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问最近干什么，最近我在买彩票。

　　彩票没中过，只总结了三句歪话出来：穷人买彩票，中产买股票，富人买选票。
　　穷人是没有多少凭借的，像我这样的，不仅没凭借，还经常写错别字，虽然如此，但发财梦总是有的，所以只能选择由2元人民币通往600万这样的旅途，买彩票似乎成了唯一正当的选择。

　　中产多少是有些凭借的，有稳定的收入，车子和房子也是有的，但中产们也是想发财的，虽然要发财，但必须是上次“档次”的，得占了流行的色彩，也得有些消磨时间的功用。于是股票买卖成了个不错的选择。

　　富人自然是不缺钱的，但缺少持钱的安全感和源源不断金钱信心，于是人大代表的牌子和政协委员的身份需求越来越强（我用选票的字眼来代表这二者的概念）。于是一切都顺理成章，有的让他更有，穷的夺走他的全部。

　　写此文时，顿时感念杜子美的茅草屋，陶渊明的桃花源。
　　文至半时，忽然忙乱，只觉得这狗一般的生活竟也没有学会摇尾的技巧，无论如何，这样的生存必杀技永恒，当属XX法宝之一。
　　写罢此文，潸然泪下，不能自己，像我这般无一技之长者，混口饭吃已属不易，这彩票事业，恐怕在我这里要断送下去了。到时，我怎么办呢？

     不仅如此，因忙生乱，忘记了校内变种人人的公告，12：00前动键盘，1：00多保存时，便没有了。多亏我这歪说不是谈迁之国榷，我没有那种命啊，否则定要流产不行。

　   说明：1980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央电视台播放了著名画家范曾在南开大学的一次讲演，大礼堂挤得水泄不通，同学们神情令注。许多电视现众听完讲演，很受鼓舞，打来电话要求发表讲稿。应读者要求，《光明日报》请范曾同志整理演讲稿后，全文发表。此文虽己历多年，但仍有积极意义，经摘录后，再次发表以飨网友。

　　在阔别整整三十年后，我又回到了南开大学，三十年的人生博击，三十年风雨兼程。在人生的道路上，比起诸位，我可说是历尽坎坷。我曾有一首咏电影《人到中年》的词云：“岁月堪惊夏复秋，寒霜暗染少年头，韶光忍使付东流。”我觉得，在我们这批“人到中年”的朋友中，多少都吃过一些人生的苦果。你们是幸福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路线决定了你们不会重蹈故辙。我有一个好朋友华国璋，一九五七年后他备尝人生的苦难，但他的意志力使饱在艰难颠厥之中决不倒下，他对祖国、对党、对人民一往情深。今天他已是誉满中外的摄影家，然而，在那些凄苦岁月中，他被人们忘却，背着他的破相机，在黄山的悬崖陡壁中挣扎、拍摄，“上下而求索”。我有一首词送给他，调寄《碧玉箫》：“莫嗟叹人间世，憨予眇眇，命途总危峭，廿载迢迢。霜凝万木梢，向峰巅偏将烟霞照。卧明月，伴松涛，登险绝，心血儿把长林浇，曾几番意共云飘，写多少，庄严貌。”这真是严峻的、崇高的人生，我深深为华国璋今天的幸福庆幸。我想，我们在回顾往事时，有些年月象清澈的流泉，闪动着生命、光明和希望，而有些年月，则象“剪不断，理还乱”的一堆乱麻。同样，在生活的途程中，有些地方使我迷恋，有些地方，我则不再愿意故地重游。为什么陈省身先生要回南开?因为这儿储小存着他青年时代的壮坏；为什么我要回南开?因为这儿埋藏着我少年时代的梦境。
　　同学们，讲到“梦境”，你们现在正经历着一个多梦的时节，能有“梦境”，敢于去追逐“梦境”，用无畏的奋斗去实现“梦境”，这对于一个生机勃勃的灵魂，是无限的幸福。然而，我不希望诸位有莫名的哀愁，不希望你们无病呻吟。你们现在还不知道真正的忧愁是什么，“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我们只有把一己的欢乐、忧伤和祖国的前途溶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精神才会真正博大起来。我希望在青年中鼓起浩荡的雄风。有“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的秦孝公，是政治野心家。而想征服人类心灵的艺术家，则被人们所景仰。说真的，在南开大学时，我就梦想着用自己的艺术去征服世界。范曾，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我是中华民族的儿子，是炎黄后裔，我愿意让世界各国的人民看一看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顶天立地的、腰板硬硬的中国人是什么样的；而在我的作品中，我所描绘的中国入，又是什么样的。我的作品便是力图告诉人们，中华民族是一个自爱、自重、自信、自尊的伟大的民族！
　　最近陈省身先生回美国去，临行，我送他一首七律：“芙蕖碧透马蹄深，小屋夜阑自啸吟。海外常悬家国业，南开一系故园心。君通翰墨情当醉，我愧钩玄意更钦。相约名山寻胜迹，鸥盟直欲认知音。”
　　陈省身先生是为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在他的学生中就有得诺贝尔奖金的杨振宁。陈先生对南开大学的故园之情，正是他叶落归根的对祖国的怀恋。我可以想象，如果中国没有南开这块地方，那么，陈先生的故园之情就会少了十分深切的内容。
　　我曾讲过，作为一个成熟了的男子汉，平生只能哭两次，倘使你们爱临风垂泪，那说明你还不成熟。作为一个胸怀博大的男子汉，国之将亡，可以痛哭于九庙之外，母亲将死，可以失声于床帏之前，除此而外，男儿眼泪切莫轻弹。
　　人类历史上曾经有形形色色的爱国主义，有尼古拉一世的爱国主义，有希特勒的爱国主义，也有今天美国里根的爱国主义。在君主就是国家的封建社会，忠君和爱国也几乎是同义词。范仲淹的“居庙堂之高，则优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屈原说：“指九天以为正兮，夫为灵修之故兮。”即使楚怀王，顷襄王如何昏聩了，屈原都死忠死节地希望他能治理好国家，最后不惜以一死殉国。我们今天肯定苏武的爱国，屈原、文天样、辛稼轩、范冲淹、陆放翁、郑成功、秋瑾、林则徐的爱国，都有当时历史的特定的内容。
　　爱国主义具有特定的历史的内容，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来讲，历史上往往把民族英雄和爱国主义联结在一起。各民族在历史上都有自己的英雄，也有彼时自己国家的爱国者，这些人物的历史作用有的破坏了当时的生产力，不利于中华民族的形成，有的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我仍很难以成败得失论当时的英雄，而应该以他们对历史的发展起推进或者阻碍作用，来对他作客观的评价。在中华民族形成之后，凡是破坏这个大民族团结的就是叛徒和逆贼。在中国历史上，凡是出卖本民族的利益的，都不会为双方所承认。明代的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引清兵人关，清初封为平西王，为四藩之一，然而“狡兔死、走狗烹”，最后还是被清人弄掉，汉人骂他，清人看不起他，谁也不会认为他促进了汉满民族的团结，即使今天汉满一家了，他的人品依旧为人们所不齿。另一个明代的蓟辽总督洪承畴，兵败松山杏山之后，传说他最初绝食明志，后来经不住清太祖十四子多尔衮亲王妃的色情诱惑而降清，成为清人平定江南的主将，在南京，被当时的少年英维夏完淳痛骂为衣冠禽兽。叛徒春风得意的日子不会长久的，待到康熙年间，南巡时再也不会吹捧叛徒了。
　　爱国主义，是—个深刻的、深沉的、庄严的词。爱国，不是一种热闹，也不是一种时髦，爱国，需要尔付出毕生的奋斗以至生命。美国的民族英雄内森·海尔在就义之前，英国殖民者问他：‘以你如此年轻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你不感到遗憾吗?”内森·海尔回答说：“我唯—遗憾的是，我只能为我们国家献出一次生命。”这真是能与日月争辉、与天地比寿的不朽的誓词。是的，诚如别林斯基所讲的，“谁不属于自己祖国，那么他就不属于人类。”凡是属于自己祖国的人，那他也
就必然是属于全人类；被全世界所尊崇。尽管鲁迅先生留学日本时便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周总理更是抗日战争的领导人之一，然而，在日本人民心目中，他仍是真正的英雄，日本岚山，有周总理的诗碑，日本仙台，有鲁迅先生的纪念碑，和伊达政宗的铜像并列，他们也属于日本人民。在日本决不会有汪精卫或者郑孝胥的丰碑，虽然他们为了取媚于日本军国主义而出卖了民族的列益和尊严。
　　到了现代，爱国主义有了更新的内容，总是和先进的政党、先进的阶级和对祖国的理想主义、对人民的无限爱恋联系着的，离开了这一切，我们很难谈抽象的爱国主义。爱国主义不是一时一际的冲动，更不是一闪念就能造就不朽的爱国者。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能使我们感动的是各国运动员看到祖国的旗帜升起，无论日本的、美国的、法国的、中国的，他们登上受奖台，眼中夺眨而出的泪水，使我侥感动的不是那些五花八门的啦啦队，声嘶力竭的呼喊，我们对美国洛杉矶群众的起哄有些不满．那么，今后倘发生在我国．我以为也有克制才对。
　　中国、中华民族曾经是一个令全世界嘱目、艳羡、尊重的国家和民族。它深刻的哲学，直到今天，都为发达国家的科学界所不断证实；它伟大的兵书，是全世界所有统师必读的经典；它不朽的诗篇，使很多国家的诗人黯然失色。中华民族是一个大智大慧的民族，当然也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鲁迅先生在黑暗的旧中国，呐喊着要唤起中国的民魂，他说：“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擦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去看看他们筋骨和脊梁．”“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中国自古以来就推祟“重大义、轻生死”的品节，孟子上有“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两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 而取熊掌也。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历代志士仁人都以“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大丈夫”精神，为自己生活的准则。
　　让我们看看什么是民族的脊梁，什么是堂堂的大丈夫。玄类(公元600—664)西天取经，往返十七年，行程五万里，历经百余国，辩论佛学的奥义，摧辩众口，而且力主辩败者免杀，印度北方十八国国王骑着大象拥戴着玄奘过市，万人空巷。伊朗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570—632)曾讲，“知识虽远在中国，但我们必须追寻。”中国的文明曾由舍身求法的鉴真和尚传到日本，他六渡扶桑，最后一次东渡，双目失明，但坚毅的意志力，使他成功了，今天日本人民把他看作传播文 明的光辉使者。商代的伯夷和叔齐，在亡国之后，耻食周粟，在首阳山采薇为食，死后在首阳山人们建立了夷齐庙，庙前有一副对联：“几根傲骨头，支撑天地；两个饿肚皮，包容古今。”抗日战争时，朱自清先生“耻食周粟”，拒绝敌伪供粮，成为中国知识分子高风亮节之典范。这些历史故事，我们年轻的一代，都应温故而知新。
　　但是，灾难深重的历史，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一百多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使可爱的中国，如方志敏烈士讲的，我们的母亲本是天生玉质的美人，变成了衣衫褴褛的乞丐；闻一多先生讲的，“这是一潭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例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龚自珍讲：“万马齐喑究可哀”，在我们民族身上沾染了不少劣根性，这也是鲁迅先生所深恶痛绝的。鲁迅先生有感于国民的麻木，写出了《药》、《示众》；有感于中华民族优秀品德的泯灭，写出了《阿Q正传》、《孔乙己》，他对阿Q和孔乙己这些芸芸众生，这些挣扎于生活底层的生灵寄托了强大地同情，“哀其不幸”，然而对他们品德、性格的恶劣“怒其不争”。鲁迅先生写这样的文章，是为了“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我曾在我的一本《鲁迅小说插图集》的后记中写道：“先生文笔的沉雄敏锐，如燃犀灿怪，揭破社会的疮痍，展示被压运生灵的悲剧，其使读者魂魄之惊悸，如闻天边闷雷的轰鸣，如见地底熔岩的奔突，虽不作怒目金刚式的詈骂，却足以唤醒读者，‘正视淋漓的鲜血，直面惨淡的人生’，从而增加斗争的勇气。”
　　是的，我国面临着全面改革的伟大历史时期，它的意义将远远超过封建史、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一切伟大的改革，如范仲淹、王安石的变法，日本的明治维新。我门只要坚持不懈地前进，不要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那么，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必将变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我们有指望成为一个真正的强国。
　　最后谈谈治学的问题。我没有什么天授的秉赋，社会上有人人说我是“才子”，我则常以郑板桥讲的“天下第一等无用的人，就是所谓锦绣才子，更况未必锦绣者乎”来解嘲。我希望大家不要相信历代文人之自述及传记作家夸张的描述。人类知识的阶梯都是有其层积性的。牛顿之历以伟大，是因为如他自己所说，是站在历史巨人的肩上。达尔文说：“我既没有突出的理解力，也没有过人的机智，只是在觉察那些稍纵即逝的事物，并对其进行精细观察的能力上，我可能在普通人之上。”爱因斯坦、巴尔扎克少年时代都曾被人视为低能儿，清代的大学者章学诚(1738—1801)是一个天资甚低的人，尤其他的记亿力极差，但地几十年孜孜不倦的劳动，使他在中国学术史上不朽了。
　　过去在描述我的文章中，有失实之处，如讲我十七岁考美院不取，是由于不熟悉契斯恰可夫素描法，其实很太的原因是由于画得不太好，但这并不妨碍我三十年后成为一个名画家。我最自信的是，劳动，使我由一个中常资质的人，成为一个画家，至于天才的画家，是永远不敢当的。我经常看到过去的作品，自渐形秽，也常常付之一炬，“但留清气满乾坤”吧，不要让自己的劣迹留传后代，尘秽视听。
最后，我想将我题在四川白帝城的一副对联，作为讲话的结束：“溯水入夔门，有干层浪遏，繁星闪烁萧森地；乘霞辞白帝，欣万壑风随，赤日流辉壮阔天。”
　　让我们乘风破浪，投入壮阔的人生!

　　提示：杨永信的背后是家长，家长的背后是“壕沟”，“沟”后面是教育，教育后面就是文化失调。

　　近两个多月来，一个叫杨永信的男人立刻火了起来。其实杨永信本来就挺火，只不过是局部范围内的火，现在的杨永信是全方位的火。局部范围是指其在沉溺于网络的孩子和家长；全方位是指媒体与政府。
　　杨永信的事情大概不用多说，但凡采访过的，看过相关报道并想过一些的，与这个杨永信及其戒网中心以及那些被称为网瘾少年和家长的人有过接触的。都应该感觉到一些奇怪，或者叫强烈的反差。
　　对于杨永信及其机构，家长对其如同圣人般进行膜拜和信服，而孩子对其则如恶魔般仇视和恐惧。
　　多数记者正是听了孩子们的痛苦去这个地方进行采访，调查。还有一部分人是听了家长们的吹捧来这儿观察，考察，家长们的目的很明确，把自己的“网瘾”孩子送过来，以期得到一些帮助。
　　如此说来，杨永信是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人，爱的人是家长们，因为杨永信让他们的孩子“获得重生”（家长语）；恨的人是孩子们，因为杨永信让孩子们在这里受尽了身心的摧残。
　　其实最切身的当事人只有两个，一个是杨永信，另一个是孩子们。一个“救人”，一个“被救”。但在这二者之间，出现了一个“家长”。而且正是家长，使得所有的问题纠结不清。在杨永信与孩子们中间，有这样一堵墙，这墙就叫作“家长的爱与希望”。示意图应该是这样的，而且应该有两个：
　　（1）贯穿始终：杨永信－家长（膜拜）－孩子（仇视）
　　（2）呈现结果：杨永信－家长（感激）－孩子（悔过）
　　所在“杨永信问题”的核心是家长们与孩子们，而不是杨永信和孩子们，杨永信最多是被家长反”请“来”教育“孩子的，只是杨永信下的去这个手，而家长们下不去。退而言之，家长们即使知道杨永信对孩子们做过什么，但眼不见则心不痛。“教育”后的孩子们从身体上来说也还健全，而在离开杨永信的戒网中心时也都有“脱胎换骨”的样子。所以，孩子此间的所有的痛苦都将被忽略。

　　有几个真实的事件。一个来自山东的孩子在接受完治疗后并出院后，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家里所有的家具都砸了，然后买了两把匕首和一把防暴枪随时带在身上，因为他害怕再次回到杨永信的戒网中心被回炉，而且一年间，他与父母没有再说过一句话。除此之外，许多在此“改造”好的孩子，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在父母的碗里放老鼠药，这不是危言耸听。都有据可查。

　　而更真实的事是，家长们对于杨永信，比大成至圣先师孔子还要佩服，比人民币等实物再加信服。同时家长们声称：“我们的孩子都很精贵”，“我们都是为孩子好。”最真实的事实是，这些孩子被家长们骗到杨永信的网戒中心（几乎没有孩子不是被骗而来的，这些都是家长的口述），在经过治疗后，果然性情大变，并且在最后的出院大会上，痛哭流涕，以示悔过并重新做人。

　　好，三个事实在一起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杨永信是家长们培养出来的。杨永信是家长们授权的。

　　孩子先被家长骗去治疗中心，说明家长们对孩子失望并且没有办法；而孩子们在里面如此改造并在结束时痛哭，则说明治疗中心让他们心惊胆战，他们以假象救得表现，以便早日走出治疗中心，因为逃跑等手段已被人尝试，非但无效而且更加被严惩；孩子们被治疗好而又有上面如此之表现，说明他们戒网无效并心理被摧残并开始报复。

　　下来来看一个从这里走出孩子的话：“明明自己没有尽父母义务，却让我来替他们承受痛苦。”说白了就是父母对儿女没有尽到教育与助其健康成长的义务，而使其走到了今天。如此一下，父母们没有了办法，便借杨永信来“治”孩子们，结果看到了直接了效果。于是成了恶性循环。

　　说到底，杨永信的背后是父母们，没有父母们，杨永信不可能如此，但父母背后就是自己的失责，失责的背后又有两代人间的“沟”，这个沟是价值文化的沟。正因如此，才导致了双方的互不理解与漠然。而价值文化的沟千万的，便是中国百余年来的文化失调，在今日经济崛起的路上，文化失调再次表现的十分突出。

　　只是一般采访，直可访几个父母与几个走出的孩子，便可看到这件事的真正面目，要戳穿杨永信则十分简单，考其成长史，则一目了然。这就如同前期华南虎事件一样，鱼类教授也可对虎的问题点评的头头是到，言之凿凿。

● 马英九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下午，经国先生病情突然恶化，吐血而去，举国震惊。英九当时在总统府第一局工作，忙着准备安定政局、治丧及新总统继任等幕僚作业，无暇伤心难过，直到午夜时分，公事暂告一段落，我瘫坐在椅上。过去六年追随经国先生的种种才猛然涌进脑海，一时悲从中来，突然想到从没有跟经国先生单独合照过。

    我确不曾向经国先生请求合照过，但他留给我们的早已远远超过一张照片，而是一幕幕珍贵的历史景观。于今距离那一刻已是十几载春秋，台湾经历了许多变化，政局起伏，政治人物几度春风、黯然，唯一没有改变的是经国先生所受到的历史评价。十五年来，在任何一个「谁对台湾贡献最大？」的民调中，经国先生始终高居第一。台湾人民对经国先生高度的崇敬，其实包括了怀念过去以及期望未来两种情绪。我追随六年，有责任对他的施政就观察所得做一较完整的评析，以更深刻认识我们共同走过的路，从而思索今后继续成功的途径。
    
    蒋经国时代
    
    一九七二年，经国先生接任行政院长，成为国家实质掌舵人。当时内外环境艰困，但也是一个不畏艰险、无惧失败、力争上游、逆势奋斗的时代。当年，中华民国对外关係出现空前挑战，中苏共的武装冲突导致美日萌生联中共制苏共的思维，国际战略局势发生根本的变化。再者，一些开发中国家，右翼军事政权腐化无能，使得红色势力继续以理想主义革命的火种熊熊燃烧，这都使得中共的国际地位大幅提升，包括取得联合国席位，邀美国总统尼克森访问大陆，与日本建交等。无论我们如何忿忿不平，一连串的断交接踵而来，一波波的羞辱已不可免。 
    但大环境也非毫无希望。即使台海紧张依旧，经二十年发展，台湾已顺利完成土地改革，推动了进口替代出口扩张，并实现了初期的资本累积，创造了一套能鼓励生产并且合理分配的机制，稳住经济，且具备更快速发展的条件；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内部也培育一批专业清廉的政务官员如严家淦、尹仲容、李国鼎、孙运璿等前辈，以及许多经验丰富的优秀文官。他们知识广泛，眼光前瞻，能为国家未来二十年规划宏伟的发展蓝图。此外，尽管中共国际地位提升，但其前景也非无限。尤其一九三○年代曾在苏联当过红军军官的经国先生，亲身经历了史达林的大整肃，并见识到在计划经济下苏联人民一贫如洗的惨况，他比谁都清楚，文革狂热下的大陆人民必有梦醒的一天。
    
    第一个战略选择：改善人民生活
    
    因此，他作了一个重要的战略选择，那就是我们与中共的竞争不在于军力大小或邦交国多寡，而在于生活方式的良窳：谁能改善人民生活并开创发展典范，谁就能在全体中国人以及全世界中，证明自己存在的正当性。这场竞争，如果输了，我们将沦为负面的历史记忆；赢了，将扭转大局，反败为胜。手中的资源既有限，就应集中在我们能主动掌握的强势领域中。依这战略，台湾在外交上采较低姿态，争取长期的和平环境，以全力发展经济。一九七三年，推动十大建设，厚植国力。这计划预定五年完成，需大量举债，其可行性曾遭质疑，但他坚持跨出这一步。即使遇到石油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衰退，也不曾放缓脚步。
    他上山下乡，结交民间友人，探求基层百姓甘苦；另一方面，他放手让阁员们发挥长才，大胆制定有远见的政策。尽管他常被视为「政治强人」，但是他的首长并非唯唯诺诺之徒。经国先生担任总统时，身为行政院长的孙运璿先生丝亳不减高瞻远瞩、独当一面的本色，从来就不是经国先生的幕僚长。
    
    台湾的希望岁月
    
    促成这种清明政风的领导风格，重点并非「强势」，而是「正直」与「明辨是非」。也就是说，他以亲民简朴的作风为基础，设定明确的发展目标，实践公平正义的是非标准。今天回头看，整个一九七○年代是台湾史上的希望时代，不仅物质建设飞跃进步，整个社会更是同心协力，因为在一九七○年代包含了太多人参与奉献的共同记忆。这包括了「三冠王」凯旋归国的狂欢，搭上国光号巴士驶上中国人第一条高速公路时的自豪感，郑丰喜《汪洋中的一条船》的励志人生，林怀民舞出了生命乐章，黄春明、陈映真、王拓等「乡土文学论战」中强烈反殖反帝的民族情感等等，而中坜事件与美丽岛事件则凸显本土政治反对力量的隐隐胎动，为日后政治改革的催生。

    到了一九八○年代初，这种精神元素继续澎湃不止，揭开更新的一页：新电影的诞生、罗大佑的黑色叛逆、龙应台的野火批判、杨宪宏的环保主张、詹宏志的出版雄图等等，展现了强大的生命力，让台湾逐渐成为全世界华人的文化中心；而从「党外公政会」的出现到民主进步党的成立，更反映出本土反对力量的进一步凝聚与升级，台湾政治多元化的趋势也日益明显。此外，林义雄母女命案、陈文成命案与江南命案等三大命案以及十信弊案的连续发生，再度提升了政治改革的迫切性。而同一时期，对外贸易大幅扩张，经济也连续出现两位数字的高成长。财经首长正以无比的决心创造高科技产业的大环境。他们奔走说服金融集团贷款给那些雄才大略却阮囊羞涩的年轻梦想家，并相信有朝一日后者成为全球科技产业的巨人时，台湾才能不断迈进。
    
    台湾经验与大陆改革
    
    毫无疑问，这应属于全体台湾人民，并非经国先生一人之功，不过他的领导确实协助创造可贵的时代精神，让每一个人的创造力得以释放。我们避开了中共的外交锋芒，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十年间在生活水准、专业经验以及文化创新上，远超大陆。起初，中共并没有认识到这种消长。一九七九年元旦他们正式与美国建交，完成外交上包围台湾最重要的一步，接着顺势提出了「叶九条」、「一国两制」等主张，邓**甚至将统一台湾列为一九八○年代主要任务之一，以为中华民国政府不过是过去内战中的手下败将，靠美国人的武器和钞票偏安一隅，只要美国人一抽腿，彷彿台湾朝野即将惊惶失措，自动来归。

    我们可从一九八二年廖承志致蒋经国的公开信中，闻到那种居高临下的傲慢；不过等到中国大陆再开放多一些，更多百姓见识到台湾的富足后，中共又急着辩说那是国民党从大陆带走黄金所致。直至一九八五年大陆城市经济改革遭挫，激起知识界深刻反思时，有关台湾经济发展的经验才受重视。到一九***年「***事件」前夕，一些大陆学者开始用客观的角度研究台湾的一切，尤其是成功经验所反映的政治、经济、社会理念。他们用肯定与讚美的笔触描述蒋经国的政绩，彷彿恨不得经国先生就是他们的领导，大陆或许可像台湾一样富足。就在这一刻，可以说台湾赢得两岸长期竞赛的第一回，也证明了当年困局中的战略选择，确有远见与智慧。
    
    第二个战略选择：民主改革
    
    除了经济发展外，民主改革是经国先生另一个重要的政治遗产。而英九有幸站在第一线目击部分的历史过程。一九八六年十月七日，经国先生接受《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葛兰姆女士的访问，我在一旁传译，他沉稳的告诉她：「我们准备在未来通过『国定安全法』后，解除戒严跟开放组党。」
    一九八七年三月有一次外宾拜会结束后，经国先生照例问我有无报告，英九就率直建议政府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他要我直接去见张副祕书长祖诒，张副祕书长指示我草拟一个开放探亲的方案，修改后在六月四日签呈总统。这个草案就成为后来十一月二日开放探亲的蓝本。

    一九八七年七月初解严前不久，我奉命草拟有关资深中央民代退职方案，曾两次奉召到他的卧房报告，当时他重病缠身，躺在床上，睿智表示中华民国的法统靠这部宪法延续，因此未来国会不需要再特别设置大陆代表。后来李副总统登辉先生召集的专案小组在经国先生过世的前一天通过了这个案子，可惜他已看不到了。三周后，我带着方案到头寮经国先生灵前，含泪向他报告：「交办的工作完成了！」当场泣不成声。

    这几项决策，对台湾影响深远。为何他晚年会做出如此重大的决策？尤其他早年在苏维埃社会，并无西方民主教育的背景，回到中国后立刻投入对日抗战与国共内战，到了台湾后又主持情报与政战工作。在组织严密与战争苦难的岁月中，易塑成敌我分明的单一意识形态，无法与时俱进，如此时大权在握，极可能拖垮国家社会，古今中外这类悲剧不知凡几。然而经国先生了不起的地方，正在于他总是在关键的历史时刻突破他家世、教育与思想的局限，做出正确而务实的决定。

    
    未来方向：台湾优势的强化
    
    尽管今天的世界、两岸与台湾内部的问题，与他的时代已大不相同，但国家的基本目标却是一致的。比较这两个时代，今天这些基本目标的达成，同时有难易之处：难在于台湾属民主多元社会，使得共识与行动需繁复的过程与巨大的耐心，另中国大陆全力发展市场经济、拥有过去不具备的经济筹码；易在于台湾有较高的民主水准，决策与权力交接体制化，免除了失控的危险，对市场经济娴熟，可掌握先机。

    因此，我们的因应之道仍在于避开劣势强化优势。这里英九提出两个浅见，一是内部应停止政党恶斗，促进良性循环及推动优质选举，剷除黑金文化。二是外部应肯定并追求普世价值，认清并因应大陆转变。

    各界建议停止政党恶斗的呼吁由来已久，但始终没落实，关键在于当前两大主流力量泛蓝和泛绿均承载着互不相容的历史馀绪，前者视后者为「中华民国体制的颠覆者」，后者视前者为「外来政权」，这种敌我关係的定位，等于否定对方存在的价值，极易激发原始的恨意，使政党和解与合作永远缺乏基础。因此，健全政党政治首应建立新的史观论述，承认泛蓝与泛绿共同打造「台湾奇蹟」，也须共同创造台湾未来。这种论述成为主流见解时，才可能出现真正忠诚的执政党与忠诚的反对党，使得政党竞争导入正轨，否则尽管威权政治没有重生的土壤，但政党长期恶斗却足以瘫痪政治，耗尽社会成本。

    我们需要以多元、包容、理性的态度，在史观论述与言行典范上开创新的时代精神。高雄市议长选举贿选案上，蓝绿双方竞相以壮士断腕的魄力，整饬党纪，并逐渐形成改选议员的共识，可说是难得一见的良性竞争，值得肯定。
    经国先生过世之后，李登辉总统持续民主化道路，并获得重大成就；不过，不能迴避的是，威权的执政体制转换成以选票取得权力的过程中，金钱作用被扩大了，不但未受到应有的控制，反有如权力之酒，越渴越饮，不但腐蚀了国家体制，更败坏社会风气，使得不正当手段被视为理所当然。因此，除严格执法外，更应降低金钱在选票上的作用，须结合有志之士，创造一种选举模式，既干淨又环保，且花钱不多。事实证明，这是可以做到的，二○○二年台北市长选举就是一例。当这样努力成为主流时，即可成功阻断问题源头。
    
    肯定并追求普世价值
    
    毫无疑问，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立的时代已经结束，「全球化」成为最新的趋势。事实上，过去无论是何种意识形态，都宣称具有普世意义，都必然是某种世界主义，因此全球化思想可说是人类工业化至今，付出许多代价后，为最多国家所接纳，最接近人类共识的一种思想与实践。上一世纪就开始，每年除夕午夜，电视萤幕上传来的新年倒数画面，无论在雪梨、台北、东京、上海、巴黎、莫斯科或纽约，呈现的都是高楼、广场、雷射烟火以及欢呼的年轻人群，相同表达形式的背后，就是近似的情感与心灵。
    因此无论任何国家如何决定他们的全球化脚步，基本上，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以及个人价值受到充分尊重。从宏观而言，台湾内部建设与发展正在呼应这样的潮流，并努力取得领先的地位。这应是我们处理台湾与大陆关係，以及台湾与世界关係的基本理念。

    
    认清并因应大陆转变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应客观中肯看待中国大陆的变化。如今中共的发展理论和政策，转变成在民族主义意志中进行务实的经济建设，我们不应迴避这两者结合所能产生的巨大力量，有此理解，是因为我们走过类似的路。但我们也不必抱莫名的恐惧，台湾经济的延续发展与全球化的过程中，无论就历史和地理而言，都不可能跳过中国大陆，因为这意味着不但拒绝大陆的市场和资金，也拒绝全世界能够经过台湾进入大陆的资金，而这两者正在形成亚洲经济成长的火车头。如果切断这一大块，我们将面对一方面无法控制台湾资金继续流向大陆，一方面又同时拒绝大陆资金以及经过台湾流向大陆的海外资金的困局。这样的结构一旦成形，不但使得台湾的经济成长受限，更危险的是，由于利基缩小，越来越多的菁英将无法在台湾获得发挥长才的空间，使得中共得以展开双手。

    此时，任何刻意丑化这些菁英的言论，只会因激起反感而加速他们的出走。有人辩称，日本、新加坡和香港都与中国大陆有着充分的经贸交流却仍不免衰退。对此应该反问，如果这些地方不与中国大陆交流，他们的经济会更好还是更坏？

    事实上，这些地方的政府在规划振兴经济之道时，没有人认为应该切断或紧缩与大陆的交流，相反的，他们都在认真计划如何放宽双方在人员、商品、技术、资金往来中的限制，以开拓更多的大陆业务，没有一个认真的政府官员或经济学者会有切割或封锁的念头。难道我们奋斗十二年才加入WTO，不正在大力鼓吹各会员国消除经贸壁垒吗？

    尽管如此，两岸扩大交流确实会促成双方人民的利益结构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其政治态度，这是对台湾民主信仰的真正考验。如果我们的民主政治是货真价实而且具有典范力量的，那麽我们将没有任何惧怕的理由。中共或许可以动用国家机器压迫台湾人民服从其政治利益；不过大陆人民也可以要求中共根据台湾的民主典范来改造整个国家机器，从而削弱中共单方面发号司令的力量。因此，解除中共对台湾军事威胁的根本办法不仅在于与中共讨价还价，更在于改变大陆人民对台湾的看法，帮助他们认识到对台动武是一件羞耻与不智的事情。除非我们的民主政治是半调子的，或只是另有他图的包装，否则没有理由在两岸社会之间装设精神电网。
    
    蒋经国精神历久弥新
    
    从追忆经国先生到思考台湾未来，区分了两个时代的传承、演变、差异以及政策基础所做的思辨。英九追随经国先生六年的时间中，看见他为政的内敛、沉稳与自省，深刻体会到「高瞻远瞩」、「慎谋能断」、「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意义。经国先生生前说过许多话，但关键并不在于那些话的字面意思，更不在于谁跟他最近、听到最多以及「最得到真传」。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看待那个时代成功的因素，并在分析过去与现在的异同中，取得再进步的力量。经国先生是人，不是神，我们不必把他神化。我们纪念他，是怀念那一个满怀希望的时代，那个时代毕竟已经远去，但是时代的精神却长存。后继者应有效法他的雄心，台湾才能更上一层楼。

    我们可以说经国先生是一位威权时代的开明领袖，他一方面振兴经济、厚植国力，一方面亲手启动终结威权时代的政治工程。我们崇敬他，就因为他能突破家世、出身、教育、历练乃至意识形态的局限，务实肆应变局，进而开创新局，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身影，不仅不曾褪色，反而历久弥新。 

华表在长安街头开始疯长
白天的路灯下满是春天的人儿
小学生们已经开始歌唱
路边的自行车
被大风吹倒

我的眼已不能睁开
尽管那太阳升起很高很高
城市里的春天太吵
油菜花肆意怒放却没了芳香
春天的童年它已经旧了
大风吹倒了自行车

那陈旧的座垫碎了

范增

文/韩适南

范曾，这两个字的出现代表着张扬、大气磅礴和一个七十多岁的人物。他是画家，书法家，诗词家，大学教授和满身争议的名人……
   范曾以画著称，以张扬而经久不息。我们的周围充满范曾，一栋栋高大建筑上的题名，家里抱枕上的一个小型图案。这上面有可能都有范曾两字。
   高中时，我那白头发的语文老师说到范曾时，表现出一种感叹式的敬仰“神州出我范三郎!”这是他背诵范曾一句自我的表述。
    南开时，每当有新生来校，范曾便会出现在所有新人面前。一个不高但大气磅礴的人，一张让人记忆深刻的脸。但整体的范曾，那个综合所有身体器官而展现在世人面前的范曾，便是一个狡猾的孩童。
    范曾的张扬在任何场合都一览无余。他曾在同一地点，新生开学之际，讲过辛稼轩的“大丈夫之词”，讲过自己“南通范氏”的家学渊源。讲南通范氏，他从范仲淹讲起。
    范曾讲座，一般上身着一类唐装的服装，一手拿着他的大烟斗，一手在空中比划。他的普通话是南通味的，不标准，却更加彰显特色和韵味。即兴背诵诗词，笑谈自我，这样的挥洒自如，便是一种被称作张扬的范曾。
    约在二零零六年左右，范曾在南开主楼小礼堂讲他的南通范氏，他和易中天一般，讲着讲着也站起身来，站在讲堂中央，用肢体语言进行着补充。在讲到自己儿时，父亲敬师重道的一次举动对他的影响时，他忽然站直了身子，在台中央接近黄金分割的地方，深鞠一躬。原来是他旧日的老师魏宏运先生坐在台下。
    魏宏运先生是位远远望去便有特点的高士，范曾曾在《魏宏运自定年谱》序中言：“蜷曲疏发迎风轻拂，超然之致，清绝忘尘。”真是绝妙的刻画。
    二零零七年，范曾七十大寿时，先在南开预热，于是举办了一个小范围的演出庆祝活动。时有黄宏、郭达、杨洪基，关牧村、殷秀梅等名星前来。演出真酣时，在郭达和黄宏的表演后，范曾便走上台来，这次他穿一身的长袍。手中并无烟斗，一时激动，便向台下问到：“诸位有谁可以背出整篇《离骚》？”台下默然。这时只见范曾撩起长袍，如同武戏一般，向前一步。然后在手势的配合下，用南通普通话滔滔不绝地背诵起来，直至整篇结束。
    范曾交游甚广，知识繁博。这在他的《庄子显灵记》中有充分体现。故范曾关于文化的讲座，总可以引得爱因斯坦和霍金这样的巨匠，也可以讲出他们的理论来，这都是不必惊讶的。
    范曾的画线条优美，形象传神，尤以人物著称。当年叶嘉莹先生从海外归来，在北京某处见到一幅屈子像，便万分惊讶，叶嘉莹先生认为，这画中的屈原便是真的屈原。而该画的作者便是范曾，这也是叶嘉莹先生和范曾先生的传奇相识。
    无论范曾画多少人物，他其实都在画一个人，那就是“范曾”本人。这在他最为绝伦的钟馗、庄子画中尤为体现出来，还有苏东坡。这三个人，都长着一张范曾的脸。这便是一种境界的体现，以我之见，范曾最美最传奇的画，便是他的“庄生梦蝶”。我们在画外，看画时，我们便在画中，看久了，我们便在画里。这幅画不仅给阅读者庄子式的无我之境，更给人以庄子式的感染。
    范曾的画已到境界，但未到极至。其有“老子出关”与”庄生梦蝶“等系列图。”老子出关“中，可以明显感觉出来范曾对老子出关作了他自己的解释。然若要画出“列子御风”，不知该如何是好？
    范曾的字特别并且四处可见，若要说范曾的字是字，便不如说范曾的字是画。范曾的诗、书、画中，书法为最末一位。在六十岁时，范曾再次苦练书法，其在法国时，整日临欧阳询与米芾字。以促其字有所得。
   范曾的诗词有集，范曾的诗词有承。范曾曾祖父为清末之范伯子，又因其知诗书画之关系。其诗词之功，非常人可比。几十年来，范曾清晨五点起床，高唱诗词至早八点半，然后早餐，接着便是诗、书、画三者之练习。午后一点半至三点钟，为其酣然大睡时间，三点后，再继续他的诗书画。其北京家中，园庭深大，亦养仙鹤数只，为其修身养性。
   七十岁的范曾其实有着儿童的心态。因儿童心态，他便无忌，故得自负与张扬的非议，其实有孩童心，才可得自然道，有这经典名作。其为儿童，便对长者、智者、能者万分尊敬。范曾和陈省身、季羡林等谈，其神情间便见其谦卑态度。
   范曾虽然如此，却有狡猾心态，这是因为他熟知“江湖”。这与同样年龄同样儿童同样优秀的韩美林却大不相同。
    范曾七十，书法家田蕴章赠其一联：“从心所欲不逾矩，返朴无怀始道真。”范曾，一个狡猾的孩童。

温家宝2009年2月15日在南开大学的讲话 

2009年2月15日

    一直惦记着大家，今天到南开来是个突然袭击。周总理有句话说：我是爱南开的。而我也是爱南开的。

    我有时候在考虑，南开的道路是什么？南开学校有100多年了，南开大学也有90年了。南开的道路是同我们民族和国家的道路紧密相结合的。也就是说，南开人总是将自己的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不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建设时期，这一点表现的非常清楚。心系国家应该是南开人应有的作风。

    南开的品格是什么？允公允能，（同学们大喊：“日新月异”）。其实这两句话，我以为就是指，要为公、奉献和创新。这是每一个南开的学生应该做到的，而且应该是一生的座右铭。

    南开的精神是什么？南开的精神是她青春的精神。八十年代，我给南开中学题词：南开永远年轻。其实事实就是这样，经过一百了，这所学校是不是还是那么年轻？（同学们齐声回答：“是！”）充满朝气，面向未来.这是就南开大学的精神。我讲南开的道路、南开的品格、南开的精神是发自内心的。因为它是我们许多学长、我们的前辈用他们的精力和献身的事迹塑成的。这就是一个学校的灵魂！一个学校是有生命的。南开大学的灵魂就是我方才讲的，我们要坚持走南开的道路，坚持发扬南开的品格，坚持南开的精神。

    这次我到天津来，主要还是想调查研究了解金融危机对经济影响的状况。大家知道，金融危机从美国次贷危机开始算起，到它急剧发展以及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特别是雷曼兄弟垮台以后，整个世界的金融就出现了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的连锁反应。这是百年不遇的大危机。这次危机已经从金融蔓延加剧扩散到实体经济，对我们国家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我们国家金融的总体状况是好的。因为在十年前，我们就着手进行金融体制改革。从剥离不良资产到建立现代金融制度，实行股份制改造。现在看来我们金融体系总体是健康的。我们几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大约是2.2%到2.6%，资本充足率超过《巴塞尔协定》规定的8%。资产、利润都处在良好的状态。特别是我们流动性比较充裕，可以有力的支撑经济的发展。

    我们受到的最大的影响就是实体经济，主要是外部需求的减少，造成企业特别是出口型企业、外向型企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经营困难。一部分地区一些企业职工，特别是农民工出现了失业的现象。面对这样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我们党和政府采取了果断有力的措施。应该说我们监视还是比较早的。我们在去年六月底七月初，在我国沿海地区已经开始出现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多次降低银行贷款的利率和准备金率，多次提高出口退税率。十一月份以后，世界的经济突然发生比较大的逆转。如果你看经济的指标图的话，那是一个陡降。就在那个时候，我们出台了振兴经济的一揽子计划。这个计划应该说还是出手比较快的。我记得十月份，我在莫斯科讲过四句话。面对这样大的金融危机，必须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我们现在一揽子计划已经十分明确，大体包括六个方面：

    一就是在两年内，我们将投资四万亿来推动经济的发展。其中国家投资，也就是中央财政的投资1.18万亿。这个资金我们是落实的，是新增投资，不是外界讲的原有计划。用中央投资的1.18万亿带动社会和民间投资四万亿，主要用于安居保障工程、农村的民生工程、重大的基础设施项目，还有节能环保以及抗震救灾恢复重建工作。这笔钱关键在投向，也就是说我们要用这笔钱不仅应对当前的困难，而且要给子孙后代留下有价值的财富。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所有的项目都是经过周密论证的。

    第二，我们连续出台十个调整和振兴产业的规划。目前经过国务院讨论的，已经出台的有四个：钢铁、汽车、纺织、重大装备。我们很快要研究轻工业和电子。这些规划大体包括三个内容：一是扩大市场需求；二是加大技改力度；三是推进企业改革，特别是兼并重组。这是一揽子计划的第二项内容。

    一揽子计划的第三项内容就是科技支撑。因为我们一直认为，每一次大的金融危机或者经济危机经常伴随着一场科技革命，而真正能够解决经济上困难的最有效的办法是科技的力量。因此，我们决定把原来定的科学技术中长期规划与经济联系十分紧密的部分要加快进度。这个计划原来有16个重大专项，其中大约有9到10个专项都与经济联系非常紧密。我们将把这部分科技重大专项加快推进，大约涉及700多亿。这是第三项。

    第四项就是社会保障。社会保障，我这里主要是指的劳动、医疗等方面的社会保障，也包括教育等社会事业的发展。我们已经通过了三年关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规划，其中包括五个方面的重点内容，最重要的就是要使城乡人民得到基本的医疗保险。三年社会将投入、各级政府将投入8500亿，其中中央政府将投入3400亿。

    我们的一揽子规划还应该包括改革和开放。也就是说，我们要使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的作用更好的结合起来，要使公有制经济同充分发挥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更好的结合起来。我们要推进企业的兼并重组，也就是改革、改组和改造，加强企业管理。另外，我们还要加强对外开放。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世界贸易保护主义不仅抬头，而且处在一天比一天强大的时候。大家注意到美国人提出的口号：只卖美国货，只用美国人。他们提出来的，在银行赢利不达到20%的都不准雇用外国人。我们严正地提出：在世界上，如果现在要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将会是一场灾难。那使本来流动着的经济这场活水会变成一潭死水。我这次在欧洲一路在宣传信心，也一路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我们的一揽子规划是完整的规划。现在看来，对一个政府最大的考验是它决策的准确，而它决策准确所得到的效果又取决于决策执行的规模和速度。没有大规模的政府投入，没有争分夺秒的加以落实，是难以应对这场危机的。这就需要我们各级领导要有极大的魄力、决心和果断。

    同学们！你们都是青年人，也许在座的还有不少面临毕业的大学生或者是研究生。你们应该首先关心的是国家的命运、国家的前途，但是国家也关心你们的成长、你们的就业。关于大学生就业工作，中央所采取的政策，你们都熟悉了。前不久我召开一个座谈会，清华大学的一名学生学在那里。我问他，在政府报告中写了五条关于大学生就业的政策，你觉得够不够，你读懂没读懂。我看有些他读懂了，有些没完全读懂。这些可能和我们宣传不够有关。我想非常简练的跟大家讲一讲我们扶持大学生就业的基本政策。

    第一就是鼓励企业招收大学生。因为我认为企业招收大学生还是一个重要的出路。今天我到汽车模具厂，大约80%都是大学生，其中不少还是南开和天大毕业的学生。他们有的做工人，有的做技术人员，工作得都很好。我们对企业招收大学生如同招收对困难群体招收工人一样给予补贴，主要是社会保障补贴。

    第二，我们鼓励同学们到基层去。基层又分两种，一种是到城市基层或农村直接就业。我们将代学生们偿还助学贷款，并对学生缴纳的学费给予补偿。第二种就是还不是最后的就业，比如说到农村去做村官、爱岗、三支。这些我们也代偿学生的助学贷款，并且给学生补偿学费。我们还鼓励学生有条件的可以参军。参军的条件和到基层工作的条件、锻炼的条件是一样的。

    同学们，其实基层是大有可为的。我希望同学把到基层工作同自己的事业发展联系在一起。我在大学毕业以后，因为我是学地质的，当时我决心就到西藏去。当时就有一种理想，那地方山多，适合我这个专业。我甚至写了一份血书。是的，我不鼓励同学们做这件事。要求到西藏去，可这个学校非要我做研究生。那是研究生不大好考，三百个人取两个人。非要我做研究生，我就做了研究生。做完研究生毕业以后，我还有留在学校的机会，但是我还是到西北去了。我认为西北那是我应该工作的地方。现在回过头来看，那也是我一生成长非常宝贵的一段时间。懂得什么叫艰难，人如何克服困难，怎么去生活。所以，同学们。除了有政府政策之外，还应该有正确的择业观念。但是不管怎么样，同学们的就业，政府是记在心里的。因为你们毕竟是祖国的未来，其实应对这场金融危机也好，还是国家将来的进一步发展壮大也好，都得靠你们。你们有信心，你们坚强了，你们有能力，中国就有希望！从这个意义上讲，如同我们这个国家一样，人经受的磨难多，国家经受的磨难多，会成长的更坚强。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地震的时候写下：多难兴邦。

    我希望同学们快乐，希望同学们有信心，希望同学们对祖国、对未来抱有希望。国家的发展、国家的未来就在你们身上。我借这机会，祝愿同学们学习进步、身体健康！谢谢！

　　北川的尊严

    此刻我不是记者

    北川需要宁静，而非喧嚣的采访慰问；北川需要感恩，但非整日的谢在口中；北川需要帮助，却非过度的同情怜悯。北川，它有自己的尊严。

    “我把你当作朋友，并不是把你当作记者……”这是她开口对我说的第一句话。这是一场显而易见的博弈。如果我选择我是记者，她会选择沉默和离去，如果我选择放弃记者身份，她便是我在北川认识的第一个朋友兼向导。
    1月24日上午十一时，这是我来北川后第一次看见太阳，并且是如此明亮和温暖的太阳。当我在擂鼓镇一处板房区旁等候一个预约电话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碰到了一位交往只有三小时的朋友。
起初我以为她是寒假归来的大学生，在人群中，她标准的普通话，年轻的脸庞与恰到好处的打扮都“暴露”了她的身份。我答应了她的要求，我把自己记者的身份抛在一边。于是我便有了一个向导，同时我们成了朋友。
    其实我错了，在与她交谈时才得知，她一直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三十岁的她属于羌族的一员，在5.12地震时，她亦遭受过许多北川人都有但却只有各自才可体会的痛苦。
    她的丈夫和孩子在5.12地震中丧生，她本人被武警官兵从废墟中救出来后，曾在不同城市的医院内呆了整整七个月。时至今日虽已出院，但她身体的部分部位依然有不同程度的伤痛。只是没有人可以从她的行动与言语中看出来。
    她带着我穿过受灾的擂鼓镇，虽然这里许多建筑已被震毁，但她几乎认得每一栋残存的建筑，包括废墟。她知道这建筑的用途，她讲出这建筑在地震中的灾难和当时的故事。“这是一家工厂，这是一座学校。”她不时的指给我看路边各种各样的房屋。
    “这是我原来的家。”她说。那是座以木质结构为主的房屋，它的大门上，还留下清晰可见的“拆”字印。这座房屋的左侧，是一栋局部受损的二层楼房。“这个房子倒的砸到我家了，不过这里很久不住人了。”
    她生在这条街上，长在这条街道上。她不光识得几乎所有的建筑，她还识得每条街，街上的每个人。“这街分为上街、中街和下街。现在街上原来的市场也和以前一样了。”
    当我们穿过擂鼓镇中心时，前往老市场赶集的人络绎不绝，如同中国几乎现在所有的乡镇一样，男人们的交通工具已经由原来的自行车变为现在的摩托车，几乎每个独自行走的人，都在低头玩弄着自己的手机，有的女人，在身后背着自己的孩子或者一个竹子的大筐。不时有购物完毕的人，手里提着一只鸡或者其它的东西从我们身边经过，照例，那里有讨价还价的声音。
    她不仅仅是一个热情好客的朋友和称职的向导，她还是擂鼓羌族文化与灾后人们心灵解读的向导。
传说原来这儿有一条黑龙经常作恶，于是二郎神便给村民们出注意，让大家造出很多大鼓，使劲擂鼓就可将黑龙镇住。有一天由二郎神督战。大家使劲敲鼓，结果黑龙害怕跑了，二郎神为了保擂鼓不受水患，从天上劈下一块石狮头镇住擂鼓和北川相连的低洼地带，那块狮子头掉下来就形成了现在的狮子山。
    “这就是擂鼓镇名字的来历。狮子山的狮子头被地震震掉了。”她望着另一座山说。
    “北川现在最需要的是宁静和自强，而不是采访、慰问。” 在一个多小时的接触后，她淡淡地说。“心灵受伤和身体受伤一样。你的胳膊被刀拉开一条口子，很疼。半年时间，这道口子已经成了疤，此时有人再重提此事，这疤就又被撕开。那种疼，真的很疼很疼。我不想自己的姓名出现在报纸上，我想要新的生活。”在与我三小时的谈话中，她只是淡淡提及了自己一家地震中的遭遇，便给我从侧面讲述这个镇上许多人的故事，她以一种概括的方式来叙述。
    “擂鼓赤裸裸地摆在世人面前，任何人都可以肆意地在这里拍照、录相。”这是擂鼓镇一位领导的对村级官员的感慨。
    当日下午，四个男孩在擂鼓板房区的街头玩耍，他们在熟悉地模仿着一幅采访的场景：孩子甲用模仿的普通话问孩子乙道：“你有什么感受？”这话刚刚落地，四个孩子都哈哈笑了起来。
作为灾民一员的北川县县长经大忠一脸疲惫，“我很矛盾要不要去春晚，我什么都不想了，活着就好，我现在只想实实在在的干事情。”
     擂鼓镇的一位村官在接待完几拨记者的采访后，正站在村里的“广场”默默地晒着太阳，他说：“除了胡书记外，从5.12到现在，中央级接待过三十多次以上，省级接待过八十多次以上，其它的我也不知道多少次。” 他说这话时，没有任何的自豪与骄傲，相反，那是一种苦不堪言。
    “北川现在最需要的是就业。我们想在各方援助和爱的帮助下，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重新建设一个美好家园。”北川县县长经大忠说。
    从北川新县城到擂鼓镇的公路边上，照例有许多口号式的标语，有一条最为醒目：“自强不息有骨气，不等不靠有脾气。”

            文/叶匡政

    黑夜给了时评家一双黑色的眼睛，他们只用它来翻翻白眼。低头写作是需要勇气的，抬头呐喊也要有底气。读者面前堆满了文字，却依然找不到任何思想的出路

    不知猴年马月，报纸不约而同地开始青睐上了时评。不论芝麻点大的新闻，还是荒诞不经的话题，只要被时评盯上了，立马起了蝴蝶效应，一传十，十传百，下个时辰可能就成了所谓的社会热点。比如前些日子关于老师送礼、宋丹丹上不上春晚等这些争论，都属于这类不靠谱的时评惹出的风流韵事，把一个鸡毛蒜皮的小事愣是给拔高到某个无聊的境界，弄得媒体上到处都在唠叨，似乎不说出一个子丑寅卯来，它们绝不善罢甘休。

    这类时评来得快，去得也快，等你勉为其难刚想瞅它两眼时，它们却像海潮般退得无影无踪了。于是日子就变成了一个热点，接着一个热点，除了留给读者满头的雾水，和一两声百无聊赖的叹息，其实啥也未曾剩下。只是浪费了那些印新闻的好纸，白白地被这类面目可憎的文字糟蹋了一回。好在读者们对这类文字都选择性失明，根本没心思瞧它，所以人们也就任它自生自灭去了。

    这类时评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味如嚼蜡，不仅语言枯燥，观点亦是人云亦云，只不过张嘴说了点能放在台面上的瞎话。他们似乎学了点屠龙术，拿的却是一把水果刀，逮了几只蜥蜴就以为是真龙了，脸上是露出了不屑的表情，文字中的媚骨却处处可见。他们自以为是思想者或请命者，其实神经比很多网民都要脆弱得多，喉咙也早已丧失了呐喊的功能。他们有点像红颜薄命的林黛玉，腹中明明只有点花谢花飞的忧怨情怀，摆出的却是心系社稷苍生的道学家的谱儿。明明是能够载舟的大江大水，时评家只学会了用它来煮粥。

    这类时评家看起来像是会咬人的狼狗，实际上骨子里都是些叭儿狗。他们把鲁迅常常挂在嘴边，却连一点讽刺、夸张、反讽、幽默的劲儿也没学会，倒成了鲁迅笔下那只“比主人更厉害的狗”，或“脖子挂着一个小铃铎，作为知识阶级的徽章”的山羊，装出了一副爱憎分明样子，其实只是一群圆滑世故、见怪不怪、假情假意的文字老油条。他们非常清楚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当说，什么不当说。他们写作的目的，似乎就是为了让民众忽略那些利益攸关的大事，领着人们忘记那些主流话语中被省略掉的内容。黑夜给了时评家一双黑色的眼睛，他们只用它来翻翻白眼。低头写作是需要勇气的，同样抬头呐喊也要有底气，可惜的是这两样气他们全没沾上。于是，他们成为了这个时代的时评家，一笔好字被电脑废了，一手好文章给时评废了。

    假如媒体明天曝光说，某个女人长得难看，时评家们后天一定会跳出来大发议论，所使用的脑残逻辑无非以下12种：1.邻居家的女人长得更难看，你为何不曝光？2.她虽然有点难看，但她善良纯真；3.请拿出具体的整容意见来，让我们共同努力让她变得好看点；4.还是有进步的，比去年长得好看多了；5.这是极少数人想歪曲真相，是别有用心的煽动，究竟有何居心？ 6.心理阴暗，连女人长得难看也要曝光；7.她是伟大的中国女性，你站在谁的立场上说话？再难看我们也不能嫌弃；8.这是极少数的，绝大多数中国女人长得都很美丽；9.这是谣言，我负责任地说，她长得很好看，希望媒体能客观报道；10.她还处在初级发育阶段，长大一点会美丽绝伦；11.要有点历史眼光，她长得非常有中国特色，你没有欣赏眼光；12.没有一个人是长得十全十美的，大家无权说三道四。到此为此，一轮时评热潮结束，大家很快地又扑向了下一个热点。如此这番又来一轮，一年年就这么过去了，思想依旧在原地踏步。

    时评，如今不仅成为了一种脑残文体，而且塑造着一种脑残逻辑。读者面前堆满了文字，却依然找不到任何思想的出路。

      郎咸平的爸爸就是老郎，老郎原籍潍坊，为国民党官员一名。国民党败退大陆之际，老郎从青岛出发，乘船“逃往”台湾。只是不知此时有没有小郎。

     临上船时，老郎搞了整整一箱青岛啤酒带在身上，前往台湾。小郎事后感叹：“妈的，别人都是带一箱子金子去，他带了一箱子青岛啤酒。”

      唐四明

　　　佟香玉的亲爹，响当当，呼啦啦，龙门镖局大当家的佟伯达。相当政协委员类黑社会。

　　　佟香玉的亡夫，响当当，呼啦啦，衡山派继任掌门莫小宝。赤裸裸的黑社会。

　　　郭芙蓉的亲爹，响当当，呼啦啦，六扇门总管。属于公检法系列。

　　　李大嘴的亲娘，响当当，呼啦啦，断指轩辕赌神。属个人表现突出的黑社会人物。

　　　李大嘴亲姑父，响当当，呼啦啦，七侠镇当家县令，属实权派正面高深莫测系列。

　　　吕秀才亲祖长，响当当，呼啦啦，知府，明代其官正四品，相当于现在的副部级。

　　　白展堂的亲娘，响当当，呼啦啦，黑白通吃，江湖人称白三娘，黑道精英，白道顾问。

　　　莫小贝的亲爹，响当当，呼啦啦，衡山派掌门。性质同上。

　　　莫小贝的亲哥，响当当，呼啦啦，衡山派掌门。性质同上。

　　　莫小贝亲嫂嫂，响当当，呼啦啦，性质复杂的佟香玉。

　　　只可怜那老邢、小六和小米，上头没人。

　　　如老罗言，混社会，白道黑道总得沾一样吧！于是老邢、小六走上了当差办案的行当，小米加入了秘密地下组织丐帮。

　　　七侠镇在黑暗中秘密入睡，清晨醒来，小米在当街要饭。

　　　小米伸伸懒腰，抬头只一看。便大喝不好！他急急提起裤子，拿起打狗棍，向恭、喜、发、财四长老处奔去。

　　　这厮边跑边喊：“俺的娘咧！国庆来了！”

    韩适南

    衣食住行这四样大概占了所有人的一生。这其中的任何一件都是足够麻烦的事情。吃对我来说，算是四样中最为麻烦的。
    以前在家里，饭菜简单的有了规律。所以挑食挑的厉害，以至惯坏了肠胃，到现在我的肠胃依然很“娇贵”，稍有不慎，便出问题。
    在家中，天天吃这面和馍。便觉得这饭菜不好吃，虽不好吃，倒也不难吃。后来离开关中到了天津卫。刚到时便让我这胃吃了一惊。
    公元二零零三年，我先于开学前几天到了天津。我从西安开往天津的一节绿皮火车上下了，便到了南开园。后几经辗转，找到王顶堤立交桥旁的一林业招行所住下，收拾停当后，接下来便是要解决这温饱问题了。
    天津与西安不同，各种饭店并不是随处可见。最后，我便在白堤路找到一家小饭店，坐定，点菜。只一人，也吃不得多少，若在家乡时，一碗面便可以了。我将菜单看了足足两分钟，看得见一“炒面”。才离家几日，顿时觉得亲切无比。
    苦等十多分钟后，这“炒面”才上到眼前。黑乎乎，粘乎乎，油乎乎。面条与我以前在家里时见过的全然不同。
    这面上，好象没有盐和醋，辣椒更是看不见。配套的大葱大蒜更是闻所未闻，这让我一个陕西人如何是好？
    又过几日，算是正式开学报道过了。被安排在迎水道的校区内，校区大门对面，有一卖“板面”的小黑店。说黑是因为卫生不佳，并不是肆意宰客。
    开学第一天，我起的早，便去此地吃早餐，要了一提包子，结果老板直直地拿了一提包子上来。我等了片刻，不见动静。便问：“没有汁么？”老板若有所悟，稍后便拿一碟醋来。
    我又问：“没有辣椒么？”
    老板惊讶：“辣椒？”
    后他若有所思了半天，给我屋内抓出一把干的辣椒面来。
    在天津四年，最后竟很少吃到面和馍，基本上是吃毫无味道的米饭，至此，我的胃肠风格有了改变。
    来到济南后，因为有在天津浑浑噩噩的胃基础，所以对食物不再敏感。但难吃与否，还是知道的。
    单位有食堂，对于不做饭的人来说，吃食堂几乎是唯一的选择。但我实在忍无可忍。这简直是一个无所不用其极的食堂。
    它总是炒出未所未闻，从理论上就断定很难吃的菜来。曾经一度，在花样品种稀少的情况下，我见过将洋葱炒出来单卖的。每日的饭难以下咽，无奈，只好买西瓜来下饭。因为它那免费的粥单喝都有股子水质不好的味。
    食堂角落，有一卖拉面处，这虽是一正宗的甘肃师傅，但却拉着伪善的“兰州牛肉拉面”。有胜于无，或许是因为水土不服造成的拉面不好吃。
    此种情况下，只好自找饭局。饭局以胡吃海喝为主，扯淡吹牛为辅。昨日收拾了一年来饭局的发票，自己支出粗略计为三千一百四十九元，这还不算饭局中别人偶然埋单的次数。
    七月末在昆明碰到同行老李，地道的关中宝鸡人，一见面，他便嚷嚷着要吃一碗“臊子面”。不仅如此，还将即时通讯的签名档，也改成了：“想吃一碗臊子面”。他这才离家几日，便这样子了，可见我是出来的久了。

    唐四明

    话说公元某年月日，一场酥雨后，咸阳城的秋天比往年来的更早了一些。T恤被掩盖在一片长袖中。
    泗水亭长刘三因公出差，到了这雄伟壮丽咸阳城。刘三独自从一绿皮火车上走下，肩扛手提，累的不知东西。因其地位低下，钱财又少，故乘不得公交。只能打一不开票的黑摩的。
    刘三所乘黑摩的行至咸阳大厦时，忽的停住了。这咸阳大厦，乃是帝国最为豪华奢侈之地。其如普天下之河南大厦、山东大厦、湖广大厦一般。均属红楼性质，其中出入人员，也是意气丰发，气度不凡。
    刘三定睛一看：“好家伙!”十字路口被二十名交警把的严严实实。刘三暗暗想到：“毕竟是京城气象，连一十字路口也搞得如此隆重。”二十名交警，穿戴整齐，披挂一新，气象万千。“原来公务员竟也可以这样恪守职责，兢兢业业。”再想想自己的泗水亭，竟如活在史前时代。
    就在刘三暗自称道和自责时，却见这十字路口四面的行人与车辆，均不得前进，刘三纳闷：“此道不通么？”
    就在刘三存疑之际，这二十交警，忽的动了起来。左指右挥。如临大敌。此时，从十字路口西侧，开出警车无数。呼呼啦啦，巍巍壮观。又有大秦帝国护卫队若干缓缓开出，均是黑衣黑甲，长茅铁枪。威风淋漓。这警车，最低也是奥迪A6档次，这衣服，最次也是大不列颠女王称赞之阿玛尼。
    在这一队过完后，只见几辆普通的车开了过来，品牌颇杂，有商务别克，还有福田大巴类。隔着车窗玻璃，可以大巴内稀稀拉拉的几个人，此等人物，天庭饱满，地阁方圆。远远望去，绝非常人。
    此队稍后，又有第三队开出，此队阵容，像第一队一样，拉风的一如继往。
    刘三通过消息灵通人士--的摩的司机了解到，这竟是祖龙始皇的平常车骑。刘三大叹到：“大丈夫当如是也!”
    就在此三队完全正式离开后，时间已过去三个时辰。刘三也意淫了整整三个时辰。此时，二十交警大手一挥。这四面行人、车辆，呼啦间便各行其事，红绿灯已不管用。结果这大手一挥。当时交通立刻瘫痪，几位交警轻松非常，互相间笑吟吟地点头抽烟。
    因这交通的混乱，等刘三的黑摩的过到马路对面时，又是整整三个时辰。
    此时，路南一公交车内，端坐着一彪形大汉。其为楚国贵族，有车有房。出差在外，也可坐得公交。谁知这六个时辰的苦等，竟使他恼羞成怒。遂对着祖龙的车骑恶狠狠地到：“我必取尔代之！”
    亭长刘三，也因这六个时辰的延误，公差未成，按大秦律，将被车裂于咸阳市。
    刘三无奈，遂仰天长叹：“反了他的去吧!”
    天下于是大乱。

　　当时心中涌起无数激动，便想，就是把这高贵的文字用来写那无趣的新闻，也要写出与众不同，豪气万丈来。

　　当我穿过一条柏油路，往办公室走时，蓝天便渐渐地淡了，白云也慢慢地没了。当我将背包一甩，坐定在电脑桌前时，又忽的蔫了，路上的豪气顿时全无。一想出差的苦与累，写稿的取与舍，反响的轻与重，便又懒的不能再懒。

韩适南

     第二十九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上，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在发言词中讲到：“请大家牢记，奥运会不仅仅意味着比赛成绩。奥运会还是和平的聚会。204个国家和地区奥委会相聚于此，跨越了民族、性别、宗教以及政治制度的界限。”

     要想真正跨越民族、性别、宗教以及政治制度的界限。就必须有交往团体间的相互理解，交往个体间的互相尊重。这交往中理解与尊重的根源，则在文明的间的尊重与理解。奥运会不仅仅意味着比赛成绩，它还承载着文明交往的使命。

     奥林匹克精神根植于西方文明，后经演变、推广遂成一世界性活动，风靡全球。然经百余年的发展，二十九届历史的规模。当它来到中国，它是否能够理解伟大的中国文化和传统。当“鸟巢”内上演辉煌无比的中国史诗时，各国的元首与运动员们是否能够知道，这台下的舞蹈与激情，在说着什么？

     同样，中国文明下的国人是否能够理解真正的奥林匹克精神，而不仅仅将其视为带动经济发展的因子，展示改革巨变的舞台。是否能真正理解到百年来积极追求学习的诸如“德先生”和“赛先生”之类的精髓？

     在交通未发达前，东方文明（中国文明）、西洋文明与印度文明在各自的范围内孕育了不同的民众。中国的交往亦仅限于日本、朝鲜等东方世界的民族与国家。当时的对外关系，如蒋廷黻言，只有“剿夷与抚夷”两策，在时人眼中，其它各国不具有与中国对等的资格。当时对于的文明认识，如林语堂言：“在中国人的眼里，中华文明不是一种文明，而是唯一的文明”。

     十九世纪开始，中西有了正面而大规模的接触。两种同样优秀但风格各异的文明进行了激烈的碰撞，价值判断的巨大差异导致了误解。这才引出来中国社会无穷无尽的痛苦与我国先贤不断努力的奋斗。痛苦如被侵略被污辱，以及治外法权的出现等。奋斗如洋务运动、改革派立宪，革命派改制，以及最后出现的改造中国文明的新文化运动。

     然而这文明间的不解一直存在。价值判断的差异时有阵痛。这不解与差异一直延续至今。中国为举为奥运会之所遭遇种种事件，根源在此。

    然优秀的中华文明不可能被彻底消灭。优秀的西方文明亦不可能被毁。只有交流交融才可能各放异彩。如梁漱溟言，西方的文明是一“德谟克拉西”，则中国文明可称为“德谟克拉东”。中国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与改造，在原有文明的基础上，发展一新文明。而这新文明之成型发展，为中华民族之再次自豪骄傲之文明，在外则表现为中国对它文明之文化、文明之有力输出，绝对影响。而这交融、碰撞、输出、影响之结果，便如费孝通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试看今日奥运会28个比赛项目，来自东方文明的仅有起源于日本的柔道与朝鲜的跆拳道两项。在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上，日本以东道主的身份将柔道正式列入奥运会比赛项目。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跆拳道正式出现。然而直到悉尼奥运会，跆拳道才成为奥运会比赛项目。这两次举办于东方文明的奥运会，除了两个东方式的项目被加入外，其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基本面貌几无影响，更不消说对于奥林匹克之精神影响。

    奥运不仅仅意味着比赛，第二十九届奥运会在中国之举办，我们更核心的任务应该是文化的碰撞与交流，特别是中国文明应对西方文明有结果的刺激与影响。而简单直观的所谓经济改观与成果展示。

　　旅途时间是我意中最美好的时光，在旅途时，出发地与到达地都可以抛之脑后。
　　出发地是让人讨厌的，那里多是些早已熟悉的烦恼、琐碎和千篇一律。到达地是让人紧张的，那里多是些不可预知的结果，还有那陌生的人，陌生的语言和陌生的空气。
　　只有这从出发地到到达地的过程中，或在车上，或在船上，周围是熟悉的也好，是陌生的也好，窗外是阳光和绿树，或者是乌云和大雨，却都是宁静的，这时的心灵是自由和安宁的。
　　飞机从昆明起飞，一个多小时后转到重庆江北机场稍作休息，然后继续前行。这时机舱内人便少了许多。这普通的航班已和专机没有区别，头等舱与普通舱也没了区别。登机前，我习惯地让工作员帮我挑了一个靠窗户的位置。幸运的是，这个座位在飞机的最后一排。
　　虽是夏天，机内的温度却有些凉，便问乘务员要来一条薄的深蓝色的毛毯。我前后无人，左右无人，飞机飞得平稳，窗外便是蓝天和白云。只是这蓝天白云与往日不同，往日的蓝天白云下有树，有人，有空气。满是蓝天白云，便有些枯燥。
　　我右手边的坐位上，放着几本在重庆买的比较流行的杂志，随便翻翻便累了，这时身后传来咯咯地清脆笑声，那是乘务员在说笑。
　　因为人少的缘故，这些美丽而简单的姑娘们都躲在后面，暂时地偷懒，说话打笑，叽叽喳喳。飞机发动机的声音很响，但这响声相对于人的谈话声来，倒也有些规律，并且显得和谐。若不是这飞机的响声，恐怕这舱内的宁静便会被打扰。
　　阳光有些强烈，便将窗户稍稍拉下一点，只放一缕柔和且听话的阳光进来。让他刚好照在左腿的膝盖处。
    这样的场景，使我想出去年的回家，那晚也是这样的少的人，这样安静的夜。只是在夜里，便看不见多少东西，于是默默地享受这若干小时的无忧无虑。等飞机降落在西安时，这宁静便一下子烟消云散了。　
　　从重庆到济南的路途，稍为远些，无聊的厉害，便用杂志来打发这天空的朵朵白云。看到一些惊奇古怪的，便觉好笑；看见一些深沉智慧的，便生出感慨；看一些美丽的，便只觉得美丽的很。
　　一个作家在反思自己多年的努力：有时候我想，真的当了名作家就有意义？在农村，许多人打打麻将，说说笑话，生生孩子，超生两个孩子，我会忽然觉得，他们生命的意义比我一点都不差。
　　你即使去当个总统，当个领袖，那么你的生命就比一个农民有意义吗？这是不可能的，是我们升华了生命的意义，每一个人生命的意义其实都是等同的。
　　现在，我觉得有一大批像我们这种人，对生命的认识既不能达到很高的境界，又落不到地面上，这是生命中最痛苦的事。
　　他最后的这些话，切中我的要害，使我这旅行，多出一丝悲伤。虽然悲伤，却照旧是美的。
　　享受这美好的气氛，便在脑海中默默地生出一篇华章来，这时又生一种担忧，恐怕下机后忘了，也没了这样的环境可以回忆，想到这儿，便立刻起身，拿过背包，抽出电脑。
　　谁知这一起身，所有的情调便已没了。

昆明有雨

　　得着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便离了济南，到了昆明。

　　正是北方酷热的时候，昆明的早晚却要穿些外套才可舒服。在昆明呆了约计一周的时间，这雨便也下了整整一周。昆明夏天的雨忽大忽小，有时还出些太阳。

　　因为我所办事情与他人有关，进展颇为不顺，虽郁闷，但也好，这倒给我省出许多游玩的时间来。

　　看了几处人造的风景，便决心去一处不甚有名的路上，这路上有学校，学校内有遗址。这遗址，是我上学读书来的心中圣地。

　　7月26日，像往常一样在将近十一点钟醒来，拉开窗帘，果然不出所料，灰色的天，湿湿的柏油路面，稀稀疏疏的车辆显得宁静。

　　于是起床，开电脑，若干分钟后刷牙、洗脸，穿衣服，鑜门，出旅馆，过马路。在一碗过桥米线后，我穿过一条宽宽的街道，那两旁如同所有高校的街道一样，总是那样的充满活力与富有文化。

　　似乎刚好在放假的档上，学校的学生，竟是比我想的要多出许多来，跟着直觉往前走，一条南北向的联大路出现在眼前，这时，雨忽的大了，噼里啪啦地往下掉，我赶紧躲到一间小卖店前，这与旧日里的南开浴园商店相似，只是此处店主人的神情比浴园的要温和许多。

　　雨立刻又小了，几乎接近于无。在一个看似新生的指点下，只一拐，便看到了那间仿制的旧教室。竟一下子失落了，这一切似乎来的有些快。

　　我还是控制了一下旧日的急性子，慢慢地寻，寻着那熟悉但从未见过的影像真迹。依着照片寻，依着印象寻，依着感觉寻。昆明的树长的高，叶子绿，加上雨水，这情景是画描绘不出来的。再慢慢地找，只恐一下子找完了，便没了意味。

　　偶然间，一个戴眼镜的高个子瘦男生走了过去，这或许是那个广东籍郑同学，他不跑警报，只煮莲子吃么？这个偶然飘过的同学，引起了我兴趣。我想找出汪曾褀先生跑警报时那个捡金子的哲学系同学；想找到沈作文先生看见一个胖女人经过而难受的桥；还想找那个吴宓老先生吃牛肉面涨价事先得商量的店主。 只可惜，都未找到。

     在联大遗址的最里面，看到了那块三校分别时的纪念碑。这上面，照旧有张校长，有陈先生。与南开园里仿制的那块一模一样。

     行走在这稍稍有雨的昆明，才得着一些见解。若是依着报纸和电视，这天下的地方便都一样了。只是走在街头，听那人的说，看那人的闹，瞅那人的长相，你便知道，自己是在另一个地方。这便与平日里自己的地方不一样，也使得自己有了游玩的兴致。

     不知从那个门进，但似乎是从正门出，正门上，有朱光亚写的不太难看的字，大意是表彰这所学校。这时，太阳已经在雨中撕开一个口子，直刷刷地照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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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因为昆明天天下雨的缘故，便有些恍惚。

　　在我出生和生长的地方，有一大堆我很熟悉的人么？我或者曾经在上了四年的大学，并且认识了一大堆人？在毕业时大家还一起拍了成堆的照片？

　　我已经工作了么？开始自给自足的生活了？从此便开始一个普通人的一生？就象平日里看到的那些事情，看到的那些人一样么？我将经历这样形形色色的事情，碰到这形形色色的人，发这形形色色的脾气，然后伴着日子慢慢过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