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启阵

唐朝向来被认为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巅峰时期，这跟它拥有李白、杜甫、王维、李商隐、孟浩然、白居易等一大批优秀诗人及其优秀作品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唐诗的繁荣，绝不只是因为诞生了这些优秀的诗人。如果把唐朝诗人和诗歌比作金字塔，他们及其作品不过是金字塔尖那一部分。金字塔尖之所以高耸入云，是因为，它有坚实的塔基和塔身。位于塔基、塔身部位的诗人，就个体而言，成就无法跟位于塔尖的那些诗人相媲美，但是，他们往往也是各有性情，各具魅力，是他人所无法替代的。

这里要说的就是他们中的一位，中唐时期跟张祜齐名的崔涯。跟张祜齐名，那是古书里的一种说法。实际上，在后代，崔涯的名气跟张祜不可同日而语，几乎所有著名的唐诗选本，都不见他作品的踪影。

但是，我这里要郑重指出：只要对崔涯的生平有所了解，读过他若干首作品的人，一定会承认他是一位非常有才气、有趣味的诗人，从此镌下深刻印象，经久不忘——我敢肯定，文学史上许多一流的诗人，也没有他这样的影响力！

从残缺不全的文献记载看，崔涯一生，最引人注目的有两点：一是，他的诗歌能够直接影响当时长安娼妓身价的涨落；二是，他的婚姻悲剧令人扼腕痛惜。

唐人范摅《云溪友议》、五代辛文房《唐才子传》均记载了崔涯作诗影响娼妓身价的故事。《唐才子传》卷六“张祜”条记载崔涯事迹比较简略，只说他乘兴游北里（唐代长安著名的红灯区），“每题诗倡肆，誉之则身价顿增，毁之则车马扫迹”。《云溪友议》卷中“辞雍氏”条则有较为详细、生动的记载。在“每题一诗于倡肆，无不诵之于衢路，誉之则车马继来，毁之则杯盘失错”的概括说明之外，还有几则实例。大概有一个皮肤较黑的娼妓，没有侍候好崔涯，他便写了如下两首诗形容她：

谁得苏方木，犹贪玳瑁皮。

怀胎十个月，生下昆仑儿。（苏方木，一味中药，可疗产后气喘、面黑欲死之疾。）

布袍披袄火烧毡，纸补箜篌麻接弦。

更着一双皮屐了，纥梯纥榻出门前。

试问，读过这样两首诗，有“一白遮百丑”审美规则的国度，还会去找她消遣的人，一定是凤毛麟角。她的买卖，自然就做不下去了。有一次，一个名叫李端端的妓女，不知何故得罪了崔涯，他于是给她写了这样一首诗：

黄昏不语不知行，鼻似烟窗耳似铛。

独把象牙梳插鬟，昆仑山上月初生。

李端端一看到这首诗，“忧心如病”。她当然不甘心从此门前冷落车马稀，于是立即进行公关弥补：远远看见崔涯和张祜两个人在别的妓院饮酒作乐出来，她就在路边候着，等他们走近时，便行起跪拜大礼，口中更是一叠声相求热语：“端端一直等着三郎、六郎，恳请二位哥哥怜悯一下小妹。”这样一来，崔涯当然不能再对她恶语相向了，于是重新给她写了一首说好话的诗。结果，一帮富商大贾，争先恐后，登门买欢。有人看着李端端前后境况截然不同，取笑说：“李家娘子，才出墨池，便登雪岭。何期一日，黑白不均？”

显而易见，在长安色情业，崔涯是翻云覆雨的人物。《云溪友议》叙述此事的结束语是：“红楼以为妓乐，无不惮其嘲谑也。”

这样一位放荡、毒舌的诗人，自己的婚姻、幸福却无法把握，终于凄惨收场。千年之后，仍然可以催人泪下。

崔涯的妻子雍氏，是扬州总校（总兵一类的军官吧）的女儿，相貌仪态都相当不错，夫妻也挺和睦恩爱。雍家因为崔涯是有些名气的诗人，待他不薄，馈赠往往很丰厚。但是，崔涯却并不礼尚往来，经常在宴席上对岳父表现出不恭敬的神情，直呼他为“雍老”。时间一长，“雍老”就厌烦不已，不打算继续容忍。于是，有一次抽出宝剑，叫过女儿，对崔涯说：“我是河朔之人，只会弓箭骑马这一套，生养了女儿，理应嫁给军人，只是因为钦慕读书人的品德，这才把小女嫁给你。小女离开你之后，不能另外嫁人，只好让她出家。你如果不答应，我只好挥剑杀了她！”当时就让崔涯的妻子削发，做了尼姑。这时，崔涯痛哭流涕，表示悔过，但是，为时已晚，雍总校已经不容他分说了。在场亲戚，莫不为之痛惜挥泪。相见时难别亦难，无奈之下，崔涯只得含泪给妻子写了一首赠别诗，如下：

陇上流泉陇下分，断肠呜咽不堪闻。

姮娥一日宫中去，巫峡千秋空白云。

这首作品问世之后，很长时间里，驿站、码头，常见分手离别的人们在深情吟咏此诗，长歌当哭，缠绵不已。

自然，除了上述两个方面的故事，崔涯也有他豪侠的一面。冯翊子《桂苑丛谈》中记载，崔涯、张祜落第之后，长时间在江淮一带游玩，疯狂饮酒，侮谑时辈，趁着酒兴，自称豪侠。崔涯有一次醉酒之后写了一首《侠士》诗，如下：

太行岭上三尺雪，崔涯袖中三尺铁。

一朝若遇有心人，出门便与妻儿别。

据说，这首诗颇受当时人的欢迎，很多人都会背诵，不少人在读过此诗之后，心生钦慕，甚至设宴款待崔涯，觥筹交错之际，互相吹捧一番。

                                                       2009-12-26

丁启阵

怪我多事，前天在QQ空间的心情栏里写了这么一句话：“今晚花50元钱（半价），睡了半场《三枪拍案惊奇》。”在我是实录，但是，对一些经常访问我空间的朋友而言，就成了干扰。有朋友问：“那俺们还看不看呢？”

解铃还须系铃人。我惹出的麻烦，当然也得我来解决，回答一下这位朋友：

假如您正好有大把时间需要消遣，加上您又不在乎几十元钱，您不妨去看一下。我建议您选一家设备比较好的电影院，因为，音响、画面，是这电影的主要亮点。张艺谋实在是一位出色的摄影师，构图，浓烈的色彩，西北地貌，用二人转甩手巾的方法甩面片，都有不小刺激感官的力量。我不主张朋友们猫在家里看DVD，那效果一定大打折扣。

假如您是小沈阳、闫妮、程野的粉丝，您不妨去看一下。他们在里边都继续了自己的表演风格，而且音画质量比他们在春晚、电视剧里要强得多。我要特别提一下的是，程野的表演（饰演伙计赵六），非常有古意，活脱脱一个古书插图里的小丑跳到了我们眼前。如果不是他们的粉丝，而只是孙红雷的粉丝，不看也罢，看孙红雷还是《潜伏》比较好——尽管那是电视剧。

假如您有特别的需要，比如正在追求一位胆子比较小的女生，不妨带她去看。《三枪》里有几个无关紧要的“惊悚”镜头，或许可以让女生一声尖叫，给您提供把她揽入臂弯的大好机会，突破女生虚设的爱情防线。

不过，假如您是属于下列情况之一，我认为，不看也罢：

一、您想要看完电影后再思考一下——我建议您不如去看贾樟柯、王小帅；

二、您想要唤起自己心中的大悲愤、大节义——我建议您不如去看陆川；

三、您喜欢看热闹看情节看才气——我建议您不如去看宁浩的疯狂系列；

四、您喜欢看解剖现实的勇气——我建议您去看外国电影。

自然，一己之见，仅供参考而已。

去电影院前，看过一些关于《三枪》的评论，“毒舌”者不少。我以为，毒舌者中，多数人是因为过于崇拜张艺谋同时又不能体谅张艺谋（的处境），期望过高，失望自然难免。如今这个时代，没有票房就没有大导演的舞台，晚年谢晋是一个典型。张艺谋要是继续《千里走单骑》的路子，他也很快就会找不到投资者（制片人）的。

我以为，比较健康的心态应该是：拍出《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那样水准的电影，我们感谢张艺谋；拍出《古今大战秦俑情》、《三枪拍案惊奇》这样水准的电影，我们也不谩骂张艺谋。艺术创造，是需要才气、勇气和运气的，谁也无法保证自己的每一部作品都是杰作。一言以蔽之，我们还是要感谢张艺谋，至少，他给爱看电影的人们站在电影院购票台前面时，提供了一种选择的机会。

                                                       2009-12-14

丁启阵

今天是冬至。从此往后，夜晚渐短，白天渐长。按照古人的说法，天地之间，阴阳二气的消长，阳气从今天开始占上风，因此有“冬至一阳生”的说法。

唐宋时期，人们都把冬至当作重要节日，重视程度，如同春节。《东京梦华录》和《武林旧事》对宋朝汴京（开封）和临安（杭州）两个都城的冬至节日情形有引人入胜的记载。请看：

十一月冬至，京师最重此节。虽至贫者，一年之间，积累假借，至此日更易新衣，备办饮食，享祀先祖，官放关扑，庆贺往来，一如年节。（《东京梦华录》卷十《冬至》）

……都人最重一阳，贺冬车马，皆华鲜整好，五鼓已填拥杂遝于九街；妇人小儿，服饰华炫，往来如云；岳祠、城隍诸庙炷香尤盛。三日之内，店肆皆罢市，垂帘饮博，谓之“做节”。享先则以馄饨，有“冬馄饨，年馎饦”之谚。贵家求奇，一器凡十余色，谓之“百味馄饨”。（《武林旧事》卷三《冬至》）

从这两条记载看，宋朝的冬至，店铺打烊，官府放假，人们穿新衣，置办饮食，祭祀祖先，去寺庙进香，亲友、僚属之间相互道贺，情形很像我们今天过春节。

遗憾的是，如今冬至不是法定的节假日，自然，心情和气氛就差得很多。北方，稍微讲究的一点的人家，可能会全家聚在一起，包一顿饺子，稍微热闹一下。在我的老家（浙江临海），节日食品是“糯米圆”，包括有馅儿的汤圆和没有馅儿的“擂圆”——状似象棋子的实心糯米粉团，蒸熟后，沾黄豆粉或红糖吃，有点像北京的驴打滚。

祖先已经过了一千多年的传统节日，我们现在只能用一顿简单的食物去诠释（事实上，很多人就连这一顿食物也不会去安排），对于多少有些及时行乐思想的我辈而言，实在是一件相当遗憾的事情。

为了弥补遗憾，我建议，有雅兴的朋友，来读几首跟冬至有关的唐诗。借助诗句，穿越时空，去体验一下古代诗人们的节日情怀，或许可以收到画饼充饥的效果。请看：

年年至日长为客，忽忽穷愁泥杀人。

江上形容吾独老，天边风俗自相亲。

杖藜雪后临丹壑，鸣玉朝来散紫宸。

心折此时无一寸，路迷何处见三秦。

（杜甫《冬至》）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

刺绣五纹添弱线，吹葭六琯动浮灰。

岸容待腊将舒柳，山意冲寒欲放梅。

云物不殊乡国异，教儿且覆掌中杯。

（杜甫《小至》）

冬至至后日初长，远在剑南思洛阳。

青袍白马有何意，金谷铜驼非故乡。

梅花欲开不自觉，棣萼一别永相望。

愁极本凭诗遣兴，诗成吟咏转凄凉。

（杜甫《至后》）

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伴身。

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著远行人。

（白居易《邯郸冬至夜思家》）

艳质无由见，寒衾不可亲。

何堪最长夜，俱作独眠人。

（白居易《冬至夜怀湘灵》）

显然，杜甫、白居易这五首短诗，写的都是佳节思乡、思亲的内容。王维说的没错，“每逢佳节倍思亲”。即使它并非法定的节假日，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在各自的心中，思念、怀念一下远在异地的亲友和已经故去的亲人，总是可以办到的。

                                                     2009-12-22凌晨

丁启阵

每当遇到比较严重的自然灾害，政府组织救援，高官莅临现场，新闻媒体就会高频率使用“血浓于水”这个词语。

其实，“血浓于水”这个词语，我们中国人还是少用为妙——不用最好。我的理由如下：

首先，该词语出自宿敌之口。有人考证，“血浓于水”，来自英美谚语“The blood is thicker than water”。说的是，鸦片战争期间，1859年6月某日，英国军队在天津大沽遭到清朝官兵巧妙、顽强的抵抗，进攻受挫，死伤不少。当时驻扎在附近洋面的美国海军舰队司令Josiah Tatnall，看到自己同种在黄种人炮火刀枪下流血丧命，不顾美国政府所持的中立立场，下令其舰队向大沽口炮台的清军开火，命令手下士兵离舰登陆，帮助英军作战。这位美军司令下达命令的原话就是：“The Blood Is Thicker Than Water.”即“血浓于水”。

其次，这说法跟我们一直标榜的“多民族国家”相互矛盾。所谓“血浓于水”，其中的“血”，指的是家族、民族、种族情感。而“水”，既可以指自然灾害，也可以指家族、民族、种族之外的人群，表示内外有别，强调向内凝聚，以便抵御外来势力。“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五十六个兄弟姐妹是一家……”。中国文化兼收并蓄，中国历史充满不同血缘之间不断融合的故事。“血浓于水”的观念，跟我国的文化、历史背道而驰。

再次，“血浓于水”不利于边疆宁静。中国边疆，不少地方不是以民族人口分布划线的。例如，东北吉林辽宁东部地区、内蒙古自治区、新疆自治区、云南省，都有我国民族人口（朝鲜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傣族等）跟境外国家民族有血缘关系的情况。若是大家都讲“血浓于水”，那些境内民族人民何去何从一旦成为问题，边界纠纷就不可避免。

根据以往经验，一定会有“国际主义战士”站出来说，鸦片战争早就过去了，“宿敌”的提法只能说明作者（即鄙人）心胸狭隘。这一次，我可有理由反驳了：发明“The Blood Is Thicker Than Water”的是美国人，推广使用的是美国人和英国人。

也许有人会说，“血浓于水”，跟英语“The Blood Is Thicker Than Water”、跟鸦片战争、跟英美军队均无关系，而是起源于“滴血认亲”、“歃血为盟”等传统国粹。倘若真是这样，我也一样要表示反对：宣扬那样的辞源，等于有意暴露我们祖先的愚昧和匪气。

                                                    2009-12-20

丁启阵

孔尚任《桃花扇》中有这样一组排比名句：“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说的是人间祸福无常，或许还有点幸灾乐祸的成分。

那是戏剧。戏剧的特点，时间可以任意跨越，主观愿望能够瞬间实现，悲喜交替，随时进行。而现实，却往往并非如此。现实中，我们必须承受漫长的过程。绝大多数情况下，漫长过程之后，还是“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

最近一年里，我就跟小区众邻居一道，充分体会了“眼看他起高楼”的况味。

几天前，在小区门口，一位须眉皆白的老者，冲着一溜疾驰而过的运土大卡车，愤怒地吼道：“害死人了，王八蛋！”南边造楼工地运送建材、泥土的大卡车，在驶过我们小区门口的时候，因为速度较快，扬起的大片灰尘，足以使所有路过的行人，顿时变得灰头土脸。

老者的愤怒，是可以代表我们小区不少居民的心情的。

居民的愤怒，原因并不复杂：承建小区南边一个商业住宅区的中铁公司一个下属建筑工程队，施工行为颇多野蛮之处。大略而言，至少有如下四端：

其一是，施工时间超长。也许是为了赶进度、抢时间，该工程队经常夜以继日，二十四小时不间断施工。于是，汽车轰鸣声，工人吆喝声，建材碰撞声，声闻数百米开外，彻夜不停。神经稍微脆弱一些的，根本无法入睡。

其二是，施工动静超大。按理说，在四周紧邻居民区的地方进行建筑施工，尤其是在夜深人静时分施工，应该尽量减少扰民噪声。但是，这个工程队反其道而行之，似乎总是怎么大声怎么来。比如，明明有吊车，但是，他们不用，铁木板材，经常从高空直接往下扔，掷地有声——巨响。动静之大，简直可以用地动山摇四个字去形容，就连能睡如猪、雷声从来无法撼动的鄙人，都经常在深更半夜被他们惊醒多次。

其三是，进出车辆超脏。我在东京见过日本人在市区搞建筑是怎么施工的：工地出口处，始终有专人负责检查进出车辆是否干净整洁，不合格者立即拦住，加以处理；为了防止工地出行车辆轮子带出泥印，此人手持高压水龙头，随时冲刷出口处路面和车轮。整个施工期间，附近道路上，根本看不到施工车辆落下的泥土和扬起的灰尘。如果说日本人在市区搞建筑有如当年“鬼子进村”，静悄悄的；那么，我们中铁公司所属的这个工程队施工，就有如当年志愿军赴朝作战，“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泥土满地抛洒，大车卷起尘埃，漫天蔽日。

其四是，施工者态度超横。小区有一些老人，实在忍受不了，曾多次前去提意见。但是，每次都遭到了工程队负责人的粗暴对待，甚至恶语相向，更别说改善迹象。据说，经常有居民打报警电话。但是，派出所在来过一次、无果而返之后，就再也没有来过。没错，房地产开发商也愿意对受影响的居民进行噪声补偿。但是，作为知情者，我要告诉大家，他们的补偿数额：距离工地最近的住户，一年的苦难，可以得到他们200元人民币的补偿；其他住户，补偿数额依次递减，100元、70元、50元不等——这笔巨款，买糖不甜，买盐不咸，买醋不酸。

此时此刻，凌晨四点钟，窗外工地上搅拌机之类机械仍在轰鸣，运送建材、废土的车辆在往来穿梭。可以肯定，它们正在一路掉渣，一路卷起晕月尘埃。

                                                      2009-12-19

丁启阵

不久前，澳门朋友梦子小姐编剧的电影《奥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首映式。我从梦子小姐那里索取了三十多张请柬，邀请几位朋友、一些中国研究生和来自韩国、日本、泰国、马来西亚、美国、西班牙等国家的十几位外国留学生，前往观看。

《奥戈》之所以能够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首映式，是因为它跟澳门回归十周年有关：它讲述的是1999年澳门回归前夕澳门出生的中葡混血儿“土生族群”去留抉择的故事。

主人公奥戈是一名情况比较特殊的“土生”， 生长于一个典型中国家庭中的奥戈，有着一张混血儿的面孔。他虽然隐约知道生父是葡萄牙人，但具体是谁他并不清楚。奥戈的养父是一位善良、宽厚的中国人，奥戈的妹妹也是中国人。奥戈本人是海关的边检警察，每天的工作就是审查进出海关者的身份和合法性。随着澳门回归日期的一天天临近，“土生族群”面临着人生重要的抉择：是留在澳门，还是去葡萄牙？奥戈和他的土生朋友们都在为这一问题苦恼着。自然，困扰奥戈的，不仅仅是去留的抉择，还有身世的问题。在为去留大事苦恼、焦虑的同时，奥戈也迫切地想要知道自己的生父是谁。后来，当奥戈从养父口中得知自己亲生父亲的信息，便离开澳门，去他所陌生的葡萄牙，开始了他的“寻根”之路。当奥戈在葡萄牙寻根的时候，生母却在澳门离开了人世。最后，奥戈在几经周折才找到的生父的家门前止步，选择了回到自己出生长大的地方——澳门。

围绕着奥戈的选择、寻根过程，还展开了几个跟土生有感情纠葛的中国女子关于友情、亲情、爱情的选择、等待与寻找的故事。

导演张弛，是《东京审判》的编剧，执导的第一部电影《地下的天空》，便先后在卡罗为法利电影节、曼谷电影节、釜山电影节大受好评，并收获多个奖项。

影片放映不到一半的时候，我的朋友们，多数现出了失望的表情，有人开始交头接耳，还有人甚至离开座位，走到剧场外闲逛。他们之所以终于没有离开人民大会堂，据说是为了照顾我的面子和心情。说实话，我一点也不怪他们。因为，我本人也觉得，这不是一部“好看”的电影。我之所以坐在那里认真看完，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不久前在澳门，我曾经主动请缨，表示要给梦子小姐这部电影处女作写影评；还有一个是，澳门回归前我在那里工作过一年，澳门回归后，我前后三次赴澳门参加文学奖评选活动，对“土生族群”、对回归、对澳门我都有浓厚的兴趣。首映结束后，梦子小姐也为《奥戈》不是一部“好看”的电影，几次致歉，说大冷的天（那天晚上北京气温很低）害我们跑那么老远的路，心里很过意不去。

中国研究生那里，我也没有听到什么热烈的反应。估计，他们对有机会走进人民大会堂看一看，更感兴趣。

但是，过了几天，从十几位外国学生那里反馈回来的信息却有些出乎我的意料：他们纷纷表示喜欢这部电影，说电影很有意思，感谢我给他们提供了这个机会。一位西班牙女生说，她喜欢这部电影，除了故事内容有意思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部电影的拍摄手法和风格不完全是中国的，有一半是欧洲的，她因为熟悉而感到亲切。一位韩国女生，则认为，这部电影除了可以帮助她更多地了解澳门、了解“土生族群”之外，还具有一定的国际意义。她说，在国外出生长大的人，寻找自我的时候，总是搞不清楚自己到底归属于哪个国家。她认为，这些人“通过这部电影可能找到自己想要寻找的某种答案”。即：一个人出生、长大的地方，就是他应该归属的地方。韩国学生也承认，这部电影当然不属于好莱坞那种“好看”类型的电影，但是，她反复强调，她喜欢这部电影，因为通过这部电影，她学到了许多东西。最后她总结道：“这不是娱乐类型的电影，这是让人思考的电影，是严肃的电影。”其他外国学生，不少人对这位韩国学生的说法深表赞同。

坦白地说，听了这些外国学生的意见，作为他们的中文教师，我感到惭愧。

也许，我们中国人由于心情浮躁、眼光飘忽，已经只能看看热闹、热辣、热炒（过）的“进口大片”和“国产贺岁片”，而没有耐心坐下来看一点有内涵、有思考、有深度的严肃题材的电影了。

                                                  2009-12-17

丁启阵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陈子昂的这一首《登幽州台歌》，是千古传唱的名诗。诗中的意思，也不难理解。大概就是，登高望远之际，产生了孤独、寂寞的感慨。

然而，对于前两句中的“古人”、“来者”，却至少可以有如下三种不同的理解：一是，“古人”就是普通的已经作古之人，即前辈；“来者”就是普通的未出生之人，即后辈；二是，“古人”指前代贤人，“来者”指后辈贤人；三是，“古人”指前代能够任用贤士的君王，“来者”指后代的此类君王。总而言之，对于“古人”、“来者”的身份，可以有平民、士大夫、君王三种不同的理解。

单从诗意而言，三种理解均无不可。至少，它们都符合作品中诗人独立苍茫的意境。登上一座古建筑，兴起古今变易的感喟，说古人已经逝去，后人尚未诞生。不论古人、来者是什么身份，于情于理，都是讲得通的。

对陈子昂和这首诗的相关信息基本不了解的普通读者，大约会作第一种理解。“诗无达诂”，各取所需，这种理解当然无可厚非。

但是，联系到陈子昂的身份和古代诗人的思想以及诗歌语言传统，我们知道，他们多是有“精英情结”的。就是说，他们写诗的时候，一般不会把普通平民作为自己的参照物。至少，参照物得跟他们自己是同类。因此，第二种理解比第一种比较贴近诗人原意。

有的文学史家，结合陈子昂写作此诗时的遭遇和他同时期所作的其他作品，选择第三种理解，并且认为，“古人”就是指礼贤下士的燕昭王、燕太子丹等君王，“来者”则是指像燕昭王那样的后世君王。这种说法，有个好处，能帮助读者了解陈子昂的遭遇与思想。陈子昂是一个有政治理想和政治才能的文人，他曾经多次对则天朝的许多弊政提出批评，犯言直谏。但是均未得到采纳，他的政治才华也没有得到应有的赏识，一直沉寂下僚。公元696年，陈子昂作为幕府参谋，随同武攸宜征讨占据营州的契丹军队。武攸宜是一个为人轻率、缺少谋略的主将，第二年就吃了败仗。陈子昂屡次进言、请缨，都被他拒绝，而且还被他降了职。不难想象，陈子昂的内心是相当苦闷的。在这种情况下，登上地处古燕国辖境的蓟北楼（陈子昂大约为了便于中原及其他地区人的理解，称之为幽州台），想到礼遇乐毅的燕昭王，顺理成章。作于同一时期的《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中，对燕昭王、燕太子丹等礼贤下士的故事，表达了向往之情。例如，第二首是这样写的：“南登碣石馆，遥望黄金台。丘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霸图今已矣，驱马复归来。”

可是，我们必须知道，陈子昂的这一首《登幽州台歌》不是横空出世的，它有其诗歌艺术上的渊源。无论是思想感情，还是诗句语言，它都很像是从《楚辞·远游》脱胎而来的。《远游》诗如下：

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

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

所不同者，前两句与后两句之间的顺序也。陈子昂可谓后出转精，“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比起“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更遒劲，更富形象性，更具悲剧色彩，因而更有艺术感染力。《楚辞》中，“往者”应该不是指燕昭王、燕太子丹，有可能只是泛指前贤。准此，陈子昂《登幽州台歌》中的“古人”，也不一定非坐实了是燕昭王之类的君王。

我以为，单从注释角度而言，第二种理解比第三种理解稍微合适一些。

根据经验，可能会有朋友引用“见仁见智”之类的成语，对这篇文字表示不以为然。不客气的，甚至会指斥我为无聊，吃饱了撑的。其实，我写这种文字，主要用意不在有所是非，有所臧否，而是希望引起讨论，以激发大家对于古典诗词的兴趣。

                                                    2009-12-16

丁启阵

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儿童读物，莫过于“三百千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和《千家诗》了。这四种书籍在明清两朝流传极为广泛，影响非常深远。按理说，给儿童阅读的书籍，内容应该是纯净无邪的。用今天的话说，必须保证没有色情（黄色）内容。但是，令人吃惊的是，署宋人谢枋得选、明王相注的《增补重订千家诗》中，竟然选收了杜甫写自己陪一帮公子哥携带妓女游玩的诗歌，而且，一收就是两首！

它们是杜甫写于长安求官期间（公元746—755年）的《陪诸贵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晚际遇雨二首》。诗如下：

落日放船好，轻风生浪迟。

竹深留客处，荷净纳凉时。

公子调冰水，佳人雪藕丝。

片云头上黑，应是雨催诗。

雨来沾席上，风急打船头。

越女红裙湿，燕姬翠黛愁。

缆侵堤柳系，幔卷浪花浮。

归路翻萧飒，陂塘五月秋。

有如前人所说，这两首诗不妨当一首看。因为，它们记录的是同一件事情：某年五月的一天，杜甫陪一帮公子哥携带妓女去长安一个叫丈八沟的地方消夏，划船游玩。游玩前半部分，景色不错，男男女女，坐在船上有吃有喝，挺开心。但是，傍晚时分，遭遇阵雨，妓女们的衣裙被打湿了，有点扫兴。

在杜甫现存的1400多首作品里，这两首诗不能算是优秀之作。一般的唐诗选本和杜诗选本，都没有选收这两首作品。《千家诗》一共选收唐宋、五代、明时期诗人226首作品，其中杜甫诗最多，占了25首。在杜甫诗集中，《陪诸贵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晚际遇雨二首》，充其量只能算是中下水平的作品。虽然没有露骨的色情描写——实际上，我认为是写得很美的——但写的毕竟是冶游。按照今天政府有关部门和青少年教育专家的道德审查标准和观念，这样的事情是绝对不被允许的。

《千家诗》的编选、注释者，一个是宋代人，一个是明代人；《千家诗》的翻印者、使用者有明朝人和清朝人。众所周知，那可都是讲究名节的理学盛行的时代啊。换言之，平常我们口诛笔伐的“封建时代”，指的主要就是那几个朝代。

可见，封建时代也并非真的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没人性。

                                                    2009-12-14

丁启阵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毫无疑问，唐人李绅的这一首《悯农》诗，在当今可谓妇孺皆知。论知名度，在全部唐诗中，应该是前十名之内的。它之所以能有这么高的知名度，除了思想健康、感情美好之外，还有一个原因：语言浅显明白，琅琅上口，容易记住。我估计，大多数人会觉得，这是一首不需要作任何词语注释的古代诗歌。

而实际上，其中有个词语，人们的理解是有分歧的。那便是，“锄禾”二字。我一直以为，人们都会把“锄禾”理解为在庄稼（禾苗）地里松土和除去杂草。但是，不久前得知，有一些人是把它理解为收割庄稼（例如稻子）的。大约半年前，湖南卫视的一个节目里，就是把割稻子叫做“锄禾”的。如果不是编导的个人理解，那很可能是一种方言现象。

那么，唐诗里的“锄禾”应该是什么意思，或者说更可能是什么意思呢？

这得从“锄”字说起。锄，用作名词，很好理解，就是锄头。例如：

王维《渭川田家》：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

杜甫《无家别》：方春独荷锄，日暮还灌畦。

白居易《题座隅》：手不任执殳，肩不能荷锄。

荷锄，扛着锄头。“锄”用作动词，情况就有点复杂。意思较为明确的，有如下三种：

一、松土。例如：

  韦应物《答冯鲁秀才》：薄田失锄耨，生苗安可任？

      戴叔伦《屯田词》：麦苗渐长天苦晴，土干确确锄不得。

      王建《励学》：良田少锄理，兰焦香亦薄。

二、铲除。

      李白《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二首》：兰生谷底人不锄，云在高山空卷舒。

      韦应物《新理西斋》：养条刊朽枿，护药锄秽芜。

      孟郊《湘弦怨》：昧者理芳草，蒿兰同一锄。

  白居易《问友》：锄艾恐伤兰，溉兰恐滋艾。

      卢仝《寄男抱孙》：下学偷功夫，新宅锄蔾莠。

      施肩吾《山中得刘秀才京书》：自笑家贫客到疏，满庭烟草不能锄。

薛能《和曹侍御除夜有怀》：叶多庭不扫，根在径新锄。

贾岛《寄武功姚主簿》：锄草留丛药，寻山上石梯。

三、掘取。

      徐凝《柬白丈人》：昔时丈人鬓发白，千年松下锄茯苓。

但是，下边两种情况，究竟是松土、铲除杂草，还是间苗（除去多余的禾苗）、收割，意思不明确：

一、“锄”字不带宾语的。例如：

  韦应物《种瓜》：直以春窘迫，过时不得锄。

      储光羲《同王十三维偶然作十首》：野老本贫贱，冒暑锄瓜田。

      李德裕《郊外即事寄侍郎大尹》：老农争席坐，稚子带经锄。

二、“锄“字带宾语的。例如：

王维《瓜园诗》：余适欲锄瓜，倚锄听叩门。（锄瓜）

白居易《归田三首》：四十为野夫，田中学锄谷。（锄谷）

刘长卿《过鹦鹉洲王处士别业》：古柳依沙发，春苗带雨锄。（锄春苗）

杜荀鹤《钓叟》：田不曾耕地不锄，谁人闲散得如渠。

既然是不明确的，按理，怎么理解都可以。反正，诗歌语言不同于科技语言，它不需要搞得很清楚，弄得很精确。但是，李绅这首《悯农》诗有另一种版本，如下：

  锄田当日午，汗滴禾下土。

谁念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根据这个版本，“锄禾”就是“锄田”，可以排除收割义项。今天如果的确有方言管收割叫“锄禾”，那应该是后起的义项。

在字义上斤斤计较，难免贻笑大方之家，“志士仁人”们一定也会嘲笑我无聊，穷酸。

在方家、志士仁人们笑过之后，我还要来补充一点意思：其实，对农家而言，“锄田当日午，汗滴禾下土”并非最苦的事情——更苦的是，流了无数的汗水之后，那成果却并不属于自己。请看下边两首唐诗：

父耕原上田，子劚山下荒。

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仓。

——聂夷中《田家二首》之一

种田望雨多，雨多长蓬蒿。

亦念官赋急，宁知荷锄劳。

亭午霁日明，邻翁醉陶陶。

乡吏不到门，禾黍苗自高。

独有辛苦者，屡为州县徭。

罢锄田又废，恋乡不忍逃。

出门吏相促，邻家满仓谷。

邻翁不可告，尽日向田哭！

——司马扎《锄草怨》

饭桌之上，识文断字的城里人为了教育自家孩子从小懂得节约粮食，在背诵“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之余，倘若能够再讲一讲这两首诗，教育意义就更加深远了。

                                                      2009-12-13

丁启阵

澳门文友梦子小姐，编剧并监制了一部电影，来北京举行首映式。首映式结束后，我请她去后海一带的酒吧，体验一下北京的夜生活。梦子和她的两位朋友，还有我和伊人，一行五人，刺骨朔风中，甫一碰面，便匆匆离开人民大会堂，驱车直奔什刹海。

大家一见面，就跟老朋友似的开玩笑，全无拘束。询问对方姓名，倒显得生分。因此，聚会结束前，我就一直不知道梦子那一男一女两位朋友姓甚名谁。估计，他们也只知道我的名，不知道我的姓，因为梦子当他们的面叫过我几次“启阵”。

我们先到“烤肉季”旁边一家有火炉的小酒吧，没吃晚饭的他们三位，点了羊排、米线之类的食物，我们俩则点了啤酒、饮料。大约一个半小时之后，我建议换一家有歌手的酒吧坐坐。于是，过银锭桥，进了跟方才那家正好隔湖相望的一个酒吧，一位年轻女歌手在唱着我们所不熟悉但好听的流行歌曲。

无论是围炉夜话，还是听歌吃爆米花——自然还有水果、饮料以及酒，有人点了啤酒，有人点了白兰地，我点的是一种鸡尾酒——我们这一伙萍水相逢的朋友，相谈甚欢，自始至终，一片笑语声喧。

倘若论功行赏，毫无疑问，头功应归广州来的女士——第二天相聚吃晚饭才知道她姓王（开车的先生姓邓）。酒吧叙谈，王女士是主讲，我们都是插科打诨敲边鼓。那晚她几乎没有停止过充满激情的讲述，讲述话题主要是她当年的从军见闻。父亲是师长的王女士，在解放军某部精神病医院当过护士。她说，一进医院，她大吃一惊，没想到军队里竟然有那么多精神病患者。得病原因，主要有恋爱挫折、入党不顺、提干无望三大类。王女士分析，那个年代人们出路少，思想观念单一，人生希望就寄托在这几件事上，很容易走火入魔。我们不由自主地跟随王女士走进那个年代，走进人民解放军某部精神病医院，王女士则像一个技艺精湛的乐队指挥，以她饱满的热情、绘声绘色的讲述，让我们如临其境地感受了一番精神病医院种种不合逻辑的事情，惊奇，惊险，惊悚！她说，有一些精神病患者，看起来悠然自得，会跟医护人员友好地打招呼，但是他们也完全有可能瞬间做出惊人之举，比如杀死路过他们的医护人员。她认为自己能够活着离开那家精神病医院，是莫大的幸福。

那晚王女士近三个小时的讲述，最有意思的是关于人际交流的两个故事。在精神病医院，一天她看见两个患者在长时间促膝谈心，谈得很投机的样子。出于好奇，她走过去想听一下他们在谈什么。结果，发现那两个人其实都在自说自话，风马牛不相及。另一个故事是从这个连类引出的，王女士强调，是她父亲亲眼所见：一个耳背的人扛着钓鱼竿去钓鱼，路遇一位也耳背的熟人，于是，两人之间发生如下对话：

老哥！你这是去钓鱼吗？

不是。我是去钓鱼。

哦。我还以为你是去钓鱼呢。

回到家快两点钟了，说起这个段子，我们忍不住又笑了好一会儿。伊人说，很多年没有遇到过像王女士这么有趣的女人了。

第二天，我约梦子小姐到我们家附近一个烤鸭店吃晚饭。出乎意料，梦子的两位朋友也一同前来。我和伊人都有喜出望外之感（更喜出望外的是，王女士讲故事不耽误掏钱，竟然在开讲前悄悄地抢了我们东，把单给埋了！）。

近两个小时的晚餐结束之后，我们意犹未已，又去附近的一家三国主题茶楼喝茶。原本说好吃过晚饭就回去忙店里生意的伊人，也做了一回甩手掌柜，跟着我们去了茶楼。

吃饭喝茶，又是三个多小时。这一次，又是王女士主讲，我们插科打诨敲边鼓。不过，话题已经换成她一位闺蜜的传奇故事。她的这位身价已经有几千万的闺蜜，有着一连串比军队精神病医院还要令人惊诧的故事，直听得我们一个个目瞪口呆……为文之道，不同于竹筒倒豆子，什么都写了出来；况且，我已经建议梦子小姐把她的故事编成电影剧本，以便下一次再来北京搞首映式，我们五人又可以聚到一起，吃喝一通。我得替她保留着那些精彩的情节呢。

回味一下，发现王女士讲故事其实是有技巧的。如果说，她并未刻意讲究技巧，那么，她一定是因其性情禀赋，于无意间跟艺术之道契合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有一位教授，总结几位著名相声艺术家的成功秘诀，有帅（例如侯宝林）、坏（例如马季）、怪（例如马三立）之说。我认为，比附一下，王女士讲故事，也可以用一个字（词）概括，那就是：high（开心）。难能可贵的是，她的开心颇有自嘲精神。比如，她讲过这么一件事：一次为了给梦子小姐送锅碗瓢盆之类东西，于晚间接近海关人员下班时分去闯关。结果，卡在澳门关闸与拱北边防之间，进退不得，被澳门海关拘留了一夜，因为衣衫单薄，拘留所内又无遮盖取暖之物，她几乎被冻死在里边——被我戏称为“免税区里免费住一宿”。

王女士说话，有一句口头禅，“气死我了！”甚至有一次，据说气得她差点从八楼跳下去。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王氏女是一位难得一见的快乐之人，不但她自己能够事事发现可乐之处，因为她喜欢并善于讲述，她也能给周围的朋友带去快乐。

                                                2009-12-11

丁启阵

“烟霞”二字，为历代诗人所喜用。唐朝诗人，自然也不例外，大部分著名诗人都曾经将其写入诗中。

烟霞，其实就是烟雾、霞光（如果需要指出颜色，便是紫烟、丹霞）的缩略，通常用于写景。不用说，这是一种山林、寺庙之景。举唐诗为例：

李益（一作李逸）《洛阳河亭奉酬留守群公追送》：岁晚烟霞重，川寒云树微。

杜甫《谒真谛寺禅师》：兰若山高处，烟霞嶂几重。

由于烟霞之景通常见于高岭深山，故常以其描写山水游客、隐居者、出家人的生活环境。例如：

      白居易《祗役骆口，因与王质夫同游秋山，偶题三韵》：平生烟霞侣，此地重裴回。

王维《过太乙观贾生房》：昔余栖遁日，之子烟霞邻。

贯休《怀香炉峰道人》：日日先见日，烟霞多异香。

当然，也常被用于表示栖隐遁世的志趣。例如：

李白《对雪奉饯任城六父秩满归京》：虽将簪组狎，若与烟霞亲。

顾况《题明霞台》：莫嫌憔悴无知己，别有烟霞似弟兄。

封建时代，栖隐遁世虽然不过是许多人进入仕途、飞黄腾达的跳板，但是，在诗歌、文章中，烟霞却从来是可恋的景物。因此，“烟霞”引申而有美好之意。例如司空图《力疾山下吴村看杏花十九首》写李夫人：“秾艳三千临粉镜，独悲掩面李夫人。能艳能芳自一家，胜鸾胜凤胜烟霞。”

用于指文章绘画，“烟霞”用法大致有两种：一为纪实，二为赞美。纪实，是指诗文描写的是烟气霞光的山林之景；赞美，是指诗文有灵气、仙气、才气。例如：

韦庄《袁州作》：烟霞尽入新诗卷，郭邑闲开古画图。

韦夏卿《送顾况归茅山》：鸾凤文章丽，烟霞翰墨新。

郑谷《寄同年礼部赵郎中》：彩笔烟霞供不足，纶闱鸾凤讶来迟。

余秋雨先生应邀为南京钟山风景区作碑文，末尾“主事者命余作文，方落数语，已烟霞满纸，心旷神怡”数语，批驳者有之，辩护者亦有之。有天南海北若干朋友，不约而同问我：余秋雨先生那样写，到底对不对？

我在这里一并答复如下：余秋雨先生的大作，模棱其辞、似是而非乃其一贯之显著特点。倘若余先生碑文大作，是于钟山景区某处（露天）抻纸捉笔写就的，那么，“烟霞满纸”也许是写实，不能算错；倘若是在他自己家中宿构、书写而成，就难免自吹自擂之嫌疑。

其实依我之见，余秋雨先生这篇大作根本不值得大家如此热情关注，热烈讨论。除了已经为人所指出的立意浅薄、无深思、无精义之类弊病外，这篇大作根本就是一锅杂烩，语句明显是从王羲之《兰亭序》、范仲淹《岳阳楼记》、毛诗等前人名作中摘抄、模仿而来的，创作成分相当稀薄。大家尽快将它遗忘，此乃上策；钟山风景区有关部门若能迅速将此碑文连同大石块一并铲去，不立文字，此乃上上策。

                                                   2009-12-10

丁启阵

众所周知，历时一百多年的中国近代史，基本上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耻辱史。西方列强、东洋盗寇，在以坚船利炮轰开中国的大门之后，把中国当成了蛋糕、羔羊，屠宰、瓜分、蹂躏、掠夺，忙得不亦乐乎。

中华民族这一段血泪斑斑的耻辱史，一般人大概都以为祸起于鸦片烟土。即，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鸦片贸易利益在中国受到抑制，导致了1840年中英之间的大冲突，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鸦片战争。而实际上，西方列强用以敲开中国大门的敲门砖，除了鸦片，还另有他物——一种名叫“龙涎香”的药物。比起鸦片，龙涎香是西方强盗使用得更早的敲门砖。

所谓龙涎香，就是抹香鲸肠内分泌物（粪便）的干燥品，是抹香鲸吞食墨鱼之后，肠胃道分泌出的灰黑色蜡状排泄物。龙涎香味甘、气腥、性涩，具有行气活血、散结止痛、利水通淋、理气化痰等药用功效，因此被当做药材使用；由于干燥后具有持久的香气，也被作为香料、熏香使用。龙涎香在历史上的各个时期、东西方各地，使用方法不尽一致。

在中国明朝嘉靖（1522-1566）年间，因为几位方术之士的蛊惑，龙涎香被当成制作“不死药”“万岁香饼”的主要材料。所谓“不死药”，实际上也就是春药。于是，朝廷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搜集此物。

嘉靖皇帝明世宗朱厚熜如此重视这味春药的配制，事出有因：为了巩固自己偶然得来（明武宗朱厚照31岁上猝死，因为没有子嗣，根据“兄终弟及”的规定，年仅13岁的兴献王长子朱厚熜就成了皇帝）的至尊宝座，他要尽早生个儿子立嗣。但是，事与愿违，尽管他先后册立过三位皇后，10年之间，仍然没能生下一儿半女。情急之下，这位朱厚熜皇帝一面皈依道教，一面下令寻访各种奇效药物，希望出现奇迹。

皇帝尊口一开，当然是大数目。嘉靖三十四年（1555），下令让户部“取香百斤”。龙涎香虽然是中国最早发现的，发现的时间据说可以上溯至殷商时期。但是，这是一种稀罕之物，国内数量十分有限。“遍市京师不得”之后，又下令由龙涎香主要产地广东藩司负责采买。尽管朝廷为了采买龙涎香，开出了每斤一千二百两银子的天价。但是，收效甚微，东拼西凑，不过十几两。距离百斤之数，遥不可及。

中国难得觅见的龙涎香，葡萄牙人手中却有不少。葡萄牙人对龙涎香很早就有认识和应用，1265年已经出现了alambre（ambre的定冠词形式，ambre是龙涎香的葡语名称），大航海期间，葡萄牙有关东方的书籍中就有多处提到龙涎香。龙涎香在葡萄牙的用途主要有两个，香料和药物。葡萄牙人十分重视龙涎香，将其与黄金、象牙、犀角、海马牙等一同列为贵重货物。16至18世纪，葡萄牙人一度垄断了印度洋和大西洋的龙涎香贸易，葡京里斯本成为龙涎香的欧洲集散中心。

中国皇帝急需大量龙涎香，葡萄牙人手中拥有大量龙涎香。产需关系，促成了这样一个事实：葡萄牙人得以在澳门居住下来。

关于葡人入居澳门的原因，中葡史学界有过“受贿说”、“霸占说”、“驱盗说”等不同理论，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些理论都暴露出了各自的局限性，皆有扞格难通之处。相比之下，“龙涎香说”显得颇有道理。最早提出“龙涎香说”的是台湾学者梁嘉彬（1910-1995），早在1968年，他就在《明史稿佛郎机传考证》一文中发表过如下一番感慨：

葡人始通中国时，布政使吴廷举以缺上供香故，破例准其贡市；至是以缺香物故，准其入居濠镜；至于清代以鸦片烟税故，又准其永管澳门。余谓：“澳门之失，一失于龙涎（香），二失于鸦片（烟）！”

梁嘉彬之后，澳门学者金国平、吴志良继续阐发其观点，写成多篇论文。其要点是：广东官员之所以胆敢、愿意把澳门租借给葡萄牙人居住，并非因为明着能够替朝廷收取“夷饷二万”和地租500两，暗着自己能够得到葡萄牙人的若干贿赂，而是要向葡萄牙人采购世宗皇帝亟需的春药配料龙涎香。有这把尚方宝剑在手，当时的广东官员海道副使汪柏、布政使吴廷举等人才敢于顶撞上司，允许葡萄牙人居住澳门之地。当然，他们在指出龙涎香为葡萄牙人得以居住澳门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或“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的同时，也认为背后还有制度上的渊源（见金国平、吴志良《早期澳门史论》，广东省出版集团、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

假设历史没有意义，但是，感慨一下也并无妨碍：倘若世上没有“对同妇女交欢具有特效，可健脑补胃”（见于葡萄牙人1563年4月刊文章《天堂及印度香药谈》第三谈）的龙涎香这种东西，或许，中国近代史会是另外一番模样吧！

                                                   2009-12-8

丁启阵

凭印象，在我到过的为数不少的地方中，澳门是集鲁迅笔迹为机构、牌匾名字最多的一个城市。其中有报刊，有文化教育单位，还有饭馆酒店。至少，绍兴、杭州、南京、北京、广州、上海（厦门还没有去过），这些鲁迅出生、曾经居住过的城市，我从来没有见过像澳门那么多以鲁迅笔迹集成的机构、牌匾题名。

有意思的是，澳门这些集鲁迅笔迹为题名的事情，基本上都发生在澳门回归之前。

一座鲁迅并未光临过的小城，一个跟不少名人（郑孝胥、孙中山、郁达夫等）有过密切关系的地方，一个曾长期处于外国殖民者管辖下的地方，鲁迅的墨迹受到那样热烈的追捧，实在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为了好玩，姑且揣测一下个中原因。我以为，除了鲁迅是中国现代史文学上最有代表性的作家、鲁迅的书法有鲜明的个性等之外，可能还有如下几个：

一个是，鲁迅曾经在厦门、广州逗留过。众所周知，早年澳门的不少居民都是从内地移民过去的，而广东、福建因为地缘接近，移居澳门人数最多。这些人对于离开北京之后曾经在自己家乡居住过的鲁迅，心理上有一种亲近感。甚至还有这样一种可能，其中有一些人是鲁迅在厦门大学和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时的学生，听过他的课，受过他的影响。

一个是，跟许广平有一定关系。鲁迅跟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学生许广平在上海公开同居之后，实际上成为了广东的“女婿”。许广平祖籍福建，出生于广东番禹，成年后北上求学，先入设在天津的直隶省立第一女子师范本科，后又考入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在与校长杨荫榆的斗争中跟鲁迅有了直接的交往，渐渐成为知己乃至夫妻。因为许广平的缘故，广东人很容易对鲁迅感到格外的亲近。

一个是，澳门的文化教育界有不少喜爱阅读鲁迅作品的人。鲁迅曾经应邀到香港作过演讲，但是，香港似乎并未出现澳门那样推崇鲁迅书法的盛况。究其原因，可能是，回归之前，澳门人比一般香港人更加亲中，亲左，对共产党认可的左翼作家鲁迅并不排斥。或者，干脆就是，澳门早在回归之前就渗透进了相当多的左翼人士，他们在有意识地宣传鲁迅的作品和思想。

最后，跟澳门民风的淳厚朴实亦有相当的关系。一般来说，书法欣赏上，人们都是相当“势利”的，奉行的是“与时俱进”、“人去茶凉”、“喜新厌旧”之类的规则。任是怎样著名的书法家，故去之后，其墨宝都会日渐减少，过不了几年，便销声匿迹了。澳门之所以在鲁迅逝世七十多年之后，还保留着这么多他的笔迹，跟那里民风的淳厚朴实密不可分。

                                            2009-12-7

丁启阵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唐代诗人王昌龄的这一首《芙蓉楼送辛渐》，是脍炙人口的名诗，后两句“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堪称家喻户晓的名句。然而，历来不少注家对其中“一片冰心在玉壶”中“冰心”的解释，我认为是不够准确的，至少是不够全面的。

关于“冰心玉壶”，历来主要有两种解释。一种可以说是“辩诬”，一种可以说是“明志”。

所谓“辩诬”，即言王昌龄在向亲友表明自己的清白、廉洁。这种说法流布最广，影响最大。清代学者提出之后，今天的不少唐诗选本、鉴赏文章都沿袭其说。清人黄生《唐诗摘抄》卷四云“此自喻其志行之洁”；黄叔灿《唐诗笺注》卷八云“……下二句托寄之言，自述心地莹洁，无尘可滓。本传言少伯‘不护细行’，或有所为而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93页）注释说，王昌龄概括前人“玉壶”“冰心”的意思，“用以表示自己的清廉”。上海辞书出版社《唐诗鉴赏辞典》也说王昌龄托辛渐给洛阳亲友带去的口信，是“传达自己依然冰清玉洁、坚持操守的信念”（1983年版，132页）。

所谓“明志”，即言王昌龄在向亲友表示自己已然无意仕进，下决心过隐居生活了。这种说法，早在明代就有人提出来了。唐汝询《唐诗解》卷二十六云：“……倘亲友问我之行藏，当言心如冰冷，日就清虚，不复为宦情所牵矣。”清人沈德潜《唐诗别裁》卷十九也是这种观点，“言己之不牵于宦情也”。

自然，两种说法各有道理，也都能举出若干佐证。例如，“辩诬”说，可以联系到《河岳英灵集》、《唐才子传》记载的王昌龄形迹，即曾因为不拘小节，“谤议沸腾，两窜遐荒”。就是说，王昌龄有被人误解、需要辩解的事情。前人也的确有以冰比拟心的纯洁、清廉的。陆机《汉高祖功臣颂》“心若怀冰”，鲍照《白头吟》“清如玉壶冰”，都是这种用法。姚崇《冰壶赋》中则明白地把冰壶比作君子为人处事的清廉之德，序言曰：“夫洞彻无瑕，澄空见底，当官明白者，有类乎是。故内怀冰清，外涵玉润，此君子冰壶之德也。”卢纶《清如玉壶冰》更是直接把玉壶冰跟做官联系在一起，“玉壶冰始结，循吏政初成。既有虚心鉴，还如照胆清”。王维、崔颢、李白等人也曾用冰壶自励，推崇磊落澄澈的品格。“明志”说虽然未见举证，但是，我们也不妨为其列举一二。王昌龄好友常建《王昌龄故居》诗“清溪深不测，隐处唯孤云；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等句，说明王昌龄的确有过隐居的念头和行为。而且，他的隐居很可能就是在遭受贬斥之后，多少带有牢骚愤懑成分。王昌龄《九江口作》“明时无弃才，谪去随孤舟”，便是很好的证明。此外，白居易《醉后戏题》用玉壶冰指心灰意冷、清心寡欲，“自知清冷似冬凌，每被人呼作律僧。今夜酒醺罗绮暖，被君融尽玉壶冰。”白居易的玉壶中冰，特点是“清冷”，可以被他人理解为近“僧”，显然不是一般的纯洁清澈的意思。

我以为，相比之下，“明志”说比“辩诬”说更合情理，也更合诗意。洛阳亲友倘若有出于关心、慰问而有所探询，你就告诉他们，我王昌龄是纯洁、清白的。如此直白、急切地为自己辩白，语言突兀，了无韵味，这不像是出自“诗家夫子”、七言绝句写得不比李白差的王昌龄之手的诗句。洛阳亲友倘若有出于关心、慰问而有所探询，你就告诉他们，王昌龄现在心情已经较为平和宁静，不再汲汲于仕进，不再牢骚满腹，请他们放心。这样理解，就既合乎人之常情，也符合语境，问答相应。

其实，除了上述两种理解之外，我认为还可以有第三种理解：王昌龄在表示自己对洛阳亲友契合不渝的感情。

在王昌龄之前之后，唐代诗人都有用玉壶冰表示友情的。骆宾王在跟朋友李峤分别之际，作了《别李峤得胜字》一诗，诗的末二句为“离心何以赠，自有玉壶冰”。大约是取玉壶与冰两者品性相似，比喻两人情投意合。王维《清如玉壶冰》“玉壶何用好，偏许素冰居”，王季友《玉壶冰》“坚白能虚受，清寒得自凝”，无名氏《玉壶冰》“素质情方契，孤明道岂殊”，都可作佐证。王维《清如玉壶冰》、王季友《玉壶冰》和无名氏《玉壶冰》，都是讲两情契合的作品。

我认为，把玉壶冰心理解为两情相契，更能体会这诗深厚的感情和丰富的意蕴。明人陆时雍《唐诗镜》卷十二言“后二句别有深情”，他大约也是这样理解的。

                                                   2009-12-6

丁启阵

这一次为期五天的澳门之行，了解到一件咄咄怪事：澳门白鸽巢公园旁边的西洋坟场中，埋葬着一个鸦片战争期间死亡的英国军官。最近两年，其墓前有人在摆放花圈。

根据墓碑正面的小鸟图案，这座坟墓应该是后来以英国皇家空军名义修建的。坟墓侧面碑文记载，墓中亡灵是汉弗莱·弗莱明·森豪思乐（Humpgrey Le Fleming Senhouse），1841年6月13日，因为害登革热病，在香港海域死于一艘名为H.M.S.Blenheim的军舰上。亡灵生前是英国舰队（British Fleet）的军官，是指挥中国海战役的主要指挥官，死年63岁。

亡灵前的花圈究竟是谁摆放的，为什么摆放，这实在是两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

花圈的字条上，写的是英国皇家空军联合会（ROYAL AIR FORCES ASSOCIATION）。如果花圈不是他人冒名顶替，鱼目混珠，或者个别人的恶作剧，真的是英国皇家空军联合会（ROYAL AIR FORCES ASSOCIATION）所献，同时，这个联合会也能够代表英国皇家海军，代表英国政府，那么，情况就有点严重。一位160多年前曾率军侵略中国的军官，今天被英国军方乃至政府当作战争英雄加以膜拜，缅怀，并且在已经回归中国的澳门的土地上，明目张胆地向侵略过中国的战争亡灵敬献花圈，可谓傲慢至极，居心叵测。

我们无法仅仅根据花圈上的字条，就断言它们一定是英国海军军方所为。

如果是亡灵后裔，问题还不太严重，它充其量可以说明，英国也有人也很热衷搞祖宗祭祀活动的——热衷至不远万里跑到死于160多年前的祖宗坟墓前敬献花圈，可见“登革热”也有遗传迹象，其头脑发烧的度数相当高。

如果是别的国家，问题就有点复杂了。在中国与英国之间拨弄是非，制造矛盾，然后，坐山观虎斗，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用心相当险恶！

                                                 2009-12-4

丁启阵

连续三次应邀参加澳门文学奖的评判工作，每一次都能感受到澳门文学界朋友的自我定位意识。他们总在思考、追问：澳门的文学创作，应该有怎样的地位？

澳门人的性格、言谈，大多谦让，内敛，喜欢以小城人“自居”。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他们全是隐士逸民，完全没有事业上的野心。依我看，澳门文学界的不少朋友是有雄心壮志的。他们之所以表现得谦虚、内敛，也是事出无奈。毕竟，文学是需要市场，需要“群众基础”的。在这两方面，澳门的处境都有些尴尬，香港、台湾、内地，哪一处都比它有优势。四五十万人口的一个地区，可以把一大批政府官员养得肠肥脑满，但无法养活一小撮文学家。

但是，文学不同于科学。比之于体育竞赛，科学像接力赛，文学则像百米赛跑。科学成就的取得，需要众人协力，步步推进，前后累计；文学成就的取得，则更倚重个体的努力，旁人一般帮不上忙，也不存在后人必定超越前辈的规律。直白地说，澳门作家未必比香港、台湾、内地的同行低能，他们完全有可能写出脍炙人口、流芳百世的作品。诗圣杜甫有言：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刘禹锡有言：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古今中外，小地方出大文豪，例子不胜枚举。

开埠三四百年以来，澳门之所以还没有诞生过影响时代、影响世界的文学家，原因应该不是“澳门太小”。天才从来是横空出世的，无法预料，无法定计划制造，无法开学校培养，不是撒胡椒面，不是选人大代表，不是任命行政委员。山东曲阜，百里地面，百年时间，诞生了两位圣人；文明古国，千年诗歌，诗圣、诗仙、诗佛（杜甫、李白、王维），却是同时所产，而且是曾经携手同游、同席酬唱、彼此相熟的朋友；四川眉山，蕞尔小城，一户苏姓人家，父子相继，出了三位文豪。有朝一日，澳门一下子涌现出一批优秀文学家，是完全有可能的事情。

《三国演义》中，诸葛孔明曾有“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感叹。我在这里给它略加修改，变成：虽说成事在天，然而，人还是不能不谋事的——否则就成了守株待兔、坐以待毙了。因此，我不揣谫陋，不怕讨人嫌，说一句未必是良言的逆耳之语：澳门文学“尚未成功”，澳门朋友仍须努力。倘若，通过本届文学奖散文组的参赛作品可以管窥澳门文学界状况，那么，我有如下一点小小的建议：

以精益求精的态度，继续向深处开掘。虽说澳门是小城，但大约不会比陶渊明的上京、栗里小多少。过了大半辈子“躬耕自资”生活、游踪十分狭窄的陶渊明，尚且可以成为山水田园诗的鼻祖，文学史上一流的大诗人，处于中西文化交汇点、往来“两岸三地”极为便利的澳门，为什么不能诞生优秀的作家作品呢？这一届文学奖，我们散文组评判之所以决定将冠军付诸阙如，主要原因，除了“缺少亮点”以外，就是觉得，参赛作者普遍有浮躁之弊，开掘不够深。最终获奖的一些作品，两千来字的文章有好几个错别字，语句冗繁不葺，知识表述不准确等等问题，都是彰明较著的缺憾。

曾经有朋友提出，澳门文学若想有长足的进步，有志于此道者，应该使自己的情感思索跟祖国几千年的文明血脉相连，应该突破“小城”意识，放眼世界，树立全球观念，培养悲天悯人情怀。从这三届文学奖的参赛作品看，由于经济的发展，澳门居民年轻一代，很多人有到内地、海外求学深造的经历，加上一部分喜欢写作的人是近年由内地迁徙来澳的，这两个“应该”，都已经有明显改善，不需要强调了。

                                                  2009-12-3

丁启阵

开心网、QQ空间的农场、牧场，吸引了众多八零后、九零后的年轻一代投身其间，耕种，养殖，采摘，收获，废寝忘食，夙兴夜寐，一个个忙得不亦乐乎。仿佛，不为五斗米折腰、辞官归隐的陶渊明先生后继有人，有很多的人。寂寞陶潜，化身千万，举袂成林，挥汗成雨，田园从此不荒芜。

不久前，我也被拉下水，玩起了农场、牧场。因此，个中滋味也算略知一二。

给留学生开的“中国古诗选读”，今天正好讲到陶渊明。第一首就是《归园田居·少无适俗韵》，诗云：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树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这一首诗，大约作于陶渊明辞去彭泽县令的次年，堪称其辞官退隐的宣言。诗人目之所见，耳之所闻，心之所想，莫非赏心乐事，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诗人摆去世俗拘束、回到农村时的愉快心情。

据可靠消息，班上来自俄罗斯、日本和马来西亚等国的好几个学生，都正在兴致勃勃地玩网络农场和牧场。课间闲聊，聊起经营网络农场、牧场的乐趣，一个个眉飞色舞的。显然，这些出生于城市中的各国学生，对于在虚拟世界里经营农场、牧场都有很高的热情。

我以为，他们在读过陶渊明的这一首作品之后，都会开始向往陶渊明笔下描写的农村生活——明知道做不到，但是，他们心里、口头，一定是相当向往的。此所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于是，讲解之余，我开玩笑地给他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假如有机会去农村居住一年，过像陶渊明这首诗所描写的生活，你们愿意吗？”结果，除了一位年过四十的日本学生，其他学生异口同声、铿锵有力地回答了我三个字：“不愿意！”

我请他们说一下理由。

有人说，农村的劳动，风吹日晒，太辛苦了；

有人说，农村的收入太低，生活没有保障；

有人说，农村没有商场、超市，买东西太不方便；

有人说，农村不能上网，不能跟朋友聊天，玩游戏，自己会被闷死的；

有人说，农村没有好一点的医院，生病了很麻烦，很危险；

有人说，农村邻里关系太复杂，很容易发生冲突；

有人说，农村很难有个人隐私，因为农村人太悠闲，喜欢议论别人；

…………

尽管我一口气引用了不少西方哲人谈论城乡的名言，“乡间一日，胜过城里一月”，“在晴朗的日子里坐在树荫下观望一片绿野是最完美的舒心之事”，“农民只是在耕作的季节担忧，而城里人却一年到头都担忧”，“人类创造了城市，上帝创造了乡村”……诸如此类。但是，我的这些外国学生还是不为所动，仍然坚持自己的想法，不愿意过陶渊明诗歌中所描写的农村生活。他们说，喜欢玩网络农场、牧场，只是因为那是很轻松的事情，不需要付出辛勤的劳动，不需要承担病虫害、天气变化等造成的风险。

这个事情再一次证明：古今中外，大多数人表现出来的兴趣爱好，往往是叶公好龙，当不得真的。这也从反面证明，陶渊明是伟大的，他的辞官归隐，实在是超凡脱俗，值得人们景仰上几千年。

                                              2009-11-26

丁启阵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神医华佗，据文献记载，是被曹操杀死的。曹操为什么要杀死一个能给自己治病的医生呢？这是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迄今为止，主要有两种说法：一说华佗为了得到官职要挟曹操，惹恼了曹操；一说是曹操怀疑华佗想要害死自己，为关羽报仇。

主张要挟说的是历史学家。范晔《后汉书》和陈寿《三国志》，都主此说。《后汉书·方术列传》直言华佗“为人性恶，难得意”，称他在后悔和自责的同时，也在等待入仕的机遇。显然，范晔认为，华佗把给曹操治头疼病当作跟曹操要官的筹码。陈寿似乎也有这个意思，只是没有确凿言之，留了活扣。《三国志·魏书·方技列传》华佗传在列举华佗众多神医事迹之后，笔锋一转，“…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就不再往明亮处说了。至于曹操说华佗“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也是可以作多种理解的，不一定就是为了索取官职。按照曹操善于变通的性格，为了活命，他应该不会吝啬到舍不得给华佗一官半职。

提出报仇说的是罗贯中，他在历史小说《三国演义》（第七十八回“治风疾神医身死，传遗命奸雄数终”）中提出了一种富有文学传奇色彩的解释：因为曹操怀疑华佗借口给他开颅医治，置自己于死地，是为了给关羽报仇。曹操为了修建新宫殿，去一座寺庙砍伐一株巨大的梨树。结果惹怒神树，落下头疼（头风）的疾病。遍求良医，均无法治愈。危急时刻，华歆推荐神医华佗给曹操诊治。华佗诊断之后，提出了如下治疗方案：“先饮麻肺汤，然后用利斧砍开脑袋，取出风涎，方可根除。”也就是说，麻醉之后，做开颅手术。曹操一听，立即大怒，质问华佗：“汝要杀孤耶？”华佗说，比起给关云长刮骨疗疮，开颅手术不过是一个小手术。不提关云长则已，一提关云长，无异于火上浇油，曹操更加生气，断言道：“臂痛可刮，脑袋安可砍开？汝必与关公情熟，乘此机会，欲报仇耳！”当场就命令把华佗关进牢狱，进行审问。不久，华佗被害死于狱中。

以上两种说法，我认为各有扞格不通之处。先看要挟说，《后汉书》本传记载，华佗“年且百岁，而犹有壮容，时人以为仙”。很难想象，一个年近百岁的人，还会那么热衷于仕途，竟然把曹操的疾病作为索取官职的机会。一代名医，岂能如此不重视自己的医术名声名节？再看报仇说。医生要置曹操于死地，用利斧砍开曹操脑袋，哪里比得上在药里加一点儿东西（比如毒药）来得轻巧方便，神不知鬼不觉？

相比之下，我认为另一种说法较为靠谱一些。这种说法，可以称之为绳之以法说。按照汉律，华佗犯了两条罪：一是欺骗罪，二是不从征召罪。汉律中有“大不敬”罪，对“亏礼废节”者要处以重刑，《汉书·申屠嘉传》便载有人“通小臣，戏殿上，大不敬，当斩”的案例。就是说，曹操是按照当时法律，处死华佗的。从“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短歌行》）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龟虽寿》）等诗句看，曹操无疑是一个胸怀大志、一心想要建功立业的人；为了做事，他需要令行禁止，对敢于违背他意志的人，他当然是不会手软的。这在逻辑上比较容易说得通。但是，这也有一个问题：杀死华佗应该是曹操晚年的事情了，这个时候，曹操未必还那么在意令行禁止。

从《三国志》华佗传的记载看，我认为，曹操之所以下决心杀死华佗，除了“怒其不敬”之外，还有“觉其无用”一点。

曹操得病，让华佗专门给他治疗。华佗说：“此近难济，恒事攻治，可延岁月。”并且借口家里有事，告假回家。回家之后，又谎称妻子有病，几次要求延期，赖在家里不走。最终惹恼曹操，招致杀身大祸。许多人不相信华佗的话，认定他那是托词。我认为，这是过分相信华佗头上的“神医”高帽所致，真以为华佗没有治不了的病。他们忘了，世上历来都有无法治愈的疾病。所谓神医，不过是医术相对高明一些而已，谁也无法包治百病。况且，头疼疾病，病因复杂，多属疑难杂症。就是今天，现代医学也每每束手无策。我的熟人里就颇有几位，多年来四出求医，尚不能摆脱头痛苦楚的。

如实相告无法治愈，告假回家，借口妻子生病，迟迟不归，当然足以使曹操怒从心头起；但是，让曹操恶向胆边生，终于下令杀死华佗的，还是：曹操认定，华佗已经没有利用价值。

华佗借口妻子生病，不肯返回，替曹操治病。曹操曾经多次写信，催他回去，还曾命令郡县官员将华佗遣送回去，华佗还是不肯应命。曹操大怒，派人前去查看，如果华佗的妻子果真病了，就赐给四十斛小豆，并放宽省亲期限；如果华佗说谎，就拘捕并押送他回去。于是，华佗就被收押于许地（今天河南许昌）监狱。荀彧替华佗向曹操求情说：“佗术实工，人命所悬，宜含宥之。”曹操的回答是：“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耶？”显然，曹操认为，像华佗这样的人有的是，不足珍贵。华佗被杀害之后，曹操的疾病还是没找到能够治愈的人。这个时候，曹操又认为，华佗原本是有能力给他治愈的，他之所以不给自己治愈，是为了自重身价。他有些自我安慰地说，即使自己不杀死华佗，华佗也是不会替他根治疾病的。等到后来曹操的儿子仓舒病重，无人能治的时候，曹操这才感叹道：“吾悔杀华佗，令此儿彊死也。”曹操之所以后悔杀死华佗，是儿子的猝死让他认识到，华佗还是有用的。

 曹操杀华佗的故事，其实就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缩影：一个掌握着天下生杀大权的人，如果有人胆敢对他稍有不恭，同时又被他认定已经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他是一定会开杀戒的。华佗的命运，就是历代儒生或曰知识分子的命运。

                                                   2009-11-23

丁启阵

    最近跟李白的《静夜思》较上了劲。

随便问了一些人，李白《静夜思》的“思”字什么意思，不是对我提出这个问题表示奇怪——奇怪于我竟然提出如此小儿科的问题——就是或漫不经心或斩钉截铁地答以“思念”、“想念”。大概，今天的绝大多数读诗人都是认为《静夜思》的“思”就是“思念”、“想念”意思的吧。

我认为，这个“思”字，与其理解成“思念”、“想念”，不如理解成“忧”、“愁”、“悲”、“哀”，更贴近诗意。

古汉语中，“思”除了思考、思慕之外，还常用于表示忧愁悲哀的意思。

《诗经·大序》：“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文选》卷19张华《励志》诗“吉士思秋”，李善的注释是：“思，悲也。”《淮南子·缪称》：“春女思，秋士悲。”思、悲对文。可见思跟悲是同义词。

《文选》卷18成公绥《啸赋》：“情既思而能反，心虽哀而不伤。”思、哀对文。可见，思跟哀是同义词。

陈子昂《宿空舲峡青树村浦》：“客思浩方乱，洲浦寂无喧。”思一作愁（《全唐诗》第二册912页，中华书局1960年版）。张说《南中别陈七李十》：“画鷁愁南海，离驹思北风。”（《全唐诗》第二册952页）愁、思对文。李群玉《长沙紫极宫雨夜愁坐》：“春灯含思静相伴，雨夜愁滴更向深。”思、愁对文。可见思跟愁是同义词。

李白《天马歌》：“愿逢田子方，恻然为我悲。”悲一作思（《全唐诗》第三册1684页）。可见思有悲义。

《洛阳伽蓝记》卷一引北魏庄帝五言诗：“思鸟吟青衿，哀风吹白杨。”思、哀对文。可见思跟哀是同义词。

因此，著名训诂学家郭在贻先生认为，白居易《琵琶行》：“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意。”其中的“思”也应该解释为“悲哀”，而不是“情思”。（郭在贻《训诂学》19-20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我把郭在贻先生的意见稍加推广，提出：《静夜思》的“思”也是忧愁悲哀的意思，而不是“思念”、“想念”的意思。

清代大学者俞樾认为，李白的《静夜思》跟王昌龄的《闺怨》（闺中少妇不知愁）诗意相似（原话是“意实相准”，见其《湖楼笔谈》卷六）。俞樾所言甚是。所不同者，身份景物而已，触景生情的情节是一样的：一个是看见原野中杨柳枝头的绿色而想起了自己在边塞从军的丈夫，哀怨顿起；一个是看见窗前月光而起了乡愁，惆怅满怀。王昌龄诗题用“怨”字，李白诗题用“思”字，其实也是同义词，都是忧愁悲哀的意思。

把《静夜思》的“思”字解作“思念”、“想念”，似乎也讲得通，但是，比起忧愁悲哀来，就不免太轻描淡写了一点，犹如隔靴搔痒，尚未读到诗人李白的内心深处去。

                                               2009-11-20

丁启阵

不久前，在一位年轻朋友的撺掇下，我在自己的QQ空间开了农场，加入浩浩荡荡的“偷菜者”行列。上网做完正事，也会去打理一下自己的“农场”，种一点蔬菜、花卉或水果，除一下草，杀一杀虫子。当然，也“偷菜”，即，顺手摘一些别人的果实，以便换成金币，购买种子、饰品、房屋、背景之类东西。据说，有些人对这种“偷菜”行为是不以为然甚至深恶痛绝的。他们认为，发家致富就应该通过自己的劳动、种植，不应该通过偷窃他人果实。我不同意这种说法。网络游戏，虚拟空间，并不损害他人的真正利益，满足一下人皆有之的孩童心理，皆大欢喜，无伤大雅。

遗憾的是，许多人对现实世界里的“偷菜”行为，往往熟视无睹，并不深恶痛绝。而我认为，现实世界里的“偷菜”行为，倒是值得深恶痛绝的。

我说的现实世界里的“偷菜”行为，不是拔他人几个萝卜、顺他人几棵白菜之类的小偷小摸行为。这种在农村司空见惯的行为，虽然也属可谴责行为，但是，危害很小，不值得大张旗鼓地加以口诛笔伐。我所说的现实世界里的“偷菜”，是指各级政府官员的贪污受贿和财经大亨的盗窃国有财产之类对民族、百姓危害深重的行为。

最近我觉得，名校在招生时，公然采用的一些方法，例如自主招生、保送生，还有近日闹得沸沸扬扬的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实际上就都属于对民族、百姓危害深重的“偷菜”范畴——它们以危害公平原则而损害民族、百姓利益。难道不是这样吗？教育的职责，在于通过传道、授业、解惑，变无知为有知，启懵懂为聪明，化愚昧为文明。说得明白一点，就是把原本没有知识没有文化的人培养为有知识有文化的人。而如今，我们的教育单位，包括小学、中学和大学，都纷纷背离、放弃这个教育的职责：它们都把大量的精力放在“摘取”他人（下一级教育单位）已经培养好的人才、准人才上，而不是放在通过自己努力培养出人才上。小学、中学，每一级教育单位都在“摘取”，其尤甚者，则是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是国内变着法子（自主招生、保送生、“实名推荐”之外，鸟人们一定还会想出更多新花样的）“摘取”他人果实的翘楚。换言之，它们是目前国内最明目张胆的“偷菜（才）”高手。

靠偷菜致富的农民不是一个好农民，同理，靠“偷菜（才）”维持名校地位的大学，也很难说是一所好大学。一所好大学，应该有能力自己种植出优良的菜果！

                                                 2009-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