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滨江道，天津人一般都会想到从劝业场到南京路这一段的步行街。但实际的滨江道要比这条步行街长得多。《和平区志》记载，最初的一段滨江道建于1886年，在张自忠路到大沽路之间，当时是法租界4号路，又叫“葛公使路”。到1900年，法租界扩充，这条路延伸到现在的南京路，成为法租界26号路，又叫“福煦将军路”。100多年后，今天的滨江道仍旧北起津湾广场与解放北路交口，西南至南京路，完整地保留了城市肌理，也成就了天津最繁华的商业区。作为金街的滨江道逐步更新升级，而它的另一半，却在几度拆迁改造后，淡出了这座城市。可以的话，跟着我们的指南，再去看看另一面的滨江道吧。

杨福荫路老天津的钱庄街

杨福荫路是滨江道与兴安路交口附近的一条很短的路。路宽只有五六米，两侧是三层楼房，路的两端都建有过街房屋，所依整体看上去不像一条路，倒像是一座城。街道两侧的住宅小楼仍住着很多居民，路口也有水果摊儿、书摊儿、报摊儿，充满生活气息。
1918年，在天津经营福荫公司的广东商人杨仲绰在这里建了一片楼房，杨福荫路的路名，便是由他和他的公司的名字组合而成。房子盖好后，杨仲绰把临街的房屋全部租给了钱庄和银号。在1937年的“天津法租界电话薄”上可以看到：杨福荫路7号是德华昌银号，21号是聚元银号，23号是广瑞银号，24号是春和银号，29号是利和银号，32号是广业银号。所以直到今天，当地的老住户还都习惯把这里叫做“钱庄街”。而直到今天，杨福荫路的路名从来也没改变过，这在天津市的街道史上也堪称奇观。

基泰大楼滨江旅馆的前生事

滨江道109号到123号是一座临街的老式大楼。正门外的回旋型楼梯直通二楼，进到里面，楼道昏暗破败，有许多民工出入，显然这里已经成了附近施工队的集体宿舍。不过，我们还是能从宽敞的构造、结实的水泥地面和楼梯栏杆的花纹等细节，看出这座大楼当年的雄伟。
楼外迎面“滨江旅馆”四个大字，隐藏了这座大楼的真实身份。实际上，这座大楼曾经叫做基泰大楼，建于1928年，是基泰工程司的办公楼。大楼的主设计师杨廷宝是一位在建筑史上堪与梁思成齐名的建筑师，曾参与过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北京火车站、北京图书馆、紫金山天文台的设计方案，1957年至1965年连续两届当选为国际建筑师协会副主席。从1927年至1937年，杨廷宝在天津居住了10年，后来许多年他一直住在基泰大楼里。
基泰大楼中部5层，两端4层。当年这里一楼是商业店铺，2到3层是出租的办公用房，4层是基泰工程司的总部。公司的几位设计师都有单独的办公室，据说在5层有一间大画图室，可以容纳20张画图桌，这也显示出了这家公司在当时的实力。

福厚里仍在春和戏院却已消失

大沽路与滨江道交口早已变成了极宽阔的马路，只剩路口的老式二层小楼，在林志玲的巨幅广告背后，仍保留着原貌。这片小楼叫福厚里，建于1927年，是临记洋行李解光的房产。最早福厚里的主巷全长300多米，20世纪30年代天津“三大戏院”之一的春和戏院就位于此处。当时春和戏院规模较大，采取了一系列革新措施，比如取消扔手巾板儿、对号入座、预售票，还安装了对外播放演出实况的音响设备，因此大受欢迎。1935年，春和戏院因上演西洋舞而被查封停业随后改成了“国泰电影院”。1949年之后，这里改名为“劳动剧场”，最后又改成“工人剧场”。当年春和戏院旁边开了一家玉华台饭馆，专营淮扬菜，生意十分兴旺，这家饭馆就是现在的玉华台大酒楼的前身。

隆泰里北方局旧址纪念馆

在黑龙江路与滨江道交口往西不远的隆泰里，是两排普通的二层老楼，即将竣工的津门津塔近在咫尺。1936年3月至1937年2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在此办公，现在，这里改成了中共北方局旧址纪念馆。1936年，刘少奇以穷教授的身份租了隆泰里19号惠兴德成衣铺二楼的一间小屋。二楼临街有三个窗户，左边第一个窗户的房间就是刘少奇居住的地方。现在这个房间里复原了当时的样子，一张木板床、一个衣柜、一个小方桌、两把藤椅、四把木椅和一个煤球炉。刘少奇就是在这间小屋里主持中共北方局工作，同时也写出了许多指导党的工作和白区斗争的文章和著作。

鲁迅曾经住过的中国饭店

站在黑龙江路与滨江道的路口，就能看到好几处中国饭店的指路招牌。周围在大范围的拆迁，这家旅馆总算是留了下来。中国饭店仍在正常营业，进大门后迎面是一间方方正正的大厅，二层是三面环绕的回廊。看上去，旅馆内部基本保持了原貌，只是客房里却是八九十年代留下的残旧。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津法界中国旅馆”是响当当的品牌，鲁迅、齐白石等很多名人都曾在此下榻。1926年鲁迅离京去厦门大学执教，和许广平一起于8月26日下午7时半抵津，便在中国饭店住了一夜，翌日下午一时乘津浦路火车南下。当时的中国饭店是一座新建的洋楼，构造华丽，陈设精良，床幛被褥也特别洁净，夏天有电扇，冬天有暖气。当时中国饭店的房间标准分为六等，最贵的房间四元五角，最便宜的是一元。不过，鲁迅当时住在哪个房间，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了。

滨江道的寸土寸金，决定了在这里必须用商业价值来作为衡量事物的标准。但是，关于滨江道，我们还是轻而易举地就发现了这些年以来，莫毅的观念摄影，王宝的摇滚，以及肖克凡、哥们儿、张轶、章元等作家笔下的文字记录。毫无疑问，滨江道始终是这个城市最炫目的舞台，而好的艺术，又一定是对最鲜活的生活流向的捕捉和升华。尽管人文的滨江道永远只是这条金街的倒影，但它也最容易让你心生涟漪。

【莫毅80年代滨江道的表情】

80年代末一直到90年代初，莫毅拍摄了《我虚幻的城市·中国1987》、《街道的表情·中国1988-1990》、《有红色的风景》等作品，滨江道是这些作品的主要场景。多年以来，这些照片受到栗宪庭、顾铮等艺术界、摄影界权威人士的称道，也是中国观念摄影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1987年，在儿童医院工作的摄影艺术家莫毅开始将镜头对准城市中最繁华、最热闹、人口密度最大、欲望最多的街道。现在回头看这些照片，莫毅说，“我一下就回想起80年代这个城市所给我的种种味道和感觉。”
莫毅记得80年代末的一天，他在滨江道上喝汽水。“以前我是面向橱窗背对着大街上的人喝，因为我是害羞的那种人。但那天我却站在街上面对着行人举着瓶子，就发现许多人看我，因为我是大胡子，那个年代很少有人留胡子，我突然意识到，以前以为只有自己有兴趣观察世界、观察他人，没想到原来世界上的其他人也都有兴趣随时观察着我。”
莫毅将一台美能达XD7相机装上自动过卷的马达、快门线，用手拉住机器的背带将镜头对准背后在滨江道上边走边拍。这是滨江道，甚至全中国最早的行为艺术作品——一个大胡子男人，穿着银灰色的防寒服，背着黑色的相机，一边扮演行为中的角色，一边通过气球快门线随心拍摄。“88年到90年的两个冬季，我进行了多次这样的艺术行为，拍了非常多的胶卷。”于是便有了《街道的表情》，照片中，街道的色彩很单调，人们衣着朴素，动作拘谨，一些被摄者显然被莫毅怪异的模样惊呆了，流露出迷惑不解的眼神。他们的肖像，也和滨江道一起构成了80年代特有的气息和情绪。

【王宝滨江道是我的第一首歌】

1995年前后，王宝技校毕业，分配到汽车电器厂当工人。工厂在赤峰道和建设路交口，出门就是滨江道。当时王宝有个同学住在哈尔滨道上，百无聊赖的日子，他常去找同学出来买盒烟，俩人一起到滨江道闲逛。“95年那会儿是滨江道最热闹的时候，两边都是摆摊儿的，人总是特别多。”
王宝刚开始做乐队时，有几次去高校演出，都是唱唐朝黑豹beyond，或者校园民谣，所以特别想有自己的歌。“当时是冬天的一个晚上，上夜班，跟单位的人闹了点儿别扭，那时也是年轻，就不想干活儿了，从工厂溜达出来。”记忆中，王宝在河北路和滨江道交口的一个小吃摊儿上要了两碗羊汤，喝了点儿酒，有一种想写歌的冲动。“写《滨江道》只用了10分钟，拿起笔就写完了，歌词就是当时的一种心境，旋律很简单，四个和弦，这也是我写的第一首歌。”
1996年，天津有史以来第二场原创演出——摇滚芒种日在人民公园的太空迪厅举行，王宝带着正午阳光乐队第一次在摇滚舞台亮相。演出进行到高潮，王宝唱了《滨江道》。他拿着啤酒边唱边喝，兴之所至，他在中从台上走下来，在观众中间转了一圈。摇摆的身体和玩世不恭的姿态伴随着吉他SOLO，仿佛重现了当时滨江道上的市井嘈杂。
还是那几年，滨江道成了天津摇滚青年的根据地。“96年前后吧，河南路口那开了一家叫‘部落’的摇滚服饰店，后来又在赤峰道开了分店。”那段时间王宝去北京混迹了两三个月，又回来，在天大青年湖边开了正午阳光酒吧。“我一个弹吉他的朋友安剑在赤峰道开了弦歌琴行，一帮唱歌的、搞摇滚的总去那玩儿。后来他们每天晚上都去滨江道上，夹杂在摆地摊儿的摊主之间，一人拿瓶啤酒边唱边喝。那些摊主就是背个包，有人管站起来就跑，管理人员走了，又接着摆。”这是滨江道的场景之一，从1996年一直延续到1998年。
后来的无数次演出，《滨江道》成了王宝必唱的歌。“后来随着自己心态的变化写了很多作品，但每次做演出，大家都还是要点《滨江道》。这首歌已经衍生成一种标志了吧。”这首《滨江道》也被收录在王宝即将推出的第二张专辑中，“第一张专辑没有《滨江道》，当时考虑的是地域性太强了，外地人也不知道滨江道是哪儿。第二张专辑我又重新做了一下，用天津普通话唱，因为以前逛滨江道总听摊主用天津话叫卖，‘本店销售男女衬三’，录完后有的朋友说觉得还不错，但也有朋友说还是喜欢最初的感觉。也是见仁见智吧。”
在另外一首歌中，王宝也写到了滨江道。“溜完了滨江道啊，都来踩一踩，挥泪跳楼的大甩卖我恭喜你发财。”滨江道与天津这座城市一样，都成为王宝内心深处无法磨灭的印痕。前段时间，他偶尔路过滨江道，发现原来的工厂已被围墙围起，变成了工地。青春记忆消失，滨江道真的变成了精品林立的购物天堂，然而“前头有希望两旁有幻想”，《滨江道》这首歌，却真的成了这条街道永恒的注脚。

【天津作家笔下的滨江道】

童年的记忆里，处处与电车有关。在我眼里，电车就是一座座高大宽敞隆隆行走的木头房子。四道铁轨，铮光泛亮地躺在路中央，任那电车轮子轧过来碾过去。电车四通八达，成了都市的一大景观。白牌电车，红牌电车，蓝牌电车……如今繁华的滨江道，当年行驶的乃是绿牌电车。去年的一个夜晚，我看罢京剧独自回家，走的正是这条“绿牌电车道”。白日的人间喧嚣被月光淘洗得干干净净。我一瞬之间又变成那个乘坐电车到达终点的小男孩儿了。
我又看见远处那座法国大教堂。
这里还有一座桥。桥下是那条墙子河。
电车是不过桥的。桥太小。桥前不远处就是电车的终点站——铁轨尽头立着四根铁桩子。
每次都是祖母拎着我的手，挺着身子从电车上走下来。老式电车的台阶，对一个小老太太来说，确是显示了高大。
——肖克凡散文《老式电车》

出了正月，王向东他们终于搬进了滨江道，在拥挤的路边市场里有了一个不足两米长的摊位，两头是市场管理处给修的水泥墩子，上面搭块木版就是货摊了。比“虹桥”正规的是这里的货架标准统一，上面都搭了石棉瓦的遮阳罩，更正规的是：这里得上税。
原以为进了滨江道会有一番惊险苦战，没想到这里的钱那么好拣，遍地都是白花花的银子，表面上比虹桥的跳蚤市场里竞争激烈多了，实际上这里的客流也汹涌，挤在一起的买卖人一面明争暗斗，一面也是互相在捧场，共同把滨江道的人气给炒热了。
——哥们儿小说《黑马甲》

那时流行一个日本的电视剧叫《血疑》，山口百惠主演，讲的是一个叫幸子的姑娘和白血病做斗争的故事，当然，她最终还是死了！当满社会的人们还在为主人公的命运暗暗担心时，为自己偶然的头晕疑神疑鬼时，滨江道和小白楼的商业街已经有人开始贩卖幸子衫和大岛茂包的，而且十分抢手。于是，他们成了天津最早利用名人效应而赚钱的一批个体户！
——张轶小说《津夜，往事随风》

车行至长春道就再也动不了了，司机师傅好心让我下车，我随口一问，司机师傅告诉我说，有一个商场开业，邀请模特队从天桥走过做表演。我心里一惊，忙问是几点开始的？司机师傅指了指从天桥垂下来的大布标，上面写着“3点18分，著名模特现场与您零距离接触，届时将抽出若干幸运顾客”云云。下了车，被人潮推着向前涌，那些不知从何处抓来的“模特”依旧在天桥上来回走动，两侧天桥下更是叫人围得水泄不通。仔细一看，原来那里有模特们的临时更衣室，似乎还没有屋顶。难怪。这商场想出来的新噱头还当真叫人吃惊，选的地点也别出心裁。
——章元小说《1979，你让我抱一抱》

1984年夏天，原本在黄家花园摆地摊儿的朱延丰，晚上回家时发现滨江道上出现了夜市。他迅速判断出这条街是做生意的好地方，第二天便把地摊儿摆到了这里。那段时间，每天晚上朱延丰能卖出十多条裤子，一个月的收入是上班的几倍。

现在回顾滨江道的个体经济发展史，1984年绝对是一个需要备忘的年份。夏天过后，和平区工商局又采取了新的措施，将陕西路到南京路一段的滨江道改为正式的服装市场。300多个和朱延丰一样的个体户成为滨江道市场的第一代淘金者，原本幽静的滨江道一下子热闹起来。

“下海”是这一年的流行语，整个社会的观念也在悄然改变。这一年9月，纺织工业部女部长吴文英因公出差时身穿金黄色紧身花上衣和线条流畅的裙子，竟然成为热点新闻。这也许是个信号，人们开始大大方方地赶时髦了。

到1985年，随着滨江道服装市场的火爆，滨江道的服装摊位扩大到500多个。“因为周边有几家临街的商场门脸，所以一开始新华路到山东路一段的滨江道白天仍没有摊位；而陕西路口的和平分局占了一面墙，前面也没有摊位。”朱延丰这样回忆道。管理部门又将河北路至河南路一段划定食品区域。天津第一家羊肉串就在现在滨江道与河北路交口，传说最初的一周里人满为患，多次将摊位挤塌。半条滨江道密密麻麻地连了起来。

最初滨江道上卖的都是本市或产自周边地区的服装，但没过多久就不能满足需求了，于是滨江道个体户开始奔赴上海、广州、福建石狮进货。“那时候去广州要差不多两天两夜啊，卧铺60多块钱，去上海的火车硬座21块钱。”牛仔裤、牛仔上衣、毛麻西服、马海毛，个体户将时尚带回这个城市，转眼间便成为街头的风向标。

天津作家哥们儿的小说《黑马甲》详细描摹了第一代滨江道个体户的创业经历。“……哪里的个体户，都要在工商所造册登记，管理相对正规。十几年后，这个城市里腰缠百万千万的个体户几乎都是从那里起家的。”这条街造就了第一批骑摩托车，用大哥大的款爷。

粤唯鲜集团总裁张连志也在日后回忆当年自己在滨江道练摊儿卖布的场景。“那时人们还是习惯买布自己做衣服，尤其是快过年的时候。只要装布匹的包一打开，人就根本闲不住，有时一上午就能卖1000多块钱。”

天津滨江道、北京动物园、上海华亭路、武汉汉正街、沈阳五爱街……个体服装市场成为城市中最具人气的区域，人们也开始对个体户投入羡慕的眼神。朱延丰说：“我们去广东、福建、上海进货，那边的批发商也都知道了天津的滨江道。”

1986年5月国际商场开业，服装市场的个体户摊位将劝业场商圈第一次延伸到南京路。已经淘到第一桶金的个体户，开始采取与周边居民置换房屋再加钱的方式，将滨江道两侧的民房收购后改为门脸，一部分自营，一部分出租。民房里多了一些卖文具、饰品、化妆品、录音带的小店，离得老远就能听见小店里传来《大冲击大流行》的节奏，让路过的人都有一种想要消费的冲动。

1992年11月12日，和平区房管局与和平区工商局、个体劳协投资建设和平区个体商厦——滨江商厦一期开业，一时间门庭若市。两年后，天津麦当劳第一家餐厅在滨江道开业，随之而来的一些品牌专卖店开始进入滨江道街边的店铺，逐渐成为滨江道的主流。

曾任和平区工商局滨江道管理所所长的李志远回忆说，“1999年4月，个体户们退路进厅，被集中到滨江道南京路口两侧面对面的甲区、乙区两大区域。”传统的滨江道服装市场逐渐消失，此时的个体户虽然仍属于先富裕起来的阶层，但因为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他们也不再像之前那样优势明显。而对于滨江道，这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做生意有舍才有得
秦景华，81岁，1949年到天津后一直在滨江道一带打拼谋生。

从1949年到现在，我在滨江道上做了大半辈子生意。现在有时候跟别人聊起来，人家会说，你不像生意人，我就告诉他，我是个标准的买卖人。

我是解放后从东北来的天津，最早在滨江道马路边儿修钢笔。那时还没有个体户这个说法，就是靠手艺吃饭吧。平时没事的时候我常去劝业场，当时里面都是一家一户各自经营，自己常想如果能进去做点生意倒是挺不错的。到1956年公私合营，我还真进了劝业场工作，不干个体了，又加入了工会，感觉特别自豪。1962年国家又有新政策，说以前的单干户可以申请下放。那几年我爱人在中国照相馆工作，家里6个孩子，我们俩加一起挣60多块钱，饭都吃不饱。我觉得凭手艺出来后应该会多挣点钱，就写了申请，当时叫和平区修配公司钟表社自负盈亏户。那时候劝业场有2600多名职工，出来干个体的只有3个，另外两人是夫妻，上海人，会织毛衣。

我家原来住长春道小学旁边，两楼两底的私产房，我用这个房子换了滨江道新华路口的一套临街的公产房，开了家修理钟表眼镜的小店。我对这种精密仪器好像很有天赋，手风琴、钢琴、经纬仪、望远镜什么的，拿起来就会修，所以日子过得还不错。但是，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就不允许个体经营了，我这个小店也随着改成了区修配公司的一个门市部。这样继续干到1986年，又有了新政策，说小厂小店可以下放到个人，象征性地收点儿钱。我得知这个消息后赶紧去办手续，当时我手头存了一万多块钱，交给区修配公司4400块钱，算是买断了门市部，又重新成了个体户。可能是因为这个改革在当时来说力度太大，第二天就被叫停了，整个天津市就只有我这一家。

80年代，滨江道上一天比一天热闹，人气越来越旺，人们都开始赶时髦。我也基本不干修理了，专门卖眼镜。港商来北京开眼镜订货会，我就过去进货，回来卖得特别快。当时信息渠道不灵通，赚钱就比较容易。眼镜是个一本万利的事，月收入也有个万八千的。就这样一直干到1997年。

在滨江道做生意这些年，也算见多识广，总结出不少经验。后来我家小孩自己出去开眼镜店，那间门脸就是我帮他选的。一条街道分上道下道，比如滨江道，靠劝业场这一侧就是上道，靠光明影院那一侧就是下道。上道人流量大，买卖自然就更好做。做生意其实就跟做人一样，要学会舍得，学会放弃，明白了这一点，生意自然就变得简单了。

个体户把滨江道变成了金街
朱延丰，79岁，滨江道“元老级”个体户，从1984年夜市一直干到2003年甲区市场拆除。

最早的滨江道市场是夜市，在新华路到山东路之间，中原公司对面，一共有36个地摊儿。每天晚上5点半出摊儿，有推车，有三轮，有折叠床，借着中原公司的灯光，自己再带个汽灯，一直卖到晚上9点。那时候我在农资公司干业务员，因为家就住在滨江道附近，所以晚上就去那摆摊卖西裤、条绒裤。那时候市场供不应求，商品很好卖，老百姓看见东西就买。一条裤子卖十五六块钱，虽说也就赚一两块钱，但也比上班的收入高多了。这样干了一夏天，到9月份，管理部门就提出要夜市连白市，建一个正式的市场，进市场的要办个体营业执照。那时候执照特别严格，调查你是不是真的没工作，其实当时在人们思想中还是看不起个体户，不敢拿这个照。但我觉得这个改革是个大趋势，就干脆就从单位辞职了。

这个市场就是从陕西路到南京路之间的滨江道两侧。开始有300多个摊位，有和平区的，也有外区。因为谁都想挑个好位置，没办法，这些摊主就集中起来抓阄排序。我的摊位是河北路和河南路的正中间，90号。滨江道的生意很不错，很快摊位就增加到了500多个。

那时候卖毛麻西服，记得进货是21块钱，卖38块钱，再加杂七杂八的开销挑费，一件差不多有10块钱利润。过年前的一个月，一天能卖个百八十件。

90年流行马海毛，就是带毛毛的腈纶毛线，滨江道上很多摊位都卖。各个摊主都是从广东进货，20多种颜色，但运回来之后，总是有那么四五种颜色卖不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好卖的颜色很快就脱销了，来不及进货。我就想进白线，自己找工厂染。按照广东人的说法，他们那都是香港的染厂，日本的染料，你们那边染不了。后来我就去天津周边的乡镇企业调研，最后在杨柳青问到了一家小工厂，能染。再去进货我就直接进了白线了，拉染厂去染色，要什么颜色就染什么颜色，染厂染好后直接给我送到滨江道，还不用租仓库了。我也没告诉别人，现在来说算是商业秘密吧。但后来别的摊主还是发现了，染厂送货的车上有名字地址。从那开始大家都进白线，我这优势也没了。

卖了三四年马海毛，这股潮流过去了，我又改卖牛仔裤、牛仔上衣。在那以后一直也没改过。1999年退路进厅，我进了甲区，就是现在乐宾百货的位置。甲区乙区面对面两个市场有1000多个摊位，比以前的滨江道差不多多出了一倍。山东路、辽宁路那块儿卖文化用品的，从山东路到劝业场这一段原来夜市的，都集中到了一起。

我现在还存着当年的税单，98年10月，国税是630块钱，地税是210块钱，加一起是840块钱。还有一份钱是交工商局的，1300块，外加100块管理费。这么说就是当时一个月要上缴2200多块钱，滨江道500多个摊位，可以说创造了很高的价值。再有就是滨江道这个无形资产，现在叫金街，个体劳动者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后来大市场又要拆了盖楼，大概是2003年吧。这时候滨江道上的竞争也越来越厉害，感觉自己对货物的判断也跟不上时代发展，自己虽然身体还行，但毕竟也70多了，借这个机会干脆就不干了。现在滨江道上也没什么个体户了。原来的摊主，有的在大胡同干批发了，有的在商场里代理品牌，也有发展起来的，也有出国的。现在市场跟当年也不一样了，都是靠品牌，时代真的不同了。

美国作家卡波特的短篇小说《一个圣诞节的回忆》，描述了50年代的美国，一个叫巴迪的7岁小孩跟远房叔叔苏柯的与圣诞有关的生活故事。每当圣诞节来临，巴迪总要和苏柯去森林深处砍圣诞树，然后用婴儿车运回来。苏柯会烤30个蛋糕，寄给或者送给在过去的一年给过他们帮助的人。这样的氛围的确是属于圣诞节，因为白雪而浪漫，因为礼物而美好，因为祝福而温暖，所以人们都爱这个日子。

天津的第一座教堂建于1862年。当时美国基督教公理会于在东门里修建了一座基督教堂。1864年，英国基督教圣道堂在旧英租界海大道（今大沽路）建立了合众会堂。天主教也同时传入天津，1869年建成了著名的望海楼教堂。只不过，直到上世纪20年代，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圣诞节才逐渐被天津人所熟悉。

天津市基督教女青年会名誉总干事郑汝铨先生曾经回忆说，当时天津建了很多教会学校，这些教会学校的学生就是过圣诞节的“主力军”。商店里已经开始卖圣诞树，有的学生干脆把学校里种的松树当作圣诞树，拿出一些小饰物装饰，也有人自己扮成圣诞老人模样。教会学校的学生们还会在这一天进行戏剧公演。

78岁的退休教师乔坤厚出生在基督教信徒家庭，他的童年往事也都与教堂有关。“小时候我常去维斯理教堂，可以说是在那块儿长大的。1937年左右我就加入了歌诗班，那时我们叫‘圣乐队’，都是用英文唱赞美诗。”那时他只有十几岁，但对圣诞节、平安夜活动的印象却特别深刻。“尽管当时圣诞节的教堂里不像现在这样人山人海摩肩接踵，但教堂也会特别布置一番——有灯光，有圣诞树。”

利顺德饭店至今仍保存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圣诞大餐的菜单。据说，当时利顺德的圣诞晚宴很有名气，每年都会吸引各界名流前来就餐。而意租界的回力球场，也就是现在的一宫，每到圣诞节也会“人满为患”。这里专营纯正的法式大餐，每份圣诞大餐的价格高达6元大洋，差不多相当于四袋洋面，而且要提前很多天预定座位。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圣诞节变得热闹起来。一般教堂都会在12月24日平安夜举行礼拜，然后从凌晨开始，由神父主祭天明大弥撒。所以圣诞节也成了城市青年彻夜狂欢的最好的理由，无论你是不是教民，在平安夜怎么也要去一趟教堂。面对十字架双手合十，默默祈福祷告，共听圣诞歌曲，互祝圣诞平安，这是一种美好的心愿。

●安里甘教堂位于泰安道上，也称诸圣堂，由基督教圣公会修建。从1893年开始，历经10年，到1903年落成。1935年5月教堂失火，礼拜堂严重损坏，1936年6月修复。今年这座教堂被重新整修，目前工程即将完工。电影《南京南京》曾在此拍摄，未整修前，这里一度还是城市探险爱好者的去处，网上还有探险者们发的帖子照片。

●西开教堂这是天津最著名的教堂，是华北地区最大的古罗曼式建筑。1913年由法国传教士杜保禄主持修建，1916年竣工。教堂平面呈十字形，墙体用红、黄两色缸砖砌筑，三个穹隆顶塔楼用铜片镶抱，因年深日久，已呈碧绿色。堂内为三通廊式，空间广阔，体量宏大。

●冈纬路教堂位于河北区冈纬路27号，与中山公园临近。这座教堂始建于1917年，内由礼拜堂、圣堂和钟楼组成，三层带半地下室。墙体由窖口砖砌筑，表面均匀做“疙瘩”装饰，也算是一座“疙瘩楼”。

●望海楼教堂建于1869年，位于狮子林大街，原址是望海楼。1870年6月，望海楼教堂在“天津教案”被焚毁，1897年修复。1900年6月15日夜，义和团再次焚毁望海楼教堂，1904年再次重建。

●仓门口教堂位于鼓楼东侧，1860年代由美国公理会创立。1900年被义和团烧毁。1932年开始改建新堂，于1934年落成。现在教堂尖顶上还有清晰的“1934”四个阿拉伯数字，便是那时候留下的痕迹。

●圣心堂由意大利外方传教会建于1926年，地点在圣心医院内，供该院修女举行宗教活动，并对附近教徒开放。后来这里改为第一医院。

●紫竹林教堂建于1872年，位于营口道东端海河边。紫竹林是村庄的名字，天津的旧租界就发源于此。”这里的唱经楼还保留着古典管风琴，据说这是当时天津教堂内仅有的两架之一。

 

C92，这个初看有些让人摸不清头脑的名字，其实是来源于长江道92号的地址。从夏天时开始整修，到秋天进入成熟期，街道、房子的外檐都已完工，一些店铺已陆续开张，一些人在忙着做内部装修。

这个新的创意产业集聚区将来主要会分为两种业态，一是个性化的时尚店铺、创意小店、餐饮；另外就是要吸引设计、建筑公司、摄影工作室、动漫企业等创意设计领域的单位入驻进来。等12月正式开园后，还会举办露天的摇滚音乐会吸引更多年轻人的关注。

厂区正门迎面的主干道被从中间分开，靠西侧还是仪表厂的工作区，东侧成了被改造过的创意区。格局齐整的厂区，给人的第一个印象就是紧挨厂房的成排的树。整个院子里有100多棵大树，树龄都在四五十年以上。

厂区内的房子都不大，几排平房，几栋二层小楼，几幢七八米高的厂房，大多数被涂成了砖红色，墙面做了特殊装饰，有的是京剧脸谱，有的是散乱凸出的砖块儿，还有一栋是从墙里伸出了许多手的形状。有一些二层小楼的楼梯就悬在室外，爬上去，就能看到更远、更全的厂区。院子里会看到一些现代风格的装置作品，但给人印象最深的来自听觉——无论走到哪都能听到音乐，园区的设计者在院子里设置了许多立柱音箱，音乐就是从这些白色的音箱中流淌出来的。

C92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同样是由老厂房改造、位于红桥区的意库。C92与意库同样都紧邻中环线，它们中间也只隔了黄河道、芥园道和西青道三个大路口。而这种对老厂房的改造，无论如何，都是让城市变得更好的一种方式。当年作为城市生存命脉的工厂，如今又在城市生活中找到了新的位置。几十年来，在老厂房里发生的故事，工厂里激情燃烧的岁月，也会因为这些老建筑的改造而延续下来。

中环线红旗路长江道一带，曾经是天津的仪表电子和机械制造工业中心。这一区域工厂企业最多时达到了500多家，包括天拖、电缆总厂、液压集团、郁美净集团、津美饮料厂等等。对于天津市民来讲，天拖、郁美净和津美饮料公司都有难以消褪的记忆。郁美净是天津本土最著名的化妆品品牌，没有哪个80后天津小孩没用过郁美净儿童霜，而郁美净厂区内临街的孔雀园也给路过这里的人们平添了一份快乐。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山海关汽水厂扩大规模从大连道迁到红旗路，后来合资改名为津美饮料公司，也传承了山海关汽水的味道传奇。

天津的图书批发市场原来在六里台附近的双峰道，后来双峰道改造，图书市场就搬到了长江道90号，也就是现在C92创意产业聚集区的旁边。开始的时候人气很差，毕竟这一带相对偏僻，更没有六里台高校区的人文氛围。但坚持了几年之后，因为天津全市只有这一处图书批发市场，可以买到正版的打折书和杂志，而那时候网上购书还没有现在这么方便快捷，所以这个批发市场也开始火起来。直到今天，在汽车市场、钢材批发市场和家具街的包围下，图书市场仍然保持了应有的文化姿态。这次C92创意区的开发，也终于让图书市场不再孤独，让这个地方慢慢文艺起来。

C92创意产业集聚区所在厂区，是天津自动化仪表三厂的厂址。今年55岁的何师傅是这家工厂几十年的老职工，他回忆说，1966年工厂从汉口西道搬迁到这里，当时叫热工仪表厂。那时候长江道一带还是墙子河，这片儿就是开洼地，总能看到农民划着小船在河里捞淤泥当肥料。1970年，这家工厂新开发的流量仪表还曾成功应用在我国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

厂区整个面积有60多亩，现在开发为创意区的这一部分，以前都是工厂的车间。何师傅说，机加工、安装、包装、校验，都在那边的厂房里。文革时，工厂改名为东方红仪表厂，1978年更名为自动化仪表三厂，直到现在的中环天仪集团。这家工厂生产的“天津牌”水表是中国的第一块水表。现在的厂区内还在正常生产，院子里有一个大水塔，曾经是天津市最大的水塔，用来生产大型流量计设备。这里生产的大型流量计可以测量2米管道的流量，当年宁波、上海的工厂都是来天津学的流量计制造技术。

这家工厂的新厂区已经建在了海泰产业园，不久后，工厂的大部分都会搬过去。也就是说，现在尚未改造的另一半也将并入创意园区，也许到那时候，会有更独特、更好玩的形态在这里出现。

 

洪晃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她的一个有些偏执的乐活主义者朋友，“她每天早上起来接一盆水，先用一个杯子舀一杯出来刷牙用，然后再用盆里的水洗脸……任何动物的东西都不能吃——包括牛奶、鸡蛋都不能吃，连黄油也不行……裙子是混纺的，衣服是棉的，而且二手……”很难辨别这位朋友这种返璞归真的生活究竟是作秀还是真的能为她带来快乐。洪晃用调侃的态度来对待这种极度乐活的价值取向，实际上也传达给读者一个信息：乐活，最根本的还应该是快乐。

许多乐活主义者并不快乐。欧洲某些动物保护组织动辄砸商店、泼油漆、示威游行，几乎成了“乐活恐怖分子”；有人为了买到有机食品，开着车穿越大半个城市，无端增加了碳排放；有人为追求所谓的原物再造，将废品重新改造变成了新的废品，毫无使用价值可言，只是消耗了手工；有人坚持二手生活，买二手衣服，家里放五六个水桶循环用水，却让人感觉有苦行僧的味道；对于手工乐活族来讲，工程塑料永不不如木头外壳手感好，但木头外壳只会增加砍伐植被的数量。这一系列的乐活方式，就像当年的小资、BOBO族一样，从欧美辗转而来，被当成了一种情调，一种在公众面前需要保持的姿态，与它本来的意味渐行渐远。

骑脚踏车或开混合动力车、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吃绿色有机食品、简单烹调、穿棉麻天然织物、使用二手货品、爬楼梯……各种时尚杂志纷纷归纳总结的乐活生活方式，将绿色健康、有机生活、循环再造等等乐活概念从一种思维方式衍变成为最IN的时尚生活潮流。

无论是心灵层面，物质享受，还是绿色取向，人们都开始倾向于以时尚的态度来表达热爱与责任感，消费方式也因此改变。早在1988年，美国社会学者保罗·雷便在《文化创造：5000万人如何改变世界》一书中为“乐活”定义：“一群人在做消费决策时，会考虑到自己与家人的健康和环境责任。”作为一种可持续的生活态度的乐活，在与时尚的交集汇合过程中也充满矛盾。

曾经，一个“I am NOT s plastic bag”的环保袋，不仅在全世界掀起了健康环保的生活风尚，同时也改变了时尚圈的生态系统。不过潮流瞬息万变，现在还有多少人记得它的样子呢？香奈儿用自行车来吸引人们是视线，引导人们的健康时尚，但绝大多数的消费者都几乎没看过这辆车的真面目，更别说亲身体现一次骑行。许多化妆品也引入了乐活概念，而又有美容专家的最新建议则是，唤醒女性自觉接受与生俱来的容貌，通过食用大量水果和蔬菜来改善肤质，而不要把希望寄托在瓶瓶罐罐里——这才是乐活态度的体现。

乐活的确含有“快乐生活”之意，一旦你的体验之旅要用“辛苦”来形容，那么这势必不是真正的乐活，至少不是乐活的本意。你可以选择穿奢侈名牌进入上流社会，或者拒绝品牌显示你对消费时尚的鄙夷。选择有机食品并非仅仅出于对食品安全的担忧，而是试图在餐桌上延续环保责任感。明明买得起更大排量，却仍然选择1.6升汽车的消费者，虽然没有选择公共交通，但同样也可以是真正的乐活态度。

日本作家金子由纪子在10年的单身生活中领悟了“用简单物品过上悠闲生活”的快乐。在《不持有的生活》一书中，她的态度是“超过自己管理能力的物品不持有；不钟爱的物品不持有；无法回收利用或转送给他人的物品不持有；不适合自己、与自己的生活方式不相符的物品不持有……”她提倡“拥有少量的、有用的、有品位的东西，享受简单而快乐的生活”，与其在管理各种物品上耗费心力，不如把时间、空间留给更重要的人和事。不是一味地节衣缩食，而是使身边的物品适度，关注内心、关注自然的平衡生活，也许是最合适的乐活态度。

这是80后音乐人徐誉滕的新歌《李雷和韩梅梅》的第一句歌词。当后来唱到，“有点遗憾，李雷和韩梅梅谁也没能牵着谁的手”，书中的故事与书外的生活在百转千回后，引发了80后们大范围的共鸣。包括央视在内的媒体开始大量报道这首歌背后的故事；一个月后百度“李雷和韩梅梅”贴吧的帖子数达到了2100多个；据说现在沪杭一带，许多青年旅馆都将大厅的背景换成了《李雷和韩梅梅》。这首歌，正在成为80后怀旧热潮中的一个无法绕过的坐标。

李雷和韩梅梅，93版初中英语教科书中的虚拟人物。这本书是中国进行情景教学的首次尝试，1980年出生的人在读初一的时候，第一次开始使用。追溯到2007年，天涯论坛出现了一则帖子，“LiLei，HanMeimei和JimGreen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李雷和韩梅梅”的话题在80后中爆红，时尚设计师蔡凯将这两个人物形象设计成主题产品，印在T恤、杯子、贴纸上，成为创意市集上的热卖品。今年，在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的英语辅导教材中，李雷和韩梅梅的故事又有了续集，他们长大成人，李雷当上了数学老师，韩梅梅嫁给了新人物林辉。11月15日，在北京大学第四届新生杯辩论赛决赛中，李雷和韩梅梅再度成为主角，“李雷和韩梅梅到底应不应该在一起”这一辩论主题引发了激烈讨论，如期而至的是这一代人对往事的回首。

如果说再回首的70后对童年记忆呈现出一派茫然无措的伤感，是典型的小资心态，那么80后就是为怀旧贴上了物质化的潮流标签，他们记忆中的一切物品，在他们的鼓噪之下，都成为新时代的时尚元素，也带动了一种生活方式的回潮。

创办于2007年的豆瓣“经典国货”小组已经聚集了两万多名年轻人，他们成长记忆中的物品——梅花牌运动服、飞跃胶鞋、郁美净、大白兔奶糖、海鸥相机、海魂衫、“恐龙特急克塞号”卡车司机网眼帽——都几乎成了潮人的必备品。新裤子乐队主唱、画家、铁皮玩具收藏者彭磊说：“那时候设计很直接，传达的视觉感受很主观，能够吸引你，直接给你带来一个刺激，是有标志性、有力量的东西。”

曾以回力鞋为主角拍摄系列作品的摄影师李骁认为：“70后的怀旧似乎更多体现在情感上，80后的怀旧则更多体现在物质上。80后如果喜欢一样东西，很快就会把它变成消费品。80后几乎都是恋物癖，或者说他们就对与消费有关的东西感兴趣。”

80后们可以从怀旧中找到后现代的表达方式，在中国最潮流的街区，满眼都是穿着梅花和飞跃的国货小伙和古着大妞，利用80后怀旧元素的独立设计师应运而生，他们相信，朴素的记忆中蕴含着美学价值，经过重新设计完全可以在时尚大潮中独领风骚，他们的作品装点了整个南锣鼓巷。

80后一代人的游戏规则变化了，他们比上一代具有更广阔的视野，热爱互联网，可以利用技术表达自己的情感与生活。但与此同时，从走出校园开始，他们必须面对的是激烈竞争的职业、昂贵的房价和无尽的物质诱惑，必须用所有的青春去交换，去透支。商业新贵、策划家、创意人是他们的奋斗目标，富二代与穷二代，蜗居与蚁族，80后承受了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对他们的一切影响。即使心底有个乌托邦，他们也没有时间停下了怀旧。所以当他们无意中被怀旧触动的时候，便开始想办法把这种怀旧本身变成了生活潮流。

这一代人更喜欢颠覆经典，重新进行后现代的解构。专栏作家困困写道：“《花仙子》曾经是有全世界最多漂亮衣服的美女，可再看，比起纽约时装周图集差远了；丁丁也不再仅仅是个毛头冒险家，他是个记者，连他的雪瑞纳犬都比《南方周末》更有力量……”他们对过去的一切保持了足够的警惕，所以不会盲目陷入怀旧的泥沼。

李敖说，乡愿的性格是中国人的一大特色，乡愿没有个性，没有立场，只有群体性。这一观点在很长时间以来都用来作为自我反思的良方。但是现在，我们从80后的怀旧中，看到了他们的立场。飞跃鞋成了欧洲的时尚符号，新版的阿童木有了女友，李雷和韩梅梅比现实中的人还要重要。不管你是否听懂了，是否喜欢，它们依然无休无止地继续着，寻找着一个特别有价值的坐标。

不同时代似乎都有不同的蜗居烦恼。工人新村、三级跳坑的平房、筒子楼、大板楼，房子的演化代表了民生的一种刻度，时代变化尽在其中。同样，大量现实题材的文艺作品也围绕着房子的主题娓娓道来，足以构成一部完整的城市民居生活史。90年代城市住房进入商品化、产业化时代，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人的居住条件得到了巨大改善，但越来越高的房价，也的确成了年轻一代人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成家立业从蜗居开始，或许，这就是生活吧！

50年代初期，天津的普通工人大多居住在窝棚和土坯房里。1951年，市政府集中投资，在中山门、王串场、丁字沽、吴家窑等地段规划建设了第一批工人新村。工人的住房难问题得到基本改善。工人新村是一排一排的平房，地址都叫“几排几号”。大家一般都在院子里做饭，厕所是公用的。不过那时候人们都知足，一家一户能有一处干干净净的安身之所，便高兴得不得了。一直住在串场工人新村赵大爷回忆说：“那年我7岁，哥哥10岁，家搬到工人新村，两个孩子在一排排砖头房子间跑来跑去，那兴奋劲儿绝不亚于现在住进别墅的人。”不过毕竟是简易平房，那时候城市的排水设施也不够完善，每逢雨季，雨大时水涌入屋中，倒灌的水面甚至会与床铺齐平。

1953年上海市房地局试办住房使用交换，在当时算是开了房地产交易的先河。“换房”是一个时代的特定名词，最初的住房交换，仅接受公房住户申请，稍后才对私房住户开放。而当时换房的目的主要是解决上班路途遥远的问题，仅有一小部分脑子比较活络的人是出于改善住房条件的考虑。

工人新村建成后，和平区一带开始陆续兴建了一批机关宿舍。像佟楼的德才里、劳卫里，马场道的团结里、友好里等等。虽说是楼房，房子的质量也很好，不过一般干部的住房也没有单独的单元，而是只能一家几口人挤在一个房间里，相比起来，居住问题仍然存在。

筒子楼是当时知识分子或者干部的典型居住形态。一条长长的走廊连接着无数个十几平方米的单间，单间里的居民共用一个厨房和卫生间。一般周围的邻居都是来自同一个单位，上班是面对面的同事，下班是门对门的邻居，一到吃饭时间楼道里就热闹非凡。到后来时间长了，各家各户都将门前一块据为己有，垒起灶头，堆好煤球，放一张破烂小桌子，生活被分成了屋内屋外两部分，出了吃饭睡觉，其他的事情都暴露在邻居的眼皮底下。这也是居住在筒子楼的尴尬之处，厨房里的油盐酱醋都摆在一起，个人隐私更是完全暴露在邻居眼中，说是楼房，其实就是大杂院。如今德才里的楼房还保持了当年的模样——走廊里黑咕隆咚堆满杂物，高高的顶棚布满厚厚的尘土，时间仿佛在这里定格了。

七八十年代中国的整体居住状况是城市越大，住房越困难。3.6平方米，这个数字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是上海一个普通职工的生活面积。1976年后，天津市的人均住宅建筑面积仅为7平方米。

70年代大学生毕业分配工作后，许多都住在两人一间的单身宿舍。如果同住的室友之一结婚了，那么单身的那位一般就要想办法挤到别的宿舍，或更辛苦一点，在各个宿舍“打游击”。80年代，判断一个单位好坏与否的首要标准就是能否解决住房问题——能够分房的就是好单位，不能分房的就不是好单位。城市居民只能等国家建房、靠单位分房。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房管部门的门槛就会被踩烂，但多数人依然无法改变住房现状。

福利分房依据的是工龄、职称、工作年限、是否双职工等综合因素，想分房必须论资排辈。等待分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住集体宿舍，到两家合住一套单元，再到分上一居、两居，没有几十年是办不到的。年轻人即使结婚分到房子，也是老职工腾出来的旧房子、小房子，所以一般情况下，新婚夫妻不是跟父母挤在一起，就是住在不足1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而后者已经算是幸福生活了。

1976年唐山大地震，天津75%的房屋都被损坏，许多市民住进临建棚，住房条件愈发困难。1979年知青返城，一家几代人只好挤在一间房子里。许多年轻人结婚后，便在家里的墙上打两个洞，用木棍和铁板搭出一个“暗楼”，小两口睡在“楼上”，父母和弟弟睡在“楼下”。有报道记载当年北京新街口的一户人家，不足12平方米的低矮平房里住了一家3代8口人，室内用木料搭起的简陋床铺分为三层，下层是年过六旬的老两口的睡床，上层住着孙子、孙女，中间那层则是儿子、儿媳。

筹建于1976年的北京前三门高层住宅工程，是北京市首批高层住宅群，每个单元有独立的卫生间，这在当时已经是最好的条件。在天津，70年代末80年代初，万新村、体院北、本溪路等居住区相继动工，其中许多是大板楼，尽管功能设施一般，但能住进新房，对人们来说也是一件快乐的事。80年代是天津市住宅建设最繁荣时期之一，到1989年，天津城市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已由1979年的7.6平方米提高到了13.7平方米，可以说是城市人居的分水岭。

文本记忆-肖克凡小说《机器》

王莹骑着自行车离开工厂，驶向那片被称为工人新村的平房区，寻找王建设的住处。……工人新村人口稠密，住房狭窄，甚至老少三辈共居一室。没有厨房，每逢夏天一家一户屋檐下蹲着一只煤球炉子，那火苗好似小鬼儿的舌头。每逢冬天无论多冷人们也要去公共厕所，排队方便。……设子结婚的时候王莹送来四床棉被，两红两绿，跟当年送给大朝哥哥的一样。她记得弟弟住址是十五段十七排九号，一间十二平方米的屋子，门前一株香椿树。

影像记忆-郑洞天电影《邻居》

青年电影制片厂的电影《邻居》，影片一开始就是在筒子楼的楼道间做饭的场景，而背景的声音，是楼道里传来的刘兰芳的评书《岳飞传》——一家打开收音机，整个筒子楼一层的人都能听到。

1982年这部电影获得了第二届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有评论说，这部电影让当时大部分住在“鸽子笼”里的中国观众听到了电影与身边真实生活的摩擦声。影片直指当时社会极其敏感的住房问题，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尖锐矛盾，人们做出了种种选择。导演郑洞天自己就曾经住在一所高校的宿舍里，因此他也有感同身受的生活。1986年，他又拍出了电影《鸳鸯楼》，影片描述了一幢鸳鸯楼里六对新婚夫妻的生活故事，也是那个时代的生活记录。

影像/文本记忆-《一地鸡毛》

冯小刚的电视剧《一地鸡毛》改编自刘震云的同名小说，这部新写实风格的作品将80年代末、90年代初机关小职员的烦恼人生表现得淋漓尽致。

“譬如房子，几年下来，通过与人合居，搬到牛街贫民窟;贫民窟要拆迁，搬到周转房;几经折腾，现在不也终于混上了一个一居室的单元?别人家一开始有冰箱彩电，小林家没有，让小林感到惭愧，后来省着攒着，现在不也买了?……当初搬家时，因房子越搬越好，老婆很高兴，说咱们终于也在北京有个房子，把主要精力花在布置房子上，怎么装窗帘，怎么布局，怎么摆冰箱和电视，还差什么东西，苦恼主要在这个方面。等家收拾得差不多了，老婆就不满意了，怪这个地方离她单位太远，因她的单位在这条线上没有班车，她得挤公共汽车上班，往返一趟，得三四个小时。清早六点起床，晚上七八点回来，顶着星星出去，戴着月亮回来，天天如此，车又挤，老婆就受不了，觉得是非换单位不可了。”

影像/文本记忆-《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没事偷着乐》

刘恒的这部小说被改编成了电影和电视剧，在90年代极红极一时。盖在房子里的那棵树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共鸣，幸福与快乐，都是因为一套房子。

刘恒在原著中不惜笔墨描述了张大民家的房子结构，“推开院门，里面是半米深的大坑，足有4平米。左边支着油毡棚，摞满了蜂窝煤，右边支着一辆自行车，墙上挂着两辆自行车，自行车旁边还挂着几辫儿紫皮蒜，蒜辫儿底下搁着一个装满垃圾的油漆桶……第二层便是厨房了，盖得不规矩，一头宽一头窄，像个酱肘子……穿过厨房就进了第三层，客厅兼主卧室，10.5平米，摆着一张双人床和一张单人床，一张三屉桌和一张折叠桌，一个脸盆架和几把折叠凳……最后一层是里屋，6平米，摆着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双层床，猛一看像进了卧铺车厢一样。”

《没事偷着乐》里有一个非常震撼的情节，张大民的弟弟五民考上西北农大，临走前在姐姐三民的婚礼上大醉一场，高声喊道：“我受够了！我再也不回来了。毕了业我上内蒙，上新疆，我种苜蓿种向日葵去！我上西藏种青稞去！我找个宽敞地方住一辈子！我受够了！蚂蚁窝憋死我了。我爬出来了，我再也不回去了。”

天津《水利志》记载，天津的脱颖演进过程是河系水流长期冲积和海进、海退多次往复的过程。经过漫长的沧海桑田生态演化，“九河下梢”的河网格局和陆地轮廓终得以形成。贯穿天津市区的海河，上游有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和北运河等5条河流，并含纳着300余条支流。市区的形成与发展又源于漕运。三岔河口在13世纪便已成为漕运枢纽，是海运和河运的必经之路，漕运与军事相结合的重镇。历史上天津是一座水上之城。七十二沽，九十九淀，是泊洼河淀水聚之地，早年到处都是水坑。《天津县志》记载着过往文人写天津的名句：“水漫东西淀，春生大小沽”。早年的八里台就是一片芦苇地加大水坑，像小海地、丁字沽、西沽之类的地方，也都是有水的地方，老人讲当年“乘划子可以从八里台，摇撸到西南角”。沧海桑田以后，七十二沽基本上只剩下一些地名，我们也渐渐忘记了天津曾经是一座水上之城。有岛的地方必须有水，遥想七十二沽的天津城，或许也遍布了大小不一的岛屿吧！

天津的大公园基本上都是有山有水，人民公园、水上公园、北宁公园、长虹公园、西沽公园以及二宫都有假山和湖泊。

在水上公园漫步，随处可以听到音乐爱好者们放声唱歌，其中便会唱到那首与岛有关的民谣小调。初冬的这一天早上有雾，到后来太阳出来了，而公园水域上仍是灰蒙蒙的一片。水上公园里的陆地基本上都是岛，不过身在其中往往就没了感觉。只有湖心的小岛，看上去完全被枝条藤蔓遮住，倒是有了许多神秘感。常有游客划船过去，上岛上看个究竟，也算是完成了一次公园的探险。1950年水上公园刚建成时，共有9座岛屿，由11座小桥连通。最新的这次提升改造后，水上公园被重新规划为东西两湖和春夏秋冬四岛。

水上公园最标准的一座岛屿是万佛岛，位于公园西湖，四面环水，只有靠游船才能抵达岛上。关于万佛岛，80年代末报纸上刊登过一则新闻，说在水上公园湖心岛发现了3尊石佛。于是有位“世外高人”把这个岛租了下来，又弄了很多佛像在岛上，因此才改名为“万佛岛”。诗人王向峰曾回忆当时在万佛岛上的见闻：“那位‘高人’有点儿名士作风，找到了我和画家李津，邀请我们到岛上聊天。那天黄昏，公园里很安静，我们弄了条小船，沏一壶茶，小船围着湖心岛绕了几圈。他就在船上讲这尊石佛的来历，夕阳落下，当时觉得确实挺美的。”直到现在，万佛岛仍然是水上公园里最独特的一道风景。

二宫公园里也有两座小岛——桃花岛和红叶岛。远远望去，岛上红砖青草，岛的倒影投在湖水中，俨然城市背后的桃园。岸边是粉刷一新的体育馆和网球馆，彩色的游船停在岛边上随时等待着游人。红叶岛上栽种了大批红叶椿树，等几年之后这些树木长大，这座岛到了秋天就真的铺满红叶了。桃花岛中央有一座西式凉亭，与公园中看惯了的中式凉亭相比，这座亭子也显得有些独特。两座小岛间由一座木桥相连，设计者给这座桥起了个浪漫的名字——鹊桥。有时候，恋人路过这里都会停下来拍照，这里也渐渐成了城市的恋爱坐标。

小岛所在的第二工人文化宫建于1952年，占地面积460余亩，至今仍是全国最大的职工文化宫。鼎盛时期，这里每天接待职工及游客近万人，最多时达3万人。第二工人文化宫剧场1953年动工，1954年落成。为钢筋水泥框架结构的“工”字形大楼，剧场于1954年1月15日举行开幕式，由梅兰芳及梅剧团演出《八大锤》和《贵妃醉酒》。剧场开业后，全国各剧种的著名剧团及演员常到此演出，其中有梅兰芳、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是市职工业余剧团演出的主要场所。天津市各届职工文艺会（调）演，都在此举行。郭德纲少年时第一次登台说相声，也是在二宫的露天消夏晚会。让郭德纲一直记到今天的，是当时台下有一个坐轮椅的观众一直看着他笑。

公园改造升级后，许多公园湖心的岛屿，以及被湖水环绕的陆地也进入了人们的视线。长虹公园以前叫湾兜公园，周围原本是大片荒地，解放天津时国民党的地下城防工事也在这附近。1986年通过群众义务劳动，这里被改建成长虹公园。地下城防工事改为游乐场，再后来又成了家具城。

长虹公园有湖心岛、桃花岛和翠心岛三座岛屿。翠心岛的面积差不多是桃花岛的两倍，而湖心岛相比起来要小很多。翠心岛上种植了大量的灌木，沿岛周围还有上百棵垂柳。砖石铺就的小路纵横交错，夏天的时候，很多人沿着小路跑步健身，这时候小岛就像是一个天然氧吧，这样的环境才是最接近自然的。

位于北塘的三河岛，又称炮台岛，是天津海域唯一列入中国海岛志的岛屿。三河岛东临渤海，现有面积1.59公顷，周长563米，因潮白河、永定新河、蓟运河三条河流在这里汇流入海而得名。明嘉靖年间，为防止倭寇进犯，在蓟运河左岸的海岸线上填垫高地修筑了一座北营炮台。清代时要塞先后三次进行大规模修缮，在清末天津海防三大炮台中，这处炮台的地位仅次于大沽炮台。如今，三河岛上尚存有北营炮台的遗址。三河岛本来是与陆地连在一起的，直到1973年蓟运河拓宽时才被切断。资料显示，这座小岛与岩质、砂质海岸带相比更为脆弱，又因为长期经受地面下沉及河口淤积的影响，现在岛上长满了芦苇，也是各种鸟类的栖息地。

一直觉得马场道上的外语学院是一个奇特的地方，美丽的女生和恢弘的老建筑——既时髦、又怀旧。北疆博物院俯瞰为“工”字形的建筑就在外院的一个小广场南侧。今年夏天以前，这里一个网球场，白天总有女生在铁网围绕的球场里上体育课；楼前的花园小路上，也常会出现带着耳机读书的女孩。这一切与现实如此贴近，让人几乎忽略了这里曾是中国最早的自然博物馆。

在一个地方待得久了，便会失去对周遭环境的敏感，忽略自己城市里的“好地方”。其实我们完全可以静下心来，定格住一栋老房子，让房子本身的历史来诉说它的身世，对北疆博物院的发现，就是因为这样的一次定格。

北疆博物院的创办人是法国神甫桑志华。1914年3月初，38岁的桑志华乘火车跨欧亚大陆经西伯利亚抵达天津。随后立即投入对天津、北京等地的考察，了解当地地形地质、水文气候。1918年，他开始对黄河与白河（即潮白河和海河）流域进行考察探险和采集发掘。最初，桑志华采集回的物品都放置在位于旧法租界圣路易斯路（今营口道）的崇德堂。这是一座带地下室的两层小楼，有13个房间。随着考古规模的扩大，到1920年，这里基本上已被标本占满。

上世纪20年代，上海已先后出现震旦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院。1922年，在法国天主教会和法租界行政当局的支持下，桑志华在马场道南侧盖起了一座三层楼房。这座大楼由比利时建筑师比奈设计，占地300平方米，高21米，分设实验室、办公室、藏品库。桑志华给这座大楼起名为Musee Hong Hepai Ho，即“黄河白河博物馆”，中文名叫做“北疆博物院”。现在这座大楼的两侧墙上各有中文和法文标志，便是当年的原貌。

博物院建成后，桑志华继续前往各地考察探险，不久，他采集的动植物标本，尤其是一些庞大的化石将大楼占满。1925年，他开始动工在主楼西端再建一座三层楼，作为博物院的陈列厅。按照博物馆的建设要求，桑志华将平板花玻璃镶嵌在钢筋水泥窗框内，以免室内受尘土和大雨的侵袭；又将陈列柜直接固定在墙壁上，让光线更通透。内部陈列室采用中心牛腿柱式枢架结构，有罗马建筑风格。1929年，北疆博物院又进行了第二次扩建，在与主楼平行的位置上兴建了一座两层楼房，并在两座楼房之间设置了一条空中通道，至此，三座建于不同时期的建筑练成一体，组成“工”字形，这是最完整的北疆博物院。

博物院建成后，桑志华又在博物院的西南侧修建了一座三层小楼作为自己的家，至今这座小楼仍保存完好。从1928年开始，北疆博物院的陈列厅正式于每周三、六、日开放，当时的天津市民可以在这里看到地质学、古生物学、史前史考古学、人种学、植物学、动物学、人类学的各种标本——比如披毛犀、象、鹿等大型动物化石骨架和大型鱼类、兽类标本，以及桑志华在民间收集来的民族艺术品、服装、发冠、盔甲、刀剑、妇女小脚鞋等。

博物院后来的故事，对大多数天津人来说，没有任何切身记忆。1937年抗战爆发，日军封锁了天津英、法租界，北疆博物院的工作基本停滞。两年后，桑志华离开中国。1939年天津遭受水灾，北疆博物院的一部分藏品迁到北京法国使馆附近新建的博物院内。

陈列厅再次对外开馆，已是1953年11月。当时展品按古生物及矿石、脊椎动物、动物进化、农业病虫害四大类，被分在不同的陈列室。1958年，在北疆博物院的大楼里，正式成立了天津市自然博物馆。翌年，陈列展览和办公地址又从北疆博物院迁到位于马场道272号的原英国跑马场，北疆大楼成为收藏珍贵标本的库房，从此逐渐被人遗忘。

北疆博物院曾经保存过古生物、古人类化石及动物、植物标本20余万件，据桑志华本人在离开中国之前的估计，北疆博物院的动产和不动产总值大约是100万美元。而对于当年这座博物院的影响力，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从历史文献中找到些许痕迹。

从60年代开始，北疆博物院就已不再对外开放，只有研究学者和自然博物馆的管理人员可以进入。实际上，博物馆建筑本身也只是一座普通的老楼房，不过房间很高，据说，当年创办人桑志华固定在墙上的展架现在也从没改变，以前的实验室、办公室、陈列室都改成了库房。现在，作为天津自然博物馆的库房，北疆博物院的老楼里尚存有大量标本藏品。

知名媒体人飞猪从2007年开始第一次使用Twitter后，微博变成了他与人交流的重要途径之一。“Twitter上都是很多认识的人，也有很多老外，是熟人之间的交流工具。”两个多月前新浪微博开始内测，因为开发团队里面有好几个人都是飞猪的朋友，所以他也被在第一时间拉了进来。据说，新浪微博项目组采用“病毒式传播”，每人至少要邀请20人注册，以快速提升产品人气。

从今年7月14日立项，新浪微博第一次引起大范围关注是在9月初。李开复从谷歌离职，他本人通过新浪微博发布了大量信息，更包括了他新公司的招聘启事。直到11月4日，李开复在新浪微博发言243篇，他的粉丝达到189374人，在新浪微博所有用户中仍然排名第一。

备受关注的新浪名人微博还包括姚晨、黄健翔、李宇春、周笔畅、俞敏洪、潘石屹、洪晃等等。与新浪博客一样，微博同样注重新闻的传播。属于新浪的一个叫做“头条新闻”的微博空间，每天都会发布10条左右的世界头条新闻。钱学森去世、陈琳自杀、国安夺冠、北京大雪等新闻，也在通过微博快速传播，引发了大量评论。

2006年，Twitter独创的微博模式在美国运作成功不久，中国的互联网从业者便跟进推出了饭否、叽歪、Koomoo、爱唠叨等网站，掀起了第一波微博热潮。在经历了冷清全球金融危机的冷清之后，同学网、9911微博、腾讯滔滔、新浪微博等微博网站，微博终于形成了一种风潮。

用户通过微博告诉大家“现在在干什么”，但这件事的意义到底在哪儿？网友也通过Twitter找到了相应的答案。最能体现twitter精神的是2007年德克萨斯SXSW音乐节，主办方通过大屏幕不断刷新Twitter，在面对面说话都听不清楚的摇滚现场，Twitter成了人们了解最新情况的最佳途径。而这种方式也被9911微博克隆到张北草原音乐节上。由此开始，9911微博也将自身定位为泛娱乐社交平台，相继通过微博推广摩登天空音乐节、快乐女生决赛，同时根据用户的网络娱乐需求增添了上传视频、音频文件的功能。

负责9911微博推广的MySpace聚友网市场VP金鹏说，目前他们公司的产品、技术、运营各个部门都有相应的同事来专门负责微博客，而微博客有时候也充当了大家内部交流的一个平台。

在以飞猪为代表的有观点的个人用户看来，微博还是熟人之间的交际方式，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简单、自由。“像开心网那类社区网站太复杂了，偷菜、贴条，我都不知道那些人在干嘛。另外微博跟博客也很不一样，博客需要很正经，每篇怎么也得有四五百字，有起承转合，你不能说一句我今天很累就写个博客上去，但微博要随心所欲得多，是随时随地、无处不在的东西。”

微博的应用当然不止于此。10月26日上午《生活》月刊记者晏礼中和摄影师彭杨军在格尔木前往昆仑山玉虚峰的途中，电话处于关机状态，与后方失去联络24小时以上，他们的朋友便是通过新浪微博发布出求助消息，并上传了他们的照片。随后，有1000名以上的关注者将这条消息转发。10月28日，电话联系上晏彭二人的消息，也通过微博传递上来。

用户可以通过网页、手机WAP、短信等方式在微博上发布消息。微博主人可以发起或参与话题讨论，认识更多的网友，分享更多的信息。同时，对于微博也带来了信息泛滥的问题，面对于己无关的短句子，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关掉它。而如果你发布的消息引起了他人的共鸣，那又何尝不是一种快乐呢。

北方网论坛上一则题为“从上海兴建迪士尼看天津的游乐项目建设”的帖子引发网友热议，“广州番禺的长隆度假区也不错，四大主题公园，还有主题式五星级酒店，天津需要这种大型的、真正好玩的度假区。”“把新乐园搞成苏州乐园或朝阳公园那样就足矣了。”“大型游乐园用水量巨大，还是靠海好一些。而且多个游乐园最好扎堆，这样对游客的吸引力最大，建设周围设施的成本也最低。”

网友提出不同建议，也可以看出人们对主题公园的持久关注。主题公园提供了获得身心自由的“梦想国”，也正迎合了人们渴望逃离现实压力的心态。而我们的城市究竟需要一座什么样的主题公园？似乎很难得出一个完美的、让所有人都满意的答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只有高水平、好创意的精品游乐场，才能让游客寻找到幸福生活的嘉年华。

极地海洋世界 全国最大的极地海洋馆

位于滨海新区响螺湾商务区，预计2010年10月建成开放。

在全国最大的极地海洋馆里体验极地刺激，看身边海洋鱼群往来穿梭，仿佛置身茫茫大海。从2008年4月开始建设的天津极地海洋世界将给你带来全新感受。海洋馆周围还有配套的城市旅游大道、嘉年华板道街、4D影院、电玩城等游乐场所。嘉年华板道街是一个开放式游乐园，包括太空桌、翻江倒海、沙漠风暴等游乐设备，海洋陆地可以一次性玩个够。

中新天津生态城动漫产业园 中国的梦工厂

位于中新天津生态城南部，预计2014年开始首批入住。

位于中新天津生态城的国家动漫产业综合示范园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动漫产业园。3-5年后，方圆一平方公里的土地将建成主题公园式的高技术产业基地，形成“公园中的产业园、产业园中的主题公园”。10年后，这个动漫产业园将拥有独立电视频道和专门手机动漫频道，并在国内建3至5个主题公园，打造成中国的“梦工厂”和“迪斯尼”。

新乐园 不确定的玩乐地

位于北辰区南淀风景区，建设时间未定。

1985年建成开放的天津乐园8月31日关闭，原址规划建设成天津文化中心，其中包括新建的青少年活动中心。同时，新乐园将建在北辰区南淀风景区，不过具体地块方位还有待确定。乐园的工作人员介绍，老乐园的大部分设施将搬迁过去，还将引进众多全新平游艺设施，还将从人性化理念考虑整体环境的设计，避免游客产生疲劳感。工作人员表示，现在大型主题公园的建设工期一般都不长，新游乐场一旦确定开工，将会用2-3年建成。

官港生态游乐园 体验全球最惊险过山车

位于大港官港湖，正在建设中……

根据资料比较，官港生态游乐园是目前天津在建的最值得期待的游乐园。由国际奥委会批准的天津大港奥林匹克专题博物馆刚刚在此落成，未来几年内，这里还将建设9个风格不同的艺术类展馆。不过，这一区域更好玩的还是12个不同主题的游乐园——国际风情区中让游人不出国门就能感受到异国情调；水上游乐园将拥有全球最大的人工室内阳光沙滩浴场，游客可以在360度水景康乐中心坐拥着碧水蓝天；“博物馆式的机械游乐园”分为烟雾峡湾、极速地带、儿童世界、室内嘉年华、冰雪天地、过山车吉尼斯世界等六个部分，“巨鹏振翅过山车”将是世界上环数最多、历程最长、体验最多元的过山车。

东丽湖华侨城 未来天津的欢乐谷

位于东丽湖，大型综合文化旅游主题城区正在设计阶段。

东丽湖是70年代的东郊区赤土公社社员花了两年时间修建的农田水利设施。前些年，这里建成了温泉度假旅游区，最近，中国最专业的旅游地产开发商——华侨城投资兴建东丽湖华侨城项目，未来的东丽湖将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主题乐园。华侨城因在深圳开发锦绣中华、民俗文化村、世界之窗、欢乐谷四个主题公园而驰名，东丽湖华侨城项目投资规模为50亿元，包括房地产、商业开发、主题文化产业开发，可以想见，东丽湖边将崛起一个新的“欢乐谷”。

天津主题公园扫描

●天津滨海航母主题公园 “基辅号”航空母舰位于汉沽区八卦滩，而整个主题公园的总占地面积达5.57平方公里，是一座大型军事主题公园。参观航母只是公园里的活动之一，人们还可以在航母野战营中实现军事化生存。包括攻防、反恐、游击、野战、巷战等，多样的战斗场景让人犹如亲临战场。

●水上公园游乐场 水上公园升级免费开放，水上公园游乐园也重新进行了改造，引进了13项游乐设备，分布在儿童欢乐区、青少年游乐区、激情体验区等不同区域。因为地理位置优越，设施也比较先进，所以这里还是人们去游乐场的首选之地。

●华夏未来儿童乐园 曾经体北的一座街区公园，2009年被改建成儿童欢乐城，营造了童话般的世界。其中的蟋蟀谷儿童动漫主题拓展乐园、4D电影城、欢乐水世界、游艺广场等自然成了孩子们的天堂。

●东丽湖水上温泉欢乐谷 位于东丽湖旅游度假区内，距市区24公里，交通便利，有公交车到达。这里有可容纳千人的爱情海造浪池，还有水上极限冰山、水上飞碟、水上漫步、水上趣味滚筒以及太空遨游、彩虹滑道等游乐项目。

●杨村小世界 已经落寞的杨村小世界，曾经将“五大洲”、“四大洋” 包括万里长城、金字塔、埃菲尔铁塔、悉尼歌剧院等在内的风景名胜汇聚一处。很多80后的天津人在上学时学校组织春游都去过这里，不过如今早已破败，公园里长满杂草，比萨斜塔也倒了只剩个底座，不知还会不会重新改造整修。

100多年前，英商先农房产公司在小白楼一带建房。20年代，数千名俄国人移民而来，将这里改造成繁华的“俄国城”。80年代，小白楼地区有各类商店160多家。岁月荏苒，今天新旧更迭的小白楼，在风情万种的欧式风情街与奢侈场所的背后，风貌犹存的老式居住区内，慢慢聚集起二三十家小吃店，几家旧杂志店，自发形成了一个草根美食文化街区。

紧挨着小白楼1902欧式风情街西侧，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聚庆里、安善里、保善里、竹箫里等老式二层民宅构成了一片方正整齐的街道里巷。小楼联体而建，每个门栋前有一个小院儿。尽管历经沧桑的院墙、门窗和金属护栏多有残破，但仍让人感觉到当年建筑的精致。

天津建筑遗产保护志愿者团队曾对这一街区进行过多次考察，他们找到相关的历史资料，查到聚庆里原名槐树里，建于1920年，直到1930年才改为现在的名字。而志愿者北阙经过考证发现，这片里巷的建筑风格，属于20世纪“最雄心勃勃的艺术革命——新装饰主义”。他在中国记忆论坛天津版上发帖写道：“新装饰主义讲求比例的和谐，着重于实用、典雅与品味，在呈现精简线条的同时，又蕴含奢华感。这种风格在天津被大量使用在小规模住宅上，比如著名的黄家花园石宅、万全道双拼住宅等。所以聚庆里一带，这些我们不曾留意的身边的一切，也有它的历史价值。”

巷子里有些闹中取静的韵味，即使到了午饭时间，几十家小饭馆挤满了人，也丝毫没有半分嘈杂感。“有些房子是地震后重修的。”正坐在一家小摊儿前吃锅贴的林大娘从小在聚庆里长大，她说，“前些年镇江道市场火爆时，这里可没现在这么安静，巷子里到处都是做小生意的三轮车和手推车。”

恐怕许多老天津卫都对起士林的西餐、糕点、冰淇淋情有独钟，所以直到现在一提起小白楼，人们第一时间的反应就是起士林。其实这片儿地区也一直是风味小吃的聚集地，资料记载中的隆昌兴火腿肠、永德顺酱杂碎、同义成肉包子、恩裕德西湖羊肉锅贴以及和众早点铺的炸糕小豆粥，听名字就让人有种想大快朵颐的心思。这些早已销声匿迹的老字号，如今被新的草根小吃取代，或许味道跟过去没法比了，但至少占了经济实惠，也的确给周边的上班族提供了最大的便利。

今年50多岁的王大姐是外地人，很多年以前她就在小白楼附近推车卖凉皮儿。小白楼几经改造，她也换了不少地方，但始终没离开这块地儿。现在她的摊位就在保善里的一处街角。“前一段时间电视台来拍过，刚巧拍了我这小摊儿，几天后就有以前常来的主顾找了过来，说看了电视，终于又找着你了。”

因为地处南京路CBD，附近又有许多商场店铺，上班族总是为午饭发愁，于是小吃摊儿应时而生。后来，很多小摊儿经营有方，慢慢租了里弄的房子，开起了小饭馆。从早点的煎饼馃子、大饼鸡蛋、锅巴菜，到午饭的麻辣烫、锅贴、烩面、凉皮儿、各种家常炒菜，再到宵夜的砂锅、烤串，这里找不到高价的特色小吃，但天津人最喜欢的，又简单又好吃又解饱的草根美食却应有尽有。虽说风情街上的赛百味、必胜客、肯德基等洋快餐相当诱人，但大多数上班族还是选择到“美食小巷”里就餐。

名扬中外的起士林是小白楼的地标，但可惜的是，这家餐厅几乎也成了当年小白楼诸多餐厅中唯一留存下来的一家。其实小白楼一带早就有美食传统，当年这附近有多家俄国人经营的饭馆，比如义顺合大餐厅、维格多利餐厅、夏太太饭店等，同时还要很多俄国风味食品店、酒吧。附近的中国饭馆也很有特色，当年小营市场的对面是白楼饭馆，饭馆大厨将虾仁、鸡蛋、肉一起连炒带烩，做成了一道名菜——白楼菜。另外，坐落在今大沽路徐州道口的鸿福楼饭庄是天津风味，名菜有八大碗、五碗四盘；徐州道上的色味斯餐馆经营广东菜，这些饭馆都曾经风靡一时。

住在安善里的居民王丽文曾写过一篇博客，回忆她童年记忆中的小白楼，文字之间画出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小白楼的一张地图。“小营市场左边挨着隆昌兴、隔着朱家胡同是宏仁堂药店，接着是大来百货商店，往右边数是水果店，利民洗染店，力明文具店，永德顺酱肉铺，还有小人儿书铺，新华茶庄。这边是同义成包子铺，元祥菜铺，土产门市部，恩裕德清真饭馆，天香百货商店，裕生鞋店，大沽路棉布店，上海理发馆，真如照相馆，振华纸行等等，总之不用出这条小马路，要什么有什么。我小时候最爱跟在父亲后面到新华茶庄买茶叶，这条街上的许多老掌柜的老伙计都是父亲认识的老熟人，所以每次他都要和人家聊上几句，而我在等待包茶叶的功夫，肺腑里已吸足了茉莉花茶的清香。”

上世纪初，小白楼一带饭店、酒吧、舞厅林立，理发、美容、西服裁剪、进口化妆品、服装鞋帽、洋酒罐头、西点糖果等各色商店也汇集于此，形成了一个繁华世界。50年代，小白楼地区的大沽北路、开封道两条商业街集中了100多家商店。到80年代以后，也许是因为历史的积淀开始“发酵”，小白楼渐渐有了文化味儿。现在小白楼的狗不理快餐店，以前是一家新华书店，这里直到如今还保留着音像经营的门店。90年代以前，音乐厅、北京影院、大光明影院等多家影院，再加上建设路的人民礼堂，南京路对面的群众艺术馆，都使这一带的文化娱乐异常丰富。后来图书大厦建在附近，这处街巷的文化氛围又有了新提升。

前些年过期杂志开始流行，小白楼的地摊儿是天津过期杂志最多最全的地方。山东人段元国就是那时候开始来这里摆杂志摊儿的。街道升级后，他在聚庆里临近街巷的一层开了一家小门脸继续卖过期杂志。他的小店里有两三百种杂志，价格也很便宜，再加上干的时间长，很多来买杂志的都是老熟人。他说，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能卖出200多块钱的杂志。现在聚庆里附近还有三四家卖过期杂志的小店，基本上报亭里的杂志在这里都能找到。

这样的平民生活，就这样被外面整饬一新的1902欧式风情街、奢侈华美的商场与酒店和刚刚落成开幕音乐厅的包围着。其实，这也是最合乎城市自然的一种状态，在西方的城市建设理论中，繁华区域必然会给平民留下一定的生活空间，这样才能保证“城市链条”的延伸，也就是保证一种生态的平衡。

在过去近20年的时间里，相对来讲，天津的舞台演出非常寂寞。中老年人有京剧可看，年轻一点的喜欢听相声，但对于看话剧、看明星演唱会、听交响音乐会，甚至看摇滚现场，天津人似乎并不太习惯。但人们真的不喜欢舞台演出吗？天津音乐厅的运营公司——驱动传媒经理钱程至今仍记得80年代初在一宫连演39场《茶花女》场场爆满的盛况。正如赖声川所说，我从没见过哪个城市、哪个地方的人们是不喜欢看戏的。

舞台演出是一种商业，一种生意，同时它更是一种文化，是城市软实力的评价系数。也正是因为城市的升级更替，似乎在不知不觉之间，天津的舞台演出，特别是有一定重量级别的演出多了起来。纵贯线的全国巡演，能容纳6万人的水滴体育场几乎爆满，隔天在大馆举行的赵传演唱会，上座率也达到了8成以上；从8月到10月，作为天津市文化产业重点推广项目之一，开心麻花系列话剧《江湖学院》、《阿翔》、《都市囧人》连续上演17场，一时间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经典音乐剧《猫》和英国TNT剧院带来的莎翁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相继出现在天津的舞台上，西洋古典与中国现代在时空转换中交流碰撞。接下来到年底之前，草蜢复出演唱会、陈佩斯话剧《阳台》、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话剧版《杜拉拉》、爆笑喜剧《武林胜经之鼠你最2》等演出都将登陆天津，在文化艺术开始市场化运营的时代，这也体现了天津这座城市对舞台演出的需要。

追溯源头，天津堪称是中国舞台演出最重要的发源地之一。正因为这种暗含在城市背面的历史基因，当我们开始重新回到戏剧舞台的时候，才会有更多的自信与力量。早在100年以前，舞台便曾爱上了这个城市。

1871年，天津英租界的侨民组织了业余剧团，用英语演出《我们的孩子》等戏剧。1888年4月，伦敦汉密尔顿戏剧公司的职业剧团来津，在兰心戏院进行了数场演出，这是最早天津演出的外国职业剧团。1904年4月6日的《大公报》有一篇文章，写道在戈登堂经常上演“外国新戏”、“英国名戏”，观众大多是各国侨民，也有少数中国人。

李叔同和曹禺两个天津人是中国话剧史最重要的代表。李叔同在日本留学期间参加了中国人的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并在《茶花女》中扮演女主角。曹禺15岁时便加入了南开新剧团，18岁担任《南开双周》的戏剧编辑后开始构思《雷雨》。1934年，他在天津的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任教时又开始创作《日出》。30年代的天津话剧舞台一派繁荣，中国旅行剧团、上海影人剧团、上海银星旅行剧团、南艺剧团等舞台剧团体不断来津演出。到后来，1951年成立的天津人民艺术剧院，也培养出了一批优秀演员。

天津同样也是京剧的大码头，梅兰芳、马连良等大家都将天津当做最重要的市场。1936年中国大戏院开业时，马连良为戏院剪彩，并演出了《群英会》、《借东风》等京剧。随后梅兰芳在此连演25场爆满，这一年梅兰芳42岁，也是他舞台艺术的鼎盛时期。

9月，津湾广场一期标志性建筑——天津市歌剧院工程完工，这座红顶白墙的法式风格建筑内部有着复杂的设计，独特的升降舞台可以延伸到观众席，实现了舞台表演和观众的“零距离”互动，也标志着天津拥有了一座现代化的专业歌剧院。而在此之前，历时4年扩建的天津音乐厅也已投入使用。歌唱家程志在这里试唱后说，天津新音乐厅的声场效果是国内最好的。8月28日的开幕首演，著名大提琴家王健、作曲家陈其钢与中国爱乐乐团一起，为天津音乐厅留下了最经典的一幕。

文化的发展离不开硬件的升级，好剧场本身就可以吸引观众走进来、坐下来。最近几年，天津的演出舞台有了一次整体提升，新落成的中华剧院、光华剧院，翻建、改建的滨湖剧院、八一礼堂、二宫大剧场，这些功能现代的剧场都为城市营造了全新体验的舞台空间。奥运之后，水滴体育场也让天津有了承接超级巨星演唱会的能力。

同样在努力发展的是戏曲和曲艺的舞台。估衣街的改造给主打相声、曲艺演出的谦祥益茶楼创造了更多的展示空间；古文化街和鼓楼商业街分别引入了名流茶馆的两家分号；一个名为“津味相声风景线”的茶馆演出模式也对传统相声的保护和发展进行了探索。来天津听相声的北京人越来越多。

西岸艺术馆的演出策划人王卉认为：“天津应该有更多提供各种演出的平台，让高雅艺术与舞台文化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各种类型的演出本身也被誉为“正在流动的金子”，文化演出市场的繁荣，在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更能给城市带来一种荣誉感。演博会正是促进这种繁荣的最好的机会，而更好的结果还需要所有从业者的共同努力，以及城市本身的自觉意识。

位于老城西北角的铃铛阁大街如今已是一条残败的胡同，王家老宅就散落在胡同中。王家后人王昌烜说，院子里曾发现刻有“因随军有功，明朝燕王赐地五十亩”的石碑，足以证明王家从明朝开始就在此居住生活。虽然此时此地再难寻到600年前的痕迹，但当年的街道肌理并没有太多改变。而现在，醒目的“拆”字写满胡同的每一面墙，不久后，整个胡同区就将变成工地，城市某处的记忆又一次被移除了。

57岁的王昌烜住在与铃铛阁大街垂直相交的丁字胡同。他家是这里的老住户，说得更确切一点，自明朝天津建卫起，他的祖上就住在这里，称得上是最正宗的老天津卫。

王家还保留着详实的家谱，王昌烜小时候常听他父亲讲，“天津西头除了文昌宫没有比咱家早的”。王家祖籍浙江余姚，明初燕王赐地，王家人在此扎根。最初以种菜为生，后来开设花炮厂、办漕运，家业慢慢发展起来。

对于铃铛阁大街一带，王昌烜早已烂熟于心。他手绘了一张王家老宅的平面图，共有七进大院，99个房间，大致相当于半个足球场的面积，东西南北四面分别是铃铛阁中学的院墙、丁字胡同、海会寺西街和铃铛阁大街。

王昌烜一家也是唯一一户一直住在此处的王家后代。小学时，王昌烜就在如今铃铛阁中学的校园里上学，在他的记忆中，王家大院南门外面当年有一大片空地，年节还有高跷、旱船等演出。南门是大院的正门，最北端靠近铃铛阁大街的地方则是王家祠堂所在地。“祠堂是1958年交公的，房管站的人把祠堂西廊改为住房时，祠堂后墙上还刻着光绪皇帝老师翁同和所写的‘进德修业’四个大字。”王昌烜说，“祠堂院内东西两侧墙上镶有4块1米长，半米多宽的石碑，其中两块是清朝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所写。1976年地震后，这些石碑就被埋在了地下。”

众多的城市保护志愿者、城市拍客和城市漫游爱好者将这片胡同当成了寻找历史的目的地。王家老宅位于胡同区的东北角，而现在尚未拆除的部分可以延伸到西关大街和复兴路（如图）。在胡同漫步是没有目的的——反正胡同早已所剩无几，即使迷路，也很容易走出来。而比起现代的住宅小区或商业广场，胡同显然有它独特的魅力。比如有时你随意拐进一条胡同，却发现迎面是一道围墙，而走到墙下，却又转了个弯，进入另一条胡同。有的胡同窄到如果两人相对经过，彼此必须要侧过身来；也有三叉路口的胡同，迎面居然在路中间有一所平房。这这里还可以看到似乎几十年也没改变的理发店、小卖铺、早点铺，房顶上或绑在废弃的木电线杆上电视天线向鱼骨般伸向天空，随处可见直径在四五十厘米以上的大树，而其中甚至有一小半是斜刺里生长出来，力道十足。

如果方便的话，需要提前百度一下这一区域的历史，不方便也没关系，单是从那些挂在墙上的路牌——海会寺南街、韦陀庙大街、永明寺南街……也可以恍惚领悟到当年这里的繁华。

这片胡同还藏着两处颇有传奇色彩的地方——马家店和烈女祠胡同。马家店位于故物场大街1号，这里是甲骨文在天津的最早发现地。1898年，河南商人范寿轩带着从农田里挖出的带有刻痕的甲骨来到天津，就住在马家店。他遇到了学者王襄，后经王襄精心研究，确认这些甲骨是商代殷墟卜骨，甲骨上的刻痕是殷人占卜时所记的文字。马家店也因此载入史册。据记载，抗战胜利后，马家店改名为“胜利旅馆”，1949年后又更名为“黎明旅馆”，一直营业到80年代。旅馆停业后，这个院子改成了职工宿舍。而民国八大奇案之一《双烈女》的故事也与此地有关，双烈女死后被葬在城西明代费宫人的墓侧，建祠立碑，墓碑由华世奎书写。后来，烈女祠前便有了烈女祠胡同。

所谓天津卫三宗宝，鼓楼炮台铃铛阁，可见铃铛阁在天津历史建筑中的重要地位。铃铛阁位于西北角，现在的铃铛阁中学所在地。铃铛阁始建于明万历七年（1579年），是稽古寺的藏经阁。据记载，铃铛阁主体建筑两层，砖木结构，阁楼顶部屋脊房椽顶端系挂着上百个铜铃，起风的时候便有悦耳铃声传来，距离阁楼两三里的人都可听到。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天津知府在稽古寺内设立稽古书院。光绪二十年（1894年），附近木料场失火殃及铃铛阁，建筑及藏书均被焚毁。到1901年，稽古书院改建成普通学堂开学授课，共招学生100余名，聘有英、汉语教师。1902年，学堂改为“官立中学堂”，这是天津开办最早的公立学校。

现在的“鬼市”在西关大街。北面紧靠已经开始拆迁的胡同，南侧是一片大空场，周围已经建成了许多高楼大厦。西关大街摆满了地摊儿，各种山寨电器、书和光盘、五金电料、服装鞋袜、老物件老手表等等，还夹杂着用二人转风格叫卖日用品的东北摊贩。天津鬼市的雏形大约形成于上世纪初，逃荒到天津的农民聚集到西广开一带，以捡破烂为生。捡来的东西一时用不了，就在附近摆摊儿以物易物，有时还能换点儿钱。后来，有小偷把偷来的东西拿到这里销赃，这种交易在天不亮时就完成了，所以人们就管这块儿地方叫“鬼市”。开始鬼市在天宝路西市大街一带，后来改为旧物交易场所，买工厂甩下来的残次品和处理品。现在这一带胡同里还有地名“故物场大街”， 当年这里到处可见贩卖花鸟鱼虫、药材或者旧物的商人，是有名的交易市场。发现甲骨文的马家店就在这条街上。

虽然王家大院早就成了大杂院，但一些屋檐上精致的砖雕和廊柱，仍能看出当年大户人家的气魄。为保护祖屋，最近两年，王昌烜和他的家人一直四处奔走，也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希望通过文物认定的相关法规确定此处老宅为不可移动文物。

王家大院也引起了专家及文物保护志愿者的关注。既是建筑师，也是天津建筑遗产保护志愿者团队成员的张强经常到王家大院实地考察，他认为这里肯定是一处明清时期规模较大的历史建筑。而对于这一区域的价值，张强的观点是：“我们决不否认王家祠堂、马家店等历史建筑的残破，也不否认整个铃铛阁地区年久失修的状态，我们希望能够科学对待这一片珍贵的历史地段，进行三普调查，保留有价值的建筑，保存铃铛阁地区的历史格局、街道脉络与人文环境。”

老街区是承载城市记忆的地方，有它们在，就会觉得这个城市是有根基的，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心里也会踏实。著有《城记》的城市研究学者王军认为：“对旧城进行整体保护，就是任何一个四合院都不能再拆了……”这就像我们站在已经破败的胡同里，看见远处四周耸立的高楼大厦，宽广的马路上飞驰而过的汽车，心里却有一种莫名的焦躁。墙上遍布的“拆”字也让人慨叹，不知道更年轻的一代人，在我们的城市里还会不会找到“胡同”的样子。

赵本山、郭德纲、周立波、小沈阳等被全国观众熟知的搞笑高手之外，在不同城市的舞台秀场上，还有许多在传统基础上改良的喜剧形态在一一上演。这些有着多年现场表演经验的演员们，带来了最接近生活本质的表演，也让观众的笑声变得更加真实和发自内心。

北京·嘻哈包袱铺 80后玩儿相声

年轻人玩相声有年轻人的玩法。高晓攀带领30多个平均年龄24岁的相声演员组成的“嘻哈包袱铺”，以鼓楼西大街的广茗阁茶楼为大本营，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就成为北京继德云社之后最有特点的相声团体。没出名时，他们还在网络游戏“魔兽世界”里做广告，传统段子的包袱皮被他们包上了现代的笑料。周星驰比马三立对他们的影响更大，他们与北京知名说唱乐手“爽子和义和团”联袂演出，同样操着京片子的花臂刺青与长袍大褂的青年们碰撞出火花。他们还搞过“六一”儿童节专场，演员都穿上了白衬衣蓝裤子，脖子上系着红领巾，站在传统舞台上的年轻人，也引起了台下同样年轻的观众的共鸣。

北京·王玥波 给北京评书加点儿时尚佐料儿

2007年秋天王玥波开始在宣南书馆开讲《大隋唐》，随后音频开始通过互联网传播，越来越多的年轻观众开始追捧王玥波。王玥波本身也是相声演员，行话叫“两门抱”，郭德纲刚出道的时候便是和搭档王玥波，所以他的评书中的现挂也成了他最大的特点。在耳熟能详的传统书目中常会穿插了老北京的历史记忆、他个人的生活故事、现场现抓的一些小笑料，还时不时地与同台的其他演员相互调侃一番……故事情节早已为人熟知，但听书的感觉却是全新的，王玥波和宣南书馆的评书演员一起把北京新评书带入了一个新的时空。

北京/天津·开心麻花 剧场里的爆笑喜剧

“开心麻花”系列剧已经成了一个品牌，他们从小剧场进入大剧场，又从北京闯进了天津。2003年的第一部贺岁话剧《想吃麻花现给你拧》成功之后，一种有别于孟京辉、张广天等先锋话剧的剧场话剧，通过爆笑的效果、轻快的节奏和符合现在年轻人需求的戏剧形式展现出来。“开心麻花”系列剧惯常的手法是把各类现实中发生的事件，以及社会上、网络上流行的段子尽可能地糅合到戏中，用一个比较完整的故事串联起来。观众在看戏的时候能跟着乐一个多小时，完事后该干嘛干嘛，喜剧的根源意义不过如此吧。

天津·哈哈笑艺术团 哈哈一笑有10年

从1999年成立至今，3000多个日子，哈哈笑艺术团相声队的演员们给天津观众带来了难以计算清楚的快乐。曾经在哈哈笑“服役”的刘文步、赵津生、佟有为等艺人也常会登上了北京的茶馆剧场，但最终他们还是属于天津这座城市，津味儿十足的笑料儿也只有在天津的舞台上才能得到最好的共鸣。这10年来，天津的相声队越来越多，茶馆演出场地也从一家展到十几家左右。设想，如果有一天茶馆相声突然消失了，那天津人的生活又会少了多少乐趣啊。

上海·蔡嘎亮 滑稽戏让人笑中带泪

和京津两地的相声一样，上海的滑稽戏也有极强的观众基础，很长一段时间，知名的滑稽演员上街都会被围观，上海人总要求他们演一段才放行。除了周立波，上海舞台上还活跃着许多滑稽戏明星，一直在茶座或者非正规剧场演出的蔡嘎亮便是其中之一。2006年媒体经常采用的说法是“北有郭德纲，南有蔡嘎亮”，足见蔡嘎亮在当时的影响。他自嘲自己是“上海中年妇女的偶像”。他的演出不仅能让人笑，还能让人哭，在笑的同时，他还希望带给人们感动。

长沙·欢喜虫 歌厅相声俚语搞笑

长沙是个大歌厅里讲荤段子，小酒吧里玩杂耍的城市。湖湘文化催生了歌厅秀场的火爆，娱乐是长沙人在财富之外一直不离不弃的生活追求。长沙的歌厅文化是一种以广大百姓为受众的“逗乐文化”，在歌厅跑场演出的相声演员被称为“欢喜虫”。 而歌厅多元化的环境造就了他们作品的特质——他们喜欢用口头或者肢体语言，将市民身边的现象用逗乐的方式表达出来，加入大量俚语，形成了独特的南方相声。

成都·李伯清 散打评书调笑现实

周立波有《笑侃30年》，李伯清有《大话60年》。从传统评书发展到自编段子用成都市井土语说身边小事的“散打评书”，李伯清也因此成为成都市民文化的代表。所谓“散打”，是李伯清无本化评书的特指，切合武术散打不依套路的特点，听众喜欢听什么就讲什么，说书人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从1994年名震四川以来，WTO、非典，一直到假烟假酒注水猪肉，都成了李伯清评书中无边无际的“散打”内容。他在茶馆里调侃社会现状，在成都茶馆文化与现代生活之间找到了平衡点。

说相声的德云社和演二人转的刘老根大舞台同样开在了北京的前门大街，周立波的海派清口也通过网络从上海火遍全国。民间喜剧进入“战国”时代，郭德纲对此颇为淡定：“各过各的日子，一人一碗饭，端好你这一碗就很好了。”

2006年郭德纲刚走红不久时，曾有人断言他火不过一年。而到2009年，郭德纲的身价越来越高，产业越做越大，德云社的名头也越来越响。能长期屹立不倒，郭德纲凭的本钱是什么？

这位今年36岁的相声演员刚刚举办过他从艺20周年的纪念演出。他最早能从相声演员堆儿里冒出来，其实不是因为他的那些东西老，而是因为新。他善于将传统相声融入现代笑料，也能穿着大褂讲网络时代的故事，形成自己的风格。对比周立波的“海派清口”，东北二人转的“说口”，郭德纲的新派相声有时候也会有“北方清口”的表演出现。他的段子巨大的“信息量”赋予了相声这一传统曲艺新的内涵，也就是所谓的与时俱进。

郭德纲的经历和秉性注定了他选择民间、扎根民间。他的段子里有世俗生活的真悲喜，他的生活里也有段子一般的真乐趣。他强调体制外生存，在小舞台上摸爬滚打。他敢于挑战权威，拿央视开涮、常常发表乍听起来颇有些惊世骇俗的实用主义相声理论、敢跟“专家学者“叫板。

“我就让你高兴，就让你快乐。”郭德纲说，只要按他想的去做，中国的相声就能再度辉煌。“想当年清朝末年相声是干嘛使的？不是为了讽刺人，不是为了教育人，不是为了歌颂谁，什么都不为，就是为了活命！说相声的人是为了活命，观众是为了找乐。如果说从我的节目中你感悟到什么，那是你自己的事，我没有强加给你。演员不要拿自己当圣人和教师，知道自己是干嘛的，这点很重要。”

郭德纲就是相声界的赵本山，是一个时刻处在风口浪尖上的喜剧明星。列侬说：你需要的就是爱；而郭德纲说：你需要的是快乐。“只要你们愿意，我可以永远说相声——说到死。”他把相声还给了全国听众，也宣告相声获得重生。

【城市性格】生于天津，成名于北京的郭德纲身上具备这两个近邻城市市民的共性。对传统曲艺颇有研究的专栏作家东东枪分析说，郭德纲的相声有“天津的骨头、北京的肉”。“天津的骨头”包含了普通百姓的小算计、小委屈和对生活的幻想，这些体现在郭德纲的相声里，变成了对北京交通拥堵、歌星不一定识谱等调侃。而“北京的肉”是指郭德纲那种份儿正、稳健的台风。

【扎根剧场】当年侯宝林把天桥相声文雅化的同时，又反映了新中国的东西，使相声进入了电视。之后的相声一直延续了这种趋势，随着相声进入春晚，也达到了最高峰。而郭德纲对相声的贡献和侯宝林正好相反，1996年他开始在剧场说相声，让相声从电视重新走入茶肆剧院。而郭德纲所以痴迷于剧场相声 ，是因为他有本事“控制住在场这几千人的情绪，让他笑他就笑，让他哭他就哭，告诉他们安静就安静，让鼓掌就鼓掌……”

【爱相声】可以说郭德纲是一个很单纯的相声演员，他自言“不抽烟、不喝酒、不会打麻将、不会唱歌、不会跳舞，唯一会干的就是说相声”。工作就成了他的生活，相声则是所有工作的核心。登台说相声是最能让郭德纲开心的事：“说相声就是我的娱乐。”

【拧】天津人说一个孩子倔强喜欢用一个“拧”字，郭德纲三次进出北京，最后坚持10年获得成功，凭的也是这个“拧”。“哪怕在北京头破血流、折条腿，回来之后，这辈子我不冤。”从一开始住郊区的房子，穷的天天喝粥，去城里演出完事后只能步行回家……到现在喜欢和圈里的一些混乱现象叫板，从不认输的性格体现了这个天津孩子特有那股拧劲儿。

【传统】“老先生留下来的传统相声总共有一千多段，经过我们演员这些年不断地努力吧，到现在，基本上已经失传了……”而郭德纲可能是现在的相声演员中会的段子对多的。在相声《论相声50年之现状》中，他痛陈相声界内幕。后来成名之后，他自然也遭到了更多圈内人士的妒忌。其实，相声界真正要保留的传统应该是相声艺术本身，而非这个行业的种种行规陋习。

【改良】在传统相声中加入与时俱进的笑料，郭德纲的相声也因此获得了更多的听众。他将《文章会》中的康有为替换成金庸；《西征梦》中“军阀剿灭草寇”改成了“布什请你剿灭恐怖分子”；《梦中婚》里的“八抬大轿”改成“直升飞机”，“绫罗绸缎”变成了“西装革履”……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但郭德纲的标准只有一个，即段子的结构不变，不能断了脉，不能胡改乱改。

【原创】《我要反三俗》、《我要上春晚》、《我是文学家》等“我系列”相声之后，郭德纲又推出了《你这半辈子》、《你要锻炼》、《你要做善人》等“你系列”。这些原创作品的特点是与时代紧密结合，不讲究传统相声的表现手法，而是高密度的集纳了大量的网络与现实中流传的段子，融入故事主线之中。尽管有结构较为松散，不少内容在不同的段子当中反复出现，一些唱的部分与说的部分融合不够紧密等缺憾，但现场的爆笑效果却是让人叹服。

【传承】36岁的郭德纲从艺20年，他的徒弟何云伟、曹云金如今已经成了德云社的顶梁柱。郭德纲门下拜过师的徒弟就有30多个，没拜过的徒弟也有好几十人。他说他收徒弟只有两个标准：一是爱相声，二是不能急功近利。其实这两个标准也是郭德纲自己这些年的真实写照。

【钢丝】2005年郭德纲返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几百位自称“钢丝”D郭德纲的支持者赶到天津为郭德纲站脚助威。那时候郭德纲还是“非著名相声演员”，这批“钢丝”也是郭德纲最早的拥趸。现在究竟有多少“钢丝”已经很难统计，“相声公社”网站ID为“丸子”的钢丝模仿电影《大腕》的台词写下了一段话，让人们对“钢丝”有了一个直观的认识：“一定要听最好的相声班子说相声，班主天津的，说就说最传统的相声，文章会大保镖合一块儿使，最少也得40多分钟……再下点音频视频，24小时这么听，就是一个字，噫——段子一听就是上百，‘钢丝’不是会京东就是会西河，你要光会段《地理图》，你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网络】今年8月21日至28日连续8天，优酷网全程直播郭德纲单口相声评书《济公传》，郭德纲又走在了其他人的前面。几年之前郭德纲尚未走红时便建立了自己的网站，并且自任BBS版主。当时网上每天还有不计其数的网友通过BT或者电驴下载他的相声，互联网的传播为郭德纲走红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的相声中也加入了大量来自网络的笑话。

【产业化】目前德云社在北京已经有4家固定的演出场所，还有两家待开张的剧场。天津也一度有德云社的固定演出。郭德纲还有自己的文化影视公司。2008年底，德云社正式并购了北京的一家服装企业，成立了德云华服公司，推出了自己的服装品牌——德云华服。德云社旗下的培训学校、培训班，也在开门收徒。三里屯一个名为“郭家菜”的酒楼正在装修，将来那地方二层是剧场。对此郭德纲笑言：“不奢望德云社能够进入世界500强，不问前程，随遇而安。”

沿鞍山道由南往北，过了南京路不远，会看到一处由淡黄色围墙围起的院落，这里便是末代皇帝溥仪曾居住生活了两年之久的静园。透过两扇敞开的日式古典风格大门，能看到满院的古树洒下一地绿荫。靠近大门的一棵树与地面几乎成45度角倾斜，但仍然枝繁叶茂，有心人用石头砌成了支架支撑起树杆，反而让这棵树显得更结实了。

静园是一座始建于1921年的私人洋房，占地面积约3016平米。当时的鞍山道，是日租界的“宫岛街”。直到今天，鞍山道两侧还保留了很多日式风貌的民居建筑，也还有武德殿、静园、张园、段祺瑞旧居、松岛女子高等商业学校等老建筑。

1925年，19岁的溥仪在日本人的庇护下逃到天津，开始隐居在日租界的张园。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溥仪写道：“1929年7月，我从日租界官岛街的张园，迁到协昌里的静园。这是租的安福系政客陆宗舆的房子，原名‘乾园’。我把新居取名‘静园’的意思，并非是求清静，而是要在这里‘静观变化，静待时机’。”

当时各国列强出于各自的目的，频频来静园拜会、觐见溥仪，每逢重大节日、纪念日，日本人常以“最高礼仪”拜见或邀请溥仪，溥仪也总以“皇上”的身份接见日本公使或出席仪式。他在静园里接受遗老的拜见，也曾被天津城的古董商合谋廉价收购了他从宫里带出的古董。皇妃文绣也是在这段时期与溥仪离婚，从静园出走，变为平民。

溥仪在静园里一直住到1931年11月。现在静园的后门还是保持了最初的样子，门外是一条长长的胡同，对面的老式住宅区依然叫做“协昌里”。1931年11月10日，溥仪藏在一辆汽车的后备箱中，从后门离开静园直奔大沽口，登上了等候在那里的日本商船“淡路丸”，离津出关。

溥仪离开后，1932年至1945年，静园成为日本驻华北特务机关总部，与在其斜对面200米的张园遥相呼应，为日军侵华作战提供情报。1945年9月，静园又被国民党天津党部机关征用。1948年至1949年间，国民党天津守军司令陈长捷举家搬至此处。

天津解放后，静园归为国有，成为市委机关干部家属大院。60年代后，这里又逐渐变成了大杂院。院落中的建筑在1976年大地震中遭到重创，后居民在院内加盖了数十间临建。1978年，相关部门对该院落建筑进行加固整修，做为民居大院保留了下来。此时的静园已是满目疮痍，完全失去了当年“皇帝行宫”的恢弘。

作为大杂院的静园，给居住在附近的普通居民留下的印象，一是院子很大，但大门永远不开，只开小侧门；二是院内树多，人家多；三是大院里筑结构复杂，前院、后院绕来绕去，是小孩儿捉迷藏的好地方。

据记载，静园历经变迁，至本世纪初，这里已住进了40余户居民，院内搭建违章建筑500余平方米，空间状况十分拥挤，建筑形象已不完整，存在严重的消防隐患。2005年10月，历史风貌建筑整理公司对静园45户居民和单位实施腾迁，依据“修旧如故，安全适用”的原则开始对静园进行整修。

在整修过程中，工作人员一方面将现代技术和材料应用到老建筑中，对危旧墙体、构件进行加固、修缮，另一方面对建筑原有的门窗、玻璃、小配件及地砖等原状构件进行了妥善保护。主楼原议事厅壁炉和壁灯精心留存，顶棚云彩花完全恢复原有式样，具有静园特色的几个拱券完全采用旧料加工修复，原来的比利时进口玻璃同样是精心清洗，保留了原样。

作为展览馆式的故居，静园溥仪书房的陈列家具均按照故宫博物院以及伪满皇宫的样式进行仿制。而卧室的家具则是收集而来的民国初期的古董，其中的一张字台椅，是按溥仪当年在静园的老照片中的座椅所仿制的。婉容皇后的书房和卧室是里外两间，与溥仪的居室相比，这里显露出女性日常生活的特点。

院子里的主楼是一座西班牙风格的砖木结构别墅，主体二层，局部三层。一楼入口有门厅、会客室，二楼是溥仪和婉容皇后的卧室及书房，三楼有侍卫的休息室。楼梯窗台上、房间的墙壁上，悬挂和摆放了许多张旧照片，照片是故居整修前的样子，新旧对比，让人不禁感慨末代皇帝的故居也曾沦为大杂院。

静园是一处三环套月式的三道院落，即前庭院、后庭院和西庭院。其中西庭院最为完美，厚厚的游廊墙壁上开了拱形的孔洞，有很强的透视效果。庭院里的房子原是存放溥仪藏书和溥仪的弟妹上课的地方。迎面是一座鱼形壁泉，2003年9月，溥仪的胞弟溥任就是从这里辨认出了儿时常来的静园。后庭院由一段小游廊和前院隔开，有一座砖木桔构的小二楼。故居修复时，在这里采用了玻璃罩棚的修复方案，最大程度的保护了木结构建筑。

历史建筑承载了时代和人文的变迁，而对历史建筑的整理修复，则是对建筑与城市文化的有效传承，在这一点上，静园是个不错的例子。

200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中国唱片总公司、中国唱片上海公司精心策划出版了《世纪歌典》20CD套装、《神州踏歌60年》、《共和国的足迹》等一系列红歌唱片。尽管这些唱片很难在整体低迷的唱片市场中再创高峰，却也触碰了一代人记忆中的神经，于是回忆起90年代初一盒叫做《红太阳——毛泽东颂歌新节奏联唱》的磁带红遍全国的情景。

曾经在天津东北角书店音像部当店员的冯燕至今仍记得1992年初《红太阳》的热销。“当时港台引进版的磁带已经成为主流，但《红太阳》一出来大家都抢疯了，那几个月每天卖得最多的就是这盒磁带，闹市区的商店里几乎时时刻刻都在播放《红太阳》，这种火爆程度超过了更早以前唱遍街头巷尾的《大冲击大流行》。”

现任中国唱片总公司总经理周建潮在1991年参与了《红太阳》从制作到销售的全过程。“3个月就卖出了300万张，在当时是奇迹，现在是神话。”1991年12月磁带出版，到第二年春节前后，《红太阳》红遍全国。“全国都能听到我们的《红太阳》专辑，出去开会坐火车、飞机能听到，大街上在放，就连我家旁边的学校里也经常放，那就是一片《红太阳》的海洋，走到哪里都会被感染。”

供不应求的销售状况一时间让中唱上海公司措手不及。“中唱一直都是自己加工、印刷，当时的生产能力比较低，就算全部机器24小时运转，也根本满足不了订货，特别是封面印不出来，这是最大的瓶颈。”周建潮记得，当时有个客户直接开着卡车、带着现金来提货。而那时候的体制，磁带都是在订货会上订出去的，况且连订货都生产不完，结果只能让那个客户空手而归。

这盒磁带的售价是5.5元，南方的个体户干脆从上海以零售价买回去。当时有媒体报道，广州市场上这盘磁带已经卖到了15元。北京王府井书店订了2000盒《红太阳》，发货方不小心弄错了，只送来200盒，一个小时就被卖光了。

《红太阳》的热销甚至吸引了英国BBC、日本NHK等多家境外媒体的眼球。随即，许多音像公司一哄而上，纷纷推出类似的红歌专辑。《红太阳》席卷全国，最终创下了720万盒的惊人销量，时至今日，超越这个数字已经成了不可能的任务。

《红太阳》专辑的创意来自于时任中唱上海公司编辑部主任的冯海宁。“91年我到广州参加出版订货会，逛街时不经意发现，很多车里都挂着毛主席像，这让我一下子想起了那些老歌。”当时全国开放程度最高的城市出现了毛泽东热，这也是一个强烈的信号。订货会结束后，冯海宁立刻返回上海，向公司提出用现代感的节奏和曲风来重新演绎红色歌曲的想法，立即得到认同。“我当时就有一种预感——这盒磁带一定会走红。”

“《红太阳》的制作成本是4万块钱。”冯海宁对这个数字有很深的印象。上海中唱从北京请来中国广播艺术团的作曲家金巍负责唱片的编曲、指挥。因为人们记忆中的红歌实在太多了，制作团队最终决定采用联唱方式，邀请了李玲玉、孙国庆、屠洪刚、范琳琳、朱桦、景冈山等10位当红歌星来演唱。冯海宁说，因为这些歌手小时候都听过、唱过红歌，所以录起来相当简单。

“一开始完全没有想到这盒专辑会如此轰动！”在专辑中演唱了《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十送红军》、《洗衣歌》等歌曲的李玲玉，最初参与演唱只是因为编曲金巍是她的好朋友。“他要我过来录几首红色歌曲，我也没想那么多就来了。但是等专辑出来之后不久，我坐在出租车的时候，就听见司机在放那盒磁带，然后大街上到处都能够听到。完全想不到这些歌能再次红起来。看来，经典就是经典。”

《红太阳》制作团队的另一位核心人物——录音师张小安如今已是中国十大录音师之一。当年重录那些老歌时也让他颇为动情，因为每一首歌都有他的成长记忆。“首先里面每一首歌拿出来我都会唱，其次才轮到我们在这个唱片上下的功夫。录制的时候，我们也借鉴了之前这些歌的录制方式，然后采用了之前没人采用过的方法，就是用录流行歌的方式去录制这盒专辑，这也是这张唱片成功的一个原因。”

“在棚里录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感觉了。”工作完成得很快，大概只用了两个月时间。而对于冯海宁来说，那两个月留下了一段快乐的记忆，“当时的工作人员也都是唱着红歌长大的，所以当歌星拿着谱子进棚录歌时，整个录音棚的工作人员都很兴奋，甚至一起哼唱起来。”

《红太阳》的风行不是因为旧，而是因为新。流行曲风、流行歌手演绎、现代的配器与经典的旋律结合，造成了惊人的流行现象，也让原本对红歌生疏的年轻人有了新的认识。在当时，崔健的《南泥湾》和《红太阳》一起唱遍中国，理查德·克莱德曼在中国的音乐会上用钢琴奏响了《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的旋律，“红太阳热”不再仅仅是单纯意义上的老歌，而变成了一种时尚潮流。

1992年夏天，受《红太阳》的启发，崔永元策划录制了电影老歌联唱的合辑《宁死不屈》，尽管销量无法与《红太阳》相提并论，但也仍成为那个怀旧的时代文化符号。从那以后很长时间，每年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也几乎都会有这种红歌联唱。直到今天，这一代人进KTV最爱点唱的还是《红太阳》里的歌曲。冯海宁听说有人在婚礼上放起《红太阳》，还有不少出国定居的朋友给她打来电话，说每次听到《红太阳》，便会想念当年经历的风雨，以及一去不返的青春。

《红太阳》走红后，中唱上海公司成立了红太阳音乐工作室，继续推出了5辑《红太阳》系列，随后也签约了王炎等流行歌手。这也坚定了冯海宁做中国元素流行音乐的信心。“就我本人来讲，做中国本土的文化、音乐一直是我的梦想。”后来，冯海宁离开中唱自己成立了天韵文化公司，对她来说“红太阳“仍是难以磨灭的情结。“我旗下的歌手至今仍会偶尔翻唱红歌。”

最近推出红歌专辑的胡彦斌仍记得自己10岁左右时，第一次通过家里的录音机听到了《红太阳》。“那个专辑一直在录音机里放了很多遍，放到磁带都卷起来了。”这也是红歌在另一代人身上的基因延续。

本月12日新的《通用规范汉字表》面向公众征求意见以来，对于44个调整字形汉字的争论，一直是一个公共热门话题。《通用规范汉字表》专家委员会的解释是：44个汉字的调整，主要是出于使宋体字笔形一致，字形更趋于规律系统的考虑。同时，调整与大多数汉字不一致的笔形变异，让笔画趋于统一，也将使字典中笔画检字更加简便。

汉字的去留变迁，是整个汉语言体系发展的轨迹，也折射出中国社会共同的生活美学。从仓颉结绳造字至今已有5000多年，试想，除了汉字，还有什么能让我们可以迅速感受到5000年的历史轨迹？单凭这一点，汉字就已经是中国人最重要的灵魂基因了。

近百年来，汉字有过三次大的变革，而每一次变革，也都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他”与“她”被细分，彰显了当时中国社会女性意识的觉醒。从1955到1977，近代汉字开始第二次大的变革，整理异体字，创造简化字，大陆和港台地区的文字产生了繁简差异。而近10年来，汉字与外来语以及方言碰撞，互联网语言文字的重新组合，直到成体系的火星文出现，汉字在得失中变得更加鲜活。

汉字的容貌也一直在变化。古人创造出真草隶篆，今人更将字库中的字体百般变形。香港的九龙皇帝曾灶财随意涂抹于城市街道的字迹，已成为香港一个时代的符号记忆和文化缩影，汉字之美在后现代的城市被淋漓尽致的呈现；徐冰的天书、地书系列，更将汉字的构造原理进行了后现代的切割和解读。

汉字是一种媒介，是进入新生活的密码。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教授曲黎敏的畅销书《从字到人》提出了“左手汉字，右手养生”的概念，将汉字与中医结合，从全新的角度解读了汉字与人的内在关联。离开电脑，回到手写汉字的时代，这种被最新倡导的时尚态度也让我们感受到生活梦想的延续。

在时代面前，汉字前所未有的草根、易操作和便于理解。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详细阐述的六种汉字构造原理，已幻化成互联网上想象力的沸腾。将“强”改写为“弓虽”，文字本身增加了双倍的力量，它甚至出现在搜狗拼音输入法的默认词语中。“囧”的时代意义远远超出了它的古汉语本意“光明”，而提到“玉米”，谁还会傻傻的解释为一种粮食？草根网友造字，可能就是觉得好玩，当之为一种智力游戏，这种潜意识中的解构与创造，却与古人造字时的快乐不谋而合，也更直接地传递那些不易表达的想法和体验。

未来的汉字究竟会变成怎样，这是最难预知的事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汉字需要的是自发的改变，而不是硬性的整容。显然，民间语文的推动比专家的无厘头规定更有存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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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是时尚者的通行证

“第一次快乐女声直播现场亮相，一定穿我挚爱的小黑裙——Chanel2009春夏款，剪裁一如既往精细到完美，款式一如既往简单到完美，配有一点儿重可是绝对出彩的玉石大项链，竖版‘变形’255白色拎包，脚下的黑白高跟鞋是RogerVivier经典款……”国内顶级时尚杂志ELLE主编晓雪在担任《快乐女声》评委后写下这样一段blog，让网友概叹，尽管时尚与现实生活的距离并不近，但至少我们在听到这些品牌的时候，再也不是一脸茫然迷惑了。

此次快女比赛，ELLE杂志的造型组倾情打造电子专辑封面女生，被成为是“淑女杂志与大众选秀的联姻”。也许正是因为快女们的唱功令专业人士失望，人们才突然关注起她们的台风、个性魅力和国际化的包装，新一代的时尚封面女郎由此诞生，时尚元素成为本届快女比赛中谋杀公众眼球、吸引视线的最后一招。

时尚品牌介入娱乐已成为近年的一种风潮。从《穿普拉达的女魔头》、《可可·香奈儿传》、《一个购物狂的自白》，到国内的电影《时尚先生》、《非常完美》，从直接讲述时尚传奇的故事到浪漫无敌的时装剧，大银幕变成了更完美的时尚舞台。奢侈品牌赞助艺术展，艺术家也成为时尚杂志中最熟悉的面孔，来自不同领域的时尚者努力寻找着他们的社会定位。

对于中国来讲，一个与国际社会趋于同步的时尚业已整体形成。你可以在电视、网络上看到巴黎的时装秀，也可以去H&M、Zara买衣服。这些都使时尚更普及，更容易得到，更多被谈论，使人们更有兴趣。而从背面看过去，餐厅、旅店、汽车、家居、装修、建筑，你都可以感受到时尚元素的悄然入侵。

时尚的无孔不入，最明显的例子体现在国际化的政治领域。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在今年7月4日庆典时的着装，她在意大利八国集团（G8）峰会期间每天穿戴的衣服和首饰，都成为大众网民关注的焦点。乌克兰总理季莫申科登上时尚杂志的封面，那组照片被誉为时尚界的一次真正的革命。

而在专栏作家沈威风看来，乐活是最典型的绿色时尚，这其中包含的人们生活方式的进步，则是时尚从多元化角度介入生活的最佳例证之一。“前几年还只是流行采摘而已，到果园里去替果农把长熟了的果子摘下来，然后再按斤买回去，价格比超市农贸市场的还贵，仍然成为时尚，一到周末，通往郊区农庄的道路就大塞车。现在呢，大家已经不满足于去摘别人已经养熟的果子，开始追求从头做起，从翻土下种开始，慢慢地享受农耕的过程和乐趣。”

穿阿玛尼西装，开陆虎越野车，打高尔夫等等消费时尚不再新鲜，在一个时尚的城市里把自己变得更时尚才会获得更多的乐趣。时尚行业所产生的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已渗透到城市生活的每一个细节。街头有趣的场景、酒吧里的现场乐队、夜店的派对现场，时尚者生存的价值观无处不在。城市本身刺激了时尚灵感，街头型人点缀了城市的风景。

时尚街区的形成，让时尚者找到了自己该去的地方。传统概念的购物中心、大酒店不再是城市中唯一的时尚场所，时尚概念主动介入新地标的改造，为城市提供了更新锐更好玩的生活。旧城区的改造融入了更多的时尚元素，从北京的前门到上海新天地和泰康路，新与旧的结合则让时尚变得更加厚重。大部分场景都在天津新意街拍摄的电影《非常完美》，将新意街包装成最时尚奢华的城中生活区，更好的诠释了天津这个地标区域的时尚价值。民园西里的精品设计酒店和香道馆，这些顶级的时尚生活概念的引进，使城市的某一个点获得了更高层次的时尚。这种点的提升也使城市获得了更多的与国际时尚对话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