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比谁坚强？金属都有疲劳的时候。最近，摘得“华语世界第一文盲”的桂冠，以及“搬迁十三村，移民两万余”的钟山碑文遭遇地毯式轰炸，令余秋雨老师开始怀疑网络人生。据媒体报道，余秋雨老师将苦心经营3年之久的新浪、凤凰等网站博客的所有文字、图片和评论统统清零。如此决绝，表明余老师对来自网络的“围剿”已忍无可忍。

一些网民始终不明真相：说点人话，让自己看上去体面些，有些人会觉得非常难堪。泪水有很多种，除了伤心、喜悦，还有一种“泪飞顿作秋雨”。自去年在博客上“含泪劝告”，余秋雨老师成功地赢得了老中青三代网民无微不至的关注。小到向灾区捐款，大至持有股票，无不受到质疑和抨击，以致出现了所谓的批余专业户。

人需要发泄，或者说，需要释放负面情绪，不然就会如本山大叔所说：“会憋疯。”一些别有用心、不明事理的人，居然在没憋疯的情况下，于其它地方受了委屈，也坚持在“围殴”余秋雨的过程中，找回心理上的平衡。某种意义上，网民与余秋雨形成了一种疑似SM（虐恋）的关系，后者总能以“烟霞满纸，心旷神怡”的文采和背离公平、正义的主题，成为“向我开炮”的靶子。

靶子悍然“罢工”，一些网民无从发泄，心理健康势必大受影响。为此，我含泪劝告余秋雨：坑灰未冷网络乱，博客清零要商量；敬请恢复博客的所有文字、图片和评论，将这种动人的气氛保持下去。表面上，你吃了点亏，但是，网络GDP（点击率）上去了，为社会的和谐也做了贡献。

你所遭遇的网络暴力，不少经济学家都感同身受。一提到网络暴力的牺牲品，全体网民都会肃然起立。悼念对象，就有你的博客。龙蛇混杂的网络，当然必须梳理，那些毫无道理、上来就破口大骂的网民，必须受到道德谴责。你关闭博客所传达的无声的抗议，其实早已是各级政府和广大网民的决心。但是，这需要有一个过程。

我想，你一定是识大体、明大理的人，先把最危急的部分网民心理健康的问题解决了，怎么样？你开博以来的杰出表现，人们无不铭记在心。你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以“任它风吹浪打，我自闲庭信步”的风度，与广大网民携手建设一个骂人不带脏字的文明网络，避免横生枝节。一些对网络历来不怀好意的人，正天天等着网络出点状况哩。

如果在重庆K厅发现《补补补》等4首歌，请立即拨打12318举报。媒体报道，重庆文化管理部门认为由哈狗帮演唱的《补补补》，歌词虽说抨击了社会上一些补习班的现状，但歌词内容极为反叛、低俗。

台湾说唱天王姚中仁，因2001年发行的音乐专辑《哈狗帮》大卖，而被称为“哈狗帮”，如今早已改名叫“热狗”。作为张震岳北京、上海演唱会的重量级嘉宾，热狗近年来已为大陆文化市场所接受。

《补补补》绝非“抨击了社会上一些补习班的现状”那么简单。补习文化在台湾遍地开花，以填鸭式教育和恶性竞争闻名国际，饱受恶评。《补补补》向席卷台湾整个教育产业，不论年级、科别，将初中、高中、高职、专科、托福、文艺，甚至新闻特考也一网打尽、无考不补的补习文化，发出了青春的怒吼：

“难道升学成为学习唯一的目的，我们拒绝补习拒绝当读书的机器，好想放一把火烧掉整个南阳街，所有补习班老师全部去冬眠；小明从国小国中高中甚至到了大学，算算看他到底花了多少的冤枉补习钱，父母血汗钱别白白这样浪费，补习班的老师个个脑满肠肥！”

《补补补》痛斥台湾补习文化，并未针对大陆社会上的一些补习班。与“砍头只当风吹帽”一样，“放一把火烧掉整个南阳街”表达的是一种心情。南阳街位于台北市，街道全长300多米，汇集了各种各样的补习班，是台湾补习文化的代名词。台北警方和文化管理者尚且安之若素，你着的是哪门子急？

《补补补》确实反叛，在抨击扭曲教育目标的补习文化时，放开了歌喉。不过，反叛只是一个中性词。青春如果没有反叛和锐意进取的精神，人类文明不可能达到今天的水平。什么时候我们的耳膜变得如此脆弱，连一点点反叛都难以承受？“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快使用双节棍”，够暴力吧，不也照样传唱？

《补补补》并无粗口，是低俗的台湾补习文化的敌人。重庆文化管理部门似有必要补习常识，以提高查禁低俗违禁歌曲的业务能力。

(09年旧金山AIDS游行)

尽管胡锦涛连续3年看望艾滋患者，显示政府高度重视防艾工作；尽管我们的社会日趋多元和包容，但是，面对日益严峻的防艾形势，借“世界艾滋病日”的东风开始试营业的大理“男同”酒吧，仍然由于无知、傲慢和偏见而被迫关门，经媒体爆光的已婚“男同志”和志愿服务者，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人们似乎还没有意识到，对同性恋的冷嘲热讽和对男同志公开活动的舆论干涉，逼使他们恢复往昔秘密的地下活动，将危及社会中的每一个人。

从历史上看，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居统治地位的中国，因为没有宗教的束缚，对同性恋一直比较宽容，与大规模、体制性迫害同性恋的西方基督教世界截然不同。据报载，中国有两例同性婚姻：1990年福建一对男同性恋者和1991年广西一对女同性恋者申请结婚许可，经地方报中央获准。

1997年《刑法》废除流氓罪，被认为是中国同性恋非罪化的标志。事实上，1957年4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成年人间自愿鸡奸是否犯罪问题的批复》中就已明确表示：“关于成年人间自愿鸡奸是否犯罪，有待立法解决。”可见，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来说，与同性恋有关的流氓罪，指的是对同性未成年人的性侵犯。

自1910年《大清刑律》废除1740年制订的惩罚“和同鸡奸”的律条，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就再未明文将同性恋刑事化，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十分先进的。西方国家中最为开明的瑞典，直到1944年才取消了对同性恋的刑罚。

无知导致恐惧：纳粹德国大肆迫害同性恋者，理由是同性恋者和犹太人一样“玷污了德意志血统”，而且与共产主义有特殊的亲和力；自己就是同性恋者的麦卡锡参议员，出于冷战时期政治斗争的需要，叫嚣同性恋是斯大林输出共产主义的计划的一部份，掀起全国性的反同性恋浪潮。美国政府1953年解雇了531个“变态人物”，艾森豪威尔总统下令禁止政府部门雇用“性变态”的人；北卡罗来纳州1969年才取消鸡奸罪的死刑，但仍然要判60年徒刑。

1998年，美国精神病学会通过决议，反对任何企图将同性恋者转变为异性恋的“治疗”，因为医学“只治疗疾病，不治疗人的本性”，这种“治疗”会给求治者带来焦虑和低落的情绪，并可能导致自残行为。2001年，中国颁布《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将同性恋剔除出疾病分类。遗憾的是，在同性恋非罪非病化之后，同性恋者的境遇仍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善。

不少人认为同性恋不生育后代违反自然和天道，请问：目前中国不孕不育的患者超过四千万，他们是否也应受道德谴责？自然界至少有五百种动物被证明有同性恋行为，难道也要上道德法庭？与掌握常识、尊重生命的不同形态相比，嘲笑“异端”总是容易的，但往往也是可悲的。

来自卫生部的资料：“目前我国同性性行为导致的艾滋病传播已占到传播总数的32%”，马上被用来攻击同性恋者。那么，“异性性行为导致的艾滋病传播达到40%”，是不是连异性恋也要反对？

正因为同性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的比例上升，以及数量众多的同性恋者迫于家庭和社会的压力，和电影《断背山》的男主角一样“被结婚”，苦了自己、害了别人，社会才更应感知同性恋问题的紧迫。因为对出柜（同性恋者公布自己的性取向）顾虑重重，同性伴侣法和同性婚姻法都还“路漫漫，其修远”，处于地下状态的同性恋者，对未来缺乏合理的预期，感情生活采取蜻蜓点水的方式，性伴侣的增多和安全意识的薄弱，直接导致性传播艾滋病的几率加大。

大理以酒吧为平台将同志们聚集起来，由具有专业背景的志愿者进行相关常识的辅导，本来是一个充满希望、值得推广的模式，对减少疾病传播、增进社会和谐具有重大意义。没想到好事多磨，还不如“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

文明发展到今天，对同性恋嗤之以鼻或带着有色眼镜，确乎是一种自我伤害的无能表现：没有能力和愿望去了解与同志有关的人权及科学常识，最终形成同与非同双输的局面。不知道，同志酒吧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彩虹，我们的社会什么时候才能更趋于理性和充满人性的温暖？

     西风独自凉

评价张爱玲，胡兰成是绕不过去的一个坎。文史学者房向东《汉奸的性爱问题》（11月15日《南方都市报》）一文，开篇即引用何满子先生的话来表达对张爱玲的愤慨：“大节上的顺逆是非哪个民族都重视，绝不会像中国某些人这样，向丧失大节的叛（棍）徒献玫瑰花而行若无事的。”

不是很喜欢张爱玲作品的风格，但对她因为与胡兰成的婚姻而屡招“修理”，我始终不以为然。二战期间为法西斯背书，是埃兹拉·庞德的一大人生污点，难道能够因此否定他对诗歌艺术具有开创性的伟大贡献？何况，张爱玲又不是什么汉奸，作文行事从未涉及政治，没拿过日伪一分钱的津贴，获聘所谓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她亦洁身自好，向大会寄去了辞函。“情流感”免疫力有所欠缺的她，不乏政治眼光。

房向东先生的文章就张爱玲的遗作《小团圆》展开，将这本自传性质的小说完全等同于自传，甚至从疑似笔误的“子宫颈折断”（医学上并无“子宫颈折断”的说法，可能是宫颈糜烂或引产导致的子宫撕裂），推断出“胡兰成对她的摧残和蹂躏如暴风骤雨”，“胡兰成外表不像李逵，却也有一股李逵一般的黑旋风”，幻想“她的波涛汹涌的大海呼唤着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 

张爱玲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不具备基本的医学常识，奢谈“性爱问题”，结果可想而知。针对张爱玲的种种误读和“酷评”，是不是就因为“不懂”？

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因为不“懂得”自己，张爱玲这位汉语言文学百年难遇的才女，一生情路坎坷，满腔怨愤自笔尖喷涌而出，文字阴冷、峭拔，剖析人情世故犀利如刀。

1943年8月，22岁的张爱玲在上海《万象》月刊发表了小说《心经》，借“有一种奇异的令人不安的美”的许小寒，一吐心中恋父情结之块垒：儿时“是最可留恋的时候，父女之爱的黄金时期”，对自己感情生活的彷徨和痛苦作了最直白的文本宣泄。

1944年7月，张爱玲在《天地》月刊发表自传性质的散文《私语》：“向来觉得在书上郑重地留下姓氏，注明年月，地址，是近于啰唆无聊”的她，“却很喜欢”父亲1926年在一本书上留下的英文题示，“因为有一种春日迟迟的空气”，勾起了她儿时在天津的美好回忆；父母离婚，她“表示赞成”，对母亲远走法国，她“没有任何惜别的表示”；她非常清楚，父亲寂寞的时候才会喜欢自己，“父亲的房间里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

听到父亲要再婚的消息，张爱玲悲痛地哭了，“只有一个迫切的感觉：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件事发生。如果那女人就在眼前，伏在铁栏杆上，我必定把她从阳台上推下去，一了百了。”与后母、父亲的争吵和撕打，致使挣扎在情感激流中的少女张爱玲，对岁月发出了“可爱又可哀”的感叹。说不清道不明、难与人言的痛苦伴随了她的一生。

张爱玲1943年11月发表的《封锁》，别人只道是无病呻吟，而胡兰成读出了作者对人性、人情的非凡洞察。比张爱玲大15岁的胡兰成，成为张爱玲最佳的移情目标和情感生活的救命稻草。张爱玲不顾使君有妇、谩骂以及扇耳光一类的羞辱，毅然投入大汉奸的怀抱。

与胡兰成分手之后，张爱玲和导演桑弧有过短暂的情史。沉溺于恋父情结难以自拔的她，很可能觉得仅比自己大5岁的桑弧太年轻了。一个男人，唯有兼具文学的志趣、长辈的呵护与爱人的温柔，融亲情、友情、爱情于一炉，创造出绵长而又强烈的激情氛围，才可能俘获她那颗敏感、脆弱、容易受伤的心。

1956年3月13日，35岁的张爱玲来到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麦道伟文艺营，与体弱多病、比她大了整整30岁的左翼剧作家赖雅邂逅相遇，很快陷入热恋，于8月18日结婚。婚姻生活虽因经济困难窘迫不堪，但夫妻二人相濡以沫，情感甚笃。1958年9月1日，赖雅在日记里写道：“爱玲帮我搓揉后背，带着对父亲的仰慕，真舒服。”赖雅有两年时间瘫痪在床，大小便失禁，全由张爱玲精心照料。1967年10月8日，赖雅去世，张爱玲就此掩上了情感的门扉，至死以赖雅为姓。

张爱玲私生活的批评者们应该已经注意到：自命风流、自私自利的胡兰成与同情弱小的马克思主义者赖雅，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他们的年龄远远大于张爱玲。有时候，奉献也是一种索取，是对自己孤苦灵魂的安慰。

1978年4月11日，张爱玲在台北《中国时报》发表小说《色，戒》，少女和成熟男子的爱恨缠绵，不过是恋父情结的再次投射；情色间谍的包装和令人不寒而栗的惨烈结局，既是作者“爱就不问值不值得”的感情宣言，也是对自己伤痕累累的青春的祭奠。

戴高乐政府严惩战争期间“与德国人通奸的女子”，被房向东先生用来说明张爱玲的幸运：“抗战胜利后，无论国民政府还是人民政府，都没有像法国人那样为难张爱玲和张爱玲们，这应该是中国人的厚道，抑或无强烈之是非？”

亲爱的朋友！这也太悲哀了吧——

据历史学家法布里斯·维尔日尼《“须眉”法兰西》统计，1943年～1946年，约2万名法国姑娘遭到剃光头的惩罚，因为她们是法国人所谓的“向德国鬼子献媚的婊子”，还有近万人被私刑处决。1944年秋，要求制止这种暴行的声浪逐渐高涨，讷韦尔市地方报纸《爱国者》呼吁：“法兰西的子孙不能以野蛮的、纳粹式的行径贬低自己。”由戴高乐将军领导的临时政府开始大力纠正出轨的报复行为，一批“血腥的清算”的制造者被逮捕，送上法庭并被判刑。（参见俞天颖《解放日：光荣、耻辱和反思》）

法国人当时就已在反思、惩办泥沙俱下的野蛮报复；60多年后，还在以此诘问“抑或无强烈之是非”，那么，究竟何为是非？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以人性、法治的眼光打量这个世界？

房向东先生认定“张爱玲就是我心目中的林妹妹”，只怕是表错了情。张爱玲低到尘埃里开出花来，那是她心甘情愿；疼痛、谦卑与柔弱之外，其人亦有率性、刚强的一面：1946年11月《传奇·增订本》出版，张爱玲以《有几句话同读者说》为序：“有许多无稽的谩骂，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可以辩驳之点本来非常多。而且即使有这种事实，也还牵涉不到我是否有汉奸嫌疑的问题；何况私人的事本来用不着向大众剖白，除了对自己家的家长之外，仿佛我没有解释的义务。”冷如冰霜，傲若寒梅。

1995年中秋节，张爱玲香消玉殒。生命这袭爬满了虱子的华美的袍，终于不再给一代才女增添“咬啮性的小烦恼”了。出版《小团圆》是否违背了张爱玲的意愿，坊间多有议论。以张爱玲敢爱敢恨的品性，销毁《小团圆》恐非其本意。否则，她不会轻易拿出来示人，而且，还可以遗嘱的形式明确要求销毁。

（媒体发表略有删节，此为全文）

1973年，灾难大片《日本沉没》横扫岛国票房。中国1980年代引进该片，匪夷所思的情节和惊心动魄的特效，令国人大开眼界。记得有个情节：日本首相寻求外援，身着银灰色中山装的大陆官员慨然承诺：将派出所有的海军舰艇前往九州和冲绳等地参加救援行动，中国舰艇是小型的，但一定可以将日本人民送到安全的海岸；根据具体情况，一部分难民可以运送到中国。

这个细节生动地反映出：在“崛起”之前，世界对中国即有所期待。大国者，须有重大之担当。如格瓦拉所言：“面对世界的苦难，我怎么忍心背过脸去？”

表现世界末日的《2012》，经济实力雄厚的中国当仁不让地成为新世纪“诺亚方舟”的制造者。“只有中国才能造出这样的大船”，并非全如某些观众所想，是对“世界大工厂”的讽刺或调侃。世界需要中国承担与其大国形象相适应的责任，这在1940年代之前是难以想象的。

1943年11月苏美英三国首脑举行德黑兰会议，斯大林几次三番、想方设法都要把中国排除在未来的“世界警察”之外，丘吉尔也主张由“三警察”而不是“四警察”来统治世界。但罗斯福力排众议，一再肯定中国在抗战中的巨大牺牲和贡献。1945年6月26日，《联合国宪章》正式签署，中国成为常任理事国之一。

《2012》有个表现海啸的镜头，“肯尼迪号”航母砸向美国的权力中心白宫。用2007年即已退役的“肯尼迪号”，而非现役的“林肯号”或“里根号”航母，编导想唤起观众怎样的记忆？1961年1月20日，肯尼迪总统在就职演讲中向人类呼吁：“不要问美国愿为你们做些什么，而应问我们在一起能为人类的自由做些什么。”

《2012》再一次表明：自由、和平、环保、救灾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需要每一个地球人的切实努力，而非某个国家或民族的特定义务。

影片用灾难到来时，基督教堂里的人们四散奔逃和的佛教弟子的从容、淡定，暗示西方文明需要东方智慧的补充和拯救。西藏就其本意而言，自古以来就是浩劫到来时的西天藏经之地，是人类浴火重生的希望之邦。

从《日本沉没》（1973）、《龙卷风》（1996）、《后天》（2004）到《2012》，特效逐渐登峰造极，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整个世界的末日，人类自我拯救的能力和勇气始终贯穿其中。

1958年的英国电影《冰海沉船》，至今仍然是灾难片经典中的经典：有人拒绝穿上救生衣，仅仅因为“那东西太不舒服了”，他郑重其事地穿上礼服，希望遇到不测之后，妻子能知道他并未贻笑大方；在泰坦尼克号沉没的过程当中，船上的乐队坚守到了最后时分。一曲终了，队长要求伙伴们离去，自己留下来独自演奏。听到悠扬的提琴声，乐手们又慢慢聚拢过来，拿出心爱的小提琴，共同演奏生命中的最后一支乐曲。

也许，有一天人们会忘记《泰坦尼克号》（1997），但对《冰海沉船》里的那支乐队仍会记忆犹新，他们的事迹被影片还原，虽死犹生。

求生是人类的本能。然而，利他主义、牺牲精神才是人类文明能够发展到今天的关键。假若明天不再来临，生命依然保持应有的尊严，绝不苟且偷生，而是将友爱和关怀进行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这样的生命，值得度过和珍惜。

1930年代全球经济大萧条，《金刚》(1933)、《庞培城的末日》(1935)风行一时；《2012》能够掀起全球观映热浪，除了以假乱真的特效，同样存在一个心理暗示和激励：与世界末日相比，经济危机算得了什么？

1973年，灾难大片《日本沉没》横扫岛国票房。中国1980年代引进该片，匪夷所思的情节和惊心动魄的特效，在国门刚刚打开的中国引起巨大轰动。影片里有一个发人深省的情节：日本首相在联合国寻求外援，身着银灰色中山装的大陆官员慨然承诺：将派出所有的海军舰艇前往九州和冲绳等地参加救援行动，中国舰艇是小型的，但一定可以将日本人民送到安全的海岸；根据具体情况，一部分难民可以运送到中国。

这个细节生动地反映出：在“崛起”之前，世界对中国即有所期待。大国者，须有重大之担当。如格瓦拉所言：“面对世界的苦难，我怎么忍心背过脸去？”

表现世界末日的《2012》，经济实力雄厚的中国当仁不让地成为新世纪“诺亚方舟”的制造者。“只有中国才能造出这样的大船”，并非全如某些观众所想，是对“世界大工厂”的讽刺或调侃。世界需要中国承担与其大国形象相适应的责任，这在1940年代之前是难以想象的。

鸦片战争和日清战争之后，中国陷入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地。抗日战争，中国以22场会战、1117场战役、9800场战斗、阵亡200多万军人的高昂代价，获得了惨胜。国人的浴血奋战赢得了世人的尊重，国际地位骤然上升：苏美英三国首脑1943年11月举行德黑兰会议，斯大林几次三番、想方设法都要把中国排除在未来的“世界警察”之外，丘吉尔也主张由“三警察”而不是“四警察”来统治世界。罗斯福力排众议，在多种场合表示：

“在将来，一个仍然不可战胜的中国将不仅在东亚，而且在全世界都会起到维护和平与繁荣的适当作用-----中国作为世界组织的最高理事会的一个成员，就会使这个组织具有世界性，这就有利于把亚洲号召起来，使其效忠于这个组织。”

由于美国的一再坚持，更由于国人在二战中的巨大牺牲和贡献奠定的国际地位，1945年6月26日，《联合国宪章》正式签署，中国成为常任理事国之一。

《2012》有个表现海啸的镜头，“肯尼迪号”航母砸向美国的权力中心白宫。用2007年即已退役的“肯尼迪号”，而非现役的“林肯号”或“里根号”航母，编导想唤起观众怎样的记忆？1961年1月20日，肯尼迪总统在就职演讲中向人类呼吁：“不要问美国愿为你们做些什么，而应问我们在一起能为人类的自由做些什么。”

《2012》再一次表明：自由、和平、环保、救灾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需要每一个地球人的切实努力，而非某个国家或民族的特定义务。

影片用灾难到来时，基督教堂里的人们四散奔逃和的佛教弟子的从容、淡定，暗示西方文明需要东方智慧的补充和拯救。西藏就其本意而言，自古以来就是浩劫到来时的西天藏经之地，是人类浴火重生的希望之邦。

从《日本沉没》（1973）、《龙卷风》（1996）、《后天》（2004）到《2012》，特效逐渐登峰造极，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整个世界的末日，人类自我拯救的能力和勇气始终贯穿其中。1958年的英国电影《冰海沉船》，至今仍然是灾难片经典中的经典：有人拒绝穿上救生衣，仅仅因为“那东西太不舒服了”，他郑重其事地穿上礼服，希望遇到不测之后，妻子能知道他并未贻笑大方；在泰坦尼克号沉没的过程当中，船上的乐队坚守到了最后时分。一曲终了，队长要求伙伴们离去，自己留下来独自演奏。听到悠扬的提琴声，乐手们又慢慢聚拢过来，拿出心爱的小提琴，与队长共同演奏生命中的最后一支乐曲。

也许，有一天人们会忘记《泰坦尼克号》（1997），但对《冰海沉船》里的那支乐队仍会记忆犹新，他们的事迹被影片还原，虽死犹生。求生是人类的本能。然而，利他主义、牺牲精神才是人类文明能够发展到今天的关键。假若明天不再来临，生命仍能保持应有的尊严，绝不苟且偷生，而是将友爱和关怀进行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这样的生命，值得度过和珍惜。

1930年代全球经济大萧条，《金刚》(1933)、《庞培城的末日》(1935)风行一时；《2012》能够掀起全球观映热浪，除了以假乱真的特效，同样存在一个心理暗示和激励：与世界末日相比，经济危机算得了什么？

与大多数人一样，喜欢韩寒，是因为他博客文章里散发出来的那种善良和利他主义的高贵气质。职业成就之外，善良和正义感应该是公众人物最基本的素质。在大陆一些精英“语不雷人死不休”的当下，韩寒如同喊出“我不相信”的诗人一样，迅速成为80后的意见领袖：他不相信在当今社会，人们真的不再需要善良和正义，而只着眼于狼狈为奸、惟利是图、助纣为虐。

旅美教育工作者南桥《韩寒离“公共知识分子”还有多远？》（2009.11.10 南方都市报）对韩寒的批评，不可谓不严厉：韩寒“油嘴滑舌”，“没有引导和影响的力量，故而所批评的部门也不会去在乎。要想看真材实料的批评，倒不如去看野夫等人的文章。他们的阅历、见识和文采，远在韩寒之上。”

野夫们自有其价值在，至于“阅历、见识和文采”是否“远在韩寒之上”，不妨见仁见智。受众不同，你不可能要求韩寒的读者都能欣赏、理解野夫们的“阅历、见识和文采”。何况，野夫们归根结底也只是在述说一些常识，只是内容或技巧有所变化。政治文明发展到今天，“公共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工作已不是“发现”，而是把那些已为历史所证明的常识和价值，深入浅出、更大范围地传播开去。

“引导和影响的力量”是日积月累的过程。以我有限的视野所及，“公共知识分子”著名如鲁迅、萨特、法拉奇、乔姆斯基，其言论亦无可能立竿见影，马上就让“所批评的部门去在乎”。否则，那就不是“知识分子”，而是恐怖分子。

于德清《韩寒怒批郭敬明，逾越价值观底线的狡辩》（2009.11.12新京报），认为韩寒说“郭敬明的价值观很贱”，“大大地逾越了底线”；“说郭敬明向90后灌输一种很贱的价值观，那么是否就是说，你的价值观很贵，很正确？可是，现在，谁又需要你来再灌输另一种正确的价值观？”因为，“尽管当下的多元社会很差劲，但是，用另一种正确的价值观来统一思想的做法更差劲。”

窃以为，于德清先生陷入了“混淆价值观底线的狡辩”。“郭敬明向90后灌输一种很贱的价值观”究竟指的是什么，于先生根本就没整明白。不是奢侈消费和享乐主义，甚至也不是剽窃本身，而是在认定郭敬明剽窃的法院判决结果出来之后，郭拒绝为自己的错误道歉，成为一个反面典型。

在这种情况下，在一些粉丝为郭敬明拒绝道歉而欢呼（“我们小四就是抄得好”）的情况下，他们及于德清先生都非常需要韩寒“来再灌输另一种正确的价值观”，即：知耻近乎勇；犯错不可怕，可怕的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用另一种正确的价值观来统一思想”有何不可？在多元的价值观之上，还存在一个基本的价值观：你认定、追求的价值不能损害他人的正当权益，这是多元价值观得以存在的最基本的要素。

与其问韩寒离“公共知识分子”还有多远，不如问中国离“公民社会”还有多远。倘若韩寒“抖机灵玩俏皮”（南桥语）不再受到广泛的关注和赞誉，以法治国成为现实图景，那是民众和国家之幸。其中，当然也包括韩寒等知识分子的努力。

当拜金（权）狂潮以“含泪”、“羡鬼”、“价值多元”的方式席卷整个社会，当文坛剽客悍然拒绝道歉仍能听取掌声一片，韩寒的价值就开始凸显出来。韩寒在公共问题上的发言，不过是在重复强调善良、公平和正义具有永恒的魅力和价值。他不相信理想主义、利他主义在我们的社会彻底沦陷。

1986年5月，唐德刚于台北《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和《传记文学》发表《海外读红楼》，认为《红楼梦》“格调之高亦不在同时西方，乃至现代西方任何小说之下”，而“吾友夏志清教授熟读洋书，以夷变夏，便以中国白话小说艺术成就之低劣为可耻”，表现出“沉迷西学，失去自信、妄自菲薄的文化心态”。

对英国文学五体投地的夏志清，当即写了篇火气十足的《谏友篇一驳唐德刚〈海外读红楼〉》，在台北《联合报》、《传记文学》和美国《世界日报》同时发表，以回应唐德刚“恶意的谩骂”。

当年两位文坛大佬的这场论战轰动海外。窃以为，就《红楼梦》的鉴赏而言，夏志清不无商榷之处。如他认为潇湘妃子“刚同宝玉相会的时候应该很美，但不多久身体转弱，也就美不到那里去了，因之我在《红楼》章里特别强调她的病体病容，藉以纠正一般读者（包括德刚在内）对林姑娘所存的幻想”。总之，林姑娘失去了健康的身体，不值得宝玉去爱。

然而，宝玉爱妹妹弱柳扶风，更爱她吐气如兰：不仅“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诗词在众姐妹之上，还是宝玉反抗死读书、读死书的知己。那个年代，大家公子能跳出“学而优则仕”的酱缸已属不易，女儿有这般见识堪称天人。中不如西的观念已深入骨髓的夏志清，虽每以“宝玉”自况，但对林妹妹究竟美在哪里，始终未窥门径。

胡适的关门弟子又岂是好撩拨的？鲁迅笔战猛字当头，而德刚行文之老辣、锋利，犹在鲁迅之上。一篇《红楼遗祸——对夏志清“大字报”的答复》，寓庄于谐，拳拳到肉，就夏志清的人品、文品、学识全面出击，认为“夏先生那种骄横的个性，和惟我独尊心态的养成”，乃至“崇洋自卑的心态”，是“学术界姑息养奸的结果”，并自我检讨“从‘爱人以德’的观点来看，也有对不起朋友的地方”。

这一大巴掌扇下去，恰似晴空霹雳，夏志清顿时偃旗息鼓。

唐德刚1952年发表《梅兰芳传稿》，即已名动四方。写兰芳飞黄腾达而不忘故旧：“每逢严冬腊月，当兰芳把孝敬他们的红色纸包儿（那里面的蕴藏往往超过他们几个月的收入）递过去时，你可看到那些老人们昏花的眼角内涌出丝丝的热泪，透过蓬松的白色胡须，滴到满是油渍子的破皮袍子上去。”传主的人格魅力穿透尘封的历史，令读者如沐春风。这样柔韧而力拔千钧的笔下功夫，曾不多见，为德刚“美丽”之所在。

作家出版社1998年出版林彪儿媳张宁女士的自传《自己写自己》，唐德刚欣然提笔作序，融历史风云、红颜际遇于一炉，引花蕊夫人“十四万人齐解甲，竟无一个是男儿”，道尽美人和民族的悲哀。

唐德刚对口述史学贡献卓著，去世之后，声誉日隆。《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等大作，在大陆读者中间掀起的思想风暴，凸显一个优秀的“历史说书人”的素质，非“诸葛亮是个帅哥”、“文字狱维持了社会稳定”[1]、“清兵杀入关内掳掠，很难说悲，也很难说喜”[2]等百家讲坛的学者可比。

不过，要说唐德刚是近代史大家，倒正应了那句老话：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资料越看得多，越觉得“叙述的方式和角度，往往比叙述的内容更重要，因为它们决定了叙述的内容”（田晓菲语），是多么的中肯和到位。

周策纵为唐德刚《胡适杂忆》作序：“大凡文字写得最美最生动的，最难同时得事理的平实，因为作者不能不有艺术的夸张。德刚行文如行云流水，明珠走盘，直欲驱使鬼神，有时也许会痛快淋漓到不能自拔。但我们不可因他这滔滔雄辩的‘美言’，便误以为‘不信’。德刚有极大的真实度”。

问题就在这里：唐德刚一旦“痛快淋漓到不能自拔”，就会“哀愁”丛生，忘了老师“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的教训，“大胆假设”有余，“小心求证”不足。有时甚至满嘴跑马，硬伤累累。如《晚清七十年》：

“自有其党派成见的共产党人则根本否定‘辛亥革命’之为‘革命’。”

中共对辛亥革命向来坚持肯定态度，何来否定之说？毛泽东认为“辛亥革命有它的胜利，它打倒了直接依赖帝国主义的清朝皇帝。”（《毛泽东文集》第2卷，1993年版，第402页。）“民主共和国观念从此深入人心”（《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546页。）辛亥革命以后，“谁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所以我们说它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毛泽东文集》第6卷，1999年版，第345～346页。）[3]邓小平、江泽民、胡耀邦、胡锦涛对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的评价亦非常之高。

唐氏彻底否定太平天国和五四运动，极力推崇北伐、孙中山（“近代中国最高层领袖中，凤毛麟角的现代人，是真能摆脱中国封建帝王和官僚传统而笃信民权的民主政治家”），以国民党的“视角”观照历史，可议之处在在多有（参见袁伟时《近代中国论衡》）。

关于太平天国，唐氏认为：“洪、杨一伙实在是我国历史上，第二次社会转型期中的第一批从事转型的先驱，只是这批乡下哥哥，草莽英雄，知识太低，他们不知道自己在中国社会第二次大转型运动中的历史作用，而做了个蚍蜉撼大树的造反小顽童罢了。”

“洪、杨一伙”纵横十数年，一度占据半壁江山，摇摇欲坠的满清，不得不允许汉族军头（曾国藩、李鸿章）的兴起，为后来的洋务运动、北洋、辛亥革命打下了基础，称其为“蚍蜉撼大树的造反小顽童”，未免失之轻浮和武断。“洪、杨”固然暴虐，满清、“曾剃头”何尝是善人？

唐氏认为鸦片战争推动了中国从帝制阶段向民治阶段的转型，那么，对极大地削弱了满清统治基础的“洪、杨一伙”，除了理性的批判，亦当如是观之，何厚此薄彼？对农民起义的评价，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未为可取。

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史学界普遍认为是因为革命党人的幼稚和软弱，让袁世凯有机可乘。唐德刚《袁氏当国》亦人云亦云：“‘论革命历史，论海内外声望，论建国学理，则应属孙文’，就是凭这三条，孙文当选为第一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之让袁，治史者平心而论之，实旨在为国为民”。

事实上，孙不是“让位”，而是被迫“还位”于袁。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党人从开始酝酿到具体筹组民国临时政府，自始至终都把临时大总统一席定给了袁世凯。由“反正归来”的袁世凯出任民国总统，是黄兴、汪精卫等革命党人，以及立宪派、新军、知识精英的共同愿望和要求，可谓：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参见陈一容、张国镛《孙中山“还位”辨正》，《史学月刊》，1997年第3期）。我们不能因袁世凯后来复辟帝制，就抹杀其历史地位和在转型过程中的巨大贡献。

唐氏《毛泽东简传要义评述》：“毛泽东那几杆破枪，居然把蒋介石的美式配备的四百万大军打得片甲不留。指挥数万至数十万大军的国军主帅在阵前被活捉的，如王耀武、杜聿明、黄维、宋希濂等至数十人之多。这不但是中国战争史上无此先例，世界史上，亦未尝一见！”

果然“痛快淋漓到不能自拔”。可是，“德刚有极大的真实度”，又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小米加步枪打败蒋军的神话，海外亦有市场，教人情何以堪？

中共东北野战军最困难的时期，朝鲜方面支持了2000多车皮日军留下的战略物资,有的是无代价支持，有的是通过物资交换取得[4]；苏联向中共东北野战军提供步枪约70万支，机枪约12000—14000挺，各种炮约4000门，坦克约600辆，汽车约2000多辆，另有弹药库679座，800余架飞机和炮艇若干，“从而极大地缩短了中共中央原先预计的彻底战胜国民党的时间表”[5]。

唐德刚先生那些“美丽与哀愁”的作品，对人们拓宽视野、打开思路，有相当之价值。若与袁伟时等学者的近代史作品对照阅读，相信读者在为唐氏文采叫好的同时，对其笔下“事理的平实”亦会有一个崭新的认识。

注释：

[1] 2005年10月18日，《兰州晚报》记者：“雍正大兴‘文字狱’是不是影响了社会的发展？”阎崇年：“雍正的这一做法对于清王朝国家的统一、减弱诋毁政权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满学专家破解清史“疑案”》，2005年10月20日兰州晚报）

[2]阎崇年：皇太极5次带兵杀入关内，有一次掳掠“人牲97万头”，对于当时新兴的清政权来说当然是喜剧：扩大了影响，为入关增加了经济基础；对中原百姓来说肯定是悲剧：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历史是在多维中发展的，很难说悲，也很难说喜。（《阎崇年：我赞成修改历史教科书》，2006年11月05日晶报）

[3]杨燕华《中国共产党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及其意义》，《上海党史与党建》，2002年第4期。

[4]刘统《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武器来源探讨――兼与杨奎松先生商榷》，《党的文献》，2000年第4期。

[5]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３月。

杨恒均《美国对华外交是基于“中国的稳定压倒一切”》（外交杨皮书系列之三）被一些网站隆重推荐，点开一看，唧唧歪歪、罗里罗嗦的文风未变，恶心程度胜过扬言要把骂老鼠的文字挂上门户网站。若非脑子进水，股沟一下再出来开黄腔，少闹多少笑话。

可以说，杨连国际政治的入门水平都没有，这样的文章居然也能登堂入室，可见汉语网络与较严肃的传统政论杂志的差距有多大。

杨文：“美国为首的西方在冷战中一定要摧毁社会主义阵营，要把民主和自由推广到苏联控制的铁幕另外一边，可是，让人困惑的是，它却对自己占领的韩国独裁一忍再忍，对蒋介石的威权也睁只眼闭只眼长达三十年之久，这到底是为什么？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迄今并没有答案，只是一些凌乱的思考。”

答案在网上随处可见的问题，居然让杨“一直在思考”！就这种货色，居然敢在文章里卖弄“有美国官员和智库研究员向我了解对中美关系的看法”！老美再闲得蛋疼，也不至于跟一个常识欠奉者开这样的玩笑。别再误导您的那些可怜的SB粉丝了，好不好？

令杨困惑的问题其实很简单：于美国而言，美国面对苏联、台湾面对大陆、韩国面对北韩才是头号威胁。因此，希望自己、台湾、韩国在稳定的基础上向自由民主循序渐进。但是，稳定并非意味着可以胡作非为。如：“麦卡锡主义”影响到了美国民众的自由，肆虐数年即被终结；“江南案”，美国态度异常强硬，迫使蒋经国扫荡黑帮、整治特务系统，结束了蒋家王朝的道统基础；1987年全斗焕政府悍然决定汉城奥运会之前停止修宪，引发全国性的抗议浪潮。美国参议院以74对0票，美国众议院以421对0票，两院一致通过了《促进韩国民主化决议案》。全斗焕被迫屈服，由总统候选人卢泰愚发布《“六．二九”民主化宣言》，接受宪改方案，采用总统直选。

美国对台、韩施加压力促使其迈入现代政治文明的事例不胜枚举。

杨文：“台湾的民主制度发展过程中，几乎并没有得到多少来自美国的鼓励和支持”，真是笑话！何谓“鼓励和支持”？没有来自美国强大的刺刀见红的“鼓励和支持”，台湾早被“解放”了。连《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与台湾关系法》也没听说过？

杨文：“政治民主化、法制、自由和体制改革等等，那都是中国人自己的事儿，不是吗？”

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有不同的看法：“任何国家或政府都无权躲在国家主权的背后侵犯人权。”

事实上，要小骂大帮忙，杨不如直接说：各人自扫门前雪，别干涉我们的内政。

杨文：“你看看和美国人对抗的苏联、东欧，你看看在美国人保护下的南韩和台湾，哪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主化，真是因为你美国人折腾成功的？”

如果不是美国数十年如一日的折腾，就没有珍珠港事件，大陆现在还是日本的殖民地，你现在用日语而非汉语写作，欧洲将是纳粹的天下，中美就不会建交，苏联就不会突然解体······观察家，股沟一下很难吗？还“《外交杨皮书》系列”，乖乖！问问美国官员和智库研究员，英语里有没有羞耻二字！

艰苦卓绝地独自进行了十年抗战的中国人终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同时，14万日裔美国人（有7万人已经加入美国国籍）堕入了深渊，仅仅因为他们身上流淌着大和民族的血液，就成了其他美国人理所当然的怀疑和泄愤的对象。

根据罗斯福总统1942年2月19日颁布的第9066号行政命令，军方命令祖先为日本人的美国居民迅速处理掉房子和生意，去指定地点报到，成人只准携带150磅重的行李；他们的姓名被号码取代，被迫进入美国中西部地区特别修建的集中营（美其名曰“重新安置中心”）。在美军中服役的5000名日裔多数被开除军籍，被列为4-F级（不宜服役）或4-C级（敌侨）人员。

美国影片《美国往事：我们的星条旗》以和夫一家的遭遇为主线，掀开了美国政府践踏宪法、严重侵犯人权的历史一页。日裔美国人未经许可不得离开围有铁丝网的集中营，他们住简易木房、共用浴室，受到24小时监控，与外界完全隔离。

在美军的“陪同”下，和夫带着儿子里恩到商店购买生活必需品，店主毫不掩饰对他们的敌意。想想看，2403名美国人刚在珍珠港事件中丧身，你还想用格子花布做窗帘？你怎么证明自己不是狗娘养的日本鬼子的“第五纵队”？政府为什么不对日裔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

东方的坚忍和西方的乐观奇妙地组合在了一起：集中营里的大多数日裔并不怨天尤人，他们赌博、私自酿酒、吹萨克斯、举办棒球比赛，里恩甚至说服了家人，参加了全部由日裔美国人组成的442步兵团，奔赴欧洲战场。无论是打球还是打仗，里恩都“全力以赴”（Go for Broke），以军功晋升中尉。

1942年6月，由于兵员吃紧，美军在夏威夷成立了由日裔美国公民组成的第100步兵营（后被编入1943年2月1日成立的第442步兵团），为考验他们对国家的忠诚度，先将其派往北非。第100步兵营不负众望，在意大利的萨莱诺、蒙特卡西诺浴血奋战，成就了“一天一个山头”的战史神话，被德军称为“小铁人”部队。

1944年10月，在法国的瓦斯杰斯战役（Vosges）中，为拯救陷入德军重围的221名来自德克萨斯州的美军，第442步兵团付出了伤亡700人的代价，荣获“德克萨斯拯救者”之美誉，描绘这场血战的油画至今悬挂在五角大楼。

 整个二战期间，第442团伤亡高达9486人，有18143人立功，是伤亡最大、受勋最多的美军单位：9486人次因战伤获紫星勋章（第100营被称为“紫星营”）、559人次获得银星勋章、4000人次获铜星勋章、7人获总统嘉奖。战后，作为表现最优异的部队之一，第442团被选派到华盛顿参加1946年独立日的庆典，政府特别建立了日裔美军纪念碑彰显其传奇功勋，风头一时无两。

可以说，日裔美军官兵对国家的忠诚、为自由而战的豪情，成为日裔打消误解、赢得尊重、重新融入美国社会的首要因素。

1945年，耶鲁大学法学教授罗斯托（Eugene Rostow）发表《日裔美国人案件：一大灾难》，认为设立“重新安置中心”“是多少年来对我们自由最严重的打击”。1946年3月20日，“重新安置中心”被全部关闭。1948年国会通过《日裔美国人遣送补偿法》(The Japanese American Evacuation Claims Act)，但只补偿了日裔的不动产和个人财产的损失（3,700万美元）。1983年2月24日，美国承认二战战期间强制拘留日裔公民是一个错误，国会调查委员会表示当时罗斯福总统唯恐日裔美籍公民作出危害美国的行为而下令拘留日裔公民，严重不当。1988年里根总统签署100－383号法案，代表美国政府向所有被关入“重新安置中心”的日裔美国人道歉并向依然健在的幸存者每人赔偿2万美元。

1951年，美国拍摄的影片《二世部队》(Go for Broke!)全面展示了442步兵团的战斗历程，当时年仅25岁的日裔美国演员中野莱恩有分参与演出。“二世部队”，即指该部队成员都是第二代日裔美国人。2007年，中野莱恩的儿子中野迪斯蒙德（Desmond Nakano）以《美国往事：我们的星条旗》，向忍辱负重、英勇顽强的父辈致以崇高的敬礼。

面对误解或歧视，对自由的坚强信念、忍耐、牺牲、奋斗、自强不息，是包括中野莱恩、丁肇中、奥巴马、下村修等少数族裔实现美国梦的关键因素。

东野圭吾堪称推理小说的后起之秀：1985年，27岁的他以《放学后》夺得第三十一届江户川乱步奖；2005年，更以《嫌疑犯X的献身》夺得在日本文坛非常重要的奖项：直木奖。

根据《嫌疑犯X的献身》改编的同名影片，从推理的技术性来讲，不失精妙：花冈靖子在女儿的协助下，杀死了前夫富樫慎二；为保护她们，数学天才石神杀了一个流浪汉，通过毁尸等一系列诡计，成功地让警方误以为流浪汉（尸体）就是富樫慎二，自己向警方自首（献身）。

影片里有一个绰号“伽利略”的物理天才，对大学时期的校友石神推崇备至。两人大谈“四色定理”之余，对话总是暗藏机锋。大帅哥福山雅治扮演的“伽利略”，风神潇洒，与弯腰驼背、神情呆滞的石神形成了鲜明对比。

石神是个专注于数学和精神领域的怪才，由于家庭原因，曲身在中学执教。而“伽利略”是帝都大学的教授，经常帮助警方解决一些科学上的疑难问题。

久别重逢，石神感叹“伽利略”还是那么帅，令后者疑心大起。不修边幅的石神居然关心起外表，可见是在恋爱无疑。诸如此类引人回味的精彩细节，致使观众忘却了整个故事根本上的道义缺失。

为让警方确信自己就是凶手，石神伪造了自己“跟踪狂”、“窃听狂”的假象，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维护花冈靖子。因为，在他对人生感到绝望的时候，是花冈靖子适时送来的早餐，使他获得了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和希望。为了心上人的幸福，石神上来就给自己挖了个巨大的陷阱，奋不顾身地跳了下去。

这个陷阱够大、够巧妙，花冈靖子和她的女儿情不自禁地深陷其中。

东野圭吾被笔下这个千年难遇的装逼犯给感动了：“这是我所能想到的最纯粹的爱情、最好的诡计。”中日无数的东野圭吾迷也被感动得一塌糊涂。《嫌疑犯X的献身》夺得第6届正统推理大奖、第134届直木奖等诸多荣誉，同名影片2008年横扫日本票房。

何谓“最纯粹的爱情”？爱人生活在真空里？用残杀一个完全无辜的流浪汉的方式来证明伟大的爱情，是否有些变态？

为减轻道德压力，作者安排石神自首，承担一切罪责。滥杀无辜的杀人犯，能够博得读者的巨大同情，首先是因为读者下意识地觉得一个流浪汉的生命无足轻重，何况石神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里，穷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杀了心狠手辣的高利贷者，多少还有点为民除害和社会环境使然的色彩。石神以诱杀流浪汉表达“爱的极致、奉献的极致”，其残忍和变态，实在是令人发指。

在某种意义上，因为一个人是流浪汉、下等人，非法剥夺其生命权就显得不是那么“触目惊心”，正是纳粹大屠杀及种族歧视的心理基础。

无论是小说版还是电影版，《嫌疑犯X的献身》都突出表现了富樫慎二骚扰母女俩、出言不逊、毒打女儿的场景，勒毙富樫慎二属于正当防卫或防卫过当，按照日本的法律，当可减轻或免除处罚。不料，石神这样的装逼犯有把小事无限化大的天才，在第一时间用想当然的理由阻止靖子报警，并自作聪明地用他过分发达的小脑将母女俩推入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境地，在痛苦和愧疚中度过今生。

片尾，花冈靖子意欲自首，石神见状号啕大哭。一片苦心换来的竟是这般结局，真是越帮越忙，咎由自取。

唯一可取之处：日本文化厅是投资方，导演不愿满足大陆煞笔愤青的胃口，有些日人、台湾人抗议的画面，显示出日本社会自由、包容的一面。

最大的遗憾，导演缺乏对日本文化的批判能力，只是浮光掠影，根本无力、无法回答观众关心的一些问题，如：美国人吃够了日本的苦头（珍珠港堪比911），为何不介意日本参拜神社？是因为不干涉他国内政还是中西文化的不同？

一些日本人把靖国神社当做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教育基地，但事实上，其中供奉的英灵很多是二战的炮灰，他们不仅伤害了他国、也给大和民族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忠实地执行国家的命令，就能算是爱国者？

法西斯的炮灰有啥值得纪念的？影片未能深入解读日本文化，观众仍然云里雾里。

日本和德国表明，如果一个国家政权不以人权、自由、民主立国，国民越是爱国，导致的灾难也就越大。所谓爱国，应当是千方百计让国家走上自由民主的正轨（不让祖国被政府伤害），而不是相反。

当时日本青年最佳的爱国方式不是参加皇军，而是加入盟军（如全由日裔组成的美442步兵团）打击法西斯。

以442步兵团为背景的《美国往事：我们的星条旗》在日本首映，日本人如何看待“日奸”以及给了他们两颗原子弹的美国？

日本最应感谢的是美国：

原子弹使得日本失去“玉碎”的机会，战争得以早日结束，降低了损失；有美军星罗棋布的基地，军国主义的复活彻底化为泡影；入侵日本等于自杀，日美条约意味着入侵日本等于入侵美国本土；日本节约下来的大量军费，用于教育、科技、民生、援外（包括大陆）。

《靖国神社》不看不明白，越看越糊涂。可能是导演八面玲珑，也可能是能力有限。

2001年BBC制作的《战栗东方》，访问日本老兵，那些牙齿都没几颗的老鬼子提起中国人，大多毫无悔意，一脸的不屑。在他们看来，中国人下流、劣等，根本就不是“人”。日本种族歧视教育的毒害与纳粹有得一比，观众马上就会明白他们对待中国人、犹太人为何如禽兽一般。

大陆纪录片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

2005年7月，爱尔兰共和军（IRA）宣布放下武器，加入和平进程；9月26日，负责监督IRA解除武装的国际独立委员会宣布，IRA已完全解除武装。但是，由一些激进的、从IRA分离出去的北爱战士成立的“真正爱尔兰共和军”，仍在兴风作浪。1998年8月15日，该组织在北爱尔兰的奥马格市发动袭击，炸死29人、炸伤250多人；今年3月重出江湖，宣布对袭击北爱英军基地负责，试图掀起又一轮恐怖浪潮。

1919年，在民族主义军事组织“爱尔兰义勇军”的基础上，成立了以建立独立的爱尔兰为宗旨的爱尔兰共和军，1939年开始成为臭名昭著的恐怖组织。以之为主题或背景，欧洲电影艺术家导演拍摄了大量优秀的影片：如《因父之名》（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1993）、《傲气盖天》（Michael Collins，1996）、《血腥星期天》（Bloody Sunday，2002）、《风吹稻浪》（The Wind That Shakes the Barley，2006），荣获奥斯卡最佳影片、柏林金熊、戛纳金棕榈奖等诸多奖项。

2009年，英国和加拿大的合拍片《五十活死人》（Fifty Dead Men Walking）未映先热：影片根据英国间谍马丁•麦克加特兰（Martin McGartland）1998年出版的同名自传改编，马丁以侵犯其道德权利为由，准备以法律手段阻止影片的公映。

《五十活死人》的剧情设置类似《无间道》，讲述英国间谍马丁潜入IRA做卧底，拯救了50名英军士兵生命的故事，但情与理、法与情的冲突，因民族、政治元素的加入而显得更为惊心动魄。

走街窜巷兜售女士内衣的马丁，因自食其力的品质而被警方相中，这对当时的北爱青年来说，简直就是一个讽刺。担任警方卧底，除了收入大增，马丁还要面临血和眼泪，以及是否出卖儿时玩伴、怎样让妻儿老小远离恐惧的艰难抉择。当马丁边道歉边紧紧抱住妻子，他们从彼此的眼睛里读到的都是同样的东西：恐惧。

IRA内部的清洗，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对军事/民用目标不加区分的恐怖袭击，使得IRA、平民和军警都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中。

在身份暴露后，为了家庭的安全，马丁不得不抛妻弃子，过着隐姓埋名、与世隔绝的生活。现实生活中的马丁，1998年在惠特利湾的家门口身中6枪，居然大难不死。影片再现了这一情景，留心数了数，刺客的确向马丁射了6枪。诸如此类的细节，导演都非常较真。

看过一些暴力影片，但在《五十活死人》里，IRA清算叛徒、卧底的冷酷无情，仍然令人印象深刻。这也为马丁后来不愿领教IRA的酷刑，选择自杀式跳楼逃生，打下了伏笔。

爱尔兰共和军的发展轨迹，与英国乃至世界的政治局势和反恐形势密切相关。

1982年4月2日，阿根廷总统加尔铁里下令出兵占领马尔维纳斯群岛，马岛战争爆发；4月3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SCR502决议，呼吁阿根廷自马岛停火及撤军，遭到拒绝；有铁娘子之称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迅速组建了一支皇家海军特遣战斗群，于6月20日收复了马岛。

规模不大的马岛之战，在心理上给予爱尔兰共和军不小的打击。虽然不复“日不落帝国”的辉煌和荣耀，但为了小小的马岛，英国不顾政治和军事上的巨大风险，万里远征，与阿根廷大打出手，如此强硬，怎么可能会因为小小的、得不到国际社会支持的爱尔兰共和军，而放弃北爱的大好河山？撒切尔夫人的铁腕作派，令一些IRA的死硬分子开始考虑以和平方式参与北爱政治进程的可能性。

忍耐总有限度。恐惧是一种难以持续的力量，这是恐怖组织无法解决的难题。经过无数的腥风血雨，人们越来越体会到和平、对话的可贵。有些棘手的问题，如果勇气、牺牲和智慧都难以解决，不妨留给时间，先给和平一个机会。

不少网站都做过一个有趣的调查：假如坐上时光穿梭机，你愿意回到哪个时代？春秋战国、秦皇汉武、魏晋风流······网友的答案不一而足，理由也是五花八门。

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横扫欧亚，撒播的不是文明与繁荣，而是征伐和死亡，与汉武帝的穷兵黩武一样，只是给本国和它国人民带来更为深重的灾难。这样的强国既未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也没增加自由的空间，陡添百姓的赋税、徭役、兵役和死亡的机会，满足帝王将相功成名就的一己私欲，不去也罢！

盛唐气象，八方来贺，绣花枕头一包草。茅屋为秋风所破也就罢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去不得也，哥哥！

中华文明最值得骄傲的集中在辉煌灿烂的诗歌、绘画等艺术领域；政治方面，自始皇帝起就是独裁暴政，一片黑暗：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感性大于理性的文化基因，可以谱写出万古流芳的诗篇，清净无为的道家亦不失人生之一大寄托，于逻辑方面却差之远甚，无法诞生现代科学，工业革命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改革也就无从谈起。

土地是丰厚的，也是贫困的。农耕文明生产的有限的物质财富与独裁者的贪婪、不断增加的人口之间的矛盾，以及游牧民族为争取生存空间与农耕文明发生的冲突，无可调和，只能不断地铁马冰河入梦来，不断地以大规模暴力起义化解社会矛盾，频繁更换奴隶主，陷入“毁灭、发展、毁灭”的怪圈。

那么，如果能够回到过去，选择哪个时代好呢？也许，我会选择1898年戊戌变法到1911年辛亥革命这段历史：

那是一个最坏的时代：鸦片战争、日清战争一败涂地；内忧外患，国仇家恨，求变之切为5000年所未有；那拉氏乾纲独断，变法失败，仁人志士亡命天涯，或喋血街头；天地同悲，万马齐喑；礼仪之邦，原是人间地狱！

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危难时刻，一大批青年才俊挺身锐出，爱国不必忠君，为国家争国格、为同胞争人格，首倡民主共和，实乃盘古开天辟地华夏空前之壮举，从三纲五常的古代奋起直追现代文明。

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的满清政府，大兴文字狱、横征暴敛、屠杀人民，对准噶尔人施行种族灭绝的罪行尤其令人发指：1757年，在乾隆“必应全行剿灭，不得更留余孽”、“此等贼人，断不宜稍示姑息”的再三严令之下，定边右副将军兆惠率大军在新疆伊犁与塔城一带，对准噶尔与辉特两部的人展开大屠杀，“尽唤男丁而出，屠戮有声”，“数千里内，遂无一人”。准噶尔人从此成为历史，空留一个地理名词“准噶尔盆地”。

1873年，才气纵横、不可一世的谭嗣同年仅18岁，有“拔剑欲高歌，有几根侠骨，禁得揉搓”之名句，刚烈、血气可见一斑。其痛斥满清惨绝人寰之暴行，有如怒马惊涛：

“幸而中国之兵不强也，向使海军如英、法，陆军如俄、德，恃以逞其残贼，岂直君主之祸愈不可思议，而彼白人焉，红人焉，黑人焉，棕色人焉，将为准噶尔，欲尚存噍类焉得乎?故东西各国之压制中国，天实使之。”

独裁暴政越强大，对内对外的危害性也就越大；幸亏中国军事实力不强，否则，人类都将受“君主之祸”，与准噶尔人的下场一样；各国压制中国，乃老天有眼----此番石破天惊的“卖国”言论，于今读之，犹觉痛快淋漓，100多年前的冲击力可想而知。

遍查中国历史，有谭嗣同（湖北巡抚之子）这样有才有胆有识有格，视富贵如浮云，为普通百姓不惜肝脑涂地的爱国者吗？屈原、岳飞、文天祥等前辈自不可与接受过现代文明洗礼的谭嗣同相提并论，今之群氓“爱国者”，更不足为其奴隶。

“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媚大盗。”谭嗣同《仁学》对中国政治、学术之积弊洞若观火，堪为盖棺之论；千百年来，一人而已。

1898年9月21日那拉氏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大肆抓捕维新领袖，历时103天的戊戌变法宣告失败。日本使馆主动提出愿为谭嗣同提供“保护”，遭到慨然回绝：

“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9月28日，“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谭嗣同，与林旭等其他5位维新志士于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英勇就义。

谭嗣同非为一人之江山，而是为天下苍生求自由、谋幸福，舍身报国的人格魅力光耀古今；“我自横刀向天笑”：谭嗣同气吞万里如虎的豪迈，实为华夏第一人杰，激励着一个又一个不自由、毋宁死的热血儿郎：

唐才常与谭嗣同义气相投二十载，为刎颈之交；噩耗传来，无以为报的唐才常失声痛哭：“剩好头颅酬死友！”发愤“树大节，倡大难，行大改革”；被谭嗣同誉为“造世之雄”的林圭，立誓“中国流血自谭君始，我承其后”，参加唐才常组织的自立军起义，任中军统领。1900年9月27日，起义失败，29日，唐才常、林圭等20余人在武昌紫阳湖畔被清军杀害。林圭年仅25岁。

路上行人欲断魂：有时候，悲痛是最可靠最强大的力量。在革命党人前赴后继地流血牺牲、不断打击之下，腐朽的满清王朝摇摇欲坠。谭嗣同殉国13年之后，爆发了辛亥革命，终于完成了对满清268年黑暗统治的最后一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寿终正寝。

1904年6月，谭嗣同棺木辗转运回湖南原籍，归葬于浏阳市城南约8公里处嗣同村石山下，墓地面积约160平方米，墓前华表上的对联写道：

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一峦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涛。

谭嗣同堪称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代表：责任、勇气、理性、良知，以及他对强国和传统文化的理解与批判，于今天的人们亦不无启迪和教益。

佛罗伦萨花之圣母大教堂1296年奠基，1436年建成（其鬼斧神工，令米开朗基罗亦叹为观止），1982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花之圣母大教堂对于佛罗伦萨来说，其重要性和象征意义毫不亚于艾菲尔铁塔之于巴黎，自由女神像之于纽约，天安门之于北京。

一次，阿拉伯移民为抗议意大利政府，在花之圣母大教堂前的广场上安营扎寨，就地解决吃喝拉撒，把一个宗教、文化和旅游胜地搞得乌烟瘴气。采访过基辛格、邓小平等诸多世界风云人物的著名记者法拉奇怒发冲冠，强烈抗议市政当局的不作为，当局仍安之若素，直到法拉奇威胁要成为人体炸弹与这些阿拉伯人同归于尽，当局才被迫下令清除了阿拉伯人的示威营地。

政治正确是人权斗争结出的丰硕成果和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标高，一般而言，它包括站在弱者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发表针对政府或强势群体的激烈言论，以及和平抗议和示威。不过，与其它任何美好的事物一样，政治正确也是过犹不及----

阿拉伯移民在意大利居于少数和社会边缘，抗议行为虽有出格，终无大碍，从政治正确的角度来看，当局予以容忍似无不妥。但，很可能就是这一点彻底激怒了天不怕、地不怕的法拉奇：佛罗伦萨市政当局害怕冒犯“政治正确”，导致范围更广更激烈的抗议，因而采取鸵鸟政策，事实上构成了一种反向歧视，即阿拉伯移民的素质或因为他们属于“弱势”群体，可以不必象普通市民一样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享有某种“特权”或道德批判的豁免权。

比较而言，法拉奇似乎更符合政治正确的定义。强弱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随时都会发生变化。当政治正确凌驾于常识之上，成为朝野上下的紧箍咒，和“弱者”无视基本的法律、道德规范的挡箭牌与遮羞布，义愤填膺的法拉奇孤掌难鸣，才是真正的弱者。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民主、法治社会不应容忍歧视或反向歧视，后者往往以同情弱者的政治正确的面目出现。

美国1960年代风起云涌的人权运动，直接催生了1980年代兴起的大规模的语言净化活动：政治正确，即倡导语言和思想要有正确的政治导向，使用最“中立”的字眼，防止歧视或侵害任何人。如为了避免种族、性别、性取向、身体残障和信仰的不同而产生的歧视或不满，在美国称呼“黑人”为“非洲裔美国人”，盲人、近视则要称之为“视觉受到挑战者”。

人们普遍认为政治正确可以纠正公众下意识的偏见，无偏见的语言氛围有助于与众不同的人或人群，同主流人群更加和谐地相处。政治正确成为文明世界衡量一个人或群体的综合素质最基本的标准。

2006年奥斯卡最佳影片《撞车》，异常尖锐地表现了美国当代社会的种族歧视现象。影片里的人物，只有非洲裔美国人相互之间笑骂“黑鬼”，白人角色哪怕再有种族歧视心理，也不可能骂出口，否则就是严重的政治不正确。在生活中或新闻评论节目里骂“黑鬼”， 除了令人厌恶，还要吃官司。

“黑鬼”与“白痴”等侮辱性字眼有着严格区别，白痴可以是白人或任何种族的人，没有与肤色联系起来。

CNN主持人卡弗蒂“暴民和匪徒”的言论，在中国激起了轩然大波，但在非华人区域却波澜不惊，就是因为中西方对政治正确和言论自由的理解，以及文化心理与习惯的诸多不同。在西方人看来，“暴民和匪徒”可以是美国人、日本人、英国人，没有和“族裔特征”联系在一起，但不少华人却认为已经构成种族歧视。

同样，西藏事件也是中西方文化不同的深刻反映。汉、藏平民在暴力面前是弱者，而无论中央政府给予西藏多少优惠政策和资金支持，藏族与汉族群体相比也是弱者。西方媒体几乎一面倒的同情我藏族同胞（不是支持藏独），就是因为政治正确的心理根深蒂固。如果不了解这一点，很容易产生反华势力在背后操纵西方媒体的错觉。扩大言论自由的空间，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不失为消除彼此文化误读的良策。

“9.11”事件发生之后，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教授丘吉尔发表文章，把世贸中心的遇难者比作“小艾赫曼”（艾赫曼是纳粹著名头目），是参与“制造利润的庞大机器统治专家”，而恐怖分子则是“壮烈牺牲的战斗队”。

可想而知，这番言论在悲痛欲绝、同仇敌忾的美国人中间引发了多么猛烈的抨击。但是，丘吉尔没有鼓动别人去搞恐怖袭击，他对庞大的美国经济机器的厌恶和对死难者的态度，以及对恐怖分子的同情，矛头所向都是权力和主流强势群体，站在弱者的立场上发言（符合政治正确的定义），没有超出言论自由的范畴。因此，美国媒体和学术界虽然一致反感丘吉尔的论调，但坚决捍卫他发言的权利，并反对解除他的教职。

鲁迅先生说：“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在某种意义上，政治正确就是反其道而行之。日美大知识分子和媒体不管政府说什么，都是一片反对之声，对权力始终投以冰冷的眼神，应了鲁迅先生的名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很多人之所以反对抵制家乐富，主要原因除了无法证明家乐富大股东支持藏独，恐怕就是抵制行为本身政治不正确，即便比五四学生运动温和许多，但五四的过激行为针对的是权贵，而抵制家乐富，最直接的受害者是处于弱势的打工群体和供货商。把世界历史翻个底朝天，也很难找到一次向弱者发难的“爱国行动”。除非你认为愚昧野蛮、反洋不反权力、对同胞痛下杀手的义和团大师兄是爱国者。

放眼世界，犹太人可能是政治正确最大的受益群体。纳粹屠杀600万犹太人的罪恶震惊了全世界，犹太人的悲惨遭遇获得了普遍同情，西奥多•赫茨尔19世纪发起并领导的犹太复国运动终于开花结果：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通过巴勒斯坦地区分建犹太国和巴勒斯坦国的决议。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在特拉维夫正式宣布以色列国成立，很快获得美国、前苏联等大国的承认，连中共冀中区党委机关报《冀中导报》都发表了感慨万分的社论：

“定名为以色列的新犹太国家，于14日宣告成立，两千年来没有祖国而到处流浪受着侮辱与屠杀的犹太人民，他们要求建立犹太国家的愿望，开始实现了。”

以色列建国次日，黎巴嫩、叙利亚、约旦、埃及和伊拉克五个阿拉伯国家即组成盟军向以色列宣战，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截止1982年，共发生了5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巍然不动，时至今日，再没有一个国家胆敢向它发动正面进攻。强弱再次发生变化，得到阿拉伯国家支持的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面前成了弱者，流血冲突一直不断。

与西方世界相比，阿拉伯世界显然是弱者，阿拉伯移民在欧美国家也属于少数或弱势群体。正因为如此，在欧洲主要国家，各种穆斯林报刊肆无忌惮地攻击和诋毁基督教，一本描写美国中情局和犹太人联手制造“9.11”事件并嫁祸阿拉伯人的书，竟然登上了巴黎的畅销书排行榜，但却无人起诉作者在散布“种族和宗教仇恨”，涉嫌侮辱、诽谤。

在政治正确和言论自由观念的影响下，本是弱者的阿拉伯移民在言论上已然处于强势位置。“9.11”事件发生时，法拉奇亲眼目睹了世贸大厦的倒塌，忍无可忍，发表了激情四溢、犀利异常的《愤怒和自豪》，猛烈抨击“要用战斗把世界上所有不信伊斯兰的人，都变成穆斯林”（《古兰经》）的伊斯兰教和发动恐怖袭击的极端分子，遭到欧洲左派媒体的围攻和阿拉伯世界的严厉谴责，一些穆斯林组织声称要“杀死”她。

法拉奇成为霍梅尼下令要处决《撒旦的诗篇》作者拉什迪之后，第二个因言论受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死亡威胁的自由作家，也因此被《华尔街日报》誉为“欧洲的良心”。

法拉奇无比强悍的精神世界和道德勇气，令须眉亦为之震撼。但在赤裸裸的死亡威胁和凶猛的反对声浪面前，一个手无寸铁的老妇人又是那么的弱小----

在泰山压顶的美英解放军面前，萨达姆的革命卫队不堪一击，但在萨达姆的独裁暴政之下，伊拉克民众又是沉默、待宰的羔羊。

看似黑白分明的强与弱，一旦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有时也很难加以区分。或许，随着对政治正确的认识和理解逐渐深入，以及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观的日益普及，人们才会打消雾里看花的疑虑。

1847年，44岁的梅里美发表了荡气回肠的传奇小说《卡门》（《CARMEN》，或译《嘉尔曼》），成为世界文学的不朽经典。享利•麦牙克和吕多维克•阿来维把小说《卡门》改编成了四幕歌剧，由著名作曲家乔治•比才作曲，于1875年3月3日在巴黎柯米克歌剧院举行了首演。1982年，法国著名歌剧艺术家泰拉松来到改革开放不久的中国大陆，为中央歌剧院导演了《卡门》，轰动一时。

一多世纪以来，法国歌剧的金字塔《卡门》风靡全球，在穷街陋巷和灯火辉煌的歌舞剧院都能听见《卡门》序曲华丽、欢快、热烈、激昂的旋律。小说《卡门》和歌剧《卡门》可谓双剑合璧，将吉普赛女郎卡门的刚烈决绝、桀骜不驯和奔放热辣的自由品性刻画得淋漓尽致。

我爱你，我更爱自由！妙笔生花的梅里美，以天然质朴、简约有力的文字风格，以及优雅、从容的叙述，塑造出美丽迷人、敢爱敢恨、永不言悔的卡门，她象是误入凡间的自由精灵，令人心驰神往；其无拘无束的自由的火焰，又让你油然而生敬畏之心。

根据小说《卡门》和歌剧《卡门》改编的电影最早可以追溯到1916年西席•地密尔的版本。整个20世纪，《卡门》被搬上大银幕达近百次，成为历久弥新的爱情传奇。

作为一种新兴的艺术表现手段，爱情成为电影艺术家永不枯竭的灵感来源之一。本文是对个人有限观影（爱情电影）的一个小结，试图阐述爱情与自由的关系。

一

20世纪的头30年，风情万种的巴黎接纳了毕加索、庞德、海明威、约翰•多斯•帕索斯、詹姆斯•乔伊斯、亨利•米勒等艺术大师和先锋文学的弄潮儿，成为世界文化艺术当之无愧的重镇。作为“迷茫的一代”的代表作家，海明威回忆说：

“如果天赐幸运让你在巴黎度过了青春时光，那么在以后的岁月里，无论你身处何方，巴黎都将永远与你相伴，因为巴黎是一场不散的筵席。”

亨利•米勒认为自己的创作“是无休止的亵渎，是啐在艺术脸上的一口唾沫，是向上帝、人类、命运、时间、爱情、美等一切事物的裤裆里踹上的一脚”。不难想像，爱上这样一个愤世嫉俗的穷光蛋作家如果不算危险的话，多少也会有些麻烦。

1931年12月的巴黎，28岁的美艳贵妇宁不但爱上了亨利•米勒，甚至爱上了他的妻子琼。问题更加复杂了。

《情迷六月花》是考夫曼根据宁业已成为历史重要文献的惹火日记，于1990年拍摄的电影。扮演琼的乌玛•瑟曼年方19，神秘高贵、放荡不羁，令人倾倒。在一家中国人开设的同志酒吧，她与宁翩翩起舞，一边述说自己为何会喜欢宁：“无论我说什么，你都会原谅我。我想和你一起吸食鸦片。”

事业失败的琼发现米勒与宁的关系，连出书都需要后者的帮助之后，醋意大发。她也搞不大清自己更在乎友情还是爱情，因为它们早已纠缠不清。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梦醒时分，是为了让梦更加不可企及，更加刻骨铭心。

考夫曼利用酒池肉林、音乐和舞蹈还原纸醉金迷、香艳浮华的巴黎，令人目不暇接。与大放异彩的两位女星相比，米勒稍弱，看上去象是一个蹩脚的私家侦探，糊里糊涂地卷进了一场载入史册的同志爱情。

扮演宁的演员玛丽亚•德•麦戴罗斯多才多艺，精通六国语言，在本片和《低俗小说》、《水牛城66》、《女魔头》等著名影片中的演出都令人过目难忘。她当时25岁，一双清澈的母牛似的大眼睛、楚楚可怜的胸、羞怯的微笑、狂野的内在，一个简单的从椅子上起身的动作都流淌着无尽的风情，确实没有人比她更适合这个角色。与丈夫观看付费的女同志的演出过程中，她通过细微的表情变化将矜持与隐秘的冲动和盘托出，真是个天才演员。

宁先是被米勒的才华和活力吸引，接着又被五光十色的底层生活和欲望俘获。

亲爱的，你怎能不原谅我？我只是忘了怎么抗拒美的诱惑。

二

王家卫原地踏步的《2046》让人大倒胃口，没兴趣看他的新片《蓝莓之夜》。一个人的才华是有限的，鬼才如塔伦蒂诺，10多年过去了，也没能再折腾出一个《低俗小说》。而王家卫已经奉献了《东邪西毒》、《阿飞正传》，似乎比谁都更有资格吃老本。艺术家建立名声之后，更为艰巨的任务就来了，怎样保持这样的名声。有人选择10年磨一剑，有人选择尽情糟蹋。

马丁•西科赛斯也能拍出《纽约黑帮》这样的超级烂片。可是，他有的好片子显然未能受到足够的重视，比如《心外幽情》（《纯真年代》）。

《心外幽情》常常让我想起“发乎情、止乎礼”的《小城之春》，只是场面更为宏大，制作也更为精良。对虚伪的上流社会隐忍而尖锐的讽刺的勇气来自自由。中国人很可能是从来没有享受过自由的美好，不知道该怎样恰如其分地去予以表现。没有自由的创作环境，让艺术家通过爱情故事来反映自由的宏大主题，无疑是缘木求鱼。

《金粉世家》个个玉人，布景、道具金碧辉煌，极尽国人对上流社会和奢侈的想像，但和《心外幽情》相比，整个是一群乡巴佬拍的玩意儿。表现旧时风貌和虚伪的上流社会，以及其中宝贵的对爱情和自由的渴望，《心外幽情》堪称样本。润物无声，沁人心脾。

人、情、景、台词、音乐、旁白都美得一塌糊涂：《心外幽情》就是这样一部美不胜收的电影。当艾伦告诉纽兰特（丹尼尔•戴•刘易斯扮演）：“只有放弃，我才能够爱你！”其间的无奈和责任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情感，对舆论谴责的恐惧，实是一言难尽。

当然，间或也有：莫泊桑真的指导过您的写作？是啊，事实上，他劝我打消从事文学事业的念头—-以及使用刚开始流行的自来水笔等等出其不意的小幽默，夹杂其间。

三

法国电影《37°2》， 港译《巴黎野玫瑰》，过于浅薄、粗俗，险些使我错过了这部不可多得的爱情佳作。37°2，比正常体温只多了0.2°，有时候就能令人歇斯底里。1986年，19岁的阿特丽丝•达勒以咄咄逼人的眼神、性感的大嘴和本色到位的狂放演出，完美地塑造了一个心地善良、象风一样锐利和自由的野兽女友。
　　
即便在浪漫之都法兰西，当年这部片子也引起了很大争议。开场便是男欢女爱，中间亦有口交和男女主角正面全裸的镜头。男孩是温吞水，女孩是烈焰，陷入无可逆转的抑郁和疯狂，剜掉了自己的一只眼睛。不忍心看她在痛苦中煎熬的男友结束了她的生命。越是美好的东西似乎就越危险越敏感越脆弱。20世纪的卡门即便最终无法战胜命运，但在与命运搏斗的过程中，生命的尊严和自由的可贵获得了尽情的宣泄。
　　
37°2，她只是略微高了0.2°。她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压抑对平庸和虚伪的愤怒：一把火烧掉木楼，让颐指气使的老板见鬼去吧；因为出版商毫无品位，对她辛辛苦苦打出来的男友的作品指手画脚，竟然拿出梳子要干掉对方。一颗艺术家的灵魂，让她感觉生命有了别样的光彩。上帝看着自己精心打造的尤物走向毁灭也无可奈何，这个世界太脏太不完美，即便她要求的也并不多。因为怀孕失败而陷入可怕的抑郁，崩溃就已不可避免。啊，她甚至连自己也无法原谅。活泼可爱的她，是那么刚烈和决绝，让玫瑰愤怒而又傲慢地绽放的火焰开始吞噬她自身。也许，正如男友所言，这个世界对于她来说太小了。
　　
为了结束她的痛苦，男孩乔装打扮潜入精神病院，亲手杀死了心爱的女友。看到他穿着高跟鞋和红裙从医院出来，一板一眼地走在大街上，我突然想起了《永别了，武器》的结尾：女友死于难产，男主人公冒着小雨回到旅馆。看上去都很平淡。哀莫大于心死，更多的人死于心碎。高出正常体温0.2°便足以成为人生的分水岭。我们还会遭遇爱情，只是再也无法如此刻骨铭心。一个网友说影片结束的时候，她的泪水明显比平时要烫……
　　
也许，爱情有多么美好就有多么绝望。
　　
阿特丽丝•达勒戏如人生，人生如戏，沉浸在桀骜不驯的角色中难以自拔：1992年，因在巴黎马莱街区一家珠宝店偷窃珠宝被捕；1996年，因涉嫌吸食和藏匿可卡因和海洛因受到罚款；2000年，因袭击一名巴黎收费站女服务员被再次罚款。她还在一次国际性的声援活动中，强烈要求释放列奥那德•配尔提尔。后者因1975年杀害2名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而被捕。目前，这名被判终身监禁的左翼分子仍然被囚禁在美国。2004年，她以义工身份前往监狱探访犯人，与犯人梅兹亚尼一见钟情。2005年1月，她与梅兹亚尼在监狱里举行了轰动一时的婚礼。梅兹亚尼后因强奸罪被起诉，当陪审团质疑她在婚姻中的安全时，她表示：“如果我为人身安全担忧就不会嫁给他了。”

法国人民相信，她的体温远远超过了37°2。

四

爱情是电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题材。表现理智与情感的冲突，中外都不乏佳作，除了《小城之春》、《心外幽情》，《捕风汉子》，以及《相见恨晚》（我只看过剧本）、《欲火焚情》都很不错。意大利影片《外欲》更是不容错过。

仅仅为《Historia De Un Amor》这首电影插曲（《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的拉丁版），《外欲》也值得一看。歌声伤感、深情，旋律美妙，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沧桑，令人想起《一剪梅》。

《外欲》的男主人公是驰名欧洲的糕点大师。在一场惊心动魄的搏斗之后，青年时代的糕点大师面临更为艰巨的人生抉择：是去拯救纳粹铁蹄下的人们，还是去通知最心爱的男孩西蒙，让他逃离魔掌。大师选择了前者，对后者的内疚和爱恋，在他年华老去后仍然难以释怀，即便失忆之后，念念不忘的唯有“西蒙”这个名字。

女主角因为家庭的责任，毅然放弃了给予她生命激情的邻家帅哥。自由意味着巨大的责任，并非为所欲为。

爱情固然重要，但生命中重要的东西太多了：面子也很重要，至爱亲朋的感受也很重要。马尔克斯说他写作是为了让爱他的人更加爱他。其实，大多数人的选择何尝不是如此。一个太过自私的人怎能得到真正的幸福？

朱迪•福斯特是我非常喜欢的女演员。她引起中国、乃至世界的关注，还是1981年3月30日，朱迪•福斯特的狂热崇拜者欣克利为了引起偶像的注意，竟然刺杀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举世震惊，在世界元首暗杀史上写下了不可思议的一页。

《沉默的羔羊》里的天才恶魔也无法遮盖朱迪•福斯特的光彩：通过细微的表情变化传达内心的紧张与冲突，她做得非常之好；与食人教授亦敌亦友，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暗涌，使得影片充满戏剧张力。确有必要的话，这个知性美女会毫不犹豫地用“点三八”左轮手枪干掉你，象难以言说的爱情，无法表达，无比激烈。十分性感。

1994年出品的《钥匙孔里的爱》（《苦月亮》）也很精彩。要成为一个大作家有多难？看完这个片子，朋友骂道：妈的，耗费一生的心血写的小说，还不如一个要报复老公的美女有吸引力。当时，休•格兰特还没有出演《一个婚礼和四个葬礼》，名气不大，但扮演一个有贼心、无贼胆的小白领已是绰绰有余。

以爱情的控制与反抗为主题的美国影片《九周半》，深受影迷喜爱，可惜结尾太过直白，不合男主角的性格发展轨迹。

表现废帝傅仪的影视多如牛毛，拍得最好的竟然是意大利人的《末代皇帝》。也许有了距离，才能看得更清楚吧。导演贝托鲁奇的早期作品《巴黎最后的探戈》，堪称表现畸恋的翘楚。男主人公的妻子突然自杀留下了巨大的悬念，也给丈夫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尤其是那把不属于他的刮胡刀表明妻子有了外遇之后。

疯狂做爱和对年轻爱人肆无忌惮的伤害，无不是内心巨大苦痛的延续。影片最后滑稽、狂乱的“探戈”，为最后一枪做了很好的铺垫。19岁的女主角除了美丽的身体，和马龙•白兰度大飙演技，亦有板有眼，把一个开朗活泼、渴望爱情滋润的少女（两个男友都让她失望、甚至绝望）演绎得出神入化。

有时候，这个坚硬的世界需要温暖的童话。法国影片《新桥恋人》被恋人们誉为“爱情圣经”： 自由从来是爱情的基础和源头，哪怕在最极端的情况下，疾病、乞讨，都无法阻止伟大的爱情。

我要的不多，但又是那么奢侈：好好爱我，好好珍惜。

附：同志们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