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一则报道说，审计署7月4日公布了对全国16个省份的54个县2006年1月至2007年6月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审计情况，结果表明：八成以上被审计县挤占挪用教育经费！老实说，尽管感性地了解到一些问题，但这个数据仍然让人吃惊。

    报道中说，农村中小学经费拨付不到位、违规收费、随意挪用经费等问题仍然突出，“减免费”与“乱收费”的现象依然并存。

    一是经费投入不到位。有些省和县未按照规定的分担比例落实资金，有些县级政府减少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或者资金拨付不及时，长期滞留在财政或教育部门。二是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使用管理较为薄弱，挤占挪用农村义务教育专项经费的现象比较普遍，特别是学校和教育、财政部门挤占挪用公用、校舍维修改造等专项经费；三是资金管理也较为混乱。把向学生收取或代收的考试、教辅材料等收费，教育经费拨款，食堂差价、房屋出租收入等账外存放或存入个人存折保管。四是乱收费现象依然存在。自立项目乱收费和向学生收取明令禁止的费用，以捐赠、赞助名义变相收费违规代理收费问题也比较突出。
　　一些学校由于债务沉重、无财力偿还，还出现被债权人强行封校、学生被迫停课的事件；甚至一些学校被诉诸法院，被强制划走农村义务教育资金，影响了学校的正常运转。
　　从客观上讲，“中央与地方共担、省级统筹、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刚刚开始实施，经费运作、管理和工作衔接存在一定的难度；加之部分地区历史欠账严重。但主观上的原因显然更主要。一些地区未全面落实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责任，省级资金投入不到位；还有一些地区农村中小学预算管理不规范，甚至长期内部控制和外部监管不力，自我约束机制不强。

    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机制改革是件好事，但要把好事办好其实并不容易，地方政府应当承担起应有的投入责任和监管责任，学校自身的内部规范和控制尤其重要。别看中小学校长官小，权力大得却出乎人的意料。

    断断续续地读着，越读约纳闷：为什么他老喜欢借助一些动物、植物甚至一些不入眼的物品（比如一只落单的手套、一个捕兽器等）的意象，或者某种荒诞变异的事物比如一个凸起的喉结。如此一个善于用意象思维的人一定不仅仅依靠文字来表达，一定还会借助其他的媒质。

    果真如此。在《艺术世界》的一篇文章里印证了这一点。

    “对我，文字永远是不够的。文字，可以将故事比较确切地不断诠释，它们需要读者，它们引起争议，它们违背它们的本意产生噪音，它们使作者出丑，文字用过了，时间久了，我就要换一种方式，自我为中心异想天开地，有点像上帝那样来塑造人和动物的形象。”

                                                  ——[德]君特.格拉斯

    除了写在纸上的文字，还包括陶艺、水彩画。捏块泥巴画幅画，比起写作，更能提神也更趋向于本能。格拉斯的许多文字，最初的形态正是一些或抽象或具像的形状和画面。格拉斯少时在一家石匠行开始了他的职业教育，其后艺术学院求学经历,在他心中，第一职业是艺术家而非作家。文学创作与艺术创作在格拉斯那里相辅相成，而后者更多地支撑着他全部的创作。

    潮湿的黏土，揉得很透了，可以做器皿、神像、浮雕或者空心的陶塑，风干后会变小一点，在烧陶炉里面还会变得再小一点，在剧烈的高温下，变成了别的颜色：砖红、赭黄、炭黑。在每种文化的发源地，都能找到陶器，不管是完整的还是碎片，它们都是人类文明最早的手工艺品。直到某一天，所有动物或者植物的化石形成的燃料都用尽了，电没有了，需要用电的技术都到了尽头，那个时候，黏土又可以来帮助人们，制作陶器，用神像来驱魔降妖，用人形或者兽形的陶塑来反映生活。陶器，

    烧过的土，是这样的脆弱易碎，却活得比我们长得多，并将继续传递着人类的信息。    

    黏土是种快速材料，不需要内部的支架，不需要石膏浇铸。空心陶艺，用陶土制作，在空气中风干，就可以去烧了：烧过的土。

   黏土是一种温顺的材料，跟它打交道，没有压力，而且让人身心愉快。那是一种非常愉快的状态，几乎不用注意每天的日期。从早到晚，手上都是干得很快的黏土，手更有力了，而我的烟斗大部分时间都是冷冷地躺在一边，我也不想写作。 
    先用碳笔打草稿，然后用白色的黏土来做雕塑，白色的黏土很容易上釉，烧好后就是红色的。此外，我还做头像，躺着的，就像刚被斩首一样，这是一个还没有完成的主题。
    在看到如此多的死亡和毁灭之后，我不再愿意将人的形体掩盖起来，而是越来越多地钟情于一个开朗的主题，一个用黏土很容易表达的主题：跳舞的男女。探戈、摇摆舞和其他，不同的舞蹈，不同的动作。 
   从所有我50多年里制作的雕塑，挑选一些，作为我第9本图文书出版。《烧过的土》里面选取的东西，向人们展示已经公之于众的写作之外不太为人所知的另一面。这是一个无言的创作过程，在这过程中，我只管埋头创作，而将对艺术的看法全部交给擅长评论的人。如果还有什么要说的，就是：那些黏土来自西森林，那些陶塑是在拉策堡艾尔伯丁窑场烧的，我学过的雕塑技艺，让我站着工作，全方位地关注我的作品，让它伸手可及，把它放在那里，让人们看见它的全部。

来源：《艺术世界》之《君特·格拉斯 小说之外的创作三面性》（时间不详）http://www.gotoread.com/mag/156/sarticle_2473.html

    波斯波利斯王宫历三代大流士而成，不到100年被亚历山大付之一炬。从此，伊朗在这个世界上是似乎注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少数派。“我们的国家受过无数次攻击和入侵，每一次当波斯人失去了他们的历史感、文化和语言时，他们会发现，诗歌才是他们真正的卫士。”

    小人物，大历史。伊朗的另一面。

　　我国《民法通则》第35条第2款规定：“合伙人对合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由此可见，我国立法虽以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为原则，但在法律有例外规定的情况下，并不排除合伙人承担有限责任或混合责任的可能性。

    2007年6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新修订的《合伙企业法》增加了“有限合伙”制度。（丹宁注：事实上，2007年6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新修订的《合伙企业法》增加了“有限合伙”制度、“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的规定和明确了法人可参与合伙等。

    作为国际上通行的合伙形式，有限合伙在美国、英国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存在。大陆法也规定了类似的企业形态，不过一般称之为“隐名合伙”。
    我国原来仅规定了普通合伙形式，从而限制了愿意参与合伙、但不愿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投资者的投资选择，也限制了风险投资事业在我国的发展。而新修订的《合伙企业法》第二条规定，“有限合伙企业是由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组成，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和“普通合伙”相比，有限合伙有以下五点特点：
    1、有限合伙人不得以劳务和信用出资，只能以货币、实物或其它财产出资。2、有限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事务，不得对外代表有限合伙企业，且仅以其出资额为限对企业的债务承担有限责任，但该有限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仍然需要承担无限连带责任。3、有限合伙人可以同本有限合伙企业进行交易、可以自营或同他人合作经营与本有限合伙企业相竞争的业务、还可以将其在本有限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出质，若“合伙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4、作为有限合伙人的自然人死亡、被依法宣告死亡或者作为有限合伙人的法人及其他组织终止时，其继承人或权利承受人可取得在该企业中有限合伙人的资格，并不发生当然退伙。但普通合伙人若出现上述情况则当然退伙。5、有限合伙企业由二个以上五十个以下合伙人设立。）
   “特殊的普通合伙”的规定，这些规定与美国法律关于有限责任合伙的规定比较接近。根据该法第55条及第107条的规定，不仅采取企业形式的专业服务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可以采用特殊的普通合伙形式，一些采取非企业形式的专业服务机构也可以使用这一责任形式，从而可以更好的推动我国专业服务机构的发展。一方面，规定“一个合伙人或数个合伙人在执业活动中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合伙企业债务的，应当承担无限责任或无限连带责任，其他合伙人以其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为限承担责任”。据此可知，专业服务机构的合伙人仅需对本人负责的业务或过错所导致的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对因其他合伙人过错造成的债务不负无限连带责任，从而避免了合伙人承担过度风险，新法显然赋予了专业机构发展壮大的无限空间。另一方面，规定“合伙人在执业活动中非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的合伙企业债务以及合伙企业的其他债务，由全体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并不意味着合伙人完全解除了对合伙债务的责任， 即对合伙人非因故意或重大过失所造成的债务，全体合伙人仍需对债权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以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最后，为加强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新法也规定了特殊的普通合伙的一些形式要件，如：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名称中应当标明“特殊普通合伙”字样；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应当建立执业风险基金、办理职业保险，执业风险基金用于偿付合伙人执业活动造成的债务，执业风险基金应当单独立户管理等。）

    一、隐名合伙与有限合伙之制度溯源

　　“合伙也许是人类群体本能最古老的表现形式”，《汉穆拉比法典》第99条规定：“某人按合伙方式将银子交给他人，则以后不论盈亏，他们在神前平均摊分。”《史记。管晏列传》中所载的“管鲍之交”即为其例。到古罗马时代，合伙已成为一种制度成熟、形式多样的个人联合体。不过，早期的合伙主要是一种契约关系。其一般而言为“二人以上相约出资，经营共同事业，共享利益，共担风险的合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商事合伙形式逐渐在中世纪形成，并因此导致合伙由早先的契约共同体发展为组织共同体。由此，“中世纪西方商法用比较集体主义的合伙概念取代了比较个人主义的希腊-罗马的合伙（societas）概念”.

    发端于10世纪前后意大利商港的康曼达契约（commenda），其最早的前身可能是穆斯林的一种商业惯例其目的是：一是为了规避教会禁止借贷生息的法令；二是希望通过契约的约定将投资风险限定于特定财产。根据这种康曼达契约，一方合伙人（通常被称为stans的出资者一方）将商品、金钱、船舶等转交于另一方合伙人（通常被称为tractor的企业家）经营。冒资金风险的合伙人通常获得3/4的利润，且仅以其投资为限承担风险责任。从事航行的企业家则以双方投入的全部财产独立从事航海交易，其获得1/4的利润，并对外承担经营的无限责任。有些海上合伙则规定，从事航行的合伙人提供1/3的资金，不从事航行的合伙人提供2/3的资金，最后双方平分利润。这种经营方式所以不太公平，根本原因在于当时人的生命是廉价的，资金则非常短缺。所以，该契约一般为特定航行而设，航行完成即告终止.

    大约15世纪时，这种康曼达契约经营方式开始向两个方向分化。一种转化为隐名合伙，即仅由企业家对外承担权利义务，资本家则不显名，其仅与企业家保持一种内部契约关系；另一种转化为两合公司，即资本家与企业家均显名，与企业家一同构成一个组织，共同对外承担权利义务。后来，法、德、日及我国台湾地区陆续将这两项制度分别归入了民商法典或公司法之中.

    由康曼达制度演变而来的两合公司制度，被1801年法国商法典确认之后，由法国探险者和殖民者带入美国，逐渐演化为现代英美法中的有限合伙制度。这是美国法中惟一非源于英国的一种法律。英国则于1907年引进了当时在德、法两国流行的两合公司制度，制定了《英国有限合伙法》。

  　值得注意的是，合伙这种古老的经营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均未因法人制度的兴起而衰落，反而都在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向前发展。从契约关系到组织关系；从民事合伙到商事合伙；从普通合伙到有限合伙、隐名合伙等，合伙的制度设计正在日益实现其团体性、稳定性、安全性和多样性的价值追求。

    通过对隐名合伙与有限合伙的制度溯源，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1）尽管隐名合伙与有限合伙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不尽相同，前者主要存在于大陆法系；后者主要存在于英美法系，但毕竟同宗同源，均属康曼达契约的派生物。二者并无制度上的根本冲突，完全可以同存共荣。（2）大陆法系诸国的民事商事立法大都将二者兼容并蓄。比如，法国现行公司法第一编第二章为两合公司（即有限合伙），第七章则为隐名合伙；德国现行商法第二编第二章为两合公司，第五章则为隐名合伙[24].合伙制度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关键在其能够根据实践的需要不断发展完善、与时俱进。合伙制度的多样性，是其蓬勃发展的根本原因。因此，我国有必要同时引入上述两种合伙制度。

    二、隐名合伙与有限合伙之求同比较

    隐名合伙是指当事人约定一方为他方经营之事业出资，从而分享其营业利益并分担其所生损失的契约（注：参见《台湾民法典》第700条。）。它是大陆法系中一项极具特色的法律制度。法、德、日与我国台湾地区等均对其有所规定，但其立法例颇有不同。法国将其规定在民法典第九编之中，与民用合伙相并列（注：法国学者多认为隐名合伙系消费借贷之一种，故将其与民用合伙相并列。）；德国将其规定于商法典之中，安排在公司一章之后（注：德国学者多认为隐名合伙为内部合伙，是两合公司的变态和附属物，故将其放在公司一章之后。）；日本却将其规定于商法典的商行为一编之中，称之为匿名组合（注：日本将其规定在商法的商行为之中，并称之为匿名组合，表明其实际上也认其为一种契约关系。）；我国台湾地区则将其规定于民法典的债编之中，并置于合伙契约之后。与此相应，各国学说上对隐名合伙的性质，认识上亦各有差异。

    有限合伙是指由至少一名承担无限责任的普通合伙人和至少一名承担有限责任的有限合伙人组成的合伙组织。它是英美法系中一项极具特色的法律制度。英国于1907年制定了《有限合伙法》，并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在探讨其修订问题；美国于1916年制订了《统一有限合伙法》，并于1976、1985年两次予以修订。无论是英国的《有限合伙法》，还是美国的《统一有限合伙法》，均与大陆法系中的隐名合伙不尽相同。

　　虽然，大陆法系中的隐名合伙与英美法系中的有限合伙存在诸多区别，但二者确有某些相同之处。

　　（一）二者均具有混合责任的性质

　　无论是隐名合伙中的隐名合伙人，还是有限合伙中的有限合伙人，均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合伙的债务承担有限责任；而隐名合伙中的出名营业人和有限合伙中的普通合伙人，则均以其个人全部财产对合伙债务负无限连带责任。

　　（二）二者均由负无限责任者享有经营权

 　无论在隐名合伙还是有限合伙中，各国立法均规定应由承担无限责任者，即出名营业人和普通合伙人掌握经营管理权；而隐名合伙人与有限合伙人，原则上均不得参与经营管理。正是隐名合伙与有限合伙的这一共性，决定了二者社会存在的合理性。

　　（三）二者均赋予有限责任者享有监督权.

　　为了保障其投资利益及合理回报，防止出名营业人与普通合伙人可能发生的各种不法侵害，法律在不允许隐名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参与经营的同时，必然赋予其对合伙事务及其经营状况的检查、监督权。各国法律都规定：隐名合伙人与有限合伙人均得查阅合伙账簿、了解合伙事务以及合伙的财产状况。惟此，才能有效保护其投资利益。正是这种规定，才从法律上保障、并从实践上促进了隐名合伙人与有限合伙人投资的积极性，从而为社会财富的充分利用开辟了有效的法律途径。
　　（四）二者对有限责任者均有诸多限制性规定

　　由于隐名合伙人与有限合伙人对合伙事务经营的后果只承担有限责任，为确保交易安全，并按照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法律势必对承担有限责任的合伙人规定有诸多限制。（1）为了确保交易安全，基于有限责任的考虑，各国法律均规定，隐名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均须以实物出资，不得以信用和劳务出资。（2）按照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各国法律均规定，无论隐名合伙人还是有限合伙人，都不得直接参与合伙事务的经营管理。若隐名合伙人、有限合伙人违反经营禁止的规定，则应引用或准用“表见合伙（Apparentpartner）”规则，责令有限合伙人或隐名合伙人对第三人负无限责任。这种规定既符合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又有利于切实保障交易安全，从而使这两种制度的存在更具有法律上的合理性。

　　三、隐名合伙与有限合伙的求异比较

　　隐名合伙与有限合伙虽有诸多相似之处，但二者在登记及其商号、团体性和稳定性；出资及其种类、财产归属及其权利义务等诸多方面均存在明显区别，因而其具有不同的制度价值和制度安排。

　（一）登记与否和商号有无不同

　　在大陆法系的立法中，因隐名合伙系一种契约关系，故其均不以登记为成立要件，而是“因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在英美法系的立法中，因有限合伙系源于两合公司的一种商事主体，故其均须经商业登记方告成立。

　  因有限合伙必须依法登记才能成立，故其经登记后即可取得商号，并得以商号为新设团体之表征参与经营及诉讼活动。因隐名合伙无须登记即可成立，即使合伙契约签订后，其并不以团体面目出现，仍以原出名营业人的名义从事经营活动，故其无必要再取得新的商号

　　（二）团体性和稳定性不同

　　隐名合伙是当事人约定一方对于他方所经营之事业出资，从而分享其营业所生利益并分担其所生损失之契约。有限合伙则是由至少一名承担无限责任的普通合伙人和至少一名承担有限责任的有限合伙人组成的合伙组织。可见，前者是一种契约关系，后者则是一种组织形式。

    隐名合伙建立在隐名合伙人对出名营业人的高度信任之上。若出名营业人转让其营业、死亡或受禁治产宣告，均构成隐名合伙契约终止的法定原因。有限合伙则不然。其经登记并设立商号后，其成员的变动对于团体的影响较小。依美国《统一有限合伙法》的规定，普通合伙人死亡、退伙或丧失行为能力时，若章程中有规定或经全体合伙人同意，则该有限合伙可不必解散而由其他普通合伙人继续经营（第705条），若最后一名普通合伙人死亡或丧失行为能力，全体有限合伙人得于90天内接纳新的普通合伙人入伙继续经营第801条）。以上措施，实际上大大加强了有限合伙的团体性和稳定性。

　　（三）出资义务和出资种类不同
　　在隐名合伙中，隐名合伙人看中的乃出名营业人的经营能力，而非其具有多少财产，故出名营业人并无必然的出资义务。在有限合伙中，全体合伙人具有共同的目的事业，无论有限合伙人还是普通合伙人，为共同目的事业之达成，均应负有出资义务。

    在出资的种类上，隐名合伙人只能为财产性出资，不得以劳务和信用出资。从实践的角度观察，隐名合伙乃出名营业人的一种融资手段，其所融资本应以实体财产为主，尤以现金为其最迫切需要。若允许隐名合伙人以劳务和信用出资，并无多少实践价值。有限合伙原本也禁止有限合伙人以劳务和信用出资，美国1916年的《统一有限合伙》规定，有限合伙人只能以现金和实物出资。但在其1976年修订后的《统一有限合伙法》中，则采取了较为灵活的态度，允许合伙人以现金、财产、提供的服务，或本票或为缴纳现金、财产或提供服务而承担的其他义务出资（第501条）。

    （四）财产归属和共同目的之有无不同

    隐名合伙人出资后，其财产权利即移属于出名营业人所有。隐名合伙人的目的仅为投资获利，与出名营业人之间并无共同的目的事业可言。有限合伙经登记取得商号后，便以商号代表团体进行经营活动。其取得的财产权利均为全体合伙人（包括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共有。有限合伙的全体合伙人不仅具有共同的目的事业，而且在合伙期间受该目的事业约束，并为之共同努力。
    隐名合伙实质上只是出名合伙人融资的一种手段；隐名合伙人与出名合伙人之间只是一种合同关系；其并无共同的目的事业可言；并未形成一种新的民事主体。有限合伙则完全不同。其普通合伙人与有限合伙人不仅对合伙财产形成共有关系；而且双方具有共同的目的事业；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民事主体。所以，前者应归属于合同法，后者则应归属于组织法。

　　（五）合伙人的权利义务不同.

　　虽然，隐名合伙人与有限合伙人原则上均不得参与经营合伙事务，但由于隐名合伙与有限合伙的法律性质不同，法律对两者参与合伙事务的具体限制程度具有较大差异。

    依大陆法系的立法例，各国对隐名合伙人参与合伙事务的限制较严。英美法系对有限合伙人的限制最初亦较强，但后来逐渐放宽。

    （六）当事人的人数限制不同

　　隐名合伙只有两方当事人，即出名营业人与隐名合伙人（当然，每一方当事人的人数不妨为复数，如出名营业人与隐名合伙人各为一个普通合伙）。若有多个隐名合伙人与出名营业人缔结隐名合伙契约，则依隐名合伙人的个数产生复数的隐名合伙合同。各隐名合伙人之间并不发生任何关系。

    而有限合伙则可有多方当事人。其不妨包括多个普通合伙人和多个有限合伙人。各合伙人之间（包括普通合伙人之间、普通合伙人与有限合伙人之间、以及有限合伙人之间），均为合伙关系。有限合伙中全体合伙人具有共同的目的事业。即使是有限合伙人，亦须与其他合伙人通力合作，谋求共同目的事业的发展。故不仅普通合伙人之间、普通合伙人与有限合伙人之间、即使有限合伙人之间，亦须具有一定的人身信任关系。因此，有限合伙的全体合伙人，均存在合伙关系。

来源：中国法律硕士联盟论坛 www.fashuounion.com,本贴地址：http://www.fashuounion.com/viewthread.php?tid=12790（注释略，有删节）

    第一次革命是经济革命，无需赘言；资产阶级第二次革命让英王法王们纷纷上了断头台，但国王们保持了视死如归的贵族气质与尊严，这表明贵族文化中核心的价值——“等级”观念依然阴魂不散，资产阶级依然没有掌握文化的最高标准。于是，没有或者拒绝成为“贵族”的“新左派大学生们”/“中产阶级的孩子”发动叛乱，学生和警察象动画片《猫与鼠》中的老鼠和猫一样，“暴力是双方拒绝屠杀的而付出的代价”。

    “五月风暴”的成果是后现代主义文化：“革命性”=“革命”+“性”。“我越是革命，就越想做爱，越做爱，就越想革命。”格瓦拉和毛泽东只是被绑架为“形象大使”。

    “新左派”与“左派”相比是“去意识形态化”，比如把“血汗工厂”置换成“劳动密集型企业”，但“去意识形态化”并做不到“价值中立”。

    结论：“五月风暴”只是资产阶级文化的光荣革命，而非“巴黎公社”的余脉。

    知道一个思想家说了什么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理解他为什么这么说。

    卢梭思想的底色是《论人类不平等的根源》，关注点是“平等”（他一生依附他人）。主要的理论是“公意”和“主权在民”。在前者，他强调“主权者”代表“公意”（大致相当于今天说的“共识”），于此就有人误为“独裁”；在后者，他强调“主权不可转让”、“主权不可分割”的确与传统权力制衡学说不同，也不符今天全球化形势下国家主权让渡潮流，但不可忽视卢梭的“起义权”理论。

    其实，卢梭的时代君主制盛行，几乎所有同时代的思想家都绕不开。民主、平等、自由、人权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卢梭爱的是“平等”。加之他出生于小小的日内瓦，一生混迹“女人堆”，所以会多愁善感（《忏悔录》、《爱弥儿》），会写下小国寡民的《社会契约论》（“自然状态”）。

    看来启蒙之难，不光难在昨日，也难在今日。

    自建国以来中国高等教育一直在磕磕跘跘中行进，回顾中国高等教育的历程，可以看到中国高等教育历尽种种磨难，尚未走上平稳发展的坦途。现按照时间的顺序，历数中国高等教育所受到的戕害。

     1952年高等教育院系调整

    1952年教育部拟定发布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1952年的调整设置方案”，刻板地仿照苏联高校模式，对我国的高校进行了调整。

    这次调整保留了少数文理科综合性大学，撤消综合大学中的二级学院，按行业归口建立单科性高校；政府接办改造了65所私立高校、取缔24所教会津贴的高校。

    照搬苏联的高教统一的模式抹煞了学校之间的差异，而分科过细又使得高校的专业设置变得相当狭窄，学生的知识结构单一，影响了学科之间的渗透和人才的发展。

    这次调整还片面偏重工科，忽视理科，取消了很多高校的政法、财经等人文社会学科。导致了我国长期以来严重缺乏法律和金融人才，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导致中国整整几代人缺乏人文精神的熏陶，导致道德的滑坡。

    1958年高等教育的“大跃进”

    1958年3月，陆定一在农业中学问题座谈会上提出，要在每一个地区办一所大学。6月，刘少奇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示，“将来势必每个县有一所大学，准备十年达到这个目的。现在是否给每个县派一个、两个或几个大学生，这样学校就可以办起来了……”全国各行各业都在大跃进，高等教育规模的发展也突飞猛进，全国高等学校1957年有229所，到了1958年秋天，全国各地已经建立起了23500多所业余“红专”大学和半工半读大学。

    没有办大学的条件，就走“群众路线”。黑龙江省鹤岗市是一个典型的事例，书记亲自挂帅，各方积极支援，七天办起了大学。号称除了用一元七角钱制作校牌外，一分钱也没花。解决师资的办法是“大学生教大学生、高年级教低年级、专兼职教员相结合”。

    没有足够的生源，在政治优先的入学准入制度下，工人、农民、速成中学的工农毕业生和干部，只要具备推荐的条件，不需要经过任何书面的考试就可以上大学。高校中每年出身于工农学生的比例，从1951年的19%增加到1957年的36%。1958年，由于实行了新的优先入学的办法，这部分人增加到了48%，而1959年到1960年则增加到了一半以上。

    高等教育大跃进让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大踏步后退。

    1958年—1976年高考的不宜录取政策

    在高等教育大跃进的同时，在国家建设急需人才，高中毕业生供不应求的情况下，还严格执行了高考不宜录取政策。按照要求，从1958年起高考前对学生一一作了政审，政治审查的依据，并非个人表现或学习成绩，而是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政审结论基本分为四类：1.可录取机密专业；2.可录取一般专业；3.降格录取；4.不宜录取。出身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的，家长被划为右派的，有海外关系的、社会关系复杂的学生基本上都是不宜录取和降格录取者。

    高考不宜录取政策“名正言顺”地将教育的不公平、不公正合法化，大批优秀高中毕业生就这样莫名其妙地丧失了受教育的权利，被极其粗暴地拒之于高等学校大门之外，有了一段不堪回首的另样人生。高考不宜录取政策在强化教育不公平的同时使原本走入严冬的高等教育质量雪上加霜。

    2500年前孔子就提出“有教无类”，遗憾的是，社会发展到现代，声称要“解放全人类”，可在本国，连高中毕业生的学习机会都要无耻地剥夺。

    1966年-1976年文化大革命全面摧残高等教育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高等学校停止招生，大批知识青年被送到农村参加农业劳动。

    1968年毛泽东在“七·二一指示”中说“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1970年8月，“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大学开始招收第一届工农兵大学生，不论文化程度，不管年龄大小，只强调政治条件，只要被组织推荐，就可以上大学。当时报刊广泛报道了高考时交白卷进入了大学的张铁生，宣称“大学就是大家来学”的五十多岁的农民王大学，这些都被称颂为新大学生的楷模。到1976年全国仅“七·二一”大学就恶性膨胀到33374所。

    滑天下之大稽的是，到文革结束，80年代初全国进行“双补”，进行初中文化补课和技术补课，规定医学院校的工农兵大学生必须取得初中补课合格文凭才认可他们的大专学历。这可以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谈。由此我们可以想见文革期间的所谓高等教育质量差到怎样不堪的地步。

    １９７７年，邓小平同志关８月３日召集了座谈会。8月６日下午，会议讨论的重点转移到高校招生这个热点问题上。有人提到当时清华大学的教育质量时说，现在很多人小学毕业，补习了８个月就学大学的课程，读了三年就毕业了，根本没什么真才实学，小平同志听了此言，当即不满地说：“那就应当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不能叫大学。”清华大学的教育质量尚且如此，其他高校的教育质量可想而知。

    如果说高等教育大跃进让中国的高等教育奄奄一息，至此，可以说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彻底死亡。   

     1990年起高等学校大合并    

     1977年冬天，恢复了高考，被关闭了十多年的高考考场又重新开放了。文革以后百废待兴，教育因其本身的规律，运行有一定的周期，调整需要较长的时间，而当高等教育逐步恢复正常运行之际，又面临新一轮的折腾，高校合并之风骤然刮起。

     据“中国高等教育网”不完全统计，自1990年起，全国有一千多所高等学校、中等学校被卷进了合并风，共形成了412所合并的高校。

     高校合并，本质上是一种在不改革体制、不改善教学的条件下，靠扩大规模的方式办“一流教育”，这不仅是徒有形式，而且其效果是适得其反。

     高校合并，使目前高校出现盲目求大、历史特色丢失，不但没达到“学科专业优势互补”的预期，反而使很多高校多年积累形成的教育品牌、专业特色消失殆尽。

     高校合并还带来了管理难，大学内非教学机构本来就冗员充斥，合并后问题更为突出，机构庞大、人员臃肿、责权不清、效率低下等等问题难以避免。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各高校合并都有新闻见诸报端，强调高校合并是本着自愿的原则。我们实在难以想象，有一千多所高校，在同一时段，放下高校至关紧要的工作，甚至放弃自己的品牌，“自愿”做这样的麻烦事。而实际上，在合并风中有教育部的官员透露，有些地方的高校，比如杭州的四所高校，不愿意合并，教育部专门派员坐镇，强行达到合并的目的。当时在两会上教授们对高校合并提出异议，某主管教育的中央领导竟然大动肝火，在会上拍桌子。

     还必须指出的是，高校合并的决策完全缺乏科学依据 ，据我所知，某些权威的研究机构受教育行政部门委托做高校合并的可行性研究，论证高校合并的势在必行；同时也接受反对合并的高校的委托，论证了高校合并的不可行。同一机构对同一事件进行研究，能同时做出两份结论完全相反的研究报告，科学性何在？高层决策的依据又何在？

     自上而下的高校合并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思路，是大跃进好大喜功在新历史阶段的又一表现形式，对我国高等教育产生的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1999年始高等学校扩大招生

　　高校合并风正方兴未艾时，与此相应，在国家高层“高等教育拉动内需”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全国高等学校盲目扩大了招生规模。

     1998年，全国高校招生108.3万。1999年，普通高校招生总数达153万人，比上年增加45万人，增幅达42%。此外，成人高等教育扩招10万，研究生扩招3900人，加上电大、民办等其它类型高等教育，实际招生总规模接近270万。高等教育本专科在校生718.91万人，比上年增加95.82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0.5％,比上年提高0.7个百分点。这一扩招规模和增幅在建国以来的历史中是少见的。

　　2000年，普通高校实际招生为220万人，比1999年增加35%，比1998年几乎翻了一番。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1％。

　　2005年，各类高等学校在校生2004年800万人的规模上再翻一番，达到1600万。

     2006年高校毕业生为413万，比2005年增加了75万，增长率为22%。

    最近，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称，到2010年，高中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80%左右，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25%左右。2000年，我国普通本专科在校大学生为556万人，2005年这一数字达到了1562万人。根据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到2010年普通本专科将达到2000万人，将再扩招438万人。

　　与此同时，研究生也在扩招。1982年，我国研究生招生数仅有1.1万人，2006年已达34.4万人，是1982年的30倍。2008年研究生招生计划安排44.9万人(其中博士 5.9万人,硕士39万人)，比2007年增长6%。

    扩招后遗症：

    1.高校扩招引发债务风险。公办高校贷款规模高达2000亿元—2500亿元。银行从2004年开始逐渐收紧贷款，高校欠款难以归还。

    2.教育质量和学生综合素质的下降。

    3.无数贫困家庭的无力承担巨额的学费，这不仅使这些家庭的生活陷入更为凄惨的境地，而且又有大批学子失去进入高校学习的机会。

    4.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日渐突出。

    结论：

    近60年来，前30年强调“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按政治需要发展教育；10年是调整时期；后20年要“拉动内需”，为经济收入扩展教育。60年中从未按照教育科学本身的规律规划、协调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对于个体而言，前30年没有平等地得到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是因家庭出身等政治因素导致，而近20年没有平等地得到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则因家庭贫富不均而导致。教育的公正还是一个需要不断努力才能达到的目标。

    高等教育已经折腾不起了，高等教育得按照自身发展的科学规律运行。

    高等教育质量不能不提到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议事日程上了。

    尽管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如此显而易见，可对高等教育的发展何时能摆脱这些控制和干扰，走上坦途，我们仍然忧心忡忡。

转载：http://www.unicornblog.cn/user1/10/15270.html

    原来一直以为只是“拼搏”的精神，没想到还是一种“节约”的态度。什么“拼友”（一起进行各种“拼”的活动的人）、“拼学”（独学而无友/集体舞弊）、“拼吃”（AA制、饭团）、“拼车”（一起打车或者搭顺风车）、“拼购”（结伴拼卡）、“拼房”（合租或者合购房）、“拼玩”（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拼爱心”（黄健翔李承鹏韩寒共同捐助建立灾区小学）。等等。

    拼的目的是共同负担原本一个人负担的消费。网络更为陌生人之间的“拼”提供了便利。

    但不知道以下三词能否成立，或者另有新解：

    “拼文”（合写还是挂名）、“拼爱”（三角恋或者脚踏两只船）、“拼婚”（姘或者重婚）？

    一晃十年了，对一个农民来说，5万元是天文数字。

    哀民生之多艰！

    执行难是多年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难点。人民法院虽下大力气着力解决，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形势依然严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作“关于开展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改报告”时说,经过一年来对执行积案的集中清理,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执行难问题尚未得到根本扭转,有80万件积压案件未能执结。除最高人民法院多次召开专门会议，部署执行积案清理并组织专门行动外，执行难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党中央的重视，中共中央以中发[1999]11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转发〈中共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解决人民法院“执行难”问题的报告〉的通知》的形式，提出解决执行难的方针，这是建国以来破天荒的以中共中央名义来解决一个具体司法问题的文件。2002年，“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被写进了党的十六在报告中，这被舆论界认为“标志着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从此迈入新纪元”。[1]此后，中央政法委陆续以各种形式落实10号文件精神，2005年又以中政字第（52）号文件[2]的形式就解决执行难问题提出具体的措施和要求，提出将执行难问题提高到维护社会稳定，维护司法权威，影响党的执政能力的高度来对待，重点解决基层执行难的问题。这进一步说明，执行难的问题特别是基层执行难的问题确实存在，且到了必须要解决的时候了。

    什么是基层执行难？简而言之，就是基层法院的执行难。但执行难的概念一直模糊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学界和司法界的激烈讨论中，终于有了一个较为统一和深刻的认识。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声音这样描述：所谓执行难，是指有条件执行，但是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执行不下去，比如受到人情案、关系案的影响，受到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的影响，或者强制执行将出现不良的社会后果，执行不下去，这才叫执行难。如果被执行人本来就没有财产，那属于当事人应自行承担的经营风险，不能归为执行难。

    为什么会产生基层执行难？怎样解决呢？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任何现象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执行活动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实践活动，绝不是书本上理论推理和简单重现，在实施过程中，必然受到执法的社会环境、时空差异、立法规定与现实生活的冲突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作为社会矛盾的调节器，司法已渗透到当今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输送着公平和正义。但任何执法活动都无法以一种完美无缺的公平方法来适用于一切，同一等量行为，在不同的地区，往往有不同甚至相反的结果，这种矛盾在成文法的我国不同地区之间不可避免，城市与农村之间尤其明显。在基层，特别在农村，政治、经济、伦理、习惯等各项因素交错形成的漩涡中，情、理、法常常发生激烈的冲突[3]。我国的70%人口生活在农村，农村诉讼案件占全国法院受理一审案件总数的40%以上，农村民商事诉讼案件近72%的进入执行程序[4]，而进入执行程序的案件真正执结率公为45%—60%，基层执行任重而道远！[5]如何认识和解决基层执行难，在基层特别是农村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司法公正，是迫切而现实的！笔者试以一名基层执行工作者的身份，就多年来面对辖区内当事人绝大多数为农民的切实感受，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不足之处，敬请指教。

    为了便于展开讨论，不至于使述议显得过于空洞，笔者在此试举几个在基层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来加以说明。

    案例一：刘某等5人的妹妹系间歇性精神病患者，经鉴定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2004年6月的一个深夜，她摸入同村的杨某家，将熟睡中的杨某妻子砸死。杨某诉至法院，要求刘某等5人赔偿各项损失五万余元。刘某等家庭经济状况均不佳，判决生效后，五人以判决不公和没履行能力为由，相互推诿，致使该判决一直无法执行，杨某不断上访。

    案例二：某村一村民组擅自将在其地域内，村委会所有的一养殖水面发包给张某承包，所得发包款按户发给本组村民，该村其他村民组反映强烈，纷纷要求效仿，镇、村两级组织在多次做工作未果的情况下，向法院起诉。法院判决该村民组发包行为无效，张某应限期将水面交出。判决后，村委会将该水面发包给了王某。王某准备接手承包时发现，该村民组村民不许其从事水面管理，张某也拒不交出，在向村委会反映后村委会遂依据生效判决向法院申请执行。执行过程中，执行法官在多次做工作无果的情况下，欲对张某采取强制措施，村民们声称：要拘留张某，先将该村民组成年人全部拘留。

    案例三：方某、王某、丁某三人系某县粮食局下属某粮食购销公司的职工，十多年来一直居住在该公司收购点的一楼房里。2004年5月，粮食系统进行改制，三人与单位办理下岗手续时，所居房准备进行房改，三人各交纳5000元作为房改押金,后因其他原因一直未办理房改。2005年6月,粮食购销公司将该收购点的全部资产变卖给常某，并于同年7月办理了资产转让过户手续。转让时并未对方某等三人的问题予以解决，三人也不知情。转让后，常某遂通知方某三人搬出所住房，三人以已交纳房改押金而未房改和转让不合法为由拒绝搬出。常某遂诉至法院，法院以土地及资产权利移转，方某三人的住房问题属内部管理为由，判令三人限期搬出。案件进入执行过程时，方某等三人情绪已非常激动，甚至以死相挟。

    案例四：某基层法院在一公司诉该县锅炉厂买卖合同欠款纠纷一案中，依法将锅炉厂的几台设备予以查封，为不影响该厂生产经营，裁定查封期间仍由锅炉厂管理、使用。2005年8月，由该县经贸委牵头的改制领导组在将该厂整体向外出售时，不顾法院的提示，将所涉查封设备折价一并卖与他人。

    案例五：某一借款担保纠纷，债务人借款后因经营不善，在申请人起诉后，长年外出不归，其亲戚作为担保人被判决承担连带责任。执行过程中，担保人陆续归还两万余元后，因子女上大学而再无能力偿还，夫妻之间也因此险些离婚。2007年2月，担保人来庭反映债务人所有的财产正在被征用，所涉征用款约十万元，要求法院赶紧冻结该案余款二万元。法院随即去债务人所在村委会了解情况，却被告知债务人财产暂不征用，同时表示不能协助法院执行。在法院为此事作了相关调查再去村委会时，却得知该征用款早已发放。

    上述的五个案件都发生在基层,在执行过程中,执行法官都做了许多工作,然而事件的结果却令人遗憾——即出现了所谓的基层执行难.那么基层执行难(主要是民事案件)的原因又何在呢?又怎么解决呢?笔者试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进行逐一阐述。

    一、基层执行难，究竟难在哪里？

    基层工作的特点源于其特定的基层结构的特殊性，包括组织结构、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基层执行也与此紧密相联。

    （一）人难找

    近年来，全国经济大幅度增长，各项事业得到蓬勃发展，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小城镇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农村富余劳力日渐增多，外出打工人数逐年上升，有的债务人甚至举家外出，长年不归。有一些案件从审理到执行都没有见到过债务人，而家中仅存有部分生活必需品，使得生效的裁判根本无法得到有效的执行。据统计，因找不到被执行人而不能结案的占未结案件总数的40%左右。这种客观情况的存在，使得一些案件长期中止，无法执行。

    （二）被执行物难寻

    在中国，还未建立个人财产登记的破产制度，在基层，一些被执行人转移、隐匿、非法处分财产现象严重。有的将财产登记在别人名下；有的不惜以假离婚或假赠与的手段来转移财产；有的甚至在审理阶段眼看要败诉，就开始分批转移、隐匿、非法处分财产，不显山不露水，给申请人举证和法院查证增添了困难，不是本地的申请人要举证简直就是无从谈起。执行实践中，对转移、隐匿、非法处分财产行为的查证困难，处理更困难，这里面涉及到证据齐备、善意保护等实体和程序问题。处罚吧?或无法查证属实，或已无财产可供执行了；不处罚吧，申请人的权益得不到保护，恶意规避法律的行为得不到惩处，容易引发公众对法律公正的怀疑和连锁反应。这类问题已经快成为了基层执行中的一个死角。

    (三)被执行人履行能力难以确定

    根据文义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第102条第1款第6项中拒不履行的适用条件是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方能构成。但如何确定有无履行能力，无可供参考的指标和数据考量。

    基层执行实践中，常常会遇到这样的一种情况，申请人在提供的财产线索中反映无固定工作的被执行人有足以偿还债务的能力，而被执行人在法院询问时，却陈述其财产、收入根本无法履行债务，言之凿凿，不容置疑。没有信用参考体系，在向其所在地群众和基层组织调查时也无法确定，作为个人的被执行人又无固定的帐户可供查询，致使一些案件始终处于不确定状态。

    （四）有协助义务的单位难求

    在基层，一些有协助义务的单位因选举、民主评议、利益相关等原因对协助人民法院执行工作有畏难情绪，不协助法院开展执行工作的事屡有发生。少数部门对协助法院执行人为设置障碍，甚至制定法外的内部规定，抵制执行权能的正常行使。如案例5，因村委会的蛮横及拒不协助而使此案的执行陷入僵局。后来申请人不断上访，担保人宁愿坐牢也绝不付钱。

    （五）执行机构应变能力差，执行方向把握难，执行素质提高难

    目前，基层执行机构为执行局和基层法庭。基层法庭审执不分、力量薄弱所呈现的问题自不待言，执行局也因与设立初衷不一致而无法发挥联动应变效应。执行政策缺乏连续性，基层执行法官接受政策信息的不畅通，致使部分执行人员对如何执行感到困惑，对强制执行措施的运用有缩手缩脚现象。另外，基层执行法官的人员老化，业务不精的现象说起来多，解决起来难，因此而造成的执行效率低下，执行方式落后的现象屡见不鲜。

    （六）其他难

    1、“三同”办案现象禁止难

    为保障公正执法，中央政法委及最高人民法院三番五次明令禁止法院 “三同”办案。可是现实中却因经费紧张等情况屡禁不止，新的《诉讼收费办法》出台后，法院收费锐减，出差经费紧张，“三同”办案现象有抬头的趋势。

    2、违法违纪案件处理难

    执行违法违纪案件分两类，一是法院执行人员违法违纪；二是当事人及案外人阻碍执行、暴力抗执等违法行为。两类案件的处理都存在一定的难度，处理不当，容易挫伤执行干警的自尊心，影响到司法权威。

    3、风险保障建立难

    执行工作是一件高风险的工作，风口浪尖上的执行干警存有畏难情绪。现在部分中级法院执行局已经建立了职业风险保障机制，可基层法院执行局职业风险保障机制什么时候能够建立尚不确定。

    4、设备保障难

    执行工作的应变能力很重要，办案时机稍纵即逝。执行法官要经常、不定期地在外跑，对办案设备的要求很高。可现在有些基层法院执行局设备老化，根本无法适应执行工作的需要。据报道某一基层法院执行局十几人两部警车，其中一部已过报废期，在一次执行工作中，因为车辆故障，造成交通事故，车内五名执行干警全部受伤，差点车毁人亡。这样的隐患在基层为数不少，而由于经费紧张、重视程度不够等原因，迟迟得不到解决。

    二、基层执行的特点

    执行难的成因很复杂，基层执行难更具特色。基层执行绝不同于现代法律在商业社会、陌生人社会中的运用，要想分析基层执行难问题，首先应当从基层的现状说起，从基层的组织、社会文化结构及民众的心态和国家权力在基层的影响等方面进行阐述。

    （一）基层执行的特点

    1、基层民众独特的司法观和法律心理

    中国基层是一个典型的乡村化社会，由此带来了自然经济盛行，市场经济薄弱。乡村化社会的分散及浪漫、放任的观念，使得法律氛围极度弱化，社会主体在观念上很难与现代化的法律规则保持一致。更加之中国的司法从儒家伦理和法的刑事性的轨迹中一路走来，固有的农村法文化中“德主刑辅”的信条，使主体的信仰对象全然倾注于权化的道德。而法律对他们来说，只是维系道德的工具，谈不上对法律程序的信仰和尊崇[6]。中国基层民众并不关心法律是否得到了严格实施，更多的是关心司法是否兼顾人情。尽管现代化法治的浪潮已经席卷了全国，我们也看到了基层民众的法律观念的一些可喜转变，但传统的基层结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保留着其固有的特性。具体表现在：

    （1）传统的法律心理仍占据主要地位

    时至今日，许多基层民众还是不愿打官司，发生了纠纷，他们更愿意以“礼治”的方式来解决，通过村（居）委会、家族中有声望的长辈来调解。正如费孝通先生指出的。中国乡土社会权力结构分为四种：横暴权力、同意权力、长老统治和时势权力。[7]在礼治占统治地位的基层，长老统治（即定教化）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而至于横暴权力的实施，则是礼治无法实现解决纠纷时被迫采取的手段。因此在基层民众思想未得到彻底改造之前，法治的“入侵”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破坏礼治的统治，从而易使民众打下法治无用的意识形态烙印[8]。

    （2）现代法律心理并未确立

    基层的许多民众依然认为打官司，或者被告上法庭充当被告是不光彩的事。因此，在礼治调解无效而诉诸法律之时，被告的思维便粘贴了耻辱的标记。如果说在判决还未确定之前，被告还可以选择是否履行应有的义务的话，那么在法庭判决其应履行已生效的法律文书的情况下，按照被告现有的法律逻辑，那便是毫无选择的余地——坚决不履行应尽的义务，或者至少是坚决不认真履行应尽的义务。因为，被告一方面要考虑“面子”问题；另一方面也要考虑日后的生活问题，甚至是社会地位问题——我赔给他钱是否会矮他一截？

　 （3）现行社会状态下对国家权力的一种自然排斥

    对国家权力的自然排斥，这也是现阶段中国基层法律心理的一个要素。中国虽然拥有漫长发达的文明历史，但在传统意识中，法律首先作为君主用来安邦治国的手段，而不是界定权利的基本准则[9]。在法律内容上，民商事规定刑事化的痕迹非常明显，法律工具论在一定程度上占据了中国立法的主要位置，受此影响，法在基层更多的被理解为一种刑罚，对法的畏惧导致对法的自然排斥。自然，民事执行也被排斥在这种“亲密社会”之外，这也可以理解，为何人们称难以执行的判决书为“法律白条”，甚至将“法律白条”公开拍卖。

    2、特殊的基层社会组织结构

    （1）熟人社会的基层

    在基层，特别是农村，以血缘和地缘关系构建了一个复杂的社会关系网，家庭、邻里、街坊、包括村干部，总是会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以血缘为基础的家族更是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城市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产生的社会联系不同，基层社会最重要的纽带是血缘，相对于城市社会最主要的纽带——利益，似乎更为牢靠。在农村，彻底脱离或者基本脱离自己的家庭是难以理解的。而城市则不同，由于经济的发达、交通的便捷等，家族的概念几乎可以没有，甚或家庭内部的联系也不必非常紧密。于是，相对于城市，基层的群众（村民）更容易团结起来，也就是说基层更具有团结性。

    同时，由于基层社会组织的基本要素是血缘、 地缘，而血缘和地缘决定了这个社区的人很自然、也很容易会产生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基层是一个熟人社会。

  　（2）现代与落后的博弈

    熟人社会的特性和易于团结的特点，构成了基层社会特殊的一面，这种特殊性在一定意义上是落后的，而试图“控制” 基层社会的法律却带有浓厚的现代性。于是基层社会的落后性与试图“控制”它的意识形态的现代性便构成了一种矛盾。按照一般哲学观点，矛盾的双方在理论上说应该是先进的一面（法律）占主导地位，然而，由于基层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在实践中相当长的时间里，常常表现出一种相反的趋势——基层社会占居了主导地位。

    （3）对执行的影响

    一方面，本应该占统治地位的现代法律由于其自身某些方面与基层结构的不和谐，导致其无法进入这个社区，自然也无法通过权力自身的运作取得独占地位。权利的错位导致在基层，执法人员常常扮演了非常尴尬的角色，而执行工作由于这种处境的尴尬自然的受到了影响，甚至是阻碍。于是，基层执行难便成为一种正当现象了！

　  另一方面，由于基层的熟人社会性质和易于团结的特点，导致一些债权在执行中很难实现。现实情况是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往往有密切的关系，或乡邻，或街坊，或朋友，甚或亲戚。正如开头提到的两个案例，案例1中申请人与被执行人，是邻居关系，申请执行后便对面不交言。案例2中王某在取得合法承包权后遭到村民的白眼和“口水”，无法顺利接管水面。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执行者与执行对象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尽管双方对簿公堂，但如果双方能够自觉履行法律义务的话，那么这种原有关系还有可能延续，至少不会反目成仇；另一方面，面对拒不履行者，债权人只能通过法律手段来达到终极目的，而这种终极目的达到，是要付出割舍双方原有联系为代价。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基层的熟人社会性质，很容易使这种割舍双方联系的单纯行为进而扩展到割舍与很多人联系之地步。再加上基层社会的团结性，可能债权人会被这个社区（群体）所抛弃。这也是文中两个案例最终都发生转向的原因。

    （三）国家权力在基层的影响孱弱

    1、建国以来，因财政和行政力的限制，公权力仅及于乡、镇，在乡镇政府以下的村落、地区，实行乡村自治，这种自治，很长时间内，是靠传统的情理习惯和深入人心的道德来保证。现阶段，在政府推进型法治的主导下，“新”的国家权力，“新”式的法律逐渐伸展到社会的基层——村落，被遗落中的乡村重新接受管理，两相博弈，不是非此即彼的唯一性，而是在长时间内的相互妥协、相互借重。

    2、从理论上来说，拥有暴力机关的国家应该远远大于公民的权力，作为个体的公民无法与强大的国家抗衡。可近年来，我们更多的是听说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损害。像超期羁押、收容遣送、乱打白条等，这些对国家权力的形象损害是深远的。建国五十多年来，党建立了全国统一的领导体制，各级政府，司法机关的建设都得到了加强。一个“统一、精简、效能”的权力机构正在逐步确立。但理论与实践总是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当然这种偏差是合理的，否则理论与实践都无法长足发展）。实践证明，在特定的空间、环境下，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力会发生惊人的蜕变。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期，国家权力（人民公社）退出基层，取而代之的是基层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在基层日常政治、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而这种角色却不是代表国家，或者说是国家权力的延伸，他代表的是一种与基层密切相关的力量[10]。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无论是村民委员会还是党支部都是为村民服务的，而不是履行国家职能的（包括强制职能）。国家在基层权力的孱弱，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解释案例2中，被执行人拒不履行，村民组视司法判决为筹码，致使法院无法顺利执行。同样案例5中，也出现了法院对村委会束手的情况。

  　（四）行政化色彩的司法执行

    再回到基层，除去几乎全国都有的司法行政化的现象，基层法院带有比其他各级法院都强烈的行政色彩，即使是送法下乡，司法便民措施也是在行政权利的影响下做出的。“党中央的文件比法律条文有用”[11]反映了这种现象。同时，对行政强制执行的协助也加强了法院执行工作的行政化色彩。在基层普通民众的心中，法院执行局和工商、城管、甚至乡干部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是比这些部门的可敬畏性还低。因此，在长期以来形成的排斥行政权力的心理影响下，基层民众对行政权力的“同路人”——司法权力，做出了本能的排斥。这也是为何许多执行法官去基层执行时，无人配合的原因之一。既然无人配合，执行结果便不言而喻了。个别执行人员素质差，工作作风简单粗暴，直接影响到执行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基层执行为什么难？

    在基层，因为过去相当长时间计划经济的影响，社会的生产、流通和消费都是习惯按照“国家计划”进行，即使出现了纠纷，也是按照行政途径解决，很少通过诉讼解决，加之司法权威的夸大化，也就不存在执行难的问题。而在目前的刚转轨时期里，社会主体的交往日渐频繁，社会资源的大量增加，法治尚不健全，相应的社会信用意识和信用机制还远没真正形成，造成了诉讼和执行案件的大量增加，这是基层执行难现象的起因，具体成因很复杂，笔者在下文中试结合基层实际进行分析。

    （一）有限的执行力量难以应对大幅度增长的执行案件

    目前，执行案件数量逐年增长，而执行人员数量由于受编制限制难以与执行工作相适应。全国法院执行人员年平均执结案件63件，平均每4天就要执结一起案件，执行人员基本上处于疲于奔命的状态[12]。而在基层，特别是农村，管理区域过大，加之执行对象的频繁流动，外出打工的逐年增加，居住范围的日渐松散，执行力量的偏弱，给案件的执结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大。

    （二）基层执行管理体制难以满足执行实践的要求。

    在现有的执行体制下，执行机构只不过是法院审判机构手臂的延伸。我国目前实行的执行管理制度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弊端,表现在:

    1、审执不分

    审执分离早已经是目前国际上不二的做法了,受条件的限制，我国的基层法庭还一直在自己执行自己审理的案件，这种判决权与执行实施权合并行使，其中弊端不言而喻。

    2、结构性弊端

    (1)在基层，法官担当执行法警的角色，直接从事执行，这种体制与许多国家和地区是不同的。在国外，法院一般不直接参与执行工作，而是由司法警察或设置在法院之外的执行机构来完成，法官只对执行文书的解释和命令的发布负责。

    （2）执行实施权与执行审查权不分，造成执行法官权力过大，不易监督。执行实施权和执行审查权，就如同运动员和裁判员的关系，两者混同，造成执行过程的监督乏力,执行当事人的救济困难。          

    （3）执行庭改为执行局的初衷，是将执行局建成为相对独立的机构。应当说，将执行庭改为执行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缓解执行难的作用[13]。但先天的不足，使得现行的基层执行局仍只是法院的一个内设部门，横向与纵向的联系缺乏，对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的解决仍很乏力。而造成执行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这是现行基层执行局无法解决的问题。另外，执行行为的行政化管理对执行救济的保障不力，极易造成执行侵权的发生。在我国目前制度不健全的状况下，这种忧虑绝不是杞人忧天。

    （三）基层社会信用体制的缺失

    法律是道德的底线，欠债还钱应当是具有法律意识人士的基本理念。可由于我国社会信用体系还在逐步完善中，在基层，不讲信用的行为被发现和追究责任的可能性还较低，对失信行为的惩罚程度远不够严厉。加之深层次的基层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司法权威的弱化，导致当事人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意识低下，相当数量的债务人千方百计逃避执行,长年外出打工者更是尝到甜头.目前,将近70%的民商事生效判决需要强制执行程序充分说明了这一严峻现实。

    (四）客观社会环境给基层法院的执行设置了种种障碍

    由于地方法院的人事、财政管理体制尚未理顺，人民法院在执行中常常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障碍。一些地方和部门领导法制观念淡薄，经常从地方和部门利益出发，向基层法院施加压力，要求法院做职责范围外的事（有些地方甚至要求基层法院下乡协助收费、计划生育等中心工作），影响了法院正常工作的开展，损害了本已薄弱的司法形象。

    （五）执行立法相对滞后

    对于执行中遇到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由于强制执行法律、法规规定相对滞后，特别是民事强制执行法迟迟不能出台，现行立法关于执行方面的，除《民事诉讼法》30余条规定外，仅有六部司法解释的规定，很多问题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不完善、不统一和缺乏可操作性，使解决执行难问题缺乏明确、有力的法律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不能得到真正的保障。现阶段呈现出来的主要问题有：强制措施的震慑力不强；上下级法院之间提级和指定执行未建立，容易受制于地方保护主义；案外人异议和诉讼问题悬而未决；公安等部门的执行援助问题没有法律规定，没有强力部门的后盾力量支持；执行威慑机制的具体运用没有明确规定；申请执行期限、执行通知、财产调查及报告等制度[14]。这些问题的不明确，使得本已对执行、政策信息的接受能力和速度偏弱的基层执行法官更是感觉无所适从。

    （六）商业风险的影响

    商业风险是一个以济概念，从经济学的角度去认识执行难，我们会发现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的一些必然联系。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也是信用经济。而目前我国作为市场经济的初期，社会诚信意识尚明显缺乏，商事行为中孕育了巨大的风险，这也是经济生活的一种规律，反映到法律生活中，造成了一批案件难以执行。但有些当事人就把自己原本的经营风险转嫁到法院的头上，说什么“法律白条”等，一幅要法院为骗局买单的架式。

    （七）地方、部门保护主义的阻碍

    由于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的紧密联系，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也是造成执行难的重要原因。很多行政部门和地方政府为了部门、地方利益，不但不配合法院执行，反而采取种种措施，设置重重障碍，阻碍执行工作顺利进行，有些法外的规定甚至离谱。客观地讲，这种现象由于体制等种种原因是必然存在，有着非常复杂的成因，消除起来也非朝夕之事。

    地方、部门保护主义具体体现在：1、一些地方不顾中央明令禁止，专门制定政策对本地企业进行“挂牌保护”。有的甚至规定执法部门未经批准，不得进入这些企业，更遑论查封、扣押等强制措施的运用。2、党政部门领导对执行案件作具体批示，以言代法，以权代法，滥施权威。3、以维护稳定为借口，阻碍法院执行。4、法外规定的地方性、部门性，以文件的形式限制司法行为。前文中的案例4、5就是二起部门保护主义，而且征对的还是本地法院查封的裁定，调查的协助！

    (八)基层司法权威的弱化

    基层执行时，常常会出现暴力抗法的事件。在西方法治发达国家里，这种现象是不能想象的。这说明在中国，法院的司法权威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在一个法治传统十分强有力的国家，一般民众和企业都以尊重法律、服从法院为光荣和应尽的义务，不履行法律义务是置自己于不顾的意识非常明显。而在目前中国基层,这种意识是淡薄的。

    （九）执行法官的素质影响

    勿庸讳言，部分执行法官素质低下也是导致执行难的一个原因。基层法院编制不足，造成执行力量不足，执行法官素质不高，有些甚至是军人转业后直接进入执行局工作，更有些人认为执行业务、技巧等知识可有可无，只要能说肯干就行。在基层，相当一部分人已无法适应执行工作和法官职业化的新形势。个别执行法官消极执行、违法执行，极个别法官利用手中的执行权力谋取私利，甚至与债务人进行不正当的接触，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影响到一些案件的顺利执行和矛盾的深化。

    （十）其他因素的影响

    诸如和谐社会下人权和债权的矛盾，如案例3的情形，就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境地:不强制执行吧，生效法律文书的效力无法得到落实，与发展大局不符；强制执行吧，工作几十年的下岗职工就要面临无栖身之所的困境(王某还患病住院)。法律不能漠视生活在最底线的下岗职工基本生存权，强制腾让有可能人命关天,这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显然背道而驰。另外诉讼时的强调硬压、法律文书瑕疵、错误裁判、委托案件之间的关系不明、缺乏监督等对执行难也存在一定的影响。

    四、如何解决基层执行难

    这几年来，人民法院高度重视执行工作，健全了包括基层的各级执行机构，建立了各项执行新机制，强化了执行措施的运用，部署了多次专项行动，加大了执行力度。但是，执行难依然存在，到底应当怎么解决？笔者认为：

    1、从思想观念上充分认识执行难

    事实上，思想观念不是执行难的“因”，但却是解决执行难所需首要解决的问题。思想是行动的指导，思想问题不解决，不但找不到解决基层执行难的良药，反而会损害本来就薄弱的法院“司法权威”。首先，我们应当认识到解决执行难绝非一朝一夕的事，是个艰难而长期的过程。其次，必须要放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结合现实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环境去看待执行难的问题，辩证地分清合理风险与执行不能；再次，认清解决执行难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仅仅依靠人民法院的努力远远不够，也解决不了。最后，各级法院要从意识上把有效解决执行难问题看作是维护司法权威、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大限度地、低成本地及时实现申请人的债权。

    2、完善执行立法

    对现行执行法律不完善，特别是某些重要的问题未作出规定或明确规定的方面着手，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或制定《强制执行法》，对执行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对执行过程中相关措施的运用、控制，特别是对争议较大的如家庭关系、企业分立或合并、法人清算、债务承担而引起的变更、追加当事人，参与分配、股权执行等问题加以细化和明确规定，为执行过程创造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的条件。

    3、完善执行管理

    （1）完善执行机构管理体制

    主要从加大执行局的执行管理权力和能力，加强上下级法院执行局的指导和联系方面入手，改变基层法院执行力量分散、装备落后、信息不畅的情况。实行各高级法院对本辖区内执行工作统一管理和协调的体制，加强执行监督和提级、指定执行，为打破地方保护主义提供现实执法条件[15]。

    （2）实行执行实施权与执行审查权的互相制约。

    执行实施权由法院的执行员行使，执行审查权由执行法官行使。通过执行实施权和执行审查权分工行使，实现两权的互相制约，防止执行实施人员权力过大。同时，也让执行员专司执行实施工作，提高工作效率。同时要在科学界定审判权与执行权的基础上，将需审判事项从执行机构的职责范围内分离出来，由有关审判庭审理。

    （3）建立异议之诉制度。

    现行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执行异议制度存在提起异议的主体范围过窄、缺乏正当程序的弊端。解决思路应当是建立债务人异议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