锁经营，把品牌做大，甚至可以请大腕来演出。“现在的新名流白天有京剧，如果我做第三个园子，会把天津的曲艺炒起来。”但这次腾迁的确让她感到措手不及，她甚至有些灰心了，名流茶馆的未来也成了未知数。

于承艳第一次走进名流茶馆是1997年。她44岁，从人力毛纺厂下岗后到和平文化宫打工，常看到茶馆里有唱曲儿的。那时候名流茶馆已开业6年，但经营得很艰苦，先后更换了5任经理。到1998年，最后一任经理半年赔了16万，实在无法坚持，便在报纸上登出了拍卖名流茶馆的启事。于承艳当时唯一的财产是一套独单，她下决心卖掉房子，花五万六把茶馆买了过来。

开始的前8个月，于承艳就住在茶馆对面的小仓库里。为把茶馆做好，她想尽了各种办法，“天津市京评梆曲、专业业余的剧团我全合作过，也得罪了很多人，因为卖不上座儿我就得辞走人家，人家肯定埋怨我。”名流茶馆还接过外地的评剧团，也是天津最早演出二人转的园子，但也都不赚钱。马志明、田立禾、李伯祥、魏文亮等相声名家在名流有演出，他们一般也只是隔周演一场，担心太频繁了上不来座儿。

现在回头看，1998年可以被称作天津茶馆相声复兴元年。77岁的于宝林带着冯宝华、尹笑声、黄铁良、佟守本等艺人组成了众友相声队，在燕乐茶馆恢复了间断近30年的茶馆相声。1999年，于宝林又创办了哈哈笑艺术团，于承艳抓住这个机会，把他们请到了名流茶馆。“第一场演出只有6个观众，慢慢的，12个、22个，观众一点点多起来。”众友、哈哈笑和市曲艺团三个相声队打擂争座儿，竞争之下，演出市场渐渐有了起色。

“那时候真的不懂行，就是自己慢慢摸索。”当时名流茶馆每周只有六、日两天演出，于承艳又在每周五推出了“相声大家说”，让北方曲校的学生登台，卖5块钱一张票。现在天津最火爆的这拨儿年轻演员，有不少都是那时候练出来的。

于承艳接手名流茶馆的前5年一直赔钱，不过她也悟出了相声茶馆的经营之道。“归根结底就是‘靠地儿’，名流这块地禁得住赔。观众看演出的习惯是走熟道儿，哪儿开了新园子都会去看看，但过过还会回来，原生地也就这么形成了。”

到2004年，名流茶馆终于火了。“和平文化宫管接电话的人跟我说，所有电话都是找名流茶馆，你们自己弄一个号吧。”2005年初，尚在艰苦奋斗的郭德纲回天津玩儿，在名流茶馆演了三次，马树春给他量活。“郭德纲的妻子王惠以前在名流茶馆唱过大鼓，她跟我说，姐姐你这真火，我羡慕死了，我们在天桥乐赔得底儿掉。”

名流茶馆的变迁也是天津民间相声的发展的最好记录，园子跟演出队分成、送花篮、票价从10块涨到20，都是从名流茶馆开始的。“后来众友又回来，再后来是九河相声队找到我，想上这个台口来演出。我的原则是，只要你是演员，我都一样捧你。那时候三个团都在名流演出，演员来了先跟我打听，别的团多少座儿？演的嘛？”一年后，佟有为马树春进了“九河”，这个团慢慢发展起来，和众友、哈哈笑形成了鼎足之势。“炒火了九河之后，园子又要换掉了他们，因为演出市场没人能一直在高峰期，不换人就没有新东西，观众不喜欢。”于承艳说，她干名流茶馆12年，进进出出的团一共有6个，都是最火的时候走的。

“名流茶馆这么多年，什么事都有发生过，有一次停电40分钟，我们点了洋蜡，观众去自己汽车上拿应急灯在那举着，也没有麦克风，就一直演了40分钟。还有一次下大雨，趟着水来了44位观众。如果搬迁了，多可惜的人脉啊。”于承艳现在要求演员散场时必须出来谢幕，感谢观众的支持。

于承艳接手名流茶馆几年之后，有人出10万块钱要买下茶馆，她考虑一番，拒绝了。后来茶馆生意慢慢好了，马树春帮她找人，开出了33万的价儿，她还是没卖。这么多年，于承艳天天忙的就是这个茶馆。“服务员都跟我说，于姐你一进茶馆特别兴奋。”她说她最难的时间都是在这儿度过的，茶馆里的每一个物件、每一个角落都有她的回忆。“有时我也坐在后面听相声，其实都背下来了，但也乐，很多烦恼的事儿，一听相声就解脱了。”

于承艳将名流茶馆申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评选专家说，名流的问题就是年限短，但她觉得，只要一直坚持做下去，年限短肯定不是问题。而就在这不到20年的时间里，名流茶馆仍留下了许多经典记忆。茶馆的招牌是马三立先生亲笔题写的，马老去世后，央视拍一部关于马三立的纪录片，请马志明选一座天津园子做现场，马志明说，我哪儿也不去，就来名流茶馆，第一，这个园子的招牌是马老爷子写的；第二，在名流茶馆的舞台，我们演员不掉价儿。

央视“艺术人生”节目组拍天津曲艺特辑，也选择了名流茶馆。2006年，姜昆带着全国各大媒体记者到天津考察曲艺市场，在名流茶馆的舞台上说：相声就应该这样低票价高水准，为全国人民服务。专题片《走遍中国》中天津的第一站就到了名流茶馆，开始说只拍一刻钟就走，但走了一会却又回来接着拍，导演说，这么火爆的同期声太难得了，做都做不出来；《百年笑声》也在名流茶馆拍了3000多个空镜。

3月13日，名流茶馆茶馆成立了自己的演出团队——名流艺术团。名流茶馆一直是北方曲校的实习阵地，当年那些孩子刚刚登台时，有的在台上掉眼泪儿，有的说话都不利索，现在也都渐渐成熟了。马军、罗峰等年轻演员在名流茶馆的舞台上受到观众追捧，都有了忠实的粉丝。再加上哈哈笑艺术团的刘春山、许建、裘英俊、于丹等一批年轻人，天津茶馆相声再次形成了强劲势头。

于承艳说：“一个相声茶馆的好与坏，演员阵容是第一的，没有四梁八柱，立起来不太容易。”在老一辈的黄铁良、尹笑声、刘文步、陈明志、张永久、邓继增等等艺人年龄渐长，80后年轻群体的崛起又为茶馆相声注入了新的活力。

“茶馆是最舒服、最休闲的地方，而在剧场里观众是被控制的。”于承艳对此已领悟多年，剧场里高高的舞台不适合观众视线，而茶馆的舞台很矮，演员在台上的每个包袱、眼神、动作观众都能看得很清楚，台上台下有互动。在茶馆里听相声也不用受任何限制，她在古文化街做新名流茶馆时便考虑到这个因素，在园子里装了12个音箱，无论座在哪儿都能听得很清楚，即使跟周围的人大声聊天，也不会干扰到别人。

“老舍茶馆是我的一个梦。”每隔一段时间，于承艳就会去一次老舍茶馆，“北京的四合院都快拆没了，老舍茶馆把四合院的景物都搬到茶馆里，每个单间儿全是四合院，这就是它的特色。为什么我们天津就不能有一些代表城市特色的茶馆呢？所以名流茶馆就是要把天津曲艺的全部包容在里面，做成最有特色的茶馆。”

一直记得小时候看《黑三角》、《永不消失的电波》、《保密局的枪声》等电影时惊心动魄的感觉，所以从第一集开始，《潜伏》便帮我们恢复了当年的记忆。豆瓣网上90%的网友不遗余力给出了五星的最高评价，“潜伏”成为时尚生存的流行语。寻找许多年以前发生在天津的潜伏故事，也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领略了我们这座城市的历史记忆。

《潜伏》以余则成在军统天津站的活动为主线展开。早在1932年春，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处便建立了天津站，并配属秘密电台。“七七”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及军政组织在撤离平津的同时，布置下潜伏特工，负责组织华北忠义救国军和抗日锄奸团。1938年，复兴社特务处扩编为军统局。抗战结束后，1945年12月，戴笠到天津，亲自裁撤原有潜伏组织，建立了军统局天津站。《潜伏》中的余则成就是这段时期由重庆调到天津站工作，并在李克农将军的领导下开始为中共执行潜伏任务。

1946年戴笠坠机身亡后不久，军统局缩编为国防部保密局，派吴景中出任天津站站长。吴景中跟电视剧中的站长连名字都只差了一个字。1948年天津解放前，保密局特工纷纷自寻出路，吴景中秘密搭乘去南京的飞机不辞而别，这个细节在电视剧《潜伏》中被发展成最感人的镜头之一，在机场，余则成见到了翠平，却无法带她一起走。

《潜伏》中余则成上班活动的站部究竟在哪儿，如今已经很难核实了。康泽、程一鸣等人编写的《特工秘闻》一书中提到，保密局天津站站部位于林森路43号，而据曾任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的李俊才回忆，站部的所在地是林森路34号。当年的林森路早已改名为新华路，路两侧大量里弄式二层联体楼房，仍保留了几十年前的风貌。因为门牌号更换了多次，所以无论34号还是43号，都早已物是人非。不过，整条林森路上倒的确有不少当时国民党保密局的活动场所。

抗战期间，军统局在战区布置了几十个潜伏电台，而真正起到作用的只有两个：天津的舒季衡台和新加坡的汪孝明台。舒季衡台位于英租界17号路宝华里20号楼上的三个房间里。宝华里是一片二层老楼，现在新华路、营口道交口附近。1946年3月间，天津站牵头建立了外围组织“天津忠义普济社”，该社后来搬到距新华路不远的寿德大楼。1946年初，军统局派刘焕章来津建立天津经济情报站，站部也设在了哈尔滨道与新华路交口的树德里。

1948年，保密局任命李俊才接任天津站站长，负责布置特务潜伏。这就是电视剧《潜伏》中提到的“黄雀行动”。而余则成也拒绝了中共组织要求他撤离的命令，誓死要拿到潜伏特务名单，故事也由此达到高潮。

有一种说法，《潜伏》中李涯的原型就是李俊才。当然，现实中的李俊才并没有死，而是继续留在天津进行潜伏，他曾经回忆说：“1949年元月上旬，我叫副站长吕士伦通知特务们集合在稽查处大礼堂听我讲话，宣布林森路34号作为‘临时招待所’，负责接收掩护职业特务分子潜伏下来，又布置了4个情报组和4个电台。”但是天津刚刚解放，李俊才便被抓获，国民党军统局天津站也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潜伏》的拍摄只用了63天，导演姜伟说：“这个戏是我最糙的一部戏。”相信假如给姜伟更多的时间，那个时代的天津社会生活会更加立体化地呈现出来。在小说《潜伏》中便提到了一些和天津有关的细节，这也是小说作者龙一特别关注城市人文历史的缘故。他说，天津有无数妙趣横生的东西，20个作家一起写这座城市的故事写一辈子，也不会撞车。

“晚上回到家中，余则成说你累了一天，早些睡吧，便下楼去工作。他们住的房子在旧英租界的爱丁堡道，是原比商仪品公司高级职员的公寓，楼上有一间大卧房和卫生间，楼下只有一间客厅兼书房的大房间，另外就是厨房兼餐厅了。这所住房并不大，但对于他来讲已经很不错了，接收工作开始之后，接收大员们首先争夺的就是好房子，这个时候能在几天之内就弄出个像样的家来，大约也只有军统特务能够办得到。”

余则成住在旧英租界爱丁堡道上的一座公寓。爱丁堡道如今叫做重庆道，这条路两边有许多两层楼的联体建筑，大多改成了底商门脸，似乎小说中写到的公寓便是这些房子中的一座。

“站长虽然在本地安了好几处家，但始终与原配太太住在旧英租界常德道1号那所大宅子里，所以他对世俗的礼节非常重视，经常对手下讲，纲常就是一切，乱了纲常，一切也就都乱了。”

常德道紧靠民园体育场，与重庆道仅一街之隔。常德道1号的这座三层大楼是爱国人士曾延毅的故居，如果按照龙一小说中的说法，余则成和站长家应该住得很近，翠平去站长家跟站长太太聊天打麻将，也是只需步行几分钟便可以到达。

德才里靠近气象台路的几幢楼房完成了最后的拆迁，271户人家搬离。工人已经开始施工，一段时间过后，地铁三号线吴家窑站将在这里建成，一段新的城市史也由此开始。

德才里隶属河西区马场街，是前苏联专家援建的干部宿舍，上世纪50年代天津著名的“八大里”之一。直到今天，这里依然保持着端庄的格局。就算外面车水马龙，周遭小路杂乱无章，进到楼群内，也会突然被那种夹杂着历史感的气魄罩住，而整个人都变得沉静下来。

又因为紧邻大学区，德才里一带也成为本城青年亚文化的发源地和重要地标，话剧、摇滚、书店、打口、淘宝、外贸……亚文化消费都与德才里这个地名连在一起。套用一句俗语，每个天津人心中都有一个特殊的“德才里”，都有他们关于这一地标区域的私人情感记忆。

德才里28号是人艺的另一个舞台
口述人：赵玫，生于50年代，作家，出生后一直住在德才里

1953年，父母双双调来天津工作，不久之后，就搬到了德才里28号楼的天津人艺宿舍。和德才里其他的单元楼不同，28号楼是筒子楼，一共3层，每层有公用的卫生间和厨房。小时候觉得德才里房子特别高大宽敞，空间很大。楼群里有粮店、副食店，有早点铺，中心位置有一大片空地。这片楼完全是按照前苏联的标准修建的，每个楼门口有两扇红漆大门，两边有门灯，灯座是全铜的，每到晚上楼群里特别亮。楼群间全是红砖路，下过雨后特别漂亮。

“德才里”这个地名，其实就是“德才兼备”的意思，住在这儿的大多是医生、工程技术人员、国家干部。50年代，德才里算是市郊，周围成片的稻田、法国墓地，附近分布了9个水塘。斜对面的人艺院子里也有很大的水塘，栏舍里有鸡鸭，树丛间有蜻蜓，世外桃源一般。从28号楼到人艺也就是10分钟的时间，小时候我们吃饭、玩儿都在那儿。我们从小听到看到的，是唯有剧院那种地方才会有的艺术氛围。从连排到彩排，又到剧场中的正式公演，我也成了剧院最长久也最忠实的观众。

而德才里28号是舞台之外的另一个舞台。出出进进看到的都是从舞台上走下来的叔叔阿姨，剧院中几乎所有主创人员，包括院长方沉都住在这里。无论在走廊上，还是在公用厨房里，甚至洗脸刷牙时，他们所谈所议也是正在排练或已经公演的那些戏剧。所以，28号楼有时候并不像是一幢宿舍楼，而像是一个研讨表演的艺术工作室。

父亲的很多剧本都是在28号楼里完成的，我印象中他永远坐在书桌前。后来“四清”，父母远离我和弟弟长达一年。再后来父亲又被关进“牛棚”接受审查，我们又遭遇抄家，德才里也给我家留下了一段苦涩回忆。70年代，德才里又加盖了一层，原来的3层楼都变成了4层，住进来的人也越来越杂了。直到1998年，我们家才搬离了德才里。

住在伙单里的日本邻居
口述人：朱宝凤，73岁，退休职工，现居德才里

我们家是1954年搬来的，当时是建工局的设计院分的房子。18平方米，两间，住了5口人，当时的房租是5块3毛6。刚搬进来头两年，外面卖菜的人到大院来，都会称呼张太太、李太太。我们住的单元是5大间加一小间，我们家和建工局的苏家分别住两大间，另外还有一家姓李，男的是台湾省的，女的是日本人，后来他们回日本了。他家的儿子跟我家小孩同岁，走的时候，那孩子哭闹着不肯去日本，后来他们再也没回来过。单元的厨房里有一个小锅炉，冬天自己烧暖气，厕所里还有淋浴，当时真的算是很高级了。

德才里车站就像“战略要塞”
口述人：孙书清，25岁，SOHO，居河东区

第一次听到德才里这个站名是我上高中的时候。那时我在西青区上高中，住校，每周回一次在河东区的家，途中需要在德才里倒乘一次车。后来慢慢的德才里和我熟悉了，因为我发现我的生活中很多要去的地方所乘坐的公交车都会经过这里。渐渐有了一种感觉，我觉得德才里这个车站就像“战略要塞”，很多车都会在这里设站。记得路过德才里时，看到附近有一排很特别的楼，因为它是面朝津河，特别希望能住在这样的房子里。最近和朋友开车路过，看到德才里附近正在拆迁，还在感叹城市发展的快速。

记得小区门口的修车师傅
口述人：刘刚，29岁，发型师，居河西区

在天津闯荡10年，我租过无数房子。2006年，我在天塔附近上班，就在德才里租了一间“拆小”的屋子。当时单元房里同租的还有几名南大的学生，刚毕业的他们挤在这间房子里……我每天早上骑自行车车上班，那破车还总坏，到晚上9点多下班，只剩下德才里小区门口有个修车摊儿，师傅30多岁，很瘦，话不多，干活很利索……时间长了跟他熟了，知道他也住在德才里，是个下岗职工，每天晚上要干到11点多。现在我搬到了小白楼，上下班都坐地铁，偶尔在路上看见修车摊儿，还会想起德才里的那位修车师傅。

理发店开在楼群深处
口述人：刘驿良，30岁，国企员工，居河东区

1997年，我18岁，陪姐姐去德才里剪头，那是我第一次去德才里。姐姐刚参加工作不久，同事向她推荐说，德才里居民区里有个剪发不错的地方。那是一家开在居民区里的理发店，基本没装修，就是简单的一面镜子、一把椅子、几张发型海报。剪发的价格是10元，女理发师30多岁，很热情，也很健谈。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会去那里剪发。

市场里好吃的梅菜包子
口述人：郑霖菲，26岁，居河西区

我从小就在那附近活动，佟楼商场、佟楼公园、外文书店，还有天海商场和外贸市场。德才里的房子高高大大，感觉都是干部住的。我上高中时，1997年前后，常去德才里旁边的东风里市场吃包子。那家包子铺门脸很小，卖梅菜包子。通常是买几个包子、一碗稀饭，现在想来那包子的味道还是很不错的。

天桥上刻满爱情
口述人：关丽华，28岁，外资公司人事担当，居河东区

有一段时间，我晚上到天大进修，回家时在德才里坐共车。男友总会在我下课后到学校接我，然后送我到车站，看我上车后他自己再坐车离开。有时候我们就到德才里那天桥上走走。天桥上刻满了字，“××永远爱××”之类，总会有点感动。现在的德才里车站，晚上10点左右好像还是有很多告别的恋人，可能是因为德才里站的公交车比较多吧。

天马书友会的消失让我着实失落
口述人：任知，生于70年代，诗人、自由撰稿人，居河东区

对我来说，德才里这个地方是和天马书友会连在一起的。大约在1998-2003年，每次逛鞍山西道电脑城回来，都要顺便在德才里下车，去趟天马书店，然后在那倒乘872路车回家。天马书友会是天津第一个实行会员制的书店（席舒稍后），学术书、哲学书和艺术书在当时也是首屈一指，一进门就看到最新推荐的新书，摆放布局不但有条理而且凸显品味，书店的氛围清雅，来此独处一隅，怡然自在。还有店主和我也算南大校友，闲时也会聊几句。那时书店还有预定和寻书业务，我在那订过4期《今日先锋》，另外寻到希门内斯的诗集《小银与我》是西班牙汉学家菲萨克的译本，看到非常欣喜。大约2006年，在旧书区我淘到百花社流出的《梁遇春散文全集》、《夏丏尊散文全集》两本书，才花了10块钱。记得当年秋天我想买余华的《兄弟》，走到书友会才发现原来的店面正在装修。就问了问旁边烟酒店，才知道书友会搬到上岛咖啡的二楼。后来有阵我还让书友会的店员给我送过几次书，随即就杳无音讯了，它的消失着实让我失落了一阵子。

冬日暖葵在硬石酒吧绽放
口述人：卡蒂，25岁，制造并贩卖创意产品，居河北区

那是2007年年底，德才里后面平山道上，一向低调的硬石酒吧开始做起了“冬日暖葵”系列演出。酒吧门口，与高档汽车停在一起的还有各式自行车。硬石对面胡同里的砂锅店、炒饭店也突然多了年轻人的欢声笑语，路口的鲜花店也接待了给“二手玫瑰”准备鲜花的姑娘。演出前的平山道车水马龙、人群熙攘，看演出的青年在门口抽烟聊天。张楚、姜昕、二手玫瑰、王宝、AK47、发条卡目索……众多摇滚好手滚动了这块硬石！平安夜，和摇滚夹杂在一起上演的还有佟有为马树春的相声！演出开始，酒吧客人坐在包厢、卡座里杯酒人生，音乐青年围在舞台周围，一个酒吧，上演了不同的生活状态。

淘打口 逛外贸
口述人：贾宇飞，32岁，贸易公司职员，居红桥区

平山道的外贸市场、八里台的打口天堂、硬石的摇滚演出……现在一提到德才理就能条件反射地想起这些地方。2002年我在三星公司上班，德才里有班车站，上夜班之前就经常去八里台转转，那里对于我，不仅仅是一个公车倒班车的换乘站，更是一处淘打口、逛外贸的地儿，是休闲生活的一段记忆。去平山道时，我习惯走过那半封闭的小区，很幽静，后来突然发现小时候在孩子们中间著名的“吴家窑精神病医院”就藏在那后面的一条小路里，很是兴奋了一阵子。

张爱玲再一次活转回来。4月8日，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小团圆》简体字版在全国同步上市。这部完成于1976年的长篇小说一经出版便震撼了整个华语文坛。《小团圆》的故事被认为是张爱玲的自传小说，小说中的人物和她过往生活中的人物纠结在一起，真假难辨，长期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陈子善说：“从某种意义上讲，小团圆也可以算一部别开生面的影射小说。”

人间走过张爱玲，我们用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时空与她相遇。张爱玲人生的三个重要阶段，分别属于上海、香港和纽约，而天津对她来说，唯有记忆。从1923年到1928年，她在天津生活了近6年，她曾写到“第一个家在天津”，这种记忆是模糊的，但又实实在在地影响了她的一生。

今年2月，天津师大新闻学院的4名大二女生，郭月、李家钰、路遥、陶晓悦开始筹划拍一部关于张爱玲童年生活的纪录片。寻找张爱玲的天津故居是她们这部纪录片的重点。她们翻阅了许多张爱玲的文章，发现她本人曾经在《私语》中写道：“有一本萧伯纳的书：《心碎的屋》，是我父亲当初买的。空白上留有他的英文题识：‘天津，华北。一九二六。三十二号路六十一号。提摩太·Ｃ·张。’”而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却在回忆文章中提道，儿时住在英租界31号路61号。资料显示，英租界32号路后来改为上海道，70年代南京路扩建便已与南京路合而为一，而31号路便是现在的睦南道。

天津风貌办主任金彭育说，2007年底拍完《色戒》后李安曾到过天津，他向李安提及张爱玲在天津的童年生活，但也很遗憾，至今还没能确定张爱玲童年故居的具体位置。

关于故居的几种说法，1、英租界32号路61号，张爱玲在《私语》中提到“32号路61号”，如果是英租界的话，应该是小河道，后一直叫上海路，32号路与现南京路（徐州路至营口路段）平行，70年代南京路扩建时合而为一。如果在这条路上，故居便早已消失了。2、英租界31号路61号这种说法来自张爱玲弟弟张子静的记忆。31号路是睦南道，又网友回忆：“我小的时候住在睦南道上。记得有一次看张爱玲的小说里好像有一张他小时候的照片，后面的背景，很像睦南道花园附近的一所宅子。就是和平宾馆在睦南道开的门的旁边的那所宅子，逸阳小学西侧。”郭月等人曾去查看，但发现也是面目全非。3、法租界32号路61号赤峰道与山东路交口，张学良少帅府斜对面，与老照片中的建筑非常相似。

郭月等人求助了天津师大文学院的老师王羽。王羽师从陈子善，2004年在上海读博士期间，曾为撰写《张爱玲传》走访过许多老上海人。她给郭月她们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张爱玲本人从未写过自己在天津居住的地方是英租界，而法租界32号路——就是现在的赤峰道——的几幢建筑很可能是张爱玲祖母的父亲李鸿章的产业。张爱玲一家从上海搬到天津，住的地方很有可能是亲属为她们提供的。

王羽在上海时看到淳子写的《张爱玲城市地图》，于是也想画出一张“张爱玲天津地图”。2005年，她发现张爱玲的故居可能在赤峰道，放假回到天津便跑过去看。当地老人回忆说，那条路在解放前的确叫做32号路。赤峰道的门牌号变更了三四次，而83号、85号、87号三幢完全相同的房子，与张爱玲儿时照片中的背景颇为相似。王羽说：“1961年张爱玲写英文作品《少帅传奇》，曾赴台湾采访采访张学良未果，而那时候她并不知道，当年在天津时，她曾和张学良做过好几年的邻居。”

2007年2月，在中国记忆论坛天津版上，网友饱蠹鱼也在帖子中写道：“张爱玲旧宅应该在法界32号路……张爱玲在回忆文章中常提到其家离法国公园（现中心公园）很近，英租界不具备这个条件。张子静的回忆可能有误（否则就是张家在津搬过家），或者就是印刷误植。”

通过几次现场考察，郭月等人将焦点集中在83号——现在一家叫做莱卡印象摄影工作站的三层旧楼里。“和旁边的几幢房子比，只有这幢房子的台阶结构，与张爱玲儿时照片中的模样最接近。”郭月说。

赤峰道83号位于赤峰道与山东路交口，是一幢三层连体楼房的把角。60多岁的白大爷在这里住了七八年，他说，最近这里已经来过好几拨看房子的人，都在说这里是张爱玲故居。不过住在这里的住户都是后来搬进来的，他只是听说，40年代这座楼是一家小银行，再早的事情就不清楚了。

房子已经很破旧了。木制的楼梯和地板，有些地方踩上去已有悬空的感觉。一层只住着白大爷一家，其余的一间大房租给了那家摄影工作站，另外一间是前面鞋店的库房（是姨奶奶住在楼下那间阴暗杂乱的大房吗？）。楼梯上凌乱地堆放着杂物，楼下还有地下室。小楼里通了天然气，老式的燃气灶见缝插针地安放在过厅和楼梯间，但看上去也早已废弃不用。二层和三层结构相同，分别住着4户人家，都锁着门。过厅大概有两米宽，4米长，两侧是面对面的两间房门，迎面是公用的卫生间。二层的楼梯处有一个通往后院的天桥，后院是一幢简易的小楼，白大爷说，以前那里可能是给佣人住的房子。

张爱玲在《天才梦》中写道：“七岁时我写了第一部小说，一个家庭悲剧。遇到笔划复杂的字，我常常跑去问厨子怎样写。”在张爱玲其他的作品中，也能勾勒出一条完整的童年线索，这是张爱玲和天津这座城市的故事——

我最初的回忆之一是我母亲立在镜子跟前，在绿短袄上别上翡翠胸针，我在旁边仰脸看着，羡慕万分，自己简直等不及长大。我说过：“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于消化的东西。”越是性急，越觉得日子太长。（《童言无忌》1944年5月）

我三岁时能背诵唐诗。我还记得摇摇摆摆地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着他的泪珠滚下来。（《天才梦》1939年）

我记得每天早上女佣把我抱到她（母亲）床上去，是铜床，我爬在方格子青锦被上，跟着她不知所云地背唐诗。她才醒过来总是不甚快乐的，和我玩了许久方才高兴起来。我开始认字块，就是伏在床边上，每天下午认两个字之后，可以吃两块绿豆糕。（《私语》1944年7月）

松子糖装在金耳的小花瓷罐里。旁边有黄红的蟠桃式瓷缸，里面是痱子粉。下午的阳光照到那磨白了的旧梳妆台上。有一次张干（女佣）买了个柿子放在抽屉里，因为太生了，先收在那里。隔两天我就去开抽屉看看，渐渐疑心张干是否忘了它的存在，然而不能问她，由于一种奇异的自尊心。日子久了，柿子烂成一胞水。（《私语》1944年7月）

我母亲和我姑姑一同出洋去，上船的那天她伏在竹床上痛哭，绿衣绿裙上面钉有抽搐发光的小片子。佣人几次来催说已经到了时候了，她像是没听见，他们不敢开口了，把我推上前去，叫我说：“婶婶，时候不早了。”（我算是过继给另一房的，所以称叔叔婶婶。）她不理我，只是哭。（《私语》1944年7月）

母亲去了之后，姨奶奶搬了进来。……姨奶奶不喜欢我弟弟，因此一力抬举我，每天晚上带我到起士林去看跳舞。我坐在桌子边，面前的蛋糕上的白奶油高齐眉毛。然而我把那一块全吃了，在那微红的黄昏里渐渐盹着，照例到三四点钟，背在佣人背上回家。（《私语》1944年7月）

年初一我预先嘱咐阿妈天明就叫我起来看他们迎新年，谁知他们怕我熬夜辛苦了，让我多睡一会，醒来时鞭炮已经放过了。我觉得一切的繁华热闹都已经成了过去，我没有份了，躺在床上哭了又哭，不肯起来。（《私语》1944年7月）

小时候在天津常吃鸭舌小萝卜汤，学会了咬住鸭舌头根上的一只小扁骨头，往外一抽抽出来，像拔鞋拔。与豆大的鸭脑子比起来，鸭子真是长舌妇，怪不得它们人矮声高，“咖咖咖咖”叫得那么响。汤里的鸭舌头淡白色，非常清腴嫩滑。到了上海就没见过这样菜。（《谈吃与画饼充饥》1988年）

（到上海）我们搬到一所花园洋房里，有狗，有花，有童话书，家里陡然添了许多蕴藉华美的亲戚朋友。……我写信给天津的一个玩伴，描写我们的新屋，写了三张信纸，还画了图样。没得到回信——那样的粗俗的夸耀，任是谁也要讨厌罢？（《私语》1944年7月）

而在最新出版的《小团圆》中，盛九莉便是张爱玲，书里的有许多她的真实记忆，其中一段这样写道：“但是蕊秋（张爱玲母亲）手续一清就到欧洲去了。这次楚娣（张爱玲姑姑）没有同去，动身那天带著九莉九林去送行，云志一大家子人都去了，包围著蕊秋。有他们做隔离器，彷彿大家都放心些。九莉心里想：好像以为我们会哭还是怎麼？她与九林淡然在他们舅舅家的边缘上徘徊，很无聊。”此时张爱玲已到上海，但这次送行的场景，让人不由得要对照她在《私语》中写道童年在天津送别母亲的记忆。此番描述犹如镜子，反射出张爱玲对母亲、对姑姑的情感，以及她从童年到少年的心路历程。

此时，阳光从楼梯间的玻璃窗里照射进来，突然想起到爱玲曾经写过的“因为有一种春日迟迟的空气，像我们在天津的家”，便相信了这正是张爱玲当年游戏的地方，于是又会找出张爱玲的文字对照一番。“院子里有个秋千架，一个高大的丫头，额上有个疤，因而被我唤做“疤丫丫”的，某次荡秋千荡到最高处，唿地翻了过去。后院子里养着鸡，夏天中午我穿着白底小红桃子纱短衫，红裤子，坐在板凳上，喝完满满一碗淡绿色，涩而微甜的六一散，看一本谜语书……”“天井的一角架着个青石砧，有个通文墨，胸怀大志的男底下人时常用毛笔蘸了水在那上面练习写大字。”

王羽解释说，因为母亲远离，童年的张爱玲并不快乐。在她后来的小说中，虽然并没有一篇提到天津的童年，但那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也在她的作品基调中整体体现出来。所以王羽也特别希望在天津能够找到张爱玲的故居，“也算是对张爱玲童年生活的一种纪念吧。”

其实，天津一直是外地人、外国人扎堆儿的地界儿。差不多100年前，山西、广东、河南、江浙、云贵等各路客商争相到天津经商或创办实业，英法俄日等各国商人也把生意做到了天津租界。身处异乡，西方人建起了自己的乡谊俱乐部，各地的中国人则纷纷兴建会馆。这些会馆大多集中在老城厢以及中山路附近，从会馆的所在地，也可以看出当年这些异乡客的活动范围。

据《天津商会档案全宗》记载，1739年，福建漳泉二府与广东潮州三帮商人集资兴建了闽粤会馆。位于北门西，前门开在北马路，后门开在南运河边的针市街。属于会馆的房屋近700间，主要靠出租赢利。这是天津最早的会馆。

江西景德镇磁帮商人于1753年在估衣街万寿宫胡同设立了江西会馆。庚子年间万寿宫毁于火患，后江西船帮和瓷商又合资重建，馆内有大殿、东西酒楼、罩棚池子、戏台等。1868年，在津的怀庆药商张建堂和30多家药行集资，在红桥区小伙巷曲店街修建了怀庆会馆。怀庆是现在的河南省焦作市，产在古怀庆府境内的山药、牛膝、地黄、菊花等中药最为珍贵，故被称为怀药。这座会馆有房屋42间，前后两进院，院内有戏楼。除了药商居住、会友之外，这里还是储存药材的库房。2005年小伙巷拆迁，当时张仲先生曾呼吁保存曲店街，但最终怀庆会馆和街上的其他建筑一起被拆除。江苏会馆在东门内经司胡同，1893年由洋务运动的倡导者盛怀宣等人募集资金兴建。1904年盛怀宣创办的电报局电报学堂也设在会馆附近。天津文史专家郭凤岐考证，1918年8月18日，天津证券交易会就是在江苏会馆成立的。

清朝时全国各地到天津做生意的商人中，山西人占到八分之一。当时在天津城内有两家山西会馆，另外杨柳青还有一家。坐落于粮店后街中部的山西会馆始建于1761年，是山西烟行客商兴建的。会馆坐东向西，正面是五间厅堂，周围建有房间。原貌一直保留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后改为副食商店，个世纪80年代拆除。估衣街上的山西会馆建于1808年，是山西盐商、当行和土杂商等杂货13帮集资兴建的。会馆分前后两个殿和春秋楼戏台，里面还曾设有山西旅津小学、中学。

现在还可以找到一张山西商人1929年拍摄于估衣街山西会馆门前的照片，抬头题字记录了山西会馆的戏楼叫做“关圣戏楼”，“天津永信蔚号”是山西汾阳人蔚官年在天津估衣街开设的一家染料店。蔚官年也担任了山西旅津同乡会会长，民国年间，他请工匠将估衣街的山西会馆实地描图，在自己的老家、距平遥古城20公里的汾阳冀村镇东社村克隆了一座宅院，现在这座建筑被称为“蔚家大院”，看到它，就应该相当于看到了估衣街上的山西会馆。

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后开始兴建中州会馆，于1905年建成。“中州”指河南。这座会馆是中西合璧的新式建筑，门墙犹如城堡，馆内有大戏楼一座。1906年，袁世凯在中州会馆内设中州学堂，招收河南籍子弟入学。关于中州会馆的具体位置，曾在总参第一测绘大队担任技术员的邵进镁老人回忆，60年代他随部队到天津时中州会馆就已经不存在了。他查过一些史料，认为当年中州会馆的具体位置应该是在造币总厂以南，现在的河北区教育局大楼所在地。

安徽会馆建于1908年，位于河北李公祠附近，现河北区三马路靠近北运河一带，近代著名实业家周学熙是发起之一。会馆是庙堂式建筑，戏台周围有楼廊，楼上下都有房间。这里曾兴办过中、小学，招收安徽籍学生约800人。

天津开埠后，广州和香港的买办随商船来到天津，一大批广东籍留学生也云集此地，广东人在天津经营商号200多家。广东商人集资白银9万两，于1903年12月27日动工，在鼓楼南修建了广东会馆。工程占地23亩，历时三年，规模位居天津各省会馆之首。会馆建筑采用四合院格局，瓦顶和墙体为北方风格，内檐装修又具有岭南特色。戏楼占了广东会馆建筑面积的三分之二。戏楼主体跨度23米，是我国木结构建筑中跨度最大的。舞台基本上是正方形，深10米、宽11米，顶端用1000多块小型木雕变形斗拱堆砌接榫，螺旋而上，构成“鸡笼式”藻井，这种设计可以将舞台上的声音吸进，再折射到剧场内每个席间，在当时达到了很完美的回响效果。这座戏楼可容700余观众从三面看戏，是全国保存最好的古建筑剧场。1912年，孙中山先生在赴北京的途中，坐轮船驶抵天津，并作了重要演讲。“吾四万万同胞，同心协力，何难称雄世界”。这一响彻中华的著名演说，就是在广东会馆发表的。1919年全国五省旱灾，邓颖超与所在的爱国女界同志会在广东会馆演出新剧，义演募捐。这时的广东会馆已是天津最主要的集会地点。

1949年后，这里成为人民解放军后勤仓库，后来南半部被第九中学占用，高大的房屋被改成了办公室和大教室。1986年后，广东会馆的戏楼被改为天津戏剧博物馆。这里也是天津各个会馆中保存最好的一座。我的同学王彤80年代在九中上初中，他回忆说：“广东会馆就在学校的大院儿里，一部分老师办公室和医务室都在里面。体育课要是赶上下雨下雪天气不好，我们就到戏楼里去上课。老师站在戏台上做体操，我们在台下跟着学。老师告诉我们，戏台的顶部是中国古代的扩音设备，果然，他在上面说话，台下的人听得很清楚。每到五四青年节，或者春节，学校都会在戏楼里联欢。初三那年，我和三个同学一起上台唱了表演唱《回娘家》。戏台下面是个地下室，学校拿那儿当仓库。有一回老师叫我们进去收拾东西，大伙都不敢去。那次倒腾出不少旧书、杂物。那时候小孩儿，瞎霍霍，看到院子里放着的小石狮子就踢来踢去。”

几乎所有的会馆都建有戏台，逢年过节常请来戏班唱戏。孙菊仙、杨小楼、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谭富英等名家都曾到会馆演出。有一次，梅兰芳与天津名票王君直在安徽会馆唱《探母》，当时台下全是熟人，场内秩序很乱。梅兰芳一不留神，竟说说错了词，幸好舞台经验丰富，临时念了一句“让你都把我给搅糊涂了”，度过一关。建设会馆的同时一般都会在附近兴建民宅出租，这是会馆的主要经济来源。定期组织祭祀祈求神灵护佑是会馆的主要功能之一。各地会馆供奉了不同的神灵，如山西会馆供奉关羽、闽粤会馆供奉天后、江西会馆则供奉了《白蛇传》中的许仙。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三天后圣诞之前，福建人都要将天后宫中的天后塑像接到闽粤会馆内接受香火停留一夜，第二天再穿城游街返回。因此闽粤会馆又叫“天后行宫”。1949年之后，会馆这种形态基本解体。到1956年4月，天津的会馆全部结束了业务，建筑大多改成民居或者归属单位。

迄今保存最完好的只有位于老城里的广东会馆，而就在几天前，河北区政协文史办的专家又发现，宙纬路上一家停产的小工厂的车间厂房，竟是当年云贵会馆的大殿。这也是广东会馆之外我市现存的另一座会馆遗迹。

位于宙纬路与五马路的交口处的云贵会馆，原址现在被一分为三。靠南端原来的会馆入口处是河北区科协的办公楼；中间部分是双建中学的校舍；北端是天津钥匙链厂的厂院和厂房。科协和双建中学都是后来重建的小楼，只有钥匙链厂里面的一座大殿被保存了下来。

工厂在2003年便已经停产，只留下了五六名留守人员，房子几乎都被租了出去，大殿也成了储存杂物的仓库。已从厂里退休的王师傅说：“最近来看大殿的人很多，拍了很多照片。”他回忆道，大殿是钥匙链厂最大的一座厂房。1961年，王师傅进厂当电工，当时工厂隶属于市手工业局，后来改为第二轻工业局。1975年前后，工厂搬到了云贵会馆。“当时云贵会馆已经没了一大半，也看不出原貌了。厂里有200多名职工，厂区占了会馆的三分之一面积，也没觉得挤。刚来时，旁边的学校还是会馆的老房子，后来翻建楼房，因为占了工厂这边的面积，厂里还有些不满。”

钥匙链厂就是生产那种长长的拴钥匙的电镀链子，80年代的中国城市大人小孩儿几乎人手一条，而全国能生产钥匙链的只有天津和上海的两家工厂，天津的这家还是出口企业。改革后，工厂归属了河北区经贸委，后来人们再也不需要钥匙链了，工厂的效益自然就越来越差了。

当年在钥匙链厂上班的工人师傅们，大多并不知道这座会馆曾经的历史。1910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陈夔龙发起，由云贵两省商人兴建了这座云贵会馆。会馆土地101亩，其中地基20亩，建房137间。有文字记载，云贵会馆“馆址绝大，津中各省会馆，除鼓楼南之广东会馆，地势宏廓，可与比伦外，盖罕有其匹也。屋宇之建筑，亦极华贵堂皇”，会馆后有“花园一大区，假山木石，亭台馆榭之属略备”。1917年天津发大水，云贵会馆曾作为赈济灾民的临时安置点。1918年5月17日，张作霖率兵进关，也将奉军总司令部也设在了云贵会馆。云贵会馆戏楼有一幅对联，“春日最温柔，燕草如丝，滇海黔山人载酒；往事知多少，梦华似水，云阶月地夜闻歌。”仍有据可查。

钥匙链厂搬来之后，又在大殿的正前方，紧邻殿门不足2米远的地方盖起了一座小厂房，将大殿整个挡住，所以要是不注意的话很难发现大殿。在王师傅的指引下，走到后面殿门前的夹道，便能看到当年会馆的大门和廊柱。门上的油漆已经褪尽，正面高处有一盏老式的门灯，门框上乱糟糟地排列着电线。廊柱的墀头仍能看出当年的雕花，房檐两侧精致的砖雕，因为距地面很远，所以一直完好地待在那儿。透过少了玻璃的窗户看里面黑洞洞的大殿，发现其中的一角堆了不少破旧的自行车，其他的便什么也看不清了。

云贵会馆周遭是一大片楼房平房混杂的居住区，现在其中的一部分已经开始拆除了。看起来，会馆孤独残破的大殿，随时可能会因旧城改造而被拆掉。这块老街也很可能变成千篇一律似曾相识的楼房，城市的群体记忆也将因此被斩断。于是想要再提到冯骥才先生在谈到保护城市历史时的那些话：我们保护历史不是说不要现代，而是站在未来的立场上。从现实上讲，我们保护的是有文化价值的民居。它作为人类曾经拥有的一段痕迹，我们有责任记录和保持，让它化作历史，而不是凭空消失。

早晨走路上班，路上堵满了车，到滨西地道时目击了一起血腥暴力事件。一个骑电动车的学生被公交车抹了一下，便和司机发生口角，旁边路人还诮呵，说打BK的，结果那学生放下电动车，这时司机已经把车门打开了，学生竟然跑上车和司机扭打起来。结果没两下学生就不行了，完全不是个儿。司机长得跟鲁智深赛的，绝对的身大力不亏，大力出奇迹！揪住学生的头发就一通乱揍。一边打一边骂：你以为开公交的都是傻逼嘛！那学生嘴也不行，功夫也不行，简直就是一时冲动。后来后面的车又来了一个司机，也上了车，3个人从车上一直打到车下，学生只剩了蹲那抱着脑袋挨打的份儿。一看这人也是打过架，知道护着头，司机问他服不服，他也不说话。后来路人把司机劝住了，学生也不走，说：我没劲儿走了，我这歇会。抬头时脸上青了好几块，嘴角带着血，还瞪司机，结果又挨了几拳。司机问：你要干嘛？我天天就在这车站，等着你。这司机打架不是煽耳光，而是直接用拳头砸。

那学生也真欠打，按说司机使了“大力出奇迹”，学生本来可以用“不行就报警”来应对，但这事儿他还真没法报警，毕竟是先冲人家车上去要打人家司机，报警了警察也不会向着你。学生也不是什么玩闹，真玩闹都不会孤身一人跟人争执，一般都是定点儿，冲动是魔鬼啊。另外就是玩闹要真打不过应该动家伙，不带家伙的也得抄家伙，不抄家伙就得敢下黑手，一招直奔要害，敢于豁命，豁出破头撞金钟。

最后真想奉劝学生一句，江湖险恶，要是还想惹事儿的话，赶紧去学武术，红光公园找张师傅，练两年就所向披靡了。

天津是一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城市。但我们城市的历史在哪儿？被我们忽略和错过的，不仅仅是历史的整体，更包括点滴细节。现在，市区内两处最大的古典建筑群——文庙和南开文化宫——先后开始修缮整饬，终于让我们把视角重新投向城市里最动人的那一部分。它们仿佛是穿过历史时空突然降临在我们身边，注定要在这样的时候引起我们的关注和关心。于是，我们这些没有历史感的人，脑海中渐渐出现了一个古典的天津，就散落在城市的许多角落里，等我们去看、去说、去体会。

文庙的大修施工到5月底就会结束，现在可以看到工人正在廊柱上做彩绘。在进行大修之前的很多年，这里都是古物和瓷器市场，一进文庙就能看到大量仿古的瓷瓶瓷碗。文庙始建于1436年（明正统元年），占地19.69亩，建筑面积3243平方米。历史上文庙重修、重建过数十次。管理人员介绍，这次大修最重要也最繁复的是对馆内主体建筑大成殿的“落架大修”，这是古建筑最高档次的维修方式，要将原建筑中的数千块石块、构件都编号、排列，再按照原样把它们复建到原来的位置。大成殿也是举办祭孔大典的场所，此外，文庙内的文昌祠、牌坊、礼门、泮池、棂星门、礼门、义路等建筑也将是修缮的重点。

1954年，天津市政府公布了第一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文庙便位列其中。1987年10月文庙博物馆对外开放，馆藏文物主要是祭孔礼器、乐器，如编磬、古琴、古瑟、建鼓、应鼓、搏鼓以及铜爵、竹篚、竹笾等。

未必每个天津人都进过文庙，但相信每个天津人对文庙前两座古代牌坊都并不陌生。这两座牌坊建于明代，是天津市内仅存的过街牌楼。侧面新世界百货和后面的高楼与牌坊交错辉映，不过，周围的小商贩和乱七八糟停放的自行车汽车也的确破坏了原有的美感。文庙北侧的天津市少年宫是留下很多人童年记忆的地方。

和文庙一样，南开文化宫是本市另一座大型古建筑群。现在，南开文化宫的内部已经腾空，施工人员搭起脚手架，修复工程的前期工作已经开始。“这处建筑群的前身是北京的庄王府，北京的王府能够完好保存至今的已不多，而能够比较完整地保存在外地的，在全国来说也是仅此一座。”南开区文化和旅游局的王瑞馥主任说道。这次南开文化宫古建筑群文物保护修缮工程由南开区委区政府投资牵头，工期预计为14个月，完工后，这里将保持清代宫廷青砖、绿瓦、红门的建筑风貌，突出王府文化与皇家园林特色，并正式挂牌为“庄王府”。

南开文化宫的古建筑群始建于1914年，是当时江苏督军李纯以20万元价格在北京西直门外购得前清庄亲王府改建居民住宅出租，而将拆下的琉璃瓦、雕梁画栋、墙砖、石雕等一应部件运抵天津开始复建。李纯是天津河东人，15岁入营当差。袁世凯在小站操练新军时，李纯任教练处提调，倍受袁的青睐。在天津复建王府的李纯为避人耳目，对外称其是修建祠堂，也对建筑本身的格局做了一些改动。原来庄王府的布局先是住宅，后是花园，李纯祠堂正好相反，把花园建在了大门口。1920年10月12日，李纯突然在江西都督府里暴卒，而直到1923年，李纯祠堂才全部建成。

李纯祠堂建成后一直没有很好的使用。日军占领天津后被用作兵营，现在花园门口的两座角楼就是当时日军修建的。后来这里又被国民党军队占用。解放后，李纯祠堂改为棉纺六厂的工人宿舍。1958年，政府对祠堂进行了修葺，填平了护祠河，同时还建起了千人大剧院，改名为南开人民文化宫，俗称“三宫”，郭沫若亲笔提写了宫名，又在后院修建了一座中式仿古剧场。从1982年起，每年夏天，南开文化宫都要搞周末消夏纳凉晚会，当时也是盛极一时。1991年，文化宫的一道院改建成家具大观园，进驻了近百家家具商。1997年前后，这里又变成了当时天津最大的露天台球厅，五六十张台球桌摆满大殿前。2000年，天津最大的旧书市场在此形成，一直到2007年3月才彻底消失。

天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首先对整个古建筑群的文物建筑进行测绘。测绘报告《南开文化宫古建筑群修缮计划》显示，这座百年前的庄亲王府：瓦件缺失、破损，釉面脱落；椽飞槽朽；彩画剥落；墙面酥碱、开裂；柱身油漆开裂、剥落；门、窗、隔扇改变原来形状；窗棂缺失；石件风化、剥落、开裂；地面铺装改动等等。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张威负责南开文化宫古建筑群文物保护修缮工程的设计工作，在他看来，三宫的建筑群是“四不像”，“石牌坊、石桥、小河、戏楼等都不是王府的格局，又不完全是祠堂，几座大殿‘官式做法’在天津的建筑中也非常特殊。”他说，历史上，天津的很多古代、近代建筑，像海河楼行宫、柳墅行宫、慈禧行宫、张园、静园、庆王府等都有皇族色彩，但有的已经无存，有的则是近代建筑，而李纯祠堂有特殊的历史背景，也可以算作‘沾有皇气’，是清王朝的历史见证，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90年代初上大学时，张威就多次到三宫考察。“那时候三宫很乱，里面还有养老院，还有小学生在大殿里上课。”在整个修建过程中，设计师会以“修旧如故”为原则，“在没有证据的前提下，现状就是原状。”张威说，包括围墙上五六十年代留下的标语也都会保留下来，“也算是不同时期的历史记忆。”而对于担心修复之后过于崭新而失去了历史韵味，他解释道：“比如给门窗廊柱重新刷油漆，看上去会显得太新了，但这也没有办法，因为北方天气干燥，油漆可以保护木材，不然的话很容易干裂。中国历史上维修建筑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只是有一些特别珍贵的彩绘也会采用保护壁画的方法来保留。”

李纯祠堂以北的南开文化宫新楼现在还有南开区武术培训中心、二人转演艺广场、公牛酒吧等文体娱乐设施，还有一家老字号的永元德涮羊肉。文化宫西侧便是大名鼎鼎的天宝路旧物市场，现在这里还没有搬迁，可以买到旧冰箱、旧电视等生活用品。不远处的25中足球场也紧邻白堤路，有时候周末会看到由哈哈笑相声队演员组成的足球队来此踢野球。25中南侧的灵隐？里是50年代建成的前苏联风格住宅楼，当时是天津机械厂的宿舍，现在开来也颇有特点。

张群超师傅是少林戳脚派传人，25年前，他成立了南开民间艺术团，表演杠箱、踩高跷、舞狮、舞龙和武术等民间绝活儿。2002年，文化宫将后花园的一片空地让出来供艺术团训练，并临时搭建了几间小屋存放表演道具。平时张群超在此指导弟子习武，传承少林武功。去年底，南开文化宫即将大修，张群超和他的徒弟们也离开了这里，搬到了北辰区的一座公园里。

此外，杨柳青的文昌阁、红桥区河北大街三条石一带的福聚兴机器厂也在进行大修；吕祖堂、广东会馆也正在进行简单的整修。

杨柳青文昌阁是国内保存最完好的明代阁楼式建筑。文昌阁始建于明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后于1634年、1860年两次重建，又于1965年、1984年和1999年进行过多次修缮。400多年来，文昌阁承载着杨柳青的历史文化和民俗生活的积淀。目前杨柳青计划建成元宝岛民俗风情旅游区，位于元宝岛核心位置的文昌阁又将重新修缮，修缮之后文昌阁将建立“崇文书院”。

位于红桥区的“天子津渡”遗址公园即将修建，福聚兴机器厂旧址便位于公园之内。福聚兴机器厂始建于1926年，是华北地区唯一保留完整的旧工厂遗址。尽管是一座小工厂，其实青砖碧瓦的中国式院落，还是能让人感受到中国元素在近代天津的痕迹。

吕祖堂始建于1433年（明宣德八年），当时为永丰屯屯中祠堂。1719年（清康熙五十八年）修葺后改为吕祖庙观，定名为“吕祖堂”。主要建筑有山门，前殿，后殿和五仙堂。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义和团首领曹福田在这里设总坛口日夜操练。当年义和团攻打紫竹林租界，攻打老龙头火车站和天津城保卫战的重大决策都是在这里决定的。l985年修复后建立“天津义和团纪念馆”。

广东会馆算是目前老城厢仿古建筑群中硕果仅存的真正古建筑，也因此别具韵味。不夸张的说，这里绝对堪称天津市内最有气魄的古建筑了。广东人在天津做生意历史久远。1860年天津开埠，广州和香港的买办随商船来到天津，一大批广东籍留学生也云集此地，广东人在天津经营商号200多家。1903年时任天津海关道的广东人唐绍仪倡议集资兴建会馆，历时3年落成。会馆建筑采用四合院格局，瓦顶和墙体为北方风格，内檐装修又具有岭南特色。院内环接回廊，正厅的后面的戏楼是会馆的主要建筑。戏楼舞台深10米，宽11米，最吸引眼球的是高悬在戏台正上方，由1000多块小型木雕变形斗拱堆砌接榫咬合而成的藻井。孙菊仙、杨小楼、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谭富英等名家都曾多次来此演出。1912年，孙中山先生在赴北京途中路过天津，在广东会馆发表重要演讲，喊出了“吾四万万同胞，同心协力，何难称雄世界”这一著名口号。这里的工作人员说，广东会馆所在地是天津第九中学的学校内，当时周围是老城里的居民区，广东会馆被当作了学校的办公室和大教室。直到1985年，这里被修缮后改为戏剧博物馆。

而另一处贩卖古典生活的地方也在翻新重建。沈阳道本身没有历史遗迹，但敞开式的店铺门脸里和摆到胡同口的地摊上满眼的古玩玉器、老家具、旧铜钱、字画砖雕、柱础门礅、家谱房契，又让人仿佛走入几百年前的时光。在这里寻找中国元素是最实在的选择，因为可以把它买回家去。现在，沈阳道的改造工程也已经开始动工，按照长期规划，这里将发展成天津的“琉璃厂”。沈阳道当年曾是日租界的蓬莱街，张学良、小德张等许多前清遗老、民国权贵都曾住在附近。当年紧邻劝业场的天祥商场里也有不少经营古玩的商家，也是这一带形成古玩交易集散地的历史成因。

沈阳道古物市场自发形成于上世纪80年代。当时在沈阳道与山东路交口处的空地上，四面钟街街道组织居民进行“家庭旧物交换大会”，大家把家中的旧物件拿来交换，逐渐形成了人气。1987年，沈阳道上的一部分临街房屋改成了古玩店，因出过不少好东西，这条路在全国古玩行的知名度越来越高。1992年，古物市场正式成立，又经过几年发展，达到了百余家店铺和300多棚亭、地摊儿，占地也从窄窄的沈阳道变成了北起新华路、南到河北路、西起四平道、东至长春道近两平方公里的区域。现在每到周四，从凌晨三四点起就有人在市场里摆开摊位，基本上长江以北的古玩商贩都会来此交易。

沈阳道周边就是最繁华的商业区，这一带胡同密集，有些老房子虽然只是普通的民居，但建筑本身也很有意思。沈阳道边上的居民区一楼有几家面馆、烧麦馆，都是家常做法，经济实惠，逛饿了可以进去吃点儿东西。

在80年代的生活记忆里，去古文化街是在天津寻找中国元素的首选地。现在想来非常可惜，那时候我们忽略了真正的历史所在，那是还没被拆掉的老城厢、老胡同和当时破败的文庙，杂乱的南开文化宫……而当我们试图重新找回城市的历史时，却发现历史已经改变得太多了。在终于知道什么是最宝贵的时候，可以画一张天津的古典旅行线路图——从城厢中路出发，第一站是广东会馆，接下来依次是文庙、天后宫、大悲院、李叔同故居、造币厂遗址、北宁公园、福聚兴机器厂、估衣街谦祥益；再到芥园道上的铃铛阁、吕祖堂，回到南开文化宫李纯祠堂。这是一条并不完整的线路，但是相信我们能从这样的线路中找回城市的文脉，更重要的是，能够通过这次寻找，发现我们身边被忽略的、琐碎的历史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