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齐河教育局 韦清

　　教师懒得读书或根本不读书，已是普遍现象，而原因则是众口一词的“没时间”。很多时候，教师工作是繁杂琐碎的，要面对各种检查，要面对各种考试，说没时间也是一种客观事实，但更是一种借口。

　　我在学校的时候，常看见这样的场景：上午第4节课的铃一响，有些学生就飞快地跑到食堂打饭，然后手里拿着馒头，一边吃一边匆匆向操场的乒乓球台子涌去。如果中午没有非做不可的作业，他们就一直打到下午上课。有时下着毛毛细雨，有几个孩子还在兴奋地数球，盼着轮到自己摸上球拍。是什么让他们如此着迷？不是别的，就是兴趣。兴趣能产生不可阻挡的魔力。

　　如果教师对阅读有兴趣，就能挤出读书的时间；如果阅读是一种享受，不用谁催，他也会心甘情愿地每天拿出时间读书。相反，如果没有兴趣，即使有再多的时间，他也懒得往这方面想，也就等于没时间。

　　没时间读书，是教师给自己的惰性披上的一件体面的外衣。那么教师干什么有时间呢？他们闲聊有时间，而且见缝插针，每次开会，许多人凑在一起说个没完；每到周末节假日，打扑克牌者成群结队，就是在饭局前的空档，也不忘赶紧打几圈；甚至在办公室，只要没有课，只要校长没转悠过来，也还是滔滔不绝地谈天说地---他们干什么都有时间，唯独阅读没有时间。更可悲的是，如果都在那里打扑克，有一个同事在一旁专心看书，他就会遭受冷嘲热讽，就会被视为另类。

　　教育是孵化理想的温床，学校是拒绝世俗的殿堂，教师是充满诗意的职业，教师应该富有幻想和激情，教师应该活得纯粹而高雅---他的“每一天都是新的”，他用好奇的眼光看世界，用和善的眼光看世人，用柔和而充满希冀的眼光看学生……而这些都离不开阅读。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既给他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又可使他们“吐故纳新”，不断刷新自我；离开阅读，人就会庸俗肤浅，梦想的翅膀就被折断了。教师一旦对什么都无所谓了，比什么都可怕！

　　“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这个民族的阅读水平”，如果教师在阅读中长时间集体缺席，一个民族的精神薪火如何传承？

　　《中国教育报》2008年12月4日第8版

　　教育是创造者的事业，美妙的旋律、愉快的旅行以及身边的点点滴滴都是教育的素材。

　　从我国最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到提倡“兼容并包”的蔡元培，对有些人来说，他们的名字或许有点“过时”，但现在提倡的一些教育新理念、新方法的源头说不准就是他们。

　　重温这些大教育家的生平故事，你也许会发出这样的慨叹：“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姚常房

　　“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执教者为人模范，应以身作则，尽忠教育，始足化民成俗，培植人才。至于滥竽士林，剥削生徒，俨同市侩，愚深耻之。窃以为献身教育者，虽不能如马融之出资讲学，郑玄之耕田自给；亦应效古教育家之动机纯正，秉诚教导，始能达到国家所期望之目的。”《中国大教育家》自序中的这段话，道出了教育家应有的社会担当，更拓宽了我们审视教育的视野。

　　千万教师演绎了千万种教育方式，千万种教育方式培养出一代代社会栋梁。在这个简单的循环中，我们可以看出教师是文明的传承、传播者，而教育则是社会进步的根本。教育是创造者的事业，美妙的旋律、愉快的旅行以及身边的点点滴滴都是教育的素材。把生活融入教育，既是对教育的补充，更是对教育本真的溯源。

　　教育与音乐完美结合

　　很多大教育家都对音乐情有独钟，他们利用音乐帮助学生学习，加深他们对知识的理解，为学习创造一种轻松愉悦的氛围。从孔子“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到孟子“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曰而不速”，从马融的音乐助兴到胡瑗“每公私试罢，掌仪率诸生会于肯善堂，合雅乐诗歌，至夜乃散”，等等，无不显示大教育家的“乐教”情怀。音乐让他们的教学变得轻松、有趣，同时也让学生在悠然的情调中体会到学习的真谛，既调剂了生活，也陶冶了性情。

　　音乐对教育是一种补充，更确切地说，音乐应该成为教育的一部分，内化到教育之中。音乐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和途径之一，对于开拓型人才的培养，对于学生个性的发展和人格的完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许多教育领导机构和一些中小学校将音乐教育作为教学改革的突破口，办出了特色，办出了水平，促进了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

　　《诗经》里的“不学诗，无以言”，指出了“乐”的功用。音乐移人性情的作用，远胜于知识教育。大教育家们都深谙此道，他们带领学生，或闲弄丝竹，或纵情高歌，或寄情山水……胡瑗说：“必游四方，尽见人情物态，南北风俗，北川气象，以广其闻见。则谓有益于学者矣。”蔡元培先生当年在北大组织了各种研究会，以培养学生的研究兴趣，音乐研究会就是其中之一---“养成创造新谱之才，采西乐之特长，以补中乐之缺点”。

　　重温大教育家的乐教情怀，不仅能感动和鼓舞我们，也能为当下的教育注入新鲜血液。
笃行：教育的归宿

　　现在有些教师陶醉于讲授那种华而不实的空头理论，拘泥于各种僵化的教育规则，殊不知在书本和理论之外，还存在一个更广阔的天地---行。缺少“行”的教育，就是失去鲜活生命力的教育。

　　大教育家的“行”表现为两个方面：先在“行”中汲取知识，然后再把知识应用于实践。从孔子“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到荀子“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已矣”，再到程颐的“百工治器，必贵于有用”，等等，都是古代教育大家学以致用的生动事例。比照当下，一些教师在课堂上经常有种力不从心的感觉，因为没有丰富的社会经验，他们只能“从理论到理论”，难以有更多的深化和拓展。学生听起来很吃力，更不用说把这样的知识应用到实践中去了。

　　对学生来说，最快乐的学习方式是“行”。早在宋代，胡瑗就根据自己的教育实践，提出带领学生旅行参观的学校组织教学法。他认为，要增加学生的见闻，就应该多带他们去旅行。所以，他倡导的旅行不限于游历山水，更注重人情风俗。通过这种方式开阔了学生视野，也增加了学生的知识。

　　著名思想家王阳明也特别注重“行”，主张进行旅行、游艺等活动，因此他的学生活泼异常，学习热情很高。《阳明年谱》记载：“滁州山水佳胜，先生督马政，地辟官闲，日与门人遨游琅琊泉间。月夕则环龙潭而坐者数百人，歌声震谷。”像这样一团和气的学校，可谓和谐学校的典范，确实是现今教育的理想追求。

　　出国留学也是“行”的重要方面。主张“西学为用”的张之洞先生在当时极力主张派学生出国。他在《劝学篇》中将“游学”列于“设学”之上，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行”的重视。不论是在国内游山乐水，还是到国外“广见闻”、行万里路，都是获得知识和人生道理的一条捷径。

　　大教育家的“大教育”情怀

　　在传统教育中，教师很容易犯一个错误，即在评价学生的时候，更多的是从学生身上找原因，而忽视了教育者自身以及整个教育环境可能存在的问题。

　　教育有“大教育”和“小教育”之分，学校教育并不是教育的全部定义。教育者在立足学校的同时，还应该关注“大教育”，即书中蔡元培先生所谓的“社会教育”，此类教育实施的目的在于提高全民素质。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开办平民夜校时说：“从前只有大学生可以受大学教育，旁人都不能够，这便算不得平等。现在大学生分其权利开办这个平民夜校，于是平民也能到大学去受教育。”

　　与蔡元培先生一样，许多大教育家都有强烈的“社会教育”情怀，并倾注时间和精力躬身为之。在他们看来，“大教育”是社会大学的理想办学模式，作为“小教育”的受益者，他们有义务以实际行动服务社会。张之洞筹款建学、蔡元培设立教育基金等义举，都是受教育者反哺教育的体现。广而言之，“大教育”不应该仅仅是政府或者社会组织的责任，而是全民都要参与的大行动。

　　该书虽然不能包治教育百病，但通过梳理古代经典教育思想以及成功的教育实践，却能让人眼前一亮，获得不曾有过的感动。从我国最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到提倡“兼容并包”的蔡元培，对有些人来说，他们的名字或许有点“过时”，但现在提倡的一些教育新理念、新方法的源头说不准就是他们。

　　这21位教育家所处的时代并不相同，社会背景各异，他们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也有差异，但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即育人。重温这些大教育家的生平故事，你也许会发出这样的慨叹：“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中国大教育家》，程振英著，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年5月出版

　　《中国教育报》2008年12月4日第8版

　　《反思中国人成才障碍》一书的作者认为，我国学生在知识结构上的缺陷表现为：显性知识有余，隐性知识不足；理论知识有余，实践知识不足。显性知识方面的优势使我们在基础教育阶段与发达国家似乎难分上下，但隐性知识教育方面的劣势则致使我国高等教育阶段处于明显落后状态。

　　从隐性知识看目前我国教育知识结构缺陷

　　我国的学校教育是以隐性知识的缺失为代价换来显性知识的高积累。正是隐性知识方面的劣势，导致我们的学生没有后劲。

　　2006年9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对3000多名理科新生进行面试，从中选出121名尖子生进入高等工程学院理科实验班。

　　面试中的一个题目是：什么是圆锥曲线？大部分考生会背诵圆锥曲线的定义，但面对现实生活中茶杯中的水面，却不知道茶杯壁可以看作圆锥侧面的一部分，以及水面可以看作平面。同样的生活中的例子也很多，如手电筒的光照在墙上的影子，从灯罩上方漏出来的台灯的光照在墙上的影子，这些也都是平面截圆锥。然而，我们的学生往往认为只有书本上、考试卷子上的平面和圆锥才是数学，而生活中的水面、茶杯、手电筒和墙面则与数学无关。

　　尽管我国学生擅长数学，但只是善于做数学习题，并不善于把复杂的生活情境归纳成数学问题，以数学的思维加以解决，再还原到生活中去。

　　学生暴露出来的缺陷显然是来自学校教育的缺陷。中国孩子联系生活的能力普遍较弱，是因为学校里、教材上所有的数学题目都是从数学到数学，与生活情境没有关联。我国中小学的数学教学没有引导学生将眼光从书本和考卷的狭窄天地中解放出来，放眼到现实生活中去观察和体会数学，从而导致学生学了数学却不会在生活中灵活运用，缺乏运用数学知识处理现实生活中各种相应问题的能力。从这个角度看，与实际生活的联系太少正是中国数学教育失败的一个关键点。

　　被公认擅长考试的我国学生，其实并不是什么考试都擅长，凡是涉及实践性强的考试，我们就比不过人家了。譬如，英国文化委员会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中国雅思考生在写作和口语单项考试中近几年来的分数都是全球最低的。麦肯锡2006年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大陆）不到10％的大学生具备英语沟通能力。

　　2004年，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对4000多名非英语专业的在校大学生进行的一个调查显示，19％的学生“几乎全部”

　　时间花在英语学习上，56％的学生“大部分”时间花在英语学习上。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大学生这样花如此大的代价学无使用价值的应试英语，而在英语学习上所花费的无用功无疑加大了中国青年人在成功方面的时间成本。

隐性知识教育缺乏的弊端与影响

　　以往我们对知识的传统界定是：知识属于认识的范畴，而经验只是知识的初级形态。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以后，人们对知识的含义有了新的认识并对知识的概念作出了新的界定。按照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1996年发布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报告，知识可分为四大类：其一是有关“是什么”的知识，属于描述事实方面的知识；其二是有关“为什么”的知识，属于探究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基本原理方面的知识；其三是有关“如何做”的知识，属于操作、实验、技能方面的知识；其四是有关“源于何处”的知识，属于寻找信息和知识源头的知识。前两类知识一直是我国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而后两类知识则是我们的教育始终缺乏的。

　　如今对知识的这种新的划分，与以往对知识的传统界定有了根本性的差异，知识的范围被大大拓展，不仅包括那些能够言传的显性知识，如事实、原理、概念、理论体系等，而且还包括那些只能意会的隐性知识，如经验、技术、技巧、能力等。当我们把未系统化的经验类知识也划入到知识范畴之内时，知识已不再仅仅停留在认知范畴，而是扩展到了应用范畴。

　　传统的知识观限定了我们对知识的认识，也限定了我们对学校教育内容的选择与安排。长期以来，我国学校的教学内容都集中在书本知识的灌输以及系统学科知识的传授，而科技实验和社会实践方面的课程即使在大学也很少，更不用说中小学。相比之下，美国在中小学就已开设大量贴近生活、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如园艺、电脑、缝纫、烹饪、木工、机械、摄影、绘画、乐器等丰富多彩的实用专业课程。

　　这些课程通过对学生实行各种基础的技术培训，在提高动手能力的同时，也让他们了解了职业、行业与谋生，并使他们从中积累和发展了隐性知识。

　　人们所拥有的知识不仅包括那些通过言语、文字或者符号的方式表达出来的知识，还有那些不能符号化的经验知识，这种知识就是隐性知识。显性知识构成了人们在认知风格和认知特质上的共性，而隐性知识则使个体得以个人的方式来理解、洞察、体会、感悟、认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

　　隐性知识因高度个人化而难以形式化，不易于传授给其他人。因此，我们头脑中的内含量总是多于我们的表达量。隐性知识中不仅包含一些非正式的、难以用语言描述出来的技能或技巧，而且还隐含着一些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和个人化的观察视角，正是这些隐含的深层内容使隐性知识具有重要的认知意义。

　　隐性知识的运作犹如结网一样，在无意识中逐渐地将原本无关联的知识、经验连接在一起。不仅如此，显性知识的接收、理解、记忆、整理、深化等效果也要依靠隐性知识的运作。由此，缺乏实践性的教学活动所造成的影响不仅仅是动手能力差，还因隐性知识的缺乏而影响了显性知识的吸收和组合，从而直接影响了认知活动的水平。

　　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中，隐性知识的作用远远大于显性知识

　　我国以往的学校教育限于传统知识观的制约，往往缺乏实践性、动手性、高参与性的科技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把智力培养局限在学校课堂上回答问题，而不是在生活实践中解决问题。由此，造成了我们所培养的学生缺乏个人化的隐性知识，这不仅构成了以缺乏动手能力、缺乏实践经验而显示出来的知识结构的缺陷，而且还构成了以缺乏连接知识的触点、缺乏组合知识的素材而显示出来的思维结构的缺陷。

　　单纯的书本知识即显性知识的学习，是一种通过文字符号间接获取知识的形式，其缺点是，由于知识的学习脱离知识的应用，且间接习得的知识因没有融入个体亲身经历的心理体验，故难以使知识经个体思维的参与而加工、升值，并且造成了学得快、忘得快的结果。

　　以往我们对知识的理解是：知识就是力量，而力量是越大越好，所以知识的积累量就成为衡量知识水平的唯一标准。现在我们对知识的理解已转变为：知识就是能力，而能力的高低是相对的，并有着类型的差别，所以衡量知识的标准不再是唯一的，知识的积累数量让位于知识的积累质量、知识结构的合理性、各类知识的平衡搭配以及知识结构的再生力。

　　在成功的过程中，隐性知识的作用远远大于显性知识，因为隐性知识对显性知识具有潜在的制约作用。由此，无论是培养能力还是开发创造力都要从隐性知识的获得入手，而隐性知识的积累、组合、转换都是以参与综合性实践活动为前提的。这意味着，隐性知识是与综合能力相辅相成的。

　　从大学和研究生阶段来看，在课程的学习成绩方面美国学生常常不是中国学生的对手，然而一旦进入搞研究性的课题，中国人往往既不如美国人机灵，也没有他们那么富于创造性。中国学生只擅长在限定范围里去寻找标准答案，一旦需要自己发现问题、自己寻找结论时就会不知所措。这是隐性知识缺乏造成的必然结果，正是因此导致我们的学生没有后劲。

　　（《反思中国人成才障碍》，上官子木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出版）

　　《中国教育报》2008年12月4日第7版

　　亨利·贝斯顿曾因其在自然文学中的突出贡献而被授予“爱默生-梭罗”奖章。《遥远的房屋》尽管出版于80年前，但书中许多观点，今天不仅没有过时，反而能让我们产生强烈的震撼与共鸣。

　　亨利·贝斯顿（1888－1968年），美国著名自然文学作家。美国文理科学院因其在自然文学中的突出贡献曾授予他“爱默生－梭罗”奖章。他一生写过多部自然文学作品，代表作是他在上世纪20年代所写的《遥远的房屋》。这本书描述了作者在马萨诸塞州东南部的科德角半岛---濒临大西洋的一片海滩上，独自生活一年的所见、所闻与所思。

　　1925年，人到中年的贝斯顿在科德角海滩买下了一片土地，建造了一所自己设计的房子，还在沙丘上挖了一眼井，用水泵来获取饮用水。贝斯顿住进自己称为“水手舱”的这所房子后，朋友每两周开车来带他去外面采购生活必需品，保证他能在海滩上坚持观察思考和读书写作。

　　《遥远的房屋》一书由“海滩”、“秋天，大海及鸟类”、“拍岸巨浪”、“仲冬”、“冬季来客”、“海滩上的灯火”、“漫步于内陆的春光中”、“大海滩的夜晚”、“年之高潮”和“猎户星在沙丘升起”10章组成。作者的观察依据大自然的四季更替展开，从秋季开始，以翌年秋季结束，形成了一个圆满的循环。贝斯顿以优美而又平实的文笔分别描述了这些东西：他所居住的房屋，他所在的海滩与沙丘，他观察到的植物以及各种鸟类，大海的四季景色以及海滩上难得一见的零星过客。文中既赞美了自然的神奇与壮丽，也揭示了自然的冷酷与无情。贝斯顿在写作《遥远的房屋》过程中，将自己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与洞见作为最有力的支撑点，使作品散发出耀眼的光茫。不难看出，书中所有的客观记录与描述都是为了最终理性地表达作者的思想。

　　贝斯顿到科德角的海滩体验离群索居的生活，与当年梭罗到瓦尔登湖畔造屋居住似乎如出一辙，但两人的目的还是有区别的。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的林地中自己耕田种地，体验和实践最基本的生活消费，证明一种简朴生活的可能，表明只有心灵的富有才会真正提升生命的质量，即“多余的财富只可以购买多余的东西，灵魂的必需品是金钱根本无法买到的。”而时隔80年之后，贝斯顿到科德角的海滩造屋独居，其目的在于充分亲近大地和海洋，与大自然进行心灵沟通与情感交流，以此获取人类的生存智慧与个人的生活启示。

　　自从人类进入只有“希望”而没有“神话”的工业文明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开始不断恶化与日益对立。如何真正缓解乃至化解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贝斯顿劝导人们要开启面朝自然的心灵之窗。他说：“在室内度过的一年是翻着日历消磨掉的一段经历。而在旷野中度过的一年则堪称是完成了一项盛大的典礼。”他甚至这样提醒人们，“对于所有热爱大自然的人，那些对她敞开心扉的人，大地都会付出她的力量，用她自身原始生活中的勃勃生机来支撑他们。抚摸大地，热爱大地，敬重大地，敬仰她的平原、山谷、丘陵和海洋，将你的心灵寄托于她那些宁静的港湾”。由此看来，在急功近利的现代社会，只有重新联结起我们与自然的纽带，改变人与自然背道而驰的困境，我们才会拥有良好的生存条件与生活环境。在《遥远的房屋》中，贝斯顿已经非常鲜明地表达出了一种超前的生态意识和自然的伦理道德。

　　他始终认为，大地上的每一种动物都有其生存的理由与存在的必要，人类永远没有资格剥夺任何一种动物的生存权。动物“不是我们的同胞，也不是我们的下属；在生活与时光的长河中，它们是与我们共同漂泊的别样种族”。而“人类只不过是整个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因此有必要“重新确立我们的位置，调整我们的行为方式”。

　　贝斯顿始终明确地向其读者传达这样一种思想理念：工业文明时代其实并不是人类的福音时代，人类只有完成从工业文明时代向生态文明时代的根本转变，才会有光明的前途。为此，他在《遥远的房屋》中这样告诫他的读者，无论你本人对人类生存持何种态度，都要懂得唯有对大自然持亲近的态度才是立身之本。（《遥远的房屋》，亨利·贝斯顿著，程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12月出版）

　　《中国教育报》2008年12月4日第7版

　■王志强

　　曾任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和北大校长的蒋梦麟以一种极平易近人的口吻讲述着那个不平凡时代的故事，朴素中暗藏睿智，平淡间自有真情。

　　蒋梦麟（1886－1964年）原名梦熊，字兆贤，号孟邻，浙江余姚人，著名教育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育学博士。他曾任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1930年12月至1945年9月间曾担任北京大学校长。

　　抗日战争期间，蒋梦麟利用躲空袭的“闲暇”，在没有灯光、没有桌椅的防空洞里，用随身携带的铅笔和硬面笔记本，写下了一本书，这就是《西潮》。

　　这是一本“有点像自传、有点像回忆录，也有点像近代史”的书，它几乎囊括了从1842年到1941年间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所有重大历史事件，前一半是作者“亲闻”，后一半是作者“亲历”。其中既有作者对于人生的透视，也反映出在中西文化碰撞下，中国社会的激烈动荡。

　　蒋梦麟出生在一个小康家庭，祖父做过上海一家银庄的经理，给蒋梦麟的父亲留下了7000两银子。父亲在其岳父的帮助下，30年内将7000两银子变成了7万两。蒋梦麟的父亲发现轮船比划桨的木船快得多，于是便千方百计地制造出一艘中国“轮船”来。这艘“轮船”因为没有蒸汽机，最终还是被抛弃了。实验没有成功，他的信念却坚定了：下一代只有接受现代教育，才能学会洋人制造神奇东西的秘诀。

　　这个造轮船的故事，正是中国如何开始向西化的途程探索前进的实例。

　　西洋时钟将时间均匀分割，破坏了乡村原有的时间观念；小小火柴，在暗夜中发出迷人的光亮，点亮了孩子们惊奇的眼睛；煤油灯将黑夜变成了白昼，让古老的菜油灯无地自容。在蒋梦麟的出生地--

　　-浙江余姚县蒋村，当时没有谁会考虑这些细枝末节的重要性。可正是这些细枝末节，破坏了蒋村以及其他村庄的安宁，最终震撼了全中国。西方列强的兵舰政策不但带来了新式货品和鸦片，同时也带来了科学文化的种子。这些种子生根发芽，后来使中国大获其利，这恐怕是列强当时没有想到的。

　　“西潮”汹涌而至，古老的中国开始震颤。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北伐战争，无数杰出之士都试图为中国这艘巨轮寻找一条新的航线。从小接受私塾教育、中过秀才最终却选择了西学的蒋梦麟，置身于中西文化思想交流的漩涡之中，看遍了翻云覆雨、沧海桑田的时局。在昆明的防空洞里，听着炮弹冰雹般落下在四周爆炸，蒋梦麟常常陷入深深的思索之中：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一件事情的发生如何会导致另一件事情的发生？它又会伴生怎样的政治、社会变化？正是这深深的思索，让他拿起纸和笔来记录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事情。

　　蒋梦麟的一些观点我们不一定认同，但是面对当下“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中如何寻找存身之路”这一时代主题，我们却可以从书中获得不少启示。（《西潮》，蒋梦麟著，天津教育出版社2008年4月出版）

　　《中国教育报》2008年12月4日第7版

　　近几年来，出版市场刮起了名人自传风，各界名人纷纷出书立传。从热炒的宋丹丹《幸福深处》到王蒙的《九命七羊》，再到英若诚、梅兰芳、郎朗的自传，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书商、出版商、媒体大肆宣扬，读者也议论纷纷。如今，年过九旬的杨绛老人也口述起历史来。《听杨绛谈往事》通过作者吴学昭与杨绛先生对谈的方式，讲述了她的生活往事。

　　“自传”就如萨特所说，是“通过历史境遇来定义我自身”。在《听杨绛谈往事》的序中，杨先生明确说明：经传主本人认定的传记只此一本。作为杨先生“钦定”的传记，该书在引领我们阅读杨绛的人生风雨、洞悉其如何定义“自我”方面具有独特意义。该书的前半部，记录了杨绛的家世及少年求学情况。从女校到大学，杨绛所在的学校都为她提供了宽松自由的学习氛围。书中讲述的杨绛与钱钟书比赛读书的故事，将她的顽皮和率真一览无余地呈现给读者。作者在杨先生口述的一手资料基础上，加入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及搜集的材料，本应具备史料翔实、准确的优势。但由于书中使用了大量小说式场景描写与人物对话，尤其仅凭“一家之言”对坊间流传的杨绛、费孝通、钱钟书之间的“三角”故事大肆渲染，让该书具有了较多虚构色彩。

　　一部自传的价值首先应该在于其真实性。好的自传之所以传神，正在于其非虚构性，譬如聂华苓的《三生三世》；也有的自传以“小叙事”写“大历史”，如吴祖光的《一辈子》。以作者与杨绛、钱钟书世交并至交之关系，把握传主真实人生并不难，难的是如何诚实地记录下传主的一生。好的自传作品即使不是完整的真实记录，也应该忠实于实际情况，不虚美，不避丑。以杨绛先生的学术地位和文学成就而言，作为“口述历史”的主角，引人入胜处自不待言。实际上，杨绛先生以前的回忆性散文，已经道出了人生之路的许多往事。《听杨绛谈往事》就史料而言，并无太多新意，而掺入的太多虚构成分，则使得传记功能大打折扣。

　　名人自传应具有深刻的思想性，而不应只是肤浅像生活表象的记录。《听杨绛谈往事》的后半部分读来晦涩，颇多语焉不详，其中大篇赘述杨先生《小阳春》、《洗澡》等作品，与传记本身关联有限。《听杨绛谈往事》中散记多于传记，虽然情感绵长，却素材琐碎，毫无新意。杨绛在本书的“序”中替作者分辩：“如果她写的传记读来淡而无味，只怪我这人是芸芸众生之一，没有任何奇异伟大的事迹可记。”然而这无法减少读者的失望。毕竟自传的价值在于传主的价值和意义，好的自传应该抛却自我美化的特性，坦率而真诚地对人生、内心进行剖析。替别人写传记颇不容易，要把握好作者与传主的距离。吴学昭唯一的优势是和杨绛亲近，可她思考有限，文采和叙事能力也很平庸，没有能力挖掘出更有价值的东西。

　　诚实书写自己的历史和思想，这是作者的最基本道德。《听杨绛谈往事》中很多篇章或评介作品，或辩驳翻案，或歌功颂德，与“谈往事”关系不大。该书名义上是为杨绛作传，但是涉笔芜杂，夹缠不清。自传写作最忌讳的就是自我美化、自我陶醉，唯有冷静客观的态度才能写出为读者称道的作品。《听杨绛谈往事》一书常常局限于对一个家庭生活的津津乐道，缺少对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生存空间的关注。

　　自传持续热销的一部分原因也可以说是读者的好奇心使然，读者们总愿意关注名人的生活。王蒙声称：“我不会放过我独一无二的创作本钱”，所以他的《九命七羊》以自曝上世纪的“几次较大的文坛风波”为卖点。而《听杨绛谈往事》一书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杨绛与钱锺书先生的清华园恋爱故事。然而缺少对生命的自审意识，让《听杨绛谈往事》更像是一个堆砌起来的文字泡沫。

　　市场浮躁，文人却不能浮躁；市场不完善，文人却要自我完善。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说：“我们赤裸裸地叙述我们少年时代的琐碎生活，为的是希望社会上做一番事业的人也会赤裸裸地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名人自传不仅是当代中国史的重要史料，同时也是当代人书写当代史的重要见证。面对媒体的热炒，读者应该具有一双慧眼，排除猎奇、看热闹、窥隐私的心理，踏踏实实地沿着立传者的足迹，带着深深的反思，进行一次人文和思想的、精神之旅。

　　（《听杨绛谈往事》，吴学昭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10月出版）

　　《中国教育报》2008年12月4日第7版

　　冯超：爱如烟花

　　他，30岁、教语文、高个子、戴眼镜、说话声音洪亮，我们喜欢叫他长春老师。女孩子仰慕他的才识，男孩子钦佩他的男子气。一次老师讲词，当读到秦少游的两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时，嘴角不自觉地露出笑意，“老师一定非常爱他的妻子”，大家不约而同地达成了共识。

　　后来，“官方”证实了“狗仔”的猜测：他和她是大学同学，感情很好。她原本也在一中教书，非常漂亮，由于身体不好，调到了郊外的另一所高中。他每天晚上一定要回家陪她，一次，他的摩托车坏了来不及修，他马上买了一辆新自行车骑回了家。他当着所有学生的面说过，他会永远忠于他的妻子……

　　他们，是一对如此恩爱的夫妻。

　　春日的一个下午，是长春老师的课。

　　那堂课，他是那样心不在焉，频频走到窗边向外张望。半堂课下来，他也觉得对不住我们，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大家啊，今天我妻子带着儿子来看我，现在正在楼下闲逛呢。”那一刻，他获得了我们的集体谅解。

　　长春老师和他的妻子就是这样旁若无人地相爱着，并不因为他们的教师身份而有所顾忌。他说此生的愿望只有两个：一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二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然而，爱情比我们想象的更脆弱、更残酷。长春老师在两年前辞世，死亡原因说来有些讽刺：学生家长为了感谢他，送他一根鱼竿。

　　他拿鱼竿去钓鱼，甩开的钓线居然搭到电线上……再后来，师母遭长春老师一个亲戚的侵犯，誓死不从，被那人用刀砍成重伤……

　　这就是长春老师的故事，我们一中的传说。

　　叶新安：爱情攻坚战

　　我和她在同一所小学任教，一个教语文，一个教数学。在我们学校，找对象的竞争是激烈的，好几个单身汉和我一样，眼睛都冒着绿光，盯着仅有的几个年轻女教师，蠢蠢欲动。在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情况下，我主动出击，企图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一次人生选择。

　　那一夜，我表白了，她拒绝了。其实她的理由很充分：她的家族是显赫的，和我门不当户不对。我只好频频用酒精麻醉自己，然后强作欢颜。我时常在夜里问自己，为什么我们还没开始就失败了呢？老实说，每当看见她，我下意识的反应竟然不是爱情，而是一种不甘心，一种占有欲。

　　我开始了新一轮的全力以赴，这其间怎一个“乱”字了得。关系好时，幸福得我不敢相信；翻脸时，折磨得我痛不欲生。这不是她的考验，而是她的善变。不过，每次都是我委曲求全。这也不是我包容，毕竟我的动机不良，就像一个投机商，在牺牲局部利益的前提下寻找着利润最大化。

　　到目前为止，我还是认定，她之所以嫁给我可能与爱无关，而是我经营有方。我会经常对她说一些诸如“不到黄河心不死”、“开弓没有回头箭”之类的话，让她感受到我的执著；会在她身体不适时在门缝里偷偷地塞进一些药品，让她感受到我的关心；会在她的书桌上放一束鲜花，让她感受到我的浪漫。终于，在我4年零7个月又3天的坚持下，她被感动了，最终彻底投降。虽然很不光彩，但是我们结婚了；虽然不是有情人，但我们终成眷属。

　　现实的生活很累人。现在，我们一家沿着大多数人的轨迹运行着自己的生活，维系家庭靠的是责任而不是爱情。剩下我能做的也是该做的就是懂得珍惜，和她一起慢慢变老。

　　潘力鹰：是爱造就了我

　　那天，我又像风一样从走廊里急匆匆地走过，无意中碰掉旁边一个人手中的吉他，“铮---”的一声，我停下脚步，一个清秀、挺拔的大男孩站在那儿。我惊讶，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男孩子，一个和我截然不同的人。他单纯得像山间清泉，透明、清亮，不含一丝渣滓。我的世界就在遇到他---陈君恩的那一刻，开始改变。

　　从那以后，我大学里的每一个周末，都是在君恩的琴房里度过的。

　　我用我“真好听”的声音给他读书，君恩把我从一个游走的人变成了一个安静的人、工作的人。

　　我不能就这样让他从我身边走过、消失，大学毕业后，我对父亲说：“我决定和陈君恩结婚。”当时我22岁，父亲知道陈君恩是个双目失明的人，父亲说：“一个人能明确地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是幸福的。”

　　我们结婚了，开始了两个人的生活，我的生活中心就是君恩。君恩是全国优秀教师，撰写了大量的学术论文，他是个天才，写论文的时候沉思几日，把章节字句都想清楚，然后一气呵成地把整篇论文对着录音机讲下来。我下班之后，边听录音边在电脑上把声音转为文字，这需要很长的时间和很大的耐心，我常常为此工作到深夜。为了能够修改他的文章，我开始研读特殊教育学。后来，如果不是非常专业化的内容，只要君恩给我一个框架，我就能够按照他的意图写出他想要的论文。

　　君恩经常对我说，这辈子只要遇到处境艰难的盲人，我们夫妻见一个就要帮一个。因为如果没有别人的无私帮助，他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也不可能娶到我这么好的老婆。（张琳摘自《教师的爱情》）

　　《中国教育报》2008年12月4日第6版

   　                                ■四川达县亭子职业高级中学 彭清亮

     我躺在病床上，吊瓶里的药液，一滴一滴地滴着。

　　她找热水袋去了。窗外，小雨，入冬也有些时日了，有些冷。

　　本以为是小事，脚气而已，买点外擦药就行，不想来医院输液的。

　　半小时前，她看我走路的样子有些不正常，非要蹲下去看我的脚，然后看看我，急切地说道：“瞧，左脚已经肿了。周末不去看病，明晚你我都有自习课，谁照顾你呀？”是啊，她也是教师，在同一所乡村学校和孩子打交道，还是班主任，从早忙到晚。上班期间谁生病了，只能独自上医院。其实输液这样的小事，一个大男人自己上医院是完全可以的，可她偏偏以“这是周末”为由，非陪我上医院不可，我只得顺从了。

　　来医院之前，她先陪我到了一个早餐店，然后转身不见了人影。几分钟后，她提着一双崭新的绒拖鞋回来了，接着一边给我脱原先的鞋子，一边说：“脚肿了，不能穿很硬的鞋，明晚穿着带后跟的绒拖鞋去上课也可以的。”

　　输了几分钟液后，她又关切地问我：“手冷吗？”我嘴上说些“不冷不冷”之类的话，但她却摇摇头：“不可能，我冬天输液的时候好冷好冷，我还是去给你找个热水袋来。”

　　望着她离去的背影，想到刚才发生的点点滴滴，这不正是我们爱情故事的一个侧面吗？是的，11年来，我们就这样搀扶着过来了。

　　在成为她丈夫之前，我略微有些个人故事。刚参加工作两个月时，同校一位教师说媒，把和我一道参加工作的某个女孩介绍给我。这比较符合我的想法：只有同为教师，才能互相体谅教师的艰辛，共同享受教育的幸福。而且，在乡村能找一个有正式工作的女孩就算很有福气了。可到了第二学期开学，她便转行入了政府部门。志不同，道难合，我们心灰意冷地分手了，但我仍抱定一个主意，以后仍然要找个女教师谈恋爱，否则她无法理解我的工作。因此，虽然后来也有人给我介绍过对象，也有女孩主动追求过我，而且她们的职业或家庭条件都比我好，但我最终放弃了。

　　妻子比我晚一年参加工作，当初她还没有来到我们学校时，就听校长说这女孩很厉害，成绩好，擅长演讲写作，而且还是区医院院长的孙女。当许多老师都这么描述时，我感觉和她距离太远，所以根本没动什么“坏念头”。但或许我有两个方面引起了她的注意：一是她工作几天后，我在电影院内作为优秀教师代表发言，她听了觉得“这人还有点意思”。二是她当班主任的教室与我的教室紧挨着，她有时向我请教一些问题，于是接触的机会也多了。后来，尽管她也有很多条件比我好的追求者，但她还是选择了我。可是，我们由爱情走入婚姻却颇有一段辛酸的故事。我到她家去，她的父母无论如何也不理我，他们不肯接受未来的女婿是一个穷教书的，而且后来她的父母听到关于我的一些谣言，比如我的兄弟姐妹五六个（事实上我只有一个姐姐）等，就更加阻挠我们的交往。当初我和她都没弄明白这些谣言的个中道理，后来朋友的一句“谁让你工作一年就评上优秀”的点化，才让我终于明白：工作好了也会招惹麻烦的。

　　但是“幼稚”的她偏偏认定了我，她给了我甜蜜的吻和坚定的信心：继续做好工作，别让父母瞧不起，别让他人的谣言毁了自己。后来，她的父母不断看到我取得各种成绩，也会心地笑了。当然，两个人的生活中也有些自己造成的不愉快。她婚前曾写过一篇《你可以拒绝开门》的日记，里面写道：“你让我进来，而又不理我不看我，忽视我的存在，我很伤心。

　　你忙得天昏地暗以至十五的晚上没有月光，相信你有一万个理由来证明你的身不由己，但你当初，可以拒绝开门，甚至拒绝敞开心灵的门。”这的确是我的错误，因为当初我认定如果工作做不好，其他我最终也不会拥有，包括爱情。

　　幸运的是，她还是包容了我，婚姻之门终于为我们打开。我们彼此包容对方的缺点以及性格上的差异，我们把眼神更多地转向彼此的优点，我们彼此独立而又互相找寻共同的幸福。于是，吃过晚饭一起散步、挽起裤腿到田间收割稻谷、到山间采摘黄的白的野花，一起研究教学问题、一起分享教育故事、一起远赴南京拜访赏识教育专家杨瑞清先生……

　　乡村教师的爱情、婚姻与事业的话题也是我们一起探讨的对象。

　　自己的、他人的，我们都聊，聊个开心，聊个痛快，有时也聊出悲叹来，悲叹物质匮乏对婚姻的考验、悲叹大龄男同事或女同事何时结束单身、悲叹大家主动或被动地把精神世界圈在狭小封闭的空间里、悲叹一些家庭中非教师的一方对教师一方工作的不理解……

　　思绪越飞越远。

　　不知什么时候，装满了热水的热水袋已经出现在眼前。吊瓶里的药液，仍然一滴一滴地滴着，温暖而又幸福。

　　《中国教育报》2008年12月4日第6版

最近编了两本书---《教师怎样教育自己的孩子》和《教师的爱情》。这些年我从事生命化教育研究，一直极为关注教师的生存状态，这样的生存状态既是工作之中的（主要是学校生活），又是居家的---人生更大的麻烦往往出在家庭之中。比如，为什么教师以教书育人为天职，却教育不好自己的子女？所谓的不好，往往表现为两个方面---学业失败、品行不端。从智力的遗传而言，教师的子女似乎不应该成为学业的失败者，但是仍然有不少人失败了，而教师的子女品行不端，说起来就更不应该。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对孩子0岁到6岁、7岁到13岁两个成长关键期的忽视，往往是问题的主要原因。早期教育过程中缺乏关爱与帮助、对孩子过分严格的要求，共同酿成了教育的苦果，对任何一位教师而言，这都是一种双重打击。

　　再说《教师的爱情》。其实，我对教师的情感生活虽然有所关注，但并没有太多的研究，也没有作过更能说明一些问题的问卷调查，我的理解只是建立在直观的材料上，比如我熟悉的教师的爱情与婚姻，以及我每年无数次走进学校时的所见所闻。

　　先说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我居住的城市里，我所认识的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出生的教师，绝大部分都不是通过自由恋爱而结婚的，其中女性教师尤其如此。这个城市的父母以疼爱女儿闻名，这种疼爱当然也创造了一种奇特的文化，比如近代以来它培养了无数女性精英，像冰心、林徽音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但另一方面，父母对女儿的疼爱所附带的管束又是比较严格的，这种严格实际上限制了女儿在20岁之前与异性的交往，不过在女儿工作之后，很多父母便从限制迅速转为了鼓励。从这类现象中我发现，一个人越是没有经过青春期的“爱情练习”，成年之后就越是对爱情缺乏主动性，于是就越容易接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同时，一个人如果自己是经过别人介绍而获得爱情与婚姻的，她就越热衷于为别人操办此类事情。接着我再武断地归纳一下，由于学校生活的封闭性（较少与外界交往，交往的都是已婚者），再加上学校大多数已婚教师都是通过别人介绍而建立家庭的，所以如果你有幸成为一名教师，那么你的爱情与婚姻之路，与你前辈和同事的相似度往往是比较高的。

　　再说说另外一个同样有趣但也有点沉重的话题，我所认识的乡村教师中，女教师嫁给男教师的为数相当之少。乡村女教师往往嫁给城里的商人或公职人员，这其实是一条隐性的逃离之路，若干年之后，这样的“逃离”大都能够成功。因此，乡村学校男性教师的比例要远远大于城里任何一所学校，而乡村男教师的妻子则多数是当地人。若干年之后，他们中的不少人几乎又变回了农民---我指的是他们的穿着、谈吐、相貌和生活方式。

　　很难说爱情就能带来婚姻的幸福，爱情也许是生命中最重要最璀璨的体验，没有经历过这样苦涩的甜蜜总是一种缺憾，也很难说经人介绍而认识的对象就不能带给你婚姻的幸福，毕竟门当户对从某种意义上说仍是婚姻比较可靠的保障。如果要对这个话题作这样的分析，难免显得有些俗气与世故，其实爱情与婚姻的区别也在这里。爱情是相遇和未知，是幻想和冒险，婚姻需要的却是理解和耐心，是居家生活平凡而理性的状态。也许，教师理应更幸福些才是，你看他们的工作辛劳而勤勉，他们以教书育人为己任，对自己往往也是更为理性与克制的，加上固定的作息和居家状态，这些都对稳定的婚姻生活有益。但另一方面，如果夫妻之间工作与生活状态差别太大，又缺乏对彼此工作与生活方式的认同感，麻烦也是很大的，当然这样的麻烦是一种普遍的麻烦，教师的职业并非特例。说到这里，你也明白我的意思是，如果夫妻俩都是教师，这样的婚姻可能会更为牢固、美妙一些，因为共同的职业状态、相近的思想背景，对婚姻生活一定是件好事。

　　说起来，爱总是一件很难的事，并不单指你找到真爱或发现真爱，那样的爱也许仍然只是幻境，爱是生命热情的积累，是一种学习。人生所有的美好，都不可能轻而易举地获得，所有的爱情都是一种寻找真实自我的过程，同时也是把自己变得与爱“相称”的过程，爱是生命更美好更崇高的状态，爱与被爱都极其幸运。

　　我编了这样一本《教师的爱情》，你所能看到的并不是爱情的传奇或典范，它的故事性也是比较平淡的。在教育中，在教师与教师、教师与学生之中，在一个又一个教师的家庭中，教师本身作为叙述者，说出的就是自己的真实经历和生活，他们爱过，也仍然爱着。这样有爱的生活一定大大有益于他们的教育生涯，因为爱总是不平凡的，也只有爱才能照亮人生的路。（作者系《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执行主编，《明日教育论坛》和《慢教育》主编）

　　《中国教育报》2008年12月4日第6版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王晓霞

　　虽然时代变了，但我们依然保有那份难得的责任与担当。与“80后”的爱情观相比，也许我们显得太传统太保守，但是，父辈的精神也许早已流淌在了我们的血脉里。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青春之歌》，就没有我的父亲母亲，也没有我们整个大家庭。父亲说，那个年代，他们豪情万丈，激情满怀，义无反顾地上山下乡，进行革命“大串联”。在这期间，父亲躲进深山偶遇母亲，并且因为互借小说《青春之歌》而走到了一起。“文革”开始的那年，父亲还差半个月就要高考，然而命运的捉弄却使他们那一代人整整等了11年才艰难地迈进了考场。当31岁的父亲怀揣着大学录取通知书，在妈妈和我们姐弟4人的目光中离家远去时，父亲的话还在我耳畔回响。他说依他的高考成绩完全可以上北京念大学，但是家庭的责任和拖累让他不敢也不能走得太远。

　　那一年，作为大姐的我9岁，弟弟们依次为7岁、5岁、2岁，而母亲在父亲开学后的第二个月便生下了小妹。不久前，父亲应教育部考试中心之约写过一篇纪念高考改革30年的回忆文章，题目叫《儿女成群上大学》，就是对这段青春已然不在的大学时光的记录。记得当年父亲来信说，班里有一百多个同学，好几个比他还要大，很多同学已经当了父亲或者母亲。他们的家有的在工厂，有的和我们一样在农村，其中不少还是乡镇民办教师，为了圆心中的大学梦，他们肩负着家庭责任却又不得不暂时抛家舍业来到神圣的学府，艰难地完成着荒废了十几年的学业。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是那么有理想有抱负，而且富于责任感，尤其是不顾家庭困难咬牙坚持求学，一直都是我和弟妹们心中的榜样。本来，父亲和母亲于上世纪60年代末相爱后，双双回到了父亲农村的老家，从省重点高中毕业的父亲便和母亲在我们姐弟4个后来启蒙过的村小学当起了教师。不久，父亲被人家“三顾茅庐”请走了，成为具有正式编制的中学乃至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教师。母亲因为孩子多且小，父亲又不在家，于是辞去教师的工作，在家照顾孩子兼干农活度日。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父亲大学毕业重新走上教师岗位后，我们全家受益于改革开放后知识分子“农转非”的政策，举家迁往了父亲所在的大学定居，母亲也被安排在了父亲学校的图书馆工作，从此，我们一家开始了幸福和睦的书香生活。

　　我的青春之歌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带着青春的梦想，我来到了一所地处城乡接合部的中学担任语文教师。尽管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但随着“步子再迈大一点”的改革开放思想，学校周边的农田慢慢被高楼取代了，教师生活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也有了很大的改变，有下海经商的，有南下打工的，当然更多的还是坚守在教师岗位上。毕竟，在内地能有一个稳定的铁饭碗还是很值得珍惜的。总之，生活模式不再一成不变，这使得青年教师们的爱情观也开始变得丰富多样起来。“学得好不如嫁得好”、“嫁老公看公公”、“傍大款”等不仅成为当时社会女青年的择偶标准，就连女教师们虽然表面不为所动，但如果哪个女教师真的撞上了一个大款，也会着实让整个校园沸腾一番，令大家心生羡慕。当然这个概率很低，因此更多教师还是觉得找个门当户对、有稳定收入的企事业单位公职人员比较实在。男教师相对女教师而言，择偶上就要被动些，眼光自然也不敢抬得太高，能有个稳定工作就行。然而，一个男教师如果能追到刚从大学毕业的女教师，还是很令人羡慕的。所以每年秋天开学之际，男教师就格外留心学校新分来的女教师，我就是这样被老公“骗”到手的。据后来者统计，我们所在的那所学校不到三五年时间里成就了不下10对“教师鸳鸯”，那所学校也逐渐发展成了区重点中学。就这样，教师们不但收获了爱情还收获了事业。

　　也许是父辈的影响太深，也许是时代精神的感召，我们没有停止求索的步伐，来到了北京继续深造，也像父辈一样举家迁居，从此开始了一家三口在北京的生活与发展。

　　今年暑假，我陪父母还有15岁的女儿去西安参加了小弟的婚礼。小弟本是一所省城师范大学的教师，发展得很好，才刚30出头，就已当了好几年的系主任。可是为了和大学初恋并苦恋了近10年的女友结婚，毅然辞去了系主任职务，来到了西安工作生活。我问他：“男人向来以事业为重，为什么不把女友调到身边，爱情事业两不误？”他的回答是：西安是国家西部大开发重镇，将来大有发展前途，而且作为学雕塑出身的青年艺术家，他更看重的是艺术氛围，西安作为六朝古都，文物古迹很有艺术价值。再说，西安是自己就读大学所在地，还是自己初恋的圣地，而女友又是独生子女，父母双亲也已年迈需要照顾，经过慎重考虑，小弟选择了西安。虽然全家大小十几口人都很舍不得小弟，并可惜他那份事业，但我们心里还是很为小弟的选择感到自豪和欣慰，虽然时代变了，但小弟依然选择了责任与担当，依然保有父辈身上那份难得的执著与坚守，包括对爱情与事业的追求，身为大姐的我以及全家只能深深祝福他：好男儿志在四方！

　　反观“80后”的爱情观，也许我们显得太传统太保守，也许责任与担当在我们心中的分量过于沉重，但是，父辈的精神也许早已流淌在了我们的血脉里。

　　《中国教育报》2008年12月4日第6版

　　英才还需要拯救吗？

　　当然需要，并且是十万火急。

　　28年的教育实践结合近两年的集中研讨，我认为：孩子成为英才其实很简单，关键是家长不知道该怎么做。很多具备英才潜质的孩子，在他们成长的黄金期，由于家庭不恰当的教育方法而“泯然众人”，甚至被贴上“问题孩子”的标签。

　　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小男孩，在小学期间转了3个学校。为什么呢？这个孩子上课总喜欢闹堂，太调皮，严重干扰了别人的学习，老师、同学都不欢迎他，3个学校也都容不下他。

　　家长找到我，说：“我孩子很聪明，就是水土不服，哪个学校也呆不下去。一提起孩子，老师就揭短：你还想再换一个学校吗？现在这孩子都抬不起头来了。”

　　我跟孩子见了一面，问了几个问题，发现他竟然是超常儿童！上课时，老师一讲他就会，剩下的时间就总想弄一点动静，表现自己的超级聪明。在大家眼里，孩子就成了调皮捣蛋鬼，一刻也闲不住。

　　诊断完毕，我就开药方了：“你说你聪明，我来检验一下。”我拿出人大附中超常教育的数学思维训练题叫他做。结果，他一个题也做不出来。

　　“你看到了没有？和真正优秀的孩子比，你还差得远呢！你有本事，2个月之内把这本书啃下来，我就佩服你。”

　　于是，这孩子一头扎进了《数学思维训练题》里，智商找到了用武之地。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孩子跳了一级，进了人大附中的初中。初一期间，他又到日本参加数学竞赛。

　　一个智力超常的孩子，在学校和家庭的反复糟蹋下，险些被耽误了一生！这样的孩子还有多少？这样的家庭还有多少？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家长最重要的职责是什么？

　　第一，家长是孩子前程的设计师。

　　孩子最为重要的是什么？是成长，是前程。孩子也许有心，但是被过量的学习任务所压，根本没有机会，也没有经验去考虑自己前程的设计之事。但中小学阶段的前程设计又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重要的任务谁来完成？只有靠家长！所以，家长的第一个角色应该是孩子前程的设计师。

　　有心的家长会从方方面面来设计孩子的前程，其中之一就是艺术特长。我第一次接触艺术特长生，是在青岛二中当教导主任期间。当时有一个学生，高考离清华大学录取分数线差了50分，却凭借艺术特长被清华大学录取。我觉得，这个家长真不简单！我一研究，里面的学问大着呢！第二年开始，我从青岛二中300多个毕业生中间，挑出108个艺术特长生，结果有60多个孩子被选中，占整个山东省艺术特长生的1/3，而他们最后全部上了重点大学。事实上，被媒体津津乐道的“全国高考第一班”里：37个北大清华，10个剑桥、哈佛，这些孩子单纯的高考分不一定是最高的，正是我和各位家长提前给孩子们设计了个性化的成才之路，才使得他们进入了最好的学校。

　　第二，家长是孩子心灵的导师。

　　学习压力大，课业负担重，社会环境复杂，孩子的心理诉求普遍被忽视。学生各自为政，同学交流有限，家中没有兄弟姐妹，孩子的苦闷往往找不到出口。因此，家长必须做起孩子的心灵导师。否则，孩子的心理问题会越积越重，到最后形成心理疾病，再想好好学习，就很困难了。从这种角度说，家长甚至应当充当孩子倾倒心灵垃圾的回收站。

　　有些家长跟我表态：“为了孩子的学习，我也去学数学，帮孩子补习功课。”但这不是家长做的事，而且这个事，家长也做不了。这是典型的角色错位。

　　什么是英才？

　　只有考上名牌大学才是英才吗？

　　只有进入一流企业才是英才吗？

　　当然不是。

　　只要一个孩子目标明确，心态阳光，学习上有执行力，工作中能独当一面，他就是当之无愧的英才。一个具备如此素质的人，还有什么事情能够难得倒他呢？

　　《中国教育报》2008年12月4日第5版

　　这是两所小学，和我们所见过的任何普通的小学一样---甚至还要更“普通”一些---没有操场和可以冲水的厕所，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一点也不妨碍他们把校园“拾掇”得更像一个“读书”的校园。

　　教室外的走廊上贴着世界级的大文豪、大科学家的画像，或者名人名言、校纪校规，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是这样利用教室走廊上空白墙壁的，可这里的又不完全一样，这里的墙壁上有的是《花婆婆》、《长大做个好爷爷》、《小猪变形记》……这些图画书被展开来，一页页地喷绘在墙上，位置正好是一个小学生平视的高度。校长告诉我，两层楼的走廊可以展示十多本图画书，一个学期换一次。一个孩子，就算家里从来不给他买一本图画书，当他告别母校升入初中时，他已在课余时间、在教室外的走廊上读到了至少120本图画书。有没有完全拒绝阅读、完全不被那些精美的图画、精彩的故事吸引的孩子呢？就算有吧，可是，他在课间嬉闹时一定会时不时地被花婆婆或者熊爷爷撞个满怀，在这样一个让如此优秀的图画和文字包围的环境里耳濡目染6年，他又会有多顽劣呢？我想象不出。

　　再上一层楼，我看到了秦文君、曹文轩、黄蓓佳、管家琪……走廊的墙壁上，他们的照片和他们关于阅读的锦句美文被孩子们清澈的目光崇敬地注视、默默地诵读。另一面走廊的墙壁上有好几幅孩子们自己和父母的照片，或者是在书架前拍的，或者每个人手上都捧着一本书在读，这是对所评出的“书香家庭”的奖励，让全校师生都能看见自己的“全家福”，知道全家人都是爱读书的人是一件多么荣耀的事情！

　　而在另一所小学，我看到的却是这样一种装饰---剪纸。校园里所有适合张贴的墙壁上---包括走廊、楼梯、教室、阅览室甚至校长室，都能看见这种中国的、朴素的、纸质的、镂空的民间艺术。校长告诉我，这些都是出自他们学校的师生之手，这个学校的每一个人都会剪纸，这门艺术是全校师生的必修课。我不懂剪纸，无法以一个行家的眼光从艺术的角度去评述这些剪纸的水平，但我能想象出一个班的学生齐齐地低着头、拿着一把小剪刀用一张红艳艳的锡箔纸一点一点地剪出他们心里的图画，是怎样一种别样的动人场景，那沙沙的声音会令人无限感慨地想起蚕吞噬桑叶的声音或是春风中柳树的飒飒声，孩子们宁静的心情、质朴的审美和创作的快乐也在这美妙的声音中养成和体验到了吧。

　　再看看他们的阅览室，宽敞、明亮，四周靠墙是一排排的小书架，中间的一圈桌子上展示着孩子们自己的作品集。有16开本的、32开本的和说不上什么开本的卡通形状的画图书，有手写的，也有打印的，有的还配了插图和照片，他们尽可能地把自己的作品集做得精致一些。还有一些做成树、水果、蝴蝶、小熊……各种形状的读书卡、荐书卡，质朴、稚气，透着对书籍的最初始、最天然的爱。

　　无论是从规模还是从藏书量来说，阅览室与这两所学校的其他硬件比起来算得上是“豪华”的了。除了“豪华”的阅览室，每个学生还有一间虚拟书屋，既然是虚拟的，它就只能存在于纸上，上面列出了自己拥有的图书和借阅者。学校阅览室再加上虚拟书屋，就能使每个学生的阅读量和阅读兴趣得到充分的满足。

　　因我新近出版的小说《腰门》受到孩子们的喜爱，学校请我去给孩子们讲讲阅读和写作。没有可以容纳六七百人的大教室，我就在露天讲。初冬的北方已经有了很浓的寒意，幸好那天下午的阳光非常好，洇着微微的暖意，温暖中又飘逸着可人的书香，这是在任何一个角落都能感觉得到的。在这样的学校里，让我说什么好呢？我觉得说什么都是多余的、无用的，他们已经把阅读做到了这个份上了。

　　还好，校长还给了我另一项工作，给刚评上“书香家庭”、“阅读之星”的家长和孩子颁发证书，这让我深感荣幸。他们为阅读制订了4个级别：“阅读之星”、“阅读能手”、“阅读大王”、“阅读博士”，跟乐器和英语的晋级一样，每上一个级别也是需要考核的。“阅读之星”是阅读的最低级别，上来领证书的都是一二年级的学生。站在台上，我需要把腰弯得很低才能把证书递到他们手里。他们竭力地仰着头，伸长小手，用明亮、纯净略带崇拜的眼睛看着我。可这一刻，他们不知道，我是多么地羡慕他们，能把整个童年交付给这样的学校是一件多么美好和庆幸的事情！若干年后，他们长大成人了，回眸让浓浓的书香浸染得芬芳馥郁的童年，定会生出对母校的深深的感激和怀念！

　　这两所学校是山东德州的石芦小学和新湖南路小学，它们坐落在这个并不十分繁华的城市里的十分繁华的地段，被众多的楼房簇拥着，在微缩、逼仄的空间里，艰难而又怡然自得地挥洒着一派书香。

　　两位校长都是女性，年轻、知性，热爱书籍。

　　《中国教育报》2008年12月4日第5版

　　教师懒得读书或根本不读书，已是普遍现象，而原因则是众口一词的“没时间”。很多时候，教师工作是繁杂琐碎的，要面对各种检查，要面对各种考试，说没时间也是一种客观事实，但更是一种借口。

　　我在学校的时候，常看见这样的场景：上午第4节课的铃一响，有些学生就飞快地跑到食堂打饭，然后手里拿着馒头，一边吃一边匆匆向操场的乒乓球台子涌去。如果中午没有非做不可的作业，他们就一直打到下午上课。有时下着毛毛细雨，有几个孩子还在兴奋地数球，盼着轮到自己摸上球拍。是什么让他们如此着迷？不是别的，就是兴趣。兴趣能产生不可阻挡的魔力。

　　如果教师对阅读有兴趣，就能挤出读书的时间；如果阅读是一种享受，不用谁催，他也会心甘情愿地每天拿出时间读书。相反，如果没有兴趣，即使有再多的时间，他也懒得往这方面想，也就等于没时间。

　　没时间读书，是教师给自己的惰性披上的一件体面的外衣。那么教师干什么有时间呢？他们闲聊有时间，而且见缝插针，每次开会，许多人凑在一起说个没完；每到周末节假日，打扑克牌者成群结队，就是在饭局前的空档，也不忘赶紧打几圈；甚至在办公室，只要没有课，只要校长没转悠过来，也还是滔滔不绝地谈天说地---他们干什么都有时间，唯独阅读没有时间。更可悲的是，如果都在那里打扑克，有一个同事在一旁专心看书，他就会遭受冷嘲热讽，就会被视为另类。

　　教育是孵化理想的温床，学校是拒绝世俗的殿堂，教师是充满诗意的职业，教师应该富有幻想和激情，教师应该活得纯粹而高雅---他的“每一天都是新的”，他用好奇的眼光看世界，用和善的眼光看世人，用柔和而充满希冀的眼光看学生……而这些都离不开阅读。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既给他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又可使他们“吐故纳新”，不断刷新自我；离开阅读，人就会庸俗肤浅，梦想的翅膀就被折断了。教师一旦对什么都无所谓了，比什么都可怕！

　　“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这个民族的阅读水平”，如果教师在阅读中长时间集体缺席，一个民族的精神薪火如何传承？

　　《中国教育报》2008年12月4日第8版

　　教育是创造者的事业，美妙的旋律、愉快的旅行以及身边的点点滴滴都是教育的素材。

　　从我国最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到提倡“兼容并包”的蔡元培，对有些人来说，他们的名字或许有点“过时”，但现在提倡的一些教育新理念、新方法的源头说不准就是他们。

　　重温这些大教育家的生平故事，你也许会发出这样的慨叹：“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姚常房

　　“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执教者为人模范，应以身作则，尽忠教育，始足化民成俗，培植人才。至于滥竽士林，剥削生徒，俨同市侩，愚深耻之。窃以为献身教育者，虽不能如马融之出资讲学，郑玄之耕田自给；亦应效古教育家之动机纯正，秉诚教导，始能达到国家所期望之目的。”《中国大教育家》自序中的这段话，道出了教育家应有的社会担当，更拓宽了我们审视教育的视野。

　　千万教师演绎了千万种教育方式，千万种教育方式培养出一代代社会栋梁。在这个简单的循环中，我们可以看出教师是文明的传承、传播者，而教育则是社会进步的根本。教育是创造者的事业，美妙的旋律、愉快的旅行以及身边的点点滴滴都是教育的素材。把生活融入教育，既是对教育的补充，更是对教育本真的溯源。

　　教育与音乐完美结合

　　很多大教育家都对音乐情有独钟，他们利用音乐帮助学生学习，加深他们对知识的理解，为学习创造一种轻松愉悦的氛围。从孔子“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到孟子“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曰而不速”，从马融的音乐助兴到胡瑗“每公私试罢，掌仪率诸生会于肯善堂，合雅乐诗歌，至夜乃散”，等等，无不显示大教育家的“乐教”情怀。音乐让他们的教学变得轻松、有趣，同时也让学生在悠然的情调中体会到学习的真谛，既调剂了生活，也陶冶了性情。

　　音乐对教育是一种补充，更确切地说，音乐应该成为教育的一部分，内化到教育之中。音乐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和途径之一，对于开拓型人才的培养，对于学生个性的发展和人格的完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许多教育领导机构和一些中小学校将音乐教育作为教学改革的突破口，办出了特色，办出了水平，促进了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

　　《诗经》里的“不学诗，无以言”，指出了“乐”的功用。音乐移人性情的作用，远胜于知识教育。大教育家们都深谙此道，他们带领学生，或闲弄丝竹，或纵情高歌，或寄情山水……胡瑗说：“必游四方，尽见人情物态，南北风俗，北川气象，以广其闻见。则谓有益于学者矣。”蔡元培先生当年在北大组织了各种研究会，以培养学生的研究兴趣，音乐研究会就是其中之一---“养成创造新谱之才，采西乐之特长，以补中乐之缺点”。

　　重温大教育家的乐教情怀，不仅能感动和鼓舞我们，也能为当下的教育注入新鲜血液。
　笃行：教育的归宿

　　现在有些教师陶醉于讲授那种华而不实的空头理论，拘泥于各种僵化的教育规则，殊不知在书本和理论之外，还存在一个更广阔的天地---行。缺少“行”的教育，就是失去鲜活生命力的教育。

　　大教育家的“行”表现为两个方面：先在“行”中汲取知识，然后再把知识应用于实践。从孔子“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到荀子“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已矣”，再到程颐的“百工治器，必贵于有用”，等等，都是古代教育大家学以致用的生动事例。比照当下，一些教师在课堂上经常有种力不从心的感觉，因为没有丰富的社会经验，他们只能“从理论到理论”，难以有更多的深化和拓展。学生听起来很吃力，更不用说把这样的知识应用到实践中去了。

　　对学生来说，最快乐的学习方式是“行”。早在宋代，胡瑗就根据自己的教育实践，提出带领学生旅行参观的学校组织教学法。他认为，要增加学生的见闻，就应该多带他们去旅行。所以，他倡导的旅行不限于游历山水，更注重人情风俗。通过这种方式开阔了学生视野，也增加了学生的知识。

　　著名思想家王阳明也特别注重“行”，主张进行旅行、游艺等活动，因此他的学生活泼异常，学习热情很高。《阳明年谱》记载：“滁州山水佳胜，先生督马政，地辟官闲，日与门人遨游琅琊泉间。月夕则环龙潭而坐者数百人，歌声震谷。”像这样一团和气的学校，可谓和谐学校的典范，确实是现今教育的理想追求。

　　出国留学也是“行”的重要方面。主张“西学为用”的张之洞先生在当时极力主张派学生出国。他在《劝学篇》中将“游学”列于“设学”之上，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行”的重视。不论是在国内游山乐水，还是到国外“广见闻”、行万里路，都是获得知识和人生道理的一条捷径。

　　大教育家的“大教育”情怀

　　在传统教育中，教师很容易犯一个错误，即在评价学生的时候，更多的是从学生身上找原因，而忽视了教育者自身以及整个教育环境可能存在的问题。

　　教育有“大教育”和“小教育”之分，学校教育并不是教育的全部定义。教育者在立足学校的同时，还应该关注“大教育”，即书中蔡元培先生所谓的“社会教育”，此类教育实施的目的在于提高全民素质。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开办平民夜校时说：“从前只有大学生可以受大学教育，旁人都不能够，这便算不得平等。现在大学生分其权利开办这个平民夜校，于是平民也能到大学去受教育。”

　　与蔡元培先生一样，许多大教育家都有强烈的“社会教育”情怀，并倾注时间和精力躬身为之。在他们看来，“大教育”是社会大学的理想办学模式，作为“小教育”的受益者，他们有义务以实际行动服务社会。张之洞筹款建学、蔡元培设立教育基金等义举，都是受教育者反哺教育的体现。广而言之，“大教育”不应该仅仅是政府或者社会组织的责任，而是全民都要参与的大行动。

　　该书虽然不能包治教育百病，但通过梳理古代经典教育思想以及成功的教育实践，却能让人眼前一亮，获得不曾有过的感动。从我国最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到提倡“兼容并包”的蔡元培，对有些人来说，他们的名字或许有点“过时”，但现在提倡的一些教育新理念、新方法的源头说不准就是他们。

　　这21位教育家所处的时代并不相同，社会背景各异，他们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也有差异，但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即育人。重温这些大教育家的生平故事，你也许会发出这样的慨叹：“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中国大教育家》，程振英著，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年5月出版

　　《中国教育报》2008年12月4日第8版

　　从2005年开始，绍兴文理学院开始举办“风则江大讲堂”。讲堂定位为广邀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演讲、感受名家风采、共享学术盛宴。3年来，风则江大讲堂已经举办了100多期，邀请了国内外百余位知名学者演讲。主办者将演讲者的演讲录音整理，由王建华教授主编，出版了《风则江大讲堂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版）、《风则江大讲堂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2月版）。

　　王建华先生谈到举办大讲堂的初衷时说：“唯有开放、包容方能成就大器”。这两本厚厚的《风则江大讲堂》文集，首先就能真切地让人感受到大讲堂的开放与包容。书中涉及文化方面研究的有姜义华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构分析》、王云路的《论传统文化与现代人文精神》、王建华的《语言文化和人文素养》等，涉及经济方面研究的包括何梦笔的《路径依赖与中国经济转型》等。探讨政治的有俞可平的《政治学视野中的和谐社会》、万斌的《政治文明建设和当代政治体制改革》等。探究科学的有何作庥的《反伪科学与培养科学精神》、叶高翔的《物理学与人类文明》等。讨论人生观的有许纪霖的《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袁振国的《知识增长方式的变化与学习观的变革》等。论说文学与历史的有吴中杰的《鲁迅精神的当代意义》、黄健的《文学与人生》等。言说法学的有江平的《物权法与和谐社会建设》、康均心的《死刑制度在中国面临的挑战及未来的命运》等。大讲堂内容的开放包容、丰富多彩由此可见一斑。

　　《风则江大讲堂》文集中的演讲，深入浅出，独辟蹊径。如吴中杰的《鲁迅精神的当代意义》，从自己的鲁迅研究谈起，他将鲁迅与胡适比照来讨论，认为在学术上虽然“胡适的学术研究范围比鲁迅广”，但是鲁迅的艺术成就、学术成就比胡适大。吴中杰同时评说了鲁迅文艺创作的自主意识，尤其着重阐释了鲁迅所说的“遵命文学”，认为鲁迅并非赞成“遵命文学”，而是一种调侃、一种反讽，“他是一直反对‘遵命文学’的”。他指出鲁迅一直认为文艺与政治时时处在冲突之中，上世纪30年代提出了“帮忙文学”和“帮闲文学”，并用这个观点来观照文学史。他指出：“凡是伟大的作家，都有自己的观点，都有独立精神。”王建华的《语言文化和人文素养》从文学课好听、语言课枯燥说起，告诉听众他力求用通俗的语言演讲。谈到语言与社会的共生共变时，他指出“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有不同的语言现象”，举例“文化大革命”语录词、颂扬词盛行，改革开放后新名词层出不穷，网络出现后出现了诸多与网络相关的词汇。他强调珍爱母语、提高语用的能力、遵循语用的规则、充实知识的库存、在现实的应用中提高素养。

　　校内外师生一致赞扬这种大讲堂的形式为学校营造了良好的学术氛围。“风则江大讲堂”还被评为“全国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奖”。

　　《中国教育报》2008年12月4日第7版

　　近几年来，出版市场刮起了名人自传风，各界名人纷纷出书立传。从热炒的宋丹丹《幸福深处》到王蒙的《九命七羊》，再到英若诚、梅兰芳、郎朗的自传，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书商、出版商、媒体大肆宣扬，读者也议论纷纷。如今，年过九旬的杨绛老人也口述起历史来。《听杨绛谈往事》通过作者吴学昭与杨绛先生对谈的方式，讲述了她的生活往事。

　　“自传”就如萨特所说，是“通过历史境遇来定义我自身”。在《听杨绛谈往事》的序中，杨先生明确说明：经传主本人认定的传记只此一本。作为杨先生“钦定”的传记，该书在引领我们阅读杨绛的人生风雨、洞悉其如何定义“自我”方面具有独特意义。该书的前半部，记录了杨绛的家世及少年求学情况。从女校到大学，杨绛所在的学校都为她提供了宽松自由的学习氛围。书中讲述的杨绛与钱钟书比赛读书的故事，将她的顽皮和率真一览无余地呈现给读者。作者在杨先生口述的一手资料基础上，加入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及搜集的材料，本应具备史料翔实、准确的优势。但由于书中使用了大量小说式场景描写与人物对话，尤其仅凭“一家之言”对坊间流传的杨绛、费孝通、钱钟书之间的“三角”故事大肆渲染，让该书具有了较多虚构色彩。

　　一部自传的价值首先应该在于其真实性。好的自传之所以传神，正在于其非虚构性，譬如聂华苓的《三生三世》；也有的自传以“小叙事”写“大历史”，如吴祖光的《一辈子》。以作者与杨绛、钱钟书世交并至交之关系，把握传主真实人生并不难，难的是如何诚实地记录下传主的一生。好的自传作品即使不是完整的真实记录，也应该忠实于实际情况，不虚美，不避丑。以杨绛先生的学术地位和文学成就而言，作为“口述历史”的主角，引人入胜处自不待言。实际上，杨绛先生以前的回忆性散文，已经道出了人生之路的许多往事。《听杨绛谈往事》就史料而言，并无太多新意，而掺入的太多虚构成分，则使得传记功能大打折扣。

　　名人自传应具有深刻的思想性，而不应只是肤浅像生活表象的记录。《听杨绛谈往事》的后半部分读来晦涩，颇多语焉不详，其中大篇赘述杨先生《小阳春》、《洗澡》等作品，与传记本身关联有限。《听杨绛谈往事》中散记多于传记，虽然情感绵长，却素材琐碎，毫无新意。杨绛在本书的“序”中替作者分辩：“如果她写的传记读来淡而无味，只怪我这人是芸芸众生之一，没有任何奇异伟大的事迹可记。”然而这无法减少读者的失望。毕竟自传的价值在于传主的价值和意义，好的自传应该抛却自我美化的特性，坦率而真诚地对人生、内心进行剖析。替别人写传记颇不容易，要把握好作者与传主的距离。吴学昭唯一的优势是和杨绛亲近，可她思考有限，文采和叙事能力也很平庸，没有能力挖掘出更有价值的东西。

　　诚实书写自己的历史和思想，这是作者的最基本道德。《听杨绛谈往事》中很多篇章或评介作品，或辩驳翻案，或歌功颂德，与“谈往事”关系不大。该书名义上是为杨绛作传，但是涉笔芜杂，夹缠不清。自传写作最忌讳的就是自我美化、自我陶醉，唯有冷静客观的态度才能写出为读者称道的作品。《听杨绛谈往事》一书常常局限于对一个家庭生活的津津乐道，缺少对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生存空间的关注。

　　自传持续热销的一部分原因也可以说是读者的好奇心使然，读者们总愿意关注名人的生活。王蒙声称：“我不会放过我独一无二的创作本钱”，所以他的《九命七羊》以自曝上世纪的“几次较大的文坛风波”为卖点。而《听杨绛谈往事》一书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杨绛与钱锺书先生的清华园恋爱故事。然而缺少对生命的自审意识，让《听杨绛谈往事》更像是一个堆砌起来的文字泡沫。

　　市场浮躁，文人却不能浮躁；市场不完善，文人却要自我完善。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说：“我们赤裸裸地叙述我们少年时代的琐碎生活，为的是希望社会上做一番事业的人也会赤裸裸地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名人自传不仅是当代中国史的重要史料，同时也是当代人书写当代史的重要见证。面对媒体的热炒，读者应该具有一双慧眼，排除猎奇、看热闹、窥隐私的心理，踏踏实实地沿着立传者的足迹，带着深深的反思，进行一次人文和思想的、精神之旅。

　　（《听杨绛谈往事》，吴学昭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10月出版）

　　《中国教育报》2008年12月4日第7版

　　曾任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和北大校长的蒋梦麟以一种极平易近人的口吻讲述着那个不平凡时代的故事，朴素中暗藏睿智，平淡间自有真情。

　　蒋梦麟（1886－1964年）原名梦熊，字兆贤，号孟邻，浙江余姚人，著名教育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育学博士。他曾任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1930年12月至1945年9月间曾担任北京大学校长。

　　抗日战争期间，蒋梦麟利用躲空袭的“闲暇”，在没有灯光、没有桌椅的防空洞里，用随身携带的铅笔和硬面笔记本，写下了一本书，这就是《西潮》。

　　这是一本“有点像自传、有点像回忆录，也有点像近代史”的书，它几乎囊括了从1842年到1941年间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所有重大历史事件，前一半是作者“亲闻”，后一半是作者“亲历”。其中既有作者对于人生的透视，也反映出在中西文化碰撞下，中国社会的激烈动荡。

　　蒋梦麟出生在一个小康家庭，祖父做过上海一家银庄的经理，给蒋梦麟的父亲留下了7000两银子。父亲在其岳父的帮助下，30年内将7000两银子变成了7万两。蒋梦麟的父亲发现轮船比划桨的木船快得多，于是便千方百计地制造出一艘中国“轮船”来。这艘“轮船”因为没有蒸汽机，最终还是被抛弃了。实验没有成功，他的信念却坚定了：下一代只有接受现代教育，才能学会洋人制造神奇东西的秘诀。

　　这个造轮船的故事，正是中国如何开始向西化的途程探索前进的实例。

　　西洋时钟将时间均匀分割，破坏了乡村原有的时间观念；小小火柴，在暗夜中发出迷人的光亮，点亮了孩子们惊奇的眼睛；煤油灯将黑夜变成了白昼，让古老的菜油灯无地自容。在蒋梦麟的出生地--

　　-浙江余姚县蒋村，当时没有谁会考虑这些细枝末节的重要性。可正是这些细枝末节，破坏了蒋村以及其他村庄的安宁，最终震撼了全中国。西方列强的兵舰政策不但带来了新式货品和鸦片，同时也带来了科学文化的种子。这些种子生根发芽，后来使中国大获其利，这恐怕是列强当时没有想到的。

　　“西潮”汹涌而至，古老的中国开始震颤。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北伐战争，无数杰出之士都试图为中国这艘巨轮寻找一条新的航线。从小接受私塾教育、中过秀才最终却选择了西学的蒋梦麟，置身于中西文化思想交流的漩涡之中，看遍了翻云覆雨、沧海桑田的时局。在昆明的防空洞里，听着炮弹冰雹般落下在四周爆炸，蒋梦麟常常陷入深深的思索之中：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一件事情的发生如何会导致另一件事情的发生？它又会伴生怎样的政治、社会变化？正是这深深的思索，让他拿起纸和笔来记录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事情。

　　蒋梦麟的一些观点我们不一定认同，但是面对当下“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中如何寻找存身之路”这一时代主题，我们却可以从书中获得不少启示。（《西潮》，蒋梦麟著，天津教育出版社2008年4月出版）

　　《中国教育报》2008年12月4日第7版

 　■杨泽文

　　亨利·贝斯顿曾因其在自然文学中的突出贡献而被授予“爱默生-梭罗”奖章。《遥远的房屋》尽管出版于80年前，但书中许多观点，今天不仅没有过时，反而能让我们产生强烈的震撼与共鸣。

　　亨利·贝斯顿（1888－1968年），美国著名自然文学作家。美国文理科学院因其在自然文学中的突出贡献曾授予他“爱默生－梭罗”奖章。他一生写过多部自然文学作品，代表作是他在上世纪20年代所写的《遥远的房屋》。这本书描述了作者在马萨诸塞州东南部的科德角半岛---濒临大西洋的一片海滩上，独自生活一年的所见、所闻与所思。

　　1925年，人到中年的贝斯顿在科德角海滩买下了一片土地，建造了一所自己设计的房子，还在沙丘上挖了一眼井，用水泵来获取饮用水。贝斯顿住进自己称为“水手舱”的这所房子后，朋友每两周开车来带他去外面采购生活必需品，保证他能在海滩上坚持观察思考和读书写作。

　　《遥远的房屋》一书由“海滩”、“秋天，大海及鸟类”、“拍岸巨浪”、“仲冬”、“冬季来客”、“海滩上的灯火”、“漫步于内陆的春光中”、“大海滩的夜晚”、“年之高潮”和“猎户星在沙丘升起”10章组成。作者的观察依据大自然的四季更替展开，从秋季开始，以翌年秋季结束，形成了一个圆满的循环。贝斯顿以优美而又平实的文笔分别描述了这些东西：他所居住的房屋，他所在的海滩与沙丘，他观察到的植物以及各种鸟类，大海的四季景色以及海滩上难得一见的零星过客。文中既赞美了自然的神奇与壮丽，也揭示了自然的冷酷与无情。贝斯顿在写作《遥远的房屋》过程中，将自己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与洞见作为最有力的支撑点，使作品散发出耀眼的光茫。不难看出，书中所有的客观记录与描述都是为了最终理性地表达作者的思想。

　　贝斯顿到科德角的海滩体验离群索居的生活，与当年梭罗到瓦尔登湖畔造屋居住似乎如出一辙，但两人的目的还是有区别的。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的林地中自己耕田种地，体验和实践最基本的生活消费，证明一种简朴生活的可能，表明只有心灵的富有才会真正提升生命的质量，即“多余的财富只可以购买多余的东西，灵魂的必需品是金钱根本无法买到的。”而时隔80年之后，贝斯顿到科德角的海滩造屋独居，其目的在于充分亲近大地和海洋，与大自然进行心灵沟通与情感交流，以此获取人类的生存智慧与个人的生活启示。

　　自从人类进入只有“希望”而没有“神话”的工业文明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开始不断恶化与日益对立。如何真正缓解乃至化解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贝斯顿劝导人们要开启面朝自然的心灵之窗。他说：“在室内度过的一年是翻着日历消磨掉的一段经历。而在旷野中度过的一年则堪称是完成了一项盛大的典礼。”他甚至这样提醒人们，“对于所有热爱大自然的人，那些对她敞开心扉的人，大地都会付出她的力量，用她自身原始生活中的勃勃生机来支撑他们。抚摸大地，热爱大地，敬重大地，敬仰她的平原、山谷、丘陵和海洋，将你的心灵寄托于她那些宁静的港湾”。由此看来，在急功近利的现代社会，只有重新联结起我们与自然的纽带，改变人与自然背道而驰的困境，我们才会拥有良好的生存条件与生活环境。在《遥远的房屋》中，贝斯顿已经非常鲜明地表达出了一种超前的生态意识和自然的伦理道德。

　　他始终认为，大地上的每一种动物都有其生存的理由与存在的必要，人类永远没有资格剥夺任何一种动物的生存权。动物“不是我们的同胞，也不是我们的下属；在生活与时光的长河中，它们是与我们共同漂泊的别样种族”。而“人类只不过是整个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因此有必要“重新确立我们的位置，调整我们的行为方式”。

　　贝斯顿始终明确地向其读者传达这样一种思想理念：工业文明时代其实并不是人类的福音时代，人类只有完成从工业文明时代向生态文明时代的根本转变，才会有光明的前途。为此，他在《遥远的房屋》中这样告诫他的读者，无论你本人对人类生存持何种态度，都要懂得唯有对大自然持亲近的态度才是立身之本。（《遥远的房屋》，亨利·贝斯顿著，程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12月出版）

　　《中国教育报》2008年12月4日第7版

　　《反思中国人成才障碍》一书的作者认为，我国学生在知识结构上的缺陷表现为：显性知识有余，隐性知识不足；理论知识有余，实践知识不足。显性知识方面的优势使我们在基础教育阶段与发达国家似乎难分上下，但隐性知识教育方面的劣势则致使我国高等教育阶段处于明显落后状态。

　　从隐性知识看目前我国教育知识结构缺陷

　　我国的学校教育是以隐性知识的缺失为代价换来显性知识的高积累。正是隐性知识方面的劣势，导致我们的学生没有后劲。

　　2006年9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对3000多名理科新生进行面试，从中选出121名尖子生进入高等工程学院理科实验班。

　　面试中的一个题目是：什么是圆锥曲线？大部分考生会背诵圆锥曲线的定义，但面对现实生活中茶杯中的水面，却不知道茶杯壁可以看作圆锥侧面的一部分，以及水面可以看作平面。同样的生活中的例子也很多，如手电筒的光照在墙上的影子，从灯罩上方漏出来的台灯的光照在墙上的影子，这些也都是平面截圆锥。然而，我们的学生往往认为只有书本上、考试卷子上的平面和圆锥才是数学，而生活中的水面、茶杯、手电筒和墙面则与数学无关。

　　尽管我国学生擅长数学，但只是善于做数学习题，并不善于把复杂的生活情境归纳成数学问题，以数学的思维加以解决，再还原到生活中去。

　　学生暴露出来的缺陷显然是来自学校教育的缺陷。中国孩子联系生活的能力普遍较弱，是因为学校里、教材上所有的数学题目都是从数学到数学，与生活情境没有关联。我国中小学的数学教学没有引导学生将眼光从书本和考卷的狭窄天地中解放出来，放眼到现实生活中去观察和体会数学，从而导致学生学了数学却不会在生活中灵活运用，缺乏运用数学知识处理现实生活中各种相应问题的能力。从这个角度看，与实际生活的联系太少正是中国数学教育失败的一个关键点。

　　被公认擅长考试的我国学生，其实并不是什么考试都擅长，凡是涉及实践性强的考试，我们就比不过人家了。譬如，英国文化委员会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中国雅思考生在写作和口语单项考试中近几年来的分数都是全球最低的。麦肯锡2006年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大陆）不到10％的大学生具备英语沟通能力。

　　2004年，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对4000多名非英语专业的在校大学生进行的一个调查显示，19％的学生“几乎全部”

　　时间花在英语学习上，56％的学生“大部分”时间花在英语学习上。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大学生这样花如此大的代价学无使用价值的应试英语，而在英语学习上所花费的无用功无疑加大了中国青年人在成功方面的时间成本。

　　隐性知识教育缺乏的弊端与影响

　　以往我们对知识的传统界定是：知识属于认识的范畴，而经验只是知识的初级形态。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以后，人们对知识的含义有了新的认识并对知识的概念作出了新的界定。按照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1996年发布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报告，知识可分为四大类：其一是有关“是什么”的知识，属于描述事实方面的知识；其二是有关“为什么”的知识，属于探究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基本原理方面的知识；其三是有关“如何做”的知识，属于操作、实验、技能方面的知识；其四是有关“源于何处”的知识，属于寻找信息和知识源头的知识。前两类知识一直是我国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而后两类知识则是我们的教育始终缺乏的。

　　如今对知识的这种新的划分，与以往对知识的传统界定有了根本性的差异，知识的范围被大大拓展，不仅包括那些能够言传的显性知识，如事实、原理、概念、理论体系等，而且还包括那些只能意会的隐性知识，如经验、技术、技巧、能力等。当我们把未系统化的经验类知识也划入到知识范畴之内时，知识已不再仅仅停留在认知范畴，而是扩展到了应用范畴。

　　传统的知识观限定了我们对知识的认识，也限定了我们对学校教育内容的选择与安排。长期以来，我国学校的教学内容都集中在书本知识的灌输以及系统学科知识的传授，而科技实验和社会实践方面的课程即使在大学也很少，更不用说中小学。相比之下，美国在中小学就已开设大量贴近生活、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如园艺、电脑、缝纫、烹饪、木工、机械、摄影、绘画、乐器等丰富多彩的实用专业课程。

　　这些课程通过对学生实行各种基础的技术培训，在提高动手能力的同时，也让他们了解了职业、行业与谋生，并使他们从中积累和发展了隐性知识。

　　人们所拥有的知识不仅包括那些通过言语、文字或者符号的方式表达出来的知识，还有那些不能符号化的经验知识，这种知识就是隐性知识。显性知识构成了人们在认知风格和认知特质上的共性，而隐性知识则使个体得以个人的方式来理解、洞察、体会、感悟、认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

　　隐性知识因高度个人化而难以形式化，不易于传授给其他人。因此，我们头脑中的内含量总是多于我们的表达量。隐性知识中不仅包含一些非正式的、难以用语言描述出来的技能或技巧，而且还隐含着一些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和个人化的观察视角，正是这些隐含的深层内容使隐性知识具有重要的认知意义。

　　隐性知识的运作犹如结网一样，在无意识中逐渐地将原本无关联的知识、经验连接在一起。不仅如此，显性知识的接收、理解、记忆、整理、深化等效果也要依靠隐性知识的运作。由此，缺乏实践性的教学活动所造成的影响不仅仅是动手能力差，还因隐性知识的缺乏而影响了显性知识的吸收和组合，从而直接影响了认知活动的水平。

　　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中，隐性知识的作用远远大于显性知识

　　我国以往的学校教育限于传统知识观的制约，往往缺乏实践性、动手性、高参与性的科技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把智力培养局限在学校课堂上回答问题，而不是在生活实践中解决问题。由此，造成了我们所培养的学生缺乏个人化的隐性知识，这不仅构成了以缺乏动手能力、缺乏实践经验而显示出来的知识结构的缺陷，而且还构成了以缺乏连接知识的触点、缺乏组合知识的素材而显示出来的思维结构的缺陷。

　　单纯的书本知识即显性知识的学习，是一种通过文字符号间接获取知识的形式，其缺点是，由于知识的学习脱离知识的应用，且间接习得的知识因没有融入个体亲身经历的心理体验，故难以使知识经个体思维的参与而加工、升值，并且造成了学得快、忘得快的结果。

　　以往我们对知识的理解是：知识就是力量，而力量是越大越好，所以知识的积累量就成为衡量知识水平的唯一标准。现在我们对知识的理解已转变为：知识就是能力，而能力的高低是相对的，并有着类型的差别，所以衡量知识的标准不再是唯一的，知识的积累数量让位于知识的积累质量、知识结构的合理性、各类知识的平衡搭配以及知识结构的再生力。

　　在成功的过程中，隐性知识的作用远远大于显性知识，因为隐性知识对显性知识具有潜在的制约作用。由此，无论是培养能力还是开发创造力都要从隐性知识的获得入手，而隐性知识的积累、组合、转换都是以参与综合性实践活动为前提的。这意味着，隐性知识是与综合能力相辅相成的。

　　从大学和研究生阶段来看，在课程的学习成绩方面美国学生常常不是中国学生的对手，然而一旦进入搞研究性的课题，中国人往往既不如美国人机灵，也没有他们那么富于创造性。中国学生只擅长在限定范围里去寻找标准答案，一旦需要自己发现问题、自己寻找结论时就会不知所措。这是隐性知识缺乏造成的必然结果，正是因此导致我们的学生没有后劲。

　　（《反思中国人成才障碍》，上官子木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出版）

　　《中国教育报》2008年12月4日第7版

　　冯超：爱如烟花

　　他，30岁、教语文、高个子、戴眼镜、说话声音洪亮，我们喜欢叫他长春老师。女孩子仰慕他的才识，男孩子钦佩他的男子气。一次老师讲词，当读到秦少游的两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时，嘴角不自觉地露出笑意，“老师一定非常爱他的妻子”，大家不约而同地达成了共识。

　　后来，“官方”证实了“狗仔”的猜测：他和她是大学同学，感情很好。她原本也在一中教书，非常漂亮，由于身体不好，调到了郊外的另一所高中。他每天晚上一定要回家陪她，一次，他的摩托车坏了来不及修，他马上买了一辆新自行车骑回了家。他当着所有学生的面说过，他会永远忠于他的妻子……

　　他们，是一对如此恩爱的夫妻。

　　春日的一个下午，是长春老师的课。

　　那堂课，他是那样心不在焉，频频走到窗边向外张望。半堂课下来，他也觉得对不住我们，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大家啊，今天我妻子带着儿子来看我，现在正在楼下闲逛呢。”那一刻，他获得了我们的集体谅解。

　　长春老师和他的妻子就是这样旁若无人地相爱着，并不因为他们的教师身份而有所顾忌。他说此生的愿望只有两个：一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二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然而，爱情比我们想象的更脆弱、更残酷。长春老师在两年前辞世，死亡原因说来有些讽刺：学生家长为了感谢他，送他一根鱼竿。

　　他拿鱼竿去钓鱼，甩开的钓线居然搭到电线上……再后来，师母遭长春老师一个亲戚的侵犯，誓死不从，被那人用刀砍成重伤……

　　这就是长春老师的故事，我们一中的传说。

　　叶新安：爱情攻坚战

　　我和她在同一所小学任教，一个教语文，一个教数学。在我们学校，找对象的竞争是激烈的，好几个单身汉和我一样，眼睛都冒着绿光，盯着仅有的几个年轻女教师，蠢蠢欲动。在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情况下，我主动出击，企图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一次人生选择。

　　那一夜，我表白了，她拒绝了。其实她的理由很充分：她的家族是显赫的，和我门不当户不对。我只好频频用酒精麻醉自己，然后强作欢颜。我时常在夜里问自己，为什么我们还没开始就失败了呢？老实说，每当看见她，我下意识的反应竟然不是爱情，而是一种不甘心，一种占有欲。

　　我开始了新一轮的全力以赴，这其间怎一个“乱”字了得。关系好时，幸福得我不敢相信；翻脸时，折磨得我痛不欲生。这不是她的考验，而是她的善变。不过，每次都是我委曲求全。这也不是我包容，毕竟我的动机不良，就像一个投机商，在牺牲局部利益的前提下寻找着利润最大化。

　　到目前为止，我还是认定，她之所以嫁给我可能与爱无关，而是我经营有方。我会经常对她说一些诸如“不到黄河心不死”、“开弓没有回头箭”之类的话，让她感受到我的执著；会在她身体不适时在门缝里偷偷地塞进一些药品，让她感受到我的关心；会在她的书桌上放一束鲜花，让她感受到我的浪漫。终于，在我4年零7个月又3天的坚持下，她被感动了，最终彻底投降。虽然很不光彩，但是我们结婚了；虽然不是有情人，但我们终成眷属。

　　现实的生活很累人。现在，我们一家沿着大多数人的轨迹运行着自己的生活，维系家庭靠的是责任而不是爱情。剩下我能做的也是该做的就是懂得珍惜，和她一起慢慢变老。

　　潘力鹰：是爱造就了我

　　那天，我又像风一样从走廊里急匆匆地走过，无意中碰掉旁边一个人手中的吉他，“铮---”的一声，我停下脚步，一个清秀、挺拔的大男孩站在那儿。我惊讶，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男孩子，一个和我截然不同的人。他单纯得像山间清泉，透明、清亮，不含一丝渣滓。我的世界就在遇到他---陈君恩的那一刻，开始改变。

　　从那以后，我大学里的每一个周末，都是在君恩的琴房里度过的。

　　我用我“真好听”的声音给他读书，君恩把我从一个游走的人变成了一个安静的人、工作的人。

　　我不能就这样让他从我身边走过、消失，大学毕业后，我对父亲说：“我决定和陈君恩结婚。”当时我22岁，父亲知道陈君恩是个双目失明的人，父亲说：“一个人能明确地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是幸福的。”

　　我们结婚了，开始了两个人的生活，我的生活中心就是君恩。君恩是全国优秀教师，撰写了大量的学术论文，他是个天才，写论文的时候沉思几日，把章节字句都想清楚，然后一气呵成地把整篇论文对着录音机讲下来。我下班之后，边听录音边在电脑上把声音转为文字，这需要很长的时间和很大的耐心，我常常为此工作到深夜。为了能够修改他的文章，我开始研读特殊教育学。后来，如果不是非常专业化的内容，只要君恩给我一个框架，我就能够按照他的意图写出他想要的论文。

　　君恩经常对我说，这辈子只要遇到处境艰难的盲人，我们夫妻见一个就要帮一个。因为如果没有别人的无私帮助，他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也不可能娶到我这么好的老婆。（张琳摘自《教师的爱情》）

　　《中国教育报》2008年12月4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