挚爱朱厚照 只爱朱厚照 http://blog.sina.com.cn/cynthia0416 Sat, 05 Dec 2009 03:51:01 GMT+8 FEEDCREATOR_VERSION zh-cn Copyright 1996 - 2009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Fri, 04 Dec 2009 19:51:01 GMT+8 土木之战质疑 李新峰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d41919010089u4.html    
原载《明史研究》第六辑，转自象牙塔国史探微


　　正统十四年秋，明军于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土木镇）大败于瓦剌，英宗被俘，导致严重的军事危机，这已是广为人知的事实。但不同时代、不同作者对这次战役的记载颇多歧异与疑点，尚需条梳史料以澄清事实；明军参战人数、瓦剌军行进路线、明军回军策略以及明边镇在土木之战中的作用等诸多问题仍需探讨；以此为例，并可初步认识明代中期京营、边镇的规模和有关明代前中期史实记载的可信程度。
关于土木之战中明军参战人数，最早的记载见于刘定之《否泰录》：“官军私属共五十余万人。”[1]嘉靖后期以来，几乎所有言及出征人数的明代史家均沿袭此说，[2]直至谈迁犹于“官军私属”强调甚明，[3]而清人自谷应泰以下均不提“私属”，径作“官军五十万”乃至“五十余万”, [4]数字之差，语意全非。刘定之在《否泰录》末说道：“臣因取目击耳闻，参以杨善、李实所述《奉使录》，钱溥所撰《袁彬传》，约其繁复，著为此录。”李实《李侍郎使北录》未记出征人数，[5]杨善《奉使录》今不传，估计亦不及此。钱溥《袁彬传》今亦不见，其内容应为袁彬于塞外侍奉英宗的事迹，也不太可能提到明军人数。则刘定之所记应来自“目击耳闻”，即明军出发时的确有号称五十万之举。
但《实录》绝口不提出征人数，仅说“官军人等死伤者数十万”[6]。沿此例只记伤亡人数者渐由“丧士卒数十万”到“士卒死者数十万”[7]。从 “官军人等死伤”到“丧士卒”再到“士卒死者”，衍化过程与“五十万”的遭遇相似。上引《否泰录》作者刘定之是《英宗实录》副总裁，与总裁陈文、彭时及副总裁吴节等于正统十四年各任翰林院侍讲、修撰、编修之职，[8]所见所闻应无太大差别。修《实录》时“职任紧要，又在于副总裁官”，[9]而《否泰录》早在景泰年间已写成，不采其“五十万”之说于实录，说明土木之变十余年后，时人已经怀疑当年五十万大军的说法。但“死伤数十万”之说又不知何据，《否泰录》仅言“我师死伤过半矣。”可能《实录》作者为交代战争规模，只好以“死伤数十万”含糊了事。但此说一出，不但同样不采“五十万”说法的《四夷考》、《名山藏》、《明史》沿用，即连相信“五十万”之说的《国榷》、《明通鉴》等也采用之，以与“五十万”相呼应。另外一些不采“数十万”说者，如薛应 、雷礼、徐学聚、谷应泰、查继佐等多以损失“骡马二十万匹”搪塞。此说来自李贤所记：“二十万人中伤居半，死者三之一，骡马亦二十余万，衣甲兵器尽为胡人所得。” [10]李贤亲历土木之变，侥幸逃生，[11]所记当较单凭在京“耳闻目击”者可靠。后人既然摘其记录，却仅断章取义，而对其详细的军队人数和伤亡记载不予理睬，实在难以理解。[12]
另外，土木之变前夕朱勇率军败死鹞儿岭。《实录》载其率军四万，[13]《献征录》卷五李贤《成国公朱公勇神道碑》、王世贞、徐学聚、叶向高、谈迁因之。《否泰录》载：“遣朱勇等三万骑还战。”高岱、黄光升、谷应泰因之。三万骑与四万人尚可相辅相成。不过李贤在《天顺日录》中又说是“率五万兵迎之。”雷礼、严从简、查继佐因之。《明史》卷一四五《朱勇传》却作“所率五万骑皆没”，显然是专取最大数目，又擅改“兵五万”为“五万骑”。（其卷三二八《外国传·瓦剌》又作“四万人”，显然原稿非出一人之手。）
王世贞记土木之变时于出征、伤亡人数一并不书，却又记朱勇军数。严从简在此同样详事而略数。[14]看来明后期已经有人对传世的明军人数和伤亡数大为怀疑，因而阙略不书。
明军出发时究竟有多大规模呢？《实录》载：“车驾发京师亲征。……命下逾二日即行，扈从文武吏士皆仓猝就道云。”此前三天，“命在京五军、神机、三千等营在营操练者人赐银一两，……兵器共八十余万。又每三人给驴一头，为负辎重。”[15]可见明军仓猝出发，兵员仅来自三大营以及必备的亲军。关于三大营的兵额，明代中后期以来有多种说法，一般认为永乐时有三四十万。[16]而对土木之变前京营规模尚无令人信服的说法。
  当时京营由班军和在京卫所操练官军、幼官、舍人组成。关于班军，“宣德元年，调河南、山东、大宁都司、中都留守司、直隶淮阳等卫及宣府军士至京备操，令每岁输班往来。原额春秋两班，官军一十六万员名，……正统十四年，令外卫轮班官军京操者，前班三月还，八月到，后班八月还，次年三月到，河南、山东、北直隶强壮官军，皆隶前班。”[17]可见土木之变当年班军轮班之法未废，当时在京营班军满额应有八万人。
关于京卫操军，《实录》载：宣德五年“成国公朱勇言：‘旧时五军每军步骑二万人。后调大同等边备御，今五军总存五万七千余人。而神机诸营比旧亦少，扈从、征调不足于用。请令行在兵部如旧取补。’上命兵部于京卫选士卒通十万隶五军训练。”[18]正统二年，“命太保成国公朱勇选军。先是，勇奏五军营原操马步官军调遣各边备御，并逃亡者共缺二万五千有奇。乞命官于五军属卫及亲军卫分并河南、山东、大宁三都司官军内选补。”[19]两个月后，“朱勇等奏：奉命选拔三千大营、五军、神机等营精锐官军十五万一千有奇。欲将续选行在锦衣等七十卫官军，与之相兼编伍训练。然于内有守陵、守卫、供役、上直者，乞为处之。上命守陵、守卫各存其半，供役、上直旗校隶锦衣卫官督操，其余俱听训练备用。”[20]十五万军中必然已本包括京卫军，续选即应指所述四类，所增加者，不过原以各种名目推托操练者。但《明史》卷八九《兵志一》解释朱勇正统二年选兵事说：“令锦衣等卫、守陵卫卒存其半，其上直旗校隶锦衣督操，余悉归三大营。”认为正统时京卫操军包括上直卫军一半和五府所属在京卫所全部。即便按这样计算，京营规模最大有多少呢？
据叶盛《水东日记》卷二二《府卫官旗军人数》：“正统十四年未多事之先，五军都督府并锦衣等卫官旗军人等”计3,258,173名，实有 1,624,509名。其中“锦衣等三十五卫”294,117名，实有159,871名。“五府并所属”2,964,056名，实有1,464,638 名。锦衣三十五卫与五府所属分列，则应指亲军二十六卫与武功中、左、右卫，永清左、右卫，彭城卫，长陵卫，献陵卫和景陵卫等役作军卫和陵卫，五府所属京卫至万历共三十九卫。[21]无论全国统计，还是将三十五卫分别统计，军员实额皆为原额之半，不妨以此作为当时各卫的普遍情况。役作军当然不会编入三大营，所以将亲军二十六卫与三陵卫合计，约占三十五卫的六分之五，应有十四万人左右，取其一半为七万人。若按叶盛所记，五府属卫每卫平均六千六百人，则五府属卫之半应为十三万人。但考虑到外卫往往有额外的千户所，而京卫一般五所，则五府属卫按每卫满额五千六百人的一半计，为十一万人。合计得十八万人。若减去朱勇所言征调各边的京营兵与逃亡者，则京卫操军军数尚远不及此。
土木之变后五天，“令新选余丁、官舍并旧操舍人及报效者人赐银一两，布二匹；守城匠人、守门军火夫并皇城四门内外官军人赐布二匹。”[22]新选余丁、官舍无疑是匆匆凑集的新兵，而旧操舍人应是来自隶属五军营的幼官舍人营，报效者应来自殚忠效义营，[23]匠人、火夫可能来自专供匠役的武功诸卫，他们都应属战斗力较弱者，故得留守。官军显然指留守的部分上直军。土木之变后次日“京师戒严，羸马疲卒不满十万。”[24]就是指这些留守军队。姑且以旧操幼官、舍人占留守兵一半即近五万人计，合计班军、京卫操军与幼官舍人，当时京营最多三十万人。
英宗亲征前一月即六月底，“命太保成国公朱勇选京营四万五千人。令平乡伯陈怀、驸马都尉井源、都督耿义、毛福寿、高礼，太监林富率三万往大同，都督王贵、吴克勤率万五千往宣府，各备虏。”[25]可见英宗亲征前京营兵精锐已被抽调出不少。明军从京师出发时，合计三大营与全部上直军，即三十万加七万，再减去十万和四万五千，规模当在二十三万上下。即使“私属”队伍庞大，[26]明军总数也就在二十五万左右。
明军几经辗转到达土木堡时，人员组成已经有不少变化。据《实录》，六月派到大同、宣府的将领中，陈怀、井源、王贵等死于土木堡，吴克勤死于土木之变前夕的断后之役，[27]说明明军离开大同、宣府时，六月派来的京营兵随行回京。《否泰录》说英宗进兵到宣府时“井源败报踵至”，《李侍郎使北录》载明军到大同后遣“平乡伯”即陈怀出战败绩，说明此部明军已经大受损失。而明军在到达土木堡的前一天更是损失惨重：“庚申……遣恭顺侯吴克忠为后拒，克忠力战败没。将晚报至，又遣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领官军四万赴之。……亦陷焉。” [28]吴克忠军作为后卫，其数量当以万计。这样增损之后，再算进行军过程中的减员，明军到达土木堡时的规模应约二十万，与李贤所记正相符合，这也间接证明了以上对京营规模的估计。
  明军号称五十万，可能只是沿永乐时以五十万大军亲征的说法[29]以大造声势而已。相比之下，《正统临戎录》引也先语：“前番营里皇帝领出来大小四十万人。”[30]倒比“五十万”更近事实。
《实录》载土木之变前的战争进程说：“庚申……车驾将发。宣府谍报虏众袭我军后，遂驻跸遣恭顺侯吴克忠为后拒，克忠力战败没。将晚报至，又遣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领官军四万赴之。勇、绶至鹞儿岭，冒险而进，遇虏伏发，亦陷焉。……辛酉车驾次土木，……其南十五里有河，已为虏所据，绝水终日，人马饥渴，虏分道自土木近旁麻峪口入。守口都指挥郭懋力拒之。终夜，虏兵益增。……壬戌，车驾欲启行，以虏骑绕营窥伺，复止不行。虏诈退，（王）振矫命抬营就水。虏见我阵动，四面冲突而来，我军遂大溃。”[31]
显然，明军到达土木堡时，堡南河流已为瓦剌所踞。鹞儿岭位于英宗当天所在的雷家站（今新保安）西北四十里。[32]其后郭懋阻瓦剌于麻峪口，地在雷家站东偏北。[33]瓦剌何以能够扼守远在雷家站东南的桑干河？土木之变后叶盛建言：“今日之事，边关为急。往者独石、马营不弃，则六师何以陷土木？”[34]后来于谦说：“（杨俊）遇达贼临城，不能效力死守，辄将独石、马营归贼，并仓储、钱粮尽行捐弃在逃，以致士卒溃散，城池失守，开贼突窜之路，因而辱国丧师，至今令人痛恨。”[35]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十七也说：“土木之变根于此路（指宣府东路，即独石、马营等处），由于杨俊之失机，故杨氏有余诛也。”他们都认为，由独石（今河北赤城以北独石口）、马营（今赤城西北）南下的瓦剌军，才是造成明军覆灭的主因。
土木之战前宣府以东的战况究竟如何呢？瓦剌首领阿剌知院言：“王子军马从东来，也先从西来，我从独石、马营来。我伤了几处小边城。”[36]他 “伤”了哪几个“小边城”呢？《实录》卷一八零正统十四年七月癸巳条载：“宣府总兵官都督杨洪奏：‘达贼围马营已三日，将河水断绝，营中无水。’”土木之变后十天，“总督独石等处备御都督佥事孙安言：‘先有敕命都指挥赵玫守备独石，杨俊守备马营，夏忠守备龙门卫，署都指挥鲁宣守备龙门千户所，臣同少监陈公总督。今贼势甚多，军力甚少，若分守恐难御敌。’王令陈公、孙安、赵玫、杨俊率所领官军来居庸关外驻扎，为京师外援。”[37]似乎是明守军主动撤退。但七天后，“罗亨信劾守备赤城堡指挥郑谦、徐福，雕鹗堡指挥姚宣先于七月内闻贼入境，弃城挈家奔走，以致怀来、永宁等卫亦行仿效。”[38]显然，杨洪上报，无非是为其子杨俊南逃寻找借口，估计其兵溃就在此时。杨俊首先南逃，致使赤城（今赤城县城）、雕鹗（今赤城南雕鹗村）、龙门卫（今赤城西南龙关）、龙门所（今赤城东龙门所）、怀来（今京包铁路官厅水库桥底）、永宁（今北京延庆永宁镇）纷纷失守，宣府以东、居庸关外已无坚强防御。怀来位于土木堡以东、清水河（今官厅水库）北岸，[39]占据土木堡以南河流的应当就是已进至怀来的阿剌知院军。明军至土木堡，实因怀来已失守，不得已而就地扎营。正是由于阿剌知院军截断明军归路，才造成瓦剌军主力追及并合围明军，故叶盛、于谦才会强调独石、马营失守的严重后果。
在元代，土木堡是大都西行，北通上都和西抵大同的交通枢纽。[40]至明代，“由今宣府西北经万全右卫、膳房堡、野狐岭，逾塞垣以达兴和，此永乐中击虏之西路，甚平坦，虏亦常由此入寇。……今土幕驿直北长安岭、雕鹗堡、赤城、云州、独石，逾塞垣以达开平，此永乐中击胡之东路。”[41]所谓西路，即分自去大同的驿道而由宣府直接出塞之路，后英宗即由此回国。[42]东路与元代去上都的驿路无异，景泰时使臣曾走此路。[43]可见明代土木堡仍为宣府后方内外交通的枢纽，“当虏之冲”。[44]从上述鹞儿岭和麻峪口的位置以及瓦剌在宣府才发现明军看，瓦剌军可能就是兵分两路，沿永乐中“击虏”旧道南进的。西路军由野狐岭入境，发现英宗后报知也先，并歼灭明后军；东路军因独石以南已无明军防守，七月已占领怀来、永宁，扼守要津，以逸待劳，直至也先率主力赶到。[45]明军之所以在土木堡覆灭，与它的交通枢纽地位有直接关系。
   尽管瓦剌军趁宣府东北明军溃败而得长驱南下，但明宣府重兵未损，时间、距离均充裕，为何不出动夹击瓦剌军呢？宣府兵力在明代前期为各边之冠，[46]据《宣府镇志》卷二一《兵籍考》可得下表：

时代
军士全额 操军数额 驻宣府城军额 驻宣府操军额

洪武
126,395 56,152

正统、景泰
90,346 55,195

正德
66,979 50,759 23,274 18,930

洪武时驻宣府城军额占总额近一半，正德时减至三分之一强，若取正统年间为变化中段，当时宣府军额当为四万左右。而自正统、景泰至正德，操军总额几乎未变，参考正德时比例，正统时宣府驻兵至少有三万人。据卷二四《兵骑考》，“镇城原额操马”有12,864匹，正德间实有12,387匹。原额应为洪武时例，至正德时无大变化，估计正统时亦约此数。[47]又卷二三《兵器考》载宣德时内府颁宣府火器，有大将军炮14，神枪479，神铳2161，神枪 4223等等，数量巨大。可见土木之变时宣府驻兵至少有三万人，战马一万余匹，火器充裕，若再编集镇城附近驻军和东路溃兵，足以组成一支包括骑兵和火枪兵的强大部队。李贤《天顺日录》说，宣府总兵官杨洪“惊惶无措，闭门不出。若土木之围，洪能以后冲之，必无是败。”而实情恐不止此。
《明史》卷一七三《杨洪传》载：“（杨）洪独以敢战至上将，诸部亦惮之，称为‘杨王’。瓦剌可汗脱脱不花、太师也先皆尝致书于洪，并遗之马。洪闻于朝，敕令受之而报以礼。嗣后数有赠遗，帝方依任洪而不责也。”既然“敕令受之而报以礼”，后来却又因“依任”方才“不责”，说明此后杨洪与瓦剌的交往已经超出了边将的职权。杨洪正统时的军功皆击兀良哈所建，[48]并未与瓦剌作战。宣府与瓦剌仅一墙之隔，来往频繁，彼此达成互不侵扰的默契非不可能。后英宗被拥至大同，侍从袁彬进城接洽，“入城取李指挥。李指挥说：‘我女儿与大同王对亲。如今不与他，我虽出去，他定杀了我。’”[49]大同王是瓦剌的主要首领之一，[50]而明军边将与之议婚约且直言不讳，可见边将与瓦剌交往之深且多，以求相安无事，亦为正统后期双方往来频繁时的风气。如此，宣府兵在土木堡形势危急时保持沉默，实乃与瓦剌苟且相安的一贯做法。
明英宗率军直至大同，本欲北行出战，[51]说明英宗以为瓦剌军主力在大同塞外。其实当时瓦剌的游牧区域，西达东胜，东至阳和，北逾阴山，南抵长城，其部下阿剌知院部更在偏东一带。[52]而夏季也先往往牧于偏东一带。[53]正统十四年夏瓦剌刚刚东征女真归来，[54]所居应更偏东。土木之变前瓦剌从阳和、独石两个方向入侵，就说明瓦剌主力已在大同东北、宣府西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庚戌条：“车驾东还。……初议从紫荆关入。王振，蔚州人也，始欲邀驾幸其第，继而又恐损其乡土禾稼，复转从宣府行。”时当中秋时节，地处塞北的蔚州会有“禾家”，值得怀疑。紫荆关在大同东南，远离边塞，而沿线守御远较宣府、居庸一线薄弱。议者所虑，非瓦剌军尾追，而是担心遭到宣府边外的侧击，可能意识到瓦剌主力已东移。出征前英宗接到了阳和的败报，而独石兵溃之事则被隐瞒了，所以明军才会直趋大同。退兵时虽意识到遭侧面进攻的危险，却似乎仍未得到东路失守的消息，所以仍原路返回。而瓦剌在大同方向主动撤退，集中于宣府塞外，置杨洪重兵于不顾，趁宣府东北明军防御体系崩溃之际，先据要津以切断明军水源，再一举伏击明军成功。
在后世记载中，土木之战简直就是一场闹剧。所谓明军五十万精锐一朝尽丧于瓦剌二万众之手，多被归咎于明军的孱弱和王振的胡作非为。正统末明军的战斗力当然已不如洪武、永乐时，但此时距永乐时期仅二十余年，距宣宗率京营亲征兀良哈更不足二十年，军队实力下降当不致如此之快，土木之战中明军规模并非五十万，而是二十万，或可稍为明军战斗力低下的解释。从群臣击杀王振余党开始，后人就把英宗被俘归咎王振。《明史》卷十二《英宗后纪》赞曰：“独以王振擅权开衅，遂至乘舆播迁。”是有代表性的说法。但英宗以永乐、宣德亲征获胜为楷模，在瓦剌日益侵逼、边报日急的形势下亲征，也是合理的选择。史载王振在到达土木堡后贪等辎重而不入怀来，又错选扎营地点，以致为瓦剌追及。[55]实则瓦剌已先于明军到达土木堡以东，明军就地驻营乃至无法取水，都是不得已的选择。明军情报错误，进无敌踪，退为所乘，才是致败的主因。而宣府东北防御崩溃，给瓦剌敞开大门以伏击明军，宣府兵在战局紧张时不予配合，使瓦剌获得了意料之外的巨大胜利。[56]总之，土木之战的结局带有相当的偶然性，宦官弄权在本次战争中并非明军失败的关键因素，而明军战斗力下降应是制度多年败坏的结果，当时并非后世所渲染的那么不堪一击。
  由于明代军数是当时的秘密，历来对不同时代京营的规模众说纷纭。明代后期往往有诸如“国初京营不下七八十万”的说法，虽不可靠，却经常被现代学者引用。其实，就某些特定时期而言，根据《会典》提供的制度资料，《实录》提供的军事调动与军队分配情况，以及当时方志、笔记提供的具体数字，具体探讨京营规模并不困难。这对解决一些历来难有定论的战争、军事制度问题或有裨益。
关于明前中期史实，同时代记载本已匮乏。在明军人数这个问题上，李贤虽有较准确的记载，《实录》却不加采用。明代中后期史学家撰述时，多辗转传抄，对史实往往不加辨析，或照录刘定之耳闻号称之辞，或虽有疑问却不能解惑，致使以讹传讹，五十万大军尽丧土木堡之说遂成定论。清初人私修明史，又率抄袭明人旧说，乃至妄省文句，使讹误更深。至修《明史》时仍粗汇实录与各家之说，对明显可疑的说法也没有作出解释，甚至专取叙述明军失败情况最严重的记载，不但贻误后人，且难免夸大失实之讥。谢国桢《史料学概论》第五章第三节指出：“清朝统治者讳言明朝驱逐蒙古于漠北的事迹，犹如讳言建州女真曾臣服于明朝一样。”所以《明史》对“对于明初的事实记载多不详实。”看来这种讳言建州以致讳言蒙古的倾向，还导致了《明史》在记录明代中期明军失败时随意渲染败状。总之，关于明前中期史实，不但明后期诸史家及清人记载特别是《明史》难以尽实，即连《实录》也未可遽信，在当时人的文集、笔记中反而能找到差近事实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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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刘定之《否泰录》，《国朝典故》（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本。
[2]见高岱《鸿猷录》卷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一版），郑晓《吾学编·北虏考》（隆庆三年刻本），《宣府镇志》卷三《巡省考》（《中国地方志丛书》本），薛应 《宪章录》卷二五（万历二年刻本），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三（万历二十八年刻本），雷礼《皇明大政记》卷十一（万历三十年刻本），朱国祯《皇明史概·大事记》卷十九（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第一版）等。唯黄光升《昭代典则》（万历二十八年刻本）作“官军五十万”。
[3]《国榷》卷二七正统十四年七月甲午条。
[4]如《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二，查继佐《罪惟录》卷六（《四部丛刊三编》本），夏燮《明通鉴》卷二四等。
[5]李实《李侍郎使北录》，《国朝典故》本。
[6]《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壬戌条。
[7]叶向高《四夷考》卷六（《宝颜堂秘笈续编》本），《名山藏·典谟记》卷十二（崇祯刻本），《明史》卷十《英宗前纪》。
[8]见《献征录》卷十三、卷二十诸碑传。
[9]《张太岳先生集》卷三七《纂修事宜疏》，万历四十年刻本。
[10]李贤《天顺日录》，《国朝典故》本。
[11]见《明史》卷一七六《李贤传》。
[12]《献征录》卷一三《大学士曹文襄公鼐传》和《国榷》卷二七正统十四年八月壬戌条引唐枢语均有“死者十余万人”的记录，无人注意。
[13]《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庚申条。
[14]见《 山堂别集》卷六五《亲征考》，《殊域周咨录》卷十七。按严从简误记朱勇为张辅。
[15]《明英宗实录》卷一八零正统十四年七月庚寅条、甲午条。
[16]马自树《明代兵制初探（上）》（《东疆学刊》1985年第2期）与黄冕堂《论明代的京营》（《史学集刊》1992年第3期）均有详细的总结，二人并指出“七八十万”之数乃包含了所有京畿卫所与班军。
[17]万历《明会典》卷一三四《营操·京营·营政通例》。
[18]《明宣宗实录》卷七三宣德五年十二月丙戌条。
[19]《明英宗实录》卷三五正统二年十月甲戌条。
[20]祁三七正统二年十二月辛未条。
[21]见万历《明会典》卷一二四《职方清吏司·城隍一·都司卫所》。参见王天有《明代国家机构研究》第三章第四节京卫部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9月第一版。当时陵卫仅三个，较万历修《会典》少六个，陵卫均由五府所属京卫改置，故共三十九卫而非三十三卫。
[22]《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丙寅条。
[23]见万历《明会典》卷一三四《营操·京营·旧三大营制》。
[24]《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癸亥条。
[25]《明英宗实录》卷一七九正统十四年六月戊寅条。
[26]关于“私属”，实难判断其所占比重。正统末募兵和家丁尚未成为普遍现象，故其规模不会太大。明人一直以“私属”冠于“五十万”前，未尝不是因五十万不可信而作的含糊之辞。
[27]见《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庚申条、壬戌条。
[28]《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庚申条。
[29]见金幼孜《北征后录》，《国朝典故》本。
[30]哈铭《正统临戎录》，《国朝典故》本。
[31]《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庚申、辛酉、壬戌条。土木堡南十五里应为桑干河与清水河。
[32]《寰宇通志》（《玄览堂丛书续集》本）卷七保安州山川条载：“鹞儿岭在州城西北四十里”，建置沿革条载：“景泰二年，以僻不便往来，城雷家站，移置州、卫治于此。”则雷家站即后来保安州城。
[33]《宣府镇志》卷十一《城堡考》：“长安所城……正统间都督杨洪砖石包修，属堡曰靖安、靖虏……洪赞、麻峪口、大海头……共十有九。”长安所城即长安岭堡。观《宣府镇志》附图第三幅，长安岭堡位于土木堡以北群山之中，北联雕鹗、赤城。麻峪口堡作为长安岭堡唯一以“口”字命名的小型属堡，当为地图上标为“通，大举（寇）新城处”者，即位于保安州（新城）与长安岭堡之间，在保安州东偏北不远。
[34]《明经世文编》卷五九叶盛《边关紧要疏》；《謇斋琐缀录》卷一，《国朝典故》本。
[35]《宣府镇志》卷四二《凶臣杨俊传》。
[36]《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乙亥条。所说“王子”，当指进攻辽东的脱脱不花，与土木之战无涉。按传统的对瓦剌军行军路线的看法，对此条有不同解释。如曹永年《土木之变与也先称汗》（《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认为阿剌知院“只‘伤了几个小边城’就放手了”，明军是“不战自溃”。
[37]《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条八月辛未条。
[38]《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二正统十四年九月戊寅朔条。
[39]见《大明一统志》卷五《保安州·山川》、《万全都司·建置沿革》。
[40]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六站字韵引《析津志》；《寰宇通志》卷七《隆庆州·古迹》。
[41]岷峨山人《译语》，《纪录汇编》本。
[42]可参见《正统临戎录》。
[43]见《李侍郎使北录》。按金幼孜《北征录》、《北征后录》，杨荣《北征记》（《国朝典故》本）等记永乐诸亲征路线，或与《译语》稍异，但相去不多。
[44]《吾学编·北虏考》。
[45]李光璧已指出瓦剌分两路进攻，但认为东路军南下与西路军同时，似未注意宣府以东早已失守。见《明朝对瓦剌的战争》第五节《土木之变》，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1版。
[46]参见梁淼森《明代九边的军数》，《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
[47]叶盛《水东日记》卷三四记景泰时宣府马额为二万余匹，按镇城驻军占总额近半的比例，宣府城军马有一万匹左右，恰与《宣府镇志》所记相符。
[48]见李贤《天顺日录》，又见《献征录》卷十陈循《昌平伯杨公洪神道碑铭》。
[49]与上引均袁彬《北征事迹》，《纪录汇编》本。
[50]《正统临戎录》记英宗被俘后大言道：“你是也先么？你是伯颜帖木儿么？你是赛刊王么？你是大同王么？”
[51]见《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己酉条。
[52]见和田清《兀良哈三卫之研究（下）》，《东亚史研究·蒙古篇》，昭和三十四年，东洋文库。
[53]由《正统临戎录》、《北征事迹》、《李侍郎使北录》所记英宗、也先夏季驻地推得。
[54]见《汉译蒙古黄金史纲》，朱风、贾敬颜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7月第一版；马文升《抚安东夷记》，《纪录汇编》本。
[55]前事见《否泰录》，后事见《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辛酉条。
[56]李贤《天顺日录》：“胡人亦自谓出于望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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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晚报 2006-05-13　

编者按
《扬州史志》刊载的《〈扬州十日记〉是伪书》一文，在扬州学界引起强烈反响。许多文史专家已针对文中所提出的清军火炮与城墙的关系、史可法行走路线、书中所载与正史之间的矛盾、当时扬州城的人口数字、清军的军纪、书中人物的民族语言问题等诸方面论证了伪书说的不成立。但是许多个性问题不能用共性来推断，古代的地理环境不能用今天的情境来比划。目前之所以存在争论，就是因为《扬州十日记》是“孤证”。果真如此吗？其实，就连“孤证说”也是站不住脚的，细心梳理同时期各类文史典籍，有关扬州十日的记载并不鲜见。


今年第一期《扬州史志》刊登了朱志泊先生的文章《〈扬州十日记〉是伪书》，文章长达１万多字，作者从清军火炮与城墙的关系、史可法行走路线、书中所载与正史之间的矛盾、当时扬州城的人口数字、清军的军纪、书中人物的民族语言问题等诸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作出“《扬州十日记》是伪书”的结论。５月１０日有关媒体刊登了该文章。本市一些文史学家对该文中提到的诸多论点和论据提出了质疑。
其实，朱先生提出的问题并不新鲜。《〈扬州十日记〉是伪书》的主要论点论据来源于网上流传很久的一篇文章：《〈扬州十日记〉证讹》。此帖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３０日首发于吉祥满族网，作者署名“佚名”，此后便在一些论坛上时见转载。该文从扬州并未形成南明和满清两军的主战场、对扬州府城人口密度的估算、清军可能投入扬州战役的兵力分析，力证扬州十日屠城的不可能，并列举几个可以说明《扬州十日记》不可信的问题：清军在入关之初的纪律状况不允许屠城；３万清军在五六天内不可能手刃８０万余人；屠城的善后事宜无法进行。最后还找出《扬州十日记》一文自身的矛盾：王秀楚不仅能听懂满语，并且能和“满兵”相问答；当时称“朝鲜”，不称高丽等等，认为《扬州十日记》“在以讹传讹，必将给历史学研究工作带来很大干扰，在人们认识上造成混乱，所以证讹工作十分必要，应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据网友提供的线索，《〈扬州十日记〉证讹》关于扬州人口和城市面积资料，摘自张德芳先生的《〈扬州十日记〉辨误》。经核对，张德芳《〈扬州十日记〉辨误》一文载《中华文史论丛》第五辑。而且张先生的意思是这样的：他认为根据当时扬州附近各个乡村的报告，这个地区人口总数是７８９６０户，或者说是４９５４９７口。加上在１７世纪扬州的人口统计数，张德芳认为这个地区（包括城市）总人口大约为１００万。他估算说，在各种情况下，攻城时挤进这个城市的人口最大数量至多应该是２０万—３０万人。（摘自《〈扬州十日记〉辨误》，第３６８—３７０）
由此可见，从张德芳的《〈扬州十日记〉辨误》到佚名的《〈扬州十日记〉证讹》，再到《〈扬州十日记〉是伪书》，观点已经发生质的变化：张德芳从史学的角度对《扬州十日记》中的记述进行辨误，而佚名则是以“证讹”的名义为扬州十屠辩护，说《扬州十日记》是假的。再看《〈扬州十日记〉是伪书》一文，除了材料上的增补删减，与《〈扬州十日记〉证讹》如出一辙。
本文不想就清军火炮与城墙的关系、史可法行走路线、书中所载与正史之间的矛盾、当时扬州城的人口数字、清军的军纪、书中人物的民族语言问题等诸方面再行论证，因为许多个性问题不能用共性来推断，古代的地理环境不能用今天的情境来比划，因此不愿浪费篇幅。我们不能因为《扬州十日记》是孤证，并且流传与辛亥志士的宣传有关，就对其妄加否定。笔者不惮检索之劳，以示《扬州十日记》不可轻易否定。
史籍的记载
《扬州城守纪略》：“初，高杰兵之至扬也，士民皆迁湖潴以避之；多为贼所害，有举室沦丧者。及北警戒严，郊外人谓城可恃，皆相扶携入城；不得入者，稽首长号，哀声震地。公辄令开城纳之。至是城破，豫王下令屠之，凡七日乃止。”“亟收公（史可法）遗骸，而天暑众尸皆蒸变，不能辨识，得威哭而去。”
《明季南略》：“廿五日丁丑，可法开门出战，清兵破城入，屠杀甚惨。” （雍正《扬州府志》卷３４）《明季南略》卷４：“顺治二年，清军实施扬州大屠杀后，至无锡时，舟中俱有妇人，自扬州掠来者，装饰俱罗绮珠翠，粉白黛绿。”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中册：“顺治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扬州十日的大刽子手豫亲王多铎，将屠杀中掠夺的‘才貌超群汉女人一百零三’，奉献给满清最高酋长。顺治帝获得十名，摄政王多尔衮获得三名，辅政郑亲王济尔哈朗三名，肃亲王豪格等各二名，英郡王阿济格等各一名。”
诗歌的愤慨
扬州屠城后，明末吴嘉纪有一首《过兵行》诗，描写了扬州浩劫以后的惨状：“扬州城外遗民哭，遗民一半无手足。贪延残息过十年，蔽寒始有数椽屋。大兵忽说征南去，万马驰来如急雨。东郊踏死可怜儿，西郊掳去如花女。女泣母泣难相亲，城里城外皆飞尘。鼓角声闻魂欲死，谁能去见管兵人。令下养马二十日，官吏出遏寒栗栗。入即沸腾曾几时，十家已烧九家室。一时草死木皆枯，骨肉与家今又无。白发归来地上坐，夜深同羡有巢鸟。”抗清志士顾炎武在《酬朱监纪四辅》中写道： “十载江南事已非，与君辛苦各生归。愁看京口三军溃，痛说扬州十日围。碧血未消今战垒，白头相见旧征衣。东京朱祜年犹少，莫向樽前叹式微。”
书画的再现
《一段悲壮的历史——〈追远图〉及其它》（《扬州日报》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６日）：“在史可法纪念馆祠堂东侧平橱内，陈列有一长卷，是为《追远图》。此图长约７０厘米，宽２０厘米，图前有一行小字：负罪抱恨男笏书（本名典）百叩（扌文）泪敬摹。图中段题记云：宅后澄潭，弃子尽节，显妣张孺人存年二十有七岁，生于巳未年二月初巳时，殁于乙酉年四月二十六日亥时。图中扬城烽火连天，惨烈异常，清兵旌旗摇曳、剑拔弩张。宛虹桥、地藏庵、藏经楼等建筑清晰可见。读图后《扇梳记》可知，此图为图中潭边小儿长大后，追忆其母澄潭尽节的写真画。其母张孺人，时年２７岁，丈夫史似兰早逝，遗孤（扌晋）臣（画中潭边小孩）年仅１０岁，清兵进入扬州城后，其母恐遭清兵所辱，准备全节自尽，携（扌晋）臣至屋后澄潭，此时，儿牵母衣，母抚儿头，母子依依，相对悲泣。母乘子不备而投水。（扌晋）臣奋力救援，终因年少体弱，力不能及，亲见慈母沉入清潭之中。（扌晋）臣长大以后，在其外祖父处得其父生前使用的残扇一柄，后又在其乳母处获其母生前使用的断梳一把，睹物思亲，追忆往事，绘图如前述，名曰《追远图》，后人又称其为《澄潭尽节图》。”
小说的实录
如果说《追远图》是绘图版的《扬州十日记》，那么另一扬州人石成金的小说《雨花香》中的记述更令人信服：“大清兵破了扬州城，只因史阁部不肯降顺，触了领兵王爷的怒，任兵屠杀，百姓逃得快的，留条性命，逃得缓的，杀如切菜一般。可怜这些男女，一个个亡魂丧胆，携老抱孩，弃家狂奔，忙忙如丧家之犬，急急如漏网之鱼。但扬城西南二方，兵马扎着营盘，只有城之东北邵伯一带地方，有艾陵湖十多里水荡，若停船撤桥，兵马不能往来。只有南荒僻静小路小渡可通桥墅镇，走过桥墅镇，便是各沟港乡庄，可以避乱。”虽然只是作为背景交代，也很有震撼力。据《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１９９０年２月第１版）介绍：作者石成金，字天基，扬州人。生于顺治末，活至雍正十年之后，约当１６６０—１７３６年间，其“著书九十二部，不啻数十万言，流传天下。”
外国人的旁观
“扬州十日屠” 清兵杀人如麻，流血有声，读了之后，令人毛骨悚然，如游地狱，忘掉人间。其惨烈程度为天下所震惊。意大利传教士马丁诺．马蒂尼（１６１４—１６６１）《鞑靼战纪》记录了他在中国的见闻：“他们的攻势如闪电一样，用不了多久就占领它，除非那是一座武装防卫的城市。这些地方中有一座城市英勇地抗拒了鞑靼的反复进攻，那就是扬州城。一个鞑靼王子死于这座城下。一个叫史阁部的忠诚的内阁大臣守卫扬州，它虽然有强大的守卫部队，最后还是失败了，全城遭到了洗劫，百姓和士兵被杀。鞑靼人怕大量的死尸污染空气造成瘟疫，便把尸体堆在房上，城市烧成灰烬，使这里全部变成废墟。”《鞑靼战纪》的作者汉语名字为卫匡国，字济泰。清军南下之时，他正流寓江南。其书于１６５４年在荷兰、德国、比利时和意大利出版，可能是最早向世界揭露“扬州十日屠”惨剧的。
抗争的印记
在民族危亡之时，有相当多的扬州人选择了与清军“以死相争”的英勇壮举。据《明通鉴》载：清军攻入扬州城后，“扬州知府任民育，绯衣端坐堂，遂见杀，合家男妇尽逋井死。同知曲从直与其子死于东门。总兵刘肇基所部四百人巷战，格杀数百人，后骑来甚众，力不拔，与副将乙邦才战没。”又据《甲申朝事小记》载：清军围攻扬州城之时，“副将马应魁，领旗鼓，每战披白甲，书‘尽忠抱国’四字于背。扬州破，战死。”诸生许王家被清军拘押时，“或劝曰：‘君故明一诸生，未食天禄，何以身殉？’王家曰：‘君臣之义，岂论仕与不仕？公等复言。’”其实，为反抗满清暴行而死者，不仅有南明的将士和士人，更多的是来自于社会下层的普通市民。其中有医生，商贩，渔夫等。如市民笪某被清军抓获之后，“叹曰：‘我一介小人，今日得之士大夫之烈，为忠义而死，死之犹生也。’临刑神色不变。”（同上）
材料的收集是无止境的，笔者并不是历史研究专家，也不想再举例证一一反驳。其实许多专家包括外国学者都对朱先生认为矛盾的地方有详细的解释和论证，只要读书细心的人都会从中得到答案。考辨是读书时要提倡的，但如果动机不良，借说《扬州十日记》是伪书来否定“扬州十屠”，那就伤害扬州人的感情，对不住读书人的良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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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撷芳主人
来源:http://cache.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4/1/668734.shtml

绘制工具：Photoshop CS2
　　
　　说明：
　　
　　 中华服饰历代各不相同，使今天的人们无法了解古人真实的衣着样子，往往是凭借古代人物画和戏曲、影视的并不完全正确的展示来想象，尤其中国影视制作中的古装服饰五花八门，逐渐走向了一种极端扭曲的病态审美。这次按《大明会典》及《明史》并参照明代写实主义的肖像画绘制一套Q版的《大明衣冠图志》，希望能够为大家了解明代服饰出一份力。并且努力证明一下原汁原味的中华服饰并非不能通过现代方式展示，期待中国的影视服装制作和古装动画漫画造型能在本国文化的表达上超越邻国。
　　
　　 由于本人没有受过专业美术教育，画得不好，但是在考据上是颇下了工夫的，能够对希望了解明代服饰的朋友有一些帮助。
　　
　　 文中所引文字，基本来自《大明会典》“冠服”以及《明史》“舆服”，所参考图主要为出土、传世衣冠实物及定陵发掘报告《定陵》等。大家想找原文献查阅可以去百度搜索：
　　
　　《大明会典》卷之六十"冠服 六十一"冠服二
　　
　　《明史》卷六十六 志第四十二"舆服二 舆服三
　　
　　《礼部志稿》卷十八"儀制司職掌 冠服
　　
　　 另有专门研究明代服饰的论坛，有大量文字、实物资料可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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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冕服
　　
　　袞冕
　　
　　凡祭天地、宗廟及正旦、冬至、聖節則服袞冕，祭社稷、先農、冊拜亦如之。
　　
　　冕：以皂紗為之。綖版宽一尺二寸，長二尺四寸。冠上有覆，玄表朱裏。前後各有十二旒，貫五采玉珠十二，赤白青黃黑相次。綖版下以玉珩维冠。玉簪導，貫紐，紐與冠武並系纓處皆飾以金。朱纓，青纊充耳，綴以玉珠二。
　　袞服：用十二章。玄衣六章（嘉靖制度）--日月在肩，星、山在後。龍、華蟲在兩袖。長不掩裳之六章。裳黃色，繡六章，分作四行--火、宗彝、藻、為二行。米、黼、黻、為二行。
　　中單：素紗為之，青緣領，织黻文十二。
　　蔽膝：隨裳色，羅為之。上繡龍一，下繡火三。
　　大帶：素表朱裏，在腰及垂皆有綼，上綼以朱，下綼以綠，紐約用素組。
　　革帶：前用玉，其後無玉，以佩綬繫而掩之。
　　圭：白玉為之，長尺二寸，剡其上，下以黃綺約之。上刻山形四，盛以黃綺囊，藉以黃錦。
　　玉佩二。
　　大綬：六采--黃、白、赤、玄、縹、綠，纁質。小綬三，色同。
　　朱襪、赤舄、黃絛緣、玄纓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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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弁服
　　
　　凡朔朢視朝、降詔、降香進表、四夷朝貢朝覲、則服皮弁服。嘉靖間令祭太歲山川等神皆服。
　　
　　皮弁：用黑紗冒之，前後各十二縫。其中各綴五采玉十二。縫及冠武並貫簪系纓處皆飾以金。玉簪，朱紘纓，玉以赤、白、青、黃、黑、相次。
　　玉圭：長如冕服之圭，有脊並雙植文，剡其上，黃綺約其下，及有韜，金龍文。
　　绛纱袍：本色領、褾（袖口）、襈（衣襟侧边）、裾（衣襟底边）。
　　紅裳：如冕服內裳制，但不織章數。
　　中單：以素紗為之，如深衣制，紅領褾襈裾，領織黻文十三。
　　蔽膝：隨裳色，本色緣，有玉鉤二玉佩。
　　大帶、大綬、襪、舄、俱如冕服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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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天冠服
　　
　　洪武元年定：郊庙、省牲，皇太子诸王冠婚、醮戒，则服通天冠、绛纱袍。冠加金博山，附蝉十二，首施珠翠，黑介帻，组缨，玉簪导。绛纱袍：深衣制。
　　白纱内单，皂领褾襈裾。
　　绛纱蔽膝。
　　白假带。
　　方心曲领。
　　白袜，赤舄。
　　其革带、佩绶，与衮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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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弁服
　　
　　國初行親征遣將禮則服武弁，乘革輅，其制未詳。詳定自嘉靖八年。
　　
　　
　　弁：上銳，色用赤，上十二縫，中綴五采玉，落落如星狀。
　　韎衣、韎裳、韎韐，俱赤色，如常制。
　　佩、綬、革帶、如常制。佩、綬、及韎韐、俱上繫於革帶。
　　舄：如其裳之色。
　　玉圭：視鎮圭差小，剡上方下，有篆文曰討罪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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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弁冠服
　　
　　
　　嘉靖七年定：
　　冠：匡如皮弁之制，以烏紗冒之，分十有二瓣，各以金線壓之，前飾五采玉雲各一，後列四山。朱絛為組纓。雙玉簪。
　　服：如古玄端之制身用玄，邊緣以青，兩肩繡日月。前蟠圓龍一，後蟠方龍二。邊加龍文八十一：領與兩袪，共龍文五九（45条）。衽同前後齊，共龍文四九（36条）。
　　襯用深衣之制，黃色，袂圓袪方下，齊负繩及踝十二幅。
　　素帶：朱里，青表，綠緣邊，腰圍飾以玉龍九片。
　　履：玄為之，朱緣、紅纓、黃結。襪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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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服
　　
　　洪武三年定：
　　常服：乌纱折角向上巾。盤領窄袖袍。
　　束帶：間用金玉琥珀透犀。
　　
　　永樂三年定：
　　冠：以乌纱冒之，折角向上，即翼善冠。
　　袍：黃色，盤領窄袖。前後及兩肩各金織盤龍一。
　　帶：用玉。
　　靴：以皮為之。
　　

初期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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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式样：
　　
　　冠：仍用翼善冠。
　　袍：用色不拘，盤領宽袖，前後及兩肩各盤龍补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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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代皇帝御真、行乐图以及一些宦迹图等绘画并定陵出土服饰中能发现皇帝所穿常服形制非常丰富。
　　
　　
　　过肩通袖龙襕袍
　　
　　冠：乌纱翼善冠。
　　袍：交领大袖，纹样分布同曳撒，一般为过肩柿蒂云龙纹，有膝襕和通袖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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曳撒
　　
　　自元代辫线袄发展而来，明朝上下皆通用之，满 清以此制为吉服袍。
　　
　　冠：奓檐帽（笠帽），有金玉宝石帽顶，亦承自元代。
　　袍：右衽交领，窄袖，腰身收敛，腰间束敛作襞积（向下打竖细裥），下身作散褶，若裙状。两肩及胸背为柿蒂或如意云形纹样区，多为行龙、云纹等，有膝襕和通袖襕。
　　带：实束，多为金玉宝石带钩。
　　靴：多用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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罩甲
　　
　　明代皇帝狩猎骑射时所着。
　　
　　冠：鞑帽，应为继承元代蒙古特色，以皮缝制，帽沿缘毛皮出锋。
　　衣：外穿方领对襟无袖罩甲，织金，龙纹，用纽子。内穿曳撒。
　　靴：皮质，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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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团龙云纹紬交领夹龙袍
　　
　　冠：网巾。洪武二十四年，太祖微行至神乐观，见有结网巾者。翼曰，命取网巾，颁示十三布政使司，人无贵贱，皆裹网巾，于是天子亦常服网巾。髻上戴金束发冠，玉簪二。网巾及束发冠外一般再戴其他巾子或冠帽等。
　　衣：为定陵出土之绣四团龙云纹紬交领夹龙袍。肩用日月。
　　围玉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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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团龙盘领衮服
　　
　　冠：用乌纱翼善冠，后于冠上加二龙戏珠，金质，镶宝石，折角边沿亦用金。另有金丝翼善冠，当为大礼时用，或谓乃明器，其详待考。
　　袍：黃色，盤領宽袖。用团龙十二，前身、后身各三，两肩各一，下摆两侧各二。日、月在肩，星、山在背。华虫四，在肩下两袖。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各为两行，相对列于大襟。
　　带：与常服同。
　　
　　此衮服于《大明会典》、《明实录》、《明史》均失载，明清两代著述亦未言及。其实例有两处可见：一为南薰殿藏明代皇帝画像，自英宗始，诸帝均着此种衮服。一为定陵所出神宗此种衮服，共五件。其中，刺绣品3件，均为红色底料；缂丝品2件，底色为一红一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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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胄
　　
　　定陵所出土神宗皇帝甲胄与《出警入跸图》中不同，然定陵出土仅为半身，难窥全貌，今以《出警入跸图》参考绘制，其详待考。
　　
　　冠：铁盔，饰天鹅翎，插小旗。
　　衣：罩甲，有鱼鳞甲片装饰，方领对襟，升龙戏珠二。内穿当为曳撒，行龙五彩云纹，两袖肩有黄金甲片，以红丝连缀。
　　刀：定陵出土铁刀，长条形，鱼腹刃，刀柄有金十字护手，木质刀鞘，包沙鱼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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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后冠服
　　
　　凡祭天地、宗廟及正皇后受冊、謁廟、朝會、服禮服。燕居則常服。
　　
　　禮服（翟衣）
　　
　　鳳冠：会典载以九龍四鳳冠，按明皇后翟衣画像及定陵所出土实物，龙凤数量及组合各所不同，今按实物画九龙九凤冠。凤冠以漆竹絲為圓匡，冒以翡翠。上飾金龍、点翠鳳、珠花、翠云、珍珠等。冠用三博鬢。
　　翟衣：深青，織翟文十有二等（凡一百四十八對），間以小輪花。紅領、褾（袖口）、襈（衣襟侧边）、裾（衣襟底边），織金雲龍文。
　　中單：玉色紗為之，紅領褾襈裾。領織黻文十三。
　　蔽膝：隨衣色，織翟為章三等，間以小輪花四。以緅為領緣，織金雲龍文。
　　玉穀圭：長七寸。剡其上。瑑穀文。黃綺約其下。別以黃袋韜之。
　　玉革帶：青綺鞓，描金雲龍文。玉饰件十，金饰件四。
　　大帶：表裏俱青紅相半，其末純紅，而下垂織金雲龍文。上以朱緣。下以綠緣。並青綺副帶一。
　　綬：五采--黃、赤、白、縹、綠、纁質。間施二玉環，皆織成。小綬三色同大綬。
　　玉佩二，有小綬五采以副之。
　　青襪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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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服（大衫霞帔）
　　
　　凤冠：雙鳳翊龍冠，以皂縠為之。附以翠博山。上飾金龍一、翊以二珠翠鳳，皆口銜珠滴。前後珠牡丹花、蕊頭、翠葉、珠翠穰花鬢、珠翠雲等。三博鬢（左右共六扇）。有金龙二各衔珠结挑排。
　　大衫霞帔：衫--黃色，兩領直下一尺，間綴紐子三。後身長于前身，行則摺起，末綴紐子二，紐在掩紐之下，拜則放之。
　　 霞帔--并列两条，尖端缝合，垂在身前，挂坠子，平端收纳于大衫身后三角形兜子内。深青為質，織金雲霞龍文，飾以珠。用玉墜子，瑑龍文。
　　鞠衣：紅色，胸背雲龍文，飾以珠。
　　四襈襖子（即褙子）： 深青為質，金繡團龍文。
　　大帶：紅線羅為之，有緣。餘或青或綠。
　　緣襈襖子：黃色。紅領褾襈裾，皆織金采色雲龍文。
　　緣襈裙：紅色。綠緣襈，織金采色雲龍文。
　　玉革帶：青綺鞓，描金雲龍文。玉饰件十，金饰件四。
　　玉花采結綬、紅線羅繫帶一、白玉雲樣玎璫二（如佩制，每事上有金鉤一）。
　　青襪舄，與翟衣內制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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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服襦裙
　　
　　为明代自宫廷至民间所通服的最具代表性的女装款式，上身为短襦（袄子、夹衣），下身以马面裙为主，饰有裙襕，初期上衣多为交领，并有白色护领，后期多用立领等，袖为弧形琵琶袖，袖口收窄，或有白袖缘。衣在裙外，短则及腰，长乃至膝，直至清代汉族妇女仍延续此穿法，并影响到朝鲜等属国，最终形成今日韩服。
　　
　　戴金丝（髟狄）髻，上插挑心、昆虫簪等，前有箍子及垂珠围髻，顶插顶簪，后用半弧形分心，两鬓插云型掩鬓，全套构成明代自上而下最普遍、最重要的女性头面，为女子日常必戴的假发冠。
　　
　　关于（髟狄）[dí]髻，和男子网巾一样是明代的一个显著的服饰特征，目前只在京剧的老旦扮相中有遗存痕迹，其它只能在传世的一些明代人物容像中看见，出土实物虽多，但没有作为整套头面复原展示，总是分散的标明为XX簪，且命名错误混乱。明代及清初小说大都有涉及（髟狄）髻的描写。
　　
　　《西游记》：“却说八戒跳下山,寻着一条小路,依路前行,有五六里远近,忽见二个女怪,在那井上打水。他怎么认得是两个女怪?见他头上戴一顶一尺二三寸高的篾丝（髟狄）髻,甚不时兴。”
　　
　　《金瓶梅》：“又拿出一顶金丝（髟狄）髻，重九两。因问西门庆：‘上房他大娘众人，有这（髟狄）髻没有？'西门庆道：'他们银丝（髟狄）髻倒有两三顶，只没编这（髟狄）髻。”
　　
　　《红楼梦》：“（王熙凤）打扮与众姑娘不同，彩绣辉煌，恍若神妃仙子：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上戴着赤金盘螭璎珞圈。”
　　
　　可以去百度搜索相关文献：
　　
　　扬之水《明代头面》
　　
　　孙机《明代的束发冠、荻髻与头面》
　　
　　《潘金莲的发型》之明代妇女妆容发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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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子衣（夹衣）
　　
　　衣：定陵出土孝靖皇后红素罗绣平金龙百子花卉方领女夹衣，方领，对开襟，用金纽子五，前后襟及两袖以金线绣龙九，全衣绣百子图，其间缀以金锭、银锭、方胜、古钱、宝珠、犀角、珊瑚、如意等杂宝图案，以及由桃花、月季、牡丹、荷花、菊花、梅花等花卉组成的春、夏、秋、冬四季景。
　　裙：马面裙，用裙襕二，绣行龙及海水。
　　冠：黑纱尖棕帽，为（髟狄）髻演变而来，有顶簪、箍子、簪、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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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甲
　　
　　定陵孝靖皇后棺内出土，形制与罩甲相近。清代以此制为皇后朝褂子。
　　
　　衣：外用无袖方领对襟比甲，胸、背及各边饰升龙纹，如意纹串边，祥云填空，下幅加海水江涯、子孙龙纹。内为宝相花对襟立领夹衣。俱用金纽子。
　　裙：马面襕裙
　　冠：棕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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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妃冠服
　　
　　凡皇妃受冊、助祭、朝會、則服禮服。燕居常服。
　　
　　禮服
　　
　　冠：九翟冠二頂。冠以皂縠為之。附以翠博山。飾以大珠翟二、小珠翟三、翠翟四、皆口銜珠滴。金鳳一對、口銜珠結。金簪一對。珠翠牡丹花穰花各二朵。面花二對。梅花環、四珠環、各一對。
　　衣：大衫、霞帔。衫用紅色。紵絲紗羅隨用。霞帔深青為質。織金雲霞鳳文。或繡或鋪翠，圈金，飾以珠。紵絲紗羅隨用。玉墜子瑑鳳文。
　　鞠衣：青色，胸背鸞鳳雲文。燕居服用素，除黃外餘色及紵絲紗羅隨用。
　　四(衤癸)襖子：即褙子。桃花色，金繡團鳳文。
　　大帶：青線羅為之、有緣。餘或紅或綠。各隨鞠衣色。
　　緣襈襖子：青色。紅領褾襈裾、織金雲鳳文。
　　緣襈裾：紅色。綠緣襈，織金花鳳文。
　　玉穀圭：長七寸。剡其上。瑑穀文。以錦約其下。
　　玉革帶：青綺(革呈)，描金雲鳳文，玉事件十，金事件三。
　　玉花采結綬，如中宮佩制。
　　青襪舄、襪以青線羅為之。舄用青綺。飾以描金雲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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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妃襦裙：
　　
　　冠：黑纱尖棕帽，有箍子，插挑心、顶簪、簪、钗等。
　　
　　衣：大红织金缠枝牡丹妆花绣“洪福齐天”女夹衣，为定陵出土，方领，对衿，用金纽子，胸背用方补，胸补为行龙五彩云纹，饰海水江崖，有“洪、福”二字分列左右。背补为升龙五彩云纹，饰海水江崖，“齐天”二字竖列于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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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嬪冠服
　　
　　礼服：
　　
　　冠用九翟。次皇妃之鳳。大衫、鞠衣、如皇妃制，圭用次玉穀文。
　　
　　常服：
　　
　　襦裙，如皇妃制。
　　
　　冠：黑纱尖棕帽，插挑心、顶簪、“万寿”金簪、珠钗等。　　
　　衣：织金四合如意窠缠枝牡丹交领夹衣，有护领，窄袖素缘。
　　裙：大红凤襕妆花缎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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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历史人文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d4191901000cg5.html#comment Fri, 30 Nov 2007 06:40:27 GMT+8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d4191901000cg5.html 曾经潮流千年的八卦杂志-zt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d4191901000cf5.html 八卦才素人间正道~~ 

曾经潮流千年的八卦杂志

 


周代八卦新闻（为什么不是竹简版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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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d4191901000cf5.html#comment Tue, 27 Nov 2007 09:54:56 GMT+8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d4191901000cf5.html 明宪宗元宵行乐图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d4191901000cf4.html 明宪宗元宵行乐图
 
新浪不能传大图，吼吼
想看的话来这里
http://www.yupoo.com/albums/view?id=ff80808115ffd40901160976034601ab
 
明宪宗行乐图介绍
 
明宪宗元宵行乐图04
明宪宗元宵行乐图03

 

明宪宗元宵行乐图02
 
明宪宗元宵行乐图中的宫嫔

 

 

 

 

]]> 。。。 历史人文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d4191901000cf4.html#comment Tue, 27 Nov 2007 09:41:14 GMT+8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d4191901000cf4.html 明 皇帝冠服 皮弁 复原图（永乐定制，万历时期）作者mgr25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d4191901000cef.html  

首先，是明会典关于皮弁的文字资料和图片：

皮弁服
凡朔朢視朝、降
詔、降香進表、四夷朝貢朝覲、則服皮弁服。 【見集禮】嘉靖間、令祭太歲山川等神、皆服
洪武二十六年定
皮弁、用烏紗冒之。前後各十二縫。每縫中綴五采玉十二以為飾。玉簪導。紅組纓。其服絳紗衣。蔽膝隨衣色。白玉佩。革帶、玉鉤(角□)、緋白大帶。白襪、黑舄
永樂三年定
皮弁、用黑紗冒之。前後各十二縫。其中各綴五采玉十二。縫及冠武並貫簪繫纓處、皆飾以金。
玉簪。朱紘纓。玉以赤、白、青、黃、黑、相次
玉圭、長如冕服之圭。有脊並雙植文。剡其上。黃綺約其下。及有韜、金龍文
絳紗袍、本色領褾(袪去去改巽)裾
紅裳、如冕服內裳制。但不織章數
中單、以素紗為之。如深衣制。紅領褾(袪去去改巽)裾。領織黻文十三
蔽膝、隨裳色、本色緣、有玉鉤二玉佩、大帶、大綬、襪、舄、俱如冕服內制
（会典插图）

这次的皮弁采用的是永乐定制，但在具体细节方面采用了定陵出土的相关体制，比如大带、敝膝、舄等。因为嘉靖时期没有对皮弁的裳做过更改（也没有采用革带），对此，特意在后侧面的局部像中给出了裳的形象，在裳前后两片的连接接缝中，露出了舄和中单（白纱红缘边）。因为之前画过衮冕，所以上衣和裳的样子直接采用了衮冕的样子，这样节省了一部分劳力和时间。

画皮弁的最主要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皮弁的衣服腰简单一些（没有任何章彩），就算是自己偷了一个很大的懒吧！！！呵呵！！

看图吧！还是按照正、正侧、后侧、后的方式排列，局部给出图片：
（皮弁正面）

 


（皮弁正面--半身）

（皮弁正侧面）

（皮弁正侧面--半身）

（皮弁后侧面）

（皮弁后侧面--半身）

（皮弁后面）

 


局部说明：

皮弁，关于皮弁的资料更多的是参考定陵出土报告，会典的描述是：皮弁、用烏紗冒之。前後各十二縫。每縫中綴五采玉十二以為飾。玉簪導。紅組纓。根据这段描述加上出土报告和复原品，我主要是确定皮弁也有纮和缨，不止是缨而已（缨：冠上垂下用以在下颌打结固定冠的绳子，一般有穗；纮：从冠上的簪，经簪的小头（尖端）绕过下巴在簪的大头打结后，剩余的线头（装饰有穗）垂下的这样细条绳子）。具体看图：
（皮弁正面--皮弁）

（皮弁正侧面--皮弁）

（皮弁后侧面--皮弁）

（皮弁后面--皮弁）

 

 

 

 

 

圭：玉圭、長如冕服之圭。有脊，並雙植文。剡其上。黃綺約其下。及有韜、金龍文。与冕服镇圭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皮弁圭的一面有两条“脊”，所以又叫“脊圭”。形象如下：
（脊圭）

绛纱袍：红色，本色領、褾（袖口）、(袪去去改巽)（衣襟测边）、裾（衣襟底边）。

裳：前三幅后四幅，前後不相屬。共腰有襞積（就是衣褶，每幅三辟积），红色，本色綼（裳侧边）、裼（裳底边）。
（图，皮弁后侧面--裳）

中单：中單、以素紗為之。如深衣制。紅領褾(袪去去改巽)裾。領織黻文十三。

以下的图片只是本人以自己粗略估计的一个男体尺寸进行的简单介绍，如果各位要进行实践，请自行测量身材尺寸。本图仅供参考说明之用：
（衣服图示）

 

 

其他诸如敝膝（红色、无章彩）、大带、舄、袜之类的，和衮冕的并无很大差异，故此处不在赘述详细参考另外的一个关于衮冕的帖子。另外特别提醒：：：皮弁服中没有小绶和革带！！


最后还是那句老一套：转载请说明出处和作者，商用请联系作者：mgr25@163.com。

]]> 。。。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d4191901000cef.html#comment Sun, 25 Nov 2007 13:44:04 GMT+8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d4191901000cef.html 明朝衮冕复原图（衮冕详解 万历时期）作者mgr25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d4191901000cee.html 明朝衮冕复原图（衮冕详解  万历时期）

（终于画完了！）原创：明朝衮冕复原图（衮冕详解  万历时期）

沉寂了那么多天，一直在努力的用ps画画，为的只是完成自己的心愿，同时也和大家分享，欢迎大家积极发言啊！！由于自己所掌握的资料、知识和精力有限，再加上赶时间，难免有不到之处！！废话少说，看图先！

(正面)

（正侧面）

(后侧面）


（后面）



主要参考的资料有：《明会典》，由于万历时期的服制主要是遵从了嘉靖改制后的复制，故以嘉靖改制后的文字为主：
    嘉靖八年定
冠制以圓匡烏紗冒之。冠上有覆板、長二尺四寸。廣二尺二寸。玄表朱裏。前圓後方。前後各七采玉珠十二旒。以黃、赤、青、白、黑、紅、綠、為之。玉珩玉簪導、朱纓、青纊充耳、綴以玉珠二。凡尺皆以周尺為度。
衣、玄色。凡織六章。日月在肩。各徑五寸。星山在後。龍、華蟲在兩袖。長不掩裳之六章
裳、黃色。為幅七。前三幅。後四幅。連屬如帷。凡繡六章。分作四行。火、宗彝、藻、為二行。米、黼、黻、為二行
中單、素紗為之。青緣領、織黻文十二。蔽膝、隨裳色、羅為之。上繡龍一、下繡火三、繫於革帶
大帶、素表朱裏。上緣以朱。下以綠。不用錦
革帶、前用玉、其後無玉、以佩綬繫而掩之
圭、白玉為之。長尺二寸。剡其上。下以黃綺約之。上刻山形四。盛以黃綺囊。藉以黃錦
朱襪、赤舄、黃絛緣、玄纓結

之前的衮服制度：

洪武十六年定
冕、前圓後方。玄表纁裏。前後十二旒。每旒五采玉十二珠。五采繅十有二就。就相去一寸。紅絲組為纓。黈纊充耳。玉簪導
袞、玄衣黃裳。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章、織在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章、繡在裳
白羅大帶、紅裏
蔽膝隨裳色、繡龍火、山、文玉革帶。玉佩
大綬、六采、赤、黃、黑、白、縹、綠。小綬三色同大綬、間施三玉環
白羅中單黻領、青、緣(袪去去改巽)
黃襪、黃舄、金飾

二十六年定
袞冕十二章
冕、版廣一尺二寸。長二尺四寸。冠上有覆。玄表朱裏。前後各有十二旒。旒五采、玉珠十二。玉簪導。朱纓
圭、長一尺二寸
袞、玄衣纁裳。衣六章。織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裳六章。織宗彝、藻、火、粉米、黼、黻
中單、以素紗為之
紅羅蔽膝、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織火、龍山、三章
革帶、佩玉長三尺三寸
大帶、素表朱裏、兩邊用緣、上以朱錦。下以綠錦大綬、六采、用黃、白、赤、玄、縹、綠、織成、純玄質、五百首。小綬三色同大綬、間織三玉環朱襪、赤舄

永樂三年定
冕冠十有二旒。冠以皂紗為之。上覆曰綖。桐板為質衣之以綺。玄表朱裏。前圓後方。廣一尺二寸。長二尺四寸。【用周長】前後各十有二旒。每旒各五采繅十有二就。貫五采玉珠十二。赤、白、青、黃、黑相次。以玉衡維冠。玉簪貫紐。紐與冠武、並繫纓處。皆飾以金。綖以左右垂黈纊充耳。【用黃玉】繫以玄紞。承以白玉瑱、朱紘
玉圭、長一尺二寸。剡其上、刻山四、蓋周鎮圭之制。以黃綺約其下。別以袋韜之。金龍文
袞服十有二章。玄衣八章。日、月、龍、在肩。星辰、山、在背。火、華蟲、宗彝、在袖。【每袖各三】皆織成。本色領褾(袪去去改巽)裾。纁裳四章、織藻、粉米、黼、黻、各二。前三幅。後四幅。前後不相屬。共腰有襞積。本色綼裼
中單、以素紗為之。青領褾(袪去去改巽)裾、領織黻文十三。蔽膝、隨裳色、四章、織藻、粉米、黼、黻、各二、本色緣有紃施於縫中。其上玉鉤二
玉佩二。各用玉珩一。瑀一、琚二、衝牙一、璜二、瑀下有玉花、玉花下又垂二玉滴。瑑飾雲龍文、描金、自珩而下、繫組五、貫以玉珠、行則衝牙二滴、與璜相觸有聲。其上金鉤二。有二小綬、六采、以副之。六采、黃、白、赤、玄、縹、綠、纁質
大帶、素表朱裏。在腰及垂皆有綼。上綼以朱。下綼以綠。紐約用素組
大綬、六采、黃、白、赤、玄、縹、綠、纁質。小綬三色同大綬、間施三玉環、龍文、皆織成
襪、舄、皆赤色。舄用黑絇純、以黃飾舄首
（明会典插图）
（会典插图1）


（会典插图2）


  此外又结合了定陵出土报告，参考了服饰饰件尺寸与墓主人（万历）的身材比例，做了相应的修改，主要有：
 冕冠：基本是按照了定陵的复原图来做的，只是在旒的长度上自己稍微做了修改，以使之更加符合及肩的长度，只是对于黈纊(位于綖板之下左右)的形状没有基本的了解，手头的所有资料上又都看不清，所以给了最简单的解释，立方形.对于纮来说，也是在画的时候才发现纮的缨只是垂于一边的，但具体是左是右，遵从了历代画像的人物右边的样式，大胆猜测定陵出土报告中的纮缨的位置是画反了！！
（衮冕正面3冕冠）
（衮冕正侧面5冕冠）
（衮冕后侧面6衮冕）
（衮冕后面3冕冠）
（衮冕实物1）

（衮冕实物2）
（定陵冕冠复原1）

（定陵冕冠复原2）
（定陵冕冠复原3）

（定陵冕冠复原4）

 

 敝膝，虽然没有大图和正面图，但同时也参考了南京云锦研究所的复制品，更主要的是国王以前发过的有关敝膝和裳的帖子当中有关的描述：“长64.5厘米，上宽25．7厘米，下宽41．2厘米。上腰宽5．2厘米，1958年定陵地下宫殿出土，为万历皇帝棺内随葬物，现藏明十三陵博物馆。形制为梯形，上有腰。两侧及下部用红罗镶边，接缝处钉有蓝、黄、绿三色十二股丝绒编结而成的扁绦带。红素罗地，所缀龙、火二章为纱地绒绣，金线绞边。上部为一行龙，蓝色，三晕色；下部为三个桃形火焰纹。戗针绒线绣主体纹饰，绒包柱线钉轮廓，双金线钉边。 ”从敝膝的残物来看，龙为头向左侧的升龙，不知有无龙珠（我画的给加了），龙身四周有彩色云朵，其形象参考了明代的金地孔雀羽缂丝团龙补的复制件；下部有火纹三，都是水滴形，和裳上的形状一致。
（我的敝膝复原）

（定陵出土报告中的敝膝）

（定陵敝膝出土实物）


 裳，形制为裙型（改制后的）但主要是裳幅以及褶皱的数目，围上去以后各部位与身体的相对位置是怎样的。简单参考国王的帖子：“残长82．5厘米，残宽87厘米，腰宽8．27厘米，1 958年定陵地下宫殿出土，为万历皇帝棺内随葬物，现藏明十三陵博物馆。裙式，黄素罗地，六章直径均为5．7厘米。经密每厘米3 6根，纬密每厘米1 3根。腰有四层，内两层为罗，外两层为纱，下摆有罗贴边，宽5．5厘米。在裳的前片下部钉有绣于绢上的六章，左右相同，各二行，火、宗彝、藻为一行，粉米、黼、黻为一行。均以戗针绒线绣成，纹样内轮廓钉绒包柱线．外以双金线钉边。”以及定陵发掘报告的复原图，确定一下章纹的位置。六章的图案，参考了论坛里发过的十二章绣片，同时参考‘撷芳主人’的帖子中的部分纹饰。裳的长度应该及地或者只是剧地一寸左右，不应太短（从岐阳王世家画像可知），且裳位于玄衣之下，即穿在玄衣里面一层的。
（衮冕正面6舄裳六章小绶玉佩）

（衮冕正侧面4舄和裳）

（定陵裳图示）

（定陵裳出土实物）

 

        绶，尺寸和大小都来自定陵发掘报告的图文说明，由于没有彩色的图片，对于具体的颜色和丝织品的纹样进行自我发挥了，主要是绶的上面部分用五色的丝线织出菱形纹样，对此理解为直接的织成了菱形，而不是竖直的色彩菱形的暗纹。下部织成竖直的纹样，没有穗或者网。具体描述：大绶长方形，红黑地，顶部用织金纱缘边，下部织红、黑纬线相间隔，其上以红、黑、绿、黄、月白五色织菱形，下部纹样呈竖条形。在绶的上部，用五色（深红、浅红、黑、黄、绿）纱、罗做成扁条形长带，结成四方结，分上中下三排，上排两侧各一结，中间为双结；中排两侧各一结，中间无结；下排两侧及中间各一结。每结用丝线钉在绶上。小绶似圭形，其颜色、纹样与大绶对应位置相同，但其上不施结。大绶长65厘米，宽20厘米，顶部缘边宽2.5厘米，绶带宽0.7厘米。小绶长65厘米，宽9.6厘米，下部竖条形纹均长19厘米。
（我画的绶）
（衮冕后侧面4大绶和小绶）

（衮冕后侧面5绶结和三玉环的佩戴）

（衮冕后面5革带大带绶玉佩绶结玉环）

（定陵出土绶实物）

（定陵出土绶图示）

 

        玉佩，前不久发现了一个好的pdf电子书《定陵出土的明代玉器》，说的是定陵出土的玉制品，这其中当然包括了玉佩和圭了，我选用了其中最好，最珍贵的最大的一组玉佩样式。以金钩挂系在革带左右的孔上。具体描述：通常79.5厘米，共有玉饰件19件，分作7排。其玉饰有菱形、云朵形、多边形、长头花形、八角形、磬形、玉叶形等，玉饰之间穿系玉珠（全佩玉珠373颗）。
（我的玉组佩）

（玉佩佩挂在革带上的朝鲜国王冕服）

 

        圭：和衮冕相配套的圭叫镇圭，正面刻有四山，表示江山在握，刻纹描金。背面素面。以前看到论坛里有很多这样的描述，正面是四山，背面是两条脊，但按照《定陵出土的明代玉器》所讲，二者是完全不同的圭，两种纹样是分别刻在两个玉圭上的。跟从书上所说。
（圭）

（衮冕正面5圭）
附件：《定陵出土的明代玉器》圭

 

        革带，会典描述“革帶、前用玉、其後無玉”，定陵的革带大部分都是前后有玉的，且这样的革带应该是在最隆重的场合下佩戴的，所以衮冕的革带后面也用了玉；根据革带上的玉板数量和尺寸，确定革带为虚束，革带以黄色素缎包裹，带版共20块：三台，三块；圆桃，六块；辅、弼各一块；鱼尾，两块；方形后带版七块。根据出土的实物、典籍记载和朝鲜国王冕服的革带穿戴来看，应该在其腰部左右的位置有孔，以挂系玉佩。
（衮冕后侧面3大带革带和玉佩小绶的佩挂）

（衮冕后面4下半身）

（定陵革带正面）
（定陵革带背面）

 

 大带，主要是按照定陵报告中的具体尺寸大小绘制，素组的系结参照以前的双前结系法。
（衮冕正面4大带）

（衮冕正侧面3大带革带）

（定陵大带图）

（定陵大带实物）

（大带描述）

 

 

   其次是关于玄衣的问题一直都很多，关于具体的形制是朦胧的，也没有实物做参考，在这方面，主要参考了南朝鲜的国王冕服和岐阳世家的冕服，但两者同为亲王制，与皇帝的还是有很大的距离的，这样也结合了明会典中的衮冕插图（比较符合嘉靖改制后的制度），但会典的图与实际的玄衣及其章纹的比例是严重失调的，只能自己拿捏了！！
（玄衣的大致图样）
（玄衣示意图）
（衮冕正面2上半身）

（衮冕正侧面2半身）
（衮冕后侧面2半身）
（衮冕后面2半身）

 

会典中关于玄衣的描述：
      衣、玄色。凡織六章。日月在肩。各徑五寸。星山在後。龍、華蟲在兩袖。長不掩裳之六章。

 玄衣颜色：天玄地黄，我认为当用很深的青黑色，及其近似于黑色，从朝鲜国王的玄衣来看也是如此。至于袖边，裾边，衣侧边的颜色和衣服叶是同色了。
 玄衣尺寸：袖长要能挽回至肘，不像朝鲜那样短小；衣长，从岐阳王世家画像来看已经快及地了，但嘉靖改制的内容之一就是衣不掩裳六章图案，结合裳上六章的位置，估计玄衣应该长及膝盖或者稍微过膝。刚好露出裳的章纹。
（岐阳世家李文忠像）

（岐阳世家李贞冕服像）

（朝鲜王九章九旒服）

（朝鲜末期纯宗十二章）

 

 玄衣章纹：这是玄衣的最大难点，前面提到，虽然有明会典做参考，但是书里的衣服比例严重失调，章纹也是很抽象、简单的，只能做大致的参考。
（十二章纹样）

 日月比较简单，位置在肩上，左日，红色；右月，白色。

 星山在后，即背部，星位于山上，一共为五颗圆形的图案，从左至右分别为玄、红、黄、白、蓝，略微成弧形摆放。山的具体纹样也是一个大问题，定陵出土报告中的十二章纹样是圆领衮袍上的，但估计形状应该基本一致，但是没有彩图，只是大概的轮廓，所以结合朝鲜冕服的山来对皇帝的山纹进行配色，基本上是选用了金色的钩边，青绿的山体这种样式。
（我画的山）

 此四章的纹样依据性比较大，接下来的华虫和龙就不是那么明了了。
        华虫，虽然有定陵的纹样，但是根据玄衣的尺寸来说，稍微显得小了，在根据明朝历代帝后像中明神宗画像上的半个华虫图案来看，画像的华虫更有端庄华丽之美，所以，以此为依据，画出了华虫的纹样，但是只有半边，看不到华虫脚下的祥云，故而又从明光宗（距离万历时期最近）的画像上获得了祥云的纹样。华虫每袖三只，位于袖背部的下部。
（我画的华虫）

 龙，这是麻烦中的麻烦，按照中东宫冠图的图片，左右袖的龙应该为绛龙，且左右袖子一个龙头在袖正面，一个在袖背部。具体位子我安排在了袖子的中部偏两端的位置。为了找到何时的龙文的底样，翻遍了自己收藏的所有的龙的图案，终于在论坛里发过的两张明朝赐给日本的云龙九章袍料上，找到了比较中意的绛龙纹样。最后是龙的颜色，在查看了诸多明朝和朝鲜的衮服龙的形象以及颜色之后，确定龙选用金色，辅以红和少量的蓝绿。参考的配色资料为国外收藏的一件明代蟒袍。
（龙的纹样）

 

]]> 。。。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d4191901000cee.html#comment Sun, 25 Nov 2007 13:33:16 GMT+8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d4191901000cee.html 明 皇帝冠服 衮冕（更新修改）作者mgr25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d4191901000ced.html  
直接从mgr25的博客里拖过来了，嘻嘻。
 
明 皇帝冠服 衮冕（更新修改）作者mgr25
这次的修改主要针对的是革带大带敝膝和绶的佩挂问题，根据明会典所说：蔽膝、隨裳色、羅為

之。上繡龍一、下繡火三、繫於革帶。革帶、前用玉、其後無玉、以佩綬繫而掩之。
图示如下：
（会典插图）
所以对原来的图片重新作了修改，但是同时，因为革带虚束和实束的问题一直处于争论之中，所

以保持原来的图片，提供大家进行比较和参考。
修改后的图仍然按照贯有的方式，按照正、正侧、后侧、后的方式展示。同时对腰间的细部另外

给图，以做参考。
（衮冕正面修改）
（衮冕正侧面修改）
（衮冕正侧面修复--革带关系）

（衮冕后侧面修改）
（衮冕后侧面修改--革带关系）
（冠冕后面修改）
（衮冕后面修改--革带关系）

其次，想说明的主要是革带，定陵出土的革带中有后无玉耳前有玉，并且，有带方环圆桃的革带

出土，这些在平时的讨论中自己并没有仔细的去看过，但是在画之前仔细的看了有关于定陵革带

部分的介绍，才注意到这个细节，敝膝挂革带的问题也就解决了一半了，另一半是，敝膝上用来

挂在革带上的是钩还是丝带？这个问题目前我没有确切的答案，只是隐约记得，朝鲜时期的一本

类似于会典的书上明确的画着是金钩（原图原文已找不到），所以，简单的对敝膝进行了处理，

加了一对挂钩。
（定陵剪切图：带方环革带）

（文字说明）

这些就是这次所作的修改，希望对大家理解明朝皇帝冠服——衮冕有一定的帮助。如果有错误的

地方，请大家及时指出，我也好趁早改正。同时，欢迎大家踊跃讨论，转载请说明出处和作者，

商用请联系作者：mgr25@163.com。

]]> 。。。 历史人文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d4191901000ced.html#comment Sun, 25 Nov 2007 13:31:15 GMT+8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d4191901000ced.html 尚武、宽仁大度的武宗朱厚照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d4191901000ccm.html 尚武、宽仁大度的武宗朱厚照


    首先来看明朝人的记载：
    “正德四年，李公东阳首揆，焦芳次之；七年，李公仍首揆，杨廷和次之；十四年，杨公首揆，梁储次之。皆少师、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而杨与梁，又皆特进左柱国。四公皆同年，为一时之盛”。明孝宗最出色的地方就是对文官客气，大家通过这个记载来看正德对文官好不好呢？恩宠有加啊！
    何乔远在《名山藏》武宗本纪里说到：
    “我明传序于帝九世。英宗而上，皆尝经武遏乱。至于宪祖、孝考，文教熙洽，息马投戈。惟帝留意戎事，慨然有肃清海宇、鞭笞夷虏之志。郊畿之外，复见旄头虎豹之清尘焉迹，夫七萃之士，频从三洲之诗已奏而。辅导谋议之臣，不懈于内，奔走御侮之良，戮力于外。良民则俛首供饟饷，无所怨。咨节士则捐躯赴难，无顾悔。虽列圣功德之在天下，亦繇委托得人，纪纲不紊，无急酷之政以伤民心者矣。是以能保祖宗基业，以遗之后皇者欤。”
    杨一清夸赞正德：“主上之刚断，又岂近代人主之可及哉！”
    何乔远说：“一时近幸蛊上冲年，冀幸窃政，然觉败之后，即裁绳之，可谓天德之刚矣。”
    谈迁说：“然武宗权或自出，刘瑾前磔，钱宁后囚，凡百诛赏，不尽指授。”
    明史说：“武宗主德虽荒，然文明止于远窜，入关不罪张钦，其天姿固非残暴酷烈者比。”
    武宗本人，性格随和，不拘小节，较之其他皇帝并不残暴，这也是明清史家公认的。对于武宗的名言：假如我是抚按官，“决不如此怠慢”!陈洪漠就评价:“虽是戏言，亦可以仰见其弘人之度矣。”黄景昉对明武宗评论是：“武宗天性弘宽，即荒游默有操纵。如南巡日，布政姚镆误触龙舟，都御史王珝忿争黎珝，俱不怒释之。”
    这一段里都是著名的故事：
    “正德十四年九月戊戌
　　上南廵至臨清。山東諸鎮廵官皆從越三日，傳令進宴。宴具草畧，上視之，笑曰：“慢我何甚？”竟不怒。及宴，都御史王珝獻觴步緩，上目之。神周因怵珝，謂上意不測。明日復宴，都御史龔弘趨進自言姓名，蓋恐上誤以為珝也。江彬從旁厲聲叱之，冀併罪兩人。上不為動。時太監黎鑑家人，有以科歛得罪者。鑑惧悉所有以獻，復取償于有司。珝不可，鑑以頭觸之，遂相鬪爭。鑑泣愬于上，上曰：此必汝有求不遂耳，廵撫何敢輒辱汝也？“鑑語塞而退。蓋上廵幸所至，事每有容，且聽察不為左右所惑類此。 ”
    我把重点的一句话标出来“蓋上廵幸所至，事每有容，且聽察不為左右所惑類此。”显然朱厚照不是个只知道玩的皇帝。
    不知道大家是否了解水老鸭、佛郎机？正统之后明朝的武器发展就处于停滞期，这水老鸭、佛郎机都是正德大力推广的新式武器。就是弘治中兴，在这军事上也无甚光辉，武宗的好武，也不是只为了玩，只为了去砍一个蒙古人~《国榷》说他“自宣府至西陲，往返数千里，上却辇乘马，佩弓矢，冲风雪，历险阻，寺人病惫，上不以为劳也。”
    “惟帝留意戎事”这句话武宗担的起~
    而且武宗与少数民族的关系非常密切，就连朝鲜人也这样表示。

    有时我也觉得武宗过于贪玩了一点，他虽然不怠政，大事也不含糊，但是有时的确会因为玩耍而不视朝，有时又因为突然想起重要的事情，召群臣晚朝。的确不很规律。但是你若是想说武宗因为贪玩好色这些事情，把政局搞的一团糟，那才是不符合事实~
  ]]> 。。。 正德的那些事儿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d4191901000ccm.html#comment Tue, 20 Nov 2007 18:00:53 GMT+8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d4191901000ccm.html 明武宗正德朝的内阁成员一览~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d4191901000ccl.html 正德丙寅

刘健 丙寅十月致仕

李东阳 少傅兼太子太傅、户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历少师、太子太师、礼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壬申十二月致仕。

谢迁 少傅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丙寅十月致仕。

焦芳（泌阳） 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历少师、太子太傅、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庚午五月免。

王鏊（吴县） 吏部左侍郎兼学士。历少傅兼太子太傅、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己巳四月致仕。

杨廷和（新都） 户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历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

刘宇（钧州） 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庚午六月致仕。

曹元（含山） 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庚午八月免。

梁储（南海） 太子少保、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历少师兼太子太师、华盖殿大学士。辛巳五月致仕。

刘忠（陈留） 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历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辛未十二月致仕。

费宏（铅山） 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历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甲戌致仕。

靳贵（丹徒） 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历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丁丑四月致仕。

杨一清（安宁） 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历少傅兼太子太傅。丙子八月致仕。

蒋冕（全州） 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历少傅、太子太傅、谨身殿大学士。

杨廷和

毛纪（掖县） 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历少保、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

费宏 少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


    明朝政治中，除皇权之外，最重要的一股力量就是来自于内阁。内阁成员变动如何也匾额不过反应出当朝政局是否稳定。

    而由此可以发现，武宗朝的内阁，人才济济。从这个方面也明显可以看到，虽然前有刘瑾过激改革、又有二王叛乱，朱厚照贪玩好色，但是都没有对政局产生巨大的动荡。这需要正视。所谓“（杨）廷和为相，虽无能改于其（武宗）德，然流贼炽而无土崩之虞，宗籓叛而无瓦解之患者，固赖庙堂有经济之远略也。至其诛大奸，决大策，扶危定倾，功在社稷，即周勃、韩琦殆无以过。储虽蒙物议，而大节无玷。蒋冕、毛纪、石珤，清忠鲠亮，皆卓然有古大臣风。自时厥后，政府日以权势相倾。”更加别说还有个王守仁。说到王守仁又要说起王琼，虽然王琼日后因阁部之争与杨廷和不快，最后也受累于此，但是王守仁的许多政见得到了王琼的支持。“先是，先生（王守仁）平贼擒濠，俱王晋溪先事为谋，假以便宜行事”，王晋溪就是王琼。虽然看得到说他专断，但是的确办事果敢敏练、有才华，就是看明史里的传也可以了。

    我说这些的目的是让大家别总是把眼睛盯在武宗的政事之外，只拿他爱玩好色的事情来说，这其实挺无知的。略看看史料，就能发现，武宗虽然贪玩，但是没有办什么糊涂事。《剑桥明代史》里说：“他们（指《明史》编者）认为他统治时期的特点是大体上稳定，他的功劳在于在政府高级机构任用能干的文官们”这句话，能够引起大家的重视，就行。别拿着好色贪玩当作正德唯一的标签~这不合适~


 ]]> 。。。 正德的那些事儿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d4191901000ccl.html#comment Tue, 20 Nov 2007 17:48:23 GMT+8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d4191901000ccl.html 为什么说袁崇焕的被凌迟根本就不是冤案（转载）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d4191901000c8b.html 为什么说袁崇焕的被凌迟根本就不是冤案 

袁崇焕被凌迟的罪名在《崇祯长编》里记载得很详细：“谕以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种种罪恶。命刑部会官磔示，依律家属十六以上处斩，十五岁以下给功臣家为奴。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于二千里外，余俱释不问。”（《崇祯长编》卷三十七，崇祯三年八月癸亥，汪楫本）

付托不效：——崇祯对袁大人的“托付”很重。崇祯即位前的天启六年（1626年）辽饷虽然已增至七百万两，但到天启七年（1627年）明朝的财政还是有一百六十万两的亏空，可袁大人一出关就有——辽饷四百八十万，米一百八十万，另发内帑一百二十万、铠甲四十万具，红夷大炮十门，其他弓箭军械无数……可见，这个托付是多么“重”啊，而崇祯对于袁大人的四十余份奏章几乎是每每同意，少有异议只驳了两回，这可以看出崇祯对袁大人很信任。可袁大人怎么“效”的呢？崇祯驳他的两回就是不准他开马市，可袁大人保证他接济的蒙古喀喇沁部“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结果正好是这个部落给皇太极带路。后金入塞了袁大人指挥蓟西防御战，又保证“必不令敌越蓟西”，结果由于他瞎指挥，蓟西防线被不战而越过。而他保证“五年平辽”，结果是从1622年熊廷弼“坚壁清野”开始，明朝的辽东防御经历了王在晋、孙承宗、高第、王之臣、阎鸣泰等经略或督师，最后到袁大人放后金入蓟门足足有7年时间，在从1622年到1629年这么长一段时间就只有袁大人这一年多一点点出了大问题，这怎么不是“托付不效”？在北京保卫战中的袁大人的表现更是让崇祯看得生气，关宁军居然临阵退避，“承胤竟徙阵南避”，幸好京营出击才击退了后金军，京营伤亡了数百人，袁大人用巨额银饷堆砌出来的关宁军居然连京营都不如，而袁大人下狱以后竟然还哗变……

专恃欺隐：——“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必不令敌越蓟西”、擅杀毛帅，这些不算是欺隐吗？

崇祯在袁大人上奏要开马市后认为这是以粮资寇，于是连发诏书斥责曰：“据报西夷市买货物，明是接应东夷，藉寇资盗，岂容听许？” 袁大人抗辩提到蓟门防御但重点却是开马市，袁大人的核心意思是若不开马市“万一夷（喀喇沁）为向导，通奴入犯，祸有不可知者。”同时，袁大人还保证他接济的这些蒙古部落“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但崇祯驳回袁大人的上疏，崇祯强调：“西夷通奴，讥防紧要。奏内各夷市买布帛于东，明是接应，何以制奴？着该督抚严行禁止。”可袁大人还是置若罔闻。

而当时蒙古部落在辽东镇为后金筹集粮食已经不是新闻，崇祯知道这个事情，只是不点明而已，但袁大人却 “专恃欺隐”到置若罔闻地步实在是过分了。《明史记事本末补遗》记载：“翰林院编修陈仁锡使辽东，未出都，报建洲兵十万攻宁远，及抵关不见一骑，问之，曰往朝鲜矣。抵南台堡，知朵颜束不的为插汉卖买妇女，为建洲积谷，宁远武进士王振远陈国威入谒仁锡。曰：束不的居关外，阳仇插汉，其实妮之，又建洲娴也。驻宁远关外者六七千人，此地间市止二千人，卒不及备，可夜掩而杀之，傅介子所以斩楼兰也。建洲哨在束不的部内计四百余人，不将弓矢，……”朵颜束不的部早在 1627年就投降后金了，1628年九月崇祯争取过一次，但失败，而1629年三月，该部派出两千人的队伍来宁远买粮食，其中还有四百满人谍哨，不是为后金买粮食还能干什么？

另外，明朝设立的以都察院为主体的、自成体系的专门监察机构，号称“风宪”衙门。明太祖又升都察院的品级，设左右都御史为主官，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左右佥都御史次之，都御史号称“总宪”。袁大人的头衔是：“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是个正二品风宪官。但《大明会典》规定：“凡调度军马、区画边务、风宪官皆无得干预。其相见相待之礼、尤须谦敬。如总兵镇守官有犯违法重事。须用体复明白、指陈实迹、具奏请旨。不许擅自辱慢。其军职有犯。具奏请旨、已有定例。风宪官巡历去处、亦须以礼待之。”袁大人斩毛帅不请旨怎么不是“欺隐”？

而且毛帅是持尚方宝剑的钦差，官拜左都督，是一品大员，袁大人才二品，即便也有尚方宝剑也斩不了毛帅。明代巡按奉有“尚方宝剑"，所以极权威，可以“大事奏裁，小事立断”(《明史-职官志二》卷七十三)。对于地方各省五品以上大员可以据实“参纠”，六品以下官员“贪酷显著者"当即拿问(《大明会典》卷二一)。随随便便就杀了一个有天子剑的戍边大帅，连尚方宝剑都不放在眼里，这不是“欺隐”是什么？

以市米则资盗：——崇祯在袁大人上奏要开马市后认为这是以粮资寇，于是连发诏书斥责曰：“据报西夷市买货物，明是接应东夷，藉寇资盗，岂容听许？” 袁大人抗辩提到蓟门防御但重点却是开马市，袁大人的核心意思是若不开马市“万一夷（喀喇沁）为向导，通奴入犯，祸有不可知者。”同时，袁大人还保证他接济的这些蒙古部落“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但崇祯驳回袁大人的上疏，崇祯强调：“西夷通奴，讥防紧要。奏内各夷市买布帛于东，明是接应，何以制奴？着该督抚严行禁止。”可袁大人还是置若罔闻。看看崇祯是否同意袁大人开马市？袁大人不仅是擅开，而且是强开……

以谋款则斩帅：——首先，按照明朝的体制袁大人杀不了毛帅；其次，袁大人也不该杀毛帅，他杀毛帅以后使明朝辽东战局急转直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窘迫境地，导致了一系列的严重后果。

按照《大明会典》的明文规定，袁大人根本没有资格杀毛帅，而且不论毛帅有无过错，就是有天大的过错，袁大人仅杀毛帅一项就可以被凌迟了。

明朝设立了以都察院为主体的、自成体系的专门监察机构，号称“风宪”衙门。明太祖又升都察院的品级，设左右都御史为主官，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左右佥都御史次之，都御史号称“总宪”。

袁大人的头衔是：“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是个二品风宪官，虽然他这个官位不低，可按照《大明会典》里祖制之规定，他是杀不了毛帅的~！

《大明会典》里对于犯事的总兵之处置是有严格规定的——“凡调度军马、区画边务、风宪官皆无得干预。其相见相待之礼、尤须谦敬。如总兵镇守官有犯违法重事。须用体复明白、指陈实迹、具奏请旨。不许擅自辱慢。其军职有犯。具奏请旨、已有定例。风宪官巡历去处、亦须以礼待之。”而即便袁大人有“尚方宝剑”也没有用，因为持有“尚方宝剑”并非意味着想杀谁就杀谁。

明代巡按等都奉有“尚方宝剑"，具备极大的权威，但却是只能“大事奏裁，小事立断” (《明史•职官志二》卷七十三)。对于地方各省五品以上大员可以据实“参纠”，六品以下官员“贪酷显著者"当即拿问(《大明会典》卷二一)。而毛帅官拜左都督不仅是一品大员，且为东江镇的总兵镇守官，还是同样赐了“尚方宝剑”的节将，袁大人如何能杀得了毛帅？

按照《大明会典》的明文规定：“如总兵镇守官有犯违法重事。须用体复明白、指陈实迹、具奏请旨。不许擅自辱慢”可袁大人居然杀了毛帅，这是严重的违制，完全是私刑，视国家法典为无物，是完全置若罔闻的自行其事，实属胆大妄为之举。

崇祯在袁大人出关时分别收回了王之臣和满桂的“尚方宝剑”，但却有意没有收会毛文龙那把。而袁大人的官衔里只有“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却没有毛帅的东江镇，崇祯这种安排和部署就是不让袁大人干涉东江镇的事务，所以袁大人杀毛帅完全是越权，且视皇帝的安排和部署为无物，连持有“尚方宝剑”的钦差都敢擅杀，已经属于“大逆不道”、“谋危社稷”的重罪，仅此在《大明会典》中就已经属于凌迟之罪了。

综上所述，袁大人杀毛帅是藐视王法和圣意的大逆不道之举。

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是说袁大人瞎指挥的蓟西防御战。

袁大人于榛子镇接到崇祯圣旨，得调度指挥各镇援兵之权，这个情节也很重要，为蓟门守将刘策洗清了不小的冤情，因为后来的解读多说刘策不会用兵，导致蓟门失手后来还冤枉了袁大人……但事实是袁大人获得指挥权，但却瞎指挥，害得蓟门守将都被连累。十一月初九，袁大人到了蓟州顺天府。十一月初十，袁大人上疏崇祯，曰：“入蓟州稍息士马，细侦形势，严备拨哨，力为奋截，必不令敌越蓟西”。（《明实录》十一月丙申）其中这个“必不令敌越蓟西”是袁大人继“五年平辽”、 “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后又一经典……

袁大人上疏后便开始部署蓟州防御。此时，蓟辽总督刘策和各路兵马汇集蓟州。蓟辽总督刘策驻地是在密云，昌平总兵尤世威原来是驻守昌平的。十一月初九，刘策率军援守蓟州，尤世威而防通州蓟州两地之间，但袁大人却将兵力分散布防于蓟西各地，他令刘策回守密云，命尤世威回防昌平，许多史料都记载了袁大人这个部署：

“保定总督刘策兵亦至，令其守密云。”崇祯二年十一月已丑《怀宗实录》
“保定总督刘策兵亦至，令还守密云。”崇祯二年十一月已丑《崇祯实录》
“令刘策着还镇，调度诸将，分信防守密云。”《崇祯长编》

朝野对袁崇焕战守布置非议甚多，孙承宗更指出集中兵力紧守蓟州三河一线为要务，否则敌人越蓟州三河则可直扑北京。事实证明，由于保定兵和昌平兵的远去，蓟州防备兵力严重不足，连起码的侦防也做不到，结果皇太极轻易越过蓟州直趋北京，袁大人直到十一月初十四才发觉方提兵追赶，被朝庭寄与厚望的蓟西防线竟不经一战便完全失效。在崇祯得知蓟西防线不战而被越过以后已经对袁大人失望之至，怒斥道：“不先行侦防，任胡骑逞狂！”所以，后来才罗列了以上等等的罪状。

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明朝自于谦起就立下了援兵不得进城的规矩，而袁大人带着和后金议和的喇嘛僧，还要坚请入城，这不是给“擅款”找口实吗？而且皇太极根本就没有议和的诚意，作为各路大军的统帅，在后金军已经攻打和劫掠到京师的时候还想着“议和”，这不荒唐吗？其裹挟喇嘛僧坚请入城不是 “议和”又为了什么？而他下狱以后，其部下居然哗变，两朝廷和皇帝的命令都不听，只看袁大人的手书，这完全是养似兵的表现。

另外，袁大人的定性文件中，把袁大人出关以后为后金张罗的一切都包括进去了，但就是没有“通敌”、“谋叛”等字样，丝毫没有提及那个虚构的“反间计”足以说明那个“反间计”是满清御用文人胡诌的，崇祯因袁大人的作为剐了他并不奇怪。

请问，其中哪一条哪一款是冤枉了袁大人的？

更可恶的是袁害怕罪行被清算做出的举动：

“甲辰，召袁崇焕、祖大寿、满桂、黑云龙及兵部尚书申用懋于平台。崇焕不自安，留中使于营，自青衣玄帽入。先张皇敌势耸朝臣，冀成款议。见上亦然。上慰谕久之，崇焕惧上英明，终不敢言款。第力请率兵入城，不许。赐貂裘银盔甲。满桂解衣示创，上深闵之。俱同出。”
　　——《国榷》第九十卷，第5505页

　　“甲辰，召袁崇焕、祖大寿、满桂、黑云龙及兵部尚书申用懋于平台。崇焕不自安，留中使于营，自青衣玄帽入。至朝中，张皇■■惧朝臣冀成款。及见上，上慰谕久之，崇焕惧上英明，终不敢言款。第力请率兵入城，不许。赐貂裘银盔甲。满桂解衣示创，上深闵之。命与同出。”
　　——《崇祯实录》第2卷，第70～71页

　　两则记载大同小异，都是讲袁崇焕第一次平台召对的情况，有几点值得注意：1、袁崇焕一开始很不安，并不愿入城，甚至还留下太监为人质。 “崇焕不自安，留中使于营”，中使就是太监的意思。2、袁崇焕进城后拼命宣传清军势大，要求朝廷议和。“先张皇敌势耸朝臣，冀成款议。见上亦然。”3、皇上因为有人质在袁崇焕手中，对袁特别好，“慰谕久之”，使得袁崇焕放松了警惕，为他第二次进城被抓埋下了伏笔。

　　对古文不好的同胞来说，《明季北略》的相关记载也许更加易懂一些：

　　“上命内监招崇焕。崇焕恐事泄，乃曰：‘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上既任我，自有处分，何须又召，得无听细人之言罪我乎？必欲进见，须金、王二监出质，始可回奏。’上命二监出城，崇焕令军守韦公寺，自易青衣入见。上解貂裘及银甲胄赐之，乃退。”
　　——《明季北略》第5卷，第118页

　　而袁崇焕被抓是第二次进城，明朝史书的相关记载如下：

　　“十二月辛亥朔……，召袁崇焕、祖大寿、满桂、黑云龙于平台，崇焕方遣副总兵张洪谟等蹑■，闻召议饷，乃入见。上问以杀毛文龙，今反逗留，何也？不能对。命下锦衣狱。赐桂等馔，随太监车天祥谕慰辽东将士。”
　　——《崇祯实录》第2卷，第72页

　　这里有三点值得注意：1、崇祯吸取了上一次平台召对要人质的教训，是以“议饷”的名义将袁崇焕骗进城的。2、袁崇焕这次没要人质，可能是上次召对时“上慰谕久之”而放松了警惕，觉得皇上是小孩好骗，（不要忘记当时崇祯才17岁，确实只是个孩子）3、袁崇焕一进城就被抓，说明这次逮捕行动是蓄谋已久的。

　　综观逃过满清篡改的史书所记载的袁崇焕两次平台召对被最后被捕的过程，我们可以得出四点结论：

　　1、袁崇焕确实不想进城。当被召时非常不安。明朝史书记载“崇焕不自安”、“崇焕恐事泄”，以至于要留下太监为人质才肯进城。那么，他到底为何“不自安”？又有什么事情害怕泄露呢？一般人见皇上是莫大的荣耀，可袁崇焕却怕成这样，究竟是为什么呢？

　　2、袁崇焕第一次进城没有被抓，是因为留下太监做人质的缘故。有些袁粉说：笑话，太监是什么东西也可以做人质？却不知道太监在明朝是皇上的近臣，地位很高，要求太监做人质对皇上来说是非常无理的行为。

　　3、袁崇焕进城后的表现极不正常，他拼命宣传清兵如何强大，要求朝廷订立城下之盟。“张皇敌势耸朝臣，冀成款议。见上亦然”，请问这是一个在满清兵临首都，一个方面军总司令应该做的事情吗？这是一个“民族英雄”的所作所为吗？

　　4、最关键的一点，袁崇焕是两次进城而非清遗们通常所说的一次。他第一次留了人质进城后，皇上对他特别好，“慰谕久之”，使他放松了警惕，认为皇上好骗，第二次就没有留人质进城了，被皇上当场拿下。袁崇焕第二次进城并不能证明他不是汉奸，因为已经有了第一次的黑记录，只能说明皇上大智大勇，智擒国贼，使得北京转危为安。皇上擒拿魏公公，用的是同样的方法，先态度特别好使之放松警惕，然后下狠手擒之，魏公公也是束手就擒的，难道可以因此来说明魏公公忠君爱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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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崇焕和满桂的恩怨，则要从宁锦大捷说起。当时黄太极猛攻锦州，袁崇焕作为辽东巡抚，躲在宁远城里毫无办法，且与监军纪用一起下令不许出战，任凭赵率教在锦州苦苦支撑，浴血死守。这种情形，像极了甲午日清战争中，卖国贼李鸿章对北洋水师所谓“如违令出战、虽胜亦斩”的荒唐命令。只是在锦州破在旦夕的时刻，满桂将军公然违抗袁的不抵抗命令，主动出击，冒死以救锦州。经过满桂的血战，再加上后金军猝不及防（没料到明军敢出动出击），才有了宁锦大捷。现在的有的满族学者为袁辩护，说袁不是不想打，而是想等敌人攻城疲劳了再打，可是当时锦州城都快破了，袁崇焕还是无动于衷，说明他当时已经被后金军吓破了胆，除了死守保命，已经无法再做其他事情了。这些满族学者好歹读了一点书，只敢从动机上为袁辩护，而某些人更加不学无术，无知者无畏，竟然将满桂将军违抗袁崇焕命令，冒死出击后取得的辉煌战果，统统加在袁崇焕的头上。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歪曲基本史实，抹杀民族英雄满桂将军死战博来的不朽功勋，去为他们崇拜的汉奸涂脂抹粉。

宁锦大捷后，魏忠贤论功行赏，升了血战有功的满桂、赵率教的官，而罢免了畏敌避战，不救锦州的袁崇焕。这里要说一点题外话，就是魏忠贤这个人，由于他和控制舆论的文官集团的矛盾，他的坏处被无限放大了。其实，魏忠贤在事关国家民族存亡的大事上，还是很讲原则的，魏忠贤并没有因为袁崇焕在宁远城给他修生祠而放过他在宁锦之战中的怕死避战之罪，也没有因为毛文龙上书力保和他作对的东林党人而处分毛帅，这也是为什么天启朝后期关外局势一直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的原因（这种趋势直到袁崇焕第二次起复全面掌权后才发生逆转）。天启朝最大的战争失利，是袁应泰丢掉辽阳。而袁应泰之所以被起用，是因为之前的督师熊延弼遭到了文官集团的弹劾，当时魏忠贤还未掌权。辽阳失陷后魏忠贤查办了许多当初弹劾熊延弼的文官，固然有打击文官集团的私心，但这事做的也不错。而后魏忠贤立刻起用熊延弼为兵部尚书，之后王化贞失陷广宁，同在关外的熊延弼也受到株连，被传首九边。这里杀熊延弼也非魏忠贤的私心，熊延弼受到王化贞的拖累而被杀，可谓于情可悯，于法难恕，九堂会勘定案，实无免死之理，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最多他没有因为熊延弼是自己的私人而力保他，但也不能算多大罪过。之后魏忠贤连接起用的兵部尚书赵南星、孙承宗等，都是直臣、能臣，而且是和自己作对的；只是到了天启晏驾前为了抢班夺权，才临时起用了自己的私人崔呈秀。这些说明魏忠贤至少是爱国的，而不像袁崇焕那样为了个人利益就去出卖自己的祖国。

但是袁崇焕却小鸡肚肠，在被罢官后不是深刻反省自己的误国之罪，而是恨上了满桂，认为是满桂违令出战才导致自己被罢官。所以在他重新上台以后，处处和满桂作对，将满桂打成王之臣一党，将他降职调往山西大同。满桂作为为大明立下无数奇勋的猛将，在毛文龙死后是奴酋最为畏惧的明军将领，却被调离抗奴前线。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袁崇焕为了私怨，而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

可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崇祯二年，当袁崇焕引清兵入寇，皇太极率倾国之兵直扑北京时，当时袁崇焕率领着他1 万5千关宁军（非金爷爷小说中的9000人）在后面装摸作样的尾随，仿佛清军的后援部队。此时，满桂奉诏率领5000兵马进京保卫，也正是他的进京，使得明朝晚灭亡了十五年。当时明军与清军在北京城下大战，有两战不得不提，便是德胜门之战和广渠门之战。德胜门之战是满桂5000本部、侯世禄5000本部和 1万多京营，对阵皇太极亲自率领的6万主力，是北京保卫战的主战场。可惜近人一些吹捧袁崇焕的奇文（如金爷爷《袁崇焕评传》、方舟子《功到雄奇即罪名》、满学会会长阎崇年的讲座等），为了吹捧他们崇拜的汉奸，竟然昧着良心只字不提满桂将军的德胜门之战，歪曲历史、春秋笔法到了丧尽天良的地步，让人对他们的学术品行感到非常不齿。
 
满桂将军在德胜门与皇太极血战数日，大小二十余战，虽然因为兵力的悬殊未能取得胜势，但沉重打击了清军的嚣张气焰，使得黄太极一举占领北京的计划破产。在一次战斗中，满桂因为兵少不支，退往广渠门附近，想要袁崇焕的部队接应，袁崇焕不但不接应，反而突放冷箭，妄图射死满桂，这便是震惊朝野的“袁崇焕通敌射满桂”事件。关于这次事件，在文化界占主流地位的满族历史学家一直说这是皇太极的反间计，为他们的“民族英雄”袁崇焕开脱。但是我并不这么认为，因为满桂是长年在抗奴战争拼杀出来的名将，宿将，是大明后期抗奴正面战场上的中流砥柱，智勇双全，并不是一点点反间计就可以骗得了的。如果他像杜松、刘梃那样有勇无谋，早被黄太极灭掉了。《明季北略》也明确写到“清兵攻南城，崇焕复不战，独满桂以五千人与清一日二十战。清兵益盛，桂不支而走，经袁营，竟不出救。俄桂中流矢五，三中体，二中甲，拔视，乃袁兵字号。桂初疑清将反间，伪为袁号耳。及敌骑稍远，细审，果为袁兵所射，大惊，入奏。”说明满桂不是没有怀疑是反间计，是有了确凿的证据证明了是袁军射他，才“大惊，入奏”。这位赤胆忠肝的将军怎么也没有想到，袁崇焕竟然会在战场上公然倒戈，公然帮助满清射杀自己。

而还有其他原因显示满桂所中之箭确为袁崇焕所射。满桂与袁崇焕积怨从宁锦之战开始，已由来已久。而崇祯二年，袁崇焕在黄太极的胁迫下引敌入寇，原指望出奇不意，一战成功，做个从奴入关第一人。但大同总兵满桂星夜驰援，使黄太极无法立刻攻克北京，而各路勤王兵还在不断向北京集结，满桂不除，则北京难以骤下，时间越拖对清军越不利。袁崇焕与满桂原本就有很深的私怨，此时又害怕清兵败退，自己通敌的事情就会败露，所以更加急迫地欲除掉满桂，袁崇焕射杀满桂是有着充分的动机，而他也确实射了。主观动机和客观结果都证明了“袁崇焕通敌射满桂” 的基本事实。

并非反间计的原因还在于，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满桂也是在和清军血战20多次，偶然退往袁营求援。清军不可能预料到满桂正好退往袁营。这完全是突发性的事件，仓促之间肯怕很难定下这样高明的嫁祸之计。更何况，袁崇焕射满桂还可以被赖成是反间计，那他拒不救援满桂，坐视满桂败亡，难道也是反间计不成？纵然他能够在满族学者占据主流的文化界吹捧下，成为万人景仰的英雄，也总有一天会被揭穿他的真正面目。

说完了德胜门之战，顺便说一下广渠门之战。这场战斗被阎崇年、金庸等人形容得天花乱坠，全然不顾袁崇焕15000关宁军面对的仅仅是正白旗2000游兵和数千被裹胁参战心无斗志的蒙古军队，而与黄太极主力血战的是满桂军的基本史实也被他们给抹杀。即使是这样，袁崇焕的部队竟然有三分之一在副将王承胤带领下临阵逃跑，这就是袁崇焕竭天下之饷练成的“关宁铁骑”的真实写照。

最后提一下满桂将军的死，历来有三种说法，第一种，满清官修史书《明史》认为，满桂是崇祯促战而死，是被崇祯逼死的。然而众所周之，清朝篡史、改史是非常严重的，是最不可信的历史。他们这么写无非是想证明崇祯是一个昏君，无道而失国，进而证明满清取代明朝合法性，所以这种说法是不可信的。第二种，《辽海丹忠录》则说满桂在城楼上看见满清一位王爷出阵窥探我军，下城追击，中伏而死；这种说法过于戏剧化，显然是小说家言，更不可取。

我认为最可信的说法是第三种，也是《崇祯实录》、《国椎》等大部分明朝信史的说法，满桂将军是在和清军的血战中，箭疮迸发而亡。而史书中所载满桂所中的六箭，正是袁崇焕所射，袁崇焕正是害死民族英雄满桂将军的凶手。满桂与袁崇焕的恩怨就以这样的方式画上了句号。然而天道好还，报应不爽，满桂虽死，忠魂长在。各路勤王军进逼北京，黄太极只好退兵，而袁崇焕也被凌迟处死，在北京人民的唾弃中结束了可耻的一生。当时北京流传着这样一首诗：“囊疮转斗欲吞胡，报主宁嫌一命狙。血战已看奴胆落，移兵不敢近皇都。”既点明了满桂将军的死因，是箭疮迸发而亡。同时也说明了北京能转危为安，是满桂血战之力。正是满桂将军浴血奋战，威震敌胆，才使得明朝晚灭亡了十几年。

一个民族有了英雄人物不知道尊敬，是可悲的。而今天，自“甲申国难”以来已是走过了整整三百六十二个春秋，那个民族的文化依然统治着亿万人民的心灵，曾经雍容自信、开放文明、有着数千年辉煌历史的伟大民族，被改造成一群残忍嗜杀、愚昧麻木的阿Q们。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为之痛心疾首而又无可奈何。那个民族的语言成为国语，那个民族的戏剧成为国粹，那个民族的服装成为唐装，那个民族的文化成为中国的传统文化……而那个民族能有今天的最大恩人，则被当成中国最大的英雄来礼顶膜拜，在谎言充栋的历史教科书里，在荒唐离奇的“历史正剧”中，在满口胡话的阎崇年之流的嘴上，一个曾被北京人民生吞活剥的汉奸，终于被成功打造为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而正真的英雄，却被人唾弃如毛文龙，被禁止宣传如岳飞，被永远地封印在历史的尘土中如满桂将军！

满桂将军永垂不朽！
  ]]> 。。。 历史人文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d4191901000c8a.html#comment Fri, 09 Nov 2007 16:36:25 GMT+8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d4191901000c8a.html 介绍一则关于明遗民对待明衣冠的态度的资料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d4191901000c89.html 介绍一则关于明遗民对待明衣冠的态度的资料

    “代表明代衣冠服制特色的网巾成为各种冲突与紧张的交会点。明亡之后，有几篇画网巾的故事，写一个人被押之后，网巾被没收，这位不知姓名的先生要他的两个仆人为他画网巾于额上，他的理由是“网巾则我太祖高皇帝创为之也”「《画网巾先生传》，《戴名世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页169-170]。“网巾”之所以成为一件富有高度象征意义的物品并不是偶然的。发制的不同，本来就是种族之间的重要差异，清初实行剃发令之后，明代的网巾当然派不上用场，不愿剃发的人只好戴着帽子遮掩。所以有一则故事说，一群小孩追着一个遗民后面叫嚷“破帽换糖”时，弄得那位遗民窘迫万状，怕破帽摘下来后会露出网巾及额发。关于这方面，最生动有趣的文献应该是安徽贵池刘延零的《十二弃诗》了，弃哪十二种东西呢?“曰网巾，日方巾，日儒巾，曰管，曰纱帽，曰襕衫，曰条，曰长衫，曰官服，曰裙，曰网圈，曰网绳。”(《汇辑》，页1020)这十二种东西都是明代士人的衣饰，刘氏当然是以悲怆的心情在写这首诗，哀悼十二件最能代表明代士人身份的衣饰。因为平时看不到网巾了，所以有人便把高丽贡使进入北京时的服饰当作一件了不得的大事:“独高丽使者至，则裹网巾，着纱帽，朱袍方袖束带坐，长上入朝。都人叹息，以为汉官盛仪。”(同上书，页1190)也有不少人选择不再进入代表现实政权的政治空间。晚明绅缙横行，包揽词讼、干预官府的风气极盛，不过我们也看到一些零星的记载称赞某些人不轻入县庭。他们的举动代表一种对士绅风气的反省与不满。在明代只是零星出现的例子，到了清初却相当之多。譬如凌云，他是广东韶州仁化人，天启丁卯举人，崇祯庚辰会试进士，授河南府推官，国亡之后，他“足不入宫府”(《汇辑》，页702)。广东新会的梁奇显，天启丁卯举人，《胜朝粤东遗民录》说他在国变之后，“足迹不涉公庭，见者不知其曾为(明)官也”((汇辑》，页695)。广东西宁的梁伟栋，崇祯壬午年荐明经，国变之后“终身未尝谒长吏之庭”(《汇辑》，页697)。广东文昌的陈是集，也是“刺不入公庭”(《汇辑》，页758>。广东顺德欧主迈也一样是“绝迹公门”(《汇辑》，页1024)。”





--《清初士人的悔罪心态与消极行为--不入城、不赴讲会、不结社》 王汎森





]]> 。。。 历史人文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d4191901000c89.html#comment Fri, 09 Nov 2007 15:29:33 GMT+8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d4191901000c89.html 清太祖死于宁远之战之不确 孟森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d4191901000c7x.html 清太祖死于宁远之战之不确
孟森遗著
    稻叶岩吉《清朝全史》引朝鲜人记载云:我国译官有韩瑷者，随使命入朝，适见袁崇焕，崇焕悦之，请其至所镇。瑷于其军事节制，得以尽见。然军中甚静，正见崇焕与二三幕僚相与闲谈。及贼报至，崇焕乘轿至敌楼，又与瑷等论古谈文，略无忧色。俄闻炮一鸣，声震天地，瑷惧不能仰首。崇焕笑曰:“贼至矣”。乃开窗视之，贼兵己蔽野而来。城中寂然无人声。是夜，贼入外城，盖崇焕预空外城，为诱人之地。矢石俱下，战方酣，每雉堞间，推出甚大甚长之木柜，半在堞内，半悬城外。柜中实伏有甲士，俯而下掷矢石，如是者数次。城上每堞投枯草油物无数。须臾地炮大发，土石俱扬，火光中见胡人人马均腾空，乱堕无数，贼大挫退。翌日早，见贼队拥聚大野之一边，状如一叶。崇焕即遣一使，备礼物为赠，谢之曰:“老将久横天下，今日败于小子，岂非数耶?”奴儿哈赤亦先己负重伤，及见此礼物名马，并其谢词，且约再战之期，因愤恚而死。
    《东华录》:天命十一年(天启六年)正月，亲征明。锦州、松山、大凌河、小凌河、杏山、连山、塔山七城守将，焚庐舍粮储遁。大军至宁远，明总兵满桂、道员袁崇焕、参将祖大寿固守，攻之不克。(蒋录)
    又二月千午，上至沈阳，谕诸贝勒日:“朕自二十五岁征伐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何独宁远一城不能下耶?”不怿累日。(王录)
    《太祖高皇帝实录》:天命十一年正月乙巳朔。戊午(十四日)上率诸贝勒大臣统兵征明。庚申，次东昌堡。翌日，渡辽河。军分左右翼，排列旷野，一翼直届南海岸;一翼越辽东至广宁大路，前后相继，络绎不绝，莫测首尾，旌旗剑戟如林。前锋精锐至西平堡，获明谍者讯之，知明右屯卫守兵千人、大凌河兵五百人、锦州城兵三千人。此外，人民随地散处。大
军兼程而进，至右屯卫。其城守参将周守廉率军民已遁。明舟运之粮积贮海岸上，留将八人，统兵卒四万，命悉移贮右屯卫。大军前进。明锦州城守游击肖升、中军张贤、都司吕忠、松山参将左辅、中军毛凤翼及大凌河、小凌河、杏山、连山、塔山七城守将军民，闻我军至，皆震慑，焚其庐舍粮储而遁。丁卯(二十三日)，大军至宁远。越城五里，横截山海关大路驻
营。纵所俘还，俾入宁远城，告曰:“汝等此城，吾以兵二十万来攻，破之必矣。城内官若降，吾将贵重之，加豢养焉。”宁远道袁崇焕答日:“汗何故遽尔加兵耶?锦宁二城，汝国既得而弃之。以所弃之地，吾修治而居，宁各守其地以死，詎肯降耶?且汗称来兵二十万，虚也，约有十三万，我亦不以来兵为少也。”上欲攻城，命军中备攻具。戊辰(二十四日)，我兵执楯薄城下，将毁城进攻。时天寒上冻，凿穿数处，城不堕。军士奋勇攻击间，明总兵桂满、宁远道袁崇焕、参将祖大寿婴城固守。火器炮石齐下，死战不退，我兵不能攻，且退。翌日再攻，又不能克而退。计二日攻城，伤我游击二人、备御官二人、兵五百人。庚午，闻宁远城南十六里外侮中有觉华岛，其山海关外兵丁粮刍俱舟运于此。上命吴纳格率所部八旗蒙古，更益满兵八百，往取觉华岛。我兵至，见明守粮储参将姚抚民、胡一宁、金观，游击季善、吴玉、张国青，统兵四万营于水上，凿冰十五里为壕列阵，以车楯卫之。我军夺壕口入击之，遂败其兵，尽斩之。又有二营兵立岛中山巅，我军冲入，败其兵，亦尽歼之。焚其船二千余，并所积粮刍高与屋等者千余所。乃还与大军会。辛未，上还军，至右屯卫，悉焚其粮。只月甲戍朔，壬午，上至沈阳。上自二十五岁起兵以来，征讨诸处，战无不捷，攻无不克，惟宁远一城不下，不怿而归。
    《明史·袁崇焕传》:崇焕之东巡也，请即复锦州、右屯诸城，孙承宗以为时未可，乃止。至天启五年夏，承宗与崇焕计，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缮城郭居之，自是宁远且为内地，开疆复二百里。十月，承宗罢，高第来代，谓关外必不可守，命尽撤锦、右诸城守具，移其将士于关内。督屯通判金启倧上书崇焕曰:“锦、右、大凌三城，皆前锋要」也，倘收兵退，既安之民庶复播迁，已得之封疆再沦没，关内外堪几次退守耶?”崇焕亦力争不可，言:“兵法有进无退，三城己复，安可轻撤?锦、右动摇，则宁、前震惊，关门亦失保障。今但择良将守之，必无他虑。”第意坚，且欲并撤宁、前二城。崇焕曰:“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第无以难，乃撤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守具，尽驱屯兵入关，委弃米粟十余万，而死亡载途，哭声震野，民怨而军益不振。崇焕遂乞终制，不许。十二月，进按察使，视事如故。我大清知经略易与。六年正月，举大军西渡辽河。二十三日，抵宁远。(日期与太祖实录合)。崇焕闻，即偕大将桂(满桂)，副将左辅、朱海，参将大寿(祖大寿)，守备何可刚等，集将士誓死守。祟焕更刺血为书，激以忠义，为之下拜，将士咸请效死。乃尽焚城外民居，携守具入城，清野以待。令同知程维模话奸，令同知程维楧诘奸，通判启倧具守卒食，辟道上行人。檄前屯守将赵率教、山海守将杨麒，将士逃至者悉斩，人心始定。明日大军进攻，载循穴城，矢石不能退。明日，大军进攻，载楯穴城，矢石不能退。崇焕令闽卒罗立，发西洋巨砲，伤城外军。明日，再攻，复被却，围遂解，而启倧亦以然砲死。启倧起小吏，官经历，主赏功事，勤敏有志介。承宗重之，用为通判，核兵马钱粮，督城工，理军民词讼，大得众心。死，赠光禄少卿，世廕锦衣试百户。初，中朝闻警，兵部尚书王永光大集廷臣议战守，无善策。经略第、总兵麒并拥兵关上，不救，中外谓宁远必不守。及崇焕以书闻，举朝大喜，立擢崇焕右佥都御史，玺书奖励，桂等进秩有差。我大清初解围，分兵数万略觉华岛，杀参将金冠等及军民数万。崇焕方完城，力竭不能救也。高第镇关门，大反承宗政务，折辱诸将，诸将咸解体，遇麒若偏裨，麒至，见侮其卒。至是，坐失援，第、麒并褫官去，而以王之臣代第，赵率教代麒。我大清举兵，所向无不摧破，诸将罔敢议战守。议战守，自崇焕始。
      锦州等七城之失守，《太祖实录》及《东华录》皆云闻大兵至，震慑而遁。与《明史·崇焕传》  不合。应附带研究其孰确。
      马晋允《明纪辑要》:天启六年正月，奴酉大举过河，围宁远。去前屯白二十里，前屯白去渝关止七十里。时守军止袁崇焕一师。虏众五六万人，昼夜力攻。崇焕以红夷将军灭虏炮击之，虏伤死者甚众，奔去。上以宁远贼退，下谕奖励文武将士，命户工二部发银十万，为犒赏之资，用鼓战气，以励军心。二月，升袁崇焕为佥都御史。满桂、赵率教实授总兵，加都督同知。左辅等查明优叙。命兵部员外孙元化制西洋炮，以资防御。宁远围解，贼至觉华岛，屠焚右屯，聚众城中，拆仓屋以焚。总兵杨麒，虏去不追，虏入不拒，残破城堡不塘报，上命削籍。于是经略高第上疏求去，上温语慰留，期以后效。第旋以病死。
    《明史·高第传》文甚略，附《王洽传》后，云：经略蓟辽，未数月，以恇怯劾罢去。崇祯二年冬，大清兵破滦州，第窜免。(第，滦州人)。马氏以第为病死，而始离经略任。与《明史》各传不合。应附带研究其孰确。
    三月，袁崇焕巡抚辽东，以王之臣经略辽东。
    《明史·熹宗本纪》:六年春正月丁卯(与太祖实录相合)，大清兵围宁远，总兵官满桂、宁前道参政袁崇焕固守。己巳，国解。二月乙亥，袁崇焕为佥都御史，专理军务，仍驻宁远。
    《通纪辑要》:四月，叙宁远功，魏忠贤加恩三等。
    《明史·熹宗本纪》:三月丁未，设各边镇监军内臣，太监刘应坤镇守山海关。大学士丁绍轼、兵部尚书王永光等屡谏不听。论宁远解围功，封魏忠贤从子良卿肃宁伯。壬子，袁崇焕巡抚辽东、山海。
    《明史·袁崇焕传》(前引传文之下):三月，复设辽东巡抚，以崇焕为之。魏忠资遣其党刘应坤、纪用等出镇，崇焕抗疏谏，不纳。
    《明史·魏忠贤传》:忠贤又矫诏遣其党太监刘应坤、陶文、纪用镇山海关，收揽兵柄。……会袁崇焕奏宁远捷，忠贤乃令周应秋奏封其从孙鹏翼为安平伯。再叙三大工功，封从子良栋为东安侯。加良卿太师，鹏翼少师，良栋太子太保。因遍费诸廷巨，用呈秀为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独绌崇焕功不录。时鹏翼、良栋皆在襁褓中，未能行步也。
    《通纪辑要》:魏忠贤加恩在四月，本纪在三月。且先设山海关镇守太监，又赏忠贤。后数日，乃有崇焕巡抚之命。参考《魏忠贤传》，试定其孰确。
    《通纪辑要》:奴酋掩袭炒花，杀其名王，掠其牛马，其部落无归者，悉来款塞。督师王之臣审译真确，度地安插之。六月，奴兵围长昂，杀其妻子，破炒花营，灭歹安儿一部，侵并西虏部落略尽。八月，奴酋东侵岛镇，将士袭杀之于大石门岭七道河，擒虏四十二，以捷闻。是月，奴儿哈赤疽发背死。
        五月袭炒花，六月围长昂，侵并西虏略尽。所谓西虏，乃朵顺三卫，在建州之西，故称
    西虏。其后鞑靼亦称西虏，盖以建州为东虏也。三卫中炒花为泰宁卫酋，长昂为朵颜卫
    酋。清太租之并三卫，仅见于此。，明文·三卫传》不详。《太祖实录》及《东华录》皆不见此
    事。在太祖因以此等兵事为甚轻微，无足称述。《实录》于五、六两月，叙太祖与蒙古科
    尔沁部落计盟事甚备。盖笼络蒙古，得以专力对明，正是侵并三卫以后之步骤。
    《太祖实录》:七月癸巳，上不豫，幸请河坐汤。八月庚子朔。丙午，上大渐，欲还京，乘舟顺太子河而下。使人召大妃来迎，入浑河。大妃至，泝流至叆鸡堡，距沈阳城四十里。庚戍，未刻，上崩。在位凡十一年，年六十有八。两《东华录》略同，惟蒋录叆鸡作叆叇。

〔附〕赘言
  商鸿逵
关于努尔哈赤的死因和病状，官书不载。私家所述有二说:一、马晋允说:‘疽发背死”，一、稻叶岩古说:“(在宁远战中)先已负重伤，……因愤恚而死。”此并见上文所引。孟心史师更举出，奴尔哈赤于宁远战败二月回至沈阳后，五、六两月中还有对朵颜三卫用兵及与科尔沁结盟事。兹为有助进一步作考察，再列成二表于此:
    一、据清太祖武皇帝、高皇帝两实录。
    天命十一年(明天启六年，公元一六二六年)正月二十三日，奴尔哈赤率兵至宁远。二十四日开始攻城，不胜，二十五日再攻，又不胜，遂退还。
    同月二十六日，派兵攻觉华岛，击溃明军，焚毁其船只粮草。还军至右屯卫，焚其粮储。
    二月初九日，奴尔哈赤回至沈阳。因战败大怀忿恨。
    四月初四日，奴尔哈赤率兵往攻蒙古喀尔喀五部，获胜。
    五月初一日，在科坤河〔高录作“沪浑河”)边驻营，宰牛祭旗，宣示胜利。并将所获人畜五万六千五百，列等赏给将士。
    同月二十一日，蒙古科尔沁部台吉奥巴来见，奴尔哈赤出沈阳城十里迎接，并对奥巴说:“今尔我无恙，得相会足矣！”遂与奥巴等同入城，每日设筵，待之甚厚。
    六月初六日，宰白马乌牛，与奥巴盟誓于浑河岸。初七日，大宴奥巴。初十日，奴尔哈赤率诸贝勒大臣送之，经宿于外，设宴宴之，至沈阳北蒲河之南冈。
    七月二十三日，“不豫”(生病)，往清河温泉沐养。
    八月初七日，“大渐”(病重)。由太子河乘船回沈阳。十一日死于途中距离沈阳四十里叆鸡堡。
    二、据朝鲜李朝实录。
    天启六年(天命十一年)四月戊子(十六日)，闻奴酋〔奴尔哈赤)再犯宁远之事，今方水陆进兵云。
    七月己卯(初九日)，都督(毛文龙)答奴贼凶书，严词斥之，且奴贼今冬当东抢云。
    八月乙丑(二十六日)，盘问贼情，则奴酋已造舟车、云梯，期以来月进犯广宁。且闻奴酋之言，战虽不利，当焚荡粮谷。
    九月庚寅〔二十一日)，真（犭达）(满州人)一名，被掳于曲游击之军船，问贼情，则云奴酋七月间得肉毒病，沐浴于辽东温泉，而病渐重，回向沈阳之际，中路而毙。
    以此二表相对看，情状十分清楚。努尔哈赤于宁远之役并未受伤，更谈不到受重伤。他在死前还能率兵出征朵颜三卫，还能接待来附蒙古科尔沁台吉奥巴，还在叫喊准备和明军再敌。在他死后第二年(天聪元年)皇太极即由广宁进兵围攻宁远，虽然仍未取胜，总可以说是执行其父的遗志吧。至于努尔哈赤的死因和病状，朝鲜实录所记被俘人员的讲话，应当是可信的。他所患的病为“肉毒病”，即俗称的“搭背疮”，为老年人的危难大症，极难治愈。这和“疽发背死”之说相合。再从宁远战败，大怀忿恨的情绪和精神来说，也可成为发病的诱因。当然这只是一个初步分析，更期待将来能从旧档中发现直按的记录资料来作证实。
  ]]> 。。。 历史人文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d4191901000c7x.html#comment Thu, 08 Nov 2007 14:14:36 GMT+8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d4191901000c7x.html 蒙古《黄金史纲》里对明朝皇帝的离奇描述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d4191901000c7r.html

蒙古《黄金史纲》里对明朝皇帝的离奇描述
太康公主

 

    发这个帖子是因为看到一位朋友说到了明成祖朱棣的生母是否为蒙古人一说，这个说法在《黄金史纲》里有所记录。不过因为蒙古《黄金史纲》为无名氏所做，书成于明末时期，不是信史，里面的记载大多荒诞不经，所以并不可靠。我在这里抄录转述其中的一部分，有些故事说的十分好笑。

    大家都知道朱元璋出身贫寒，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而且估计一辈子也没见过什么大人物。朱元璋成长初期，家庭贫穷，又是孤儿，应当备受世人歧视才对。可在《黄金史纲》里，朱元璋的身世跟成长可大有来头。书里说朱元璋并非汉人，而是一个女真老人所生。大约是因出生时有霞光满室的异象，所以被蒙古贵族拉哈、伊巴呼（博尔术的后人）给发现了异常，报告给元顺帝，说“此子善则对帝王有利，恶则对君主有害，不如乘其幼小，加以杀戮。”结果元顺帝没同意。“朱哥”（就是朱元璋）还受到了元顺帝的重用，所谓“以朱哥，不花兄弟二人总理全国之政”。很奇怪吧，这个不花是谁？怎么成了朱元璋的兄弟？接下来，朱哥、不花被派去征收贡赋，三年都没能回来。所以元顺帝说，等朱哥回来的时候，“不许开门”。大约这个时候，“重用朱元璋”的元顺帝才发现朱元璋有可能要谋反。之后朱元璋贿赂守城门的人，得以进入大都。（明明是徐达）元顺帝突然惊醒，于是逃走。后面，黄金史纲里描写了长长的一段抒情诗，哀叹他们失去了可爱的“宝玉大都”。
    书里对朱棣为元顺帝后裔的描述，比朱元璋是女真后人的说法，流传的更广。但是故事本身实在是经不起推敲。话说的是大都城破时，元顺帝的妃子弘吉剌哈屯已经怀孕三个月，没有逃出，藏匿在一个大瓮之中。后来被朱元璋纳为妃子，弘吉剌哈屯心想：“如果七个月后分娩，则必然会被（朱元璋）当作敌人的儿子所杀。如果分娩在十个月后则会被（朱元璋）当作自己的儿子抚养。”于是向天祈祷再添三月孕期。果然怀孕十三个月才分娩，产下一子，就是朱棣。而且这个时候朱元璋的汉后也生下一个儿子。朱元璋梦到东西二龙相斗，西龙被东龙打败。解梦者说这表示他的两个儿子争位。西龙是汉后的儿子，而东龙是弘吉剌的儿子。朱元璋听后认为“虽系后嗣，但母为敌人之后妃，此人生下的孩子，如即我位，显然不好”。“于是驱逐（弘吉剌哈屯）出宫，在长城外面替他（朱棣）修造了库克和坦”。在这里，《黄金史纲》把朱权镇守大宁的事情又错误的套到了朱棣的头上。这个蒙古语中的库克和坦，就是泰宁卫，也就是大宁。
    再者说来，元大都被攻破的时候，朱棣已经年满八岁。就是不考虑这个因素，所谓弘吉剌氏祈祷上天怀孕十三月的说法也难以让人信服。朱元璋收纳过陈友谅之妃，这在《御制大诰》里是朱元璋自己亲言承认的。而收元顺帝妃子的事情，我未找到有记载的信史。
    再说建文帝，《黄金史纲》里把朱元璋的这个宝贝孙子说成是“洪武皇帝之子”，岔了一个辈分。
    之后再看土木堡，根据此书的描述，他们抓住了“汉地的景泰皇帝”。把英宗当景泰，错的离谱。而且还描述说，也先太师把掩藏于地下的景泰皇帝拽了出来。用环刀去砍，却砍不伤身体，环刀一段一段地断了。又把景泰皇帝捆绑起来，抛到水里，结果却浮而不沉。所以也先觉得，无术可以加害于景泰，便把他给了额森萨玛依（此人之前做梦梦到擒住了大明皇帝，貌似是永谢布的台吉，不知是否是指也先的弟弟伯颜帖木儿）。
    然后景泰皇帝被“配嫁”给了一个称作摩罗丫头的妻子，本人被命名为摩和尔小厮，发给额森萨玛依差使。但是，自从景泰皇帝做了奴仆之后，一向没有疾疫与荒旱的草原，也失去了公正、良善。其实，就在这本书的前面，还说到也先太师将行军途中一座城的人民斩尽杀绝，弃入湖中，而且这个湖因此血流似海，被称为了“红湖”。真是让人不知道他们的“公正、良善”都是什么概念？
    说回英宗，也就是他们一口一个的景泰皇帝。汉人得知英宗被擒之后，致书来说“据悉，尔等奴役了景泰皇帝，与尔等不相适应，须奉还我们！”之后，说摩罗丫头，生下了一个儿子，被蒙古留下了。据说，阿苏特的塔勒比塔布囊，就是景泰的后裔。这个事情在之后，康熙也曾曝光，说正统在沙漠时，“曾生一子，今其裔孙，尚在旗下。”不过，并不知道这是否可靠，因为就我自己的感觉而言，《黄金史纲》跟康熙的话，可信度都要大打折扣的。可这种说法也不是只见这两处。所以，英宗在也先处的事情还是比较复杂。
    而且根据这本神话传说故事的描述，隆庆的封贡，成了“大明皇帝惧怕”而向俺答可汗“缴纳贡赋和租税”。真是让人不知道怎么说好。

    给我的感觉，黄金史纲作为蒙古人流传的故事，对历史的了解有补充作用，但是仔细看起来，这里的说法很多都荒诞不经。其实说起来，这本书里倒不是对待明朝的皇帝身世记录的比较混乱，对蒙古人自己的事情张冠李戴的地方也很多，特别喜欢在后裔子嗣的事情上加以描述。毕竟不是史官所记载，口耳相传来的故事，走形很严重。所以，不能作为信史对待。

]]> 。。。 历史人文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d4191901000c7r.html#comment Thu, 08 Nov 2007 03:24:32 GMT+8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d4191901000c7r.html 武宗史料数则（转载）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d4191901000c7h.html 武宗史料数则——

    作者：bonzeonline 提交日期：2007-10-18 232800    
　　正德十四年九月壬辰（初一）：“上驻跸保定府。张宴于府堂，巡抚都御史伍符与巡按御史、管粮主事皆侍宴。行酒，上问符知其善饮，与为藏阄之戏，符偶胜，上不悦，故投手中阄于地，令符拾之。罚符饮数瓢，符颓然，上复大笑。”《国榷》卷51同日条还记载：“保定府知事王蕖代符饮三觥，扶符出。”
　　
　　正德十四年九月戊戌（初七）：“上至临清，山东诸镇守守官皆从。越三日，传会进宴，宴具草略，上视之笑悦：慢我何甚。竟不怒。及宴，都御史王[王羽]献觞步缓。上目之，神周因怵[王羽]，谓上意不测。明日复宴，都御史龚弘趋近自言姓名，盖恐上误以为王[王羽]也。江彬从旁厉声叱之，冀并罪二人，上不为动。”
　　
　　正德十四年九月癸丑（二十二）：“上自临清北还。初，上之南征也，与刘氏有约，刘赠以一簪且以为信。过卢沟桥，因弛马失之，大索数日犹未得，及至临清，遣人招刘，刘以非信辞不至，上乃独乘舸晨夜疾归。至张家湾，与刘氏俱载而南。其发临清时，内外从官无知者，既而始有数人追及之。道遇湖广参议林文缵，入其舟中，夺一妾而去。”
　　
　　十五年正月（庚寅）初一：“上在南京……工部奏浣衣局寄养幼女甚众，岁用柴炭至十六万斤，宜增给，许之。时诸近倖多以幼女为献，又累年巡幸所过阅选民间妇女载归者，皆留浣衣局，至不能容，养飨不继，有死者。上亦不问。”从这条记载看，武宗有他残忍的一面。无论是历史人物还是现实人物，也不宜一概而论呀。
　　
　　“藏阄”是一种赌博行酒的游戏，唐时即有。元明极流行。元关汉卿有小令：“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愿朱颜不改常依旧，花中消遣，酒内忘忧。分茶颠竹，打马藏阄，通五音六律滑熟，甚闲愁到我心头？伴的是银筝女，银台前、理银筝、笑倚银屏；伴的是玉天仙，携玉手、并玉肩、同登玉楼；伴的是金钗容，歌金缕、捧金樽、满泛金瓯。你道我老也，暂休。占排场风月功名首，更玲珑又剔透，我是个锦阵花营都帅头，曾翫府游州。”这段描述有点像武宗，元朝就预测有这么位风流皇帝？
　　
　　“神周”是人名，《明史》列传第六十三有本传：“子周，输粟为指挥佥事。累官都指挥使，充延绥右参将。正德六年命以所部兵讨河南流贼，数有功，再进都督同知。贼平，遂以副总兵镇山西。九年秋，寇大入宁武关，躏忻、定襄、宁化。周拥兵不战，军民死者数千。诏巡抚官执归京师。周潜结贵近，行至易州，伪称病，自陈战功。帝乃宥周罪，尽削其秩，为总旗，而输粟指挥如故。已，夤缘江彬入豹房，骤复都督，赐国姓，典兵禁中。遂与彬相倚为声势，纳贿不赀。彬败，周亦下狱，伏诛。”《明史·佞幸·江彬》：“彬荐万全都指挥李琮、陕西都指挥神周勇略，并召侍豹房，同赐姓为义儿。”看来当时敲诈王[王羽]的是神周，而不是江彬。

]]> 。。。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d4191901000c7h.html#comment Wed, 07 Nov 2007 08:56:44 GMT+8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d4191901000c7h.html 明代选官制度研究（未完）（转载）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d4191901000c63.html

明代选官制度研究（未完） 

 

作者：禹兮禹兮

　　一， 选官制度的执行机构
　　　　
　　　　 首先，先讲讲明代选官制度的几大主要参与机构，
　　　　
　　　　(一) 皇帝，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皇权一直是至高无上，并且以各种形式渗透到社会和政府机构的方方面面，在明代也不例外，最典型的，就是选官制度中的一个名词，“特简”，或者“超擢” 。
　　　　a) 特简，意思就是皇帝直接任命某人担任某个官职，在明代中前期，内阁辅相以及吏兵户三个部的尚书，都是皇帝特简任命的。
　　　　b) 超擢，意思跟特简差不多，但是更偏重于一个“超”字，意思就是皇帝直接任命某人担任一个走正常途径不可能得到的职位。
　　　　
　　　　(二) 外廷文官,明代政府的运作，是紧密团结在以万岁爷陛下为核心的朝廷周围，由文官集团推行各种政策。其中外廷文官里，对选官制度影响最大的主要是：内阁、吏部、言官三个部门。
　　　　
　　　　1，先说吏部，吏部主掌选官事务（历史上有个专用名词叫做“铨政”），吏部尚书是正二品，在明代政府体系中，他是外廷文官之首。吏部尚书下面是侍郎二人，以及四个清吏司，四大清吏司分别是文选、验封、考功、稽勋，文选郎中主管官员进退赏罚，验封郎中主管爵位承袭奖励，考功郎中主管考核复查官员行政状况，稽勋郎中主管功勋褒赏官员籍贯等事务。侍郎名义上是吏部副手，但是在明代吏部里面他真正管事的时候并不多，侍郎下去是郎中，这个是真正管事的官，相关的官员进退升降，都需要由文选郎中拟定名单，提交吏部尚书批准，当文选郎中跟吏部尚书讨论官员名单时，哪怕是侍郎，也不能前去打扰，完全是两个人之间的机密对话。郎中下去有员外郎、主事、司务、照磨等等属官，这个是吏部的大致结构。吏部之所以对明代选官制度有着重要的作用，主要是因为两点：1，吏部本身职责所在；2，吏部尚书本身职位极重。具体情况，我在下一节里会具体分析。
　　　　
　　　　2，接下来讲内阁。内阁辅相，本来只是五品官，是明太祖的秘书，不能直接干预朝政，到了他儿子朱老四，也就是明太宗时代，因为皇帝的器重，所以内阁逐渐重要起来。到了明太宗的儿子大胖子仁宗，以及孙子宣宗的时代，由于杨士奇等内阁辅相是数朝老臣，所以先后加了三孤和尚书衔，地位越发崇高。再往后，由于形成了一个叫“票拟”的惯例，以及内阁首辅往往利用本身崇高的威望干预部务，所以内阁逐渐开始宰相化，变为外廷文官之首。
　　　　
　　　　3，再下来说言官。分为御史和给事中。御史的职责在于替皇帝监督百官和人民，纠察弹劾官员的不法行为；给事中的职责在于监督行政事务，皇帝有什么事情要六部办的，必须先经过六科给事中的允许，给事中觉得这份诏书有问题的，就封驳：封，就是封还，也就是把皇帝的诏书送回去；驳，就是驳正，就是改正其中错误之处。
　　　　
　　　　外廷文官中对选官制度影响力最大的，主要是这三个部门。
　　　　
　　　　(三) 内廷，说到宦官，要纠正一个常见的错误，清宫戏中称呼所有的宦官都是“太监”，实际上明代只有地位比较崇高的宦官才能称为“太监”。宦官中最重要的，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和司礼监秉笔太监。司礼监秉笔太监和他下属的文书房宦官们，每天的职责就是替皇帝批红，法理上，他们只能“照阁票批红”，也就是说用红笔把内阁票拟好的意见写到黄纸上，如果发现有什么偏旁错误的，就改正一下，但是当他们受到皇帝完全的宠信，并且在外廷文官中有足够的支持者时，他们就会胆子大到随便改动内阁的票拟，甚至假传皇帝中旨（中旨就是不经过内阁票拟以及六部审议，直接从宫里发出来的诏书，按明代惯例六部接到中旨之后覆奏确认，而后照办） 。司礼监掌印太监，顾名思义，就是代皇帝敲图章的。此外，还有东厂、西厂、内行厂这几个特务机构，他们的头头也是宦官。
　　　　
　　　　 好了，介绍完了这些，现在开始讲具体的选官制度。
　　　　
　　　　二，明朝的选官制度
　　　　
　　　　a) 明代选拔官员，一共有：科举、荐举、吏士三个途径。不过一般来说，明朝最重视的是科举这一途，而其中最重视的则是进士科。通过官员选拔，获得官员候选人身份之后，就要面对铨选制度了。
　　　　
　　　　b) 明代选官制度，一般分为如下几类：部选、部推、廷推、部选，顾名思义，就是由吏部自行给予候选人以具体职务，一般来说，五品以下的京官，和四品以下的地方官，都由吏部部选出任。明代在部选中最大的创举之一就是擎签法，也就是抽签。因为每次的候选人都是成百上千，而古代资讯比较落后，很难在短时间内确定谁到底应该去哪里当什么官，最公平的方式，就是用抽签的方式，决定你的去向。这个制度最早在太祖朝就开始实行，但是正式成为惯例则是神宗万历年间，并且一直沿用到了清代。这个创举最大的好处，就是公正，最大的坏处，就是懒！有的人手气不好，被分配去穷乡僻壤当县太爷，有的人手气好，捡到江南某地肥缺，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分配去哪里，都跟吏部老爷的私心无关，全看你自己的爪子在那一刻摇出了哪根签。正因为这样，很多很多很多的候选人都认为自己怀才不遇，以至于在万历间曾发生过几十个认为自己怀才不遇的进士集体跑到吏部门口大骂尚书是畜生的事情，而尚书的对策也很明确，带着侍郎郎中等一干属官，跑到门口叉着腰，跟人对骂畜生。
　　　　
　　　　
　　　　1) 部推的意思，就是当某些职位有空缺的时候，由吏部推选出候选人名单，上交朝廷请求审批。一般情况下会有一到若干个主推，也就是第一候选人，以及更多数量的陪推，也就是第二候选人。明朝的惯例，是皇帝看到名单以后，用朱笔在他满意的人员名字上画个圈，大部分情况下皇帝都会在主推的名字上画圈，也有时候，皇帝跟大臣赌气，那么就故意在陪推的名字上画圈，甚至把部推的名单打回来要求重推。一般来说，部推的适用范围，主要是三品以下的中层京官和地方官。看到这里，大家应该会知道为什么我之前说吏部尚书职权很大了，因为他事实上掌握着整个明帝国中基层官员的任命权。
　　　　
　　　　2) 廷推，是由吏部尚书领衔，六部正副官员以及言官和大学士全部到场，推选高级京官和地方官人选。一般来说，职位越高，参与推选的人数就越多，拟定名单之后，像部推那样，上交皇帝处，要求画圈。
　　　　
　　　　c) 选官制度的演变，自嘉靖以后，上自内阁辅臣和吏部尚书，下自地方大员，大部高级官员，都由廷推出身.有个官员曾经说过，“我朝大臣多出廷推，其不由廷推出身者多被论去”，原文大意如此，也就是说明代中后期形成的惯例，就是高级官员必须由大家推选产生，你皇帝可以特简官员，但是往往会被言官以及同僚弹劾下台.现在有个时髦说法，即认为明代具有民主风气，我不能完全附和这一观点，但是也不全盘否认，比如在选官制度上，皇帝就明显收到大臣们的约束.首先，形成廷推和部推的惯例之后，皇帝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随便任命官员。
　　　　
　　　　 比如明英宗曾经想给皇亲徐世英挂一个尚书衔，结果被言官们骂得焦头烂额，最后一面训斥言官们“有在来说的，打光牙齿”，一面给徐同学随便安排了一个中书舍人的小小小官.又比如明宪宗一度想废除部推，把地方官的任命权揽到自己手里，当时的御史刘璧就上书讥讽他说：您这么一个九五至尊的皇上，却来管部里的事，也不累得慌。下面的官员们按照惯例推选出官员，如果有了问题，那么自然有人负责，但如果是您自己选官，选错了人谁来负责？而且您是皇上，成天呆在宫里，怎么可能知道谁是贤人，谁又是蠢材呢?其次，虽然部推和廷推的名单需要由皇帝画圈，而且皇帝可以推翻之前的候选人名单要求重新推选，但是不管怎么说除非个个皇帝都学晚年的万历那样躺倒装死，否则他就必须在大臣们提出的名单里面选人，这样一来皇权行使的范围就受到了制约.最后，由于选官级别越高参与者越多，所以皇帝在高级官员的任免上受到的压力就越大，试想一下，外廷十几几十个年纪可以当你老爹甚至爷爷的官儿们推选出的名单，你翻脸不认一次也就算了，难道能次次都翻脸？当然，这也是玩笑话，但是明朝皇帝在高级官员任免上往往受到巨大的压力，这个是事实。
　　　　
　　　　d) 内阁和吏部在选官制度上的竞争可以用这样两个词语来形容吏部和内阁,吏部：自命宰相；内阁：事实宰相。
　　　　 吏部由于在封建社会最重要的选官制度上发挥极其巨大的作用，再加其在法理上是六部之首，所以往往自命为古代的宰相内阁辅相替皇帝处理政务，而且往往由翰林院中最NB的人物来出任，是外廷文官中最接近皇帝的人，而且又是文官中的精华。
　　　　
　　　　 在明代中前期，内阁在选官制度上能对吏部施加的最大压力，就是本身崇高的威望，以及由此带来的在推荐官员方面的优先权.而吏部则始终牢牢地把部推和领衔廷推权握在自己手里。到了弘治朝，孝宗皇帝大小事务都由内阁票拟，而内阁中又出现了丘浚这样又是大学士又在礼部里管实事（之前的大学士只是挂尚书衔，并不管事）的人物，所以内阁对吏部的压力进一步加大。至正德末年，杨廷和这个天才在内阁里管事，吏部说话的份越来越小，比如在嘉靖继位的问题上，吏部尚书王琼根本没有发言权，以至于他跑去跟杨廷和发飙说“我冢宰也，外廷我为大，何事我不得预”，但是杨廷和此时是托孤重臣，历事二朝，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王冢宰也只能吃瘪。嘉靖一朝，几个内阁首辅都是有大才却无私德之辈，张璁、方献夫、夏言、严嵩、徐阶，一个个气焰嚣张，吏部尚书在他们面前抬不起头，就像跟班一样，明人沈德符评论说，张璁夏言的时代，吏部尚书“旋进旋夺”，而严嵩的时代，吏部尚书完全就是他私人拎包的。
　　　　
　　　　 到了隆庆朝，出现了一个非常非常NB的人物，我个人认为，他代表了内阁辅臣权力的最高点。 他就是高拱。隆庆四年，高拱以内阁首辅身份，兼管吏部事务，也就是说，他一个人把持了替皇帝处理政务和替皇帝选拔人才两项大权，他之前虽然有严嵩这样管了一两个月吏部事务的首辅，但是像他这样身兼二职两年多的，明朝267年间，还真是独一无二。之所以说他是内阁辅臣权力的最高点，是因为他完全是在合法框架下行使权力，而之后的张居正则实行“宫府一体”，跟冯保联手控制朝政，正如张居正所说，“我行摄事，非相事”，他更像一个摄政王，而不是宰相。到了高拱这个份上，吏部连尚书都被内阁做去了，那么还有什么可留下的 。高拱、张居正两代内阁首辅手里，吏部完全要仰内阁鼻息而活，在选拔官员上根本没有自己的独立性可言。张居正之后，首辅们鉴于他身死家破的先例，都主动放权不揽事，一时之间号称“阁部相安无事”。
　　　　
　　　　 到了万历末年，福清人叶向高担任内阁首辅，此时的吏部尚书是赵南星，两人都属于广义上的东林，而叶向高一人在阁三年，威望崇高，内阁跟吏部在此时形成了一种领导而又合作的关系。天启、崇祯二朝，国事糜烂，但是内阁辅臣依然凌驾于吏部之上，只是有的时候，主要是当辅臣们不想管事的时候，他们就搬出祖例来，给自己推卸责任，说什么我们只是参谋秘书，从来没有管六部的权力，BLA BLA BLA....... 这些话，有时会被历史学家引用来证明明代内阁权力的软弱，事实上说这话的人根本就不是这意思。
　　　　
　　　　 限于时间，今天先说到这里，由于准备得很匆忙，很多资料都没有查证参考，如果各位发现有什么问题，请多多批评指正，谢谢！

]]> 。。。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d4191901000c63.html#comment Sun, 04 Nov 2007 08:31:31 GMT+8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d4191901000c63.html 明正德罩甲考（转载）补充图片~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d4191901000c62.html  明正德罩甲考
作者：bonzeonline
 
  犐虼游南壬《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563-564页）：“《酌中志》‘罩甲’条有：‘罩甲，穿窄袖戎衣之上，加此，束小带，皆戎服也。有织就金甲者，有纯绣、洒绣（即明代流行的洒线绣）、透风纱不等。’又《戒庵漫笔》称：‘罩甲之制，比甲稍长，比披袄减短。正德间创自武宗，近士大夫有服者。’据绘画、版刻反映，可知式样也极多，有短至齐腰部，却具有使用价值，还像是南北朝两当，如本图一总兵提督武将所穿式样。共有三种不同组合材料，即鱼鳞、琐子、柳叶。也有长将齐足，下垂丝穗，上绣种种花纹，如图中其它诸式，或本来就用小花锦，或如《酌中志》所说用透风纱作成的，自然就只足供封建统治者近身侍从仪卫穿起来起点缀作用，既不御寒，也难防兵，并无实际意义。和后来背心坎肩，已无什幺区别。只是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名称和穿它的人阶级地位前后不用而已。”
　　
　　从上书附录图版看，无论是“短至齐腰”，还是“长将齐足”，罩甲最突出的特点有两个：一是无袖或短袖，二是对襟。
　　
　　顾炎武《日知录》卷28“对襟衣”：“今之罩甲，即对襟衣也……按《说文》：‘无袂衣谓之[左“衣补”旁，右“隋”右半边]。’赵宦光曰：‘半臂衣也。武士谓之蔽甲，方俗谓之披袄。小者曰背子。’即此制也。《魏志·杨阜传》：‘阜尝见明帝著帽披缥绫半袖，问帝曰：此于礼何法服也？’则当时已有此制。”
　　
　　赵宦光，晚明高士。著有《说文长笺》一书，顾炎武文中所引“赵宦光曰”即其文。
　　
　　 根据沈从文先生的考证及其搜集的明代图版，罩甲其实有两种大的分类——一类是真正的铠甲，金属制成，有鱼鳞、琐子、柳叶等形制；一类是丝布类材质的衣服，其功用或为御寒，或为装饰。但都有长有短。
　　
　　 毛奇龄《武宗外纪》：“（正德-引者）时，诸军悉衣黄罩甲，中外化之，虽金绯锦绮亦必加罩甲于上。市井细民无不效其制，号时世装。”
　　
　　 又《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十六年三月丙辰（十一）：“禁官民步卒人等服对襟衣，唯骑士许服，以便于乘马故也。其不应服而服者，罪之。”（《大明会典》及《明史·舆服志》记载皆源此）
　　
　　 《大明会典》卷61：“（正德）十六年，禁军民人等如有穿紫花罩甲等服，或禁门，或四外游走者，许缉事，并地方人等擒拿。”
　　
　　 根据排比以上史料可以初步判断，虽然明后期史料皆称：罩甲创自武宗，但这种“创”显然是以原有式样为基础的一种改造。首先，根据上引《明太祖实录》，至迟到明初，穿“对襟衣”已在民间流行，故而朝廷需要下令禁止，而“对襟”则是正德罩甲最突出的特点。武宗对之前已经有的“对襟衣”究竟进行了哪些改造而成为罩甲，我们现在不好判断。
　　
　　 此外，根据《戒庵老人漫笔》：“罩甲……比披袄减短”。而成书稍晚于此书的《说文长笺》则说：“武士谓之蔽甲，方俗谓之披袄。小者曰背子。”可见，明代正德后流行于民间的罩甲有长有短，沈从文先生的考证也证明了这一点。而武宗创的罩甲究竟是长的还是短点？现在也不好确定。当然，既已经成为时装，民间就有可能进行再加工，再改造。正德十六年禁止的也只是罩甲的花色，而没有禁止其形制。
　　
　　 正德十六年禁止军民人等穿紫花罩甲，根据明王廷相《赭袍将军谣》，武宗的侍从应该是传紫花罩甲，故有是禁。《赭袍将军谣》：“万寿山前擂大鼓，赭袍将军号威武，三鞭健儿猛如虎。左提戈，右跨弩，外廷言之赭袍怒。牙旗闪闪军门开，紫云罩甲如云排……”
　　
　　罩甲显然是“马甲”一词的词源。清末俞樾《茶香室三钞·罩甲》：“国朝王应奎 《柳南续笔》云：‘今人称外套曰罩甲。’……按，今吴中犹有‘马甲’之称，当即由罩甲而得。”
　　
　　 到了万历年间，被冠以罩甲之名的各类服装显然已经极多，甚至死囚的囚服都称为罩甲，已渎鄙至极了——
　　
　　 明末朱国祯《涌幢小品》卷1“献俘”：“神庙二十七年己亥四月廿四日，献倭俘礼成。大司寇萧岳峯大亨，领左右侍郎出班奏事。长身伟貌，烨烨有威。时上御午楼，朝暾正耀，萧跪御道，两侍郎夹之，首仅及肘。致词，先述官衔、名姓及左右侍郎，并请犯人某某等磔斩，末云，合赴市曹行刑，请旨。凡数百言，字字响喨舒徐。宣毕，俯伏。上亲传‘拿去’二字，廷臣尚未闻声，左右勋戚接者，二遽为四，乃有声，又为八，为十六，渐震，为三十二，最下则大汉将军三百六十人，齐声应如轰雷矣。此等境界。可谓熙朝极盛事。是日，天气晴和，余以廿七日持节出国门，封荣世子，躬逢其盛，良自不偶。次年，庚子冬十二月，献播俘礼亦如之。而寒甚，百官噤栗，馆友庄冲虚面最白，侵而成红。余面赭，几变而黑，或嘲曰，云长作翼德脸也。宣，囚大呼称枉，每囚一镣，肘外。覆以朱衣朱巾，名曰罩甲。一官押之，十人叉而扶，且推之，出西长安门。夹道观者无虑百万，车拥毂枳。大司寇督至西市仅二十里，日晡方达。比行刑，近昏黑矣。”
 
补图：
王琼事迹图册
此图受损严重，现在还能找到一个版本的图片，右侧即是王琼，左侧应为一监军大太监。发出来，让大家对“罩甲”有个直观的概念：
王琼罩甲

--《王琼事迹图》

另再补充一段对罩甲的说明文字：

   “罩甲，即对襟衣的式样，属半臂类。明初禁官民步卒人等服对襟衣，惟骑士可以服之。正德时诸军都着黄罩甲，中外皆效之，即使穿锦绮的服装，在其外亦必加罩甲，致使市井间一般人民也都效仿其制。至正德十六年禁军民人等穿紫花罩甲。这种罩甲可从军图一中见之。
　　 背心当比罩甲短小，到明末兵勇们虽穿大袖布衣，在外也都加黄布背心，称之谓“号衣”。
　　...
　　 军图一、军图二、军图三均为山东省博物馆所藏，传为明·《邢阶抗日援朝战迹图>>(在《岐阳王世家文物图集》中也见有与此图相同的内容，此图究如何，或是流传至山东也说不定)。从此图中可以看到明代大将等的行军场面，对了解明代军戎服饰是有价值的图像。且此图有色彩，较之图集中的没有色彩者更有优点。兹择其中几个内容，包括将军、士卒、仪从仪物等各种人物在内略谈之。
　　 军图一中一将穿黄罩甲，盔笠顶上插有三面小红旗。《明史》载:“正德十一年设东西二官厅，将士悉衣黄罩甲，中外化之……都督江彬等承日，红笠之上缀以靛染天鹅翎以为贵饰，贵者飘三英，次者二英。兵部尚书王琼得踢一英，以下教场，自为殊遇”。可见明代的武官已有顶插翎羽的制度，但所插的不一定是雉尾、鹤尾。此图像中将军顶上所插为三小红旗。军图二有一人执长刀者则插一旗。这种插饰，或由于代替当时的翎羽。按古代将士有插带徽帜于领背间。本是徽帜上书写将士姓名职官等，以防其牺牲后可辨识的含义。以后或以这种表帜来作为一种威武的表示，演变而为插以红旗，藉此以识别官位高下而扬威武的作用。军图二中插一旗者是低级将士，也可说明这种插小红旗是有等级差别。有可能明代沿袭这种徽帜之标识而演变施之于盔顶。如是则失其本来的古意。三英、二英的源由，也可能由于古代虎贲武士插双鹖尾的演变。《会典》载:有黑缨花皂绢盔旗及红月盔旗。或指盔上的旗而言，这样明代在盔上插旗是有制可据的。
　　 图中士卒着前开衩袍衫，清代的开衩袍或亦由此源由。惟前人已有说金代主在西湖曾作《立马吴山图》及《西泠探梅图》中已有着开衩袍者(惜未见其图)。如此则开开衩袍之来亦较远，大致开衩袍是便于骑马及行动上的方便所以制之。而金人作开衩袍并有马蹄袖的记载，此图中则否。故仍认为是明代的服饰。
　　 军图二中有一人穿黄罩甲，左右佩弓箭袋者乃系跪禀于上级将官的姿态，顶上亦插三旗。余人则戴笠。明代的执役人员都戴红笠毡帽，军图三中即是这种式样。军图二中有一人在胸前有方帛一块，该系兵号的标识。军图一中四人于笠帽上加插二雉尾或鹭尾，也可说明在明代的雉尾不施之于将领的首盔和帽笠上了。
　　 军图三中有一人手持一肃静牌。此乃肃静牌的初见于图画中者，其意义当是叫一般人们见此要肃静的用意。此图中只有肃静牌而无廽避牌。明代王阳明开府时，曾将这种牌上的字改为“求通民情，愿闻己过”的字，这是一反官场的陋习。因见此图而附志之。”
　　--《中国古代服饰史》 周锡保

]]> 。。。 正德的那些事儿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d4191901000c62.html#comment Sun, 04 Nov 2007 08:22:04 GMT+8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d4191901000c62.html 明武宗别号“锦堂老人”考（转载）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d4191901000c60.html 明武宗别号“锦堂老人”考 
 
作者：bonzeonline  

　　
　　明代天子别号，只武宗和世宗有之。世宗别号除堂号外，基本都是道教名号。武宗在位时间较世宗为短，别号数量比世宗少，但其别号范围却广——最著名的当属“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后军都督府、太师、镇国公朱寿”（这一“官职”是前后加上去的，非一次“册封”），其次是“大庆法王西天觉道圆明自在大定慧佛”。
　　
　　据黄云眉《明史考证》：武宗后因学习蒙古语又曾自号“忽必烈”；因学习阿拉伯语而自号“妙吉敖孄”；因学习藏语而自号“领吉班丹”。[《明史考证·武宗本纪》“（正德五年）六月庚子，帝自号大庆法王，所司铸印以进。（按武宗命铸大庆法王西天觉道圆明自在大定慧佛金印，兼给诰命。大庆法王，盖武宗所自命也。及铸印成，定为天字一号云。见实录。又其后，武宗习鞑靼语，自名忽必烈；习回回语，自名妙吉敖孄（mejid-Allah，马吉德-安拉，意为“安拉的荣耀”-引者）；习番僧语，自名领吉班丹。见和琳《卫藏通志》卷一。）]
　　
　　 武宗上“朱寿”和“大庆法王”等别号均见诸《实录》，而据《万历野获编》，武宗尚有一堂号——“锦堂老人”。这一别号，不见正史记载。（《武宗实录》正德五年六月：“升大隆善寺禅师星吉班丹为国师。” 《武宗实录》正德八年二月：“大隆善护国寺大庆法王领吉班丹等谋往陕西……”）
　　
　　 《万历野获编》卷1《人主别号》：“古来帝王，不闻别号。惟宋高宗署其室曰损斋，想即别号矣。本朝惟武宗自号锦堂老人，但升遐圣寿，甫逾三旬，何以遽称老？”
　　
　　 “锦堂老人”之名再现是在钱牧斋《列朝诗集》乾集之上“武宗毅皇帝诗四首”。当时是正德十五年润八月，武宗“南征”宁王回銮至镇江，幸致仕大学士杨一清第，君臣欢饮二日，各赋诗为乐。武宗在给杨一清的诗中署名“锦堂老人”。（诗文原文附于文末）
　　
　　 毛奇龄《武宗外记》：“八月，江西俘濠至。上令设广场戎服，树大纛，环以诸军。释囚，去桎梏，伐鼓鸣金而擒之，然后复置械，受俘，诏班师。是夕，祭龙江，驻跸仪真，命都督李琮祭旗纛之神。上渔于江，次日至瓜州，避雨民家。是夜宿望江楼。遂自瓜州济江，登金山，复南渡镇江，幸致仕大学士杨一清第。次日再幸，入书室，命一清检诸书进御，因问：‘《文献通考》是佳书！’一清对曰：‘有事实，有议论，诚如皇言。’问：‘几何册？’对曰：‘六十册。’问：‘此间书更有多于此者乎？’对曰：‘册府元龟校多，凡一百二册。’命俱取以进。又明日，饮一清第。乐作，上索笔制诗十章，赐一清，命一清和之。一清呈诗，上览毕，为易数字。是日，一清有所献，上大悦。”《武宗实录》卷190亦详记此事，文字与《外记》略同而稍简。
　　
　　 考杨一清《石淙诗稿》中未收武宗赐诗，也没有“锦堂老人”的记载。而清朱彝尊《明诗综》，清沈德潜、周准《明诗别裁》和清末陈田《明诗纪事》更莫名其妙地根本未收武宗御制诗，自然也没有“锦堂老人”的记载。
　　
　　 以笔者接触过的明中后期笔记史料，也没有发现有“锦堂老人”的记载。笔者鄙陋，读书不勤，当假以时日继续查找。赵元任先生说：“言有易，言无难”啊！
　　
　　 《万历野获编》初刻于万历三十四年，《续编》初刻于万历四十七年；而《列朝诗集》则编定于明清之际。两书成书年代比较相近，也有可能是时间既久，武宗的书画或诗词作品外流，导致这个堂号为世人所知。
　　
　　 看来，武宗对《文献通考》一书很感兴趣，《玉堂丛语》卷一《文学》中也曾记载武宗正德十二年阅《文献通考·天文》，于星名“注张”有疑问，遣宦官向钦天监和翰林院询问的记载。此次“南征”，路过杨一清家，又索而阅之，且评价“《文献通考》是佳书”。
　　
　　 此外，明王岱舆《正教真诠》和清《天方至圣实录》都有武宗御制《尊真主事诗》：“儒者之学虽可以开物成物，而不足以穷神知化。佛老之学，似类穷神知化而不能复命归真。盖诸教之道各执一偏，唯清真认主之教，深源于正理，此所以乘万世与天壤久也。”《尊真主事诗》曰：“一教玄玄诸教迷，其中奥妙少人知，佛是人修人是佛，不尊真主却尊谁？”
　　
　　 从现存的武宗诗文看，气势有，诗才一般。
　
　　《列朝诗集》乾集之上武宗毅皇帝四首赐大学士杨一清诗——
　　
　　《致仕还乡》：“时光疾箭催人老，先后恩荣世间少。虽然私第保余年，每日心悬侍天表。”
　　　
　　《銮舆幸第》：“车驾亲临茂社堂，玺书高挂耀龙章。升平宴罢明良会，盛事流传万载香。”
　　　
　　《拦门劝酒》：“欢饮醺醺出相门，劳卿再四劝金尊。南征已定旋师旅，去暴除残第一人。”
　　　
　　《上马留题》：“正德英名已播传，南征北剿敢当先。平生威武安天下，永镇江山万万年。”
　　　
　　大明正德龙集庚辰后八月二十日
　　　
　　锦堂老人书于大学士楊一清私第
　　
　　据《武宗实录》，武宗幸杨一清第时做诗10首，《列朝诗集》只记录了四首。笔者在网上搜到《镇江日报》7月15日一篇小文章：“正德十五年(1520)闰八月，武宗南巡经过京口，特地临幸杨一清家。他设宴于茂祉堂，君臣欢饮两昼夜。他‘拦门劝酒’乞请留诗。武宗制《神童出生》、《总制三边》、《平定宁夏》、《内阁学士》、《至仕还乡》等诗十二首，称赞他的才气和忠诚。”
　　
　　根据此条，武宗此次赐诗有12首之多，其中还列出了《神童出生》、《总制三边》、《平定宁夏》、《内阁学士》这四首《列朝诗集》未录诗的名字。其出处有可能来自镇江地方志。手边没有，有时间去图书馆认真查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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