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爱国在接受采访时说，湘潭大桥收费一直是媒体、市民非常关注的问题。撤除收费站，对于湘潭来说，朝着这个问题，是在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湘潭的城市建设一个重大的战略支持。余爱国表示，当时，在历史背景条件下，是完全符合的。“现在看起来，在优化经济发展环境方面，存在一些障碍。因此，湘潭市委、市政府多年来，就此问题在进行专题的研究，到底怎么解决它。”余爱国说：“现在条件应该比较成熟了。长株潭城市群的建设，要优化经济发展环境，所以这个收费站的撤销问题，就势在必行。因此，市里成立了专门的领导班子，在研究。” 余爱国告诉在场的新闻媒体，湘潭计划在2009年的元月份对一、二、三桥收费站进行撤除，要按照长沙、株洲的模式来重新构建。 (http://www.xtol.cn/html/75674.shtml)

法官和律师都是法律人，本应敬畏法律，法律犹如达摩克利斯剑时刻悬挂在每一位法官和律师的头上，警示我们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从事法律活动，不要越雷池一步，否则这把剑随时都可能落在你我的头上。但现实却远不是我们想象得这么纯洁，前“腐”后继的事情仍然在不断上演，而且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某个法院一出事就基本上都是牵涉到一大批法官，2006年深圳中院就有多名法官因涉嫌巨额受贿相继被中纪委、最高检“双规”或逮捕，其中包括1名副院长、3名庭长、1名已退休老法官，20多名法官、8名律师被调查，另有几名律师“出国”，其中已经有3名法官被判刑。前段时间中央电视台《经济与法》频道报道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的交通局局长在任职期间受贿了2000多万元，电视台的记者折算了一下，他每天有1万多元进账！

有人说，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既然湿了鞋，干脆洗个澡。但我想说的是，湿了鞋就不能换双干净的鞋吗？俗话是，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啊。记得去年湘潭举行首届律师论坛的时候，就有年轻律师呼吁广大律师不要请法官吃饭，大家公平竞争，当时在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是啊，年轻律师都不容易，案源不足是困扰他们成长的最大瓶颈，好不容易弄个案子，搞关系又搞老律师不赢，心里不着急才怪呢。再说现在律师的社会地位太低了，什么人都可以为难你，事情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办成的，06年我去湖北十堰办案，一个民事案子，法官居然连案卷都不给看！调查取证的时候公务员都可以不配合你，上个月去长沙地税局取证，办公室的一个张姓副主任居然说律师没有权利来取证！我骂娘的心都有，但最终还是忍了。通过这么些年的执业，我觉得现在的公务员有一大部分都没有服务意识，他们不认为自己是人民的公仆，理当为人民服务，而是认为自己是人民的“父母”官，既然是“父母”官，那我们这些“孩子”当然就要听“父母”的啊，怎么能要求“父母”干这干那呢？！

昨天和一个顾问单位的企管干部聊天的时候，他问我，中国能否真正实现法治社会？我说我这一辈子可能看不到了，但我会努力尽自己的微薄之力推进国家的法治进程。他说我太悲观了，应该看到希望。我说希望是有的，但要实现真正的法治社会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现在我们国家还是人治大于法治，司法也还没有独立，你法院能不听政府的吗？能不听政法委的吗？我前不久办理的一个妨害公务案件，警察出警连制服都不穿，你说这个社会是法治社会吗？正因为现在还不是法治社会，所以国家倡导依法治国，正如我们国家男女不平等一样，所以才提倡男女平等。

我以为，如果你选择当法官，就要甘于清贫，两袖清风，律师也是同理，该挣的钱一定要挣，不该挣的钱坚决不挣，切不可为了金钱而去勾兑法官，既玷污了法律，也可能会葬送前程，害人又害己。而要真正实现法治社会，还是那句老话，只要人人都敬畏法律，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从事社会活动，政府真正树立服务意识，树立公仆意识，而不是父母官意识，那么法治社会就真的不远了。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工商总局关于

停止征收个体工商户管理费和集贸市场管理费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综[2008] 6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

为减轻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负担,促进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加强和改进工商行政管理,经国务院批准,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自2008年9月1日起在全国统一停止征收个体工商户管理费和集贸市场管理费。

二、停止征收个体工商户管理费和集贸市场管理费所造成的减收,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统筹解决, 中央财政给予适当的财力性转移支付补助,具体补助办法由财政部另行制定。

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要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工商行政管理和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经费保障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02]55号)的规定,妥善安排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预算,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正常履行市场监管职能提供财力保障,不能因停止征收个体工商户管理费和集贸市场管理费而影响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经费保障水平。

四、各级财政部门、价格主管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责,认真贯彻落实本通知的各项规定,加强对停止征收个体工商户管理费和集贸市场管理费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对不按规定停止征收个体工商户管理费和集贸市场管理费或变相继续收费的,要按规定给予处罚,并追究有关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行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二00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关于认真做好停止征收“两费”工作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国务院领导批示要求，严格执行经国务院批准由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工商总局联合制定下发的《关于停止征收个体工商户管理费和集贸市场管理费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综〔2008〕61号，以下简称《通知》）的各项规定，切实做好全国工商行政管理系统停止征收个体工商户管理费和集贸市场管理费（以下简称“两费”）的各项工作，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工商行政管理，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提高思想认识，高度重视停止征收“两费”工作。停止征收“两费”，既有利于减轻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的负担，促进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又有利于加强和改进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强化市场监管执法，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和广大工商干部要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停止征收“两费”的重要性，始终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和指导此项工作，进一步把思想认识统一到经国务院批准由三部门联合下发的《通知》要求上来，高度重视停止征收“两费”工作，全面贯彻落实好《通知》的各项规定，尽职尽责把全国工商行政管理系统停止征收“两费”的工作抓紧、抓好。

二、严格执行文件规定，坚决停止征收“两费”。2008年8月21日，三部门联合下发了《通知》，8月26日，又联合召开了“全国停止征收个体工商户管理费和集贸市场管理费电视电话会议”，王东峰副局长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对停止征收“两费”工作作出了具体部署。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坚决贯彻执行《通知》和电视电话会议精神，自2008年9月1日开始，一律停止征收“两费”。同时，对超过规定时限已经提前征收的“两费”，要积极向财政部门反映情况，认真负责地协调退库事宜，坚决把多收的款项退还。

三、严肃工作纪律，严禁以任何名目变相收费。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树立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责任意识，加大宣传力度，通过新闻媒体、网络、公示栏等多种方式，及时将停止征收“两费”的规定向社会进行通告，严禁全国工商行政管理系统的任何单位、任何个人以任何名目和理由继续收取或变相收取“两费”，严禁借企业年检和个体工商户验照之机搭车违反规定收取其它费用。同时要健全监督机制，设立举报电话、投诉箱等，自觉接受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的监督，坚决查处违反规定继续收费或变相收费的行为。

四、认真做好收费票据缴销工作，强化预算和财务管理。各省级工商行政管理局要组织力量，层层落实责任，对“两费”收费结存票据及时进行清理、登记和收缴，逐级全部上缴省级工商行政管理局，由省级工商行政管理局会同财政部门进行统一核销。

各省级工商行政管理局要在当地政府的领导和财政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强化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预算管理，切实把各项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严格按照预算执行，保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现有经费支出水平，切实使用好中央财政的财力性转移支付资金，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履行法定职责和发挥职能作用提供可靠的经费保障，特别要切实落实好基层工商部门的经费保障问题，确保基层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作需要。同时，要进一步加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财务管理，坚持厉行节约的原则，努力降低行政运行成本，调整优化支出结构，严格财审纪律，充分发挥各项资金的最大效用。

五、进一步转变职能，依法规范市场秩序，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以停止征收“两费”为契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转变职能，努力做到“四个统一”，积极推进“四化”建设，在提高执法效能、服务质量和规范管理上下功夫，不断完善和创新市场监管制度、方式和手段，特别要完善和创新基层工商所监管执法制度和方式，努力构建市场监管执法长效机制，切实做到建设高素质的队伍，运用高科技的手段，实现高效能的监管，达到高质量的服务，树立服务企业、服务市场、依法管理的良好形象，开创各项工作的新局面，为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六、加强组织领导，严格责任制度，切实抓好检查落实。

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在当地政府领导下，切实加强停止征收“两费”工作的组织领导，主要领导亲自抓，主管领导具体抓，相关职能部门分工协作全力抓。要抓紧制定工作方案和工作措施，层层分解任务和责任，把停止征收“两费”的各项工作抓紧、抓好。

要严格责任制度。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建立健全停止征收“两费”的责任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严格工作纪律，严肃责任追究。对继续征收或变相征收“两费”的，要按照国家规定给予处理，并追究有关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纪检监察部门要充分发挥监督作用，为做好停止征收“两费”工作提供纪律保障。

要狠抓检查落实。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认真抓好停止征收“两费”工作的检查落实，建立健全抓检查和落实的工作机制，采取专项检查、明察暗访等方式，确保2008年9月1日停止征收“两费”工作落实到位。

各省区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要将贯彻落实情况于今年9月底前书面报送国家工商总局办公厅。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二〇〇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近日办理一起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纠纷案件，在庭上原被告双方就县（区）级保险公司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发生争议，笔者认为，县（区）级保险公司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理由如下：

    1、保险合同的签订主体是县级保险公司，根据《合同法》规定的合同相对性原则，如果起诉时列市一级的保险公司为被告显然没有法律依据。

    2、根据《民事诉讼法》第49条的规定，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有三类，一是公民（即自然人）、二是法人、三是其他组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0条对《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其他组织”进行了进一步详细的界定，即“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其他组织是指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但又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包括：

  （1）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私营独资企业、合伙组织；
　（2）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合伙型联营企业；
　（3）依法登记领取我国营业执照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
　（4）经民政部门核准登记领取社会团体登记证的社会团体；
　（5）法人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
　（6）中国人民银行、各专业银行设在各地的分支机构；
　（7）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设在各地的分支机构；
　（8）经核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乡镇、街道、村办企业；
　（9）符合本条规定条件的其他组织。”

   由此可见，只要是依法设立并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领取了营业执照的县级保险公司均属于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的“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参加诉讼。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1992年颁布的，当时我国的保险公司只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一家，而现在保险公司的主体已经不止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一家了，但不能因此就否认保险公司分支机构的诉讼主体资格，否则有悖上述司法解释的原意和精神。

    3、在具体执行时，实践操作中一般都是由市一级保险公司履行县（区）级保险公司之义务，这也是有法律依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72条规定：“其他组织在执行中不能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执行对该其他组织依法承担义务的法人或者公民个人的财产”。

    最后，现行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的滞后导致在司法实践中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度扩大，同类案件出现不一样的结果，严重影响法律的严肃性，在此呼吁立法机关明确保险公司分支机构的诉讼主体资格，统一司法尺度，为司法实践提供法律依据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8条第2款规定：“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最高人民法院黄松有副院长对此的解释是：“关于将来丧失劳动能力需要依靠受害人抚养的人是否列入被抚养人范围的问题，因这种确定被抚养人范围的原则和方法不符合损害赔偿法原理。根据有关法律和损害赔偿法原理，只有受害人在遭受人身损害时依法应承担抚养义务的人，才可以被列入被抚养人范围，至于后来才需要受害人抚养的人，不在此限。”（见黄松有主编的《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第350页）但也有人对此持不同意见，“强调实际抚养，实质就是只承认现实的抚养请求权，而不承认未来的抚养请求权。从发展的观点看，这一立场值得探讨。本条规定未作‘实际抚养’的限制，也未明确是否支持未来的抚养请求权，以为判例、学说留下将来的发展空间。”

    笔者认为，如果不允许将来丧失劳动能力的被抚养人向加害人主张被抚养人生活费有悖公平与正义，且没有法律依据，也不符合法学原理。损害赔偿的目的，在于使受害人回复到被损害前的状态，被抚养人在未丧失劳动能力时向加害人主张抚养费的权利，实际上是在主张期待抚养权，这种权利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试想一下，如果不发生受害人死亡事故，被抚养人将来丧失劳动能力后，其当然享有被抚养的权利。但因为加害人的行为终结了受害人的生命，导致被抚养人在将来丧失劳动能力后无法受到抚养人（受害人）的抚养，加害人当然要承担被抚养人的生活费，方能使被抚养人老有所养。

（本文系本人大学同窗、长沙余仁财律师之大作，在经过其同意后转载于此，原文地址：http://www.bokee.net/bloggermodule/blog_viewblog.do?id=2002356）

    我的一位做律师的同学今天告诉我“我的一篇博文被人家剽窃了！”当时，我也只能遗憾的告诉他，我也有你同样的遭遇。于是，今天我再次搜了下我的那几篇小文章，看看到底是哪些有眼光的看的起我它。结果让我忧喜参半，忧的是居然这么多拿自己不当外人的，一字不漏原封不动的用我的作品，但就是不说是用了你的东西；喜的是自己的观点能被这么多人认可，虽然是不正当形式的认可，少许有点点欣慰。

    在使用我文章的形式当中，有根本就不提是从哪里来的，谁写，有的则用狡猾的让人足以误解为是其原创的方式对作者和出处进行模糊处理。所以，我今天打了两个对中国法治很有意义的电话，是打给两个用了我的文章却没有注明作者和出处的网站。电话的意思很简单：立即撤下该文章。所幸的是，至少在电话里面对方已经同意马上撤下，其中一个稍有礼节的还说了声“不好意思”。这多少是一点点安慰。

   我就在想，这个事情确实值得思考。同样是律师，同样是从事法律工作，我不认为他们会不知道这样一种方式使用本属于他人的东西，而极力其他人都认为他是在使用自己的东西的这种行为是不对的，是违法的，是对他人劳动成果的不尊重的。那么，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呢，我希望把这样一种违法的事情放到文化这一大的背景下来思考。

    一方面，社会缺乏诚信基础。不是我的就不是我的，是我的就是我的，我是用了别人就大胆的承认是在使用别人的东西。然而现在事实却是，就算拿了人家的东西（当然这里的东西是非法使用者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也要想点办法让其他任何第三人觉得他没有使用别人的东西。

    另一方面，在道德层面来说，将他人的东西（今天我喜欢用东西这个词来代表我所要指的作品或其他劳动成果）明目张胆的据为己有，这是对他人的一种极大的不尊重，是一种贪婪的表现。我想讲一句我才想到的名言（不是名人的言词，但不排除将来成为名言的可能性）：“违法是一种最不道德”。再一方面，从人类历史的发展阶段来看，当今，有非法无偿的占有他人东西的思想的人是普遍存在的，我并不是危言耸听。这一群体不劳而获或者说是他们把窃取其他人的劳动成果看做是自己的劳动。那么，这样的一个群体是处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什么阶段呢？如果这个群体是大多数的话，那这个大多数所代表的一定区域范围内的整体又是处于社会发展的什么阶段呢？我想这不是几个政客嘴巴里的几个冠冕堂皇的名词所能掩盖的吧。

    以上几点如果让我归纳的话，我会把它称之为堕落文化。在堕落的文化土壤里播种法治或法制是艰难的。 “徒法不足以行”，法治不是几个红头文件就可以了事的。而今天想来，“法治理念”的确是一个很好的玩意，法治要成为一种习惯，一种自然而然的氛围。作为法律职业者，尤其应该懂得这一点。

笔者今年代理了一个追索供养直系亲属救济费的案子，经过本人的努力，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某集团公司支付原告供养亲属救济费3万余元，很好地维护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现双方均未上诉，该案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附：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湖南省财政厅、湖南省总工会《关于调整企业职工因病或非因工死亡后有关待遇的通知》

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湖南省财政厅、湖南省总工会

《关于调整企业职工因病或非因工死亡后有关待遇的通知》

湘劳社政字[2004]34号

各市、州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总工会：

    随着企业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企业职工因病或非因工死亡后的丧葬补助费和遗属生活救济费普遍反映偏低，要求作适当调整。经研究，决定对企业职工因病或非因工死亡后的有关待遇予以调墼，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死亡待遇：企业职工(含退休人员)因病或非因工死亡后，按下列标准发给丧葬补助费和供养直系亲属救济费。

    1、丧葬补助费：企业职工因病或非因工死亡后，由死者所在单位发给当地上年度职工社会平均工资四个月的丧葬补助费。在火葬区不实行火葬的，不得享受丧葬补助费。

    2、供养．直系亲属救济费：企业职工因病或非因工死亡后，根据死者生前供养直系亲属人数，-一次性付给供养直系亲属救济费24-32个月。其中：供养直系亲属一入者，为死者当地上年度职工社会平均工资的24个月；二人者，为死者当地土年度职工社会平均工资的28个月；三人及三人以上者，为死者当地上年度职工社会平均工资的32个月。

    二．、供养直系亲属的范围和条件：企业职工因病或非因工死亡后，其享受一次性救济费供养直系亲属的范围和条件，按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3年9月23日第18号令第二条、第三条的规定执行(文件附后)。

    三、经费渠道：在国家没有统一规定之前，上述费用所需资金暂按下列办法处理。

    l、在职职工因病或非因工死亡后的丧葬补助费和一次性救济费，由其所在单位按原资金渠道列支；，

    2、退休人员因病或非因工死亡后的丧葬补助费，凡参加了养老保险社会统筹的，从统筹基金中列支，未参加养老保险社会统筹的仍接原资金渠道列支。一次性供养直系亲属救济费仍按原支出渠道列支。   

    四、当地上年度职工社会平均工资以当地统计部门公布的数字为准。

五、本通知自下发之月起执行。

二00四年七月八日

其实，婚姻就是一个两厢情愿的事情，真没有感情了，分手又何妨呢？强扭的瓜不甜啊。再说法院都判了，还去伤害他人的身体，自己也要承担刑事责任啊，这有什么必要呢？俗话说，一夜夫妻百日恩啊，能做夫妻是前世修来的缘分，做不了夫妻也可以做朋友啊，况且还有孩子啊，实在是没有任何理由做这种害人不利己的愚蠢的事情。我也办理过不少离婚案子，以前男方都只是在嘴巴上说说，但真正付诸行动伤害曾今与自己同床共枕的另一半的却没有，这是第一起因离婚而伤人的事情，我除了震惊还是震惊。在此奉劝那些准备实施伤害婚姻另一方的当事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也衷心地希望那些已经受到伤害的当事人能走出身体伤害的阴影，重拾生活的信心和勇气。

2008年端午节的前一天，我和几个朋友去株洲购物，在中国城对面横过马路的时候忘记走人行道了，过了马路突然就有几个协管员把我们围起来说要罚款，当我亮明我的律师身份，并要求他们出示执法证件的时候，有一个满身酒气的协管员居然说他头上戴的红帽子就是执法证！真让人哭笑不得。甚至还有一个年轻一点的协管员居然说你律师有什么了不起，老子脱了这身皮（衣服）要弄死你！我说你敢！我们违章固然不对，但你们要罚款就必须依法办事，必须出示你们的执法证件，然后再出示处罚依据，并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如果你们一切都依法办事，我会积极配合你们的工作，否则你也别想从我口袋里拿走一分钱！他们还是扯着我们的衣服不放，死活要罚我们的款，当两个城管队员赶到现场的时候，那个满身酒气的协管员居然还口出狂言：“今天老子就是要罚你的款，罚不到老子宁愿不要这个工作了！”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当大家看到他们这么野蛮“执法”，而且态度这么恶劣，大家都帮着我们说话。后面赶到的城管队员把我叫道一旁，和我解释说，这次是株洲市政府为了申报全国卫生城市，专门发布了一个通告，规定在城区范围禁止随地吐痰，乱扔果皮、纸屑、烟头，乱倒垃圾，乱贴乱画，车辆乱停乱放，行人乱穿马路等行为，并组织城管监督员、交通协管员上路执勤，维护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并给我出示了这个通告（回湘潭后，我在网上找到了这个通告，附录如下：

株洲市人民政府关于禁止乱倒垃圾乱贴乱画乱停乱放乱穿马路等行为的通告

株政告[2008]5号

为了加强城市生活与建筑垃圾管理，改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提升城市品位，根据《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101号）、《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建设部令157号）等规定，市人民政府研究决定：在城区范围禁止随地吐痰，乱扔果皮、纸屑、烟头，乱倒垃圾，乱贴乱画，车辆乱停乱放，行人乱穿马路等行为，并组织城管监督员、交通协管员上路执勤，维护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城区所有单位、门店及个人应当按照规定的时间、地点等要求，将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投放到指定的垃圾容器或者收集场所；随意倾倒、抛撒、堆放城市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的，由市、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对单位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200元以下罚款。

二、“门前三包”落实不到位的，每发现一处垃圾对责任单位或业主处以50元罚款。

三、行人不按规定横穿马路，每人（次）处以20元罚款；车辆在人行道上乱停乱放的，每台（次）处以50元罚款。

 四、对随地吐痰，乱扔果皮、纸屑、烟头，乱贴乱画等行为，按以下标准处罚：

（一）乱扔果皮、纸屑、烟头等脏物的，每次处以10元罚款；

（二）随地吐痰的，每次处以20元罚款；

（三）乱贴乱画的，每处 （次）处以50元罚款。

二00八年五月五日）。

我说株洲市政府的这个通告的法律效力就有问题，没有哪部法律、法规规定协管员可以上路执勤，再者这个文件的形式也不合法，它只是通告，而不是以政府令的形式颁布的，而且株洲市政府的文件无权设定行政处罚。政府的出发点是好的，城市的环境卫生好了，收益的还是老百姓，作为一名普通公民，我们也很愿意支持政府的工作，但好心不能办坏事，依法行政是法治政府的基本要求，市政府以通告的形式组织城管监督员、交通协管员上路执勤本省就是与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再说政府聘用的这些协管员素质真的是太低了，严重影响株洲市的形象，而且同样的违章，他们还看人下菜，不能一视同仁，一碗水端平，老百姓意见很大。在我的努力争取下，城管同志最终没有处罚我们，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笔者认为，株洲市在推出协管员制度时，本身就是一种行政执法权力的滥用和它用，甚至有行政不作为之嫌。让没有执法资格的协管员去直接面对市民的违规行为，就是将自身理应承担的执法风险转嫁到了协管员的身上。讲的不好听一点，就是政府在带头违法！城市市容市貌是需要加强管理，但是一切管理都应该依法进行，否则老百姓就不会买你的帐。笔者认为，违法管理不如不管理，这种违法管理对建设法治政府的破坏性更大！群众的利益不可漠视，你协管可以，请先亮出你的执法证，否则公民的权利，谁也不许践踏！

民事判决书

（2007）潭中民一终字第21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分行。

负责人叶鸣，行长。

委托代理人王湘屏，湖南湘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优，湖南湘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庆红，男，1966年3月8日出生，汉族，湘潭市人，原中国工商银行湘潭市分行牡丹支行市场营销科科长，住湘潭市建设北路108号4栋2单元202号。

委托代理人张铁军，湖南康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分行（以下简称湘潭市工商银行）因与被上诉人申小华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2004）雨民一初字第3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湘潭市工商银行的委托代理人王湘屏、陈优、被上诉人吴庆红及其委托代理人张铁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原告原系被告职工。2003年7月25日，原、被告签订劳动合同，为此双方建立劳动合同关系。原告在被告下属牡丹支行工作并任营销科科长。同年8月，牡丹支行开办贷记卡业务，实行受理、审查审批制度。在贷记卡的营销过程中，因开拓市场成绩突出，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于二00一年七月、二00三年三月授予该行行长为“二00一年度牡丹卡市场开拓先进个人”、“二00二年度牡丹卡最佳市场营销员”。而牡丹支行市场营销科于2002年3月被被告授予经营先进集体。原告在办理银行贷记卡业务过程中发现发卡后有几家企业存在潜在的风险，故向主管行长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主管行长在调查了解后，多次向行领导提出调查报告和处理意见。为此，牡丹支行采取降压透支额度、提起诉讼、报案等方式追索欠款。2003年9月，牡丹支行贷记卡经营业务风险集中释放。同年11月14日被中国工商银行给予贷记卡停牌处理。2004年4月17日-18日，被告派8人组成联合稽查组对牡丹支行发放的贷记卡、信用卡的不良透支预计损失情况进行初步调查和核实。在此基础上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派7人组成联合调查组对牡丹支行的不良透支预计损失进行核查。核查结果为，截止2004年4月23日止，按5级分类，不良透支损失户250户，金额8139212.6元，其中贷记卡不良透支损失额为7442429.51元。同年6月17日，被告下发工银潭发（2004）41号“关于对牡丹支行银行卡业务违规造成大额不良透支责任人的处理决定”，以原告在2000年8月任牡丹支行市场营销科科长，作为违规批量发卡营销模式主要参与者、实施者，在管理、参与调查和审查宏基绿色农业有限公司商户等232张信用卡申领人自信情况时，调查不实，审查不严，对造成信用卡透支预计损失1727487.7元的后果负有直接责任；以及透支后追索不力形成资金风险及损失为由，决定给予原告记大过处分、解除劳动合同。原告收到决定后不服，于同年8月11日向湘潭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劳动争议申请。该会以“因本案涉及有关业务违规的经济问题未作出结论，与劳动争议案交叉在一起的特定案件”为由，作出潭劳仲不字（2004）第42号不予受理决定，故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

原审判决认为：1、原告系中国工商银行湘潭市分行牡丹支行场营销科长，在营销贷记卡的过程中，由于授信额度、风险控制等制度滞后，且对批量“发卡营销模式”有无明确规章予以定论的情况下开展工作。当原告发现有的企业在发卡后存在潜在风险时，曾组织营销部门人员进行专项调查，并已将调查情况、处理意见向牡丹支行主管行长提出，并且被告所提出的透支形成后的风险属于预计损失，而非实际损失。因此，被告认定原告系“违规批量发卡营销模式主要参与者、实施者，对造成信用卡透支预计损失1727487.7元的后果负有直接责任”是错误的。虽被告向法庭举出书证证明原告在资信调查方面存在问题，但原告只是市场营销科科长，系第二责任人，原告只负责书面审查，因此，被告认定原告对预计后果负直接责任不妥。2、被告辩称原告作为牡丹支行市场营销科科长，参与了运用牡丹支行的POS机为红日公司等客户刷卡套现，因被告在对原告的处理决定书中未涉及原告运用POS机违规操作的事实，故被告的这一辩称不认定。3、被告所属牡丹支行在开展贷记卡业务过程中，在透支风险出现后，原告曾根据行里的安排通过各种途径进行追索，因而被告认定原告在贷记卡透支后追索不力形成资金风险机损失的说法不成立。

综上所述，原告在工作期间未严重违反劳动纪律和用人单位规章制度，故不能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的规定，判决：撤销中国工商银行湘潭市分行下发的工银潭发（2004）41号“关于对牡丹支行银行卡业务违规造成大额不良透支责任人的处理决定”中解除与原告吴庆红劳动合同的决定。本案受理费550元，由被告负担。

宣判后，湘潭市工商银行提出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1、被上诉人虽然在“发现有的企业在发卡后存在潜在风险”，“ 曾组织营销部门人员进行专项调查，并已将调查情况、处理意见向牡丹支行主管行长提出”，但这只是被上诉人事后的补救措施，并不影响由于被上诉人在发卡时对申请人的资信调查不严所导致的风险承担责任。2、贷记卡透支后形成的风险并非如一审判决所言“属预计损失，而非实际损失。”上诉人认为，由于被上诉人在办理贷记卡的过程中资信调查不严，导致贷记卡发放后产生了巨大的风险。有的风险已经转化为实际损失，根本无法收回。比如在给宏基公司员工发放第一批贷记卡后，连20%的保证金都没有要求其交纳，而且该公司员工的申请书有很多填的都是虚假信息，现在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建湘、祁忠灵因涉嫌信用卡诈骗罪被湘潭县人民法院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和13年，并各处罚金10万元（见湘潭县人民法院（2004）潭刑初字第210号刑事判决书）。根据该判决书认定的事实，“陈建湘、祁忠灵利用宏基公司员工的身份证复印件，在员工不知情的情况下，先后在牡丹支行办理贷记卡68张、信用卡37张，并由他们掌握使用，恶意透支本息3161341.16元。”“经银行多次催收，超期而拒不归还。”陈建湘、祁忠灵因犯罪服刑，明显已丧失了偿还能力，该部分损失应毫无疑问是实际损失。另贷记卡发生透支后，长期不能收回，尽管上诉人通过各种途径予以追索，但收效甚微。经上诉人统计核实，因被上诉人的原因造成的实际损失本息共计8465929.19元，其中已向省工商银行核销的本息就有7569993.70元，待核销的本息是895935.49元。这些损失都是实际损失，而不是预计损失。3、被上诉人作为上诉人人下属牡丹支行的市场营销科科长，全程参与了整个贷记卡营销策划、组织、实施的全过程，因此，上诉人在处理决定中认为被上诉人是“调查不严，审查不实”并不是错误的，而是客观事实的真实反映。在一审过程中，上诉人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在资信调查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一审判决对此也给予了客观的认定。但一审判决却认为“原告只是市场营销科科长，系第二责任人，原告只负责书面审查，因此，被告认定原告对预计后果负直接责任不妥。”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作为上诉人牡丹支行的市场营销科科长，其职责是负责本科室的全面工作，对营销人员经办的信用卡、贷记卡、个人信贷业务承担核保责任。但被上诉人就连申请表中一些显而易见的错误（比如宏基公司部分员工的工作单位电话号码与其住宅电话号码都是同一号码、甚至有的员工的年收入只有2400元等）都没有 “审查”出来，就草率地签署“已核保，同意办卡”的审批意见；在湘潭县人民法院（2004）潭刑初字第210号刑事判决书中，被上诉人和周万里均向司法机关证实：“他们身为牡丹支行的工作人员，曾经对宏基公司进行过考察，但并不知道陈建湘、祁忠灵冒充申请人签名办理牡丹卡的情况。”这说明被上诉人完全是工作敷衍了事，严重失职，根本就没有起到审查的作用。如果这样的损失作为科长的被上诉人都不负直接责任的话，又该谁来负这个直接责任呢？4、至于被上诉人参与了动用牡丹支行的POS机为红日公司等客户刷卡套现的问题，虽然在对被上诉人的处理决定中没有涉及，但上诉人在诉讼中已经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一审判决仅以“处理决定书中没有涉及”为由对上诉人的这一意见不予认定没有法律依据。5、贷记卡透支后虽然被上诉人根据行里的安排进行了追索，案子通过诉讼途径即使胜诉了，但对方基本上没有任何财产可供执行，许多损失根本不能收回。上诉人也知道被上诉人在追索过程中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结果并不理想，上诉人的资金损失是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因此，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追索不力形成资金风险和损失是有依据的。二、一审判决程序违法。本案从立案、审判至判决、送达历时近3年，明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5条关于审理期限的规定，审判程序严重违法。三、被上诉人在发卡时不按规定对申请人进行资信审查，工作严重失职，导致上诉人实际损失本息共计8465929.19元。无论是依据国务院和中国工商银行的有关规定，还是根据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的第十条第二款第2、3项的规定，上诉人都有权解除与被上诉人的劳动合同。

综上所述，被上诉人在工作期间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严重失职，给上诉人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上诉人根据双方的劳动合同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解除与被上诉人的劳动合同是有理有据的，一审判决撤销上诉人的这一决定是错误的，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切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吴庆红提出答辩认为：一、原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

1、答辩人在发放贷记卡、信用卡的过程中并无违规行为

（1）上诉人单位发放贷记卡的决策是领导以文件形式决定的，答辩人作为下属工作人员只能无条件执行，故答辩人不应对发放贷记卡的决策承担任何责任。

（2）发放贷记卡过程中，被上诉人并没有制定一套完整的操作规范，未确定答辩人在发放贷记卡工作职责。既然是没有明文规定，那么答辩人就不存在有违规操作的可能。（3）发放贷记卡的风险责任应由上诉人自己承担。上诉人决定发放贷记卡的目的是为赚取利润，是一种投资行为，投资行为是有风险的，上诉人在放贷记卡时未能充分考虑到风险责任，也未制定出预防风险的规定，甚至连一套完整的操作程序也未能制定，所以出现风险是在所难免的，责任应由作为决策者的行领导承担，而不能把按行领导指示办理的工作人员作替罪羊。     

2、答辩人没有严重的失职行为

答辩人作为营销科科长，其职责根据行领导指示安排营销科的工作，在发放贷记卡的工作流程中，对贷记卡申请人提供的担保进行核保。上诉人所确认的几笔损失。答辩人在核保的工作中并没有严重失职行为，答辩人依据下属员工提供的材料进行书面审查，在答辩人所签办的卡中，所有担保单位的手续都是齐全、合法的，在这一程序上本人没有失职和失误。至于下属员工调查的情况是否真实，评估是否准确则不是答辩人所能审查落实的。另外，最终的审批确定权既是否了放多少是行领导的职责，答辩人无权确定，答辩人在发放贷记卡的过程中，真实的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没有失职。

3、答辩人不应对上诉人的损失承担责任

（1）出现问题的几笔贷记卡业务，申请人在办理卡时的经营状态正常，信誉良好，符合发放条件。至于后来无力偿还或恶意透支是发放卡时无法预计的，属正常的金融风险。（2）有的贷记卡申请人伪造材料，骗取贷款，这是他们有预谋的犯罪，答辩人所处的位置、所负的职责是无法预防其犯罪的。（3）在答辩人感觉发放贷记卡的风险过大时，进行了调查研究，并迅速及时的向行领导汇报，要求采取有效措施，减少风险，行领导未及时制定有效措施来控制事态发展，错不在答辩人。（4）风险出现后，答辩人积极采取各种措施，进行了大量工作，将风险和损失降低到最小程度，故答辩人不仅无过，反而有功。    

4、上诉人认为答辩人参与动用牡丹支行的POS机为红日公司等客户刷卡套现的问题，因上诉人并未作为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依据，故在本案判决中不予涉及，当然是合理、合法的。

二、上诉人解除与答辩人的劳动合同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劳动合同是劳动者和用工单位经过协商一致所达成的规范性文件，是劳动者的生活保障，非经法定程序，任何一方不得单方面解除，上诉人在经营过程中，由于决策失误，造成重大损失，为推卸责任，转移视线，利用自己的职权，单方面解除与答辩人的劳动合同是违法的，因为（1）答辩人没有《劳动法》规定的用人单位能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定情况；（2）答辩人没有《劳动法》中约定的可以单方解除合同的情况；（3）上诉人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不成立，答辩人没有违规、违法行为，没有严重失职行为，不是上诉人损失的直接责任人。

三、上诉人指责原审法院程序违法是错误的。

   上诉人引用《民事诉讼法》第153条规定，认为原审法院审理期限超时，上诉人引用的法律条文是错误的，《民事诉讼法》第153条是对上诉人的规定而不是对审结期限的规定。《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普通程序的审理期限为6个月，经本院院长批准可延期6个月，但如果上级法院同意延期，则没有期限规定。由于本案涉及到当时的追索损失、追究相关人刑事责任等问题，帮审法院经请示延长的审理期限，这是无可厚非的。另外《民事诉讼法》规定，违反程序只有在影响案件正确处理的情况下才发回重审，在本案中审理期限的长短与判决结果没有任何关系，故上诉人以此作为上诉理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基于以上事实和理由，答辩人认为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的公正判决。

    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且双方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此外，在二审庭审过程中，上诉人湘潭市工商银行还当庭出示了下列证据：证据一、《牡丹支行市场营销部工作责任制度》，以证明被上诉人吴庆红作为营销科科长的工作职责范围；证据二、宏基公司员工牡丹贷记卡申请表28份，拟证明吴庆红工作严重失职；证据三、涉及吴庆红核保、审批的贷记卡透支后无法收回的已核销和待核销的本息统计及相关原始材料复印件，拟证明吴庆红的严重失职造成了工商银行经济损失；证据四、湘潭县人民法院（2004）潭刑初字第210号刑事判决书、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潭中刑终字第49号刑事判决书，拟证明由于吴庆红工作失职，在宏基公司陈建湘、祁忠灵信用卡诈骗一案中导致工商银行信贷资金322万元无法收回。证据     五，湘潭市工商银行与被上诉人吴庆红的劳动合同，拟证明依据合同约定湘潭市工商银行有权解除与吴庆红的合同。

    被上诉人吴庆红经当庭质证后，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证据一是在本案涉及贷记卡发出之后才制定的，与案件无直接关系；对证据二，认为无法证明吴庆红工作失职，因为书面手续是完善的，吴庆红的职责只是进行书面的审核；对证据三，认为损失的造成并不是吴庆红失职造成，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四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陈建湘、祁忠灵的犯罪不是吴庆红所能预防的，吴庆红对于他们的犯罪行为不应承担任何法律后果。对证据五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上诉人有权解除劳动合同。

    本院经庭审举证、质证，认证如下：证据一的颁布时间为2002年4月4日，该证据可作为确定被上诉人吴庆红工作职责及范围的依据之一，故对于该证据本院予以采信；证据二、三、五被上诉人吴庆红未就其真实性、合法性提出异议，该三份证据可作为认定吴庆红是否工作严重失职及是否造成上诉人损失的依据之一，故对于该三份证据本院予以采信；证据四是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本院予以采信。

二审另查明：被上诉人吴庆红原系上诉人下属牡丹支行营销科科长，根据《牡丹支行市场营销部工作责任制度》的相关规定，吴庆红的工作职责包括“对营销人员经办的信用卡、贷记卡、个人贷款业务承担核保责任，并签批有关卡及贷款”。被上诉人吴庆红在对宏基绿色农业有限公司、天天添洒类食品有限公司、派派门业公司、红日实业有限公司等企业实施批量发卡营销时，未能严格审查银行卡申领人、担保人的资信及个人情况即予核保，致使出现部份企业主利用下属员工身份证件冒领和使用银行卡，使银行消费性资金进入生产领域，从而形成银行资金风险，在上诉人对吴庆红作出解除劳动合同决定时，其行为已给上诉人造成的预计资金损失为1727487.7元。2003年11月，牡丹支行被原中国工商银行总行给予贷记卡停牌处理。此外，2005年4月12日，原湖南宏基绿色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建湘、祁忠灵因在2002年4月至2003年4月间，在员工不知情的情形下，利用员工身份证复印件在牡丹支行办理贷记卡、信用卡若干张，恶意透支本息3161341.16元，并拒不归还，而被本院终审分别以信用卡诈骗罪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1000000元。

再查明，与被上诉人吴庆红一道被解除劳动合同的还有原牡丹支行行长邓亚民、原牡丹支行副行长黄舜湘。2005年10月26日，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下发银监复（ 2005）272号《关于中国工商银行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据此，上诉人名称由原中国工商银行湘潭分行变更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分行。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三）项之规定以及本案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书》第二十三条（四）项的约定，处理本案的关键问题是被上诉人吴庆红的行为是否构成严重失职，并对上诉人利益是否构成重大损害。从本案情况来看，吴庆红身为牡丹支行营销科科长，负责该科全面工作，制定营销计划，对营销人员经办的信用卡、贷记卡、个人信贷业务承担核保责任等。然而其在进行“批量发卡营销”过程中不认真履行职务，违反银行办卡相关规定，对银行卡申领人及担保人的身份、资信状况不做严格审查，即予以核保并同意发卡，致使大量不符合发卡要求的银行卡申领人取得银行卡，并被他人恶意透支大量资金，从而使上诉人面临巨额的信贷资金风险，对此，被上诉人吴庆红理应承担相关责任，上诉人认定其行为“调查不实，审查不严”并无不当，吴庆红的行为当属严重失职行为。此处，上诉人在对吴庆红作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理决定时，因吴庆红上述失职行为已造成1727487.7元的银行预计损失，且在清收过程中，效果不佳，故可以认定其行为已给上诉人造成重大损害，综上所述，上诉人于二OO四年六月十七日对吴庆红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符合我国《劳动法》及双方《劳动合同书》的规定，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审判程序合法，但适用法律有误，处理不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五条（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2004）雨法民一初字第 365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吴庆红的诉讼请求。

本案一审诉讼费550元，二审诉讼费10元，，由被上诉人吴庆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肖剑英

                               审判员     杨爱美

                               审判员     罗  亮

（院印）

                                   二OO七年十一月五日

                             代理书记员    王   芳

民事判决书

（2006）潭中民一终字第6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申小华，男，1962年1月28日出生，汉族，湘潭市人，原中国农业银行湘潭市雨湖支行职工，住湘潭市广云路云鹤花园市农业银行宿舍208号。

委托代理人：王湘屏、陈优，湖南湘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湘潭市分行（以下简称农行市分行）。

住所地：湘潭市人民路27号。

法定代表人：章跃进，行长。

委托代理人：张龙波，该行法律事务部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小红，该行法律事务部干部。

上诉人申小华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2005）雨民一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6年3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申小华及其委托代理人王湘屏、陈优、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张龙波、王小红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查明：原告申小华于1987年转业至农行雨湖支行工作，双方于1999年10月15日签订了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2000年4月6日，农行雨湖支行通知原告：“因你在2000年1月14日我行发生的利用假银行承兑汇票贴现的特大票据诈骗案中涉嫌，经支行2000年4月6日行务会研究，并报请上级行同意，作出如下处理：一、从2000年5月1日开始，每月只发工资表上的实发工资数，其余部分（从案发后开始）扣除作为风险金，待案件终结，如没有责任将如数补发，如负有责任则不予补发，并视情处理。二、案件终结前须全力协助破案。”2001年1月14日，该行又通知原告：“根据雨湖区支行党总支2001年元月三号会议精神，原你与支行签订的守护夜总会协议已到期，总支会议决定你从2001年元月5日继续待岗，待岗期间发给最低生活保障费为每月300元。”上述两份通知下达后，农行雨湖支行便从2000年5月-12月，按待岗期间实发给原告工资6227.6元。从2001年元月-2004年9月，按每月300的最低生活保障费发给原告待岗工资13500元，上述两项合计19727.6元。2000年、2001年两年间为原告代扣代缴和代为缴纳住房公积金6281元。

2004年8月，被告农行市分行为贯彻省分行63号文件精神，在全行实行减员增效，下岗分流。9月7日，原告向被告提出自愿解除劳动合同的申请。9月20日，被告作出潭银复（2004）50号文件，同意原告的申请，自2004年9月20日起原告与被告的劳动关系完全解除。9月30日，双方又签订《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经双方协商同意，从2004年9月20日开始，双方的劳动关系解除，被告一次性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生活补助费等13万元。9月23日，原告向雨湖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争议仲裁，请求依法裁决被告补发克扣4年零4个月的工资88400元（按每年20400元计算），住房公积金30000元。同年12月20日，雨湖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潭雨劳仲（2004）10号裁决书，以申请人的申请仲裁请求超过法定时效为由，驳回申诉人的仲裁请求。2005年元月4日，原告不服向本院起诉，请求法院撤销上述裁决并支持前列诉讼请求。

另查明：湘潭市公安局雨湖分局国内安全保卫大队于2005年4月15日证明：中国农业银行雨湖支行天缘承兑汇票贴现诈骗案,我局于2000年元月15日立案,此案目前尚在侦破之中（未侦破，未结案）。10月28日，该局法制办公室又出示证明：经查，我局原内保股2000年立案侦查的曾昭静汇票诈骗案，因认定涉案的依据不足，未对原湘潭农业银行职工申小华采取强制措施。

原审判决认为：原告申小华原系被告下属雨湖支行一名职工，双方劳动关系存在，依据被告2000年4月6日通知精神，被告将原告扣除的工资作为风险金，待案件终结，如没有责任将如数补发。如负有责任则不予补发。现该案件虽经公安机关立案，但至今未侦破、未结案。故原告仲裁申请未超过法定时效，被告辩称原告仲裁和起诉超过申请时效的理由不成立，不予采信。原告请求补偿工资及住房公积金的诉讼请求，因其涉嫌2000年“1.14”金融诈骗案未侦破终结，本院对其涉案待查期间的诉讼请求无法作出实体性判决，原告可待上述案件结案后，再另行起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申小华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580元，由原告负担。

原审原告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原审法院在查明事实，适用法律恰当的情况下却作出错误判决；二、原审判决因外界干预，未能主持正义，以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遂请求纠正原审错误判决，责令被上诉人依法支付欠发工资88400元，住房公积金30000元。

被上诉人农行市分行辩称：一、上诉人涉嫌金融诈骗案未终结，其民事诉讼请求不符合审判程序；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解除劳动合同，与其涉嫌金融诈骗没有因果关系；三、上诉人申请劳动仲裁已超过法定申请时效。遂请求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提供新的证据。

经审理查明，2000年5月起至2004年9月止被上诉人农行市分行按在岗计算工资待遇应发上诉人申小华68343.00元，而实发上诉人申小华工资合计25789.36元，两者相差42554元；未替上诉人申小华缴纳2002年元月至2004年9月单位缴纳部分的住房公积金合计7416元。原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与本院查明的一致，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在于上诉人申小华是否涉嫌票据诈骗案及应否扣发其工资及缴付住房公积金。2000年1月14日发生的票据诈骗案，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但时至今日并未侦查终结，也未对上诉人申小华采取任何强制措施，即司法机关未认定申小华涉嫌票据诈骗犯罪，被上诉人农行市分行作出上诉人涉嫌诈骗缺乏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劳动者享有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及第五十条“不得克扣或者无辜拖欠劳动者的工资”的规定，被上诉人农行市分行无权以涉嫌诈骗案为由扣发上诉人的工资及应缴住房公积金，应予支付申小华工资和缴付单位部分公积金。如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的行为给其造成损害而要求追究责任，系另一法律关系，可另行处理。被上诉人下属雨湖支行虽对上诉人申小华作出过两次决定，但第一次决定称“如没有责任则如数补发”，第二次决定也未对以后是否补发申小华被扣发工资予以明确，且2000年“1.14”金融诈骗案尚未侦查终结，上诉人申小华难以判断被上诉人侵权行为的时间状态，故申小华的请求未过法定时效。上诉人请求补发工资及住房公积金数额过高，与证据事实不符，只予部分支持，且上诉人应负担超诉讼标的请求的诉讼费。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有误，说理不当，处理欠妥，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三）、（四）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2005）雨民一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湘潭市分行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上诉人申小华工资42554元，并向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缴纳申小华名下单位应缴部分的住房公积金7416元。

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共计11160元，由上诉人申小华负担6160元，被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湘潭市分行负担50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增强

审判员 李瑞玲

代理审判员 李明智

（院印）

二00六年四月五日

书记员 毛浩露

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08）雨法民一初字第109号

    原告曾xx，男，1967年11月5日出生，汉族，湘潭市人，原湘潭锰矿职工，住湘潭市雨湖区鹤岭xx村xx楼x号。

    委托代理人陈优，湖南湘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xx，男，1972年7月5日出生，汉族，湘潭县人，原住湘潭市雨湖区鹤岭xx村，现在湖南省津市监狱服刑。

    原告曾xx与被告王xx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于2007年5月15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张湛担任审判长，审判员谢来华、陈连科参加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于2007年9月20日作出（2007）雨法民一初字第186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了原告曾xx的起诉。原告不服，上诉于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于2008年1月16日作出（2008）潭中民一终字第5号民事裁定书，撤销了本院（2007）雨法民一初字第186号民事裁定数，指令本院对本案进行审理。本院于2008年3月27日在津市监狱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代理书记员夏丹担任记录。原告委托代理人陈优及被告王xx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曾xx诉称：2005年11月份，被告找到原告，谎称其在云南有40余吨锰铁待售，双方经商议后达成口头协议，约定以4100元/吨的价格进行交易，被告要原告先预付4万元货款，并承诺一周内到货。2005年11月21日，原告按约向被告预付了4万元货款，但被告收到该货款后并没有按照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