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知《我爱我妈》将出版英文本，几乎与此同时，我接到了国内一个出版机构的通知：《我爱我妈》被拒绝出版。在此之前我就不相信它能通过审查，果然不能通过。理由是：今年是建国60周年。
    当初所以不相信《我爱我妈》能通过审查，是因为它是《冒犯书》里的一部分。2007年，台湾出版了我的《冒犯书》，在中国大陆被查禁了，主要针对的就是《我爱我妈》。其实，在此之前的2004年，这小说已经被批判了。它以《遮蔽》的名字在中国南方的一家文学期刊发表，被告到了北京，北京责令地方处理，该期刊的执行主编险些被革职，最后以连续三期进行批判了事。
    被查禁，被批判，在我已是家常便饭了。几乎出版一本就被禁一本，或者被调去左审右查；几乎没有一篇文章是在没有经过删改的情况下发表的。中国大陆至今仍有“审读制度”，这些“审读员”拿了津贴，忠心耿耿充当审查鹰犬。他们甚至得到了双重满足：钱，同时他们也觉得自己有“信仰”。拿钱，又能有“信仰”，天底下哪里还有这样的好事！当然更多的是在“其位某其政”的官员，他们其实也并不相信他们所维护的东西，他们和百姓一样爱看被查禁的书；在私底下，他们骂政府比百姓骂得更凶，但是他们一戴上大盖帽，他们就又是政府的化身，他们掌握着国家权力。国家的力量是绝对的，可以无须理由地对一本书随意查禁，当你申诉，他们还会以涉及“国家机密”为由来阻拦，让法庭形同虚设。这个“国家机密”，因为无形，所以可怕。一个文学期刊主编曾经告诉我，他也不清楚到底哪些东西能够发表，哪些不能，往往没有明文规定，靠你“自律”。于是，就不能不战战兢兢约束得多一些，再多一些。约束你，还要说是人民约束的，但是人民并没有赋予政府禁止人民自己阅读的权利，就好像人民并没有授权把自己的税收拿去办“奥运”挥霍。在中国，人民只是阿斗，是应该被“教化”的。
    历来统治者都重视“教化”人民。“教化”还真的卓有成效，就连那些同情我的人，也不能认可我。我的一个十分欣赏我的朋友也对我说，他不能接受《我爱我妈》。2005年我的小说《抓痒》一出版就被禁，同时被禁的是同一个出版社的阎连科的《为人民服务》。禁《抓痒》是因为“性”，禁《为人民服务》是因为“政治”。出版社和编辑遭受了极大的压力，当时圈内有人说：因为《为人民服务》受冲击还值得，政治总会平反，但《抓痒》是“性”，就万劫不复了。
    历来禁忌，“性”是首要的禁忌。“性”为什么如此需要警惕？按说一个社会，百姓如果都钻到被窝里行苟且之事了，就不会关心政治，统治者就更能为所欲为了。但其实，“性”本质上也是一种政治。一场革命，如果没有革命到身体，是不彻底的。“性”跟政治一样，危险都在于“反体制”。所以任何政权都要将萨德侯爵囚禁，政治人物可以翻身，但是萨德不能，因为他对任何体制都具有破坏性。当然这里指的是公开的“性”，“性”如果只放在暗处，遮遮掩掩，也可以制造“盛世”。当今中国，有的地方的GDP就是靠色情搞上去的，所谓“妓女经济”；我所在的地方还靠“偷渡经济”，另外还有“贿赂经济”。所谓盛世，就是建立在这种被窝里的。中国的腐败举世闻名，不仅在国内，腐败之手还伸向国际，收买外国商人和政客为自己服务。外商要在中国瓜分利益，也知道顺应中国的腐败法则。我曾接触一个外商，他是基督徒，他说，在中国，没有上帝的眼。这个基督徒已经放弃了“罪感”，他的底线只是“耻感”。美国人鲁思·本尼迪克特总结日本文化是“耻感文化”，其实中国也是如此。与西方“罪感”不同，“耻感文化”下的人是不相信上帝的眼睛无所不在的。他们只相信他人的眼睛，只要不被他人发觉，能蒙混过关，罪恶就不是罪恶。或者被发觉了，彼此同流合污，也就不是罪恶了。二十年前有人要入党，周围人会跟他疏远；现在不同了，我就曾经听一个人对另一个要入党的人说：你入，我也要入，我们各占领一个口，互通有无！
    在这种情况下，行恶而能确认其是罪恶，倒成了美德了。我不期待高尚，高尚是没有的。从来就没有。那种因为古代曾经留下来高尚的训诫，就认为曾经出现过高尚时代的人，天真得可怜。实际上因为有那些训诫，就恰恰说明人们一直没有做到。当然，也因为那些训诫的存在，对行恶就有了威胁，它照见了我们的良知，“人”就有可能确立起来。即便行恶了，也有了反省的契机；即便不反省，也能确认自己干的是什么。哪怕只是确认，就已经了不起了，就是人类良知的光。《我爱我妈》中的男主人公就有这样的光，他不但不堕落，还是这时代具有心灵的人，甚至是这社会道德的楷模。我坚持这么认为，让那些天真汉和虚伪者反驳去吧！我的主人公，他要确认他性对象是自己的母亲，他要喊出来，把母亲喊醒，他掀翻了苟且的宴席，他确认了罪恶。
    这也是我的写作。许多人不理解我为什么要这样写作，令人尴尬，令人不快，令人张惶。他们视我为恶魔。我愿意当这样的恶魔，而不是当歌功颂德的天使，去歌颂什么“辉煌”，什么“盛世”，什么已经到了“中国的时代”。一个人均GDP才刚刚达到世界中等偏下水平的国家，只能撇开这个“人”，去比GDP。一个国家，没有“人”的确立，只能是一个垃圾国；一个作家，没有“人”的尊严，让写什么才写什么，被禁毁，也只当缩头乌龟，这样的作家也只能写出垃圾。
    我不愿写垃圾，我不当缩头乌龟。
                                                                           作者：陈希我

    首先看程序，程序是否公正？如果没有程序的公正，而且再由造成程序不公正的一方来决定结果，那么结果是不可能公正的。
    另外，我关心整个过程的透明性。我印象中，面对在记者采访，有关部门以“国家机密”为由予以拒绝。虽然“国家机密”是个理由，但是动辄就以“国家机密”拒绝监督，容易给人产生暗箱操作的感觉。据说现在最高院还发布了新规定：“新闻媒体如果对正在审理的案件报道严重失实或者恶意进行倾向性报道，损害司法权威，违反法律规定的，依法追究相应责任。”什么叫严重失实？长期以来那些为现实涂脂抹粉的报道算不算严重失实？因此掩盖了社会矛盾，使得矛盾恶性爆发，算不算恶意？有没有倾向性，谁说了算？是否只有政府说了算？如果是，那么那些无论如何说了不算的人，绝望之下只能才用他们的方式来说。杨佳就是个例子。不要以为这只是个例，长期只有政府说了算，执法不透明，杨佳现象会蔓延的。我也承认那些被杀害的警察是倒霉的，但是他们是为他们的集团买单，如果信息不沟通，那么所有权力集团的人都要为这个权力集团买单。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垮台之后，复兴革命党人走到街上都会被群殴，冤也不冤。
    再一个是关于“诽谤政府罪”。《刑法》第246条规定：“诽谤罪”是指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的事实，足以贬损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这里诽谤的对象指的是自然人，不包括政府机关。另外，《宪法》明确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由于百姓手上所掌握的资源的限制，批评不太准确，也应该得到谅解。政府机关如果觉得批评不对，它手上掌握着公共权力，可以进行辩解，这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当然有人说百姓未必相信，那么为什么百姓会不相信政府的辩解？百姓把权力委托给政府，居然怀疑这权力被滥用，怪谁呢？

打开电脑，被告知我转的文章及我的“按”被删除。我是“夏天的蝉——愈捏愈叫”的德性，就附在此：

    按：范燕琼，因“严晓玲案”在网上发帖而被关押者。从“老虎庙博客”得知，范燕琼女儿林静怡在福州大学城，不知是否在我所供职的学校。如果是，我觉得她应该是我们学校引以骄傲的学生。当今的学生，世故者多。孩子世故，首先是因为大人世故；子女世故，首先是因为父母世故。有道是，父母是孩子的天然的老师，我为林静怡有范燕琼这样的母亲而欣慰，更为林静怡为自己有这样的母亲感到自豪而欣慰。

为父母喊冤，也许是一种本能，但是在专制之下，这种本能往往要丧失的。“文革”中，有多少人以父母被当作阶级敌人为耻辱，与之划清界限，哪怕是被迫的。当初我打《冒犯书》官司，也有许多亲朋好友劝我。在强权之下，自私都变成了奢侈。国比家大，集团比个人重要。据说北京一家著名报纸曾经采访一些作家，让他们对这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除了阎连科，其他人都不敢说。明明他们也深受此害，在非公开场合，他们也牢骚满腹，可是让他们发言了，他们却不说了。当然也许他们认为说了也没用，不可能赢的。我也知道官司打不赢，但打不赢却也要打，为的是用失败撑开一个门缝。我们的空间就是这样一点点撑起来的，中国的进步就是这样一点点争取来的。如果不去失败，就一点成功的希望也没有了。所以在目前，我们需要失败者。请大家关注范燕琼们，这不是别人的案件，是自己的案件。其中的细节多么熟悉，比如在审理我的案件时，也是不回答关键问题。即便这一切现在没有发生在你们身上，将来也可能。很久以前我看过这么一句话：“刚开始他们来抓共产党人，我没有站出来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接着他们又来抓社会党人和工会会员，我没有出来说话，因为我两者都不是；后来他们来抓犹太人，我还是没有出来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最后当他们来抓我的时候，已经没人能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二零零九年，五月三十日，周六。晴。

我永远想不到，那天之后我便再也没能见到妈妈。

二十九日，我接到妈妈的电话，说出差顺道在福州呆上两天，让我们母女俩聚聚。在家我是个特别依恋妈妈的孩子，虽然在福州念大学，但一有时间就会回家。妈妈的身体不是很好，所以平常很少陪我逛街，因为她走一段路腿就受不了。因为学习需要，妈妈给我买了一个mp4，虽然不是什么大牌子，但我已经心满意足。妈妈平时生活上总是很节俭，但是对他人却慷慨相助。若在街上遇到残疾的乞讨者，妈妈总是会过去给他们五块十块的。家里客厅墙上的一张水牛钢笔画，也是妈妈在街上从一个残疾人那买来的，二十块。我觉得贵了，妈妈却说，小伙子身残志不残，比那些四肢健全却游手好闲甚至去偷窃犯罪的人强多了，我们应该要给他肯定和帮助，虽然我们家经济条件也不太好，能做一点是一点。

妈妈对我的教导还言犹在耳，自己却身陷囹圄至今已四个多月。

其实在此之前，妈妈就曾多次和我说过，要是哪天她“进去了”，要我好好照顾自己。每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特别反感，也常常因为妈妈出差，暂时联系不上而焦急万分。甚至自己胡思乱想最后嚎啕大哭。

我没有想到的是，一语成谶，来的如此之快。

六月二十五日晚上，和妈妈通过最后一通电话，在得知妈妈一切安好后，安稳的睡去了。哪想噩梦这么快就降临到我的身上。

之后我的生活彻底陷入一片混乱，至今已经五个多月没能见到妈妈。妈妈寄出来的信，一封也没能收到。从小到大，没有和妈妈分别过这么长的时间，每天对于我来说，都是度日如年。暑假回到家，熟悉有余，却已温馨不再。

让我欣慰的是，妈妈出事后，几乎每天都有曾经受妈妈帮助的人打电话来询问情况，表示慰问，给我帮助以及坚持下去的勇气和力量。湖北的烈士母亲方阿姨，武夷山的毛叔叔，连江的黄叔叔，还有一些我不认识的人。我曾埋怨过妈妈为了追求社会的正义而弃自己家人不顾，而且妈妈的身体并不好，更何况在这个社会追求正义公平需要多大的勇气，担当多大的风险。可是每当有求助的电话打来或是蒙受冤屈的人登门求助，妈妈总是义不容辞的去帮助他们，而今自己却遭薏苡之谤，身陷囹圄。律师告诉我，每次会见妈妈都坐着轮椅或是要人背出来。

国庆的时候舍友都回家了，我一个人守着空荡荡的宿舍，想着妈妈在里面过的好不好，衣服够不够。挂念着妈妈在福州市第二看守所双腿再度瘫痪，却连帮她好好按摩一下都做不到。想到这里，又是止不住的泪流。我多想能在妈妈身边帮她好好按摩按摩双腿，减轻她的痛苦，心有余却力不足。

妈妈，何时才能和你见上一面？如果可以的话，我愿付出我的所有，来换取你的健康和自由。

［11月11号庭审纪实］

法庭外，一百多个老百姓自发来到马尾法院门口要求旁听。其中很多人是妈妈曾经帮助过的上访户，从武夷山连江等各地赶来。

贯穿案件始终的关键人物及最重要的证人林秀英跪坐在马尾法院正门前，要求出庭作证,。但，正如律师们所料，他们，所有的证人，所有关心本案的老百姓，都被拒之门外。包括从北京广州各地赶来的记者，也被强行带去“喝茶”。

法庭内，那个躺在轮椅上被推上被告席的女人，那个头发快掉光，稀疏得依稀可见后脑壳的女人，那个靠氧气维持呼吸坚持了十多个小时开庭的女人，那个气息奄奄但仍然义正言辞，哭喊要求证人出庭的女人。那个被当作犯罪嫌疑人，身陷囹圄已经长达五个月的女人。

我的妈妈，范燕琼。

在这个原本应该庄严但现在却荒唐滑稽至极的法庭上，有3个法官，2个公诉人，3个被告人，6个律师，0个原告（后来律师告诉我本案是刑事案，不是民事侵权案，由检察院代表国家起诉被告人）。0个证人。以及满席的旁听人员。他们是谁？

让我来告诉你，除了三个被告的6个亲属外，其他人都是便衣警察。我怎么知道？因为我整个暑假不知到过马尾公安局多少次，也不知被他们忽悠了多少次，早已是“熟人”。然后，我远远的看见从里面被推出来的我的妈妈。如果不是那件我曾经亲自送去二看的红色棉袄外套，我几乎认不出来那竟是我的妈妈。

近半年的时间没有见面，限制通信，完全的隔绝。我只能从律师的几次会见中零星的听取妈妈的点滴消息。在庭上我多次情绪激动要冲到妈妈身边去，可是，我的面前除了一道冰冷冷的铁栅栏，还有孔武有力的人肉墙，他们死死的控制住我，使我动荡不得，我的手被拽的很疼，但是，心中的无奈与痛楚更疼。其间，妈妈需要吸氧气来维持呼吸的顺畅，量过几次血压160，吃了速效救心丸，并且呕吐了一次。而我，只能眼睁睁的在一旁流着泪看着。这个几乎奄奄一息的我的妈妈。

接下来，开始了一场长达十几个小时的审判。整场庭审偏离主题。没有围绕“一纸代书'和”“一片视频”中，到底是谁“捏造”了本案受害人犯罪事实？有没有主观故意?前半场公诉人花大把时间为“一纸代书”中提到的聂志雄澄清，后来又说我妈妈的文章和林秀英的描述有出入。因此存在主观故意诬告陷害。于是，妈妈强烈要求与林秀英当庭对质。当妈妈哭喊着要求林秀英出庭时，林就在距她只有100米不到的地方，被（穿）制服警察堵在门外。妈妈情绪一度激动，说自己根本不认识聂他们，根本没有理由去陷害他们。且妈妈的文章也经过编辑的修改，发到网上的并不是原文。至于原文，公安局已收缴，庭审中并未出示。

律师们拿出林秀英一年多里向各个部门寄送的上访材料指出里面的内容，即林秀英在认识三个被告之前自己整理的材料，和妈妈的文章并不存在出入。妈妈说自己并不知道游叔叔拍了视频传到网上。整个事件中妈妈没有和游叔叔联系过。妈妈说，只是出于同情帮助林秀英写了“一纸代书”，并且妈妈也曾是一个有着十五年上访经历的老上访户，深知上访户的痛楚，并没有想诬告陷害谁。

公诉人说吴华英阿姨在拍摄视频中有教唆林秀英如何做出痛苦表情，吴阿姨多次要求让林秀英出庭。审判长说了五六次“等一下”之后，终于说，林秀英没有出庭作证的必要。

我妈妈等3人在法庭上说，根本不认识“一纸代书”中提到的聂等人。且聂等人也没有受到刑事责任追究（聂曾经因吸食毒品被刑拘，严晓玲死后，公安机关又查到他吸食了毒品，将他送去了劳教。但他没有因为妈妈等3人的“诬告陷害”行为而受到法律追究）。何来主观故意？何来诬告陷害？妈妈说，这是在审判她的良心。她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公民的良心。

期间，一个女公诉人对七十岁的林洪楠律师说，你简直是胡说八道，引起律师们的不满。律师要求记录在案。

律师们提出，就算严晓玲是死于宫外孕，那么造谣的也是严晓玲的母亲林秀英而不是三个被告。而林秀英作为本案关键人物，在一年多里四处上访，向各个机关寄送材料，作为严晓玲贴案的“始作俑者”，既不用上被告席，也不能出庭作证。

而我的妈妈为林秀英一纸代书，居然成了罪人！回顾整个案件到俄过程，妈妈被抓捕27天后才寄给拘留通知书，写着诽谤罪。一个月后，寄来逮捕证，罪名改为诬告陷害。期间，又以涉及国家秘密为由，禁止律师会见。

再来说说这三个被告。我的妈妈，范燕琼。社会纪实文学作家，长期关注并帮助弱势群体，曾帮许多访民写过诉状，或是出庭担任辩护，是严晓玲一帖的主笔。吴阿姨，一个有着八年上访未果冤案的老上访户。游叔叔，因为同情严晓玲的母亲林秀英而拍了一个视频。三个被告帮助林秀英却分文未收。

妈妈在最后陈述中哭着说到，如果法庭判我无罪，我仍然相信司法公正，如果法庭判我有罪，我希望我是中国最后一个“因言获罪”的公民。这时，我看到一个穿制服的警察在和我一同抽泣。

妈妈你说对我感到愧疚，确实。我虽然埋怨过你，但是这和我对你的爱比，实在渺小的微不足道。我埋怨的不是你，我埋怨的是我这么多的努力，或许只换来一场徒劳。不管结果怎样，妈妈你永远是我心中的英雄。或许你是中国的唐吉珂德，执着的追求着在这个社会似乎存在着但却离我们那么遥不可及的正义。

最后，我要感谢出庭的六位来自北京和福州的律师，以及省外媒体。特别是林律师，因我们的案子受到处分还义不容辞的坚决出庭。谢谢。

                      

    1、现在有这么一个现象，很多中国媒体和读者都对勒克莱齐奥的作品认识不深或者觉得抽象难懂，却因为他的身份而仰视和追捧他，所以有人说大家是爱诺贝尔奖而不是爱文学。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答：这种说法确实有道理。只要看看中国人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近乎病态的敏感，就清楚了。这里不仅有追捧，还有嫉妒，特别是作家。比如对高行健的得奖，中国作家普遍否定之，就基本出于嫉妒。原来觉得他有价值，现在你丫得奖了，就踩你。于是他们的评价跟当时的官方作协的表态殊途同归了。但在否定的同时又不能自已地仰视了。特别是现在中国人普遍不读文学作品、不认真读文学作品，在这种情况下，靠什么作出判断？只能通过头衔。我很奇怪，克莱齐奥的作品怎么会难懂？很深邃吗？只要看看他喜欢老舍和巴金就知道了。

    2、中国人的诺奖情结由来已久，您作为新一代的在国外生活和写作过的作家，对此有什么看法？
    答：诺贝尔文学奖是个重要的奖，但不是唯一重要的奖，甚至我觉得，它不是最好的文学奖。瞄着这个奖有什么意义？从根本上说，作家获奖不获奖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作品是否有价值？我们也没必要太在乎这个奖。当然不要太在乎，并不是闭关自守，现在很有这方面的苗头，连17年的文学也有人要翻案了。我们没必要神化国外的文学，实际上，整个文学写作在衰退，全世界如此，在这衰退的格局里，个别中国作家写得也并不差，但我们的体制剪断了这些作家的翅膀。

    3、有人说要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得设立一个权威的文学大奖，您觉得这是一个有效的办法吗？
    答：自己设立一个文学奖，当然可以，反正现在中国据说有钱了，什么事情办不成的？我们这国家长期很穷，暴发户总是企图拿钱解决问题。但文学价值不是钱能解决的。自己设立文学奖，问题在于出于什么动机？是因为我老是得不到你的奖，我就分庭抗礼？我看提这个建议的人，基本是这种动机，至少是有这个潜意识，这就有问题了。如果是这样，我建议这个奖颁奖仪式上大家都穿汉装，行叩拜礼，哪怕被世界看做怪物，也是中国特色，反正文学没有标准，搞怪就是硬道理，我说有价值就是有价值。弱者就喜欢搞自己特色。弱者心态是无助于文学发展的，设个奖，搞得再热闹，也无助于张扬自己的文学观念、推广自己的文学，也“权威”不起来。

    4,您怎么评价诺贝尔文学奖在当下世界的意义，对于当下中国的意义？
    答：文学对我们生活的意义越来越小了，我记得克莱齐奥也这么认为，现在已经不是萨特的时代了，认为文学能改变世界是狂妄的。人们甚至也很少通过文学来寄托自己，除了个别的人，在中国，人心浮躁，这种人就更少了。现在谁还拿着文学期刊或者文学书籍埋头研读或者向人热心推荐？基本会被看做白痴。二十年前可以用文学勾引女孩子，现在有了女朋友，你说你爱文学，只能把她吓跑。在这种情况下，诺贝尔文学奖的意义也可想而知了。明白地说，诺贝尔文学奖只是一张膏药，对被贴的作家来说，具有疗治的功效，对外人来说，只能表明这部位出了点事，当然如果用这点注意力制造些事件也是可能的，但那跟文学无关了。

    5，您如何评价勒克莱齐奥？以及最近几年的获奖者。他们能够代表当下文学的最高成就吗？
    答：克莱齐奥的作品读得少，虽然有些翻译，但没看出特别的感觉来，就没有读再多。印象中写边缘人居多，但这只是个基本态度。作家就是要立足于边缘，用边缘的态度写边缘人的状况。但是有了这基本态度之后，作家还应该有所作为。在我有限的阅读中感觉，克莱齐奥做得并不是很杰出，至少没让我惊异。我们看作品、写作品也常如此，仅止于基本态度，比如反映生活、人道主义、理想、真善美。文学不能有太明显的倾向性，单一的、正面的价值观是要回避的。当然我不是在强调写邪恶，实际上，诉诸文字的人是邪恶不到哪里去的，即使是萨德。文字有审视力，不仅审视世界，也审视作者自己的态度。我更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的作品里充满了神性，但是他却是用纷繁的方式，这方式不只是作者的写作方式，而是作者的看待世界的方式，更深切地说，是他自己内在的矛盾和彷徨。
    最近几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我比较喜欢的是莱辛，以及库切、耶利内克的某些作品。理由很简单，他们让我感觉我没能达到，至少是目前力不能至。今年获得者米勒的，很遗憾我没能读到。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未必能代表当下文学的最高成就，也没有一个文学奖能够这么囊括。我说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是优秀作家，但也并不一定是站在文学的顶尖上。

附：《南方日报》：爱文学还是爱诺贝尔奖？

    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日前来京为“傅雷翻译奖”担任颁奖人。在北京寒气逼人的冬日,他还是穿着凉鞋。虽然装束没有什么变化,他也强调“我还是那个我”,但获奖前后,人们对他的态度却是天壤之别———从冷漠忽略到仰视追捧。除颁奖仪式外,他在北京还有两场演讲交流会,现场气氛很热烈,但是本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参与的读者并没有认真读过他的作品,或者并不是特别欣赏。他们一场场追随下去的目的,除了勒克莱齐奥先生在言谈举止中散发出来的个人魅力外,很重要的原因还是他“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头衔。难怪有人说,其实大家爱的是诺贝尔奖,不是文学。当然,这个说法也引起了很大争议。对此,本报记者采访了著名作家陈希我、虹影和北京大学教授、邀请勒克莱齐奥来华的负责人董强,让他们谈谈这个话题。

新一代作家学者怎么看“诺奖情节”?
　　陈希我:诺贝尔文学奖是个重要的奖,但不是唯一重要的奖,从根本上说,作家获奖不获奖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作品是否有价值?最近几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我比较喜欢的是莱辛,以及库切、耶利内克的某些作品。今年获得者穆勒的书,很遗憾我没能读到。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未必能代表当下文学的最高成就,也没有一个文学奖能够这么囊括。我说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是优秀作家,但也并不一定是站在文学的顶尖上。
　　虹影:这个奖虽然有它的权威性,但是也有它的局限性,它的局限性在于它选的都是那些很特殊的作家。纵观那些获奖者也确实是一些很不错的作家,但是每一年就只颁给那么一个作家,必然会有地域性和倾向性。其实在西方,这个奖没有像在中国这么受到追捧,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权威性的文学奖,每个国家评奖的时候都是按照正规程序来进行的,跟中国很不一样,中国评奖中人为的东西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很多,所以就不具备有这种权威性甚至会起一种负面的作用,很容易就被一些机构所利用,成为了人们评职称、评奖金的依据,当然这也会有很多人去争,但是就不会像国外的那些奖带有独特的权威性。
　　董强:诺奖情结很正常,咱可是文学大国啊!但我觉得也许正是这个情结会妨碍中国作家获得此奖。作家的第一素质是真诚。勒克莱齐奥在演讲后回答问题时说的话很给人启发,他的意思是说,作家不能让步、妥协,一定要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包括面对荣誉。这样的话,“虽然不一定能得诺奖,但一定能享受到作为作家的快乐”。

中国要不要设立一个权威文学大奖?
　　陈希我:当然可以,反正现在中国好像有钱了,什么事情办不成的?我们这国家长期很穷,暴发户总是企图拿钱解决问题。但文学价值不是钱能解决的。自己设立文学奖,问题在于出于什么动机?是因为我老是得不到你的奖,我就分庭抗礼?我看提这个建议的人,基本是这种动机,至少是有这个潜意识,这就有问题了。
　　虹影:中国不可能这样设立的,其实一个权威性的大奖设立,跟一个国家的体制或者说民主的进程有关系,中国不具备这样一个条件。但是近几年已经有所好转,例如麦家也能够在一些文学奖上获奖,这些在以前是很难做到的。
　　董强:我本人是绝对赞成大型权威文学奖项的设立的。法国是一个文学大国,它每年出版三四百本小说,都是有一定质量的,并通过一些权威的文学奖,让作家获得良好的生活条件与社会地位。在法国,一个知名作家吸引媒体眼球的程度,绝对不亚于一个娱乐界的明星。我刚才说看到勒克莱齐奥的视频能被夹在郭德纲与林志玲的视频中间,就想说明一个问题,文学家也是明星,而且他们要深刻得多。我想,如果有非常权威的奖,一定能刺激更好的文学创作。如今作家的地位太低了。

大家真的对勒克莱齐奥感兴趣吗?
　　陈希我:爱诺贝尔奖而不是爱文学,这种说法确实有道理。只要看看中国人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近乎病态的敏感,就清楚了。现在中国人普遍不读文学作品、不认真读文学作品,在这种情况下,靠什么作出判断?只能通过头衔。我很奇怪,勒克莱齐奥的作品怎么会难懂?很深邃吗?只要看看他喜欢老舍和巴金就知道了。
　　虹影:很多读者去买诺贝尔奖得主的书,大多都是基于诺贝尔文学奖这个原因,这个现象是一个普遍现象,并不单纯存在于中国读者中。因为大家都想知道为什么这个人能够得奖,也可以说是一种崇敬。
　　董强:诺贝尔文学奖是全世界最高级别的一个荣誉,它的影响力巨大。所以我觉得,有人慕名而来、而没有真正读过他的作品,这也很正常。人们爱诺奖,只能证明它的权威性依然不能被撼动。

                              

                           你们有罪吗？反正我有！ 
                                        ——为太宰治诞辰100周年而作

                                    一，死与生

    今年是太宰治诞辰100周年，从日本到中国，都在纪念。但我总想，应该纪念的是太宰治的死，而不是他的生。当然他才死了61年，要等到百年，等不及了。这时代，对未来有什么好设计的？也无从设计。
    太宰治是不要生的。他一生最精彩的作品，就是一次次的自杀。第一次是在他20岁的时候，当时他还是高中生，追随他崇拜的大作家芥川龙之介，用与芥川同样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是安眠药自杀，可惜的是，芥川龙之介给了自己足够的安眠药，太宰治吞下的安眠药却远远不够，只比平时多吞了几粒，剂量还不到致死量的十分之一，他没死成。
    1930年11月，他再次自杀。和银座咖啡馆一个19岁的女招待田部目津子同居3天后，在鎌仓的七里滨海岸双双自杀。仍然是吞安眠药，这一次，他吞下的安眠药的剂量仍然未达到致死量，仍没死成。他被救活了，田部目津子却真死了。这下惨了，他还以“教唆自杀罪”被起诉。
    直到第五次，1948年6月13日，他才顺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仍然和他的情人一起自杀，那女孩叫山崎富荣，他们在东京西郊投河。时值梅雨季节，搜救困难重重，直到6天后，人们才在井之头公园里的一座桥下，发现了他们的遗体。好像是命运的安排，这一天，正是太宰治39岁生日，他终于给自己的生命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所谓“圆满”，是以日本人观念而言的。中国人总不理解，日本人怎么如此轻生？在讲求现世快乐的中国人看来，死了，一切都完了，一切以生为先，所谓“未知生，焉知死？”按中国人的理解，自杀是求生不得，才求死的，而日本人则是不求生。日本人将生的世界看成“秽土”，将死的世界看成“净土”，死是从“秽土”到“净土”，没有理由不欣然前往。我们看到了一大串的赴死的日本作家的名单：北村透谷、有岛武郎、芥川龙之介、牧野信一、田中光英、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当然还有太宰治。我们还看到日本人自杀的惊人数据。但是个中有所不同，比如太宰治。太宰治自杀，好像是求死，但似乎也是求生的，甚至很求生。他每次自杀，其实都是因为求生的破灭。第一次是对他崇拜作家的模仿秀，模仿崇拜者而死，是求死，但更是求生。大凡追星者，都有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
    第二次，因为跟女招待同居，被家里“分家除籍”了，断了生活来源，从而太宰治去寻死。当然也跟他当时在学校的处境有关：他不懂法文，仅凭对法国文学的憧憬，就去读东京帝国大学法文系，结果他不但听不懂讲课，还因栽进“左翼”运动荒废了学业，不断被留级。据说在他毕业接受口试时，一名教官嘲弄他说：要是他可以说出老师的名字就让他毕业。然而经常旷课的他，却连一个教师的名字也说不出来。叛逆，是求生还是求死？要看具体情况，当一个社会思潮以叛逆为荣时，它就是求时髦，就是求生。20世纪60及80年代的中国，以求死而求得精神上的生。而现在年轻人的叛逆，则是生死通吃。在那期间，他还接触到了酒、香烟、陪酒女，沾染恶习是生还是死？当然也是生。我曾说过，恶习是养人的，所有恶习都都晓以生的意义，让人陶醉，给人生的诱惑。有一个段子：一个人跑去看医生，说：医生，我既不抽烟，也不喝酒，也不玩女人，我能长寿吗？医生答：那你还长寿久干什么？
    第三次更是求生了，因为不能获得他认为的一个作家成功的标志的“芥川奖”。1935年，太宰治在《文艺》上发表的短篇《逆行》，入围第一届“芥川文学奖”。但评委之一的川端康成对《逆行》提出批评，导致他落选。他对川端恨得咬牙切齿，愤怒反击，诽谤川端。但是他仍然丢不下这个奖，下一届，由于另一个评委佐藤春夫的称赞，他以为这个奖唾手可得了，不料仍然落选。又加上他正患盲肠炎，经常过量服用镇痛药，染上毒瘾，医疗费的欠款在不断增加，他更急需“芥川奖”的奖金。再一届，他居然一反原来的态度，向他的仇人川端康成央求起来。他向川端写信：“请给我希望！”“虽然我死皮赖脸活下来了，也请夸奖一下！”“请快点！快点！不要对我见死不救！”但是即便如此，这一次，他仍然没有能获奖，就连进入《都新闻社》当记者的希望都破灭了。他跑到镰仓的山上要上吊自杀，只因绳子脆弱，断了，又活了下来。
    第四次，他本已有了幸福的爱情，他爱着小山初代，与她同居。但他得知她曾与他人发生过性关系，精神崩溃。这与其是为爱而崩溃，勿宁是为占有权而崩溃。太宰治仍然庸俗如凡人。他们约好去谷山温泉殉情，仍是服安眠药。但这次服下的安眠药药量仍然不够，就连当地的医院都没有送往，就把他们救活了。

                                          二，生与罪

    求生不得而求死的太宰治终于获得了生的机会，1939年，在他的恩师井伏鳟二的介绍下，30岁的太宰治与石原美知子结了婚。美知子是师范毕业的才女，一个教师，她顶着家庭的压力，跟满是花边新闻的太宰走到了一起，倒有点以身饲虎的不要活的气概。但她迷恋太宰治的才华，不在乎生还是死，世界上女人往往比男人勇敢。男人往往徒有外表，不过是端着端枪的姿势。但是太宰治理并不是，他珍惜这个女人了，好男儿面对温情的女人，没有不心软的。他确实用心经营了这个家庭。这个家庭很幸福，他们还生有三个孩子。他享受着家庭生活的温馨，人生的美好。他写的《弃姬》，同样是情死题材，但小说里的死是未遂了，不再颓废，充满了健康向上的活力。健康是谁都追求的，在一个国家走向歧途的年代，向上意味着什么？
    我不知道太宰治是否想过教孩子读世界名著《三剑客》，侃侃博尔赫斯的奇妙与玄乎，做做“文化苦旅”，甚至劝劝冤鬼“做鬼也幸福”，到国外搞搞文化交流，甚至还可以进进政协，参政议政。当时是战争期间，帝国政府很急需这样的作家，为大日本帝国海外扩张充当“笔部队”。这“笔部队”里已经有了不少作家，比如火野苇平、佐藤春夫等，他们应该也是日本那时代“最可爱的人”之一支，用我们曾经熟悉的话说，是“拿起笔当刀枪”。就连川端康成，虽然没有在创作上“协力”，在活动上也是积极参与的，日本政府组织的各种会议，他都积极参加了。但是太宰治却做得并不好。好男儿一旦成了好男人，就又没出息了。他操的是幽默文字，写《御迦草纸》，去讲什么“劈啪劈啪山”的故事，狸猫大叔暗恋美兔子的故事。这在当时的全民动员战争的形势下，无疑是失策。于是他成不了政府的人。我从日本NHK放送的专题片上，看到太宰治战争后期拉着板车拉着全家逃难的画面。吃亏了吧？我曾听身边一个作家说过，他所以卖身求荣，是为将来中国局势乱时攒点生存资本。当年那些“笔部队”的作家们，在大日本帝国摇摇欲坠的时候，是否得到优先的庇护呢？我想会的，至少因为他们对帝国有功，爬上了一定的地位，他们级别比较高，平民百姓跟领导一起面临火灾，肯定要“让领导先走！”但是即便先走，在末日的火场上，谁能逃脱得了惩罚呢？
    有的人能。就是那些在战争时为政府做局的人。现在他们又搭上了战后“民主主义”的顺风车了。正如太宰治和野原一夫在《人和文学》的谈话中所描绘的：“所谓文化人和一些媒体在战时充当军部的先头部队的声音言犹在耳，现在他们却又把手中的日本太阳旗换成了红旗，开始颂扬起民主主义来了。”当时因民主改革而复活的政党比如进步党、自由党、协同党，成员大都是当初民政党和政友会的人，而民政党和政友会在战争中是作为帝国体制的一部分而存在的，他们参加的“大政翼赞会”，就是战时体制下大日本政治会的支柱。文化人也不甘落后，比如太宰治所指责的文坛魁首志贺直哉。战争时期，这个志贺直哉为军国主义张目，说日本军在精神上和技术上都具有优势。战败了，他马上改口了，连大和民族的语言都被否定了，说日本应该放弃不健全的日语，改用法语。用《斜阳》里直治的话说：“人在说谎时肯定是一副认真的面孔。现在的领导们就是那种认真的模样。呸！”他们是没有矛盾的，这让人想起中国“文革”后的全民前后无矛盾地否定“文革”，好像他们本来就是反对“文革”的。如果说灾难，他们只是受害者。谁都往“文革”、“四人帮”身上踩一脚，让我都不能适应了，心翻了，竟厌恶“反毛”了。俨然一个精神病。
    太宰治也是精神病。人家内心不冲突，他却冲突了。按说，战争期间他并没有做什么，如果一定要从查找他为战争做贡献的证据，那就是那部《惜别》。《惜别》写的是留学日本时期的鲁迅，在《惜别》中，他发挥了“太宰治式的想象”，描绘了一个纯朴的中国留学生形象。鲁迅怎么可能纯朴呢？我读书时，只有那些农村来的学生才被人看成纯朴。日本人把鲁迅写得纯朴是什么意思？至少有着对自己民族的沾沾自喜。那年代，就连那个不写战争题材、去写风花雪月的《细雪》而被查禁的谷崎润一郎，也在新加坡陷落时兴奋地写下了《新加坡陷落之际》，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我日本帝国在东洋顶天立地，建立了赫赫伟绩……”时代太可怕了，把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卷进去。《惜别》最被垢病的，是它对鲁迅这么一个中国“民族魂”的误读。其实应该是“浅读”，太宰治看鲁迅的境界，跟竹内好当然远不能比，他不过是个好男人。再加上这作品是遵循“大东亚会议”提出的“大东亚各国互相尊重对方的自由独立……确立大东亚之和睦”这一共同宣言，接受内阁情报局和日本“文学报国会”的请求与资助金而创作的，太宰治也被认为是“笔部队”的成员了。也因此他感觉自己有罪了？撇开这个不谈，他出身的大地主家庭，作为既得利益者，吃着那时代的利益，也是一种罪恶，虽然他只是家里11个兄妹中的倒数第2个，只是第6个男孩，所得的利益甚微，但是他出门坐的马车上是绘着显赫的家徽的。也姑且撇开这个不谈，在这个“家”、这个“国”不义之时，他沉溺于自己的小生活，自我放逐，沉沦本身就是纵容犯罪。他的平静生活被打破了了，他不再是个好男人，他又跟另一叫太田静子的女人同居了。他开始写《斜阳》，写自己的罪恶，追究整个民族在那场侵略战争中的责任：所有日本人都参与了这场罪恶。

                                        三，罪与罚

    《斜阳》里的所有人物，虽然都是罪恶的受害者，但也是罪恶的施行者。比如直治，难道就没有罪吗？生在贵族家庭，他也自得于自己母亲是真正的贵族，连喝汤拿勺的姿势都很优雅。优雅和高贵，是一种“正价值”。谁不对“正价值”趋之若鹜呢？这个直治还嘲笑那些非贵族出身的人的附庸风雅，附庸风雅，即骨子里并不风雅，他还是对自己血统很得意。直治认为母亲的优雅是“超越了世俗的形式和秩序”，但又何曾超越？其实《斜阳》里的直治，就是太宰治的自画像。而其他人物也有他的影子，郁达夫说：小说就是作者的自叙状。不只是这个中国“私小说”作家的片面之词。在日本浓厚的“私小说”氛围下，太宰治一定也不能超脱其外，也确实，他的作品带有浓重的自传色彩，无论是《斜阳》，还是《人间失格》。跟直治不同的是，《斜阳》中其他几个人物：母亲、姐姐和子、老师上原，是太宰治之前不同时期的分身，他通过这些人物，追究了自己在这之前的人生阶段。
    这之前的人生阶段？还有什么呢？除了他的出身，他还4度自杀未遂，其中还令一个女人死了，他却活了下来。不要说警方将他作为“教唆自杀”嫌疑人起诉，即便不起诉他，他自己也要审判自己了。日本人不讳死，特别是为情而死。日本文化中有个关键词：忍恋。山本常朝说：“恋的极致，就是忍恋”。“忍恋”是不具有物质性的，只具有精神性。比如对一个人的“恋”，最好是在他死后在虚无中的“恋”，这才是“恋的极致”。假如两个人都死了，那么就更是“恋的极致”了。所以才有那么多的恋人双双殉情。殉情，日语写做“心中”。曾经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叫“心中”，日本人说：你把这两个字反着叠起来看看。原来是“忠”字。太宰治和情人殉情，人家死了，他却活了下来，这无论如何也说不清楚了，他是不忠，不义，他有罪孽。还有，他曾经抛弃了同居的另一个女人。他还因为长期服用麻醉药，借了朋友大量的钱，无法还债。这些都是在他当初追随芥川要当作家时期欠下的债。一个人在早期奋斗时期，需要多少债来垫底？一个国家在走向发展过程中，会积累下多少“羊吃人”以及抢夺他国的罪孽？太宰治只能通过挖掘自己的罪恶，来证明自己还有爱。他在《春的枯叶》里说：“罪多者，其爱也深。”他认为反省自己罪恶的人，才能体会到爱的真谛。
    日本人是很少有罪感的。按鲁思·本尼迪克特分析，不同于西方“罪感文化”，日本文化是“耻感文化”。在这种文化里，人感受到的是“耻”，而不是“罪”。“耻感文化”下的人，是不相信无所不在的上帝的眼睛的，只相信人的眼睛，假如罪恶不被人所察觉，就不是罪恶。同样，假如能够抵赖罪恶，坚决不认帐，罪恶也就不存在。在侵华战争的罪责上，日本人就采取了此种策略。那些战后高举民主旗帜的投机者们，也以为只要他们昂然抬着头，就不会被认为曾经犯过罪。那个“笔部队”作家佐藤春夫还很正义地批判石原慎太郎的《太阳的季节》，贬斥其“低级”、“卑劣”，往自己的脸上贴金，说自己“良识有之过多”，他声称为《太阳的季节》“心感可耻”，以至于让我们的张承志作家都为之感动，写了《选择什么文学即选择什么前途》的文章，发表在《读书》杂志上。张承志作为“左”作家，看到佐藤春夫咬“右翼”作家石原慎太郎，就以为这个佐藤春夫是自己的同道，至少“战后”转变了，成了有良知的作家。殊不知，在没有对“罪”的追究的情况下，转变只是一种敷衍。人犯了“罪”，就要对“罪”进行确认，忏悔。但仍然不够，还要接受惩罚。没有惩罚，就不可能害怕，就像一个刑事犯，不可能只一句悔改，就不用接受刑罚。惩罚是清算的基础。其实中国也属于“耻感文化圈”，中国“文革”，只是在“团结一切向前看”的“和稀泥”之下翻过去的，罪恶没有得到清算，犯罪没有得到震慑，所以至今，腐败还在腐败，而且更加腐败；暴力更加暴力，而且更盲目。
    当然还有的作家，因为他是作家，可以以作家的身份逃避责任。他们也自杀了，但是他们是为了“美”而自杀。川端康成自杀了，但是不关“罪”什么事，只关乎“美”。拿“美”做理由，还真不知道怎么说他了。
    太宰治是日本作家中少有罪感的。他的笔名“太宰”（だざい）的日语谐音是“堕罪”。他何苦要这么时刻提醒自己呢？没有研究证明他皈依上帝，逼迫他的，是他自己的眼睛。他就是自己的上帝。他是被自己逼死的。但奇怪的是，他却是个“无赖”。众所周知，太宰治是个“无赖派”作家，以“无赖”著名。1946年，他给井伏鳟二的信中就直称“我是无赖派”。无赖是自由自在的，当一个无赖要比当一个正人君子舒服多了。他在《东西》杂志撰文：“我是自由的人，我是无赖派。我要反抗束缚。”反抗束缚的人，却给自己套上了“罪”的枷锁，紧紧揪住自己的罪恶不放。因为他有心灵。他堕落，堕落是向着“负价值”的，但恰证明他内心有“正价值”。一个内心没有高尚感觉的人，怎么会有堕落的快意呢？一个不相信社会还有善的力量的人，怎么可能拿堕落要挟社会呢？可是这种“正价值”，又确实是他要抛弃的，所以他被夹住了。他的痛苦是被夹住的痛苦。有痛苦的无赖是假无赖，他感觉到罪恶；无痛苦的无赖是真无赖，他感觉不到罪恶。他难以自拔了，不能活下去了。但他究竟犯了什么罪？求生之罪。为了求生，求成名，求发展，他沾上了那么多罪恶。虽然那写罪恶都是真无赖，不，这世界上所有的价值系统都能理解的罪：人要吃饭，要成长，国家要强大，民族要发展，就是美国，也是“国家利益”挂在嘴上，都可以理解，这不是罪。日本不也是这样从废墟上腾飞起来的吗？人们还为之赞叹。日本成功，某种意义上就是把罪意识撇在一边才取得的，难道中国不是在不清算历史的基础上取得经济成就的吗？他们把自己的罪赦免了，太宰却不能赦免自己。我常想：我们那些太合作的作家、知识分子，能赦免自己吗？我不能指责他们，我无法站到道德高地，我审判自己总可以吧？你们有罪吗？反正我有！
    1948年，太宰治开始写他的《人间失格》。3 月10 日至31 日在热海动笔写“前言”、“第一手记”、“第二手记”，4月中旬，“第三手记”的前半部在三鹰写成，4 月29 日至5 月12 日，“第三手记”后半部和“后记”在大宫完成。一个月后的6 月13 日，在他生日的前一周，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给妻子留下了遗书，给孩子留下了玩具，给朋友留下了离别赠言，他还在他和山崎富荣的照片前供着香火，好像是冲着“美”而去的。两人的腰部用红色的绳结绑在一起，彼此手穿过对方的腋下，紧紧抱住对方的头，遗体几乎已经腐烂，用手轻轻一碰，皮开肉绽。将遗体抬起来的时候，手指就陷入肉里了。
    据说，两个人在雨中沿河走了200米，然后跳下了河。美者，美如斯！
    “不要绝望，在此告辞！”太宰治给我们留下了这句话，是生的鼓励，还是死的告别？

　　去之前，去之后，不仅是时间的距离，更是心理认识的距离。缩短它，唯有增加往来。更多地“走出去，迎进来”，才能让刻板的成见消散于鲜活的“眼见为实”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黄琳 | 上海报道

　　从本刊和日本《读卖新闻》连续几年的同题调查结果中，可以发现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中国人和日本人对于对方的认识，远远落后于时间的更新。中国人的热情好客，并没有完全被对方认同；而日本人的乐于助人，同样没有受中国人的彻底待见。

　　这仍是一对隔海而望彼此陌生的邻居，尽管双方已交往数千年。本刊记者特别采访了几位去过对方国家的中国人、日本人，聊聊他们眼中的对方。

　　周立波：中国人可以和日本人交朋友

　　我是2001年去大阪的，那是我第一次去日本。

　　我对于日本的印象有两点：第一是诚实。日本政府在某些方面的不诚实，并不代表他的民众不诚实。比如，日本的超市，说五点打折，那么五点你去就一定会买到打折的，在日本很少遇到骗你的人。

　　大和民族的发展是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上的，这是我的心里话，有些网友可能不会接受我这个说法，但我真的这么认为。

　　第二，日本人勤劳，是一种团体性的勤劳。而且他们的那种勤劳已经变成了习惯。我有个朋友，在日本打工，有时候他说他想偷偷懒，但日本同事马上就教育他，说“你不要偷懒的，这样对公司不好”。

　　包括日本人的价值观，和中国人也有很大区别。

　　比如我姐姐在日本公司待了20年，前些年日本经济不好的时候，他们公司的员工可以集体到老板办公室去排队要求减薪。他们的想法也有道理，这个月我少拿一点工资，公司运作景气一些，就可以多维持一些时间，甚至渡过难关。假如我这个月多拿，但公司维持不下去，最后关门了，就什么薪水也没有了。

　　日本人自律，他们有一种整体自律。有人会觉得日本人不热情，其实日本的客气和热情在文化中显现出来，日语是全世界敬语最多的国家，但这种礼貌不是一种虚伪。

　　但是，当年在日本的时候，我有一点很反感，我在日本看到所有的关于中国的报道大部分都是负面的，都是中国不好的地方，他们就是不敢拍我们上海，美国人也这样，都拍中国落后的地方，结果有些美国人来中国旅游的时候，还自己带了餐巾纸过来。

　　我对普通日本人印象都不错，他们有那种很礼貌的距离感。人和人交往需要距离，需要分寸。日本人有一种习惯，一般不会到人家的家里去，吹牛都是蹲在马路边进行，男人们去酒馆，家庭妇女买菜的时候，就在路边聊聊天。

　　最喜欢的日本城市是大阪，那也是我当年待的地方，蓝天白云很不错，喜欢那个城市的气场。在大阪的时候，我看过一个电视秀，是搏击比赛那种，一个父亲欠了两亿日元的贷款，为了女儿上大学，他一直战斗到底，最后绝地反击，获胜了。我看的时候都哭了，为那种精神感动。

　　日本的教育体制很不错，他们很注重意志力的训练，不光是书本的应试教育，日本男人不认输，打死也不认输，看上去很谦虚，但心里可不认输。就像日本人喜欢的口号：刚巴得，刚巴得，日语“加油！加油”的意思。

　　中日两国有些历史问题没有解决，但是人要向前看，我觉得中国人可以和日本人交朋友。

　　松田奈月：中国的活力从哪里来

　　开始接触汉语，是在我初中的课堂上，学习以“子曰”开头的论语。那门课程叫“汉文”，要学习四书、古诗，还有一些中国的古文。课程都是日文的，老师也用日语教，所以当时我没有感觉是在学习中国的语言。高中时学习了杜甫李白的诗歌，他们的故事，以及《三国演义》等作品，我慢慢知晓了汉语世界的音韵美，以及汉语的博大瑰丽。

　　大学时候，我的专业是日本文学。当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汉语作为二外。精通汉语，是日本古代的政治家文学家们必备的一种修养。

　　大学毕业那一年，1996年春天，我第一次来到中国。花了两周时间，我和我的同伴到了北京、上海、广州、西安和成都。那一次，我受到很大的震动。

　　在文学的世界里，我感受到的中国，就如同桂林山水一般有壮观的景色，是一种慢悠悠的时光流逝。但是实际上，我在中国的城市里看到的人，完全和书里不一样，他们非常有活力。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中国，在百货公司购物，或者乘公交车，假如你不往前走，就有可能排不上队。经济高速发展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可以看见中国人急匆匆地向前，如果不这么做，可能就会被淘汰。这种急匆匆的前进的活力从哪里来？当时我很不明白。

　　那次旅行，让我的兴趣从中国古代文学彻底转移到了现代中国。

　　回日本后，我开始看第五代中国导演的作品，比如陈凯歌的《黄土地》《孩子王》等，我被中国电影深深地迷住了。1999年我来到北京电影学院留学。

　　中国同学总说我很客气，无论是创作学习，还是一起卡拉OK，他们都说我太客气。他们说，在中国，等是等不来机会的，必须要直接说出自己的想法，大家才会觉得关系比较亲近，交流也会顺畅。

　　在我看来，在中国，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比较近，在日本，表现自己的时候比较少，更多的时候要求与他人合作和替他人考虑。刚开始，我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习惯很困惑，后来在中国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而且，在中国这种允许自己表现的大环境下，我越来越觉得自由，能自由地表达想法，拥有自己的空间。

　　正是由于中国式的沟通和交流，中国人与人为善的想法，以及这里人和人之间用缘分支撑的关系，所以我才能在中国自在地生活，迄今已有11年。

　　陈希我：对日本，我也曾误读

　　1989年，飞机把我从中国带到了日本。按当时我受的教育，日本是资本主义国家，是花花世界。在成田机场通往东京的电车上，我看到女人们都化着妆。当时在中国，化妆还常让人感到属于不太正经。

　　坦白地说，刚踏上日本土地，我感觉满街都是风尘女。我想现在很多刚去国外的人仍有这种想当然。曾经有一位女性担心地问我，她到了日本，是否会被拉去当AV女优？直到我渐渐融入日本社会，才知道那是可笑的误读，日本女人和中国女人一样，是生活着、工作着的人，她们是母亲，是女儿，是姐姐或者妹妹。

　　所以有这种想象，也跟长辈对日本人的说法有关。长辈们说：日本人“有礼无体”，即讲礼仪，但无身体的廉耻。这是经历过抗战的长辈传下来的。对那场战争，最深切的记忆就是日军强奸中国妇女。当讲到“无体”，我们就自然会想到这个场景。中国人到日本，总将“国骂”作为最有杀伤力的武器。但这似乎又是一种错位。这种骂对日本人似乎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有力，倒是中国人不经意的一句“八格牙路”(马鹿野郎)，会让日本人暴怒。而这个典故的来源---“指鹿为马”的故事，在中国，却是从道德方面来解读的。

　　在中国，说到日本人，那些特定的语言，如“八格牙路”、“花姑娘”、“米稀米稀”、“死啦死啦”就会跳出来，电影上日本鬼子出现时，总会播放一种音乐，此时画面上一定乌云密布。我第一次看到太阳旗，是来日本后的第二个星期天，在新桥JR车站前广场，当时耳朵里就响起那种音乐，觉得天都昏暗了。

　　后来才发现，现在的日本人并不那么说话，而且，那些本来应该操着这种语言的“日本鬼子”，居然和善，乐于助人。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初到日本时，几次迷路，日本人为我带路，而且好几次是老人。

　　他们有些还胆怯。我们学校有个中国学生被老师骂急了，把老师一搡，老师居然不还手。我本人也曾经有一次跟日本人打架，他拿着作为工作用具的长刀，当时我20多岁，不知死活，直冲过去，他却步步后退。当时我觉得很英雄，大扬了“国威”，现在想起来，这是耻辱。某种程度上说，我的文明教化，是在日本及与世界接触中完成的。我相信是文明的法则规训了他们。

　　刚走出国门时，稍不如意，我就会想：毕竟是日本鬼子！有一年除夕，我去了靖国神社。也许是因为对日本有了立体的认识，到日本多年后，我决定去看看这个地方，结果感触复杂。我才知道，那里也是日本人除夕守岁的地方。我去了几次靖国神社，其中一次就选在“终战日”，我看到了那些打扮成当年日军模样的人，但他们更像是表演滑稽剧。即便是街头开着高音喇叭喊叫的“右翼”，也只是小部分人。■

　　(本文所需的日文翻译由雒航女士提供，特此感谢。)

2009中日同题调查揭晓 民间互信还需较大提升

　　日本频繁的政权更迭，在一海之隔的中国人看来，有不同的解读吗？对于两国关系而言，有什么影响？对于朝着“好邻居”目标发展的两国民间交往来说，2009年局面如何？相互的理解和信赖，较之去年和前年，是慢慢增加，维持现状，还是有所增进？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黄琳 | 上海报道

　　2009年11月，《瞭望东方周刊》与日本《读卖新闻》共同进行的大型中日同题调查再次登场。和2007年、2008年举行的三次调查一样，本次调查仍以中日两国20岁以上的公民作为调查对象，同时在中国、日本展开。

　　日本频繁的政权更迭，在一海之隔的中国人看来，有不同的解读吗？对于两国关系而言，有什么影响？对于朝着“好邻居”目标发展的两国民间交往来说，2009年局面如何？相互的理解和信赖，较之去年和前年，是慢慢增加，维持现状，还是有所增进？金融危机大背景下的两国民众，如何看待国内面临的问题，又是如何界定双方合作重点的次序？

　　这些问题，在这次同题调查中都有所体现。

　　本次调查具体时间为2009年11月中下旬，日本方面的有效样本量为1796人，范围是日本全国；中方调查由《望东方周刊》委托零点调查公司执行，有效样本量1261人，在中国十个城市抽样，分别是：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沈阳、成都、西安、哈尔滨、青岛、长沙。

　　调查方式：中方采用CATI电话定量调查的方式进行，随机拨号；日方是在日本全国250个采集点，采用面对面的书面问卷方式调查。

　　除了延续前三次同题调查的部分内容外，本次调查还新增了一些题目，比如，对于上海世博会的看法，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上台后对中日关系的影响等，共21个问题，涵盖了双方认知、两国关系的现状和前景，以及共同关注的全球性问题。

　　双方民间互信还需较大提升

　　这一年中日两国高层互动频繁，带来的积极效应在本次调查结果中直接反映了出来。

　　关于目前两国关系的评价，被调查的中国人中，有一半给予了积极评价，选择了“非常好”(4.4%)和“好”(46%)；受访的日本人中，也有近一半对当下的中日关系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但令人遗憾的是，日本人中对中日关系负面的评价同样有较高的比例，有47%的受访者选择了“不太好”和“不好”。

　　这样的结果显然还是基于双方信任度的不足。就“您是否认为对方是值得信赖的国家”这个问题，两国接受调查的民众，否定的答复超过了肯定：日方有69%的调查对象认为中国不值得信赖，而中方调查对象中，同样有62%的人认为日本不值得信赖。

　　经济合作最优先

　　对于未来的中日关系，两国民众均持乐观态度，仅有约一成的人认为可能会“恶化”，其中日本方面数字是12%，中方为11%。

　　中日双方的合作，是推动两国关系积极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合作领域，哪些是民众认为的优先之选呢？在日本人看来，名列前三的依次是：经济、环境问题、政治外交；而“科学技术、经济、教育文化”则是中国人选择的最优先合作领域的前三甲。双方的交集是经济。

　　中国是对日本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国家

　　有意思的是，从调查结果看，日本人对于政治和经济，剥离得较为清晰。从政治方面考虑，对本国最为重要的国家，日方超过一半的受访者选择“美国”(52%)，18%的人选择了中国；而对于“从经济方面考虑，今后对日本来说，日中和日美关系哪个重要”，46%的日本人选择了“中国”，选择“美国”的则为“28%”。

　　在中国受访者看来，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方面，日本的重要性都远低于美国。政治方面，3.8%的人选择了日本，而经济方面选择日本的为6.1%。

　　换句话说，中国，是日本人眼中对本国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国家；而美国，则是中国人眼中对本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国家。

　　最严峻的国内问题：经济发展和就业

　　对于中日两国民众来说，2009年最为严峻的国内问题中，“经济发展和就业”都是双方的选择。中国受访者认为，排名前三的国内问题依次是：贫富差距、经济发展和就业、环境问题；日本方面的排序则是：经济发展和就业、出生率低和老龄化问题、社会保障。

　　环境问题成为中国人关注的重点，也反映在对于节能减排的态度上。在是否该设置具体的减排量目标方面，有91%的中国受访者选择了“应该”。

　　日本首相频换对中日关系影响不大

　　2009年10月，上台不足一月的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访问北京，参加第二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谈。对于这位倡导中日“友爱”的日本首相来说，两国民众对其的期待是什么？

　　本次同题调查中设置的一个新题目是：“您认为，鸠山的新政府在今后的中日关系问题上带来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哪个大？”结果显示，无论中国还是日本，被调查者均认为正面影响超过了负面影响。

　　但认为正负面影响均有的人也不在少数，日方的比率为41%，中方为34.7%。

　　多数日本人希望中国在朝核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

　　旨在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的六方会谈，从2003年8月开始，迄今已经举行过六轮。尽管在2009年春季遭遇挫折，但现已出现了良好转机。10月初，温家宝总理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事后中国代表团发言人秦刚表示：“这次温家宝和金正日会谈最大的成果，是成功劝说朝鲜回到六方会谈。”

　　对中国努力推进六方会谈，日本人给予了积极评价。对于“解决朝核问题，您希望中国发挥主导作用吗”这一问题，超过70%的日本人选择了“希望”和“非常希望”。

　　在“今后在国际社会最具有影响力的亚洲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和日本分别成为两国民众的首选答案。其中，日本人眼中的三个最有影响力的亚洲国家依次是：日本、中国、印度；中国人同样选择了这三个国家，排名依次是：中国、日本、印度。

　　认识历史是首要问题

　　与前几次调查一样，对于日本战后60多年是否坚持走和平路线，中国民众仍有质疑，44%的人认为没有；但较之前几年，肯定的人数在上升，大约52%的人选择了“是”和“大概是”。

　　日本方面的答案，则一如既往地表示了肯定，92%的人选择了“是”和“大概是”。

　　但在“进一步增进中日友好关系，两国应该优先解决以下哪一个问题”的选择上，中日两国民众均不约而同把“认识历史问题”放在了第一位，日方有35%的人选择了此项，中方的比率为35.8%。

　　世博宣传还需加强

　　2010年上海世博会日益临近，在本次调查中，特意设置了一个关于上海世博的问题---“您对2010年上海世博会是否感兴趣？”

　　从调查结果来看，中国人兴趣盎然，有超过80%的中国受访者表示“非常感兴趣”和“感兴趣”，但只有18%的日本受访者表示感兴趣，没有兴趣的人超过了80%。这可能是一个提醒，在未来几个月的世博推广中，特别是海外推广方面，还需继续努力。

　　而对一年前的北京奥运会，中日民众均认为其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其中，有一半的日本人表示肯定；中国的比率更高，95%的受访者表示了肯定。

　　均认为对方爱国心强

　　虽是近邻，但中日两国民众对于对方国民性格的看法，差异却不小。

　　比如，日本受访者认为中国是一个军事能力强大的国家，只有3%的日本人认为本国军事能力强大；但中国人则有不同的看法，29%的中国人认为日本军事实力强大。

　　又如，中国人和日本人均认为对方国民的性格中，“爱国心强”占第一位。51.7%的中国人认为日本人爱国心强，而59%的日本人则认为中国人爱国心强。

　　还比如，两国民众均认为自己的人民“勤劳”。72.7%的中国人认为自己“勤劳”，日本人也认为自己的性格中勤劳占第一位，比率为64%。

　　更有意思的是，中日双方都认为对方国家的人不够热情，而自己国家的人民很热情；都认为自己国家的人具有“宽容”的品质，相反，对方国家的人却显得不够“宽容”。

　　中国食品中国历史是日本人最爱

　　连续几次的同题调查中，我们发现吸引对方国民的事物基本没变化。对于日本人来说，中国食品和中国历史仍旧是他们的最爱，而中药、中国的历史名胜也依然深具吸引力。

　　同样，中国公众对日本感兴趣的事物，也是“忠心耿耿”：家电、汽车、动漫产品和文化。■

　　重视民意调查的动力所在

　　与国家制度属性、政治信仰等政治性意识形态的要素相比，同为东方民族的中国和日本更容易在文化传统、价值取向等方面寻求一种可以共同接受的东方文化体系

　　文 | 高洪

　　岁末来临，《望东方周刊》与日本《读卖新闻》将一年一度的中日问题调查公布于众。这是一项透过直接问询两国公众对中日关系的意见和态度，来精确反映社会舆论动向的连续的工作，其结果使人们又有机会凝视这支衡量中日关系的“民意晴雨表”，进而思考两国关系在发展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肯定意见仍是两国民众的主流判断

　　首先，对于国家关系好坏的基本判断。关于今后的两国关系走向，中方认为将会“非常良好”的为8%，“会好一些”的为46%，总数达到54%。这一数字低于2008年的74.6%，高于2007年的41.4%，与90年代中期基本持平。

　　日本方面认为将会“非常良好”的为5%，“会好一些”的为29%，总数达到34%。这一数字略低于2007年的34.9%和2008年的37.5%，但高于90年代中后期(1996年28.7%)水平。这种情况说明肯定意见仍是两国民众的主流判断。

　　互信增加复杂而艰难

　　人之相知，贵在知心。对于国家关系而言，这个“心”在很大意义上体现为民心，即公众对对方国家的认识、理解和相互间的信赖感。

　　对方国家是否可以信赖？日本受访者对中国的信任自1988年起一直在下降---“可以信赖”的回答从76%，一路下滑到2008年的19.1%。2009年回升近9个百分点，达到28%。

　　而中国受访者对日本的看法自1988年的48.5%以来也呈下降态势，90年代稳中有降---1995年44.6%，1996年38.4%。小泉执政时期中国人对日本的信赖骤降，尤其是日本首相顽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的错误立场后。直到2007年，“可以信赖”才开始缓慢回升到15.2%。

　　2008年，随着胡锦涛成功访问日本，中日缔结了第四个政治文件，将“战略互惠”定义为两国关系的新框架后，中国公众对日本的信赖感一路飙升到56.4%。2009年，日本政坛出现朝野双方对调，第一次执政的民主党联合政权增加了中国民众对两国关系的疑虑，同时前一年的政治热度也有所回落，所以今年的数值降低到34%。

　　目前，双方认为对方“不值得信赖”的判断，中国为63%，日本是69%，倒是令人感受到中日深层关系的复杂与艰难。这让人想起蒸汽机车发明者斯蒂芬逊的一句名言：我的目的不是追求成功，而是要在不败中不停地前进。

　　中国对日科技合作期待升高

　　关于“今后两国应当开展的合作领域”，中国方面的排序为：科技57.7%、经济50.4%、教育文化46.4%、环境43.3%、政治外交38.1%、新型流感防控33.1%、资源与新能源开发31.5%、安全保障28.0%；日本方面的排序则为：经济52%、环境49%、政治外交48%、资源与新能源38%、安全保障35%、教育文化和新型流感防控同样为14%、科技仅为11%。

　　从排在首位的领域看，中国方面对“科技合作”的期待去年为54.5%，呈现上升态势；日本方面对“经济合作”的期待去年为44.8%，呈现下降态势。在比较敏感的“安全保障合作期待”方面，中国去年为25.8%，呈现上升趋势；日本2008年为37.0%，呈现下降趋势。

　　中国可能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场

　　在经济意义重要性的问答中，认为中国经济会给日本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的比率略有下降，2008年的数据是38%，今年是31%，相应地认为带来好的影响的比率在上升，从2008年的23%增加到29%，上升了6个百分点。但同时，选择“正负面影响一样大”的日本人也在增加，从2008年的32%增加到37%。

　　经济问题的回答耐人寻味，与经济合作的现实有正相关性。中日经济关系总体健康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能尽如人意的问题。首先，相对于中国贸易总量快速增长，中日双边贸易高位徘徊。中日贸易在中国外贸总额中的比重在新世纪里逐年降低，2001年为17.2%，到2007、2008两年，这一比重均在10%左右，今年甚至有跌破一成的势头。

　　截至2008年底，日本对华投资累计项目数达41162个，实际到位金额为653.8亿美元。但由于受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影响，日本对华投资在2006年以后出现徘徊甚至小幅下降。而近年开始的中国对日投资，截至2008年底仅为2.7亿美元，且主要集中在服务业和商业领域，与日本对华投资相差悬殊。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大体在67%左右，可以说对外依赖性很大。一方面，日本至今尚未完全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两国间FTA和EPA尚未提到议事日程；另一方面，中国很可能在近期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场。

　　从长远观点看，中日两国关系若要健康平稳，就离不开“草根”层面的相互了解和认同。政治高层间的信任，政府部门间的合作，无一不需要民意的理解和滋养。而且，与国家制度属性、政治信仰等政治性意识形态的要素相比，同为东方民族的中国和日本更容易在文化传统、价值取向等方面寻求一种可以共同接受的东方文化体系。这就是我们重视民意调查的原因和动力所在。(注：文中八九十年代的调查数据，来自《读卖新闻》)■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中国80后的若干矛盾面孔

　　有人责怪“80后”缺乏社会责任感和独立生存能力，那我只能说，主要责任在于社会。他们既受益于改革开放，又为“发展”付出代价

　　文 | 加藤嘉一

　　2008年7月3日，我参加了在北京奥运会乒乓球馆举行的北京大学2008本科生毕业典礼。本来只是想以平常心感受大学毕业的时光，但没想到，现场气氛并非离别或感伤，而是堪称热烈，北大毕业生们齐声大喊：“爱我中华，祖国万岁！”

　　为什么，即将走向社会的中国“80后”精英分子们那么强烈地表现出“爱国”？

　　“爱国”与“崇洋”并存

　　2008年和2009年对于中国都很特别。2008年有奥运火炬传递风波、四川地震、北京奥运、改革开放30周年、金融危机；2009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也是“信心”年、“保八”年。这些事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考验中国人如何面对来自西方的傲慢与偏见。

　　北京奥运前夕，我曾有机会对北大的中国同学进行访谈，话题是“中国80后精英如何爱国”，切入点则是他们如何看待那段时间所发生的种种事件。

　　经过深入沟通，我了解到，他们几乎一边倒地支持中国政府的立场。比如“在国际舆论对中国施加压力的严峻形势下，党和政府表现得相当不错了”；“西方媒体的报道很偏激，不客观，歪曲事实”。

　　听到这些，说实话，我有些惊讶，发现原来自己对中国“80后”的了解是片面的。根据在华6年的经验，我一直以为北大大部分学生，特别是“精英”，都相信西方好，希望将来能够到欧美留学，进欧美企业工作，甚至渴望与欧美人结婚，获得欧美国家的国籍。

　　但现在，我认为，中国“80后”的爱国观已是“爱国”与“崇洋”并存。两者听起来似乎矛盾，但其实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单纯而复杂的实际生活环境下的产物。

　　这种心态下的中国“80后”，面孔既坚韧，又困惑。一方面，在祖国办奥运的时候格外认同政府，驳斥西方的政府和媒体。另一方面，在经过艰难的高考和大学，面对人生选择的时候，又有些崇尚西洋，追捧哈佛和微软。

　　成功观深具中国特色

　　从这一点上，我不能不谈到中国年轻一代的“成功观”，这也是深具中国特色的。

　　在中国，真正“有背景”的人属于绝对的少数。据我观察，中国现在虽然已有多样化的劳动力市场，但绝大部分北大学子的职业选择，概括而言是两条道---要么是走“公”道，即做公务员、进国家机关；要么是“私”道，即进入跨国或国内企业。

　　普通的想以个人努力和品格创造人生机会的学生，会去考公务员，如外交部、商务部、财政部、教育部等。

　　“私”道方面，留学欧美和就职跨国企业仍然显得比国内企业更有吸引力。这是与一些“80后”的“崇洋”心态分不开的。他们希望能到哈佛留学，到高盛工作，反正不想在国内呆着，至少也到香港，即使在内地，也要到外企工作。

　　部分北大学生觉得在国内的国企或民企工作无法发挥作用，觉得那些地方依然充满着中国特色的“关系”、“人情”等等变数，单位也不是完全凭借实力判断一个人、决定工资多少。他们虽然并不一定认同外企的雇佣理念和劳动方式，但觉得跨国企业至少能够公平地看待员工，对于一个人的能力给予相应的尊重和待遇。

　　这里，还有一个麻烦的、特别具有中国特色的因素---家长。一些中国家长跟孩子一样---有时比孩子更加严重地---爱国或崇洋。他们看待欧美的方式似乎更加不理性，一方面看到美国对中国采取什么制裁或措施之后马上出离愤怒，另一方面又想方设法要把孩子尽早地送到美国，认为美国的教育体制是第一流的。

　　“80后”们正在遭遇尴尬。2010年是他们首次走向“30而立”的一年。一直不被社会完全放心的“80后”终于要迎来30岁---他们能否不仅“30而立”，而且“30而励”？他们要学会用自己的脚走下去，而非简单依靠父母的金钱和关怀生存。对中国“80后”来说，这是他们将面临的最大人生问题。

　　爱的勇气让人惊叹

　　唯一让“80后”们感到自由的应该是谈恋爱。

　　告别艰难的高考，拿到录取通知书，走进大学校园，中国大学生对谈恋爱的激情绝不亚于对求知的渴望。

　　他们一般在校园里解决“衣食住行”，许多学生依然遵守着中国大学的传统生活节奏：早上起来到食堂吃早餐，吃完后到教室上课，下课后到食堂吃午餐，接着到教室自习、看书，吃晚饭后再上一门课，9点后回宿舍与同屋聊天，11点熄灯后睡觉。北大本科生基本上都是四个人住一个房间，所以每一个学生不太可能在寝室里谋求什么“私生活”，而对许多大学生来说，最大的“私”就是谈恋爱。

　　北大学生们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尽可能满足、表达爱情的能力令我钦佩。比如，男女朋友尽量选修同一门课，一起上课；在两个人都没有课的时候找个空教室一起看书；每一顿饭都一起吃；在“宿舍—教室—食堂”的三点一线内，始终手拉手。

　　中国“80后”们结婚似乎比日本同龄人早。最近，我的中国“80后”朋友们纷纷结婚，已经生了孩子的夫妻也不少。这让我重新体会中国“80后”所面临的结婚生子问题。

　　前段时间，我跟一位“80后”女性朋友聊天时，得知她已经怀孕6个月。快要当妈妈的她，心情似乎并不激动。她告诉我，生下来之后孩子她就不用管了，而是交给她母亲。

　　我知道，许多中国年轻人有着与她同样的打算---早早结婚，怀孕，把孩子生下来后直接交给父母，自己则回到原来的单位，或者重新寻找单位，继续上班。

　　我很理解，现在中国城市生活压力巨大，除非两个人都有工作、有收入，因此一对年轻夫妇常把养孩子这一任务交给某方或双方的父母。我想这些年轻的父母也同时知道，孩子最好的成长环境是与自己的父母一起。

　　我相信，中国的年轻父母是因为生活压力太大而做不到自己亲自抚养。有人责怪“80后”缺乏社会责任感和独立生存能力，那我只能说，主要责任在于社会，“80后”既受益于改革开放，又为“发展”付出代价。这是受到国家转型和来自西方多种文化冲击的转折一代，有时候或多或少地迷茫、浮躁、盲目，有时候也会丢失核心思想和自我认同。

　　再把眼光转移到我的祖国日本，想一想，同龄的日本人又是怎样的一代？日本最高学府东京大学的毕业典礼，恐怕不可能那么充满爱国色彩，学生绝不可能为政府大喊“加油”，毕业之后也不会把去哈佛留学作为第一目标。时代变了。■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媒体人)

　　四个日本“80后”的真实故事

　　日本在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整个社会都处于发展过程的躁动期，加上媒体的鼓吹，到处都是“希望”，到处都是“成功”。经过最近这20年的经济衰退，人们对成功的认识已从云端跌入凡间，大多数人都较为注重眼下

　　文 | 凌庆成

　　听说国内近来颇流行“80后”、“90后”的提法，这体现了中国人对年轻一代现状的关注。一衣带水的另一边，日本“80后”又是怎样的面貌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专门采访了几位8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有的是我的学生，有的是我的忘年交，多数是在校生，也有已经步入社会的年轻人。

　　君岛不明朗的上海梦

　　君岛优树，法学系四年级学生，目前已获得一家公司的“内定”，也就是说，明年3月他一毕业就能顺利就业。

　　去年9月雷曼证券倒闭后，日本各大公司第一个重大决策就是裁人。受此连锁反应，各公司都是紧闭大门，一个职位会引来几十甚至数百人的竞争。在今年如此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君岛优树算是个幸运儿。

　　其实他从年初起就很少到校上课(他听我的中国文化课)，时间多用于参加各公司的就职说明会。每次见他都是身着西服，打着领带。今年5月的一个星期四，他风风火火地跑进教室，兴奋地告诉我，他终于取得了某公司的“内定”。

　　君岛说，为了能参加上下午的两个说明会，一天之内要从东跑到西，中午只能在车站啃几口面包充饥，西装革履的还得做出从容的样子，谋生不易啊！

　　前天下课后约他聊聊，问他对未来“人生”的设想。他竟然先从女友说起，大概这是他最关注的未来。

　　他的女友也是本校学生。他满脸愁容地说，今后的“婚恋”历程难免要遭遇困难。

　　女友的父亲是日本横河电机公司的一个部长，这是一家很有名的大公司。女友的家教很严，她父亲始终禁止女儿单独与男友出去旅游。日本青年与国内青年相比，在一些方面其实还是很刻板和拘谨的。

　　君岛8岁到12岁是在北京度过的，当时他父亲是公司驻北京的代表。君岛读的是日本人学校，每天除了上课就是玩游戏机，虽然生活比较单调，但却让他对中国有了些直观的了解。

　　他说之所以想去“内定”的这家公司，是因为这家公司在上海有一家分公司，他明年先在日本培训和见习一年，后年想去上海。他打算运用自己的汉语优势，早点儿脱颖而出，争取在三十二三岁时弄个“课长”当当。

　　女友也已找到了工作，是在东京三菱UFJ银行，这是一个待遇很好的行业。女友虽然还有个弟弟，但是他父亲绝对舍不得让女儿跟他去上海，况且他那300多万日元的工资也令人担忧。但如果单身赴任上海，说不定什么时候女友就“吹了”。

　　我问他为什么选择这位女友，是不是觉得对方家庭条件好？他说不是，主要是因为喜欢。他说女友有点“笨”，没有什么主意，凡事都听他的。我告诉他，那其实不叫“笨”，只是一种单纯。君岛说自己从没打算依靠长辈，两个人的相爱是最重要的，希望将来能生两个孩子，最好都是男孩子，因为女孩子会让父母很操心。

　　宽子告吹的婚礼

　　宽子，27岁，在IT公司供职，已经毕业4年了，大约在6年前修过我的课。

　　去年我参加了她们的“忘年会”(公司上下级、同事及友人间年底的一种聚会)。在会上，宽子告诉我她打算今年结婚，问我能否参加，我表示一定参加，请她事先通知我。但是，今年一直也未收到请柬，我也没多想。前不久变更了网址，我给她发了邮件，她回信问我可否见个面。我们约好星期五晚上在东京车站见面。

　　一年不见，宽子瘦了些，脸色略显苍白。我委婉地表达了对她婚礼的关心，她淡淡地笑笑说，改变了结婚的计划。

　　她的男友阿部原是早稻田大学政经学部的硕士，家境并不太好，但人很努力，成绩也很优秀。毕业后就职于电通广告公司。广告公司的工作极忙，每天几乎没在11点以前回过家。他经常说希望早点结婚，有一个真正的家，于是双方决定在今年夏天举行婚礼。

　　但是今年由于电通经营不顺，不仅工作量加重，奖金等收入也减少了。他们年初时每周还能见一次面，后来就靠打电话。4月突然收到阿部发来的电子邮件，说无法按时举办婚礼，身体出了问题。宽子急得不得了，立刻给他联系医院做检查，但是却与他联系不上了。情急之中，给他所在的部门打了电话，才得知他去印度出差了。一周后终于收到了他的电话，说要和她见面。

　　这次谈话使她得知了真相。原来阿部在电通下属的一家子公司认识了一个女友，比他大3岁，新女友的父亲是野村证券公司的董事，舅舅是某国会议员的秘书。女方家庭对他很满意，答应婚后为他的政治前途做出安排。这就是未婚夫变心的原因。

　　宽子很平静，像是在说别人的事。我不好问她是如何度过那段时间的，她看出了我的意思，说当时真的不知所措，曾想到过“死”，可是又觉得那样会给别人添更大的麻烦。于是努力回忆男友以前的种种好处，尽量理解他，比如他的坦诚和以往的关照等等。

　　我默默地听她说完这段往事，想缓和一下气氛，就说出了我们年轻时经常说的那句名言：“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然后又问她有什么打算，她说目前没有什么计划，今后如果再斟酌人选时，不能不考虑门当户对了。

　　安本祥平的平凡理想

　　安本祥平，大四学生，曾在北京大学短期留学。

　　我问他：“什么是人生的成功？你认为谁是成功者？”

　　他歪着头想了半天，说：“我觉得凌老师就是成功者。”我一听就乐了，问他，我怎么能算是成功者呢？他说：“你在北京和日本都有房子，又有儿子，一年就上半年课，还有工资，当然是成功者了。”我说，我只是个普通教员，根本够不上成功者的称号，倒是你的“亲戚”安本正义可以算是成功者。

　　他忙问：“谁是安本正义？”

　　我告诉他，安本正义就是SOFTBANK(软银)的孙正义，他有6800亿日元的财产。

　　他连忙摇头说：“他不算，他每天不光为1.5万亿的债务操心，还要为经营着急。”

　　我问他是否有成功者的偶像，他说，平平静静的生活，别有病(他父亲有糖尿病)，就是成功。“那些总理大臣都是成功者吧，本大学前几年也出过一位呢，一直到下台为止每天都是挨骂。那些著名的艺人，没出事时光辉灿烂，一出了事什么都不是了，酒井法子就是实例。”

　　日本在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处于发展过程的躁动期，加上媒体的鼓吹，到处都是“希望”，到处都是“成功”，成功人士云集各界。经过最近这20年的经济衰退，人们对成功的认识已从云端跌入凡间，大多数人都较为注重眼下。日本人与生俱来能伸能屈、善于忍耐的性格，也造就了这种平凡的成功理念。

　　田中骏亮的国家观

　　田中骏亮，东京大学博士生。

　　我问起他有关“民族与国家”这一话题。

　　田中说，有关“民族和国家”在日本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范畴的话题，日本不像中国或俄罗斯那样是具有众多民族的国家，日本基本上可以说就只有一个民族，也就是大和民族。

　　我问他，国民的利益如果与国家利益不一致时应如何对待？

　　田中说，现在的年轻人大部分都只关心自己的事，国家的事都交给政治家去处理了。其实有太多的问题要关注，比如说就业问题，还有“养老金问题”、“低生育率问题”、“教育问题”，最严重的是“赤字预算问题”，日本的国债已达到了800多万亿日元了，每年的税收只有40多万亿日元，国家运营大部分都是依靠国债来支撑的。上述诸多长期存在的问题，已经使国民对国家失去了信心。

　　我又问了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如果以国家名义让你再次出征，你将如何对待？

　　他说，您是指发生战争，对外国的侵略吧。首先这绝对不会发生，日本宪法第九条决定了日本不可能再次出现对外战争，再说现在基本上没有人愿意去打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不仅战败了，还挨了两颗原子弹，而且，现在美军还驻在日本，说是日美同盟，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在保卫日本的同时，也掌控日本。

　　我为写这篇东西，虽然也与年轻人作了交谈，但只是如实转述。我本想谈点看法，后觉不妥。我们老气横秋的难免给点评歪了。还是权作几幅日本青年的速写，直接提供给中国的年轻人吧。■

　　(作者为旅居日本的中国学者，日本横滨国立大学教授)

中日制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越南、印度建设发电厂的时候，订单发给了日本的商社，商社下单给日本企业后，但最后制造这批发电设备的是中国厂家，去安装设备的工人是中国人，调试设备的技术员则来自日本

　　《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陈言报道

　　有这样一则寓言：一个小岛，被一座高山分成两部分。西边是C村，平坦的土地，殷实的人口，以农业为主。东边是J村，除了较好的港口外没有太多土地，能够供养的人口有限，靠打鱼为生。

　　后来J村的人把船摇到了很远的地方，在那里发现了加工宝石的方法，从此富裕起来。他们偶尔把船摇到岛西，用几颗小小的宝石就换取了C村的大量农产品。

　　看到J村的变化，C村的人也开始造船出海，也学会了加工宝石，富裕了不少。

　　J村开始有人散布对C村的强烈不满，认为C村一旦富强就会压过J村，因此要把岛上的山筑得更高，不和C村来往。但是也有人觉得不是这么回事，就和C村商量，一起在山中开出了一条隧道，让两村村民来往更加方便。

　　有了这条隧道，C村的人发现J村的鱼不仅新鲜，加工宝石的技术也更高一筹；J村的人则发现C村富裕起来的人很有购买力，宝石卖得更多了，而且能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到C村直接生产。

　　C村和J村村民发现，两村之间虽然有座大山，但大家原本在同一个岛上。C村的农业与J村的渔业不同，同样加工宝石，原料和技术不同，并没有直接的竞争关系。明白了这些以后，两村过上了共同幸福的生活。

　　中日两国日益密集的贸易交流，以及无法遏制的经济发展需求，是否会像这个寓言中的村子一般，共同发展呢？从制造业来看，两国已经进入相互交融的状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在中国的日本制造

　　在中国的日本产品，已经从上世纪80年代的手表家电，过渡到数码相机、汽车，进而走向与中国国民经济息息相关的铁路电力领域。从人口及国土面积上看，日本比美国、欧洲要小很多，但作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日本能维持与中国如此大的贸易份额，关键就在于其拥有强大的制造业。

　　从北京京广大厦办公楼38层向下望去，东三环的汽车川流不息。

　　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就设在这里。把在中国的汽车市场占有率提升到10%，是他们多年来的目标。现在在中国市场上，每卖出10辆车，就有2辆是日本品牌。如果丰田拿下这“10%”，也就意味着三环路上的车流中，差不多每10辆中就有1辆丰田车。

　　在《望东方周刊》和《读卖新闻》本次同题调查中，中国民众最为倾心的日本事物，汽车排在第二位，紧随家电产品之后。

　　“从2008年中国汽车市场的销量看，大众拿到约12%的比率，位居第一；通用占到第二位。第三位一直在丰田、日产、现代之间争夺，三家的市场占有率都在7%~8%左右。”丰田公关部副总经理代理横山准说。

　　距“10%”只有一步之遥，但这不仅要猛追第一、第二名，还要尽可能快地从现在的方阵中脱颖而出。在中国，与大众通用之间，丰田差了5%左右的市场份额。而在世界其他国家，丰田被大众通用超过的现象并不多见。

　　事实上，丰田早已实现了每年在中国市场增加10万辆销量的目标。“我们在2006年的销量是30.8万辆，2007年增加到49.5万辆，去年为58.5万辆，今年的目标是70万辆。”横山说。从58.5万辆到70万辆，增幅约为17%。“我们1~9月的销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6%，10月的销量上升到了42%。”70万销量的目标看来实现在即。

　　丰田，是日本产业在中国一个非常普通的例子。

　　除了汽车产业，日立、东芝在铁路交通、发电方面的业务开拓，也早已渗入了中国经济。

　　在日本的中国制造

　　20年前在日本的菜市场、超市、百货公司，基本上找不到中国制造的影子。而现在，即便是去最豪华的百货公司或任何一家电器商店，要想排除中国制造，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在日本市场，某种程度而言，中国品牌并不响亮，但已经拿到了制造方面的绝对话语权。

　　从东京世界贸易中心大厦38层的大会议室向外望去，东京湾尽收眼底。海上有不断往来的船只，陆地则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

　　电通Young & Rubicam公司市场营销室室长矢井宏长，11月初在这里发表了一份对中国5115名消费者的调查结果。

　　“我们对李宁、苏宁电器、灿坤、万科、红双喜等品牌做了调查。”矢井谈到中国品牌的时候，台下似乎没有共鸣。日本消费者对中国品牌非常陌生，如果让他们举出几个中国品牌，大多数人可能会交白卷。

　　但是，走在日本的大街小巷，售卖的蔬菜很多标明产自中国，它们新鲜且便宜。走进东京秋叶原最大的家电营销大楼，电冰箱、洗衣机大部分是中国制造，数码相机、电脑等产品，中国制造也占去了半壁江山。

　　中国企业有没有可能到日本去设厂、开拓市场呢？

　　“这已经非常现实了。”勤纳利思(Chinalyst)投资顾问公司总裁孙田夫说。在经历了近20年的不景气后，一些有技术但没有市场、也找不到继承人的日本中小企业，在金融危机中更加艰难。“几十年前那些在日本经济发展中一点点摸索出来的技术，有些很有可能会完全从日本消失。而中国有很大的市场，中国的发展阶段与日本过去的一些阶段非常近似。很多技术在日本看来是要淘汰的，或者已经不能和最新技术竞争，但拿到中国可能就活了，有了用场。”

　　“并购这样的企业，对日本来说，找到了技术传承的载体，工人不会失业；对中国来说，不仅能学习到技术，也能为进一步理解日本市场做一些积累。”孙田夫说。

　　矢井宏长等人预测，日本关注市场的人已经开始注意中国品牌，向日本经济界呼吁重视中国市场的营销。

　　变换的制造形象

　　在中国研发、在中国生产，已经成为日本制造一个重要特征。同时，日企也在中国通过一系列的社会贡献活动，努力造就“优秀企业市民形象”。

　　同样以丰田公司为例，他们正积极在把可持续发展的产品理念带入中国。横山准介绍说，丰田公司在中国追求三个目标：可持续发展的汽车产品、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工厂及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公益活动。“不论是参加植树造林活动还是为贫困家庭的孩子提供助学金，所有这些活动都是为了给消费者带来‘优秀企业市民的丰田形象’。”

　　而资生堂在中国研发、中国制造、中国销售的企业战略，已经很难用中日进行区分了。

　　“我们公司过去负责过资生堂在日本生产的产品的进口销售工作，但去年这方面的业务已经交给上海投资公司，这里专门从事欧珀莱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资生堂丽源化妆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浅井俊行说。

　　从1991年作为首家入驻企业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破土动工，资生堂丽源化妆品有限公司如今已成长为年销售额排名第一的中国化妆品龙头企业。欧珀莱是只在中国市场销售的化妆品品牌。中国现有两千余家百货公司，“我们目前还只和740家百货公司签订了销售合同。”浅井这样说，包含着希望覆盖中国各大百货商店的意味。

　　不论是丰田要做“优秀企业市民”，还是资生堂用自己百余年来研发生产化妆品的经验和品牌力量，在中国开发生产产品，日本制造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形式进入中国。

　　中日制造的新方向

　　中日制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今后不仅会在两国间变得更普遍，而且在不断向更大更宽的领域发展。

　　“我认为，以日本企业的工资水准、生产成本，去开发非洲、南美洲的市场有一定的困难，但日本的资本与中国的生产营销力量结合，就一定能开拓出新的市场来。”日本使馆经济部的一位官员说。

　　他说得没错。如今的情况是：越南、印度建设发电厂的时候，订单发给日本的商社，商社下单给日本企业，但最后制造这批发电设备的是中国厂家，去安装设备的工人是中国人，调试设备的技术员则来自日本。

　　另一方面，中国制造与日本制造在资本及技术积累中所处的阶段不同，让两个国家在大多数领域互为补充，不构成直接的尖锐竞争关系。日本十几年来职员工资基本上没有提升，但日本人的生活质量没明显下降，是因为日本用上了中国制造。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日本企业来华扎根，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经济合作，尤其是制造业领域的新开拓，预示着两个制造大国会有一个更宽广的未来。■

    但是我也并不怀念那个“80年代”，那其实也是个假转型的时代，不过是做个姿态给你希望，但现在却是连这种假姿态也不做了，需要你去争。即使你争得到，也不过是经济利益，把你的注意力转移到了争抢经济权益上，仅此而已。1990年至今，中国人已经成功地变成了经济动物。确实是一种成功，据说中国很有钱了。其实，即使国力真如官方所宣传的那样，也不过是国富民穷，不过是少部分的人富，大部分的人穷。但是少部分的既得利益者包括知识分子们，已经开始相信这是全中国的富强了，更可悲的是，那些仍处在利益遭受损害中的人，也狂热得可以。

    当然这也可以理解，这个长期遭受贫弱屈辱的民族，终于有了可以摆显的资本。而且“国”就是“家”的传统观念已经深入骨髓。还有集团与国家概念的混淆，中国人几乎无法从中摆脱出来，包括一些比较清醒的知识分子，也是久入鱼之肆不闻其臭。比如上世纪80年代叱诧风云的严家其，在他的《首脑论》前几页，居然也选有大量的和各国首脑等政治人物的合影。德国汉学家马汉茂教授对此不能理解，根据仲维光回忆，马汉茂也曾作为德国外长根舍的顾问访问过中国，他见到仲维光，第一句话就是：“仲维光，很丢人，是吧？一个教授居然和政治人物纠缠到了一起！”但在中国，这是一种荣幸，如今仍然有不少人把与政治人物合影、领导人的签名放在自己的著作前，当谈到某政治家时还是感恩戴德。我在上世纪80年代时曾经写过篇小说，是对那篇著名的感激之作《一件珍贵的衬衫》的改写，把周恩来跟平民百姓同样的事件进行对比，那是先锋小说出现的前夜，我用了两条互补交叉的线索，现在看来技术上有些做作，但我所提出的问题依然存在。中国是个“官”之国，过去，读书人最好的前途就是中状元，现在与时俱进了，我的一个亲戚结婚，喜娘在祝愿新郎新娘时，不是祝他们将来生下的孩子长大了中状元，而是当中央委员。一切归根结底都是由“官”决定的，政治已经绑架了一切，是要胡萝卜，还是要大棒，你自己看着办。在这种微妙的转型时期，文学确实面临着重大的选择。

    第一个选择是加入大合唱，现在许多作家就正在那样做，看看现在许多作家的“大国心态”和“强国心态”吧！某种意义上说，现在的中国类似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渐渐走入了歧途，从原来向文明学习，走向了穷兵黩武。其实明治维新本身就是一种畸形的维新，它是天皇专制下的维新，最终必然走向军国主义，包括侵略中国。那时，日本不仅有拿枪的军队，还有拿笔的军队，称为“笔部队”，就是作家用自己的笔为战争宣传。他们写了稿子，由军部审读，政府利用公共资源进行炒作，这使得这些作家名噪一时，这样的文学让许多人趋之若鹜。不能只看到因为其有名利，即使没有名利的诱惑，作家们是否会被卷进去？仍然会，还有崇高的理由：荣誉，爱国。就连川端康成这样的作家，虽然没有在创作上“协力”，但也积极参与活动，日本政府组织的各种会议他都参加。如果有不合作的，就给你大棒。作家石川达三在南京陷落之后被派去写反映南京的小说，他看到了南京屠杀的血迹，良知让他写出了《活着的士兵》，揭露真相，结果遭到了军部的查禁，被判处四个月徒刑，缓期三年，让他立功赎罪。在高压下，他终于写了歌颂皇军的《武汉作战》。也有的作家名气比较大，又不要荣誉，甘于自我放逐，比如谷崎润一郎，去写后来被禁止发表的“风花雪月”的《细雪》，但即使是他，也在新加坡陷落时，兴奋地写下了《新加坡陷落之际》，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我日本帝国在东洋顶天立地，建立了赫赫伟绩……”没几个人能逃得脱时代。

    当然也有例外的，跟疯狂的时代决裂成功了，比如处在同样狂热时代的德国作家托马斯·曼。托马斯·曼离开纳粹德国，当被问及离开祖国如何写作时，他自信地回答：“我托马斯·曼在哪里，祖国就在哪里！”但是很不幸，祖国不跟他在一起，反是他因为离开了祖国土壤，写作日渐萎缩。作为“人”的托马斯·曼成功了，但是作为作家的托马斯·曼失败了。这就是作家的苦命，有不少人劝我出国写作，但是作家离开自己的土壤，不在场，就完了。某种意义上说，作家就类似于持不同政见者，要让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失去生命，最好的办法就是将他流放，让他离开他所赖以生存的“场”。而对持不同政见者来说，最好的地方就是监狱。

    当然也有反抗成功的，就是索尔仁尼琴。但苏联毕竟是愚蠢的，现在的中国已经不那么愚蠢了，即使禁你的书，也悄悄进行，以电话“打招呼”，也不说禁的理由，以“国家机密”搪塞。不仅如此，还知道利用国家资源去买通国际社会，也只有中国这样的国家，才可以不经纳税人同意把钱拿去为国家涂脂抹粉。这也是强权加经济在国际上的运用。我曾听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行贿国之一，西方人跟中国打交道，也知道了如何受贿。

    以国家资本打通通往世界的道路，这也给了中国作家以希望，于是中国作家就有了第四种选择：搭上顺风车，也能走向世界，甚至也能成功，得到世界的承认。我从来不相信这世界是正义和公平的，我相信，成功往往是建立在罪恶交易的基础之上的。只是我要问，这种成功，是否是文学上的成功？这样走向世界的文学，是否真具有价值？但似乎难以说清。川端康成等日本作家获得世界关注，难说跟日本的经济成长没有关系。这也就是现在许多作家选择苟且的原因，他们期待这样的成功。他们说文学不是政治，他们不过问政治，但文学是否跟道义无关？这是一个老问题，但一直没有解决这问题。中国文学，一直在要不要跟政治发生关系的问题上徘徊，到现在，远离政治好像成了共识，但是真的远离了吗？对政治的苟且，是亲近政治，还是远离政治？

    我认可这个基本命题：作家不是政治家。我也不相信高尔基“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说法，我也不赞成作家像巴尔扎克那样当时代的书记员。我认为作家是一个人，一个自由的人——自由，是作家的本质属性，哪怕是怪异、变态，都是一种自由。而中国作家，从来没有享受到自由。所以要争取自由，就要从改变政治开始。政治并不是文学的天敌，问题在于，是谁的政治？是作家自己的政治，还是上头的政策？但是又有人提出，艺术是“戴着镣拷的跳舞”，那么作家和自由是什么关系？不自由，是否反而是文学合理的选择？

文字实录：

1、书名曾想取为中国的国骂

网易读书：网易的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作客网易阅读客厅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著名作家陈希我和编辑林宋瑜女士。陈希我先生在国内可以说是一位“问题作家”，几乎每推出一本新作都会引起一定的争议，比如之前出版的《冒犯书》《抓痒》等著作，被称为“极限写作”的代表人物，近日他推出了最新长篇小说《大势》，也在评论界引起了很多反响和争议。林宋瑜女士被中国著名的批评家朱大可老师誉为中国最好的文学编辑，她之前推出的小说有林白《一个人的战争》，虹影的《康乃馨俱乐部》等作品，非常高兴的是她也是《抓痒》和《大势》两部作品的编辑。欢迎两位来到网易阅读客厅，请两位跟网易网友打个招呼。

陈希我：各位网友大家好，很高兴跟大家见面。

林宋瑜：网易的网友们大家好。

网易读书：今天把陈老师、林老师请到了客厅，关于《大势》，立刻想起一个成语是“大势所趋”。请作者和责编告诉网友你们的理解。

陈希我：原先我写的时候有一个书名，在后记里讲到，是中国的国骂，但自己也感到不太适合，就改成了《中国》，但后来也不太适合，就变成了《大势》。《大势》讲的主要是“势”的概念，本来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艺术的概念，中国书法很讲究“势”，但在人的身体上也有“去势”的概念。

我感到一个国家和一个名字是很类似的，有它的力量和势力，因此我这本书探讨的是中国正在走向大国的过程中，大势所趋之下的一些问题，所以名字叫《大势》比较确切。

网易读书：林宋瑜老师是这本书的责编，在书的命名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请林老师谈谈对于书名的解释。

林宋瑜：要考虑到出版的问题和书的主题，所以和作者进行了多次讨论，我觉得《大势》这个名字更适合这本书，因为它带有一定的隐喻，刚才作者已经介绍过了，这本书名有多重含义，见仁见智，想从哪方面理解都可以，但最重要的是，大势已经把书的格调定下来了，不是一本小气的书，包含的内容很多重，我觉得这样的书名更合适。

2、父母在感情上绑架下一代
网易读书：《大势》这本书的故事结构有一些极端，从另一个意义来讲也有一定的普遍意味，讲述了在原先环境中具有反日思维的中年男人，他生了一个女儿，女儿却要嫁给日本人，重重冲突就在父女矛盾的冲突中展开了。

读者主要关注两个问题，一是关于父女、亲子之间的爱，父亲用极端的方式极端地爱着自己的女儿，我很想听听作者是怎样看待读者反应的？

陈希我：我觉得中国父母对子女的爱是很值得探讨的，传统上认为爱是绝对的，父母亲对子女只要有爱，怎样做都可以，在这种情况下甚至出现了一些以爱为名实行的暴力，这本书里讲的也是这个道理，父亲对女儿实行暴力。我感到爱应该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上，如果是没有理解的爱，我们宁可不要。

另外，所谓的父爱、母爱，过去我们一直认为是无私的，其实我认为是有私的，这要从两个层面来看：

第一，父母为什么会生子女？首先是因为自己的快乐，然后才会生出子女。当然，有些人说：“我没有目的，就是为了传宗接代”，但传宗接代也是目的，在传宗接代这个目的之下，很多子女有了他们不能承受的负担。我经常觉得，这种父母的爱变成了一种寄托，对子女来说是不公平的，如果你要让他承担重负，完全可以先跟他商量，问他愿不愿意承担，如果他不愿意，就不应该把他们生下来，但（子女）没有选择权，我感到这个问题值得探讨。

网易读书：陈老师这个问题应该会在年轻人中引起很大的呼应，我记得作家尹丽川也有这样的感受，他看到母亲后写了一首诗：这样一个女人怎么会是我的妈妈？他对母亲的心态很矛盾，亲人把爱施加在他身上，而在这个爱的名义之下，好象什么都是理所当然的，什么都可以理解，什么都可以原谅，“爱”变成了人身上很大的束缚、枷锁。

林宋瑜：绑架下一代。

网易读书：是这样的意味。

陈希我：表面来看，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不像过去那样专制了，但我感觉已经进入到了另外一种专制中，就是感情上的专制，感情上的绑架。我们小时候因为父母穷，不能给子女很多，子女就觉得欠父母的不多，但现在（父母）给子女很多东西，又是物质，又是教育的投资，如果再不听话，（父母）就会觉得子女很不应该。实际我觉得这代青少年比我那代青少年不幸得多，他们失去了小孩的自由和童真，被附加了很多东西，他们要为这些被附加的东西而奋斗，去满足长辈。尹丽川他们有这样的感觉，比我那代（的感受）应该更强烈。

林宋瑜：这代年轻人在升学和选择职业上，我觉得他们并没有成熟到按照自己的兴趣选择（的程度），很多时候都是父母铺好路，指引子女必须这么走，亚洲人，尤其是中国父母在这方面的爱更狭隘一些，把孩子当成私有财产。这个（现象）比较明显。

网易读书：刚才陈希我讲了一个观点，让孩子延续自己，一旦孩子出现了和自己不同的苗头、不同的趋势、不同的方式，（父母）往往就像革命和反革命一样有一种非左即右的反应，包括小说中的主人公，因为她不能按照自己对于民族的理解来行事，就对自己最亲的女儿采取了残暴的、自我毁灭的方式。

陈希我：如果这体现在父母理想上可能更可怕一点，从父母的思想方面，他们需要孩子完成自己未竟的使命，把父母的观念贯彻到孩子身上，比如中日关系，对于老一代人来说，可能有一些关于中日战争的记忆，但对于年轻人来说就比较淡漠，对于日本年轻人来说也是这样，年轻人更能接受国际之间的交往，这时你把自己的观念强加给他们，要他们不能嫁给这个人，不能嫁给那个人，对于孩子来说是不公平的。

我在小说中还写到了一点，年轻人对这段历史不关心，并不等于他骨子里没有这种积淀，我认为这是一种历史记忆的积淀。比如小说到最后，当两个人踢开自己的父母亲走到一块，遇到矛盾之时，对方还是会骂“你是中国来的”，“你是中国人”，她也骂“你是日本人！”这是骨子里无法逃避的，哪怕祖先不告诉你这种历史，但你的骨子里就有这种记忆了，这是很可怕的。

林宋瑜：我想也和历史教科书、媒体宣传有关，大家（从小）就知道我们和日本是有仇恨的，这个问题在历史上确实存在，对于历史比较长的民族来讲，肯定有它光荣的历史和屈辱的历史，如何看待这两面，应该……

网易读书：应该更加理性、更加全面。

林宋瑜：对，陈希我在这时提出这个话题非常重要，不仅仅是他个人在创作上的飞跃，也是一个很好的文学话题。

网易读书：民主党的鸠山先生马上要就任日本首相，很多人认为这是中日关系的契机，陈希我先生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个话题适逢其时。刚才陈希我还提到了大国崛起，在大国崛起的过程中我们和周边国家肯定要有很多沟通，尤其是和我们一衣带水的日本，这本小说里有很多描述双方交流沟通时的障碍、理解和爱，请你谈谈你的感受。

陈希我：中国对日本的感受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羡恨交集”，从我小时候开始，中国人对于外国人的感觉是很奇妙的，外国人就包括日本人，其中对于日本人的感觉又最奇妙。这个国家到目前为止还用着我们的汉字，我们认为他们的文化是从我们这边来的，是我们的小弟弟，是一个学生。这个学生在长大之后居然不认老师，还回过头打我们，这让我们心里很不平衡。

再回头看，我记得八十年代打开国门时，发现日本很好，很值得羡慕，所以感情（很复杂），但这个值得羡慕的国家又不停地参拜靖国神社，不停地说一些让我们不高兴的话，“羡恨交集”很能代表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情绪。但我觉得还是应该理性对待，对这些比我们强的国家，特别是日本这样的国家，我们可能有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要求他们）不能说让我们不高兴的话，要他们帮助我们，在帮助我们的时候也不能说三道四。

我觉得中国和日本都是独立的国家，没有谁一定要为谁服务的问题，我们不能抱着不切实际的（想法），日本应该谢罪，要跟我们友好……对于这点我们应该调整心态。至于日本，换不换新政府，我感觉对中日关系影响不大。我记得在八十年代时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当时他在中国许愿要收中国几百万留学生，我就作为留学生过去了，某种程度上我要感谢中曾根康弘，当时我们国家的总书记是胡耀邦，双方都表现出了非常友好的姿态，我记得胡耀邦在某个聚会上还唱了日本流行电视剧《血疑》里的歌曲，我也很感谢中曾根康弘，但恰恰就是他参拜靖国神社，而且是中日建交后第一个参拜靖国神社的首相。

日本的首相、政府首先是为国内的政治、经济负责的，至于他对中国什么样，对中日关系什么样，能不能建立（交往），要看对他们自己有没有好处。日本过去提出“脱亚入欧”，现在提出要“回到亚洲”，也是基于对自己（利益的）考虑，不是为我们考虑的，我们不能对他们寄予太大希望，要端正自己的心态。

网易读书：陈希我先生在日本待了很多年。现在出国途径多了很多，更多中国人可以去日本玩，在经济危机中，日本也来中国做了很多旅游推广，能不能从自己的经验和角度谈一谈如何更好地与日本相处，如何更好地观察这个国度？

陈希我：首先不要老是记着他们曾经侵略过中国，特别是不要老是把日本人当成鬼子。我本身也有惨痛的教训，一踏上日本的土地就觉得那些人全是日本鬼子，实际情况并不是那样，后来发现所谓的日本鬼子很和善，一见到太阳旗就觉得天都黑了，带着这种记忆跟日本人交往是不会成功的，应该看到，日本国民也是要过日子的，他们不是要战争的国民，他们这种情结甚至比我们中国人更大一点，因此没有必要事事要求他们，当我们解放了自己之后，就会发现日本人还是很可爱的，他们有很多优点，比如勤劳、勤奋、礼貌，有些人的礼貌还是很真诚的，并不是企图要我们什么东西，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网易读书：林老师在负责编辑《大势》的过程中，这个问题应该也是摆在您面前的具象内容，您怎样看这个问题？

林宋瑜：中国本身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中，在国际舞台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中国人的形象和我们的一言一行在国门之外非常重要，国门之内我们所表现出来的也非常重要。（维护）国际形象并不是国家领导人的事情，每个国民本身也有义务表现出更好的形象。陈希我这本书里深刻探讨了民族性的东西，而且涉及到了我们民族心理中不太健康的一面，所以这本书现在引起争议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大家觉得你怎么写这么不好的东西？就像当年的柏杨写《丑陋的中国》惹恼大家一样，事实上美国也有类似《丑陋的美国人》，韩国也有类似《丑陋的韩国人》这样的书出现，但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国民反响，大家应该从不好的方面反省自己，更加进步，我们应该规范自己的行为，让我们的形象更美好，作家提供这方面的启发就应该更加清醒和理性，而不要动不动就《中国不高兴》，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是这样的，他提出的主题是和解的方向，我觉得非常好。

3、《中国不高兴》是爱国贼写给爱国奴看的书
网易读书：刚才您提到了《中国不高兴》，这本图书也是现在的热点，从自己的角度切入到了国家、民族之间相互碰撞的问题，两位老师有没有读过这本书？

陈希我：我大概了解，但没有读，因为不值得一读，听这个腔调就是不理性的，街上疯子讲话也就是这样的，我觉得这本书是爱国贼写给爱国奴看的书，煽动这些（情绪的）都是爱国贼，是从自己利益出发而不是从国家利益出发的，是不是爱国者还值得商讨，那些爱国奴，那些稀里糊涂的傻子就会跟着他。我觉得这是我们民族的弱点，中国人是特别不爱思考的民族，容易被煽动。

就像刚才讲的，《丑陋的美国人》、《丑陋的韩国人》，都有类似的书，但《丑陋的中国人》偏偏引起了大家的不高兴，就是因为我们的民族不善于思考，有了思考才会反思，但我们不善于这个，一讲大家不喜欢听的话大家马上就反应过度。

举个例子，奥运期间传递奥运火炬时出现的情况，日本举办时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我们完全可以用平常心来对待，但很可悲的是，外面的那些所谓爱国贼居然去打人家，形成了斗殴，在国际社会中不管怎么样打人就是不对的，是野蛮，（这）往往会让人感觉“中国原来是这样的？”这其实是在给中国人抹黑。

网易读书：口号正确，不择手段。

林宋瑜：人与人之间要寻找一种正确的沟通方式，国与国也是这样，现在改革开放，和很多国家都要做朋友，要做朋友就必须要找到沟通的方式，不做沟通怎么做朋友？整天树敌怎么发展？因为我们也是热爱和平，不要战争。

网易读书：“不高兴”的姿态并非真正大国的姿态，经济危机让美国承认自己的错误，全面反思自己的政治、经济制度，这样一个大国，有勇气面对自己的错误的国度，将更容易走向更加坚实的未来，包括中国也是这样，日渐理性、实际地解决目前遇到的问题，绝非靠一些情绪性口号、煽动性言论来解决问题。

林宋瑜：就像小孩过家家一样“不跟你玩了”，这种威胁是没有力量的，陈希我的小说只是提出了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刚刚开始，应该有更多作家，包括陈希我本身去更加深入。

网易读书：了解本身就有一个过程，彼此的包容需要更长的过程来实现。

陈希我：刚才我讲到了爱国贼和爱国奴，爱国贼是理解的，但他不告诉你，反而故意煽动。但大多数爱国奴是不懂，我的书就是想让大多数人了解日本，其实很多人不了解，不了解到什么程度？我们要了解中国的事情，反而要从日本的书籍中去了解，日本做学问很精，对我们的观察很细致。资中筠女士曾经讲过她的父亲，她的父亲出生于湖南一个小山村，这个小山村盛产无烟煤，因为那里交通闭塞，周围的人都不知道这里盛产无烟煤。后来她的父亲出国留学，居然在日本一家图书馆里查到这个小山村盛产无烟煤，那是在9.18之前，日本对我们的观察就细致到这种程度，我们呢？日本其实并不只有右翼，我们对别人却完全不了解。

4、用写作来反抗自己的绝望
网易读书：一方面作家陈希我在书中是冷静的形象，另一方面也很随和、好交往，很多朋友对他好奇，在博客上他总是以冷峻的肖像出新，但现在我们见到的你却很随和，有人觉得作品中的你和现实中的你比较分裂，你怎样看待这个评价？

陈希我：可能确实比较分裂，不少人见到我就会说“你不像写那本小说的人”，他们问“哪方面是真实的你？”我感觉都不是真实的我，一个作家在他的作品中表达的是他的深层思考，但要记住，文学作品往往是夸大的，如果没有这种夸张和象征化，作品就没有什么力量。但现实生活中的我当然更不是真实的我，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要扮演很多很多角色，不能太文艺，我父亲在我小时候就经常警告我“生活不是文艺”，不能用太文艺的方法（生活），那样就会变成一个疯子，没办法在世界上立足。但我承认一点，这种分裂造成了一个痛苦的我，有一种没有着落的感觉，我想很多有理想的作家都会有这样的（痛苦），但从作家的角度来说，正是因为这种分裂，一方面造成他和读者的不同，另一方面造成了作品本身的魅力。

网易读书：我们看到你的作品有一个特色，很喜欢用第三人称“他”。

陈希我：我用“他”比较多，用“我”也比较多，还有一部小说用第二人称“你”，很多人奇怪，长篇小说为什么用“你”来倾诉，因为“我”更偏重于倾诉，“他”更偏重于描绘，“你”是偏重于审问式的，通过审问，可以把一些平时不愿意描绘的东西呈现出来，说起来是审问别人，但你知道，作家其实都是在审问自己，作为写作者来说其实是很痛苦的，不停的用文字解构自己，我记得有位诗人说了一句话，大家都说他是一个坏人，但一个写诗的人能坏到什么程度呢？我曾经有写日记的习惯，白天有多少不好的念头，到写日记时都洗掉了，每天坚持写日记的人，我估计也卑劣不到什么程度。

网易读书：陈希我最重要的两部长篇小说都是由林老师责编的，您对陈希我的写作是怎样的评价？

林宋瑜：我也有这样的感觉，我觉得陈希我是一个矛盾性、内心冲突很大的人，所以我也说他是分裂的。但他有一个重要的东西被忽略了，他的角色主题最终追求的是非常理想化的东西，因为他选择的题材都比较走极端，叙述看起来也是剑走偏锋，挑战人的阅读极限，当时我读《抓痒》就是这样的感觉，觉得受不了了（笑），但要看他叙述的是什么，《抓痒》追问的是婚姻本身的意义。《大势》也是这样，看起来他说的是民族性里不太健康的地方，叙述处理中日关系时不太好的做法，看起来是在揭短，但实际探讨的是我们怎样做更好，主题思想是这样的，往往容易被人忽略，但我恰恰看重他小说中的这一点。

网易读书：一个不停追问的作家肯定是期待了解真实的作家。

林宋瑜：他很较真，包括他的语言也是，《大势》的终审是肖社长看的，老肖原来写小说，看完后我问他“感觉怎么样？”他说“他的语言很干净”，本来大家都说陈希我是写脏话的，但从语言上来讲，他的表达是很明快的，只不过用了很多脏话。所以看东西要往深层看，很多人不是这样，只是看表面，觉得有很多脏话，说怎么这样。

陈希我：我说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别人说，你怎么会是理想主义者？我说我和过去牧歌式的理想主义者是有区别的，我是想在黑暗下看到光，我们认识现实，但不苟同，我企图揭示现实之下的姿态。

林宋瑜：这句话用得很好“黑暗下寻找光”。

陈希我：我感觉现在只要在坚持严肃写作的人都是理想主义者，如果想赚钱，完全可以写一些垃圾作品，但那些坚持在严肃领域写作的作家都值得尊敬，因为现在的年代和八十年代不一样，我印象中在八十年代只要冒个作家头衔就可以勾女孩子回家，现在基本没有这个可能，就是因为具有理想。

网易读书：每个年代都有各种各样的作家，陈希我属于追问真实、追问真相的作家。

林宋瑜：但我觉得每个民族、每个年代都需要有这样的作家。

网易读书：这样的作家在他所在的年代往往被认为是阴冷的、黑暗的，不被理解，但时间会证明他们追问的东西才是最有意义、最值得追问的，很多人可能会通过漠视来逃避这些，在当时也许这些作家的言论不合时宜，但通过时间的淘汰，繁花似锦的东西会灰飞烟灭，但另外一些东西会像锥子一样从时间的长河中凸显出来。

陈希我：从整个文学历史中就可以看出来，当然我不是说我是那样的作家，但我们可以看到，那些留下来的作品、作家在当时都是不被理解的，但时间久了以后慢慢看他们的作品就会发现他们讲的是对的，是有价值的。

网易读书：对于你作品的争议很大一部分不仅是关于理解的关注，还有一部分是如何判定艺术标准的争议，艺术和道德，很多批评者以世俗、道德的要求来要求故事里的主人公、写作者要符合道德规范。我们知道，人民大会堂有一个泼水节裸体油画事件，那时的思想就解放了，在30年后的今天，人们还纠结于道德的眼光来评价文学作品，特别是对于陈希我的文学作品，这也是一件很怪的事情。

林宋瑜：文革遗毒吧。

陈希我：很可悲，我本身在高校教书，我觉得即使是在教科书中也有这样的（现象），没有把文学和社会学分开，往往用社会学的眼光看文学，过去是看阶级斗争，现在往往是看道德不道德，我们解读作品都是偏颇的，没有用纯粹的艺术眼光来看待艺术作品，用文学眼光来看待文学作品。文学的价值观和社会学价值观不太一样，社会学的价值观是表面上大家都遵守这个规范，文学更深层次是一种揭示，让人们在心灵上有所反省，因此文学经常会显示一些表面上非道德的面目，实际上它更符合人性。

林宋瑜：我觉得文学就是要探索人性，人性是多重的，追求的主题还是很理想的，还是向上的，人家老说，你写到疮毒了，写到黑暗了，不能这样写，我觉得这种指责是很幼稚的。

陈希我：一方面和社会价值观有关，前两天我在新浪的博客在一天之内被点击到了八九万，有很多人骂我，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骂我，后来才明白，他们根本没有认真看，只是通过别人弄的标题来骂我。如果他们看了作品，看了我的小说，就不会得到那样的结论，我很感谢一些认真读我的作品的读者，让我很感动，但很多人都只是看标题或者通过一些人讲的几句话就开始排斥你。

林宋瑜：因为现在一般的速度都太快了，所以才出现“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快速流行于网络的事情，大家不愿意去想，别人这么说了，大家也就呼应了。

网易读书：一方面不愿意花时间想，一方面又很想发言，没想清楚就想发言。

陈希我：想发言（这个心态）很重要。

网易读书：非常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

林宋瑜：急于表现自己，但并没有沉下来看他说的是什么，表现的是什么。

网易读书：林宋瑜老师和陈希我接触得非常多，在您眼中，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林宋瑜：见到他的人以后我觉得他这个人很好，但我经常跟他开玩笑，“你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我觉得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悲观但又不愿绝望，他经常很绝望，我从他的作品中读出他对生活很不适应，总是感觉绝望，但又不（愿意适应），总是想抓住某根救命稻草，希望得到拯救，这种愿望好象藏在他的内心。但如果没有读他的作品，一点都感觉不到这点，可能会觉得这个人毫无个性，很随和，很从众，是一个好好先生。

网易读书：您讲的这句话，其他读者、作家和批评家也有类似的表达，“用写作来反抗自己的绝望”。

林宋瑜：这句话非常好。

网易读书：今天的聊天差不多就到这里，非常感谢陈希我先生和林宋瑜女士作客网易阅读客厅。谢谢二位。

陈希我、林宋瑜：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近期文学事件簿
　　●9月25至30日，“2009’中国当代文学论坛——共和国六十年文学与文学批评学术研讨会”在成都举行，雷达、孟繁华、贺绍俊、肖鹰、王兆胜、张永清、何言宏等全国文学批评界的数十位专家学者与会，发出了各自不同的声音，为新中国60年文学“翻案”。
　　雷达对一直以来评价不高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十七年文学的正名，他认为虽然现在不提文学为政治服务，但政治视角有时候是比较大气的，因此，与政治密切相关的十七年文学仍然有很大气的作品；而且当时作家深入底层生活，那样的景况在现今文学写作中已不复存在。
　　针对最近几年否定当代文学的在一种潮流，沈阳师范大学教授孟繁华认为，那些批评的声音对当下的文学作品，乃至整个当代文学并没有构成真正的批评，是一种“不及物”的批评。“如果联系起百年中国文学的评价来说，这些批评的声音，评价现当代文学使用了两个尺度：他们在评价现代文学的时候，取的是现代文学的高端成就；但是当他们评价当代文学的时候，他们采取的是末流，把末流指认为当代文学。对现当代文学评价采取的不同尺度，造成了他们批评的不及物性质。”孟繁华如是表示。
　　当代文学并没有诞生人们心目中的经典巨著，舆论一直将原因归咎为时代与作家本身的原因，学者贺绍俊却提出，要看到另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即语言的革命导致现代汉语无法接续古代汉语的典雅性，因此始终无法在文学性构建上有所突破。　　
　　●日前王蒙在法兰克福书展上发表演讲时谈到，“中国文学发展很快，读者的口味发展得也很快，但不管对中国文学有多少指责，我只能说，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他说，中国现在有上百种文学刊物，诸多作家在从事纯文学创作，全国每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有上千部之多，中国可算是全世界的文学大国。
　　王蒙的这些言论引来网上强烈的批评声音，有评论尖刻指出“中国文学不是最好的时期，是最好蒙的时期”。王蒙随后在接受采访时回应道，他所说的“最好的时候”，“说的是作家的生存环境、写作环境，否则的话不存在时期好坏的划分。因为它很难比较”。　　
　　●10月30日至11月1日，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在北京举行，会上，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发表“中国60年来的当代文学价值定位只有中国学者能够完成”的观点，激起清华大学教授肖鹰的反驳。
　　陈晓明提出，对于当代中国文学60年，“我们要找到自己的路子”，“只有我们自己才能为这60年的文学价值进行确认”他说尊重顾彬的研究，但不同意顾彬对当代文学的观点，他“认为中国文学目前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唱衰中国文学从90年代以来就有，是与媒体的兴起相关的”，相同的观点陈晓明在近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也进行了阐述。肖鹰教授则针对性地发言道，我们的作家、学者还有一种传统中国文化的“长城心态”，一是拒绝外来的东西，另外一点是拿来之后就把它私有化或者是己有化。肖鹰称，我们还是以一种大国小民心态来对待海外汉学。比如顾彬事件，很多学者都认为顾彬是用西方的态度来看待中国文学，是存有偏见，而他认为，“误读或者误解是必然的，我们要尊重这种必然。但我们不能因此拒绝海外汉学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言权”。

    朱大可：文学圈改变公共形象的唯一途径是自我反省
    信息时报：对于最近相对集中出现的对当代文学予以肯定的评论界言论，你有什么看法？
　　朱大可：我还没有看过此类文章。我想这也许是文学鸵鸟们的自我安慰而已。但这些自我表扬跟文学的真实现状相去很远。中国当代文学的黄金时段是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期。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过什么奇迹。只有个别作家能够超越这种历史的限定。
　　信息时报：这几年顾彬对中国文学的批评确实引起了不少关注，在评论界中，有一些代表性的看法是，唱衰中国文学也有媒体的责任，是因为媒体放大了那些言论，你对此有何看法吗？
　　朱大可：这就跟80岁的老者从镜子里照见自己的衰老，却抱怨是镜子出了毛病一样。文学圈改变公共形象的唯一途径，只能是自我反省，改变文学自身的品质。而不是去批评媒体的不公。
　　信息时报：对于汉学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你有没有关注过？你觉得应该如何看待他们的研究？
　　朱大可：我所接触的西方汉学家，大多数是有文学教养的。顾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写得很节制很客气。他最近对中国文学现状的批评，大概是被逼出来的。他说出了有限的真相。每一个热爱中国文学的人都应当感到高兴，因为我们又多了一面德国产的镜子。

   陈希我：关键是作家要有所作为
　　信息时报：对于近期出现的呼吁重新评价中国当代60年文学的言论，你有什么看法吗？
　　陈希我：很有看法。也许因为中国经济上成功了，中国文学家们也头脑发热起来，开始做“文学大国梦”、“文学大中华主义梦”，号召重新评价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否要重新评价？我觉得要。我的看法是，当代文学中的17年应该像对待“文革”中的文学评价一样，即使肯定，也只是很少的部分。原因并不是它有政治因素，问题在于是怎样的政治，历来对作品的政治倾向的评价，都没有弄清这一点。鲁迅作品很“政治”，但他的“政治”显然跟郭沫若后期作品中的政治不一样。索尔仁尼琴很“政治”，但是非常好！
　　另外，对现代文学与八十年代末到现在的当代文学，后者，我觉得文本价值更高一些。但问题在于，文学的评价机制不是只从文本出发，甚至基本不从文本，只要看看现代的文学史，基本是文学思潮史或者文学发展史，所以那些影响力大的作家作品比较占便宜。我想这标准是不全面的。我觉得对作家和作品，应该分为有影响的作家和作品与优秀的作家和作品，前者可能在文学史或者研究家眼里地位很高，但单从作品来说，未必很优秀。而后者则相反。这样才不至于眉毛胡子一把抓。还有，我们的研究者很多对文本是没有感受能力的，基本上是职业让他们搞起文学研究的，这样，他们只能重视文本之外的东西。这也是一个原因。
　　依我看来，现代文学由于特殊的历史际遇，社会动荡，文化断裂，新思潮新技术汹涌而进，作家有很多可作为的领域，因此出现了许多有影响的作家和作品。这些作品，现在看来有的甚至很幼稚，但是不能否定它们的历史地位。而在当代，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之后，文学的沟坎不再那么多，更不存在断裂的问题，作家可作为的空间就比较小，所以更多的是在文本上打磨，影响力当然是相对比较弱。现在中国作家在技术上，即使放在世界范围内，也未必差。但问题在于，文学不只是技术，甚至更多的时候不是技术，所以我们现在的文学才那么遭到否定。我想顾彬的主要意思也在这里。中国文学应该有个突破，即在作家写作姿态上的突破，不要只在允许的范围内玩弄技术和韵味。
　　信息时报：说到顾彬，你对汉学家以及他们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有什么看法？
　　陈希我：从我认识的汉学家看，我们首先应该肯定他们对中国文学的真诚与热忱。想想，中国文学研究是他们的饭碗啊，哪有去奚落自己的饭碗的？想想看，顾彬把中国文学损成那样没价值了，他还怎么靠这没价值的东西吃饭？就好像研究红楼、鲁迅的人，一定说红楼、鲁迅好。他们还想不想把这碗端起来？当然，他们对中国乃至对中国文学未必能够理解得那么透彻，但是他们作为参照系，还是价值巨大的。
　　信息时报：近年来中国当代文学的公众形象确实不好，你认为要改善这样的公众形象最关键的是什么？
　　陈希我：关键在作家，作家要有所作为。现在混文学、没有立场的作家太多了，世故得很，机巧得很。我觉得大家对中国当代文学不认可，首先是因为对作家不认可，对作家的生存状态和写作状态不认可。韩寒没写出什么经得起细读的作品，但是公众对他很认可，就是对其状态的认可。某种意义上说，作家本人就是一部最大的作品。

脱贫人，或变态者

    “人体是一架自己发动自己的机器，一架永动机的活生生的模型。体温推动它，食料支持它。没有食料，心灵便渐渐瘫痪下去，突然疯狂地挣扎一下，终于倒下，死去……但是你喂一喂那个躯体吧，把各种富于活力的养料，把各种烈酒，从他的各个管子里倒下去吧；这一来，和这些食物一样丰富开朗的心灵，便立刻勇气百倍了……”这是梅特里写于18世纪的《人是机器》中的一段话。它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一个机器主义时代对人和身体的认识。如果能回忆起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奋斗目标（实现四个现代化和脱贫致富），你会发现，在中国曾经的语境里，人最重要的是“温饱”――能吃好、喝好，精神就会富足，一切万事大吉。在中国人眼中，生活富裕曾具有那么强大的诱惑力，它意味着快乐无忧，也意味着一个充满金色阳光的美好前景。
    事实上，陈希我小说书写的就是中国人实现致富梦后的生活。他的主人公是一群“脱贫致富者”。之所以说“脱贫”，是因为他们都有做穷人的经验，都经历过贫苦岁月，之后用各种方式（靠父辈的权力、靠投资房地产、靠建造豆腐渣工程、靠传销、靠倒卖假药、卖保健品）富了起来。“脱贫”后他们成长为中国城市中的中产阶级：有车子、房子、票子、有漂亮的老婆，有充裕的时间消费、买醉、嫖女人，寻找各种刺激。他们过着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富足生活，仿佛生活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梦想中的“天堂”一样。如果把人的身体比作机器，这应当是一群被很好的饲料喂饱了的群体。小说集《冒犯书》中的《晒月亮》、《补肾》、《旅游客》、《又见小芳》等，长篇小说《抓痒》中的夫妻二人，几乎都是这一族群。可是，在《晒月亮》中，有了钱的中年男人反而更怀念他的曾经时光。昔日以美好、纯洁、处女的娇羞模样出现。尽管昔日的“我”没有钱和权，但却拥有她的爱――他们曾共同对她的“合法”男友嘲弄并藉此获得快感。他们对金钱鄙视，正是这鄙视使他们感受到青春、激情以及愤怒，那时候的他自负、自大，有无限的活力。可是，当他“有钱”了，当金钱如猛兽一样来临时，在初恋女友面前，他却无从找回“男人风采”。作为小说集《冒犯书》的第一个故事，《晒月亮》以隐喻的方式暗示了陈希我小说人物的共同生存背景：在金钱的漩涡里。
    身体的温饱解决了，人就真的可以丰富开朗，勇气百倍吗？《补肾》中，“我”带着妻子和女儿在每个周末到处下馆子，但是，没有什么可吸引他们的了。一家人去吃猴脑。“猴子一声惨叫。那个叫做脑浆的东西终于呈现在我的眼前了。滑溜溜的。那滑溜溜的感觉好像为我们呈现出世界的另一面，像皮囊的内里。它在蠕动。女儿又害怕地叫了起来。让她怕，她也该懂得什么是怕。她太幸福太舒服了。我啐道：叫什么叫！不会动了，死了，还有什么吃头。（《补肾》）”这种对极端“吃相”的讲述，刺激着读者对吃的理解。那难道不是对活的生命的杀戮以及对欲望（暴力）的放纵吗？因为有闲，“我”跑到对面的空房子里，偷窥邻居的生活――对面同样是“脱贫人”身份的夫妻两个，失去了男女之间最普通的性能力，男人靠自渎和给妻子手淫的方式过“夫妻生活”。身为护士的妻子，则千方百计地为她的丈夫买补品，甚至人的活肾。――作为机器的身体早已被喂饱，但是，欲望却不能添满，什么都不能让他们满足，这就是都市人脱贫后的“饕餮人生”。
    “脱贫人”们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生活状态。他们以寻找各种刺激弥补内心的恐慌：购买已经在市场上不卖的骨头、去吃被社会禁止的猴脑、购买血淋淋的从犯人身上摘下来的肾做补品……人人都试图通过“吃”/“性”获得人存在的感受。“脱贫人”的日常生活，使读者看到金钱在中国社会引发的新的灾难，那是一个触目惊心的现实：金钱并没有带给他们安适、幸福、和谐的生活。现代化也没有使他们进入天堂般的世界。他们身上携带着焦灼不安的气息。从这些人的生活场景中，你会感受到整个中国进入了极度的物质主义世界。当然，陈希我的笔下，还有一群人――为达到“脱贫”目的，他们甚至希望去偷、去抢，迫切出卖身体，做梦都想嫁给有钱人或者傍上富婆，这是时刻渴望“脱贫”的人们。在这些脱贫人和渴望脱贫人那里，你会深刻体会到金钱有如龙卷风一样已经席卷了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直至每个人（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身上都刻下了对金钱的隐秘渴望。
    陈希我笔下的人物都有极端的性格。也正是人物身上有点“轴”、不变通的性格特点，小说才戳穿了久附在日常生活中的诸多谎言，使“脱贫人”成为了常识意义上的“变态者”。《旅游客》中，当女作家娜拉对“我”，一位不断向她表达爱意的、愿意为她付出一切的男人说“我就想尿在你嘴里”时，他逃跑了。可是，女作家的逻辑也是成立的，“难道你不是说愿意为我付出一切吗，难道你不是说爱我吗？”陈希我以不无恶意的细节颠覆了生活中成为常识的东西，他以使小说人物成为“变态者”的方式，冒犯了两性关系中不堪一击的谎言：“我愿意为你做一切”。在《我们的骨》中，小说家则以一对夫妻寻找一块毫无价值的猪瓢骨的方式，揭示了金钱的无所不在以及无能为力：“钱不是什么都可以买到吗？为什么瓢骨就不能卖呢，我们为什么得不到它呢？”《又见小芳》中，女主人公贪婪地掠夺食品变得极度肥胖，她以传销及从事房地产的方式侵占他人财富从而成为富豪。陈希我别具匠心地使“贪”在这个女人身上合二为一，这是对“贪欲”的讽刺和象喻，这样的象喻也使陈希我小说在当代物质主义中国的语境中具有了锋利的批判意识。但是，肥胖/富有的女人并没有仅仅沦落到只相信金钱的无知程度。她还能辨识真实的拥抱与情感。也因此，为留下“我”拥抱床上“青年小芳”那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格，女人从高楼上跃下。这样的安排其实也显示了陈希我身上的某种理想主义色彩，他让小说人物对身陷其间的物质世界做出了决绝而又不乏可爱的反抗――这是身在物质天堂又身陷精神地狱的生存风景，也是每个不愁温饱者的生存困窘。正是在物质天堂与精神地狱之间，人的生存意义才直逼每个读者的心灵：这就是富饶世界里的满目荒凉与破败，这就是我们个个都能约略感知但又不忍说破的真相。
    稍微体察会发现，陈希我笔下的“脱贫人”群落其实分两种。一种是极端没有道德感的金钱主义和消费主义者，比如《补肾》中的“水”。“水是我的好友，因为他到处打枪，大家说，你射出的已经不是精液，都是水了，就有了这外号。”比如《抓痒》中的“朴”。“朴不姓‘朴’，不是韩国人。只因为喜欢嫖，朋友们就叫他‘朴’。”水和朴都不与女人发生感情，而只喜欢嫖。他们通晓各种赚钱手段，会打通各种社会关系，也赚到了大钱。这是一群常识意义上的为富不仁者。但他们只是陈希我小说主人公的同学和朋友。陈希我的主人公与这些人不一样，他们不遍寻妓女，不花天酒地。他们通常很执着、很认死理，很专一。例如，长篇小说《抓痒》中的男人，其实他有足够的机会去挥霍，但他却只对着电脑和对方虚拟地虐恋，而且他也知道，电脑对面就是他隐匿了面容的妻子。有意思的是，几乎所有读者都认为这个人物是令人厌恶的性变态者。这是颇为吊诡之处。在大多数人的道德里，他们宁可接受花钱嫖无数女人的男人，也不愿接受一位专一的在电脑上与妻子进行虐恋者。对此一人物的阅读接受也恰恰折射出读者惯常道德中的虚弱性：只要是常态的，就是可以接受的，只要是非常态的就是丑恶的。而这种对“常态”的默许，难道不是变相地承认了已婚男人在当今时代嫖妓的“合理合法”、“光明正大”吗？
    与其说陈希我书写了一群脱贫人/变态者，不如说他以一群脱贫人/变态者的生存方式冒犯了日常的审美和道德，以及常态的社会认知。他以他们的生存方式提出了诸多我们生活中从来不去想也不敢细想的问题：什么是富足什么是贫乏，什么是道德什么是非道德，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意义什么是无意义。而这些问题的底子，便是以巨大的“时代”和“金钱”为阴影，你会发现，原来自己身处的就是以“玩”、“假”、“作秀”、“金钱”为特征的时代，这是不虚伪，不说谎，不作假的人就不能生存的时代！

冲出牢笼的身体

    文明社会的进步，常以规范人们对身体的认识为代价，它不鼓励人们清晰辨认个人的情欲和身体的细微感受，它只肯定身体行为中某个符合社会道德的方面。于是，身体的冲动，身体的快感和身体的反抗，在各种各样的教条中被悄悄隐藏。而就个人与身体的关系而言，也不是随心所欲――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就以他与自己身体关系不好的说法，揭示了身体与个人意志的关系。人类可以使用身体，却不能像了解个人意志那样去了解它。
    许多时候，陈希我小说人物与其身体的关系也处于“紧张”状态。几乎在每个情境下，他的人物身体重要部位都不听主人召唤。尤其男人们，他们几乎全都在性生活中遭遇生理障碍。在《带刀的男人》中，本来有强烈性能力的批评家面对女诗人越来越主动的进攻时阳萎了，最后对自己的器官产生厌恶，以至于自宫。在《晒月亮》中，志得意满的男人面对初恋情人时最终“无能为力”。对身体最令人瞠目结舌的书写是《抓痒》中。这对互相或许还爱着对方的夫妻以网络视频的方式进行性生活，他们对着镜头暴露下半身，用虚拟的、残暴的、超出常人想象力的方式施虐与享虐，达到犹如下地狱般的快感。在封闭的生活空间里，小说家以极端简明的方式书写着婚姻的极致状态：夫妻二人近在咫尺却远在天涯。他们靠隐匿面容赤裸身体的方式获得疼痛、难堪、羞辱、刺激、仇恨。在阅读这个小说时，读者恐怕需要扼制住晕眩、厌恶和排斥的情绪，但是，你也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书写，在某个层面上可能烛照的是性的终极本质与困境。
    陈希我小说的价值在于以极端逼视的形式使读者重新认识身体，也使读者认识“人”。在陈希我那里，身体产生的一切感觉，脆弱、麻木、疼痛、痒、饥饿、恶心、松驰、恐惧、亢奋、紧张都以物质形式对自我做着清晰的注解。因为身体的存在，人才变得那么具体和结实。某种意义上，他的小说好似“藏污纳垢”之所在――肮脏的快乐们在现实世界中常常被日常、传统、道德和羞耻感所遮蔽，而他则刻意把这些感受放大。换言之，他书写了我们身体中某种不为人知的、隐密的、带有污点的快感和欢乐，比如对疼痛的享受与追逐，对暴力的渴望和施放。所以，这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身体书写，不是后现代时代小青年们在纸上的性生活表演，这是对传统的、日常的、道德的、约定俗成的生活方式的突围。这种书写，也最终使陈希我具有了某种常态生活的反叛者、革命者和造反者姿态。
    但我感兴趣的是小说家将网络引入婚姻生活的隐喻。两个同处一室的现代夫妻，却要靠电脑互相倾诉和抚慰来达到性高潮――这就是人类的进步，这就是现代化的进步，这就是物质主义时代的天堂吗？这在电脑网络上以虚拟方式发生的一切性生活方式，实际都触目惊心地展现了机器对人生存方式的围剿。这是人与人的身体如何深陷机器围困的深刻隐喻。
    可是，我也得说，作为一名女性，在阅读过程中，我也被强大的“拒斥感”困扰，无以排遣。我必须得指出，陈希我对身体的关注既有非常态的逼视，也有着属于男性的粗暴与野蛮。我知道，陈希我是当代少有的具有强烈女性主义意识和女性主义理论认识的男性小说家。可是，在阅读过程中，当读者与叙述人，尤其是和男性叙述人一起凝视“她”时，女性身体呈现出的令人作呕的一面。我无法不抵触。在《抓痒》中，叙述人和他的男主角一起不断地感叹着女人身体的肮脏，这种感叹渗入了女性身体的最细节和最隐密部位。小说中频繁地过度使用“脏死了”，“臭”，“脏东西”来指代。当然，这种观看你可以理解为某种反色情和反欲望化书写，也可以认为是对作为欲望的女性身体的深度反抗，但另一方面，它在客观上却呈现出对女性身体价值的极大贬抑――我认为这是以语言暴力的方式对女性身体进行的虐待，它甚至让人怀疑叙述人内心深处的某种厌女/憎女情节。那种对女性身体的厌弃与鄙视，那种对女性身体“肮脏”的感叹，难道不正应和了中国传统社会对女性身体司空见惯的贬低吗？在阅读小说时，读者会强烈感受到一个具有强大主体意识的男性，作为会阳萎、会自宫、会自卑的“他”，常常无意识地运用男性身份无休止地“挑剔”、“批评”和没来由地“指摘”“她的身体”，他“指手划脚”，他“喋喋不休”。女主角在两性关系中的主动性、对男性身体的渴望以及对性爱生活的自然向往被多次习惯性地解读为人类欲望的不节制、时代的堕落、处女之美的消逝以及女性内心深处的轻佻和放荡等等。尽管读者可以理解为小说家在借用对女性身体的冒犯来批判“欲望”的贪婪，但是，我必须得说，这种批判是令人遗憾地以顺应大众对女性身体的“常态认识”为代价，因而也就最终遮蔽了小说中的锋芒。所以，女性身体在陈希我小说中其实呈现了强烈的悖论色彩。一方面，如张念所分析的，《带刀的男人》、《旅游客》中，你会看到一个强大的带有主体意味的女性形象和更趋于女性主义的书写，而在小说家的另一些小说《抓痒》、《又见小芳》、《补肾》中，你又看到一个丝毫不具主体精神、只渴望男性身体的女性符号，小说中她们最终沦为对男性的性无能表达嘲笑与不满或者渴望男人温情的工具。老实说，我为此感到遗憾。
    小说中虚拟的对身体的虐恋方式和手段也令人震惊。尤其在《抓痒》中，阅读时我常常会联想到著名的虐恋电影《感官世界》和《钢琴教师》。影片中，主人公们以沉迷身体、给予身体疼痛和鲜血以及受虐和享虐的方式完成对自我身体的认知和感受，从而确认自身的存在。其实，在书写身体层面上，陈希我和这类电影所表达的主题有着某种相似性：他借用网络虚拟，使中国文学对身体的书写彻底冲破了常态、传统、道德的牢笼。他以人物对虐恋的沉迷和追逐逼问每一位读者，那样的身体究竟是谁的，人的身体到底怎样，身体的终极快感以及性的终极快感在哪里？虽然这种书写被众多人认为“病态”、“色情”、“肮脏”、“丑陋不堪”，但是，它恐怕也是中国文学中的盲点。因而，我们不能对这种书写――对人性黑暗最深处的书写贡献视而不见。作为一位小说家，陈希我没有因为道德和传统的束缚而却步，他冒了被鄙视、被批判、被世俗审问、被斥为哗众取宠的风险。他的书写，使读者对黑暗、对无聊、对存在，有了更可能深刻的认识，“读他的小说会使人感到一种震撼，一种尖锐的震撼。”

愤怒的叙述者

    “这是一个可怕的世界。不管你是否承认。反正我是看到了。你会问，你看到了什么？我告诉了你，但你仍会说：这不是真的，你怎么就看到了？你病了。是吧，我病了，我是个不幸的人，因为我看到了你看不到（或许只是不愿意看到）的世界。我的所有的不幸就是因为我看到了。”这是陈希我在小说集《冒犯书》里的“引”。在这段文字中，他承认自己“病了”。我知道，陈希我的疾病对于读者来说已不是一个秘密――因长年饮食海鲜，他成为痛风患者。
    很多人把陈希我对“非常态”世界的书写归之为疾病所致。但这种归结需要谨慎。毕竟，并不是所有病人都愿意书写，并不是所有病人都有勇气书写他所经历的人生，也并不是所有的病人都能克服肉体和精神的磨折坦然面对世界。当一位作家主动承认自己“病了”时，我愿意把这样的承认视作“示弱”。正如陈希我曾经说过文学是种示弱一样。所以，他的作品中也打上了强者/弱者的书写印迹。之所以弱者，是因为他的示弱，是他对病人身份的自认。而强者身份则是他对于那个世界言之凿凿的“确信”。这种确信，最终使陈希我小说成为有情绪的文本。那情绪是“愤怒”、是“追问”、是“质疑”，是精神上的“拷问”。
    所以，在我看来，陈希我小说的非同寻常，还在于他的叙事声音和表达方式。“你”是他常使用的方式，但这个“你”却绝不是温和的、有礼貌的。某种程度上，“这个叙述者是一种分裂出来的意识。他以你为借口，自言自语，是个有些精神分裂的人物――叙述者，虽然已经卷入情节，却通过精神分裂症的样子装作与读者保持一致（有时是与他自己保持一致）。”对“你”的使用，使叙事人、读者和小说人物的关系拉近，但读者在阅读时一定要小心，如果你认同了小说中的“你”，那么，你将成为一个尴尬的受审者。“在我的作品里,有不少是用‘你’的,首先是一种写作时的需要,以‘你’来写,容易追问。用我,是一种倾诉型的,他是陈述型的,而你,是追问审问。”（《“写作，首先是自己需要”--与陈希我对话》）李敬泽认为陈希我小说有个审判官。“不管你是否喜欢，‘审判官’出现了，而且我相信，它的出现为中国小说提供了新的动力：一种向着我们的经验、生活、灵魂发问的忠直态度，不闪缩、不苟且，如果有深渊那就坚决向着深渊去。”  这很准确。这个审判官在你阅读时将不断地出来打扰，他质疑你，审问你，他问你这生活它真实吗？它幸福吗？它有意义吗？有意思吗？你们就这样活吗？
    审问者就是叙述者。他是愤怒青年。他憎恶这世界的庸常和人们的麻木，他憎恶物质主义和金钱至上，他憎恶人们对身体的道德感，他憎恶在性生活中放荡的女人以及放纵的男人。他一根筋，发牢骚，喜欢对读者和小说人物提问。当他质问读者什么样的生活有意思时，当他质问婚姻的本质以及人生存的本质、性的本质时，那方式既简单又直接，让人难以招架。叙述人的问题总是充满情绪，有如愤怒的拳头打到坚硬的墙壁鲜血四溅――陈希我的小说喜欢冒犯读者，使他们变得不满，使他们怨气冲天。老实说，这个叙述人偏激、感性、粗暴，还喜欢吼叫。他总是高于小说人物本身，他看起来有思想高度、有审视的能力，他有控制欲，喜欢带领读者看世界，边看边说三道四――这使读者受到了强有力的压迫。
    我想到现代文学发生期时的“问题小说”。还想到郁达夫的《沉沦》。郁达夫早期作品的叙述人就以愤怒青年的面容、以大于人物声音的方式出现，这使他的作品远离了温柔敦厚之美而一度引领现代文学进入了个人化和情绪化表达的时代。因为有了郁达夫那样露骨的直率，才使中国现代文学某类文字在粉饰、作假时出现了困难。我以为，在露骨的直率这一点上，陈希我小说与郁达夫早期小说有某些相似之处：它们都是观念小说，叙述者都是愤世嫉俗者，叙述人常常会在文本中大声提醒和质问读者，当然，他们的小说又都以“变态”使读者和文坛震惊。
    可是，郁达夫小说和陈希我小说有本质不同：郁达夫小说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我”，一个远离了“现代价值”的传统的文人形象，而读完陈希我小说，你脑海里常常会出现一幕幕封闭的场景：一间房子，一对男女，一种极端的生活方式，一个个直击人心的拷问。对一幕幕场景印象深刻，而不是对小说人物的印象深刻，使我想到博尔赫斯在评价霍桑作品时的话，在博尔赫斯看来，“刺激霍桑的事物和他的出发点一般说来是情景。是情景而不是个性。”“他先是设想一种情景或一系列情景，然后再创作他计划所需要的人物。”这类小说的阅读感受常常是小说情节比人物更突出。陈希我小说的阅读感受也类似。
    可是，在我的阅读经验里，一部优秀的、杰出的作品的终极魅力在于其丰富、形象和间接。尽管我们可以从莎士比亚《王子复仇记》中获得那么多对人生存的认识，但是，这部著作最迷人之处是一千个人从哈姆雷特身上可以获得一千个理解角度。尽管我们可以从卡夫卡《城堡》中深刻认识到现代人生存的种种困境，但是，这种困境并不是卡夫卡本人或叙述人的声音直接传达给读者的，而是他的人物：K。文学的魅力终在于它的含混、间接、丰富、诗意、感性以及形象。而就人物本身而言，他/她在小说世界里应该有自己性格发展的逻辑和轨迹，他/她的性格应与其生长背景血肉相联，他/她应该有自己的生命力。所以，陈希我小说虽然令人印象深刻，但小说人物却实在不应该成为小说家的符号或传声筒，换言之，小说人物不应只是如剪纸般的人物形象，他们应该生活在一个更广阔的鲜活可感空间――这是陈希我小说的瑕疵。
    “但陈希我作为一个小说家的内在限度可能也正好隐藏在他的力量之中，他太有方向感，太专注，因此他单调；他太严厉、太彻底，因此他枯燥。他也许比任何其他小说家都更深入地分析了我们的经验，但面对我们的经验，他也比任何其他小说家都更为粗暴，他像个外科大夫，他让我们重新想起现代文学史上最初的小说家形象--提问者的形象，是的，作为小说家，他是提问者，而不是表现者或梦想者。”“他甚至来不及为自己的叙事添加更多的肌理和血肉，而直接就将生存的粗线条呈现在了读者的面前。”那么，当诸多批评家和读者都深刻认识到陈希我小说的特点是简单、直接、明了、“粗线条”时，作为小说家的希我，是否应该认识到这样的评价还隐含了另外的意思？
    我知道，陈希我在访问中说过，他认为有关小说的讨论应该由“怎么写”、“写什么”到“怎么看”了。在他看来，读者面对新的小说类型应该换一种阅读经验和价值判断。或许他是对的。如果陈希我小说中叙述人的声音不再那么愤怒，不再那么有情绪，不再向人物和读者质问“活着有什么意思，活着有什么意义”，当他的小说不再以对封闭生活场景描摩取胜、不进行极端书写时，那样的小说是否还能打上“陈希我”的标签，还能是散发陈希我个人气息的小说吗？我是怀疑的。所以，有时候我又觉得自己过于苛责，是自己的阅读趣味肤浅，落伍了。
    无论怎样，我认同谢有顺的判断：“陈希我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自觉地从这些快乐的写作人群里抽身而出，独自在存在的黑暗旅程里艰难地前行。”是的，作为读者，你不得不承认，陈希我以其直面黑暗和疼痛的勇气，以其对庸俗生活和传统审美的冒犯，使自己的写作独具风格。我以为，陈希我的小说，使读者对“存在”有所触动，也重构了当代物质主义中国的别种图景。他以他的劳动使读者看到了一个不断渴望冲出“常态”牢笼的写作者形象，深刻接触了一种“非常态”的书写。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

    相比之下，那个时代的另一个年轻作家就明智得多，他投入了时代的怀抱，他就是后来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大江健三郎。顺应时代潮流，风险要小得多。也许有人会说，大江健三郎是斗士，反对战争，反对日本的政府，反对“右翼”。但是要知道，在战后的日本，反战是大潮流，即使现在“右翼”猖獗，也不过是叫嚣的一小撮；而在日本，跟我们不同，反政府是没有风险的，反而会让他显得特立独行（比如拒绝政府勋章），得到更多的支持，因此大江付出的代价是很少的，甚至是没有，甚至还有好处。他得到诺奖，难说跟这没有关系。这些年来，这个作家以诺奖获得者的身份，更加活跃，比如在中国，简直像明星。但明星演壮烈之戏，发张狂言辞，是没有危险的。何况他骂的是日本美国这些国家，夸的是中国呢?只是他的文学的面目，越来越模糊了。这就是一个作家的苦命。一个作家的价值就体现在他跟常态的背离，不管他有意识还是无意识，愿意还是不愿意。

    表面上看，三岛由纪夫像是演员，表演了一场戏剧，而大江健三郎，至少在我们中国人耳里，他说的基本都是实话，但其实，他说的是“世话”。据说当时人们对三岛自杀最为惊讶的是：一个如此著名的作家，居然干出这种事！他们不知道，正是反常态,反潮流，造就成了作家。一切的好作家都是反动派。
    实际上，三岛由纪夫早已在写作中走向死亡了，他的死，不过是写作的继续。不要说早年的《金阁寺》，在他自杀的六年前，他也在《忧国》中体验了死；去市谷前，他写下了《丰饶之海》的最后一句话：“庭院沐浴在夏日的阳光中，一派静寂……”作为一个中国作家，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文学中缺乏这种死的“静寂”，而满是俗世的活命哲学。而我自己呢？我曾经在三岛生命出走的住宅旁苟活过最屈辱和黑暗的时光。1989年后，我更加鲜明地沦为“世界孤儿”。人家骂我们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福建人，喜欢用一个词：“难民”。我——陈希我没有像那个写《警世钟》的同胞陈天华那样，在同样离我住处不远的大森海岸自杀。直到今天我还没有这么做，还没心肺地活着。
    我曾经说过，中国作家自杀的太少了，当然包括我自己。我说的时候，我头脑里闪现出一大列日本作家，包括三岛由纪夫。但是当我深入到日本文化，我又犹疑了。我甚至发现，作为日本作家的自杀，也许恰恰是他的败笔。大概再没有哪个民族比大和民族更钟情于死了。几十年来，日本人似乎又很理解三岛，对他的理解常常定位在他的“美的方程式”上——美=血+死。他的体内确实总是潜流着“对死的一种浪漫的冲动”。三岛在阐述他的美学理想时也说：“存在的确证，只能通过存在被破坏的瞬间、死亡的瞬间来得到保障”，但是这死亡，特别是切腹，其实是渗透着日本传统的武士意识的。在《关于残酷美》中，三岛由纪夫以红叶和樱花来比喻血和死，他指出：“这种深深渗透到民族深层意识的暗喻，对生理的恐怖赋予美的形式的训练，以连续数百年。”这与其是“美”，勿宁是传统；与其是传统，是大势，勿宁是“俗”。对于要活的中华民族来说，死是一种反动，而对于日本民族，死却恰是一种生。正如川端康成所相信的，生即是死，死即是生，生生灭灭，往返轮回。在赴死前，三岛取了那把“关孙六”后，也在书斋一张白纸上写下了两句话：“生命诚有限，但愿能永生。”他认为为天皇殉死是“近代日本人的思想的正统性”的体验，他是三呼“天皇陛下万岁”赴死的，这时的他，已经不再是作家三岛由纪夫，而是千千万万平常的日本国民中的一个——平冈公威。（注：平冈公威是三岛由纪夫的原名。）

                                                                              中国作家陈希我

作者: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杨整 发自广州

一位学者购自香港的多本学术著作，在进入广州时，被海关认定是违禁印刷品。当这位学者要求海关公示禁书目录及具体依据时，海关称这是保密的。
没有公开的内部文件，能不能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这位学者和海关打上了一场官司。
不少人有过这样的经历，从海外购买的某些书籍，在进入中国海关时，却因涉嫌违禁印刷品被查扣。大多数人选择了接受，但知名学者冯崇义选择了打官司。
这位学者持中国护照，现为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南开大学兼职教授。

禁书目录是保密的
6月5日上午，学者冯崇义在从香港进入广州天河车站海关的例行检查时，被海关工作人员查扣书籍。被查扣的是11本购自香港的学术著作，包括《解构与建设》、《烛尽梦犹虚——胡耀邦助手林牧回忆录》、《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等。海关的查验记录称所扣留的书籍涉嫌违禁印刷品。
冯崇义向海关工作人员解释，这些书均是香港正规出版社的合法出版物，这些书大多是由中国国内学者撰写或编著的中国现代史研究著作，只是因为各种原因在港台地区出版。而且对自己专业研究工作非常重要。
2小时后，沟通宣告失败。冯崇义当即追问海关工作人员，谁定的“违禁印刷品”？哪些书籍属“违禁范围”？“海关审查书籍”是否合法？公众从何处知道具体的“违禁”内容？
海关工作人员解释：哪些书籍属“违禁范围”，由“有关部门”决定，海关内部掌握。据南方周末记者从海关内部人员了解，在海关入境现场重点查验房有一份内部的违禁印刷品目录清单，查获可疑书籍时，工作人员可将书名输入电脑查询核对。但该查禁目录即使对海关其他科室的工作人员，都是保密的，更遑论对外公开。
一个半月之后，冯崇义再次来到广州天河车站海关交涉。最终，他要回了4本，但其余7本书仍被查扣。
湖南长沙《晨报周刊》文化版编辑袁复生与冯崇义有同样遭遇。7月底，袁复生获邀参加香港书展，在书展上淘到了《拒绝遗忘》、《江户四十八手》等4本书。在进入广州海关时被查扣。袁向海关人员解释，《拒绝遗忘》在1999年就已由汕头大学出版社在内地出版过，只是数量少比较难买到，完全属合法出版物。但海关仍以查扣禁书处理。

保密的内部规定可否作为执法依据？
沟通无果后，冯崇义把广州天河车站海关告上广州市中级法院，要求海关撤销收缴决定并公开道歉。
此案在10月14日开庭，庭审中双方的争议焦点是：海关扣书行为有无法律依据？海关审查禁书的具体标准到底是什么？有否公布于众？
原告冯崇义认为海关审查书籍内容属于越权行为，海关法第二条中所提及的政府授予海关权限并没有包括对出版物内容的审定权限。原告还提到，海关也没有公布具体的审查禁书标准和清单，让公众明白哪些属于违禁印刷品。
广州天河车站海关在答辩状中称，此案中所收缴的7本书均明显含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定的禁止性内容，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境印刷品以及音像制品监管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进出境物品》中所列的禁止进出境物品，海关是依法予以收缴。
但冯崇义认为，海关的收缴清单上并没有查明和告知，他的书违反了何种禁止性或者限制性法律法规。他认为，广州天河车站海关所作的收缴清单缺乏对禁止入境事实认定的依据，其做法违背了行政执法“行为有据”的基本原则，属于行政诉讼法规定应予判决撤销行政行为的情形。
他还认为，行政处罚法要求“行政处罚遵循公正、公开的原则”。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进出境物品》中对禁止入境的印刷品有过定义——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有害的当属违禁印刷品。但什么是违禁印刷品，应该有个公布于众的目录，否则公众无从遵循。而现在，海关查扣“禁书”的目录却是秘密的内部规定，这有违法治国家“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基本法治原则。当前中国的法律框架，是不支持这种权力滥用的。
 
国内获奖作品被海关认定是“色情淫秽书籍”
调查中发现，福建青年作家陈希我遇到的情况更为奇特。2007年12月，台湾一家文化公司出版了陈希我的小说集《冒犯书》繁体中文版后，给他邮寄了12本样书。
福州海关查扣了样书，称繁体中文版的《冒犯书》属淫秽书籍。
陈希我询问海关：“判定《冒犯书》为色情淫秽书籍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是什么？”福州海关答复：“海关印刷品监管审查具有涉密性和特殊性，具体依据无可奉告，海关历来都是这么做的。”
其实，《冒犯书》早在台湾出版之前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公开出版。值得一提的是，繁体中文版《冒犯书》中的10篇小说，均在《人民文学》、《收获》、《花城》、《天涯》等大陆知名文学刊物上公开发表过，书中的7篇小说还曾经获过“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提名奖、福建省“百花奖文艺奖”等多种奖项。
2008年初，陈希我将福州海关告上法庭。
让陈希我失望的是，案件一审二审都判其败诉，他的小说集《冒犯书》被判“宣扬了淫秽行为”。不仅如此，福州市中院和福建省高院在审理案件时，均以“涉及国家机密”为由不公开审理。
陈希我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表示，虽然终审败诉，但他还会继续申诉。同时，他已于8月初致函全国人大，希望自己的遭遇能够对保密法修改起到借鉴意义。

北京市高院曾认为海关禁书无据
冯崇义的官司胜败难卜，陈希我的官司已经败诉，而有同样遭遇的律师朱元涛曾经打赢过这类官司。
7年前，北京律师朱元涛从香港带回《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一书，在北京机场海关过关时被查扣。他在北京二中院起诉了首都海关。此案被称为首起海关审查违禁印刷品引发的诉讼。
朱元涛一审败诉后上诉至北京市高院，北京市高院二审判决指出，首都机场海关所作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缺乏对禁止进境事实认定的依据，其做法违背了行政执法“行为有据”的基本原则，判处首都机场海关撤销查扣决定，朱元涛胜诉。
除了胜诉的结果出人意料之外，北京市高院还在审理阶段查明了一个关键事实——对于印刷品进出境问题，海关总署从未根据海关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并会同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确定及公布禁止进出境印刷品的名单，仅有内部网站上的禁止进境印刷品目录为据。
朱元涛以为，凭着这一纸已经生效的终审判决，他可从首都海关拿回被查扣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但两个月后，北京市高院又对此案作出了改判，重新维持了首都海关没收该书的行政处罚。
七年后的今天，违禁印刷品的名单依然没有公之于众。
媒介法学者，中国传媒大学教授魏永征教授指出，对于海关那些比较模糊和粗疏的规定，人们有理由要求相应部门公布具体标准，甚至违禁物品目录。
他认为，海关对出版物的查禁显得缺乏严格程序。虽然也有专职人员审读、领导审批的手续，甚至还报告了海关总署。但是，出版物是一种精神产品，它的内容是否合法需要严格鉴别，往往涉及许多专业学问，并不是普通的海关官员所能胜任的。
他还认为，对具有有害内容的出版物实行限制，禁止滥用出版自由的非法行为，是世界各国的通例，中国政府业已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也有规定。但是这种限制，必须符合法治原则。实施限制的公共权力必须依法授予，限制的项目和标准必须以法律明确规定并公示，公民的行为法无禁止即自由。中国法律也已明文规定，一切法律、法规都必须公布，未经公布的内部文件不能作为制裁的依据。

    并且这些体系还以权威的面目出现，那些编书的人也是大名鼎鼎，出版单位也看似无可置疑。面对大名鼎鼎、无可置疑，我们如何去怀疑？我们只有接受的份。当然也可以不接受，但是不接受，我们又能接受什么？我们毕竟不是处于真空之中，即便不愿接受，一个空荡荡的脑子，也不知不觉地把最强势的、喊得最响的主流意识形态接受了。就好像现在年轻人，不关心政治，他们谈起来，满脑子就只能是政治考试大纲。
    我们无可奈何处在被喂食的状态中。读什么，自己说了不算，必须由别人拎到我们面前。从这点上说，倒是顾彬强调应该懂外语，有点道理的了。假如我们懂得外语，我们就可以突破保姆的囚笼，可以自己去觅食。当然也未必能觅得到，所以归根结底应该飞出去。我有句话：在中国，没有出过国的人知识是不完整的。从获得诺贝尔奖，也可以看出来。其实华人或华裔获得这个奖的并不少（今年就有一个），从这点上很可以说明问题：中国人并不笨，只是环境问题。
    这些年，中国人出国越来越多了。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撒大把钞票买人家的东西了，甚至大有把人家国家给买过来的气势，杨恒钧先生就耳听一些老太婆在议论：美国人上街要饭去了，没有中国拯救不行了。理由是什么？因为中国握有人家的许多国债。确实如此。我甚至可以设想，有人还会在被窝里狂想由此操纵美国，让不可一世的美国佬来下跪，不然让他们饿死。但是物质上去了，精神上未必。而且因为物质的成功（是否真成功还很可疑），我们的大脑被堵塞了，更没有精神上改造的需求了。只要看看现在中国人的言谈，连上世纪80年代都不如。那时代还有危机意识，现在没有了，满脑子“大国”的妄想。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去接受人家的优秀的东西？既然老子了不起，何必去顾及他人？自以为是，顽冥不化。所谓交流，是不可能的。
    我怀疑，我们跟人家的交流文化并不顺畅，不仅文学上的，其他任何领域都是。当然市场也是个因素，脑满肠肥（并非全部，亦非绝大部分）的国人，在文化上更不会倾听人家的建议了，他们有钱，市场听钱的。看看当今书店里那些摆在显要位置上的畅销的书，几乎都是垃圾。所以有出版社编辑半开玩笑半当真地对我说：陈老师，你也给我们写写垃圾书吧！好书就卖不动，这就是当今中国出版市场的现状。过去以为中国官场有“逆淘汰“机制，其实出版界也是，中国所有的行业，都是“逆淘汰”。假如帕穆克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书在中国谁会去出？即便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仍然卖不好。诺贝尔文学奖的光环镇不住暴发户的低俗。世界上拿他最没办法的，就是有钱而又没文化的人。而本来应该引导阅读的媒体，也与之同流合污。许多报纸的文化版都面临着或者干脆已经被取消、被缩小版面。为什么？因为市场不需要。不是媒体引导读者，而是读者决定媒体。看看我们的媒体都在乍乎什么啊！哪里有垃圾，就往哪里钻。
    长期以来，中外文学交流好像不少，中国作协频频向国外派出“作家代表团”，但那些“作家代表团”里的，究竟有多少是名副其实的作家？即便是作家，他们的写作有多少能够代表中国文学的成就？这样的交流，除了完成官样文章外，就是旅游，而实质的意义就是用公款到国外旅游。用那样的官样眼光，能够交流回来什么？那样的代表团，会去学回来或者有能力学回来什么真经？不仅不能，还让外国同行对中国文坛产生误判。我就曾经听一个某国的汉学家议论：这些作家，他们写了什么，我一个也不知道！在谈到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上地位时，我们往往会说人家不重视，固然有这情况，但当人家对我们一些作家感兴趣时，我们却拒绝推介。我所在地区的作协，就曾经拒绝某外国作家代表团会见某个他们不喜欢的作家。更有甚者，2000年，当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虽然他已经加入了法国国籍，但他是无可非议的中国土壤生长起来的作家，我们居然拒绝承认这个荣誉。这种现象仍在继续，好像我们并不想理会人家的意见，顽固地决意将中国文坛的声誉糟蹋到底。
    当然，我们仍可以说：我们不必要理会人家，又饶到老问题上了。当我们感觉太好的时候，还是自卑一点好，可惜中国人始终没有学会这种智慧。虽然不乏古训，但古训从来没有被践行过：什么“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们哪里有那种气度？人家批评我们几句，我们恨不得举国攻之；什么“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特别对好容易有了钱的“凤凰男”，这简直是不合时宜。在中华民族，那些训诫，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日本语中有个词：“外国人”。将之理解成外国的人，就望文生义了。“外国人”是有特指的，指那种他们所瞧不起的国家的人，当然也包括中国人了。
    有意思的是，汉语里也同样的词，也叫“老外”。懂得中文的人都知道，这“外国人”或“老外”，也不是指所有的外国的人，也是有特指的，是“洋人”，也包括“东洋”，就是被高看了的外国的人。这样，中国人到了日本，被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被低看的“外国人”，到了被高看的“外国人”的国度。于是中国人心里不免惴惴了，于是就群聚而居，抱成一团。北美的中国人群居地，都成了一个“城”了——“中国城”，让美国警方都无法插手。在日本，虽然没有形成“城”，日本人也很忌讳。把整栋楼都包租了，俨然是“国中之国”。
    这“国中之国”确实有奇特的景象。要找中国人聚居地并不难，就找“万国旗”。花花绿绿的衣服串在竹竿上面，往对面，不管是屋顶，还是窗户，还是阳台，架过去，对外扩张。中国人住房的另一个特点是鞋子多，占满了玄关，楼道，甚至到楼梯口。有人无法通过，便干脆从鞋子上踩过去。早上楼的人的鞋子被晚上楼人的踢得东倒西歪，七零八落，男人的平底鞋被踢翻了身，脸朝地趴着，一副可怜相；女人的高跟鞋不容易翻个，被踢得撅着屁股侧卧着，现着几分轻挑。蒙着灰尘的鞋面，反而被脚印擦得光亮了；而原来光亮的鞋面，又往往被踩个大花脸。遇到心胸狭窄或者肝火旺盛的，干脆把鞋子一脚踢到别的地方去，鞋子的主人要鞋子时，就单脚独跳，骂骂咧咧地找。而那鞋子有的被踢到楼下玄关了，甚至已经到了路上，惹得“外国人”的日本老太太弯腰拾捡，寻找失主。在“外国人”思维里，这一定是哪个人不慎遗失的。
    曾经在大巴上，见前头座位上有几个后脑勺，上面全都桀骜不驯地翘着几根头发，公鸡尾巴似的，一看就不像日本人。再看看他们的穿着，虽然也西装革履，但是大敞开着的西服内，穿着羊毛衣，鸡心领的，领带就揣在那羊毛衣里，再加上肚子大，那羊毛衣就显得分外宽阔了。我认出来了，他们也是中国来的“外国人”。而且是大陆来的。那时候我们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就这么穿着出访，出现在电视镜头下。台湾来的我见过，那一年在皇宫前广场流连，蓦然一阵吵闹，惊异转头看，一对旅行团从广场横穿而过。操着中国话。服装是穿得地道了，但是吵是一样的。莫大的皇宫广场，仅这二十几个“外国人”，就有能量让它的空气躁动起来了。
    大巴上这些人服装还有点土，但也吵。日本人不住地回头讨厌瞧他们。堵车，我们心里急，因为下午还得赶去学校上课。但是也没办法，既来之则安之，于是就跟他们攀谈了起来。他们是政府考察团，来日本考察的。但是他们谈得最高兴的是玩，怎么玩，哪里好玩。我明白了，他们是借“考察”之名出来玩的，一如那些借考察之名出来打工的一样。当时就是有钱，也来不了日本旅游。有很多偷渡无门的，或者没胆量偷渡的，或者年龄大了的，就用“考察”的名义办来日本，我身边就有一个，薛さん。
    薛さん是福建福清的农民，字没识几个，顶的是一个处长的名额，所以我们大家都开玩笑叫他“处长”。他也应答，挺得意。反正是成功来到日本了嘛！他说自己做梦也没想到这一辈子还能混个处长当当。有时候他也在日本人面前说自己是“处长”，说相当于日本的部门部长，把日本人噎得，说：“中国的部长就这水平？”
    但是薛さん却说：“这有什么？如果我运气好，上通天线，也许还真能弄个什么职务当当呢！”
    薛さん们虽然不是处长，但很快就成了“老东京”了。问起北京，他们不了解，但说起东京，却如数家珍。而那些到国外考察的“处长”们却什么也不懂。问去过哪里玩了？“银座！”他们首先说。
    整一个土鳖！不了解东京的人，就知道跑银座，就好像外地人去上海购物，就知道去南京路。其实银座有什么？招牌罢了。就告诉他们，要去新宿……他们马上说：
    “新宿去过了，歌舞伎町，红灯区，我们都看过了！”
    还是土鳖！也难怪，他们是公派嘛！他们也只能这么着。有人接待，高高在上，听那些高官贵人讲套话。他们走马观花，还能深入到哪里去？“资本主义社会”啊，“制度”啊，“文化”啊什么的，是他们嘴上经常会出现的话。这下他们回去写考察报告，一定也少不了这样的词。他们甚至还可以作报告，开讲座，写游记，向国人介绍作为外国的日本的社会和文化。
    当然从另一方面说，作为游客，他们也有轻松的一面，不需要跟这个社会共患难。他们不需要像我们这样事事自己来做，被搅到日本社会的旋涡里。我们会在乘电车时突然记起瓦斯费还没有去交；我们需要盘算着哪里的房租更便宜，住房条件又好；面对着铺天盖地的经济不景气消息，我们也会胆战心惊，这里的一切都跟我们息息相关；看着JR电车职工罢工，我们不能出行，和日本人一起被阻在车站公话亭前排队，给公司学校打电话请假，我们心里也不全是抱怨；看着一个个会社倒闭了，我们感觉的是兔死狐悲，要是我们没有了工作，我们靠什么生活？拿什么交学费？看着地下通道上越来越多的乞丐，我们会想：今天是他们，也许明天就轮到我们了，俨然我们已经是日本国人了。也许我们会更快被轮到，因为我们毕竟还是“外国人”。取缔“外国人”的呼声越来越高，今天外务省一个对策，明天文部省一个严格审查，后天警视厅一个“外国人”犯罪案件，眼看要呆不下去了。怎么办？薛さん怎么回去当“处长”？在人家的国家，没有立锥地；回自己的国家，哪片天是属于你的？我们里外不是人。
    当然我们还可以继续流浪，去第三国，再在“外国人”的国家里当“外国人”。

                                                                    公民： 陈希我
                                                                    2009年7月26日

附：    一、我状告福州海关的《行政起诉状》
        二、 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