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反常态地高调发声

　　在会议开幕之前，美国主动宣布2020年之前的减排目标，借此减少国际压力，并且转守为攻，把国际社会的焦点转移到中国身上。中国对这一策略似乎早有准备，它紧接着也宣布了自己的减排计划，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赞赏，以此抵销了美国的道义攻势。
　　会议开幕之后，中美较量立即进入短兵相接的状态。美国谈判代表斯特恩抵达哥本哈根之后就首先发难，公开指责中国是温室气体的最大排放国，因此必须承担更大的责任。中国谈判代表立即作出反击，批评美国的减排指标远远不够，并指出哥本哈根峰会能否成功，要取决于美国愿意采取何种措施。
　　同样令人惊讶的是，在与美国进行对抗之时，中国对其他发达国家也是左右开弓。国家发改委负责气候变化事务的司长苏伟在记者会上直接用英语批评欧盟的减排目标“不够”，指责日本为减排设下了“不可能”的前提条件。与此同时，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在记者会上同样以英语指责说，美国谈判代表斯特恩的有关言论“缺乏常识”，而欧盟准备为穷国提供的减排资金微不足道，“我怀疑他们的诚意”。
　　人们应该都还记得，1989年之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一直遵循邓小平的几条遗训，除了上文提到的“韬光养晦”之外，还有“决不当头”，亦即绝不做发展中国家的领袖。但在此次哥本哈根会议上，这两点训诫都没有发挥约束力。面对美国的攻势，中国毫不示弱，反击时不留情面，甚至嬉笑怒骂地调侃；面对发展中国家，中国旗帜鲜明地替它们发声，并和它们一起挑战发达国家的立场。
　　由此可以看出，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对自身的角色和策略似乎早有清晰的定位：若继续深藏守拙、韬光养晦，结果只会闷声吃亏、被动挨打；若自己超然于发展中国家之外，不站出来为它们主持公道，自己就会失道寡助、孤立无援。
　　哥本哈根会议闭幕在即，各方能否达成一份有意义、又比较公平的减排协定，答案就会揭晓，因此本文不予讨论。笔者之所以关注中国此次的外交姿态，包括其攻守策略，是因为日新月异的中国及其对外政策和行为，是催化世界格局演变的最大变因之一，也是这个演变过程的主要内容。

对G2机制欲迎还拒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有些人认为中国“因祸得福”，原本不被看好的发展模式突然散发出一股魅力，而其国际地位就如同“水落石出”的景观一般，更加突出地浮现在世界面前。自那之后，国际舆论便开始津津乐道于中美G2机制。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建立，更助长了关于中美“共治世界”的议论。
　　对于深陷经济困境的美国来说，与中国这个最大的债主结成权宜性的准盟友关系，让它承担自己不能或不愿独自承担的责任，符合其特殊时期的应急之需。美国一些官员在不同场合对G2机制间接表露出积极态度，就是这个原因。
　　而对中国来说，在国际舞台上与美国平起平坐，是其强国目标的内容之一，按理应该对G2机制充满期待。但事实远非如此。中国官方对此说法始终保持缄默，直到奥巴马总统上个月访问北京时，中国总理温家宝才当面表明了立场。他指出，全球事务不能由中美两国说了算，必须让所有国家共同商量和参与，因此不赞成搞G2机制。这一权威表态可以说一锤定音，使这个话题逐渐降温。
　　中国为何拒绝这一看似善意的倡议？背后究竟有什么考虑？人们可以对此做更深入的思考。而就笔者粗浅的理解，其中也许有三大原因：其一，中国毕竟有自知之明，不愿打肿脸充胖子去高攀美国；其二，中美各有其志，道不同不相为谋；其三，说到底，中国根本就不相信美国愿意与它平等地共治世界。
　　对于笔者的上述分析，中美两国在哥本哈根发生的交锋就是最好佐证。很显然，当前世界上最重要的事务之一就是应对全球气候暖化，中美若要共治世界，可以说正当其时。但是，全世界正在目睹的事实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在指责美国自私自利，企图牺牲穷国的利益来成全自己。至于中美之间，两国立场同样是南辕北辙，实在看不到有共治世界的基础。

对立统一才能求取均衡

　　然而，换一个角度再看，中美共治并非没有基础，关键是如何理解“共治”的内涵。人们的普遍理解是，没有共识就谈不上共治，其实不尽然。实际上，有共识固然有助于共治，但保持分歧也是一种共治方式。例如在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间经常尔虞我诈，分歧和矛盾处处可见，但这并不妨碍它们共治世界。有共识可以一致行动，无共识可以相互牵制。这两种状态都属于共治的范畴。
　　中美之间既有利益冲突，更有利益重叠，合作与牵制的必要性同时存在。这种矛盾状态，也许更适合它们处理世界事务。原因很简单：中国与美国合作，有利于维持现有的国际秩序；中国对美国进行牵制，有利于各国之间达致利益均衡。该合作就合作，该牵制就牵制，这才是健康的共治模式，符合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利益。
　　中国依然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影响全球事务的能力远远不够，因此其外交行为还会继续在“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之间求得平衡。中国现在不愿谈论G2机制，这是主要原因。
　　但是，为了维护和拓展自身利益，中国又必须以崛起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双重身份，积极介入国际事务，有时候必须与美国合作，有时候却不能与之合作。无论是哪一种选择，客观上都会构成实质上的共治。中国无法回避，而必须正视。
　　在这个全球化时代，世界很多事务越来越需要中美之间的合作；在这个多元化时代，也有很多世界事务越来越不能缺少中美之间的不合作。和而不同，对立统一，才能达到相对的均衡。这是完整意义上的共治。

                                                      奥斯陆

（奥斯陆，愤怒的小孩）

（奥斯陆雕塑公园）

（球赛开始前的瑞典小球迷）

（丹麦防暴警察）

（模特与摄影师）

（温馨的意大利小餐馆）

（挪威，经常路过老同学设计的一些建筑物，这是一座小城的商厦）

（同学“画”的自家住宅）

    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中国的首次访问已经结束。从双方讨论的重大课题、特别是全球性课题中，我们就能看出，当今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已远远超出了双边范畴。

　　就在不久的过去，美国官员在谈及中国的国际地位时，还是很不情愿地称之为“重要的区域性角色”，但现在，美国却视之为管理世界事务的重要伙伴。用奥巴马总统的话来说，若没有美中两国的共同参与，很多全球性问题就不可能获得解决。

　　美国过去也并非不重视中国的地位和角色，但作为二战以来的超级强国，其踌躇满志和心高气傲的心态，使之从来不愿平视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持续崛起的中国在内。促使美国“突然”对中国刮目相看的直接原因，是去年底源自华尔街的全球金融危机。华盛顿这时才猛然发现，在很多方面，它再也不能“一切如常”，包括处理国际政治和经济事务的方式。

　　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美国的实力优势相对下降，可用于支配的资源变得捉襟见肘。不仅如此，美国在海外背负的各种义务和负担却在增加。由于传统盟友的力量也在削弱，无法有效分担崭新形势下的国际责任和义务，美国就必须重新定位和寻找合作伙伴，以便维持其“世界领袖”的地位。

　　这种战略思维的改变，诱发和增强了中美进行更广泛合作的意愿，同时也使两国平等互动的空间立即变得开阔。奥巴马此次抵达亚洲之后，在第一站日本就迫不及待地向中国示好，强调美国不会遏制中国的崛起，因为一个强大繁荣的中国会增强国际社会的力量。此后，在上海和北京访问期间，奥巴马更在不同场合多次重复这样的言论。从他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共同会见记者的谈话中，以及从此后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中，我们都可以明确看到，美国对中国的定位就是管理全球事务的战略伙伴。

　　与美国现有的盟国相比，中国在政治和社会制度以及价值观方面，都和美国存在着很大差异。而且，从人口、地域和经济的规模以及战略雄心来看，庞大的中国容易被美国视为对手和威胁。而在中国方面，美国过去遏制其他大国的政策和做法，同样会使它对美国的对华战略意图存有疑虑。

　　尽管如此，以奥巴马访华为重要标志，中美双方越走越近，合作的领域从双边事务涵盖到全球事务，颇有联手共治世界的迹象。双方之所以做到这一点，一是因为两国政治家有化敌为友、化对手为伙伴的远见和智慧，二是因为彼此的利益交融越来越深广，越来越不能承受因对抗、敌视和交恶所带来的代价。这些利益分布于双边、多边和全球的几乎所有领域，迫使双方必须把分歧、争执和竞争置于可控制的状态。

　　就如同中美两国此次达成的诸多重大共识一样，两国间存在的一些分歧也是明显的，涉及人民币币值、贸易保护措施、人权、达赖喇嘛和美台军售等。值得提及的是，中美双方都开诚布公地讨论了这些分歧，胡锦涛和奥巴马更在记者会上公开和直接地予以提及。由此也可以看出，双方并不避讳彼此间的不同，愿意在“和”的前提下坦诚面对。这是大国之间正常的互动状态，也是应有的交往之道。

　　作为两个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中美之间稳定和建设性的合作关系，不只符合双方的利益，而且也符合全球利益。因此，对于它们之间的积极交往与合作，包括奥巴马此次访华所取得的成果，人们都应予以欢迎。(联合早报社论)

　　整整二十年前，也就是1989年11月9日，大批东德民众用各种方式冲破了柏林围墙的封锁，打开了连接东西柏林的勃兰登堡门，继而像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涌向西德控制的地区。

　　柏林围墙的倒塌，是人类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和重大象征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冷战从此走向结束，东西方两大军事集团的对峙局面不复存在，因意识形态分歧而分裂了四十多年的欧洲开始走向和解。

　　从西方国家的角度看，柏林围墙的倒塌无疑是西方价值观和政经体制的胜利。在此后一年之内，曾经属于东方阵营的东欧共产党政权，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接连崩溃，取而代之的是亲西方政党和政治人物。而在一年多之后，原东方阵营的盟主苏联也开始解体，欧洲社会主义大本营不攻自破。

　　柏林围墙的倒塌，曾经使整个西方世界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也使东欧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对未来充满憧憬。确实，在被冷战阴云、原有体制和苏联高压政策禁锢了几十年之后，东欧国家都迫不及待地拥抱来自西方的陌生的一切，希望按照西方的模式、利用西方的帮助，去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

　　在政治上，这些国家都义无反顾地实行了西方的政治体制；在安全上，很多国家都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一体化体系；在经济上，目前已经有十个东欧国家被接纳为欧洲联盟的成员国。从形式上看，柏林围墙倒塌之后的欧洲，基本上是在自由的气氛中追求团结、融合与繁荣。

　　但是，在此表象之下，当年柏林围墙所象征的分裂、仇恨与不公正，不仅未能消弭，反而还以其他形式继续存在。在冷战结束之初，巴尔干半岛立即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民族冲突局面中，继而发生了极其血腥的种族仇杀和战争。

　　在其他东欧国家，由于原来怀抱的希望过于天真而无法实现，使得社会上弥漫着强烈的失望和愤懑情绪。由于求发展心切，加上缺乏自主意识，东欧国家以及俄罗斯都曾盲目地接受了西方人提供的经济药方，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结果使经济秩序再次大乱。

　　总体上，冷战的结束使东欧国家获得了自由，但它们所向往的繁荣与富裕并没有到来，与西欧发达国家之间依然存在着很深的鸿沟。

  对于柏林围墙的倒塌，很多政治家和学者曾发出过浪漫的感叹，其中，美国学者福山认为，欧洲共产主义的消亡就是“历史的终结”，意味着西方政治和经济体制从此不会受到任何挑战。但是，回眸过去二十年，人们必定会发现，历史并未停滞，更没有终结。相反，世界格局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使得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重做判断。
　　当今世界格局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一些新兴经济体正以自己的方式崛起，特别是中国。这些国家立足于本国现实，在确保体制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进行革新和创新，既借鉴西方经验，又不照搬西方模式，从而稳妥地走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尤其是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以中国、印度、巴西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已经正式成为有别于西方国家的一股崭新力量，结果使世界经济秩序的管理架构焕然一新。在这崭新的架构之下，它们与西方国家平起平坐，共同塑造着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的未来。

　　历史演变的轨迹往往会出乎人们的预料，甚至违抗人们的意志。在柏林围墙倒塌之时乃至此后多年，人们何曾预料到今日世界之面貌？又何曾理解过“殊途同归”的道理？(联合早报社论)

东亚共同体”应该缓行
[杜平]　(2009-10-30)

　　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提出的“东亚共同体”倡议，不仅引起了舆论的热烈讨论，而且还在近期举行的几场区域峰会上成为正式议题。在理论上，“东亚共同体”确实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概念，符合经济区域化的潮流，但笔者认为，本区域各国在实际操作层面不应草率附和、盲目追求。

　　“东亚共同体”的概念来源于欧洲共同体或者欧洲联盟，其内涵自然也要照搬欧盟的经验和做法。以笔者多年的观察和体会，欧盟在总体上是成功的，但缺陷和弊端也很明显，且以后还会不断暴露。鸠山之所以倡议建立“东亚共同体”，一些学界人士表现得也很热衷，显然是因为看到了欧盟的成功之处，而对欧盟所面对的诸多问题及其隐忧可能未有深刻认识。

时机不成熟，应予以搁置

　　有人认为鸠山提出这一倡议是出于内政考虑，甚至认为这是他上任之初的政治噱头，但笔者宁愿相信这是经过思考之后才提出的严肃课题。不过，从鸠山提出这一倡议的方式看，笔者觉得确实不够郑重其事。鸠山最初的想法是日中韩三国建立共同体，但在公开提出倡议之前，似乎并没有与这两国进行沟通和协商。在对方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单方面抛出如此重要的倡议，难免使它们感到突兀和为难。这暴露出日本新政府在外交事务中还比较粗糙。而从引起强烈反弹的“脱美入亚”表述中，也可看出这一点。

　　鸠山的“东亚共同体”是否可行？这是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对此，很多政界人士和学者提出了各种主张和建议，但大多只是空来空去，原因是这一倡议本身只是个宏大而虚空的概念。虽然出发点很好，但在现实中缺乏依托。因此，在当前区域整合的过程中，各国有必要暂时搁置不议，以便专心致志地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为什么要予以搁置？原因很简单，就是具体落实这个构想的时机还不成熟。也就是说，在东亚地区，建立泛区域共同体的条件还不具备，而且也没有迫切的必要性。

　　东亚地区还不具备哪些条件？在经济、社会、文化、政治、价值观等等方面，东亚各国，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所有国家，相互间的差异过大，也过于复杂。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这些差异是无法通过任何一个区域机制予以缩小的，反而还会因区域机制的建立而变得尖锐，导致更多的利益摩擦。这一点已是众所周知，本文略之不述。

　　笔者所要强调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所有东亚国家，包括日本在内，目前都没有坚定的信念和决心，去追求“东亚共同体”这一长远目标。

日本的信念和决心不够

　　我们先看日本。日本是东亚最大的经济体，又是“东亚共同体”的倡议国。按道理，它全心全意、全力以赴地带头推动这一目标是最起码的责任，也是义不容辞的，但它能否做到，是一个疑问。笔者并不怀疑鸠山政府的意愿和诚意，但只有意愿和诚意是不够的，它必须对“东亚共同体”这个理想有不可动摇的信念，有义无反顾的决心和百折不挠的毅力。

　　就目前来看，日本还不具备这些。自二战以来，日本的外交政策对亚洲就没有亲近感，在国家身份定位上对亚洲也无归属感。对亚洲身份的认同感，是推动“东亚共同体”的精神动力，但日本的精神动力还不足。鸠山首相上台之后，试图调整日本的外交战略，重新确定身份定位，但几十年以来的历史惯性并非一朝一夕所能扭转；更何况，日本还没有形成“脱美入亚”的社会共识。

　　作为“东亚东同体”的首倡者，日本应该扮演法国在欧洲所扮演的角色；日本历届政府应该像法国历届政府那样，始终不渝地推动区域联合进程。然而，至今为止的事实却是恰恰相反。日本的外交政策不能独立自主，过度依赖美国，与亚洲疏远太久，因此有“亚洲的英国”称谓。

　　除此之外，即使鸠山政府执著于推动“东亚共同体”建设，但未来发生权力转移和政党轮替之后，难保不会出现政策的反复和逆转。也就是说，日本对东亚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缺乏持久的政治保障。假若又得不到民意的支持，鸠山政府的政策势必会受到更多干扰，其推动“东亚共同体”的热情、精力和动力就难以保持。

中国未必觉得有迫切必要

　　毫无疑问，鸠山提出的“东亚共同体”，最主要的着眼点是中国。没有中国的全心参与，那就谈不上“东亚共同体”。鸠山首相提出这一倡议之后，中国当初也许有点摸不着头脑，但最后还是给予了积极的回应。其原因并非是一拍即合，而是因为鸠山对中国态度友好，不宜冷淡待之。

　　但是，中国是否真有意愿和决心去推动“东亚共同体”的建设？笔者的感觉是“未必”。

　　过去三十年，中国通过启动内在动力，并借助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和市场，取得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最终使自己走到了全球经济秩序的中心位置，并且与美国和其他国家一起，开始探讨如何共同治理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的问题，这就是人们津津乐道的G2战略对话机制以及G20机制。中国当然不会放弃和排斥任何扩大区域合作的机会，但目前正是它在世界大舞台上大显身手的最适当时候，所以不会因为空泛的区域合作计划，而收窄其全球格局，降低其全球目标。

　　“东亚共同体”是否会妨碍中国实施其全球战略？应该说，任何区域性机制都有局限性和排他性，尽管它们都声称自己是开放的。以欧盟为例，其成员国与非成员国之间的很多双边合作事务，都受到欧盟政策和规定的约束与限制。对于中小国家来说，也许这是可以接受的，但对于有全球战略雄心的大国而言，未免是一个包袱和累赘。

　　法德等国之所以执著于欧洲一体化，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不能通过自身力量来追求全球性战略目标。而中国不同，它无需借助区域结盟来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因为其自身就拥有全球性影响力，可以单独追求更广泛的利益。只是从这个角度看，“东亚共同体”的构想对中国并没有太大吸引力。

　　再从中国的发展战略来看，“东亚共同体”也不是它非选不可的必由之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开始实质性转型，目标是以扩大内需来摆脱过度依赖外部市场的旧模式，以最终达到经济上自成一体的境界。

　　在人口、地域、市场潜力和劳动力资源上，中国超过所有欧盟国家的总和，而其内部发展程度的多元化和互补性也不在欧盟之下。概言之，中国可以通过自身的很多长处，来弥补自身的很多不足。中国当然需要借助外部优势来补充自己，但现在无需费力费神地另起炉灶，去设立一个前途未卜的“东亚共同体”。事实上，东亚地区现有和正在建设中的双边与多边合作机制已经不少，其潜力和作用还远远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东南亚需要完成内部整合

　　从亚细安（东盟）的角度看，一个概念清晰但实质模糊的“东亚共同体”，同样不是各国政府的当务之急。至今为止，亚细安与东北亚三国的双边或多边机制已初步成形，甚至已经付诸实施，例如“10＋1”、“10＋3”和东亚峰会，特别是双边和多边的自由贸易区机制。这些机制需要更多的精力和资源去巩固，假以时日，其整合作用就会越来越明显。

　　然而，亚细安的一体化进程还有很多困难，而且只能在逐步整合中慢慢融解。假若目标过多过大，在现有机制之上还要叠床架屋，增加一个“东亚共同体”的目标，那就会削弱亚细安内部的凝聚力，使成员国无所适从。不仅如此，它还会给区域合作进程增添不必要的烦恼和纠纷。最近，在“东亚共同体”八字还没有一撇的情况下，各方就开始为主导权问题发生争论，这就是一个事例。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驱使下，东亚国家必须开展区域合作，既要立意高远，更要心无旁鹜，脚踏实地、步步为营。本区域当前应该做的事情，一是要巩固和加强东南亚与东北亚之间现有的合作机制；二是中日韩三个东北亚国家应该尽快建立双边自由贸易机制。这些都是推动整个东亚地区走向一体化的必要基础。当这些基础牢固之后，“东亚共同体”也就水到渠成。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

　　世界变化的速度和深度，往往令人难以想象。即便是时代潮流的弄潮儿，也无法把握历史演变的方向。1949年，毛泽东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的时候，无论如何都预见不到今日中国之国际角色：它早已不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而是全球经济的中心之一；它不但没有埋葬“垂死的”资本主义，反而与之“风雨同舟”。

　　用历史的视角看今天，新中国成立后与外部世界的六十年交往，在根本上就是洗雪国家耻辱、恢复民族自信，从世界舞台的黑暗边缘走向舞台中央的历程。

　　从19世纪中叶直到20世纪前五十年，在这百年时间里，中国一直是世界列强手中任意摆布的玩偶和任其宰割的猎物。中国人开始真正主宰自己的命运，是在1949年国家权力重归一统之后。虽然在此后很长时间里积贫积弱、内乱不止，但国家意志的重归一体、民族意识的重新凝聚，使得中国在极不友善、乃至充满敌意的世界上，得以站稳脚跟，继而使所有新老强国再也不敢轻蔑待之。

遇强则强，大国地位奠定

　　在此过程中，中国以世界大国的气魄，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展开的战略较量，是它重返世界舞台的起点。

　　1950年开始的朝鲜半岛战争，是当代中国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独立而又独特的角色。中国在建国初年便敢于介入境外战争，特别是敢于与美国及其领导的多国部队对抗，这一事实本身就改写了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它不只是要把握自己的命运，而且还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塑造周边地区的安全环境，重新对传统的势力范围进行力量辐射。

　　朝鲜半岛战争使中国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但所带来的回报也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在外交上，中国用能力、决心和意志，毫不示弱地向美国宣告了一个强劲对手的存在；在更广泛的层面，中国使全世界刮目相看，甚至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在军事战略上，美国对中国产生敬畏，发誓再也不与中国发生地面军事对抗。以此为标志，鸦片战争以来世界强国藐视中国自卫能力、无视中国民族意志的历史，终于走向结束。

　　1969年的中苏珍宝岛之战，是中国进一步改变国际环境和世界格局的里程碑。这原本只是小规模和短暂的军事冲突，但由于冲突双方是两个世界大国，因此产生的国际政治影响不可估量。

       珍宝岛之战以中国的胜利而告终，再次证明了中国遇强不弱的民族特质。从此之后，苏联也对中国产生忌惮之心。

　　而更为重要的是，这场小冲突改变了世界大格局。中国利用美苏之间的战略对峙，使自己摆脱了被两强夹击的艰难处境，进而与美苏两国形成战略鼎立之势，在大三角关系中游刃有余。

“不可战胜”信念的塑造

　　中国自古以来就视自己为爱好和平的民族，事实也确实如此。但是，它也深知，和平与战争有时候是矛盾的统一。在迫不得已和无可回避的形势下，中国不惧怕战争，甚至敢于发动战争。这与近代以来，中国对外敌委曲求全、一味退让和任人蹂躏的历史，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反差。

　　不仅如此，在当代世界，除了少数几个没有可比性的事例之外，中国是唯一一个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发生过直接军事冲突、并且只赢不输的国家。

　　回溯过去六十年，在中国走向世界大国的历程中，每一场或大或小的陆地战争，其实都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中国和印度在1962年发生边境战争，此后近五十年里，两国边境一直保持了相对和平的状态；1979年，中国和越南爆发边境战争，不仅迫使越南军队撤出柬埔寨，而且更打破了苏联试图从南部包抄中国的战略。

　　重现这段历史的目的，绝非是要歌颂和鼓吹战争，而在于说明中国新政权成立之后，其国际影响力何以由弱变强。

　　历史是由各种重要的事件拼凑而成。当代中国的历史，就是由这些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串成一体。它们不仅凝聚了全民意志，加固了人民之间的纽带，而且塑造了中国的政治文化和国民性格，甚至还树立了“中国不可战胜”的信念。外部世界若要深度了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了解他们对世界事务的感受，就不能忽略这些历史事件。

在经济秩序中后来居上

　　与此前几十年相比，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在对外交往中又呈现出很不相同的另一种姿态。在斗争中扩大国际空间、在对抗中提升国际地位的模式，逐渐被和平竞争与互利合作所取代。从当年的革命外交到现在的务实外交，从当年的国际主义到现在的国家主义，从当年的意识形态至上到现在的利益优先，所有这些重大转变的背后，依然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追求国家的强盛。

       关于中国当前在世界政治和经济事务中的地位，各种论述早已是汗牛充栋。2008年，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40％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世界主要经济体；认为美国是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比例只是33％。这表明，无论如何看待和理解中国的现状，人们都已经把它置于自己视野中的重要位置。
　　但是，有一个特殊的现象是，中国在整体上并不富裕，与老牌工业国相比甚至还显得比较贫穷。但它何以与其他富国一起，站在世界政治和经济体系的中心？

　　有一个事实，也许可以用来解释。两年前，即2007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就已经超过了美国。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这种现象还是首次出现。假若再看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各国经济形势，我们就能更清楚地看到，尽管中国只是初次跻身于世界经济秩序的中心，但其后来居上的前景已经没有太多疑问。

是权宜之计，还是终极选择？

　　然而，置身于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究竟如何看待自己，又将如何看待世界？在回望来时之路的时候，中国对未来之路是否已经心中有数？

　　中国对国际秩序的看法是复杂的，有时候甚至是矛盾的。一方面，中国已经从现有的秩序中获得了很多机遇，将来依然需要利用这一秩序来发展自己；另一方面，与西方国家比较，中国在体制和文化上是一个“异类”。栖身于西方制定和主导的国际秩序之中，中国难免会感到不甚自在。

　　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遵循或屈从于西方人制定的游戏规则，对中国究竟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还是要坚持到底的终极选择？

　　在长达几千年时间里，中国曾经一直享受着“中央帝国”的滋味，傲视全球，惟我独尊。这一悠久而辉煌的历史，使中国文化的血脉中始终涌动着一种强烈的使命感，那就是要出人头地，不甘平庸，不甘于让自己的命运长期维系于“非我”文明之上。

　　可是，中国何时才能从自身文明中，淬炼和重造出一套领导世界潮流、规范世界事务的智慧？只有当那个时候到来，中国才算真正站在了世界舞台的中央。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

http://blog.ifeng.com/998991.html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这种状况才逐渐改变。其中最大的变因之一，就是凝固僵化的社会形态开始发生“分子裂变”，社会角色日益多元化，劳动分工日益复杂化。它所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个体能力和社会能量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释放；而其最终结果，就是成功打破了世代承袭的集体贫困之链。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还有一部分人依旧贫困，而富有群体的生活方式更凸现了弱势群体的艰难处境。但是，在总体上，中国在贫困中循环往复的漫长历史已经终结，曾经挥之不去的生存危机感已不再是社会生活的核心内容。经过世世代代的努力，中国终于跨越了一道巨大的历史门槛。

主流文化的重心在转变

　　这一历史性巨变，既是对过去的总结，也是对未来的指引。仅以过去60年为例，几亿中国人足足耗费了30年时间，进行着一场轰轰烈烈但以失败而告终的政治试验：马克思主义信条被奉为治国理念，苏联式社会主义被当作楷模，虚无飘渺的乌托邦世界被当作现实生活的目标。结果，整个国家濒临破产，贫困之链再次加固。

　　此后30年，中国如梦初醒。意识形态的枷锁开始松脱，管理模式开始转型，国家形态逐步走向正常化。它所产生的结果，就是今日之现状：绝大部分人口告别了贫困，基本教育的普及使民智获得前所未有的开化，越来越多的人口正在向中产阶层攀升，国强民富的目标也变得越来越有希望。

　　中国依然处在深刻的变化之中。在基本的物质生存条件得到满足之后，人们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态度也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整个社会的每一个领域、每一个角落都面临着必须随之改变的命运。过去为求得基本生存而形成的某些行为规范、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都有可能被冷落、被淘汰、被抛弃。中国未来的演变进程，将因此而充满种种未知因素。对执政者而言，关注、了解和把握这些变化，是继续管理这个国家的基本前提。

　　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变化之一，就是主导性文化的倾向在转变：过去是以克服物质匮乏的目标为重心，将来则是以增加和分享物质丰裕为重心；过去，整个社会都围绕着实现经济繁荣的目标运行，而未来社会的主体诉求是要建立自由表达的宽松体制，让人们有更多机会去挖掘物质繁荣所蕴含的各种可能性。

最根本的变化就是人在变化

      归根结底，中国社会一切变化的本质，就是人在变化。再以过去60年为例：在前30年里，政治动荡、经济崩溃、社会失序、外交孤立，人民始终被生死存亡的危机感所包围；在后3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在经济、社会和外交上都呈现出欣欣向荣之势，也未曾出现过重大的生存危机，安全、稳定和繁荣已被新生代视为理所当然之事。
　　生存环境的不同，决定了生活态度的差异。在缺乏安全保障的环境里，人们不得不接受和顺从严苛的思想和行为规范，在自律和自我压抑中求大同、顾大局；而在安全无虞和物质殷实的环境里，人们大多不愿接受各种清规戒律的束缚，不轻信、不盲从形形色色的权威，张扬个性和独立思考的求异倾向会日益普遍。

　　这种差别所带来的结果，就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多元化。每一个群体都自认为代表了社会和文化的灵魂，但都无法把自己的意志变成社会共识。这是中国转型时期最为突出的现象，更是当今和未来执政者必须正视和适应的政治现实。

　　在过去60年里，中国执政党完成了三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一是用政治革命的手段建立和巩固了政权；二是用经济革命的手段使中国摆脱了贫困；三是为了扩大自己的代表性，而情愿和不情愿地容忍了非正统社会力量的成长，那就是对政治权威既进行“无害抵抗”又给予战术合作、对政治教条既保持冷漠距离又予以消极默认的年轻群体。这是过去的成功，更是未来的挑战。

面对更高的历史门槛

　　随着人口结构在不断变化，“中国人”的特征也在变化。今日中国人已经不同于过去，未来中国人又将是另一种“新人类”。他们在安全和繁荣环境中成长，已经或即将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整个国家的演变方向将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是现有体制的产物，更是现有体制的改变者。对执政者而言，与其试图让他们适应体制，还不如努力让体制适应他们。

　　中国人曾经因为面对生存威胁而产生了集体忧患意识，心甘情愿地维护既定的政治秩序，并且结成了命运共同体，不仅最终征服了贫困，而且正在向“全面小康”的目标接近。这一事实足以证明，虽然现有体制备受指摘，但毕竟还是可行的。

　　可是，中国已不再是过去的中国。为了对付贫困而结成的命运共同体正在分化，导致社会阶层和利益诉求日益复杂和多元。这种崭新的形势意味着，执政党既要满足不同基层的权益需求，又要确立一套符合新时代的新共识。

　　马斯洛（Abraham Maslow）在阐述“人类需求层次”时说，人的需求是无止尽的，在拥有足够的面包之后，其他需求便接踵而至。当前中国社会的现状，大体也是如此。在基本的生存需求获得保障之后，人民需要更高层次的满足感，包括机会均等、社会公正和实现个人价值的自由。这显然是一道更高的历史门槛。以现有的政治和社会体制，中国是否还能跨越？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外交政策一直由帝国雄心和帝国心态所主导。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标志着美国经济霸权地位的正式确立；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标志着美国军事霸权的确立。两者彼此依赖和支持，使美国在全球事务中成为具有帝国性质的主宰者。

　　当前美国的军事霸权依然牢固，没有任何国家真正敢于冒险挑战之。但看经济霸权，其地位已出现明显的松动，主要标志是美国再也不能以帝国的心态和方式来控制全球经济秩序。

　　过去50多年，美国一直通过操纵资本主义经济机制，来规范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法律秩序，使这些国家的政策和发展方向保持可预见性，目的是要使美国资本在熟悉和透明的环境里安全运作，最大程度地谋取利润。

两个轨道上的星球

　　但是，由于中国经济的逐渐勃兴，美国对全球经济秩序的操控不再得心应手。中国成为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之后，双边贸易纠纷日益增多，进出口不平衡持续加剧，美国试图采用针对其他国家的胁迫手段予以扭转，但却无法达到预期目的。自布什政府至今，华盛顿方面一直软硬兼施、多管齐下，但就是拿不出足以迫使中国做出重大让步的对策。

　　美国作为战后世界秩序的中心，其帝国机器对体制相同的中小国家进行了非常有效的牵制和操控。即便这些国家有自主意识，但不能或不敢越出美国设定的运行轨道。美国针对中国的战略，其初衷也是希望达到如此效果。首先是以苛刻的条件“鼓励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例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多边机制，然后试图通过国内立法工具和国际多边机制，来驯服和操控其政治、经济和贸易政策。

　　可是迄今为止，无论在双边还是在多边事务中，美国除了利用中国某些易受攻击的弱点获得了一些策略性让步之外，始终不能驾轻就熟地运用其惯常的策略和手段迫其就范。个中原因多种多样，最大原因就在于，美国固有的战略思维和陌生的中国现实有互斥性。

大国之间崭新的相处模式

　　中美两国是在不同轨道上运行的星球，经济、政治和司法体制相差很大，彼此存在着不相容性。在适当的时候和适当的事务上，双方可以合作，但不可能变成主从关系。美国当然可以凭借其明显的优势，在双边事务中把持主导地位，使处于弱势的中国自愿或被迫作出部分改变，但却无法按照自己的战略意图和思路去重新塑造中国。

　　中国现行体制的优与劣，将来自有公论。以强国的标准来审视，中国内部自我管理的全套体制看上去百病丛生，使之在世界舞台上始终有捉襟见肘的后顾之忧。但是，就当前世界局势的演变看，中美两国体制的不一致性，又为备受外部歧视、易受内外夹击的这种体制提供掩护的屏障。与从里到外、通体都被“美国化”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虽然也有委屈求全的时候，但毕竟保全了至关重要的自主意志。

　　中国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已是指日可待。在全球金融危机尚未结束、其他主要经济体依然在苦苦挣扎之时，中国经济却已率先峰回路转，回复高速增长之势正在蓄积。此种形势使迷信于固有发展模式的西方世界不得不刮目相看，而且更会使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占据更加稳固的立足之地。

　　当前的国际秩序依然以美国为中心，未来一个时期仍将如此。作为这一秩序的长期主导者，美国对中国后来居上之势不可能无动于衷。从帝国盛衰的历史看，美国要遏制中国，阻止或减慢其追赶趋势，当属本能反应。因此，在台湾、西藏和新疆问题上，美国还会不失时机地将之作为牵制中国的杠杆。

　　但是，经过最近若干年有意和无意的经营与博弈，中美两国突然发现，彼此之间已经形成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各方既无坚定的意志、也无绝对的信心去挑战或钳制对方。在大国兴衰、强权更迭的历史上，这种既相互排斥又彼此接纳的相处模式，可以说是从未有过的崭新现象。

兴衰转换时的“帝国心态”

　　决定中美新型互动模式的关键因素，是两者之间的利益交融关系。在遭受金融危机的打击之后，中美两国的经济增长模式都不得不寻求转型。在美国，鼓励储蓄的政策将削弱消费能力，其市场对中国经济的激发作用会降低。在此形势下，中国必须以扩大本国市场需求来维持经济增长，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这将使两国互换角色，但依然是彼此依赖。

　　就当前来看，中国在美国的巨额金融资产，是美国维持经济秩序的重要因素之一，对奥巴马政府复苏经济的目标尤其重要。中国深知这些资产面临极大风险，但为了避免资产贬值，又不得不增购美元债券。中国一方面高调提倡国际储备货币要多元化，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维护美元的国际地位。这种被利益捆绑的双边关系，使各自的手脚被束缚，对抗的冲动也被抑制。

　　而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中美两国近日在华盛顿得以平起平坐，举行了首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很大程度上，对话本身以及双方作出的积极姿态、发表的积极言论，都是外交形式，但对如此重要的大国关系而言，外交形式有时候比具体内容更为重要。

　　人们从未听说过，美国在和平时期把一个非盟友国家当作“风雨同舟”的伙伴，并且情愿或不情愿地放下身段，声称要与中国“共同塑造21世纪”。这些言辞的背后，虽然也有可能隐藏着其他意图，但却毫无掩饰地表露出“帝国心态”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本身，就是正在演绎中的此起彼伏、强弱易位的大国兴衰故事。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

　　从南至北在中国旅行，接触的多是新闻界同行，一边享受着他们对我供职的《联合早报》的兴趣，一边感受着中国媒体人的理想、追求和执着，当然还有牢骚、苦闷和彷徨。如同整个社会，中国传媒业也在转型，目标宏大而清晰，令人为之兴奋；但其过程似乎充满不确定性，让人对其前景抱持疑虑。

　　至少从年初以来，北京的中央级媒体和省市地方媒体就开始了新一轮改革潮，各显神通地出台了改革方案和措施，微观上推陈出新，宏观上求大求强。这既是要应对西方媒体的言论渗透和竞争，也是要应对国内网络媒体咄咄逼人的蚕食攻势。但在此全局性目标下，所有媒体首先关注的还是自我生存或扩张，因而彼此之间又形成了直接竞争的态势。这种气氛给从业者带来的压力，可以从言谈中轻易感受到。

政治需求和市场利益兼顾

　　以电视为例，中国普通住家可收看全国各省市的数十个卫星电视频道，每个频道都在煞费苦心地争夺眼球，但基本套路却是简单地重复，大多以娱乐节目为主打。这种趋同的思维模式，使节目的形式和内容不能自我超越，更不能超越对手，所以真正凭借智慧创新而出奇制胜者难得一见。

　　不过，此次在深圳卫视参观，却发现一个亮点。该台新闻中心独辟蹊径，开设了以港台新闻和评论为主轴的大板块时事节目，在各地观众中引起了兴趣和关注。在新闻媒体出现娱乐化趋势的环境里，一个资源有限的地方性电视台，敢于在高端的时事课题上创立品牌，这是令人刮目相看之处。

　　至于中央级媒体，改革的动作就更大。从近期开始，中央电视台对现有频道的节目进行逐步改版，核心指导原则是增加信息量、实行新闻报道的滚动式播出、加强新闻评论的分量和力度。据说这一改革方向获得了政府高层的首肯或授意，可见这轮改革并非仅仅是媒体本身的利益需求所驱使，同时也代表了执政党高层的政治需求和意愿。

　　新华社的改革动作更是不同凡响，其战略是无所不做，大小通吃，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两头兼顾。今年上半年，新华社的电视新闻网得到实质性扩充，并开通了英语新闻电视，已开始免费向CNN和BBC提供新闻。至于手机电视、楼宇电视、公交车电视等，个个都不放过。

　　我还听新华社朋友说，该社最近竟然放下新闻界龙头老大的身段，与青少年喜欢光顾的“开心网”进行电视新闻合作。而与此同时，为了提升自己作为世界主要新闻机构的地位，新华社将于今年10月主办首届“世界媒体峰会”，遍邀全球主要媒体的高级管理者参与。其雄心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言论尺度稍有放松

　　我在北京休假期间，正好碰上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实现扩版。面对都市报和其他非主流报纸后来居上的压力，党报扩版的举动显然表明它不想坐以待毙，起码必须维持一个像样的生存空间。但该报的先天不足，就是自我定位和喉舌功能，其艰难的市场处境似乎早已注定。

　　而相比之下，党报属下的《环球时报》锋头仍健，凭借遍及全国的庞大发行网络，该报发行量在全国众多小报中依然名列前茅，在很多读者心目中甚至俨然已成大报。不久前，《环球时报》英文版创刊，与英文《中国日报》形成对垒之势。但是，在舆论管制的约束下，这份新报章的影响力和前途，恐怕不大可能超越其他报纸所面对的现状。

　　不可忍否认的是，中国主流媒体的舆论环境比过去宽松了一些。就我本人的直接观察，调查性新闻和对民间事件的评论，在电台、电视台和报纸上都比较深入，某些阴暗、邪恶和丑陋的现象，也是经这些主流媒体“掏粪”曝光的。例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长时段新闻综合节目“中国之声”，时而会有不同凡响的“特别报道”出现，从而把失去的部分听众又拉了回来。前不久，在全中国引起广泛回响的“你是为党说话，还是为人民说话”的事件，就是这个节目所披露。

　　至于其他敏感话题，尺度也稍有放松。本人曾临时应邀参加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英语时事评论节目，两名主持人分别来自英国和美国，所谈话题是敏感的中国人权问题。这种讨论形式和涉及的内容，在过去都是不可想象的。

改革思维自相矛盾

　　然而，从战略上看，中国媒体至今为止的改革思路并不宽广，因为只注重外在形式，而忽视了内涵的充实。虽然新闻管制出现小幅度放松确是事实，但在根本上，新闻舆论的最高管理者还不愿意承认和面对更为关键的事实，那就是，过时、过细、过严、过死的管理手段，是阻止中国媒体“做大做强”的最大障碍。官方媒体之所以不能向世界发出有说服力的声音，甚至还在失去本国民众的信任，原因就在于自己人掐住了自己人的喉咙，使其有话说不出，说出来也没有力量，久而久之就不会说话。

　　中国新闻界人才济济并不奇怪，可惜的是，一代接一代的人才往往在蹉跎中浪费。此次从南到北旅行，所见所识虽然不够广泛，但却有幸地遇到了几位相当有头脑的媒体人，他们的思想、视野和价值判断，与进步的主流世界完全同步，我之欣喜和钦佩之情油然而生。可是，受制于严格的舆论限制，他们都只能人格分裂地做着该做的事情，偶尔也会冲撞一下底线，但代价承担不起。

　　中国这一轮媒体改革看上去雄心勃勃，誓言要在世界上抢占话语权，但改革的思维却是自相矛盾。一方面要使媒体露出健壮的肌肉和体魄，另一方面却不允许它们有足够宽松的施展空间，更不让它们有自己做主的灵魂和胆量。可以预料的是，这轮改革会使某些主流媒体占据更多的资源和市场，但其核心舆论功能不见得会发生飞跃，相反却有可能变得外强中干、大而不当、强而乏力。

没有权利去尽职尽责

　　就比如，此次乌鲁木齐爆发动乱之后，新华社的反应相当迅速，发布的英文电讯立即被西方媒体广泛引用，确实抢先占据了话语权。但是，从很多迹象看，政治操作的痕迹还是明显，使其话语权缺乏持续性。

　　例如，在向国外播发英文电讯相当一段时间后，新华社才向国内播发中文电讯。这是一种过时的做法，给人的感觉是先向外国人负责，本国人民的知情权受到歧视和漠视。再例如，当外国媒体直接进入乌鲁木齐之后，中国主流媒体的报道就立即逊色，信息量、信息更新以及报道形式，都有些缩头缩尾、束手束脚。

　　实际上，中国媒体要做好这些，根本无需等到“做大做强”。相比于很多国家的媒体，中国主流媒体已经够大够强。但为什么拥有无数精兵强将的大媒体，却竞争不过那些微不足道的“小报”和“小记者”？根本原因在于它们没有权利去尽心尽力、尽职尽责。

　　在北京中关村一家餐馆，我和大学时代的室友谈及此种情形。一年前，他从某著名西方媒体辞职，当了“海归”一族，重新感受起故国特有的舆论环境，感触想必深切。他从裤兜里掏出手机，津津有味地给我读了几条“带色”的段子，听上去充满睿智和哲理，洞察力和语言魅力更是一流。最后他告诫我说：“别看不起，这才是中国人的智慧，报纸上是看不到的。”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

再看东欧和苏联剧变

　　那场惊心动魄的政治剧变始自波兰，然后一发不可收拾。1989年9月，波兰举行首次政治选举，共产党政权黯然下台；同年12月，罗马尼亚发生大规模暴乱，继而催生了极其血腥的政变；1990年3月，柏林墙在一片混乱中被推倒，东德共产党垮台；此后，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也相继变天；1991年，苏联在兵不血刃中骤然溃散，东西方冷战由此正式盖棺；1992年，南斯拉夫陷入旷日持久的战乱，国土四分五裂，人民生灵涂炭。

　　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欧洲共产党政权如同骨牌游戏一触即倒，堪称世界历史上罕有的奇特现象。毫无疑问，剧变的根源存在于各国自身，但加剧动荡的力量却来自外部。一方面，由于长期的政治高压和经济落后，各国内部积聚了太多的不满与怨愤；另一方面，西方阵营持续几十年的强大政治攻势，使这些国家内部倾向西方的力量受到鼓舞。

　　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东欧，以变革者身份出现的政治势力和个人，往往都在有意或无意之间、主动或被动地扮演了呼应西方战略、承载西方意志的角色。不用说那些不满现状、头脑发热和盲动盲从的普通民众，就连共产体制的受益者和驾驭者，都在那股所向披靡的西化浪潮中身不由己、推波助澜。其中，戈尔巴乔夫和耶尔辛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看似顺应时势，实际上是毫无方向感地随波逐流。

　　在旧秩序被打破之后，人们期待的新秩序并没有出现，相反，新一轮危机随之而来。政客、政党和不少民众，人人背负着充满仇恨的历史包袱，用极端民族主义、分离主义和种族清洗行动，填补了专制政权留下的真空，要么是制造新对抗，要么是干脆自相残杀。在革命的冲动得到满足之后，他们的命运并未好转。

　　以欧洲的这段历史作为反衬背景，隔着遥远的时空回望相同年代的中国，也许有助于我们增广视角，暂时忘却某个定论、某种成见，努力用不同于以往的心态，去回首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始终被外部世界牵引

　　1980年代中后期，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依然落后，但思想界已经相当自由活跃。经过十年的开放，源自西方的各种政治思潮，广泛而凶猛地渗透到知识界和大学校园。诸如“存在主义”和“异化学说”，这些哲学理论在它们自己的故乡可能早已乏人问津，但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却是炙手可热、如获至宝，对青年学生更有一种神秘的魔力。
由于社会的长期封闭和压抑，加上“五四”之后反传统潮流不断泛起，中国开放之初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如饥似渴，对一切外来的事物都感到新奇无比，不加区分地热情拥抱，毫无保留地信奉推崇。可以说，80年代的中国在思想上是一片广阔的待开垦之地，它为形形色色和稀奇古怪的西方思潮，提供了滋生蔓延的肥沃新土壤。这是改革开放所不可避免的结果，只是到后来才发现过犹不及。
　　西方政治思潮的蜂拥而至，使原本万马齐喑、思想单一的中国知识群体，变得异常地活跃和兴奋。但是，在无条件接受外来思想意识的同时，人们几乎完全忽视了自身文化所该有的位置，使改革开放进程从一开始就没有自主和独立的思想灵魂。就像当初无条件拥抱马列主义一样，中国未来蓝图的设计者和实践者，再次犯下了急于求成、舍本逐末的错误。

　　意识形态的辩论和不同思想的碰撞，使人们对中国自己的文化思想体系越来越没有自信，越没有自信就越要怀疑和批判，结果变得激进偏狭、愤世嫉俗。某些抽象和花哨的西方政治理论，被一些特定的人群视为自己的专有诉求。这不仅过于天真和理想化，而且也使文革之后好不容易凝聚起来的全民新共识开始动摇。

　　对于1989年北京发生的社会和政治动荡，不同的人群会有截然不同的理解与看法。而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政治定论、学术研究和民间记忆，都是不同的眼睛看到的不同的历史碎片。当所有这些碎片拼凑在一起时候，我们才有可能看到完整的图像，才不会固执己见和过于沉湎，也才有可能从历史中真正汲取教训，并且不让历史去羁绊或牺牲未来。

　　为此，笔者只想补充的一点是，任何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都不可能孤立地发生、孤立地演变。在历史的大视野之下，当年的中国是世界大变局的一部分，其内部局势的演变难以抗拒外部世界的牵引力。

　　1980年代的西方，经济实力处于顶峰状态，意识形态的霸权地位也是登峰造极。对于急于摆脱孤立和贫穷的中国来说，来自欧美社会的任何“政治表述”都极具说服力和吸引力。因此，只要经济形势有任何风吹草动，中国的政治生态就会失去平衡，就会有人不由自主地把眼光投向西方，试图用西方的制度来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在80年代中后期的几次政治失衡，就是因为缺乏政治定力所导致。直到今天，这样的缺陷依然没有解决，危险依然存在。

缺乏政治定力和精神内聚力

　　事实上，近现代以来，中国就一直在这种缺乏政治定力、缺乏精神内聚力的状态下循环往复。以清末洋务运动为起始，经辛亥革命、国民政府、五四运动、共产党诞生、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和1989年，一直到眼前的2009，中国似乎一直在为别人的理论、别人的概念和别人的主张，而不知疲倦地自我折磨、自我戕害。看看过去一百多年，中国对未来方向的辨识和把握，始终都要假借于外人的眼睛和头脑，在迈出脚步之前必须借助西方的“文明棍”。

　　对于当代中国，对外开放是必须坚持的道路，但用历史长镜头看，它只是一种政策、过程和手段，不能必然导致民族灵魂的重新发现。相反，浑然忘我的开放反而有可能使之湮没。单看有形的物质，当今中国也许确实是百年未有之“盛世”，但盛况之下却是精神空虚，因为至今为止还没有找到思想上的“主心骨”。

　　改革开放30年间，中国涌现了大批“思想开放”的管理者、学者和精英分子，但“思想开放”的内涵，却止于接纳某些外部事物的态度。这么多年以来，政府和民间一直喋喋不休地强调“对外开放”是何等重要，久而久之便导致全民认识出现偏差，以为最好的东西、最有效的办法统统都在西方世界。中国民族自信心的增强之所以赶不上对外开放的步伐，其中部分原因也许就在于此。
中国的对外开放已经成为常态，但其本身并不能解释一个民族为何要存在和强大的意义，也解决不了中国面对的根本性问题。因此，中国决策者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更多地重视“内修”，通过政治管理体制的改良与创新，来增强“政治表述”的说服力和吸引力，使振兴国家的进程具有思想内涵的定力。否则，中国就会继续成为各种外来思潮的竞逐之地，并且继续为此争吵不休、折腾不已。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

　　朝鲜此次进行地下核试炸，既表明了金正日政权对所有大国的蔑视，更暴露了东亚地区缺乏新型安全机制的缺陷。面对平壤的核试炸和多次导弹试射，所有邻国和大国都茫然无措，既耍不出大国的威风，更拿不出大国的办法。所谓“半岛无核化”的目标，事实上已成为笑话。

　　朝核争执起始于90年代初，美国率先察觉、过问和介入，后来其他主要国家也纷纷干预，直至后来专门建立六方会谈的机制。但是，十多年的努力，只换来今日一败涂地的结局。很多舆论早就在诅咒平壤政权即将崩溃，但没有想到的是，国际社会合力遏制朝鲜的战略却先告失败。

金正日看穿“纸老虎”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结果？有关各方都在愤怒地谴责平壤，指责金正日政权无赖和邪恶。这些指责固然有理，但只是事实的一部分，而且也掩盖不了大国自身的政策不当和举措乏力。

　　在六方会谈框架内，中国、美国、俄罗斯、日本和韩国，个个听起来都是不同凡响。仅看经济和军事实力，五国叠加起来足以压扁半个地球。可是，面对一个半死不活的政权，这些庞然大物竟然如同侏儒。原本是要联手设套，请君入瓮，逼其就范，结果却是众不敌寡，强不敌弱。

　　金正日政权拥有核武器，这个事实对上述五国无疑是一个讽刺。不管外界是诅咒它、恨之入骨，还是嗤之以鼻，都不能改变朝鲜已经成为核武国家的事实。一个弱小、穷困、孤立的政权，竟然把几个强国玩弄得六神无主，这是当代世界外交史上罕有的案例。

　　五个大国有什么必须反省之处？从过去十多年的情况看，最大的败笔莫过于美国的政策反复不定，韩国缺乏外交主见，日本夹带太多“私货”，中国跳不出感性思维，俄罗斯实行虎视眈眈的机会主义。

　　而所有这些现象的背后，都有短视和自私的算计。这就是为什么在具体事务的决策和操作中，所有五国都有“纸老虎”心态：首尾两端、投鼠忌器、欺软怕硬、色厉内荏。在它们“各抱地势，钩心斗角”之际，原本无核的朝鲜半岛加速实现了核武化。

中国须凸显自身的“关切”

　　朝鲜和中国不只是山水相连，而且历史纠葛盘根错节，在安全上更有唇齿相依的关系。在这些复杂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下，中国在朝核问题上一直努力保持稳健、谨慎，最大前提是确保朝鲜局势的稳定，而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过程和方式，都要服从于这个前提。

　　这一战略思维是正确的，因为假若朝鲜政局不稳，麻烦就会更多。因此，在过去几年里，中国在各方之间耐心地进行外交斡旋，纾解了紧张气氛，防止了局势的恶化和失控。

　　但是，任何事情都有其反面。过多地强调稳定，过于担心出乱子，其结果之一，就是导致自己束手束脚，谨小慎微，缺乏主导国际事务议程的魄力，对朝鲜半岛及至东亚格局的战略思考缺乏创造性和扩张性；结果之二，就是使平壤当局觉得有机可乘，甚至有恃无恐，继而对中国予取予求，乃至进行各种形式的要挟。

　　当前的朝鲜局势看上去是稳定的，但维持半岛无核化的努力也是失败的。朝鲜拥有了核武装之后，其局势或稳定或动荡，对中国都极端不利。一个动荡不定而没有核武器的朝鲜，一个稳定而拥有核武器的朝鲜，究竟哪一种情形对中国构成更大、更长久的威胁？没有错，朝鲜之所以要发展核武器，公开目标是指向美国、日本和韩国，但在客观上，它是中国周边地区的新隐患。

　　因此，现在也许是中国跳脱惯性政策思维的时候了。一方面，在地缘上，朝鲜是中国和外部世界之间的缓冲地，确实有唇亡齿寒的关系，中国不可能弃之不顾；另一方面，朝鲜的核武器确实也是一大隐患，中国随时都有可能遭受池鱼之殃。也就是说，对平壤的战略定位，除了“唇亡齿寒”之外，还要增加“池鱼之殃”的内容。隔壁人家玩火，邻居首当其冲。中国在朝核问题上更要强调自己的“关切”，不再把朝核问题只当作美朝之间的事情。

乘势推动东亚格局重组

　　从东亚安全格局来看，朝核问题的最新发展，对中国外交战略固然是一大挑战，但同时也是一个潜在的机遇。关键要看是否运用战略远见，能否启动大格局思维，因势利导、借力使力。

　　如上所述，平壤发展核武器的首要目的，是针对美日韩，旨在突破三国军事同盟的长期钳制。而在拥有了核武器之后，朝鲜的谈判地位和谈判筹码便立即加重。

　　客观地看，冷战已经结束近20年，而美日韩却保持、甚至在加强冷战时期的同盟关系，早已落后于东亚地区的安全形势。平壤将此作为核武装自己的理由，并非完全无理。

　　中国的战略目标，应该是在东亚地区建立新的安全机制，增加开放性，剔除排他性，创造一个和平、稳定和多赢的格局。而着手之处，就是与其他各国一起，说服或迫使平壤放弃核武器，并把重塑东亚安全格局提上日程。而关键的步骤，就是美日韩必须松动或放弃冷战盟友关系，以便换取朝鲜冻结或放弃核武计划。

　　要达到这个目标，中国必须敢于出头，以亚洲大国的身份，发出倡议，斡旋各方，担起更大责任。无论这个目标何时能够达成，其过程本身就是中国树立国际威信、塑造世界领袖形象的机会。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

　　“五四”时期，振臂高呼“民主”和“科学”者，是一批以救国为己任的人们，博古而通今，纯粹而无私，偏激却可敬，浑身热血沸腾。而90年后之今日，高喊这些口号者中，虽然不乏有识有德、情操高尚之士，但究竟还有多少人是发自肺腑、情不自禁，并且脚踏实地、从自我修身做起？笔者不敢妄言。只是仿佛觉得，在世风混浊、轻飘浮躁的新时代背景之下，“五四”先驱者们的那份真诚、纯粹与执著并不多见。

精英与大众之间的隔膜

　　当代中国社会无疑比过去更为复杂，所以更需要民主和科学的精神。除了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和权贵阶层之外，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大众，尤其需要用民主和科学的精神来启智化愚、充实自己，维护自己的权益，追求平等和公正。但是，从目前的情形看，不同阶层的人群都在埋头追求自己的理想和目标，彼此之间互不相干、冷漠以对。如同90年前，当代弱势群体中的很多人依然不知“民主”、“科学”为何物，使得知识阶层的政治诉求变成无人喝采的仪式。

　　五四运动的精神来自于大公无私，其可贵之处在于有一批有道德良心和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试图为愚昧的大众进行思想启蒙，为工农阶级的利益奔走呼号，尽管他们的努力最终还是脱离了社会底层。那些老于世故、养尊处优的人们，那些对利害得失斤斤计较的人们，是不能担当起这种责任的。

　　而在当代中国社会，庞大的弱势群体其实更需要这些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意识的知识分子，帮助他们启迪智慧，为他们的权益仗义执言。只可惜，这样的知识分子不是越来越多，而是凤毛麟角。若仅仅是为了纪念“五四”而偶尔走出象牙之塔，重复几句当年的口号，说一些没有灵魂的应景之辞，那对中国社会的现实究竟有何意义？

　　“五四”之后的90年间，“民主”和“科学”在中国从来就是常说常新，但为什么有些时候具有强大的社会感召力，有些时候却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后者的问题，在于和普通大众之间存在着隔膜。一是因为倡导者始终在抽象的概念上来回打转，错以为概念本身就能解决中国面对的所有问题；二是因为高举这些旗帜者，并没有以身作则和身体力行，反而是高高地漂浮在普通民众和社会现实之上。

体制障碍与国民性格

　　二十年前，大约就在此时，北京的一些大学生们为了践行“五四精神”而打出了一幅标语，上面赫然写着：“七十年了！”意思是，在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七十年的时候，理想依然只是理想，中国社会的某些方面依然没有多大改变。现在，面对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现实，很多人也在叹息：“九十年了！”。
确实，与经济和商业环境相比，中国的社会环境、司法环境和人权环境等等，与这个崛起大国的身份并不相称，与其追求的远大目标也不相适应。而其中的主要障碍，既来自于体制，也来自于国民本身。
　　以历史的眼光看，决定一个国家命运的关键因素，并非只是体制，而更是国民或社会的性格特质。当代中国的面貌之所以是如此，既是社会体制所影响，更是国民性格所塑造。当然，体制会影响国民性格，但国民性格对体制的影响更大。这就是为什么五四运动所追求的目标，不只是试图以批判的精神改良社会体制，而更是以反思的精神去进行文化创新，重塑国民性格。这既是开启民智的社会运动，更是自我批判、自我启蒙的精神反刍过程。

　　可是，在谈及“五四”的时候，中国知识界只是集中于指摘体制的弊端，止于笼而统之地推崇“科学”和“民主”的概念，却没有深切地反躬自问、求之于己、审视国民性格的塑造。就像议论文革，不少人都强调自己是那个时代的受害者，但却回避或者故意忘记自己对那个时代的“贡献”。

把自己下沉到民众之中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先天都是正义者的化身，家国情怀浓烈，充满理想，满身正气，矢志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但有一个缺点，就是人格容易因为地位和身份的变化而发生异化。忧忧不得志者，往往走入极端，偏狭过激，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结果与社会现实格格不入，与政治体制势不两立。至于得宠得势者，就更容易踌躇满志、忘乎所以，甚至变得比权贵阶层更加面目可憎。

　　因此，若要继承和弘扬五四精神，中国知识阶层首先要端正自身，既要避免“五四”时代的急躁、激进和盲目，更要慎防孤芳自赏和自命不凡，唾弃浮躁与矫情，减少怨天尤人的情绪，把自己下沉到社会现实和劳苦大众之中。只有如此，当代知识分子才有可能超越“五四”情结，才能帮助社会端正国民性格，促进文化和体制的改良与进步。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

 　　在当代国际交往中，甚少听说政治领袖互赠书籍的事。大概有两个原因：其一，书是思想的载体，若不小心送错了对象，就会变得无趣；其二，在浮躁不安的当今世界，有心思且有时间看书的领导人大概不是很多。

　　不过，也有例外。在上星期的美洲国家峰会上，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把自己喜爱的一本书赠给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际舆论中引起了一番议论。此书名为《拉美开裂的血管》（Open Veins of Latin America），副题为“被掠夺五个世纪的大洲”，作者是拉美最负盛名的左翼作家之一加连诺（Eduado Galeano）。从书名看，该书的反西方立场跃然纸上，而查韦斯又是反美急先锋，赠书的用意十分明显，就是要试图影响奥巴马的拉美政策。

　　此事经过媒体报道之后，美国保守派眼中的“社会主义者”奥巴马，想必会感到一点尴尬。因为在此之前，有共和党议员就指责说，奥巴马在峰会期间对查韦斯过于友善。在后来的记者会上，奥巴马在被追问之下解释说: “我想，赠书给我是个好姿态。我毕竟是读书之人。”

独特的风格和诗一般语言

　　这一充满政治含义的花边新闻，使《拉美开裂的血管》在全球畅销。笔者也喜跟风，在书店里竟然找到了唯一一本英文版，由纽约的“每月评论出版社”出版，1971年首印，距今近四十年。

　　在为该书的序言中，拉美女性小说家阿兰德（Isabel Allende）把加连诺称为“超级天才”，一旦翻开这本书，人们就必定不能掩卷。笔者也有这种感觉，并非是因为赞同书中观点，而是被其独特的风格所吸引。而其诗一般的语言更使人觉得，其他人的政经著作实在是索然无味。

　　加连诺1940年生于乌拉圭，早年在拉美最具影响力的政评周刊《前进》任总编辑，《拉美开裂的血管》就是在那时写成，前后只用了三个月。1973年，乌拉圭发生政变，《前进》周刊被关闭，加连诺流亡到阿根廷；1976年，阿根廷也发生政变，他又流亡到西班牙，并将该书予以充实再出版。1985年，乌拉圭独裁政权终于被推翻，加连诺得以回返故国。

　　该书的主要内容，就是评述拉美几百年以来连番遭受帝国主义掠夺的历史，始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直至1970年代美国的政治干预和“经济入侵”。与此同时，作者更对拉美各国的右翼独裁政权和政商利益集团，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挞伐。

　　阿兰德在序言中说，她花了两天时间读完此书，历史留下的痛楚使她心潮起伏难平。而作为局外人的我们，阅读之时当然也会受其感染，但对笔者来说，感受最为深刻的，是其理性的愤怒、冷静的诉说和令人称羡的思想内涵。作者不仅让读者耐心地听其诉说，而且更把一种愉悦的阅读体验回馈给读者。至于这方面的例子，书中触目皆是。例如——

　　海地是西半球最贫穷的国家，洗脚工多于擦鞋匠：为了一枚硬币，男孩们愿意为无鞋可擦的顾客们洗脚。

　　我们的失败总是在别人的胜利中彰显；我们的财富总是通过培育别人的繁荣来为我们自己制造贫穷。

　　（对我这本书）最为正面的评价并非来自于有威望的批评家，而是来自于军事独裁政权，他们用禁书的方式对它予以赞美。

　　这位老妇人躬着身子，用手煽着火。她的背部弯曲，满是皱皮的脖子伸得直直的，看上去就像一只古老的黑乌龟。

　　拉美工业资产阶级的遭遇如同侏儒：它无需成长就会衰老。

　　在拉丁美洲，把游击队消灭在子宫之内，要比在森林和街道上消灭他们，更加卫生和有效。

做一个高超的“表述者”

　　此书的英文翻译非常出色，译者是英国记者贝尔弗雷基（Cedric Belfrage），早年移民美国，就职于好莱坞并加入美国共产党。1950年代中期，在麦卡锡主义的恐怖时代，贝尔弗雷基被驱逐出境，随后便成为加连诺所有著作的英文译者。

　　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系行伍出身，看上去毫无文气，但实际上却是勤奋的阅读者，过去在伦敦接受记者专访时，对英国名著广征博引，妙语连珠。因此笔者相信，查韦斯必定看过奥巴马的两本著作，对他当选总统之前的政治思维是比较了解的。英国《卫报》有文章就断言说，查韦斯给奥巴马送了一件“完美的礼物”。

　　抛却政治身份不谈，作为年轻知识分子的奥巴马，也许会对书中的某些部分产生共鸣。几年前，奥巴马在谈及古巴时曾经表白说，当他从书中知道古巴有良好的医学教育和医疗制度后，便开始对该国有了新的看法。因此，他担任总统后不久便试图改善美国和古巴的关系，显然并非是一时兴起。

　　从奥巴马自己的两本书中，笔者也感觉到他是一个广泛的阅读者，而且也是一个高智慧的写作者。《拉美开裂的血管》不一定能影响他的拉美政策，但其独特的论述风格和诗一般的语言，至少会引起“读书之人”奥巴马的阅读兴趣。

　　在国际政治和经济事务中，不公平、不公正和不道义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而我们听到、看到和读到的反应，很多都是浮躁、肤浅和嘈杂的“自我表述”，以为声音越大态度越狠，就越能吸引眼球和耳朵。那些声嘶力竭的叫嚣谩骂，那些极端偏狭的行为举止，还有那些哗众取宠的奇谈怪论，固然能够让外界知道有一群人在那里“不高兴”，但却不能让他们静下心来耐心地倾听，更不能赢得他们的理解和尊重。

　　但加连诺却非如此，他是一个高超的“表述者”。毫无疑问，在西方殖民史上，拉美地区是饱受欺凌的弱者，是世界旧秩序的长期受害者。可是，《拉美开裂的血管》却让我们发现，弱者在表达不满和向外发声时，更应该展现出智慧、理智、优雅和尊严，否则就无人愿意倾听。

　　实际上，当今国际事务中的所有“弱者”，无论是正在崛起的，还是继续受到压迫的，都应该对照《拉美开裂的血管》，反思一下自己的“表述”方式究竟差在何处。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

　　为了说明上述两大举措的重要性，笔者不妨介绍一下大致内容。

绝无仅有的庞大医疗安全网

　　首先是医疗制度的改革方案。4月7日，中国卫生部宣布，中央政府将在今后三年之内拨款8500亿元人民币，以便在2011年底之前建立覆盖全国的医疗服务体系，使90％以上的人口都能享受医疗保险。其中，中央政府将支持建设2000所县级医院、2万9000所乡镇医院，使每个县至少有一个标准的县级医院，使全国70万个乡村每个村都有医务所。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这是前所未有的景象。

　　其二是保护基本人权的行动计划。4月12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就今明两年的人权保护问题，发表了有史以来第一份“人权行动计划”。该计划承诺，在今后两年之内，中国城乡地区将逐步按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增加弱势群体代表的比例；严禁刑讯逼供和非法收集证据；严禁非法拘禁、错误羁押和超期羁押；严格控制和慎用死刑；为民众开辟更多申冤和上告的渠道；保障记者的采访权、批评权、评论权和发表权。

　　“人权行动计划”的上述内容，实际上都包含在宪法和过去发表的人权白皮书之内。但与过去不同的一点是，中国政府此次明文规定了落实这些计划的时间表，也就是在今明两年拿出成绩。这也就意味着，从现在开始，中国政府已把自己置于人民和外界的监督之下。

　　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在宏观上有“五年计划纲要”，而今年更有“保八”的增长目标。以中国执政党的行事风格，只要有决心去做，最后总能接近、达到乃至超过既定目标。因此，中国今明两年的人权状况如何，究竟是原地踏步、变得更差还是有所改善，关键还是要看政府是否有意愿和决心去做。假若执政党就像重视“保八”那样重视“人权行动计划”，像推动经济增长那样推动社会公正，中国的人权状况应该会有好转的希望。

　　从人权的广义概念来看，中国把医疗服务作为政府承担的公共事务，以投入大笔资金的方式，把13亿人口都纳入到基本医疗保险的安全网之内，这么大规模的公共医疗服务绝对是举世无双。而从保护人权的角度看，这无疑也是最基本和不可缺少的保障。

　　不仅如此，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的今天，中国的医疗体制正在明显地朝社会主义特色返潮。例如从今年开始，全中国将逐步建立居民健康档案，定期为65岁以上老人做健康检查，为3岁以下婴幼儿做生长发育检查，为孕产妇做产前检查和产后访视，为高血压、糖尿病、精神疾病、爱之病、结核病等人群提供防治指导服务。不用说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即便是一些发达国家的民众，也都会感到羡慕。

减少个案就是人权进步

　　但是，中国政府为改善人权所做的此类努力，往往都不会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相反，官员对部分“上访”民众的粗暴态度，个别民间维权人士莫名其妙地被公安拘留，发表不同观点的作者遭到政府的批评或打压，少数编辑记者偶尔脱离常规就受到这样或那样的对付，如此等等，这些个案都很容易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甚至被视为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证据。

　　没有错，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中国政府带领十多亿人口，大幅度改善了物质和精神生活，部分地区的生活水平甚至不逊于发达国家，这一事实也许会使“侵犯人权”的指责听起来很可笑。而在面对这类指责时，中国政府往往也就是用这些事实来进行自我辩护的。

　　可是，中国社会是否有侵权现象？执法机关是否有无视公民权利的行为？当然有，上面列举的那类个案都是证据。中国政府过去都会反驳说那些都只是个案，但殊不知，所有媒体都喜欢关注个案和特殊事件。越是个案，越是具体，越是特殊，媒体的兴趣就越大，对中国政府名誉所构成的杀伤力自然也就越大。

　　在此问题上，我们也许不能排除西方媒体有政治偏见，但更全面地说，它与新闻媒体的特性更加有关。对西方乃至所有媒体而言，13亿人的平静生活是一个共性，是一个庞大而抽象的模糊体。共性、抽象、模糊，就意味着没有新闻价值。但是，若有几个人在天安门广场被抓，或者某个民间维权人士在川震灾区被警方扣留，那无疑都有新闻价值，原因就在于特殊性。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异议分子的言论，就可轻易抵销中国政府所做的积极努力的原因。

　　如同所有国家一样，中国的人权状况无疑具有正反两面，其真实情况是绝大多数人的权利都受到尊重和保护，绝非像西方人权组织所渲染的那样糟糕和可怕。可是，在外部世界看来，为什么中国人权状况的负面形象要大于正面？

　　这里有很多原因，其中主要者之一，就是中国经常会发生一些处理不当、令人感觉不好的个案。这些个案一个接一个地在西方媒体上出现之后，就会在人们的记忆中连成一串，最后便形成了固定和单一的印象。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政府对西方媒体感到不满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它无法改变这些媒体的态度和方式。唯一能够改变它们的，就是不要轻易地授人以柄，尽最大努力去减少这些不好的个案。而减少这些个案，不正是“人权行动计划”的目标吗？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

　　不只是美英两国从长期坚守的重要原则上退缩，而且整个世界的政治版图更在发生深刻的裂变和漂移。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谁是“对手”，谁是“伙伴”？这些概念的内涵原本似乎都是黑白分明，或者可以不假思索地想当然尔，但现在却变得模糊不清，并正在模糊中发生质变和转换。

美国不再是原来的美国

　　例如在二战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以美国为核心的七国集团，不仅主宰着全球经济和金融事务，而且还在世界政治与安全问题上表现得铁板一块。可是，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这个集团却不堪一击，仅仅几个月的功夫就使其名存实亡，而其分崩离析之日已不再遥远。而在这所谓的“七大工业国”之内，意大利和加拿大已经没有了声音；日本还在孤独地挣扎；美英与德法对峙，成了相互对垒的阵营。

　　这种混乱的局面，是现有世界秩序陷入空前困境的表征。而昨晚闭幕的二十国集团伦敦峰会，无论其具体成果将受到何种评价，在根本意义上，它就是旧秩序走向终结、新秩序开始萌芽的历史性象征。

　　所谓旧秩序的终结，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简单地说，少数几个富裕国家主宰全球经济事务的历史，再也不能延续下去。这个历史的终结者，不是伦敦街头上那些反对资本主义的平民百姓，也不是近年来快速崛起的新兴经济体，而恰恰是旧秩序的最大守护者和最大得益者美国。

　　作为世界旧秩序中的核心力量，美国多年来在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的政策和行为，特别是它发动的伊拉克战争，都一再削弱了其作为“世界警察”的道德基础和道义威信；由于其金融体制引发了全球性金融灾难，把世界各国都变成了受害者，结果使曾经被视为楷模的美国发展模式，如今备受世界的指责和诟病。

　　可以说，美式资本主义的光辉不再，意味着原有的世界秩序失去了灵魂；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经济衰落，意味着原有秩序失去了实力的支撑。当然，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依然是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其政治、社会和文化依然有令人向往之处，但是，在失去了很多特征之后，美国已不再是原来的美国。

　　世界旧秩序之所以难以为继，还因为原有体制发生了内部分裂，美国再也不能恃其实力和模式的优越性，来发挥领导作用。在伦敦二十国峰会上，美国试图与东道主英国一起，共同主导峰会的基调和方向，试图继续把美英自由资本主义模式（萨科齐责之为“盎格鲁—萨克逊模式”），作为各国复兴经济计划的蓝本，并为未来的世界秩序勾勒出轮廓。为此，奥巴马总统和布朗首相在峰会前一天专门召开联合记者会，要求各国加大财政投入来刺激经济复苏，借此抵挡法德两国关于加大政府干预的呼声。
假若没有中国模式
　　美英两国的这一努力遭遇欧洲两个最大经济体法国和德国的强烈反对。法国总统萨科齐先是威胁不出席峰会，接着又针锋相对，与德国总理默克尔联合起来召开记者会，重申反对美英提交的峰会公报草案，再次要求各国同意加强对金融机构、特别是对冲基金的监管，否则他们就拒绝接受公报的全部内容。

　　可以这么说，在放任自流的资本主义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灾难的今天，法德两国要求加强政府监管的主张，在其他与会国家，特别是在新兴经济体中，无疑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无论最后公报在此问题上如何措辞，伦敦峰会都将标志着，未来的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就是要埋葬没有良心的自由资本主义。

　　自由资本主义的终结，不是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之争的结果。但是，在客观上，它却能帮助人们解释一些现实的问题，那就是，任何一个发展模式都并非无懈可击，它所取得的成功也不意味着永远的成功，更不能证明适用于全世界。

　　实际上，在二十国集团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发展模式，特别是已经持续了三十年的中国模式。尽管这个模式还存在着这样和那样的不足，还需要不断的校正和改良，但其巨大成功之处却是任何人都不该否认和蔑视的。谁都应该看到，假若没有中国模式，当前的全球经济就更加显得死气沉沉，其复苏前景就必定少了一个希望、少了一个动力。

　　因此，二十国伦敦峰会的历史意义，不在于各国领导人在最后公报里说了些什么，而在于这次峰会让全世界既看到了过去的失败，更看到了未来的希望。这个希望并非来自于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利益集团，而是来自于能够代表更多人诉求、维护更多人利益的世界经济新秩序。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

　　与过去二十年韬光养晦的姿态相比，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大转折。它不仅表明中国政府对内外局势了然于胸，对困难、机遇和趋势有清醒的认识，而且更预示着，在已经启动的国际秩序重组的过程中，中国将不再像过去那样深藏内敛，而是当仁不让地承担起与本身实力相对称的角色。

　　中国全球战略态势所出现的上述变化，可以从以下几种事态中看得一目了然。

坦坦荡荡　转守为攻

　　其一是建造航空母舰的计划。建造航空母舰的话题已经持续多年，但中国始终没有理直气壮地表态，要么是被“中国威胁论”所吓住，要么是被自己“和平崛起”的紧箍咒所束缚。总之，中国在态度上犹疑不定，在表述上吞吞吐吐，经常是有理说不清，甚至被外界视为心里有鬼、心中有愧。

　　但是，最近一个时期，特别是在北京“两会”前后，中国开始“下毛毛雨”，一点一点放出“建造航母”的风声，目的是要让其他大国慢慢适应和接受。终于，国防部长梁光烈本周一在北京会晤日本防卫大臣时，当面告诉他中国将建造航母，理由之一是“中国不能永远没有航母”。在很多中国人看来，这个“理由”说得实在太牛，要比任何长篇大论的解释都更有说服力。可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过去不说？原因无他，只是因为中国当时的战略定位处于守势，顾虑重重，导致心态不够坦然。

　　其二是改革国际金融秩序的建议。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多次呼吁要改革国际金融体系，主张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决策权，但一直没有提出任何足以反映自身份量的具体建议，反而在人民币币值的争议中，继续被西方国家指摘和批评。

　　但是，到了3月份，中国政府的态度逐渐清晰，回击西方的方式更是直截了当。最具代表性的事态是，在全国人大会议结束后的记者会上，总理温家宝对美国金融体系的安全问题，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忧虑，对中国所持巨额美元国债深表担忧。这一转守为攻的态势立即见效，逼得奥巴马总统迅速作出回应，宣称美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投资地。

　　而更具震撼效果的事件，是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的“取代美元”的建议。在全球瞩目的二十国集团峰会即将举行之际，周小川在中国人民银行网页上发表文章，不点名地指责美国未能确保美元的稳定，结果导致金融危机蔓延全球。他并提出，应该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创立一种新货币作为未来的国际储备货币，以便取代美元的作用。

直指华盛顿的“命根子”

　　这篇看似不经意抛出来的文章，立即在美国政界和财界引发震荡。先是奥巴马以总统之尊亲自表态反对周小川的倡议，接着是国会议员郑重其事地对财长盖特纳和联邦储备局主席伯南克提出质询，两人同样表示反对这一倡议。

　　有趣的是，在此后另一个场合，盖特纳却表示，美国对周小川的倡议“持开放态度”。此语一出，美元市场再受震撼。盖特纳上任之前在国会接受质询时，因指责中国政府操纵人民币汇率而招致中方的强烈不满。这一次，他也是在国会断然拒绝周小川的倡议，但此后却自相矛盾地说“持开放态度”。给人的感觉是，盖特纳心有余悸，担心再次开罪北京。

　　就眼前来看，周小川关于创立新货币来结束“美元时代”的倡议，目的似乎是要在伦敦峰会之前，为胡锦涛主席行使话语权创造语境优势和地位优势，从而为中国的其他主张鸣锣开道。

　　但是，这一非同小可的倡议，不会只是出于战术目的，其背后应该会有更长远的战略思考。美国今天之所以有今天的超强地位和影响力，最关键的原因之一，就是美元有“普世价值”。可以说，美元的强势地位就是美国的“命根子”，在中国的政治词汇中就是“核心利益”。因此，美元的衰落乃至被取代，自然就意味着美国的衰落和被取代。

　　中国过去从来没有公开挑战过美元的地位，一是因为没有能力，不敢；二是因为需要美元，不必。那么，周小川此次对美元作出威胁状，是否就说明现在有了这样的能力和必要性？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的能力远不足够，必要性也不迫切。问题在于，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主。债主有话要说，负债方不能不听。

　　美国非常清楚的是，中国在短期内不可能抛弃美元，但它毕竟持有全球30％的美元储备，因此出自中国之口的“取代美元”，就显得十分敏感。就如台湾问题，华盛顿与台北之间的一举一动都会使北京十分在意；同样，在攸关美国“核心利益”的美元问题上，中国的一言一行也会牵动白宫的敏感神经。对北京而言，既然美国可以经常把玩一下台湾问题，中国为何就不可以时常拿捏一下美元问题？

强弱易位的趋势

　　其三是建立“世界金融中心”的雄心。就在美元话题延烧之时，中国国务院前天通过一项政策“建议”，决定在2020年之前把上海打造成世界金融中心和海运中心。从本质上来说，上海的这种战略定位，其实就是中国全球战略定位的一部分。

　　中国媒体在报道这一决定时，不忘再次指责美国引发国际金融危机，继而对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对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构成了严峻挑战”。很显然，中国短期的战略意图，在于减少和规避美国金融体系的破坏性影响；其长远战略目标，是要建立独立可控的世界金融中心，为中国参与主导世界金融事务提供杠杆。

     从英美两国的发展历程来看，要成为世界强国，就必须具备几大重要条件，一是拥有强大的海军力量；二是在国际金融事务中占据中心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从最大的债务国变成最大的债权国，美元取代了英镑，纽约取代了伦敦，华尔街取代了伦巴街（Lombard Street），使全球金融体系开始环绕新的重心运转。美国的强国地位，就是在此基础上确立。

　　相比之下，中国现在的弱势一览而尽：其海军力量与美国不可相提并论，而上海要取代纽约的地位又谈何容易。但是，美国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过去的产物，不是未来的结局。而世界历史已多次证明，强弱易位的最关键因素，不在于现在拥有的财富有多少，而在于创造财富的能力有多大。中国现在不再回避建造航母问题，敢于对美元的地位说不，并且决心把上海建成世界金融中心，这些大动作无疑都能反映出其创造财富的潜力。

　　从目前来看，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国际环境，对中国而言变得较为有利。在整顿国际金融秩序问题上，欧洲和美国已经发生了重大争执和分歧，而主要新兴经济体与中国保持基本一致，可见美国的单极世界已陷入空前危机。“美元时代”不可能很快结束，但美国已经变得力不从心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

　　以亚当斯提出的外交理想来衡量，美国“无瑕号”军舰不远万里前往海南岛附近海域，据说是测探中国海军的动向，可以说也是“寻找猛兽”的行动。“无瑕号”当时所在的位置虽非中国领海，但却是中国的专属经济区，其行为状态不是无害通行（innocent passage），而是海上作业。无论美国在主观上是否把中国当敌人来监视，但从中国的角度看，必定会产生“来者不善”的感觉。就像人际关系，假若自己被别人上下打量，而且是近距离盯视，虽然没有构成有形的伤害，但心理上必定会有被冒犯、被威胁的感觉。

　　奇怪的是，事情发生之后，美国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抢先声张此事，指责中国船只滋扰“无瑕号”，结果把事情闹大，以至于变成了两国之间的重大争执。我们可以想象的是，假若美国不出声、不指责，中国方面很有可能为了保全双边关系的“大局”而保持沉默，等待来日私下交涉。孰料美国反过来以受害者身份公开提出指责，中国当然不会接受，所作出的强烈言辞反应也在情理之中。

对国际海洋法各取所需

　　从双方近日来的言辞来看，中美之间的最大争执点，在于“无瑕号”测量船在中国专属经济区海域作业究竟是否合法。中方指责美国军舰未经许可进入，违反了国际法和中国法律；美国指出那一水域属于公海，不是中国领海，所以没有违法的问题。由此可见，双方似乎都能找到对自己有利的法律依据，都可以为本国船舰在当时所作的行为提供正当性。

　　用国际海洋法来检视两国船只的行为是否正当，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在处理类似复杂的国际纠纷时，法律并非万能，甚至在很多时候是无能为力的。就此次海上对峙来说，双方都援引法律来自我辩护或指控对方，虽然完全必要，但却是最原始的反应模式，也是基于最低的标准之上，与两国誓言要开展“战略合作”的目标极不相称。

　　不错，中美两国必须用法律来规范和监督各自的行为，但作为两个重要的大国，若只是满足于“不逾越法律”，那是远远不够的。这是因为，如果只以法律的低标准来要求自己，那么，两国都能为很多损人利己的行为找到正当的理由。

　　就比如中美贸易之争，假若中国不负责任地抛售美国国债，或者为了扩大出口而使人民币贬值，在法律上是没有障碍的，但这是否就意味着中国可以为所欲为？当然不是。同样，美国说“无瑕号”并没有违反国际法，即使这种说法是成立的，那也并不意味着在他国专属经济区从事侦测行动，就是可以接受的正当行为。

　　中美关系建立在法律框架之上，但其发展现状已经超越了“只要不违法就可接受”的低层次；中美之间同样互有期待，而且期待越来越高，早已超越了只能用法律来约束对方行为的阶段。而在此次海上对峙事件上，有关法律只是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之一，况且双方站在不同的角度竟然得出不同的结论，结果必定会使事情不了了之，无助于将来。因此，关键还在于两国政府，它们必须站在更高的位置，用政治眼光和政治共识去面对和处理，以便防止发生更加危险的事端。
自相矛盾的对华政策
　　事实上，就法律层面而言，法律并没有要求中国必须做美国“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更没有规定中国必须在金融危机中与美国“同舟共济”。若以“违法”和“不违法”的低标准来要求，双方都无须顾及对方的利益和感受。从中美过去的交往来看，很多争执和冲突都与此低标准有关。以最低的标准来宽容自己，以最高的要求去约束对方，这是强权者所喜欢的逻辑。

　　昨天，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和中国外长杨洁篪在华盛顿举行了会谈。在谈到这次海上对峙事件时，希拉里表示双方将作出努力，以避免类似事件的重演。当前，中美两国正试图以合作的态度来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尤其是在伦敦金融峰会即将召开之际，美国很需要中国给予支持与合作。在这种背景下，两国外长低调、平和地面对这一不愉快事件，当然是明智的做法。至于是否真有意愿确保不再发生类似事件，我们只能观望。

　　由此也可以看出，对于海上对峙事件，美国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的处理手法是有所不同的，这反映出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有明显的自相矛盾之处。而正是这个原因，使得中国政府和民众对美国的战略意图始终怀有深刻的疑虑和不信任感。美国一边要求中国继续购买美国国债，要求中国承担振兴世界经济的责任；一边却不顾中国的感受，高调批评其人权状况，指责北京对待西藏的政策，在中国沿海地区及其上空频繁地进行军事侦察。

　　美国的这两个面孔和两种行为，既削弱了对华政策的信誉，又强化了中国民间的反美情绪。目前在中国，就如同在美国一样，民间情绪是可以影响外交决策的。对此，美国的决策者有必要予以重视。

　　中美此次海上对峙并非是很严重的事件，但其象征性却很明显。美国百多年前从大洋彼岸向西扩张，并最后占领了菲律宾，此后就一直是太平洋地区的主导者或主宰者。现在，雄心勃勃的中国正在快速冒起，原有的均衡状态迟早会被打破，美国经常对此作出一些自相矛盾的反应，甚至习惯性地露出帝国心态，一点都不奇怪。若认识到这一点，中国在面对类似事件时，也许就更有耐心和智慧。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

　　昨天，一年一度的中国人大会议在北京开幕，总理温家宝作《政府工作报告》的时间长达两个多小时，CNN和BBC予以全程直播。而在此前几天，国际媒体就开始猜测温家宝是否会宣布加大刺激经济的力度，市场上的投资者更是予以乐观的期待。在期待心理的驱使下，亚太和欧美各地股市前天纷纷大幅上扬。

　　可是，在昨天宣读的报告中，温家宝并没有像外界预期的那样，宣布扩大刺激经济的配套。奇怪的是，亚太股市竟然没有作出失望的反应，反而是再次上扬。

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

　　其原因之一，想必是投资者从温家宝的报告中依然获得了信心；其二是在全球经济一片灰暗的背景下，中国8％的经济增长目标是全球所剩无几的兴奋点之一。只要中国为这个目标作出什么动作，海内外投资者就会作出兴奋的反应。

　　在中国人大开幕之前几个小时，英国首相布朗在美国国会发表“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演说。他强调美英之间有“特殊的关系”，呼吁美国和欧洲朋友一起“领导”世界经济的复苏。但是，与温家宝的工作报告相比，布朗誓言要领导世界经济复苏的宏伟目标和慷慨言辞，却被英国之外的世界媒体所忽视，市场上更是毫无反应。并非是言辞不动听，而是因为在豪言壮语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太大的反差。

　　这样的反差同样存在于中国和欧美之间。在世界五大经济体当中，目前唯一还在增长的经济体只剩下中国。即便是去年12月只有6.8％的增长率，那依然是所有发达国家所无法企及的。

　　但是，把中国的现在和过去相比较，反差也十分强烈。目前，中国经济已经是连续六个季度放缓，数千万人失业或者无法就业，足以让敏感于“社会稳定”的中国政府寝食难安。最近以来，中国领导人多次以“极其严峻”来形容经济形势，温家宝昨天更称之为“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

　　再比较一下去年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基调，我们就更容易感受到，中国经济随着外部形势而急转直下的事实。
在去年的人大会议上，温家宝誓言要控制借贷和资本供应量，以此抑制投资过热和经济增长过快的趋势；而在昨天，除了重申4万亿经济配套之外，温家宝还宣布多项“保八”措施，包括9080亿元人民币的中央政府投资，还有高达9500亿元的预算赤字，后者为60年来最高。

　　毫无疑问，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其直接目的是要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就如同温家宝昨天所说：“在中国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要扩大城乡就业，增加居民收入，维护社会稳定，就必须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

“中国特色”能否再崛起

　　但是，从根本的角度看，能否确保经济在较高水平上持续平稳发展，攸关中国能否处变不惊，能否把握住正确的发展方向，能否继续自信地去创造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成熟模式。

　　整整30年以来，中国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地试验和摸索，终于以经济和社会取得巨大进步的事实，初步证明了“走中国特色道路”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它使固有的政治管理体制经受了各种挑战和考验，又使中国在世界其他主要经济模式中崭露头角、独树一帜。直到金融危机来袭之前，人们还在热烈议论“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在西方模式长期主导世界历史发展方向的背景下，“中国特色”的异军突起似乎给人类文明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但是，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对原本成功的“中国模式”构成了巨大挑战，也使我们看到了“中国特色”背后存在的重大缺陷，那就是还经不起外部冲击。作为一个庞大的国家，中国经济的发展进程，理当能够抵御和降低外部不利因素的影响，但中国此次并没有做到。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在失去了外部市场的支持之后，“中国特色”也跟着失色。

　　也许可以这么说，“中国特色”的成功要素之一，在于有庞大的海外市场，尤其是美欧发达国家的市场。但海外市场一旦靠不住，“中国模式”就少了一个重要的支撑点。中国政府早就大张旗鼓地提出了“西部开发”和经济转型的战略，着眼点是要减少东西部发展的不平衡，只是因为没有料到外部环境的突变，结果使经济转型的步伐比金融危机慢了几拍。

　　然而，纵观当前世界政经形势，所有曾经成功的模式，都被金融风暴吹打得千疮百孔，未来若干年还要不得不艰难地挣扎。在这个时候，若还要鼓吹和指望中国去照搬或仿效其他模式，就会显得不合时宜。事实上，所有的模式都正在金融危机中重新洗牌，优劣之争依然没有结束。对中国，这固然是一大挑战，但也是一大机遇。

　　目前的情况是，世界在看美国，美国在看中国，中国在看自己。美国经济迟早必定要复苏，它对中国依然非常重要，只是需要耐心地等待。而从短期来看，唯有“中国特色”最具备早日重新崛起的潜能。其东山再起之日，或许意味着新的世界经济秩序的萌芽。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

  　　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使世界上所有的经济模式都暴露出自身的缺陷；也让各国政府突然发现，它们在经济安全上的自卫与自救能力，原来是如此地薄弱。不用说其他国家，就看“世界超强”美国，危机来袭之时，其银行体系竟然不堪一击。美国的武器装备为世界一流，军事盟国和军事基地遍布全球，但在金融危机面前，完全没有用武之地。

　　确实，与冷战时期相比，当前的世界局势虽然看上去要安全得多，但其复杂程度和不可预测性却远远甚于当年。在冷战时期，美国只需靠军事优势和盟国支持，就可消除苏联的威胁，并且主导国际秩序几十年。但今日，金融危机、气候变化、核武器扩散以及能源短缺，样样都是迫在眉睫的威胁，美国不可能靠军事手段解决，更不能靠军事同盟去应对。

新时期的美日同盟关系

　　当然不只是美国，世界上所有国家其实都面对着同样的处境。在崭新的世界局势下，很多国家原有的政治、军事、经济和外交资源，都已经变得捉襟见肘。至于冷战时期残留的旧观念、旧心态和旧模式，就更是无法应付新的现实问题，反而有可能成为政治包袱和外交障碍。

　　但也有完全相反的例子。就比如，中美两国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盟友，但在当前艰难的经济形势下，却愿意出手互救，两个非盟友国家竟然也可以进行“盟友式合作”。中国不大可能与美国正式结盟，因为盟友之间有主次尊卑之分，缺乏平等，但这绝非意味着中美当前合作的重要性，就必然低于美国在冷战时期与盟友之间的合作。恰恰相反，由于中美经济合作的目标是追求双赢和多赢，所以其积极意义要远远高于冷战时期追求“你死我活”的军事同盟关系。

　　因此，对于中美之间日益密切的对话与合作，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盟友应该“喜闻乐见”，不应心存嫉妒或者忐忑不安。比如日本，作为美国的亲密盟友、美国第二大债券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全球陷入经济困境之时，应该比中国更加积极地与美国进行合作，共同应对，这样才更能凸显出日本的作用和价值。

　　但实际情况似乎并非如此。自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日本最关心的事情就是美国新政府是否会更倾向于中国，是否会继续把日本当作重要的盟国看待。由于过度留恋冷战时期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日本对美中之间的交往非常敏感和在意，包括对中美战略对话机制的不断升级感到不是滋味。

　　这种患得患失的心态，使日本在对美交往中显得短视和急躁，过度重视外交的形式和政府的面子，例如希望希拉莉首先访日，希望麻生首相成为第一个受邀访美的外国领导人，等等。近日，麻生太郎应邀访美，如愿以偿地成了“第一”，面子上感觉很风光，但实际效果并非理想。

　　麻生抵达华盛顿之前，希拉莉刚刚从亚洲返回，美日两国之间该谈的事情都已谈过，实无紧迫之事必须劳驾首脑出面。况且，奥巴马上任才一个月，内政要务千头万绪，经济问题更令其焦头烂额。麻生在此忙乱之际杀到，美国政府不可能不重视，但也不可能花太多精力给予过高的重视。结果，这次访问还没有来得及引起世人的注意，就被奥巴马的国会演说及其铺天盖地的报道和评论所淹没。

冷战同盟已不能互救

　　麻生此行当然也有实质结果，一是向奥巴马承诺，日本将为8万名阿富汗警察支付六个月的工资；二是决定向阿富汗派遣特使，以便与美方进行协调。可是，与压在奥巴马肩上的金融危机相比，这些都是无关痛痒之事。麻生首相亲自跑到华盛顿，“千里送鹅毛”，固然能够表明情谊的厚重，但无疑也暴露出美日之间的合作是有局限的。当美国在经济上最需要与盟国“同舟共济”的时候，麻生除了重申不搞保护主义之外，没有拿出任何可让奥巴马感到振奋的东西。

　　与美日盟友关系相比，中美两国既非敌人也非朋友，将来有可能依然如是。这种关系的最大特点，就在于避免了盟友关系所容易带来的纠缠。若美国把中国当作敌人，中国就是它最可怕的敌人；若美国把中国当作朋友，中国就是它可以指望的朋友。假若用冷战思维来看待中美关系，人们是看不到任何积极结果的；假若把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框架套在中美关系之上，人们同样不会产生任何乐观的期待。

　　但是，当今世界毕竟与冷战已远，以是不是“盟友”的身份来设定自己的外交政策和政策目标，早已不合时宜，因为它会使视野变得狭窄，使想象力变得贫乏，最终导致自己追求利益的途径和手段越来越少。而最可怕的情况，就是死抱“盟友”不放，结果只能像那句俗话所说，“在一棵树上吊死”。

　　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包括有关中美关系的言行，基本上没有明显的冷战痕迹。希拉莉呼吁中美两国“同舟共济”，无论这是权宜之计、迫不得已的姿态，还是有什么长远的考虑，美国人对中国人说出这句中国话，起码反映了其外交政策的灵活性，其看待中国的角度也跟着现实在变。我们不用猜测中美在危机时刻的“同舟共济”，究竟会把双边关系带到何方，因为只要这种合作对双方都有利，未来的双边关系就让未来的现实去塑造。

　　日本对中国的外交政策，至今依然以美国的政策为基准。这是因为在过去几十年里，日本只需与美国保持战略一致，就能实现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但现在，当美国把自己的前途和中国连在一起的时候，日本又将如何看待中国？

　　或者也可以反过来看，当中国和遥远的美国携手并进的时候，它又将如何看待近在咫尺的日本？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