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0年的柏林墙前面，我只看见过柏林人两次泪水。

　　一是在1961年，柏林墙正在竖起，那个时候，柏林墙还是“透明”的铁丝网，就隔著
那一道铁丝网，千万德国人交谈著，互相安慰著。我注意到很多这样的镜头，一对衣冠整
洁的中年夫妇，镇定的安慰著对面的年轻人，而那青年已经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问德国同学，回答是，那是一个个家庭。那一天，儿女或者因为工作，或者因为上学
，或者只是一时的游玩，从东柏林走到了西柏林，而父母还在东柏林。他们走到柏林墙边
，来见对方最后一面。那对镇定的父母一定是在告诉儿女，从此你就要靠自己了，千万不
要回东德来，你要在西德坚定的生活下去！

　　这样的父母一眼望去，竟然有那么多。

　　再后来，是1989年11月9日，东德宣布开放整个柏林墙。一时间，德国人疯狂的涌向
柏林墙。两德的居民拥抱在一起，哭泣在一起。我首次看见德国人这样的失控。人那么多
，有的奏起音乐，于是人们一起跳舞，欢歌，欢呼和笑声响彻云霄。仅仅片刻之后，也许
，不知道是谁，为了什么，忽然哭泣起来，也许，正为了28年以前送别自己的父母，永远
不能再回到柏林墙，再告诉自己一次，“你要坚强的活下去”。

　　于是哭泣声越来越大，千万人一起哭泣起来。每个人都有充分的理由。有充份的理由
笑多少，也就有充分的理由哭多少。在这堵墙下面，掩埋了一个德国的传说。

 

    18岁的孙中界因助人被“钓”，愤然断指以证清白。他哥哥告诉央视记者：当时在楼上听到地下有一个像是电视机爆炸的声音，让人听了很心碎的一种声音，但弟弟是毫不犹豫的。从那一刻，全中国的网民都清晰地听到了这个纯净的河南小伙受伤后无助的悲愤。

    10月26日，孙中界得知浦东新区政府新闻发布会公开承认“钓鱼执法”，当场落泪说：“终于还我一个清白”。

    与周正龙虎照事件类似，上海“钓鱼执法”是又一起新老媒体共同发声、交互发力、形成舆论高潮以监督政府施政行为的经典案例。

    在虎照事件中，有所谓四大“打虎英雄”的说法，即中国科学院植物学家傅德志（他的打虎博客访问量已近607万），第一个发现虎照出自华南虎年画的网友“小鱼啵啵啵”，人民日报评论员卢新宁（连发三篇质疑虎照的评论），制作“新闻调查”《华南虎事件》的央视主持人柴静。还有人提名陕西籍歌手慕容萱（创作《劝降周老虎》等流行歌曲），网友“智取慰虎山”（狂刷和转帖打虎文章）。对虎照形成巨大压力的媒体，除了传统媒体，还有摄影发烧友网站“色影无忌”、陕西华商网的华南虎论坛等。有意思的是，挺虎派官员关克也借助互联网顽强抵抗，他的新浪博访问量332万。

　　这次围绕上海“钓鱼执法”案的舆论热潮，也是互联网和传统媒体联手推进的结果。9月8日，职业经理人张军“被钓”，12日以“公子羿”ID在天涯社区发帖控诉，迄今访问数18.7万，评论数1887；接着“80后”作家韩寒在新浪博客中转述和评论此事，迄今访问数48.5万，评论数6216。转述者对网民的影响远远超过当事人，提示网络“意见领袖”的影响力。

　　国庆过后，传统媒体大举介入，中国青年报和一些都市报通过深入采访，挖掘出其他“钓鱼”案例，一个区的黑车罚款天价收入、法院与政府交通管理部门串通制定审判指导意见等，特别是央视“经济半小时”栏目曝光整顿黑车中疑存在“职业拦车群体”，把舆论推向高潮。传统主流媒体的强力介入，响应民意，体现了体制内改良政务管理、倾听民意、化解民怨的坚强决心。人民日报连发两篇“人民时评”《钓鱼式执法，危害猛于虎》（网络转载122次），《钓鱼式执法还需继续回应质疑》（网络转载78次），中央电视台“新闻1+1”栏目相继推出《“黑车”：关我们什么事？》（网络转载64次），《“钓鱼执法”再调查，该还谁清白？》（网络转载63次）。网民热情肯定主流媒体的宣示：“人民的质疑就是人们的要求，人民的监督就是人民的期待。”近年来在一系列突发事件中，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主流媒体不缺席、不失语，及时回应公众质疑，特别是勇于举起社会公正的旗帜，与基层政府的不作为、乱作为和少数无良官员切割，赢得民意，聚拢人心。这是一种真正有助于化解社会不稳定、不和谐因素的舆论导向。

　　从虎照案到“钓鱼”案，再次雄辩地提示胡锦涛总书记去年6月20日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的论断：中国已经出现“舆论引导新格局”，党报党刊和和电视台、电台是一个层次，都市类媒体是另一个层次，特别是互联网作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显示出巨大的舆论能量。要充分重视和高度尊重网民的呼声和利益诉求，面对汹涌的网络民意，政府和主流媒体只能因势利导，主动揭示真相，澄清流言，坦然承认和认真改进政府管理的阙失面，才能赢得主动权，争取话语权；只有主动吸纳网络舆论，意识到民心可用、民怨可畏，才能化危为机，推动良政和善治。

　　让上海本地媒体尴尬的是，除了新民网，这次很多有影响力的媒体普遍失语。

    东方网试图为政府解围，转移网民对“钓鱼执法”案的关注，设置“黑车该不该打”的议题。“东方调查”循循善诱：“在上海，你遇见过黑车吗？”“若您见过黑车，是在哪看到过的？”“您是否有乘坐黑车的经历？您觉得黑车有何危害？”主持者显然熟知传播学和心理学规律，如果不是发生了孙中界断指这样令人发指的极端情形，这样的舆论引导也可能见效。

    只是在闵行执法人员质问“他胃疼关你什么事”而触犯众怒，浦东新区政府蔑视经验常识、高调否认“钓鱼执法”后，东方网企图先撇开事实真相，扭转公众注意力，甚至在首页评论中恶狠狠地预言“孙中界如果的确存在非法营运的行为，那么即便他自断一根手指，也不能为违法行为开脱”，这种做法不可能取得一厢情愿的宣传效果。

    “东方调查”最后一问“您觉得该如何打黑车？”就很清楚地揭示了这种模糊是非的舆论引导的失败：网民选择“加大黑车处罚力度”的只有05.57％，而75.19％的人主张“完善城市交通，让黑车无机可乘。”

    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公报指出：“当前，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党的建设状况、党员队伍素质总体上同党肩负的历史使命是适应的。同时，党内也存在不少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四中全会连用三个“严重”发出警告：这些问题“严重削弱”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和执政使命实现。

    当前，人民群众对中央践行“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的执政宣示和巨大诚意抱以厚望。特别是在2008年汶川地震中，据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开展的“汶川地震灾区居民需求快速调查”，灾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感与对家人的信任感几乎持平。中央政府以人为本、视民如伤，倾情高效的救援，感动了全中国和全世界，体察民意果断暂停奥运火炬传递、设立国家哀悼日，深得人心。去年5月19日下午2点28分，天安门广场上神圣的国旗第一次为死难平民而低垂，那一刻党心和民心，政府和人民水乳交融，是“非典”应急处置以来“胡温新政”的又一个民意高峰。

    然而，从近几年的一些突发公共事件、特别是群体性事件中，也要看到，民众心目中，政府的公信力和美誉度，从中央到地方，从地方到基层，呈现逐级下降态势。特别是一些基层政府，比如群体性事件高发的县城和县级市政府，对于民众特别是一些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基本人权，表现得麻木不仁，甚至胡作非为，到了惊人的地步。

    例如湖北巴东县邓玉娇案，明明是邓贵大、黄德智这样的基层无良官员到色情场所索取色情服务，被拒绝后使用了暴力，涉嫌强奸，巴东警方最初却认为邓玉娇涉嫌故意杀人，让网民感觉官官相护。网民挖苦说：这样办案，邓贵大快成为因公殉职的烈士了。在舆论的压力和上级的干预下，巴东县政府在案发21天后才宣布涉案官员黄德智被开除党籍、辞退和治安拘留，另一名涉案官员邓中佳也被辞退。在邓玉娇案中，邓贵大只是一名股级官员，黄德智、邓中佳连股级都算不上，是聘用员工借调在政府招商办工作，连跟他们的“切割”，决心下得如此艰难，令人感慨。

    再如贵州习水县嫖宿幼女案。在前后两个月甚至更久的时间里，11名未满18岁的女生被有组织地嫖宿，犯罪嫌疑人有五人为公职人员，令人发指。事发后的调查过程也艰难曲折，如果不是省委领导做出批示，此案或许仍未水落石出；如果不是迫于上级命令和舆论压力，如此恶劣的刑事案件，很容易被当成“一般卖淫嫖娼”案件处理。连《人民日报》也看不下去了，在一篇“人民时评”中，指斥基层官员需要“健全的道德认知、法律规范和责任意识”。党的基层干部缺乏“健全的道德认知”，这个批评分量很重啊！

    在湖北石首市（县级市）骚乱中，青年厨师涂远高坠楼身亡，家属不服警方的自杀结论，不肯将尸体火化。近7万名“不明真相”的市民和周边县镇群众上街声援死者家属，把前来抢尸的警方堵在街头。这起比贵州瓮安事件更为严重的官民对峙、警民对抗事件，表明我们的基层政权已经失去相当一部分民意的信任，相当一部分民众对国家机器的强制力心存蔑视，这是很可怕的。

    在一些党员和领导干部言行中，“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触目惊心地存在，严重影响民众对党和政府的观感。例如据媒体报道，深圳那位酒后涉嫌猥亵11岁女孩的林嘉祥，自恃是“北京交通部派下来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在女孩父母找他理论的时候，口出狂言：“我就是干了，怎么样？要多少钱你们开个价吧。我给钱嘛！”“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敢跟我斗，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还有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面对媒体追问经济适用房用地为什么盖上了别墅，脱口而出质问记者：“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本来党章中明确宣示：“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现在逯军副局长竟然把党和老百姓对立起来，好像党在老百姓之外还有自己“特殊的利益”，需要媒体刻意维护。

    千万不要低估“P民”和“替谁说话”这两句话对我们党和政府的伤害！有些网民挖苦说：一语惊醒梦中人，林嘉祥和逯军就像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里面那个说了实话的小女孩，道出了人民在如今一些党员干部心目中的真实地位。后来有交通部同僚为林嘉祥辩护说，网络“仇官仇政府”情绪让公务员成了“弱势群体”。我看这完全是倒果为因。恰恰是那些政府人格化代表的官员的所作所为“无人民”甚至“反人民”，才戳中了民众心中长期的隐痛，引发了几乎是全民愤怒的讨伐。我也愿意相信同僚所言林嘉祥平时是个“很好的干部”，但越是如此，越可能验证了这样一个假设：“一个飞扬跋扈的权力者是被一个坏体制惯坏的，而并非他的道德人性有多么恶劣。”因此，四中全会要求“全党警醒”，“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这是对党的建设和政府管理现状的清醒观察和深刻把脉。

    有必要由此反思官场的政治生态，是如何形成这样两种思维和行为惯性的：一方面与无良官员藕断丝连，把网上反贪官的呼声下意识地解读为反体制，顿生敌意；另一方面对张海超矽肺鉴定这样的平民事务态度冷漠，逼着人家去“开胸验肺”冒死明证，到头来还要惩处那家开胸医院。这样做，是置政府于不义，而把当下中国社会公正的旗帜拱手让人。本来，我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府，是最有善意也最有能力推进和保障社会正义的。这不正是值得我们各级领导干部深长思之吗？

    我们党是靠基层工作起家的。1945年共产党军队进入东北时才10万人，而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有30万人。但因为帮助400万农民获得了土地，三年中有145万农民参军，辽沈战役期间支援前线的民工多达160万人。基层的民心向背，一下子扭转了东北战场的实力对比，为新中国打下了第一块成片的解放区。近年来不少地方基层干群关系、党群关系紧张，从历史上的“鱼水关系”，变成了“鱼肉关系”，甚至“水火关系”。在一些地方，基层管制能力的失控，导致政府公信力荡然无存，连基层政权的执政合法性都受到了挑战，应该引起我们深深的忧虑。

    去年冬天以来，全国组织了县委书记、县纪委书记、县公安局长、县级法院院长等一系列基层干部培训，不少省市组织了县派出所长培训，都是要提高基层干部排解矛盾、聚拢民心的执政能力，夯实我们党持续执政的群众基础。郡县治，则天下治；郡县不安，则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稳定都无从谈起。近年来推行的“省管县”体制，除了财政方面绕开地级市、强县扩权，也有省直管县主要干部、强化基层权力监督的考量。这些都体现了中央的良苦用心。在加强和改进自上而下的提点和监察的同时，还需要引入自下而上的监督特别是选举机制。这就是继续推进和逐步扩大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基层自治思路。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委员长彭真1987年11月23日指出：“长期以来，我们自上而下的很多，自下而上的东西很少。”彭真寄希望于村民自治这样的基层民主实践，把一个村范围里的公共事业，交给群众用民主的程序来决定，一步一步地掌握民主的操作方法。“老百姓现在如果通过这种直接民主形式管理好一个村，将来就可能管好一个乡，管好一个乡以后，将来就可以管好一个县、一个省，真正地体现出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把自上而下的勤政和反腐倡廉要求，与自下而上的选举、监督结合起来，可能是提高基层管制能力、解决激起草根民怨甚至民变的吏治问题的治本之策。

    基层民主需要一个有序推进的过程，不能操之过急，但从各地非常事态频出看，这个问题具有特殊的急迫性。从河南灵宝王帅案到内蒙古鄂尔多斯吴保全案，以“诽谤政府”为由而“跨省抓捕”网民，成为某些基层政府面对批评而自保的本能反应。今年六七月间，杞县发生钴60放射源故障，在政府沉默一个多月后，人民纷纷举家出逃。结果，政府非但没有为这起现代版的“杞人忧天”向民众道歉，反而迁怒于在恐慌中交流不实传言的民众，宣布抓获五名“造谣者”，包括只是在网上复制粘贴核事故传言的网民。近年来，网络监控技术流入县市级，成为某些基层官员对付舆论监督的工具，尤其令人不安。要落实四中全会提出的“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任务，遏制某些基层官员的恣意妄为，基层民主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在灵宝王帅案中，网友“8个佘祥林的家属”在人民网发帖说：“这些地方官吏的认识与中央的认识有差距，必须加强学习提高认识。如果继续逆潮流而动，则必定会被淘汰清除出领导干部的队伍。有必要提醒这些地方官吏的是：中国老百姓只要鼠标轻点，就跟总书记胡哥在一起了。”可以这么说，在今天，切实保障人民大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保障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权，是对现阶段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体制的有力补充。推进基层民主，揭露和制止基层官员扼杀民众表达和新闻监督的行为，就是保障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保障中央的政令畅通，保障新中国的红色江山不因那些无良官吏而变色。

反思维稳逻辑  唯求长治久安

    近年来，改革和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矛盾凸显和叠加。在城市，企业改制、职工下岗、拖欠工资、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拆迁安置、城市管理、乱摊派乱收费、社会治安、干群关系、警民关系、非法集资等问题经常引发各种矛盾；在农村，土地承包流转、土地征用、水源林地之争、矿山开采、环境污染、村委会换届选举、干部作风等问题很容易挑起冲突。各地城乡突发公共事件此起彼伏，有的甚至酿成群体性事件。各级政府为了维护社会稳定，维护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祥和环境，做了大量的工作，经常是投入了昂贵的经济和人力成本。但往往工作没少做，钱没少花，还是顾此失彼，按下葫芦起了瓢。我想，可能有必要对一段时期以来的维稳逻辑做点分析。

    社会转型的一个难题，就是改革要讲求节奏，发展要保持稳定，维稳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维稳工作中孰轻孰重，涉及公共管理的价值取向和政治伦理，其短期效果和长期效应也大不一样。

    维稳的第一层次是不出事，或者出了事尽快平息事态。因为如果地方政府门前出现静坐示威，或者村民维权占据了国道，非同小可，搞不好就会被问责罢官。现阶段地方政府在这个层次上煞费苦心，耗力甚巨。其实，在中国的现实环境里，没有公权力做不到的事情，关键要看在维稳过程中现在和将来要付出的成本有多大。在邓玉娇案中，为了制止记者前来报道和网友前来“旅游”，巴东县政府组织了多少力量，长江航线巴东码头停运，在巴东境内汽车上盘查外地人身份证，宾馆宣布“客满”，野三关因“防雷击”而停止电视转播。但巴东政府和警方就是迟迟不肯给邓玉娇的防卫行为做出恰当的定性，不对涉案官员加以惩处，结果民怨难平，巴东仍然难以实现稳定。

    在平息突发事件的过程中，有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公权力对强制手段的滥用。有的地方领导干部遇事不敢到现场去、到群众中去听取意见、解决问题，而是动辄把警察推到前面。但警察不是解决矛盾的主体，而是一种辅助力量。“解铃还需系铃人”，公权力的主要责任要由党委和政府来担当。前不久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人民武装警察法》时，人大常委和社会舆论普遍认同武警“参加处置暴乱、骚乱、大规模严重暴力犯罪事件、恐怖袭击事件和其他社会安全事件”，但不少人强烈支持该法对地方政府调动武警权限进行限制，认为以往一些地方政府把武警“当作拿枪的城管”而滥用的情况比较严重，必须予以纠正。据媒体报道，武警法草案一审稿中曾规定，县级政府就有权调动武警；正式颁布的文本修改为具体权限和程序由国务院、中央军委规定。   

    实际上，近年来“群体性事件”这个中性概念的提出，本身就表明政府以现代执政党的思维，对聚众示威、罢工等行为作出了新的定性，从过去的“阶级斗争”观念，转变为政府在不同利益群体的博弈乃至冲突中维持秩序、维护正义的理念，依法处理，民主处理，科学处理。如果我们固守传统思维，对于群体性事件，总是习惯地以为大多数群众“不明真相”，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破坏”，境外敌对势力的“策划支持”。从而，一开始不能对事件性质作出正确科学的判断，而后又不能对自己的错误处理方式进行实事求是的反思，结果不但事态不能及时平息，甚至扩大了事端，酿成撕裂干群族群关系的痛心后果。这个教训应当记取。

    维稳的第二层次，是认真对待当事人的利益诉求，帮助解决老百姓的民生和权益保障等实际问题，用妥善调节利益冲突来构筑社会稳定。云南省委宣传部最近的一个紧急通知说得好：各种公共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虽然诱因复杂，但矛盾的焦点绝大多数都集中在党委、政府和群众的关系上，往往与党委政府决策不当、工作不力、作风不实等问题有关。实践证明，人民内部矛盾中大多数群众的共同诉求都有合理的地方，绝大多数群众是讲道理的。各级党委政府一定要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不能一味指责群众“不明真相”，甚至给上访群众乱扣帽子。今年8月26日，云南陆良县村民与煤矿发生冲突，多人受伤，连带现场维持秩序的警车也被砸。事态平息后，县里工作组没有像过去那样追查“聚众闹事”的“幕后指使者”，而是与媒体一道走村串户，听取村民意见，并把互联网当成群众意见表达的新平台。县委、县政府组织多个职能部门现场办公，特事特办，逐一落实了村民的六条合理诉求，同时驳回了一条按人头补助、按庄稼赔偿的不合理要求，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谅解。云南尝试“以群众诉求为中心”的处理突发事件和维稳新思路、新机制，值得充分肯定。

    维稳的第三层次是修复在突发事件和日常工作中被质疑和伤害的政府公信力，促进官民协商对话，化解政治对立情绪，增进社会和谐。每次网络热点事件的处置结果，相当于一种不成文的判例，会影响公众对社会正义的信念，对共产党领导的信心。近年来很多突发事件的处置由于没有达到人民群众的期待，事态降温和平息后，民间会以娱乐化的方式，比如“三个俯卧撑”、“躲猫猫”、“欺实马”、“被自杀”等网络流行词，留下永久的记忆，从而给党和政府的公信力留下永久的伤害。对此为政者不可不察。不能简单地指责民众偏激，也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官员过于傲慢跋扈，凭借公权力的绝对强势地位，甚至不屑于对老百姓讲一点沟通技巧，一次次“侮辱公众的智商”。我们可以要求人民群众珍惜安定团结的局面，理性地看待官员贪腐、社会不公等问题，言论和行为不能走极端，更要在现实生活中抑制强权，扶助弱势群体，维护社会正义，修复社会信心。希望在突发事件的处置过程中，政府与公众及时开展良性的沟通互动，而不是加剧官民对立，加剧当下弱势群体和官商“特殊利益群体”之间的政治不认同。突发事件的不当处置，特别是如果存在颠倒是非、官官相护、社会不公等行为，将导致民心的进一步丧失，而一次次民怨的积累最终必将酿成大患。如果听任党组织和政府的公信力、党员和干部的纯洁形象在一次次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中不断磨损和溃散，最终将损害党在基层群众中长期执政的感召力甚至合法性。像邓玉娇案、石首骚乱这样不恰当的维稳措施，对政府公信力的透支，要比透支下一代的自然资源严重得多。

    能不能说，内在的社会和谐比表面的社会稳定，是更值得我们重视和维护的目标？必要时采取强力措施压制社会骚乱、恢复社会秩序，是人民政府的职责和权力；但局势稳定后，还是要下大力气来面对和化解导致事态恶化的种种社会不和谐因素。一味依靠强制措施，甚至凭借蛮力，强行缔造的稳定，是遮掩甚至加剧了社会不和谐的表面稳定、暂时稳定，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不去反思突发事件的深层原因，社会深层矛盾仍在，老百姓内心的怨怼仍在，甚至因为应急处置不当，旧怨又添新恨，只会为下一起更加激烈的群体事件准备火药。各级政府要重视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平时更需要通过制度建设，来培养对社会不和谐因素的消化能力。要致力于建立和完善正常的利益表达和博弈机制，推动政务信息公开，保障政府响应民众诉求、司法公正、弱势群体的权利救济，以及传统媒体和互联网的舆论监督，以增进社会和谐来保障社会稳定。只有社会内在和谐的稳定，才是真正的稳定，才是釜底抽薪、长治久安之道。

    在这里，我想提出一个“维稳”成本问题。在不少地方，政府在常规制度建设和完善方面投入的精力太少，平时用很少一点钱就能解决的问题，就是麻木不仁，甚至冷酷无情。非要等到“小事拖大，大事拖炸，以暴易暴”以后，才迅速出面：一手实施强制，公检法等政府机构超常运转，比如各地的“截访”就是一笔不小的人手和财力开销；一手实施“赎买”，用政府财政大包大揽的办法安抚闹事群众，一些地方有“人民内部矛盾要用人民币来解决”的说法。“强制”和“赎买”这两手，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

    “维稳”成本居高不下，还与政府无视社会力量的存在、力图全面控制社会有关。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人从“单位人”变成“社会人”，出现利益多元化和不同的利益群体，市场中介组织、社会中介组织开始蓬勃兴起。在各种利益矛盾和冲撞中，市场中介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以及职业道德、行业规范、公民伦理，本可成为调节矛盾的第一道防线。但是，在传统的高度集权逻辑下，习惯于把“公民社会”视为政府管理的对立面，把志愿者的公民伦理也下意识地视为对政府的离心倾向，心存防范和忌惮。例如，去年汶川大地震中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百万志愿者，其中一半以上是“80后”，通过网上QQ群、BBS和网下民间社团自发集合，急赴灾区，救死扶伤，为政府救援力量拾遗补缺，表现出可歌可泣的爱国情怀和献身精神。可惜，这笔宝贵的道德伦理财富和社会组织资源未能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社会力量的虚化，只会让任何地区性、行业性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全部指向政府和执政党，使得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的政府疲于应付各种琐细的具体矛盾，经常让政府自身也成为矛盾的一方，甚至是本可相互制衡的各种社会利益集团的一致斗争目标，而失去了宏观调控的政治高度。

    值得警惕的是，有些地方和职能部门常借维稳之名，任意夸大社会上某些不和谐、不稳定因素，以恐吓和绑架上级，换取更多的财政投入，制造政绩。这种不负责任的“维稳”实际上已经“产业化”了，距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操守更远了。

    同样需要警觉的是，在维稳防乱的旗帜下，把那些普通而复杂的利益矛盾政治化，上纲上线，超常规地强化各种传统的管理机制，遏制普通老百姓正当的利益诉求，无视和拖延社会深层矛盾的解决，无期限地推迟本该进行的社会管理体制和政治管理体制改革。例如，信访工作中如果继续按照信访量给各地排名，并厉行信访责任追究制，只会鼓励地方政府更加卖力地派人进京“截访”。只有加快司法改革，保障和修复司法这道社会公正最后的“底线”，才能最有效地“截访”于无形。

    古人云：“防为上，救为次，戒为下。”能不能对地方和行业的领导干部提出这样一个要求：为官一任，既要保眼前少出事，也不能得过且过，类似“看守内阁”的心态最要不得！出现群众“闹事”固然是个严重问题，但民意的畅通表达，民怨的合理宣泄，官场风气的清浊，社会人心的聚散，恐怕是对一届政府和领导干部更为重要的考核指标。早在2000多年前，孟子就警告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心斯得其民矣。”为官之道，贵在赢得民心。说到底，是作为执政党成员，人民的公务员，有没有历史担当的精神。不仅要平息眼前事态，而且要化解长远矛盾，保党和政府的一世英名，保国家和人民的万世太平。这是提高执政党执政能力，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关系的题中重要之义。

    六十华诞，人民共和国的成就如日月之辉，任凭谁人也抹之不去。而中国面临的经济发展、社会公正、政治清廉、民族和谐等诸多问题的困扰，更需要全党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千万不能只顾眼前，急功近利啊！要清除几千年的封建主义思想意识的影响，要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的全面改革，要真正建设民主、富强、文明、和谐的小康社会，前进道路上还会有重重阻力，还要对付许多急流险滩，任重而道远！

    “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翻读十七届四中全会公报，让人忧党忧国之心不减、百感交集啊！

    人民共和国的60年并非一帆风顺。辉煌的成就来自沉痛的教训。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57年的反右派“造成了不幸的后果”；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和1959年的“反右倾”导致“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是一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因此，我们在欢庆共和国60周年伟大胜利的同时，决不能忘记“反右派”、“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倾”和“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中数以千万计的冤魂，还有更多的遭受残酷整肃的优秀人才和普通公民。国庆期间文化部组织上演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用4分钟的时间表现“文化大革命”，不回避不渲染，值得肯定。勿忘历史教训，方能鉴往开来。正是因为清醒地认识到那些年的种种失误，才有了邓小平同志主导的伟大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事业。从这个意义上说，回避历史教训，只讲辉煌60年，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凭借我们党和人民百折不挠的韧性和灾难修复的能力，在至少整整两代人流汗、流泪，甚至流血奋斗的基础上，新中国60年才取得了巨大的经济社会进步。外国政治家、媒体和学者只要不带政治偏见，都会承认这一点。美国纽约帝国大厦在9月30日晚至10月1日清晨，首次为中国国庆亮灯，“向中国人民致敬”，是一个代表。

    从国际环境看中国，更能体会到新中国沧海桑田的伟大成就。整整90年前，旧中国是帝国主义列强饕餮宴席上待宰的羔羊。1919年巴黎和会签订的“凡尔赛和约”，粗暴地把战败国德国在战胜国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消息传回中国引发了愤怒的“五四”学生运动。1945年2月，美英俄三国签订《雅尔塔协定》绕开反法西斯战争主力之一的中国，秘密商定恢复沙俄时期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包括苏联控制旅顺、大连两个不冻港，以及穿越中国东北的中东与南满铁路，让八年抗战胜利在望的中国人民咽下一颗苦果。斗转星移，今日新中国已经上升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在近一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中，全世界更是深切地感受到中国的分量。经常有外国媒体议论G8（西方八国集团）、G20（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20国论坛）还是G2（中美共治）的问题。

    60年一个甲子、一个轮回，对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的党，对我们的人民，有理由也有信心抱一份美好的期待。正如胡锦涛主席在国庆日的天安门城楼上所庄严宣告的：“中国人民有信心、有能力建设好自己的国家，也有信心、有能力为世界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邓小平晚年谈话的警醒

    据《邓小平年谱》记载：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同志与弟弟邓垦谈话时指出：“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邓小平年谱》下卷第1364页）

    16年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就以其极具前瞻性、穿透力的政治眼光，看出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提出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今天，为了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为了人民大众的福祉，国庆60周年大典过后，是我们勇敢地正视这些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的时候了！

    列宁说过，纪念伟大的历史节日，为的是解决和推动当前的革命任务。实际上，这些年来，党内外，特别是互联网上，对于如何解决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凝聚深化改革的动力，疏通国家继续前进的航道，已经有很多敏锐的感悟和深刻的思考。目前在方方面面担负重要领导工作的一些同志，对于我们党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艰难，对于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复杂性、繁重性，更有深切的体会，时时怀有重整纲纪的冲动和孤军难振的无力感，很多抱负和无奈只能深埋心底。

    我作为一名先后在地方党报和中央党报工作近50年的老兵，现已退休多年，个人了无牵挂。在新中国六十华诞之时，谨以对我们党、我们国家和人民的一份痴诚，有责任知无不言，直陈己见，同时也可以说是概括和转述了党内很多老同志的一些忧虑与思考。

纠正利益格局的倾斜

    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上半叶的改革语境比较单纯，就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松绑，减少行政权力的干预，让城乡老百姓和公有制企业的普通职工有独立谋生、自由创业或自主经营的空间。这实际上是执政党和政府向全国人民让利、让权的过程。

    这样的改革唤起民间极大的创业热情。非公经济创业和公有制企业承包经营对年轻人的感召力，从当时的一个流行语“出生入死”（离开政府机关则活，进入政府机关则死）可见一斑。而当时大多数机关干部尚能安于计划经济体制内的福利，对利用所掌控的社会资源与市场勾兑尚有政治和道德的自我约束。因此，前十几年的中国改革和经济增长成果，基本上做到了为全体社会成员所分享，老百姓从改革中得到最多实惠。

    在农村，最典型的普惠制改革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小岗村18户农民分田到户的铤而走险，得到万里同志等开明官员的同情和庇护，最后由于邓小平同志的有力支持和胡耀邦同志的热情鼓动，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广开来。改革前，在人民公社体制下，每三个农民中就有一个生活在贫困之中。改革后，广大农民怀揣发家致富的冲动，推动了农村的经济增长，在消除贫困方面创造了令世界敬佩的奇迹。从1978年至2007年，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从2.5亿下降到1479万，减少了2.35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从30.7%下降到1.6%。

    在城市，政府的改革政策也主要造福平民。在两三千万“知青”回城的压力下，政府鼓励自谋职业，恢复了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空间。胡耀邦同志在中南海接见个体劳动者代表，赞扬他们扔掉铁饭碗，自食其力，为国分忧“最光彩”。由于总书记的这句话，私营经济在新时期也被称为“光彩的事业”。从部队营级干部转业的姜维，在大连市动物园门口摆摊照相，后来领取了新中国第一张私营公司营业执照。出身草莽的年广久经营“傻子瓜子”，三次受到邓小平同志的关照，指示政府不要动他，“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

    那是一个牧歌般行进的改革年代。正如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所言：“农村面貌一新，农民心情相当舒畅”；城市“人民生活由于工资调整、就业增加、住房增加，也开始逐步有所改善”。1984年10月新中国35周年大庆，天安门广场游行队伍中北京大学的学生自发打出标语“小平您好！”这正是来自底层的民众以最朴素的情怀，表达了对党和政府改革开放政策的由衷拥护和感激。

    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为市场经济的大发展扫平了道路。1993年以后，朱镕基总理在江泽民总书记大力支持下，主导实施大规模的国企改革、税制改革、外贸改革、金融改革、投资体制改革。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主要是非公经济的增量改革，规模有限，那么90年代推进的则是公有制经济存量改革，涉及国家的经济家底，撼筋动骨，影响深远。在战略上，政府提出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在理论上，明确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场大规模的五大改革，特别是中小型国企改制，终于撼动了长期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基础，也为人民大众自由地谋取利益，为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拓展了广阔的道路。五大改革带动了90年代私营经济的发展大潮，加上对外资扩大开放，新中国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深刻变化。私营企业在内资企业的比重已经上升到七成多。据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介绍，目前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已从1979年的不足1%提高到60%左右，吸纳的就业人数占全国城镇就业的70%以上。市场机制在我国已发挥基础性作用，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和生产资料销售总额中，市场调节价所占比重已分别达到95.6%和92.4%。可以说，经过几十年清一色的公有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闭关锁国的曲折教训，新中国已经成功地扬起了市场经济的风帆，创造性地开辟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的新航道。

    国企改制中出现了管理层MBO、员工持股、破产改制等多种产权改革做法，虽然存在国家监管不力、交易不够透明、国有资产流失等严重问题，但是如果当时不痛下决心改革，国有资产在市场发展的度量衡中会流失（贬值）得更快。

    进入21世纪，特别是发生了对于市场化方向的改革争论以后，另一种政策取向占了上风。一些同志转而强调扩大国企的市场份额和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认为只有强化国企特别是央企才能确保国家“经济安全”。于是，在电力、交通、能源、电信、金融等领域，出现了超大型国企，块头之庞大直逼世界500强企业（但经济效益，如资源产出率等与之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它们不仅保持着经营高度垄断，而且影响到、甚至一手把持了市场定价权和政府的产业政策走向。

    与此同时，普通民营企业介入大中型国企产权改革的通道被基本堵塞，公司内部人收购办法也被基本叫停。虽然在党内外有识之士共同努力下，政府出台了“非公经济36条”，即2005年2月19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承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行业和领域”，对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资核准、融资服务、财税政策、土地使用、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与公有制企业“实行同等待遇”，但实际上非公经济在金融服务、通讯电子、新闻出版等近30个产业领域仍然存在市场准入阻碍。民盟中央的一份提案揭示：从税费制度看，民营企业创业门槛越来越高，收费越来越多，创业积极性受到打击；从融资体系看，民营企业融资还不及全社会的10%，银行对非公企业的拒贷率超过56%，超过70%的贷款给了国有企业。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从去年11月制定的4万亿投资扩大内需计划，到今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9500亿元财政赤字，如此巨大的“蛋糕”，舆论普遍担心大多被“国”字号切走，民营企业的流动性、市场和政策空间会受到进一步挤压。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不少民营企业界政协委员呼吁：让民企共同参与国家4万亿的投资，产业振兴要多考虑民企，保增长和保就业的重点是保民营企业，因为数量巨大的民营中小型企业是中国最大的“劳动力蓄水池”。然而，与全国“两会”的呼声背道而驰，今年受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影响，民营中小型企业的日子很不好过，钢铁、地产等行业频频出现了民营企业因经营困难而被国有企业收购的案例；而以“做大做强”或“安全整顿”为名，侵占私有产权的现象也在一些地方公然出现。

    在90年代的“国退民进”中，人们担心的是“掌勺者私分大锅饭”，搞不公平的私有化。现在的趋势倒过来了，是“国进民退”，民营中小企业受到损害。改革进行了31年，国企还没有从很多竞争性行业退出，或者退而复进，在银行信贷等方面仍然是国企优先。1993年启动的大规模“国退民进”在很多领域被喝止，由此出现了新的问题：一些国企管理层和掌握社会资源配置权的某些政府官员勾兑，与民争利，贪腐成风。如果说90年代的国企改制中曾经存在透明度不高、政府监管阙失，那么，今天超大型国企的内部管理如利益分配等透明度更低，政府对于其管理层薪酬、税收贡献、贪污受贿等问题的监管更加乏力。

    “国进民退”的新格局，“非公经济36条”贯彻乏力，暴露出普通民营企业的发展困境。但是，这并不妨碍某些掌握社会资源配置权力的官员亲属以民营企业身份，通过公权力，以各种瞒天过海的手法大肆攫取国有企业财产，大肆攫取各种公共资源。例如，在工程建设、房地产开发、土地管理和矿产资源开发、金融等中央纪委反腐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都有他们长袖善舞的身影。伴随国家资本主义增强的趋势，这些具有特殊权力背景、“高举高打”的民营企业，厕身其后的官员亲属及其“特殊关系人”群体，也包括像黄光裕这样出身寒门但精通官商勾兑的商人，从中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赚得盘满钵满，引起社会民众对民营企业的反感与误会。

    在改革启动阶段，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从而“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显然，这里的一部分人，主要指的是较少受到政府经济管制的普通民众。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政府为减轻财政负担而鼓励经济自由化的结果；而且，只有依托市场自由竞争的谋生、谋利方式才可复制，才谈得上别人“向他们学习”，才有可能成为“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与此同时，邓小平同志严厉要求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恢复延安的光荣传统”，艰苦创业，“反对特殊化”，防止“成了老爷”，并称之为“一场严肃的斗争”。在经济改革进入第31年的时候，我们的改革政策取向，是否极大地增加了政府财政负担而压缩了经济自由化的空间，在多大程度上还能给无权无势的普通民众“生活先好起来”的努力机会，在多大限度上能有效地制约政府机关和国企党员干部的“特殊化”和“成了老爷”，值得深刻检讨。

与“特殊利益集团”的切割

    回望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中国改革发轫期，一大批老一代革命家主导中国政局，以震古烁今的胆识，引导党和国家走向改革开放的新航道。邓小平、叶剑英、陈云、胡耀邦等人以对党的历史的深刻反省和道德内疚，更是以对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远见和历史担当，作出了与解放后愈演愈烈的极左路线分道扬镳的战略决策。三中全会后党的领导集体，在政治生活中击退“文革”中的造反派及“凡是”派等；在经济政策上，以“西水东调”工程为突破口，告别“一大二公”的大寨经验；以“渤海二号”事故为切入点，清理计划经济时期石油会战式的经济组织方式。老一辈革命家勇于与传统政治经济利益结构切割，毅然放下自己熟悉并参与缔造的传统理念和执政手法，壮士断腕、大破大立，才开启了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

    今天，本着十七届四中全会勉励我们“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的精神，我想探讨一下党和政府如何清理改革以来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问题。社会主义中国实行人民当家作主的国体，政府努力保障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但是也要承认，随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全社会过去高度整合的利益格局发生了分化。早在1988年3月，十三届二中全会就富有远见地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内部仍然存在着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不同利益集团的分化和相互竞争，不仅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正常现象，而且是市场体系发育成熟的一种标志。但值得警惕的，是以公权力为背景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出现和日益壮大。

    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在推进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中，在房地产业、矿山资源产业、金融证券业以及能源产业等领域，政商勾兑寻租成为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进入新世纪，伴随“国进民退”和普通民营企业受到贬抑，部分国有垄断企业，以及不少具有官员背景的强势民营企业，以公权力为靠山和保护伞，肆无忌惮地赚取超额利润，甚至寻求非法资本回报。这引起经济学家吴敬琏等人的极大关注，近年来吴敬琏先生反复强调要严重注意防止中国走上权贵市场经济即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这绝非无的放矢，而是有着尖锐的现实针对性。

先来看看大家经常诟病的国有垄断行业。国有垄断企业不一定都是特殊利益集团。在发展航空航天、军工和某些高新技术产业等方面，大中型国企是中小型民营企业难以企及的主力军；在应对世界金融危机，以及去年南方雪灾、汶川地震等救灾场合，国企在危难中发挥了“共和国长子”的中流砥柱作用；在发展国际能源和资源合作，实施海外资本扩张和兼并方面，国企特别是央企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有关部门曾以“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为由，提出国有经济必须对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七大行业保持“绝对控制力”。对此，要做具体分析。这些垄断行业资源依存度高，而这些资源本应属于全民所有，其中不少市场本应向全社会开放；但正如有专家所言，一些大型国企特别是央企“长期盘踞公共资源高地并独占利润，把相当一部分应当归社会共享的成果变成部门利益，享受过高的收入和过高的福利，极力追求本部门、本人的利益最大化”。对部分垄断性企业的批评，集中在垄断市场定价和利润分配两个环节。它们总能以不容消费者置喙的方式，挟持国家的价格政策，攫取着市场“超额利润”；与此同时，每年数以千亿计的国企利润游离于预算之外，既不用上缴国库，也没有兑现转化成国民福利。有人呼吁：应考虑从垄断型国企中提取分红，再分配给国民特别是弱势群体。尤其是在国家应对世界金融危机而奋力保就业、保民生的艰难时刻，出现了国泰君安“天价薪酬”、中石化“天价吊灯”等负面新闻，严重背离国有企业的全民所有制性质和宗旨，引起网民和老百姓的强烈不满。

    再看看民怨沸腾的房地产行业。一些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结成利益共同体。据全国工商联在今年全国政协会议上的一份大会发言《我国房价为何居高不下》称，一项针对去年全国9城市“房地产企业的开发费用”调查显示，在总费用支出中，流向政府的部分（即土地成本＋总税收）所占比例为49.42％。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可能是世界上最典型的政府与民争利产业，而且是腐败高发领域。从征地拆迁、土地出让、调整土地用地性质、规划审批，到项目选址、施工监理、工程验收、调整容积率、产权登记等环节，充斥了权钱交易。近来各地相继爆出了一批身价越来越高的“地王”，纷纷囤积级差地租最高的地块，已经引起各方面的强烈关注。由于房地产收入是地方财政增长的最重要来源，在世界金融危机中，一些地方政府频频出现房地产救市的声音和土政策。那位因一盒“天价烟”而丢官、后又因为受贿而被判刑的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长周久耕，不就曾经扬言惩处敢于降价销售楼盘的开发商吗？当普通百姓眼巴巴期待远远背离实用价值和国民收入水平的楼市大降价的时候，地方政府却能从扶持、提振房地产行业中收获GDP政绩，而一些官员则可以继续中饱私囊。

    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对70个国家经济数据比较的结论是：非公经济条件下4%的GDP增速能给社会带来的消费和欣欣向荣程度，比中国8%、10%的GDP增长速度所带来的欣欣向荣程度还要高。因为在那种体制下，老百姓分享增长好处的途径除了劳动收入，还有财产性收入，有资产升值的收益。而中国GDP增长对老百姓消费增长发挥的作用基本上只有通过劳动收入这单一渠道，财富增值这个渠道被国有制封住了。比如中国的土地增值这么多，但是都通过土地财政或其他方式变成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可以花的钱。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等一年的天价利润本可以转移到老百姓的腰包里，可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些转移的通道是封住的。

    还有个民营（私营）经济的生存和发展空间问题。公有特别是国有企业，具有权力背景的强势民营企业，对普通民企经营空间的挤压，政府职能部门对民营经济的市场准入限制和利润盘剥，其严重的后果将是扼杀社会经济活力。国务院早在2005年就制定了“非公经济36条”，承诺凡是竞争性产业，都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凡属已经和将要对外资开放的产业，都允许对内资民营经济开放；并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和领域。四年过去，落实得并不理想。有人甚至断言：各行业主管机关实施的审批制度或许可制度，成了扼制民营资本流向的无形之手，卡住了民企的脖子。“每一个民企被限入的领域，都是民企和全体国民被迫向特殊利益集团输送利益的管道。”只要权力配置资源的格局不改变，民营经济要发展，像黄光裕那样的商人就会选择买通权力，为自己获得某种特权，同时向权力所有者输送利益。强势资本精英与强势权力精英合谋和交易，左右政府的公共政策，瓜分鲸吞国有资产，占据和挥霍本应属于全民所有的公共资源，这才是典型的“特殊利益集团”！

    “特殊利益集团”的势力坐大，不仅表现在他们对自然资源的“盘踞”，如垄断性国企和少数权贵对全国矿山资源的瓜分，而且表现在收买专家为其垄断行为辩护，制造话语权。以至于一些行业的“专家”在网民心目中堕落为“有奶就是娘”的墙头草和助纣为虐的无良书生。但最为严重的一点，在于“特殊利益集团”对政法系统的渗透。有人说过，官员的腐败国际上常见，但被称为社会良心的法官腐败少见。据统计，美国立国二百多年来只有四十余名法官犯案；新加坡自独立至1994年，没有一名法官犯案。而我国现阶段由于法律规范的不完备，给了法官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而现行体制对公检法机关和法官的监督力量十分薄弱，给贪赃枉法提供了不小的空间。2006年深圳中院的“沦陷”，五名法官被中纪委、最高检“双规”或逮捕，其中包括一名副院长、三名庭长、一名已退休法官，卷入调查的法官、律师多达数十人，令人心惊。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因以权谋私、严重经济问题和生活腐化被免职后，成为1949年以来因涉嫌贪腐被调查惩处的级别最高的司法官员。法学家梁慧星教授拍案而起：“天天讲公平、讲正义的法院，最高院的副院长出了这样的事，令最高法院也‘颜面扫地’！”梁教授还说：“黄松有的案子动摇了社会对法治的信心”，“现在到了这样恶劣的地步，令我非常震惊，我这个搞了30年法学研究的人都感觉受到了侮辱。”

    另一个危险的迹象，是“特殊利益集团”在寻找政治代言人。在社会资源从权力配置向市场化配置转型的过程中，官场最容易被“特殊利益集团”所裹挟，甚至被拉下水。农村改革元老杜润生同志早就警告过：政府如果又定制度、定规则，又参加游戏，权力进入市场会引起腐败。党的领导一定要体现于政治、政策、思想领导，退出具体经济事务干预。社会学家陆学艺希望，目前中共正在推行政府职能的转变，让政府担当“仲裁者”“服务者”“监管者”角色，防止其成为任何局部狭隘利益的代言人。今后，政府将主要靠制度和民主程序来协调利益关系、调控利益矛盾，让各利益主体在同一平台博弈的基础上达成共识，而决不能成为“特殊利益集团”的橡皮图章。

    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在《国家兴衰探源》一书中，对所谓“分利集团”或“特殊利益集团”作了严肃的探究。他认为利益集团是客观存在，并不是所有利益集团的作用都是消极的，一种是“广泛性利益集团”，在追逐个人或集团利益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总收入的增长；一种是“特殊性（亦称狭隘性、分利性）利益集团”，他们孜孜以求的不是竞争而是瓜分，不关心增加社会生产率只希望坐收渔利，本质上是一种寄生性质的“分利集团”。“特殊利益集团”阻碍了资源的流动与合理配置，阻碍了技术进步，却提高了利用法律、政治与官僚主义从事讨价还价等活动的报酬，可以说是提高了社会交易成本而降低了社会经济效益。有人形象地称他们不是要从社会经济成长中“分蛋糕”，而是在从事有破坏性后果的“抢瓷器”。“特殊利益集团”在当下中国社会的高调扩张，不仅破坏了市场公平和社会公正，而且严重打击了中国社会的创新冲动，扭曲年轻人的价值取向，毒化社会风气。只要看看近年来大学毕业生往往削尖脑袋报考公务员和其他掌握丰厚公共资源的企事业单位，而少有人愿意到民营企业打拼或自己创业，就可以证实奥尔森的判断：“增加生产的动力减退了，而企图多占有一些产品的动力则增加了”，进而会“改变社会演化的方向”。

    “特殊利益集团”的扩张，已经成功地给自己涂抹了一层意识形态合法色彩。他们对上打着保卫“国家经济安全”、“产业安全”等冠冕堂皇的口号索取政策保护，对下则玩弄“国际惯例”和“中国特色”这两手盘剥消费者，上下要挟，左右逢源。他们对社会公平和普通民众的伤害，对党的执政宗旨的践踏，对政府公信力的玷污，正在造成严重后果。本来，社会主义的优势是将重要的资源和资本都掌握在自己手里，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这也带来很大的风险和问题，就是权力、资本和资源结合在一起，容易滋生腐败，将会导致权贵集团粗暴地垄断经济增长成果，放肆地侵占平民百姓的利益。这恰恰又容易成为社会矛盾的爆发点。近年来，许多有识见的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之所以迫切地要求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正是看到了我国这种资源、资本、权力三者如此高度的集中，将导致走上权贵资本主义道路的严重危险。

    在世界金融危机一周年之际，传来消息：当欧洲、美国和日本奢侈品牌需求普遍萎缩时，中国奢侈品消费却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占全球市场的25%。与此同时，宝马集团全球销量同比下降19%，但在华销量同比增长26%。中国已是全球豪华汽车购买力最强的国家之一。据世界银行报告称，拥有百万美元以上金融资产的家庭数量仅占中国家庭总量的1‰，却掌握了全国41.4%左右的财富。全球咨询业巨头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发布的另一组数据表明，在中国，0.4%的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亚等成熟市场，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国家50%—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这正如邓小平同志16年前所预言的，分配的问题大得很！

    在“特殊利益集团”的另一端，是生活陷入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的弱势群体。据统计，1999年至2006年，中国的经济总量翻了一番还要多；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全社会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多数非公职就业者的工资没有与经济增长同步，提示很大一部分人没有分享到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在计划经济时期的福利保障基本取消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步伐缓慢，老百姓被住房、医疗、教育、养老“四大难题”压得喘不过气来。2007年12月1日，世界银行在北京发布《贫困评估报告》初步研究结果，显示在2001年至2003年间，中国经济以每年接近10%的幅度增长，而13亿人口中最贫穷的10%人群实际收入却下降了2.4%。中国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幅低于高收入群体，导致收入不平等加剧。与改革初期贫穷人口主要在农村不同，目前贫穷人口蔓延到城市。就在各个发达地区和繁华都市的灯火阑珊处，都有为数不少的贫民在生存线上挣扎。特别是在世界金融危机背景下，就业压力增大，弱势群体的生计更加艰难。就在我们身边发生了这样的人伦惨剧：在外地打工的成年男子因为交不起1000多元火化费，含泪用麻袋水葬母亲于异乡；9岁少年发高烧，见父母为了掏不出10元钱看病而争吵，在床梁上用红领巾自缢，幸亏被发现得早保住了一条小命。这是怎样的沉痛与辛酸？

    上个世纪初，维新志士梁启超痛斥晚清政府拒不改革致使中国成为“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也”。在“新政”已是大势所趋，地方绅商人心思变的情况下，载沣把持的朝廷只关心满族特别是皇族在未来政治格局中的地位，组成“皇族内阁”，剥夺地方路矿权益，错失了和平变法的最后机会。今天，党内外有识之士莫不对“特殊利益集团”尾大不掉而深感忧虑。这个问题不解决，再高的经济增长也不能给民众带来普遍的幸福感和安全感，而只会带来深刻的挫折感和被剥夺感。不公平的增长甚至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甚至社会动荡的导火索。当前迫切需要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大力推动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和民营经济的发展，缩小垄断行业的空间，减少官商勾兑的机会，严肃法制和政纪，坚决阻断和严厉打击强势资本精英与强势权力精英之间的交易与合谋，特别是给普通民众的就业、创业提供宽广的市场空间和有力的政策后援。北宋政治家范仲淹曾经义正词严地告诫官场说情者：“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封建政治家尚有如此的胆识和胸襟，今天为了人民大众的福祉，为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我们更要痛下决心，与只图眼前灯红酒绿而不管将来洪水滔天的“特殊利益集团”毅然切割，要像史书记载的那样：“救一路哭，不当复计一家哭。”

    有个概念想提出来商榷一下，什么叫“网络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有严格定义，通常指的是一些利益相同或相近的社会群体聚众实施未经法律允许或批准的行为，如集体上访、游行示威、罢工、罢市、罢课、绝食静坐、围堵交通、围攻党政机关等。而“网络群体性事件”从字面看，容易理解成通过网上组织串联，导致网下聚众行动，制造事端。考察近几年的情况，因为互联网而产生网下聚众行为的事件并不是很多。像2007年厦门部分市民反对PX化工项目而上街“散步”，互联网（如BBS和QQ群）和无线网（手机短信）的确起到信息沟通和鼓动作用。但在更多的内地群体性事件中，一些基层政府采取了断网、屏蔽手机信号，甚至中断电视转播的做法，事态的恶化跟互联网没有多大关系。
    有人把一些突发公共事件在网上引起广泛关注、激烈争辩、人声鼎沸也理解成“网络群体性事件”。但我认为，不管网上议论得多热闹，口水战如何吐沫四溅，但只要没有产生网下聚众行为，还是称之为“网络公共舆论事件”为好。

不要对互联网的负面作用过度解读

    建议不要把“网络群体性事件”或“网群事件”泛化，是想避免对互联网的负面影响作出过度解读。互联网的确有可能扰乱人心，煽风点火，引起社会骚乱和动荡；但更大的可能性是，通过网上的议论和争辩，使公众对自身利益的关切和社会关怀找到了表达渠道，使网民内心的焦虑、紧张和社会不满情绪得到了宣泄。网上各方面的新闻事件包括负面新闻层出不穷，让不同网友在很多具体问题上的意见和怒气一次次分别获得释放，这就避免了众多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和负面情绪日积月累，有朝一日聚焦到一个断裂点上。
    互联网舆论的另一个好处，就是给地方基层政府敲响了警钟。网民热议的事情和激烈的情绪，能够帮助政府把握社情民意的脉搏，知晓人心向背，对政府施政能起到测温试水的作用，有利于政府因势利导调整政策、动态决策，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和初起阶段。互联网恰恰可能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人民网设有“给领导干部留言”栏目，甘肃省委办公厅曾经感慨地说，他们事后发现，从2008年9月起，网民留言中对陇南县政府搬离武都镇的不满情绪开始激化，结果11月就发生了陇南事件。如果早些了解到这些民意，及时做出回应，或许能有更好的结果。
    我们不能因为在有些地方互联网成为群体性事件的触媒，而对现阶段互联网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生态的影响得出过于消极的结论。互联网不是中国社会的“毒瘤”，而不妨看成中国这样的现代化后发国家的后发优势之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传播媒介的发达，是落实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保障人民“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的最重要手段。通过互联网，可以还原社会真实矛盾构成，促进政府与民众的沟通，促进社会不同阶层的意见表达，进而解决社会矛盾、缓和社会紧张关系、化解社会焦虑。

低估民智和民愤，必将酿成大祸

    我们在很多场合一再建议，在网络公共舆论事件中，政府对个别无良的事主，要善于“切割”而不是被其裹挟，为其“背书”。

    例如杭州飙车案，警方在通报案情时宣称肇事车速仅为70码，并表示“飙车”的说法在法律上不存在。接着，杭州本地媒体对飙车案一度集体失声。这样的处置，让网民强烈怀疑政府和警方立场向富家及其可能有特殊背景的同伴家庭倾斜。再如湖北巴东邓玉娇案，明明是邓贵大、黄德智这样的基层无良官员到色情场所索取色情服务，被拒绝后使用了暴力，涉嫌强奸，但是巴东警方最初认为邓玉娇涉嫌故意杀人，让网民感觉官官相护。网民挖苦说：这样办案，邓贵大快成为因公殉职的烈士了。

    西安网友柳叔曼在联合早报网上警告说：“无论是胡斌的‘生’，还是邓玉姣的‘死’，都暗示着法律的可操纵性。然而，无论是杭州警方还是巴东警方，似乎都低估了民智和民愤。任何一次不公正的得逞必将造成民心的进一步丧失，而一次次民愤的积累最后必将酿成大祸。”

政府与无良官员的“切割”如此艰难

    在网络民意的强大压力下，杭州警方最终为“70码”的说法道歉。更让人欣慰的是，巴东政府对于涉案官员黄德智给予开除党籍、辞退和治安拘留处分，另一名涉案官员邓中佳也被辞退。在邓玉娇案中，邓贵大只是一名股级官员，黄德智、邓中佳连股级都算不上，是聘用员工借调在政府招商办工作，跟他们的“切割”，决心下得如此艰难，令人感慨。

    有必要由此反思官场的政治生态，是如何形成2个思维和行动惯性的：一方面与无良官员藕断丝连，把网上反贪官的呼声下意识地解读为反体制，顿生敌意；另一方面对张海超矽肺鉴定这样的平民事务态度冷漠，逼着人家去“开胸验肺”冒死明证，到头来还要惩处那家开胸医院。这样做，是置政府于不义，而把社会公众的旗帜拱手让给了网络“意见领袖”。本来，我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府是最有善意也最有能力推进和保障社会正义的。

关键是抑制强权扶助弱势群体

    说到底，是应对网络舆论和突发公共事件的价值取向问题。我觉得存在3个层次的应对目标：
    第一个层次是平息事态，为政府有关部门的具体工作解围。一些地方政府为此煞费苦心，人力物力投入巨大。其实这一点相对容易做到，在中国的现实环境里，没有公权力做不到的事情，区别只在于现在和将来付出的成本有多大。再说，网络舆情热点此起彼伏，即使政府无所作为，过一段时间网民也会被更新、更大的事情转移了注意力。
    第二个层次是修复和提升政府公信力。事态降温和平息后，网民会以娱乐化的方式，比如“欺实马”、“被就业”、“被增长”、“被自杀”、“三个俯卧撑”、“打酱油”等网络流行词，留下永久的记忆，从而给党和政府的公信力留下永久的伤害。为政者不能不察。
    第三个层次是打造政治共识、促进社会和谐。每次网络热点事件的处置结果，相当于一种不成文的判例，会影响公众对社会正义的信念，对社会和谐的信心。希望互联网促进政府与公众的互动，促进社会不同利益群体意见的充分而均衡的表达，而不是加剧官民对立，加剧当下弱势群体和官商特殊利益群体之间的政治不认同。网络舆论有一种“极化”现象。这种倾向表现为：网民一开始即有某些价值偏向，在网上匿名发言容易态度偏激，通过众多贴文的气氛渲染，观点相近的人群频繁沟通，网民朝偏向继续移动，最后导致极端的观点在网上占了上风。例如网上有所谓“黑五类”之说，即公务员、警察、城管、医生、老师，这些群体在不少网民心目中形成“刻板印象”，被妖魔化了。他们是网上的“弱势群体”，但是不是与他们在现实生活中过于强势有关？而在网上得到一边倒同情的草根民众、商贩、患者等，在现实生活中经常处于无助状态。我们要倡导互联网形成一种平等交流、理性批评的文化氛围，更要在现实生活中抑制强权，扶助弱势群体，促进社会正义。要警惕网络舆论，更要警惕现实生活撕裂族群，扩大社会不和谐。

“维稳”的逻辑：对民意有“畏”无“敬”

    我们发现，网络民意对地方政府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发生了车祸、倒楼等事故和聚众示威等社会骚乱，政府迅速出面解决问题，答应当事人要求，安抚围观群众。因为网络舆论而导致领导干部被问责的案例越来越多，甚至已经成为突发公共事件处置的惯例。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中，问责的7种情形就包括“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导致事态恶化，造成恶劣影响的”。石首事件发生后，地方政府在进退失据很长时间后，终于遵照中央的这个规定，对市委书记和公安局长问责。
    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只有把事情闹大了，才引起政府高度重视，常规性的官民沟通和利益表达渠道还不够通畅。一些群体性事件往往遵循这样的规律：起因都很小——基层反应迟钝——事态升级爆发——基层无法控制——震惊高层——迅速处置——事态平息。这种“小事拖大，大事拖炸，以暴易暴”的情况，不仅增加了维稳的社会成本，而且破坏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重创政府的公信力。例如湖南浏阳的镉污染，近5年来化工厂周围树林大片枯死，已有五百多人体内重金属超标，发生了不止一起死亡病例，村民早有埋怨，但地方政府就是充耳不闻。直到7月30日，千名村民游行围堵镇政府和镇派出所，政府才迅速组织对污染区人群进行全面体检，对患者提供治疗，给村民发生活补助费，对受污染耕地及农产品提供补偿；同时“永久性关闭”化工厂并刑事拘留其法人代表，宣布市环保局局长和分管副局长停职。村民们5年来一直呼吁的问题，因为一场游行，差不多都圆满地解决了。问题在于：这是闹事闹出来的！
    能不能这么说，一些地方政府对民意的积极回应，驱动力在于“维稳”别出事，而不是真正出于对民意的尊重，有“畏”而无“敬”。“维稳”的分量远远超过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伦理。比如，最近网上流传2起“最牛政府答复”：湖北应城一市民向市长写信反映问题，市长信箱回复说：“我办没时间跟你闲扯”；宁波网友向鄞州区区长信箱反映居民出行难，过了6天，等来2字回复：“已阅”。从这2件“最牛答复”中，可以发现为什么政府对网络公共舆论事件的反应越来越快、处置规格越来越重，但网上的负面新闻和网民的不满似乎并未减少。

两个舆论场的对峙，主要责任在政府

    我曾经提出web1.0和web2.0对峙和对话的命题，也就是两个舆论场并存的意思。以传统媒体和门户网站的web1.0新闻页面为一方，延续了传统的“我说你听”、单向信息传播模式，这里的声音很和谐，中规中矩；但是，在web2.0网络社区，网民通过新闻跟帖、BBS、博客，特别是微博客，还有QQ群等，自主发声，而政府的政策宣示和体现宣传口径的新闻报道在这里经常处于被质疑、被围攻的局面。
    我觉得，两个舆论场之间的良性互动，要从两个方面来实施。一是政府主导的新闻宣传加强对网络舆论的研究，以坦诚的姿态回应网络议题；另一方面是在网民中倡导理性发言和建设性的批评，遏制极端情绪和恶意造谣生事。两个舆论场如果存在一堵墙，拆墙的工作要从两个方面一起动手，但矛盾的主要方面恐怕还是在政府部门。要大力提高政府政务信息的透明度和主流媒体的公信力。

    像最近警方拘留杭州飙车案中质疑法庭上的胡斌是替身的网友“刘逸明”（熊忠俊），引起网民关注和愤慨。天涯一个讨论帖，上方写着一行字“提示：上网有风险，小心被拘留”，一夜之间访问数过万、回帖数过千。网民对公权力的不实猜测和质疑在什么情形下构成犯罪，发帖人的主观故意是关键。但是，飙车案肇事者和杭州警方与这位网友相比，似乎存在更大的主观故意。首先，胡斌在杭州闹市区街道“飙车”，是否具备以危险方式危害公共安全罪主观故意？杭州法庭认为没有，但至今尚未说服公众。杭州警方在第一次事故通报中不顾谭卓被撞飞5米高、20米远的经验常识，采信肇事车主和其同伴“70码”的一面之词，是否存在偏袒富家子弟的主观故意？车祸肇事者和警方蔑视法律，可以轻而易举逃脱法律的裁量和制裁，为什么要对一个普通网友动用法律严格裁量和惩处？
    特别要提醒一些地方政府，如果一厢情愿地贯彻和灌输官方的宣传口径，却忽视甚至蔑视民间的疑虑和怨气，企图用删帖、封堵IP乃至“跨省抓捕”来压制不同的声音，有可能陷入“塔西佗陷阱”，即当政府不受欢迎的时候，好的政策与坏的政策都会得罪人民；当政府缺乏公信力时，政府的立场连同民间自发拥戴政府的声音都会受到排斥。
    近年来，一些党报和电视台正视互联网崛起后的“舆论引导新格局”，对网络舆论做出积极回应，对一些突发公共事件做出正面解读和引导，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例如人民日报和人民网均设有回应网络舆论的“人民时评”，在陕西华南虎事件中连发十几篇评论，包括《“华南虎事件”让谁蒙羞》、《“华南虎事件”能否成为一个契机？》、《“华南虎照”事件，迟到的公正也是进步》、《“华南虎”难打关健不在老虎本身而在治“官”》等，借一个并不复杂的案件向全党敲响警钟，官民良性沟通、挽回政府公信力是当务之急。撰写多篇华南虎评论的人民日报评论员卢新宁，拍摄华南虎专题的中央电视台记者柴静，与科学家傅德志、民间歌手慕容萱一道，被网民并称为四大“打虎英雄”。这就是主流媒体宣传的成功。

    能不能这么说，在今天的报纸、电视和互联网中，客观上存在两种社会图景和两种声音？一种是恪守宣传口径的传统媒体和网站新闻中，风恬浪静的图景，中规中矩的声音；一种是心直口快的网络社区中，经常真实得让人不爽的图景，民怨累积、戾气潜行的声音。

    年初央视新址配楼大火，媒体做了低调报道，国家财产的重大损失令人悲痛。但“80后”作家韩寒的博文写道：除了对消防烈士表示惋惜，他和周围的人竟然有点“幸灾乐祸”。为什么？因为央视的行业垄断地位，因为电视新闻未能如观众期待的那样反映社会现实，因为粉饰太平。

    接着是央视“焦点访谈”节目采访大学生高也，谴责谷歌网站的色情链接让他的同学“心神不宁”。好事的网民很快查出高也的身份本是“焦点访谈”实习生，纷纷在贴文中批评央视不是“用事实说话”而是“制造事实自说自话”。高也因不堪网友辱骂，换了手机号，关闭了自己和女友的博客。

    “绿坝”风波也呈现出媒体报道与网民反馈的尴尬反差。新华社通稿说：92%的用户认为有必要通过政府采购上网过滤软件供社会免费使用以净化网络环境，70%以上的用户对软件表示满意。而各大网站在线调查表明，质疑和反对安装“绿坝-花季护航”的网民均超过80%。

    还有湖北石首事件，在长达约80个小时内，体现政府立场的新闻发布只有3篇，未能说服“不明真相的群众”。特别是在街头已经出现“设置路障，阻碍交通”的危急关口，荆楚网竟然发布了匪夷所思的新闻稿《石首市多部门联合举办公交车火灾事故处置演习》，结果51条跟帖一边倒质疑政府在愚弄公众。与此同时，百度贴吧“石首吧”中出现了近500个与此案有关的主帖；微博客饭否网上，仅一名网友“实时直播”的石首消息约140条；播客网站出现了网友用手机拍摄的酒店起火和街头警民冲突的多个视频。

    这是政府新闻宣传和舆论导向的尴尬。过去，政府通过约束传统媒体，并通过控制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资质来约束网站新闻，就能落实“宣传口径”，消除杂音。这是借助于“我发你看”、信息单向传播的web1.0形态来保障实施的。然而，新闻跟帖、论坛/BBS、博客、播客、QQ群，特别是微博客日趋活跃，宣告了网民自主发声、信息反向传播的web2.0形态的崛起。政府面对作为个体的网民和公众，只是“我说你听”不够了，还要学会“你问我答”。特别是应对公共事务负面新闻时，政府不再是管住了媒体编辑部就能成功地压制不利的声音，扭转局面，必须学会与网民直接沟通，进行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政府的公共关系工作，也从过去的媒体管理变成公众关系。

网民成为中国最大的“压力集团”

    中央政府越来越重视网民的批评。得知网上议论官方的城镇登记失业率4.6%与学术界的城镇调查失业率9.4%存在数据差异，温家宝总理要求赶紧澄清，并嘱咐各部委：“只要网上出了个什么东西是需要解释的，你们不用请示我，你们赶紧上网去解释，别把问题拖成一个不得了的大问题。”针对民怨较为集中的网络热点事件，各地政府出于稳定民心、稳定大局的考虑，经常主动或被动地做出让步。可以说，网民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压力集团”。

    今年2月云南“躲猫猫”事件中，在媒体出身的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促成下，8名网友被推选为代表，进入看守所实地调查。虽然对网友介入司法的方式存在争议，但这个“网友调查团”有力地推动了为屈死者洗冤，以及随后的全国整治“牢头狱霸”。

    河南灵宝籍青年王帅在天涯社区发帖，批评家乡违法征地，被羁押8天。人民网邀请“取保候审”中的王帅访谈，网友质疑滚滚而来：网民发帖该不该跨省抓捕？法律上有没有“诽谤政府罪”？基层政府能不能有网络监控权？灵宝方面十分紧张，人民网“舆情会商室”在2小时内新增马甲50个，IP地址大多出自灵宝。网友“8个佘祥林的家属”发帖说：“特别要提醒这些地方官吏牢牢记住：中国老百姓只要鼠标轻点，就跟总书记胡哥在一起了。”在人民网第3场访谈中，河南省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秦玉海承认王帅案是错案，给予国家赔偿。在第4场网络访谈中，灵宝市政府发言人表示接受大家的批评，欢迎舆论监督。

    王帅案的平反，还推动了内蒙鄂尔多斯吴保全诽谤案“启动审判监督程序”，7月3日发回一审法院重新审理。因为网民的压力，习水县检察院提升了官员嫖宿幼女案管辖级别；杭州警方为轻率认定飙车案时速“欺实马”而向公众道歉；南京江宁区房产局长周久耕刚因一盒“天价烟”而丢官；郑州规划局副局长逯军又因为一句“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而被停职。

    网民在现实生活中可能阶层壁垒森严，但在网上因为同样感受到发展资源的匮乏，同样感受到强势群体的压迫而一齐发声。明智的上级政府可以借助网民的声音释放民怨，排查和化解过于尖锐的社会矛盾，整顿吏治。在传统行政体制只对上负责的情况下，通过互联网引入某种自下而上的监督机制，遏制地方利益关系纠结和官员腐败，既可以赢得民心，又能伸张上级政府的权威。

    中国网络舆论异常发达，与传统媒体舆论监督功能的弱化，特别是常规利益诉求表达和利益协调博弈机制欠缺有关。比如信访在一些地方变成了千方百计“截访”，司法公正底线屡被击穿，官民、贫富的鸿沟因为代际相传而变得难以逾越。网络舆论所反映的问题，也不可能都靠上达圣听来扭转乾坤，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靠改良网下的纪检、信访、司法制度及媒体监督来解决。

网民的“刻板印象”，政府的“主场劣势”

    近年来，在web2.0中，在涉及政府与民众关系问题上，网民形成了传播学中的所谓“刻板印象”，如对公权力的不信任感，对司法公正的失望，对社会公正的缺乏信心，这类认知和情绪似乎不断得到某些突发事件的一再验证，在网民上相互激励、轮番放大。

    6月12日下午，在重庆闹市区解放碑广场，市容执法人员劝离一名卖灯草的八旬老人时，竟然导致数百市民呼喊“和谐重庆”的口号在街头聚集。一件极小的事情，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应，是出于市民对城管暴力执法的“刻板印象”。当地政府后来召开新闻发布会说，老人起身挑灯草时“摔下一串在地上”，城管并没有动粗，是现场群众“不明真相”。凯迪网络“猫眼看人”网友深思：“这社会，哀伤太多，戾气太重！”

    不要简单地指责网民和公众“不明真相”，也可能是因为政府在公共政策、社会治理、官员操守等方面存在严重的阙失。一些地方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的野蛮执法，林嘉祥（深圳猥亵女童案）、邓贵大（邓玉娇案）那样的无良官员，一次次刺激和强化网民的“刻板印象”。从重庆灯草老人，联想到网上曝光的北京《城管执法操作实务》，上面白纸黑字写着：“注意要使相对人的脸上不见血，身上不见伤，周围不见人，还应以超短快捷的连环式动作一次性做完，不留尾巴。”把老百姓当成了潜在的犯罪嫌疑人！针对杭州飙车案一度可能为肇事者胡斌开脱，邓玉娇案一度可能致她于死地，西安网友在联合早报网警告说：“无论是胡斌的‘生’，还是邓玉娇的‘死’，都暗示着法律的可操纵性。然而，无论是杭州警方还是巴东警方，似乎都低估了民智和民愤。任何一次不公正的得逞必将造成民心的进一步丧失，而一次次民愤的积累最后必将酿成大祸。”

    不要简单地指责“民声”偏激，也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官声”过于傲慢跋扈，凭借公权力的绝对强势地位，甚至不屑于对老百姓讲一点沟通技巧，一次次“侮辱公众的智商”。据媒体报道，云南孟连县分管教育的副县长之女小思（化名）纠集7名女生，将初二女生小艳（化名）拖进厕所，打耳光、高跟鞋砸头、拳打脚踢，并从厕所里捡起脏卫生巾塞进小艳的嘴里。经过政府调查，由打人者之母分管的县教育局发出通报，却把施暴描述成“学生打架事件”，侮辱情节也变成了用两条未使用过的卫生巾“贴到”脸部。

    本来，政府在公共事务的新闻宣传中具有“主场优势”。因为政府掌握的信息远比公众个人所了解的信息全面而专业，中国政府对新闻媒体（无论报纸、电视还是网站）具有重大影响力，而且最主要的一条，政府应该具有权威性。但由于前述两个原因，主场优势变成了“主场劣势”，公权力在web2.0平台上常处于被质疑、被嘲弄、被道德审判的位置上。特别是当政府一厢情愿地贯彻和灌输web1.0的宣传口径，却忽视甚至蔑视web2.0的疑虑和怨气，企图用删帖、封堵IP乃至“跨省抓捕”来压制不同的声音，有可能陷入“塔西佗陷阱”，即当政府不受欢迎的时候，好的政策与坏的政策都会得罪人民；当政府缺乏公信力时，政府的立场连同民间自发拥戴政府的声音都会受到排斥。就像韩寒在央视大火博文中的感慨：“本来是真事，被这些媒体一说，新华社通稿一发，反而像个假事了；本来是个加分的事，被他们一宣扬，居然正正得负变成了一个减分的事情。”

厦门出连岳  巴东出屠夫

    7月7日，因“躲猫猫”案而为网民熟知的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在凯迪网络“猫眼看人”论坛实名发帖，提出宣传部门要从“捂盖子”思维向“揭盖子”思维转变。他举例说，一壶已经烧开的水，如果还使劲捂着盖子，结果只能是连壶底都被烧穿；而盖子一揭，尽管有可能会烫着自己的手，但沸腾的民意也就会变为蒸汽慢慢消散。

    近年来的网络舆情表明，政府“揭盖子”有利于培养理性、可对话的网民。厦门PX事件中，“政府与公民一起成长”。家居鼓浪屿，自称“有老婆，有无敌海景，还有自由”的连岳，在博客和媒体专栏中持续撰文质疑PX，柔声细语地告诉厦门人：不需要你有太勇敢的举动，只要你让身边的人都知道这件事；声音再小，只要说出来总是能被听到的。厦门市政府则广开短信、电话、电子邮件、来信、市民座谈会等渠道，与市民形成良性互动。最后，政府毅然决定将PX项目迁往漳州。这是政府与公众多赢的局面，是国家之福。

    在邓玉娇案中，政府一味“捂盖子”。巴东县政府如临大敌，长江轮船停止停靠，外地人要检查身份证，宾馆宣布客满恕不接待，记者被不明身份的人围困和殴打。邓玉娇家乡野三关镇电视和网络信号因为“防雷击”而中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演了一出“屠夫大侠营救邓女侠”的活报剧。“屠夫”在网友资助下赶到巴东，促成邓家聘请北京律师，并在博客里向网友随时报告案件进展。与连岳截然不同，“屠夫”不是知识分子，没有固定职业，据说已经两年没有过一分钱收入，在巴东曾因鞋子“破了不成样”，用网友捐款买了双鞋子。有个帖子描述“屠夫”：“也许他有点喜欢吹牛说大话，喜欢出风头，人比较讲义气。他的交际也很广泛，也喜欢同那些知识分子交往。如果说他跟那些知识分子有多深的交情，那倒未必，因为毕竟他的文化素质并不很高，那些精英们几乎从心底里就没有真正地太看重他。他同无数个普通平凡的市民一样没有什么真正的政治倾向性，更别谈什么明确的政治理念了。也就在多喝了几口的时候，会高喊几句不着五六的话而已。”

    从屠夫身上，是不是看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某些投身革命的游民影子呢？邓玉娇案中，网民已不满足于用鼠标发言。北京街头出现了“谁都可能成为邓玉娇”的“行为艺术”，更多的网友自费前往巴东“旅游”。屠夫等人“用杀猪方式参与社会个案的模式”，公民责任心可嘉，却不能归结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常态，其对社会的潜在破坏性，会不会把“壶底烧穿”，值得忧虑和警醒。

    如果web1.0的新闻宣传得不到改良，而web2.0的怨气又得不到宣泄，那么互联网将扩大官民对立、撕裂族群，而不是促进官民沟通，促进社会不同群体利益的均衡表达和平等博弈，更不能打造国民政治共识，巩固国家认同。这是中国网民，特别是网络管理者，面临的严峻挑战。

 

  

    展  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教授，媒体观察家

    单光鼐：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群体性事件专家

    于建嵘：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群体性事件专家

    胡  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网络文化观察家

市委书记的表态晚了点，还少了点什么

    单光鼐：这次石首事件，是我考察过的大规模的群体事件中一次特殊的较大的一次，场面很大，规模很大，暴力暴烈程度更强，这是令人震惊的。应该引起各界的高度重视！

    博  主：6月23日，荆州市委书记承诺，提高办案层级，彻查石首事件，包括查明涂远高死因和永隆大酒店背景。而这些，正是17日晚上事发以来，死者家属所要求的，也是当地民众和外地网民所期待的。这个表态是不是晚了点？前期石首政府和警方似乎急于尸体送殡仪馆火化，在您看来，查清真相和处置尸体，哪一个是更为釜底抽薪的办法？

     于建嵘：石首事件发生之后，书记的态度是应该的，但终究还是晚了，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而且造成了这么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书记的表态是为了应付事情发生之后的社会压力，而且这个表态并没有检讨在这个事情中间政府的失误和责任，也没有表明对待民众诉求的正确态度。

政府领导第一时间到闹事现场去

    单光鼐：这些年群体事件频繁发生，中央领导十分关注，多次发出指示，中央政府也不断制定相应的制度规定。要求凡是群体事件发生的时候，当地政府的领导应该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做群众的工作，化解矛盾，平息事态！

     这些年我一直在考察群体性事件，看了好几个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以后，我有这种认识，凡是群体性事件发生，首先都应该尽快地公布实事真相，把真实的情况向老百姓公布，不要掩饰，不要粉饰，更不要说谎！凡是做到这样的，都能够比较快地平息群众的情绪，取得群众的谅解！将事情缓和下来，最终求得问题的解决。但是凡是遮遮掩掩，不向群众说真话，就往往适得其反，既不能平息群众的情绪，反而激起群众更多的猜疑和怨愤。

    远的不说，就说去年的事吧，瓮安事件女中学生溺水而亡以后，原县委县政府有所忽略，没有认识到当时整个县城已经是传说谣言很多了，没有及时地向群众说清楚女孩死亡的真实情况，以致整个县城民怨沸腾，县委书记浑然不知。事情闹出来以后，特别是省委书记石宗源书记到达瓮安以后，有针对性的开展工作，并召开新闻发布会，还通过各种渠道向群众说明事情的缘由。这就迅速地平息了各种传说和谣言，获得了群众的谅解。

    去年11月初，重庆出租车司机罢驶，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直接召集出租车司机举行座谈，当面听取他们的意见，也把政府的一些想法也当面向出租车司机讲清楚，双方面对面地进行沟通交流，也让事情很快地平息下来。薄熙来是政治局委员，直接和群体性事件的行动者面对面地沟通。这是多年来少见的！

    但是这次石首事件，在事发现场，我们没有看见当地政府领导们的身影，也没听见他们的声音。所以我们认为荆州市委书记6月23号的表态实在是太晚了。他们如果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去做群众的工作，事态也不至于发展到后来这种情况。

真实信息缺乏，谣言才会有空间

    单光鼐：还有一点应该值得一提的是，谣言容易发生的情境，往往是这样一些情况，真实信息缺乏，情况不明，无法从既存的信息中了解情况，情境比较模糊，谣言的空间就会比较大。所以领导更应该在事情发生以后到现场去，把真相向群众讲清楚。这才能够消除很多不真实的信息，公布真实的情况越早越好，尤其是在很多人还不太相信的时候，就把事情向群众讲清楚。时间拖久了，辟谣就很困难了。石首事件平息以后，大街又流传开酒店内有两具尸体的传说。这就说明领导不在第一现场去讲明真相，就只会让谣言到处泛滥。

警方为什么抢尸？

    单光鼐：令人不解的是，石首的警方为什么这么急迫地要求家属把尸体火化？群众称其为“抢尸”，我至今也理解不了，近几年发生的与“死人”有关的群众性事件，有好几起了。例如，2006年11月的广安事件，2007年1月的大竹事件，2008年6月瓮安事件。广安事件中，家属把死亡的小孩放在医院大厅，当地政府没有“抢尸”，而是派出负责同志与家属谈判，取得家属的同意以后，把小孩的尸体转移到殡仪馆。大竹事件中女工杨代莉死亡以后，家属也是同意放在殡仪馆，也没有发生什么“抢尸”的情况。

    去年6月的瓮安事件，死者亲属把死者放在西门河边，放了一周。但是这次石首事件警方在没有取得家属的同意的情况下，就多次要求要弄走尸体去火化，以致引起群众的很多猜疑和不满，让事情越闹越大，以致出现了所谓警方要“抢尸”，群众80个小时“护尸”的情况。

    事情闹了三天，翻来覆去地，老百姓愤恨的就是这个事情。这反映了石首地方政府工作方法简单粗暴，老百姓人命关天的事情，怎么能够草率呢？既然事情的原因还没有弄清楚，就不能强求家属火化尸体。就应该耐心认真地做家属和群众的思想工作。联想到2007年1月的大竹事件，群众中也有这样的流传，原县委书记说“死个人是个屁大的事”！这样的说法也曾引起群众极大的愤恨，这些都是值得总结的教训。对待老百姓死人的事，一定要慎重、认真，要尊重老百姓的情绪，要尊重家属的情绪，把工作做细，做认真才行。不能强求，不能硬来。

政府信息公开，就没有“不明真相”的群众

    展  江：根据2001年11月1日生效的《突发事件应对法》，地方官员隐瞒突发事件信息，应该被追究法律责任。现在的问题是，法制有了进步，但法治跟不上，所以我们还要寄希望于法治的完善，为它大声疾呼。再发生类似事件，一定不能重复这样的错误和罪行。我们期待，依法对相关官员进行处理。

    有法不依是大问题，我们好不容易有了《突发事件应对法》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还是要相信它、推进它。这是一个困难重重的过程，但是没有这样的法律，封锁就是常态。现在至少知道知道封锁是极端错误的甚至是犯罪，这也算是一个进步，尽管这种进步经常是以人命为代价的。

    天涯网友“力瑾”：请问：群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明真相的？为什么不明真相的总是群众，而不可能是官员？

    展  江：真正实行突发事件信息和政府信息公开，就没有不明真相的群众。所以群众不明真相应该追究官员的责任。而且这次损失这么惨重，应该有不止一位的地方主要官员被问责。

石首没有吸取瓮安教训

    博  主：从6月17日发现青年厨师尸体，到21日凌晨尸体最终被送往殡仪馆，在长达80个小时内，一方面是政府的新闻发布吝于笔墨（只有两次），语焉不详；一方面是网友借助非正式媒体发布信息、寻求真相；一方面是“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有增无已，增援警力受到阻拦。特别是19日在街头已经出现“设置路障，阻碍交通”的危急关口，湖北荆楚网竟然发布了匪夷所思的新闻稿“石首市多部门联合举办公交车火灾事故处置演习”。荆楚网51条跟帖差不多一边倒质疑此时发布这条新闻，是政府王顾左右而言他。您觉得石首政府在新闻发布、案件透明方面，可以得出什么教训？

    胡  泳：在去年的瓮安事件中，针对突发事件的信息处理，石宗源强调：“在突发事件发生过程中，能不能在第一时间及时、真实、准确地发布信息，正确地引导舆论，对突发事件的处置至关重要。”石首市领导显然没有吸取瓮安的教训。

民众维权和政府维稳

    网友“诚许”：多起群体性事件都折射出社会稳定的两大主题﹕维权与维稳。民众要维护权益，政府要维持稳定，请问嘉宾这两者之间该如何统一？

    于建嵘：目前群体事件80%以上是有关民众的维权。这类事情民众一般是表现为有明确的利益诉求，而且行为相对的克制，一般能够在国家的法律和法规框架内行动。而社会泄愤事件一般表现为参与者没有明确的利益诉求，许多是由于对分配不公、司法不公等不公正、不公平事情的一种表达。而现在执政者并不能正确区分不同事情的不同特点，把许多完全不同性质的事情混为一谈，而且用所谓的“维稳”来对待。实际上，这种做法是十分有害的，它不仅不能够很好地解决民众的利益诉求，也不能很好地化解所出现的所谓泄愤之类的事情。我认为，对待民众的利益诉求应该在法律的框架内给予解决，而不能用所谓的“维稳”来进行压制。

违规使用警力处置群体性事件要处分

   天涯网友“红胡子郑”：怎样可以限制地方政府乱用手中权力，随意调动武警？

    胡  泳：有关部门曾颁布过《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处分暂行规定》。规定指出，违反规定使用警力处置群体性事件，或者滥用警械、强制措施，或者违反规定携带、使用武器的，对负有直接责任者，给予记过、记大过、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大喇叭煞有介事，小喇叭众声喧哗

    展  江：有相当一部分地方官员平时高高在上，享受特权，遇到事情就想到压制。这给社会转型期的地方治理提出了严峻挑战，而像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这样的地方官还是不多，他说过：地方官员的话老百姓经常是不听的，而媒体一说他们就信了。这说明全面开放媒体，包括国内外媒体和网络，非常有必要。等到外部世界沸沸扬扬，内部不可收拾，一切晚矣，

    网友“star”：请问胡泳先生，您认为“人民时评”里提到的“麦克风时代”（网络时代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信息渠道，都可能成为意见表达的主体。有个形象的比喻，就是每个人面前都有一个麦克风。）已经来到了吗？这样一来，那些被称为“意见领袖”的精英人士还有活路吗？

    胡  泳：曾经一度在中国，每个村头，每条街道，每个车间，每个人头攒动的犄角旮旯，都会树立着一个个高高在上的“大喇叭”。“大喇叭”的那头连着官府衙，这头对着你我他。“喇叭”是中国媒介史的重要隐喻——它几乎依照政府的行政网络层层蔓延分布，其最根本的功能在于向我们“喊话”。

    然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得一个诡异的局面出现，那就是，当一些人还在“煞有介事”的拿“大喇叭”喊话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有了“小喇叭”。一瞬间，前所未有的兴奋激荡全身，人们举起形色各异，长短不一的“小喇叭”，谈论家长里短，评说声色犬马，非议朝政，臧否人物，千军万马，千言万语，但就是再也汇不成一句话。这是一个新的时代，它的核心特征就是我所称的“众声喧哗”。在这个时代，所有以前处于传播中心的人士必须适应“去中心化”的信息流动，不论这些人士是政府官员还是形形色色的各类精英。

政府无法垄断信息源和信息流向

     胡  泳：在网络时代，人人可以用手机拍下新闻的时代，人人可以使用微博客进行现场直播的时代，官方及其媒体承受的挑战是空前的。

    首先是他们介入事件的时机不容滞后。在非典时期媒体报道与网络传言之间的“时间差”（广州长达40余天，北京长达近30天）已不可重演。

    其次，他们介入的姿态也无法一味保持高压、扭曲、遮蔽等方式，而是应该抛弃由官方独家掌控信息的意识和行为，学会让多双眼睛观察，让多种声音说话，让民众在多种信息中进行分析判断，得出自己的结论。

    博  主：过去政府部门只需要影响和把握住党报、国营电视台的宣传口径，就可以迅速统一群众思想。如今在web2.0时代，每个人都可能获得补充的信息渠道，都可能成为意见表达的主体。以石首事件为例，在事发后的约80个小时内，百度贴吧的“石首吧”中出现了近500个与此案有关的主帖；在用手机发布和浏览信息的“微博客”网站饭否网上，仅一名网友“实时直播”的石首事件消息约140条；在一些播客网站，出现了不止一段网友用手机拍摄的酒店起火和警民冲突的视频。在当今信息传播和意见表达呈现多渠道、互动性的新情况下，您建议政府如何做好信息发布，及时和恰当地回答公众对公共事务特别是突发事件的关切？

    胡  泳：政府要明白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传播内容的变化，博客使文字的自我出版成为可能，图片和视频分享网站使图像的自我出版成为可能，政府无法垄断信息源了；二是传播渠道的变化，信息的抓取、推送和聚合都在一系列社会性工具的发明和应用之下成为可能，政府也无法再行主导信息的流向。在源和流两方面，政府的控制力度都在减弱。正是这样，“不明真相的群众”才不容易受单一信息的遮蔽，能够做出更符合自己实际利益的判断。

 传统媒体权威报道，可抵消网络“麦克风效应”

     天涯网友“zawy1123”：请问砖家：面对麦克风时代，中国是否有可能在一定幅度放开，给传统媒体更独立，更强大的监督权？通过传统媒体比较权威的报道，来抵消网络的麦克风效应，这样是否可以更有效避免此类事件发生？

    胡  泳：政府应该逐渐意识到，官方媒体还是要尽可能地起一个主要媒体渠道的作用，让人们能够了解到更多信息。这就是为什么在瓮安事件之后，新华社几乎是立即对骚乱进行了报道，这与以往在类似事件发生数日后才予以披露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瓮安当地官员在骚乱发生不到两天后就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就此事给出他们的解释。相反，这次石首弄出“演习”新闻，成为新闻史上的一个奇观，这只会让民众更加愤怒和不耻。

体制内舆论监督，有效但不稳定

    网友“三点水”：最近中央级媒体都加强了舆论监督，尤其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作为党的喉舌和宣传机器，他们干嘛去批评监督自己人啊，是不是疯了？

    展  江：需要一部新闻法来保障媒体的权利。中国的媒体已经在转型，十多年前，《焦点访谈》就开始产生影响，2004年以前达到顶峰。如果《焦点访谈》在石首事件发生之初就介入，事态不至于扩大蔓延。很可惜，中央级媒体最近几年的舆论监督困难重重，这当然说明在现体制内舆论监督仍然是可能的、有效的，但又是不稳定的，我们确实需要制度，尤其是需要一部新闻法来保障媒体的权利，抵制地方官员的阻挠。

取消对媒体异地监督的限制 

    天涯网友“大人被”：几名家属为何能得到上万群众昼夜支持？为什么不调查就要武警强行抢尸火化？掩盖什么？活活摔死的现场没半点血迹？为何封锁网站消息，删除网友帖子和照片？为何不让任何新闻媒体采访？

    展  江：如果当地的媒体被官员控制了，外面的媒体又进不来，信息就容易被封锁。好在有了互联网，但是外地媒体的报道仍然非常重要，因为它比网络信息更准确、更客观。所以，我主张取消对媒体异地监督的限制，当然也更希望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及时报道。

面对民众质疑，政府应有检讨自我的心态

推进县政改革

    网友“燕麦王”：请问于老师：一边是群体性事件屡屡发生，一边是政府的应急方案层出不穷，政府的能力却不见提高，您如何评价政府处理群体性事件的幼稚病？

    于建嵘：政府处理群体性事件的不当行为是客观存在的，这其中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地方政府不能正确地对待民众的诉求，不能够客观地评价民众的社会不满情绪，不能够采取有效的措施化解各种纠纷案件。如果要进一步追究，与我们压力性的政治体制密切相关，我们的地方政府不需要对民众负责，只需要对上级负责，这样的政府，这样的官员，怎么能够很好地治理好各个地方？一旦发生问题，他们首先想到的是上级怎么看？对自己的前途有什么影响？想尽一切办法做的就压制各种信息的外泄，或者对有经常诉求的民众进行打击。最近几年发生的问题都充分说明这一点。要提高他们的处理群体性事件的能力，首先要改变目前官员对上负责、对下不理的这种状况。为此，需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要进行县一级政权的改革。

领导遇事要敢于担当 不要把警察推在前面

    网友“清风朗月”：请问嘉宾，几十年了，为什么一出事，政府总是喜欢指责少数不法分子煽动别有用心的大多数群众，却几乎从来没有承认过是政府自己做事不到位、不恰当呢？

    单光鼐：领导干部遇事要敢于担当，在群体性事件中领导干部要走在前面，听取群众意见，做群众工作。我考察过万州事件、汉源事件、池州事件、东阳事件、广安事件、大足事件、永州事件、瓮安事件等群体性事件现场，亲身体验到事发地各层级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和水平。有不少场面，至今想起，依然觉得感动。如万州事件发生时，群众把区政府包围了，在家的区委负责人，除了在北京学习的外，几乎都到场了。他们向老百姓喊话，言语恳切。有的负责人喊话说：“万州的父老乡亲们，我是***，我来这个地方时间不长，我希望把万州搞好，发展经济，搞好人民生活。出现这样的事情，我感到很不安，向大家表示歉意！”目前看来，万州可能是群体性事件发生后，唯一没有主要领导干部被撤职的一起。

    当初处理汉源事件时，四川市委书记张学忠亲赴现场，而且询问汉源地方官员，当地哪里群众意见最大。当地官员说是大树乡，张学忠当即说：“走！我们去！”结果，张书记到了大树乡，待了一个晚上，大家围着省委书记反映各种问题，张学忠耐心地听取了乡亲们的各种意见，带着农村基层存在的各种问题的反馈和思考，深夜冒雨坐着农用车，离开大树乡，回到成都。

    去年的瓮安事件，前期基层政府把板子完全打在群众这边，简单地指责是瓮安“黑恶势力”导致局面失控。事态稍息，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瓮安县城访问普通居民家庭，召开各种会议，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实事求是了解瓮安社会治安、官民关系等真实情况，检讨政府工作的失误，多次给当地民众鞠躬道歉。在此基础上“华丽的转身”，启动问责制，追究县公安局长、县委书记、县长的责任，在相当程度上挽回了民心，重塑政府形象。现在看来，贵州省委处理瓮安事件很有章法、很有水平。石宗源书记曾经总结说：瓮安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是主要领导干部没有在第一时间到群众中间倾听群众呼声。一些干部工作不作为、不到位，一出事，就把公安机关推上第一线，群众意见很大，不但导致干群关系紧张，而且促使警民关系紧张。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池州事件中，老百姓烧了派出所和警车，抢了超市，因为怀疑超市老板跟打人者是一伙的。事发时，市委书记何闽旭（当时已经被任命为副省长）没有到场，四处寻找不见其人。事后查明他是跟情妇跑到九华山去了，在温柔乡里逍遥。陇南事件中，王义书记也是躲避群众不见，不敢与群众见面。

把群众不满说成敌对势力，掩盖执政能力低下

    单光鼐：石首事件，拖宕这么久，不能说跟当地主要负责人不能勇于任事没关系。突发事件不可怕，群体性事件不可怕，如果领导干部不能守土有责，不能勇于担当，能躲则躲，习惯于把群众的不满说成敌对势力的煽动，把警察推在前面，借以掩盖自己执政能力的低下，强力压制住一时的骚动，却不去努力夯实执政党、政府和国家民族的百年基业、万世太平，那才是最可怕的！

各种监督体系在地方不起作用

    展  江：各种监督体系在地方一级经常不起作用，也是突出问题，比如人大、政协、工会都干什么去了？真的是橡皮图章么？为什么不能多少发挥点作用？没有制衡的权力必然腐败。

    网友“crest”：中央三令五申的指出,发生群体事件后,一定要做到信息公开、透明，为什么还有像石首这样的可以算是“超大型”的群体事件，嘉宾认为问题出在哪里？

    展  江：这说明过去对这样的官员惩罚不够，同时《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还不完善，还缺乏刚性，法律位阶还不高，还是一个无牙老虎。

    胡  泳：政府要首先从“绿坝”思维转向开放思维。尤其不能觉得到处都是敌人。

web2.0时代，信息如何能封锁？

    网友“crest”：请问嘉宾,最近几次群体事件引到作用的往往都是网络,这会不会造成政府对网络的监管越来越严,让网络也变成哑巴吃黄连？

    展  江：相信官员们会有不同看法，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明白，web2.0时代信息如何能封锁？所以会有博弈，会有反复，但是长期压制是不可能的。

    胡  泳：我的一个朋友说得好：常有人说管制者愚蠢，从他们的决策和行动来看的确如此——比如绿坝，比如新华社报道“石首消防演习”——可以无限列举下去，但实际上这是有原因的。一种解读是，这也仍然是因为管制者和被管制者之间拥有的资源和实力实在太不成比例了的缘故。超强的一方从来不需要考虑什么战略战术的智慧，强者的傲慢是：我就吃定你了，你能怎样？！于是在被管制者们每天感受的无力、屈辱、顺从和荒谬中，“草泥马”出现了。 

“上纲上线”既构陷群众，也绑架上级

    博  主：谈到群体性事件牵扯出的干部问责问题，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顾虑：问责了某些官员，会不会影响政府的威信、破坏社会稳定？实际上，基层部门和个别官员有时也有意识地用“维稳”甚至维护党的执政合法性来要挟中央，为其执政阙失或罪错而“背书”。前不久的巴东邓玉娇案似乎是一个突破，在媒体和网民的舆论压力下，政府果断与基层某些无良官员（股级）果断“切割”。在您看来，“切割”能不能成为政府危机管理的一项基本战术，不能为了袒护少数人和小集团的利益，伤害党和政府的崇高威望？

    胡  泳：最近若干年里，中央实行重大责任事故负责制，一旦出现公共事故，当地领导人就很可能被撤职。其结果一方面促进当地领导人去防止公共事故的发生，但另一方面也促使他们在发生公共事故时，第一反应就是如何封锁事故的传播，争取时间和空间去自己处理、自我消化。在地方政府不需向民众负责、而是向上级负责的政治传统下，官员被激励去选择封锁消息。民间将此称做“惟上不惟下，瞒外不瞒内”。一旦瞒不住了，内部无法消化了，地方政府就会转而把社会运动说成是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甚至具有“反党反政府”的性质，这样政治上的“上纲上线”在构陷群众的同时，可以把上级党委、政府也绑架进来，从而掩盖地方吏治的极度恶化和自身的严重失职。所以，我是赞成“切割”的。

民众警察权威不认同咋办？

    博  主：在酒店发生大火后，石首警方恢复社会秩序的努力，受到民众的强力阻拦，街头筑起了路障，这在各地群体性事件中是极其罕见的，令人忧虑。有人担心，如果警方无力和缺少权威，来强力维护社会秩序，社会稳定就得不到有效保障。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如何避免政府和司法的执行力滑坡？

    于建嵘：警察的权威来源于民众对国家权力的认同，这种认同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种自愿的服从。现在，由于民众对分配不公、司法不公等等社会不公平、不公正现象的不满，会在某些事情中间表现为对警察权威的不认同，甚至抵抗。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特别是要改变现在地方政府或官员为了某些利益乱用警力的情况，要让警察成为维护社会公平、公正的中坚力量，而不是为某些官员或富人看家护院的武装力量。只有这样，就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自然而然就有了必要的权威。

服务型政府培养责任型网民

    博  主：从石首街头的暴力行为看，除了要求命案真相，官民之间缺乏互信，基层社会似乎还存在某种戾气，也就是于建嵘教授常说的泄愤型冲突。您建议从行政、法制、意见表达、社会协商沟通等方面，如何有效地化解戾气，减少政府和民众之间、社会各阶层之间的隔阂，促进社会和谐，促进国家的政治共识？

    胡  泳：我想仅从网络社会建设的角度谈一点看法。全能型政府孕育暴民型网民，服务型政府培养责任型网民。共建和谐网络社会，离不开利益相关方——包括政府、网民、企业、社会——的共同参与；需要在多方利益博弈中，共同制订游戏规则，共同遵守游戏规则。任何单边主义——无论是政府的全能主义，还是网络暴民的行为——都是不可取的。

    网友“水娃”：胡泳老师您好，一直很敬仰您。请问您，类似石首事件，地方政府即使在事后纠正了错误，但是造成的影响已经难以弥补。您觉得此次石首事件将在哪些方面产生严重的裂缝？

    胡  泳：最严重的裂缝，一是地方吏治的极度恶化，二是官民对立的权力冲突已经转换为善恶对立的道德冲突。这是非常可怕的。

 

    陈力丹：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新闻传播所所长
    谢新洲：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市场与媒介研究中心主任
    陈建云：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

    博  主：今天很多网站头条新闻是：《工信部：7月起在售计算机应预装不良信息过滤软件不监控网民，不强制安装》。按照工信部要求，7月1日之后出厂和销售的计算机都应预装“绿坝-花季护航”软件，这款软件具有拦截色情内容、过滤不良网站、控制上网时间、查看上网记录的功能。消息传出，网民议论纷纷。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网上不良信息的伤害，是成年社会的责任；但对成年人用户的“绿色上网”，在社会倡导、个人自律和政府强制之间，如何把握尺度，请听专家与网友在线交流。

可以倡导，不能强制

    陈力丹：如果通过倡导性的推广，由家长和中小学校的老师来控制使用“绿坝-花季护航”过滤器，严格执行禁止未成年人进社会上的网吧的行政规章，基本可以解决家长和老师们担忧问题。没有必要强制所有的电脑安装这种东西。
    谢新洲：首先，这个软件的出台背景是我国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网络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青少年，尤其是少年儿童网民的人数越来越多，他们的学习、生活、成长，都会接触到互联网。而互联网上的内容的确存在良莠不齐的特点。在这个背景下，政府部门的初衷可能是好的，但最终的效果如何，却很值得商榷。在本世纪初期，互联网刚在中国出现的时候，过滤网页内容的同类软件有很多，不过最终都销声匿迹了。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软件本身的技术是一方面，具体的终端用户应用是另一方面。
    其次，家长和老师的担忧无非是色情、暴力等内容对未成年人的不良影响。类似的讨论之前也出现过，比如十多年前我参加过一个研讨会，探讨电视上的暴力内容对青少年的影响。会上的观点分为两派，一派认为，电视中的色情内容是青少年犯罪的诱因，尤其是进口的电视节目，充斥着大量的“床戏”和接吻的镜头。另一派则认为，电视节目与青少年的成长关系密切，但并非决定性的因素。为什么电视普及之前国内也有那么多青少年犯罪，为什么国外、港台的电视剧在国外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偏偏影响到国内的孩子。时间过了十几年，但人们类似的想法并没有改变多少，或者说进步多少。

不要把青少年问题全部归咎于互联网

    谢新洲：我们不能过分夸大媒体的作用，尤其是网络媒体，尽管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它们不可或缺，但把青少年问题全都归咎于网络，全都归咎于某些“不良”内容，小而言之是武断，以偏概全，大而言之就是无知，一厢情愿。网络的内容都是来自于社会，社会上的暴力、色情、欺诈、拜金等不良现象比网络上的“镜像”不知要厉害多少倍。影响青少年成长的最大问题是环境，而不是“信息环境”。正如我们要治理空气污染对人的危害，不是把网上的那些描绘空气污染的内容屏蔽掉那么简单。
    第三，假设这种软件真的能做到如其所说的过滤效果，网络内容长期、有效地被过滤，未成年人长期生活在一个“无菌”的环境中，一旦有一天离开了这个软件，离开了“绿色”的环境，其免疫力还能有多少？著名作家董桥在《真难得》一文中说：“我儿子六七岁就跟我一起看《花花公子》和《阁楼》，成长得很健康，当了律师。”董桥认为，看所谓的“淫书淫画”没有什么不好，用不着谈虎色变。说起免疫力，不得不说美国。网络上大量的色情暴力内容都源自美国，但并未见到美国出台强制安装类似软件的法案，而那里的青少年还在茁壮成长，教育水平居高不下，以至于国内的父母千方百计把孩子送出国。如果美国的网络环境恶劣到那种程度，是不是我们还得出台另一个文件，要求留学生出国时必须安装“绿坝”？如果说东西方文化存在差异，我们就该把目光拉近。目前国内网站上的色情内容，很多都是从我们东边的邻居舶来的，为何外国网民能安之若素，国内的网民就如临大敌？我们国家的网民素质，真的低到连邻居都不如的程度了么？

克制权力欲望，增强公民意识

    谢新洲：在我国政府大力推进政治民主化之时，在中国政府树立亲民形象之日，政府部门应该树立起为大众的服务意识，要去掉多年积累的管理欲望与权力欲望。政府部门每一项政策的出台，应该考虑社会发展现状与公民的社会意识，不能武断。

不要把全体网民当做孩子

    谢新洲：老师和家长对未成年人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不是所有的网民都是“未成年人”。有些内容对未成年人或许不大合适，但对于成年人，则未必不合适。简单的拦截、过滤，至少说明有些部门把全体网民都当做了“孩子”。使用了这种软件的用户很难清晰地判断网络内容的全貌，不知道那些内容是经过怎样的过滤程序，哪些内容被拦截了，哪些被放行。他们以自己的标准来判断哪些是合适的，哪些是不合适的，且不说干涉隐私和言论自由，多少有越俎代庖的嫌疑。

工信部捡起了13年前美国人废除的东西

    陈力丹：获悉这个消息，我想到13年前，即1996年2月1日美国议会通过《1996年电信法》的情形。就在总统签发该法案生效的2月，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向费城联邦法院起诉《电信法》违宪，联邦法院判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胜诉。美国政府因此上诉最高法院，1997年年6月22日，最高法院13位大法官一致裁决维持费城联邦法院原判：宣布《一九九六年电信法》的第五部分《通信规范法》(简称CDA，正文包括第五百零一条——五百零九条)违宪。CDA的主要内容（包括附件）之一是为保护未成年人，对淫秽信息的制作和传播进行限制，在电视上强制安装芯片V－chip，用于辨别已被分级的信息的级别，并且“锁住”预先设定的某些级别的内容。最高法院的理由是：此条款用词含糊，容易对言论自由构成威胁。其判决书写道：“虽然政府为保护儿童而使他们避免具有潜在危害的信息，但CDA实际上禁止了成年人根据宪法赋予的权利即接受和向他人传播信息的言论的自由。”
    即使从保护未成年人角度，当时美国市场上已有各种可以帮助父母控制儿童电视观看的技术装置，如用于有线电视的“频道锁盒” (Channellockbox)，能锁住某些特定时间播出的频道；还如“电视司令”(Tele Com Mander)和“电视卫士”（TV Guardian）等，均可帮助父母选择儿童可以观看的电视节目。因此，关于CDA的法律也是不必要的。
    我们现在做什么呢？正在捡起人家13年前废除了的东西，而且还没有人家的那种正规的法律程序来实行，可是我们已经宣布正在建设法治社会！当时只是涉及到电视，我们涉及的是更为广泛的网络。
    就如1997年美国法院的判决说的那样，保护儿童远离有危害的信息，大家没有异议，问题是强制安装过滤软件的结果，使得比儿童多一倍的成年人（儿童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也得陪着孩子看只有孩子能看的东西，成年人的信息接触权（也是表达权的一部分）不是被剥夺了吗？制定这个政策的信息产业部的官员，你敢说你没有看过色情录像吗？你一定也看得很过瘾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我们肯定的文化传统，现在我们怎么做起“己所欲，勿施于人”的事情了呢？

醉翁之意不在酒

    陈力丹：如果真想达到保护儿童的目的，“绿坝-花季护航”过滤软件可以推荐给家长，但是不宜强制安装在每一台电脑上。强行安装本身，恐怕醉翁之意不在酒吧？在这里，需要重申的是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中的话：“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马克思恩格斯谈成年色情

    陈力丹：其实，成年人涉及色情，是很正常的事情。19世纪中叶，英国处于维多利亚禁欲主义盛行时期，这种观念也影响到90年代的欧洲大陆。甚至德国工人政党社会民主党的报刊也提倡这种东西。恩格斯特别就此在党报上写道：“德国社会主义者也应当有一天公开地扔掉德国市侩的这种偏见，小市民的虚伪的羞怯心，其实这种羞怯心不过是用来掩盖秘密的猥亵言谈而已。例如，一读弗莱里格拉特的诗，的确就会想到，人们是完全没有生殖器官的。但是，再也没有谁像这位在诗中道貌岸然的弗莱里格拉特那样喜欢偷听猥亵的小故事了。最后终有一天，至少德国工人们会习惯于从容地谈论他们自己白天或夜间所做的事情，谈论那些自然的、必需的和非常惬意的事情。”（全集第21卷9页）马克思早年引证过爱尔维修的一段话：“一个人如果一方面对危害国家的恶行无动于中，另一方面却对私生活中的恶行怒不可遏地加以抨击，那就可以看出他是伪善的道学家。”（全集第2卷169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诙谐地讨论性。他的名著《资本论》第一卷出版的那年（1867年），他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由于刚才谈到生殖器，我向你推荐一下十六世纪法国讽刺诗人马屠朗•雷尼埃的几首诗，请你转给穆尔。虽然在这方面我看过许多书，但是我还不曾记得有谁这样用诗体来描写：
　　我那高高昂起的鸟儿，
　　奇特地垂涎欲滴；
　　当我奉上容器，
　　便淌出漂亮的稠汁。
　　倘过多寻求龌龊，
　　这家伙因傲慢而厌恶；
　　原谅它的轻浮吧，
    它已为自己的罪孽而哭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1卷373-374页，许崇山译）
    出版这卷全集是1972年，还是“文革”时期，编辑采用的方式是原文（法文）照录，不翻译出来。现在我们翻译过来看看吧。我们不是总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吗？那就遵循恩格斯的教导：“最后终有一天，至少德国工人们会习惯于从容地谈论他们自己白天或夜间所做的事情，谈论那些自然的、必需的和非常惬意的事情。”

行政权的边界

    谢新洲：信息的自由与公开，是网络的一个基本特征，也是其具有超过以往任何一种知识信息传播方式，具有无穷魅力的原因。人为的过滤和筛选，除非是主动选择，都会破坏其功能的完整性。网上的一个笑话说，在某个设置了过滤程序的网站，“水乳交融”四个字被认为是有害的词汇。这种信息的公开和自由流动是建立在一个基本的共识上，即人们都是理性的，拥有辨别是非善恶的本能。即使是未成年人，未满18岁，大约能熟练使用电脑也要超过10岁，这个年龄阶段的少年人，哪些该看，哪些不该看，自己应该有判断的标准，更何况还有家长和老师的指导。而成年人则拥有信息选择的自由，不需要这些软件来替他做主，除非他主动去买这款软件，来帮助自己选择。
    无论是道德自律，还是社会倡导，对网民而言都不应该是强制的。对于特定的内容，看不看，什么时间看，怎么看，都是网民的“私事”，政府不应介入，更不应干涉。这就涉及到了政府行政权的边界问题，以及网络内容立法的问题。网民也是公民，宪法中对公民权利有相关的规定。这里就不详细说了，大家可以去看原文，第三十五条。由于我国还没有对网络色情进行清晰的界定和明确的立法，这里先说说美国的案例。
    在美国当今的司法实践中，对于限制网络色情内容也是比较谨慎的，有时候甚至叫人觉得不可思议。为了保护儿童的身心健康免受成人网站的毒害，美国从1996年起至今一共通过了4部相关法律，对成人网站进行限制。
    对美国政府而言，网络色情泛滥，最大的受害者是青少年，所以必须加以管制。但是在崇尚“言论自由”的最高法院看来，那些保护青少年免受网络色情侵害的法律，可能会限制成年人的言论和信息自由。如何在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与保护成年人言论自由之间找到平衡点，成为一种两难的选择。这种谨慎，这种对公民信息权利的尊重，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区别对待不同的网民和上网场所

    网友“三门峡”：转载自天涯：“绿坝- 花季护航”软件的初衷是为了给孩子一个纯净的网络，在没有更好的方法之前，我认为这个想法是值得表扬的，这款软件肯定会有一些政策和技术上的漏洞，比如资金、收费、软件不完善等问题，不过我们可以完善，但是如果因此把这个很好的想法一棒子打死进而扼杀的话明显很不负责任。批评者，您还有更好的净化网络的方法吗？
    陈建云：针对网民层类和上网场所的不同，我认为应该不同对待，而不是统一规制。比如，在网吧和学校可以预先强制安装过滤软件，而成年人购买个人电脑，就不必强制安装，而听从尊便。相信明智的家长，会考虑孩子上网环境的。

色情标准不能由政府和企业制定

    博  主：这里还有个如何认定和谁来认定“色情网站”和“不良网站”的问题？这个尺度是“绿坝”和“花季护航”两款过滤软件的生产公司来制定，还是工信部审定？
    陈力丹：关于什么是色情，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标准，不断地放宽尺度，禁区缩小是普遍趋势。“文革”时期，马克思夫人燕妮裸着脖子和小个上半身的美丽画像，曾被内蒙古某位生产队长判断为黄色照片，保存这张梅林著《马克思传》中插页的知识青年因此遭到批斗。那时，世界名著《红与黑》、《漂亮的朋友》、《十日谈》等被江青判断为黄色小说，只能她看，不许全国人民看。80年代《金瓶梅》删节出版还引起过争论，现在全版书到处可以看到，谁还当回事呢？
    关于色情的判断很难做，如果一定要做，首先考虑是现在的孩子已经看到了什么，他们的心理反应，总不能回到“文革”时期的色情标准吧。还有艺术与色情的差别如何划分等等。可以考虑由性学家、伦理学家、心理学家、儿童教育家们等去讨论（但同时也得请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参与）。无论如何，企业、信息产业部，甚至宣传部，都不该是这类标准的产生地。
    谢新洲：无论是公司企业，还是政府部门，客观有效地界定“色情”和“不良”都是困难的。以“色情”为例，有裸体就算网络色情？有些医学、教育网站也有裸体，那算不算色情？艺术性的裸体，算不算色情？传统意义上的色情搬到网上，就算色情么？有性就算网络色情？有些网站从普及性学知识的角度，进行“性教育”，这是否算网络色情？年轻的情侣之间通过网络进行的虚拟性爱算不算网络色情？“艳照门”如果不上网，或者在网上有限传播，算不算色情，还是隐私？
    哪些才是真正有害的“网络淫秽色情”，或者说哪些应该被列入国家相关部门加强网络立法予以禁止，这是一个关系到整个网络法律法规的制定、加强网络规范的核心问题，不是某一个部门可以决定的。通过几次专项行动，或者安装一些软件来打击色情和不良内容，短时间内可能起到肃清和净化网络的作用，但是其效果很难持久，过不了多久又会死灰复燃，而且网络内容具有的无限复制的特性，跨越国界时空的特性。工信部这次出台的文件，单纯从技术上说，肃清和净化不过是一厢情愿，自欺欺人罢了；从法律体系上说，也有“跨部门行政”的越俎代庖的嫌疑。美国虽然对于儿童网络色情的界定和管制一直举棋不定，但对涉及性侵害以及涉及未成年人的犯罪和相关内容的网上传播却穷追猛打，不遗余力。工信部在出台这个文件，蒙住网民“双眼”的同时，是不是考虑出台类似的从源头上制止有害内容的文件呢？
    博  主：企业制定或政府审定，会不会存在对色情网站和不良网站界定过严或过宽的问题？
    谢新洲：企业制定或者说政府审定，都存在着标准的问题。标准不确定，很难说哪个是过严，哪个是过宽。而这个标准本身就是虚无缥缈、可望不可即的东西。正如，很多人都曾倡导，杭州等城市付诸实施的“实名制”问题，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于法无据，操作起来又不可行；强行推行，只能是半途而废，空留虚名和笑柄，真正受损失的是国家和政府的公信力，法规文件的严肃性。

互联网“去中心化”，政府不应有完全的管辖权

    博  主：或者是否应该通过文化界、教育界专家坐下来，进行专业研讨和推荐过滤网站的名录？或者，专家讨论出来的需要过滤的网站名录也只是一种推荐，应该交给成人电脑用户自行判断和决定？对此，您怎么看？
    谢新洲：无论是立法还是出台此类文件，事先总要获得社会的认同，无论是专家座谈，还是召开听证会。不仅政府信息需要公开和透明，决策过程更应该透明和公开。何况这个规定要求“我国境内生产销售的计算机出厂前将预装绿坝，进口计算机在我国销售前将预装该软件”。软件被要求预装在计算机硬盘或随机光盘内，且在恢复分区和恢复光盘中作为备份文件。如此严密细致的规定，涉及到几乎所有今年7月1日之后购买计算机的用户，这一软件将直接影响他们的网络应用和隐私安全。无论哪种过滤措施，都将影响公民的信息权利，知情是起码的要求，是否安装，是否需要过滤应该是由公民自主决定的。互联网是一个分布式、去中心化（decentralize）的管理架构，信息的接收与发送来自各个不同的节点，这些节点目前遍布全球，只有各个网站的管理员能对自己网站的内容加以管理，却没有任何一个单一的政府可以对互联网拥有完全的管辖权。网络的传播者和管理者第一次面对的是全球的受众，价值判断的标准一夜之间就变得多元化了。这一点上，工信部和其他部门是不是也该考虑一下是否要与国际接轨。

4170万元政府采购，应有公开决策程序

    博  主：还有网友提出，这次动用财政上千万元的资金，由“政府购买”企业软件，涉及2家企业的商业利益，又涉及全国网民上网私权的问题，这样的事情应该举行听证会。您是否同意这样的主张？
    陈力丹：这样动用财政资金，确实需要经过一定的听证程序，纳税人的钱怎样花，需要有效的监督程序。当年美国反对V－chip芯片的一个原因之一（当然不是主要的），是这个东西经过国家法律带给部分相关企业利益，不合法。
    陈建云：如果政府非要买单安装过滤软件,那么安装哪一种软件必须慎重,因为它涉及商业利益，不透明就容易使网民有看法。应该举行听证会做出选择。实际上，预先规定安装某某软件本身就是不明智的做法，最好是推荐若干品牌，让网民自行选择。
    谢新洲：首先，未经用户同意而强行安装，且具有泄露个人隐私、危及应用安全的软件，人们通常称其为“流氓软件”，无论这个软件是谁设计、谁安装的。其次，财政上支出的4170万元人民币，是纳税人的血汗钱。在国际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全国各界共度时艰的关头，如此大方阔绰，能否起到拉动内需的作用，还是仅肥了个别企业，我们并不得而知。第三，政府决策应该透明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经实施一年多了，其立法的精神就是保护公民的知情权。但在现实情况下，如果要求工信部公布此次政府购买、文件出台、过滤原则等详细情况，多半会遇到涉及“保密”内容而无法公开的问题，我国的《保密法》级别高于《条例》，公开的可能性和程度并不乐观。
    我认为，涉及公民信息权益的任何法律、法规、文件都应有公开的程序，不止是听证会，这需要我们国家行政部门真正树立起“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尊重人民群众，尊重法治精神，尊重公民个人权利。这个《关于计算机预装绿色上网过滤软件的通知》是又一个仓促出台“红头文件”的例子。只有我们国家的法治程度不断提高，监督体制的不断健全，责任追究制度的不断完善，类似的“拍脑袋”式的决策才能从根本上消除。

不能从奥运时期的开放度后退

    网友“专业五毛”：网络是如今言论相对自由的地方，也是民众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奥运期间暂时开放的一些境外网站早已重新被屏蔽，最近网站屏蔽力度和尺度更有所加剧，网友已纷纷表示不满。这种反对的声音并没有停留在孩子应该有个什么样的上网环境，而更多的是对网络言论自由和信息公开的担忧。请问嘉宾，你们也有类似担忧吗？对于这种民意应如何缓解？
    陈力丹：我国政府发言人一再对外表示，我们不会从奥运时期的开放度后退。我们应该兑现这种承诺。出现再次封禁的事情，主要由于我们尚没有可操作的封禁标准，现在实行的各种禁令带有较多的随机性和人治特征。马克思说：“凡是不以当事人的行为本身而以他的思想作为主要标准的法律，无非是对非法行为的公开认可。”（全集2版120页）我们既然承诺要以法治国，就应该朝向马克思提出的法治化情形努力。
    陈建云：网民有这种担忧，说明大家的新闻自由权利意识的增强。国人获知信息和意见表达的渠道本来不畅，拜科技所赐，互联网为我们搭建了比较自由的获知信息和意见表达的平台，现在又出台这样的规定，难免网民忧虑。
我认为，信工部这样做，出发点是好的，为未成年人营造一个健康的网络环境，但有违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
    从程序上说，出台这一政策，并没有进行听证或舆情调查。现在通过网络进行舆情调查如此便利，应该先听一听网民的意见。
    新闻自由权分为表达权和知情权，预先强制安装过滤软件，有损公民的知情权。
    我们应该珍惜网络对我国民主政治的推动作用。近几年的许多公共事件，几乎都是网络媒体首先介入，然后传统媒体才跟进，形成舆论监督的合力，促使事件得以合理解决。

借助网络舆论，修正调整政策

    谢新洲：如何对网络进行管理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一些国家受政治体制、宗教信仰、特殊习俗、历史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实施较为严格的管理，而西方一些国家从维护“新闻和言论自由”的角度，认为不能通过立法等手段对网络言论进行干预。他们的主要的观点有以下几点：
    第一，公民有表达自由（freedom of expression）的权利，这是公民的基本自由之一。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强调, 政府不得肆意限制人们的表达自由。
    第二，担心类似的管制会损害新闻自由（freedom of press）。虽说政府管制色情暴力等不良内容，从表面上看与新闻自由没有关系，但其背后的理念（rationale）是一致的。如果政府可以以色情荼毒青少年为理由对其加以管制，那么，其他的信息和思想也可以用“荼毒青少年”的“同理可证”而加以管制。国外新闻界认为，政府这么做等于开了先例，在其它言论领域上扩展政府的影响力，进一步控制社会的言论空间。
    第三，色情、暴力的尺度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虽然政府目标正确，但手法欠妥，实际操作起来有难度。
    我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进步，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各类管制措施将越来越少，公民将享受到越来越多的信息自由空间，当然这种自由不是无限的，无原则的。公民能够意识到网络信息权益，并主动地加以维护，网上对工信部此次通知的出台也有很多质疑，甚至谩骂。这说明网络环境的宽容程度，公民的表达自由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保证的。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世界各国信息环境的融合也将进一步加强，互联网本来就是为了消除隔阂而生的。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和”是让人吃饱饭，“谐”则是人人都可以说话。虽说这种提法有些牵强附会，但至少说明了我们为之努力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两个基本特征——注重生存权，注重表达权。我相信，工信部也能通过网络上反映出的舆论，适当地修正、调整有关政策的实施，并在今后的工作中更多地倾听网民、公民的意见。

减少随意行政、密室行政、野蛮行政

    博  主：党的十七大提出保障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网上一些淫秽、不良和低俗信息也有泛滥趋势，您认为如何做，才能在保障网络阅读和言论自由和营造健康网络信息环境之间，保持一个合理的平衡点？
    谢新洲：无论是十七大报告，还是中央领导同志的历次讲话，包括胡锦涛同志去年在人民网与全国网友的网聊，都透露出一个信息，那就是网络是了解民情、汇集民智的重要的公共空间，其存在基础是保证网民（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指出，要抓紧制定并着力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只有实行决策民主化，才能保证决策科学化，才能减少随意行政、密室行政、野蛮行政的现象。

    网络色情、暴力等不良内容泛滥是一个客观事实，政府部门加以整治，是合理的，但不能不讲求方法和途径。网络内容的迅速增长，必然伴随着“不良”内容的增长，这一点我们还是要看主流，看方向。我国互联网发展的事实证明，网上大量的内容是正面的、积极的，有益于网民获取信息，增长知识，消除信息鸿沟，获得平等参与社会讨论机会的。对特定人群而言，某些网络信息也许并不适合，甚至会引起某种程度的反感，如同性恋问题，这种网络亚文化的存在对于我们建设和谐社会是有积极意义的。我们可以看看防治艾滋病的例子，向性工作者和同性恋人士发放安全套的措施出台后，极大地遏制了艾滋病在我国的蔓延和爆发。如果简单地出台文件，用“严打”的方式对待，恐怕我们今天的公共卫生安全环境就将是另一番图景了。
    我认为，对待网络信息内容不能简单地划分为“好的”和“不好的”，对“好的”就放松监管，对“不好的”就一刀切地封禁，而是通过法治建设区分哪些是“合法的”，哪些是“非法的”。我们应该加强网络立法进程，切实保护公民的信息权益，保护未成年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安全，少一些“官员猥亵幼女”的丑剧，少一些“强奸防卫过当”的尴尬。对网站进行分类管理，对网络内容分级管理。门户网站也许要严格一点，某些带有“网络亚文化”的网站，只要不违法，就应该留有余地。

《泰晤士报》读者也看《太阳报》

    陈力丹：成年人对于色情信息，有接受需求，也是有抵御能力的。每个人的信息偏好属于私人事项，只要不违法，国家没有必要干预，即使是低俗。其实，每个人，即使是文化水平很高的人，也需要色情信息。恩格斯引证说：人是什么，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泰晤士报》（世界公认的最权威的高级报纸）的多数读者，同时也是被视为低俗的报纸《太阳报》（英语世界发行量最大的报纸，400万）的读者。
    当然，对于网上的信息，特别是综合性的新闻网站，需要有适当的导向，引导人们健康向上，关注人类、全球的共同事务，要有基本的正确立场，例如环保、保障人权、反对战争；在国内事务方面，遵循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等等。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看不顺眼，就轻易干预那些异类的信息。例如，老年人对于奇装异服很反感，若以这种标准禁止奇装异服，现在的年青人怎么活啊！90年代深圳有一本杂志，因为封面刊登了一幅女子背对读者的照片，因为她装着T字裤衩，被老人们视为色情，杂志因此被封。我们不要再做这种傻事了！

把着力点放在加快我国信息化上

    谢新洲：对“绿坝”这样的软件，在特定的场合，如学校机房，如图书馆，可以推荐安装，但不应强制，且要通过公开透明的招投标方式予以公示。对公民的个人电脑和上网软件，干涉越少越好。如果工信部真的想出政绩，应该把着力点放在加快我国信息化建设，加强中西部地区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加强贫困地区学校的网络普及。今后“工信部软”字头的文件，最好是多一些对流氓软件的惩治力度，少一些对公民个人信息权利的干涉；多一些对跨国软件巨头垄断利润的调查，少一些对个别企业的“支持”；多一些科学决策、倾听网民意见的虚心，少一些推出了“免费使用”软件而身陷被动的粗心。

  

    资中筠：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
    范以锦：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
    宋石男：四川大学文艺学博士候选人，知名博客写手

地震中最值得尊重的媒体是互联网

    宋石男：平媒中我比较认可《新京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他们表现出了职业新闻素养、报人担当以及悲悯情怀。但我给出分数更高的是网络媒体，尤其是“自媒体”，无数个流泪的博客，无数个发起援助的论坛，无数个传播生命信息的网站，它们是地震中最值得尊重的媒体。

泱泱大国有成为过敏体的危险

    网友“哈哈哈哈”：天涯网友“阳光太极”说：“如果将事实告诉群众，将腐败及不正常的现象都暴露出来，还不翻天啊，那既得利益者的权贵们如何还能保持稳定发展？所以新闻不应该透明。汶川地震是个特例，一个是事太大，隐藏不了，国外的媒体报道太多，另外有国家领导人直接参与，树立形象是必须的，同时需要老百姓放点血，何乐而不为呢？至于老百姓‘放血’后，如何使用是不需要透明的，那是政府的事情，老百姓没有必要知道，这就是新闻的价值取向。”三位老师对此怎么看？
    资中筠：我是这样想，一个社会要前进，在前进的过程里面很多黑暗和腐败的现象，很多丑恶的现象都要出来，这个免不了的。那么这种情况有两个发展的前途：
一个发展前途就是先捂起来，让它发霉，最后矛盾尖锐到一定程度，社会要发生动乱，就维持不下去了。
    另外一个发展前途是渐进的改良，对于一些丑恶的事情、不好的事情把它揭露出来，由舆论来监督，然后用法律、法治来制裁坏人、坏事。这样的话尽管不可能一下子完全把一切坏事消灭干净，但是总会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然后慢慢社会就在改良中前进。在这个过程里面，舆论的监督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社会、一种政权，必须有监督。监督分为两种：一个是内部，一个是外部，光靠内部自己监督自己是不够的，也不会彻底，所以为什么说媒体是人民的喉舌，起舆论监督的作用，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觉得把坏事情暴露出来，加以解决，只会对社会进步有好处。
    我们作为一个泱泱大国，说得不好听有成为过敏体的危险，就是说我们有好多被称为“敏感”的问题，“敏感”的人物、事情，所谓“敏感”就是不许说，大家不好碰它的。这些“敏感”的东西越来越多，什么事情都不能说了，说明国家非常脆弱，一碰就过敏了，我认为这是很可笑的。
    我想做一个比喻，我有一个朋友的小孩，一生出来对很多营养丰富的食品过敏，比如说鸡蛋、牛奶以及其他的东西，这很使人发愁。他如果一吃这些东西就过敏就要发病，你就永远不给他这些东西，但是他就要营养不良，将来发育不全，或者偏食变成畸形，或者某一个部位特别发达，全体比较脆弱。作为医生采取什么办法治疗呢？就是不能完全回避，什么都不吃，你要是对这个过敏我就永远不给你吃，而是相反一点点加进去，例如对鸡蛋过敏，食物里面稍微小剂量给他一点，让他承受一下，然后慢慢加一点。当然过量一点就发病，但也不会致命，过了这个阶段承受力加强，这样到最后对这些东西能够承受，就变成一个正常儿童，能够正常的吸收营养，将来就能够健康的发展。
    我认为这是很有启发的，就是对于所谓敏感新闻，我觉得不能够完全听之任之，一说敏感大加封杀，而是应该有意识的，真正有志的新闻媒体人，不管是网络也好，纸媒也好，应该像那个大夫一样，一点点的、渐渐的推进。当然，这个分寸和剂量应该怎么掌握，还是一门艺术，不推进是不行的，不然的话最后整个社会变成营养不良，非常脆弱，不堪一击。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在新闻的监督和透明度的问题上，在目前的情况下，我觉得必须采取渐进的改良办法，逐步地突破，网络在媒体在这方面有优势。
    宋石男：在任何时候，以“老百姓没有必要知道”而对事实真相上下其手，或屏蔽或扭曲，都是相当愚蠢的。阳光下的花儿将会健康成长，潮湿的地带只会长出苔藓。缺乏信息透明、舆论监督，也就很难培养出花儿样开放的健全公民，而只能制造出长期在意识形态“洗脑”下的空心人。

借传媒建立官民多元对话渠道

    范以锦：传播技术的进步推动人们观念的更新，推动新闻更加开放，也会推动政治体制的改革。而最后一点是跟“良政”和“善治”有很大关系。
    宋石男：传媒多元化当然可能是推动“良政”和“善治”的杠杆，前提是政府认识到传媒多元化引发的深刻变革，诸如公民的政治参与、新公共空间的建构、自下而上的舆论新格局等等。如果能够理解传媒多元化，并借此建立起政府与民间的多元对话渠道，那么一定能推动所谓“良政”和“善治”。如果不能，则可能形成政府与民间的隐性或显性对抗。从2008年的瓮安事件，到2009年的巴东邓玉娇案，莫不是有力证明。
    资中筠：我觉得很简单，媒体当然应该多样化的，用不着多说。一个方面有助于媒体报道的提高质量，有了竞争，大家都要努力去做，而且要做好，才能够吸引广大读者，所以这个当然是多样化。另外一点，媒体的多样化能够更多接近真相，从各个不同角度来帮助读者了解情况，并且进行舆论监督，这些当然都是非常必要的。

不公开，付出的代价更大

    博  主：汶川地震中灾情报道非常透明，那么多苦难和悲情，反而激起了全民救灾的万众一心，国家的凝聚力空前增强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和拥戴也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能不能说，信息开放不仅保护了公众的知情权，而且对政府形象也是利大于弊？如何让政府官员相信，开放的信息传播比严密控制下的新闻宣传，更有助于政府实施灾难救援和平时的社会管理？
    范以锦：毫无疑问，利大于弊。控制传媒的结果是：传统媒体不开放，新媒体开放；境内不公开，境外公开；权威信息不公开，猜测和谣言满天飞。不公开，付出的代价更大。

信息开放对政府利大于弊

    宋石男：“非常透明”有点夸张，但在地震发生后的十多天内，应称得上是“比较透明”，尤其对外媒开放，力度空前。可惜这种透明并未贯彻始终。开放社会的第一敌人，就是信息管制及新闻控制。相比30年前，政府在新闻松绑上有进步，但还不够。事实上，信息开放对政府形象绝对利大于弊。屏蔽、删除和管制，只能导致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乃至愤怒。长此以往，政府将可能陷入舆论上的“塔西佗陷阱”，即：“当政府不受欢迎的时候，好的政策与坏的政策都会同样得罪人民。”
    以信息开放维护政府形象，个人意见，应完成三个“切割”：
    中央与地方的切割，中央无需为地方“背书”而钳制舆论；
    政府与官员的切割，政府无需为个别官员“背书”而钳制舆论；

需要建立在历史真相的谅解

    宋石男：现在与过去的切割。最后这点尤为重要。新中国60年里的不少历史问题，至今仍不能被公开讨论，仍为言论禁区。这实际上是很不明智的做法。梁启超说，人当以今日之我决战昨日之我。政府亦然。只有建立在历史真相的谅解与共识，才能推动社会走向真正的和谐。澳大利亚首相陆克文对澳洲土著人的道歉足资镜鉴。在他之前，霍华德政府执政11年一直拒绝向土著道歉。陆克文的道歉被称为工党执政的一号文件。

整体利益不能为特殊利益所裹挟

    资中筠：我是这样想的，总的说起来当然是对政府形象有利的。一个新闻比较透明的国家，对整个国家形象和对政府的形象是有利的。但是，在某一个特定的阶段，和某一组特定的人群或者特定的个人，也许对他不利，因为他的一些不好事情给揭露出来，当时可能感觉是不好的。但是如果政府作为整体而言，而不是为某一个特殊利益集团服务的话，那么对整个政府形象，当然是有利的。因为政府如果把自己定位为国家的最高利益和全体百姓的利益服务的话，那么政府应该欢迎把一些不好的事情揭露出来，目标是一致的，就是兴利除弊。
    比如说关于汶川地震以后暴露出来的工程质量问题，作为政府来讲，它当然应该希望能够从中吸取教训，惩处对“豆腐渣工程”负责的官员、不法商人等等，以后在这过程里面建立起经得住考验的建筑物。我觉得对政府没有任何坏处，但是对某些集团或掌权的，跟这个有关系的，或者是本身就是应该被问责的人，当然就不欢迎透明度。所以我觉得，整体的利益不能为特殊的利益所裹胁。
    网友“顺其自然”：宋石南，你是当地人，你觉得当地媒体在地震时期新闻透明度怎么样？地震过后和地震时期媒体新闻透明度有什么变化吗？
    宋石男：地震初期的普通灾情报道还算及时、悲情。但之后的重建商榷、相关问责，四川传统媒体几乎集体缺席。

媒体与特殊利益群体的博弈

    网友“50centstoodear”：资老师，我听过您在三味书屋的讲座，是您的忠实fans。您说过，中国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利益阶层，请问资老师能不能谈谈利益阶层与媒体透明度与新闻自由的关系？
    资中筠：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特殊利益的一些人或者一个集团，是不欢迎媒体主持正义，或者揭露一些它们腐败现象或者坏的现象的。比如说在有些国家开始搞环保的时候，那种化学工业既得利益企业对环保人士，揭露环保媒体人常常采取打压，甚至于暗杀的行为都有，这是不可避免的。要揭露某些人的不法行为或者丑陋现象，不管社会上的恶势力也好，在官场掌握一定权力也好，一定会对媒体进行打压，想办法不让报道，这是一个博弈的过程。
    比如说有一些地方矿难发生，现在有一种说法叫做“防火防盗防记者”，把记者看成是洪水猛兽，说明这种记者是光荣的。但是有一点，在有些社会里面，有法律保护新闻自由，保护记者的权利，保护人民知情权的，所以跟这些不法分子做斗争的时候，或者跟那些还没有揭露出来的既得利益集团做斗争的时候，对方是处于非法的地位，只能够采取阴暗的手段，不能公开以官方的名义来对你进行封杀。所以那样的话在长期斗争里面，必然是公正舆论会战胜黑暗的势力。然而，如果整个社会没有法律保障舆论监督、保障新闻自由的话，那么结果就很难说，很可能就是主持正义新闻媒体会遇到非常强大的势力，甚至于是以国家的名义来加以打压和封杀，这是不同的。

互联网不能变成局域网

    网友“顺其自然”：天涯社区网友“alexwater”说：真是无比的失望，腐败，封锁不利新闻……俨然闭关锁国。
    宋石男：最近互联网有点沦为史上最大的局域网的趋势，但我相信这只是暂时的。“稳定压倒一切”的惯性思维，其中自有合理因素，但运用手段则还可改良。毕竟，稳定不是搞定。有网友曾说，“九个中国人消失在大西洋的第二天，13亿人消失在youtube，消失在flickr，消失在msn space，自由的航船走到了尽头，楚门世界里所谓的蓝天，实为一堵广袤的墙”。这种情绪很真诚，执政者应当正视、重视，并作出相应改良。

“外间以为是，内阁以为非”

    资中筠：我在明人笔记小说看到过一则小故事，两个大知识分子，一个叫顾宪成，一个叫王锡爵，王锡爵是当官，顾宪成在野。有一个对话，顾宪成说外间以为非者，内阁以为是，外间以为是者，内阁以为非，何也？我当时看了这段话特别有同感。我所看到的报纸报道以及一些杂志上面的文章，我常常感觉到特别好的时候，我说这篇文章真好，或者说这杂志办得真好，不仅是我个人，我跟一些朋友互相交流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这几篇东西写得特别好，每当这个时候，就会听说这个杂志挨批了。什么时候“外间”和“内阁”的是非能够一致起来，就有希望了。
    网友“一剑平江湖”：请问嘉宾：新闻报道的尺度应否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和制约？中国在这方面目前做得如何？
    范以锦：我们现在更多的是用政策来管理媒体。在依法管理媒体，尤其是如何用法律来保护媒体方面，还是做得不够。在媒体受到侵害时，往往处在弱势的状态。

国际形象不是宣传出来的

    网友“有个愿望”：资老师，请教您在没有一以贯之的国际政治理论的情况下，我对我国的对外宣传、国家形象建构感到莫名的悲观，以媒体的自觉或者政治“任务”形式，能打拼出一个美好国际形象么？
    资中筠：我一向认为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不是宣传出来，最主要是在于它是什么样。很多小国的国际形象很好，它们在国际上媒体声音并不强，但是在现在全球化过程里面，谁也不太容易封闭起来，很多真相很难掩盖的。所以我觉得主要不在于宣传，而在于国家的本身的情况，在过去封闭的情况之下，有可能一些真相掩盖起来，外国人不知道，现在不可能了。所以我觉得在于如何做，而不在于如何说。
    在这里，我想举一个余秋雨去年引起大家很多争论的一篇文章，就是含泪劝告在地震中死去孩子的家长不要去请愿要求了解真相，理由就是要维护国家的国际形象。我的看法恰好相反，如果要是政府能够正面接待，回应家长，给予满意的回答，并且承诺进行彻底的调查，这样恰恰有助于提高我们的国际形象。如果要是把这些家长给压下去了，或者是完全置之不理，这样恰巧是破坏我们的国际形象。这是从国际形象的角度来讲的，但是在这个事情上更高地说，是对人的生命如何看的问题。有这么多人失去了生命，不把这个作为第一大事，而还去讲什么虚的国际形象，是违反人道的。

新闻开放连着后续的改革

    网友“killerxiaop”：对于当前缓慢且收效甚微的政体改革，你什么看法？
    宋石男：好像这里讨论的是新闻开放问题，不是政体改革问题。不太好说。个人感觉，1992年以来，中国打开经济门，半关政治门，而且竟然跟多数民众达成了默契，这中间肯定藏着不少问题。
    网友“killerxiaop”：再问宋石男先生，对于上一个问题，我个人认为最好的方式就是新闻开放的实现。我们可以看到，没有有效的新闻监督，任何改革都只是在自己玩。对于前段时间的七十码、饼干女、邓玉娇等事件，为何新闻媒体几乎全体失声？而且我们要看到，如果新闻开放公正的话，普通人就会更多的去关注这些事情，相应的就会对司法机关形成强大的监督制衡力量，从而更好地去促进司法的公正和公信力，而司法改革不正是政体改革中重要的一环吗？所以我认为新闻媒体的开放、客观、自由和公正，是紧密联系着后续的改革的。
宋石男：我基本同意你的表述。你这不是问问题嘛，是在慷慨陈词，呵呵。

提升新闻执政理念

    博  主：地震以来这一年，中国社会的多元表达还在发展，从云南网友调查“躲猫猫”事件，到杭州飙车案、巴东邓玉娇案，媒体报道推动了案情公开，互联网更是发挥了强大的舆论监督作用。在这些事件背后，似乎不仅是信息披露不够及时和充分，说到底可能是政府公信力阙失。您建议在这个大众传播的时代，政府怎么去做，才能更好地面对沸腾的民意？
    范以锦：政府官员应该强化自身传媒素质，提升新闻执政理念。新技术发展带来的信息的快速互动和海量的传播，是堵不了、躲不了的。政府部门与其被动应付，不如积极应对！
    资中筠：我最不愿意的事情就是向政府建议怎么做，因为我觉得是没用的。如果说到媒体的问题，老早大家都有很强烈呼吁，第一个要新闻立法，什么事情都要依法来做。即使检查也应该依法，而不是随便哪一个机关、机构忽然就说这句话不许说了，这期杂志收回了，或者说这个人不能公开见报等等，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所以，我认为首先就应该立法，哪怕这个法律不完备也比没有好，要光明磊落，公开地执法。当然更重要的，应该有基本的言论自由。这些话都属于废话，所以我在这方面不想多说。

清议与君权、相权鼎足而立

    宋石男：且允许我将“沸腾的民意”上溯到中国的一个传统概念：清议。在中国传统社会，清议的力量是卓著的，几乎可与君权、相权鼎足而三。按照学者杨国强的说法，清议天然地包含苛论，迫使握有政治权力和影响政治权力的人物群常在紧张和惕厉之中，后者由此多一点谦卑，少一点恣睢，其握有的直接、间接权力也才不会过度肆张。
    但在中国传统社会，清议只是士大夫的专利，居庙堂则为言官，处江湖则为名士，皆属于精英而非草根的“言论政治”，且是自上而下生发。而在当代社会，尤其自网络崛起之后，清议不但包含精英的层面，也包含草根的层面，这两个层面并且相互渗透，融会贯通，很难说清议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生发，人们似乎进入了一个“所有人向所有人传播”的大集市，而清议也成为真正的公共舆论。换言之，在当代，“清议权”不再专属士大夫精英阶层，而属于愿意也有能力表达观点的所有民众。清议的形式与际遇也因之更加多变——普通人可能一夜间成为清议英雄，个体发出的微弱声音也可能一夜间成为响亮清议。
    不过，部分地方政府在应对当代清议时，却不够与时俱进。对传统媒体或“言官”（譬如两会代表）的清议，他们通常比较重视，但对民间草根的清议，他们通常要么假装没听见，要么删除声音，甚至逮捕发声者。因言获罪的恶现状必须被彻底打破，文字狱的阴影必须于赤县神州彻底清除。政府应当有直面任何形式的批评与质疑的勇气，并对之正面回应，而非打压或欺哄。惟有如此，权力与清议之间的平衡方可保持，权力因清议（当然不仅是清议，更重要的还有法制）的敲打而得到约束，清议因权力的尊重而焕发光芒。

如何理解外媒对华报道的价值取向

    博  主：温家宝总理去年5月24日在震中映秀镇废墟上，对美国《新闻周刊》记者说，相信外国记者的“良知”，“相信你们会公正、真实地报道本次灾难”。外国媒体对中国政府和人民在汶川地震中的表现，总体上给予了高度肯定。但在此之前，北京奥运火炬的境外传递，曾经受到西方媒体的冷嘲热讽。您认为，这种高度肯定和冷嘲热讽，出自同一拨外国记者吗？我们该如何理解外国媒体对华报道的价值取向？
    资中筠：是否是同一批人我不清楚，但是我想很可能是同一批人。有高度的重叠可能性是有的，当然也有两极的，但是大多数可能差不多。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是非标准，他们的价值观、看法跟我们不一样的。所以对某些问题的报道，不要是正面报道了，就说它对中国特别友好，他做了负面报道就是对中国不友好，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不仅仅是说中国大张旗鼓搞火炬传递，再加上跟西藏问题联系在一起，他们采取了冷嘲热讽的态度，即使是对别的国家，如何这样大张旗鼓，他们也会冷嘲热讽的。
    范以锦：有一部分是同一拨外国记者。不同国家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各自都不能强加于人。做好我们的事，更加开放，让事实去纠正某些外媒的偏见！
    宋石男：这个问题问得很奇怪。难道他不是昨天的昨天的那个他？而是我不是昨天的那个我了嘛。外媒对中国的批评和赞美，相对国内主流媒体，并不是更加不客观，不必挑起新一轮反CNN的弱智怒火。

有公信力才有传播力

    博  主：在海外媒体的地震报道中，中国央视的节目信号被海外媒体广泛采用。到5月14日，共计113个国家和地区的298家电视台机构转播或部分使用了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英语频道、法语频道和西班牙语频道节目的信号。CNN、BBC也大部分引用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四川电视台等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您认为这样的现象，是否可以认为我们成功地影响了国际传播的议程设置？今后国内媒体怎么努力，才能提高对外新闻报道的原创率、首发率、落地率？
    资中筠：我认为海外媒体采用中国的媒体新闻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自己没有那么多记者在前线，又必须报道这样大事，只好采用你的。第二当时中国媒体报道是相当充分，而且比较接近真相，就是比较大限度表现出来真相。如果当时媒体都是掩盖的，是非常不可信，他们也不会这样大量采用。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你自己能够有公信力，报道有可信度，人家就会采用，而不是说有意识地以一些虚假的报道来引导国际舆论，我觉得第一是不可取的，第二是不可行的。
    宋石男：外部管制松绑、内部体制改革。唯有此二者，能指引中国媒体走向与国际媒体相抗衡的未来。
    博  主：上述情况是地震甫一发生时的现象，但在后期报道中，外媒对我们的负面报道急剧增加，您认为是什么原因？
    范以锦：职业习惯吧。危难时刻少揭短处。一旦恢复正常秩序，就会有冷思考。
    宋石男：因为我们的负面行为急剧增加了呀。屏蔽、遮掩……

国民道德受制于社会环境和社会制度

    博  主：在汶川地震中，很多人忽然发现，原来中国人并不丑陋，中国人民很善良、很勇敢，网民很自律，“80后”很有爱心。那么，平时是哪些因素，让我们对社会道德状况做出比较悲观的估计？
    资中筠：关于道德问题，我是人性双重论者，人性可以有很善的一面，也可以有恶的一面，就看你如何教育、引导？以及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比如说在汶川地震期间，所爆发出来的是人的特别善良一面，大家在互相影响。特定的事件里面，人的悲悯之心和爱心大大发作出来，而且人作为社会动物，互相之间感染，总是很容易有随众的趋势。在一个大的潮流里头，很容易把人性的善良一面发展出来。但是在另外一种情况之下，又可以把人性恶的一面发展出来，所以我觉得不是一个个人的道德修养问题，常常是一个社会环境和社会制度的问题。
    举例来说，一个本来很想做廉洁官员的人，一旦进入某一个官场，想要保持廉洁都不可能，在那样的环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潜规则，要么就是被消灭，要想站住脚就必须做违背良心的事情。所谓道德的堕落，跟总的环境、社会制度是有很大关系，我觉得不能够一概而论，说80后都很好，都不好，不是80后，甚至70后、60后，甚至更老的人，都有这样的问题。
    但是现在确实对于道德状况有理由悲观，因为在现在大的环境做好事非常困难，做坏事非常容易。如果做好事渠道畅通，做坏事渠道不畅通，处处风险很大，这个社会道德状况就会提升。但是现在情况相反，想做一点好事非常困难，包括在汶川地震时候大量的志愿者和民间的组织满腔热情去做好事，也碰到很多问题和挫折，还有很多法律上头有不完备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要提升人的总体道德，首先应该改变社会制度和社会环境。

打开经济门，半关政治门

    宋石男：我一直认为80后、90后将最可能成为新中国建国来最有独立精神的一代。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时代精神面貌就没有问题。如许纪霖所说，当前中国时代精神面貌大约可以概括为政治的犬儒主义，人生观的私欲主义，道德上的虚无主义。
    以我的解读，政治上的犬儒主义有三个成因：一是政治宣传的乏味与简陋，都什么年代了，还搞陈腐的意识形态那一套。二是对政治敏感区的议题设置。三是公民政治参与的难度较大。
    人生观上的私欲主义，则是来自1992年后政府与民间的打开经济门、半关政治门的“契约”。
    道德上的虚无主义，大约来自旧的道德伦理被抛弃大半（官方在不懈努力重建，但手段很傻，靠建几个埃及金字塔样子的黄帝陵，弄几个巫师来祭天，搞个额头高耸入云的孔子上邮票，是不行的），新的道德伦理又尚未建立。

媒体开放至少要“进两步退一步”

    网友“木木夕”：资老师，您好，这次因为灾难太深重，加上中国互联网的发展，中国媒体人的良知和责任感，才真实还原了这灾情全过程，您提到这是一种非常时期的非常现象，在灾难过后，这种非常现象将很有可能退回原来的旧轨道，您怎样看待这个“倒退”问题呢？
    资中筠：我当时就写过文章，我比较担心这只是非常时期的非常现象，因为当时很多不同的报纸和报刊派自己记者上第一线，是冲破一定的禁忌，并不是得到批准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法不责众也就算了，就让他们去了。我当时在文章里面就写过，希望不要秋后算帐，不要又倒退到所谓常规去了，但是后来不幸而言中，情况还是这样。我觉得这种发展应该是进两步退一步，如果进一步退两步就很糟糕。所以不能够指望一直前进，但是至少要进两步退一步，不要进一步退两步，我只能抱这样的希望。

抚平历史伤痛，促进社会和解

    台湾也曾经历经类似不易化解的历史伤痛，不论民国36年228事件或民国40年代白色恐怖时期，都制造了不少冤魂，也让很多人失去自由与健康，许多家庭因而破碎，妻离子散，痛苦终生，人民与政府的关系蒙上怨恨与恐惧的阴影。
    民国76年台湾解除戒严之后，政府花很长的时间，拿出很大的决心和诚意，经由调查、认错、道歉、建纪念碑、立法补偿、恢复名誉、设国定纪念日并降半旗等系列作为，期能抚平历史的伤痛，促进社会的和解。这一段努力实践转型正义与人权法治的历史，对台湾、对中华民族，乃至对其他国家，都具有正面意义与参考价值。

公权力有责任虚心检讨

    这段伤痛的历史，必须勇敢面对，不能刻意回避。
    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流血冲突，史不绝书，中外皆然。过去半世纪，包括美国、东欧、韩国、东南亚等都曾出现，并在社会留下了长久的伤痕。政府是为人民而存在，流血冲突造成的怨恨与恐惧不会随时间消逝，握有公权力的政府永远有责任虚心检讨，设法愈合伤口。
    我们认为：任何一个政府，面对不幸的历史，要“就事论事”，面对沉痛的家属，要“将心比心”。唯有如此，才能避免悲剧重演。

记取历史不是深化仇恨，是策励未来   

    过去20年间，台湾则历经民主化的过程：解严之后，从开放组党、国会改选、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废止临时条款、省市长民选，到总统直选，台湾一步一步回归民主宪政常态。人民并以选票在8年内完成两次政党轮替，台湾逐渐迈向成熟的民主社会。上个月，台湾也批准了两项联合国人权公约，并转化为国内法，未来将以两年时间，彻底检讨相关国内法律，以符合国家人权的标准。

    我们认为，历史是指引我们前进的明灯，记取历史教训不是为了深化仇恨，而是为了策励未来。”

    台湾报纸就此评论说：国民党原本绝对有理由不为228事件翻案。
    首先，228确实有外力介入，中共在台湾的地下党组织介入。参与228行动的多名中共党员，比如谢雪红、吴克泰、叶纪东等，其后都逃回大陆并公开活动。近年吴克泰还爆出1946年吸收李登辉参加共产党，李登辉在他的着作《台湾的主张》中承认，228时，“我也是被镇压的对象之一”。而中共是明确地表示要推翻国民党政权的。
    其次，参与228事件的台湾人，不是和平地静坐或绝食抗议，而是也使用手头上有的种种武器，对国民党人甚至外省人进行暴力袭击。
    其三，228后，国民党的稳定统治，尽管属专权政治，台湾在这段期间获得经济起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也避免了统治大陆时期的贪腐，可算升平。
    其四，若否定了国民党对228的镇压，给受害者平反，那么将如何给蒋氏父子尤其是蒋介石定位？若否定了蒋，又怎样评价1949年后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呢？深入挖掘，国民党的统治怎么维持？
    然而，若站在对个人生命充份尊重的人性立场，那么一个专权政府，用真枪实弹对付手无寸铁的民众，那怕倒在血泊中的只有一两个人，政府也要承担罪责。马英九最动人的一段话是：“任何一个政府，面对不幸的历史，要‘就事论事’，面对沉痛的家属，要‘将心比心’。唯有如此，才能避免悲剧重演。”实际上，能否就事论事、将心比心，不仅是避免悲剧重演，对一个政党来说，更是能否让一个革命政党转型为和平时期的执政党的关键。

    国民党也在这个勇敢面对历史伤痛的浴火重生中，转型为必须接受民意考验的非革命政党。经两次政党轮替，国民党重掌政权，台湾也步向成熟的民主社会。

            

      邓拓（1949-1959年在人民日报）        钱李仁（1985年12月-1989年6月在人民日报）

把酒留思二十年，
晴空雷击走硝烟。
文章原为苍生发，
风雨方知国士贤。
青史难掩功与罪，
民心终定后纠先。
平生赢得真情在，
普世潮流望接天。

    日本小说家村上春树2009年2月，在耶路撒冷文学奖颁奖仪式上的致辞中说：
    在日本，许多人建议我不要来这里接受耶路撒冷文学奖。甚至有人警告我，如果我坚持前来，他们会联合抵制我的小说。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加沙正在发生的激烈战斗。
    根据联合国调查，在被封锁的加沙城内，已经有超过千人丧生，许多人是手无寸铁的平民、孩童和老人。
    我收到获奖通知后，不断问自己：此时到耶路撒冷接受文学奖，是否正确？这会不会让人认为我支持冲突中的某一方，或认为我支持一个发动压倒性武力攻击的国家政策？老实说，我也不想看到自己的书被抵制。
    我来到这里，我选择亲身面对而非置身事外；我选择亲眼目睹而非蒙蔽双眼；我选择开口说话，而非沉默不语。
    我今天不会在你们面前发表任何直接的政治讯息。不过，请容我在这里向你们传达一个非常私人的讯息。这是我创作时永远牢记在心的话语。我从未将这句话真正行诸文字或贴在墙壁，而是刻划在我心灵深处的墙上。这句话是这样的：
    “以卵击石，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那方。”
    无论高墙是多么正确，鸡蛋是多么地错误，我永远站在鸡蛋这边。
    谁是谁非，自有他人、时间、历史来定论。但若小说家无论何种原因，写出站在高墙这方的作品，这作品岂有任何价值可言？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轰炸机、战车、火箭和白磷弹就是那堵高墙；而被它们压碎、烧焦和射杀的平民则是鸡蛋。这是这个比喻的其中一层涵义。
    更深一层的看，我们每个人，也或多或少都是一枚鸡蛋。我们都是独一无二，装在脆弱外壳中的灵魂。你我也或多或少，都必须面对一堵名为“体制”的高墙。体制照理应该保护我们，但有时它却残杀我们，或迫使我们冷酷、有效率、系统化地残杀别人。
    我写小说只有一个原因，就是给予每个灵魂尊严，让它们得以沐浴在阳光之下。故事的目的在于提醒世人，在于检视体制，避免它驯化我们的灵魂、剥夺灵魂的意义。我深信小说家的职责就是透过创作故事，关于生死、爱情、让人感动落泪、恐惧颤抖或开怀大笑的故事，让人们意识到每个灵魂的独一无二和不可取代。这就是我们为何日复一日，如此严肃编织小说的原因。
    我90岁的父亲去年过世。他是位退休老师和兼职的和尚。当他在京都的研究所念书时，被强制征召到中国打仗。
    身为战后出生的小孩，我很好奇为何他每天早餐前，都在家中佛坛非常虔诚地祈祷。有一次我问他原因，他说他是在为所有死于战争的人们祈祷，无论是战友或敌人。看着他跪在佛坛前的背影，我似乎感受到周遭环绕着死亡的阴影。
    我父亲过世了，带走那些我永远无法尽知的记忆。但环绕他周遭那些死亡的阴影却留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我从他身上继承的少数东西之一，却也是最重要的东西之一。
    今天，我只希望能向你们传达一个讯息。我们都是人类，超越国籍、种族和宗教，我们都只是一枚面对体制高墙的脆弱鸡蛋。无论怎么看，我们都毫无胜算。墙实在是太高、太坚硬，也太过冷酷了。战胜它的唯一可能，只来自于我们全心相信每个灵魂都是独一无二的，只来自于我们全心相信灵魂彼此融合，所能产生的温暖。
    请花些时间思考这点：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特而活生生的灵魂，体制却没有。我们不能允许体制剥削我们，我们不能允许体制自行其道。体制并未创造我们：是我们创造了体制。
    这就是我想对你们说的。

    都江堰聚源中学，很多孩子谈到死难同学时都泣不成声。老师在黑板上写着：“中国不会哭，都江堰不会哭”。

    5335个孩子，可以充满几十个操场，生龙活虎地运动；可以充满100多间教室，聚精会神地听讲。现在他们沉沦在废墟下，一任亲人呼唤:天堂中没有地震，孩子你还好吗？风来了雨来了，孩子你会冷吗？（李泓冰，2009年5月8日《京华时报》）

    在汶川地震一周年前夕，中国人期待已久的死难学生人数，今天公布了。

    新华网成都5月7日电（记者孙闻、王爱华）四川省教育厅厅长涂文涛7日在发布会上说，经过学校和教育部门核对，地震中四川省遇难和失踪的学生共计5335名。涂文涛说，这一数字是根据遇难学生家庭申请国家抚慰金和社会救助金的人数统计的，“是负责的、可信的”。

    据统计，汶川地震中，四川共有68712人遇难，17912人失踪。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四川省民政厅厅长黄明全说，全省因地震遇难和失踪人数与抢险救灾期间的统计数字没有变化。
    四川省建设厅厅长杨洪波说，经过调查、核实，目前没发现因建筑质量问题造成房屋在地震中垮塌的案例。对于社会上关于建筑质量问题导致地震中房屋垮塌的反映，四川省委省政府态度明确，一旦发现此类问题及相关违法违纪问题，将依法严肃查处。此前，四川省司法厅厅长刘作明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不主张追究大地震后的建筑质量问题。原因之一是，除了高强度地震作为不可抗力之外，大规模校舍垮塌的问题出在建筑设防标准，规范存在不足，这就不是哪个人的责任。四川省政法部门对“自然灾害中公共建筑能否免于质量追究”这一命题，在法律上已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大地震中建筑物垮塌引发的赔偿问题不适宜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予以解决，几乎已经成为当地政府部门的共识。  

    在各大网站中，网易等关闭了评论功能，其他网站大量删除网友评论。搜狐放出来的评论比例最高，截止今晚20时原创评论1018条，显示466条。

    5月8日，人民日报和京华时报等媒体发表评论。

    特摘录四川官方说法与媒体、网友评论，立此存照。

愿夭折的孩子在天堂快乐

    搜狐重庆市网友（IP58.144.49.*）：看着这触目惊心的数字，眼泪又忍不住流了下来，可怜的孩子们啊！！！
    搜狐社区用户jtwang777s（IP202.108.136.*）：孩子眼巴巴地依靠我们，我们却把他们抛进了孤独黑暗的不归之路。
    搜狐江苏省盐城市网友（IP222.188.27.*）：自从有了自己的孩子，才明白做父母的那种感觉！！可怜的孩子们，你们安息！
    搜狐广东省网友（IP125.88.9.*）：毁灭性的数据，象征国家未来的少年一代受到如此的灾难，深感悲痛。为地震灾区默哀。
    搜狐陕西省西安市网友：愿那些幼小的亡灵得到上帝的亲吻！！！！！！！！！！
    搜狐辽宁省锦州市网友：愿这些夭折的孩子能在天堂成为快乐的天使！
 

顺应民心之举  了不起的进步

    人民日报：推动公共信息的公开，是这些数据所传递出的一种现实力量。它来自政府对数据锲而不舍的核查与追踪，也来自数据背后的很多人认真调查。于是，这种力量促使震后重建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强调校舍质量；促使我们在对灾区进行物质援助的同时，关注到受灾民众的心理健康；促使我们反思作为共和国公民的责任，尽己所能，参与灾区重建；促使我们反思防灾减灾，学会如何从灾难中挺立……公布汶川大地震有关数据，这是灾后重建中最平常的工作和程序，也是顺应民心之举。（郝洪）
    京华时报：在网络和民间千呼万唤之后，政府没有食言，我们终于知道了一个苦苦追问的数字：在四川，有5335名名学生在惨烈的灾难中消失。尊重生命是一种细腻而深沉的情感，爱护老弱妇孺，是一种高贵的教养，它凝注着我们对整个人类、整个自然界的深情，凝注着我们对生命延续的关切与祝福，凝注着我们的自信与自尊。而这一切，需要有整个社会的高度文明高张起一幅暖色的背景，这种暖色的文明又往往要建立在相当程度的物质基础之上。因此，民间对遇难学生人数的关注，是文明程度提升之后，公民意识的自然呈现。而政府践诺公开遇难学生人数，也在尊重生命这一层面，与民间形成了良性互动。（李泓冰）
    搜狐网友（IP已隐藏）：了不起的进步，是天灾没有什么应该藏着掖着的必要，还需努力把详细名单公布出来，建一个纪念碑，镌刻他们的名字。
    搜狐云南省昭通市网友（IP222.220.169.*）：我们应该把数字精确到每个人，刻下他们的名字。中华民族要记住这一灾难中遇难的每一个同胞，这是对他们的尊重，同时也是对活着的人的尊重。

公民调查志愿者的推动

    搜狐山东省青岛市网友（IP已隐藏）：网上舆论就是厉害！前些日子我们的政府部门还不知道地震中有多少学生死亡和失踪，让网民一顿评说，数字很快就出来了。政府不是说很难统计吗？怎么这么几天就出来了？这就是网论的威力，也说明了我们的一些政府部门的不作为。
    jwong1202@chinaren.com（IP208.229.190.*）：我只能表示对艾未未先生和公民调查志愿者，以及艾晓明、谭作人先生等的敬意。
    搜狐北京市网友（IP61.233.2.*）：没有艾未未调查，我看100年也整不出这份残缺不全的统计。
    搜狐安徽省合肥市网友（IP已隐藏）：艾未未公民调查组截至5月6日已核实死亡学生数为5205人，今天四川官方发布核定人数为5300余名，好有智慧啊！
    搜狐北京市网友（IP已隐藏）：艾未未还在坚持，人数就会不断增加，到时候看这个“5300余名”的脸往哪放？
    搜狐北京市网友（IP已隐藏）：更愿意相信民间正义人士的统计，对根据需要给出的数字没有兴趣。

为什么要追问死难人数？

    搜狐湖南省长沙市网友（IP222.240.186.*）：这个数字难道要一年才能统计出来？笑话。
    搜狐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网友（IP221.7.195.*）：5300/365=14.52，相当于每天才统计了14.52个人。搞了一年才整出这五千三百人来。对于一向不透明的这个集团，我是不相信他们公布的这个数字的。
    搜狐网友（IP已隐藏）：五千多个家庭悲痛欲绝！要个说法就这么难？？！！
     搜狐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网友（IP已隐藏）：为了这个数字，四川警方逮捕了多少不明真相人员？
    搜狐四川省成都市网友（IP已隐藏）：现在，我觉得我们最重要的是为灾区的同胞们多做点什么，而去穷追遇难人数这个数字意义不大，只会一再勾起受伤者痛楚的心灵。
    搜狐四川省成都市网友（IP已隐藏）：你不信什么呢？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怎么能诋毁政府在这次抗震救灾中的成绩呢？
    搜狐四川省成都市网友（IP已隐藏）：人类在大自然面前都是一样的脆弱与无助，谁都不希望受伤害。政府争分抢秒、全身投入的抢救每一个生命，这是当时最重要、最必须的工作，而政府做到了！
    搜狐四川省成都市网友（IP已隐藏）：个别网友真是无聊，甚至是无耻！5.12大地震已经让全世界人民为之震动，疼心不已，我们应该严肃对待，遇难同胞数字准确不准确有必要深究吗？对于每一位有良知的中国人，每增加一位遇难同胞数字，难道不感到痛心吗？真是希望遇难同胞的数字为0！
    搜狐社区用户“别人我不告诉”（IP218.244.198.*）：怎么能对统计数据不深究？每一个数据的背后就是一条生命！
    搜狐网友（IP已隐藏）：请不要用冠冕堂皇的话来掩饰你对生命的漠视！
    搜狐安徽省合肥市网友（IP220.178.42.*）：你就那么害怕真实吗？
    搜狐安徽省合肥市网友（IP220.178.4.*）：只有明白这次的死亡学生人数，才能作为未来的警戒，反而是你，才真叫无耻！
    搜狐河南省三门峡市网友（IP已隐藏）：探究责任才能避免灾难重演！日本是多震国度，但它的学校、教堂等公共建筑是最好的避震所，我们倒坍最多的却是校舍，为什么？？

期待进一步的灾情公开

    搜狐浙江省杭州市网友（IP60.191.65.*）：死亡加失踪近8万6，学生死亡加失踪5300，平均16个人里面有1个学生。我不太相信比例会这么低。
    搜狐江西省网友（IP218.87.45.*）：学生占总数不到十分之一，不可信！
    搜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网友（IP222.83.93.*）：学生人数差不多。我国儿童占总人口15%，汶川地震死难总人数9万，按此计算，9万×15%=13500人。在这13500人中，入学的7-19岁，没入学的0-7岁，差不多1：1左右，所以，政府说学生死难人数5000多，我想剩下7000-8000的死难孩子是没有入学的。
    搜狐河北省保定市网友（IP已隐藏）：一所普通的县级小学或中学有多少学生，应该有数千吧，自己回忆新闻想一下倒了几座，大家都上过学，2点30分上体育课的没几个班，应该是5300人吗？
    搜狐福建省福州市网友（IP220.249.167.*）：没治了，按照领抚恤金来统计学生数。对比一下学生档案不就全清楚了吗？
    搜狐美国网友（IP155.91.28.*）：为什么没有准确的数字，学籍呢？不是有电子档案吗？日本在50年前都可以把灾难的人民的名字精确到1。
    搜狐上海市网友（IP已隐藏）：我们伟大的户口制度呢！！！！
    搜狐山东省济南市网友（IP123.232.100.*）：5300？敢问政府对得起没有被统计进去的孩子们吗？##也不能##到这种程度吧！死者安息……
    搜狐广东省广州市网友（IP116.22.197.*）：应是5300个死亡孩子家人领了救助。
    搜狐天津市网友（IP117.11.234.*）：是不是没领政府抚慰金和社会救助金不在统计范围内？
    搜狐吉林省吉林市网友（IP已隐藏）：没有详细的名单数字就难令人信服！有了详细的名单，只要所有遇难的孩子亲属都能在那名单上找到名字，那数字就是准确的，反之就不准。现在首先没名单，民众就没有确认核实的可能。
    搜狐手机网友：应该精确点，地点、学校、名字公布出来，看有没有遗漏！
    搜狐上海市网友（IP218.1.21.*）：请公布这5335名遇难学生的姓名、地址，以便人们核实。就像911美国人做的那样。
    搜狐山西省运城市网友（IP已隐藏）：公布名单的作用在于让每一个失去孩子家庭确认：他们的孩子有没有被统计进去！敢吗？
    德阳广汉人：只是个数字而已，真真假假与我何干，只要心里记得、不会遗忘那个下午，就是对罹难同胞最好的湎怀。只希望ZF不要把我们老百姓当做低智商的、好愚弄的就好，你们有这样做的原因，我们有质疑你们的权力！
    搜狐重庆市网友（IP已隐藏）：故意遗漏或者错漏学生的名单等同于再次谋杀。一个都不可以少！这不是数字，而是生命！！！谁来为他们的遇难负责？？？？！！！！

天灾不可抗拒，人祸或可避免

    搜狐北京市网友（IP59.108.79.*）：死了这么多学生，罪过啊！如果校舍建筑质量过硬的话，不至于这么个结果。
    搜狐四川省成都市网友（IP已隐藏）：居然没有人站出去为此负责……

    搜狐手机网友：房子质量都没有问题，只怨震级太大了！
    搜狐网友（IP124.73.142.*）：地震中不仅是学校建筑物倒塌。
    搜狐天津市网友（IP60.26.157.*）：学校倒了，办公楼岿然不动。
    搜狐北京市网友（IP已隐藏）：可爱、可怜的5300个孩子，在阴间你们也会问：是谁给你们盖了如此质量的教学楼？
    搜狐安徽省蚌埠市网友（IP已隐藏）：孩子们，走好！来世投胎时，一定先要了解清楚房子的抗震指数。
    搜狐北京市网友（IP59.108.39.*）：我等着校舍质量评估的报告，学校是否足够结实，给个说法。
    搜狐四川省成都市网友（IP125.69.170.*）：同样一个地方，为啥公立学校房屋倒塌那么多，私立学校那么少，难道震级或裂度不一样吗？请有关部门或“专家”给个说法。
    搜狐四川省成都市网友（IP221.10.4.*）：孩子死了，贪官和黑心建筑商还在，一直说在调查并公布结果，咋一直没消息？
    搜狐江苏省宿迁市网友（IP已隐藏）：建筑质量啊。一个个鲜活的小生命。看到这个数字，不知那些从建设中“受益”的人有何感想？
    搜狐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网友（IP222.218.25.*）：伤心！可怜的孩子愿你们在天堂里再也不要受苦难了。诅咒那些没有良心的拿回扣的官员们。
    搜狐网友（IP119.39.25.*）：这么多人，就白死了？建筑质量的责任人也不追究了？是怕把自己查出来吧？
    搜狐河南省周口市网友（IP已隐藏）：四川省政府表态，一旦发现校舍坍塌有质量问题，将严肃处理。一年了，什么问题发现不了？真让人寒心！
    搜狐黑龙江省大庆市网友（IP已隐藏）：已经过去一年了，那些修建劣质校舍的败类还没有得到处理，怎能让死者瞑目！！！！！！！
    搜狐网友（IP120.6.40.*）：强烈要求彻查因房屋质量问题造成房屋倒塌的责任人，不严惩不足以平民愤！
    搜狐香港特别行政区网友（IP202.153.126.*）：孩子们，你们那应该还好吧，学校质量应该没问题吧？没人贪污吧？因为绝大多数贪官奸商污吏还尚在人间作威作福，我们会尽力留住他们！不让他们祸害天堂的你们！
    搜狐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网友（IP已隐藏）：天灾不可抗拒。人祸或可避免。警钟应当长鸣，亡羊补牢不晚。

四川官方表态有失轻率

     京华时报：诚如四川省官员所称，校舍倒塌的主要原因是地震烈度过大，灾区房屋抗震标准过低。然而“自然灾害中公共建筑能否免予质量追究”，这是一个严峻的、很难回避的课题。有四川省官员公开表示，不主张追究大地震后的建筑质量问题，有失轻率。幸好，我们听到昨天同样来自四川官方掷地有声的承诺:社会上有人提到倒塌建筑存在质量问题，省委、省政府态度很明确，只要有确凿证据证明建筑设计和施工确属存在违法问题的，有关职能机构将依法查处。是孩子们的死去，让百姓关注，是否在众多事故和灾害中暴露出的“豆腐渣”工程，也有在灾区公共建筑存在的可能？而地方政府的庄重承诺，让我们对社会正义的维护增强了信心。（李泓冰）

    新京报：不带感情色彩地看，刘厅长在接受采访时所举的许多论据，都有其一定的价值和意义。包括“垮塌房屋，95%建筑于1995年以前，其中又有50%建筑于上世纪80年代”，“地震相当于5000余颗广岛原子弹同时引爆”，“大规模校舍垮塌的问题出在建筑设防标准，规范存在不足，”等，都可能支持他得出“不主张追究大地震后的建筑质量问题”。但这里面是否真的就百分之百不存在被天灾掩盖的人祸问题？我想没有人敢斩钉截铁地来回答这个问题吧。民众甚至可以接受包括年代久远，涉及的人员关系不清，不好再彻查之类的说辞，但决不能接受将一切都打包交给地震来扛的解释。（曾颖）

    搜狐北京市网友（IP123.115.220.*）：对四川失望了……
    搜狐安徽省网友（IP已隐藏）：心凉……

    搜狐网友（IP已隐藏）：我们绝不接受这些无耻的数据，强烈要求查出导致建筑质量的责任人。地震中死去的人都不会放过这群人渣！

    搜狐北京市网友（IP已隐藏）：难道老百姓孩子的生命真的没有贪官的官位值钱么？

厘清法律责任，让此后伸向建筑的黑手有所犹豫

    搜狐四川省广元市网友（IP已隐藏）：政府用一年时间默默的把遇难学生名单准确的统计起来，给家长们一个缓冲的时间。让他们去创造第2个或者是他们的第3个孩子，让他们心灵得到寄托，把对前一个孩子的爱和思念都寄托在这个新的生命身上。这未尝不是个办法。
    搜狐辽宁省沈阳市网友（IP60.16.164.*）：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说过：县政府的房子比校舍好，就地正法。一句话，所有的是是非非都一目了然。
    搜狐印度尼西亚网友（IP125.167.122.*）：那时的官员，也许自己没多少文化，但知道廉耻。
    搜狐四川省雅安市网友（IP222.213.249.*）：瞒报，虚报顶个屁用，大可不必嘛！建设新家园，大家都行动，监督工程质量，让“豆腐渣工程”无处藏身！让悲剧不再重演！
    京华时报：大地震中学校的垮塌，孩子们的惨死，让我们开始强烈关注如校舍等公共建筑的安全与质量，强烈关注它们在防灾减灾中的作用。而且，这种关注已经付诸实践，在灾后重建中，校舍的安全已成重中之重。有建筑专家称，这一次，很多校舍钢筋的密度之大，让蝴蝶都飞不过去，能抗九级地震！我们相信，不仅仅是在灾后重建，今后，在各地的校舍建设与维修中，对建筑质量的重视会前所未有，胆敢伸向建筑质量的黑手，会有所犹豫。因为，毕竟连共和国总理都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承诺:“要把学校建成最安全、家长最放心的地方。（李泓冰）
    新京报：目前，灾后重建工作正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有关部门也以高标准和“零容忍”的态度对待新修的公共设施。希望有关部门，不要先急着表态，而是依法组织调查取证，让天灾的归天灾，让人祸的归人祸。厘清并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对稳定灾区人民情绪，激励灾区人民重建信心和告慰死伤的人民群众，只有利，没有弊。（曾颖）

    搜狐陕西省西安市网友（IP已隐藏）：这5300名都是孩子，其实都是曾经灿烂的一张张笑脸，现在全部消失了。这个数字已经足以让所有的人类反思，足以让所有相关的行业、部门、法律等等来一次彻底的变革，虽然不容易，但已经足以让我们做些什么了。
    搜狐北京市网友（IP已隐藏）：孩子们安息吧，上天会惩罚那些愧对你们的人，公正自在人心！

共克时艰，靠的是上下一心锐意改革

    在世界金融危机的寒冬中，民生多艰，诸多民怨需要排解，但民心可鉴，民气可用。改革30年后民间积累的丰厚的经济、社会能量，能否在这一轮严峻的经济危机中得到充分施展，这是中国闯过世纪劫难，乘风而起成为世界强国的关键。

强势政府的底气来自强势人民

目前关注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学者和媒体，都对这样一个现象表示深深的疑虑，这就是广义的“国进民退”现象。改革之初，邓小平等人深感几十年极“左”政治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在经济和社会（包括思想文化）两方面大胆放开严格管制，允许农民包产到户、分田到户，摆脱人民公社体制的束缚；允许城镇居民自谋职业、第二职业，推行国有和集体企业承包制，发展非公经济；鼓励港资、台资、外资进入中国市场，允许中国公民为非境内资本企业打工。整个80年代改革，中国社会财富的涌流和物质的繁华，以民富为本，以“民富”实现“国强”。以八九十年代之交为拐点，在经济上出现了让“不法”个体户“倾家荡产”的政策宣示，在社会管理上“稳定压倒一切”的理念取代了“再也不能发生文革”的忧思。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在保护国民经济命脉、维护宏观经济稳定的考虑下，经济政策向国有企业大幅度倾斜，非公经济虽在继续发展，但得到更多发展机会的不再是像80年代年广九那样的平民百姓，而是有着浓厚官场背景、擅长官商勾兑的企业管理者。

为了进一步看清这个问题，我想摘录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丁学良在一篇文章中引述的两组数据：据清华大学一个研究小组发现，改革的前期即1978-1990年间，中国很多社会基层家庭的子女，能够走出其父母所在的低阶层的机会，远高于90年代初之后。因为在这之前，家庭所承担的教育支出较少，主要由国家买单，很多贫寒子弟可以通过高等教育，在社会里获得上升的通道。但此后社会流动变得越来越困难，特别是到了90年代末及本世纪初，就更难发现大面积的、来自中国社会底层的青年人找到上升的机会。

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教授等人的研究指出：在1990年前的十多年，中国的金融系统和地方政府，对非国有、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相当大。然而，从90年代初以后，中央政府的经济金融政策越来越大量照顾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的垄断性国有企业。到了2007年，全国资产性的财富总量中，76%掌握在政府，只有1/4在民间。特别是从1995年税收政策改变到2007年的12年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了5.7倍，而同时期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只增加了1.6倍，农民的人均收入只长了1.2倍。

这些数据揭示的问题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在世界金融危机日益拖累甚至可能拖垮实体经济的时候，在中国GDP增长靠政府投资和出口两轮驱动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如果真正实现国内居民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听听丁学良先生的告诫是不无益处的，即必须让中国从“少数人先富起来”，转向“让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有发财的机会、从而有递增的民间消费能力，这才是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最重要的轮子”：“在各行各业里创业和发展的资源及条件，应该大量开放给普通的公民，而不是垄断在政府手里，然后大量暗中输送到权势者亲友的手里。”

如果我们意识到上述忧思不是空穴来风，那么，一些学者关于不要把提振经济完全押宝在扩大基础设施的投资上，不要将民众银行储蓄没完没了地注入国有垄断企业，金融政策重新向私营中小企业倾斜，开放教育、文化、艺术、传媒、卫生等行业的私营企业准入机会，更多地刺激民营企业投资而不是垄断国企低效投资，打破城乡劳动力流动的户籍壁垒，通过发放消费券甚至释出部分垄断国企股权平均分配给民众等方式，推动国家财富向国民财富转移……这一类思考和建议，都是值得认真思考、严肃对待的课题。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社会和谐稳定”，需要政府和民间双引擎，上下一心，形成合力。要真正把民间作为经济发展、利益协调的主体，在危机中政府这个权力主体与民间这个权利主体一定要顺畅沟通，共同发力，携手破解避免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的诸多难题。

经济危机是社会不稳定的预警信号

对于中国而言，目前面临的挑战是相当严峻的。且不说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三，绝非30年前较小的经济规模可比，在庞大的基数上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更为困难；30年改革过程中绕过去的很多历史深层次问题，30年改革后产生的很多新的深层次矛盾，都在积累、发酵。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在经济危机中最容易发生社会不稳定。经济高速发展时，几乎所有社会群体都从发展中受益，区别只在于受益的多寡（贫富悬殊当然也是个严重问题），可谓GDP增长“一俊遮百丑”；但根据詹姆士·戴维斯的“J曲线理论”，人们的期望值容易被繁荣的经济鼓动得很高，一旦经济增长出现拐点，生活状况的改善难以满足人们的较高期望，社会上不满情绪便高涨起来。因此，动荡常常发生在长时期经济繁荣之后突然萧条的时候。2009年，经济下行可能还没触底，我们还要为GDP增长“保八”而奋斗，保持社会和谐尤其是政治稳定，与保持经济平稳发展同样重要。2009年这两个“稳”字需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我们还需看到，经过30年改革，社会管理体制发生深刻变化。在经济领域，中国人获得了较大的自由度。在消费者权利、物权、人身自由等方面，中国人的权利意识复苏，公民维权行动得到长足发展。特别是近两三年来，互联网的普及，增加了社会现实矛盾的能见度，网络舆论成为现阶段最现实也最具影响力的权力监督手段。这是改革30年在社会自由和民主化方面的重大成就！但是，问题也有它的另一面：社会透明度的增加，网络监督的抬头，必然要求形成强有力的权力制衡机制，要求廉政和依法行政，要求透明的公共财政，要求切实保障公众的政治参与。但正如党内外几乎一致的共识：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滞后。

党领导中国已经进行了人类有史以来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从过去大一统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引进多种所有制和市场经济，进行了邓小平所谓的“第二次革命”，釜底抽薪避免了另一种我们不愿看到的“革命”的发生；但要避免相当程度的社会动荡，还必须在中国改革前30年对我们的政治体制进行了“改进和改善”后，下大决心实施较为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

    警惕普通民众在改革中被边缘化

    美国历史学家胡克在一本薄薄的专著《历史上的英雄》中指出：“历史上的英雄是在决定一场争端或事件发展方向时无可争辩地起了主要作用，而且若不按其方式行事就将导致极其不同后果的那个人。英雄能找到历史前进道路上的岔口，但也可以说他能自己创造一个。他凭借他那理解事务的超常素质，选择另一途径以增加成功的可能性。”胡克相信，判断一个社会能否解决它所面临的问题的依据是：“它的领导层的质量和它的人民的品质”。30年前以邓小平为代表的领导层，从枪林弹雨的战争年代一路走来，是传统体制中的优秀分子；而广大人民群众从新中国几十年的折腾中大彻大悟，积累了改革旧制、创造历史的强烈冲动。当时“领导层的质量”和“人民的品质”足以傲视世界，是极“左”政治浩劫后为民族复苏留下的一线旺盛的血脉。波澜壮阔的中国改革，正是以亿万民众脱贫的强烈愿望与执政党那种“不改革就死路一条”的强烈执政危机感互相推动，而浩浩荡荡发动起来的，是自下而上的破旧立新和自上而下的规划实施完美结合的伟大革命。

90年代进入小康社会后，中国改革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政府注重GDP增长提升政绩的强烈愿望与企业管理者占据更多生产要素的强烈愿望的结合。在相当程度上，官商形成利益共同体，或曰“既得利益阶层”。深化改革，最大的障碍往往是“既得利益阶层”。而在七八十年代之交和整个80年代居于改革舞台中央的普通民众，则急剧边缘化。据社会学家孙立平等人的研究，改革初期激发中国活力的社会流动到90年代基本停止，官民、贫富分野而且代际相传，从社会底层进入社会上层的门槛越来越高，基本上难以逾越。这一情况值得我们忧思。如果一个社会大面积堵塞了底层民众的上升通道，这个社会就将丧失变革的动力和能量，结果可能会像地震后形成的“堰塞湖”一样，民怨、民愤淤积，最终可能会冲毁改革以来形成的经济繁荣和制度化成果，出现全社会上上下下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上一轮经济危机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33年的就职演说值得我们深思借鉴：“现在首先是要讲真话的时候，坦率地、大胆地讲出全部实情”：“在我们民族生活中的每一个黯淡的时刻，坦率和有力的领导人都得到人民自身真诚的谅解和支持，而这正是胜利之本。”近来，我们常说企业对投资要有信心，公民对消费要有信心，还有一个信心可能更为关键，就是政府对自己的人民要有信心。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首创精神，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这是共产党人的经典口号，我们说了几十年。但真正做到这一点，需要各级领导干部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勇于担当的胆识，需要视民如伤的人道主义情怀，说到底，也需要领导层的坦然自信。不仅要教育人民群众相信党、相信政府，各级领导干部自身也要相信人民群众，是经济和社会双“维稳”的主体和动力，而不是在群体性事件等场合“维稳”防范的对象。要相信党和政府具备改革创新的能力，相信“领导层的质量”和“人民的品质”，具备抵御世界经济危机、化解规避潜在社会动荡、甚至化危为机，迈向世界强国的政治实力。要真正做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并智慧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样才能汇聚起攻坚克难的强大力量。

网络反馈

网易广东广州网友 ip：58.248.*.*：改革的最佳时机已经过去。但是现在不改，随着时间的流逝，代价会越来越大，风险越来越高。
    网易山东济南网友 ip：122.4.*.*：（网易转载此文的标题是《警惕普通民众在改革中被边缘化》）不用警惕，早就是P民啦，连边缘都不靠边，什么，你不服？躲猫猫。
    网易安徽蚌埠网友 ip：58.242.*.*： 一个削尖脑袋当公务员的国家前途何在？
    网易广东河源网友 ip：125.89.*.*：指望既得利益集团自己动自己的奶酪恐怕是与虎谋皮。
    网易河北张家口网友 ip：121.25.*.*：作为P民的偶，顶一个。
    网易山东济南网友 ip：60.217.*.*： 各位代表,大会现在开幕,全体起立,共同背诵“我们始终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一万遍!
    网易广西南宁网友 ip：221.7.*.*：照理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远低于发达国家，然尔高校毕业生就业状态堪忧啊？特别是好的岗位没有好的家庭背景几乎是不可能得；在财富分配方面，财富集中在不法商贩手中，尤其是官商勾结型占据社会财富十之七八。
    腾讯网友：有理有据，好文一篇。勇于担当精神的领袖还没有出现。向本文作者致敬。
    腾讯网友：警惕行业集团利益以合法化身份和改革名义控制社会利益。
    腾讯网友：对社会的分析可说正确,但把社会的进步完全寄托领导层的开明这点不好。
    腾讯网友来自218.20.155.* ：皇甫平老先生，虽然我们的甲子农历又轮回到了“己丑”年，可公历好像今年已经是公元2009年了吧。
    腾讯网友来自江苏省勇志成 [等级五]：“上下一心,上下借力,锐意改革,共度难关”！百姓愿意并憧憬这种美好的局面!

    嘉  宾

    宋石男：知名博客作者，网名“四一”

    染  香：四川籍知名网友

不可以嘲笑弱势群体

    博  主：去年汶川大地震后，5月14日下午，汉旺镇男子吴佳芳用摩托车载亡妻回家，由独立摄影师沈祺徕偶然拍得，刊登在英国《每日邮报》上，感动了海内外，是这场大地震中最感人的照片之一。吴佳芳因此被网友称为“最有情义的丈夫”。但是，在吴佳芳再婚后，近来网上爆料、四川媒体跟踪报道：吴佳芳与亡妻生前感情并不和谐，吴佳芳背亡妻是被妻族家人所逼，吴佳芳不赡养老父亲。一些网站也纷纷炒作这类新闻。你觉得这样的报道和关注是必要的吗？

     宋石男：我觉得这样的报道和关注没有必要，对当事人及其家属的打扰是非常蛮横的。吴佳芳本不是公众人物，他因为偶然的机会被卷入到事件中。实际上他还是一位失去亲人的灾民。将这种弱者揪出来鞭打、嘲弄、审判，除了满足一些看客的猎奇与阴暗心理外，不能造成任何有益的东西。

    百年前的美国报人查尔斯·达纳曾在一次演讲中说：“永远不要攻击弱势群体或无助的人们，或是嘲笑都不可以”，我很同意。我还要说，对一个新闻工作者而言，不能揭露真正的社会阴暗，他是懦夫；讴歌真正的社会阴暗，要更恶劣一些，他是弄臣；最不能原谅的，是去侮辱与损害社会底层群体，这时候，他就沦为一堆走肉。 

相信那一瞬间的真情流露

    博  主：有人认为，不管这些负面报道是否属实，至少吴佳芳在背负亡妻那一刻，是人性的光辉。您是否同意这样的看法？

    宋石男：我相信那一瞬间的真情流露。其实这是很正常的一种行为，任何一个真正热爱自己妻子的人都可能做出来。将之上升到“人性的光辉”，已经有拔高之嫌。

    此外，所谓“负面报道”，也即吴佳芳背亡妻是被妻族家人所逼，吴佳芳不赡养老父亲，吴佳芳再婚太快等，并不构成对其背亡妻事件本身之价值判断的颠覆。

    首先，“吴氏背亡妻是被逼”纯属扯淡。他背亡妻在5月14日，亲历过地震的人都知道，那时距离地震发生才两天，灾区是一片混乱，吴氏的妻弟自顾都可能不暇，遑论去逼他背尸？再说了，就算其妻弟曾要求吴氏去背，也不能抹杀吴氏本人的情感，照片中他对妻子尸体的眼神以及对记者的说话，真诚动人，他不是演员，很难相信这一切均出伪装。

    其次，吴氏孝顺与否跟背妻尸更没有任何关系。一个孝子可能经常痛殴媳妇儿，一个不孝的儿子也可能对媳妇儿爱得要命。进言之，吴氏没有作道德楷模的义务，也没有维护情圣形象的义务，这一切都是看客强加给他的。荒谬的是，一旦这种强加的形象受到威胁，看客们还会勃然大怒，或者阴然冷笑，对无辜的吴氏甩出千根中指。

    第三，吴氏的再婚，也跟背妻尸没关系。他可以背妻子的尸体一时，不可能背一世。他追求幸福新生活，就是对亡妻的最好悼念。指责其再婚太快的看客们，多数还活在中世纪，脑子里还立着硕大的花岗石般的贞节牌坊。 

    染  香：如果负面报道 “吴佳芳背亡妻是被妻族家人所逼” 属实，那他的行为也只算是被迫，算不得人性的光辉。咱们中国这么大，小人物身上并不缺乏人性的光辉。这次在地震灾区，不知名的小人物身上，我也见过许多让我感动的地方。没必要塑造假典型。 

不要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大家看

    博  主：有人认为，吴佳芳只是地震中的一个普通人。他不是“国学大师”文怀沙、“文化大师”余秋雨那样的文化名人，没有一份为人师表的道德责任；更不是南京的房产局长周久耕那样的官员，具有申报自己可能与公众利益相冲突的那部分个人隐私的法定义务。媒体对他穷追不舍，非要挖掘出一点灰色阴暗的东西，是不道德的，您觉得这样的批评有道理吗？

    宋石男：这样的批评当然有道理。美国有本关于新闻伦理的经典著作《报纸的良知》，专门有章节讲什么情况应该扣发新闻，中间列举了不少前提，其中两种适合我们讨论的主题，“扣发新闻能避免使无辜的人感到尴尬或痛苦”，“这件事的格调和内容令人毛骨悚然”。

一句话，吴氏的私人情感生活与公众利益无涉，相关的扒粪新闻应该被扣发。遗憾的是，就连灾区发生地的媒体，四川的报纸，也在大肆炒作此事，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大家看。

    染  香：这话听着有点不太好，有点普通人不要脸也有理的意思呢。吴佳芳已经被新闻推到了聚光灯下面，他也因此成为了公众人物，听说也收了采访费。他享受了名人的待遇，那么他受到公众的赞扬或者批评，都是应该的了，不能够因为他在现实中是个小人物，所以只能被网友表扬是最有情义，而不能被网友批评了。当然，媒体追着他不放，也凸显了中国媒体的无奈，因为媒体惯于找软柿子捏。再当然，中国媒体想捏硬柿子，总得当心被柿子树给砸死。

警惕媒体从“议院”变成“剧院”

    博  主：据记载，阮玲玉自杀后，有好事者在她家附近垃圾桶翻检，希望找出点涉及她个人隐私的信件什么的。但让今天的我们意外和感动的是，当时十里洋场的大报小报，一律拒绝发表这样的隐私新闻。这就是上世纪30年代媒体的品位。我们还需要强调当年的“报格”吗？

    宋石男：关于媒体格调问题，我曾发表过一篇长文评论，且在这里摘录几段吧：

    “媒体本应该是我们的议院，现在却成了剧院。它本应该像雨水和阳光一样促成绿色的诞生，现在却让人的心脏变成冰箱。在多数时候，社会新闻提供给我们的只是转瞬即逝的谈资，低俗的感官刺激，条件反射的笑或叹息。可我们需要手术刀式的深度调查，圣母样饱含悲悯的草根新闻，而不仅仅是《知音》、《故事会》、《法制文学》、都市言情小说式的社会新闻。

然而，媒体也有委屈。他们要说，首先，社会新闻娱乐化是因为受众需要娱乐。热爱社会新闻，也正是成都人内心生活的典型表现。其次，在这个时代，做新闻莫不是戴着镣铐跳舞，新闻娱乐化、低俗化未必会遭封杀，而新闻政治化、舆论监督化，则常会踩中地雷，就像战后柬埔寨的耕牛。

    那么我们就走进了一个充满吊诡悖论的困境，一如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所描绘的。波兹曼抛出了两个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奥威尔的《1984》与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这是精神枯萎的两种典型：奥威尔担心极权主义统治中文化窒息，自由丧失；而赫胥黎忧虑文化在欲望的放任中成为垃圾，人们因为娱乐而失去自由。前者恐惧“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后者则害怕“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还原一个真实的吴家芳

    染  香：其实吴佳芳一开始就可以拒绝成为公众人物的，他没有拒绝，安然享受了最情义的光环，现在只是还原事实罢了。新闻，首先就是要真实的，如果所谓的“最有情义的丈夫”的报道有失真的地方，那就需要还原一个真实的吴佳芳出来。

    当初我们的新闻媒体本着一惯塑造英雄的方式，按照自已的想法，塑造了一个情深义重的吴佳芳，才造成了现在“纷纷炒作”的情况，这也再次提醒我们，关于新闻真实性的重要。

同时媒体也不要替当事人去思考，当初“艳照门”的时候，媒体全方位地替谢霆锋愤怒完了，甚至连分居、离婚也替谢霆锋提了出来，结果几个月后谢霆锋一句“与张柏芝结婚前就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把替谢霆锋愤怒了几个月的媒体给煸得不轻。“情义门”里，媒体也是为吴佳芳深情完了，现在吴佳芒的新事迹出来以后，他们也被煸得不轻。

    我认为做新闻，把事情真实地表现出来就可以了，不要自做多情地做结论，把思考留给读者，即避免了编辑记者思考过多得了癔症，又能培养读者独立思考的能力。

    网友“兰溪江”：嘉宾请看：白岩松评论此事时，提及自己十几年前问过一个哲学家，为什么现代人还需要十八九世纪的音乐抚慰，哲学家的回答是：“小白，人性的进化是很慢很慢的。”他因此这么结论：“我们每个人都是吴加芳，只不过有的时候我们没被放大。”

    网友“格桑拉”：特别赞同白岩松在央视的呼吁：地震曾把普通人放大成了像具有明星光环的人，但我们应该宽容以待，还给他们平静的生活。

我们每个人都是吴佳芳

    博  主：王蒙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注意过一个现象，即“逃避崇高”，好像不仅文艺作品如此，现在存在一种社会心理，对一些不乏崇高因素的公众人物，总有人喜欢津津乐道于他不那么高尚的“阴面”，并由此得到某种快感。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哪些？

    染  香：这话听着，感觉王有道德洁癖，大家能够接受和宽容公众人物的缺点，这是好事。也不要认为公众人物有缺点是不好的，是需要回避的。往往被神圣化了的人，正因为有这些缺点，才被人们认为有人情味，还像个人。再有一层嘛，我认为主要是这些年头树立的“伪崇高”典型太多了，使人们看到“崇高”就不由想到这个人是不是又干了啥缺德事儿了。究其根由还是因为我们的媒体树立的假典型太多了，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媒体的公信力岌岌可危。这需要媒体自我检讨。

    宋石男：多年来，我们浸泡在意识形态的大染缸，被指鹿为马，被掩耳盗铃，被翻云覆雨，而随着当代公民社会的初步建立，作为理性人的个体地位的初步确认，以及社会多元价值观并存局面的初步形成，我们渐渐发现那些宏大叙事神话的脆弱和伪合法，自然会对诸多所谓崇高产生怀疑，譬如集体主义，譬如民族主义。另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降，政府打开“经济门”，半关“政治门”，普天下英雄皆入“市场经济”彀中。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中的“天下为己任”、“求仁取义”等带浓重理想主义色彩的精神，也随之消解泰半。而在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下，也就是所谓国富民穷、官富民穷、城富乡穷的状况下，不自觉就滋生了有中国特色的功利思维。功利思维跟理想情怀是天生的对头，自然会造成对高尚的反感嘲弄，对阴暗的猎奇追逐。

关注小人物的命运

     博  主：在这次大地震中，像吴佳芳这样普通人的报道并不是很多，您主张在一场大灾难，或其他大的社会事件中，媒体在扫描惊心动魄的大场面的同时，如何更好地关心小人物的命运？

    染  香：把镜头从领导的脸上移开那么一会就好了，网友归结的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前十分钟领导都很忙，中间十分钟人民都很幸福，最后十分钟西方世界很惨。这样子做新闻，怎么能够关心到小人物的命运？

    宋石男：还是再摘录几段我曾写的一篇文章《谁来绘制汶川地震难民地图》吧，该文作于地震发生后两日，中间有一些偏激情绪，比如抨击媒体是秃鹫，有点过了，但核心意思——关注普通百姓，提供有效信息，至今我仍坚持：

    “媒体报道如雪片般飞来，惊悚血腥的照片也在网络上广为流传。他们说，这就是关注，这就是悲悯。我以为，这不是。有媒体派出50人的大队伍来川采访，差不多可以打一场群架了。来这么多人，做了什么？只是如秃鹫一样盘旋在坍塌的废墟间，用惨烈的死亡场景来饲养‘当代新闻绞肉机’。但是，真正急需向公众传达的信息，仍然“在路上”。

    “直到今天，我们仍然不能勾勒出非震中心的难民地图。那些夷为平地的村庄，那些躲在体育馆的上万难民，那些隔断在山内的10万生灵……这些信息被孤独地展示，另一些信息则被绝望地遗忘。没有人将最有价值的信息汇总，再绘制成一目了然的地图。我们需要知道垮塌的废墟的地图，我们还需要知道集散露宿的难民的地图。在第一张地图上，我们需要知道还有多少人在废墟，又有多少人正在努力把他们刨出废墟；在第二张地图上，我们需要知道有每个集散点有多少难民，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帐篷，食物，药品，还是水？我们需要政府、媒体及志愿者的携手，共同绘制汶川地震难民地图”。

    此外，媒体在大事件报道中，还很可能因为过度关注焦点而产生媒体之马太效应，让关注的更受关注，让不受关注的更不受关注。比如在地震中，温家宝总理曾去的都江堰聚源中学就赢得了巨量关注，灾后以援建该中学名义捐出的善款总额之高，令人瞠目。但与此同时，那些偏远山区中孤寂死去的村民，默默倒塌的村小，却几乎得不到一丝聚光灯光。正如我曾写的一篇祭文中说的，“过去，现在，未来，他们默默地生，默默地死。对许多人来说，他们只是冰冷的数字，含糊的数字，绝望的数字。他们是汶川地震中山区的孤寂死者，看不见样子的死者，却是数万震灾死难者中的最大群体。”

给灾民多送温暖少加伤害

    博  主：汶川地震半年后，不断传来灾区一些干部和普通居民因不堪精神重负而自杀的消息。您希望媒体和网友如何更好地理解灾民的心理创痛，如何做到对他们的精神世界多送温暖而少加伤害？

    宋石男：一不输出冷漠，二不输出猎奇追新，三不去折腾他们。

    博  主：作为本地媒体，您对四川报刊报纸、电视台都汶川地震的报道，是否基本满意？如果有所不足，那么是些什么？

    宋石男：在地震报道中，四川的电视媒体比平面媒体做得好，但都有不足，主要表现在问责、批评、反省等方面的缺失。地震救灾期间，四川媒体几乎没有一篇关于地震责任的批评报道或深度调查。而在至今仍在继续的极其重要的灾区援建方面，四川媒体也几乎没起到一丝监督或建言的作用。这些不作为，未必是四川媒体不想或技术层面的不能作为，而是非技术层面的不作为。

不要让那股信念燃尽

    博  主：随着世界金融危机的蔓延和深化，农民工失业、大学生就业等问题凸显，四川以外媒体对地震灾区的报道少了很多。您希望外地媒体对灾区和灾民继续关注些什么？

    宋石男：灾区方面，希望能监督灾区援建资金的流向，监督灾区重建项目的进度及效率，并通过现场调查及专家会诊，对灾区重建这一浩大的系统工程建言献策。

    灾民方面，希望能持续关注其生存状况，心理及物质需求，并将有效信息公之于众。政府、NGO、媒体应当是灾区重建的铁三角，各司其职，一个都不能少。

    最后，我个人很喜欢梁文道先生在一篇评论中的表述，且引用在此：“我们就是要持续盯着灾区。不仅仅是为了让重建的过程透明，不使任何人有可乘之机；更是为了守住半年前那股信念，不让它彻底燃尽。2008年，大家的情绪被点起来了；2009年，热血应该转换成冷静、绵密、细致的长期工程。爱心不是购买‘赎罪券’，良心消费过后就万事大吉；它是种深沉的责任，承诺过的，终要实现；付出过的，要看着它开花结果”。

    英国《每日电讯报》图片说明：这位中年男子在极大悲痛的折磨中，努力要给妻子死后的尊严，这是大毁灭后存在的人性象征。

    行善似乎是富人的特权。给予是一种道德高尚，通常也是一种经济能力。因此，当美国穷人摩顿森发下宏愿，要给巴基斯坦边远山区的孩子们盖一所学校，不禁让读者大吃一惊。要知道，摩顿森在美国加州，没有固定职业、没有住所，全部家产可以塞进一辆祖传的破旧别克汽车后备箱。到了晚上，他就睡在汽车上，经常被巡夜的警察用手电筒照醒，逼得他睡眼惺忪开着车在柏克莱兜圈，寻找清晨前警察找不到的停车地点。连拦路抢劫的男孩遇到他，也要惊呼晦气：“我们怎么会碰到柏克莱最没用的白人？”因为从摩顿森身上，只搜出两块钱。

    然而，美国人不可思议的地方就在这里。一个偶然的原因，摩顿森与一个叫做科尔飞的巴基斯坦小山村结缘。他在试图攀登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K2）的过程中发生意外，与队友失去联络，没有水也没有食物，在绝望中误打误撞闯入科尔飞。在这个异常美丽又异常贫困的小村落里，善良的科尔飞人用极为稀缺的糖，为他煮了甜茶，让出家里最好的床铺，帮助他恢复了元气，救了他一命。摩顿森发现，村里有1/3的孩子活不到一岁生日，距离最近的医院得走上一个星期的山路。寒风里，82个孩子跪在户外霜冻的土地上，用棍子在泥土上写字。孩子们最大的愿望是一间“有屋顶”的学校，父母则希望有钱请得起老师。摩顿森心情激荡，当初他来到巴基斯坦，是想把因病夭折的妹妹克莉丝塔的项链放到K2峰顶，如今这心愿转化为另一个同样崇高的目标：他向村民承诺，他一定会回来，为他们办所学校！这位“最没用的白人”，偏偏要在世界屋脊地带，创造一个人道关怀的奇迹！

    美国，并不只是世人眼里的富得流油，在灯红酒绿背后也有慈善侠义的热情在流淌。在给演员、主持人等各路社会名流发出500封募捐信后，经过一个公益组织的介绍，摩顿森终于赢得了一位科学家兼登山爱好者霍尔尼的关注。霍尔尼发明了把信息塞进电路的方法，促成了硅芯片的诞生，科学和财富双丰收。喜欢冒险的他，曾经在登山途中靠睡袋里塞满《华尔街日报》取暖撑过寒夜，因此对摩顿森的憨直和顽强动了心，先后掏出了盖学校、修桥、成立中亚协会基金会和摩顿森个人维生的全部费用。随着霍尔尼的生命临近尾声，巴基斯坦的学校在他心中的分量也日益加重，最后几乎成了他辉煌一生的价值凝聚。当他终于在摩顿森这里看到科尔飞学校的照片，老人在病床上弯着身子接通了瑞士的国际长途，告诉一位老朋友：

    “喂，我在喀喇昆仑山区盖了一所学校，你过去50年里又干了什么事？”

    他的声音充满了自豪，因为“他觉得自己真的给这个世界留下了点东西。”

霍尔尼走得并不平静，他对自己即将死亡的事实感到愤怒。但每当老人躺在床上握着摩顿森的手，看着科尔飞的孩子们用并不完美的英文学唱：

    “玛丽，玛丽，有只，有只，小小羊，小小羊……”

    他的愤怒就消失了。

    因此，一个不可思议却也是名正言顺的安排，在霍尔尼去世后，这个半道杀出的摩顿森成了葬礼致辞人。霍尔尼遗孀说：

    “我丈夫这辈子成就显赫，但在科尔飞建学校带给他的兴奋，一点儿不亚于科学工作给他带来的成就感，他觉得自己和那片土地很亲，很有缘分。”

    富翁的义举说容易只是举手之劳，霍尔尼给前情人一个周末的开销就够摩顿森建一所学校的，但说艰难也不亚于让骆驼穿过针眼。看看中国的慈善基金这些年来的捐款纪录，本国企业远逊于本国公民和外国企业。

    当然，面临最多身心挑战的，还是摩顿森。挑战不仅因为需要他筚路蓝缕艰苦奋斗，与遥远的巴基斯坦村民相濡以沫，而且需要他与巴基斯坦和美国自身的文化偏见作韧性的、有时可能会掉脑袋的斗争。

    在巴基斯坦，他两度被地方宗教领袖裁决“法特瓦”（驱逐异教徒的法令），他被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囚禁，差点送命。特别是在美国遭遇9·11恐怖袭击、美军报复性轰炸阿富汗、进军伊拉克后，美国与伊斯兰国家的冲突骤然升级。美国大使馆警告说，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对美国公民来说已是“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但摩顿森割舍不下自己的承诺，订好机票飞向巴基斯坦——

    好比奋不顾身冲进世贸大楼的救火员，当每个人都疯狂外逃时，他们却跑进燃烧的高楼去救人。

    摩顿森希望跟造成恐怖主义的真正原因作战，“用课本而不是炸弹”去赢得对恐怖主义的战争。他不惜搭进自己的生命，也要努力化解两种文化之间的深刻仇恨。世界屋脊的生活经历使得明白，恐怖主义不是凭空出现的，不是某些阿富汗人或巴基斯坦人突然决定仇恨美国人。恐怖主义的出现是因为孩子们缺乏有希望的未来，缺乏选择生而不是选择死的理由。在那些文化落后的地方极端主义宗教学校取而代之，成为为恐怖主义培养接班人的“圣战工厂”。

    在“9·11”遭受重创后美国人最初的愤怒中，摩顿森的见解和作为简直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韪。但他屏住呼吸，到处演讲，在媒体访问中，在国会山、在五角大楼，不依不饶地提问美国政府和人民：

    “为什么五角大楼能给我们基地组织、塔利班成员的具体死亡人数，却对民众伤亡情况一问三不知？更让人害怕的是，在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主持的记者招待会上，媒体们连这个问题都不肯问。”

    “对阿富汗发射了144枚战斧式巡航导弹，一枚导弹的成本加激光制导费用84万美元。用同样的钱，我们可以盖几十所学校，让一整代人接受教育。各位觉得哪一种方式会让我们变得安全？”

    美国主流社会最终理解了摩顿森、接纳了摩顿森。在美国的一次公益演讲会上，主持人这样总结他的事业的意义：

    “如果我们能复制出50个葛瑞格，那我毫不怀疑，恐怖主义很快就会彻底成为过去。”

    在今日中国，物欲横流是差不多每个人难以拒绝的诱惑，也是全体中国人忧心忡忡的社会堕落。中国经济持续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之一。但也有学者质疑：

    以拒绝民主、压抑参与、漠视思想、鄙视信仰、蔑视公正、刺激物欲来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蜃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从而显示出无论自由市场国家还是福利国家都罕见的惊人竞争力，也使得无论采用“渐进”的还是“休克疗法”的民主转轨国家都瞠乎其后。

    这种畸形的高增长真就那么值得不惜代价地维持吗？到了不可持续、难以为继时，内外危机爆发不更危险吗？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秦晖教授的惊问，使有识之士吓出一身冷汗。而吉林文史出版社的这本《三杯茶》，则给中国人端上一杯清神醒脑的甜茶。这本书，不仅值得挥金如土的中国“新社会阶层”，也值得渴望发家致富的草根阶层，放下金钱太多和太少而导致的心智狂躁，考虑下如何处世做事，可以使我们生活的当下社会变得更祥和、更纯净一些。

青春冲撞在历史拐点

    在南疆战士感时忧国的同时，另一个青年群体在思想越野的征途上走得更远，他们是70年代末到整个80年代的大学生。
    国家恢复高考后，成功闯过高考“独木桥”的大学生是社会的稀缺资源。1977年570万人报考，仅录取27万人，录取率4.7%；1978年录取人数提高到40万，但录取率也只有6.8%。那个时候的年轻人难以想像今天的福气：2008年高考录取人数多达600万，录取率高达57%！那个时候的大学生也没有今天的窘境：2008年有180万应届毕业生找不到工作，2009年还有610万毕业生拥挤在人才市场等待就业。那个时代的大学生真像“天之骄子”，备受全社会宠爱。不满18岁考上北京大学生物系的山西大同男生郭建崴回忆说，
    “那个时候的北大学生，非常有理想、有朝气，关心国家大事。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什么也不用发愁。不愁学费、不攀比吃穿、不愁工作，国家包分配，北大学生毕业分配的工作相对来说都不错。再加上改革开放初期，政治气氛很活跃，年轻人的思维也很灵活。”
    从70年代末到整个80年代，大学生晚上没有网络游戏和K歌的诱惑，也没有校外租房现象。校园晚间熄灯后有“卧谈会”，从“丑陋的中国人”到“酱缸文化”，放言文化批判海阔天空。即使毕业后进入中央部委和地方党政机关工作，意气相投的大学生们到了周末，还喜欢几个人煮一锅大白菜，喝上十来瓶啤酒，纵论体制改革畅快淋漓，不知东方之既白。

    郭建崴念大三时，参加1984年国庆游行前夜，他所在的北大28号楼203室学生宿舍，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同学一商议，在一张白纸上用毛笔写下“小平您好”4个大字，用订书机把白纸订在床单上，用卸掉墩布头的拖把作旗杆，制成了1949年以来国庆大典中最简易的横幅。第二天北大游行队伍走过天安门观礼台时，同学们在奔跑中突然亮出横幅。虽然全过程只有短短的一分钟，但观礼台上的人民日报摄影记者王东敏锐地捕捉到这个镜头。当天晚上，夜班编辑曹焕荣从国庆现场照片筐中挑出了这张照片，经值班主编保育钧拍板，刊登在10月2日人民日报第2版国庆摄影专版。

    “小平您好”是一群大学生以初生牛犊的勇气，平视自己的国家领导人。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革”后年代，他们内心深处有足够的底气，审视高高在上的政治权力，冷嘲热讽不合时宜的政治教条，击节称赏顺应历史潮流的政治家。他们在价值取向上是邓小平体制内改革的坚定拥护者，但在精神上又不受当前历史条件下某些具体施政措施的束缚。80年代的社会和政府，对大学生海阔天空的思想探索，也给予了非常宽容，有时甚至是纵容的政治环境，比如1980年的校园“竞选”热。当时中央开展基层民主改革实验，允许各高校学生自由竞选所在城市区级人大代表。刚刚受到一点粗浅民主启蒙的大学生，抓住题材，小题大做，办成了一场激情四溅的民主实验。据钱理群教授回忆，候选人各自在“三角地”前，发表竞选宣言、改革纲要，拥有竞选班子，还召开选民答辩会，做民意调查。候选人讨论的议题，远非区人大代表所涉工作，从如何评价“文革”、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到探讨中国改革路径和人性解放。在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四个现代化”之外，第五个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的理念，也是在这个时候出现在北大校园，引起官方意识形态部门的不安。而在失去大学深造机会的部队指战员们看来，大学生不好好念书，嚷嚷什么“民主”，更像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的胡闹。
    1980年的“竞选”还只是在大学校园内发热，1986年岁末合肥、南京、上海、北京等地的student strike却延烧到社会。就在街头蠢蠢欲动的关口，南疆“猫耳洞之声”乐团身穿迷彩服，敲打着“炮弹壳编钟”、“枪油桶架子鼓”、汽水瓶凑起来的“酒瓶琴”，弹奏着压缩干粮箱制成的“土二胡”，北上首都高校演出。对于同龄人的政治激情，战士们很不理解。人民日报记者张善菊、李双泰注意到，乐团的一位战士走进北大图书馆，激动地说：
    “多好的条件啊！打完仗我要考大学学习。”
    在清华大学，另一位战士对大学同龄人婉言相劝说：
    “我们许多战士揣着电大、业大的录取通知书上战场，把课本带到猫耳洞，在煤油灯下、炮火声中学习，为祖国发愤读书。我们的任务不同，但目标只有一个，为中华腾飞。”
    另据人民日报报道，某集团军炮兵旅许多新战士接受了“四项基本原则”教育，给自己在大专院校读书的兄弟姐妹和同学、朋友写信，“畅谈大好形势”，建议一起“做维护安定团结的模范”。student strike爆发后，云南前线解放军某团全体指战员给军地联谊单位南开大学团委、学生会发来一封电报，寄语同学们“一定要珍惜安定团结的局面，多做巩固安定团结的事”。
    但是，在80年代大学生看来，不是有机会读书、学知识就别无所求。他们继承了中国文以载道的文化传统，更笃信西方现代知识分子的功能定义：知识分子不仅仅是经济建设的工具，而且应该是价值的阐释者和实践者，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批判现实、监督政治、推动良政。在前线战士和普通中国人为农村“包产到户”和城市自由市场初步繁华而欢欣鼓舞的时候，他们却相信改革刚刚开始，随时有被扼杀和扭曲变形的危险。70年代末到80年年代的大学校园八面来风，耳濡目染执政党拨乱反正决心的青年学子，率先从几十年斯大林体制下幡然觉醒，更多的是鲁迅所言在一个封闭的铁屋中独自醒来的精神痛苦。在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历史大潮中读完大学，知晓了政治迫害的惨烈，独裁权力的疯狂。死难者淋漓的鲜血，幸存者凄凉的伤痛，告密者的翻云覆雨，旁观者的冷漠盲从，肉体的毁灭和精神的扭曲，明晃晃地灼伤了大学生的眼睛和心灵。因此，这代大学生对专制和愚民政治，对导致中国经济落后的统制经济深恶痛绝。大家为胡耀邦挥舞拳头演说的激情所感染，矢志投身改革，不惜冒着被传统体制压迫和吞没的危险，也要砸碎这铁屋，对传统体制和传统文化进行不妥协的批判，为推进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贡献青春、自由和生命。他们怀揣对国家的“第二种忠诚”，宁愿做一种不合时宜的“乌鸦嘴”，也要为自己的国家寻找颠覆历史、奠定未来的理性社会框架。他们的怀抱就像文天祥的《正气歌》低吟的那样：

    “在齐太史简  在晋董狐笔  在秦张良锤  在汉苏武节  为严将军头  为稽侍中血  为张睢阳齿  为颜常山舌……”

    此后30年，不管这一代大学生经历了什么样的仕途蹉跎、商场浮沉、人生悲欢，对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的追求一直没中断，内心深处保持了1979政治理想主义的底色。

    现实政治关怀之外，是生命自我价值的觉醒。1980年第五期的《中国青年》杂志，发表男大学生潘祎和离婚女工黄晓菊的来信，署名合为“潘晓”，诉说青年人“文革”以来灰色的心路历程《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潘晓”的社会观察，在当时惊世骇俗又是这么真诚透明：
    “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
    这大概是人的规律，也是生物进化的某种规律——是任何专横的说教都不能淹没、不能哄骗的规律!”
    “潘晓”的结论在大学校园和企事业单位引起震撼，一代地方青年由此走上“自我设计”（中国“人才学”创始人雷祯孝语）的道路，成为近30年市场化改革和公民社会发育的活跃主体。但在“文革”打倒一切的精神废墟上，地方青年在重视个人自由和等价交换时，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忽略群体的价值，无视道德的底线。用80年代北京大学毕业生薛涌的话说：他们像2008年汶川地震中那个扔下学生逃跑的中学老师范美忠，混淆了“自由”和“自私”的本质区别，是一种“洋泾浜自由主义”。
    当时就有一些边防战士给“潘晓”写信，激动地批评他的“利己主义”哲学。对于已经冲上前线和在后方待命的战士来说，血淋淋的生死关头，“主观为别人”可不是专横的说教，而是随时准备着、自觉自愿的生命奉献。
    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学生尤小刚拍摄电视连续剧《凯旋在子夜》时，遇到一个尴尬的场面。有个大学生冒冒失失地向战士们提了个问题：守阵地有多少奖金？对于意识到计划经济时代“大锅饭”弊端的大学生来说，敢于谈钱，要求收益与付出均等，可能意味着勇敢的叛逆，只是跟范美忠一样选错了场合！

    司令员和战士们都劝尤小刚说：删了这一段吧，不要伤了我们那位大学生。尤小刚还是坚持写上这一笔：
    因为我也是大学生，我也有过那位大学生同样的想法。战士们爱护我们，部队首长爱护我们，我们自己却无权姑息原谅自己。我相信，那位不知深浅的大学生也和我一样，会感到自责的。
    尤小刚伤感地提起，《凯旋在子夜》的一些群众演员——前线士兵，在拍片第二天就牺牲在战场。战士流星般划过天际的生命，给那位观念“时尚”的大学生一记无声的耳光。
    80年代大学生中的佼佼者，已经开始面对中国社会的严峻现实，反思和打磨社会阅历的深度和人格的厚度。大学毕业后进入团系工作的胡广华、ZQ，参加胡耀邦倡导的中央讲师团，来到雁北偏远山村助教一年。198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他俩给一名在校学弟的回信，真切细致地描述了80年代大学生的苦闷彷徨：
    “我们是在七十年代同八十年代的交替过程中读完大学的，受过思想解放运动的洗礼，自以为是清醒的，有社会责任感的一代。我们渴望着一个更加富强、更为健全的社会，并愿为此尽心尽力。但有时现实和理想的不合谐，使我们常常为一种飘忽不定的感觉所困扰，把握不住自己，把握不住生活。”
    山村教师单调乏味的生活和对山村子弟教育“不动摇的责任感”，对京城学子产生了一种聂赫留道夫式的灵魂忏悔和苦行僧般的奉献冲动：
    “痛感它的落后，但不是袖手一旁，指责、叹气，而是自觉地与山村人民一道背负着历史的重负艰难地向上爬坡。”

    这些从高等学府里走出来的年轻人，面对祖国的苦难和落后，见解可能偏激，思想可能浅薄，但他们内心的诚挚纯净，对国家的忠诚自许，与战火硝烟中的同龄人并无不同。虽然他们穿着牛仔裤，难免几分年少轻狂，即使是奉献牺牲时也有很强的镜头感；而一身橄榄绿的青年军人，在枪林弹雨中木讷无言，只求“理解万岁”，更显得悲情和凝重。但他们的一个时代共性，就是身上绝无新中国几十年政治运动养成的犬儒心态。无论在校园还是猫耳洞，他们都不会认同1986年底student strike中，老历史学家也是新中国政治运动老“运动员”周谷城教授的谦卑：
    “现在领导要人民群众献计献策，这是民主作风。但我们自己知识太少，不易作出判断，献计献策云云是不可能的。”
    南疆战士为了国家安全不惜慷慨赴死，大学生为了社会理想也可以从容就义。就像在自卫还击战打响的1979年，浙江一个叫做范熊熊的24岁姑娘从宁波驶往上海的客轮上投海自杀。她是宁波海洋渔业公司镇海渔业基地人保科职员，中共支部的纪律检查委员。人民日报记者章南舍、吴恒权和新闻研究生李长群闻讯赶到浙江采访，1980年7月5日发表通讯《这样好的党支部委员为什么跳海？》
    范熊熊的死因，在今天看来有点不可思议。她不是失恋绝情，不是生活无着。让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耿耿于怀的，只不过是本单位的一起违规招工事件。她所在的渔业基地向农村征用土地时，按照规定可以招收当地农村户口的青年作为补偿。在那个时代，进入全民所有制企业工作和户口“农转非”（农业户口转成非农业户口）具有极大的含金量，足以改变年轻人的一生。单位领导趁机把包括自己和上级领导亲属在内的7名本系统子弟，冒充“土地征用工”招收进来。范熊熊四次给上级纪委写信，十来次登门拜访纪委，揭发招工弊案。在常规的党内投诉机制无效的情况下，她毅然选择了“最高的斗争形式”，不惜一死，向不正之风作“最后的冲刺”，以唤醒全党的注意。后来成为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吴恒权等人在通讯中痛心地写道：
    “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年青的共产党员为了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竟至被逼投海，这种事本来是不应该发生的。”
    猫耳洞军人和大学生在特定情境下，相继成为与范熊熊一样英勇决绝的死士。那个年代，军地年轻人虽然生活环境截然不同，却拥有一个共同的信念：这是我们的国家，这是我们的政权，这是我们的生命共同体。为了捍卫它的安全和纯洁性，战士既然随时准备付出自己的生命，当然也可以口无遮拦有话就说。

    牛仔裤和橄榄绿：一个是矢志改革传统，日后可能成为思想精英；一个是誓死保家卫国，始终是民族魂魄，在不同的领域里挥洒着青春飞扬的梦。改革传统，需要对自己的祖宗和旧制有更多的批判和扬弃；保家卫国，则需要对自己血祭的家国有更多的肯定。80年代大学生的所思所想，与士兵及工农大众在精神思想层面拉开了距离，但青年知识精英的自信和狂妄，又使他们不屑于求得社会的认同甚至谅解。

    当“猫耳洞之声”乐团步入清华礼堂时，场外鞭炮齐鸣，场内欢声雷动，大学生高呼：“战士万岁！”清华大学赠送战士们一面锦旗，上面写道：
    “老山、清华、祖国；战士、学生、人民。”
    这是1986年底。3年后，牛仔裤和橄榄绿，老山和清华、祖国，战士和学生、人民，在这个国家最神圣的地方激情冲撞，溅起殷红的鲜血……
    据人民日报记者罗自苏1985年的报道，老山战士在越军炮口下坑道墙报上的一首小诗《我走了》，博主认为同样适用于另一个青年群体：
    我走了，
    像一发出膛的炮弹，
    飞完了全部射程。
    给容纳过我的空间留下点什么？
    恐怕只是轰的一声巨响。
    我落到哪里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有过声音、速度和光亮。
    不管他们的人生射程多长、落点在哪里，80年代最优秀的两个青年群体，看重的都是自己有过“声音、速度和光亮”。同样热血奔涌的年轻人，内心都诚挚地践行了猫耳洞伤残战士徐良献给CCTV春节联欢晚会的一曲《血染的风采》：
     “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你是否理解你是否明白？ 　
　　 也许我倒下，将不再起来，你是否还要永久的期待？ 　　
　　 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们血染的风采！”
　

民族伟力栖息在草根

    老山、法卡山、者阴山、扣林山……
    天安门、新街口、人民广场、天府广场……
    两个青春群体，勇敢而孤独地走进历史深处。

    90年代，历史布景很快转入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消费社会。直到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之前，人们似乎淡忘了，就在我们的身边，曾经发生过蔚为壮观的群体性现象，有一种境界叫崇高，有一种圣洁叫无我。只是在汶川地震中，从改革后富裕起来的中产阶级中，好像忽然凭空冒出来一百多万志愿者，其中一半以上是“80后”，急赴灾区救死扶伤，才让中国重温了近20年前、30年前年轻人的洁白无瑕，英勇无畏。
    人民日报1985年7月4日曾转载解放日报通讯《面对20岁的人生》，说的是老山、者阴山4位英雄负伤后，只有七条腿，戴着三副墨镜，穿着簇新军官制服，豪迈坦然地走在上海南京路上，通过仅有的3只好眼，感受着那儿的繁花似锦。过路行人对4位英雄投来惊奇敬佩的目光。
    这是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姿态。七条腿的脚步声渐行渐远，在市井繁华、人欲横流的历史喧嚣中，这些朦胧的背影，早已堙没在历史深处。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战士罗奇中，退伍后1986年成为云南河口县民政局职工，担任“水头烈士陵园”管理員。这座陵园有358座坟茔，安葬的都是1979年“自卫还击战”中曾经并肩作战的战友。
    二十多年来，7000多个日夜，罗奇中穿着一身旧军装，吹起清晨的起床号。携老妻在陵园大門前一间小屋里安家的老罗，自費买來扩音设备，在陵园里安裝了喇叭。大白天，老罗用喇叭喊叫军队操练的番号和口号，还不时会播放枪炮声和喊杀声的录音。晚上，喇叭又会准时响起熄灯号，伴随着老罗的报告声：
    “熄灯就寝。今晚哨兵——罗奇中！”
    面对358位花样年华的战友，逢年过节，老罗都要給他們进香烧纸，点上一支香烟，絮絮叨叨地安慰他們几句。罗奇中对记者解释说：
    “他們都是生龙活虎的年轻战士，我不能让他們太寂寞。”
    历史的伤痛不能遗忘，纯净的灵魂不能遗忘。
    捌玖年初，中国青年报发表学者金观涛的一首小诗：
    “我们是最后的，
    然而却是不死的，
    理想主义者。”
    一语成谶，这首小诗竟然成为柒玖-捌玖那一代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一代大学生的精神祭奠。
　  如今，逢九之年的悲情都已远去，20年前、30年前的历史像一个真实性可疑的传说。但不能忘了，无论身着橄榄绿还是牛仔裤，他们的青春热血和精神境界都曾令当时的中国人民动容震撼。80年代大学生爱读茨威格的一本书《人类群星闪耀时》，扉页里有一段话，似乎先验地预言了中国两个青年群体、一代青春年华的时代悲剧：
    “他们或是被命运高高举起，送入英雄们的殿堂；或是被狠狠嘲弄，抛入千秋遗恨的行列。当强烈的个人意志与历史宿命碰撞之际，火花闪烁，那样的时刻从此照耀着人类文明的天空。”

    （于2009年除夕夜）

流血牺牲在跳舞赚钱年代

    置身“风萧萧易水寒”的燕赵不毛之地，荆轲、聂政身无长物，单刀赴会，生不足惜，死不足惧，自是一番壮怀激烈。但假如在“烟柳画桥，风帘翠幕”的钱塘江畔，在“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的一派升平中，抛弃了人生的良辰美景，葬送了青春的姹紫嫣红，远赴绝地从容就义，需要怎样的坚忍？
    1979年初的中国，处在从毛泽东的革命时代到邓小平的消费社会转折点上。多年政治运动的风声鹤唳渐渐远去，计划经济板结了的社会“大地微微暖气吹”，前方烟柳画桥在望，私欲情欲都在蠢蠢欲动。年轻人用自家或朋友的单卡收音机，偷偷地欣赏邓丽君“何日君再来”的“靡靡之音”；在日本宽银幕电影《追捕》中，痴痴地看着冷面硬汉杜丘和长发美女真由美相拥驰骋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被浑厚男低音主题曲“啦呀啦”唱得心旌荡漾。杜丘的风衣、鸭舌帽，后来又加上美国肥皂剧《大西洋底来的人》里的蛤蟆镜，以及喇叭裤、大鬓角，成为男孩子的扮酷行头。在中国社会世俗化的进程中，一种新的人生观发芽生长，它回归常识，正如意大利文艺复兴作家薄伽丘《十日谈》中译本前言——《幸福在人间》。幸福不在某个虚无缥缈或者鼓动人民自相残杀的未来天国，幸福就在人间，就在于人民吃得好穿得好；后来还有人补充一句，幸福就在床笫之间。
    1980年上映的电影《庐山恋》，女主角张瑜竟然换了43套时装，可以想见那个年代追求时尚和渴望物质享受到了夸张的程度。然而，直到80年代中后期，还有另一些中国年轻人，远离家乡、远离亲人，以一个班、半个班甚至单兵为单位，长年驻守在一种叫做“猫耳洞”的狭小工事里，在生存极限下跟越南人展开边境拉锯战。  

    猫耳洞，一种类似猫耳朵的石灰岩溶洞，石质坚硬，炮火奈何它不得，因而成为中越两军边境对峙中前沿士兵的藏身洞。据人民日报记者罗自苏对单兵猫耳洞的描述，“猫耳洞”通常高不过一米，宽不盈两尺，人不能站立其间，不能躺下休息，只能抱枪蹲坐，经常一蹲就是3个月！

    亚热带的雨季，天气闷热得使人透不过气来。山林中蚊蚋成群，一咬一个包，皮破后流出脓水。洞内人的汗酸味，食物的馊味，粪便的骚味，老鼠的腥味，煤油的刺鼻味，火药味，还有各种说不清的霉烂味，令人窒息。洞里阴暗潮湿，有的战士身体关节痛得没办法，只能用拳头砸，一直砸得关节发热为止。罗自苏在1985年12月15日的通讯《老山战士的信念》中，引用前线战士的话说：
    “仗好打，苦难熬。枪一响往前冲，伤得痛快，死得壮烈，最难熬的是蹲猫耳洞。”

      胡耀邦总书记视察猫耳洞

    “猫耳洞”还有个难言之隐，就是烂档，奇痒无比。害羞的战士坚持不了几天，也得脱去裤头。遇到出太阳的好天气，除了值班警戒的，小伙子们一个个光着身子，齐刷刷走出猫耳洞坐成一长排，一边手扶钢枪，一边让太阳晒晒溃烂的裆部，特别是阴囊。在80年代的中越边境，这是世界军事史上罕见的奇观。
    1986年12月15日，博主在人民日报科教•卫生新闻版值夜班时，一条科学含量不算高的短新闻却被值班主任罗荣兴郑重地安排在右上角，两侧用“文武线”做了显著标示。因为夜班编辑都知道这条新闻对南疆子弟兵意味着什么：
    《前线战士易患皮肤病　药物短裤防治有奇效》
    新闻说，按照总后勤部首长指示，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和北京印染厂合作研究成功一种药物布，经过云南前线1500多人试穿，可治疗裆部股癣、阴囊瘙痒等皮肤病，有明显的抗过敏和止痒功效。
    云南边防部队某团3连战士周慎辉给人民日报写信说，从后勤供应点到他驻守的猫耳洞6号哨位，有一段二百多米的开阔地，被越军火力严密封锁。为了减少伤亡，炊事班只能两天送来一顿饭，平时得靠压缩饼干充饥，吃得反胃。更难受的是缺水。由于猫耳洞温度奇高，人出汗多，水分消耗极大。渴急了，战友们用舌头舔舔猫耳洞里带着潮气的石头，洗脸刷牙更是奢望。有一次断水时间过长，连长下令：无论如何要把水送上去！哪知送水的战友走到半路，水囊就被打穿；第二天晚上再送，又有一个战友腿部受伤。他们在报话机里急了，对连长说：我们宁肯饿死渴死，也不要再送了！连长不允。周慎辉灵机一动，报告说：
    “我们洞里有地方滴水，我用罐头盒接了三盒子，够我们用一天的了。”
    实际上，猫耳洞里根本没有水。他们硬挺着坚持到第8天，打退了敌人的进攻，终于等到战友们送来了饭和水。
    据说美国军事条例规定，如果没有正常补给，基层指挥官有权不向上级汇报就放弃阵地，不会因此受到军事处分。中国军人的体格可能逊于美国军人，却承受着美国大兵无法忍受的痛苦。士兵在猫耳洞里待上3个月，体重平均会减少10斤以上，需要休养数月才能恢复。大家都说，猫耳洞里“几个月能把一辈子的苦都吃完！”选择这样的作战工事，只因为中国的军力、国力所限，只能打一场低科技战争，为了近距离屯兵边境，打破了士兵的生存底线。一位进过猫耳洞的团长说：

     在这样的猫耳洞呆一年，就是不打仗，也应该给立功，应该给一等功！

    “猫耳洞”中不仅条件艰苦，而且命在须臾！且不说猫耳洞外的小路和草丛里布满越军的地雷，越军的地堡和铁丝网依稀可见，中越两军离得最近的洞口才三十多米！越军经过与日本、法国、美国的几十年战争，擅长山地丛林偷袭。据战争幸存者回忆，越军一旦借着闪电看清了我方的射击孔，下一个闪电降临时就是一梭子弹打进来，洞里的战友就这样牺牲了。有时越军顺着电话线摸到洞口，一颗“哧哧”冒烟的手雷，或者一束手榴弹、一根爆破筒扔进来，便是全军覆没。
    坐着轮椅登上1987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大学生伤残战士徐良，回忆起驻守猫耳洞的日子时说：
    “晚上不存在睡觉，谁敢晚上把眼睛闭上啊，晚上不但把眼睛睁开，耳朵都得睁开。”
    就在死神脚步徘徊的猫耳洞里，战士们乐观地迎来每一天生死未卜的晨光暮霭。

    整个80年代，执政党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个人物质利益为发动机的市场化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大踏步前进。土地承包责任制被宣布15年以上不变，农民甩开膀子发家致富；年广九在安徽芜湖雇工生产“傻子瓜子”，得到邓小平的亲自关照——“不要动他”，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则热情称赞个体工商户干的是“光彩的事业”；深圳市场经济“特区”试验，在人民日报上被描绘成“一场伟大的迪斯科”。1979年到1989年这一代战士，尽管不少人来自老少边穷地区，也已感受到和平发展年代的“暖风吹得游人醉”，意识到今生可望享受到消费时代有滋有味的人生。不少人参战前节衣缩食，盘算着如何置办收音机、自行车和缝纫机（“老三件”）。但战事一起，国家民族至上的文化基因立刻被唤醒，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周慎辉在来信中告诉人民日报，自己和3位战友利用战斗间隙，凑了一副对联，刻在洞口石壁上：
    守边关，甜中有苦，苦中有甜，一人辛苦万人甜；
    保南疆，圆中有缺，缺中有圆，一家不圆万家圆。
    横批是：
    乐在其中
    幸存的猫耳洞战士回到后方，最大的心愿就是：

    “痛痛快快喝足一次水，好好睡上三天三夜，对了还要痛痛快快地上一次厕所，没了。”

    据“空六军战友网”记载，在磨山野战医疗所，有记者问一位因掩护战友负伤的战士：
    “你们在猫耳洞里吃苦，后方的年轻人在跳舞；你们在前线流血，后方在赚钱，你们是不是感到这太不公平了？”
    战士毫不迟疑地回答：
    “那么，难道让全国人民都和我们一样吃苦流血才公平吗？不！如果后方不能跳舞、不能安居乐业，那才是我们军人最大的耻辱！”

感时忧国在猫耳洞

    80年代参加“自卫还击战”的战士，与军中前辈相比，一个突出的时代特征，就平时爱读报纸图书、爱听广播、关注时事而言，他们差不多都算文化兵。到80年代中后期，前线部队的文化素质有了大幅度提高，像徐良这样的大学毕业生从军校和地方院校充实到基层部队。1986年，据人民日报报道，某省成人高等教育自学委员会甚至在老山前线设立了一所别开生面的“猫耳洞大学”，辅导“大学语文”、“政治经济学”等12门课程，有490名部队指战员考试合格，获得单科结业证书。在改革开放年代从军打仗，这些战士绝非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莽汉，不知有汉遑论魏晋的荒野村夫。在猫耳洞的战斗空隙里，他们瞪大眼睛，俯察自己和战友流血流汗保卫的这个国家，以一颗火热的心审视和追问着它的改革与发展。

    1986年11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通讯员马文科、记者罗同松的长篇通讯《今日“两地书”》。从解放军报调入人民日报的罗同松，现场采访过西沙南沙保卫战、海南岛防空作战和唐山地震救灾，对于前线战士不陌生。但这一次，他从猫耳洞战士身上，发现了一种全新的人格要素。
    老山，一场战斗刚过，猫耳洞里，浑身泥土、满脸烟尘的战士们一边擦拭武器，喝水嚼饼干，一边开始谈论祖国内地的见闻：
   “前几天从报上看到一条消息，说我们家乡来了个‘检查团’，一个月吃喝就花了八万七千多元。纠正不正之风搞了好些年，为什么有的干部还是《准则》心中留，酒肉穿肠过呢？”
    “某省机构臃肿，每年办公经费4000多万元；而小学课桌坑坑洼洼，学生写字十分不便。如果我们能尽快解决机构臃肿问题，省下一些钱发展教育事业，使每个孩子都有一张平整的课桌该有多好。”
    “从报纸上看到少数人走后门、拉关系，干工作互相推脱扯皮，还有改革受阻的报道，心里很不痛快。战士在前线作战，流血牺牲，图的不就是一个繁荣富强的祖国吗！为什么有些人却要干那种对不起祖国的事呢？”
    战士们尖锐的疑问也指向军队自身：
    “为什么近几年军队干部的级别提了，钱也加了，不安心的面反而大了？”
    透过一些见怪不怪的现象，战士们开始拷问制度和机制：
    “报上天天说精简，可谁也不见机构减少。个别地方办一件事要盖上百个公章。有人怀疑这种状况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
    从前线抬下来的伤员，也在病床上表达忧思：
    “在战场上，当敌人向我们挑衅时，我们义无反顾地进行反击。对待前进路上出现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瞻前顾后呢！”
    战士们越谈越焦急，越想心头的疑云更浓。一名后方干部忽然想起一个人——在军委办公厅工作的张立，因为读过他在新华社内部刊物上撰文研究体制改革的文章。战士们一听，就是他了，不一会便写出了几封满腔疑问一吐为快的信。对于远在北京军委机关、未曾谋面的文职战友，送出一份请教，也是一份探讨。
    《今日“两地书”》讲述了其中一位战士韩群飞的写信过程。一封只有两三百字的信，小韩用了3天时间才写成，因为：
    轰鸣的炮声，常常打断他的思路；暴雨来了，无法书写，他只好用匕首把观点记在石壁上；问题考虑成熟后，却又找不到纸，后来好不容易捡到一张“糖水桔子”罐头商标纸，钢笔又没有水了。夜幕降临，送给养的人员来到阵地，韩群飞别无他求，只是说要讨几滴墨水。他用笔尖对着战友的笔尖吸了几滴，才把这封字字烫人的信写成。
    这一封封来自前方的信件，有的写在商标纸上、香烟盒上，有的已浸泡过雨水，沾满了汗渍和血迹，还有的被战火烧得残缺不全。个别战士将信写好，来不及交给战友带下阵地邮发便牺牲了。这些血气方刚的军人在战火纷飞中命若朝露昙花，一旦“壮烈”了留给亲人的全部身家可能就是16元人民币，但他们仍然相信自己有一份责任、更有一份权利，来过问这个国家，作为神圣的一员，参加改良这个社会！这是一颗颗至纯至正的心，在南疆猫耳洞里执着热烈地跳动。罗同松感慨地写道：
    所有的信件，都喷吐着火焰般的激情，充满了纯真的希望。      
    张立在北京捧读这些信，“手直哆嗦”，他无法确定这些来自猫耳洞的纸条份量！他告诉记者：
    我们身在后方，对战士们提出的问题，若是无动于衷，那将愧对南疆，罪莫能恕！
    张立在几年内，给前线战友回了130多封信。据《今日“两地书”》记载，猫耳洞战士把张立来信收集整理，其中论述干部制度的12篇，论述编制体制的9篇，论述领导决策科学化的4篇，论述端正党风的2篇，论述政治工作的6篇……张立甚至跟战士们总结了现行编制的4点缺陷，“设计出未来政权机构的蓝图”。用今天的眼光看，战士们的提问和张立的复信，不少失之浅表，有的是因循旧说，有的是年轻人的一厢情愿。对于中国改革和现代化进程的全部复杂性，从80年代到今天，探索和争论还远没有结束。但允许和尊重讨论，机关与草根平等探讨国事，已经给猫耳洞勇士以巨大的精神鼓舞。收到张立来信，战士们你抢我夺，争相传抄。战士张小弟牺牲后，战友们在收拾遗物时，从他的衣兜里发现了几张张立复信的残页。
    载有《今日“两地书”》的人民日报传到老山某高地。23名骄傲地自称“不怕死的男儿”，在这块“焦土阵地”上和越军交战130多次，许多战士负伤，但谁也没有掉泪；可是，这一天他们抱在一起哭了起来！因为人民日报“真实地反映了我们”，党和人民“理解了我们”。
    老山前沿某阵地，19岁的机枪手王虎从《今日“两地书”》上抄下两句话，贴在猫耳洞口做对联：
    祖国万事连我心，献计献策为己任
    横批却写上：
    王虎说的
    王虎说：“我总认为这是我说的！”
    在80年代，思想解放的擂鼓声，“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身影，也扰动了整齐划一的军营行伍。一支视野开阔、思想活跃的军队，知道军人为何而战，可能更有锲而不舍的战斗力，同时也是国家的稳定、团结和民主化进程的坚实基石。《今日“两地书”》见报后，全国政协一位副主席称赞：关心国家大事是“军队好传统”，小人物想大事，“真了不起”！

    有工人读者给人民日报编辑部写信说：

    我们佩服边防战士敢想敢说、关心国事的精神，更佩服边防部队领导那种敢于让干部、战士讲心里话的胆识和善于同群众一起探索问题的领导艺术。
    历史进入21世纪，让战士讲心里话的胆识，小人物关心国家大事的军队好传统，“献计献策为己任”的军人素质，还有多少人能够记起？中国军人的“核心价值观”不该冷落了这一条！

   

    访谈事由：24岁的罗炼，一位喜欢庄子的浏阳农村青年，南下珠三角打工5年，2008年中秋节从打工地出走，在月饼盒内留下纸条一张：“终生役役而不见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所向，讳穷不免，求通不得，无以树业，无以养亲，不亦悲乎！人谓之不死，奚益！”至今下落不明。网民对罗炼的遭遇深表同情，视为21世纪的“潘晓”事件。

    嘉  宾

    党国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蒋贞蕾：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罗  蕊：罗炼的姐姐

人世间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

    博  主：小年刚过，很快就是春节了，我们格外怀念那些为了生计，还在外地奔波的农村青年，以及那些年岁已经不轻的务工者，所谓“农民工”。今天我们要讨论其中一位代表性人物的命运，以及他的失望出走给社会敲响的警钟。他就是浏阳小伙子罗炼。请问嘉宾，假如罗炼兄弟正在某个角落上网看着舆情会商室，您此刻想对他说点什么？

    党国英：人世间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社会对人总有束缚，束缚多大，取决于社会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的程度。我们的社会还是有很多改进，人的自由选择的空间比三十年前要大多了。作为个人，我们要改变生存空间很难，我们能做的是在限定的空间里做出努力，改进自己的生存质量。社会空间也要改变，但要靠全社会的努力，特别是政治家的努力，我们都期待这种改变。

    罗  蕊：想对罗炼说，克服种种困难，以家庭为重，以自己事业为重，哪里跌倒哪里爬起，干起自己愿意做的事业。爸和我们都盼你能早日回家，不要让我们失望！

    蒋贞蕾：回来吧。回到亲人的身边。不管遇到多大的挫折与苦痛，亲人永远是你停靠的肩膀。亲人非常焦急，非常盼望。包括千万网友和我，都十分关注你的故事和你的去向。希望你能尽快回到亲人身边。

罗炼是个什么样的人？

    博  主：从石扉客博客和报纸文章《越有梦越痛苦》，罗炼的古文功底、才气、抱负和人生坎坷，让很多网友惊讶、叹息和难过。请罗蕊跟网友说说，您弟弟是什么样的人？在媒体报道和网络关注后，对罗炼的下落，你们得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了吗？

    罗  蕊：我弟虽然读书不多，但能自学，不打牌，不贪玩，爱清洁，有礼貌，有孝心，爱文学。缺点就是内向，少与人沟通，有抱负，心与天高，但事与愿违，像瞎子半夜在树林里到处碰头，所以导致出走。自从我弟出走后，一直没有有价值的线索。归来吧！

农村青年像野花一样自生自灭

    博  主：从古到今，农村和小城镇上很多有才华的年轻人，没有很好的教育条件和工作机会，像山野美丽的花草一样自生自灭了。您感觉谁最应该对此负责？是城乡户籍制度，是城乡教育文化资源的分布不均，是农村和小城镇经济的不发达，还是传统观念的束缚？

    罗  蕊：这个问题，作为我一个学历不高的女青年很难回答。但我肤浅地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一日千里，贫富差距却越来越大。农村一些有天赋、可造就的青年因家庭贫困只能极早辍学，极早走向社会。并且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一直到现在或多或少还有点余气，城里人看不起乡下人，吃国家粮的看不起农民，致使这群没有地位没有背景的人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碰。各级部门应对我们这一代多关心点，在精神上在心灵上多做点文章。其余我不敢妄言，因我知识太浅薄。

    党国英：我们的体制要为此付重要责任，这个体制就是近三十年来我们要努力改革的对象。

    博  主：在罗炼24岁的中秋节对生活绝望出走之前，您觉得哪些人、哪些环节本可以阻止他走到这一步？

    罗  蕊：自从母亲过世生后，给他沉重的打击。当时全家都在悲恸中，没能在情感与精神上去关心弟弟，一味地恨铁不成钢，致使他背上沉重的压力，使他沉默寡言，导致出走的悲剧。

    党国英：我们可能假设许多更好的社会条件在我国是存在的，罗炼的命运就完全不同了。例如，城乡的平等，农村条件的不同，劳动和资本关系的不同。

    网友大红豆：坦白讲，对于罗炼的故事，除了其农民工身份标签所引发的种种感慨之外，更令我感觉“心有戚戚焉”的是他所面对的人生困境。这种困境，在《恋恋风尘》中的台北打工少年那里看得到，在《李米的猜想》中的中学辍学生的爱情中看得到，在《海角七号》中的落魄摇滚歌手身上也看得到。越有梦越痛苦的何止是农民工，难道失业大学生中没有？难道城市边缘少年中没有？也许，我们可以给他们一个共同的冰冷名字：弱势群体。对于这一群体来说，突围而出的几率不会大于彩票中奖，坚忍地度过一生常常需要莫大的勇气，麻木和沉沦也许是更好的选择，而梦想，或许是该戒掉的东西。

    网友飘  然：在数以亿计的外出打工人群中，不论户籍是农村、城市，前途茫然的，何止一个罗炼？？？

    网友胡文平：1993年底，我也去广东打工，路上写了《南行抒怀》：万古江河千秋关，峰回路转驰广深。迢迢征程志四方，皎皎明月勿断肠。我也从“奴隶”到“将军”，再从“将军”到“奴隶”，再到——历尝人生的酸甜苦辣，真正体会人生如梦！台湾的李敖曾说：孤独的愉快.罗炼也许就是在追求一种孤独的愉快。我理解你！于河南南阳油田

    网友 218.24****：我03年的一首诗《京津行》：残荷苦草水里怨，工仔工妹风中餐。正是津门深秋处，京塘阴冷到武清。

    网友61.51****：农民的孩子上升通道受阻，是一个社会丧失人性的迹象！

    网友Star：农民工问题是中国现有社会发展矛盾的集中体现。一、　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二、　户籍制度造成城乡二元体制的强化。三、　教育制度的嫌贫爱富：子女入学机会不均等。

    网友61.51****：现在大家都关注社会上的“两极分化”，其实大学里的“贫富殊途”更值得忧虑。那些好不容易从贫困中杀出一条路考上大学的农村贫困生，与有钱有权家庭的子女已经玩不到一起。各自的生活方式、消费习惯、朋友圈都互不交叉。大学作为涵养社会人文精神“水库”的功能丧失殆尽，这才是中国教育最大的忧患，也是建设“和谐社会”亟待止血的伤口。

青春仿佛还没到来就已经过去了

    蒋贞蕾：农村青年或者说打工青年的苦闷，是比较普遍的。一个农村女孩给我写信，告诉我她的困境：在家里，因为高考落榜，爸妈都不把她当回事。待她很冷漠，没有可以说话的人。小时候的玩伴，没考高中，早已找了工作。见面时话题说不到一块。想要保持学生的幼稚的“纯”情，但又没办法融入她们之间。又过了几天，居然有人登门说媒，她更怕。似乎这离她很远。家人的逼迫下，大病一场。想找个工作，没有人要，自己弄点小玩具，到夜市上去卖。她说：“不知道生活怎么弄成了这样，青春仿佛还没有到来，就已经过去了。想做的事一样也没做成。高中对我来说，除了受束缚就是浪费时间。如果当初没上高中，上了职专，有一技之长也比现在什么都不会好啊！说起来高中毕业，有什么用呢？”

珠三角劳工素质超过周边国家

    蒋贞蕾：像罗炼这样有较高教育素质和梦想的中国农民工是比较普遍的。以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为例，中国的劳动力素质是相对比较高的。《义务教育法》的出台和各地政府和学校的通力合作，中国的“普九”作为国家政策得到有效落实。蔡禾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招标项目《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显示，珠三角的劳工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95年。这个数据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在超过普九的水平之后，还能大概接近高中一年级的受教育水平。还是说明因此国民受教育水平是比较高的，比周边国家的劳工的受教育年限比较而言更高一点。再加上劳动力价格低廉，都是国外资本的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原因。

    我曾经在建筑业也遇到过好些个高中生。你想想，在几乎纯粹出卖劳动力的这样的一个建筑业，建筑工人里头也还是有高中生。其中一个高中生在工地是搅拌混泥土的，并把混泥土制作成砖模。由于是计件（按每平方米）工资和产业特点，这个高中生的收入跟一个小学的收入并无差别，工资主要就是看这个件数的多少。因此，读了高中反倒显示不出任何优势，甚至工资更少。

“农民工”称谓居高临下

    博  主：人民日报发表过赖龙威的“人民时评”，认为“农民工”这个称谓有点居高临下，不如上世纪二十年代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农友”称谓亲切。这篇评论在跟帖中得到不少网友的强烈共鸣。请嘉宾先谈谈，有没有必要为“农民工”这个称谓改名？

    党国英：名称不是关键，如果能找到反映农民工特点的名称，大家也会乐意采用。

    网友“邗沟渠”：你要叫“农民工”，我看很多人我就可以叫他“工农干部”呢，怎么样，不爱听了吧？所以还是改了好，就叫“工友”嘛。劳工万岁！

    蒋贞蕾：农民工这个称谓的问题，在于身份不明确，逃避去定义农民工到底是农民还是工人。这种身份认同的模糊会来带权利的缺失。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同步，也导致那些实质已经在城市工作了很长时间的农民工无法以一个城市市民的身份在城市生活，并享受作为一个城市市民，一个城市里工作的工人应该享受的权利和社会保障。

    “农友”这个称呼倒是十分亲切和尊重，但是还是没有明确地说清楚，农民工到底是农民还是工人，身份还是不明确的。我是希望对那些希望在城市发展的并已经就业的农民，国家能正式承认他们的工人身份，让之市民化，享受市民待遇。市民化的过程背后就是一系列被缺失的市民权利重新得到恢复的过程。

    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跟他的经济地位和文化地位是有很大相关性。农民工工作时间长，工作待遇低，工作条件差，也决定了他的经济地位实质上比较差。中国现在的主旋律是建设和谐社会，国家领导和高官也先后肯定农民工对城市的贡献，但是，如果不能切实改善农民工的经济地位，谈全社会对农民工的尊重是虚的。

    网友222.69****：我最不愿意看到和听到“农民工”三个字，在电视上最好更不要讲了。

网友飘然：不能称呼“农民工”！对劳动者的称谓，应该以其工种或工作性质为主才正确的！

    网友221.174****：为什么要用“农民工”这个词？只要他们离开了土地，从事工业生产他们就是产业工人，应该叫他们工人，他们属于工人阶级，为什么叫他们“农民工”，这显然带有歧视的成分。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人为地制造歧视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体要求是不相符的。是人为地折腾，人为地制造矛盾，人为地割裂阶层关系，为社会出现大的不稳定埋下隐患。强烈要求不要再叫他们“农民工”啦!!!!!!!!!!!!!!!!!!!!!!!!!!!

    网友邗沟渠：对，不该叫农民工，叫农友也不确切，就像现在不兴叫工农干部一样，既然他们进了城，做着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的工作，就不该再以出身称呼他们。也许叫“工友”好？

为农民工提供心理支持

    博  主：请罗蕊原谅，下面我要转述一部分网友的看法，他们认为罗炼的遭遇固然值得同情，但他的心理素质是不是不够坚强和有韧性？我们当然不希望他一直做漆工，但就在广州还有那么多研究生竞聘卖猪肉，是不是罗炼的职业期待急躁了点？

    罗  蕊：可能是的。他有“无以养亲”悲切之说，有点急功近利的意思。我感谢网友的同情，也理解网友的直爽，但是我们姐妹始终不相信罗炼出走，是否有人引诱到了不该去的地方，致使人身自由受到限制？这只是一种猜测，无凭无证，不可妄下结论。他决不会放着老父亲而不顾，放着亲人而不理，这不是罗炼性格。因此，我们姐妹推断以上设想。

    党国英：有一句话说得有一定道理，性格即命运。

    蒋贞蕾：罗炼面对的心理问题还是社会问题？我不想过分强调罗炼的心理素质的个人性和正当性，因为人毕竟已经出走了，做正面或负面的评价没有意义。我是想强调导致这种心理状态的社会结构因素。农民工的劳动状态是工作累，工资低，劳动条件差。这种状态所导致的精神和心理卫生问题是必须要关注的。

    我下面来详细地想象一下罗炼当时的一个劳动状态：

    工作时间：有报道显示，罗炼是8点上班，晚上10点下班。工作时间是13个小时。中间我还刨去了一个小时的吃饭时间。法定应该是工作时间8小时。一天是加班5小时。如果是按照一周工作5天，一个月工作20.83天的情况，一个月大概工作了270.79小时，加班104.15个小时。这个数字我还没有算如果每周六也是工作日的情况，一天13小时，4个周六就是52个小时。每月是工作322小时，加班时间是156.15个小时。考虑到罗炼的工厂加班如此频繁，因此周六也加班的可能性是极大的。而且从我以往调查的经验来看，工厂周六工作几乎是惯例的。甚至再恶劣一点的情况，有的工人周日也要工作半天。

    那么，一般的人，包括很多工厂的管理层都会说：工人自己要加班。那么，工人是否真的认为越加班越好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陈佩华教授的对深圳关外工厂的对工人问卷调查就发现，逻辑并不是这样的。其实，工人所期望的工时最多每月260小时，每周60小时。这种期望也是工人在忍受身体透支，机械化，无聊及简单重复动作下的最大工作极限。很多工人宁愿少拿一些工资，也无法接受过分加班的事实。以更严格的要求，按照中国劳动法第36条规定：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第41条规定：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1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3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可以看出，每月322小时的工作时间无论是从法律的角度，还是从生理极限的角度，的确是让罗炼忍受了极为严酷的工作时间和生理极限的挑战。

    工资：2008年佛山市（罗炼工作的南海区是佛山的一个区）的最低工资840元。此最低工资不含加班费。但是在报纸报道的一个细节：“到家具厂前，三姐夫征求罗炼意见，说工作很苦很累，月工资只有五六百元，但罗炼接受了。”按照国家劳动法，工作日加班每小时1.5 倍计算。周六日加班2倍计算的话，罗炼当时的工资应该不应该仅仅几百快钱。应此也可以判断，罗炼当时也忍受了严重的克扣工资等劳动侵权。

    住宿条件、文化生活等等，相关报道也有涉及，的确是不适合居住，文化生活贫瘠，当地社区无法提供一个安全的心理支持的状态。

    日记末页，罗炼在日记正文后还留下所指并不明确的3个词组8个字——“肮脏”、“混乱”以及“低俗不堪”。

    罗炼摘抄过“人生因梦想而伟大，因学习而改变，因行动而成功”的话语。但是，罗炼如何有时间、精力和金钱去实现梦想？在这种情况下，越有梦，越痛苦。但是，背后的深层原因是，在工厂方面，是大部分中国工厂残酷的劳动时间，恶劣的劳动条件，极低的工资，让农民工人无法去实现梦想。那些所谓农民工衣锦还乡的故事是被过分地宣传了。故事的另一面是，他们是在付出了极大的生理和心理透支的代价得来的。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是一个人人有梦，而且可以去实现梦想的社会。“关注外来工精神生活,让他们走出压抑不孤独。”但是如果不能改变工厂恶劣的劳动现状，不改变中国劳动力过分低廉的现状，不完善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外来工的精神生活不可能有本质地改善。

    博  主：还有个细节，石扉客博客说罗炼手机上只有3位姐姐等很少的电话号码。在市场开放、资讯发达的今天，像罗炼这样的草根青年是不是太缺乏自卫表达和社会沟通的渠道？上亿农村人口进城打工，还有留守农村的青少年和儿童，他们的工作、生活和内心世界，媒体、政府和社会是不是知道得太少？关心得太少？

    党国英：也许罗炼有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全社会都关心不够，对农村青年的关注尤其不够，在这方面我们的社会也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蒋贞蕾：我想谈谈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对农民工的重要性。的确有这种担忧。中国毕竟是一个关系社会。表达、沟通、朋友、家庭、社区、工作以及公私生活联系起来的人格网络，都是属于社会资本的概念。从社会资本角度，关系有它的负面的地方。但在支持心理需求方面的确是有一个很大的作用。马克思也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从个人的角度，罗炼的社会网络的确是缺乏。另外一方，从打工群体整体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来看，也是比较缺乏的。这种社会资本，一方面需要打工群体自我的创造，也需要整个国家的培训。包括通过文化性的活动、社工服务的组织和服务，来促进打工群体的网络联系和自我支持。

改善命运的机会始终存在

    博  主：罗炼的故事改变了很多网友对农村青年的印象，他们的素质、雄心和苦闷，都很让人感动。您认为罗炼这样的青年在农村有很多吗？对那些与罗炼命运相似的年轻人，您想安慰和劝诫点什么？

    党国英：这样的人很多。很多人水平很高，但他们因为其他原因，没有通过社会设立的人才挑选通道，命运就不同于其他素质接近的人。我还是相信，像罗炼这样的人，仍然有可能通过一些选择的通道，再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命运的机会是存在的。

    罗  蕊：在农村，这样的青年可以说还是很多。但凡事遇到挫折，应抖擞精神，奋发向上。不要妄自高估，站在什么角度做什么事。芬芳的幽兰虽小，也能给森林以美观。大家应好自为之！

    博  主：请问嘉宾，在今天，您觉得像罗炼这样有抱负的农村青年，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有哪些途径？上大学、做生意？在今天有多大的可能性？

    党国英：年轻人一定要通过正规的社会选择通道，除非极富天才的人，其他人全要通过这样的通道，比如说一定要上大学。社会选择的标准主要不是看抱负大小，而是看能力大小，我希望年轻人一定要知道这点。

    网友“好好坏坏”：请问嘉宾，您说“年轻人一定要通过正规的社会选择通道，除非极富天才的人，其他人全要通过这样的通道，比如说一定要上大学。社会选择的标准主要不是看抱负大小，而是看能力大小，我希望年轻人一定要知道这点。”我想，所有的年轻人都知道这一点。可是，不是农村里的年轻人不愿意走正规的社会选择通道，而是正规的社会选择通道绕过了农村，这些孩子，有很高的天赋，但得不到很好的教育，即便有了较好的基础教育，比如考上了县城的学校，却因生存环境局限，视野很狭窄。如果这个孩子看得书太多，把人生想得太透彻，您如何让他不绝望？

    蒋贞蕾：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价格太低廉了，是美国劳动力市场的60分支一。甚至比非洲的劳动力价格还要低。医疗、教育、住房不仅仅是农民工遇到的问题，也是大部分人遇到的问题。劳动力价格过于低廉，再加上公共产品的提供资源的稀缺，比如教育资源，其后果就是这个样子。

对农民工要感恩

    网友satr：法新社评论：“说农民工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一点也不过分。”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学家拉塞尔·史密斯说：“城市居民今天的生活质量较之30年前大为改善，但如果没有农民工的努力，他们很可能不会生活得这么好。”现在各地方政府统计的GDP里有农民工的血汗！干活有份，各种社会保障却没有。

    网友125.109****：最苦的人是你，最累的人是你，最不公平的人也是你，付出与得到成最大反差的还是你，从称呼到地位至福利严重缺失的依然是你，从出生到未来再到后代重复一条路的除了你还是你，朋友，社会，政府，请给我一点位置吧，哪怕一点点就够了。

    网友58.209****：农民工真的很可怜。不仅是工资低，而且被人瞧不起，受到歧视。有的生活都没有保障。为了一点点的钞票，有的从事最苦、最危险的工作，赚来的一点点钞票还不够有些领导的一顿饭钱。真的不公平！农民也是社会大家庭的一员，没有农民，那有全国丰衣足食？只有农民富起来，全国才能富起来。只知道给公务员加工资，难道农民真的是没文化，该受到压迫？

    博  主：在中国最大的农民工输入地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最近表示，对农民工“要懂得感恩”。改革30年来，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支撑了沿海出口企业，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现在面临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国际市场订单锐减，威胁到沿海地区出口制造业的生存，长三角、珠三角都有不少企业停产和倒闭，农民工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您觉得这对进城农民来说公平吗？全社会真正做到对农民工“感恩”了吗？

    党国英：当然不公平，不是感恩的问题，而是公平对待的问题。

给农民工以市民待遇

    博  主：现在正是春运高峰，如果不是户籍制度限制，进城打工的为什么不能把农村亲属带进城市长期居住，每年这时候非要千辛万苦“一票难求”赶回老家团聚呢？现在已经出现农村人口的第二代进城打工，所谓农民工的第二代，您觉得将来进城打工的“农友”有没有可能完全融入城市，成为城市平等的一员？

    党国英：当然有可能，而且是必须的。这是一个老问题了，我们本来可以更好一些。

    蒋贞蕾：要让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就一定要给他们市民待遇。首先是确保他们的就业权。就是在城市之间流动和就业的问题。其次是确保社会保障权。包括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等等。最后给确保市民权。包括子女的受教育权。

站住资方角度，还是站在劳工角度？

    网友“中宵劳梦想” ：我来也，先不客气了，罗蕊说的真好，不过要问下党教授和蒋女士，你们在这里高谈阔论“农村工”的问题，你们真的了解他们吗？你们一年下农村几次，一次多长时间？请说实话。

    蒋贞蕾：求知的过程是一个没有完结的探索。农民工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农村问题，也是城市问题，必须要在城乡统筹发展的观念下来进行。我目前的工作现在跑工厂区多一点。每月一次左右。一次在一周左右。我现在推动的几个项目包括工人的生活工资问题。企业社会责任与工厂能力建设项目。现在搞学术还是搞项目，位置很重要。是站在资本方说话，还是站在劳工等弱势群体角度？希望当前的学术研究或项目要有社会关怀。

    党国英：一年大概五六次，每次的时间不固定。

    网友“中宵劳梦想”： 对不起嘉宾，我还是要问下您们的出身，您们从小在农村长大吗？知道30年前农村人一天吃几顿饭吗？下过秧田吗，被蚂蝗吸过腿上的血吗？

    蒋贞蕾：我也曾经为出身而困惑过。但农村出身的人，后来也有的变成压榨工人血汗的资本家。出身城市的，可能后来热衷于乡村发展的社工服务人才。所以，出身可能会影响一个人的社会关怀程度，但不一定是必然的。

回乡农民工创业，取决于中小城市发育

    网友“兰溪江”：嘉宾，温总理和国务院常务会议都希望农民工回乡创业，提出创业4项支持，你们觉得农村青年就地创业现实吗？好像城里经商做买卖的门槛越来越高，农村和小城镇市场经济又很不发达！

    党国英：最关键的是技术、资本、管理能力和市场。一定要清楚大部分返乡农民工还是要回到城市的，不可能都在农村返乡创业，关键是要采取更多措施，让中小城市的经济有更快的发展，而不止是发展几个城市群。

    蒋贞蕾：最大的障碍是身份问题不解决，相关的扶持就很难谈得上是百分百满意度。我一直以来的看法就是，一定要给农民工市民待遇。另外，就是城市化发展的途径多样化，推动小城镇化，推动多个中小经济中心的发育。

农村该不该成为城市劳动力蓄水池？

    博  主：岁末年初，大规模农民工提前返乡，春节后可能回不到城市去。据报道，仅遭受地震重创的四川一省就有百万农民工回乡。您认为农村能够消化如此庞大的回乡人口，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和社会稳定吗？

    党国英：我们的农村本来就有蓄水池的功能，我们只是要判定让农村充当蓄水池是不是好，影响社会稳定的怕主要是其他因素。而不是经济萧条。按美国的历史经验，经济萧条出现以后，国民似乎更愿意团结起来，共度难关。就怕我们没有这样的共识。

    博  主：有人怀念三年大饥荒后，为经济调整的需要，中央成功地迁移2000万城市人口退回农村，“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全国大搬迁”（周恩来语），今天还能再现这个“奇迹”吗？有人提出农村是城市经济繁荣和萧条交替的劳动力蓄水池，这个说法有违社会公正吗？

    党国英：不仅有公正问题，还有效率问题，我认为，农民工像候鸟一般在城乡兼来回流动，既不公正，也形成资源的浪费。从长远看，它也不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这种状况增加了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难度。

    蒋贞蕾：蓄水池这个说法的背后，就是不愿意给哪些愿意呆在城市的农民工一个工人或者说市民待遇。因为工业化在中国已经很稳固发展，城市化却远远没有跟上。蓄水池的谋略就是把农民工一个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工具。需要的时候就欢迎他们，不需要的时候不欢迎他们。从社会公正的角度，他们的利益是被牺牲掉的。

    此次金融危机给我们的警示是，依赖出口的经济收到严重打击。整个国家的经济策略开始转到扩大内需上。但扩大内需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民富，就是老百姓手里有钱才可以。但某个群体利益长期的被损害的后果是，很多普通老百姓手上没钱，对未来的收入也没有期望，其结果就是就没有钱消费或者是不敢消费。从宏观的角度看，用一种社会公正的方法，保证占绝大部分比例人口的经济收入，对我国经济的长期平稳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失业率为什么不把农民工计算在内？

    博  主：《南方日报》最近第一次把失去工作的农民工成为“失业外来工”。但政府在计算失业率时好像并没有把回乡农民工计算在内。这样计算是不是很不合理？此外，据您了解，农民工在工伤保险等方面，权益有没有得到基本保障？

    党国英：工伤保险比较普遍，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养老保险，现在只计算城镇登记失业率，的确不能反映结构问题。

    蒋贞蕾：工伤问题，不仅仅要谈工伤保险问题，也要谈工人拿到工伤赔偿的成本问题。现在的一些制度或政策上，让受工伤群体在工伤认定、诉讼上，以及领取补偿上，都比较消耗时间和精力。政府计算失业率不把回乡农民工计算在内，其背后的逻辑，是政府对农民工的认识还是定义在农民工是农民，而不是工人。这是一个很大的结构性问题。为什么？那些为城市做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不能自由选择，是呆在自己生活了多年的城市，或者是自愿选择会农村发展。

    “打工致富后衣锦还乡盖房开店”的佳话，为什么这个社会还是延续这种说法，为成功做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在他们年纪大了的时候，一定要回农村。他们已经习惯了城市的生活方式，但是城市无法承载他们的梦想。另外，所谓打工致富衣锦还乡，其背后付出的生理代价（工伤，职业病）和心理成本（苦闷，压抑）完全被忽略掉了。

希望罗炼勇敢地回归社会

    博  主：时间过得很快，我想很多网友猴年前夕最大的心愿就是：中国顺利走出世界金融危机的低谷；A股赶紧涨起来；楼市继续跌下去，还有就是罗炼在春暖花开时节，最好是这几天回到浏阳老家，回到牵挂你的父亲和姐姐身边，也给牵挂罗炼的全国网友一个惊喜！

    党国英：如果罗炼还在什么地方看着我们，我希望他勇敢地回归社会，回归亲戚朋友中间，勇敢地面对生活。我们都对未来的社会都有共同的美好的希望，我们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希望我们的民族会更好，为此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做好自己的事情。

    蒋贞蕾：客观地说，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时代。幸与不幸是相对的，个人的文化适应和选择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面临巨大转型的过程里，感受到这个时代的伟大，也感受到这个时代的苦痛。我希望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是适合人居住的地方，而不仅仅是为了经济发展而存在的地方。我希望人的价值能够得到张扬，人的尊严能够得到呵护。让我们为一个适合人类生活的世界而努力。对于罗炼，我最想说的是，一定要扼住命运的咽喉。

    网友121.34****：你走了，是一了百了，可年迈的父母怎么办？家里亲人怎么办？梦想是人活下的希望，但现实又是这般艰难。生活可能就在这希望与失望中流逝了吧。坚信一点“人是为别人活着”，或许增强点生活的勇气。

    网友117.92****：一个爱好文学的人难道没有读过老人与海吗，学学那个老渔夫吧。

    网友“硕放机场”：说得好！男人膝下有黄金，男人头顶一片天。在任何时候，都要为爱你的人、你爱的人，奋力撑起头顶一片蔚蓝！

80年代的紧迫感刻骨铭心

    博  主：今天我们请来2位嘉宾，王伟群是80年代新闻界活跃的美女编辑，她负责编辑的中国青年报思想理论版，以理论敏感、思想启蒙和观点犀利受到很多年轻的和并不年轻的读者喜爱；张晓明研究员80年代参与体制改革研究，现在专攻文化发展战略。而且有意思的是，除了我跟张教授有些联系，其他人之间都是约20年没见过面了。今天，在世界金融危机的寒冬里，我们请嘉宾来回顾下80年代中国的文化人、文化事、文化热，让我们重温下当年那代知识分子人文情怀的温馨。

    王伟群：今天北京天气特别好，在这个22层的高楼上，可以看见美丽的京城。

    博  主：人民日报近日发表纪念改革30年的“任仲平”文章，提到改革初期谌容小说《减去十岁》，提到当年中国人对中外时间差、时代差的深刻体认，时不我待、奋起直追的时间焦虑，想起来真像一种青涩少年纯净的激情冲动；今天的中国社会似乎更多的是小康社会的慵懒，社会不公的埋怨，参与乏力的无奈。您感觉是这样吗？与80年代相比，您周围人群的心态变得更好了还是变差了？

    王伟群：为什么说是青涩少年纯净的激情冲动？三十年前的人们的那种急迫感、那种无奈甚至有点绝望的悲哀，是有着很深的痛苦的。这种无奈、这种悲哀所影响的又何止是一代人，因为被耽误的绝不仅仅是10年。而且更令人悲哀的是，这个社会从1978年之后的前进模式绝对是加速度的，三十年前认为自己已经落伍的，在今天只能是被历史落得更远。

    而且这种急迫感不仅仅是韶华已逝的中老年人，当时的中国政坛上也是如此。我记得我写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那篇稿子的时候，专门提到一个背景，在1978年，有12位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的国家领导人，先后20次访问了51个国家，目睹并领略了外面的世界，感受到了世界经济的脉动。邓小平一人就4次出访，行程遍及8个国家。打开国门，发现我们落后了，那种紧迫感是刻骨铭心的。

    小康社会的慵懒：如果一个社会能够让它的公民有一种小康的慵懒，这说明我们国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朝着公民社会又迈进了一步；

    社会不公的埋怨：有了埋怨才有了建设，如果连埋怨声都听不到，那真的是万马齐喑，那是整个社会的悲哀；

    至于参与乏力的无奈，（我）反对，这是一个伪命题，中国公民参与社会政治事务的权利没有哪一个时代能与今天相比。

教育的不公平危害更大

    博  主：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近日在沈阳、北京、重庆看望大学生都谈到大学生就业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蓝皮书》预计，2008年底有100万大学毕业生不能就业，2009年还将有592万大学生毕业。大学生的地位从80年代的“天之骄子”一落千丈，有什么积极意义和消极影响？孙立平分析当今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化已经影响到校园的平等氛围，出现不同社会阶层的学生互不往来。你对此感到忧心吗？

    王伟群：其实这真的是一个挺可怕的现象，社会分层的现象在商业社会中是注定会发生的，但如果把这种现象扩大到校园里，让一座高居于现实生活之上的象牙塔，让一个本应该能有一种超越世俗生活的价值的干净的校园，也堕于世俗的价值观，非常遗憾。对于贫富分化这类社会问题，大学不仅应超越这种分化，还应消弭这种分化，它本应该有这种力量。

    当然，问题首先出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上，这种差距所造成的分裂感肯定会影响到校园里。但其实更重要的原因是如今的校园，起点的公平已经失去了。这才是最最可怕的。坐在教室里，无论你来自何处，或贫贱或高贵，每一个人的起点是完全一样的，在经历了数载学习磨砺之后，命运是可以发生逆转的。这其实也是教育的本质。

    但是今天不一样了。身份的问题突然变得无比重要。在一个加速发展的转型社会中，上一代人的资源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它直接影响到下一代人的升迁发展和发财。所以，就一定会出现学得好不如有个好爸爸，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这样的价值观。

    我觉得，教育的不公平远比就业的不公平所带来的危害要大得多!

新媒体文化生态令人兴奋

    博  主：工业和信息化部宣布，中国网民人数，到11月底达到2.9亿。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对中国的文化生态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比如80年代有“文学青年”，今天在网上开设博客的有1.07亿人，半年内更新过博客／个人空间内容的超过7000万人。汶川地震后，从５月12日到５月16日，仅新浪网博客就发表博文2310万篇。好像网民都成了“文学青年”。

    王伟群：首先这绝对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而且我坚信，其实这种媒体的大变革才刚刚开始。我一直非常好奇，在博客、播客等等手段之后，在电脑、手机等等载体之后，下一个会是什么。

    这几天我曾经还打算写金融风暴，后来发现写不了了，因为几乎所有的点、线、面都被各路记者挖得不留一点余地，更多的专家、准专家、旁观者、亲历者也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来剖析这件事，因为信息太多太丰富了，多到我完全不知道我还能说什么。

    互联网的存在，网民的存在，他们所提供的信息，几乎涵盖了每一个新闻事件，尤其是重大新闻事件的几乎所有你能想象到的视角和观点。 

    这种文化生态我觉得挺好，令人兴奋。以前媒体只是掌握在很小一部分受过训练、有着较强纪律约束的人手中，比如你我，媒体人就象明星似的，所以才有了无冕之王一说。而现在互联网将媒体发布的权力从国家或者机构手中、从一小部分人手中传给了几乎是全社会，哪怕是最底层的人。

    你想想，每天都有数亿人在跟你一起分享知识、分享他们对世界的新的认识和看法，分享他们对世界的感悟，那么你的人生该多么奇妙!

传统媒体的舆论表达不充分

    博  主：在西方网络新闻反馈主要通过电子邮件，跟帖很少，形不成网民对新闻的意见聚焦。在中国，新闻跟帖成为普通中国人发表意见的重要载体。据统计，５月１２日汶川地震后，到５月１９日22时，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中国网、新浪、搜狐、网易、腾讯等８家网站的地震相关新闻跟帖量达到1063万条。《2008年互联网舆情报告》据此得出结论：虽然中国互联网普及率（19.1%）低于全球平均水平（21.1%），但网络舆论的发达程度超过西方国家。您同意这个结论吧？这个现象是否提示传统媒体的舆论表达渠道还不够通畅？

    王伟群：对这个问题我没有异议。这至少说明网民的参政议政与民权意识高涨，当然也由此可以折射出网络民意已成为政府了解民生民情、汇聚民智的重要途径，否则也不会有这种持续高涨的跟帖现象。我看到过《中国青年报》调查中心委托一家机构做的调查，说经常上网上各个论坛发表意见的占被调查总数的47%，也就是说有近一半人会参与网上的讨论。这种范围的民意表达，当权者怎么敢忽视呢。

    12月18号锦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明确说：“我们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所以，我坚信，网络或者具体说到你们的舆情频道肯定会越来越被重视。

    传统媒体的舆论表达还很不充分，这是显而易见的，表达程度过于简单化，表达的内容也过于片面，它的舆论导向基本上是单一的，信息大量衰竭的。这是由于体制的原因，当然也由于技术的原因，它的传播方式注定了它是慢的、少的、平面的、单向的、不充分的、传播成本极高的，它的创新能力不足。

新媒体已成主流媒体

    张晓明：我同意是传统媒体舆论表达渠道不够通畅。最主要的问题，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已经成为代际差别现象。50年代的看报纸电视，子女是“80后”，上网看电脑，到了他们的子女，会是移动媒体大行其道。一代人伴随一代媒体成长。我认为，事实上新媒体已经成为主流媒体，监管部门不进行制度创新，边缘化的会是管理者自己。

    博  主：早在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针对北京市场进行的调查显示，北京综合性报纸读者的平均年龄已超过41岁，报纸正在失去年轻读者。而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截至2008年6月底的调查，中国网民的主体是30岁及以下的年轻群体，八成以上网民主要依靠网络获取新闻信息，超过电视和报刊。同样，年轻人读书的情况也不乐观。这只是中国文化的载体性转换，还是一种文化的衰落？您对此是否感到担忧？

    王伟群：我为什么要担忧呢？这其实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说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由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转向了互联网，而另一个问题是说年轻人不读书了。是吧？我想，这种信息的载体由传统的向网络的转变这是必然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存在这种快捷的、立体的、充分的、交互式的、成本低廉的等等特征的传播渠道，我干嘛要选择落后的，这是人的本能。

    另一个问题有点复杂。很多人都在说现在的年轻人不读书了，这与互联网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觉得还应该有更多的调查材料才能得出结论。我不认为目前书籍的销售量在下滑，我也很想看到一个有足够样本量的调查，中国人的阅读状况到底是什么样，目前没有这种基于调查基础上的描述，所有的都是感觉。四十年前人民也不看书，是因为没书看。三十年前人们疯狂地读书是因为饥渴的时间太长了，突然一下子爆发了。二十年前人们逐渐发现要做的事情很多啊，所以就逐渐挤掉了看书的时间；十年前人们发现在互联网上这些东西都可以获得，而今天更多的人发现互联网不仅可以读书，还可以让我知道已经读过这本书的人是如何评价它的，读这本书的人还愿意读什么书，而网上也可以读到不少免费的书，还有不少书籍的摘编，可以大大提高效率。这不见得是件坏事。

大众文化创造力的空前解放

    博  主：80年代文化人和年轻学子深受影响的，是学术杂志《读书》、文学杂志《十月》，还有四川人民出版社那套知识和理念耳目一新的丛书《走向未来》等；今天人们印象深刻的，是大众社区“天涯”，散淡文人聚集的“牛博网”，私人记事感性生活的“开心网”等。您觉得今天中国文化人和大学生的阅读状态、写作状态、思想情感交流状态有什么改变？比如，您担心文化在今天变成了单纯的消费品，而不是思想的结晶？

    王伟群：阅读状态：读经典的肯定少了，不光是大学生不读了，我觉得文人读得也少了；利与弊的问题我还没太想明白。我读过很多的经典，但我区分不出它们与非经典对于我的人生会有怎样不同的影响。而且肯定我现在读经典读得越来越少了，是因为没有太多时间了。但又能怎么样呢？

    写作状态：博客的存在让写作状态好极了，因为完全没有利益关联，只是为了抒发胸臆而写作、为了传播资讯而写作、为了与他人分享而写作；当然，这个社会也一定有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得多的为了钱而写作，因为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需要这种写作。而更奇妙的是，所有这些不同的状态是可以融合的，不是完全割裂的。

    文化在今天变成了单纯的消费品？否。文化在任何时候都不只是单纯的消费品，就算是好莱坞的电影、就算是花重金打造并从你的兜里抢走了那么多钱的泰坦尼克，亦同样让我们感动、让我们获得了一种道德的力量和对爱情的信心。

    暴力、色情、窥阴癖、无厘头等等，如果这些东西充斥了我们的社会文化领域，那一定是一个极为可怕的前景。在任何社会制度下，这都是不被倡导的。

    是不是思想的结晶，并非完全看它的目的或动机。鲁迅先生也曾靠卖字为生的，但他的字绝对是思想的结晶。好莱坞绝对是要挣钱的，但同样它也在传播属于美国的意识形态、国家形象和美国的民族精神，而且有一些非常出色。

    张晓明：文化变成消费品比仅仅是宣传品好，但是不可能变成单纯的消费品。对待一种新的文化现象，仅仅以精英文化的心态去评价是不行的。

    我认为有两种大众文化，一种是早期美国好莱坞时期的大众文化，是大规模复制的文化商品。现在出现的是新型大众文化，大众DIY，所有人的个性都有了展示的条件和机会。

    这是大众文化创造力的空前解放，是一件大好事！出现一些垃圾文化不可避免，也没什么了不得的，是一个自然淘汰过程。当然，也应该寻找新的监管方式。还有一点需要强调就是，正是在新型大众文化兴起的时候，凸显了公共文化的重要性。政府应该在这时以公共财政支持那些真正高原创内容的文化产品，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主导文化潮流。当文化真正在市场环境中生长的时候，伴随而来的必然是市场失灵现象。

    博  主：80年代大学生喜欢的萨特、尼采换成了妹尾河童，崔健变成周杰伦，路遥、贾平凹被黑道小说所取代，连普通年轻人也很入迷的文化讨论变成了白领“杀人游戏”，对这类变化，您认为是正常的历史更替吗？

    王伟群：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阅读方式和阅读习惯和阅读内容。但是出版界绝不能因此而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

怀念逝去的青春

    博  主：80年代的过来人，经常怀念三五好友煮一锅大白菜、七八瓶燕京啤酒，通宵达旦指点江山的时代，今天的青年学者和研究生津津乐道的，可能是勤于笔耕、巧于策划，攒出了买房置业的钱。今天茶馆式文人少了，经营型文人多了，是您乐见的吗？

    王伟群：不一定是怀念大白菜，说白了是对逝去了的青春的一种怀念。谁都会怀念的，就像我们的父辈怀念延河边上的青春，我们的兄长怀念草原上的篝火一样。怀念它是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它。20多年前，我常常可以在今天这样的严冬骑着自行车，从东三环骑到北大，就为了参与一群人的聚会，这种聚会是经常发生的。

    王伟群：因为我的职业的原因，我会参与到完全不同的圈子中去，官方的民间的上层的百姓的国内的海外的，聚会的内容可能是指点江山，可能是讨论某个调查报告，可能是一个什么奏折，也可能就是风花雪月，然后我们常常会在一起唱歌，没有卡拉OK，最可能出现的是手风琴、口琴或吉他，唱的最多的歌是俄罗斯歌曲、民歌三百首、或是革命歌曲或是昔日的儿童歌曲。这种歌唱的状态是我人生中一个很重要的记忆，很容易就唱起来了，无论我们在哪儿，屋里、室外、草原上、高原上、荒山中。

    我始终认为，一个人的青春岁月，如果没有歌声，一定会让人印象模糊的。而且这种歌唱的状态是完全发自内心的，是呼吸着最澄静的空气、在夜空的点点繁星下，一群年轻的或者已经不那么年轻的人走在一起，指点江山，意气风发，希望把自己的命运和这个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希望这个世界因为我们的存在而变得更加美好，完全是这种状态下的歌唱。有激情才有歌唱，有激情才可能出现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

管理部门对目前的学术风气负有责任

    王伟群：对于今天更加年轻的一代学者，他们的生存状态也未见得就是他们所期待的。他们也都是整个社会环境的产物，整体的社会激励机制的不公，对短平快、对浮躁、对随波逐流、对娱乐化的学术没有制止、没有叫停，反倒是有更多的喝彩，只要他足够哗众取宠；而对于真正有创新的、有价值的学术活动也没有足够的褒奖，自然就会出现你所说的经营性的文人。毫无疑问，目前的学术管理体制和学术评价体制下，管理部门对目前的学术风气首先应负有责任，然后就是媒体的责任，包括我也曾经干过很多傻事。当然，这不是学者们可以心安理得、得过且过的借口。

互联网只是初级发展阶段

    博  主：有人说在互联网上，西方流行谷歌，中国流行QQ，互联网在中国交友和游戏功能压倒了求知工具功能。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伟群：一定不是绝对的，正如你前面所说，我们的新闻背后总是有很多跟贴的，所跟的贴有的是情绪的宣泄，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有着很棒的真知灼见，希望参与、希望分享。而交友本身也不简单是为了交友而交友，交友不过是一种途径。

    我看到过一个“2006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应用状况调查报告”,说45.05%被调查者表示上网主要目的是娱乐消遣,其次是交友沟通(17.89%),第三是学习求知(15.65%)。但这个调查对象是未成年人。但的确应该反思的是，为什么孩子们不愿意到实体世界里去玩，肯定是现实世界实在不够精彩，可为什么不精彩呢？

    张晓明：在我看来，网络还只是在初期发展阶段，作为“求知工具”还很不成熟。做娱乐工具更容易发挥作用。

崇敬80年代的出版人

    博  主：这个问题提给王伟群女士的：80年代有个说法，出版社好编辑是青年学子步入学术圣殿的“摆渡人”，报纸好记者是学界与大众之间的“桥梁”，而今天出版界和媒体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另一类编辑——网络论坛/BBS版主的年龄和文化程度偏低，您担心这种“摆渡人”和“桥梁”的功能弱化吗？特别是，您是否担心新媒体编辑缺少传统媒体和图书编辑那张启蒙意识和文化风骨？

    王伟群：确实有这种担心。今天原计划来的许医农老师没有来，其实我是很想向他们这一代出版人表示我很早就想说的一句谢谢。我今天依然认为八十年代的全社会的学习风气。大概是任何时代都不能比拟的。面对一个刚刚打开的国门，面对迎面扑来的各种风尚、各种思潮、各种理论，我们真的就象是一块干透了的海绵，拼命地汲取各种水分。

    对于那时候出版者、对于传播者，我一直抱有一种崇敬，我觉得他们是先知先觉的，是一群有着很强的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传播西学、开启民智，这个出版界传统在八十年代被传承并发扬光大，若是没有这一个时代的出版业的繁荣，相信我们今天不会发展得这么快。你说到的启蒙意识和文化风骨，我觉得是我们应该可以努力的一个方向。这一段时间我们也一直试图在为此做些工作。

维系校园的圣洁和尊严

    博  主：近年来出现了“仕而优则学”现象，不少退休官员到大学做学院院长，对此您有何评论？

    王伟群：还是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相信这中间一定有相互利用的成分。但是，把学校管理者产生的途径变得多样化，大概也有它积极的一面。

    博  主：近来有报道说大学和中学都曾发生师生冲突和弑师案，还有老师因为课堂上的自由发挥被学生举报，您感觉今天的教育环境在退化吗？

    王伟群：这两种现象都过于偏激。但是，失去了公平的校园、失去了责任的校园，失去了激情的校园，失去了创新的校园，一定就失去了它的圣洁和尊严，所以发生什么都不奇怪。

网络流行语是昙花一现

    博  主：请嘉宾看看我们在《2008年互联网舆情报告》中统计的2008年网络流行语，包括囧、雷（倒）、山寨等。您认为随着网络语言的流行，我们的语言能力在下降，还是面临一场新的文字改革运动？您同意这是网络“白话文”运动以来又一次伟大的文化大普及吗？

    王伟群：太夸张了吧，就几个字，就是一场新的文字改革运动？要改革，首先是现有的东西已经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表达。好像还不至于。这不过就是对于正统社会的一种反动，哪个时代都会有，基本上成为不了永恒，它们更多的是速食、快餐和昙花一现，基本没有历史的缅怀价值。

“火炬一代”让我震惊

    博  主：这是我多次请教过嘉宾的一个老问题：您如何看待今年在反CNN、保卫火炬传递的年轻一代？他们是更为国际化的一代，还是价值取向更为传统的一代？这个过程中涌现出金晶、李垣、韩寒、王千媛等优秀青年和特立独行之士。您对“80后”有什么样的期待？与80年代青年相比，他们身上少了些什么，又多了些什么？

    王伟群：我也一直在观察这一代人。很让我震惊。他们那么自信，这当然是我们的国家变得强大了，这与我们在八十年代女排夺冠时喊振兴中华、与九十年代说“中国可以说不”，已经完全不同了。我们那时侯真的一点底气都没有。但我真的希望他们会因为强大而更加豁达更加开放更加宽容更加理性，而不是偏狭不是民粹，当然更不是强权。我相信他们的创造力和他们的破坏力同样强大，关键在于引导和发展。当他们喊出胡哥加油的时候，我是蛮觉得欣慰的，他们愿意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民运融合，而绝不仅仅是一个旁观者、不是看热闹、看笑话的人，但他们也决不缺乏批判精神。缺少了一点担当，缺少一点合作意识，缺少一点宽容。

    张晓明：对这一代人，我感觉欣慰多于担心。他们自信，他们更多世界性，思维更开放。说到担心，有一点是要说的，就是他们可能缺少历史感，很多事情他们不知道，于是思考问题会情绪化，会走极端。

小平南巡震撼心灵

    博  主：我们一直避免谈论太宏大的话题，不过这次还是想请教2位嘉宾，请认真考虑下，在中国改革30年中，推荐一件对您来说改变命运或震撼心灵的事件。不一定是国家大事，个人经历或见闻的一件小事也行，但属于您觉得有很强时代特征的事情。

    王伟群：小平南巡。谈不上改变命运，但的确震撼心灵。因为在此之前我们曾经历着一个非常苦闷的日子。从大的环境上说，八九之后，国内的政治形势经济环境都进入了一个谷底，西方对中国实行制裁，外商投资止步观望；外贸出口下降，经济上的治理整顿，致使经济下滑、市场疲软。

    “左”的东西东山再起，“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的论调甚嚣尘上，还有人提出“双重任务论”（阶级斗争和全面建设），这意味着在三中全会被坚决否定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都受到了挑战。在国际上，1991年“八一九”事件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国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国际环境。整个中国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经济方面，都处于一种低谷的状态，笼罩着一种沉闷、压抑、疑虑、无所适从的气氛中。

    1992年年初，我们从《解放日报》“皇甫平”的几篇文章中感到了一丝清风。再接着就到了三月份。一次我在科委采访，当时的科委主任朱丽兰很简单地就把要说的说完了，然后就大谈邓小平在深圳的谈话。我们听完了就突然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兴奋无比。然后就急忙赶回报社发稿。结果立刻就被泼一桶凉水，我们一个副总编把我给训了一顿，说你真幼稚，政治上一点也不成熟，邓都88岁了，他还能翻过来吗？我嘴上不服气，可心里不由得咯噔了一下，真的，小平那年已经88岁了，他没有任何职务，他怎么就能扭转乾坤？

    但后来形势的发展我们都看到了，后来《时代》周刊说，邓小平“让一艘航空母舰又一次在一枚硬币上转了个弯”。没有1992年邓的南巡，就绝对没有后来中国长达16年的高速发展。更重要的是，他再一次明确提出，最主要是要反左，提出不要争论，不同意说我们在发展资本主义。所有这些极为简单的语言在当时都是振聋发聩的。小平南巡讲话的意义怎么说都不过分。

    张晓明：小平南巡是一件！

“不折腾”3个字穿透心扉

    网友“伟大航道”：王伟群我知道，中青报“冰点”开山之作《最后的粪桶》的作者，难怪才思敏捷，文气充沛，好像另一位才女戴晴的风格！

    王伟群：谢谢有人还记得《粪桶》，那已经是13年前的事情了，我非常感动。希望大家来关注，我最近在中青报“冰点”上发的两篇关于三十年前改革开放之初的文章。谢谢。

    博  主：上一次中国遇到严重的经济问题是1959-1961年的三年饥荒，经济问题出现往往导致政治文化上的宽松，1962年出现了民主气氛浓厚的7000人大会和对文艺作品的开放。嘉宾预测在克服世界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我们的社会气氛会更开放还是趋于紧缩？

    王伟群：对一个更加开放的未来的预期，我一直很乐观。绝对不能否认，我们今天的社会比20年前开放多了。我记得20年前，我们憧憬着，当社会的经济主体变得多元化了之后，它的权利要求必然也是多元化的，这必将导致一个更加宽松的政治局面、更加宽松的舆论环境。这里所说的权利要求是泛指的，在互联网时代这是一个革命性的结果。

    对社会不合理现象的揭露、对贪官污吏的鞭笞、对渎职者的审判、对官场的蔑视、对弱者的扶助、对好人的赞美，等等这些举动，把人们影响社会的能力和话语权利极大地延伸了。

    还有我不太同意主持人所说的，经济问题出现了往往导致政治文化的宽松。我认为正好相反。对于执政者来说，经济问题出现了，往往是社会不稳定的开端，所以这时候最不能让“异端邪说”恣意妄为。而恰恰是经济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社会文化环境才应该是宽松的时候。更何况这是大势所趋呢。

    我对胡锦涛说的“三不”印象极为深刻，他说“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而且我注意到，相当多的人包括相当多的媒体，对这三不，尤其是“不折腾”这三个字都有着一种会心的理解，而对一些稍微年长一点的人来说，这三个字更是穿透心扉的。因为“折腾”往往意味着政治运动、整肃、舆论管制等等。新中国60年，我们绝大多数时间是在折腾中度过的。

80年代知识过时，价值观不存在过时

    博  主：请给今天的年轻人推荐您当年喜欢的一本书或一套书吧？请简要说明理由。家里的旧书刊怎么处理？如果送给今天的年轻人，您估计送得出去吗？坦率地说，80年代新闻出版从知识和价值观看，总体上过气了吗？

    张晓明：我家里的旧书刊是给我自己留的。我感觉20年前的书刊比200年前的还要老，还值得留下来。

    我想推荐一套我自己编译的书——《外国著名思想家丛书》，这是一批朋友化了7-8年时间组织翻译编辑出版的。67位大思想家，全是名人撰写的，就像一部思想家百科全书。

    王伟群：我的书基本上都留着，没有送，也根本送不出去。肯定有一部分从知识上看过时了，但是价值观不存在过时的问题。我没有不甘心，人类的全部知识经过不断的积淀，有价值的就一定会传下来，这永远不会过时。

    我原来打算还推荐年轻人再读读《走向未来》，仔细想想这套书太大也太杂，相信当年的出版者也没有经过精心推敲，只是急于将大量的信息传导给饥渴的人们，所以就会有这样那样的缺憾。算了。非要我推荐我想说两本书，一本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这是一本科学史，一本是茨威格的《人类群星闪耀时》。一本曾经带给我了一个巨大、恢弘而无比精彩的人类认识世界、发现世界的历史，一本以充满了激情的语言描述了人类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几个特殊的时刻。理性和激情在任何时代都是不可或缺的。

理性和激情任何时代都不可或缺

    博  主：王伟群女士提到茨威格的《人类群星闪耀时》，我们这代大学生都记得扉页里的一段话：“千年帝国拜占庭的陷落，巴尔沃亚眺望水天一色的太平洋，亨德尔奇迹的精神复活，老年歌德热恋的悲歌，滑铁卢的一分钟以及马赛曲神佑般的创作……这10个历史瞬间神奇地降临到10位人物的身上，他们或是被命运高高举起，送入英雄们的殿堂；或是被狠狠嘲弄，抛入千秋遗恨的行列。当强烈的个人意志与历史宿命碰撞之际，火花闪烁，那样的时刻从此照耀着人类文明的天空。”我们曾经被这样的崇高境界所震撼，经历了今年的汶川大地震，我们依然相信并想执着地告诉年轻一代我们曾经的80年代，这个世界需要理想，人生需要崇高。不知道两位嘉宾是不是同意我的这个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