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人家三年困难时期困难时期为了表示与全国人民同甘共苦不吃红烧肉的原因。

3.19岁的伊朗少女妮达（NEDA）在6月20日和平示威中被枪杀。伊朗当局禁止民众悼念活动，但全球各地都有人纪念这位为自由献身的“伊朗的天使”。

他的头脸打领子里窜出来，像一个受了惊吓的烂草垛。

他右手紧握着一个竹棍，腰杆挺直，好像握着的是一杆狙击步枪。

他不在大街上走，大街上堆满小孩，孩子们簇拥着圣诞老人小脸蛋红扑扑的，好像都高兴坏了。

他只在小巷里和菜市场门口出没。他很自觉，不影响市容市貌。

中国的老百姓，太好了！

2009.12.25

时机到了。我问：“爸，你知道‘毛主席万岁’楼在哪吗？”

他当然知道。他起身说，走！

“毛主席万岁”也是一座圆碟形的土楼，门楣上雕着“毛主席万岁”五个斗大的字，石膏的，气势磅礴。

天岭就在“毛主席万岁”楼的背后，把天挑起来。

天岭的西北坡上到处都是大树，藤萝顺着树干攀到空中去，山腰上一片连着一片的茶树和柚子树，亮在树林和竹丛之间。

天岭的脚下，有十多座坍得一塌糊涂的土楼，楼墙的黄土烧出了木炭的颜色，在郁郁葱葱的天岭映衬下，十二分的凄凉和仓皇。

爸爸说，那是太平天国的侍王李世贤放火烧的，那是革命的洪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毛主席的头像在门楣上方的夯土墙面上模仿太阳，光芒四射，一群向日葵紧紧挤在主席的下面，仰脸做幸福状，向日葵的叶子长得都不是地方，姿势怪异。

门的两边是对联，左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右边“造反有理革命无罪”。

一只母鸡领着一群毛绒绒的黄毛鸡崽伸长脖子仰头望着对联，有些鸡崽甚至踮起脚来。母鸡屁股极端肥大，好像很有文化。

我们刚要抬腿进去，门后的阴影里闪出一对青年男女来，黄军装绿挎包红袖章，胸前别着毛泽东像章，齐齐伸出手来：“买票！”

斩钉截铁，不容商量。仔细一看，红袖箍上有字，色泽金黄灿烂：“红卫兵”。

一张门票100元，太黑了吧。我的手指正在钱包的边缘认真思索，我爸早就把两张老人头双手递了过去。男“红卫兵”接了钱，就着日光眯眼照了照，又啪啪拉扯了两下，塞进挎包里，给了我爸两张红纸条，说，这就是选票，你有权选举最像主席的主席。

女“红卫兵”没事做，于是挑着眉毛睨了我一眼，好像我的体积比门口的鸡崽还小。

天井是卵石铺成大圆圈，等分成五格，爸爸说，这代表“金、木、水、火、土”五行。这座土楼很奇怪，只有一楼的柱子是直的，二楼以上的柱子东倒西歪，好像时刻准备着要逃到楼外去。看着歪歪斜斜的柱子，我的脚底一点一点麻起来，心想，它该不会突然就塌下来吧。

见我脚步迟疑，爸爸笑了：“不用怕，这楼有几百年历史了，七级地震也没震垮它，它脚底踏实着呢。”

舞台就搭在天井的正中间，舞台周围，稀稀拉拉站着几个游客，男男女女。我跟着我爸在靠近舞台的一口井的井沿上坐了下来。

舞台有背景，一块枣红的幕布上贴着金光闪闪的大字，左联“大海航行靠舵手”，右联是“时刻想念毛主席”，横批就两字：“海选”。主持人一声令下，红地毯上的十几个主席站成一排，齐齐端起了架子，或挥手或叉腰或鼓掌。主席们没有胡子，但左下巴都有一颗黑痣，颜色深浅不一。

在主持人的指导下，爸爸把两张票都投给了站在我们面前的那位主席，因为他的表情最像我家墙上的那位，面容和蔼目光深远，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他果然是第一名，于是留在舞台上和观众互动。

在部分观众的提议下，该主席开始学习迈克尔·杰克逊，走太空步，把右手捂在裆上，扭腰，抖胯。院子里响起了一片欢呼声：“毛主席万岁！”

主席很开心，探手把一位胸臀饱满的女游客拉上台去。主席的大手搭在女游客的腰间，有所动作，女游客怕痒，扭出花来，笑声脆生生的。

我忍不住，指着主席笑。刚笑了两声，忽然觉着身边有点不对，赶紧侧过脸来。

只见我爸脸色刷白，全身颤抖。突然，他身子一长，呕，呕，呕，土鸡块，青椒，酸菜笋、清蒸溪鱼还有家酿米酒，最后，胆汁也吐了出来，绿幽幽的。

母鸡一见，拍了翅膀率领鸡崽们欢呼着猛扑进来，围住那堆花花绿绿的呕吐物，抢。也许是滋味不对，它们很快停止了动作，满脸狐疑地望着我爸爸。我爸大笑，给了母鸡屁股一脚：“他奶奶的！”

母鸡很不高兴，大叫一声飞上了舞台，在红地毯上来来回回地走台步，步履稳重，像个资深的领导人。

我爸起身就走，走到楼外的日光里。楼外的日光斜斜的，暖暖的，让人想家。

他停住脚，把手臂套进袖子里，下摆拉齐了，抬眼望着远处的山岭，说：“回去帮我把你妈的骨灰埋了吧。”

上了车，他一边系安全带一边说：“过天岭时要小心点。开车不是开玩笑。”

2009.07.20

我爸“呀”了一声，他说，向左向左！

左边是一条水泥路。我爸说，听我的。他两嘴角翘翘的，得意之色咬都咬不住：“我的地盘我做主。”

车在一座老石头桥前停了下来。

哇，天，还有这么漂亮的地方啊。

桥下溪水碧绿水面开阔，一群腮帮抹了胭脂红的灰鹅泊在水面上相互梳理羽毛，全不在乎流水要把自己送向何方。几棵山一般高大的榕树，把一个古色古香的镇子抱在怀里。临街一排一排的老式骑楼，底层都是店铺，食杂店、理发店、打锡店、药店，一间连着一间。这些老商铺的墙是一块一块可拆可卸的木板，苍老，厚实。店堂里没有几条人影，有些空荡寂寥。桥边就是古贸易市场、古庙，抬头一望，映入眼里的是古木桥、古戏台，依稀可以看出当年的繁华景象。

溪畔一条小道贴着镇子向两边远去，一直远进眼光的尽头。小道全部由大大小小的鹅卵石拼成，鹅卵石个个光滑圆润，有些甚至照得出人的影子，不知经历了几百年的风和雨水。

沿着卵石路还有几十棵大榕树，葱葱郁郁，青翠迷人。榕树下，凉浸浸的。几个老人各自拢着幼儿，望着水面微笑。黄狗趴在他们的脚边，呆呆地望着水边一只点在芦苇叶子上的蜻蜓，灵魂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榕树和榕树之间，是一座接一座的土楼。高高的土楼楼墙，黝黑的瓦顶，或圆或方的楼寨，被雨水冲刷得百孔千疮的楼墙。

向更远处眺去，望见的是一湾湾的碧水，一滩滩的绿草。一座座小石桥和小木桥静静地跨在水上，将两岸的村子轻轻扣在一起。

阳光站定了，打起瞌睡来。

漫步在卵石道上，内心一片纯净，感觉时光跟着身边的流水，一步一步往后退去。

走到一座小木桥前，天突然阴了，雨噼噼啪啪就落了下来，砸在鹅卵石上，叮叮的响，溪水一下乱了方寸。

我们赶忙闪进一座青砖老屋的屋檐下，这时，听到有个上了年纪的声音在唤我们。

原来，屋里有位老奶奶在唤我们进去歇歇脚，喝口茶。老人头发都白了，背也驼了，老人的发髻上斜簪着一朵小黄花。一女一男两个三四岁的孩子坐在地上用泥巴团小人儿玩。

老人也讲闽南话，可腔调怪怪的，我得竖了耳朵才听得懂，我爸却没问题，他屁股一挨上凳子嘴里就吐出了和老人一样腔调的话。一听我们是打厦门过来的，老人很高兴。老人说，这两个孩子都是她的孙子，她的儿子儿媳都到厦门打工去了，家里就剩她们老的小的三个人，媳妇本来不想走，可是过日子没钱怎么行啊。

茶真香啊。开水冲下去，青草的气味就上来了。

老人说，是铁观音，前几天刚从天岭采下来的新茶，山里的东西不值钱，尽管喝。

半个小时后，雨停了，阳光小跑着赶过来，把溪水踩得白花花的好像满溪面都是碎金子碎银子。溪水紧手紧脚地爬上了溪滩，踩翻了水草，快快活活地向前逃去。路边的野果子顶着水珠，风一吹，不时地把日光摇进眼里来。

老人给我们的水壶灌满了新茶。我拿出五十元要给老人，老人死活不要，老人说，有闲再来坐啊。

只好一遍又一遍地说谢谢。

走到桥前，爸爸望着对面山包上一座坍了一角的大土楼，说，我们不过去了，我带你去看一座最漂亮的土楼。

出了镇子往北走了两里地，一座圆碟形的土楼挺在稻田之中，通体金黄气宇轩昂，飞檐傲然翘出，屋檐下挂满了红灯笼。门外，稻田绿油油的，绿树翠竹摇曳，涓涓小溪绕墙而过，小溪两岸绿草茵茵，无名的小花开野了，大老远就闻到了花的香味。

路上，我看到一座四四方方的土楼，屋顶塌光了，只剩下几面墙壁，很扎眼，连路过的溪水都忍不住拐了个大弯，可他看都没看一眼，径直往前走。

还没走到门口，一个中年妇人冲了过来：“买票买票！一人10元买票。”

我刚把手伸进裤袋，爸爸说：“我是阿贵的表哥。”

妇人笑起来：“阿贵的亲戚啊，不要钱不要钱。”

走到天井里，抬头望见圆的蓝天，黑的屋檐，想起坐在大井里的青蛙。

墙上梁上画满了彩色的龙凤狮虎和花鸟鱼虫，活生生的，仿佛蘸点雨水就会蹦到地上来。门窗、柱上随处可见楹联和诗对，每个字都写得端端正正的，很守规矩。

我问：“阿贵是谁呀？”

爸爸笑：“我也不知道。这里很多人叫阿贵。”

天井的中心竟然有一座青砖小圆楼，精巧秀气，古朴天然。爸爸说，这叫达礼庭。这里是长辈议政的场所，也是小辈们读书的地方。站在供奉着孔子神像的香案前，耳边仿佛有朗朗的读书声响起。

孔子神像两边的墙上也画满了壁画，有渔樵耕读，有梅兰竹菊，还有一幅很晃眼，叫《樵夫挑刺图》，画的是在人迹罕至的茫茫大山中，一名樵夫赤足砍柴，不慎木刺入足，疼痛钻心。另一名樵夫蹲踞于地，小心挑拨。细看一会，心里暖洋洋的。

爸爸伸直右臂指指划划：土楼的一楼是厨房，二楼是仓库，三楼四楼才住人。

一楼有一男一女两个青涩的小青年挤在门槛上剥蒜头，女孩望着楼顶的天空说，我想到北京上大学，你想去哪里？男孩盯着手里的蒜头嘴里嘟嘟囔囔：我想去广东，广东机会多。

我们不敢惊扰她们，赶紧踮着脚上了二楼。虽然我们的脚步很轻，楼梯的老木头还是忍不住咯吱咯吱呻吟了两声。

呀，二楼的厅堂里竟然卧着一口棺材，黑黢黢的，一头大一头小！

我吓得倒退了两三步，差点把我爸撞下楼梯去。爸爸扳住我的肩膀说，不用怕，这叫见棺发财，是传统文化。

三楼四楼的走廊里，顿着一只又一只的木桶，和我家几桌下的那只一模一样。其中一只盖子掀着，一股尿骚味差点把我熏翻在地。

爸爸说，这是茅桶。土楼内有没有卫生间呢？当然没有。只有尿桶，尿桶不好听，没文化，我们知青改叫它们“茅桶”，我们大多认识几个字，村民们尊重我们，很快也跟着改了口。女人用的是小茅桶，就放在房间内，方便好再盖上。男人用的就放在房门外，男人就在走廊里尿，不避人的。以前男人的茅桶不上盖的，这样省事。

他说，家里几桌下那只木桶就是他那段激情燃烧的知青岁月的见证。因为在土楼住得太久，忘了家里还有卫生间，所以当年回家时想都没想，扁担一钩就和铺盖一起挑回了家。

我笑——每天清晨，百十号男人一齐睡眼惺忪地在走廊里摆开架势大肆放水，那是何等的壮观啊。

这时，尿桶边一个一直趴在围栏上凝望空气的白发老妇突然折过头，冲我爸痴痴一笑：“你不认得我了吗？我是阿贵的阿姆啊。”

我爸大吃一惊，嘴里说认得认得，脚却像踩了风火轮，急匆匆奔向了楼梯。

一直小跑到了那座只剩墙壁的四方土楼前才住了脚。

楼里的茅草长得比我还高，安静得像另外那一个世界。正想往里走，一只牛头突然探出窗洞哞了一声，吓得我差点跳到我爸的肩上。牛的眼睛大得像铜铃，水汪汪的。

爸爸说：“我下乡时就住在这里，那位牧师的儿子就住我隔壁，如今，他跟他爸到美国去了。”

土楼的后面竟然还藏着一座大院，院内一座两层的青砖大楼，四五十米长，气派夸张。院子里甚至有一座戏台，一座祠堂，还有一座大坟。

院子的围墙倒光了，地基也挖没了，高高大大的门框却还站着，一脸的不服气，很后现代。

青砖的楼房，地球人都知道，那是以前有钱人住的。

大楼的侧面写着：“解放台湾，消灭蒋介石卖国集团！”后一句大概是怕蒋介石看不懂，特意用了繁体字。字太大，把墙面挤满了，感叹号没地方写，只好委委屈屈地蹲在墙脚。

二楼走廊的石柱上写有一排美术字，红彤彤的，很长，一口气念下来胸口空得慌：“排除万难不怕牺牲一定要把黎明大队综合服务点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每个字都比米斗还大一点。

爸爸说，你妈当年就住在“红”字底下左手那一间。

爸爸说：“有一天这座大楼突然就起了火。‘红’字底下这间烧得最猛。你妈妈不顾一切冲进火海里，请出了毛主席的半身石膏像。那石膏像是你妈打北京天安门请回来的，所有的知青都知道。你妈胸口和手臂上的皮都烧熟了。我刚好抓着茅桶冲过来要救火，却看到你妈正把石膏像端端正正地供在大坟的顶上，站直身，深深鞠了一躬，然后瘫软在地上。当时我就呆住了，死心塌地地爱上她了。”

难怪，照片里的我妈都穿着长袖，抱着光屁股的四个月大的我时也穿长袖，领口扣得死死的，那明明是大夏天。

“唉，从来就没想到和你妈妈在鹅卵石道上散散步。这条卵石道多好啊。可惜铁姑娘是不能散步的，那太小资产阶级情调了。”

爸爸不说话了，我也起了心思，感觉胸口压了一块大石头。

……

所以半年前我和小云举行婚礼时就出了那个事。

当时凯丽大酒店的经理问我说，有个助兴节目，请毛主席的特型演员在婚宴进行到高潮时出来挥挥手，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价钱贵一点，要不要？我立刻就点头了，我甚至没看看身边小云的脸色。

我初次结婚，但显得很有经验，手脚放的都是地方。我毕竟三十来岁了。在百忙之中我还抛下小云到门口搀来快一百岁的曾祖奶奶，一点也不忙乱。

凯丽大酒店的司仪有捉弄新人的好传统，可我应对起来得体认真搞笑，笑得司仪在地上蹲了两三回。婚礼的第一个高潮是要新郎用嘴喂新娘美酒以验证默契程度，我早有准备，动作舒展大方，应声而上。

因此婚礼很快进入了实质性阶段，开吃。

三杯小酒下去，气氛更加热烈了，手脚都放开了。

这时，毛主席从屏风后面稳步走了出来，微微颔首，一边挥手一边吊着湘潭话：“同志们好！同志们好！”

空气也愣了一下，有人低低咬了一声：“不会吧！”

更多的人把筷子或者酒杯叼在嘴里，一动不动，时间好像凝成了果冻。

主席掏出一张白纸举在胸前沉出两个下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我爸的脸红了，耳朵根也红了。

突然，他直起身扑上前去。他坐的椅子没有思想准备，一下被带翻在地，两条前腿举得高高的，像一匹不明不白就被拽翻了的骡子，一脸的无辜。

他紧紧攥住主席的双手，嘴唇抖抖抖，话一句也没抖出来，两膝倒是一闪，跪了下去，额头抵在了主席的手掌上。

主席很专业，他从我爸的手掌里夺出右手来四处挥动，继续练习湘潭话：“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大厅里只剩下了喘气声。司仪反应很快，双掌举过头顶一拍，啪啪。

啪啪啪啪啪啪啪，掌声就起来了，排山倒海。年轻人们嚯嚯大叫起来，兴奋莫名，像猫被踩了尾巴。

小云的脸色有点不对。

隔天，我爸到旧货市场请回了一张主席像，镜框镶好了，端端正正地挂在神案后面的墙上，主席目光深远，完全不把面前的骨灰盒放在眼里。我不知道我妈的骨灰有什么感想。他还请来一只香炉，装上细海沙，就顿在骨灰盒上。从此他每天清晨做的第一件正经事就是点上一柱香举在额前，然后跪在地上用心地跟主席说上一两分钟的话。这有点荒唐，很没现实感，可是更让人无法接受的是他从此见了大小菩萨都腿软，带他到南普陀散心，他竟然一路磕头，一个小罗汉也不落下。

前天一辆警车打门外叫过，他两膝一软，跪在了地上。

小云见了，脸色就变了，一会儿红，一会儿白。

一迈出大门她就大声冲我喊：“你爸是个精神病！”

她还说，我孩子的爷爷不能是个精神病！

我们厦门人都把精神病叫作神经病，小云偏不。小云的口头禅是：“好死不死！”还好，她没把它说出来，不然我会不知道如何处置自己的手掌。

我爸肯定不是精神病，我和他一块生活了快三十年，最有发言权。可是他现在的样子确实有点像精神病。要是我的孩子生出来后看到他这副模样，的确不妥当。这都是我的错。解铃还须系铃人。

互联网真是个好东西，效率比妇联网高多了。我输入“主席”，再输入“特型演员”，一敲回车键，马上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闽西南土楼申遗成功后，为增大对游客的吸引力，决定充分利用红色资源优势，挖掘文化内涵，开辟新的旅游内容，提高土楼的文化含量。其中一个重头戏是，在一座土楼里定期举行海选主席特型演员活动，由游客们激情参与。

我把时间地点牢牢记在了心底。

今天是星期天，路面平坦天气晴好。我把目的地输入车载GPS导航仪，导航仪里有个中年女声就开始说话了，唠唠叨叨的——前面三百米向左转，前面三百米向右转，前面五百米危险路段等等。

车开入白水地界后，迎面而来的都是香蕉树，一眼望不到边的绿，感觉整个胸腔都宽大起来。

我爸坐在副驾驶座位上，却仿佛什么也没看见，耷拉着眼皮，恹恹然如入了冬的蛇，半死不活，没有精神。唉，都怪我，他早上还没跟主席说完话我就把他拉出来了，连香也插歪了。我说，我们去看看土楼吧，你很久没回去了，如今土楼名气不小了，都已经成了世界文化遗产了。

山风突然打了个旋，我爸披在肩上的衣服张开两袖飞了出去，幸好我手快，一把逮住了一只袖子。他有点尴尬，挥挥手，说，上车上车。

车不用翻过天岭，车在转了几个大弯后一头扎入了天岭隧道。天岭隧道长啊，车灯照出去，前面都是黑的，虚的。只听到车轮轧过地面的声音，沙，沙，相当魔幻。十分钟后，车钻出了隧道。

我的天啊，天蓝透了，钉着三两朵白云，饱满、肥白，直让人觉得活在世上是幸福的，长了眼睛更是幸运的。

车滑入一片大平地，抬眼一望，前面的山突然退得远远的，阳光清亮，一块块平整的农田，种满了水稻和蔬菜，满眼嫩黄。

一座一座厚实高大的黄土城堡出现在眼前，有圆的方的，还有扇形的和椭圆形的，都有至少三四层，痴憨稳重。

爸爸说，这就是土楼！

有一座四四方方的土楼就耸在公路边，墙的高处整齐地排列着一个个长方形的小窗口，幽深漆黑，像尧舜的眼睛从远古望将过来。黄土墙上写有一行大字，每个都比我还大，美术体的：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字迹暗红斑驳，像陈年的血渍。

我心里暗暗叫了一声：难道这就是世外桃源？

路边的土楼越来越多，像遍地盛开的蘑菇。

导航仪又开始说话了。有信号了。她说，前方1000米向左转，前方500米向左转，前方300米向左转，前方100米向左转……转得头都晕了，搞不清日头的方向。

突然她说，您的目的地土楼影视基地已到，谢谢使用，再见。语调平稳，不带一点人味。

他却不在乎，他竟然长长吸了一口气，把安全带也解了。车子急了，尖叫起来：“请系好安全带！”

我手忙脚乱地帮他把安全带塞了回去。

迎面就是一个急转弯，因为手脚不够用，差点擦上了对面突然探出的一辆出租车。出租车惊得“嘀――”一声惨叫，魂都飞了，已经拐了两个弯，喇叭还不断气地喊着“嘀――”，咬牙切齿。我手脚都软了，正好前面拐弯有个小平地，赶紧把车刹住。见我不住地用手心手背擦汗，他摇摇头，嗤了一声。

他把外衣披在肩上，叉着腰。他说，这就是天岭。

天岭是横在闽南和闽西之间的一道大山脉，翻过天岭，就进入客家人的地面了。我知道天岭很高，但想不到山体竟然如此庞大，浩浩荡荡，云缭雾绕，一座座山峰突兀在云外，紧紧挨着天空，仰头望去，一下子感觉出自己的渺小来。

山顶上有一小块天，暗紫色，点着两只乌云，正看到大棒的黑狗似的，塌着腰，一步步退向山后去。风一阵一阵从谷底卷起，山林如大洋里的波浪，起伏不定。他的外衣紧紧贴在肘腰之间，怎么看都像一只倒了毛的老公鸡。我心一松，脚下的地面踏实起来――我经常看到大人物们都跟他一样，衣服不好好穿着，总是披着，看久了，老是觉着他们好像随时准备耍流氓，忍不住就想笑。

他腾出左手来一点：“前面就是天岭大弯，原来的路就在我们的头顶，原地三百六十度大转弯，以前车动不动就从大弯摔进我们脚下的这片山谷里。我头趟过大弯时就看到一位司机活活烧死在驾驶室里，脸烧没了，呲着牙。对面那面陡坡刻有几个大字――‘天岭再高比不上毛主席恩情高’，每个字都有一个人那么大，从坡下望上去，气势磅礴，平添几分豪情。那是一个老知青一镐一镐刨出来的，那知青是个牧师的儿子。可惜了，都长草了，荒了。”

我只看到云雾后面一堵陡坡耸在正前方，拦住了天，把我拢在了它的影子里，陡坡自谷底一路绿上去，绿透了，好像打盘古开天地那天一直绿到了现在。我眯起眼，仿仿佛佛就看到一个斯斯文文的瘦高青年，咬着牙根一镐一镐地刨着，汗下如雨，“天岭再高比不上毛主席恩情高”十三个大字一个一个冲出来，势不可挡，刨到“恩”字的时候，青年还扯下旧毛巾抹了抹下巴的汗，上帝就在青年身后的空中，嘴巴张得大大的。

他是我老爸。我爸很帅，快六十岁了还能站出一棵树的模样，一点也看不出已经下岗多年。我很不帅，有点像酒桶，大家都说我随我妈。关于我妈的气味和声音，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对我来说，妈妈就是我家厅堂正面几桌上的一只木盒子，长方形，黑漆漆。那里面装着我妈的一些碎骨头。

几桌就是神案。我家几桌底下放着一只圆木桶，盖着盖子，里面什么也没有。那是我爸从天岭外带回来的，他在那里当了整整十四年的知识青年。

我们闽南人个个信菩萨，各种各样的菩萨，观音菩萨、保生大帝、财神爷和关二哥，堆在几桌上，点了香就拜。胸膛里塞了毒物的菩萨香火更盛，因为法力更强大。

我爸是个完完全全的例外，他说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

我爸最崇拜毛主席。我爸爱我妈，因为我妈当红卫兵大串联时在天安门前见过伟大领袖毛主席——我爸的成分比较低，没敢去。我妈是个铁姑娘，干起农活来再粗壮的男人也比不过她。可铁姑娘也是水做的，不能当牲口使啊，所以我妈一生下我，身子就垮了。

我爷爷奶奶都埋在天岭的西坡上。他们是被从城里扫地出门的。爸爸说这是时代的洪流，是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跟主席没关系。

他每晚必看新闻联播。

我很不理解。有天晚上7点整，我刚有所表示，他马上正了脸色：

“没有毛主席我就不会爱上你妈妈，没有你妈，哪来的你？所以没有毛主席，哪来的你？！”

我爸爱我妈，而我最爱的是我爸爸，他拉扯大我太不容易了，一个单身男人。大家劝他给我找个后妈，他总是不肯，后来总算答应了，因为我看到别人都有妈妈，也吵着要。有次他甚至请了一位阿姨到家里来。那位阿姨一点也不生分，跟到了自己家一样，拿起抹布就四处抹。看到几桌上的木盒子，她很好奇，抹布搭上去，问，这是什么好东西啊？我爸当时脸就黑了，说，那是孩子他妈的骨灰。阿姨一听，眼睛大得像鸡蛋，半天，才触电一般缩回手，把拳头、抹布咬在嘴里，尖叫着飞出门去。后来大家也不再跟他提这事了，再后来我们也就习惯了，其实要是有个后妈也许我会更习惯。

在中国，所谓教育是一种上对下、师对生、父对子施加积极影响的活动，因此受教育者是被动的，必须服从，必须听话。听话才是好孩子。这不是教育，这是灌输，是训练，跟训狗差不多。训练的结果是受训练者会养成对媚上欺下的双重人格。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罗素就忧心忡忡地指出：“在实行军事独裁的国家，包括俄国在内，……教育是大大的退步了，这种退步包括四点：一是严格的纪律的恢复；二是绝对而不问事由的服从；三是对老师的唯命是听，已经到了一个可笑的程度；四是在知识方面消极的接受灌输，而不是积极的自求启发。”

真正的教育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内在的智慧，并且具有使用这种智慧应付环境、解决问题的能力。教育不是灌输训练，不是照本宣科，教育是启发，是自由的。

教育的另一个敌人是宣传。宣传让人们不要思考，不要怀疑，不要盘问。教育与宣传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注重启发，后者依靠灌输。宣传最大的用途就是压制智慧。

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就是宣传。学校里的教师几乎不具备老师的功能，没有独立的人格。他们都是一些宣传者而已，哪来独立的思想？跟他们讨论学术的自由？这玩笑未免开得太大——缘着水边的大树木也许可以求到娃娃鱼，但学校里只有盆栽，没有野生的树，更没有娃娃鱼，在那里，有独立思想的老师比娃娃鱼还珍稀。

但学校外面有什么？无聊的刊物、无聊的广播和无聊的影片……

呜呼哀哉！

我当时读这部小说留下一个尘土飞扬的感觉。实际上当时的中国也是全部落满了灰。不要说对于鸡们，就是对我们来说，那也不是什么好地方！方达明写的那些鸡们就在那个很不幸的环境里生存和交配。

他写的那群鸡幸运的是，它们出生的年月已经到了1978年了。所以才叫《春江水暖鸡不知》。在此之前，它们原本被禁止出生。因为那时有一个运动叫“割资本主义尾巴”。每一户农家只能养一头猪，或两只鸡和鸭。因为中国当时明显地感觉到受了威协。中国已经不能再养鸡了。再养鸡中国就变成别的东西或者别的地方了。说彻底一点，也就是中国不再是中国了。中国变成别的什么事情了！当时有一个说法叫做变了颜色！

这说起来非常荒诞可笑。一个国家怎么可以禁止饲养鸡和鸭？可以规定鸡和鸭的数目？再说鸡和鸭多了怎么会改变了一个国家的颜色？可是当时大家都觉得对。没有人认为这种事情的荒诞可笑。

咱们中国人的智慧和聪明达到了什么程度，就大家都知道了！

所以当时中国人基本吃不上鸡。方达明这个小说就围绕着中国人吃一个鸡有多困难写起。

可他这个小说把我的心剌得很疼是，他写的是一个国家的不幸和荒诞，可是没人认为那个国家有多不幸和荒诞！

现在看过去那是一个笑谈，可是谁能保证我们这个国家不再出现这样的笑谈？

还学会了用下巴颔瞅人。

所以领导都长一张蜡像脸，动作仿若招财猫。

为什么？

因为他们怕人接近，一眼就看清自己不如一根鸟毛，没有存在的合法性。

这位远房亲戚是乞丐。

记者是属小狗的哺乳动物，嗅觉灵敏，马上就扑了过来，采访的话筒捅到该乞丐的唇前舌头蹦跳如小猪打鼓：“您获得这一大笔财富后第一件想做的事情是什么能不能具体跟观众们谈一谈？”

乞丐低头沉思片刻，猛然昂起头颅深情地凝视着面前的空气胸有成竹地把舌头卷作海带结：“感谢X，感谢XX，感谢有关领导，感谢媒体，感谢关心我爱护我的所有观众，这是我个人的荣誉，也是集体的荣誉。我想做的第一件事是改革，进行重大的改革，我要采取强有力的改革措施，与时俱进，让生产力水平再上一个新台阶。”

记者激动了，塌下腰来：“请问，您、您、您要采取什么具体措、措施？”

乞丐呵一声，嘴唇弯成上弦月：“很简单，我要到前面巷子里的小杂货铺买一只好一点的饭碗，再买一根像样一点的棍子，你看你看，我手里的这根烂棍子，连狗都不怕。这样，我就可以象模象样地讨饭了。”

我在写作颜思齐之前，只听说过颜思齐。好象是个海澄人，是个海盗，是个海上武装，后来在台湾登陆。从此台湾传出了民生社会的信息。总之颜思齐是个打打杀杀的一个人。历史是需要这样一些人的。因为这样的人才能折腾出巨大的历史波澜。

龙海人喜欢提起这个人，完全是出于一种地方的自豪感。实际他是海沧人。海沧青礁人。海沧曾属海澄。海澄也是今天的龙海。因为这里毕竟出过这样一个强悍的风云人物。不是说大恶达到大善？

后来有一天，漳州电视台的台长陈燕松把几个写作者请去，开了个会。在座的有青禾、陈子铭、葆国、何也、叶子等。说是在某个全国性电视会议上，有人提到漳州还有一个题材没开发。这个题材就是颜思齐。会上陈台长就把这个题材甩给我。大约是想弄个电视剧什么的。我跟陈台长说，我回去先搞几天，能成的话就干，不行的话就打住。

我回来后，先查了一下资料，然后喝酒。我一直在想，酒在人类的文明史上，肯定起过很好很正面的作用。因为酒给人带来了一种精神状态，它剌激了人的思想和思维活动。不小心的话，可能给你带来灵感。而这种灵感在没有酒精的作用下，很可能处于休眠状态。

我隐约感觉到，颜思齐在我的思想里似乎雕塑成形。首先这是一个海盗。海盗随之带来的是五帆船或者七帆船、一根大橹、排桨、一些生锈的铁锚、火枪和火炮、狂风巨浪、抢劫和虏掠、沧海之上一轮冷月！

我给陈燕松和陈子铭打了个电话，我干了！

关于颜思齐（2） 

我决定写作颜思齐，除了海盗题材吸引我外，还因为颜思齐的个人资料很少。在正史中只有几句，从网上搜索到的只有几百个字，民间传说有一些。

资料少，留下的想象和虚构的空间就大。而这个人物的下属有一个人物更是个大人物：郑成功之父郑芝龙。

可以说没有颜思齐，郑芝龙的地位很可能没有这么高。因为颜思齐染病去世之前，将他所拥有的武装、商业和陆地的资产全部传给郑芝龙。郑芝龙承继了颜思齐所有的遗产，一举而成为东南亚海上最大的一支武装力量。其子郑成功抗清复明及后来收复台湾在很大程度上也仰仗这支力量。

颜思齐从某种意义上说，本身就是倭寇。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把倭寇描写成一支带有大和日本色彩的国际武装，实际上倭寇有大量的中国沿海的破产农民。他们因为在大陆失去了生存的条件和手段，从而侨居日本。同时以海洋为生，或从商，或劫掠，进而形成一股海上势力，回过头进犯和侵扰自已的祖居地。这些人大都有侨居日本的背景，因而被称为倭寇。

我发现闽南人大都流着颜思齐一样的血。这一类人有两大特征，首先这是一类生命力特别强的人。不是一般的强。是一种到处都可以抗争和成长的生命的强势。还有一点就是这一类人天生不怕大海。他们是一群以大海为生，与大海结成本体的生灵！

关于颜思齐（3） 

一种色彩：古铜色。那是一种古船帆的颜色。古代的船帆起先估计也是白色，但经过日照和氧化作用，慢慢的变成古铜色。那是一些古老的木船。木船的色彩也是原木的色彩。原木的色彩日久了也是古铜色。古铜色成了这个小说的原色。

一种叙述腔调：平铺直叙。没有很多的枝蔓。尽量的日常化，细节化。其间透出一些人物的下意识活动。

一种格调：英雄史诗的格式。里面充满抗争的喧嚣和生命的呐喊。为了生存首先得获得强大。人类种群和族裔的纷争起先大都发生在陆地。可是在海运发达以后，争战更多地转移向海洋。这是一曲海洋的史诗。

一种风格：波澜壮阔。庞大的船队，在暗夜里前行，在朗日下前行。遮蔽天日的船帆。大橹摇动海涛。糟了！巨浪都扑进船舱里来了！

这就是我已经写出来了的小说《开台王颜思齐》。全书25章，25万字。

关于颜思齐(4)

小说颜思齐一共有过三个女人。小袖红、桃源纪子、米芽娜。

在老家海澄县时，颜思齐有一个女人叫小袖红。那是个年轻寡妇，红颜命澕。颜思齐在海澄时是个裁缝，开了个缝衣铺。他的隔壁就是小袖红开的卤面店。两人日久生情。可是他不敢娶她，她也不敢嫁他。他不敢娶她，是他不想拖累她。他知道他志向高远，不可能久居海澄，娶她不是拖累了她？她也不想嫁他，是她怕坏了他的名声。因为她是个小寡妇。当时娶寡妇为妻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可是颜思齐是个敢做敢为的人，致两人私情公昭。

可是颜思齐出事临走时，小袖红才告诉他。她怀了他的身孕。他送给她一把裁缝剪刀。他让她把孩子生下来后，如果是男孩取名叫“颜开疆”。然后让他去海上找他！

后来颜开疆加入了漳泉三千儿郎，参与了台湾开发。并在台湾找到了亲爹。

第二个女人叫桃源纪子，是日本募府大名将军家的使女。她是替她女主人将军夫人定制服装认识颜思齐的。她说她一直在寻找一个行走在天地之间的人。她发现他是个在天地之间行走的人。结果两人暗生情愫。到募府将军家娶亲时，将军将桃源纪子收为义女。娶亲时，兄弟们要颜思齐戴上一顶小官吏帽。日本的婚俗跟大明一样。他死活不戴。他说他戴了那帽子不成了小贪官了吗？兄弟们拼命要他戴，他们甚至奔跑逗乐追逐了起来。

桃源纪子后来为了向颜思齐通风报讯，被募府将军用箭射杀在长崎。颜思齐在登台途中，祭起一面大幡：亡妻桃源纪子英灵永在！

第三个女人是沙玻族人（台湾本地高山族人）女儿米芽娜。那是个单纯的女孩。她因为他送了她大量的精美服装，而对他产生好感。后来在与沙玻族人的争斗摩擦中，米芽娜起了很好的缓冲和和解作用。

因为米芽娜，颜思齐在一次大瘟疫流行时，帮沙玻族人抢救了大量的病员。

因为米芽娜，沙玻族人最后拔掉了所有划地为界的界桩。

也因为米牙娜，沙玻族人开始接受大陆先进的农耕技术。

这三个女人都有一个很美好的名字。她们的名字肯定不会跟什么人重了。

关于颜思齐（5） 

在小说《开台王颜思齐》里，我设计了两个有趣的人物。一个是张挂，一个是何锦。这是颜思齐的两个一刚一柔的兄弟。

张挂是个直心眼。在征战劫掠中，他喜欢手起刀落。“手起刀落的意思,也就是手起刀就落了，一个脑袋就没了！”他总嫌他的那把刀不好，没砍几下刀锋就钝了。他总说要换一把刀，可是他总没换刀。他还说他是三国张飞的的玄孙。他爹是张飞的34代孙，他是张飞的35代孙。下面是小说里的一段对话。那是在颜思齐28个兄弟结拜的仪式上。

“你们知道吗？那画上右边的那个是我的祖爷爷。他叫张飞，我叫张挂！”张挂说。他指着那张桃园三结义图。

“什么？你是张飞的后代？”唐公说。

“我就是张飞的后代！”张挂不惊不乍说。

“真的吗？你的祖爷爷是张飞？”后排的林福也说。

“我骗你干吗？我是听我爹说的。我是张飞的35代孙，我爹是34代孙！祖爷爷就是祖爷爷，这能乱认的吗？”张挂说。

“你这么说倒是有点象，你长得是有点象你祖爷爷，连大胡子也象！”余祖转头看他一眼说。他看见他长了一四方脸，脸上一部乱糟糟的大胡子。

“可是不对呀！你祖爷爷张翼德是山西人，你怎么在日本？”陈德说。

“我祖爷爷是山西人，这没错！”张挂争辩起来说。“可是我祖爷爷下来的一个祖爷爷，从山西来到了福建。那是大唐的时候。再后来，你又不是不懂？我是跟颜思齐大哥在海澄县杀了人，才逃到了长崎来！”

“你这么说我就懂了！你以后要是又从长崎跑到吕宋去，你们张家的子孙不是要布遍全世界了？”陈德说。

还有一个是何锦。这个人估计身上的雌性荷儿蒙比较多。他说话女声女气的，走路喜欢扭摆身子。他把身子扭得象蛇一样。他做手势时，喜欢把指头扭出一种兰花掌。他还喜欢唱锦歌，扭大鼓凉伞。他还总说他想找个婆家嫁了。可是他酒喝得多，人也杀得多。小说里对何锦有这样的描写：

“你说，你一身的奶奶味儿，你怎么不去找个人嫁了？”李俊臣说。

“我嫁人也不会嫁你！”何锦说。

“我娶人也不会娶你，两棍子！”李俊臣说。

“我才不嫁人，我要留着清清白白的身子，跟颜大哥走南闯北做大生意！”

何锦说。

关于颜思齐(6)

现在经过考证，明末漳泉三千儿郎拓垦台湾是一个历史事实。从台湾数十个姓氏分折探究，可以发现，现居台湾的汉族居民大都在七代到十一二代左右。由此可以证明，大陆居民拓垦台湾发生在近代的三四百年间。

而首批拓垦台湾的三千儿郎出于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颜思齐在日本起事，泄露后外逃，他的整个船队需要一个落脚点，一个避风的港湾，一个能囤积货物和进行交易的港口。他在友人和同盟者陈衷纪的提议下，选择台湾的笨港登陆，并决定在台湾定居下来。

他们一上岛就面临一个生存问题。那就是吃饱饭的间题。吃饱饭容易解决，因为台湾有大量的优质土地。剩下来的问题就是开荒和拓垦了。而开荒和拓垦需要大量的人员。单靠颜思齐从日本长崎带走的那一船队人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这时他就萌生了一个到大陆内地招募拓垦人员的想法。所以也就有了这“三千漳泉儿郎开垦台湾”的湟湟篇章！

在小说《开台王颜思齐》里，作者有这样一段描写：

陈衷纪和李俊臣、高贯率了五艘大船停靠在海澄县的古月港港口。他们让人贴出了告示：青壮年者一上船给三两银子，供三顿两干一稀饭吃。十人给牛一头。凡携带犁、耙、锄、锤、剪、臼、桶、斗者，另贴微银若干。

“上船了！上船了！想到琉球岛过好日子的请上船了！”李俊臣和高贯领着几个船工站在码头上喊。“青壮年人一上船就给三两银子，供三顿两干一稀饭吃。十人给牛一头！”

“有婆娘的带上婆娘，另给二两银子！”另外几个船工也喊。“到了岛上，谁开的地多，地归谁。谁种的谷多，谷归谁！”

关于颜思齐（7） 

有一家大型文化传媒公司开始跟我洽谈我的长篇小说《开台王颜思齐》的出版事宜，主要是谈印数和版权。也就是说，我的长篇小说进入出版的实质性操作程序。我这个长篇没有因为政治的需要，获得政府的支持，完全进入市场。政府好象还亏了我一点。因为有一家向我约稿的行政事业单位至今没有一点酬报。这么小的一件事，都可以说明政府是怎么失信于民的！可我还是觉得有点兴奋。因为这是我的第一个长篇小说。我原本不敢设想的一个巨大繁浩的工程。

我，今年60虚岁，属虎。原本是个比较年轻的海迪，现在是个年纪比较大的海迪。不过心理上，我通常把自已当35岁。我现在在电脑前面每天还可以操作10来小时。我的身体有一种奇怪的现象。那就是我眼不花，耳朵的听力很好。总之就是一付耳聪目明的样子。我的视力还在1.5以上，听力好象谁要在背后偷偷骂我，我几乎都能听到。另外头发偏黑。总之就是一种老不死的样子。看了可怕。

我患高血糖已经十几年了。可是奇怪的是，这个病对我身体的器质性影响好象很少。我想主要是我没把这当回事。你有病了，你要是老拿那当回事，那事情肯定会弄得很糟糕。所以我建议所有身体有毛病的朋友，尽量跟我学一学。真的，那没什么就是没什么！你照样吃饭，照样喝酒，能谈情说爱就照样谈情说爱。只要有了这种状态，那就什么也不能影响你！

死了，那就算了。反正都一样，谁都会死！你不死也不可能！

我，就在今年，用了七个月的时间，写了一部长达30万字的小说。原本25万字，再写了一稿，达到30万。这个长篇说明我还有很强的小说能力。我把颜思齐写成一个身材修长，目光深远，在天地之间行走的人。他是个海盗，可他还是一个政治家。我把他当一个正面形象来写。我希望这是一本有份量，能引起你们兴趣的好书。

关于颜思齐（8）

在长篇小说《开台王颜思齐》里，我颠覆了历史对郑芝龙的评价。我把他正面描写成追随颜思齐开发台湾的有功之臣。这是一个眉宇间充满英气的豪杰，是颜思齐得力的悍将。他年轻时，跟随东南亚大华商李旦从商，是个商业奇才。侨居日本时，受到日本当局的器重。娶日本望族之女为妻，后才育有郑成功。他还当过葡萄牙人的“通事”，精通葡萄牙语和国际外交。他很早就涉入海上武装力量，表现了极高的军事指挥才能。颜思齐临终前将他的海上力量及台湾的全部遗产移交给他。

郑成功后来的“反清复明”实际在很大的程度上，仰仗了他从父亲郑芝龙手中继承的军事力量。而那支力量正是颜思齐早期传给郑芝龙的。

郑芝龙后来“降清”不在本书描写之列。但他的“降清”用今天的观点看，正好可以说明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对历史政治风云的前瞻和把握。对他的“降清”的不良评价实际上反应了大汉族贞节观念的狭隘。他后来被清政府处死于北京菜市口是他的人生悲剧，也是历史的悲剧。

关于颜思齐(9)

因为写到郑芝龙的悲剧，我想到了下述众多人氏的宿命。这些人大都与大海有关，可是不能见容于中国大陆的生活准则和社会政治游戏规则。这些人有：颜思齐、郑芝龙、郑成功、当然还有更早的郑和、王景泓，最后还有近代走向台湾及迁徙太平洋诸国的无数无数的人氏。因手头缺少资料,不能一一列举。以致在数百年间形成一种“出逃大陆”的景观。

这些人都看到了大海大洋提供的全球信息，发现人类原来变得如此邻近而且互相依存。劫掠和争战只是过程中的事。在长篇小说《开台王颜思齐》里，我也写了颜思齐诸人的类似的狭隘性。

这些人的宿命最后都逃到大海，无论他们是以进攻的方式，还是以逃亡的方式。这里其实已经说明中国内陆生活方式的封建性狭隘。它的排外、无知、自我独尊、拒绝开放和对全球信息的熟视无睹，进而反对国际融合，同时，拒绝一切同期的先进和进步的人类文明。譬如，那个以极权方式统治中国几十年毛氏狂人，绝对拒绝大海传递的全球文明。他也不存在出走大海的可能。他宁愿呆在一个叫韶山冲的地方，也不会跑到海上去。

大陆的封建制惯性和超稳定的文化政治结构，促使那些具有全球意识，试图迎接全球大融和的有志之士，走投无路，最终走向大海。颜思齐拓垦台湾是走向大海。郑芝龙“降清”和被处死是在另一种意义上的走向大海。郑成功收复台湾也是一种走向大海，与主权关系并不是太大。

这就是上述诸公的宿命：始于大海，归于大海。

（郑重许诺：转贴《关于颜思齐》的所有随笔者，待书出版后一人送书一本。全国男女老少一视同仁－－海迪） 

方达明走上的是一条晦涩之路。他的小说没有明朗的前景。你只能跟着他的提示性的解说，不断前行。不过他的小说仍然精彩。

《出走》写的是一个城市外来者的无奈。他无法融入生活，像个城市的漂浮物。可是他在离开老家乡下的时候，已经被剥夺精光。他的出走只能是一种逃离现实的努力。实际上这才是在现实生活中失却自我的人群。

《出走》的整个故事和人物的际遇，也都是在小说的提示性解说下进行的。你直到后来才知道这个人的不幸，在于他失缺了自已！

《海拔3658》是方达明很少的一个出现闪烁亮光的作品。他的小说更多的是描写残酷、灰暗和萎靡不振。这个小说写了一对婚姻差不多出了问题的中年夫妇，因为婚姻和生活的无限期延长，他们开始对各自在婚姻里扮演的角色感到疲惫和失望。海拔3658是拉萨的高度。生活原本一塌糊涂，几乎没有前景。慵懒、疲倦、低俗、毫无生气和面前一个进入更年期的女领导。那个男的年轻时原本阅读叔本华、黑格尔和尼采，后来收藏一种中国古玩线装书。为了拍卖变现，为了供儿子出国。随着生活的理想一层层的破灭，他开始收藏和阅读佛学经书。有一天他突然决定去寻找那个海拔3658的高度。

像一首歌唱的，在雅鲁藏布江把我的心洗清，在雪山之巅把我的魂唤醒。爬过了唐古拉山遇见了雪莲花……

与此同时，那个女的差点陷入一个旧情的泥潭。不过，他们的婚姻的质量的改变，是因为那个男的在前往拉萨途中，及到达拉萨后，给那个女的发的片言只语。

3658是一个圣洁的数字。

3658同时把两个浑噩的灵魂唤醒。

特别是中国那天正好经历了一场空前的劫难：5．12汶川大地震。

这就是方达明的叙事。他颠颠倒倒、反反复复、藏头露尾。我说他走上的是一条晦涩之路。他不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故意把故事和事件隐去，让想象充满整个空间。他将原本应该提供给读者一个进行线形阅读的读本，通常是因为书写方式形成的由左至右的、成行排列的一些文字，变成了无数的横截面，变成了好些潦草横断的东西。他试图将小说空间拓展到最大限，然后又把这个最大限的小说空间留给读者。他相信读者的聪明和阅读能力，相信读者的想象力可以填补那个巨大的空白，连人物形象也需要读者通过想象填充上去。包括眼睛、鼻子、嘴！他认为阅读是他与读者交流互动的过程。

这时就造成了两个效果。或者因为晦涩，因为故事的断裂，给读者制造了阅读障碍。因为阅读方达明的小说确实有点困难。他的语言是一种提示性的语言。他的小说文体跳来跳去。你得在他的跳来跳去的语言的提示下，去意会，去品味，甚至去感觉他小说表达的东西。为了达到正确的理解，你得一边阅读，一边思想，有时甚至还得往回寻找阅读点。

另一个效果是，阅读他的小说，你会得到一种真切，一种刺痛，一种颤栗，一种痛快淋漓。因为他的小说不是一种故事的述说，是一种心理的述说。故事的述说，是命运，是事件。我们已经阅读了太多的关于人的命运和关于人的事件。可是心际的东西是稍纵即逝的，那里隐藏着更大的真实，有些还是不可告人的真实。它没有逻辑性，缺少由此到彼的连贯，因为心际总是充满往事和随想，可是心际的真实才特别需要在小说中加于客观的展露。

因为这个事情很要紧。心际的真实往往是在更深刻和更本真的地方，揭示和表露了社会和人性的真实。

方达明的小说总是从最触动心弦的那一点说起。我们知道人的思维方式是自由流淌的，像水银在一个平面上流淌一样。水银还受重力的影响，思维基本不受约束。所以它可能是突发的，不具前因后果的。它可能是非理性的、跳跃和杂乱无章的。而这样的心理真实是可以选择和剔除的。小说决不可能是一个垃圾处理机一样的容器。方达明完全明白这点。那么在进行选择和剔除后，那里就有了很多的动人和震颤。所以他总是从最触动心弦的那一点说起。3658是个多么动人的数字。3658甚至可以改变两个人的人生。这也就为方达明小说的阅读提供了一种快感和愉悦。

我们总是说小说走得太远了。实际上我们可以走得更远。

小说没有尽头……

这几天我确实一直在认真地思考方达明的写作。方达明小说对读者可能产生斥反和障碍的原因可能就是人物的摹画，还有他好象可以把故事的脉络搞得更清晣一点。

他的小说人物总是突兀而来倏然而至的。他完全省略了人物外在形象的描写。而这在此之前是多么的重要呀！甚至我们的小说评论、说辞、图解，都要求作品对人物的刻画。人物的刻画几乎是小说创作的一个基本要素。因为人们阅读小说总是为了更多地了解作品人物。

可是方达明把这套小说伎俩完全摒弃了。他从来不交代作品人物的地位、现状、来历、与周围环境的关系，更谈不上对人物的渲染和烘托。这很可能更接近认识的真实。因为我们对所有人的认识，都是从一开始的无知慢慢积累起来的。

可是在小说阅读中，读者往往很可能因为对人物的无知，失却了小说阅读的真实感和亲切感。我想，方达明在小说人物上要是多加点笔墨，加点注释和解说，是不是会更引人入胜？

另外是在心理叙述的同时，要是把故事和事件的脉络挑得更明朗一点，也许更能让读者产生追踪过去和探究下去的兴趣。因为你把故事打得太支离破碎了，读者会失去阅读小说的方向感和方位感，从而失去了阅读的某部分兴趣。

             海迪

也许因为自怜，或者因为封闭，在某种程度上还可能是因为矜持，我很迟才知道有个方达明。可是，据说他很早就认识我。这里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性格上有一个缺陷。我要很费力才能记住一个人。或者要有数次的交往，或者要有一次印象深刻的接触。比如喝醉一回酒！还有一个是我跟文学界一直有一种若即若离的感觉。就像在生活中，我跟自己也一直有一种若即若离的感觉一样。我总是游走在现实之外。我好像不是我。所以我一直不知道有一个写小说的方达明，因为我跟文学同仁都比较认生。

有一回在漳州开会，一个文学友人塞给我一搭草稿，说是作者要我看看的，作者就是方达明。那是一个中篇，名字叫《春江水暖鸡不知》，名字有点怪诞。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兴奋是，那个小说写的是海澄。这么说，我们还是同乡。我读了有一种不错的感觉，马上给予支持。

结果，他第一回到我家里，就喝坏了肚子了。我直到现在还有一点歉疚。可我也因为那篇小说和这次交往认住了方达明。

我发现方达明总是给你一种不着边际的感觉，他跟你聊天也是一种提示性的和不着边际的，就像他的小说一样。他总是穿一双拖鞋和一条蓝色的六分裤，好像他随时准备把拖鞋踢掉下田收割庄稼似的。虽然他总是在眼镜后面躲躲闪闪的笑，实际上他是很诚恳很厚道的一个人。他想出个集子，让我帮他写个《序》。我想想就评头论足说起了他的小说。

方达明的小说没有故事，更多的只有想象。

方达明总是把他的小说打得支离破碎。

《春江水暖鸡不知》写的是一群鸡。就是我们龙海海澄乡下的鸡。那些在草垛下抖翅膀，在草丛里啄食，在地里扒拉蚯蚓，在墙头上打鸣，在场院里和尘土中公母交配的鸡。

那群鸡的生存环境非常恶劣，那是在因为割资本主义尾巴，每个农户只剩一头猪和两只鸡，整个村子都没有别的活物了的某个历史时期。鸡的数量特别的稀少，结果村人们矛盾和争端也大都拿鸡出气。村里人无端地给鸡喂了三寸长的布袋针和锯片。弟弟因为喜欢吃鸡肉，居然容忍了大人之间因为恩怨对鸡实施的残害。就足以说明鸡们生存受到的威胁了。那群鸡的出生也是一种意外，主要还是得力于我们社会的转型。就是说，我们正在从一个历史时期进入另一个历史时期，那群鸡才得以出生。可就是在那么压抑和扭曲的环境里，鸡们还是完成了交配和孵化，从而有了鸡群。

小说中那群鸡充满了社会的纷争和盲目无知的自大，还有鸡们的本性善良和宿命。这个小说充满想象，在于小说人物无意中得到一套《三国演义》，那些鸡们全有了一个三国人物的名字。那些头冠三国人物名字的鸡们，却又实实在在生活在一个真实的、尘土飞扬的社会现实里。

那里甚至有了我们的恐惧、嫌恶、容忍和踌躇。

《曲蹄》的想象在于人性的爆裂。小说人物是两个“泊水”，也就是两个连家船船民的后代。连家船是怎么回事？连家船是一种小艇，总是泊在水面上。他们陆地上没有家。像江面的浮萍一样，没有根，没有底，到处漂泊，但干干净净。因为世代生活在船上，导致双腿变形弯曲，所以就叫“曲蹄”。

早三十年，你要是在街上走路，看见那些双腿弯曲的人，你基本可以断定那就是连家船民。像《闽南日报》社的前社长张亚清一样，就是个典型的“曲蹄”。连家船民总是被陆地居民看不起。因为他们总是在水上漂泊，陆地没有他们的家。那两个“泊水”的后代，为了逃避“曲蹄”的命运，先是上学，后是当兵。但是他们没上完学，当兵也不是好兵。

当兵当然得打战。应该是越战吧？可是作者连这个都不挑明。因为战争就是战争了，哪个战争并无意义。出发前，那个“泊水”出身的七卡提出要看女记者的奶子，因为那个女记者刚好站在团长后面。那是一种很本能的要求，一个长期压抑而且准备自我牺牲的青年男子的本能要求——我要看，奶子！

也正是这个“曲蹄”的后代，后来因为战友的牺牲，掷弹炸毁了一座民房。反过来，他又为了解救被他炸伤的一个女性平民，为其包裹断腿，却被一颗炸弹从腹部炸开。作者千真万确地看见一截肉色的物体摔在前面十步左右的地方。

这就是方达明的充满想象的叙述。他不需要生活的逻辑，也不需要现象的真实。他甚至是刻意的、努力地摒弃生活的真实。他总是把小说打得支离破碎。可是他在小说里不断地展示想象，延伸和扩张想象。他的小说没有情节，没有故事，或者说是对故事和情节的刻意破坏，甚至他的小说人物都是抽象和空洞的。在其小说里，你基本看不到他对人物形象的描摹和刻画。他的人物形象是一个空白。就好象我们到一些名牌服装店去，他们的衣架模特都是一个骨架，脸却是一个空白一样。那张脸就是让你想象的！他的小说就是充满了想象。这也就造成了一个效果,在这样的小说里，你很少看能到线状的叙事，由此到彼的说项，更多的是一些生活的截面，一些潦草横断的东西。生活的截面就是想象的截面。想象是非理性的、跳跃和块状的，所以他的小说更多的是非理性的、跳跃和块状的。

我们原本常说，生活是小说的本源。

可方达明却说，想象才是小说的本源。

　　无意中看到某地方台新闻重播，有记者在街头跟一老年妇女饶舌头：“你听到了防空的警报的汽笛的鸣响了吗？”

　　老妇：“听到了，很响，很大声，耳朵嗡嗡嗡。”

　　记者：“你知道为什么鸣放防空的警报吗？知道它有什么重大的意义吗？”

　　老妇挺胸：“当然知道！庆祝建国六十周年嘛！”

　　　　　　　　　　　　　　　　　二、

　　海迪师终于开了博客。他听说开博客会漏底，可他还是在别人的怂恿下开了，而且一锤子砸下了几篇好看的东东。

　　看来，春光外泄是种潮流。

　　谈到福建的小说，海迪是绕不过去的，就像桥墩前的那块大石头。

　　他的博客地址如下，您尽可以放心大胆地使劲点击。

　　http://blog.sina.com.cn/u/1435150492

二、极大增强了员工想当官、向上升的愿望－－爬得越高，离果子越近。

三、强化了每个人的短期行为－－摘果子的不是种果树的。

四、增强了腐败——给等级制度制造了合法性，等级制度是腐败最坚实的基础。

五、正大光明地拉大了领导与职工的收入差距——从此领导除了灰色收入外，还可以大大方方地把大锅里所有好吃的装进自家盆子里。

六、折磨了大量员工的灵魂——除了溜须拍马，员工们没有任何更好的分到蛋糕的方式，个人尊严无处可逃，有思想的人从此成为人人痛打的落水狗。

七、验证了“民不与官斗”的绝对真理－－弘扬了最肮脏的传统文化。

八、让单位的一把手更加充分地体验到明清皇帝坐在龙椅上的那种美妙的感觉－－无所顾忌，威风凛凛，势不可挡，视万民为草芥。

　　——弱势群体才过节啊，比如妇女节，比如老人节，比如儿童节。教师虽然是弱势群体，但是如此大张旗鼓地喊出来，让人的脸往哪里搁啊。

　　备了一上午的课，午睡半小时。下午上了两节物理，一身汗水。

　　收获了集体鞠躬一个。另有短信几个。

　　没有鲜花——我要植物的生殖器官干什么。

　　当然也没有过节费。

　　一切和去年一样。

　　有人在谈论绩效工资。我不参与，因为没有意义，朝三暮四而已，我属猴，非常清楚这一点。

　　绩效工资是什么？就是“鸡笑工资”啊。我不做鸡，当然笑不出来。

那是1978年农历年底，大哥从煤矿回来了，除了钱，他还带回了一架磨脱了漆的三用机，三用机里躲着个小女人，会唱歌，声音跟门外苦楝树上那口高音喇叭里的女声完全不一样，有点像七月的年糕，甜到心里。大哥说，这就是邓丽君，小邓。邓丽君开口就唱“天黑黑”，接着是“烧肉粽”。“天黑黑”太好玩了，我差点笑晕了。

“烧肉粽”却听得我满眼眶都是咸水。不过我还是听出来了，烧肉粽是种好吃的东西。

问爸爸，爸爸说：“啊，烧肉粽？好吃！”爸爸已经有一段时间没跟我们讲好吃的了，他和村里几个识字的大人经常围住人民日报研究字数，脸色红润。

爸爸咽了一下口水说，很久以前闽南有很多种粽子，其中最好吃的是肉粽。肉粽香甜嫩滑油润不腻，色泽红黄闪亮，让人一看，忍不住想把食指探出去。闽南话称“热”为“烧”，而肉粽要趁热才吃得出醇香的滋味，因此叫作烧肉粽。“烧肉粽”，多好的名字，一听，心里暖烘烘的。

烧肉粽以精糯米、香菇、虾米、栗子、红烧猪肉为原料，有时还要放上干贝、芋头、蛤干或者鸭蛋等等。做起来费时费心费力。吃时配上沙茶酱、蒜蓉、红辣酱、调味酱油、芫荽等，真真美味可口。配甜辣酱当然也可以，厦门人就喜欢配甜辣酱。要是再配上一碗扁食汤或者鱼丸汤，就可以拍着肚皮在街上闲闲地走，嘴笑眼笑。

《烧肉粽》这首歌那么悲伤是因为国民政府迁台后，台湾社会因受到大陆动乱不安的影响，一直无法安定，经济萧条，要找一份工作非常困难。《烧肉粽》这首歌，写的是一个小孩为了生活在深夜的街头巷尾叫卖烧肉粽，他所过的日子，正是当年所有台湾人过的日子，所以一下就流传开了。国民政府不高兴了，把它列为禁歌，不让唱。但嘴巴这种东西，怎么管得住呢！

爸爸说，你很快就可以见到烧肉粽了，肯定的。

可一直等到1984年我才真的见到烧肉粽，那时我已经是个肩宽腿长的小青年了，正和全国的有志青少年们一起摆好架势准备攀登科学的高峰。某天，因为数学教师上课时用手指探索我的裆部，我只好站直身对其大声使用了古老有力的字眼。结果我遭到了全体师生的一致唾弃，被从最好的班级赶到了最差的班级，连我最喜欢的女孩子也横了眉毛用白眼珠子看我。由于心情不够平静，放学后我在江边逗留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回到家时月亮已经爬老高了，在云的头上冻得瑟瑟直抖，而且麻烦的是饭锅已经洗干净了。

这时，远远的有“买烧肉粽哎——”的喊声从窗外飘进来，有一声没一声。喊声调子偏高音色稚嫩绵长，叫人满嘴生津双目含泪，心一下子飞到月亮边上去了，一腔的离愁别绪，想唱歌，想作诗。

妈妈说，你买烧肉粽吃吧。

踩着“烧肉粽”的喊声拐了好几个弯，终于闻到热腾腾的粽叶香气一阵一阵扑过来。

我在车站门外的街角看到了一盏苍白的臭土灯，一辆小推车。一个中年妇女在车前忙碌，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女生趴在嘶嘶响的臭土灯下做作业，不时抬头喊一声：“烧肉粽！买烧肉粽哎——”

烧肉粽托在手心里，很暖和。哦，1984。

1980年代最后一个冬天的某晚，天空飘着细雨，毛毛的。我顶了风踩着自行车从山上的单位回到城里，因为运动距离太长天太冷，大肠小肠都忍不住哼出声来。

这时，我已经是个可以且乐于承担责任的成年男性了，而且未婚，不想一入城里，街头巷尾都有潘美辰在唱《我想有个家》，耳朵不由得难过起来。

还好，车站门外有不一样的歌声，噢，是《烧肉粽》，不过，一点也不伤感，因为节奏变快了。

歌声是打街角跳出来的。街角开了一个大橱窗，里面灯光锃亮雾气缭绕，热腾腾的粽叶香气一阵挤着一阵，一个姑娘在雾气里忙个不停，但手脚一点也不慌乱，一条大辫子在她胸前背后跳舞，很脸熟。

车站门口有一个要饭的老人家，正闪在墙角钻研半块脏馒头。

我跟姑娘要了一粒烧肉粽，走过街去递到老人家手里。

回过头来时，发现姑娘正望着我，一、二、三、四、五，她嫣然一笑，就像一个花苞儿，到了点子上，一瓣一瓣，开了。

我又要了三粒烧肉粽。

烧肉粽一粒一块钱，我递进四块钱去，她递出一块钱来。

2009.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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