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达豪集中营（Konzertrationslager Dachau）入口处刻着17世纪一位诗人的名言：

    当一个政权开始烧书的时候，若不加阻止，它下一步就要烧人！

    当一个政权开始禁言的时候，若不加阻止，它下一步就要灭口！

                                                                           ——路易

    　2009年10月14日晚上，第30届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纪实基金在美国纽约美国亚洲协会举行隆重的颁奖仪式，来自中国的卢广以《中国污染》的专题摄影获得了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摄影奖。他成为首获该奖的中国人。

                                                      ——题记

1、内蒙古乌海市海南工业园引进投资项目，大多数都是高耗能企业，工厂一但投入生产，环境就遭到污染。2005年3月12日 。

　             2、江苏泰兴化工园区的化工废料堆放长江堤上。2009年5月15日 。

　3、河南安阳市范家庄离炼钢炉只有一墙之隔，村里每天都下铁雨，村民在这污染严重的环境下生活。2008年3月24日。

　       4、浙江萧山化工园区的工业污水排放河道后再经过河闸排放钱塘江。2009年4月24日。

　             5、河南安阳钢铁厂出来的污水流入安阳河。2008年3月25日

6、广东省贵屿镇河流、水塘都已被污染，村民们只好在被严重污染的水塘里洗涤。2005年11月25日。

　7、宁夏石嘴山湖滨工业园区高大的烟囱上粉尘从天而降，当地居民叫苦连天，他们出门就得做好防范措施。2006年4月22日。

           8、在黄海海岸线上，无数的污水管道埋在海滩上，甚至延伸进深海。2008年4月28日

　9、安徽马鞍山长江岸边有很多小规模的选铁厂、塑料加工厂，排放大量污水进入长江。2009年6月18日

　             10、内蒙古拉僧庙发电厂二条黑色的巨龙覆盖着村庄。2005年7月26日

11、江苏省常熟市氟化学工业园污水处理厂，负责收集处理各化工厂的污水，但他们并没有处理污水，通过管道从长江底延伸1500米处排放污水。2009年6月11日。

　            12、安徽省马鞍山化工园区长江边上被化工厂污染的土地。2009年6月26日

13、内蒙古拉僧庙工业园区每天大量的工业污水流向黄河滩。2005年7月26日

14、镇江市钛粉厂每天大量的化工污水排放长江，下游不到1000米处是丹阳市自来水取水处。2009年6月10日。

　            15、江苏省海门市化工园区污水处理厂偷排污水进入长江。2009年6月5日

16、河北省涉县天津钢铁厂是重污染企业，企业规模还在不断扩大，严重影响当地居民的生活。2008年3月18日。

             17、陕西省韩城市龙门镇大规模发展工业，环境污染非常严重。2008年4月8日

18、江苏滨海头罾沿海化工园区有一百多家化工厂，有一部分通过排水沟进入大海，有一部分特别浓的污水存放在5个“污水暂存池”。每月二次小潮来时就把“污水暂存池”的污水排入大海。2008年6月20日。

　19、江西省胡口县化工园区在长江边上，化工厂私自填埋长江堤岸，扩大化工厂规模。2009年6月25日

　20、安徽省慈湖化工园区，修了一条地下管道，污水每天从这里排放长江，污水有时是黑色的，有时是灰白色的，有时是深红色的，有时是黄色的，不同化工厂排放的污水颜色不同。2009年6月18日。

21、山西省是全国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也是缺陷婴儿出生率最高的省份，这是一对爱心的农妇领养17名残疾孩子。2009年4月15日。

              22、在黄河边放羊的老汉受不了第三排水沟散发的臭气。2006年4月23日

　23、15岁的甘肃天水人杨新闰，上完小学二年级就辍学了，跟着父母来到黑龙贵工业区，他一天能赚16元。2005年4月8日。

　         24、内蒙古黑龙贵工业区，在石灰窑打工的民工夫妇刚回到住处。2007年3月22日

25、山西省临汾市下康村村民长期饮用被工业污水污染的地下水，有五十多人得了癌症和脑血栓。64岁的王宝生在2003年发病，一直卧床不起，使他全身很多地方溃烂。不能上床睡觉，每天只能趴在床前过日子。2005年7月10日。

　26、每天大量粉尘吸进肺部。在这里干一、二年，他们就感到身体不适，甚至发病，这些民工大多是贫困地区来的。2005年4月10日。

27、河南省舞钢市洪河边的张桥村，45岁的孙晓军，四年前手和脚都不能行动，经多家医院治疗，没有见效。2009年4月7日。

　28、河南省舞钢市洪河边的赵庄村，66岁的赵丙坤04年患上食道癌，经过二次开刀，治疗费已达20余万元，病情进入晚期，每天在发烧，等待死亡。2009年4月7日。

　29、洪河边的河南省西平县张于庄村，高万顺的妻子得了癌症去世，家里一贫如洗。2009年4月3日

30、在山西临汾市污染严重地区，农民在棉花地里干了两小时的活之后全身都是煤灰。2007年9月24 。

  《恶之花》（节选）

       夏尔•波德莱尔

是愚蠢，是荒谬，是罪恶，是吝啬, 

占领精神世界并把肉体折磨，

我们亲自见可爱的悔恨养活, 

犹如叫花子给虱子供吃供喝. 

罪恶顽固不化，悔过疲乏懒散; 

我们招供要求得到丰厚回报, 

我们却欣欣然走进了泥泞道, 

以为低贱的眼泪可洗清污点. 

正是魔鬼提线操纵我们行动! 

恶心的东西反觉得魅力无限; 

每天我们朝地狱下一步阶梯, 

黑夜臭不可闻，穿越竟无惶恐。

腐朽的世界奏出离谱的乐章, 

声如流水又像呼风, 

世界上一切恐怖将望尘莫及, 

这冰日之冷酷堪称登峰造极, 

还有宛若太古混沌的大黑夜

……

我们有一份黑夜要忍受——

我们有一份黎明——

我们有一份欢乐的空白要填充——

我们有一份憎恨——

这里一颗星那里一颗星，

有些，迷了方向！

这里一团雾那里一团雾，

然后，阳光！

 （江枫 译）

　　那段时间，是非常时期。可以说，那是一篇在错误的时间，写出的一篇正确的文字，而又被放置于一个网站最受关注的论坛。可以想象，它的命运了。后来才知道，由于斑竹和网络巡查发生了立场性的对抗，也被封了穴道。

　　在那场封杀事件中，我没有感到悲哀，和愤怒，因为如果不出现这样的事件，那反倒不正常了。我甚至更多的是感到某种振奋，因为斑竹和其他网友。也因此，后来在某网站吁请网管、斑竹们以TOM论坛为榜样，以宪法精神为宗旨，勇于担当和面对，以独立的人格和公民精神来建设论坛。

　　我承认，我也好似属于那种网络暴民的一分子。因为不暴力的话，你只能去暧昧。而暧昧的结果，有时候跟是非不分是没有区别的——有很多的网民没有什么辨别能力，他们都属于被愚弄的一代，比如80后——暧昧的语言会导致暧昧的结果。

　　我知道这种暴力是一种不调和，这跟佛的精神是相悖的。但是，作为一个自然人和公民，你不能回避一些东西。正如ＴＯＭ这位斑竹一样，在一个多月，再次将我被删的帖子拿出来。这就是一种勇气，一种抗争。这是让我欣慰的地方。

　　说到佛，我想起前些天和一个朋友的相聚。他从深圳来。在芜湖的车站广场，那个阴风习习的地下洞的出口，我们并排坐在阶梯上。关于佛，关于国家，我们交流着。他说不可妄想，他还说，守住本心就够了。但我不这么认为。说到石首以及众多群体性事件，他的言论更让我惊讶：有很多是媒体制造的。进而，他还对《南方周末》有很大的不认同。我很悲哀。我觉得，不论你是一个诗人，还是佛教徒，你都应该有一定的辨别力。否则，何谈程序正义，司法公正？何谈人权和自由？我们和愚民还有什么区别呢？

　　我还在某诗人博客中留过言，论及制度和公民素质之间的关系。我认为是制度建设是第一位的，而他则持相反观点。同样让我深思。为什么他这样一个人，也会和中国社会某些主流论点相同呢？——所谓的主流论点指的是：譬如民主，在国民素质没有达到的情况下，普选是没有意义的。这种国民素质论，早在十九世纪的张之洞就有过同样的言论。100多年过去，中国还在原地踏步。究其原因，无非是制度造就。可以说，100多年来追求民主自由的运动没有带来实质性的认识，何其悲哀。

　　我问朋友，佛会告诉我们什么。他说会告诉我们真相。但从他的言说来看，我觉得相反。要说不明真相，我觉得我这位诗人兼佛教徒的朋友真的是不明真相。但不同的是，他不是被不法分子挑唆和煽动，而是被一种无形的制度给蒙蔽。他用不妄想和守本心来调和内心的困惑，他用慎独似的修行来漠视民间的疾苦，用虚无的因果来虚置人权大于天的正义。佛应该不是这样的。

　　之所以如此，其实也不奇怪。以我的认识，他和社会接触太是少，还没有真正理解一个威权社会的残酷性和非正义。读的书太艺术，并且过早涉入佛教，自然会造成今天这样一个结果。从这一点看，素质其实是两面性的。就是，它是艺术的素质，还是公民的素质。

　　我心向佛，因为它是慈悲的。慈悲必定要建立在真相的基础上，否则就会有报应。而真相，则建立在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设计上。一个好的制度，会告诉你什么是正义，真相，什么可以让人民免于恐惧和饥饿。

　　埃塞俄比亚有句谚语，“当伟大的统治者经过的时候，明智的农民会深深地鞠躬，并默默地放屁。”60年来，从餐桌围炉，到手机网络，讥讽、调侃政治人物的笑话，粮食断绝时也从未断绝。但在舞台上，钱越多，赵本山们就越嘲讽弱者不嘲讽强者。范伟们就只忽悠江湖，不指向庙堂。郭德纲们也只贬低道德，不贬低政治。他们不是小丑，而是在努力扮演一个蹩脚的小丑。滑稽列传写到现在，实在写不下去。马季先生当年说“宇宙牌香烟”，还带着一股启蒙时代风尘仆仆的味。略微结合了天桥上的相声和西方的talk show，一炮而红，也一炮而猝。先生去世后好事者作“滑稽列传之马季列传”，其中两句令我扼腕：“然季之术讽刺者寡，而颂扬者多，沉积既久，渐亦为人所轻。季显知时移势迁，非独力堪支，遂乃垂钓京师之北，退求一己之安逸。”
　　上海滑稽演员周立波，久已离开舞台。他弟兄劝他复出，一起看了香港的talk show节目“栋笃笑”。许冠文和黄子华，每天在电视上嘲讽时政人物，惟妙惟肖，优雅的刻薄大有英伦之风。尚未成为特首的曾荫权，坐在下面，脸上阴晴不定，手上使劲鼓掌。周立波看了说，其实我能做得更好。于是有了今年红遍上海滩、一票难求的“笑侃三十年”。
　　虽然段子参差不齐，但分头调侃布什和温家宝被扔鞋典故，立场褒贬不定，风格庄谐不分，脸上要笑不笑，首开了这个国家60年来小丑戏仿领袖之先河。其他瑕疵都不重要，周立波说，他的“海派清口”的特点，就是关注时事。制片人说，只要我们避开政治、宗教的敏感话题就没问题。这是古人的滑稽列传绝种多年后在上海的复燃。上海的正副市长，也效法曾荫权看“栋笃笑”去美琪大戏院听清口。周立波不是用上海话，而是用对现实的嘲讽，尝试将自己与当代所有笑星，区分开来。
　　小丑的任务就是在台上放屁，虽然放得还不够响。但这恰好也是中国滑稽列传和英美talk show的差异。“滑稽”的原意是指转壶吐酒，一泻而下，不中断，不梗阻。可以有两重解释，一是出口成章，应对自如；二是言论自由，不阉割，不屏蔽。所以针对滑稽这个词，也有两种口若悬河，一种是言论自由的产物，一种是言论不自由的帮凶。
　　上海学者李天纲说，赵本山可以不谈政治，周立波不能不谈政治。但就如齐国的淳于髡、楚国的优孟、慈禧跟前的刘赶三，谈政治要有小丑的聪明，先唾面自干，谁要和小丑较真，就不是一个民主问题，而是一个智商问题。我很小就看过刘赶三的故事。说他在台上演皇帝，瞥见光绪站在慈禧背后，就拖足腔调，指着光绪说：“我这个假皇帝还有座儿呢，你这个真皇帝啊，连个座儿都没有。”全场吓得大气不出，过了一万年，慈禧才慢悠悠地说，“给皇帝摆个座儿吧。”
　　自古只有滑稽演员，有这个特权。所以当了笑星不放屁，就如蹲着茅坑不拉屎，都极不仗义，因为直言批评风险实在更大。当年邓拓在《燕山夜话》中说，有次京城干旱，皇帝问为何郊区有雨都城无雨。一个叫申渐高的弄臣答曰，“雨怕抽税，不敢入城。”邓拓说，时代不同了，今天不需要拐弯抹角。说完，就进了牛棚。
　　周立波调侃上海的磁悬浮，说我们花了100亿，解决了30公里的交通难问题。随后就用招牌式的假严肃，夸奖政府眼光长远。周立波是个聪明的小丑。但这一路上，他还能走多远呢？若这时代称得上伟大，他的海派清口就有可能不像上海滑稽戏一样，“始于江湖，毁于庙堂”。
　　Talk show却是另一种传统，幽默之后依然直言，灵巧如蛇也锐利如刀，如旧约中先知的角色。和滑稽列传相比，是两种说话的极端。如大卫王害死了自己手下，娶了人家老婆。先知拿单来见他，先说一个故事：城里有一个富户、一个穷人。富户有许多牛羊，穷人除了一只小母羊羔，别无所有。有个客人来到富户家里，富户却舍不得杀自己的牛羊，去取了那穷人的羊羔，杀了给客人吃。大卫王听完大怒，说我指着神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于是先知一翻脸，指着君王的鼻子说，“这个人就是你。”
　　这就是先知和滑稽的区别。说到底，知识分子若不敢做先知，又有什么资格要求小丑来赌一把？所以放下身段，欣赏周立波，笑侃30年的衣食住行，偶尔擦枪走火，放个响屁。你除了感恩，又能说什么？就如一家媒体说，人民已忘了先知是什么意思，人民需要周立波。
　　只是“清口”也有两种解释，一是清心、优雅，不自我贬低，二是自我阉割与审查。前者是剧场版，后者是删节版。当赵本山克隆出小沈阳后，周立波的走红，有望扭转当代小丑文化的方向，从嘲讽弱者转向嘲讽强者；从媚俗转向刺秦；从忽悠百姓转向针砭时弊；从央视的形式主义方言转向舞台的地方主义本位。
广大的民间，胜过周立波的大有人在。如西安作家狄马擅长搜罗未经删节的民歌，经他的陕西腔一唱，每每语惊四座。我爱狄马唱的一首情歌，这是自古以来不被庙堂污染的真正声音，幽默之中，有令人尊敬的价值观：
　　“六月的日头腊月的风，老祖宗留下个人爱人。天上的星星成对对，人人都有个干妹妹。”这是前两段，狄马说，意思是男女相爱，天赋人权。
　　“百灵子过河沉不了底，忘了娘老子忘不了你。宁让皇上的江山乱，不要咱俩的关系断。”这是后两段。我说，意思是婚姻盟约，优先于一切垂直关系，也优先于国家大事。改革30年，开始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家庭复兴，现在是伦理学意义上的家庭衰败。可怜我们既缺乏聪明的小丑，更缺乏勇敢的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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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看余世存的《非常道》，看到文林一章时，顿觉喷饭。中国近现代的大文人如胡适、金岳霖、陈寅恪、刘文典等等，读这些名字的时候，就觉得兰香满口，但这些我们今天看来的大文人，却着实是些有趣、可爱的人，特别是民国时期，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这些文人却如同魏晋名士，给中国的文林增添了无数的乐趣。下面就搜罗了一些他们的趣事，一一道来。
　　
　　
　　一、民国大师：
　　
　　
　　国学大师卷
　　
　　一、黄侃
　　二、刘文典
　　三、赵元任
　　四、刘师培
　　五、吴宓
　　六、钱穆
　　七、王国维
　　八、陈寅恪
　　九、章太炎
　　十、梁启超
　　
　　思想大师卷：
　　一、金岳霖
　　二、冯友兰
　　三、傅斯年
　　四、马寅初
　　五、李叔同
　　六、马一浮
　　七、熊十力
　　八、梁漱溟
　　九、蔡元培
　　十、胡适
　　
　　文学大师卷：
　　一、辜鸿铭
　　二、梁实秋
　　三、闻一多
　　四、张恨水
　　五、林语堂
　　六、沈从文
　　七、郁达夫
　　八、郭沫若
　　九、周作人
　　十、鲁迅
　　
　　

　　 一、金岳霖
　　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围城》里的褚慎明，那个戴着眼镜，满腹迂腐，但是尊重女子的哲学家，这个人，和我们印象中的金岳霖先生极其相似，戴着帽子，怕光，爱喝牛奶，也是个哲学家，呵呵，大概钱钟书先生笔下这个人物的原型就是金岳霖先生了。但是现实中的金先生却远远比褚慎明可爱多了，他的痴，他的傻气，他的天真率直，正是他可爱的地方！
　　
　　 书呆
　　金岳霖十几岁时，按照逻辑推理出中国俗语“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有问题。他发现，如果把这两句话作为前提，得出逻辑结论应该是“朋友如粪土”。
　　
　　金岳霖赴美国留学之前，曾就如何选择专业向其兄长征询。其兄建议他学簿计学。金岳霖到美国后开始按部就班地学习，后因无兴趣，便改学政治学。就这次更改，金岳霖专门致信兄长，说：“簿计学，是雕虫小技。我堂堂七尺男儿，何必学这雕虫技艺。昔日项羽不学剑，就是因为剑乃一人敌，不能当万夫。”
　　
　　西南联大时，金岳霖发表演讲，主讲小说与哲学的关系，讲到最后，结论却是：小说和逻辑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回答：《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
　　
　　徐志摩这样描述他那个研究逻辑的朋友金岳霖：“金先生的嗜好是捡起一根名词的头发，耐心地拿在手里给分。他可以暂时不吃饭，但这头发丝粗得怪讨厌的，非给它劈开了不得舒服……”
　　
　　金岳霖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是很好的朋友。梁思成说：“我们三个人始终是好朋友。我自己在工作遇到难题也常去请教老金，甚至连我和徽因吵架也常要老金来‘仲裁’，因为他总是那么理性，把我们因为情绪激动而搞糊涂的问题分析得一清二楚。”
　　
　　金岳霖28岁的时候，在《晨报·副镌》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优秀分子与今日社会》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说：“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
　　
　　 20世纪30年代，金岳霖每天上午在自己的小阁楼的一个犄角里冥思苦想，遨游在抽象的思想海洋。即使是在战事之秋的西南联合大学，他也是孜孜不倦地思考著书。金岳霖有个习惯：利用每周不上课的三天时间，全心全意做学问雷打不动，客人一概不见。这种情况下难免忘记了日本人的炸弹。当时金岳霖住在昆华师范学校的学生宿舍楼里，1938年9月28日，日本飞机突袭云南，金岳霖在书斋里对空袭警报竟是充耳未闻。还好金老运气好，几枚炸弹在金老那幢楼的前后左右开花，但是他住的那幢楼居然没事！当他被惊醒从楼里跑出来，发现地上狼藉一片，而他则是一副茫然状。
　　
　　金岳霖爱喝牛奶，冬天订了好多瓶，到了夏天，他喝不了那么多，就经常邀请邻居来喝，一再恳求：“这个忙诸位一定要帮。”一位邻居得知情由后，对他说订牛奶可以随时增减，冬天多订，夏天少订。他又大为赞赏：“你真聪明！”
　　
　　在清华教书的一段时间，金岳霖与陈岱孙先生都住在清华学务处。一次，梅贻琦校长外出，委托陈先生代理校事。一天，金岳霖准备上厕所，发现没了手纸，他并不赶紧去找，反而坐下来向陈岱孙写了一张讨手纸的条子：“伏以台端坐镇，校长无此顾之忧，留守得人，同事感追随之便。兹有求者，我没有黄草纸了，请赐一张，交由刘顺带到厕所，鄙人到那里坐殿去也。” 那意思就是，你现在代理校事了，就该为我解决问题，虽然是区区一张手纸。
　　
　　金岳霖曾细心地去分辨“爱”与“喜欢”两种不同的感情或感觉。他说，爱说的是父母、夫妇、姐妹。兄弟之间比较自然的感情；喜欢说的是朋友之间的感情，是喜悦。二者经常是统一的，那就既是亲戚又是朋友；不统一的时候也不少。
　　
　　 1955年，金岳霖离开北大，调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另一位副所长说他应该坐在办公室办公。金在办公室呆了一上午，也没弄明白如何“办公”。他说：“他们说我应该坐办公室办公。我不知‘公’是如何办的，可是办公室我总可以坐。我恭而敬之地坐在办公室，坐了整个上午，而‘公’不来，根本没有人找我。我只是浪费了一个早晨而已。如果我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话，我这个知识分子确实不能办事。”
　　
　　全国开展知识分子“上山下乡”运动时，金岳霖已经70多岁，但却主动要求“下放”。为准备“下放”后有所作为，他有一段时间专门看养鱼的书。他对别人说，“我要是‘下放’了，农林牧副渔五业中，农业我现在干不了，林，我干不了，牧，我也干不了，副业，我也没有技术，就剩下养养鱼。”
　　
　　一次哲学所的领导去看望他，并请他提要求。谁知金老不假思索就说：“我要钱。”然后掰着指头说，我的《逻辑》不要钱，《论道》也没要钱，但《知识论》一定给钱。领导才知道金老指的是稿费，不免有点尴尬；倒是金老还没搞明白，仍旧傻乎乎地说：“还是钱那个东西。”
　　
　　金先生晚年深居简出。毛主席曾经对他说：“你要接触接触社会。”金先生已经八十岁了，怎么接触社会呢？他就和一个蹬平板三轮车的约好，每天蹬着他到王府井一带转一大圈。
　　
　　 心智
　　金岳霖先生常常专注于学问，有时弄到连自己的姓名也忘记的地步。据冰心先生讲，有一次金岳霖告诉她一件事，说一次出门访友，到人家门口按了门铃，朋友家女仆出来开门，问金岳霖“贵姓”。他一下子忘了自己“贵姓”，怎么也想不出来。没有办法，他对女仆说，你等一下，我去问问我的司机。惊得那位女仆张着嘴半天说不出话来。告诉冰心这件事时，金岳霖还幽默地说，我这个人真是老了，我的记性坏到了“忘我”的地步！
　　
　　金岳霖某日打电话给陶孟和，陶的服务员问他：“您是哪位﹖”他忘了，答不出来，于是说：“不管它，请陶先生说话就行了。”因为他不好意思说“我忘了”。可那位服务员说“不行”！他请求两三次，还是不行，只好求教于王喜（金岳霖的洋车车夫）。王喜也说“我不知道”！金岳霖说“你没听见人说过？”他说：“只听见人家叫金博士。”一个“金”字才提醒了金先生。
　　
　　后来金岳霖先生将这事作笑话告诉朋友。朋友告诉他一件更玄的事：说是文人潘梓年在重庆时，在一个签名的场合，一下子恍惚起来，记不得了自己的姓名。旁边有人说他姓潘，可光一个姓还不足以连带出名字来。潘梓年又大声问：“阿里个潘呀？”意思是说潘什么呀，还是记不起来。金岳霖先生听见此事，才有些释然。晚年写回忆文章时，前面记自己“忘我”，后面记比自己忘得更严重的潘梓年。

性情
　　金岳霖主张学生有自己的见解，而且鼓励他们发表自己的见解。有一次在一个逻辑讨论会上，有人提到了当时享有盛名的哥德尔的一本书，金岳霖说要买来看，当时他的一位学生沈有鼎马上对金先生说：“老师说，你看不懂的。”金先生闻言，先是哦哦了两声，然后说：“那就算了。”
　　
　　吴宓先生也是金岳霖的好朋友。吴先生也是个勇敢的痴情人，他把自己的情诗发表在报纸上，其中有“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两句。大家让金岳霖去劝吴宓，他便对吴宓说：你的诗好不好我们不懂，但其中涉及毛彦文，这就不是公开发表的事情。这是私事情，不应该拿到报纸上宣传。我们天天早晨上厕所，可我们并不为此宣传。吴宓不禁勃然大怒，拍着桌子就说：“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金老一下也感觉自己话不大对，但是不知道怎么解释，就站着听吴先生骂了半天。
　　
　　在西南联大时，听金先生课的有个学生叫林国达，是位华侨。他喜欢提一些很怪的问题。有一次他问了一个逻辑上不错而意思却不对的话，请金先生解释。金岳霖想了一想，反问道：“我问你一个问题：‘Mr．林国达is perpenticular to the blackboard（林国达君垂直于黑板），这是什么意思？”一下子把学生问傻了。因为这句话逻辑上没有什么错误，但林国达也不能垂直于黑板。后来，林国达因游泳被淹死。金岳霖知道此事后，上课说：“林国达死了，很不幸。”在这一堂课上，金岳霖一直没有笑容。
　　
　　张若奚和金岳霖是好友，但有时候也吵架。有一次话不投机，争论起来，金说张真实充满傲慢与偏见，张马上反驳说，你才是缺乏理智与情感。（《傲慢与偏见》、《理智与情感》是简奥斯汀的两布部著名小说。）
　　
　　抗日战争之前，金岳霖与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及林徽因在北京住前后院。他常常看到梁思成为了古建筑上的某个数据而在房顶上上下下，就为梁林夫妇编了一副对联：梁上君子林下美人”。“梁上君子”在中国说的是小偷，这里反语正用，恰到好处。所以梁思成听了很高兴。还说：“我就是要做‘梁上君子’，不然我怎么才能打开一条新的研究道路，岂不是纸上谈兵了吗？”可林徽因并不领情：“真讨厌，什么美人不美人，好像一个女人没有什么可做似的。我还有好些事要做呢！”意思是，女人并非供人们欣赏的。金岳霖听到后，表示赞成，连连鼓掌。
　　
　　一次，他在王府井一时兴起，花几百元买了一顶高级皮帽，事后竟诚惶诚恐了好一阵，虽然没有人指责他，他却多次在小组会上主动忏悔，说是过去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余毒未清。阶级性主宰了他的思维逻辑。金岳霖的侄女从美国回来去看他，当他得知侄女加入了美国籍后，竟二话没说把她赶了出去。
　　
　　 为学
　　 1926年，金岳霖回国后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哲学论文：《唯物哲学与科学》。他在文中说：“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他们脑子里仍然是满脑子的哲学问题。”
　　
　　金岳霖授课时，常把学生也看做学者，以学者对学者的态度研究问题。他讲课经常“不带书本，不带讲稿，走进课堂只带一支粉笔，这支粉笔并不适用，经常一堂课下来一个字也不写”。
　　
　　 金岳霖主讲逻辑学，有学生感到这门学问十分枯燥，便好奇地问他：你为什么要搞逻辑？金教授答：“我觉得它很好玩。”
　　
　　西南联大时，金岳霖曾开设一门选修课“符号逻辑”。对很多人来说，听这门课如听天书。因而每次上课，教室中只有零星几个人。其中一个叫王浩的学生却是例外，颇能懂得个中奥妙。金岳霖经常会在讲授过程中停下来，问道：“王浩，你以为如何？”于是，接下来的这堂课便成了他们师生二人的对话。
　　
　　冯友兰和金岳霖都讲形式逻辑，张松年讲的逻辑有点罗素的味道，可是，最叫座的还是金岳霖的课。一到他的课，好几百人，几乎满堂。季羡林虽然在高中学过逻辑，不过金岳霖讲的逻辑跟他学的不一样，所以考不好，后来他才知道，金岳霖讲的形式逻辑跟自己学过的不是一个体系。金岳霖有一次讲到“我吃饭”一句话，说重读“我”，就表示：“我”吃饭，不是“你”吃饭。重读“吃”，就表示：我“吃”饭，不是我“拉”饭。
　　
　　金岳霖曾说：“我培养了只做概念游戏，不关心政治，甚至于反动的人。例如殷福生（殷海光）就是我所供给所培养的一个反动分子，他现在在台湾为蒋匪帮服务。”“我宣传逻辑上的纯技术观点，天才教育观点，在这一方面我特别捧王浩，他现在仍然留在美国大学里，为美帝国主义服务。”
　　
　　晚年的金岳霖认为三本书就能概括他的一生：“我要谈谈我的书，我只写了三本书。比较满意的是《论道》，花功夫最多的是《知识论》，写得最糟的是大学《逻辑》。”
　　
　　金岳霖的《知识论》写了两遍，费时十余年，从完稿到正式出版又用了35年之久。新中国成立后，张岱年碰见金岳霖，问金的《知识论》可曾写好。金答曰：已经写好了，我写了这本书，我可以死矣。1983年，就在金岳霖去世前一年，商务印书馆终于出版了《知识论》，金岳霖在序中说：“《知识论》是一本多灾多难的书……是我花精力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本书，它今天能够正式出版，我非常非常之高兴。”
　　
　　 风采
　　 1926年，金岳霖留学回国后，先受聘于清华大学教授逻辑学，并受校方委托创办了清华大学哲学系，担任系主任。当时的哲学系只有金岳霖一个教师，也只招到沈有鼎一个学生，当时一师一生，号称一系，成为美谈。尔后的三十多年里，他不但一手办起了清华大学哲学系，而且培养了这方面的许多大家，桃李满天下。用金老同事汪子嵩先生的话说：“一直到1952年，清华哲学系的学生都是金先生的学生，或是学生的学生。”
　　
　　金岳霖的学生回忆老师：他身材高大，仪表端庄，有时西服革履，执手杖，戴墨镜，一副英国绅士派头；有时着运动衫，穿短裤，球鞋，举手抬足像一个训练有素的运动员；有时在西装外面套个中式长袍，戴个老八路的棉军帽……
　　
　　金岳霖平常永远是腰板笔挺，西装革履，皮鞋插得油光可鉴，上面绝对不会有灰尘。夏天穿短裤还一定要穿长筒袜，因为在当时看来，gentleman穿短裤一定要穿长袜。
　　
　　金岳霖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他的眼睛怕阳光，常戴眼镜。长沙临时大学草创急就，校舍紧张，文学院各系暂时迁往南岳。当时，在南岳的哲学家有冯友兰、金岳霖、汤用彤、郑昕、沈有鼎（字冗三）。在紧张授课之余，学者们也相互开开玩笑。冯友兰就吴宓的一句诗“相携红袖非春意”发表过不同意见；金岳霖有畏光症，经常戴着一幅眼镜；郑昕则喜欢喝酒；沈有鼎用纸枚代替蓍草研究周易占卜的方法。闻一多因此写了一首诗：惟有哲学最诡恢，金公眼罩郑公杯，吟诗马二评红袖，占卜冗三用纸枚。
　　
　　徐志摩当年曾描写过金岳霖与一位名叫丽琳的西方女子“初到北京时的妙相”：“老金他簇着一头乱发，板着一张五天不洗的丑脸，穿着比俄国叫花子更褴褛的洋装，蹩着一双脚；丽琳小姐更好了，头发比他的矗得还高，脑子比他的更黑，穿着一件大得不可开交的古货杏花黄缎的老羊皮袍，那是老金的祖老太爷的，拖着一双破烂得像烂香蕉皮的皮鞋……虽则那时还在清早，但他们的那怪相至少不能逃过北京城里官僚治下的势利狗子们的愤怒和注意。黄的白的黑的乃至于杂色的一群狗哄起来结成一大队跟在他们背后直嗥，意思是说叫花子我们也见过，却没见过你们那不中不西的破样子，我们为维持人道尊严与街道治安起见，不得不提高了嗓子对你们表示我们极端的鄙视与厌恶！在这群狗的背后，跟着一大群的野孩子，哲学家尽走，狗尽叫，孩子们尽拍手！”

逸事
　　金岳霖先生，字龙荪，1895七夕出生，相传金老的父亲那天刚好从外面骑马回家，途中遇到一条大蛇横在路中，金父便等蛇横过路后才策马而行。回家才知其夫人正要分娩，金父便决定：如果生下的是女孩就叫“巧巧”，若是男孩就取名“龙荪”，这就是金岳霖先生字的由来。
　　
　　 金岳霖字龙荪，与叶企孙、陈岱孙并称“清华三孙”。他们有一个相同的特点是——终生未娶。
　　
　　金岳霖的单身一直都是话题。西南联大有四个出名的单身教授：外文系的吴宓，经济系的陈岱孙，哲学系的金岳霖，生物系的李继侗。虽然是单身，但他们的逸闻趣事和恋爱故事在学校内广为流传。
　　
　　金岳霖好友陈公惠女士回忆，在美国留学时，一次金老在回家路上遇到房东故德太太。细心的房东太太立刻发现，金岳霖的脸色看起来不大愉快。房东太太很关心他就问：“你怎么啦，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呢？”他便有点委屈地说：“我在国内的女友来信要和我吹了。”然后头也不回地跑到湖边去，这下吓坏了故德太太，生怕他一时意气做傻事，忙找人去劝千万要想开；而金岳霖却为自己编的小恶作剧乐得哈哈大笑。
　　
　　金岳霖早年是学商业和政治学的，可能这些学问对他的智力不构成任何挑战，所以他对这些“玩意”一点兴趣都没有。有一次他和张奚若、秦丽莲在巴黎圣米歇大街散步，遇到几个人不知为了什么事吵了起来，这三个人居然也跟进去和他们争论。从此，金岳霖开始对逻辑产生兴趣。当阅读到新黑格尔主义的哲学家T.H.格林著作时，他说他才头一次感到情感上的欣赏和认同，从此之后他对哲学的热情一发而不可收拾。
　　
　　抗日战争中，金岳霖先生教的研究生中，出了一位别出心裁运用逻辑推理的有趣人物。当时日本人常轰炸西南联大所在地昆明，人们便常常要跑警报。这位哲学系研究生便预先作了一番逻辑推理：跑警报时，人们便会把最值钱的东西带在身边；而当时最方便携带又最值钱的要算金子了。那么，有人带金子，就会有人丢金子；有人丢金子，就会有人捡到金子；我是人，所以我可以捡到金子。根据这个逻辑推理，在每次跑警报结束后，这位研究生便很留心地巡视人们走过的地方。结果，他真的两次捡到了金戒指！
　　
　　金岳霖怕光。一般情况下不论何时何地，他都会戴着遮阳帽，并且尽可能压低帽檐，而头只能微仰着。他眼睛的镜片则像黑白无常一样两种颜色。这种标志式的造型使人觉得有点怪，对此金岳霖自己对学生打趣说：“我年轻的时候眼睛不好，不好到什么程度呢？因为我这个眼睛左眼近视800度，右眼远视700度，结果来一个汽车，我看到七八个，然后我就不知道该躲哪一个了，可能七八个哪一个都不是真的。”
　　
　　金岳霖先生个性天真，为人乐观。1982年，已是87岁高寿的金老身体每况愈下，但是据金岳霖的学生回忆：他每天还按规定的时间听新闻广播，看报纸。他埋怨保姆说：“我今天不高兴。你为什么不按时叫我，我跟不上时间了。”他还自慰地说：“这几天我能从沙发，走到屋门了，又进了一步。看来短时间死不了，我要看到‘四化’。”
　　
　　金岳霖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客厅：“一个光棍住在那样几间房子里，应该说是很舒服的。如果说的是白天，那几间房子确实舒服。到了晚上，特别是上床后，问题就不同了。只要灯一灭，纸糊的顶棚上就好像万马奔腾起来，小耗子就开始它们的运动会了。好在那时候我正当壮年，床上一倒，几分钟之后就睡着了。”
　　
　　金岳霖这样回忆胡适：我认识的人不多，当中有些还是应该研究研究。胡适就是其中之一。我不大懂他。我想，他总是一个有很多中国历史知识的人，不然的话，他不可能在那时候的北大教中国哲学史。
　　这位先生我确实不懂。我认识他很早的时候，有一天他来找我，具体的事忘了。我们谈到necessary时，他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必需的或必然的事要做。”我说：“这才怪，有事实上的必然，有心理上的必然，有理论上的必然……”我确实认为他一定有毛病。他是搞哲学的呀！
　　 还有一次，是在我写了那篇《论手术论》之后。谈到我的文章，他说他不懂抽象的东西。这也是怪事，他是哲学史教授呀！
　　
　　 晚年金岳霖写回忆录，第一句话是：“我和毛主席吃过四次饭。”
爱国
　　辛亥革命后，金岳霖很快就剪去头上的辫子，还仿唐诗《黄鹤楼》写了一首打油诗：“辫子已随前清去，此地空余和尚头。辫子一去不复返，此头千载光溜溜。”
　　
　　在美国读书时，听到袁世凯复辟，金岳霖悲愤不已痛哭一场；别的事情可以姑且将就，听到别人说抗日会亡国亡种，他情绪激动得只差要打人；1948年，为了抗议美国的扶日政策，金岳霖竟带头拒领美国救济面粉。
　　
　　在开国典礼上，当毛主席用湖南话慷然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时，金老兴奋得几乎跳了起来！他逢人便叹：“毛主席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真好呵！解放了，中国人再也不受列强欺负了。”
　　
　　建国后，经过学习，金岳霖说：“知识分子头等重要的问题是为谁服务的问题。在政治上我追随毛主席接受了革命的哲学，实际上是接收了历史唯物主义。” “对于政治，我是一个辩证的矛盾。我一方面对政治毫无兴趣，另一方面对政治的兴趣非常之大。”
　　
　　粉碎“四人帮”后，金岳霖的学生一起去看望老师。金见到自己的学生后，异常高兴，对学生发议论说：“现在可好啦，中国再也不会被瓜分了。”让学生感到分外吃惊。
　　
　　 1982年，重病期间的金岳霖留下了一份遗嘱：“哲学所党组负责同志：我可能很快结束。我要借此机会表示我感谢党，感谢毛泽东同志，感谢全国劳动人民，把中国救了。瓜分问题完全解决了。四个现代化问题也一定会解决。我死之后，请在我的存折中提出三千元献给党。请不要开追悼会，骨灰请让清风吹走。”
　　
　　 癖好
　　金岳霖早年留学学的政治学，对政治学理论有独到的见解，他的博士论文在半个世纪以后仍有国外学者在引用。他精通英文，平时用英文思考哲学问题。他能准确地分辨出英国不同地区的发音，他用英文写的散文曾被大学外语系选作范文。他喜欢诗词，不仅能背诵许许多多古代诗词名篇，还能对古代诗词作品作出令方家叹服的评论。他擅作对联，常把朋友的名字嵌入联中，天然浑成，令人叫绝。他对绘画有很高的鉴赏力，尤其对山水画的布局和意境问题有深刻的理解。他酷爱京剧，家中收藏许多名角的唱片，他说看看唱片仿佛就听到了声音，他自己也能唱。他爱好打网球，穿着高档的网球运动员服很像专业运动员，当年曾在巴黎一次留学生网球比赛中荣获亚军。他还参加过级别很高的斗蛐蛐比赛，用一只九厘八的红牙黑打败了一分重的名星翅子。他认为斗蛐蛐涉及高度的技术、艺术和科学。他也是一位美食家，能对中国菜以及英法德意美等国菜的不同特点说得头头是道，能分辨出许多种不同的甜，而他最为欣赏的是“杂在别的东西里面的甜”。
　　
　　金岳霖先生是研究哲学的，但是他看了很多小说。从普鲁斯特到福尔摩斯，都看。听说他很爱看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有次讲课，他讲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大家以为金先生一定会讲出一番道理。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先生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了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为得意。
　　
　　金先生是个单身汉，无儿无女，但是过得自得其乐。他养了一只很大的斗鸡（云南出斗鸡）。这只斗鸡能把脖子伸上来，和金先生一个桌子吃饭。他到处搜罗大梨、大石榴，拿去和别的教授的孩子比赛。比输了，就把梨或石榴送给他的小朋友，他再去买。
　　
　　金岳霖酷爱养大斗鸡，屋角还摆着许多蛐蛐缸。吃饭时，大斗鸡堂而皇之地伸脖啄食桌上菜肴，他竟安之若泰，与鸡平等共餐。1924年杨步伟与赵元任在欧洲旅行时，遇见过金岳霖。其时，金正在欧洲游学，与外国女朋友Lilian Taylor和Emma同行。Lilian Taylor中文名秦丽莲，是金在美国认识的一位小姐，与金一起来到欧洲。1925年，金岳霖回国，秦丽莲也随之来到中国。她倡导不结婚，但对中国的家庭生活很感兴趣，愿意从家庭内部体验家庭生活。1926年，经赵元任介绍，金岳霖到清华教逻辑。金岳霖不住在清华，而是与秦丽莲一起住在北京城里。有一天，金岳霖来电话说有要紧的事，想请杨步伟进城。杨问什么事，金不肯说，只是说非请你来一躺不可，越快越好，事办好了请吃烤鸭。杨步伟是医生，以为是秦丽莲怀孕了，说犯法的事情我可不能做。金回答说大约不犯法吧。杨步伟和赵元任将信将疑地进了城。到金岳霖家时，秦丽莲来开门，杨步伟还死劲地盯着她的肚子看。进门以后，杨才知道不是人而是鸡的事。金养了一只鸡，三天了，一个蛋生不下来。杨步伟听了，又好气，又好笑。把鸡抓来一看，原来金经常给它喂鱼肝油，以至鸡有十八磅重，因此鸡蛋下不来，但是已有一半在外面，杨步伟一掏就出来了。金岳霖一见，赞叹不已。事后，为表庆贺，他们一起去烤鸭店吃烤鸭。
　　
　　金岳霖是“双君子”：既有烟瘾又有酒瘾。他不但喝白酒、黄酒和啤酒，而且经常喝醉。他还说：“我从前是抽烟的。水烟抽过，不大喜欢。纸烟抽得最多，曾有瘾。好的抽惯了，贱的简直抽不得。斗烟我很喜欢，并且把烟斗作为美术品来欣赏。烟味最好的是雪茄。在德国，我曾抽过一支巨大无比的雪茄，一次抽完，醉了……我这个人从来乐观，惟一想‘自寻短见’或‘自了之’的时候，就是那一次烟醉的时候。”

中国社会信任的解体及其结果——郑永年

　近年来，越来越多社会基层的案件在中国发生，例如贵州的习水案、浙江的丽水案、重庆买处案和最近湖北巴东案。这清楚地呈现出中国社会令人忧虑的两大发展趋势。

　　首先是基层官员的法律意识和道德水准灰暗面令人吃惊，不得不让人感觉到四处蔓延着一种大面积的制度性的道德腐败。笔者已经论述过，这些现象表明中国基层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表明民与权之间、民与钱之间的对立。

　　政府本来应该提供社会安全这种公共产品的。如果政府官员的行为、权力的运行本身让人感到不安全，还有什么比这种由政府本身导致的无政府状态更可怕的呢？至少，这比丛林法则更无安全。在丛林法则下，个体之间况且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互相竞争。但在政治权力和资本的结合下，作为个体的社会成员的生存空间就荡然无存了。

　　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现象表明中国社会信任正处于一种解体状态。在中国，社会不信任已经盛行多年，并且表现和深入到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包括人与人之间、家庭成员之间、民与官之间、官员之间、政府上下级之间等等。在传统的话语里，这是一种“礼崩乐坏”的状态。

失去对法律的信任最可怕

　　在所有社会信任关系中，最恐惧的莫过于社会对法律失去了最起码的信任。法律是任何一个社会运行的框架，但当法律不被社会信任的时候，各种各样的暴力就会泛滥起来。

　　就是说，法律起作用的前提是信任。在民与官、民与钱之间没有一点社会信任的前提下，法律就起不上任何作用。

　　法律是任何社会必须具备的一个底线，并且往往是穷者和弱者需要法律的保护。如果不相信法律，那么穷者、弱者怎么来保护自己呢？如果他们相信法律俨然成为了富者和强者的工具，那么他们要做些什么来保护自己呢？暴力就是这样产生的。

　　浙江杭州的富家子弟飚车撞死浙江大学的学生，肇事人激起了多么大的民愤！但假如是一个出租车超速行驶撞死了人，那么可能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在中国的很多社会群体中，莫名其妙的一个“恨”字正在泛滥开来。人们心中有“恨”，但往往不知道向谁去发泄。因此一旦出现任何一个机会，“恨”就很容易也很自然爆发出来。

　　杨佳案件很典型。在这个案件中，警察其实也是受害者，但为什么民心都是在杨佳身上呢？湖北邓玉娇这个案子里，为什么没有人去同情死者呢？所有这些案例里可见民愤已经积累到很大的一个程度。

　　人们对事件的关注已经超越了法律本身。很显然，当法律失去保护弱者的作用时，愤怒就会泛滥，而愤怒会进一步削弱法律的价值。这种恶性循环的情况非常让人担忧。长此以往，一个“恨”字就会越来越凸显，就会失去社会的稳定乃至安全。

　　权力和金钱结合，凌辱、欺压底层的弱者，这些年来，类似的案例数不胜数。社会底层是最大的受害者。社会作为一个集体毫无保护，社会中的个体更没有得到保护。

　　在这样的情况，社会的自卫不可避免。这种情形持续久了，很容易引起社会的暴力反抗。再者，这种暴力往往是自发的尤其是在被迫之下的自发，所以也往往是不可预期的和不可控的。

国家须重建社会共同体

　　无论是社会信任的丧失还是继之而来的社会暴力，都是社会解体的结果。这30多年来，随着高速经济发展，中国社会最醒目的一个现象就是社会的解体。

　　传统的中国社会，县以下是自治的，由乡村绅士凝聚起一个共同体，有经济、社会和自卫的功能，这种形式持续了几千年，不能说没有效率。1949年以后，这个自然的、自治的共同体就被打破，家族势力等等东西都压制下去（如果不是被完全消灭的话）。

　　不过，应当指出的是，毛泽东要“破旧立新”。他想用人民公社和生产队（在农村）和单位（在城市）这种行政建制的方式，来重新建设中国的地方共同体。

　　在这种行政共同体中间，人民和政府之间形成一种学术界所说的“隐性契约”，就是说，“你接受我的统治，我为你提供一些基本的社会福利保障”。这个共同体的前提是失去流动自由。在农村，尽管这种行政共同体没有什么经济效率可言，人们也过着很穷的生活，但这个共同体毕竟也还是个共同体，至少还有赤脚医生，有学校。

　　改革开放之后，农村的共同体首先开始解体。解体的主要原因是人口流动。工业化和城市化必然造成人口的流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村的衰败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在全世界范围内，农村的衰败都是现代化的一部分。但根据西方的经验，在这种不可避免的衰败发生的同时，国家应该花大力气来重建社会共同体。城乡二元体制下的共同体崩溃了，就要求重建公民共同体。

　　在西方，这个共同体主要是通过“公民权”的建设来完成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了人口流动，国家就出来保证公民权，就是政府提供的各种社会保障和服务。

　　此外，政府之外也容许和鼓励公民社会如非政府组织的出现，社会通过各种各样的自愿组织来得到重建。就是说，在西方社会的重建是政府和社会各自努力和合作努力的结果。

西方民主是为了遏制资本主义

　　在西方重建社会的过程中，政府是站在社会这一边的，目标是消除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对社会共同体产生的恶性影响。资本的目标是要摧毁所有的共同体，把所有的东西变成资本，变成资本过程的一部分。

　　这里，西方的民主和资本主义就有一个很大的矛盾，因为民主体制就是要遏制资本主义。把资本主义和民主等同起来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西方社会从原始资本主义发展到现在的福利资本主义，或者带有福利性质的资本主义，这不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逻辑。资本的唯一本性就是利润，它是不会考虑到社会效应的。

　　西方的这个转型是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国家的资本和社会形成了妥协，因此转型较为和平。但也有很多国家，这种转型是通过长期的工人阶级运动和其他形式的社会运动而完成的。

　　在亚洲也是如此。日本的自民党一直是以保护农民的利益著称的，到今天还保持着这个政治局面。日本社会没有解体和政府保护分不开，同时社会的支持也是日本自民党能够长期执政的主要因素。

　　新加坡政府更为典型。政府一直以来是个“亲商”的政府。中国的“亲商”概念就是从新加坡引入的。为了发展经济，新加坡政府一直非常注重资本和市场的作用。

　　但新加坡政府并没有忽视社会共同体的建设。在“亲商”和重视资本作用的同时，新加坡政府从一开始就花大力气发展出一整套能够保护社会的机制，包括“居者有其屋”的住房政策、社会保障、就业、教育政策等等。在每次经济危机来临之时，政府首先想到的也是如何保障社会。社会的支持也是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的主要原因。

最大危险是权力和资本走在一起

　　改革开放导致了中国社会共同体的解体。这很难责怪改革开放，因为中国不能停留在改革开放前低水平的发展和社会共同体阶段。问题在于，在原来的社会共同体解体之后，就必须重建。

　　但中国并没有这样做。当西方新自由主义来到中国之后，对中国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社会领域，包括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教育。这些领域都是政府应当担负责任的公共服务领域，但可惜的是，在中国这些领域都通过不同的方式让给了市场和各种形式的资本。

　　在农村，情况最为糟糕。流出农村的农民到了城市之后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是中国现代化的一部分，但是他们没有得到任何保护。

　　从法律上说，农民工是中国公民，但他们既不能享受城市居民般的公民权，也没有为他们发展出另外的公民权。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也不被容许组织起来。处于个体的他们在权力和资本面前显得毫无希望。

　　在以往，西方学者常说中国政治是极权主义。但现在中国的危险在于权力和资本走到了一起，并且在很多场合，权力是为资本服务的。这种结合比单纯的资本的力量要大很多，比单纯的政治极权的力量也要大得多，可以把此称为资本极权主义。

　　在政治极权主义时代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如上所说，政府和人民之间有一种隐性契约，只给你很低的工资，但是也要提供给你一套保障和福利制度，尽管这种保障也只是低水平的。但在资本极权主义的情形下，没有任何契约关系。这个社会里，个体都是原子化的，没有组织的，一旦发生冲突，就只能诉诸暴力。

　　这些年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所有这样那样的恶性事情，大都和社会解体有关。如果不能正视社会解体，那么社会群体之间的公开对立和冲突将变得不可避免。

　　中国所面临的选择并不多，要么任其自然，让社会冲突甚至暴力冲突发生，要么通过改革达到各社会阶层的大和解。遏制社会冲突和社会大和解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

　　如何应付社会解体之后的社会冲突？这是中国社会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在化解冲突过程，强调法制和法治并没有错，但光强调法制或者法治可能已经无济于事了，因为在没有任何社会信任的前提下，法律已经失去了效用。

　　最重要的是加快建设有助于社会共同体重建的社会制度。在这方面，尽管中国可以走自己的路，但不管怎样的路径，也避免不了全体人民可以共享的公民权的建设。

　　本世纪开始的社会改革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等，无疑是公民权的主要组成部门。社会改革尽管已经成为中国改革的重要议程，但这些年的进展并不顺利。虽然政府努力不少，但既得利益之间很难达成妥协，更不用说是既得利益和人民之间的妥协了。

　　从各个方面来看，中国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一个改革与社会冲突赛跑的阶段。如果政府不能努力促成各社会群体之间的大妥协，那么社会的激进化就会接踵而至。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

 这些女人真漂亮！

　　邓玉娇案件，最终在民意的沸沸扬扬中结案：邓玉娇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但属于防卫过当，且邓玉娇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又有自首情节，所以对其免予处罚。
　　该结论看似公正，实则不公。一：邓玉娇刺杀构成故意伤害罪，属于防卫过当。这和面对强奸时有无限防卫权冲突。有罪，留下案底。邓姑娘从此是一个有着不良纪录的公民。二：巴东警方一而再、再而三篡改证词，制造司法障碍，并没有得到处理。三：死者邓贵大以及黄德智作为公务人员，知法犯法，强迫邓玉娇提供异性服务，并实施了强奸行为，在一审中没有任何法律界定和惩处。

　　总体来说，看似邓玉娇赢了，但实际上是输了。以邓玉娇个人的所谓自由之身，换来官场潜规则的偷渡；看似民意对司法公正的胜利，实际上，民意只不过代替邓玉娇被实施了一次公开的强奸

　　值得关注的是，此仅仅是一审，是否还有二审三审？

这是波兰人为我们弥补的一课

那些诗，你怎么能不给我呢。那才是最美好的回忆啊。

关于这些文字，还没阅读，就不说什么了。

有一点，很遗憾。你怎么成了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了？那是多么无聊的地方。

在这个强大的国度，你能够选择的，就只有沉默。

诗歌是一件多么幼稚的东西。诗歌光鲜的外衣下，是中国诗人的集体沉沦。

　　《南京！南京！》作为一部商业片，以黑白为原色而被赋予了一种纪录片的色彩，应该说这是陆川的聪明之处。但是黑白片的穿透感、历史感和震撼力很快就在刘烨的大量特写镜头中消失，因为刘烨的表演是一种偶像剧的手法。这部电影最大的败笔之一，就是启用刘烨这样一个自以为是的演员。同时，对刘烨角色的放大，给陆川对南京抵抗之城的定性也造成了难以估量的伤害。如果说刘烨是抵抗本色中实的一面，那么小豆子则是虚的一面，当刘烨的实被放大而成为虚的一面，小豆子的虚又如何能够承载一座城市的抵抗呢？实际上，当几个日本兵冲进教堂，俘虏了大批中国军人的时候，所有的抵抗演绎已经被消解了。这种自相矛盾还体现在姜淑云的同事——和小豆子最后逃生的那个人身上，正是因为他不断呼喊着“姜老师救我”，才让姜淑云死于角川的枪口下。一边是美化姜淑云，一边又暴露出另一位中国人的贪生，这种漏洞陆川难以自圆其说。

　　电影中最成功的角色无疑是日本人角川，以及很多日本兵。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陆川的善：一种人性化的视角可以一改以往中国同类电影高大全的不真实形象，以及过度丑化日本人的弱智行为——比如《举起手来》。应该说，这是国际化时代中国电影人的一个进步。但是陆川对于日本人的角色处理过于全面化，似乎陆川读到的历史档案过多，什么都想保留下来，以至把日本人弄得面目全非。有这样一个场景：当几具白色的女人尸体被运送走，一个日本兵大喊着要回日本，而被另一个日本兵打了一拳。陆川说，这不是他编剧时所写，而是日本演员的临场发挥，他觉得好，就保留下来了。陆川还说，在片子送审时删掉了很多，这让他很感可惜。我倒是很庆幸，如果再有其他一些日本兵的吸引眼球的表演，这个电影都快无厘头了。

　　陆川的善，更多意义上是一种柔弱的妥协。大量的残酷镜头被淡化，被美化，这种对历史的回避，有必要么？陆川说要把这个电影献给张纯如，但是张纯如却因为南京大屠杀的惨痛而自杀身亡。不知九泉之下的亡灵在看了这部电影之后会作何感想？民族主义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确实害处多多，但是害怕引起民族主义而对残酷刻意回避，则又是一种民族的绥靖主义了。我们既要和平，也要有面对历史的勇气，这二者本不矛盾。因为只有残酷，才能让人体会到和平的珍贵。当然，这种妥协，也未必不是一种陆川的策略。因为当初向广电总局、外交部等部门申请时遭遇种种质疑，以至差点被“枪毙”，或许正是这一点，才让陆川采取了外交意义上的妥协吧。

　　陆川的妥协还在于对体制的某种认同上。直到现在，一想到电影中那些中国军人高喊“中国不会亡”的镜头，就想爆笑一场。但是，我知道，这种笑是包含着巨大的耻辱在里面。陆川之所以如此，难道不是对主旋律的苟同吗？问题是，这样雷人的场景使得电影的艺术性大打了折扣。申请时的艰辛，以及送审后的感激之情，都在陆川的这句话中：“我真是觉得你在做一个很有诚意的东西，并且你也很有诚意地去跟这个体制交流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对垒的感觉。其实体制也在变化，因为体制是人构成的，人构成的体制，其实有很大的弹性，这里面就在于你怎么去面对它，怎么去跟它交流。”（见陆川答《三联生活周刊》）陆川认为体制是人构成的，所以，他要让那些人高兴，所以，他要让中国军人高喊：中国不会亡。陆川的策略是成功了，但电影却完蛋了。这是陆川伪的一面。

　　角川虽然是很成功的，但是在结局之时，却让我看到了陆川装B的一面。角川枪杀姜淑云有电影情节合理的一面，但对于以日本军队的纪律性而言，却是违规的，不被军事法庭调查，至少也要被上司处理，但电影却安排角川和一个部下共同押送小豆子两个人，这就是莫名其妙了。仅仅是为了完成一部电影，或者仅仅是为了完成一个日本人的救赎，就把角川不由分说安排在了一个花草繁盛的野外，陆川是不是也太浪漫了？一部灾难片，到最后竟然成为了一个十足的文艺片，陆川的善也就成了十足的装B行为，这是十足的伪。

　　也许能乐舞和祭祀真的是对日本军队的一种精神控制，但我怀疑，拍完这部电影之后，陆川也会被它们控制了吧。陆川不是说嘛：以前我从没想过人民的力量。关于精神控制，是成都一位女性观众在看到电影中日本兵祭祀场面说的话，陆川因此大发感慨，感觉百姓的智慧了不得，用了“人民”一词。人民一词，不是不能用，但一个观众有这样的说法，也不足以说明人民的力量。陆川又装B了一回。他真的以为他是个大师了吗？

　　尽管广电总局副局长赞扬了一回陆川，《南京！南京！》的票房就象小豆子吹出的蒲公英在银屏上繁花似锦，但是陆川因《南京！南京！》而暴露出的伪善，明白告诉我们，他从此将永远拜倒在主旋律的石榴裙下。

　　谁能在皇马主场跃马扬鞭？谁能让伯纳乌泪水飞扬？又有谁能让马德里人垂下高傲的头颅？巴萨！六球进帐，将银河战舰打入耻辱的深渊。只有巴萨！

　　梅西的疾风快马，亨利的动如脱兔，埃托奥的闪电旋风，哈维的灵动优雅……巴萨的进攻体系在高速运转中得以完成，缺了任何一个人，效果都会大打折扣。如果在定位球的防守上能够提高一步，巴萨将会更趋完美。对于巴萨球迷来说，伯纳乌球场的国家德比，唯一的遗憾就在于巴萨城池的两次被击破。每战必高举进攻大旗，每攻必求一招制敌，从没有懈怠的时候，巴萨人的足球理念对于崇尚攻势足球的球迷来说，是最理想的寄托。如今的西甲，巴萨高高在上，他们强大的攻击力量足够掩盖防守的相对弱势。

　　我们不妨打个比喻，如今的巴萨，就是古力，而衰弱的银河战舰，自然也就是赵汉乘了。他们之间有没有可比性呢？三场比赛下来，古力以2：1领先，占得五番棋的天王山，手握两个赛点，BC卡杯已经在向古力微笑致意。古力的棋就如同巴萨的球，打得好看，即使是输了，也对得起球迷。古力的攻势围棋是大家公认的看点，这一点，和巴萨很相同。不过，2：1的比分，也和棋局的进程一样，并没有展现古力足够的强大。说古力是巴萨，有些牵强。三局棋并没有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即使是第三局，赵汉乘也不是没有机会。所以说，皇马不比赵汉乘强。虽然皇马的盛名远盛于赵汉乘在棋界的地位，但拿二者相比，还是成立的。或许赵汉乘的柔和棋风决定了他的命运，虽然在大局观上，甚至强于古力，但对胜负的敏感度，技战术素养的失衡，使得他总是功亏一篑。如果说冠军就是一层窗户纸，就是那2%的决胜心，那么古力优于赵汉乘的，就在于同时拥有了这两点，也才构成王者之气。

　　其实，古力也并没有100%的技战术素养。他最大的优势是攻击，一旦下顺了，就成为无往而不胜的利器。不过，遇上了劲敌，或者灵感不至，攻击往往又会成为他的短板。在围棋界，没有一招鲜吃遍天的土壤。古力为什么不能明确说明自己的弱点在哪里？因为他的优点过于明显。相对于攻击力，其他的战术素养，几乎都是缺点了。幸运的是，赵汉乘的短板也很明显，尤其是后半盘缺乏一击制胜的勇气，缺乏致之死地而后生的霸者之心。他的大局观，他的均衡，就如同皇马的定位球一样，可以找到古力的弱点，但仅此一点，不足以战胜古力。在子力的爆发力，相互间的能量转换间，古力的中前场小配合，更强于赵汉乘，因而，临门一脚的威力和频率更高于后者。

　　古力的攻击力强大与否，来源于子效的大小。但古力并没有强大让人放心的地步，特别是在面对低手，面对一些未曾谋面的棋手时，会让人捏着一把汗。因为古力综合素养较之大李那样的棋手而言，并不全面。现在的巴萨在西甲中为什么那么强？那么让人放心？就因为它的中前场强势。个人的实力，合理的阵型，以及哈维那样的大局调度，铸就了攻势主义大旗的长盛不衰。巴萨的足球让人热血沸腾，不仅仅是因为攻势意识，更在于它的全面，尤其是中场哈维那样的大局观出色的选手存在；而巴萨防守的弱势也只是相对而言，如果后方没有普约尔那些高手，又怎么能迅速发动快速反击？怎么能抗击切尔西那种狂暴的英超旋风？

　　巴萨的攻势主义大旗已臻化境，但古力显然还没有达到这一步。即使BC卡杯顺利拿下赵汉乘，个人还是认为这一冠的成色有欠缺，对他本人的成长并没有多大益处。在某种角度上来说，这三盘棋的份量可能还不如对老曹的那盘半目险胜。而如果被赵汉乘逆转，相反倒是一件好事，因为这种意外的打击可能会让古力的心理，以及综合素养的培育更趋向于成熟和全面。不过，赵汉乘逆转的可能太小了。所谓性格决定命运，棋艺这个东西虽然很难界定，但你没有一颗胜负师的心，始终只是个一流棋手。从这种意义上讲，古力应该象巴萨痛斩皇马一样，将赵汉乘好好修理一顿，对于培养赵汉乘的胜负师素质有好处。可惜的是，古力并没有强大到这个地步。当然，棋界找到这样的人也很难。好人终有好报，这种佛教的因果其实并不总是存在的。但愿九月之后，身入行伍，赵汉乘能够获得意外的收获。

　　在这个竞技的世界，巴萨是不可复制的，古力也是不可复制的。古力如果是巴萨，还欠缺些火候。境界的提升首先要建立在技术的基础上，古力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还有，ＢＣ卡的古力是巴萨，那么整个棋界的大李是谁？小李又是谁？切尔西，曼联？或许，只有时间才是最终的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