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小人书

最早的小人书是很小的时候跟母亲到镇上卖雨帽时买的，一担雨帽卖完后母亲就带着我在街上转悠，后来就给我买了本小人书，大概相当于一顶雨帽钱。
这本小人书翻了一遍又一遍，里面有许多猴子，只知道戴着一顶金冠的那个叫孙悟空，故事从孙悟空打石头里跳出来到跟仙人学艺归来，然后拿去给其他小孩看，每看一遍都象看一个新故事一样。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再买小人书。感觉好象小人书就象帽子一样每本都是一样的，都是关于一只猴子从石头里跳出来到跟仙人学艺归来的故事，所以也没想到再买一本。
上学以后开始不断买小人书，那时没有零用钱，看好一本就跟父亲要钱去买，一年下来就积累了三四十本。到了放假满满一箱的搬回村上来，羡煞了以前的那一帮同学。然后这些书就慢慢流失了，开始还记得谁借了一本什么，然后这个人又说借给了某某，某某又说借给了某某某，终于就无法再追回。

到了三年级圩场里开始摆出书摊来，星期天就整天坐在那些长凳上看书，两分钱看一本，一天下来可以看完十几本。小人书不象现在的漫画书，它一页只有一格画面，下面挂几行文字，读起来节奏比漫画书要慢。打仗片和动画片多取自电影，象说岳和说唐这样的历史演义才是画出来的，画得很老实，没有现在漫画书那种夸张的表情，但已经开始在人物的嘴边画一个框挂上他说的话，那话也都是些文诌诌的“来将通名老夫刀下不收无名之鬼”，不象今天动辙神经质地喷出一句“靠怕了你了有胆就放马过来”，忒没风度。还有一些民间神话故事，风格也很朴实，除了几笔缭绕的云彩外没有太多抽象色彩。象悬梁刺股这样的德育故事都很直白，没现在的活泼，但至少还比时下象《穷爸爸富爸爸》和《你一定赢》这样的奶酷书悠着点，没那么穷凶极恶。
总体看来当时的小人书是认真中带点死板，那时的漫画工作者可以把小人书当作品当产品，就是不会当商品，其利与弊当然也是非常明显的。
有了电视以后从电视翻录过来的小人书就多了起来，一套就是一二十本，当然比起后来续了又续的《七龙珠》和《乱马》之类的日本漫画又是小巫见大巫了。
最早看的漫画小人书是《铁臂阿童木》和《丁丁历险记》，最早看的童话小人书是《魔方大厦》。
许多小说其实是先从小人书看起的，比如《水浒》，零零星星的看了许多本，今天看一个武松系列明天看一个小李广花荣后天又是林冲和鲁智深，多年以后看原著时才把这些故事串起来。还有一套印象很深的《火狐传》，后来才发现是改编自金庸《飞狐外传》。

小人书摊曾经盛极一时，后来村上也有人摆起了书摊，攒了一年竟然攒出家小卖店来，与计划体制设在村上的唯一一家供销点分庭抗礼，成为最早的个体经济。
上初中时县城里还有人摆书摊，但是渐渐被租有门面的书铺取代了，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成了大众阅读的主流，专为小孩设计的图画书也多起来，小人书两面不讨好，慢慢就式微了，但还要过许多年才会被漫画书取代。

17课外书

三年级暑假时开始看小说，最早看的是《薛刚反唐》，这本书也不知是哪来的，看了一个暑假，边做暑假作业边看，因为没有别的书看。
早先已经看了说岳和说唐的小人书，所以对薛刚这样精通十八般武艺能拉数百斤大弓的古代英雄并不陌生，但是书里又给薛刚加码了许多兵法韬略的本事，这一点似乎连岳飞也给比下去了，另外象描写皇室威仪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偏妃”这样的文句也颇为令人神往。这种神往就仿佛今天的小学生虽然对MM的意义不甚了了却也要找一个MM否则就很没面子一样，那么由“MM”这个词和由“三宫六院七十二偏妃”所引起的价值盲目又有何不同呢？
为什么古人就跳不出那套封建纲常呢？一个人真的会非常容易为社会环境和所受的教育控制的，他根本就不会去想还有别的可能性。好比如果我们一直受着“三宫六院七十二偏妃”这种文句的醺陶，显然就不可能觉得那些后宫嫔妃们有什么可怜的。
里面好些排比句也比语文书强多了，比如描写太平盛世的“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路不失遗夜不闭户”，武则天把这个美好世界变得“十室九空怨声载道”，还秽乱中宫跟一个和尚和两个小白脸乱搞，显然是“十恶不赦”。
后来看的基本上都是这类小说，象《七侠五义》、《武夷女侠》、《大侠窦尔墩》、《七剑下天山》等。现代侠客们的功夫就差多了，只有海灯法师的一指禅还算过得去。
这些书都是从中学的图书室借的，四大名著都没看，只看了些衍生的外传，诸葛亮传，武松传，阮氏兄弟传，还有一部后西游记，当时的人就是喜欢写这类边边角角的东西，根据说唐的故事编出罗成小时候的一段野史来，根据杨家将又拉出个杨文广和杨排风。薛仁贵征西，然后他的后代就这个也征西那个也征西，当时还看了一本叫《金瓮缺》的书，知道大宋那时其实挺惨的，然后就对演义书起了怀疑。
先前看过《薛刚反唐》，然后发现其实呼家小将也反唐，并且也有那么一位三朝元老程咬金罩着，同样有一位狄仁杰做内应。还有，将三请穆桂英和三打祝家庄抽出来单独成篇，仿照它们又引出一部抗战时的三打杨柳寨来，燕子李三最后变成燕子吕三，成为解放后的反派。当时写小说的都有这么点趣味，不往传统挂靠一下好象就不行。象独眼龙和草上飞这样的绰号都成公式了。

那时镇上有个文化站，放学回家也顺便到那里借些民间故事集回来看，无需办证也无需交押金签个名就行，这真是件奇怪的事，有的同学就捏了个假名去借看到好的就不还了，然后隔老久才又换个名字去借。里面也有些现代小说讲文革中被迫害的事情，看不太懂就没怎么看，感觉现代小说的故事性都比不上演义类小说。童话故事更是少得可怜，只记得有一本《小灵通漫游未来》和一本《365夜听妈妈讲故事》什么的，印象最深的是一本猜谜的书，那年六一游园因此大有斩获。
一套《十万个为什么》倒是看了好几本，记得有一本是关于气象的，暑假晒谷的时候就总是不时看一下天空，看能不能套上里面的某句农谚以判断是否会下雨，比如乌云出在东山还是西山，云脚是厚重还是稀薄。当然就少有灵验的时候，最后还得跟着有经验的老农行事。夏日天气变幻无常时时象来雨的样子，一坪的谷子就跟着拢了晒晒了拢，真要下雨了一群大人小孩就纷纷找雨布来遮盖，整天忙得不亦乐乎。
看到科普书上有什么小玩意就尝试着做出来，比如有一本登有一种微型降落伞，上面做一个纸伞，下面坠着个火柴盒装东西，我就真的做了出来，从楼顶上放下去。理论上纸伞会撑开让重物缓缓降落，但我却一次也没有成功过。还有那种靠蜡烛的热气升起来的热汽球，理论上头头是道，实践上也证明过，但缩小到一个气球那么大恐怕蜡烛的热气早就被风吹散了。我想作者自己也没有真正实验过，完全是想当然的理论推导。
有本体育书有几页摔跤的招数，当我自认为已经掌握了这些招数后就向村里的一些强手挑战，但每次总是三下两下就被放倒了，就连面对实力相当的对手一旦想到套用这些招数也会立时处于下风，最后胡搅蛮缠一番又回到比力气的局面。

学校有一个流动图书馆，每个班每周有两节阅读课，好几箱杂志和小人书摆在讲台上自由翻阅，下课后再收走。整节课都闹哄哄的，有些人挑了半天都没挑到一本满意的就总在那里挑来挑去。
班上订有一份作文报，有一次布置的作文是写一个同学，许多同学就翻着作文报找范文，然后就出现了十几个一模一样的开头——我的同学某某某是个沉默寡言的人。语文老师大为光火，叫这十几个同学站起来回答沉默寡言是什么意思，结果没一个讲得出，当时写作文有一种模糊的意识，成语用得越多越好。书面表达和日常生活的差距由此可见。
对成语的强调甚至达到一种病态的程度，对词义却又不甚了了。有次考试有道填空题要填入“心旷神怡”这个成语，我依稀记得有这么个词，最后却只写出了“神矿”两个字，结果被老师大大嘲笑了一番，后来班上同学就总问我——你的神矿怎么样了。

18杂志

父亲给我订了六七份刊物，《小朋友》、《小花朵》、《童话大王》、《故事大王》、《小学生作文》和《少年文艺》等。《故事大王》每期都评出一个小故事大王登在封面上，衣着素净大方，眼睛嘴巴都是一副很会讲故事的样子，神情气派都把我们那位能声情并茂地背小马过河的班长比下去了，这就是当时对城里孩子的最初印象。
《故事大王》里连载过一部少年李元霸活辟宇文成都的故事，写得有点象评书。《童话大王》里印象最深的是舒克和贝塔的连载，一直遗憾没有看完整。到高一时还订了半年《童话大王》，那时郑渊洁的风格已经变得飘逸虚幻，向商业化的老少咸宜方向发展。
这样隔几天就收到一份刊物，然后拿到班上传阅，大大提高了在同学中的地位。

有时也到邻居老师家看一些大人的刊物，看得最多的是《奥秘》和《连环画报》，《奥秘》几乎每期必看，里面总讲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
跟一个老师借了本《封神演义》，看了一个月才完，然后跟人拍封神榜纸片时就能把这个神跟那个神的关系说得头头是道，那段时间就成了封神榜权威。
有个老师有一本叫《对联趣话》的书，讲的都是些书生怎样取笑捉弄财主的逸闻趣事。当时是很以书生形象为荣的，这个意识维持了许多年，其实那种书生的精神优越是很小家子气的东西，一种无足轻重的自我陶醉，以为文字空间具有审判一切的力量。民间故事也总讲一些长工捉弄财主的故事，模式大同小异，如果没有田螺姑娘撑腰无异于鸡蛋碰石头，但是放心，田螺姑娘总会出来的。当时的社会也普遍弥漫着一股小家子气的同情弱者的风气。

语文老师订了份《故事会》，每周的文艺课就拿里面的故事来讲，印象最深的是《大刀王五》的连载，还有一个人偷学巫师的魔法使用不得法导致局面失控的故事，教育的味道很浓，不象现在的魔幻小说那么自由写意仿佛轻飘飘的符号游戏。大刀王五企图混进皇宫拯救维新运动，它和那年代的许多小说以及象《火烧圆明圆》和《京都球侠》这样的电影都是控诉清政府腐败的，不象后来的黄飞鸿系列对时局持一种理解的态度。更不象现在的电视剧没几个格格贝勒撑着就没法拍没几句主子奴才免礼平身就不知怎么写，那时的八旗子弟是个贬义词，专指一班提笼架鸟的纨绔子弟，哪有《还珠格格》里面那么些健康帅气的形象。时代真的是不同了！
语文老师把《故事会》象课本一样摊开在讲台上，一面翻一面讲，这样的风度是要被现在挑剔的小学生嘲笑的，然而在一个信息贫乏的年代，信息本身就是价值所在，人们饥渴地吸收一切精神食粮，持有信息的一方是可以充分自信的，没有人会想到拿他们跟电视主持人比，接受的一方也同样听得津津有味。那是一个重视内容的时代。
在现今这个信息爆炸的年代，信息接收的渠道多了，老师想讲个故事都不免要先嘀咕一下是不是哪个学生听过了，听的也会表现得不耐烦，眼界宽了什么都容易变成蜻蜓点水浅尝辙止。老师无法不掂量一下自己在学生五花八门的信息渠道中的份量。

19倒棒，夜仗

假期再回到村上时跟童年的玩伴已经有了隔阂，有些人读到三年级就辍学了，在我看来这是不思进取的表现，还在读着的我也能想见他们的成绩好不到哪里去，当时已经分田下户，他们也早早做好了跟牛屁股的准备，看起来是没什么前途的了。纵然小孩并不会为将来想那么多，玩也还是会在一起玩，但那一点距离无疑已经存在。
那时的农村孩子对男女关系有一些下流的想法，因为许多大孩子事实上已经是小青年，但是无事可做都还混在孩子群里，因为当时还没有外出打工这回事。
于是孩子群里就流传起一些下流的想法来。谁家有叔伯结了婚大孩子就会怂恿这家的小孩凑到门缝窗缝偷看，结果当然是什么也不会看到的，没有哪个洞房的门窗不是关得死死的。然后第二天问及此事那个小孩当然就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永远是这样，然而还是有许多小孩围在那里等着听，看到了吗，没看到，多少看到点吧，没看到，于是失望地散开。
多年以后，童年的小伙伴都已长大成人，早早地结婚过日子，这件事已然没有悬念，而你看着他们每天扛着犁耙下地，一副做牛做马的样子，这件事轻易地注定了他们一生的本份。
在农村，这类简单原始的模型随处可见，它使你想起人生的目的来，想起人被设计成这个样子最初是作何用途，这一切，会击碎你对于抽象理念的多少虚妄。
多年以后，我对农村人的生存状态已经不会再轻率地下一个简单的断语，我更经常地使用局限性这个词，他们被局限在某个条件下，并不意味着他们就等于这个局限。人生并不能在一两个简单指标上建立比例关系，正象有一百万的人并不见得比有十万的人幸福十倍一样。他们的那份安稳日子，还是有许多令人羡慕的地方的。

我在镇上玩得最多的是一种叫做“倒棒”的游戏，一根棒子靠在一棵树下，一群人分头躲藏起来，守棒者既要四出寻找躲藏的人又要防自己的棒被人踢倒，如果他在棒倒前找到某个人就轮到这个人守棒，往往他一离开就会有一群人疯一般跑出来倒他的棒，一群人就在那里欢天喜地地喊“倒了倒了”等着看他一脸懊恼地返回，然后游戏重新来过。
我很想把这个游戏引进到村上来，村里的巷子七拐八弯这里一堆瓦那里一堆柴，很适合玩这个游戏。
好不容易召集来一群人，兴头头地玩了几次，玩着玩着就变成了打仗，被发现的人不肯认输，拼命跑去踢那根棒，然后就有点赖，说是先踢倒你才看见他的。然后你就得阻止这个无赖分子，遂演变成打仗。比较老实的就躲着不动，躲半天也不出来，游戏的节奏于是就无法成立。
这个游戏太近于他们玩惯的打仗和捉迷藏，两相拉扯之下，这一引进遂以失败告终。

这时我们已经有了晚上行动的自由，许多小孩晚上都聚到晒谷坪来打夜仗。
晒谷坪两头横着两排谷仓，周围堆着十几垛稻草，不远处是一大片树林，再加上朦朦胧胧的月光所营造的氛围，一切都显示出非常适合打仗的样子。不时有蝙蝠无声地从头顶上飞过，很可想象为飞机，萤火虫飘浮不定的点点微光也为战场增添了几许神秘。
晚上的打仗又有所不同，两拨人分据两边谷仓同时向敌方阵地摸去，谁发现了谁就用食指和拇指做一支手枪的样子指着那个人脑后“啪”的一声，如果看清是谁还要加上名字“啪某某”，被“啪”的某某就会乖乖地退出战斗，即使没喊名字那个被“啪”的人也不会赖帐，也不会有谁只听声音没见人就乱喊一声“啪某某”，如果谁这样赖皮的话下次就没人跟他玩了。这项游戏的纪律和默契可比正规军事演习。
最惊险的是玩到最后各剩一两个人的时候，互相都没了掩护，躲的地方又太多，有时在一个黑乎乎的谷仓里你找我我找你两个人就背靠背碰在了一起，和现在的枪战片几乎没什么两样。
多年以后，我在同样一个月夜信步来到晒谷坪，两排谷仓依然朦朦胧胧地对峙着，晒谷坪周围依然耸立着十几垛模模糊糊的稻草，晃眼看去仍然象极了一个个战斗堡垒，夜雾仍然笼罩着那片树林，仿佛隐藏着千军万马一样。那一刻仿佛时光倒流我又回到了童年时代，童年伙伴们仍然四下窥伺着随时准备跳出来用手指“啪”我一下。然而我一直站到夜露冷冷地落在鼻尖上还是没有人跳出来，然后我听到蛙声从水田那边传来，月光朗朗地照在河滩上，远处是一家家灯火，童年的伙伴们现在想必都叼着牙签跟老婆闲聊着，他们的小孩在看电视。
现在的小孩都宁可猫在家里看电视也不出来，我有时就很无奈地想这就是世事变换啊，但是连这么好玩的游戏都不玩了，也未免太懒了吧。

20竹傀儡

另一个失败的引进是竹傀儡，竹傀儡有一支铅笔那么高，用几节细竹筒做傀儡的肢体，每只手脚都是两节，头和躯干共一节，挖两个孔来挂双臂，最后用一根细绳串起来，细绳的两端在前臂露出来，绑着一杆大刀或长矛。细绳在傀儡的两条下肢下露出一截，那时的课桌都有些缝，手在桌下操纵细绳，两个傀儡就在桌上挥舞大刀长矛斗起来，其实也没什么招式，一味的乱戳乱砍，激烈程度全在于拉绳的频率。
也有使双刀双剑的，还有使板斧的起名程咬金，有人想起三国的第一好汉是吕布，就用竹片削了个精美的方天画戟，没想到战没几合画戟的小枝就断了，活活气死吕布。最离谱的是一个叫金兀术的，用竹条扎上晒得干硬的苍耳做狼牙棒，一场大战下来苍耳上的倒刺全折了，但也把别人的傀儡划出了道道伤痕，别的武器都没这种威力。这人就又换上一个苍耳，众英雄就轮番上阵，直到把他狼牙棒的长柄打折为止。
兵器的长杆规定以圆珠笔芯为准以便能够打断。刀剑看着很占便宜，因为它们的柄只有短短的一截可以很好地保护起来，但因为粗细不对称也很容易折断。最易折的是李逵的双斧和李元霸的双锤，往往劈到别人头上自己的武器反而断了，长枪的枪头如果削得精美的话也很容易折。最难折断的反而是那种最没有特色的圆棍，但这就有点无赖了，所以许多人都选择弧度比较顺的朴刀。有人做了个傀儡有两节躯干，以为这样可以玩一招仰身闪过大刀然后突然挺起身来砍中敌人，结果发现很难操作，仰是仰下去了，松松绳子就行，撑却老半天撑不起来，就一直仰在那里向后频频挥舞大刀。
后来都开始用铅笔刀片来做刀头，把刀头磨得薄薄的专割对方关节，于是直正残酷的战斗开始了，每个傀儡都被砍得伤痕累累。但是也难得见到某个傀儡被割断绳子肢体四处飞散的惨况，那需要相当的运气。

村里其实也有人会做竹傀儡，不知为什么就是没有流行起来。他们喜欢做那种拿绳子拉的旋转木片来斗，一块圆木片上钻两个对称的孔，一根细绳从两个孔穿过去在另一头系上。两手抓住绳圈的两端撑开成两条开行线，把圆木片挪到中间摇一摇，木片就顺时针旋转一两圈，两条平行线就跟着象麻花一样卷起来，两手再往外一拉，麻花展开，圆木片逆时针转回来，因为拉力给予的动量它就顺势回转了更多圈数。如此往复，圆木片就越来越快地来回转起来。两个旋转木片碰在一起就会产生剧烈的弹性碰撞，如此斗到其中一个被砸烂或者一方手酸为止。
比之这种激烈的碰撞，竹傀儡就显得太斯文了，这可能就是它没有流行起来的原因，而在镇上同学看来旋转木片又太简单，所以也没有流行。

更小的时候我们都喜欢削一支木制的驳壳枪，后来出现了那种可以连发的火药枪，一粒粒子弹封在一长条的纸带上，每粒子弹的火药含量和一颗小鞭炮差不多，持续扣板机纸带就象机枪的子弹带一样吐出来，“啪啪啪啪”的打得相当过瘾。过年那几天都拿这种枪打仗，压岁钱差不多全花在买子弹上了。有了火药枪后驳壳枪就没人削了。
小时候玩打仗最理想的装备是一支木头枪一顶小军帽一条宽皮带，皮带是用来别枪的，特别是大冷天找条大人的宽皮带扎在棉袄外面再把枪别上，别提多威风了。小军帽最好是六角形带一颗星的，这种军帽几年后就从百货商店里消失了，那年代留传下来的产品到现在大概只剩解放鞋了，有些节俭的老农还爱买它，那种扁扁的军用水壶我到初中时还买了一个，然后就绝迹了。
那年我还削了一把木头大刀，刀柄上系条红缨做得跟《大刀记》里的真刀似的。那些买来的塑料刀剑都不敢与其争锋，后来才发现这东西是不能拿出去的，太大，象背了块木板，要多傻有多傻。

21过年

年前几天每天凌晨还在睡梦中就听到了猪叫声，村民们难得有了点余粮，每家都养了一两头猪杀了过年，多的就拿到镇上卖，得点香纸鞭炮钱，来年的化肥农药和小孩的读书钱也要着落在这一两头猪上。
在镇上读书的第一年猪肉还要凭票供应，父亲大概一个月发得一两张肉票，想来恍如隔世。
那年母亲养了两头猪，一头卖给食品站，一头自家杀，左邻右舍找了几个得力的人手忙脚乱地将猪捉住按在一张门板上，杀得不是很到位，连捅几刀猪嚎半天才死。其后的烫水刮毛剔骨分切要忙上小半天，整个场面异常隆重。两年后出现了专业屠父佬，一个人扯住猪耳放倒用膝盖压住，干净利索地一刀就捅死了，连同烫刮剔切一个钟头搞定。食品站后来演变成管理部门，集中屠宰采用电击，愈发便利了。
自家杀和卖给屠父佬是有本质区别的，自家杀要分给宗亲朋友，每家一两斤，记得那年就分去了半片猪，用竹篾穿好，由我提着给这家那家送去，当时感觉还挺有面子的。后来就不杀了，都是直接卖给屠父佬，偶尔也收到别家送来的，再后来，分的范围就小了，基本上就是最亲的那几家。虽然是卖给屠父佬，如果是在家杀的，还是要请左邻右舍来吃点猪下水。

年三十有一系列烦琐的祭拜，在小孩看来这些烦琐都成了热闹。也有不快的一方面，眼巴巴地看着焖得焦黄油亮的一只鸡要请社王老爷菩萨土地列祖列宗灶王爷和床姑妈一一吃过才轮到自己。
每处祭拜用的都是同一只鸡，外加三碗饭三杯酒三鞠躬，烧香许个愿请求保佑，然后送些纸钱，我们最高兴的当然就是有机会放一挂鞭炮，也听大人互相说点奉承话——某某，快求社王老爷保佑你们家小三明年考试一百分。听着好象你已经考了一百分一样。
社王老爷的祭台设在河边的一棵大榕树下，从中午开始祭拜的人就络绎不绝。菩萨庙就在旁边，菩萨是普天下的神，社王却只属于这个村，所以对社王还要敬得多点。菩萨庙文革时拆过一回，后重建，除六害时又有人想拆，未果。后来还有人来村上敛钱去建镇上的大庙。该庙同样是在文革时被砸，据传有人因去观看遭报应病死，这种说法显然太过牵强，何以病死的并不是砸庙者呢？但挡不住众口相传言之凿凿，不信也成信的了。
床姑妈是最小的一个神，管辖范围仅限于一张床，保佑小孩无病无灾，小时候我们对这个最小的神反而最感亲切。

我们从不认为大年初一是从半夜十二点开始的，即使坐看春节联欢晚会到敲钟时候也不会跟着电视里说声新年好。一定要睡下去，睡到四五点钟听得有人放鞭炮，父亲就起来生一盆炭火，听得鞭炮响过我才跑进硝烟弥漫的厅子里冲父亲喊一声新年好，父亲就说大家好，然后我又跑到厨房里喊母亲新年好，母亲正在给灶王爷上香，也回一句大家好，然后新年才算开始。
父亲打开家门，不一会就有小孩叭嗒叭嗒跑进来喊恭喜发财，父亲也回一句，然后开始分给他们压岁钱，然后我就打起手电跟他们一起出去捞压岁钱了，这时全村的鞭炮声已经此起彼伏响成一片，天空还是黑沉沉的，只见这里那里一闪一闪的红光。
我们这里过年的习俗是所有小孩满村跑着挨家挨户去拜年，喊过恭喜发财后通常要在火盆边坐一下跟主人聊几句。然而通常都坐得很不耐烦，往往主人一分完钱就齐喊一声慢坐主人家还一句好走，然后就急急忙忙奔向下一家。
那年头给的都是一分两分钱，相当于一个气球钱，记得收获最多的一年是两块六。现在给的都是一块两块，但现在的小孩都有些懒了，再也不肯满村跑去捞这百十来块钱，来的都是左近十几家的小孩，往往还要等到天亮才肯起床，再也不复我们当年的干劲。每当父亲守着一盆炭火等了许久都没有小孩来时脸上就有些落漠。
初一这天大人们也互相走访，无不喝得烂醉，这时就可以坐在一旁听他们说许多有趣的酒话，就连一向不苟言笑的父亲这时也会红光满面笑声朗朗，一口广东马喊得山响。只是苦了母亲，她要在厨房忙活一整天，又要担心父亲喝得太多。

春节这天村上的舞狮团挨家挨户去拜年，一群小孩就跟着去捡鞭炮。每家都挂个红包在门上等狮子爬凳子去拿，题目出得不象镇上做生意的店铺那么刁，鞭炮也放得不那么响，当然钱也不会太多，三块五块是个意思，往往还要敬上一碗酒。镇上做生意的店铺就不同了，红包非得挑到二三楼高，狮子爬竹杆上去取的时候就一个劲往狮身下塞鞭炮，越是烧得舞狮人灰头土脸就越是吉利，烧了狮头狮尾更是大吉大利。当然这里面也有让不入流的舞狮者知难而退的意思。镇政府在这一天也挂出个大红包，难度尤其大，四乡八村的狮子都来争抢，围观者人山人海，一挂挂鞭炮不停地从密集的人头上扔过去，很有点狮王争霸的意思。
多年以后的一个元霄节我在市里看到些民工模样的人拿着个狮头假模假样的赖在一些店铺前不肯离去，店家也就象打发乞丐一样丢两块钱到地上。一项表演性极强的传统节目就这样变成了不堪入目的利益关系。

22录相，电影

镇上刚开了录相厅，有了压岁钱后就成群结队赶到镇上看录相。一路上还把私藏的一两挂鞭炮拆开来一颗颗点着了丢到田间看那水被炸得老高，也丢几颗到身边滚过的自行车轮下，那人想骂终究是大过年的不好骂人瞪一眼疾驰而去。比较勇敢的做法是捏着一颗鞭炮的未梢让它炸开来震一下手指，也可以踩在脚下震一下脚底，但那未免太不珍惜新鞋子了。
虽然我每天上学都要经过录相厅，但都过而不入从没想到要进去看，同时也因为没钱，因为没钱就连这个意识也没有了。
这时我仿佛又成了村上的小孩，兴头头地赶几里路来到镇上，这个镇已不复是我上学的那个镇，又成了多年前我们不辞劳苦赶来找瓶盖和卖七星鱼的那个镇，时不时就想——到镇上去！仿佛那是世界的终点。

初一这天看录相的人特别多，好象谁都想赶在这时候看场录相，有时竟要等半天才看得上一场。
录相厅很简陋，一个大厅摆十几排长凳，后面进来的就得站着，票要一直卖到挤不下人为止。录相多是香港武打片，多看几场就能总结出一套拜师学艺报仇雪恨的模式来，但还是要看，好象要不断印证这个模式，就象以前看打仗片不断印证一些夺取高地和坚守阵地的模式一样。
也是从录相知道有香港，知道那是个专产录相的地方。
镇上初一这天也组织些？

11生产队

对生产队的最生动的印象，是那种轰隆轰隆响的打谷机，外形有点象碎石机。水稻从田里割下来一担担的挑到晒谷坪上，就有一拔人专门在那里用草叉子叉起来喂进打谷机里。有时晚上也加班，晒谷坪上就灯火通明打谷机通宵响个不停。
打谷机是电动的，村里的水电站好象专为它服务一样，家里一直点着煤油灯，那个水电站很难说得上有什么日常用途。生产队取消后水电站就跟着荒废了，用于贮水的那条沟渠常年干涸见底。我们曾想顺着水闸后面那条倾斜的滑道滑下去看个究竟，但那条滑道的坡度实在太大，长长的伸到黑古隆冬的电站底下，丢块石头下去都要好久才听见咚的一声，证明下面还有些死水，终于就没有人敢下去。
还有一个类似的水利工程是用来碾谷的，建在村尾一处水流湍急的地方，水从碾房下经过发出轰隆隆的声音，震得脚底发麻，碾盘就在上面隆隆地转着。生产队之后好几年还有人挑谷子到那里碾，然后村里通了电有人办起了打米坊，那个地方就跟着废弃了，现在它只是掩埋在长草间的一堆碎石，只有“水碾”这个地名沿用了下来。

除了那种打谷机外，生产队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种中型拖拉机，车头很高轮子很大，有点象推土机，威风凛凛的样子，载重量其实又不大，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农用车。现在已经没有那种车了。
大卡车来拉粮的那天是个热闹日子，一袋袋干谷从仓库里搬出来，车下的人就两人一组两人一组抬起袋子来嗬嗨一声扔上去。那时有个模糊的印象是公粮是运给解放军的，这一印象一直持续到分田下户后，这时分出公粮购粮两种，就有一种说法是公粮仍然是运给解放军的，购粮则是卖给城里干部的。现在镇里的粮所没了，公粮变成了农业税。直接用途是给乡干部发工资，原先的统筹费和建校费也笼统地包含在里面。
拉粮前的一段时间很是繁忙，男人忙着把晒干的谷子用风柜吹干净，女人忙着织麻袋。麻是老早以前从麻杆上剥下来的，其间还有些浸晒和搓绳的工序，麻杆硬而脆，是我们打仗的绝佳武器，因为抽在身上往往就断了，有一种披荆斩棘的味道，麻杆碰在一起也会断，很象是断刀断剑的样子，如果是分组对抗一堆堆的麻捆就成了兵家必争之地，双方轮番冲锋，晒谷坪上不一会就洒满了断麻杆，显示出战况惨烈的样子。现在已经没人种麻了，村里的小孩也早已不玩这种粗野的游戏，我在网吧里见到他们时就经常忍不住比较一下两种游戏的优劣。

每到年终队里都会杀一两头牛来分。杀的通常是老水牛，皮肉都硬而韧，要炖得稀烂才能吃。一锅里大半是骨头，但是骨头上绑的筋肉都是很好吃的，骨头基本上会留给小孩啃，因为里面有长身体最急需的钙，骨头汤也会留让我们喝上好几天。老水牛的精华大概就在骨髓里面，那是多少年后想起来还要流口水的。
分猪肉就不那么令人兴奋了，除了年前杀几头有时过一些什么节的也杀猪来分。队里的养猪场建在一片荒坡上，长年养着二三十头猪，后来一个家庭养猪场的规模就轻易地超过了它。

家里的粮食好象总不怎么够吃，因为劳动力少工分就少，爷爷奶奶也上工，但是老人一天的工分还不及中青年的一半。另外还有一些职务啊什么的区别，总之是很复杂的算法。我后来还经常跑到那面记公分的墙前企图拼凑出那一套算法来，墙上有一张油漆画的大表格，名字职务等都还在，表格的内容却早已被冲刷得干干净净，大概都是用粉笔填的，隔段时间就更新一次。
我仔细地看这张表格，就有点惊异于当时队里分工之细，象会计出纳保管员饲养员什么的都一应俱全。每个人的职务下面都有一个小小的数字，大概是某种基数，但是农民每天的劳动强度都不同，有时忙些有时闲些有时出工又晚些等等，那套因应具体情况而变化的复杂算法我终于就没能拼凑出来。
那面墙就一直留在那里，多年以后油漆淡没了，又添了些烧黑的印迹，可能是有人冷天里就着它烤火，然后牛也经常在上面蹭身上的痒，终于就什么也看不出了。

12红小兵

小时候曾被称为红小兵，那都是大人随口喊的，并没有成为一个外号，似乎同时还有别的小孩也被称为红小兵。事情想必是这样，如果某个人的父亲曾经做过红卫兵，他就会不时被人喊一声红小兵，似乎也有点奉承那个父亲的意思，就象支书的儿子有时也会被称为小支书一样。
散落在乡间的老红卫兵都算得上是有文化的人，在当时的农村能写会算还是很受人尊重的，父亲有时就被叫去写一些标语。
差不多每条巷子都有标语，有些标语写得很散，每家的墙上分得一两个大字，走完一条巷子才读完一句标语，就有一些人家分得了不好的字，那家的小孩就会成为别的小孩嘲笑的对象，记得有个小孩被起了个古怪的外号叫“洞广”，大概就是分得了“深挖洞广积粮”里面的“洞广”二字，当时虽然不识字，但看着他家的两块标语板一左一右夹在门两边，上面的两个大字真的就象这家人的名号一样。
标语板是那种凸出墙面的方方正正的石灰块，有一扇窗户那么大，每换一轮标语就刷上一层石灰把原先的覆盖掉，到我们上学时已经换成了“少生一个幸福全家”的计生标语。
到我们上学时学校里早不教语录了，但有些同学还能一口气背出一长串的语录来，有个游戏输了要罚背语录，语录想必就是这样流传下来的，然后就渐渐湮没。
好些家的厅门上方都印有一方毛主席头像，通常门框两边还刷幅革命对联，什么四海翻腾起风雷五湖欢歌闹革命之类的，厅里多贴些领袖人物解放军民族团结的图画，记得有一家的大厅里贴了两张小兵张嘎的画报，每张有四格图像，几个小孩就在那里指指点点揣测这一套画的故事，就有一种印象，好象红小兵就是小兵张嘎那样的小孩，因为他也有小兵两个字。

上学不象是一种约束，倒象是回到了一大群玩伴当中。每节课都要闹一会才安静下来，有些顽皮的学生还不时跟老师捣蛋一下惹来一阵哄堂大笑。一二年级共一间教室，背对背上课，就不时扭头向后看二年级上课的情形。教二年级的是个女教师，似乎更管不住学生，从背后传来的哄笑声就更频繁些，扭头向后看的时候也就跟着多起来。
三年级教室那边讲课的声音也不断传进来，那声音一时低下去一时高起来，令人颇为神往。
那时都喜欢要一个嗓音洪量的老师讲课，一个老师声音不大学生就不爱听甚至对这个老师也不怎么敬重。老师讲着讲着还要不时突然提一下嗓门来点抑扬顿挫，把开小差的学生吸引回来。

这种对嗓门的尊重有一些接受学的道理在里面，小孩嘛当然总是喜欢热热闹闹的，更主要的原因我想还是源于当时的生活氛围。
那是一个吵吵嚷嚷的年代，每天早早的就听到生产队长的高音喇叭从巷子里一路喊过去，起头总是一句——大家听了，就一愣，放下碗听着，然后是今天做什么带什么工具啦。我们还总是受到大人的喝斥，邻里吵架也都是扯开了嗓门喊，就连电影也全是轰隆隆的打仗片，在那样一个粗糙的年代尊重嗓门想必也是势所必然。
生产队的办公室里有一个钉在门上的方匣子，经常有一群人聚在那里听广播，我们有时也跑去听，里面发出的声音沙沙的要放很大声才听得清，那种沙沙声我总觉得是喊哑了的。

好不容易熬到下课，三个年级的上百个学生蜂涌而出，在教室外疯一般追打，操场很小，基本上就是个院子，我们玩的也还是玩惯了的分边打斗，但好象总玩不够一样。然后就又上课了。
三年级的学生玩一个皮球，全校就只这么一个皮球，当然也就归他们玩。
我们就耐心地等着什么时候升到三年级去接管那个皮球。长大总是好的，我现在已经体会到了。然后呢，三年级以后又可以翻山越岭到大队里上学，路上又有许多好玩的事情，然后呢，长成那种可以为所欲为的小青年，那是我们一直盼望着的——有多少事情等着我们去做啊。

这时父亲从大队转到镇上教书，我也就跟着转到了镇小学，以后就与童年的伙伴渐行渐远了，跟他们一起描画的长大后要做的许多事情终于都没能完成。

13父亲

奶奶经常讲起父亲读书时候的事情，说那时穷啊，家里连点米都没有给他带去，他就每天帮学校挑沙来换口粮。那时父亲在县里读中学，读着读着就成了红卫兵，然后坐火车去串连吃饭就不要钱了。你爸全国都去过了，奶奶说，天安门也去过了。我后来就想奶奶说的全国恐怕也就等于天安门吧，到过天安门就等于到了全国。
父亲到过天安门，这点我是相信的，小时候翻抽屉见过一本红皮的写有语录的笔记本，里面夹有一张他在天安门前的黑白照，还有一张同学合影，一个个都黑黑瘦瘦的，是那个饥饿年代的特征。
然后就武斗，奶奶说，你爸就跑回来了。

父亲在这时学了木工，然后一个人到深山里把木头一根一根扛回来盖房子，门窗都是自己做的。后来学校的桌椅也找他做，然后就成了学校的老师，然后就到大队教书。那时三四个村算一个大队，再往上才是公社也就是后来的乡和现在的镇。几个村的四五年级集中在大队里，就有些人只念到三年级就不念了。现在好些三四十岁的农民在填户口本或别的什么本时逢到文化程度还会习惯性地写上“高小”二字，“高小”指的就是四五年级的“高级”小学，可见当时读到三年级就辍学的普遍程度。
在很小的时候，我会坐在一堆刨花中间，把锯下来的木块捡出来当积木玩。如果有大人过来问堆的是什么啊，我就会回答是一座宝塔或者一座桥，大人就会摸一下我的头说这小鬼以后必定是个工程师啊。被人摸头总是不愉快的，于是我就别过头去摆脱他的手，但是心里显然因为得了夸奖而有点得意，然后我就看着正在专心打着墨线的父亲，为有这样一位受人尊敬的父亲而自豪。
我会坐在那一堆刨花中间，看父亲把手指摁在打出的墨线旁，看斧头紧贴着指甲飞快地劈进木头，对这份技术佩服得不得了。有时也跟着父亲到别人家吃饭，看父亲帮人砌墙铺地拉电线装水管，在我眼里父亲是个无所不能的人。
多年以后的小孩大概只会以一位有钱的父亲为荣，他们大概都知道可以花钱请一个工匠来做所有这些事情，他们已经无缘再佩服这样一位父亲。

父亲在学木工前还放过鸭。放鸭现在还可以见到，一个小青年赶着一群水鸭沿河而下吃些鱼虾，也撒点谷糠喂它们，稻谷收割后就赶到田间吃散落的谷子。放水犁田的时候一群群水鸭扑漱漱地从一块田游到另一块田，吃着浮在水上的虫子。这样养出来的才叫土鸭，比栏养的饲料鸭贵得多。
我没有问父亲是帮生产队还是自家放的鸭，那时已经不割资本主义尾巴了，每家都有一小块自留地，养鸡养鸭都是允许的。

我曾经跟父亲在大队里呆过一段时间，一个人在教室外面玩泥巴看那些学生跟着父亲念书，父亲的嗓音很洪量我对此是很得意的。下课时候那些学生跑出来我就躲得远远的。
那时民办教师的工资还抵不上一个壮劳力的工分，所以家里的米就有点不够吃，但我自己并没有挨过饿，对这件事印象也不是很深刻。奶奶常把米磨成浆蒸成米膏给我吃，算是最好的糕点了，有时也捣点姜和葱拌在里面，既香又甜。那段时间跟着父亲在学校食堂里早上还总可以喝到骨头粥，那个食堂似乎也是大队干部的食堂。
父亲进修回来就变成了公办教师，转到镇中学教英语，那时可能是极缺英语老师的。我后来到县里读中学时还拿了他一本英汉词典去，里面举的例子还都是些什么什么指引我们前进之类的，保留着那年代的风格。

14镇上

因为跟着父亲提前学了些东西，虽然似懂非懂的，但在村上念的那一年语文数学还总是拿第一，也很得老师宠。到了镇小学后，班主任就叫我把考试成绩填在墙上那张成绩单的空白处，我一看就傻眼了，上面一长串都是九十多分的，而我的两个都是八十几分。那种失落感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恢复过来。
上课也一点不好玩，镇上的同学在课堂上都不敢吵闹，举手发言也都规规矩矩的，只有早读的时候才能大声吼出来。老师叫一个戴两道杠袖章的班干教我背学生守则，背了好几节早读课才背完。那个班长背书很厉害，背诵起那篇《小马过河》来似乎比村小学的老师还流利。
下课以后有课间操和眼保健操，就没什么时间去打闹了，有时也追追打打的，但已不复那种上百学生分边打仗的热闹情景，操场也很空旷，更显得人群稀稀拉拉的。

很快就熟悉了新同学，上学放学也有了一群固定的同伴，心情就日渐开朗起来。
中学离小学有两三里路，上学放学要经过一个村子，有段时间看着路边那几棵黄皮树上的果子一天天熟透，几个人就很想爬上去摘，终于就没敢，然后有一天那些果子就没了。
不知为什么一上了学就明白那叫偷，特别是在背了学生守则后，还特别怕被班主任知道。那个班主任很严厉，老讲那个小时偷针大了偷金的故事，故事的结局就有一个人被押上刑场说要再吃一次老娘的奶然后一口将奶头咬下来说娘你当初为什么不教我做人的道理。小偷的前景如此暗淡，就变成了需要特别警惕的倾向。
又说一个小孩是什么战斗英雄的儿子总以为老子英雄儿好汉就什么都肆无忌惮起来最后杀了人也被枪毙了，故事的结论就是不听话的孩子是没好下场的老爸是战斗英雄也保不住。

村上的老师是不讲这些的，后来童年的玩伴中有一个长大后成了小偷，在另一个镇上偷东西时被当地人抓住绑在一棵树上打死了。这件事并不能算什么典型教训，按比例算镇里干坏事的人更多，但大体就混成了地痞流氓，变成没人敢惹的脚色。那种恐吓式的教育其实并不可取。
镇上同学平时也有趁摆摊老太太不注意顺手抓一把瓜子的，在我的感觉里那才叫偷，因为那是拿来卖钱的，而田地里的瓜果摘个把来吃就不算偷。但是在镇上同学看来却不是这么回事，这些老太太和他们的父母都认识，他们也知道她们是谁谁的奶奶，性质遂变成抓而不是偷。

现在的小孩都没那么馋了，而且大概都懂得向父母讨要零花钱来得更便当。而在一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人们总觉得好象什么方面的底线都会经常受到考验一样，人仿佛也是为应付这种考验而存在，于是防微杜渐就成了道德教育的主要特点。
小孩向父母讨要零花钱是否也可以看作某种训练呢？训练他们协商的能力，转移资源的能力，利用规则的弹性空间的能力。这种训练的限度又在哪里呢？
而社会也恰好走到了这一步，机会如此之多，人们只需学会选择而不太可能受到什么底线的考验，即使有机会面对某个巨大而危险的诱惑，人们首先想到的也还是风险收益比而不是什么道德。
那么我们当初受到的严格的道德训练是否反而成了障碍呢？
成长的过程注定是风险重重的，因为谁也没法预见将来。

镇上人与人之间的界限毕竟明确得多，偷瓜子慢慢地也受到了惩罚，镇上的小孩就学会了一种占便宜的本领，他们在那些果摊前转来转去，这里尝一颗那里尝一颗就是不买，然后慢慢地就谁都知道那几个小孩是不能给尝的。双方就这样训练着各自的技巧，日见细腻。
然后某一天又把这一套繁复的技巧推翻，来一次大简化。
多年以后我到了县城、城市、大城市，那些地方的游戏规则又各各不同，我就总有一种袖手旁观的感觉。这种距离感想必当时已有所体验有所确立。
当时是不会想那么多的，在一个小孩眼里新鲜的东西总是受欢迎的。

15四脚蛇，金龟子

住在中学里，早早地就听到有学生从屋后跑过。我就急急忙忙穿上新买的跑鞋跑出来，天刚蒙蒙亮，模糊看到远处有人影在翻单杠。
那一排教师宿舍家家都在做早饭，就挨个去喊那几个同伴，磨蹭了好久人才凑齐，然后一起向校外跑去。
那时校园还没有围墙，我们就穿过一片荒芜的果地跑到河岸，再顺着河边的一条小路往上跑，一直跑到那个村子里有人挑水的地方。就不敢再往上跑了，气喘吁吁地折回来。
那一带的几条路不久就摸熟了，有时也偏离小路从一些小山丘上跑过。有一次跑上公路，再穿过一片水田跑回来，那条公路上满是厚厚的浮尘，一脚下去就是一个脚印，空气当然不会好，田埂上又都是草露，跑得几步就湿了一脚，那条路线就再也没有去跑过。
那些中学生是被禁止跑出校区的，可能是害怕出什么事故。总之我们在校外一次也没碰见过他们。当我们跑回来时已是红霞满天，就见他们在远处的操场上规规矩矩地做着早操。
回到家里时父亲已经把蛋粥做好了，那段时间总吃蛋粥。

天气渐热，四脚蛇开始出没，我们就沿着一条条长满长草的田埂用鞭子一路抽过去，四脚蛇就会从草丛里跳出来，它们跑得不快但很灵活，通常要连扑几扑才能扑住。找四脚蛇是个耐心的过程，通常一个中午也就找到一两条，然后塞在书包里匆匆赶往学校。
班上有好些同学是附近农村的，他们也捉了些四脚蛇来，后来就连镇上的同学也开始跑到镇外去找，于是一下课一群人就围在那里斗四脚蛇。捏着两条四脚蛇的颈让它们张开口来咬在一起，然后它们就翻来滚去的谁也不肯松口，最后就咬得头嘴都是伤。
然后就腻了，四脚蛇也有些蔫了，放学以后就拿它们来开膛破肚用竹片撑开来烤，油就滋滋地冒出来，香气四溢。四脚蛇大概是吃得最多的野味，小时候也烤蚱蜢吃，上学以后就不吃了。
放学回家总见街边有人在斗蟋蟀，就总想抓几只蟋蟀来斗但总是不能如愿。关于捉蟋蟀的方法我现在还是不甚了了。

金龟子倒是很容易抓到，它们成群地伏在相思树上，一摇就噼噼啪啪地掉下来，我们就把它们捉来做风车。一个丁字杆插在一节细竹筒上，用线将一对金龟子的脚系在丁字杆的两头，一手拿着竹筒一手去转那个杆子，一对金龟子就飞起来，变成了快速转动的扇面。没有见过这种风车的朋友可以想象一对驴子同时顺时针拉磨，速度达到每秒二十圈，那磨连同驴子看起来也会象一架风车的。
还有一种玩法是用细铁丝做成一架巴掌大的三轮小车，把金龟子的两片外壳拢起来夹在车上，背朝后向下倾。一推小车金龟子就不由自主地扇起翅膀来，翅风吹在地面上，小车就被推得一路飞奔向前，有时也做成船，道理是一样的——这整个制作过程是不是比操作一架现成的电动车更有趣呢？
那段时间班上的女同学打开墨水瓶经常会发出啊的一声尖叫，然后就见一只深身漆黑的金龟子眨巴着眼睛从里面爬出来，也经常把金龟子塞进她们的铅笔盒里，然后她们也开始玩起金龟子来，不过方法却简单得多，只是拿一根线绑着它们的脚让它们在教室里飞来飞去。那时才刚吃饱饭，老师还没开始教我们爱护动物的大道理，所有昆虫简单划分为益虫害虫两大类，立场非常鲜明。

后来有段时间也将圆珠笔油抹在船尾上，那油就一层层地扩散开来，以此作为动力推动小船前进，这种“油轮”当然是最耗油的，若出现在公海上还会被当成有意污染环境。
用过的作业本都撕下来折纸飞机和纸船，也折成纸弹拿橡皮筋来打仗。七月十四鬼节那天总见一些人家到河边放纸船，里面装一小袋香灰以示送鬼，也有把香灰放在荷叶上漂走的。那时看书知道海上航行的人经常把信装在瓶子里丢到海里去，就也写些怪信用蜡封在瓶子里丢进河里希望被下游的人拾到。那时还将蜡烛煮成蜡油泼进水里做蜡花，将牙膏皮熔化泼进水里做锡花，锡不轻不重，正适合焊在钓钩上使之笔直坠到深水里又不致将浮子拖下去，那时什么简单的材料都能玩出些花样来。
总是想不起在我们玩这些有趣的东西时那些女同学在作什么。在农村她们学点洗衣掏野菜之类的，总之不是什么好玩的。比较值得一提的只有跳绳、扔沙袋、跳海子，还有就是用手心手背轮流抛接几颗小石子，名称不记得了。

1不可能的三十岁

不可能的三十岁终于还是来了，即使按最有利的算法，考虑“进三十”和“满三十”的区别也到了，不可能躲得过。
因此三十岁其实只有一天，刚进三十的时候拼命抵赖，总说自己还在二十九，直到这一年满得溢出来，突然就倒向了杯子的另一边，在什么病历本之类的上面满不在乎地填上个31，好象30是个极不稳定的数字，无法立足于活泼张狂和老成持重这两大阵营之间。
总觉得这代人是玩大的，一群无法无天的野孩子，没有那么多钢琴课要上，也没有那么多早熟的诱惑，在我看来这样的三十年是值得过的，玩着玩着不小心就玩过了三十岁，好象玩过了午饭时间一样。

2童年玩具

一个人最早的处世经验想必都是从童年伙伴那里来的，总会有一些大孩子带你去做这做那，钓鱼，抓四脚蛇，做弹弓打鸟，到河边游泳，到山上采野果，这一切有一天又轮到你带别的小孩去做。
那时我们到山上砍那种最硬的茶树做陀螺，将铁钉钉进去做轴心，铁钉露在外面的一头去掉钉帽磨得锋利。这样的陀螺用细绳绕几圈甩出去就能在地上转老久，另一个人就用自己的陀螺对准它钉下去。要把一个茶木做的陀螺钉烂是很难的，但是当它变得坑坑洼洼的转起来就不那么灵光了，被钉中的次数也就跟着多起来，于是另做一个新的，又是削又是磨的做得很辛苦，但是乐此不疲。
现在村里的小孩已经不玩这个了，他们用鞭子一下下地抽着买来的塑料陀螺，抽着抽着就厌了，但是没有人再肯费那么大劲去做那种土陀螺，这一技艺就此失传。
玩得最多的是纸角，把旧课本撕下来折成方块，拍翻了算自己的。后来变成拍现成的封神榜纸片，还有烟纸和糖纸，那时过滤嘴还比较罕见，一张过滤嘴烟纸可以抵得好几张普通烟纸，我记得自己就曾攒过好多烟纸和糖纸，后来一一不知去向。
有一种玩纸角的方法是轮流用填满泥的瓶盖飞向几十米外的一堆纸角，冲出圈子的就算自己的。那时瓶盖竟然也是稀缺之物，一群小孩经常赶上好几里路到镇医院后面的树林子里找药瓶盖。
如今这些东西也没人玩了，除了偶尔一见的魔怪纸片，如今的小孩都泡在网吧里打电游。这一代的小孩倾向于接受而不是创造，他们天然地接受既有的游戏规则，训练一种横向转移资源的能力。

这个渐进的过程我们当时已有所体验，那时我们用竹筒做成水枪来打水仗，基本上就跟针筒一样一抽一射，突然有一天某个小孩手上多了一支玩具水枪，贮水量和射程都远非土水枪可比，一群小孩全都羡慕地围着他，然后新年过后许多小孩就都装备了这种玩具水枪，土水枪显见是没人用了。
还有一种枪已经叫不出名字，也是象土水枪一样的一管细竹筒，口径恰好能装得下一种细而硬的野果，打出去的原理跟汽枪一样，一颗被推到前头，这头再填上一颗猛推上去，前面那颗就直奔敌人额头而去，如此反复。有人还别出心裁地在枪管上加了一管垂直的竹筒当弹匣，摇一摇就有几颗子弹落到枪管里，既省去装弹的功夫又收连发之效，只是用着用着往往就卡壳了，被敌人追打半天也修不过来。每年那种野果出现的时候一大群小孩就都装备了这样一支土枪在山上混战。

火柴枪是我们做过的威力最大的武器，把单车链的链颗拆下来排成一串，每个链颗有两个孔，下面一排孔穿上一根铁条作为固定轴，上面一排孔就成了枪管，弹力装置用橡皮筋或轮胎胶。火柴发射出去威力并不大，要听的其实是击打火柴的那一声响。另外火花从手上冒出来也有一种威风凛凛的感觉，其实震伤的还是自己的手。好比口中噱嗬有声地挥舞拳脚一样，配音无疑为简单的招式平添了无穷的威力。
火柴枪是老师明令禁止的，一则容易造成火灾，二则火柴梗飞出去极可能射中眼睛。但是我们之所以鄙夷那种也能发声冒火的玩具枪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没有东西射出来，因此火柴枪还是偷偷造了一批，每逢赶圩必到修车摊子周围看有没有单车链颗，某家有整条弃用的单车链那简直是如获至宝。
我们最终都没敢拿火柴枪来打仗，通常是把蚂蝗从水里捞起来放在地上射，凑得近的话火柴梗恰好能穿透一只蚂蝗。我们就把这只满身箭杆的蚂蝗再扔回水里去看着它在水面上翻滚着想游回深水里，但是火柴梗却使它浮在水上，其最终命运不得而知，因为据说它们都是不死的。
火柴枪再往前一步就是砂枪了，那是坏小孩才会玩的。我们对这个界限都看得很清楚，另外还有一层恐惧在里面，好象这样做的话就会被公安抓去。那个年代家长对小孩多少都有些放任，辅之以严厉的恐吓手段，被公安抓去无疑是最严重的一种。另外还有，如果怕小孩去游泳就说河里有水鬼，怕小孩到处乱跑就说会被讨饭佬捉去，此外还有被湖广佬和瑶人捉去的说法。

3瑶人，补锅佬

多年之后我很奇怪瑶人会被排上恐吓名单，但是当时赶圩如果看到一个包着鲜艳头巾的瑶人远远走过来一定会赶紧躲到大人身后。瑶人经常成群结队地开着卡车从深山里出来采买，买完就走，他们的生姜八角之类的山货也会很快售卖一空，双方谨慎地交易，不作过多的交淡。
围绕着那些瑶人有一些奇怪的传闻，说他们的脚板天生上倾，走山路如履平地，而且长年吃一种腌制的青蛙。有些山蛙是有毒的，会从树顶上向人撒尿使人头皮脱落，还有某种山蚂蝗会从树上掉到你的头发里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钻到血管里面去，总之瑶山那边是充满危险的。
也许这样的案例确实发生过，某个小孩被瑶人拐到山里去了，但是因为信息闭塞无从查实，也根本不可能跑到深山里抓住那个当事人，于是一切瑶人就成了必须敬而远之的对象。这种思维方式和当时把一切外国人都当成可能的间谍没什么两样。一切都在于没有信息交流，于是就不可能作出任何细分的处理。
那一带的瑶人，据我后来听到的一些传闻，是生活在一种比我们直得多的状态中的，比如吃饭，不会喊吃，拉起碗来就吃，或者你喊他，他说，吃就吃，你说走了，他说，走就走。非常的硬气，没个尾音，不熟悉的人到那里是很容易得罪人的。

印象里的湖广佬是一些走村串乡的江湖人，做一些补锅弹棉花耍猴爆米花的事情，尤其是那一声爆米花哟的韵味十足的吆喝，多少年后还在耳边回响。
湖广佬没有瑶人那么危险，因为总会有一大群人围着看热闹，有大人也有小孩，因此他们是不敢怎么样的。反过来这一大群人同样不敢把这些神出鬼没的江湖人怎么样，双方于是相安无事。
补锅佬开始补锅，通常大师傅都很能说会道，说话也好听，有点象唱，他拿起一个锅头来，这里敲敲那里敲敲然后就说这里也漏那里也漏，锅的主人就心痛起来说本来不漏的也给你敲漏了，通常他们也不会真的把锅敲漏，但是先吓你个心惊肉跳反显得他气定神闲。他当然知道锅的主人对哪里漏心中有数，就改口说这里现在不漏也差不多要漏了要不要先巩固一下，锅的主人赶紧说不要不要。于是补锅佬就敲那个漏的地方，通常会把缝敲成眼，把眼敲成洞，从技术上讲也是有道理的，朽的部分不敲下来怎么行，当然也不排除故意的成份，一切就处在这种暧昧不明的氛围中，补锅佬当然也有他一套解释，他的嘴巴始终没有闲着，一直要说到那个越来越心痛的主人舒服为止。
然后开始补，补锅佬在手指上放块皮子加层灰，垫在锅底漏的地方，然后舀起一滴铁水放上去，这只手拿起另一块抹了灰的皮子往上一夹，一股烟就滋的一声从指缝冒出来，铁水就被挤平在锅上了。钱是按滴数算的，通常要许多滴才补好，稍微超过最初的估计，锅的主人就黑着脸数出钱来，补锅佬还是笑脸相迎，非常利索地把补的地方擦得锃亮以显示手艺的质量。其手指黑如焦炭，仿佛也不怎么怕烫，而为了这场表演让手指行若无事地烫一下似乎也是应有之义。
锅的主人终于笑逐颜开，仿佛也站到了表演的舞台上，是一个虽然有点可笑的被捉弄者但是被哄着因而还是挺有面子的，一面就说些以后不给你补了的心痛话退场，补锅佬还是笑脸相送，然后是第二个主人把锅递上来。
在这整个过程中那个满头大汗地抽着风箱的小工是不说话的，仿佛就是我们俗称的幕后工作者。多年以后我才想起现场还有这么个角色，禁不住还想到他还要多少年才能把那一套耳熟能详的台词来一番实践。在那个还在勒紧裤腰的年代置办一套补锅的行头想必也是一笔不小的投资，象那种子承父业和小工升为女婿顶班的江湖故事想必也会很平常地上演着。

4耍猴，变戏法

耍猴的湖广佬是最受欢迎的。每次有耍猴的到来几乎总是倾村而出把现场围得水泄不通，小孩很少能挤得进去，一般都要爬到树上看。耍猴佬敲着锣，猴子就翻筋斗跳竹圈，还自己翻开箱子找些花衣服来穿，看耍猴很大程度上就是看这一套套花花绿绿的戏服。
终于到猴子拿着盘子收钱的时候了，围在那里的人群突然安静了下来，只剩下耍猴佬牵着猴子一圈圈地走着，说着好话，还是没人给钱，他说话的声音就越发洪亮起来，那面破锣也帮着腔，使得一村人都觉得很没面子，终于就有人丢出钱来，耍猴佬就带领猴子鞠个躬，戏继续上演。
我们有时会从苦楝树上摘些硬硬的树子拿弹弓射那猴子，猴子就吱吱叫着跳来跳去惹得人群一阵哄笑，那个小孩就越发得意起来。耍猴佬就当当当敲几声锣向这边威严地看一眼，大人就过来喝斥那个小孩。
我在念初中时还在县城看到过一次耍猴，那时人们刚有了点闲钱，热情万丈地挤在百货商店前摸彩票，耍猴佬就在马路对面摆开场子，人也很肯投钱。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耍猴。以后呢，想必是后继无人了，年轻的江湖人都知道象抛圈这样的简单赌局来钱都要快得多。

变戏法的是最可能捉小孩的，所以一般不准他们进村，他们就只在圩日的时候在镇上摆摊，四乡八村的人都围着看砍过头的鸡抹了一种药又活过来。虽然明知是骗局，还是会有许多人掏钱买他们的药。据说曾经有人拆穿过他们的戏法，这个人后来遭到报复染上怪病死去，所以大人们都互相告诫着即使看到了也不能当众揭他们的底，我们小孩更是连看都不准去看。
据说被变戏法的捉去的小孩下场是很惨的，他们把他装在坛子里，只留头在外面，这样他的相貌虽然很老了身体却还没有长大，他们就拿这样的老小孩来展览赚钱。
这样的老小孩我不曾见过，但是后来在城里经常见到一些奇形怪状的伤残乞丐，有小孩也有大人，有些前臂明显是被砍断再反接上去，手变成永远翻向外面，还有的两条腿都从骨盆翻上去翘到头顶上，走起路来就靠两只手撑着挪动骨盆，那些残肢皱缩如木柴令人不忍卒睹。这后面明显是有一个黑社会性质的江湖集团在操纵着，它的前身就是那类丧尽天良的江湖人。这种有着悠久历史的江湖戏法大概也跟着社会风气变得急功近利起来，不肯再耐心地拿一个小孩装在坛子里闷上十几年。
杀鸡头的戏法至今还可在镇上见到，隔几年就冒出来一下，过段时间又换上新花样，教气功教赌术不一而足。看来每个年代坑蒙拐骗都是少不了的。
也有一些比较本份的变戏法的。记得有一对贵州夫妇摆摊耍魔术，开口就是魔术是假的功夫是真的，一面把几个钢圈时而分开时而扣在一起，如今的小孩都知道那是电视里最简单的魔术，但我们当时看他们一遍遍耍着却好象永远看不够一样。然后他们又玩牌，也是让人眼花缭乱。他们边耍边唱，记得其中有一句是，贵州有个十八妹，后面又如何如何，大意是天下无奇不有。
教魔术是要钱的，而且要到旅社房间去教，这可能又是个骗局，但我无端地觉得这对贵州夫妇是可信的。只是当时既没钱他们的对象也不是我们这些小孩。

5弹棉被，爆米花

弹棉被应该算最本份的江湖手艺，也最没看头。做这行的大抵也是湖广佬，有时是几个年轻人，有时是一对夫妇，女人的背上往往还背着个小孩。她用布巾把小孩的头挡起来以免棉絮落到其脸上，她不肯把小孩放下来，因为弹棉被是个很专注的过程，她也怕一不小心就被当地人把她的小孩偷了去。
大一点的小孩往往还会帮着往棉被上捧棉花，大人就转悠着这里那里拉一根线，大人小孩就都满头满身都是棉絮。他们走村串乡，身上永远飘着棉絮，不用看行头也能知道是弹棉花的。小时候常听大人说我们小孩是从河边捡回来的，想象里棉花匠的小孩应该就是从棉花堆里跳出来的。
棉花匠夫妇弹完这一村扛起工具向下一村走去，那个棉花小孩迈开小腿紧跟在后面，三个人在山路上越走越远，终于转过山后不见了，一群小孩这才怅然收回视线，这些江湖人总是值得一看的，就有人很羡慕那个小孩能到许多地方玩。

弹棉被还有一个拆啊撕啊扯啊纺啊的过程，因为要把硬实的旧棉被先拆开纺成松软的棉絮，但这一套流程却怎么也记不起来了，似乎还有一些棉花机之类的用来把棉絮扯下来。记得有一年镇上来了几个弹棉花的，印象里就有一个大孩子踩着这种木制的工具把棉絮噼噼啪啪地刷下来。
那是几个年轻人，年龄大小不等，最大的十七八岁，最小的就是那个大孩子，大概只有十一二岁。一晃眼看去象是几兄弟，其实又不是。那个最大的是头，不时喝斥一声这个那个，那个最小的有点跟不上就被打了几下，就一面倔强地忍着泪水一面踩那个什么机，后来还顶嘴，就被打哭了。围观的人都很同情那个最小的，一个四五十岁的人就劝他，你跟我回家给我做仔我管你吃管你喝好不好，后来又说他房子如何如何以后要留给他之类的，一直说着，那个最小的就只是掉着眼泪埋头踩他的那个什么机，其他几个人都不吱声。
那一天下着小雨，棉被是在盖有瓦的空旷的圩场里弹的，围观的人也不多，基本上是些闲人。那时我已经在镇上念小学，站着看了一会就急急忙忙向学校跑去，一面还记挂着那个小孩会不会真的去给那个四五十岁的做仔。
后来这件事就不了了之，我似乎放学后还到那里看了一下，似乎他们还在那里弹着。我似乎还想着要看一下那个最小的还在不在，但这件事后来却又记不得了，在我的印象里棉花堆旁高高矮矮的几个人除了身高之外好象也没什么分别。
我后来一直就不能肯定那个最小的是不是真的给那个中年人做仔去了。我想大概是不会的，在他那个年纪是无法为自己作出什么决定的。
弹棉被的手艺一直流传至今，但已经式微，那些棉花匠要么改行做了其他，要么已经定居下来躲在某城某镇的一个角落专一地弹他们的棉被，基本上也都是夫妻店。我在市里有一次骑自行车经过一个偏僻的小巷就碰见过这样的一家，夫妻都很年轻，活儿也不少。虽然他们总是在这样一个偏僻的角落，那些想弹棉被的却总能知道他们在哪里。有一次母亲把棉被拿出来晒就随口说了句什么时候该拿去弹一弹了，我说弹什么啊买床新的不就得了。母亲就说现在棉被什么质量买的哪有弹的暖，我就笑，不再说什么。

爆米花最简单，把米装进一个椭圆铁桶里密封起来架在炉子上转着烤着，通常一人抽风箱一人转铁桶，转到一定时候将铁桶钳到一边套上个黑乎乎的麻袋，这边打开开关，米花就逢的一声飞进麻袋里，香气四溢。
哪一家爆了米花少不得要分点给围观的小孩，每人一小把。于是一整天就在那里吃个不停。也经常在一些大孩子的唆使下把米偷出来爆，钱是不敢偷的，由那些大孩子出，他们事实上也没有零花钱，算算爆米花的要来了就早早地偷了几个鸡蛋到集市上卖。这样爆来的一大袋米花可以藏起来偷偷吃好久。
也曾经从家里抓一把米出来放在瓦片上烤，最后总是得到焦黄焦黄的颗粒爆不出米花，把米直接扔进火里烧也不行。倒是冬天一群小孩在晒谷坪上烤火，烧着生产队的一捆捆禾杆，就经常有一些没打干净的谷粒从火堆里飞出来，这种飞出来的谷粒我们是从不放过的，从谷壳里灿然炸开的，宛然就是一朵小小的米花。但是这样的米花却又没有爆的好吃，也没有那么大而好看，这个道理始终想不明白，直到多年以后用上高压锅才想通了这个道理。
米花浸在黄糖水里变成粘粘的一大块米花糖再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晾干，就成了那时的主要年糕。多年以后市场上的年糕多起来，就没有人再费心去做这种米花糖了，这一行随之绝迹。

大部分江湖行业都消失了，小时候那些神秘的江湖人仿佛童话里的人物，不时出现一下给我们的童年增添这样那样的色彩。现在当然明白那也是一种生存方式，是由一个人的全部生命力支撑着的，对于撑着的那个人恐怕是没多少乐趣的。这些行业代代相传，仿佛千年不变的样子，然后有一天突然就没了。这对于他们的后代无疑是值得庆幸的，而你偶然看到了它的谢幕，却是一件无须内疚的事情。

6抓田鼠

冬天里最热闹的一件事是抓田鼠，一群小青年召集来全村的十几条狗，一大群人浩浩荡荡地跟在狗群后面向旷野奔去。这时稻谷早已入仓田里一片萧索，这时田鼠正吃得肥肥的准备窝在洞里过冬，狗群就沿着一条条田埂寻找它们伪装得很好的洞口。
一个鼠洞往往有三四个出口，但是烟一醺就什么都现形了，有的鼠洞绵延数十米，你在这头熏就从老远的地方冒出烟来，田鼠一跑出来一群人就拿竹片手忙脚乱地扑打。空旷的田野令它们无所遁形，但它们的耐烟能力也真强，烟熏的过程通常就是个比耐心的过程，往往就在你以为里面是空的准备放弃的时候这一家子才昏昏然地跑出来了。
有些狡猾的田鼠还会从里面将洞口堵死跟我们玩地道战，这时就要从多个洞口往里灌烟，颇费周折。很少有田鼠能想到堵住两头将自己保护起来，正因为鼠洞四通八达，就给了它们一种幻觉好象能从某条通道逃走一样，它们可没想到对手是组织良好的人类。最笨的田鼠直接就用肥肥的屁股堵住一头，用棍子就能捅到。通常半天功夫每个主力也就打五六只田鼠左右，然后他们往往就不干了，忙着拿去开膛剥皮。
我们这些小孩自始至终都兴奋地跟在队伍后面跑，有时也帮着往鼠洞里扇风点火，满以为会有我们的一份。狗们也喘着舌头等着，但是一俟所有战利品整饬完毕，主力们却又商量着把它们腊干起来什么时候会餐，我们于是就耐心地等着某一天会有人来通知我们去会餐。这件事慢慢就忘了，也许是意识到这种期望的理由并不是很充分。潜意识里好象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公平，因为总有一天会轮到我们当主力。但是后来当我们长成那种小青年模样时却又没有了这项传统节目，甚至也没人还记得它。
总之我的印象里没有吃过那种腊得很好的田鼠。有时爷爷会打一两只家鼠来下酒，喝酒似乎是爷爷的特权，他还总有一些花生啊什么的来下酒，如果我赖在旁边他是不可能不给我几筷子的，顺便也捞上几颗花生吃。家鼠比田鼠多一股骚味，炒起来却很香，比蛇肉和鸟肉都要好吃，关于吃家鼠的忌讳大概源于它可能携带的一些细菌。总之那是个勉强摆脱饥饿却还不能充分解馋的年代。

放闸打渔是全村的大日子，村里的小河由一条堤坝拦着贮水，一放闸河就干了，大人抓鱼的时候我们小孩就忙着捡些河螺之类的，鱼是要拿来分的，河螺却属于个人，所以我们拿回家的一小篮河螺就显得特别有功劳。河螺要养一两天让它们将泥沙吐净，然后或煮或炒都是难得的美食。还有那些螃蟹啊虾啊蚌啊也归我们，最主要的还是全村男女老幼都在河床上溅一身的泥巴，非常的壮观。
平时除了挖蚯蚓钓鱼外我们也经常到一些小溪里抓鱼。把一段溪流两头堵起来再把水泼干，这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你一面把水泼出去它还经常从两堵小堤坝下面渗进来。收获也往往不是很理想，那些手指来宽的小鱼只够烤来吃轮不到非常荣耀地拿回家当晚餐。但是如果事先发现水下有几个洞的话往往就能掏到一两条我们的小手腕那么粗的七星鱼和塘角鱼，如果还能在泥底摸到一两条泥鳅黄鳝，这一番辛劳就不算白费了。
有一次我们三个小孩捉了几条七星鱼拿到镇上卖，那天并不是圩日，来来去去只有那么两三个人，他们想买但都不肯出什么价钱就说些你们的鱼快死了之类的，然后就远远地看着等我们让步。三个人一算一人一筒山楂片都不够，就直接在街上点起火来烤了吃，那情景多少有点笑傲的意味，现在想起来还觉得非常的潇洒。

7捉鱼

如果捉到鲜艳的小鱼我们就拿回家养着，养着养着就死了，大概是因为懒得给它们换水。于是就丢在水缸里养，缸里的水是日日更新的，大人每天从河里挑水进缸，再从缸里舀水煮饭，但是经常就在饭里吃出一条小鱼来，引来大人一顿臭骂。
河滩上有一些大水坑，深可及腹，经常可以见到成群的鱼苗在里面游来游去，游着游着就游进了青幽幽的水草里，过一会又游出来，我们经常用网筛把它们捞起来，一捞就是十几条，象虾米一样在筛上跳来跳去，我们把它们装在水瓶里整天带着，然后看着看着就厌了，就再倒回水坑里。这种鱼是不值得养的，它们只有成群结队游来游去才好看，一条条的一点都不起眼。
水坑里的鱼苗看来是涨水时从河里冲进去的，我们因此就怀着里面会隐藏着一两条大鱼的想法，而且越大越深的水坑看上去越有可能。要把一个大水坑泼干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我们总是乐此不疲，找到一条大鱼的想法从未停止过，失败的次数越多好象那条大鱼就越可能隐藏在剩下的水坑里。
全村的小孩都陷入了这场寻找大鱼的狂热中，事情越来越有板有眼，说是某年涨水时确实有人看到过有这样的大鱼冲上岸。这项工程似乎持续了很久，然后就不了了之。不大不小的鱼倒是找到了一些，但与我们付出的劳动实在太不相称。
涨水时冲上河滩的更可能是鱼卵而不是鱼，因此我们才总是看到那种小小的鱼苗，由此猜想里面有大鱼显然是错误的。鱼如果没有足够的营养就会长期保持那种鱼苗的样子不长大，这一点我们在养鱼的时候也是老早就知道了的，但要把所有这些经验串起来显然超出了我们的思维能力。

大鱼被冲上岸应该也是非常可能的，因为有一个打鱼佬就在河边挖了许多浅浅的支流来装鱼筛，经常就有些鱼顺着这些浅沟流进鱼筛里面。
那人除了装鱼筛外还沿河拉网，一天上下巡视这里收几条那里收几条，很守株待兔的样子。这个人的鱼我们是不敢偷的，因为是个很凶的人。但看着鱼活蹦乱跳地游进他的那条沟都很不甘心，于是也依样画葫芦地挖了几条，那人过来就冷笑一声，我们就低头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的鱼筛，守了半天一条鱼也没有终于就放弃了。装鱼筛的技巧我们始终没弄明白。
还不时可以见到那些小青年在河边挖一深坑，里面不很严实地砌上些石块，给鱼看起来象是一个非常合适的洞，然后他们隔段时间就堵住出口搬起石头来捉鱼，每次一两条，看得我们非常的羡慕。
我们也计划着挖一些这样的鱼窑，却始终没有实施。主要还是顾虑那些小青年会来偷我们的鱼，因为他们有晚上行动的自由我们却没有。但这件事隔段时间又会提上议程，因为小孩子能想到的事情是非常少的，这件事又是如此的有诱惑力。

在山下一些青幽的石潭里是有好些半斤来重的鱼的，但那些石潭都很难抽干，你一面往外提水它一面就从各处石缝里冒出水来，所以每次都只能望潭兴叹。小青年们曾经弄来一些茶麸企图毒杀那些鱼，鱼们就躲在石缝里，水汩汩地流着就把茶麸冲淡了，于是他们也放弃了。我们后来用竹筒和轮胎胶做成鱼弓去射鱼，拿一根磨得锋利的铁条当箭，威力很大，但总是射偏，因为水里有折射的效果那一点点偏差不是老手很难调整的。我们对此不甚了了就想着等它们什么时候长得大些再去射。石潭里的那些鱼好象也不怎么长，数量也还是那些，整天悠然自得地在石缝间钻来钻去，让人看了着急，大概山泉并没带来多少养份。
后来那片地方成了生产队放牛的地方，牛们都喜欢在那些水潭里泡着滚来滚地蹭身上的痒。石潭就慢慢变成了浅而宽的泥潭，泉水漫得到处都是鱼却不知去向了。因为牛经常去就把蚂蝗也从河里带过去了，蚂蝗就大量繁殖使之渐渐成了令人生畏的地方。后来甚至连牛也不敢进入了，生产队就弄来大量的石灰烧死那些蚂蝗，把它弄成一片毫无特色的水田。

村外有一处偏僻的水坝，那里无疑是有大鱼的，因为经常看到些小青年弄些炸药来炸，鱼就一条条地翻上来，有大有小，每次看到这群人一个个满载而归的样子眼睛里几乎要喷出火来。就想什么时候也弄些炸药来炸一下，但总不能如愿。
炸鱼的时候水花溅起老高，声音沉闷圆润，很象现在电视剧里一个武林高手神功练成的时候到水边显示威力的那种场景。
据说某村有人因此炸断了手掌，所以大人在这方面的威胁也就特别的重，声称如果有人敢玩炸药就吊起来打烂他的屁股，这是最严重的一种威胁，多年以后我在报纸上看到国与国之间声色俱厉的彼此恫吓时眼前还经常不由自主地浮现出这幅图景。
一群小孩都看得出了神，但照样没有我们的份，还要被赶上岸来等他们炸完后才能下去游泳，然后河面上就漂浮着一股浓浓的火药味，令人非常的不快。
那天我们在那里游泳，说着说着就说到了这件事，一个个就变得激愤起来，商量着打开水坝来捉鱼。
说干就干，立即就在坝上扒开了一个缺口，水流哗的一声冲了出去。
我们趴在坝上看着水流，突然就都不说话了。然后看着那水流啊流的好象永远流不完一样而河面还不见低下来，就一个个怕起来，然后突然就争起是谁带的头来，争了半天没结果，而那水还在流着，一点也没有小下来的迹象，河面也还是那样，然后就有人说什么时候才能流干啊是不是明早再来看啊，又有人说今晚被人发现怎么办，一个个就都慌慌张张起来，但是一时还没有人想到动手去堵那个缺口，因为最先动手的必然被视为孬种。后来也不知谁先动的手反正缺口就堵了起来，然后一群小孩闷头走路回家，一个个非常丢脸的样子。

多年以后那些电鱼机浩浩荡荡地从所有的河流溪流沟渠一趟趟地电过去，大大小小的鱼无论藏身何处无不纷纷浮出水面。一切都已失去屏蔽，一切都已失去纵深，一切都已毫无悬念，仿佛是这个平板世界的一个天然暗喻。

8黄蜂，蜜蜂

玩水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某家砍倒了几株大芭蕉，全村的小孩将它们偷偷抬到河边。芭蕉茎由厚厚的鞘一层包一层构成，一层鞘剥下来就是一艘独木船，那天河上就漂满了这种独木船，一大群小孩边顺流而下边乱哄哄地打水仗，每人都拿一小片芭蕉鞘向别人泼水拿一片芭蕉叶挡水。后来还折了岸边的柳枝编成打仗片里常见的那种柳条帽戴在头上，再加上芭蕉叶的伪装，仿佛就是《渡江侦察记》里的情景。那似乎是小时候玩得最痛快的一次，也是一场规模空前的水仗。

我们还总想捉些鸟来养但总不能如愿。从屋檐下掏些麻雀之类的总是养不久，想到山里捉几只好看的鸟来养又总是捉不到，有时在田间见些鹧鸪鸟弹弓却又打不着。生产队割禾时候有时会在禾杆间发现一窝雏鸟，就交我们养着，小鸟都伸长脖子整天叫着，我们就把谷粒塞进它们嘴里，还到田间捉虫子来喂它们，但过不多久也死了。
我在上学后曾看到一本农业科技的书介绍一种奇妙的醉米捕鸟法，把米浸在酒里两个小时然后洒在地上让麻雀吃了醉倒，试了几次，米倒是吃光了，麻雀却扑楞着翅膀飞走了，也不知将酒醒何处。
每年都会有些燕子飞来做窝，燕子是吉祥鸟，家家都在屋厅的墙壁上钉一两块木板让它们就着筑巢。一对燕子如果在这家安了巢第二年还会飞回来，看着它们一对对的飞进飞出确实比养在笼子里舒心多了
据说燕窝是高级的营养品，但那个黑乎乎的东西看起来又并不见得可以吃。

烧黄蜂是另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某棵树上有一窝黄蜂通常是我们这些小孩首先发现的，但我们都不敢去烧，就看着它一天天长大，嘀咕着那些小青年什么时候来烧。
终于蜂窝大到一定程度，小青年们出动了，他们扛来长长的竹杆绑上火把凑到蜂窝下面烧它，我们就远远地站着看。
黄蜂络绎不绝地从蜂窝里飞出来，它们在火把周围飞舞，仿佛它才是真正的敌人。烧蜂窝有一些技巧，要晃来晃去地加深黄蜂的误会，又要烧得恰到好处，既阻止黄蜂重新返回去吃蜂蛹又不能把蜂窝烧坏，说是烧，倒有七八分是熏。
黄蜂有时也飞下来蜇人，但它蜇人一般是集体行动，越是飞散越是混乱就越是不可能采取这种行动，有时明明一只黄蜂在你眼前晃来晃去就是不会真的凑近来蜇你，这时你不能跑，一跑就遭了，你一跑就成了吸引蜂群注意力的目标，它们就会因此而聚合起来。
蜂群终于架着蜂后飞走了，这时蜂窝里面的蜂蛹往往已经吃掉了一小半，黄蜂们将利用这些营养在一个新巢中重新生成蜂蛹。烧焦的蜂巢被打下来撕开，里面还有一些刚长出小翅的幼蜂在爬来爬去，这些也是可以吃的，再大的蜂就会蜇嘴，但是被烧死的成蜂也是挺香的。
这时候这一大群人才想到，虽然整个场面浩浩荡荡成果却非常有限。与抓田鼠不同，我们小孩在这种场合通常也能分到一两颗香甜的蜂蛹来吃，我经常想如果烤一下会更好吃，但总是一口就吃掉了。
烧黄蜂大体上只是图个热闹，寻求刺激，被蜂蜇的情况还是会偶尔发生。有个大胆的设想是爬到蜂窝旁拿一个麻袋将它整个笼下来，但从来无人敢于一试。蜂窝一般都在高高的树梢上，并且总有几只哨蜂在外面飞来飞去，到那里搞偷袭根本不可能指望全身而退。
如果在山上看到黄蜂在一片密密匝匝的灌木丛中飞进飞出，里面通常就隐藏着一个蜂窝，许多人会经不住诱惑去烧它们。我们在山上采野果时就经常看到有人红肿着双眼爬下山来，不用想也能知道就是这种悲惨的例子了。成功者肯定也不在少数否则人们不会乐此不疲，但那是不会让你看见的。
据说有一种地蜂毒性特别强，曾经有人被蜇得全身发冷而死。另一方面这种地蜂似乎又非常好对付，从地上的出口往下灌水就可以将它们全部淹死。但是因为有那个恐怖的传说在先大人们都告诫我们不要去惹它们。这种地蜂我始终没有见过，甚至有点怀疑它们是瞎编出来吓人的。
通常所见的地蜂都是单只的，有时也在墙上筑它们的泥房，爬进爬出的不知忙些什么。有段时间我对这种地蜂充满敬畏，后来发现它们根本就不蜇人，你毁了它们的泥房也不碍事。

每年秋收后田里都会种上一些菜籽和红花草，到了春天菜籽和红花草同时开出鲜艳的红花，这时我们就经常跑到田里捉野蜂来玩。在它们专注地趴在花蕊上吮蜜的时候用拇指和食指飞快地捏住它们的双翅，它们的尾部就会拼命向上拱尾针伸得老长想蜇到你，头也对称地往上翘着，样子非常滑稽。如果你只捏住了一只翅膀的话就要飞快地扔掉否则它一侧身就会蜇到你，但野蜂蜇人不象黄蜂那么痛所以我们也就不怎么怕它。
有一年春天来了几个养蜂人，红花草上和菜籽花上都飞满了蜜蜂，我们就整天在田间捉蜜蜂。
蜜蜂比灰暗的野蜂好看多了，我们先把它们捉进火柴盒里。但火柴盒养起来很不方便，因为看不见它们在干什么，就有人开始用泥巴捏蜂房，蜂房的顶面敞开着，加上一排细木棍作天窗，前面开一小门，用木片来做闸。被关在里面的蜜蜂拼命扑到天窗上想飞出来，我们就拿花粉洒下去喂它们，但它们对花粉一点都不感兴趣反而更激烈地扑打着把自己弄得粉头粉脸的。
就有人想到去养蜂佬的帐篷里偷蜂蜜来喂它们，但最终谁也没敢去。前两天刚有个小孩因为伸手到蜂箱里偷蜂蜜被蜂群蜇得满头满脸都肥肿起来。我们一星期后见到他时他脸上的红肿已经消退，留着青青黄黄的草药印迹，眼睛仍然肿得只剩一条缝，样子非常可怕。
蜜蜂蜇人后自己也死了，因为它的针留在你的肉里，你一扯它的身体就跟针脱离了，顺便还拉出一点白白的什么来，我们都舔过针尾上那一点白白的东西，是甜的。失去尾针的蜜蜂就相当于开膛破肚，好半天还在那里爬来爬去，慢慢地就死了。
那段时间我们一直忙着捉蜜蜂，捉了关关了放乐此不疲。差不多每天都要做一个新蜂房，每个人都玩出了自己的花样，蜂房就开始五花八门起来，一长溜的摆在晒谷坪上晒干，俨然一个微型的养蜂场。
我后来就想这种泥巴蜂房是不是那个带头做的小孩发明的，因为以前没有养蜂人来过，当时是不会想到这个问题的，好象总有某个小孩会这会那你跟着做就是了。
养蜂人的帐篷是不能接近的，我们就远远地站着看他戴着面罩和手套打开一个个蜂箱割下令人垂涎的蜂蜜。过段时间他就得忙着增加蜂箱给蜜蜂分家了，新的蜂王有时会带着一大群工蜂飞得远远的，养蜂人就耐心地跟着蜂群跑，我们当然也不会放过这场热闹，就也跟着跑。蜂王最终会落到某棵树上，工蜂密密麻麻地落在它身边，落了一层又一层，远远看去就象一个马蜂窝，养蜂人就小心翼翼地把这一团蜜蜂笼回去。

9茶树，桑树

红花草的花是粉红的，草却是绿油油的，放眼望去田野里红红绿绿的一大片。它是用来做肥的，矮矮的一层，踩上去很柔软，我们就整天在上面疯跑，分边摔胶打仗，一天下来一身的衣服都是绿印子，很有点酷酷的军装味道，那时还不知道有迷彩服，否则真以为自己是特种兵了。好在小孩的衣服谁也不去注意，反正总少不了泥巴鼻涕，兼之上面补丁补丁的，多是敛些兄长的旧衣服穿。那样的衣服今天的洗衣机是不可能洗得干净的，放多少汰渍都没用，全赖老娘在河堤上拿棒棰狠命地捶。真是幸福的一代人！
好景不长，大人们开始放水犁地，把红花草全都翻到泥土下面去了。接下来的大半年这一大片田野都不属于我们。
菜籽花是真正的鲜红，茎杆长而硬，和我们差不多高。大人们把它们割下来铺在晒谷坪上晒干，然后把菜籽打下来榨油，每家都会分得几斤菜籽油，并不十分好吃，是最纯正最没油的一种植物油，想必会为今日减肥人士所喜。
家里长年吃的除了菜籽油就是茶油和花生油，有一年还有芝麻油。摘茶子的时候我们也跑去帮忙，茶子圆鼓鼓的硬得象石头，我们是不敢拿它来打仗的，但免不了就在茶树间钻进钻出地互相追逐，经常就有人踩在茶子上摔一跤，让那些大人看得非常开心。茶子要铺在晒谷坪上晒到爆裂才能将里面的籽抠出来榨油，那年代的每滴油都象是抠出来的。
拔花生和剥芝麻的时候我们少不了也在场，往往吃的还要多一些。花生藤在晒谷坪周围堆积如山的时候我们就整天在上面打闹，好处是摔着不疼，但有时会被藤山倒下来埋在下面扒拉半天才爬出来，满头满脸都是碎泥和花生叶子。
花生摘下来铺到晒谷坪上就不准偷吃了，派个老头看着，常趁他不注意飞快地抓上一把跑入藤山中。花生晒干入仓后一群小孩还在藤上找些没摘干净的半大花生来吃。小学有篇课文讲花生一身都是宝，其实一种植物的用途全赖你是否肯挖掘，就连最不起眼的茶子也是，比如茶麸水就是那时主要的洗发水，茶子壳又是一种什么药，那年代真的恨不得地里长出来的每样东西都派上几十种用途。

茶树开花时节山上白花花的一片，我们上山时总要摘些花苞来吃，有一股嫩嫩的清香，没什么味道，吃几瓣就厌了。
莲蓬是最好吃的，但生产队的荷塘不大，莲蓬没长大就被摘光了。多年以后我在城里见到有人卖莲蓬，一块钱一个，也算一件非常稀罕的事，还有人把莲子穿上线当坠子卖，莲子的香气是吃出来的，作为坠子就比不上茉莉花和夜来香。
接下来的日子山上的野果就一拨接一拨地出来了，各家门前屋后的果子也是一样接着一样，大部分果子青青涩涩的就被摘光了，大人小孩都一样馋。
家种的果子基本上都是大孩子们放学回来顺便偷的，没有他们带着我们是没这个胆的。学校开学以后，剩下的小孩就显得稀稀拉拉的，变成三三两两的分散小群。
没有大孩子带着好象做什么事也不那么起劲了，所以并不经常上山找野果，基本上也就每种尝个鲜。只有一种果子我们是百吃不厌的，那就是桑果。

多年以后想起来很可笑，生产队好象什么都种，除了小麦之外，水稻高梁玉米大豆小米芝麻花生甘蔗一应俱全。每家种的果树也各各不同，使你一想起某种果子来总能联想起这一家人，好象这种果天生就归这家人种一样。
多年以后分田下户又出现了趋同现象，一大片旱地如果只有一家种花生势必会被路人你一把我一把拔光，种田也一样，谁家种得太早或太晚必然会引得虫子都飞到他那里去。
而在生产队时期，种什么果这一难得的家庭自主权就成了潜意识的门牌，其伦理意义要大于经济意义，你不种一种特别的果来给众人分享就好象这个家庭淹没无闻没有社会地位一样。
生产队追求品种齐全也是那年代的风气，对于决策者而言多一个品种就好象多了一种事务一种权力一样，使他们的计划永远排得满满的永远在发号施令感觉上非常的忙碌。这里面当然也不乏小而全的小农思想，如果邻村有一个什么品种而自己没有就仿佛给人比了下去一样。
这种多样性无疑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但对撑着它的大人而言却无异于在浪费生命，就象那些走江湖的以全部生命力撑着一件好玩的事情一样。多年以后这些东西一一简化，其所包含的信息量大减，就象从精雕细琢的手工产品变成了批量生产，对生产者而言这无疑是个解脱，作为使用者也就不再指望能享受到那么滋味丰富的原生态产品了。

这样一来这条村就有了一块桑树地，虽然家里从没分得什么丝织品，那块地就好象专为供应桑果一样，每年全村的小孩都可以到那里狠狠地吃上几天。
现在已经吃不到桑果了，种桑养蚕的每年都要在春夏两季将桑树贴根砍断两次以便长出蚕们喜欢吃的嫩叶来，于是桑树再也老不到可以长桑果的程度。

10放映队

放映队的到来是全村真正的节日。如果我们在村口见到几个穿白衬衫的人骑着单车过来车后面还绑着那种方盒子的话，第一反应就是跑回家搬凳子。
时间早着呢，板凳在晒谷坪上搬来搬去也还是那么十几张，我们抢了一下也就不抢了，通常最前排的位置总是我们的。
然后就坐在板凳上看放映队挂幕布，仿佛电影已经开映的样子。有时放映队的人捉弄我们，说这里挂着不好啊要换到另一个地方去，还装着要拔杆而起的样子。于是我们又搬着板凳到那里抢位置。他们就站在原地笑着轻轻松松地把幕布挂了上去，我们就又搬回来，就有人说这个位置本来是我的闹了好一会才平定。
那些小青年冷眼看着我们闹，他们站在那里看放映队的人搭放映架子，就有人卷了旱烟递上去，放映队的人就接过去夹在耳朵上继续忙他们的。
村支书也在场，因此我们不怎么敢靠近放映机和那些方盒子，然后支书把放映队的人接回去招待，指派一两个小青年看守那个架子不让我们动，放映队的人仍然提着他们的铁盒子和放映机，仿佛那是身份的标志。
晒谷坪上板凳慢慢多起来，小青年们首先抢占了放映架子周围的位置，这样就能就近看到放映过程，然后是放学归来的大孩子把板凳一张张搬出来，然后是一些收工回来的妇女。经常见到某个女人跑到河边喝斥还在玩水的小孩说怎么还不去占位子啊。大男人又是另一副架子，他们往往要到放映时才慢吞吞赶来，站着在外围看着，抽着烟，聊点话。向后看去就见一排的火点。
放映架那个地方总象是很神秘，四周黑漆漆的，唯见一条光柱从那里鳞鳞地发出来，不时有人站在板凳上逆着光柱向后看，一个人头就落在幕布上，后面的人就大声喝骂。我有一次就近看他们换片子，好象也不是很明白。
有时也跑到幕布后面看反过来的图像。放的一般是打仗片，不打的时候我们就很不耐烦。平时少有晚上出来的机会，中场休息时就有许多人跑到附近的菜地里摘豆角吃，免不了还要拔起豆架当枪打一场夜仗，打着打着就把电影给忘了。
放映完往往还会宣布一些消息，有时是放影队的人宣布有时是村支书宣布，因为全村人都聚在一起的机会并不多，即使是大人平时也是分成十几个组出工。
有一次宣布完消息后还要挨个到一张桌子前刺耳朵，桌上放着两盏马灯，一个模糊的人影坐在桌子后面问是哪一家的老几，当时并不知道是在验血，只是纳闷原来放映队也会带来一些不好的事情。

对看电影的最早记忆是一大群人挨挨挤挤地过村里的那座石板桥，一些人提着马灯，灯光照在河面上，我就趴在父亲背上看河里一排人头的倒影。那必定是电影散场后回家的情景，似乎也是童年的最早记忆。

八声甘州

尼采语录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年10月15日－1900年8月25日），德国哲学家、思想家。

上帝死了！上帝已经死了！而正是我们谋杀了他！我们怎么才能安慰自己，这凶手中的凶手？

灵魂的下水道-为了洗涤人类那肮脏的灵魂，一定要有下水道才可以。具有这种下水道功能的，对于那些高傲的伪君子而言，就是上帝了。（《人性，太人性的》-下-2-46）

在所有的禁欲道德里，人把自己的一部分视为神，加以崇拜，因此被迫把其他部分加以恶魔化。

宗教上最深的误解——认为坏人没有宗教。
基督教的“教”字只是一个误解，实际上只有一个基督徒，而他已在十字架上死去了。（《反基督》39 ）

激励
凡具有生命者，都不断的在超越自己。而人类，你们又做了什么？（《查拉图斯拉如是说》）

人类伟大之处在于它是桥，而非目的。人值得被爱——在于他是过渡，是没落。（《查拉图斯拉如是说》-序言-4）

诚然，人是条污秽的川流。要容纳一条污秽的川流而不被污染，除非你是大海。听哪！我教你们以超人，他就是这大海，在他里面你的大轻蔑将被融入。（《查拉图斯拉如是说》-序言-3）

 
啊!伟大的星球，假如没有你所照耀的人们，你的快乐何在？（《查拉图斯拉如是说》-序言-1）

如果你想走到高处，就要使用自己的两条腿！不要让别人把你抬到高处；不要坐在别人的背上和头上。（《查拉图斯拉如是说》-第四部-论更高的人-10）

聪明的人只要能掌握自己，便什么也不会失去。

人是一根系在动物和超人之间的绳子。也就是深渊上方的绳索。走过去危险，停在中途也危险，颤抖也危险，停住也危险。（《查拉图斯拉如是说》-序言-4）

与魔鬼战斗的人，应当小心自己不要成为魔鬼。当你远远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你。

那不能杀死我的,使我更坚强。

自由的保证是什么?是对自己不再感到羞耻。（《快乐的科学》-275）

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

出生自今，你爱过什么吗?是什么提升你的灵魂?是什支配你的灵魂，同时又令你喜悦?(教育家叔本华)

价值重估

接受一种信仰，仅仅因为它是习俗。这无非意味著:不诚实、胆小、懒惰！那麽不诚实、胆小、懒惰是伦理的前提吗？

 
想在善和恶中作造物主的人，必须首先是个破坏者，并砸烂一切价值。也就是说，最大的恶属于最高的善。不过，后者是创造性的善。

上等人有必要向群众宣战。

人们必须在心中怀着混乱，为了能够创造一个舞动的新星。（《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6）

别理会！让他们去唏嘘！夺取吧！我请你只管夺取！

创造了这个有价值的世界的是我们！

找寻自己

你们尊敬我，但要是有天你们的尊敬倾倒了那又怎要？不要让一座雕像砸了你。
你说，你相信查拉图斯特拉？但查拉图斯特拉又怎样？你们是我的信仰者-但所有的信仰者又怎样？你还没有找寻你自己：你只找到我。所有的信仰者都是这样，如是所有的信仰成就渺小。

现在，我命令你否弃我，并发掘自己。唯有当你们否决我的一切，我才会回到你们之中。（《查拉图斯拉如是说》-第一部-论赠与的美德-3）

世界弥漫著焦躁不安的气息，因为每一个人都急于从自己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不合时宜的考察》-3-5)

你的良知在说什么？——你要成为你自己。（《快乐的科学》-20）

痛苦

愚昧无知是一切痛苦之源。(8月23日名言)

痛苦的人没有悲观的权利。

谁终将声震人间，必长久深自缄默；谁终将点燃闪电，必长久如云漂泊。

 
只有经历过地狱磨难的人，才有建造天堂的力量。

 
最大的痛苦乃精神的最后解放者，由于这个痛苦，我们才得以了解事物最后且最深的真理。（《快乐的知识》-序-2）

一个伟大的人往往受到排挤、压抑、甚至被人斥为哗众取宠而陷于孤独中。（遗稿）

在极端痛苦中，一个灵魂为了承受这份痛苦，将会发出崭新的生命光辉。就是这股潜力在新生命力的飞发挥，使人们远离在极端痛苦时燃起的自杀念头，让他得以继续活下去。他的心境将别于健康的人，他鄙视世人所认同的价值观，从而发挥昔日所未曾有过的最高贵的爱与情操，这种心境是曾体验过地狱烈火般痛苦的人所独有的。（《曙光》-114）

爱命运

我认为人类所有具有的伟大天性，是对命运的热爱。无论未来 过去或永远，都不应该奢望改变任何事物。他不但必须忍受一切事物的必然性，并且没有理由隐瞒它-你必须爱这项真理……（《瞧！这个人》-我为何如此聪明-10）

今天，我执笔的这一瞬间，我展望自己的未来-就像平静的海面，人有任何希求能骚扰那完全的宁静。我一点都不期望任何东西或不同于它现在的情况，也不希望自己有所改变。（《瞧！这个人》）

我向后回顾，再向前瞻望，我从未在刹那间看到这么多美好的东西。今天我埋葬了我的四十四个岁月，并非没有意义;我有权利来埋葬它-凡有生命的事都保留下来，永垂不朽。（《瞧！这个人》）

美

只有作为审美现象，存在与世界才可以得到辩护。

爱

人类的生命，不能以时间长短来衡量，心中充满爱时，刹那即为永恒！（遗稿）
人类唯有生长在爱中，才得以创造出新的事物。

出于爱所做的事情,总是发生在善恶的彼岸。

最危险的健忘-刚开始他们忘记去爱别人，最后在他身上再也找不到值得去爱的地方了。（《曙光》-401）

只爱一个人是一种野蛮的行为，因为其他人就因此而牺牲了。对上帝的爱也是这样。（《善恶的彼岸》-67）

真理

没有真理，只有解释。

在认识一切事物之后，人才能认识自己，因为事物仅仅是人的界限。
坚信比谎言更是真理的敌人。

心理
常常谈论自己的人，往往只是为了隐藏自己。（《善恶的彼岸》-169）
当心！他一沉思，就立即准备好了一个谎言。
完全不谈自己是一种甚为高贵的虚伪。(《人性，太人性的》)
疯狂对于个体，只是相对罕见的事情——而团体、政党、民族、时代的疯狂，那就是规则。(5月16日名言)
如果人们将极端行为归咎于虚荣，将中庸行为归咎于习惯，将小题大作的归咎于恐惧，那是很少会有错的。

自述
我已经写够了这个世界，现在让这个世界来写我吧！
我不普通人，我是炸弹！（《瞧！这个人》-为何我是命运-1）
假使有神，我怎能忍受我不是那神，所以没有神！
我的时代还没有到来。有的人死后方生。
自从厌倦于追寻，我已学会一觅即中；自从一股逆风袭来，我已能抗御八面来风，驾舟而行。
伟人对我毫无意义，我只欣赏自己理想中的明星。(《善恶的彼岸》)

其他
最轻蔑人类的人，即是人类的最大恩人。（遗稿）
最好的作者，是那羞于成为作家的人。(《人性，太人性的》)
敏锐而明快的作家的不幸是，人们以为他肤浅，因此不在他们身上下苦功；晦涩的作家的幸运是，读者费力地读他们，并把自己勤奋的快乐也归功于他们。(《人性，太人性的》)
多数思想家都写作的很差。因为他们不但向我们传达他们的思想，而且还传达思想的思想。

你们所能体验到的最伟大的事情是什么？那便是非凡的轻蔑。是时，你们甚至会对自己的幸福感到厌恶，而理智与道德亦然。
所谓高贵的灵魂，即对自己怀有敬畏之心。（《善恶的彼岸》-287）
这个时代的特性是——分裂——这个时代再也没有真实感了。人们再也无法找到自信以立足于这个世界。每个人都活在明天里，然而这些人再也没有明天。（《权力意志》-57）

无选择的求知冲动，犹如无选择的性冲动一样——都是一种下贱的本能！（初期遗稿）
对于那些无法对自己诚实的“伟人”，我一点都无法承认他们的伟大，自欺的人，令我感到作呕，无论他们曾做了何种伟大的事业，我给他们的评价还是零分。（遗稿）

评语
“尼采对他自己比任何活过的人或可能活过的人有更多的自我认识。”——佛洛伊德

“尼采刺穿了人类知识的基础，并像前无古人似的那样质疑它们。没有什么人在其思想的正确性、深度、及彻底性方面能比的上他……。费尔巴哈不能、马克斯不能、甚至连佛洛伊德也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