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轻富贵，不能轻一轻富贵之心　
　　
　　能轻富贵，不能轻一轻富贵之心；
　　能重名义，又复重一重名义之念。《菜根谭》

   一个人可能表现得非常不在乎金钱和地位，但是与此同时，他也非常在乎“他具有不在乎金钱、地位的特殊优点” 这一事实；一个人可能表现得非常重义气、重名节，但是与此同时，他又非常在乎“他具有重义气、重名节的特异品质”这一事实。这是人心中最微妙复杂的东西，也最不容易被自己察觉和清除。
    心安茅屋稳，性定菜根香
　　《明心宝鉴》里有一段话：
　　心安茅屋稳，性定菜根香。
　　世事静方见，人情淡始长。
　　正因为心不安，所以永远不会有“稳”的感觉；正因为欲望太强，所以不可能安贫乐道，无法过古人那种咀嚼菜根、却能津津有味的生活。“性定菜根香”，性不定，当然不会觉得菜根香。“世事静方见，人情淡始长”，这是说只有真正安静下来，用心去体会，才会明白人事的奥妙。我们不禁要问：像机器零件一样随着时代的车轮被动旋转，在忙碌之中茫然度过一生，没有平静、没有自我，这就是现代化所带给我们的伟大成果吗？只想着金钱利益，没想过安贫乐道；只想着功成名就，没想过默默无闻。不是没有名利我们就过不好，而是我们认为没有名利就过不好。所以我们不能体会平淡自然而其味无穷，清贫朴素却宁静安逸的生活。　　
　　儒家的修身学问从来不要人们拒绝名利，而是要我们学会如何正确面对名利，掌握好分寸。孔子就说过，“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礼运》），还说过“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孟子也认为人们求利是正常的，只有在“二者不可得兼”的时候才需要在义、利之间作出选择。先秦儒家多明确主张礼乐制度要合乎人心、顺乎人情，《礼记》中多次把人情比作田地，说礼要在人情之田上培植，提倡“缘人情而制礼”的思想。很多人误以为宋明以来儒家提倡“存天理，灭人欲”，是要人们舍弃一切正常的生理欲望，这完全是误解。只要读过他们的书，就知道他们根本不是那个意思。具体说来，他们把“人欲”界定为那些超出正常限度的欲望或自私自利的欲望。比如宋代学者谢良佐曾以“孺子将入于井”为例来说明什么是天理、什么是人欲。一个人过路时看见一个小孩即将落入井中，而将小孩救起，如果他这样做是出于良心的自然发现，就是天理；如果是为了讨好小孩的父母兄弟，或为了博取他人的好感等，或因为他不想听小孩的哭声，就是人欲（《上蔡语录》卷一）。朱熹曾以饮食为例来说明什么是“存天理、灭人欲”，指出：“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文渊阁四库全书-御制朱子全书》卷四）。据此，孔子说自己“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并不是说自己没有欲望了，而是说经过多年的修炼，他的人生欲望已经达到“发而皆中节”的地步。
　　身不宜忙，而忙于闲暇之时，亦可儆惕惰气；
　　心不可放，而放于收摄之后，亦可鼓畅天机。
　　这段话同样出自《菜根谭》。它讲如何处理一个身的忙与闲，以及心的收与放的关系问题。与其为名利而牺牲身体、劳耗精神，不如静下心来做些自己真正喜欢的事；与其为了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而殚精竭虑、心力交瘁，不如放弃身外之物，甘贫乐道，陶醉于物我两忘的精神幸福中。因此，人生要想求得最大的幸福，就应该追求内心的悠闲、自在。所谓“忙于闲暇”，指即使忙，也要带着一份悠闲的心情。所谓“心不可放”，指不可把心沉没于追名逐利之中，“放”是迷失的意思。

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读过《菜根谭》的人都知道，该书并没有要人们脱离尘世，去过世外桃源的生活，而是要我们学会如何面对世事，如何在世事中把握好心性，做到忙而不乱。也就是，古人认为，只有能够以悠闲、超脱的心境来做事，才会有真正的功业。《菜根谭》并不反对人们有所作为，而是试图揭示怎样以最恰当的方式追求事功，以及如何让事功真正朝着有益于身心健康和生命意义的方向走。
　　身忙并不一定意味着心累。心累是心中的牵挂太多，或者说一些不必要的贪恋支配着我们的心灵，才使心那么累。许多心理问题，仔细想一想，都是因为自己想不开所致。所谓想不开，就是沉浸于世俗生活的欲望或压力之中不能自拔，古人称这种状况为丧失了“本心”，因此提出做学问的主要目标在于找回自己的本心，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求放心”。
　　孟子曰：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这就是《孟子》的“求放心”名言。“放心”，就是迷失了的心，或者说心丢了。孟子的意思是，假如你家里的鸡犬丢了，你会迫不及待地把它找回来，但是生活中有比鸡和犬贵重万倍的东西早就已经丢失了，我们却从来没有去寻找它。想一想，如果你突然发现自己的钱包没了，或手机丢了，你会不会非常着急？你也许会迫不及待地想把它找到，甚至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根据孟子，有比钱包和手机贵重一万倍、甚至不止一万倍的东西，早就已经丢了不知多少年了，可是我们从来也没有想到过把它找回来。这个东西就是你的心。毫无疑问，我们不会否认我们的心比钱包、手机贵重万倍以上。一个钱包的丢失可以让你成为热锅上的蚂蚁，一颗心丢失了却泰然自若，是不是你自己的不是呢？
　　所以，孟子最后的结论就是“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他所说的“学问”，不同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数理化这类在学校学习的科目，而是指做人的学问。做这种学问需要针对我们自己最重要的东西——“心”，要把丢失的心找回来，好好地呵护它、爱惜它，让它向好的方向发展。做这种学问并不限于在学校，而需要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在每一个可能的时刻都需要做。
只是一点方寸之心，千罪万过
　　吕坤说浑身五脏六腑、百脉千络、耳目口鼻、四肢百骸、毛发甲爪，以至衣裳冠履，都无分毫罪过，都与尧舜一般。只是一点方寸之心千过万罪，禽兽不如。千古圣贤只是治心，更不说别个。学者只是知得这个可恨，便有许大见识。（《呻吟语》）
　　这段话大意是说：人体浑身上下，从五脏六腑到耳目口鼻，从经脉血管到四肢百骸，从毛发甲爪到衣裳冠履，都没有丝毫罪过，都与尧舜等圣贤的一模一样。如果说我们犯了什么错误的话，问题一定不出在身体器官上，而出在我们的一颗心上；如果我们与尧舜有什么区别的话，那也绝不会体现身体器官上，而只能出在心上。因此千百年来，圣贤们所做的全部工作，其实归根结蒂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治心。
　　 “心”是需要治的。古人认为“人心”通常都不是生来就完美无缺，都需要治理，决不能顺其自然，“跟着感觉走”。吕坤曾说自己“用三十年心力，除一个‘伪’ 字不得”（《呻吟语》）。可见他在治心方面所花的工夫有多深。根据前面那段话，“治心”应当是每个人人生的头等大事。我们发现，现代人和古人的最大区别之一，就是现代人从不把“治心”当一件重要的事情去做。
　　用吕坤的观点来衡量所谓的“精英症”，可以发现，现代人的许多病根子恰恰都出在不治心之上。现代人每天将主要精力花在事业、前途、人际关系、金钱乃至享乐上面，可能连片刻的心思也不放在“治心”上。按照吕坤的理论，这叫做舍本逐末。本来对人生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却不去过问，结果必然要受到惩罚。什么样的惩罚？心不治，心理疾病就会日益严重。轻一点表现为心理压力大、精神过度紧张；重一点的表现为身体健康出现种种问题，疾病缠身。有人说，我们正从“东亚病夫”变成“东亚药夫”。更严重的当然是各种各样的癌症，什么肝癌、肾癌、淋巴癌等等，还有可能导致猝死的心脏病或心血管疾病，等等。我丝毫无意批评那些英年早逝的精英们，而只想恳请大家注意一个事实：即使从医学理论的角度看，癌症、冠心病等一类病症的发生，也与当事人的心态有很大关系。某报的一篇文章在分析了心肌梗死的病理原因后，这样呼吁人们：放松精神，愉快生活，保持心境平和，对任何事情要能泰然处之。类似这样从医学角度向社会发出的呼吁已经不胜枚举。这类呼吁可以用古人的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治心。
　
了心自了事
　　先轸是春秋时期晋国有名的卿大夫。公元前627年（鲁僖公33年），晋文公重耳去逝的消息传出后，秦穆公由于嫉妒晋国的霸业，不顾同盟协定，派大军来袭击晋国。在晋国三军（上、中、下三军）主帅先轸的精心谋划下，秦军几乎全军覆没，最高将领孟明等三人亦被生擒活捉。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秦、晋殽之战。但是此时继位的晋襄公，生母是秦穆公嫁给晋文公之女。她跟襄公说：“这场战役完全是孟明等人挑唆起来的，把他们放回去，秦君一定会严办。岂不是比你亲自杀他们更好吗？”就这样，晋襄公在未明真相的情况下，把孟明等人放走了。第二天早朝时，先轸打听秦俘，得知襄公已私自把孟明等人放回，大为震怒，当场破口骂了起来：“我们九死一生在战场杀敌，好不容易把敌帅抓到，你竟听信妇人之言，轻易把他们放了。放虎归山，后患无穷，我看晋国完了！”说完他竟不顾襄公的反应，以“呸”的一声来表达愤怒。襄公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马上派人去追，但没有追到秦俘。这年八月，狄人伐晋，被晋人打败。先轸说：“我侮辱国君未受惩罚，岂敢不自己惩罚自己呢！”说完他脱掉甲胄，单枪匹马冲入敌阵而死。狄人出于对他的尊敬，将其尸首交还给了晋国，面容看上去像活人一样。
　　现在，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先轸的死。显然，直接原因是他意识到自己不该那样对国君无礼，愧疚、自责使他选择死来解脱。你也许会说，先轸的行为未免太极端了。既然襄公已经对自己不计较了，何必还要自己惩罚自己呢？而且还要结束自己的生命，有这个必要吗？
　　首先，应当承认，先轸那天当着众臣的面，公开地对国君无礼，确实相当过份。即使在今天，如果哪个下级敢当着同事的面，以“呸”的方式来回应上司，也是上司所受不了的。先轸身为晋国主帅，当然知道自己有失分寸。但是由于晋襄公并未对他表达任何不满，亦无任何惩罚或报复，这反而使先轸愈发地感到不知所措了。
　　仔细研究先轸在晋国受到赏识、提拨并被委以重任的经历，可以发现：僖公27年（公元前633年），晋文公重耳结束长达十九年的流亡生涯、回国当上晋国国君后不久，就任命先轸为“下军佐”，位居晋国六卿之列，此前看不到先轸在晋国有任何职务的记载。先轸的被任用，完全是由于晋侯赏识他的人品。次年，先轸又被提拔为晋国中军帅，位居六卿之首。先轸以一介匹夫，而能在短期内成为晋国三军统帅，超过所有其他追随重耳在外长期流亡的人。在接下来晋、楚城濮之战以及秦、晋殽之战中，先轸以实际行动来报答晋侯的知遇之恩。他高超的谋略和过人的见识，为奠定晋国在中原的长久霸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可以发现，先轸之所以会死，是因为他觉得自己那天的行为对不起晋文公的栽培；而他之所以会如此深刻地内疚，不能解脱，又是因为他的心太真。这可以拿来解释儒家的治心理论。一个本来赤胆忠心的人一时行为失当后，熬不过自己的心，背上了沉重的心灵枷锁，在深重的愧疚感压迫下选择了死亡。全部问题出在他的“心”之上。“心”的问题是他所无法回避的，也是我们时常所无法回避的。如果先轸事后没有愧疚感，他大可不必活得那么累，也不会选择自尽。但是，关键在于，有无愧疚感，却不是一个人可以自由选择的问题，而是我们有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了心自了事，犹根拔而草不生”（《菜根谭》），先轸不能从心上解决自己的问题，所以他的负罪感会一直陪伴着他，直到死为止。
　　中国古代的“治心”理论有两个方面，一是从身心和谐、精神安逸、心性自由的角度讲治心，主要是一个怡情养性的问题。这种理论由先秦道家较早提出来，在魏晋玄学、隋唐佛教（特别是禅宗）以及宋明理学中得到了发展；二是从仁义道德的角度讲的，即孟子所谓的“以仁存心、以礼存心 ”（《孟子-离娄》）。它由先秦儒家提出、在后世儒学中得到发展。在本讲前面几节讲的主要是怡情养性的问题，从本节始我们关注治心理论的第一层面，即仁义道德的问题。
贪了世味的滋益，必遭性分的损
　  古人云：“讨了人事的便宜，必受天道的亏；贪了世味的滋益，必招性分的损”（《菜根谭》）。“天道”和“性分”这两个词我们听起来有点玄乎，其实意思很简单。你占到了别人的便宜，别以为你真的占到了便宜，在这个方面占到便宜，在其它方面会付出代价。所谓“性分”就是人的天性，老天爷赋予我的天性就称为性分。天是冥冥中的主宰，你若在人事方面占别人的便宜，就是对天道的不敬。当然不是指你一定会马上受到恶报，但是老天爷会让你体会到灵魂深处的不安，受到良知的谴责，即“必遭性分的亏损”。你所占到的便宜可能只是一粒芝麻，但是你所亏损的则相当于一只西瓜。有些人总喜欢占别人的便宜，捞到本不属于自己的好处，结果老天爷让他终日惶惶不安，甚至长期生活在罪孽感之中，生命质量大打折扣，这不是丢掉了一只西瓜是什么?当然先轸不是一个贪心之人，但是毕竟他的性格有欠缺的一面，所以他对事情也有一定的责任，这才导致他也逃脱不了良心的惩罚。吕坤说，“唯理义之悦我心，却步步是安乐境”（《呻吟语》），即从情理、道义的角度来做事，会使人心安理得，说的也是同样的道理。你也许会说，换作别人可能不会像先轸那样有罪孽感，但是别人可能在这件事上没有罪孽感，不等于他不会在其他方面有罪孽感。
尽其心，而后知其性
　　有了前面的讨论，现在我们就可以对孟子的性善论略加介绍。
　　孟子的性善论常常被一些人所批评，不少人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批评孟子不明白人的自然属性无所谓善恶，也有人倾向于主张人性恶，或人性有善也有恶。批评多半建立在对孟子的严重误解之上。其实，孟子并没有从我们今天的意义上来讨论人性本质上是善还是恶。他的真正意图只不过是想说明，只有一个人保存和发扬善念，用心做人，才能真正体验到人性的魅力，感受到来自灵魂深处的强大力量，认识生命的尊严和价值。我们从上面所讲的先轸的例子，也可以说明这一点。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孟子为什么会提出著名的“尽心”学说。孟子曰：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
　　知其性，则知天矣。
　　存其心，养其性，
　　所以事天也。　（《孟子-尽心》）
　　前面部分讲“尽心、知性、知天”，后面讲“存心、养性、事天”，代表两个递进和对应的过程，都针对“心”、“性”和“天”。宋明以来的儒家学者极力推崇这段话，并在此基础形成了一套完整庞大的修身思想，因此宋明理学有时也被称为“心性儒学”。第一部分讲“尽心、知性、知天”，讲由“尽心”而“知性”、而“知天”。第二部分讲“存心、养性、事天”。其中的“存”、“养”、 “事”，这三者都是行为。所以，第二部分落脚在行为之上，落脚在人们在实际生活中该怎么做上。但是无论是“知”还是行”，都是针对人的性格修养而发，针对心、性、天这三者而言。
　　所谓“尽心”，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最大限度地按照良心的要求来做。这样任何时候扪心自问都不会感到愧疚，因为你没有做见不得人的事。这一点前面已经讲过。“尽心”了才会“知性”，即不再感到“性分的亏损”。在生活中有很多这方面的例子。比如有人说，他每次在公共汽车上逃票时都会东张西望，紧张得很。这种紧张心理是他为逃票行为付出了的“性分”方面的代价。换一种方式做，不逃票时心里会踏实很多。这种“踏实感”是上天对他的奖励，也是合乎他的本性或良心要求的行为。这时他不会感到“性分的亏损”，所以“尽心”可以“知性”。同理，琅琊山五壮士选择了跳崖而不是投降，因为他们觉得那样做才合乎他们的本性和良心的要求，他们的行为得到了老天这样的回报：他们体验到了人性的崇高、庄严和伟大，这就叫做“知性”。由于“性”是由天赋的，或者说“性”代表我们天然的禀赋，所以临死时的伟大体验代表了上天对人性的奖赏，认识到这一点就叫做“知天”。
　　从上述过程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用心去做人，实实在在地做事，才能体验到人性的魅力，感受到上天对人的丰厚馈赠。这就叫做存心、养性和事天。性善论的要旨在此清晰展现：上天并没有亏待我们，尽心、存心做人，你会感到灵魂更加坦荡，胸襟更加博大，生命更有价值，人性更有尊严。按照良心的驱使做事，用心去体验人的本质力量，理解人性的尊严，感受生命的魅力，你会感受到“性分的完满”（而不是“亏损”），这就是“养性”。这里面体现了人性的法则，人是不能违背的。这种法则来自何方？来自上苍的恩赐，也可以说是我们的先天禀赋。认识到这一点叫做“知天”，遵守这一天赋规则叫做“事天”。
　　吕坤的《呻吟语》中说：“性分不可使亏欠，故其取数也常多，曰穷理，曰尽性，曰达天，曰入神，曰致广大、极高明。情欲不可使赢馀，故其取数也常少，曰谨言，曰慎行，曰约己，曰清心，曰节饮食、寡嗜欲。”这段话的大意与孟子的话相同。其中“穷理”、“尽性”、“达天”、“入神”、“致广大、极高明”等名词，主要来自先秦儒家经典，大家如果“尽心”的话，应该能体会出其含义。


　

　
　　

    苟得其养，无物不长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儒家修养思想的渊源。我们今天使用的“修养”一词，由“修”与“养”两个字构成，而这两个字一开始是分开来使用的。在先秦儒家典籍中，“修”字出现于“修身”这一术语中，强调人格的修理和磨炼；“养”则主要是由孟子、庄子等人开始作为一个重要的术语使用，而后在中国思想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孟子提出了许多有关于“养”的概念，如存养、养心、养性、养人、养勇、养气等，其中一些一直使用到今天。我们所熟悉的其他概念如修养、涵养、供养、养生等名词有的形成于战国时期，有的则出现得更晚。到了宋明时期，这些以“养”构成的词组，已经得到了广泛使用。现代汉语中常见的词组如养成、养育、营养、培养、调养、滋养、补养、给养等，无疑也是受它们影响形成的。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养”的本义是什么。《说文解字》是我国最古老、最权威的文学字经典之一，由东汉时期的大学者许慎（约58一约147年）编写。根据该书的解释，养的本义是指以食物供养。从字形上看，“养”（繁体写作養）由上半部“羊”与下半部分“食”构成，是一个典型的形声字，其含义与“食”有关，而其读音则从该字的部首“羊”字而来。我们可以想象，在孟子的时代，还没有我们今天熟悉的“修养”概念，孟子把本来指“以食物供养”的“养”字借用过来，表达我们今天所说的“修养”之义。他为什么要做这种借用呢？从行文中可以看出，他认为，人格的成长与生命的成长遵循同样的道理，需要足够的时间和过程，需要巨大的恒心与毅力。设想你要把一个小孩养大，必须给他提供吃、穿、住。此外，你还得有巨大的耐心，不可能指望一个三岁的小孩一下子长成二十岁的大人。因此“养”的含义之一，是指事物达到理想状态需要时间和耐性，需要循序渐进。同时，为了让小孩长大好，还必须注意营养，尽可能避免生病，生病后要及时医疗、恰当护理，等等。这些事情不注意，孩子都不可能健康成长。人格的成长也是同样的道理，需要时间、耐心和条件，需要慢慢培养，包括长年累月的照料，认真细致的护理，一刻也不能掉以轻心。否则，人格也不可能健全发展。
　　中国古代的养生思想，包括前面讲的程颐的养生思想，是在孟子等人修养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果说孟子的存养思想更侧重个人内心的修炼，那么宋明理学中的存养思想则在注重内心的同时，也注意如何从外在形式、特别是生活方式上加强自我修养，那么这一思想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道家的养生之道，以及佛教的禅修思想。
　　孟子说：“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孟子-告子》）。所谓“得其养”与“失其养”，讲的是人如何在生活和工作中处理好自己的生命需要与外部压力之间的关系。孟子还曾以牛山之木为例来比喻人格的培养。他说齐国东南的牛山，人们看到它光秃秃的，可是这并非因为这座山不长树木。而是因为人们不断地来砍伐，甚至砍伐完了，树的根部在雨露、夜气的滋润下，才长出了一点嫩芽，又马上被牛羊吃掉。“牛山之木尝美矣”，只可惜它生在大国之郊，无人看养，所以不能健康成长。山上的树苗需要专门看护才能成长，人的生命何尝不是如此呢？如果对人的生命，也就象对待牛山一样，只是一味地要求它付出，而不让它获得应有的滋养，它如何能不夭折？　　　
    存心，养心，养性
　　针对人心的难以驾驭和控制，孟子还提出了“存心”、“养心”的著名说法。“存”是保存，有意识地把握、不使丢失。“存心”指有意识地保存自己的良心，不使之被人事淹没。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心灵经常是麻木的。我们学会了太多的做人技巧和法术，遇到问题首先想到的是应用这些技巧。但是这些技巧不能让我们在利益的诱惑面前气势如虹，在关键的考验时义无反顾，做人的法术不能给我们的人格以力量、生命以底气。因此，“存心”的“存”不能理解为封存，而是指有意识地保护和保存良心，别让它迷失。有时候，我们只有在夜深人静、独自静坐的时候，才会实实在在地感觉到自己心的存在。但是一回到现实，我们的本心立即消失得无踪无影。所以，明代儒学大师王阳明提出“致良知”，要求人们时时体会自己心的存在，感受良心的呼唤，聆听良知的声音。
　　“存心”之外，孟子还提出了“养心”。所谓“养心”，我的理解是，人的习惯是多年养成的，不可能一下子戒除所有毛病，需要日积月累地调整，逐渐把多年养成的坏习惯消除。因此，人心本身也需要“养”，我们要学习把自己的心当作一棵树、一株盆景来养育（你会吗？）。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通过减少不健康的欲望，可以达到涵养心灵的作用。如果把我们的心比作一株植物的话，那么也可以说，清除贪心和私欲，保持净心，发展自己性格中善良的一面，就好比是在给自己的心浇水、施肥，保证心的健全生长。孟子还强调，“养心”一定要专心致志，持之以恒，不能“一曝十寒”。“专心致志”和“一曝十寒”这两个今天无人不晓的成语，就是孟子针对养心专门发明出来的。虽然孟子所提出的“存心”和“养心”，都是针对“心”而发，但含义略有不同。“存心”是就具体的心理活动而言，强调抓住良心不放；“养心”则强调培养健全的心灵需要时间和耐性，不可能一蹴而就。“存心”从短期行为着眼，“养心”从长远效果着眼；“存心”需要毅力和决心，“养心”需要细心和体验。故宫里有一个“养心殿”，这是帝王养心的地方。可见孟子的养心思想，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影响很大。
　　但是，“存心”和“养心”的最终目标是相同的，那就是培育健全的人格，用孟子的话说就是“养其性”。“性”这个字从词源上看由“生”与“心”两部分构成，在先秦典籍中常常就是“生命”的意思。加上一个“心”，意在强调它是一个身心交融的生命整体。因而“性”字有两层衍伸义：从行为方式上看它表现为人的性格，从本质上看它体现了人的本性。“养性”，就是要把自己的生命作为一个身心交融的整体来培育，通过“存心”、“养心”给生命的幼苗阳光、雨露和营养，使之健康、茁壮地成长。孟子说：“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意思是，用心做人，凭良心做事，养育身心，涵养性情，才是对老天最好的交待（即“事天”）。这个过程被后世儒者简称为“存养”。孟子并没有把“天”当成“上帝”来崇拜，但他认为“天”是我们一切良好禀赋的源头，并使人成为万物之灵。孟子还指出，人高贵于禽兽的地方不在别的，在于人有良知、良心。为什么我们在做了坏事以后心中会感到不安呢？为什么有时会对他人有愧疚之感呢？这种天然产生的感觉，如果说是人的一种本性的话，那么也可以说是老天赋予人的天性。从这个角度说，如果我们不好好把握自己的良心、良知，就对不起老天了，也就是不能“事天”。孟子并不是要人们去盲目崇拜天，而是强调学会尊重自己的天性。
　　孟子接着又说：“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意思是说，我们一辈子只能活一个岁数，我们不可能既长寿、又短命。但是，谁也不能保证自己活多大岁数，谁也不能保证自己一定不得癌症或夭折。这些我们能力范围之外的事，取决于天意。从这个角度说，命运是无常的，人不能自己左右，谁也无法逃脱命运的主宰。但是有一件事是人可以主宰而且应该主宰的，如果做不好，那可就是我们自己的责任了。这件事就是：存心、养心与养性，简而言之就是修身。能修身才能“安身”。“立命”，即“立于命中 ”，就是指面对命运的无常，人还能够站起来，不为它的神秘力量所打倒。如果你能在无常的命运面前坚强地站立起来，你就无惧于死亡的威胁了，你的生命由此获得了牢不可破的根基，这就叫做“安身立命”。后世经常使用的“安身立命”一词，源头在此。
    养吾浩然之气
　　孟子还认为，一个人有无巨大的人格力量，取决于他平时自我修养的功夫；而衡量这种力量的主要标准，体现在他做人有无“浩然之气”上。孟子是一个具有豪侠之气的人，对完美的人格有很多描述。诸如“浩然之气”、“大丈夫”、“贫贱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等术语警句，均是孟子首创、一直沿用至今。可以说，孟子对“浩然之气”的描述，乃是他对于 “存心”、“养心”和“养性”更具体、更深刻的阐述。
　　在《孟子-公孙丑》中，有这样一段孟子和公孙丑之间的对白：
　　［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
　　让我们来看看孟子这段话的核心思想。孟子所谓浩然之气，是指一种做人的豪迈气概，它使人感到自己的生命无比刚劲、无比高大，巍然屹立于天地之间。孟子认为，浩然之气所代表的伟岸人格是在一定的条件下产生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平时对自己的要求。首先，浩然之气是“养”出来的，而非临时制造出来。如何养？答曰：“以直养”。何谓“以直养”？答曰：一个人如果平时总能够正直无私、刚正不阿，关键的时候自然能体现出较高的境界和水准。如果我们欣赏历史上的有些伟人，尤其是那些在国家、民族遭遇危难的时刻挺身而出、为国捐躯的人们，或者有些在历史的重要转折关头，表现出大仁大义、以壁立千仞的人格震撼了无数心灵的人们，那么，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是这些人平时长年累月、始终如一的做人功夫，使得他们在异乎寻常的历史考验面前，表现出了巨大的勇气。所以，没有长期以来为人处世的功夫基础，不可能在关键时刻表现巨大的人格力量来。这就叫做“以直养”。此外，孟子在讲到“以直养”的同时，还强调了“直”不是简单的直来直去，而要“配义与道”，即“直”要合乎道义和公理。我宁愿用我们今天的一句话来说，“直” 要合乎天理良心，要经得起推敲和检验。
　　其次，孟子认为，培养浩然之气主要靠诉诸自己的内心来做到。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平时待人接物、为人处世，总能够从良心出发来要求自己，让自己心安理得。如果我们做的事情，会让自己内心深处感到不安，就会“气馁”，当然不可能再有正气。从行文中可以看出，孟子非常重要重视做人做事要扪心自问和自我反省。扪心自问时心中坦然，自我反省时毫无愧疚，才可能一身正气。孟子还在其它地方使用了“自反”、“反身”等说法，“自反”、“反身”都是自我反省。他引用曾子的话说，真正的勇敢并不仅仅指不怕死，而是在自我反省时心中没有愧疚和不安；“自反”时心中不安，即使是再弱小的对手也能让人心惊胆战；“自反”时心中踏实，即使有千千万万的敌人，也敢勇往直前。
　　其三，孟子强调，培养浩然之气并不是指按照外在的社会规范来要求自己。他坚决反对根据外在的道德规范和标准来培养人格，认为那样等于是揠苗助长。孟子说，浩然之气是“集义所生”，而不是“义袭而取之”。所谓“集义所生”，就是平时一直按道义要求自己，有了日久天长的积累才能有浩然之气。所谓“义袭而取之”，是指把“义”当作一个外在的无条件要求，强迫人服从。揠苗助长的故事，就是由他从这里讲出来的。如果按照孟子的观点，今天学校里盛行的许多道德教育，是否也是在揠苗助长呢？我们发明了很多道德规范，制定了许多道德准则，要人们学习和遵守，可是效果又如何呢？多数情况下，我们提倡道德，乃是因为听说社会需要道德，听说道德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必要条件。这种观点从一开始就把道德当作满足外在社会需要的工具来对待，对于道德所具有的自在价值以及道德成长的规律缺乏足够认识，可以说是揠苗助长的典型例证。
　　在孟子看来，崇高的道德境界和伟大的人格风范，决不可能被理解为外在规范和标准的产物，而只能来源于我们灵魂深处积蓄已久的力量，来自于我们在精神的升华中对人性之崇高、生命之伟大的切身感受。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在性命攸关的转折关头誓死如归，在重大的人生考验面前无所畏惧，才表明我们有伟大的人生信念，有了浩然之气。孟子强调，所有无私无畏的人格力量的源泉，主要不是来自于对外部价值规范的接受，而只能来自于我们灵魂深处，来自于我们切身感受到的、鲜活人性的魅力。具体的实现要依赖于以合乎道义的方式做人，从良心出发做事，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心。
    以善养人，然后能服天下
　　儒家关于“养”的思想，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养人”，与上面讲的“自养”过程相反，进一步发展为“养的人际关系学”和“养的政治学”。理想的人际关系赖以建立的前提是，能够“以善养人”，而不是“以善服人”。孟子说：
　　以善服人，
　　未有能服人者也；
　　以善养人，
　　然后能服天下。（《孟子-离娄》）
　　什么叫做以善服人？什么叫做以善养人？关键在于“服人”与“养人”怎么理解。根据古人的注解，“以善服人”指以威武逼迫人服从，春秋五霸就是典型；“以善养人”指真心诚意地关心、帮助和爱护别人，使人们心悦诚服，求之不得地追随你，其典型的例子是“七十子之服孔子”。用今天的话来说，“以善服人”可指运用权威的力量来强迫人为善。能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威来做善事，当然也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并不是心甘情愿地服从于你。如果他们没有违背你，那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想，而是因为他们不敢。在孟子看来，最成功的做法并不是让人们慑于权威而不得不服从，而是能够让人们发自内心地自觉追随。然而，要使人们自觉追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涉及人另一个重要的儒学概念——“化”。
　　一是“教化”。根据《说文解字》，“化”的本义与教育有关。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化”字由两个人（一个正立、一个倒立）构成的，因此，本义可能指人通过教育而发生了转化。直到今天，我们还用“和风细雨，润物无声”来比喻教书育人的过程。不过，古人所说的“教”并不局限于学校教育，而且可指人格境界高的人对他人的影响，并认为理想的人际关系中渗透着“教化”的成份。《孝经》中提到“教之化民”，大意是认为古代圣贤能够以身作则来感化他人，收到了人与人心心相应、和睦相处的功效。这里的“教化”绝不是指编出一些规矩和准则来让他人学习或遵守，而是包括：自己满腔赤诚、关心他人，他人也因此学会了亲亲、爱人；自己公正无私、廉洁自律，让他人理解了什么是公平、正义；自己待人谦逊、礼让，让他人懂得了何谓知书达礼；自己修习礼乐，他人也开始参与其中，其乐融融；自己正直果毅、是非分明，让他人有了善恶之分。通过读《孝经》，我们就能明白儒家在人际关系方面的理想并不是要人服从自己，而是以实际行动来感化他人，从而达到以行育人、以善养人的的效果。孟子提到了“善政”和 “善教”的区别，“善政”指好的办法措施，“善教”指严于律已，感化他人。他说，“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可笑的是，在如何来影响和改变他人方面，后人往往只会想到宣传和说教，很少体会到古人“教化”思想的精髓。
　　二是“风化”。“ 化”的另一个重要含义，指一个人在没有被迫和勉强的情况下，缓慢地、不知不觉地被改变了。《说文解字》用“风动虫生”生动形象地说明了“化”的这一含义。许慎说，“风”（繁体作風）由“虫”和“凡”两部分构成，其中“凡”代表发音，“虫”代表含义。“风动虫生，故虫八日而化”。春天来了，在春风的吹拂下，虫子开始孵化，一个新生命从无到有地诞生了。是春风的滋养，使一些细小的微生物发育、生长，化成了虫子，又从地上的爬虫化成了天上的飞虫。风是“无形而致者”（［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它在无形中滋养了万物，孕育出了新生命。这是一个典型的由“养”而“化”的过程。善于在人际关系中不着痕迹地影响别人，人们跟你相处如沐春风，不知不觉地发生着转化，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化”的过程。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论语-颜渊》），《毛诗》上说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指君子的德性能够像风吹草动一样感化众人，让他们从善如流、乐此不彼。孟子用“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孟子-尽心》）来形容“化”的过程。意思是，好的政治并不强迫别人去学习，而是通过塑造良好的社会风气，让人们一天天变好，却不知道是谁让他们变好的。汉代学者郑玄在《周礼》注中说：“风，言贤圣治道之遗化也。”意思是，前昔圣贤在位时以身作则，感化了人们的心灵，让无数人获得新生；如今他们虽已离去，但他们铸就的一些良好风气一直传到了现在。在儒家经典中，还有诸如以德化民、化民成俗、天下化成、施化、化育等一系列表达类似思想的名词。
　　总而言之，儒家学者认为，理想的人际关系也是君子用自己的人格力量养育新生命的过程，他把每一个人、每一个生命都当作目的，而不是实现私人目的的手段。之所以强调“以善养人”，而不是“以善服人”，正因为在孟子看来，勉强要人听从于你没有任何意义。能够以崇高的美德感化天下，让他们的心灵从你的人格魅力中获得滋养，他们的人性在不知不觉中健康成长，这才是君子在社交往的理想。今天，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我们要问：一个社会的繁荣昌盛，一个民族的文明进步，主要依靠什么呢？难道可以仅仅依靠经济、政治和法律手段吗？在儒家看来，仅有这些是不够的，还要培养人民良好的道德情操，让人心自觉地从善如流。为此，就需要“以善养人”，需要“教化”和“风化”。只有这样，才能从人心中形成强大的道义力量，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牢固的基础，为正义的事业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因此，“ 以善养人”，意义极为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