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看杰克逊的电影，里面有一个细节，排演《黑与白》时，他与女吉它手同台，曲子结束，她就停下来。

他说“不，你不要这样结束”

她犹豫着试了一下。

“再来”

她又试。

“向最高处去”他自己用声音示范她。

她按在了吉它的最根部，手指弹出了高得不能再高的音，很妖异的一段即兴，能看出来这是她从未想象过的演奏。

“对，就是这样”他鼓励着她。

我能感到那种力量可能有点把她吓着了。

……

然后他轻声说了一句话“当你在那儿的时候，我会跟你站在一起的”

                                             二

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他与钢琴师彩排，总是嫌快了一点。

然后他试着跟琴师解释。

用手势打节拍，或者唱出来，但对方都不是很明白，有一点急，说你最好说得清楚一点。

他说“就是要象沐浴在月光中一样，要酝酿一下”

这话说的。

但大家就找到了。

                                             三

还有一个细节。他上升降机。一个人孤零零地升上去，导演在黑暗里用话筒里安慰他。

然后说“我们爱你”

他站在上面，小小一粒，细声细气地说“我也爱你们”

这话特别不象个男人和男人说的，更不象搭档和搭档说的。

但就是这么说的，很真实。

等他跳比利金的时候，鼓声是即兴的，一直不停，他就一直跳下去，底下的搭档们都欢呼。

导演带着敬畏之色对他说“这段象是圣殿”。

最后彩排结束，他们一百多人手挽手成一圈说几句话，他说完，大家紧接着说阿门。

我感觉他们一部分把他当婴儿，一部分把他当神。

一样地强悍和脆弱。

“心里一坨坨不知道多少年的死疙瘩，被震松了。恐惧一波一波，不知所措，可是琴声不饶人，一步步紧逼，听到最紧要处，眼泪砸在胳膊上，一抬眼，离得太近了，酒气扑人，老头老泪含着，在灯底下晶光四射”

这老头儿叫林友仁。

老颓说找不到那首《忆故人》，就让我听他弹的“普安咒”。

我的那一点古琴的经验，还停留在小时候看红楼梦电视剧配乐的阶段。

就这么边开着别的网页写东西边听，第一个音一起，心里一动。

那么慢，手指在丝弦上擦动，枯涩可闻，反复积累，久久才一个音。

但力量之大。

这力量不是来自于静穆，而是准确，含住而不堕的情感。

我以前不喜欢古琴用来修身养性这样的说法，所以不太听。总觉得有点装，象老颓说的，即使坐在五百里深山处，也只是“自负的骄傲而已”。

林友仁说“他们只看到古琴是一种道器，但它首先是音乐，就像释迦牟尼，首先是人，然后再成为佛。没有情感的音乐是音响，不是音乐。”

周云篷也这么说过，是生活最终变成了音乐，但是音乐并不是目的，它是没办法了。

就是这个“没办法”了。

就是这样，想念某人而生死两隔，挂念明知已逝的旧世界，没有办法了。只能打开这把古琴，这音乐里没有鼓励，也没有悲悯----谁有权利悲悯谁？连安慰都没有，安慰什么呢？有什么能安慰呢？

但琴声里都是了解。

那天看曾国藩说“未来不迎，当下不杂，既往不恋”，最难做到的就是既往不恋。

因为人有感情。

有感情而不能自已，就成歌，成画，成一把琴。

曹雪芹说写红楼梦，是“伤怀日，寂寥时，试遣愚衷。”跟诺贝尔文学奖和畅销书都没有关系，只是“试遣愚衷”。

艺术在我看来，就是这四个字“试遣愚衷”。

坐在那些金色大厅里的摇头摆尾的表演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歌与舞本来应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是暮春三月的，“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是汉乐府里的“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

现在呢，就象林友仁说“当它走向舞台，更多的人呆若木鸡地仰视它时，它不能给人更多的快乐了。”

现在都在炒古琴，他有把琴，一千多年了，BBC采访他，他说用这把琴不是因为它有历史和身价什么的，是这把琴他弹的时候能弹出自己的心情，说明这琴做的不错，经过手手相传能留下来，仅此而已。

他也反感把民乐放在厅堂里“高雅化”，琴只属于琴社，“三五知已，琴声才能悠远”。

别去开发它，也别试着保护它。“不动就是保护”。

但这是个闹腾的时代。

“所以不能都按照时代的需要，时代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不需要的就改，就扔。等下一个时代来临了，我们又需要了，再到哪里去要呢。还有现在都讲时尚，时尚是什么，你知道了就不时尚了”

他的琴不是用来取悦人的。

“古代也有专门搞迎合的人，一个叫乐伎，一个叫乐工，现在叫音乐工作者，音乐是说自己的兴致，情致，你自己没有心，说别人的心，这个无法代表。如果你和人家心相同，同心相应，那你说的话才是人家的话。艺术这个东西不是事业。艺术是人的精神世界向外的显示”他说。

写到这儿，想起非典的时候，北京城整个是空的，我们几个从医院出来也无处可去，就在后海边上呆着，空无一人，但有个老头儿，一件蓝布衣服，不戴口罩，一把二胡放在膝盖上，对着湖，拉一个下午，琴声让我踏实。

人生的负荷已经这么深，做为悲哀的汉族人，无歌无舞的我们，至少还有一点声音，千百年了，丝丝缕缕，也没有死灭。是我们的根，这声音来自太古，淡无味，却有情。

（《忆故人》 林友仁 http://music.guqu.net/guquplayer1.asp?UrlID=1&MusicID=9622）

以前看过一个河南斗狗的视频，狗嘶咬得极可怖，赌的人蹲在地上向狗狂喊，眼睛血红。

嘴角挂下一长线口沫。

站在旁边全是花钱来看的人，老人妇女都有，抱着孩子在看，抿着嘴笑，还有人嗑着瓜子。

我看的时候心里难受，那个印象一直在。

前两天跟马宏杰聊，他说他也在拍这个题。

他跟那个斗狗的老板是朋友。对方昨天还给他打个电话，很熟稔的口气“哥很不幸啊，又娶个新媳妇”。

很明显他不是以动物保护者的角度去拍的。

我问他“你没有那种难受吗？”

他说他不轻易用谴责的方式，他只想“知道为什么”

他的照片就是这样。

我前不久在《读库》上看他的《西部招妻》，看得我吓一跳。这感觉只有十年前看赵铁林拍《阿V姑娘的日子》的照片有过。

他拍了一个河南残疾人找妻子的过程-----先娶个有精神病症的女人，但不肯跟他过夜，母亲急疯了去找丈母娘理论，没人有办法。他只能听村里人的说法，把安眠药放在水里，但不知是不是假药，对媳妇没用。他也不愿意用暴力，只好离婚。然后他就去宁夏招亲----实际就是买媳妇。

当地不少以此为生的人，也收养孩子，等长大了再把她们嫁出去收钱。

他拍父母和媒人讨价还价的过程……穷让人的心都残破了。

后来总算定下一个，交了钱，第二天早晨领走，瞎眼的母亲，在寒风里扶着墙，大哭。

下一张是女儿穿着新棉袄，蹲在脏雪里埋着头哭。

有的摄影师就停在这儿了，可是下面的照片是等嫁过去了，这个姑娘不干活，还不断地在小卖部赊东西吃，家里受不了，给了一百块钱让她回去了，她怕是假钞，让换成两个五十。

后来遇上一对兄妹，给了一万二，还有金戒指耳环，拿了后跑了，被人“放鹰”了。

再去宁夏，这次招来个叫红梅的媳妇，生了小孩，可是过两年，想家了，喝了农药，只好让她回去了，可不久又说还是这里好，回来了。

最后一张照片是三口之家自顾自地向自己的方向发着茫然的呆。

马宏杰还是没停在这儿，他还要拍下去。

我上次看完跟六哥说，别人的文章是翻了一座山。马宏杰是翻过一座，前面又是一山，再翻过，前面还是，等到了山脚下，看到远山还是连绵不可绝。

六哥说他在《读库》上选马宏杰的照片还不是因为他花的“时间”，而是往往大家都认为拍穷人，拍底层的人，都要把他们拍成高尚的人，或者让人同情心酸的人，但是，马宏杰超越了这种“政治正确”。

我问马他的原则是什么。

“真实”他说。

这照片没有什么谴责，也没有颂扬，就是观察。

马宏杰不参加任何一个摄影协会，他拍的都是他自己愿意拍的东西。《西部招妻》里头那个小伙子是他的远房亲戚-------“想拍纪实摄影，先把自家后院拍好”他说。

他拍耍猴人也是街上遇见，感兴趣，一拍9年，一起扒火车，晚上一块睡在立交桥底下，拍他们给车里的老板做特别的表演，被拿着手铐的保安赶来赶去。他们大年初一给财神上香，把钱蒸在馒头里。第一碗饭一定要给猴子吃，不然猴子会拿石头把饭锅砍翻。

“大家以为他们是虐待猴子，其实不会。那只是表演”

他拍耍猴人的女人用乳房给小猴喂奶，小猴子亲吻她。耍猴人的小儿子最爱其中一只，有张照片是他睡着了，熟睡中小猴子就躺在小男孩胸膛上，在被子里露个头。

这些细节，看见一点，蒙在人心上的一些成见就掉了一些。

我没想到的是，马宏杰曾经也是调查记者，后来没法儿再做了，就“停下来去拍普通人吧”，他说有摄影师为了拍草原上不落的太阳，整整二十年。而他要拍的是人，一个消逝就不再见的时代，要不然，拍一辈子，“白拍了，或者说，白活了……”

普通人就是普通人，他没有把这个词诗化，照片里的生活就象它本身一样，笨重粗厉，人的心里都磨着砂石，吃着劲，但活着。

他一直跟着拍六组故事，都是这样的人，他一定要活到最后“等他们死了，我再死”

（推荐《读库》0802《耍猴人江湖行》，0904《西部招妻》，马宏杰图文）

一进公园，简直要昏过去了，几天没来，都是人，到处是摆摊设铺的点儿，大声叫卖，草地全踩秃了。

走到湖边，有二胡的声音，是《走进新时代》，我扫了一眼，是个盲人带个小孩子，坐在路沿儿上，面前放着只有两张毛票的空盒子。唉，现在连乞讨的也有了。

实在没地儿，在路的另一边有树遮头的石头上坐下了。

没一会儿，听见有人很急地走过，咚一声，一个空塑料瓶子扔在地上的声音。

我下意识回头一看，是路过的人把刚喝完的饮料瓶子顺手扔在盲人乞讨的纸盒子里，脚不沾地，头也没转一下就走过去了。

那个盲人自顾自拉着。

我正要回过头继续看书，那个小孩子伸手把瓶子捡了起来，他手太小，只能用两只手搂在胸前。

我以为他想丢出盒子去，或是拿着玩，要不就攒到什么布袋里去。

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了。

我也站起来了，想看看他到底干什么。

这个娃娃大概两三岁，短头发，穿个脏得看不出模样的灰绿背带裤，分不清是男是女，就搂着那个瓶子，摇摇摆摆往南走，走了大概二十多米，在大人们的腿中间，一会儿能看见，一会儿看不见。

然后，他站在一个垃圾桶前面，打量了一下，把这个空瓶子扔进去了。

我看着他走回来的样子，向他笑。问“你多大了？”

他显着对生人还是挺警惕的样儿，没回答。

他坐回到地上，盲人自顾自拉着，我蹲下，把买的水打开，递给这娃娃。

他用两只手搂在胸前。

我也不知道跟他说什么，下意识去掏裤兜。

“一百”小孩子说，河南口音，是个男孩。

我笨拙地说“你知道阿姨为什么给你钱吗阿姨刚才看见你扔瓶子到垃圾筒啦，你真棒”

他肯定是听不懂。我就冲他顶了个大姆指，他笑了。

然后我说“跟阿姨说白白”

他摇摇小手。

走了很远我回头看，他把那水给那盲人喝。

“马基雅维里不问‘总的来说，人是什么样子？’

他改个问法“人性里有哪些绝对连贯的成份？

用他的话说“爱并不永远管用……恐惧则从不失灵。”

看到这儿的时候，我实在忍不住给闲老师发了个短信。

他推荐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昨天才被我找出来看，说实话，是为了入睡快。

但是，看到两点钟的时候，简直恨不能把谁从睡梦中扯起来，分享一下，“翻译得真好”。

译者是台湾的彭淮栋。

政治思想史，是人要认识政治本质的过程，字眼如同刀锋，行走其上，只有极准确才能抵达。就象书中说到“卢梭说‘人曾经生而自由，而今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他以寥寥数字，道尽人类全史”

译文本身也同样沉雄有力。

看他译希特勒参加第一次大战的一段“他从童年来首次找到归宿之感，1918年之前，他大概在战壕或者军营才有家的感觉，他没有可以解甲归去之处：没有真正的家庭，没有家园，没有朋友，没有工作……一眼就可以看出，他就是那种真正的群众人……将德国战败当成自己的失败，并且寻找祸首，由此生出那个“背后一刀”的被出卖感”

他希望被视为普通人的化身，这样就可以把自己的经验当作是整个德意志民族的集体经验。

“街头暴力或者暴力威胁，是纳粹主义的一大宣传诉求，索雷尔早在1906年就说对了：不必多少实际的暴力，就能让一个希冀和平的社会惊坐而起，瞠目骇心，不用太多暴力，就能使这样的社会两极化”。

“惊坐而起”，这词用的。

书里有一段话可以总结这种情况的实质“集合在一起的一般人是一只巨兽，等着安抚，喂食，讨好，然后牵着鼻子走……因为煽动家知道他只能向人民提出人民已经有心相信的事情，人民则只相信那些告诉他们所求有理的人”。

这种翻译里，有一种痛痛快快地，甚至不由自主的力量。仿佛他不只是翻译一些陌生的字句，而是与读者一起通往某处，发见了一些巨大鲜明的东西。

“真理不是发明而是发现的，不是创造的，而是掌握到的”，他的译文里说。

二

意大利语里，“翻译”意味着“背叛”。何况翻译思想史。

思想本身就是给事物下定义的过程。一个微妙之处不到，就笨重得翻不过身来。彭淮棟捡的全是难的，<俄国思想家》，《美的历史》《萨义德回忆录》……

他曾在访问说过，「我只要一個句子翻得不好，10年後還會記得，還對它耿耿於懷。」

他译卢梭，等于用尖硬的刀把他面目刻下，石屑簌簌而落，“人人都需要一个能称为家的地方，包括卢梭，卢梭的问题出于他是一个畸零之人，在他当时任何社会都得不到归宿之感，他试过的社会够多了-----瑞士，意大利，法国，英国，没有一个合他心意。卢梭说，他的纯真被腐化，就是明证：看，世界把我害成这个样子，于是，卢梭在他脑袋里为自己发明一个祖国”

接下去，他要翻译，什么是浪漫主义者？这类哲学冗词最难译，笔一软，字立刻都粘在纸上，滞重地趴下了。他的翻译是

“卢梭标举自我为万事万物的尺度，如同所有浪漫主义者，他将自我执念变成一种公开的姿态……人性与人类社会在个体灵魂中交战，如果说浪漫主义与革命有何关联，这关联就在于浪漫主义者是一个内在已经发生了革命的人”。

“浪漫主义者是一个内在已经发生了革命的人”，这话简直可以把纸钉在墙上。

 但有的时候又体贴柔软得很“卢梭式的自然人每逢革命就会出头，但他露出的是一张非常不高贵的脸—泰纳引导我们看出那疯狂的倒退，退到一个齿爪血淋淋的自然状态”这话后面有一个译者按：“nature red in tooth and claw”语出英国诗人丁尼生的长诗in memoriam  A.H.H第55节，尖细地补这一笔，要让读者知道词语形容的来处。

网上有很多人对他的夸赞，多说“典雅”

但徒有文字之美，难以直抵人心，“信，达，雅”中的准确和通达，要来自对材料的大量掌握，这个笨功夫不下是不可能的。

可见彭从少年以来阅读的眼界，“初级中学读三国水浒红楼西游，及于诗词元曲杂剧，高中嗜读古文，自习书法，及西方古典音乐，大学最好史记与新诗、俄国文学与近人小说，兼及柏拉图、荷马两部史诗、希腊悲剧，下至现代，整个英美文学与文学批评。大学已附修法文，９０年代为读歌德、席勒原著，复自修德文，又在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十载，负责审核西方名著译丛，内容遍及文、史、哲、艺术、政治、经济”

这算是绝顶聪明的人了，但用他自己的话，他翻译靠的都是“愚勇之力”“「順利的時候，一個晚上1千字，有時候某個句子不通，2、3天都沒有辦法寫出1個字」

他回信给大陆的读者说，他的翻译“译事之不易，与个人所需素养土壤之厚，无他，根深叶始茂也。”

三

他说过「翻譯沒有職業尊嚴，中外皆看不起翻譯，台灣的情形又更加嚴重。」，他为那些稍有名声就大量譯書的译者叹息，他们很快就將自己譯筆「打爛」。

他有个朋友作过一个藏书票给他，是两句清人的诗 “贫不卖书留子读，老犹栽竹与人看。”，多年老友形容他，“他苦干实干，不争功、不诿过的恬淡个性，正是这两句诗”

他已经年过半百，在给读者的信中写他的生活“平日下班只读书，弹钢琴，居闹市而足不出户，课一子一女，教以英文、古文、诗词、书法，全家入眠后，伏案译书，亦苦亦乐。”

他说过“译者寂寞”-----失之我过，得之无功。

以这篇文章，遥遥向彭先生致谢。他曾让深夜中隔着海的陌生人，忍不住伸手抚摸一本书中的铅字，想要触摸到它从笔尖上热得烫手，浓得要滴下来的魔力。

南方周末：内地记者在采访官员时，往往被批为“不会提问”。在你看来，存在这一现象吗？
柴静：人总是要服务于自己的雇主的，看这个“不会提问”是谁来界定了。如果是市场媒体，那么，可能读者或者观众已经把这样的记者淘汰了。

南方周末：“两会”或其他中外记者群访官员的场合，内地记者的提问近年来有什么变化？
柴静：竞争是前进之本，人大也在主动邀请些非中央媒体的市场媒体来采访“两会”，并且研究它们分别的受众群，打破垄断，就会有活力。

南方周末：《朱镕基答记者问》一书中收录的国外记者提问许多都很犀利，因此常被国内有些人认为“带攻击性”，是西方立场的。你觉得应如何看待？
柴静：立场这事，我跟美国国务院的官员聊过这个问题，说到他们的媒体报道中也有明显的挑衅与失衡处，他们一脸无奈：“他们对我们也这样。”
但他们接受记者的职业角色：监督。
偏见往往来自无知，纠正偏见的最好方式就是把意见市场流通起来，让意见与意见较量，去赢得多数人的理性。

南方周末：对较高层级的官员提问时，有无感到压力，或有话不能直说？
柴静：没有。我能否问得准确是我自己惟一需要担心的。
我采访中财办主任陈锡文的时候，他谈征地问题也相当尖锐，看片子时，我的领导说了一句，他说得再尖锐也没事。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特别真诚。”
前几天我就金融问题采访过高强，他说话也比较直接的，我问他怎么能在官僚系统中这样说话能被接受。他说：准确。

这两个词我觉得挺重要的，提问出自公心，出自诚意，对事实把握得准确，就不用因担心顾虑而变得软弱。
另外，问出直接的问题也是对对方权利的尊重。有一次采访发改委一个官员，关于雪灾的应急漏洞，我问完后，他说：总算有人问我这问题了。因为他终于得到一个回应质疑的机会。

南方周末：新闻界有这样一种说法：高层官员对待媒体态度相对开明，基层官员则相对保守甚至粗暴。与基层官员如何打交道？
柴静：基层官员有两种，一种是你的采访直接触动他的利益，动手是可以想象的。但大部分原因是他们缺少经验，因为恐惧会走极端。
对待保守有保守的方式，对待粗暴有粗暴的方式，需要点儿人情世故的洞明吧。我觉得，对记者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不能因为憎恨他就变成他的一部分，即使他侵害了你的权利，你也要保护他作为被指证者的说话的权利。
我就征地案采访过开平的官员，他暴跳如雷，对我们很无礼，我们镜头也都拍了，播出来当然是面目可憎的，但他可能几小时后意识到这样会有麻烦，又来找我想再采访他一次。我马上就要去机场了，但还是采访了他，因为我要得到的，不是一段戏剧性的、刺激性的电视画面，而是我想知道的信息。采访完之后，我对他说，我是出于对我职业的尊重采访你的，希望你以后也尊重记者。

南方周末：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下，官员和记者之间的平等关系应该如何建立？
柴静：对我来说，在摄影机红灯亮起的时候，他只有一个身份：我的采访对象。
我倒没觉得与别人有什么不同。我只从他那里获得信息。最重要的是我关心的现实问题到底是什么，我是否代替那些沉默者发问。
全文可阅http://www.infzm.com/content/35109/0

《胡适晚年谈话录》里有个小故事.

“前几天，高平子的孙子来，他引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四句空洞的话，我问他‘怎么叫为天地立心，你解说给我听听’”

这孩子大概就愣在那儿了。

胡适说“你的祖父是学天文的，你不应该再引这些不可解的话”。

二

昨天饭局上，几个人说到北大的王瑶，朱自清的弟子。说他如果是现在，倒是个很好的时事专栏作家。

钱理群的书里也这么说，王是他的导师，极有才情。当年他们定期去王家客厅听他神聊各种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预测。

“他极度敏感，一天几个小时读报纸，从字里行间去分析各种形势，动向，有的分析极独特，有的不免是过分敏感”，又总伴随着对自己及周围人的实际命运的种种揣想。

钱说结果要不就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要不就“看得太透，就什么也不想做了”。

王瑶年青时“一年一本书”，到后来“写不出来了”。

他在临终前，对钱反复叮咛“不要再分析了，不要再瞻前顾后，沉下来做自己的事”。

我原以为沈家本的改革中，冲突最大的可能是酷刑的废除，毕竟是沿习千年的律法。

他可能原来也这么想过，所以曾经在腿上捆了两只厚垫子，准备恶法不废，在殿前长跪不起。

结果当晚他就回来了-----改得很痛快。

冲突最大的，甚至不是直接从政治中划分权力。

沈一刀切开密如凝脂的权力核心，把中国传统的行政司法不分的制度解体。从1906年开始，刑部改为法部，管理全国的司法行政工作，并改按察使司为提法使司，负责地方司法行政工作及司法监督。改大理寺为大理院，作为全国最高审判机关，建立了四级三审的审判制度。

在当时“移动一下桌子都要付出流血代价的中国”，这位老先生用笨力气扭住政治的一角不放，居然得以安放这一制度，后来都为中华民国所继承，曾担任过司法总长的梁启超在1923年说“从民国建立以来，相比之下，司法制度差不多是惟一的一个成功的领域。”

让老爷子被迫辞职，甚至差点以勾结革命党罪被关起来的，不是别的，居然是与道德之争。

二

这场百年后还闻得到血腥气的争论，后世叫“礼法之争”。

他们争的到底是什么？打个比方，按以前的大清律，你父母的命令，你要不好好听，就会入罪坐牢（子孙不听教令罪），你父母用暴力伤害你的时候，你不得适用正当防卫。如果你打了你父母，当然，或者你老公，你就得加重刑罚，如果是他们打了你呢，那就要减轻。

还有，如果你现在是个没有丈夫的女人，跟别的男人发生了性行为，那你就得判“无夫奸”罪。

不要笑啊，这个罪在《大清律》中，要施杖刑。

无夫妇女是否享有性生活的权利？在当时的中国，光是提出这个问题，就够石破天惊的。当沈家本等人将无夫妇女与人和奸治罪的条文从新刑律草案中删去时，你可以想象礼教人士的表情。他们震怒的依据是“无夫奸，中国社会普通的心理，都以为应当有罪”------国人都以为有罪，那就是有罪。

沈认为“无夫奸问题不应该在法律上禁止，不能由国家法律来解决。这种事情纯属教育问题，不该写入刑法。老爷子很不容易，为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得搬出礼教经典著作来论证无夫奸行为即使在古人看来也不为罪。看，《周礼》记了，“仲春三月，男女私会，奔者不禁。”。对方说“私生子多秉戾气，将来必不是好人”，沈还得搬出个例来证明“古来私生子贤哲者亦属不少，未必非私生子即尽是好人。”，呵呵。

礼教派还有个说法，中国妇女知识程度低，在男人面前不懂得如何运用“自由”和“平权”，因而不能不靠法律来禁止。不懂得如何运用自由。就干脆在法律上禁止自由，瞧这逻辑。

沈的理念清楚得很，就是道德归道德，法律归法律。“不能把礼教放在刑律里头维持就算了事”，“不能把道德与法律规定在一起，就说是维持道德”；“道德的范围宽，法律的范围窄。法律是国家的制裁，道德是生于人心的。所以关于道德的事，法律并包括不住。”

但是，与礼教为敌的后果是“历代之服制、名分、礼教一扫而空。草案一出，举国哗然。内则九卿、科道，外则各省督抚群相诟病，纷纷奏参。朝廷迫于公论，虑其窒碍难行，复饬法律大臣另修见行律以备新旧过渡之用。”

在强大的压力下，沈终于辞去修订法律大臣和资政院副总裁之职，回到法部侍郎本任。

他最后说“如果道德礼教全靠放在刑律里头维持，这个礼教就算亡了。”

他去职后，修订后的法律仍然有“无夫奸”罪，只不过实行的第一年，清朝就覆灭了。

三

为什么道德会有这样血腥味？

博客里的读者提醒我，去查查“原心定罪”的说法。

哦，这是春秋之义中的一项最为重要的内容，从汉儒起，把它当成司法审判的基本原则。就是说审判中重点考察犯罪者的动机是否合乎儒家道德，如不合乎，必须严惩；如合乎，虽犯法亦可从轻论处。

就是道德至上的审判原则。

听上去，审案问动机，也有它的合理性，但是，用到法律上，动机与道德，是多么模糊不清的概念，谁来定罪，怎么定罪，就没边了。

刘师培对这种“引决判狱”有过总结“掇类似之词，曲相附合，高下在心，便于舞文，吏民益巧，法律以歧。故酷吏由之，易于铸张人罪,以自济其私”。
 说得很清楚-----裁判官要不就给你说得云里雾里的，让你根本弄不清楚怎么回事，好驾驭玩弄你。要么，就操纵法律，好给你任意定罪，从中捞取好处。

就象这位读者感慨的一样“道德是一根多么称手的棒子”

把道德法律化、强制化，就意味着限制和取消了道德之所以成为道德的前提-----意志自由。道德一旦沾上血腥气，善也就死了。

结果是什么？黑格尔早就说过：“普遍虚伪的产生”。

一大收获是，宋石男老师特意发来一段他深情演唱的视频，给我压惊，果然有起死回生的效果，不得不分享下：

（谢谢ZSH，这两天一直在找这方面的资料看。但不是这专业的，写出来错漏肯定很多，抄点书罢了，错的地方请批评。其实很感兴趣沈老爷子改革中遇到的争议，有这方面资料的人，提供给我看看。）

1784年，黄埔港内，一艘英国船向第一次到中国的美国船鸣礼炮致敬，不幸造成了岸上一个中国人的死亡。

这船的大班被官府逮捕，如果三天之内交不出凶手，要绞死大班，还要逮捕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的商务监督，而同时，要永久停止西洋各国一切的对华贸易。

船长照办了，还写了一封信：“我希望这可怜的老人不要受伤害，因为那件事完全是一桩不幸的意外。”

这位炮手最终被处以绞刑。

1821 年，美国船上的一名船员失手将瓦罐扔到中国农妇头上致伤，被获绞刑，尸体被送还船上。数年后，英国水手伤中国村民林维喜致死后，中方要求处以绞刑，英方拒绝交出人。

鸦片战争当然主因是利益，但是，也不能低估此事引发的中英冲突之剧烈。基顿在《治外法权在中国的发展》一书中认为：”林维喜被杀案引发的治外法权之争是导致1839年公开敌对的直接原因。”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西方人决定不向中国地方当局交犯罪嫌疑人，除非此人已经受到本国人民的审判，并明白无误地证明他确已犯了杀人罪。

但是，我看到这里的疑问是，难道数千年中国的刑律中没有故意杀人与过失杀人的定罪差异吗？不会吧。

二

查当时的大清律，规定是“不分戏杀、误杀、擅杀，皆拟绞监候。”

绞监候，意思是死刑缓期执行。

看，有，过失杀人，是可以不必死的呀。

当时的英国人马士说“这种法律如果能公正地执行，那么，英国人是很情愿服从的。因为在这同一个时期里，按照英国的法律，不必说是偷羊盗马，就算是盗窃价值超过12便士的财物，都要被判处惨酷的死刑……”

可见也不是不接受死刑，那么争议究竟在哪儿呢？

马士说“在上述的各个案件中，英国律师的普遍主张是罪状都应属于过失杀人或自卫杀人，而中国法官却普遍主张都属于斗殴杀人，对于这种罪状的惩处，便统统都是‘绞刑’

我能找到的材料中，没有中方当时审理的原始资料，不知道他说的“斗殴杀人”的说法准确不准确，中方认定的依据是什么，但结果肯定是绞了。有两种可能，一是认定故意杀人，绞了。一是认定过失杀人，但出于某种考虑，也绞了。

很明显，中外司法上在定罪和量刑上出现了重大分歧，有分歧也是正常的，就需要一种正当的法律程序、用一种公正的审判方式才能有望得到解决。

关键在于有没有这样的程序和方式？

记载的这几起案件，都没有公开审理，当然也没律师，也没有上诉这一说。

这并非只针对西人，在当时的刑律中，此种状态普遍存在，史料中有当时还算革命青年的汪精卫的评论“中国之民，死于刑者，为数不可记”，法律“以残酷为主义”，故“民多滥死”。

为什么会滥死的原因，也有尖锐的分析“裁判官宁杀无辜，不欲以之逢上吏之不悦；宁杀无辜，不欲以之伤同僚之感情；宁杀无辜，不欲以之益听讼之劳”

马士在书中对当年大清帝国司法传统的描述是，“在中国，一个被指控为犯有罪行的人，仅凭他被控诉一事，就可以被假定为有罪。聘请律师帮助是被禁止的，审判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迅速结案、恢复秩序而不在于确定事实和恢复公平正义……任何人在中国法庭受审时，都有可能会面临着被刑讯逼供的危险。对外界表现精心执法的最为公开的办法，就是简单地宣告‘一命抵一命”

沈家本是清末法律改革的大拿，他说：“中国之重法，西人每訾为不仁，其旅居中国者皆借口于此，不受中国之约束”。

列强以不平等条约攫取在华领事裁判权后，中国政府为收回司法主权，被迫进行近代的司法改革。1902年清政府下诏宣布立法的宗旨云：““参酌各国法例”，“务期中外通行”，“与各国无大悬绝”。

三

沈家本老爷子主持的这场改革，有几点值得一记：

1 他描述过当时死刑之多，“中国刑法，周时大辟二百，至汉武帝时多至四百九条，当时颇有禁网渐密之议。……计现行律例内，死罪凡八百四十余条，较之顺治年间增十之七、八，不惟为外人所骇闻，即中国数千年来，亦未有若斯之繁且重者也。”而“欧美日本各国死刑，从前极为惨虐，近日则日从轻减，大约少则止数项，多亦不过二、三十项。”

2  他特别奏请将戏杀、误杀、擅杀三项虚拟死罪改为徒流。“此数项罪犯，在各国仅处惩役禁锢之刑。”而“中国现行律例盖虽名为绞罪，不过虚拟死罪之名，多费秋审一番文牍而已。……拟请嗣后戏杀改为徒罪，……误杀、擅杀……现律应拟绞候者，一律改为流罪。使刑罚“总期由重而轻，与各国无大悬绝”。

3 废除凌迟、枭首、戮尸等酷刑，他指出：“夫刑至于死，生命断绝，亦至惨矣。若犹以为轻，而更议其重，将必以一死为未足而淫刑以逞，车裂、菹醢、炮烙、铁梳种种惨毒之为，有加无已，极其残忍之性，互所底止？而死刑不可再分轻重，其理由大可研求矣。”.

4 主张废除残存的刺字肉刑。他认为用肉刑去禁绝犯罪，收效不大，意欲用肉刑去警戒他人，也没什么用。他认为，刺字“在立法之意，原欲使莠民知耻，庶几悔过而迁善。讵知习于为非者，适予以标识，助其凶横；而偶罹法网者，则黥刺一膺，终身受辱，有过无由自新也。”

5.反对刑罚报复主义，主张刑罚的目的在于惩戒和教化罪犯。在沈家本看来，“刑法乃国家惩戒之具，非私人报复之端。若欲就犯罪之手段以分刑法之轻重，是不过私人报复之心，而绝非国家惩戒之意。”根据这一刑法思想，沈家本在修订刑律的同时提出了改良监狱的问题，他认为，“刑罚与监狱相为表里”，“设狱之宗旨，非以苦人辱人，将以感化人也。”

不能不感佩这老爷子啊，那可是一百年前。

第6点很可一说，他制定“罪刑法定”原则，《大清新刑律》第十条规定：“法律无正条者，不问何种行为不为罪。”这被公认为近现代刑法典的基石。

在这个问题上，张之洞曾提出了激烈的反对意见，他认为，如果因法律无规定，不论何项行为都置之不理，就会给刁徒有空可钻，这样法政就会废驰。

沈家本则认为，法者，与民共信之物，法律有明文，才知道什么应做，什么不应做。如果刑律之外，再参考官吏的意见，人们将无所适从。“以律无明文之事，忽授类似之罚，是何异以机杀人”。

他又认为，如果允许司法官于律无规定之时比附其他条文定罪处罚，则其立法、司法兼而有之，就不符合立宪国家的基本原则。

争论之声，在数百年后的孙伟铭案中依然回响。

看了南风窗的报道http://wdh.fyfz.cn/blog/wdh/index.aspx?blogid=505284，注明一点，《新闻调查》采访线索来自职工举报，采访过程独立。

视频见博客第三页。

1        把大家的评论作了一点整理，这是这个博客最让我安慰的地方-----能够提供一个公共的平台，让大家发言，辩论，倾听，思考。这次因为两派的观点都比较强烈和典型，为了阅读时方便，我把这些留言整理成了两个人的对话，就不署名了。对话内容全都出诸于大家的原始评论。

2        关于酒醉驾车肇事后，到底是主观放任，还是过失，界定是否合理？飙车案与醉驾案有何异同？大家可以看看节目的内容，下一篇再来讨论。

3        为了方便没有时间看视频的人，我把节目的文本贴在最后，供参考。

4        另，除了广告，我不删贴。

5        眼睛已经大好了，谢谢关心和提供药方的朋友。

6        对了，ZSH关于清末狱制改革的文稿和资料已经发给我了，她特别说，从中也许可以看到大众对死刑吁求的一些来源。看过整理后会跟大家分享。谢谢她。

A“假设一个不会开车的人，买了车子开车上路，不小心撞了，然后一慌，一系列操作失误酿成更严重惨剧，这个人不该死吗？这样都不死，那么马路还有安全可言吗？更不要说孙无证＋醉驾＋逃逸未遂4死1残。”

B“孙伟铭既没有蓄意谋杀，也没有故意撞上人群，判处死刑显然过重。案件中孙伟铭是两个过程导致了四死一伤，假设只是一个过程，也就是说孙这次酒后驾车只发生一次事故而造成了4死一伤，那么都很难符合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要件。危害公共安全罪必须有主观故意或者犯罪动机。孙没有。并不同情孙伟铭，感兴趣的就是法律的趋向。案件的审判过程，能够体现出当前法治理念，也能体现出现代法律的核心价值。”

A“以前人们讲究爱憎分明,而现在却只宣扬那些虚伪的爱和人性之类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对所有罪恶都会报以同情.没有严格的是非标准,导致的就是社会道德的紊乱.“民愤极大”“社会危害性极其严重”为什么不能做为断案的标准,这是对社会进行正本清源的最好良方.”

B“判处孙伟铭死刑还是无期，很多人总是用一个已经淘汰了的原则，封建社会的原则“杀人偿命”，这里的杀指谋杀。这已经不是现代法学的定律了。所以，千万不要用“杀人偿命”作为理论基础来研究这个问题。一开始就有问题，没法在一起讨论了。我这样说你可能不爱听，不过情况确实如此。”

A“你看看呼声吧，在人的素质还普遍不高的时候，人们守法的动机还是出于对法律的敬畏，减少和取消死刑看似人性化了，实际上是降低了恶性犯罪应该付出的代价，使犯罪的人更加有恃无恐，更多无辜人的生命受到潜在的威胁。这是近年来人命案件不断增多的根本原因。 ”

B“加重刑罚沒用吗？当然不是，它还相当有用，而且有很效率。大家懾于刑狱，说不定就都不醉驾了。一棒打死孙，其他人就乖了，这种思维与网癮之戒里的家長思维一脈相承。它的问题在于把是非判断的主体完全交付家長(法律)，在个人层面却完全缺失，一切的价值选择都是外加的，而不是內省的结果。所以继孙之后，照样有人干犯驾驶規則，罔顾他人性命，只是大家都不醉驾而已。你要切除肿瘤，首先要告诉我你所说的肿瘤是什么，是醉驾的行为？还是罔顾他人性命的社会心理？若是后者，你认为可以用峻法解決吗？威嚇真能让一个人更认识到生命的立体意义吗？”

A“除了它，你能列举更好的方法吗？”

B“直面錯误的机会。”

A“我知道不要说杀一个，就是杀十个，醉驾问题也无法杜绝，但我相信一定会减少，而这意味无数个比孙伟铭们更应该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能够继续活下去。”

B“要不要用重典，还要看你怎样看待犯罪，如何看待法律。犯罪自有其社会功能，就是标识社会问题，让在位者有知。你是看到抢劫犯抢了东西？还是看到抢劫犯为什么抢了东西？这是一个问题。你是看到孙醉酒害死了人？还是再深一层，问问为什么孙会醉酒害死了人？法律的另一个功能是教化，解決一个社会问题需要的不是祭坛和牺牲，而是共同认知问题的机会，让犯罪者活着面对自己的錯误，作錯误的见证。找出犯罪的结构性原因，幇助边缘者重回正轨。因为他们的錯误有可能是我们集体的錯误。”

 A“如果因为现在严查醉酒驾车或威慑后人而杀人是枉杀，那么哪次死刑，甚至哪次刑罚，没有警告威慑后人不要犯相同错误的原因包含其中？”

B“立法者的精神应适中宽和，政治上的善与道德上的善事一致的。”这是现代法学奠基人之一的观点。新中国的法治建设，也不断地体现这一点，80年代初期的严打，使很多不该失去生命的人失去了生命。当时的一些罪名，现在也取消了。而在惩罚方式上，每个国家都在趋向温和。”

A“如果死刑取消，也就是说有些罪刑不用杀人偿命，那我告诉你，逼急了我很可能不理智杀人，无非无期就无期呗，死刑对人的震慑是毋庸多解释的”

B“各种法场，民众云集，这种仪式感并不能引起人们对法律本身的思考。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人最重要的东西，未必是生命，可能是荣誉、也可能是自由。荣誉是法学原理的书籍中经常提到的，人们在生死的抉择中，经常为荣誉而战。而监禁剥夺了人的自由，对一些人来说，这可怕程度并不低于死亡。”

A“法律柔软意味着失去警示作用，使得更多的原本不该成为罪犯的人失去对生命的敬畏和珍惜，从而铤而走险，心存侥幸！为什么醉酒驾车屡禁不止？难道不是因为法的警示作用被你们这样所谓的“慈悲”寻租成明码实价的购买才导致了这种种件件恶性事件的报复性发作吗？”
B“以改造犯人为刑罚的主要宗旨，这是一条神圣的原则，各种法场，民众云集，这种仪式感并不能引起人们对法律本身的思考。 我们希望法律是融化寒冰的阳光，而不是一炬复仇的火焰。我们希望法律是一艘灵魂的渡船，而非肉体惩罚的荒岛。法律关注的是人们如何更好地生存，而不是罪犯如何更惨痛地死去。它精确、理性，摒弃感情用事。但它一样可以温暖，无论对于我们，还是罪犯。”

《法律样本：孙伟铭案》台本

[《新闻调查》片头]

[导视]

孙伟铭：我不可能说，我预见到伤害他们，我却去放任。

柴静：有种说法叫做“拿钱买命”，是这样吗？

柴静：把胡斌案和孙伟铭案相提并论，那为什么这两个判决会那么悬殊？

柴静：那就是说，在那个阶段当中，这种功利的想法要比你内心深处，说我要做一个守法的人来得更强烈，更重要么？

孙伟铭：对！

字幕：2009年9月8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柴静（串场）：就在我身后，省高院一楼的羁押室里面，三十岁的孙伟铭此时此刻正坐在一个不到四平方米的羁押室里，等待着一场对他命运的裁决。自从7月24号，这个年轻人因为一审的死刑提出上诉之后，今天的这一场判决，对他来说就意味着，生还是死。

解说：孙伟铭的羁押室是封闭的，他看不到门口围观的媒体和市民 。

孙伟铭：如果说，宣判之后马上拖出去执行，不要到最高法院复核。这是最好的结果。免得我在这儿痛苦地待几个月。

柴静：这将近300天你怎么过来的？

孙伟铭：（一审判死刑后）就一根钢针无时无刻地刺激着你的神经，经常晚上醒无数次。

柴静：梦到什么？

孙伟铭：梦到自己好像开车，刹不住。一下子醒了就是一身冷汗。

解说：孙伟铭每次醒来的时候都会意识到，这不是一个梦，他恐惧的一切在半年前已经发生了。那一天，成都市民王良伟亲眼看到了全过程。

王良伟（成都市民）：我们走在左边一个主道，然后辅道上一个黑色车子就这样子超过来，

柴静：一直开得很异常吗？

王良伟（成都市民）：就是S形 ，我说是不是偷的车子啊？

柴静：你怎么有这么一个判断，觉得这个车子。

王良伟（成都市民）： 因为这个车快，而且他超车不同寻常，如果是我们车速是再快一点，如果不再刹车，当时这一个车子第一个就把我们撞了。

解说：王良伟的车刚逃过一劫，没开多远，就看到了这辆黑色别克车与一辆比亚迪轿车追尾，随后，别克车迅速离开了现场。

王良伟（成都市民）：当时（比亚迪）司机不晓得，哪个车子撞得。就说狗日的撞了就跑了，然后我们刚刚上了桥，就看到已经冒了一股烟。

柴静：什么烟？

王良伟（成都市民）：他已经撞了，当时就看到半空中有一个东西掉下来，但是当时我不知道掉的是什么，最后晓得是个人。

解说：事后认定从车里飞出去的就是张成秀，巨大的惯性让张成秀冲出前挡风玻璃，摔到了马路上，而张成秀的丈夫金亚民在巨大的惊愕中，瞳孔深度放大，表情成为定格。

金宇航（死者家属）：认尸的时候，他们没让我去。是我大姨父，就是我大姨爹。还有我弟弟、我舅舅他们去的，他们都没敢让我去。他们说那个太惨了。当时已经完全都不存在人的样子了。

解说：奔奔轿车上有共五名乘客，被孙伟铭驾驶的别克轿车撞起两米多高，旋转落到绿化带上，除了金亚民、章程秀夫妇外，张景全、尹国辉夫妇也在送往医院后死亡。

张志宇（死者家属）：当时眼睛从来就没有过的，突然就黑掉了，直接就倒下了。

解说：这辆车上唯一的幸存者代玉秀，已经完全丧失了意识。甚至不再认识她的儿子。

记者：认不认识他，知不知道身边的这个男孩是谁？

代玉秀（幸存者）：我哥哥。

记者：这是你哥哥啊？

代玉秀（幸存者）：嗯。

柴静（串场）：这就是孙伟铭驾驶的黑色别克车，从现在这个车身上受损的严重程度，我们能想象当时撞击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这辆车的自重大概是两顿多，当时是以130公里以上的速度行驶的，它连续地撞击了四辆车。我们看它的轮胎，四个轮胎东都出现了这样的爆裂，这是被撞爆的。也就是说这辆车当时已经被完全撞的没法行驶的情况下才停了下来。它的挡风玻璃上有一个碎裂，这个碎裂是孙伟铭自己的头撞在上面的时候造成的，汽车里面的两个安全气囊都已经全部弹出了，所以孙伟铭也是借此逃生。

王良伟（成都市民）：当时我们等了一下过后，他就这样抱着头就滚出来了，滚出来以后我看到他身上都是血。

柴静：你们来到现场的时候，这辆别克车自己的驾驶员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郭战（警察）：基本上不清醒了。

柴静：能向我描述一下这个不清醒是个这么状态？

郭战（警察）：这么说吧，就是到了第二天早上问他，他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解说：随后对孙伟铭的血样检测显示，他每样100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达到了135.8毫克，远远超过了80毫克的醉酒标准，当天晚上，人们在新闻里看到了孙伟铭的影像。

孙伟铭：我现在确认下，就是说，到底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请你们很正式的通告我。

柴静：你什么时候见到孙伟铭的？

张志宇（死者家属）：出事当天，在交警队当时我说，是不是你？真的有种杀他的冲动。当时完全控制不了我自己。

柴静：你当时做了什么吗？

张志宇（死者家属）：当时本来想做什么，但是没有做出来。我就说，是不是你？

解说：当受害者家属得知肇事者孙伟铭是无证、醉酒后酿成的事故，受到了很大的刺激。

金宇航（死者家属）：当时韩叔叔，他就托了八十个朋友把三个分局都围了，当时民警都怕得不得了，就怕我们家属会对孙伟铭就做出不利的行为，当时全部站到好几排，内三圈外三圈。

解说：而接下来孙伟铭父亲的表现，更让受害者家属情绪激动。

韩常进（伤者家属）：当时是说出了事第二天早上他父亲要到，交警部门说他要筹了一部分钱给我拿到交了医院的钱，我是第一天在等，第一天早晨八点半就等，一直等到晚上六点钟，就没来。

解说：韩长进说直到第四天他才见到孙伟铭的父亲孙林。

韩常进（伤者家属）：当时我非常气愤，我的爱人生死未定，你还用这种手段对付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打了他一巴掌。

解说：我们在重庆的一家医院见到刚刚做完膀胱癌手术的孙林，孙琳向我们讲述了他迟迟没来的原因。

孙林：孙伟铭驾车撞死四个一伤，我当时就想瘫。然后就到火车站，哭了一夜，第二早上五点钟就往交警三分局那边走，走进去，当时人又多又不敢进去。

柴静：不敢进去？

孙林：不敢进去。

韩常进（伤者家属）：我当时做了这件事，过后我还是感到后悔，毕竟他父亲也是受害者，一个家庭之主，大家都是受害者。

解说：事故发生当晚，孙伟铭就被批捕，在看守所，他曾经两次给受害者家属写信忏悔，但没有得到受害人的谅解。

张志宇（死者家属）：他的信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可能将面临七年的牢狱之灾，当时我们觉得他根本没有悔恨的态度，他还是认为他自己好象是什么，只是一个交通肇事。

柴静：你在入狱之后不久给三个受害者的家庭写了一封信，但是我们看到那封信中你只提到了，预期会被七年，你为什么会有这样判断？

孙伟铭：监室里的同伴他们帮我的分析。

柴静：他们怎么说？

孙伟铭：他们说你肯定没有主观恶性，主观上想造成他人的生命健康的破坏，你只要把赔偿执行好了，然后把受害方安抚好，然后让他们，化解他们的伤痛，事实上我当时错误的判断了自己的犯罪行为的性质。

解说：这封信再次激怒了受害者的家人 。

记者：所以你看完那封信之后的反应是什么？

张志宇（死者家属）：基本上认定了，我觉得毫无意义的那种，对于我来说可能让我更增加了对他的仇恨。

解说：在一审前，金宇航和张志宇向法院递交了一份要求严惩孙伟铭的请求书。

金宇航（死者家属）：申请书是我写的。

柴静：当时怎么想到写这封信？

金宇航（死者家属）：我当时确实心里想不过。

柴静：那个签名书明确地写到你希望他被执行死刑吗？

金宇航（死者家属）：很明确，当时写的那个书很明确。

解说：2008年的7月24日，成都市中院对孙伟铭一审判处死刑。

录相：一审，孙伟铭以危险方式危害公共安全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金宇航（死者家属）：当时很兴奋。当时在现场，大家也听到了我的两个姨妈都在拍手，而且说的是立即执行，当时那个声音是很，就是在那个场里面听得很清楚、很清楚她们两个的声音。

现场资料视频：（金宇航姨妈喊）立即执行。

柴静:宣布他死刑那一瞬间，你是怎么想的？

张志宇（死者家属）：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想的更多的是，我可以到我父母的坟墓前，我可以告诉他们，凶手得到了惩罚，我觉得你们的灵魂可以安息，我也是这么做的，我第二天就去了，我把第二天的报纸烧给我的父母。

解说：但是，死刑的判决给人的感受是复杂的。

柴静：你在庭审现场，那个时候你是什么想法？

韩思杰（伤者家属）：震了一下，没想到这个事情，非常意外。

柴静：坦率的讲会有那种，你复仇的快意吗？

韩思杰（伤者家属）：： 真的是没有，毕竟是一条人命，看到他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人，需要用人为的方式结束他的生命，我觉得这个情况对我来说还是不太能够接受。

解说：那天孙伟铭的母亲、妹妹去了现场，孙林却等在法院的门口，没有进去。

柴静：你当时不想见你儿子一面吗？

孙林：想，非常想。我没有敢进去。最终我就晓得了，可能就是死刑嘛，最终，我一下站不起来，我一下坐地上。

解说：一审判决后，孙伟铭不服，提出上诉。

孙伟铭：我始终认为我不可能说我预见了我会伤害他们，我却去放任。我不是一个冷血的一个人，而且曾经有人感受到我还是一个有一些良知，做过一些好事。

孙伟铭（资料视频）：我希望看在我还只有30岁这样的生命，能够给予我一个救赎自己的机会。

解说：孙伟铭的声音并不能被大众所接受，无证、曾多次违章、醉驾致人四死一伤，这些信息都不断积累着社会大众对他的不满情绪。

出租车司机：那还是应该判死刑。

柴静：你为什么说该判死刑？

出租车司机：因为他跟直接伤害没区别嘛。

解说：舆论很快把孙伟铭描绘成一个十恶不赦的社会败类。但是，也在这个当口，一对母女向新闻媒体反映，孙伟铭不是这样的人。她们曾经受到过孙伟铭的资助。

范小琼：每个月资助我们娃娃一百块钱，你们来做生活补贴费，一直到，他说她愿意读到大学，他说我都支持你的娃，他这么跟我们说的。

解说：孙伟铭是通告林芳的班主任知道林芳的家境困难之后，开始资助的。孙伟铭被判死刑，让母女俩很难受。

柴静：有人觉得如果惩罚了他，就有很多人因为害怕就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了。对社会来说这是个好事。

林芳：但是孙叔叔的这件事，以前还是有很多人酒后驾车也伤过很多人、死过很多人，但是也没被判处死刑，酒后驾车这种事情还是没有停止过。

柴静:你是觉得死刑还是没有从根本是解决这个问题是吗？

林芳：嗯。

解说：围绕孙伟铭的争论不但升级，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有争论。除了舆论，法学界人士也卷入了少见的大争论。在孙伟铭一审判决后，成都一家律师事务所的五名律师联名上书最高院，要求刀下留人。

周建中（律师）：我们在这种一片喊杀声中间，我们提出了他量刑过重，不应该判死刑的这个判决。

柴静:为什么你觉得判重了？

周建中（律师）： 因为什么，它是一个间接故意犯罪，它不是直接故意犯罪，这是第一。第二，它的客观行为，它也与那种投毒放火、那种爆炸，那种单纯的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行为是有所区别的，所以我们认为它没有达到一个死刑法定的判决标准。

解说：但是，这五位律师的上书迅速被同行挑战，并且被要求面对面进行辩论。

任云峰（律师）：孙伟铭作为一个成年人应当知道驾车应有驾照，醉酒不能驾车的道理，但是他的后果的发生采取了一种放任的态度，那么根据刑法的规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本来就可以判处死刑，就孙伟铭这个案子来说，他没有任何从轻处罚情节，所以一审法院对他判处死刑并无不当之处。

解说：此时，孙林顾不上这些争论，他唯一能做的，是想方设法救他儿子。

柴静：我也听过有一种议论说，是不是希望拿这一笔钱去买儿子的命？

孙林：这个当好多人说我是有这个，但是我又不这样认为。你欠了人家的命，你应该给人家一定的赔偿，赔偿是对死者，伤者的一种安慰，

解说：起初，三位受害者家属提出的赔偿金额为180万元，几次协商后，定为一百万，并且约定支付赔偿，可以提供一份谅解书。但是，孙伟铭除了一辆撞坏的车和一处按揭的房子外，几乎没有任何财产。

柴静：我在看到媒体报道中说，当时交警从你身上扣留的三张卡里面加起来不会超过120块钱，这是真的吗？

孙伟铭：是真的，我自己挣的钱大部分都投入到这种市场的开拓的费用上。我在一审的时候，为什么家里面赔偿没有及时到位，也是因为我对自己家里面的经济情况非常了解，我当时给家里面写过多次，写信，希望父母亲不要在经济上来管我。

解说：作为孙伟铭父亲的孙琳本没有义务去筹集，但他还是决定尽力给受害者凑齐赔偿款。

韩常进（伤者家属）：他的父亲在这个过程中，出了这个事情他肯定很为难，为什么？借钱给你肯定就有偿还能力，可能在这方面找到一些资助。

柴静：您到哪儿去找的这些钱？

孙林：一个是儿子的房子卖了，二个是我的房子抵押出去了。

解说：即使如此，孙林还是有近四十万的缺口，他几乎是挨家挨户去借到的。事实上，接受赔偿，签订谅解书，对于两个失去双亲的孩子来说，接受起来还是有些困难，

柴静：在你接受这样的赔偿，决定跟他们签谅解书之前，你犹豫过吗？

张志宇（死者家属）：犹豫过，其实一直在犹豫。

解说：受害人的伤痛是不可能用金钱来弥补的，九个月来，张志宇和金宇航一直生活在强烈的思念和痛苦之中。

张志宇（死者家属）：很多人给我建议就是说，你要不要搬出这个家，或者说你要不要把你父母的照片取下来，要不然你回到家的话会很痛苦，然后我当时，我给他们的回答就是说，我说第一这是我的家，即便是我父母离开我，这也是我的家。

金宇航（死者家属）：几乎没找到我父亲的照片，最近的时候，我真的很后悔，当时我为什么不给他多拍几张照片。

张志宇（死者家属）：对于我们死者家属来说好象一种不能原谅的那种更强烈的心，但是伤者不行，因为伤者他们的问题是最现实的，最需要用钱的就是他们。

解说：代玉秀的前期治疗费用已经花了15万，后续的治疗更是容不得一点闪失，即使是出院后，每个月光护理就要2000多元。对于这个工薪家庭来说，拿到赔偿才有继续治疗的希望。在我们采访的一个多小时里，她一直痛苦地闭着眼睛，只是用哭泣来表达情绪。也许只有严惩施害者才能平复受害者的伤痛，但是，同样身为父亲的韩长进却觉得应该给孙林一个希望。

柴静：这个希望是什么？

韩常进（伤者家属）：就是给孙伟铭一条生路。孙伟铭不值得同情，真正最主要是同情他父亲，他儿子跟我儿子的岁数也很接近，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孙伟铭的父亲应该是欢度晚年、儿孙满堂，恰好这个时候出现这个事情，

解说：也是孙林的行为，使得情绪一度非常激动的两个年轻人，开始体恤孙家的处境。

金宇航（死者家属）：每次来都是这样，而且穿着同一件衣服，那件蓝色的，就是一件衬衣。

柴静：你怎么理解他这个信息？

金宇航（死者家属）：他说是对我们和媒体的尊重吧

柴静：我之前看每个媒体采访你的时候，你都穿这同一件衬衫，蓝色那件。对。

孙林：我平常在家里都穿那种，买件几块钱那种圆领衫，我觉得在和别人见面的话，穿那种衣服的话，不算很雅观，不太好，所以就穿那件衬衣，

解说：出于对这个父亲的同情，三家人在谅解书上签字。孙家筹集的100万，两个失去双亲的家庭得到了36万，伤者代玉秀拿到28万。

柴静：拿到费用后，现在会用出去吗？

金宇航（死者家属）：我不会。

柴静：为什么？

金宇航（死者家属）：就是不想，从我的心里消失的感觉。

柴静：那对你是个什么感觉呢？

金宇航（死者家属）：那就是我的父母的生命现实化的感觉吧，我是这么想的。就是放在那，存在那，如果用出去的哈，那就是用一次少一次这样的感觉。

解说：在孙林与受害者家属签订谅解书后，舆论普遍认为，孙伟铭将不会被判死刑，这又激起了新一轮的争议。

市民：太不象话了，太严重了，因为有钱就可以买，不可能。

柴静：你是说你支持一审死刑的判决？

市民：应该判重，社会中国家安全，随便压死人，我有钱，给了钱，就没事了。

柴静：您看法跟他一样吗？

市民：我看法跟他不一样。

柴静：怎么了？

市民：人都已经死了嘛，赔点钱，人家不该死嘛，但是判了还是该判重型。

字幕：2009年9月8日。

柴静：现在，所有的这个受害人的家庭目前正在入场，我们能看到目前张志宇正在被十多个记者包围着，这个年轻人脖子上挂着一根链子，这根链子是他母亲在出事之前送给他的，他说他要戴着这根链子今天来到现场亲眼注视着这个使他失去父母的人得到公正的裁决。

王静宏（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刑四庭副庭长）：被告人孙伟铭被控犯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一案判决如下：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本判决为终身判决。

解说：宣判之后，我们采访了主审法官王静宏。

柴静：因为二审改判之后，很多人认为说，改判无期是因为被害人的家属积极赔偿，甚至有种说法叫拿钱买命，是这样吗？

王静宏（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刑四庭副庭长）：这一点是肯定不成立的，我们认定他这种赔偿实际上是一种悔罪表现，所以我们把它作为一个重新处罚的量刑的情节，但是它是一个酌定情节，不是这个案件造成改判的必然的必要条件。

柴静：那么改判的最重要，也是决定性的因素究竟是什么？

王静宏（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刑四庭副庭长）：孙伟铭他的犯罪的主观恶性不是很深。我认为，他是间接故意犯罪。 另外，我们也考虑到，这个案件被告人孙伟铭他毕竟是在醉酒以后驾车造成的严重后果，他毕竟对事物的认识能力和控制判断能力有所减弱，这个也是我们考虑的因素之一。

柴静：在之前，很多媒体组织的辩论当中，我们都能听到一种强烈的声音，认为说孙伟铭这样的一种行为，造成了四死一伤，后果这么严重，就应该立即执行死刑，因为民愤极大，您怎么看这样的声音？

王静宏（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刑四庭副庭长）：这种以命抵命的这种文化跟我们现在这种法律文化的发展是不相适应的，我们国家的刑事法律政策也在限制慎用死刑，少用死刑。

柴静：也有一种声音说如果能够执行死刑的话，能够更桥地震慑那些犯罪，能够让这个社会更安定，您怎么看？

王静宏（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刑四庭副庭长）：我不太主张这种观点，因为我们这个国家长期以来杀人者死，几千年都是流行的这种思想，但是这种严刑峻法并没有遏制或者杜绝我们现在存在的杀人案件，如果我们以杀人的手段想来遏制这种行为的发生，我觉得不是一种理智的判断，不是一种理智的处理结果。

解说：无期的量刑的结果被大部分公众接受，包括受害人和施害人，按照法律规定，孙伟铭在案件终审之后，仍可以提请院长审判监督程序或向最高院申诉，不过，他说他放弃申诉。

孙伟铭：我不是完全没有良心的人，我会权衡，造成了四死一中伤，只坐几年牢的话，这个法律的尊严或者说这个社会的秩序还能够得到有效的维护吗，我觉得对社会是一种交待吧。

柴静：你这个说法是真诚的吗？

孙伟铭：绝对真诚，我是放弃了我的一种权利，想想让受害方他心情能够平静下来，能够得到慰藉。

解说： 但是，孙伟铭对于自已的定罪仍有疑问。

柴静：你对这个定论有什么疑问？

孙伟铭：就是说我是间接故意啊。

柴静：你认为你不是间接故意吗？

孙伟铭：嗯，是的。

解说：孙伟铭认为自己只是因为过于自信而导致地过失，而法官认为他不具备自信的基础。

王静宏（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刑四庭副庭长）：这个自信它有条件的自信，你必须要有充足的依据。这种自信它必须是有条件的自信。它就是要有娴熟的技术，丰富的经验，高超的技能，以及应发突发事件的这种应变措施。像被告人这种，他无证又醉酒，还高速行驶于人流密集的车辆人流当中，它发生这种危害结果是必然的。

解说：当然，因为立法上没有对酒后驾车事故的明确规定，对于放任这个概念的理解，各个法官存在不同的争议，而这个争议就决定了两种不同的罪名，判决结果就出现了巨大差异。

字幕：

1、成都孙伟铭醉酒驾死刑案，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杭州魏志刚酒后驾车撞死马芳芳。魏志刚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3个月。

3、杭州胡斌因在市区与同伴飙车超速驾驶致一人死亡，被认定构成“交通肇事罪”。

4、河南三门峡市王卫斌醉酒后驾驶宝马轿车撞上停在超车道上的轿车及现场人员，造成6死7伤，同样被认定“交通肇事罪”判处6年零6个月有期徒刑。

周建中（律师）：同样是交通肇事，杭州飙车案判了三年。而我们这个是判了死刑，同样是交通肇事引发的犯罪但有不同的犯罪结果，那么这么大的差异。

柴静：所以其实很多的公众都希望法律也好法条也好，能够定得非常清晰和准确，能够不出现太多的浮动，您是否理解这样的声音？

王静宏（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刑四庭副庭长）：这个非常理解，因为规定得越笼统，解释会有各种不同的解释这样对法律的统一，对于我们公众对法律的这种尊重、信任，就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柴静：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王静宏（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刑四庭副庭长）：我建议最高法院尽快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

柴静：普通的民众，他们就会有一种议论，觉得说，那会不会因为一些权力的因素，包括金钱的因素的介入，所以会导致一种很悬殊的判决？

高贵君（最高人民法院刑五庭庭长）：这个不是，导致悬殊的判决的主要原因是在于在一、二审判决的法官，他们对法律的理解不太一样，因为本来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包括我们很多著名学者，对这个问题看法都不一样，我们出台了这两个案例，目的就是以这两个案例作为参照，来统一全国的处理这类案件的裁判标准。

解说：9月8日，在孙伟铭与黎景全案宣判的当天，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醉驾量刑的统一适用标准，这个标准中明确强调“醉酒驾车，肇事后连续驾车冲撞，放任危害后果发生，造成重大伤亡”的，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量刑高至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那么，这个定罪的依据是什么呢？

柴静：我们在民间的舆论当中，经常会听到把孙伟铭案跟杭州胡斌飙车案相提并论，他们认为说，这都是以比较方法的行驶在人群密集区，造成一个重大的威胁的情况下，造成人的死亡，那为什么这个判决会那么悬殊？

高贵君（最高人民法院刑五庭庭长）：情况是不一样的，他俩的行为本身是不一样的，孙伟铭是肇事之后继续冲撞，杭州飙车案他只是撞了一个人，他就停下了，他没有继续冲撞。

柴静：区别是在于这儿吗？

高贵君（最高人民法院刑五庭庭长）：区别在于他的主观上是否放任。

柴静：那也就是说，停下来与否，那就决定……

高贵君（最高人民法院刑五庭庭长）：停下来他就有放任。肇事之后，停下来就没有放任的危害后果继续发生了。孙伟铭他不停下来，你撞了人之后，还继续撞，你现任对自己的行为是处于一种放任状态。

解说：在这次统一的审判标准中，定罪的前提里有一句非常关键的话“肇事后继续驾车冲撞”，孙伟铭在事故发生前，他的别克车曾与一辆比亚迪轿车追尾。

高贵君（最高人民法院刑五庭庭长）：他驾车之后肇事，那么这时候，他应该意识到了，他这种轻信是不可靠的。

解说：之后孙伟铭没有停留，而是继续以130多公里，超过限速两倍以上的速度向前行驶，轧过双实线导致惨剧发生。

高贵君（最高人民法院刑五庭庭长）：在这种情况下，他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后果，还继续驾车连续冲撞，那就应该是他放任的这种行为的发生。

柴静：但是孙伟铭自己有一个陈述，他说整个的过程，他完全是失忆的，他有可能，他根本就没有察觉那次追尾和肇事？

高贵君（最高人民法院刑五庭庭长）：他说他失忆 这是一个事后的说法，因为一般醉酒人事后对他当时的行为可能对回忆不起来，但如果按照精神病学家来说，他们在驾车的当时，他是有意识的，有控制能力的，无非他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减弱而已。

柴静：那是否可以理解为说，你们认定他间接故意，是从他第一次追尾肇事之后开始的？

高贵君（最高人民法院刑五庭庭长）：对，连续冲撞。

解说：最高法院强调，普通的酒后驾车，没有造成事故的，仍然按照行政违法处理。造成事故，但主观上处于过失状态的，定交通肇事罪。只有肇事后继续冲撞，或者有其他证据表明其主观上处于放任状态，并造成严重后果的，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柴静：但是听上去庭长，这个主观上的放任和这个过失之间其实还是有些模糊的？

高贵君（最高人民法院刑五庭庭长）：它实际上是实践当中把握上是有一定难度的，这个必须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你的行车路线，你的行车方式，停车之后的状态，来进行综合评判。

柴静：所以可能很多人都会希望说能不能将来有一个更清晰的一个定罪的依据？

高贵君（最高人民法院刑五庭庭长）：应该最高法院对这个问题搞一个司法解释，然后再进一步地立法机关，立法进行修改。如果能够借鉴国外的做法，就是危险驾驶罪，可能更好地会解决此类问题。

解说：危险驾驶罪在国外已有先例，比如在美国，醉酒驾车可以按“蓄意谋杀”定罪，严苛的立法意在珍视人的生命。

高贵君（最高人民法院刑五庭庭长）：危险驾驶，他驾车本身，他主观上他是一种放任状态的，就是说因为他知道，我这种酒后驾车是有危险的但是我还要去驾车，他是一种危险犯罪，所以说他跟交通肇事还不能完全一样，所以在处罚上应该有所区别。

解说：立法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在此之前，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寻找合理的解决方案，是对执法者的司法智慧的挑战。

解说：孙伟铭从没想过他会因为犯罪的方式成为大众瞩目，他高中毕业后来到成都，从当初在网吧打工到成为IT公司的销售主管。出事之前，他认为自己的黄金岁月刚刚来到。

柴静：没有出事之前，你曾经预期过自己30岁是个什么样子吗？

孙伟铭：我会很隆重地来纪念这一天，就像我20岁这一天的时候，我去蹦极跳。我想让自己有个特别深刻的印象，我这一次也是想，现在谈这个，我觉得有点麻木了，谈不上痛苦了，痛苦太久了。

柴静：你原先希望自己的未来是什么样子？

孙伟铭：我想做一个受人尊重的一个企业家。

解说：现在，他在狱中度过了三十岁，未来还有更漫长的岁月。

孙伟铭：一审判处我死刑之后。我当时，其实对死我反而看的比较淡了，从我朋友口中应该能看到，我其实很在乎我在别人心目中是一个怎么样的形象，而中间因为自己犯错，这一切都灰飞烟灭了，我就觉得很悲凉。

柴静：感觉要比死更可怕吗？

孙伟铭：是这样的。

解说：在朋友眼里，一直很难理解这样的事会发生在孙伟铭身上。

李志刚：他是一个很谨慎的人。

柴静：谨慎，怎么讲？

李志刚：我觉得他是一个蛮谨慎的人，他的衣服都叠得一丝不苟，他的鞋都很亮，而且都会自己擦。可能有七八双皮鞋吧，就像开了商店一样。

柴静：按理说的话，一个这么谨慎，这么仔细的人。比如说在驾车的时候应该非常注意才对。

李志刚：是啊。

解说：孙伟铭的合作伙伴向我们描述了他在工作中的状态。

李娟： 他是一个很理智的一个人。

柴静：你觉得他很讲究规则？

李娟：在IT这个圈子最讲究一些规则的，我觉得孙伟铭就是非常按照规矩来办事情的，比如某某客户是他的就是他的，不是他的他不会去搀和这个事情，去做一些很阴险的一些东西，我觉得他在项目上是很光明坦荡的一个人。

解说：一个在朋友眼里很谨慎，在客户眼里尊重规则的人，为什么会长期无证，违章，醉酒驾驶呢？

孙伟铭：有朋友提过，有朋友给我建议过，让我尽快去办驾照。

柴静：你当时的反映是？

孙伟铭：没事，开的不是蛮好的嘛。

柴静：我跟你的合作伙伴聊过，他们说你在比如说谈一个商业的时候很遵守规则，不会去犯错误，不会去逾越。那么，为什么在比如说这些关于驾驶违法行为的时候，你不会在心里面深思熟虑吗？

孙伟铭：我觉得缺乏公民的责任感，我后面也在反省，我对成功的定义其实也有一些就是说偏离的方向。

柴静：怎么讲？

孙伟铭：我引用一句话，有些人他把欲望当做一种志向。

柴静：那是否可以说，在那个阶段宁可长期没有驾驶证，也要开着这辆车。一定程度上是不是也因为虚荣心？

孙伟铭：对，完全是这样的。我当时我认为，我有这辆车之后，能够拉近我和用户的距离。

柴静：那也就是说在那个阶段当中，这种功利的想法，要比你内心深处说我要做一个守法的人，来的更强烈，和更重要。

孙伟铭：对。我进来以后我发现就是说，如果我没有在交通肇事或者交通事故上违法，我将来都有可能在经济上犯错误。

解说：孙伟铭说他并不嗜酒，他当天参加的是亲戚的八十岁寿宴，他父母准备在之后返回重庆，他也准备饭后送父母去车站，但在他站起来敬酒的时候，他完全没有想到开车的事。

柴静：在去吃那顿饭之前你要车喝酒的心理准备吗？

孙伟铭：没有。当时没有去刻意地想过，今天可能要喝酒，要有所戒备，没有刻意地想过，当时只是想到，今天我是第一次开着自己的车送父母去赴这么一个宴会，

柴静：那也就是说你第一次载你父母去见亲友，开着这辆车，对你来说很重要是吗？

孙伟铭：对。

柴静：为什么？

孙伟铭：虚荣心。

解说：孙伟铭驾车是和同事学了三天上路的，到出事时，他已经无证驾驶了半年时间。在亲戚的寿宴上，孙伟铭连续敬了三桌白酒，大概7到8两左右，之后他开车送自己的父母去车站。

柴静：一般人你比如说，如果让你觉得你会去偷窃吗？

孙伟铭：不会。

柴静：为什么？

孙伟铭：可以这样说。有一句古话可以解释我这么一个，就是说不以恶小而为之

柴静：如果偷窃之后可以侥幸逃过法律的惩罚，你会去做吗？

孙伟铭：这种事情它和我这种基本价值观是相抵触的，所以说不会去做。

柴静：你的价值观中认为这是恶，对吗？

孙伟铭：对。

柴静：同样也是违法的行为，为什么长期无证驾驶，违章是醉酒之后驾车这个在你看来不是恶呢？

孙伟铭：确实良好反省自己这种能力，或者说在这方面没有好好地去反省过。

解说：事实上，在我们采访中发现，很多人都说，他们有酒后驾车的经验，甚至包括受害人的家人。

柴静：我冒昧地问一句，你有过酒后开车的经验吗？

张志宇（死者家属）：说老实话我有过。

柴静：在那个时候你从来没有想过有可能会发生很严重的问题。

张志宇（死者家属）：那个时候可能跟孙伟铭的想法是一样的，我有那种自信来控制车子，

我当时记得很清楚，那个车子突然刹车，对我来说好象就是酒的反应就在减弱，我当时就在颤抖的状态，我当时那个酒就完全吓醒了，我当时，冬天我满头大汗吓的，突然就吓醒了。

柴静：如果没有这件事情发生，你喝了酒，你觉得有可能会去酒后驾驶吗？

韩思杰（伤者家属）：这个有可能就是存在的。

柴静：那也就是说很多人，包括你也是有可能成为孙伟铭的。

韩思杰（伤者家属）：所以我就说，通过这个事情，一个是让大家从自己的理解里面要认识到酒后驾车这个后果的重要性。同时也要有法律对这个事情有个处罚的力度。

解说：在对最高法院高贵君庭长的采访中，我们也听到了同样的说法。

高贵君（最高人民法院刑五庭庭长）：我觉得应该是把事情前移，不要等到出了事情之后再严惩。

柴静：怎么讲？

高贵君（最高人民法院刑五庭庭长）：你出了事严惩，那后果已经造成了，应该再往前规定，

凡是酒后驾车的，我可以拘留你半年，或者你有两次或者三次酒后驾车，吊销，终生不准你驾驶。我觉得行政上如果很严厉的话，也会制止这个东西。另外还有一个执法严不严的问题，你交警部门执法不严，有些地方喝酒没事。

柴静：是，在你们的司法经验来看，是否这种，就是惩治的前移要比事后的惩治要更有效呢？

高贵君（最高人民法院刑五庭庭长）：历来都是这样，现在犯罪主要讲预防，重点不是在惩治，预防犯罪。

解说：从8月15日开始，全国的交管部门开展了严厉整治酒后驾驶行动，到8月24日，全国因酒后驾驶的死亡人数同比下降29.6%，但仅仅专项活动第一天，全国就查获酒后驾车2088起，也许很多人都象孙伟铭一样，认为自己不会出事，但是悲剧的发生往往用不了一秒钟的采访，四个家庭几乎因此毁灭，而留给孙伟铭的是终身的忏悔。

孙伟铭（资料视频）：我现在的心情非常地沉痛、愧疚。我犯了一个极度严重的错误，受到了惩罚。我也是家有双亲的儿子，我能体会到世上最悲伤的莫过于子欲养儿亲不在，我能体会到阿姨的儿子每天看到肖像只能欲哭无泪。对我这种罪恶的无情夺取，内心何等的愤怒、绝望。我的罪孽是无法饶恕的，请你们接受我最深切的忏悔，请你们相信具有公信力的党用几十年的时间来见证我兑现承诺。我坚信，只要我还活着，赎罪的行动就不能终止。

柴静（串场）：对于进入汽车时代的中国人来说，我们只拥有不到全球汽车量的百份之二，但汽车引发的交通事故是全球的百份之十五，死亡率居全球之首，这个数字在孙伟铭案引发的巨大社会效应之下快速下降，不过，高强度的执法只能是阶段性的，孙伟铭案也会在某一天被慢慢淡忘，对犯罪最有效地震慑，不在于极刑，而是对每一宗犯罪都能追究，对法律的尊重和敬畏，不在于一时一事，而在于常态化地贯穿于我们的日常生活。

仔细地看了一下评论，发现有一个我自己造成的问题，因为前一篇博客没有贴节目的视频和文本，而是贴了一篇法官的文章，所以之后的评论，有些被引导到了一个与节目并不完全相契的话题上：赞成死刑还是废除死刑？这不是孙案的核心问题。

抱歉大家。

今天先把视频贴上http://space.tv.cctv.com/video/VIDE1252779716860887。应该说，节目中，对大家关心的问题：是否适用死刑？量刑的轻重？以及交通肇事罪还是危害公共安全罪？为什么杭州飙车案判三年孙判无期？都有涉及。请大家在此基础上继续发表意见吧。

我也摘选了一些关于死刑的评论在下面，另一些关于定罪的讨论，下一篇再说。有位网友说，希望能够看到不同意见在抗辩中接近公正，是啊，案子结束了，新闻结束了，还好思考没有。对了，ZSH写到晚清开始的狱制改革，我很有兴趣知道更多，不知可不可以多写？或者提供一些书和资料让大家看看。

另外注明一下：以下引录的评论基本都是原始长度。

手机用户：

那么那些被害的人是不是就该被杀人犯剥夺生命？？是谁给了杀人犯这样的权力？敬畏生命，是不是就该针对杀人犯？？那些冤魂怎么办？那些受害者家属怎么办？谁来敬畏他们的生命？？？

那等着看：

2009-09-13 20:23:12 [回复] [删除]

情和理（法理）之间相互影响，不矛盾，有时他们是殊途同归的。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法律审判机关正在强调慎用死刑。这几乎是全世界法治理念的共识。有的国家取消了，有的还没。对这个案件来说，更适用慎用死刑这条原则。罪犯的罪行可恨，的确让人产生诛之而后快的心理，犯罪后罪犯又很可怜，他的确没有主观故意，错误源于疏忽和对生命没有足够的敬意，但不是刻意伤害、摧残和攻击。
节目一定得点出这个理念。很多人还没认识到。
正是由于案件的争论，此类案件又接连发生，必然引起相关法律重新修订。这也是关注这起案件的一个意义之一。司法实践是从文本到实践再到文本不断完善的过程。人们关注案件的进程和始末，也会自然地关注法律将对此做出的调整。大家参与的是社会的法治建设进程，共同维护和修整真正做到依法裁决使得罪（与）刑相适应的法治社会。最终的审判，能够达到控方和辩方的最佳平衡点，能够既维护法律的尊严又能够量刑适当做到惩罚方式的人性化转变，这是社会的进步，也是司法实践的一次胜利。
    与其案件有适当准确的审判，不如减少或杜绝案件的发生，把阵地前移，防惩结合还要以防为主。这阵地，在于法律的完善、司法人员的严格执法，也在于每个人内心的安全防线。这是一个彼此相关联的世界，你的放任，就是别人的苦难。

天津小：2009-09-14 07:56:48 [回复] [删除]

应该判死刑的  包括杭州那个
判了他们  才能震慑很多人
就让他们牺牲了吧
况且他们是 有罪之人

不要跟他们谈什么生命的尊重
他们如此践踏生命
反过来却要尊重他们的生命
渺小的中国人未免删了自己一耳光

想想那些为中国的解放牺牲了生命的烈士们吧
他们才值得我们用“尊重生命”这样的词

小熊铅笔：

2009-09-14 00:18:22

以前对于死刑这个问题是没有概念的。直到有一次看到电影《黑暗中的舞者》，把死刑的过程用影像这种直观的方式呈现出来，直击人心。
如临其境的恐惧和冰冷，会让你开始质疑：“凭什么剥夺一个人生命的权利？”
法律不该是生搬硬套的条条框框，而是来自逻辑、思辨和理性，它来自人的智慧，不是居高临下的审判，而是对人本身的深刻关怀，也是社会走向文明进步的保障。

新浪网友：

2009-09-14 19:31:53 [回复] [删除]

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如不这样死去的那个人又当如何?

2009-09-13 20:10:07

    被一时的情绪左右，普遍缺乏持久的理性，好像是我们大多数中国人的通病。当然包括我自己。
   不重视个体的权益甚至是生存权，已非一两日。动不动就说的“杀掉他”也是这种情绪的自然流露。
   此外，“情大于法”“以命偿命”常得到默认；民愤极大成为剥夺生命的至佳借口，我们离“法治”两字还很远。
   

新浪网友：

2009-09-14 20:05:41 [回复] [删除]

伸张正义既是为了被害者，也是为了周围的利益相关者、知情者——人们对于已经或将要施加于自己的罪恶的愤怒、痛苦和恐惧。如果被害人死亡，正义就纯粹是一种社会的需求。正义，就是要抚平受害者和知情者的损失或伤痛。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待“恶”？

应为我认为不管什么法律都是大多数人的意愿的体现 法官不应该被民意或媒体所左右 那他应该为谁所左右？？？法律为什么而建立？？？谁建立的法律？？？宽容是美德但不应乱用 犯了错就因该承担责任 如果说给机会 他犯罪前为什么没给被害人一个机会？？？处以极刑是对犯罪者的惩罚 也是对想犯罪者的警告  

走在回忆2009-09-14 00:33:52

我们很久不知道人的价值是什么。个体生命的意义被革命事业，国家发展，社会舆论一度当作最不该谈及的话题的一部分。同情有错之人的接受度仅限于儿童或少年。殊不知，成人更会犯错，更大的错。
死刑本身就是对生命价值的剥夺和藐视。死刑是我们这个社会对于犯错的个体的惩罚，最大的惩罚，最无奈的惩罚，因为面对犯了“滔天大罪”的同类的时候，我们不知所措，我们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的方式来给予自己和受害者安慰，和提醒后人。死刑不该有！ 它的存在只能说明我们的无能。我们没有生杀权，哪怕是面对最不能原谅的人和最愤怒的群众。活着的赎罪比死去的了结更伟大。伟大的不是一丝怜悯，而是一颗颗宽容之心和对生命的尊重。
小女孩说的没错，交通肇事从未因重典而结束。如果孙被判死刑，只能看作是司法对社会和受害家属的简单交代。 

hillzzx：

2009-09-14 19:45:17 [回复] [删除]

法律的作用是公示其惩罚的威慑力以促使人们自觉地不去做某事，而不是事后挽回。
而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情，则惩罚的作用仅仅在于维护法律的尊严，而不是惩罚本身。
所以死刑是个没用的刑罚，因为它剥夺了一个人事后做积极补救的机会，而且会使人形成铤而走险的想法：反正都是死，不如博一把。
在我看来法律就是用文字标识的人性。里面包含着：公正，文明，正义，理性和积极。
在我看来法律就是用以改善人类社会的药水，给行恶的人以限制不让其行恶，给行恶的人以机会让其行善。

没想到留言里还是有那么多人，主张判孙伟铭死刑。

我有一个朋友是法官，发过一篇他的文章给我，贴在这儿一起看看吧。

那一年，我刚进法院，血气方刚，豪情万丈，以为刑事司法的真谛就是主持正义、荡涤邪恶。第一次接触死刑案件时，我并不是承办人。合议庭当时正讨论一起故意杀人案，凶手是一名在酒吧与人起了争执的青年男子，他一怒之下，回家拿刀捅死了对方。

　　合议庭内部形成两种意见：一方认为被告人属于激愤杀人，罪不当诛；一方认为被告人蓄意杀人，其罪可诛。我的意见是，被告人是在与人起了争执后，返回家中取刀，应该不属激动杀人，而且主观恶性严重。这种意见得到多数人赞成，并被合议庭采纳，那名被告人也最终被判了死刑。

　　不久，二审与复核结果下来，上级法院维持原判，被告人被押赴刑场执行。那一天，我也去了。站在刑场，我见到那个青年。那一刻，我突然懊悔莫名，内心反复问自己：“他，真的该处死吗？”这是一位文弱、清秀的年轻人。我看到了他眼里的惶恐。

　　判他死刑，在法律上没有错误，可为什么我一见到他就会那么懊悔？是那双眼睛么？自那以后，只要是死刑案件，在我未亲眼见到被告人的情况下，我再也不敢轻易表态。也是从那刻起，我才真正明白“可杀可不杀的坚决不杀”这句话的含义。当我审理死刑案件时，只要我在判决前稍有一点法理、情理乃至证据认定上的犹豫，我都不会作出死刑判决。

　　去年7月，按照最高法院的要求，所有死刑案件都实现了二审开庭。今年，最高法院最终收回了死刑核准权。许多人说，二审法官跋山涉水去开庭，复核法官千里迢迢来提讯，无形中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也变相加重了司法负担。然而我的经历告诉我，没有什么司法负担的分量大得过生命的重量。如果你连这个人都没有见过，又凭什么宣判他死刑呢？

　　许多人都对死刑的执行过程感到神秘，其实，对执行者而言，最大的震撼，往往是濒死者对生命的不舍与留恋。一次，即将对一名死囚执行枪决，临刑前，他突然对法警提出最后请求：“我可不可以挪一下位置，我面前有块石头，如果倒下，这石头正好磕着我的脸。”法警满脸迷惑地朝执行指挥看看，指挥叹口气，说：“给他挪吧。”在场者都见惯了执行场景，看到这幕却都很动容。

　　一位资深法官曾对我们说，如果你缺乏对生命的敬畏感，就不配做一名刑事法官。这种敬畏，既包括对被害人的，也包括对被告人的。一次，一位生性胆小的女同事曾办理过一起强奸杀人案。她说，阅卷时，自己看过被害人生前照片，那是很漂亮很清纯的一个女孩儿。再看尸体解剖照片，虽然尸体已被焚烧甚至腐烂，但她却一点也不像从前那样觉得恶心、可怖。她说：“这个时候，她在我心中就是一个可怜的小妹妹，我认真阅卷，就是为她申冤，我为什么要害怕她的尸体呢？”事实上，许多年轻的刑事法官，就是在一张张这样的尸体解剖照片前体会到自己肩上责任的分量，并最终完成了从法科学生到法官的成长过程。

　　人们常开玩笑，说我们刑事法官就是一群杀手，媒体也爱给我们冠以“生死判官”之名。有段时间，由于待遇低、经费少，许多男法官纷纷辞职做了律师，庭里女性占了多数，结果被人们叫作“红粉杀手”，许多未婚女孩子连对象都不好找。其实，我们并不喜欢“杀手”这一头衔。对我们来说，我们会判罪行极其严重者死刑，但也会将更多罪不至死者从枪口下解救出来。如果法官们没有自己的独立思维，只是机械审理，匆忙下判，那和杀人机器又有什么分别呢？

　　有位哲人曾说：“法律家判断对错，政治家权衡利弊”。可对于刑事法官来说，判断对错是一方面，有时也必须像社会学家乃至政治家那样，跳出法律本身，去考量更多的利与弊。有许多案件中的情形，涉及到伦理、道德、政策、民族、文化等各个层面，单靠法律已很难解释清楚。在社会总体公平正义难以达到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力图在一起起个案中实现具体正义。

　　作为法官，有时我们自己也不能左右判决的结果。一场刑事诉讼，总是几家欢喜几家愁。被害人或者被告人亲属上访、闹事，几乎成为判决之后的常态。当事人有时闹凶了，本地政府就会过来干涉，提醒我们不但要注重法律效果，还得考虑社会效果。可是现实中许多事情，哪里是能够简单地用辩证法折中解释清楚的？许多冤案错案，就是在法律效果对社会效果的妥协中慢慢催生。而“民愤极大”或是“社会危害性极其严重”这类抽象话语，对案件走向的影响经常要大于明确的法律规范。

　　死刑核准权收回最高法院后，本地政府对死刑判决影响力逐步变小了，一些当时顶不住压力判了死刑的案件，被最高法院纷纷发回重审。可与同事聊天时我们也总在感慨，如果核准权早一些收回，也许当初一些罪不至死的人就活下来了。

　　在担任刑事法官的同时，我和我的同事们，力图让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同于常人。但办理死刑案件，心理压力是难免的。我们易处于焦灼状态，思维反复在某个问题中纠结缠绕。午夜梦回，经常梦到极端残酷、残忍的事情。长期目睹社会的最阴暗面与人心的最丑恶面，我们有时也会变得敏感、易怒而又多疑。我们最大的希望，是少一些被害者，少一些罪行，少一些死刑。此外，如果给我们一些心理辅导，那就更好了。警察开一枪都要接受心理辅导，更何况我们这些每天都要进行生死抉择的刑事法官呢？

　　今年某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偶然发现自己学生时代抄写的读书笔记。其中一则抄自民国法学家吴经熊的自传。上世纪30年代，吴经熊曾是上海特区法院的院长。他在自传中写道：“我当法官时，常认真地履行我的职责，实际上我也是如此做的。但在我内心深处，潜伏着这么一种意识：我只是在人生的舞台上扮演着一个法官的角色。每当我判一个人死刑，都秘密地向他的灵魂祈求，要它原谅我这么做，我判他的刑只是因为这是我的角色，而非因为这是我的意愿。我觉得像彼拉多一样，并且希望洗干净我的手，免得沾上人的血，尽管他也许有罪。唯有完人才够资格向罪人扔石头，但是，完人是没有的。”

　　在这则笔记边，学生时代的我给的批注是：“伪善。”

　　现在，我拿出笔，轻轻划去那两个字，在旁边写上了：“人性。”作者:萧显(法官)　

专访孙伟铭，主审法官王静宏，最高院刑庭庭长高贵君。

昨天才采访完，老郝不眠不食，编得极辛苦，向她致敬。

另：字幕在合成中遇到技术问题，可能影响大家看的效果，抱歉。正在修复中，希望在重播时能够上。最终的视频版肯定会有。

一

这两天我看BOSTON  LEGAL，每次看到丹尼，我都想起老唐。

就是那种家伙，戴着特别装的墨镜，咬着粗雪茄，说脏话，挣着大钱开着好车把着漂亮妞，带着股拉风的邪劲儿，一出手都是别人想不到的招数。

他刚入行的时候，去报道沉船，另一艘船上唯一的目击者已经被所有的媒体围着，轮到他，就问了一个问题“这艘船是哪个公司的？”
然后他就走了，十五分钟后回来了。那个目击者接了一个电话说“谁是唐休伊特？”

“我是”

“这艘船租给您了，您想干什么用？”
“我想把其他人都赶下去”

过了一小时，他的对手NBC的人坐着小拖船突突突追上来了，还带着小卫星。

他对船长说，看见那个海边那大楼了吧，你只要在这之间开来开去，卫星就发不出信号去。

船长乐了，还主动加了戏码，最后NBC的人起诉他们故意拿船撞人。

我天天看BL也骂骂咧咧的，被这些自大狂，违反职业规则，骚扰女同事……的大男子主义者气半死，但这就是真实的生活。连李安这样的老实头都说自己拍电影的时候坏得很，靠的就是“好人的坏点子”

二

从我进新闻调查起，我就听说我们学的是《60分》，老拿这个吓唬人，“美国1968年来一直排名前十的电视节目”，好象多庄严似的。

直到我看到老唐的书，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

他上来就说，假仁假义的纪录片（老陈……）谁要看？他嘲笑那些虎着脸的《NBC报道》<CBS白皮书》……“谁要听公司在说话？人们真正喜欢看的是报道和专栏。”，所以他从不跟24小时滚动的新闻竞争，他说他只是“告诉你一个故事”，他当《60分钟》的制片人，从1972年之后就再没开过会，他把记者们当成专栏作家，去做自己喜爱的题材。他的标准是“要用脚碰碰娱乐这条线，但不迈过去”，娱乐其实是指戏剧性，就是这个标准让他的节目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挣大钱的新闻节目。

几年前我看过莱斯利采访当时竞选落败的戈尔，“你还会再竞选吗？”
戈尔绕来绕去。她问了八分钟，也没问出个准话。

突然她问“戈尔先生，你还打算留胡子吗？”

“嘎……这个”他说“—%￥#·……”

她莞尔一笑。

节目就收在这一笑上了。谁都理解那一笑的含义“看，政客”。

几年前我刚入行，作《双城的创伤》，有一段给小孩子擦眼泪的采访，争议很大，正好钱钢来开会，大家海滩上围一圈，听他评论。

他说，《60分钟》里，有个白胡子老黑人记者叫布莱德利，有一年他去采访纽约一个连环杀人犯，问他为什么要杀人，那人说，因为我在布鲁克林区长大。意思是那里黑人聚集，环境恶劣。

布莱德利从椅子上跳起来，揪住他的脖领子，说“我也在布鲁克林区长大”

钱钢说这段就这么播了，你们先别着急说对或者不对，十年后再来谈。

三

我从老唐那儿学到一样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东西------电视是用来听的。

他从来都是背转身，听记者的录音，然后突然转过身来“这个停顿错了，这句话不应该放在那儿”

他说“与其抓住观众的眼球，不如抓住观众的耳朵”

听过默罗在二战时的报道，就会明白他这话的意思，默罗在南太平洋的开场白是“如果你曾经在夜里去过从林，你就会知道，当炮弹呼啸着穿过丛林，丛林也同样呼啸以对”，他描述伦敦被轰炸后的百货店，“一瓶被弹片击碎的黄桃罐头，汁水从货架上慢慢地滴在地上，那是全伦敦唯一能听见的声音”。

老唐是默罗和克朗凯特合作多年的搭档，他说‘好的记者不依靠画面，他们自己创造画面”，

我去年写《征地破局》的稿子，学习他的“为耳朵写作”，作不到多好，只能尽量象他总结的那样---“简短”“没有多余的形容词和副词”“有话直说，不要害怕写得象人们说的一样”。

我把稿子念给我的实习生听，明白为眼睛写作和为耳朵写作，节奏完全不同。如果他开始玩手里的笔，我就把这段改掉。如果他听不懂的术语，我就用设问和比方来让他明白。

那稿子我改了不少遍，我常想，如果老唐背对着我，他转过身来会骂什么？

四

这个世界上，有一类家伙，他们就算在战争中也要泡妞，穷得叮铛响也要在俱乐部里喝美酒，害怕孤独但从不屑提起自己的痛苦，他们喜欢嘲弄人，喜欢别人给他们点上烟说“老大”，他们认为女人永远低男人一等，他们在工作中越过很多的红线，他们会买通线人，会搞垮对手，他们会给报道起一个直击你心的题目，他们一点都不君子，但他们有他们内心深处的真诚。

就象老唐说的，他理解最普通的人，他只为他们工作，人们喜欢他这粗鲁而迷人的劲头儿。

为什么呢？他吹嘘自己有“某种直觉”------他没解释这直觉，我觉得，也许是对生活的爱恋之情。

看BL的时候，有时候，我会想起老华莱士和他，就象是艾伦和丹尼，他们两个坏蛋，大概也免不了做了一期牛节目之后，坐在阳台上，看着纽约的夜景，咬着烟，喝着酒，说点女人和死亡的事。

有人说过“你俩不可能长命百岁”
他们的反应是“要打赌吗？”

昨天我才知道，老唐去世了，两个星期前，86岁。我痛恨悼文，我想他也痛恨，他早说过，他可不在意死之后要拿什么奖，我一直没见过他的照片，也不想看见。在我的想象中，他长得就象是霸道的老丹尼，又矮又肥，咬着那根粗雪茄，眼睛在烟雾里眯得快看不见了，注视着脚底下他赋予了魔力的金光闪烁的帝国。

在他的书的最后，他说他遇到过一个前台的小伙子。恭敬地对他说“我真想成为您那样的人”

“有意思，我也这么想”他说。

快睡着的时候，忽然看见他们掌声雷动地请出了一个人。

是个穿和服的三十多岁的女人。

舞台一下就撤空了，就剩下她，和服是藏蓝的底子白花朵。

她微鞠躬，唱了这首歌。也没什么姿势动作，嘴角一缕悲喜不分的笑。

我一直对她的沉静留有印象。

前阵子牟老贴了这首歌让我听，说他当年常常夜里酒后在街上嚎唱之，我才知道这首歌叫《津轻海峡冬景色》，这人叫石川小百合。写词的人叫阿久悠。

从上野开出的夜行列车 走下来的时候
青森站矗立在雪中 回去北方的人群
大家都默默无言 只听到海浪波涛的声音
我独自走上渡船 看见快冻僵的海鸥
不禁掉下泪来 啊 津轻海峡冬景色

「请看那就是龙飞岬 在北方的尽头」
不认识的人用手指著 被呼出的热气弄蒙的窗玻璃
擦了又擦 也祇能看见遥远的浓雾而已
再见了 亲爱的 我就要回去了
风的声音在胸中激汤 眼泪几乎就要掉下来了
啊 津轻海峡冬景色

光看词，我已经觉得满纸风雪，就象我的手指也能触到那玻璃之上的一点凉意。石川小百合二十多岁的时候也唱过这首歌，视频里一副现代女性装扮，七情上面，手摇身送，努力要吸引观众的眼睛。后来大概也是经历了人生的滋味吧，才唱出这哀而不怨的沉静。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NSlD7D3Zuvo/

前几天，牟老又向我推荐了美空云雀的《川流不息》，她早已去世，已经是二十年前的歌了，不过阿久悠不是说过吗，“不惹眼，不闹腾，不也勉强自己，要做个落后于时代的人，凝视人心”，不是这样的人，听不到这青绿的细流声：

不知不觉 走到了这里，细细长长的这条路
回过头的话，看得到遥远的故乡
崎岖不平的道路，弯弯曲曲的道路
连地图上也没记载，这不也就是人生
啊 就像河水的流动一样，缓缓地，流经了几个世代
啊 就像河水的流动一样，毫不停息地，只见天际染满了晚霞

生命就如同旅行，在这个没有终点的道路上
与相爱的人携手为伴，共同寻找梦想
就算大雨湿透了道路，也总有放晴的一天
啊 就像河水的流动一样
安详平稳地，让人想寄身其中
啊 就像河水的流动一样
四季的推移，只等待雪融罢了

啊 就像河水的流动一样，
安详平稳地，让人想寄身其中
啊 就像河水的流动一样
无时无刻，只听到青绿的细流声

                                        一

我从来没听过那样高强度的掌声。

我们在临沂网戒中心调查电击治网瘾，走进课堂的时候，所有穿迷彩服的网瘾治疗者和家长都起立鼓掌。

“请第一排就坐”杨医生对我们做了个手势，空空荡荡的第一排，名牌上写好了我们几个的名字。

我们想退到边上。

掌声骤然高起来了，杨医生笑容满面地看着我们。

这样的掌声持续了五六分钟，频率和强度没有任何变化，直到我们落座，杨医生手一挥，嘎然而止。

当天的课程是点评受治者的不当表现。

一个女孩被点评的原因是她父母上报了她“跟父亲顶嘴”

点评的内容是，杨医生问“你父母学过心理学吗？”
“没有”

“你当父母知道怎么当吗？”
“不知道”

“那你要不要对你爸爸表达一下你这种愧疚的心理？

“爸爸，对不起！”

 “你要不要走近他面对面的对他说”

 女孩僵着。

杨医生说“盟友们给她点勇气”

又是那种整齐划一不会停下来的掌声。

在掌声里那女孩走过去了，抱住了父亲，哭了。她的手松松地垂在父亲腰后。这段点评就这样结束了。

我采访她时，她和任何一个我在中心采访的孩子的回答都一字不差，“不怎么疼，就象针灸一样”“不超过5毫安”“疼可以让人清醒”“我认识到自己错了”

我打算就这样结束采访的时候，她的眼泪流下来了。我下意识地问她“你为什么痛苦？”
“我没有”
“为什么哭呢”
“我没有”她的脸很平静，声音也没有一丝抖动，只是眼泪顺着脸流下来。

“你在流眼泪”

“没有”她的眼泪已经流到腮帮上了，一大滴一大滴地落在裤子上“我愿意留在这儿”。

在这里，“挑战杨叔模式”被写在八十六条规定中，违反的人会被“点现钱”---也就是被电击。

二

这场点评课的最后场面，是杨医生问“盟友们要怎么向父母表示一下呢？”

所有人立刻站起，奔向各自父母，搂着，下跪。他们大都栽在父母怀里大声号哭，看不清表情。母亲们一般都哭了。

然后有一个光头小伙子一个转身，向杨医生跪下，然后抱着他的腿。带着震天的哭腔喊“谢谢杨叔”

再然后是几十个家长和孩子都跪下了，趴在地上。

电视里这个段落没有声音，实际上，他们当时都在喊，喊的是同一句话“谢谢杨叔”

小伙子们的头在水泥地上碰得咣咣作响。

已经第七次被送入院的谢乾谢坤兄弟两人，抢在了最前面，一边一个搂住他，声音压过了所有人“杨叔我对不起你……”

杨医生也搂住他们，仰脸向天，高声哭。

我以为这是一次偶然事件，后来有一次课上，听杨医生在镜头面前问“这个中心被跪的最多的是谁？”

“杨叔”所有人都背着手坐着，整齐划一地说。

“为什么要给杨叔下跪？”

我以为这类开放型问题会让大家愣一下，或者发出嘈杂的声音，但是没有，所有人的声音没有任何迟疑“感恩”

“我觉得很值，我觉得很激动”杨医生对我说。

“很多人说他们在伪装？”

“这种行为能够装一辈子是不是也很好”他说。

三

她说，去中心的当天，她儿子是被穿着三脚裤，按在地下，被捆上，抬出去的，下楼的时候，所有的邻居都站在外面看着。

到了中心，他被拉进治疗室电击。
“从那之后他再也不相信我了”她说“我的心都碎了”

但父亲很高兴，因为在中心，儿子每天给他洗袜子。这是纪律。如果违背了父母的意志，在中心，父母可以上报。

儿子和盟友蹲在地上吃一只西瓜。父亲要吃，儿子说“你可以自己拿”

他认为儿子不尊敬他，去上报了。第二天，儿子被电击。

“后来就仇恨他”女人低头说。

父亲说“送进去就好了”

“如果他在里面只是因为对仪器的恐惧而顺从，这是真正的改变吗?”

“他要能恐惧一辈子也未必是坏事”他说。

女人蹭地站起身，说“不谈了，还再恐惧？再恐惧就变态了……”

她丈夫被我们劝到另一个房间后，她说，儿子拿了一把水果刀，说谁再把他送去，他就杀了自己。

四

课堂结束的时候，杨医生拿支话筒笑眯眯看着我。

“请柴老师给我们说两句”

我想走，但是掌声已经起来了，而且听上去永远不会停止。

立刻就有两位家长一左一右上来要搀扶我了。

最后那段现场的提问，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拍摄的。

我向家长们提问：

“因为以前过于忙自己的事情而不顾及孩子的请举一下手！”

“因为夫妻之间的关系不好而发泄在孩子身上的请举一下手！”

“在以往有过不尊重孩子的独立人格，在言语当中刺伤孩子的这样的行为经常有的，请举一下手！”

……

 “认为孩子是属于自己的，所以可以随意支配的，请举一下手！”

我转身向孩子。

 “认为自己曾经因为跟父母的关系而受到伤害，并且比较严重的，请举一下手！”

“曾经在家庭当中遇到过暴力的，请举一下手！”

“认为自己在家庭当中非常孤独的，请举一下手！”

“……”

“有过自杀念头的，请举一下手！”

 “认为出现在自己身上的网瘾跟家庭当中存在的问题有关的，请举一下手！”

 你可以在电视上看到那些每个问题后丛林的一样的手臂。

在所有的回答结束之后，杨医生再出声之前，中间有一段小小的沉默，在这个课堂上很少被听见的沉默。

“2乘2等于几？”

“4”这个刚刚转学来的孩子第一次举手回答。

“不对。应该答什么？”

“4”他肯定自己是对的。

“过来站在全班同学面前，想想正确答案”女教师说。

他就站着那里，穿着母亲为他准备的最好的衣服，面对着还没有认识的正在窃笑的同学们。试图忍住泪水。

下课铃声响了，教师问“现在，你想出答案来了？”

他承认没有。

她启发他“应该这样回答，‘4，夫人’”

他在70年之后写到“直到后来，这种特性才在我身上强烈地显露出来：我厌恶哪怕是最轻微的兵营式一律化或集体服从的暗示……我一直在想，是否是这种独立的迫切性促使许多人选择了新闻业这一行”

二

二十出头的时候他是个电台的播音员，老板冲进办公室向他大叫“赶快播！赶快播！市政大厅着火了，三个人跳下来了，都死了，我夫人刚给我打的电话，我家就在马路对面，赶快！”

他伸手去抓电话。

“你干什么？”老板问“赶快播，赶快播！”

他要给消防队打电话核实一下。

“你不用核实，我夫人从头到尾看得一清二楚”

他还是抓起了电话，老板气疯了，自己在话筒面前把这当成最新要闻播了出去，就在这个时候他的电话接通了，消防队说那算是不上火灾，脚手架着了火，马上就会熄灭，而且也没有人受伤。

事件的结局是他被解雇了。

三

二战的时候，作为合众社的记者，他随海军作战“海军大炮把甲板所有的东西都送上了天，都被爆炸后的真空吸走了……我站在那儿，被眼前一切震憾，满天的扑克牌雨点一样飘落下来，有一张落在我紧抓着栏杆的手背上，是一张黑桃A”

他呆在那里直到战争结束，随盟军进入荷兰，荷兰人不停地向他们掷来郁金香，一直堆到汽车的档泥板上。

“郁金香是很重的花朵”他写道“我就是在那一天流下了战争以来的第一滴血-----被一捆用铁丝绑在一起的郁金香砸了个正着”

“上厕所成了我们最大的问题，人们水泄不通……不过出了阿姆斯特丹，向海牙方向开去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缺口，放眼望去没有荷兰人，我们躲到一堵矮墙后头，还没来得及解决问题，就见荷兰人蜂涌而至-----男人，女人，小孩子，他们越过矮墙，把我们淹没在他们的怀抱里，完全不管我们的身体还有一部分暴露在外”。

可以看到他写作的力量。

就算他后来坐在主持人台上，他坚持直播的最后一分钟也随时插入最新新闻，哪怕会造成播出的混乱，如果编辑根本不来及，他就在广告时间转身自己在打字机上把内容敲下来。

有一次播放最后广告时，他的秘书说有位先生是他的老朋友，执意要他接听电话，并说他就算在直播中也一定愿意这么做。

他认识这个人，是约翰逊总统的助理。

他接了电话，对方说“沃尔特，总统几分钟前去世了，是心脏病”

就在这个时候广告播完了，他还在听电话。直播间摄像机上的红灯已经亮了。

全美国的电视观众都在电视上看到一个侧身接电话的主持人。

现场的编导都崩溃了。

他继续听了两秒钟，然后对着电话说“汤姆，等一下”，转身向着电视观众报道他刚刚得知前总统约翰逊刚死于心脏病，他正在向奥斯汀的总统办公室了解更多的细节，在节目结束前他把电话里得知的所有内容转告了观众，就象早已准备好的稿子一样完整。

但是，约翰逊总统生前，自己打电话来对节目内容发牢骚，而且指名必须让他接的时候，他却拒绝了。

“我们相信，总统的电话可能是对抗性而不是来提供信息的”他对可怜的总统女秘书说。。

四

他童年曾去灌木丛打猎。

当他拾起那只依然活着的温热的小麻雀，看到它望着自己眼睛时，禁不住流下眼泪。

“它甚至都不责备我-----只是对我感到失望。”

从那以后他终身再没有打过猎。

他在电影院里会为看到任何弱小的动物或者人受到伤害而热泪盈眶。这一点一直到老年也没有改变。

有不少人问我“他为什么被认为是最受美国人信任的人？”

我想，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是个凡人，一直是-----他总是直接对人们说话，他从不恐惧人们，也不讨好他们。他只是象普通人一样说话。

建国两百周年的时候，他做直播，面前摆好了著名作家们为盛大的开幕式写好的词，可是随着红灯亮起，这一天的气氛淹没了他，他没有念“早晨好，这里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他脱口而出的是“起来吧，起来吧，今天是你的生日”-----他的制片人快晕过去了，可是那些还在自己的卧室里睡眼猩松的人听了会开怀一笑，然后去叼自己的牙刷。

他对宇航的狂热和知识足可以让他在电视上连续三个小时单独做技术分析，为了阿波罗登月发射的一瞬间，他说他准备的东西和宇航局一样地多。

但那一刻，他只说了两个单词“去吧，孩子”。

人们信任一个人，是因为他在心中引起的共鸣。

肯尼迪遇刺时，他是第一次报道此事的主播。

“中部标准时间----半小时前（停顿）肯尼迪总统于凌晨一时死亡（停顿）……”

他卡住了，做了两次深呼吸，平息下来，这是他唯一一次在电视上难以自制地哽咽。

他连播六个小时后，回到办公室想给妻子打电话，但是有人打电话进来了，是个自称住在花园大道的女人。

“是哥广吗？我要投诉，你们在这时候让那个克朗凯特播音，我们都知道他恨肯尼迪，他流的都是假惺惺的鳄鱼泪”

他说，“你现在正在跟克朗凯特通话，你是个白痴，夫人”。

                                      五

他一直恪守他的信条，“不偏不倚的立场”。以至他的同事抱怨他“过于谨小慎微了”，他的老板希望他在晚间新闻的最后五分钟加上自己的评论。

他拒绝了，“ 我做的不是社论，我做的是头版，最重要的是为电视观众提供真实客观的报道，如果我一会儿想不带偏见地报道，一会再就同一题目发表一篇鲜明的社论，观众会把整个广播业看作持偏见的行业”

他每天的结尾语都是“事实就是如此”，这也是他去世前最后一篇博客的名字。

当然，这样的报道方式往往谁都不讨好。

在越战初期，保守派和政府的支持者们认为他站在狂热的不爱国的自由派一边，而学生和反战者给他贴上当权派的喉舌的标签。

他的老总安排他与国防部长午饭，以缓和气氛。部长拿爱国主义来要求他。

他说“爱国主义难道仅仅是毫无保留地赞同政府的每个举动？或者我们是不是能把爱国主义定义有为勇气宣扬并坚持一个人认为最符合国家利益的原则，而不论这些原则是否符合政府的意图？”

跟约翰逊总统一起晚饭时，他的幻灭感更深了。

约翰逊的双手在半空作出有力的动作，说“我要把我的军舰派到这儿，把我的飞机派到那儿，还要把我的部队派进去”

他浑身冰凉地想“他的军舰，他的飞机，他的部队”。

不久后，春节攻势使局势变得更不明朗，他决定“拿民意测验中民众对我们高度信任来冒一冒险”，他去了越南。

他穿上战服的样子完全没有电影里的战地记者叼着雪笳的倜镗样儿，就象个老实的中国西部农民大叔。他与士兵一起进入顺化，道路被伏兵封锁，最后他和12个装着陆战队员的遗体的袋子一道乘直升机离开。美国军方的二号人物对他承认春节攻势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物力损失，而这时军方发言人仍在对外宣称只用增加几万军队就可以结束战事，

他想“把这话说给那些躺在袋子里的士兵说吧”

回到美国后，他唯一一次在节目中发表明确的意见“说我们陷入僵局似乎是唯一现实的，又是让人沮丧的结论。本记者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唯一合理的出路在于谈判……”

约翰逊总统的机要秘书回忆当晚“总统关掉电视机说‘如果我失去克朗凯特，我就失去了大半个美国”

大卫·哈尔伯斯坦的书《影响力之所在》中写道“由电视主持人来宣布战争的结束在历史上尚属首次”。

六

他在生活中最爱的是赛车和航海，他是专业的赛手。

新闻业让人的血液里充满对不可知的冒险与狂热，或者也许，是这个行业自动选择了这样的人-----他对“这广袤深色宇宙中的一点鲜艳”的蓝色星球感到永恒不灭的好奇和敬意。

他穿过高山，越过峡谷，航过大海，行走各处。

“最让人感到满足的，是在太阳落山之前在一处无人的小海湾抛锚，斟上一杯酒，舒舒服服地坐下，看鹅，鸭子和潜鸟滑向你，然后黑暗慢慢降临，万籁俱寂”他说。

今年7月17日，他去世，92岁。他曾一次次奋斗争取，现在，他享受这神圣的宁静。

（谢谢小庄赠书，回来的飞机上看完。1999年，江苏人民出版社《记者生涯---目击世界60年》，沃尔特·克郎凯特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