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盛宴某种程度上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解放，那就是我们如何在成长的烦恼中放弃不安赢得宁静，放弃怜悯变得悲天悯人，放弃自以为是变得既不妄自菲薄也不狂妄自大。作为历史的节点，它似乎能恰如其分地为我们提供一座纪念碑，纪念我们告别了某些东西，又赢得了某些东西。

有很多转变只能通过心理的传导而不是展现在政治、经济、社会活动甚至生活方式上，更遑论纸面的宣告。当我们从比赛的千头万绪中抉择完毕，或许我们可以在颇有些落寞的怀念里展望一下未来的生活。

英国《泰晤士报》在一篇题为《给伦敦的借鉴》的文章中写道：“北京的政治目标是宣告中国崛起为富有现代气息的世界强国。它留下的遗产将包括国家历史名迹以及——如果世界幸运的话——中国渐进的改革。”“伦敦奥运会也有政治目标，但这个目标没那么宏伟，那就是激发英国年轻人的活力和能量。”

“中国渐进的改革”不会停止，年轻人的活力和能量正在释放。这恰恰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所取得的最重大成果。不断地试验、不断地纠偏、不断地“解放思想”、“摸着石头过河”，不断地往前走，无论犯了多少错，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模式”。它不是一成不变，虽然具有可复制性和典型意义，却每时每刻都在变化。通过变化来进行自我改变和转型，让中国赢得了过去的30年，也让中国有望赢得接下来的30年。

中国古人把30年作为“一世”。上“一世”的象征性事件是1978年冬天的那场会议和延续到1992年春天邓小平的那次旅行。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评价说：“邓的伟大之处不在于他开创了多么宏伟的局面，恰恰相反，伟大在于他的没怎么开创。邓从来就不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他更愿意人们重新讨论和认知到事物的本质，重新思考和实践生活和生命中的常识和真理……使他们相信——在这个国家，已经没有了刺骨寒冷的日子。”

接下来的“一世”，人们会把2008年作为一个象征性年份，作为一个新的起点，其中以夏季奥运会作为中国和平崛起的标志，把残奥会作为中国缔造共同价值观、融合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标志。同时，它们还共同构成了我们对前面30年的回忆和内省。

也许同中国伟大的历史相比，2008年的奥运会和残奥会都是微不足道的。这不要紧，最重要的是应当把奥运会和残奥会的故事看作是中国应对全球化挑战的例证——这种挑战如果说不是残酷的话，那也是难以捉摸的，因为这种挑战是整个中国生活中所未有过的。

中国没有回避挑战，也没有一个中国人选择回避挑战，虽然我们有时候要为此付出惨烈和昂贵的代价——因为我们既不愿意回避，也回避不了。他们一起践行着尼克松的那个断言——中国，“不仅能够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就像大多数中国企业家那样，只有极少数的人会代表中国成为全球化的主流和主导者。“他们同别的人不一样——在这个你争我夺、尔虞我诈的世界上，他们没有泄气，也没打算放弃。他们在欢欣痛苦、欣慰抑郁的胶结中义无反顾地往前走”。

时间正一步步地往前走，残奥会正一步步逼近告别的时刻。激情、勇气、震撼、泪水、友爱，以及“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这一切都在进行着最后的演绎和诠释。当圣火熄灭，一切重归宁静，人们记住的不仅仅是一个个世界纪录在北京变成了被容易打破的“易碎品”，也不仅仅是人们在这将近两个月时间里的宏伟欢宴，而且还有自信与自强，挑战与超越，深刻与悲悯，以及每个晚上我们都能沉沉睡去。

事实上我不愿意过多地谈论残奥会，因为它只是“北京故事”的一部分，也只是“北京时间”中的某个片刻。在“北京时间”当中，越来越多的人性的光辉、伟大的温暖和相互的理解与接纳，已经超越了残奥会本身，直逼残奥会“世界人权”、“人类价值”的宗旨而去。

残奥会使北京变得温暖，变得“无障碍”，变得更加宽容，而这一切，即使没有残奥会，北京也应该努力去做到。这并不能代表北京的伟大之处，正如开创并不能代表邓小平的伟大之处一样。让北京变成它应该成为的北京，重拾在成长的道路上忽略掉的那些事物的本质、常识和真理，这才是残奥会最终提供出的价值。

残疾人与健全人没有本质区别。现代文明过多地强调了“狼性”、竞争和强力，这使因为肢体残缺而处于弱势的残疾人被迫接受不公平。但是中国的8300万残疾人，他们的努力展示和13亿中国人的共同包容，或许会帮助我们告别“狼性”，找到真正的“柔性”，彼此包容、相互接纳。

美联社认为，举办残奥会不但激发了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也在国际舞台上向全世界展示中国在残疾人事业上取得的成就。事实上我们既不需要“美联社认为”，也不需要“《泰晤士报》指出”，也不需要“《先锋报》说”。我们只需要自我感受、感知、感动；我们只需要在“北京盛宴”结束之后，每一个晚上都能在安宁当中深深睡去——这比我们保持世界最快的经济增长更让我们激动，比打破世界纪录的比赛和创纪录的金牌更让我们兴奋，比我们的股市暴涨暴跌更让我们癫狂。客人走了，欢宴结束，旧有的生活依旧继续，但我们已然不同。

在北京，格雷-汤普森登上了长城，尽管她并不需要用这种方式来证明自己是条“好汉”，而仅仅用自己参加残奥会的事实就可以陈述生命的可贵与精神的伟岸——2名司机和1名翻译抬着她攀登了很长距离，爬完了最后的陡坡。

在北京，越来越多的人等待为参加残奥会的运动员们提供帮助。作为残疾人，运动员们或许有着更为强烈的攀登长城的愿望。格雷-汤普森的经历告诉他们：无须担心，会有足够多的协助者等待提供帮助。

“考虑到主办城市巨大的投入，要保障奥运会获利通常是相当棘手的问题。然而，就残奥会而言，却无须考虑这类问题。对于残疾的居民和到访者，残奥会已经成为使主办城市变得更宜居的最有力工具。”《金融时报》说。

自从夏季奥运会的圣火熄灭，人们在不舍的落寞中回归平静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他们本可以为奥运会做更多。但是，上半场已经结束了。还好，我们还有下半场。如果我们不能借用上半场为这个国家展示强壮的一面，那我们却可以借用下半场告诉整个世界：无论健全人还是残疾人，无论社会精英还是弱势群体，无论肤色民族，无论男女老幼，我们拥有共同的国家，共同的社会价值，共同的文明诉求，共同的向心力和希望。对了，我们还拥有“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夏季奥运会带给了我们很多，甚至远远超过我们所能给予这个世界的。美国“历史新闻网”说我们从“帝国玩物”变成了“全球领袖”，世界目瞪口呆地注视着眼前的一切。“在被许多人称为空前壮观的开幕式上，中国宣告自身不仅是一个全球大国，而且也是一个现代化的、向前看的国家，决意以‘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拥抱外部世界。”

詹姆斯·卡特在这篇文章说：“在最近几十年的快速经济发展中，中国采纳了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模式，并且寻求接受西方和被西方接受。从这个意义上说，奥运会代表了中国在世界面前重塑自我形象的数十年努力的顶点。这种努力基本上奏效了，至少暂时而言是这样。今后对中国政府的批评将会继续，但北京的领导人已通过奥运会向世界展示：中国已不再是一个无知和迷信的落后亚洲国家，并且与上世纪初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如今中国在这方面的形象会占主导。”

对于中国来说，接纳与认可比什么都重要。奥运会给了我们一个展示的舞台，使我们告别了“民族悲情”，重塑了自信。我们也通过这个舞台告诉世界，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我们愿意为这个世界提供更多，而不仅仅是经济的高速发展。

很多人听到了中国的声音，了解了中国的意愿，接纳了中国的诉求。托尼·布莱尔，这位英国前首相不久前在美国《华尔街日报》上撰文说，中国的开放进程将永远无法逆转。

权力和影响力正在向东方转移。以前人们把“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当作一种预言，现在人们把它当作现实——不过我们倒愿意看到“金砖四国”的共同成长。虽然有些人把这看成是威胁，但布莱尔说他把它看作是巨大的机遇。

“我们不得不发挥想像力，消除历史遗留下来的任何傲慢残余……20世纪前，权力曾属于西方。到了20世纪，权力属于美国。现在，我们必须适应一个新世界，与远东地区分享权力。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接受这种事实。”

布莱尔担任了10年的英国首相间，他目睹了中国的和平崛起，也看到了中国参与全球化和领导全球化的仓促脚步，但是他只能从理论上分析它，而不能从政治上理解它。

让布莱尔接受事实和理解中国的是他所面对的中国人。“无论男女，都非常聪明、敏锐和坦率，不怕就中国及其未来发表自己的看法。尤其是，他们充满自信和乐观，不愤世嫉俗，表现出积极进取的精神，这使我想起鼎盛时期的美国和奋勇向前的其他任何国家。”

“这些人没有恐惧，而是满怀希望地憧憬未来。尽管中国还有数百万人仍生活在贫困中，尽管中国还存在一大堆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要解决，但是，正是这次体育盛会期间中国人所表现出的这种精神将决定着中国的未来”。

30年来，中国变得越来越清晰，对中国的无知和恐惧正在逐渐减弱，就如同我们对外界的无知和恐惧也在逐渐消弭一样。但是在成长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征途上，我们必须基于人类的普世价值缔造烙印着“中国”的价值。它或许模糊和局促，但只要我们往前走就值得珍贵，就能证明：在现代文明的成长中，我们不只享用，我们也付出；在人类价值的发现中，我们不只接纳，我们也提供。

尊重残疾人只是当中之一。尊重残疾人只是为了尊重我们自己，因为某种意义上每个人都是残疾人，只是有的人残缺了肢体而更多的人残缺了内心。残奥会给了我们一个近在咫尺的机会，让我们能够抚平内心的躁狂，拭去蒙蔽的尘垢，重新认识自己、发现自己、领导自己和爱自己。

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蒋效愚说：“我们正在努力营造一种关爱残疾人的社会氛围，这也是一种挑战。”中国政府已在为残奥会做更多努力，包括打造一个让残疾人感到更方便的环境、建立中国第一支无障碍出租车队，还有对长城等著名景点进行适合轮椅的无障碍坡道改造。中国还为残奥会提出“两个奥运，同样精彩”的要求。

事实上并不存在两个奥运会，只是一个奥运会的上下半场。上半场精彩落幕，下半场便更值得期待。也许残疾人永远无法打破健全人创造的世界纪录，也许他们无法提供比夏季奥运会精彩和激烈的比赛，但是他们却提供了更震撼人心的“更高、更快、更强”。当熊熊圣火点燃，当烈焰照耀星空，接下来，整个世界都将被撼动。

但是无论怎样的情绪，无论我们多么震惊和遗憾，无论我们多少期许最终变成了空花的泡影，它都不能抹杀一种现实：某种程度上我们的体育告别了“带病出征”和“轻伤不下火线”，“政治任务”不再是奥运会的代名词和幕后推动力量，享受体育本身的乐趣，包括花絮、遗憾和伤感，才是北京奥运会最重要的事。伴随着贝克汉姆驾驶的双层巴士，一切都将成为过往，成为一种回忆和谈资。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刘建宏在一篇文章中说：“一个运动员受伤了，他不能坚持比赛了。不管他参加的是小学运动会，还是北京奥运会,也不管他是叫刘翔，还是张翔、李翔或者王翔。这样的事情，在体育比赛里随时都可能发生。这样的结果，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们都必须面对，也必须接受。”“理解刘翔的这次退出，是我们全民族体育精神的一次提升。”

委屈和哀怨的只有广告主和赞助商，尽管一些人暧昧地承认损失不大，另一些人却在那里哭爹喊娘。这没什么值得奇怪，更没什么值得同情。对那些自怨自艾的赞助商来说，他们不能一面要求自己遵守商业规则，一面又要求刘翔变成道德楷模。他们在刘翔身上“押宝”本身就是一种赌博。他们与刘翔之间是一个“对赌协议”，只是没想到刘翔不赌了。他们从来不去思考：如果刘翔真的参加了比赛，那么即使他获得了短暂的光荣以及人们对他带伤出征的敬佩，但是当他星光褪去，却没有人会为他运动生命的缩短流一滴眼泪。他会很快被遗忘，就像已经没多少人还记得朱建华一样。这无关情感，再强烈的情感也敌不过时间。

刘翔做了一个正常人所能做出的正常决定，大部分人都可以理解和接受。刘建宏说：“体育说到底是人类的一项有趣的活动，它的本原是要我们更快乐。谁都没有权利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对别人的一种摧残，或者不尽情理的苛责之上。这与国家荣誉无关，也和个人道德无关。它只关系到一个人的健康、他的生活和他的未来。”

如果说刘翔值得理解和尊重的话，那么纳塔莉·杜托伊特就值得人们震撼和尖叫。这位南非残疾人运动员从5月份以来就一直是媒体关注的焦点，因为她获得了夏季奥运会女子马拉松游泳项目的比赛资格。路透社的报道说，“仅仅凭能够参加奥运会比赛这件事本身，就足以让杜托伊特骄傲不已。此前她曾获得担任南非代表团旗手的荣誉。”对于杜托伊特来说，能够参加奥运会与那些肢体健全的人同场竞技已经实现了她的梦想。赢得金牌的伊利琴科说：“如果能给她颁发金牌就太好了。”但是杜托伊特知道，她不一定要用奖牌来证明自己的努力、坚韧、伟大和尊严。在下个月的残奥会上，她会轻松地赢得属于自己的金牌，就像她在2004年的雅典干得那样。

没有谁希望自己变成残疾人运动员，但是一旦成为了残疾人运动员，我们就要在同样的赛场上来追求体育、生活和生命的更高、更快、更强。

如果说夏季奥运会是一种外放、是一个展示舞台的话，那么残奥会是内敛的，因为它是残疾人运动员证明价值、实现自我的聚会。他们为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来到这里。他们要继承和实践1960年罗马残奥会的承诺：为世界人权、为人类文明、为爱和尊严。

他们一方面用自强不息、追求卓越来实现生命价值，另一方面又用厚德载物、超越自我来塑造社会价值。他们追求另一种意义上的更高、更快、更强，那就是更高的尊严、更快的梦想和更强的生命力。

也许有人生来就是残疾人，但是没有任何谁希望自己成为残疾人。当残疾人告别了“残废人”的轻侮，当残疾人走出了自怨自艾，当他们出现在残奥会赛场上，用残缺的肢体和勇敢的心交流、竞技和碰撞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缺一条胳膊或少一条腿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缺乏一颗爱心、一颗勇敢的心。

我们一直在强调，夏季奥运会是一个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成就的博览，而残奥会却是一种建造和体现相互理解和包容的社会价值的努力，某种意义上它对于我们比夏季奥运会更重要，因为它不但有助于我们构建面对世界的大国心态，更有助于我们变得“更加开放、更加透明和更具包容性”。

8月21号那天，胡总去看望中国残奥军团，他在一位脑瘫足球运动员递来的足球上写了8个字：“自强不息，奋力争先。”他愿意用这8个字来描述所有的残疾人运动员，因为正是这些人，在一个健全人主导的社会中坚守着“不抛弃、不放弃”；正是这些人努力寻求一条路径，结合出生命价值的交叉小径。

我相信他也愿意把这8个字送给我们的国家，在全球化的道路上寻找一个突破口，成为大国舞台上的主角。北京的夏季奥运会已经让中国成为了主角，但这远远不够。我们必须在全球化的角逐中变得“更高、更快、更强”，我们也必须学会如何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包括忍受各种误解、承受各种诘责。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领悟和恪守我们亘古的美德——自助者天助，自强者恒强。

奥运会的举办是我们自助、自强的结果，30年来，我们用“对外开放”自助，用“对内改革”自强。我们今天所赢得的一切，赞美和尊敬、拥抱和认可，无一不是用30年的努力所换取的。

在观看了奥运会开幕式后，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接到了女儿从伦敦打来的电话。她说：“了不起。”陆克文通过《财经》杂志告诉我们，他在奥运会开幕式上遇到了邓朴方。他对这位北京奥运会组委会执行主席说：“没有邓小平，就没有开放政策；没有开放政策，就没有奥运会。”

“奥运会对中国很重要，因为奥运会将中国带入其全球化过程的新阶段。”陆克文说，“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30年，中国一直奉行开放政策，并且逐渐融入经济全球化时代。奥运会是一种象征，它为中国的全球化进程提供了一个平台，不仅从市场的角度，同时也从全球政治秩序的角度。”这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而不仅仅是经济的崛起和金牌数量的狂飙。

夏季奥运会的结束，意味着残奥会的序幕。这就像是足球比赛中的上半场已经结束，大家正在享受中场休息时间。现在就让我们含泪期待下半场，因为它比上半场更精彩、更震撼、更能体现什么叫“奥林匹克”；因为它能让我们去发现人性的光辉，找回失落的那颗“勇敢的心”。

这一战和接下来的每一场比赛，姚明都穿着属于他自己的战靴，那是锐步专为他设计的一双中国风格篮球鞋，整体以金色与中国红为主色调，一条亮金泛红的飞龙贯穿鞋侧；鞋内以红色为底，配以金龙刺绣；鞋跟处沿用了姚明专属标志：酷似猴脸的造型代表姚明生肖，顶端的11是他在火箭队的球衣号码，抽象的图案则是“Y”与“M”。

然而24年前，除非是那些参加了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中国男篮队员，否则没几个人记得他们当时脚上穿的是什么鞋，甚至连中国篮球博物馆的网站上都查不到相关资料。但是今天的中国男篮却拥有自己的“战靴”，除姚明外，其他人都穿着耐克专门为他们提供的红色球鞋。鉴于锐步已被阿迪达斯并购，事实上即使在中国男篮队员的大脚丫子上，两大体育巨头也没放弃火并。

我们可以想像，在此之前的1984年，我们的篮球鞋可能是“飞跃”，也可能是“回力”或“双星”。我们没有更多的选择。由于封闭和落后，体育巨头对我们熟视无睹。但是现在，当李宁在天空中奔跑的时候，当中国男篮与身穿李宁运动服的西班牙队进行动人心魄的鏖战时，我们会清晰地意识到，我们有李宁，有安踏，有特步，有361度，有德尔惠，有鸿星尔克……

事实上当李宁和安踏稍早前出现在NBA赛场上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中国体育品牌缺席全球化的时代已经变成了往事，现在我们是参与者、竞争者，甚至可能以主角的身份成为领导者。

“受全球化的影响——卫星电视，电脑革命，体育运动变成了百亿美金的产业，不费吹灰之力地跨越整个星球。历史学家拉弗贝说，体育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全球化的、收益最丰厚的商业。”

那么多中国体育品牌通过奥运会参与到全球化竞争当中，它们既使全球化潮流变成了一种融合，也使自己迅速成为屹立潮头的领导者。它们是全球化的代表，也是全球化的受益人。安踏的一位官员曾经告诉我，在福建晋江，有着全球超过2000种运动鞋样。“他们有的我们都有，我们甚至有比他们更领先的技术，”他说，“你可能意想不到，运动鞋最尖端的技术在晋江。”

但是无论他们赢得了多少，或者他们与耐克和阿迪达斯的争斗中追赶了多少，他们都必须要感谢姚明——正是姚明的努力，使他们可以在全球化中享受商业的快乐。

“中国与世界的交汇很可能是21世纪最具决定性的事件，而最能代表这种巨大融合的个人，莫过于姚明了。这位25岁的篮球明星完全是由我们时代最大的两股力量——中国的迅速崛起和超越国界的资本主义的扩张塑造而成的。姚明可以说是全球化的产儿。”

2005年9—10月号的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以姚明作为封面来描述“世界的中心”，它说姚明对于斯特恩意味着“中国的乔丹”，“代表了沟通东西方的桥梁”。“姚明对于大卫·斯特恩和NBA而言是一个梦，”火箭主席波斯特洛斯说，“他将全球化带到一个新的高度。”对NBA来说，姚明不仅仅是一名状元那么简单，他是纽带和桥梁，是开启中国这座巨大市场的钥匙。“最重要的是，他是中国人。”

自从2002年成为NBA选秀状元之后，整个世界都意识到了姚明对于中国非比寻常的意义。“姚明在休斯敦火箭队首次得分，就像一股电流穿越太平洋，激荡在他的祖国中国。姚明的表现粉碎了外国人眼里固有的中国人羸弱矮小的形象，向世界宣示中国人能与世界上最好的运动员展开竞争。”

从此之后，姚明开始成为立志于吸引更多国际级球员加盟的NBA王冠上的宝石。“他高大的身材所投影的范围早已延伸出了球场的范围。在很多时候，他是连接着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纽带。”

北京奥运会是姚明若干个梦想中最重要的一个，也是他作为全球化代言人最能展现其力量的一个。《外交政策》曾描述道：“在地平线上隐约浮现出的，是一个更伟大的事件：2008年奥运会。而这次聚会上最耀眼的明星，毫无疑问将是姚明。在所有中国运动员里，他是仅有的一个世界级偶像。而希望姚明在2008年做出卓越表现的，不仅仅是中国人，还有美国那些大公司的掌权者们。”

在当下的北京，姚明刚刚28岁，无论作为球员、明星还是广告代言人，他都处于巅峰时期。“整个世界都在关注着他，”“姚之队”的一位市场官员说，姚明的广告收入可能突破1亿美金，在北京创下一个收入的新高。

各种各样的广告、赞助以及“中西方关系的融洽给了姚明更多财富和荣誉，比他还是个孩子时可以想到的多得多”。巨大的动力和压力使姚明在他的自传中说，他现在是“在两个国家用两种语言做梦”。

然而无论姚明得到了多少，都远不及他给中国和这个世界带来的一切，包括全球化的潮涌、中国体育产业的勃兴、西方对中国的认知以及人们通过一个左耳失聪、腿骨多次骨折的运动员身上看到的那种追求卓越的人性光辉和不灭的希望与向心力。

正是这个大个子带动了中国篮球参与全球化的脚步，他也与奥运会一起带动了中国体育产业参与全球化的脚步。在此进程中，尽管脚印太多会使足迹显得凌乱，但人们往前走的意愿却始终清晰。这是姚明的脚步和意愿，是一双运动鞋的脚步和意愿，也可以象征着中国、世界和全球化的脚步和意愿。

几天前，西班牙《先锋报》在一篇题为《中国复兴的盛会》的文章中说：“一个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泱泱大国，以这样一场盛事庆祝着自己融入世界、摆脱贫困与不自由……现在我们感受到了中国对其传统历史角色的回归。没有对外侵略的历史和拥有谨慎智慧的特点，正是我们面对的这个躁动的世界所需要的。尽管中国在很多方面离世界典范还很远，但其最大的美德就是并没有要统治世界，而是拥有一股现代的力量。”它既像是在夸赞中国，也像是在陈述姚明。

通过参与全球化来领导全球化，通过一场体育竞赛的博览来展示改革开放30年的成果和我们所恪守的美德与信念，这就是“一双鞋的奥运会”，也正是我们所能为这个世界提供的最大价值，而不仅仅是我们经济崛起的速度。感谢姚明，“I love this 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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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的一个夏日，数百名艺人聚集在英国温布利体育馆，他们要举行一场名为“释放纳尔逊·曼德拉”的音乐会。他们要庆祝曼德拉70岁生日，同时声援他在南非的反种族隔离斗争。

在大洋的这端，一位名叫黄家驹的歌手写下了一首歌，叫《光辉岁月》，用以向曼德拉表示最崇高的敬意。二十年来，曼德拉老去，黄家驹故去，那支骄傲的乐队光辉褪去，但是这首歌依旧打动着一代又一代人。

曼德拉不久前赢得了自己90岁的生日，同样的夏日，同样在伦敦，又有数百位艺人为他举行了音乐会，这一次的题目叫做“46664”，那是曼德拉被囚禁在南非开普敦罗本岛时的囚号，也是他正在运作的抗击艾滋病的慈善基金会名称。二十年后，曼德拉又一次赢得了整个世界。

在一整部二十世纪的历史当中，纳尔逊·曼德拉的名字是与“圣雄”甘地和马丁·路德· 金博士并列在一起的。他们都为了平等与自由、民主与尊严付出了值得尊敬的惨烈代价。他们最终赢得了他们所一直渴望得到的，包括上帝、爱和自由。

没有人生来就是领导者，纳尔逊·曼德拉也是一样。在成为领导者的道路上，他需要付出，更需要忍耐和倾听。他必须遵从内心的召唤，让上帝的声音伴随他成为领导者的一路。

曼德拉1918年7月18日出生于南非特兰斯凯，他是一个大酋长的长子，也是酋长继承人。他热爱拳击，年轻时曾参加过比赛，“非常遗憾没能成为一名世界级拳击冠军”；他曾经做过律师，目睹了南非最残忍的种族隔离，这使他“决不愿以酋长身份统治一个受压迫的部族”，而要“以一个战士的名义投身于民族解放事业”。

自从1944年加入非国大（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后，他花了差不多10年的时间使自己成为非国大事实上的领导者。一开始白人政府没有意识到他的力量，而非国大也只是一个党派组织，所以他们只是因为权威遭受挑战而迁怒于他。可是当曼德拉在1961年6月创建了非国大军事组织“民族之矛”并出任任总司令后，白人政府知道，如果要想使种族隔离制度在南非延续下去，他们就只能把曼德拉放进监狱。第二年的8月，43岁的曼德拉入狱，罪名是“政治煽动和非法越境罪”，两年后政府又给他增加了“阴谋颠覆罪”，他的刑期从5年变成了无期。

曼德拉在被判永久监禁的那场庭讯中发表了一个长达4小时的声明。最后，他说：“我已经把我的一生奉献给了非洲人民的斗争，我为反对白人种族统治进行斗争，我也为反对黑人专制而斗争。我怀有一个建立民主和自由社会的美好理想，在这样的社会里，所有人都和睦相处，有着平等的机会。我希望为这一理想而活着，并去实现它。但如果需要的话，我也准备为它献出生命。”

监狱只能桎梏罪犯，而无法屈服真正的领导者；“46664”只能消除曼德拉的名称，却无法消除他内心的召唤。曼德拉相信，他内心的召唤是上帝的声音；上帝希望南非取消种族隔离，希望无论肤色无论人种，都是兄弟。他用了27年的时间去领悟上帝的声音。最后，他是胜利者。

1990年2月11日，曼德拉出狱，那一天后来被叫作“曼德拉日”；1991年他当选非国大主席，1994年他赢得不分种族大选，成为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

有人形容曼德拉为“全球总统”，因为即使身在牢笼，曼德拉依旧使人们感受到他的影响语与号召。曼德拉在出狱前赢得了几乎整个世界的尊重，而他在出狱后则赢得了几乎一个政治家所能获得的全部褒奖和勋章，这其中包括1993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它表彰曼德拉为废除南非种族歧视政策所做出的贡献。

曼德拉并不憎恨白人，因为肤色并不代表邪恶。他相信“让黑人和白人成为兄弟，南非才能繁荣发展”。马丁·路德·金有一次也曾说过，要黑人原谅他们的白人兄弟。曼德拉渴望的是平等与自由。他说：“在那漫长而孤独的岁月中，我对自己的人民获得自由的渴望变成了一种对所有人，包括白人和黑人，都获得自由的渴望。”

帮助曼德拉赢得世界的是宽容而非刻薄，是仁爱而非仇恨。在他的总统就职典礼上，他邀请了罗本监狱原来专职看守他的3名狱警，他们曾对他进行了多次虐待。曼德拉原谅了他们，接受了他们。他知道：“当我走出囚室，迈过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我已经清楚，自己若不能把悲痛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其实仍在狱中。”

90岁的曼德拉如今已经垂垂老矣，但是身躯会消亡，精神不会死。他希望安享一个老人的晚年。他说：“我已经演完了我的角色，现在只求默默无闻地生活。我想回到故乡的村寨，在童年时嬉戏玩耍的山坡上漫步。”

可是对于领袖来说，事业永远没有终止。当他的一个儿子死于艾滋病之后，他意识到他必须用自己的影响力为非洲做更多的事情。他成立了以囚号命名的曼德拉基金会，致力于改善农村儿童受教育条件和帮助解决艾滋病问题。

伊甸园的神话破碎之后，肤色与种族之间的裂痕就从来没有愈合过。曼德拉赢得了世界，可是种族歧视尚未消失。曼德拉用他一生注解的，其实只是一个美好祝愿，正如黄家驹唱的那样：“可否不分肤色的界线/愿这土地里/不分你我高低 /缤纷色彩显出的美丽/是因它没有/分开每种色彩……”曼德拉奉献给上帝和人民的，其实只是在一个黑暗的世界当中，用他的肤色证明了什么是最洁白的内心。

他宣布从微软退休，也宣布一个传奇故事的结束。从此之后，人们不会在埃里森、拉里、谢尔盖、乔布斯的队伍中找到他的身影，而可从特蕾莎嬷嬷的庇护下看到他的足迹。他将花费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去经营比尔与梅林达·盖茨基金会，他会像另一个著名的比尔（克林顿）一样去关注全球的健康与教育。他们并不孤单，包括巴菲特在内的很多富豪将会追赶他们的脚步，直到寻到内心的安宁。

比尔·盖茨在退休之后依旧保留微软公司主席的职位，并还担任关键开发项目的顾问。这家公司不可能消除盖茨的痕迹，即使上帝也不可能；它曾经寄托了盖茨和艾伦伟大的野心——让世界上每个家庭都有一台电脑；它也见证了他们如何使一家软件公司变成一种意识形态，从思维方法到生活模式全然摆脱不了它的操控。

关于比尔·盖茨的叙述和议论早已汗牛充栋，作为曾经的世界首富，它是镁光灯、印刷术、无线电波和数字技术最青睐的宠儿。只要他出现在哪里，哪里就是舆论的焦点。全球化和反全球化人士都愿意在他的阴影下角斗，垄断和反垄断的阴谋也愿意藉由他的影响展开论战。工商领袖们愿意与他同行，因为那不失为人生中的某种体面；政客们愿意得到他的承诺，因为他们洞悉了盖茨力量的来源——如果他不能成为他们的支撑，那么他们会索性反过来把他打倒。

在那个充满财富、机遇、野心和欲望的行当中，最希望“对抗比尔·盖茨的阴谋”的是甲骨文的拉里·埃里森。《名利场》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他的勃勃雄心既简单也天真：扳倒比尔·盖茨”。但是埃里森从来没有成为盖茨真实意义上的敌手，试图扳倒盖茨的也不独他一人。全世界的媒体都曾挞伐过微软，好莱坞也曾拍摄出《反托拉斯行动》，影射盖茨是一个野心勃勃、邪恶无耻、不择手段的强盗、骗子、小偷和杀人犯。全世界很多IT人士都喜欢这部影片，因为这满足了他们内心某种狭隘的嫉妒。

可是谁也没有真正地把比尔·盖茨打倒。反垄断的拆分没有，诋毁和诘责也没有，好莱坞没有，方兴东更没有也不可能打倒他。因为盖茨的强大、不可阻挡，因为微软的无孔不入，他们愿意将关于比尔·盖茨的一切都视作阴谋。

如果电影能够透露部分真实的话，那么我们倒宁可相信《微软英雄》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段往事。当苹果的乔布斯瞬间获得成功的满足后，比尔·盖茨站在他的面前，而他却不屑一顾，以傲慢伤害了对方。当比尔·盖茨以类似于“无间道”的方式获得了苹果的秘密后，乔布斯在愤怒中绝望。最终他们再次走到一起：乔布斯被苹果扫地出门之后，正是由于得到了盖茨的支持，最终重新掌握了苹果的命运。这时候他需要做的除了表示对盖茨的臣服外，还需要向整个世界宣布——领袖已经易人，乔布斯的时代早已终结。

比尔·盖茨从来没有开创过一个真正的时代，开创时代的是包括IBM、惠普、苹果在内的巨人，但是微软和英特尔却奠基了一个伟大的期待，使人们愿意相信未来仅与想像力有关；只要想像力所能触及的角落，我们的生活就能抵达那种深度。用这种那些“蓝色巨人”们无法想像也无法企及的承诺，盖茨和艾伦将一个本会平凡、平庸的时代变成了一个充满无限可能性的“大时代”。

盖茨退休的消息刚刚公布，已经开始有人形容他是“一个在不朽的IT事业中寻求到历史庇护的人”。他们甚至称“比尔·盖茨已经在人类商业群星闪耀的天空中留下痕迹——有学界人士认定，今后的100年里，人们定会像谈论洛克菲勒、卡耐基和福特一样谈论比尔·盖茨”。

我一下子蒙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以前也有人问过类似的问题，我也曾给出各种各样的答案。

但是现在，这些答案似乎都那么不靠谱儿。

如果现在一定要给个答案，我说，那就是：

许知远几乎不做他认为没有价值又不想做的事。

我几乎不做我不喜欢又不想做的事情。

很奇怪的一个问题，也是很奇怪的一个答案。

因为很多人要做一些事情，不得不做，无论是否有价值和是否喜欢。

譬如我不大喜欢一堆人聚会，可是因为有个多年未见的朋友，就去了。

这样的事情，就是我不喜欢但是想做的事情。

更多的事情却是不喜欢又不想做的事情，如果都可以不做，该多好。

准备送他一本《孔曰》，上面写一句话：“君心本绝尘，明镜自高悬。”出自《五灯会元》中的一首禅诗：“心本绝尘何用洗，身中无病岂求医。欲知是佛非身处，明镜高悬未照时。”

昨天突然想了两个题目,一个关于热钱的叫《热钱灼伤中国》,另一个关于股市的，题目叫《谁绑架了中国股市》，尤其是后一个，想想都觉得好笑。政出多门，随便一个部门就可以叫一叫，随便一个官员就可以跳一跳；怕热钱进来，就在别人减息的时候加息，明知提高准备金率无法抑制热钱只能挫伤本国银行还是毫不犹豫地提了；提高准备金率明明可以分两次提，更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提，还是什么都不说清楚，把市场吓坏了；进来了那么多热钱，差不多一万亿美元，到现在蛰伏不动，到底要干吗去了？去年年中4000多点鼓励买蓝筹，突然就泡沫了，挤到现在也没挤干净？谢国忠、侯宁之流明明是某些利益的关联方，为什么这么放肆的嚎叫？越南股市上涨的时候没人理，现在怎么就变成中国金融危机的警醒了？为什么QFII每次都能抄底？为什么在最需要稳定的时候还有那么多大盘股上市？为什么要提高人民群众财产性收入变成了今天这样？为什么次贷危机美国股市跌了那么点儿我们要跌这么多？为什么防大起大落最终变成了大起大落？太多的困惑和太多需要的解答。

我始终相信，美元不是傻子，热钱不是疯子，人家进来就是为了获利，不是在房市就是在股市。可怕的不是热钱，可怕的不是股市涨了。可怕的是热钱正在低位慢慢慢慢地买入，两年之后，我们的大部分优质公司因为实现了全流通而变成了外资控股，而我们自己甚至连打工者都算不上了，而我们的管理层不知是有益还是无意居然依旧无动于衷。中国经济真有那么差吗？中国未来真有那么惨吗？说是不存在阴谋论，那到底有没有阴谋？到底是谁与谁的合谋？

1万点不是梦，1千点同样也不是梦。当公司变成了美元的公司，1万点当然不再是梦；当上头和下头都有人希望公司变成美元的公司，1千点当然不再是梦。只有那些醉生梦死的人，才把我们的生命、生活当成梦一样肆意地蹂躏。

这可爱的中国。

是民生工程还是非法采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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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08-06-11]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作者：赵卫民 李国鹏 [字体：大 中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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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浑源“５·１”群体械斗事件背后
■本报记者  赵卫民  李国鹏
    ２００８年５月１日上午１１点，在山西省浑源县青磁窖乡刁窝村，山西中汇大地公司（下称大地公司）近６００余人，与刁窝村村办煤矿的１５０余人聚集械斗。“黑压压一大片人，太吓人了！”目击者告诉记者。
　　据调查，械斗源于大地公司组织人员强行拆除刁窝煤矿的设备时，与刁窝煤矿护矿人员发生冲突。双方约８００人手持劈斧、镐把、铁棒等器械，从上午１１点一直打到中午１２点多，大地公司一人被当场砍死。接到报警后，浑源县公安局全警出动，赶到现场却无力控制局面。直至下午１点，大同市警方紧急调集２００多名防爆警察赶到，械斗才告平息。
　　知情人告诉记者，这场械斗是以强征抢占耕地，争夺煤炭资源为目的的。
    浑源县位于山西省东北部，矿产资源十分丰富。其中，煤炭总储量４４亿吨，煤田面积３２０平方公里，为山西八大煤田之一，也是全国一百个重点产煤县之一。
征地引起村民不满
    记者在浑源县采访时有群众联名书面举报：大地公司正式开工以来，因村民对占地补偿不满意拒绝出让土地，大地公司多次强行占地打人，先后有数起，共有２４人被打伤或打残。
　　知情者称，２００７年４月４日下午３时，浑源县副县长季玉祥、黄花滩乡党委书记屈永亮、乡派出所所长白建忠、中汇大地公司老板陈裕彬一行，来到黄花滩乡官王铺村与村民协商土地出让事宜，给村民开出可耕地每亩补偿２０００元、退耕还林地每亩补偿６００元的价格标准，并且一次性补偿到位。村民们坚持说没有各级政府及土地部门的文件，双方僵持了很长时间。
    官王铺村村民雷永祥因代表村民提出意见，被大地公司保安人员马良、和尚（绰号）用铁棒打断胸骨，打碎右腿膝盖骨，头部打了三个口子，缝合１７针。见此情景，有些胆小的村民被迫同意出让土地。
    ７６岁的村民雷德，不愿低价出让土地，被大地公司保安６人围住毒打，直至昏死过去。
    据村民反映，２００７年４月１７日上午１０时许，在屈永亮、白建忠带领下，大地公司１００余名保安手持木棒、警棍，暴打不愿出卖土地的北花浴村村民，导致村民王二面左腿被打断，赵二右胳膊被打断，王三喜鼻梁被打成粉碎性骨折，张华的妻子被打残腰部导致子宫脱落，李四小被乱棍打昏死过去，经抢救保住了性命。
　　与此同时，青磁窖乡党委书记顾建华、大仁庄乡党委书记李渊（现已调任浑源县城建局局长）以北花浴村、官王铺村村民被打致残为例，恐吓、威胁不愿出卖土地的村民。
　　一位当地政府工作人员说，连续发生的几起占地伤人事件，均有县乡两级政府的有关领导在场，而打人者一直未被惩处。
景区附近施工作业
    浑源县旅游资源较为丰富。闻名遐迩的北岳恒山，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全国４４处重点风景名胜区之一，景区面积３５９平方公里，境内国家、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众多。这里也是“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围栏封育项目区”。
　　官王铺村就在恒山主峰以东５公里处。记者在这里发现三四个“大工地”，到近前一看，是在半山腰的几条沟岔里，挖掘机正在作业。
　　同行的村民说，原来山上的树木植物很多，一到夏天漫山遍野都是野草野花，气候凉爽，空气干净，很多城里人大老远来玩，“自从大地公司进来以后，什么也没了”。
　　还没有走进官王铺村，记者老远就看到在村背后的山坡上，到处是废弃的矿渣。村前仅有的一块稍微平坦的空地也成了煤场，堆满了煤，几辆装载机正在不停地给等候在那里的载重汽车装煤。整个村子被扬尘笼罩。
　　浑源县旅游局相关负责人，参考浑源县旅游资源保护示意图，向记者介绍了各种颜色标注的区域所代表的保护级别，其中黄色代表的是国家级旅游资源保护区。记者问：“官王铺村是不是在黄色范围内？”他看看地图说：“应该是。”该负责人表示：“浑源县近９０％的土地在旅游资源保护范围内，即使有些边缘地方没有列入，至少也是在旅游资源保护影响区。”
村里水源被有意切断？
    一位现在大同市工作的浑源籍老同志对记者说，浑源县是革命老区，有许多人为革命牺牲，其中官王铺村的陈大八是全县最著名的烈士，遗骨就埋葬在附近山上。
    村民反映，大地公司为了达到挖煤目的，不顾社会道德和相关法律约束，也不顾烈士家属反对，强行挖开陈大八的坟墓。
    还有一个叫沈宏德的村民，他们家祖坟共有３２座，均被大地公司强行挖开，尸骨混堆一处，活人欲哭无泪。
　　  采访中还有村民反映，从２００７年元月至今，大地公司在浑源县青磁窖乡、大仁庄乡、黄花滩乡境内１７个施工区（黄花滩乡所属官王铺村、白虎洞村、后桦岭村、前桦岭村、大道南村、西安口村、刁窝梁村、打虎沟村、北花浴村、南花园村、刘官庄村；大仁庄乡所属西坪村、西王铺村、吴家个驼村、水个驼村；青磁窖乡所属刁窝村、古磁窖村）已有７个自然村（刁窝梁、西安口、大道南、白虎洞、北华浴、官王铺村、后桦岭）的水源被断，是矿渣把水道给填埋了，没水吃的村民们只能到十几里外的地方拉水或买水吃。村民们反映，每一挑水要付出５毛钱的成本。
　　  在黄花滩乡后桦岭村，记者巧遇该村会计在挑水。他对记者说：“我接这一挑水，足足等了近两小时，以前用不了这么长时间，山泉流下来一弯腰就打满了。”村民们普遍反映，现在吃水是最大的困难，没有水生活就没法过。一位村民称，他们原来吃的都是“矿泉水”，泉水从山上哗哗流下来，接了就能吃，自从水源被断后，村里人洗脸都是用湿毛巾抹一下就算了，衣服也是很脏了才简单地洗洗了事。
　　  村民认为，大地公司是有意掐断水源，因为村民们的房子下面也有煤层，大地公司为了采煤，采用断水源办法逼村里人搬家。
非法使用爆炸物品？
    据知情人向记者反映，大地公司１７个非法采煤爆破区，每天使用炸药３０余吨。公司在距民房１０余米的采煤区一次装填３吨硝胺炸药放炮，导致现有２００余间民房被震坏，危房随处可见。“每次一放炮就像地震一样，房子就会猛然抖动一次，很多房子被震坏了没人管。”
　　  在后桦岭村，记者到几户被震坏房屋的村民家里看过，房屋损毁程度各不相同，有的墙裂了，有的屋顶塌了，还有的索性已经没人住。
　　  在浑源县公安局，记者就知情人反映大地公司长期批供雷管、炸药问题，以及“５·１”械斗案件进展情况进行采访时，在３０６房间办公的一位领导很客气地对记者说：“实在对不起，我啥也不能对你说，很抱歉。”
　　  ５月２０日下午，后桦岭村一位村民给记者打来电话说，大同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出动警力２０人，对大地公司非法制造使用散装炸药进行查处时，在查处现场被大地公司纠集的６０多人围攻，双方僵持了近２小时后，以警方最后被迫撤出现场而告终。而被警方找来带路的他却成了大地公司泄愤目标，险些被从警车里揪出来暴打一顿，对方当着警察的面就扬言非打死他不可。５月２５日上午，这位至今仍然在外漂泊以躲避打击报复的村民又打来电话称，为了不受到打击报复，他和另外２名村民一直不敢回家。
为采煤征地毁林？
    一位知情者称，他曾经花费两周时间，对大地公司做过深入调查，也取得了比较完整的调查结果：大地公司在浑源县某领导的支持下，从２００６年６月份开始，在未取得钻探勘查权的情况下，就在浑源县的黄花滩乡、大仁庄乡、青磁窖乡所辖的１７个自然村钻探勘查，为后来的大规模采煤做准备。２００７年元月开始全面启动，划定开采范围。
　　  同年４月，大地公司在１７个自然村的开采区，未经审批强征可耕地，大面积毁坏山林，开采地下煤炭资源。为此，遭到当地村民的强烈反对。为保证强征土地和非法开采的顺利进行，该公司组织了１００余人的保安队伍，全天候守在各个工地上。
　　  记者请一位村民带着上山察看。为安全起见，这位村民又邀来两位村民一同前往。
　　  进山不到３公里，站在坑坑洼洼的公路上就看到，在不远处的半山腰，有十几台大型履带式挖掘机在不停挥动着长长的铁臂，把煤装进等在那里的自卸式载重汽车上。一位村民说：“一车至少能装１０吨。”记者粗略数了一下，现场大约有１０多台挖掘机和２０多辆载重汽车在作业。进一步观察发现，每隔３－５分钟就有一辆装满煤炭的载重汽车开出工地。
　　  同行的村民告诉记者，这些工地都是昼夜不停地干。
　　  村民指着那片被挖得高低不平的山坡对记者说：“那原来都是可耕地和退耕还林地，我们种地的收入虽说比不上平川的农民，但也能养活一家人。种土豆一亩地能产５０００斤，种大豆（蚕豆）能收入四五百块钱，现在啥也不能种了。”
　　  村民还说，“俺们村一共有退耕还林地４３０亩，种的都是落叶松，成活率达到８０％以上，都长了３年了，但被大地公司开矿挖煤占了３００多亩，就这么被他们给毁了。”
　　  走近黄花滩乡后桦岭村边时，记者再次看到了一个很大的工地，从挖开的山体断面能看出，该工地有上下两个煤层，靠近山沟底的煤层至少也有四五米厚。现场一片繁忙景象，耳边传来阵阵挖掘机的低吼，和拉煤车的鸣笛声。
　　  在记者停车的路边，有一排简易房，房屋前的空地上停放着几辆检修的车辆，靠近屋门还有几辆小轿车停在那里，有四五个身穿迷彩服的年轻人在来回走动。带路的村民说，这就是大地公司的保安。在记者停下拍照时，有一个身穿迷彩服的人朝我们走了过来，同行的村民催促尽快离开，于是记者迅速离开了。
　　  记者手头一份有８１名村民联合签名的举报材料，详细记载了这１７个村分别被强占的耕地和林地总数：大地公司从２００７年４月份开始挖煤，至今已经把官王铺、古磁窑、西王铺、吴家圪坨等１７个自然村的土地强行占用、毁坏，其中耕地有６２３８亩，林地有５７９０亩。
神秘的中汇大地公司
    记者通过山西省工商部门查询得知，这家名为“山西中汇大地矿业有限公司”的企业成立于２００６年１０月，注册资本（金）１亿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太原市学府街３９６号太原海关大楼４层，法人代表陈裕彬，系福建省福清市陈头镇陈头村人。
　　  在大地公司网站上记者看到相关的宣传内容：山西中汇大地公司是国内有色金属及非金属矿业投资、开发的大型民营企业之一，到目前为止共有８家子公司。分别在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新疆、山西等地取得探矿权２７个。
　　  但是，这家公司却没有在当地有关部门办理任何登记备案手续，就在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内大规模开采煤炭资源，时间长达一年之久。
　　  据知情人称，中汇大地公司在１７个非法开采区，日产煤３万余吨，吨煤售价２６０元，每日收入现金７００余万元，但他们不交纳任何规费。而浑源县一季度的财政收入只有５０００万元。
    记者按照查询到的工商登记注册资料中所记载的电话号码，与山西中汇大地矿业有限公司联系采访，出乎意料的是，接听电话的人却说：“我们这里是无锡中科，没听说有个山西中汇大地公司。”
当地官员称是民生工程
    大地公司在浑源县的３个乡１７个自然村范围内，动用大批大型挖掘机和载重汽车昼夜不停地大规模施工到底是在干什么？
　　  浑源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新闻中心主任佟永江介绍说，项目的全称是“采煤沉陷区治理工程”，立项单位是山西省国土资源厅，这个项目是按照省里的相关政策和省里对浑源县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的批复立项的，主要是对过去私挖乱采造成的地质灾害而做的采煤沉陷区治理。浑源县里确定解决果子园、白道、大西沟三个自然村的饮水问题和土地整理，在２００７年４月份开始实施，并且有了成效，蔡村镇的白道村已经全部迁出来了。他还表示，今年这项工程继续搞，主要还是土地整理，解决饮水问题。
　　  他建议详细的情况要去县国土局和安监局了解，浑源县专门成立的土地整理办公室设在县安监局，由安监局副局长白献担任土地整理办的主任。
　　  在浑源县国土资源局分管矿产的米副局长办公室，米副局长对记者坦承，大地公司在国土资源局没有办理过任何登记备案手续。
　　  浑源县安监局副局长、县土地整理办公室主任白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因为过去山里的私挖乱采现象很严重，造成很多地质灾害隐患，导致那里的老百姓地不能耕种，水也几乎吃不上，生存条件越来越差。县里为了解决农民的根本生活问题，及时提出要把山里地质灾害严重、不适宜居住的村民逐步整体搬迁出来。
　　  白献说，项目正式名称是“农村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是由山西省国土资源厅立项，浑源县政府具体负责实施，总投资按每人５０００元的标准投入，解决６－７个村近３０００人的居住问题。白献说：“这是一项改善老百姓人居环境的民生工程。”
    白献对记者说，官王铺、大西沟、白道村三个村的移民新村主体工程已完工。已经恢复耕地１０００亩，在恢复的耕地上加了８０毫米的土层，现在就已经能耕种了。
　　  白献还表示：“一亩地３年补偿２０００元，３年后再还给农民，可能还得还要多。我们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他证实，此项目由山西中汇大地矿业有限公司具体负责施工，这项工程实施前也曾有过招拍挂程序，是省国土资源厅搞的，工程队伍是县里找的，具体从哪儿找的他不太清楚。在施工过程中挖出的煤归施工方所有，但是要按章纳税。大地公司从２００７年初开工直到现在，挖出的煤卖了多少吨？获利多少？具体纳税的数字是多少？白局长说他不太清楚。
　　  就老百姓反映的大地公司在实施项目过程中，因挖煤强行占地打伤打残村民的事情，白献认为，大地公司在山上是搞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并不是开矿挖煤。他表示，打人的事情没听说过。
　　  记者查阅相关资料后得知，在“大同市各县区２００７年度科学发展和重点项目”目录里，浑源县确立的１１个为民办实事项目中第一个就是对蔡村镇白道村、黄花滩乡大西沟村、黄花滩乡北桦峪村３个地质灾害村进行集中治理，总投资２０４９万元，使８２６户２７８３口农民搬迁住上新建安全住房。项目要求年内完工。责任人是副县长季玉祥。
　　  为此，记者按照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任佟永江的指点，请政府办的工作人员帮助约见浑源县政府副县长季玉祥，一位工作人员问明记者来意后说，“季玉祥副县长去省里开会去了，要一周以后才回来，你等他回来了再来吧。”记者请他告知季玉祥的电话，这位工作人员说：“领导的电话咋能随便给你们？你们等他回来再说吧。”记者请他代为联系季玉祥的请求也被拒绝了。

贴下来，留作残酷十年的碎裂记忆和无限漫长的回望期许。

    1998年7月，我从北京大学毕业。我读的是中文系，在那里我花了4年时间，除了获得一张毕业证、一个文学学士学位和进行了最基本的写作训练外，在新闻方面可以称得上一无所获、一无所知。
    北大中文系曾被过分地渲染为文学爱好者的圣殿，真实的情形是这里既不培养作家也不培养记者；它所培养的是一种鉴赏和研究文学的技能以及像狗皮膏药一样糊在哪里都可以的能力。
    在1998年夏天，那张毕业证证明我已成为一块合格的狗皮膏药。我坐上一列火车去广州，在那个城市里，我将把自己糊到一份叫《南方周末》的报纸上，从那里开始我的新闻旅程。
    稍早前的3、4月之交，我曾受到邀请参加《南方周末》的一场内部会议，因为开会的地点在广东中山市，所以就叫“中山会议”，是《南方周末》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次会议。
    在那里，我被介绍为“新加盟”《南方周末》的同事，与我一起被列为“新加盟”行列的还有王尔冈和钱钢，钱钢不久之后成为了《南方周末》的第一副主编。奇异的缘分，后来我与钱钢又是同一天抵达广州，并且在南方日报社的大门口碰了面。就这样，他从一位陌生人变成了我的领导，然后又从我的领导变成了我的兄弟和老师。
    另外还有一位叫王烁，当时他被认为极有希望加入这家颇孚人望的报社。在中山的会场上，他侃侃而谈，尽情倾吐他对财经新闻的理解。对于1998年春天的我来说，他的话艰涩深奥，不大容易理解。但他的热情感染了我，使我相信与这样的人共事是一种快乐和享受；当然，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折磨，要知道在1998年春天，面对新闻以及《南方周末》，我内心中充满了恐惧和怯懦。
    王烁最终没有成为《南方周末》的新人，他去了刚刚露出新气象的《财经》杂志，后来他成为了《财经》的一位主编，与他搭档的是个女人，叫胡舒立，曾经被《时代》评价为“亚洲最危险的女人”，因为《财经》揭露了“基金黑幕”以及“银广厦陷阱”。
    “中山会议”结束后，我在广州做了短暂的逗留，然后便乘坐一班航机回到了北京，与我同行的是李戎，当时是《南方周末》的副刊编辑，现在是21世纪经济报道报系的4位执行委员之一。他温和而沉郁，在飞机上我们谈论了一下体育新闻（那时候我一直期待成为《南方周末》的体育版编辑），然后便到了北京。我将机票交给了李戎，然后打声招呼各自东西。
    回到北大，我忍不住炫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