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上海名媛”其实都不是上海籍，郑念祖籍湖北，张爱玲祖籍也不是上海而是河北，但她们对上海的爱和思恋之情，从文字中强烈地流露出来。直至去美国后，郑念几乎所有的衣服，都是量了尺寸寄回上海请她相熟的上海裁缝做，再托人从上海带去。与郑念一样，张爱玲的旗袍，也是托好友宋淇夫妇从香港找上海裁缝做的。两位名媛都十分西化，高傲执着，重视私人空间，但总觉得张爱玲的世界，还未走出白流苏那个连钟摆都比外面慢一个时辰的幽黯的老公馆。尽管一样喝红茶、讲流利英文、对色彩搭配都有敏锐独到的见解，但郑念比张爱玲要大气多。张爱玲是一位末路名媛，郑念则是少数勇于走出悠闲沙龙，置身于大时代舞台聚光灯下翩然起舞的一代新名媛！

    张爱玲最终与吴兰成诀别，最关键的是因为他对感情的不忠，至于什么国土沦丧、民族气节，她都不予关心。张爱玲去美国大半辈子，去的时候也不过三十来岁正当年华，嫁了个美国丈夫，但却似从来没融入其主流社会，以她的英文程度应该完全不成问题的。而郑念虽然去美时已六十有五，但她很快使自己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和环境：诸如高速公路上的驾驶、超市购物及银行自动提存款机……当然，她不否认“……当落日渐渐西沉，一种惆怅有失及阵阵乡愁会袭上心头”（《上海生死劫》跋），但她仍“次日清晨准时起床，乐观又精力充沛地迎接上帝赐给我的新一天”（同上）。虽然身在异邦，她也从不将自己与中国隔截，“我还是关注着中国的一切，来自中国的种种消息令我十分鼓舞，中国实行新经济政策后的空前繁荣，我感到欣慰”（《上海生死劫》跋）……

    与张爱玲的避世和孤僻不同，对热爱她的读者，哪怕“张迷”，张爱玲的反应也是十分冷淡的，郑念不是。她十分热烈地回应她的读者，她四处演讲与读者沟通交流，广交中西朋友。她将著书所得的优厚稿酬设立“梅平基金会”，专资助大陆留美学生。她们都无比思念上海，却又从此再也没回过上海，哪怕已人到香港了。或者这就是“近乡情怯”吧！

       
《上海生死劫》封面

    与张爱玲的孤凄晚景相比，郑念的晚年要优渥充实得多。她在华盛顿一高尚住宅区公寓房九楼购有一二房二厅四个浴室的180平方米公寓，布置得十分有品位，满屋是书。但她与张爱玲都逃脱不了异乡终老的无奈孤独和落寞！数月前，她在浴缸里摔倒起不来，因一人独住，无人知晓。好在次日上午，她约好的一个朋友来访，按铃无人答应，特地叫来大厦管理员及时送入医院，但已元气大伤，医生告之她的寿命最多只有一年——这大约就是美国文化吧！她听了平静地回答：“我已经活够了，我要准备回家了！”相比之下，张爱玲就走得比较清冷，是去世几天后才被人发觉的。

  郑念

    在张爱玲，她的上海之恋或许是一段隔世的宿缘，在郑念，她对上海的爱却是现世的、当下的，某角度甚至有点超前的。张爱玲是夹在上海史册中一瓣犹散发着沁香的花瓣，郑念是划过上海上空一丛耀眼的烟花，灿烂后陨落了，化作上海史册的一部分。张爱玲在中国文坛上的成就是毋庸置疑的，而郑念行文中别具国际视野的对上海城市精神的剖析，在今天众多写上海的作家中，是罕见的。

《上海生死劫》中文译者潘佐君女士

“1980年9月20日，我告别了上海……大雨迷茫中，隐隐望得见远远耸立的外滩1号亚细亚大楼乃至楼内我办公室的窗口……我要与生我育我的祖国永别了，这是个粉碎性的断裂，上帝知道，我是多么爱我的祖国……”

——摘自郑念《上海生死劫》

  笔者与郑念，摄于美国

《上海生死劫》（《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作者郑念不是一位职业作家，她的作品只有一部，虽然此书的问世比内地文坛伤痕文学奠基人卢新华的《伤痕》要迟，但因为作者是直接用英文写作，再加上她独特的文化背景和直白不矫情的行文，故而更具真情和世界共性，甫问世即引起轰动。要说伤痕文学的经典，笔者首推此书。

1988年9月，我与母亲潘佐君女士（圣约翰大学1943级教育系）合译的《上海生死劫》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首版发行5万册，立时销售一空，更有个体书贩必要硬搭几本过期期刊与此书一起出售。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此书没有再版。当时还有另一中文版本，据说是汪道涵市长秘书翻译的。或者因为同样的原因吧，此书后来也不见再版。

1996年，在香港，徐枫女士约见我写《上海生死劫》电影剧本，她已买下此书改编权，并将亲任女主角，以告别自己水银灯下的生涯。笔者交出初稿，但总也不见电影开机。

郑念女士（1915-2009年），原名姚念媛，原籍湖北，生于北京，父亲为留日海归，在北洋政府任高官。郑念先后在天津中西女中和燕京大学受教育，后赴伦敦留学获硕士学位。丈夫郑康祺为留英博士，曾任民国时期外交官。上海一解放，郑博士就受聘于市政府外交顾问，不久出任英资壳牌石油公司（此为唯一与红色中国保留贸易关系的西方公司）上海办事处总经理。1957年郑康祺博士去世，英方以甘词厚币恳请郑念接替丈夫的职务直至1966年壳牌结束在中国的业务。

从1949年4月起直至1980年9月，郑念一家一直生活在上海。虽然她一口京片子，从不讲上海话，但是，人们包括她自己都认定她就是上海人。她为自己唯一的一本书起名《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直译为《生死在上海》），说明她早已认定自己的生命已与上海结成一段血缘共同体。

1980年她离开上海前夕，婉拒了上海博物馆要求收购她收藏的极其珍贵的文物，而是按她文革前已立下的遗嘱，将文物无偿捐献给上海博物馆。她的青春、她的事业、她满腔的中华热血、她对未来的殷切期望都无私地献给她生活了37年的这座城市。以郑念女士的家世、经历和教育，幡然悟到，她才是真正的一代上海名媛。眼下时在各种标榜为上层女子时尚杂志中介绍的所谓新名媛，无非是美女加有钱丈夫或父亲及名牌堆身，充斥着暴发户的奢华，看在眼里很为那曾经掠过时间迴廊并投下高贵倩影的名媛叫屈。

需知，名媛不是交际花，更不是某某大赛选出来的美女。组成名媛的硬件，是先天的遗传，软件则来自灵魂在时空中的不断焠火。名媛就是女中贵族，她们的崛起和出现，为中国女界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文明和生活风格。贵族的“贵”，不在锦衣玉食、奴仆成群、前呼后拥，而在不用其一贯遵循的人文价值原则作交易，竭力维护自己在平民中的表率风范。犹如《桂河大桥》中那位英国军官，虽然沦为俘虏、虽然已衣衫褴褛，但面对敌战国军方的淫威所表现出的傲气和贵气，令人肃然！好像是福楼拜说过：一位真正的贵族不在他生来就是个贵族，而在他直到去世仍保持着贵族的风采和尊严。

文革中郑念身陷囹圄，长时双手被反铐在背后以至勒得血肉模糊，令她每一次如厕后欲拉上裤侧的拉链都痛如刀割，她宁愿忍受这钻心的疼痛也不愿敞开裤链以至有可能闪露出里面的内裤……在牢狱中受尽非人的折磨，有人好心劝她放声嚎哭来引起恶势力发善心，她坚决不从：“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才可以发出那种嚎哭的声音，这实在太不文明了……”（郑念《上海生死劫》）。

郑念，就是这样一位名媛。

接下来是十年浩劫，爱女梅平迫害致死，郑念身陷牢狱仍坚持原则，与恶势力奋抗，然后是在六十五岁高龄在异国他乡再扬生命风帆，著书演讲！

不过在现实生活中，至少我们一代，对冷饭却是颇有敬意的。首先，小孩子不能剩饭碗头，再则，即使剩饭馊了要倒掉，也不能直接泼在垃圾桶，“罪过”的，而是要用一个牛皮纸袋包起来再扔掉，以示对粮食的敬畏之心。

上海人其实一点也不讨厌冷饭。冷饭是第二天早餐的主角——泡饭，如果已结锅巴的冷饭，那更香更好吃。泡饭要笃得透，佐以浇上一层汪汪麻油的小白乳腐和油条，重糖重油炒过的大头菜，就是很经济又很精致可口的上海百姓的早饭。

还有，正因为是冷饭，饭粒都是散开的，用来炒饭最好；新鲜煮的饭，热气太重，饭粒都黏在一起，炒起来不容易；而冷饭在旺火油锅中一炒，再加上鸡蛋青豆香肠，似火凤凰，在烈火中脱胎换骨，重新被注入灵魂，成为中外闻名的扬州炒饭。

由此而想，炒冷饭，其实是可以化平淡无奈为神奇，是一件值得兴奋自豪的。当然，问题是炒的技巧和心思，还有火候、用料的搭配包括盛器的外观……

中国古语，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不受重用或者尚未遇到伯乐的失意者，有如那一锅孤零零地晾在锅底的冷饭，我们不应看轻或嘲讽他们，否则，就堕入世俗的势利小人之中。正如会当家会过日子的主妇或主男们，每天晚餐后，收拾好碗盏之外，必做的厨房功课，就是将锅底的冷饭扒松，然后盛出来放在冰箱里。从前冰箱不普及时，就必罩上纱罩放在阴凉通风处，就是防它变质，这就是呵护。呵护是我们人生征途上的加油站，我们常常会见到马拉松赛场上，不时有车跟着并送上毛巾饮水，这就叫呵护。冷饭也一样，将它们扔在饭锅里不理不睬，它们就会发霉变馊，最后被扔入垃圾桶！而小心善待不让它们变质保持新鲜，它们可以变成美味的龙虾菜泡饭、奶油鸡丝焗饭、咖喱葡国鸡煨饭。好的焗饭必要用冷饭，如是汁液会渗透其中，吃起来不粘牙，有弹性……现在市面上一些餐厅偷懒，就用一勺现烧饭再浇上一勺菜料，那成盖浇饭而不叫煨饭或焗饭。不论是煨、焗还是炒，都是一种火功，不得心急，慢慢细细燃拨而成，最后令冷饭套用一个时尚的用语——华丽转身。坊间最大路的冷饭变热饭的做法是，待电饭煲的饭已熟时，再将冷饭铺进去焖，这叫“回炉”。当然，冷饭也可以蒸热，但切忌放在微波炉里叮一叮，速度是快了，但正因为太快，往往会热得不透，外面烫嘴而内里是冷的，有的饭粒还会变成干巴巴硬撬撬的，如夹生一样。所以讲，冷饭可以炒、焗、焖、蒸，就是不能“叮”。可见，要让冷饭变成热腾腾香喷喷的热饭，颇要下点心思。须知，“重生”，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敬畏仰望的境界！

我们常说的炒冷饭，明明是很值得兴奋，很激发创意的，怎么会变成现今这样死气沉沉的解释？说到底，今天不少创意，从文学艺术到建筑设计，主题永远就是爱情、死亡、人性的善恶，还有光和线条的分合处理，七个由低至高的音符……千百年来，这些看似已被用滥了的创作元素，却被不断炒冷饭，因火候、配料等种种的变幻而不断炒出旷世的经典和绝品！由此想到“炒作”一词，与“炒冷饭”一样，此词似也颇有贬义，其实不然。“炒作”里的“作”，可圈可点，是花心思开发创意的内涵。当然，“炒作”万万不能做成“炒诈”，那就完全不同了。

所以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即使一时沦为无奈的冷饭，仍有大把机会重生复活，当然，这还有赖社会的呵护。

或许在原始洞穴狩猎时代，大男人和大女人，因强壮威猛都是十分受欢迎的。渐渐地，我们的祖先走出洞穴，开始追求更为精致文明的生活：人类对“大”和“小”的概念认定，开始从单一的仅着重外表的物理角度转向细微敏感又神秘的化学角度。尽管如此，“男”字还是以“田里的力量”组成，所以，大男人的概念中，威势坚实仍是其主旋律。

其实越是大男人，越不会处处强硬表现出来。真正有大男人风骨的，犹如真正的女人味，是隐在骨子里的，有需要时才表现出来；那些动辄向女人吆三喝四、粗声粗气的男人，自以为是大男人，其实是自卑到要从女人身上找自尊的小男人。正如现今不少自称怕老婆的男人，其实才不怕老婆呢，只是以“怕老婆”之名来宠老婆而已。从未被宠的相对都是弱者，所以，口口声声“怕老婆”者其实是老婆最坚实的依靠和庇护所，他用爱征服了她。相反，故作声势摆出一副“家中我说了算”的大男人，或许老婆是怕他的，但他是在武力或经济手段高压下，达到这种地位，那是低下的不光彩的，是制服不是征服。

大男人对女性份外照顾特别尊重，被人嘲“怕老婆怕老娘”一点也不觉得是问题；处处怕被人看低，处处要逞强的男人，才是小男人。

“女”字的写法，似足一个婀婀娜娜、慵懒地斜靠在窗棂边的女人。其实这个世界确有大男人，永远不会有大女人（个头高大的例外）。

今天普通的大女人概念是年龄大、收入高、学历高、能力强的“大”，其实女人再大，在她所爱的男人前，始终还是一个小女人。

大女人在她男人前做小女人，不是矮化自己，完全是一种享受。她不需要在他面前逞强，她可以完全脱下那身强硬的盔甲让自己的头，在他胸前靠一靠。

爱情，可以让大女人成为他的小女人，也可以让小男人变成大男人。

只有傻女人才会看不起自己的男人，那等于看不起她自己。只有缺乏自信的男人，才不敢征服一个在事业、成就上比自己大的女人。读者一定已听到过这则有关现任的英国女皇与他的丈夫菲利普亲王的逸事。相比查尔斯皇太子的婚姻，他的父母的婚姻似要牢固得多。不理如何，他们相濡以沫走过六十四个春秋。在所有的童话中，女皇都是孤独的，或者因为高出不胜寒吧。而英国女王至少在外表看，与菲利普亲王处处有影皆双。相信这其中一定也有不少坑坑洼洼。皇室中的婚姻红灯，或者比民间的更复杂更敏感。话说一次女皇轻叩丈夫菲利普亲王的书房，亲王问是谁，女皇习惯性地回答：“大不列颠女皇伊丽莎白。”亲王装作没听见就是不开门。女皇悟到自己讲错话了，改口道：“你的老婆！”门就打开了。

香港大女人陈方安生，在政坛上也是一对梨形酒窝时隐时现，笑容可掬，在舞场上与丈夫翩然起舞，如小鸟依人。退出政坛后，自己上街市买菜，然香港市民心目中，陈方安生始终是位政坛“大姐大”，但她那在丈夫怀中柔情漫舞，梨窝闪闪的微笑，又是众人所最欣赏的。真正的大男人自然有办法让女人成为小女人。

查利林说，在他年轻时（上世纪40年代），所谓交女朋友，最多也只是看看电影吃吃饭，要说接吻，那一定是非得是未婚妻，已订过婚了。起码，也得已到论婚嫁的程度。否则，女孩子也绝不肯随便与你接吻，就是她肯，男士也会怀疑她的处世为人是否太轻佻，更遑论未婚先有性关系或同居，那简直是“烂污三鲜汤”，男女双方都会被视为道德败坏。

 年轻时的查理林已考上骑师资格

查利坦言，从高中时代就开始约会女孩子。在西童公学，校方并不将此作为问题，反而在礼仪课上有许多教程教你如何约会女孩子。查利是严格按照章程办事。首先，要提前一周约会定好时间，然后一定要包接包送，并且要在接时见过女孩子家长，得到女孩子家长首肯，然后一定要在午夜十二点前将女孩送回家，最好要与女孩父母当面道晚安。这是纯西方礼节。可见，西方人并不如我们想象中随便。

那时最时兴约星期四晚上看电影，因为老上海的首轮影院通常每周四就换新影片。时间约在晚上八点半，笃悠悠吃好晚饭看电影，电影散场不过十点半钟，十一点前可将女友送回家。

当然，约请看电影的必是如大光明、美琪、南京等一流电影院。一定要先预订好票，位子总是楼上第二排（第一排前面是过道），不能临时去买票，万一还要排队，让女朋友陪你一起排队吗？如果逢挂出“今日客满，明日请早”，还让女朋友扫兴，这余下的时间如何打发？难道真叫她穿着高跟鞋跟着你压几个钟头马路？

查利坦言，交女朋友不在你钱扔多少，而在你有没有花心思制造点情趣。在那个时代，钱扔太多，女朋友反而给你吓跑了。只有捧舞女追歌星，她们巴不得你大把扔钱，扔金刚钻才开心。但查利这些小伙子追求的是闺秀小姐，她们欣赏的是你的情趣和审美。那时连送花都很少，除非在女朋友生日或毕业礼，一般是送花篮。对于女朋友的母亲即未来的丈母娘必须记住，每次上门一定要记得带一小束花，不过，她必须是洋派和新派的母亲，否则反过来会责怪你乱花钱，不如送她整只火腿或几听香烟合适。送女朋友礼物，也只在她生日，也不会送昂贵的首饰：最多送一副手套或一只手提包，当然包装要漂亮，东西要上品，千万不能送大减价货。

与女朋友晚餐，以西餐为多，因老上海一般中餐店太嘈杂，且两个人吃中餐菜又难点。邀女朋友共进晚餐纯粹是吃环境、吃情调，故而西餐馆的浪漫氛围是最合适的。当然，与女朋友孵咖啡馆也是很重要的内容，问题在你必须善于辞令，即情话绵绵，否则两人闷坐在那里喝咖啡，保管把女朋友吓跑了。查利林说到此事很得意，他常常会利用这个时间用火柴梗或随身带的纸牌变点小戏法，哄她开心，或者为她看手相占卜，借此与女孩子有点小小的肌肤之亲。平时，多阅读一点西方杂志，记住一些幽默笑话，到时候就大有用处。其实陪女朋友孵咖啡馆是最能考核男孩子的风度、智力和人品的，也是女孩子借此了解对方的重要机会，很多男孩子有很丰富的肢体语言，但言谈语言则贫乏又苍白，很多就败在咖啡馆里。

当然，能约到女朋友一起看电影吃晚餐那已是感情发展得相对成熟了。在感情还处青涩的一层纸还未捅破之时，最好是与一大批朋友一起各带女朋友一起骑自行车至郊外。上世纪40年代，骑自行车是很时尚很阳光的运动，如果一个女孩子肯答应与你一起出去骑自行车，那就说明她对你很有好感。一般约在星期天早上，这非正式约会，所以不用上门接，但一个聪明的男孩子就会在离她家不远的某个横街口静静地等她。

那时上海的大西路（今延安西路）江苏路一带还很冷清，两人缓缓骑车向西区行去，如果此时男孩子能吹出最流行的好莱坞电影插曲甚至会吟唱，那一定事半功倍，这段集体活动过后，再转入个别约会，方渐入佳境。如果与她还未确定关系，一般不宜约晚餐，以免弹一鼻子灰，通常约午餐或午茶。

写情书如今已是一道消逝了的风景。查利说他喜欢用英文写情书，表述起来心理障碍没那么大，因用中文写爱不爱的，自己看着也觉得肉麻。因此从前文具店里，光信封信笺就各有各色，写情书用什么颜色的信纸信封，也颇有讲究，去挑选时那羞怯怕被人撞到见笑的心情，现在回味起来仍觉十分享受。那时与女朋友道别后心里依依，回家后马上写上一封长长的情书，将许多当面不敢说的甜言蜜语一泻而快，次日战战兢兢地将信塞入邮筒，塞进后又后悔，怕写得太轻薄女朋友会低看了自己，如此心神不宁几天，直到信箱里看见她娟秀熟悉的信封上的字迹……那时就靠着情书，营养着对女友的思恋，直到下一次约会……

因为大家要读书或做事，一般最多一周约会一次。那个时代青年男女都很自重，也较含蓄。

上海虽为东方巴黎，但直到上世纪40年代，男女交往还较传统。上海话“女朋友”，其实潜台词已是“未婚妻”。那个时代一旦称为女朋友，你就要对她负起责。如果再与其他女孩子一起骑自行车、喝咖啡等，那就是不忠的表现，为千夫所指，可能女朋友都吹了。

老派上海人有订婚仪式。一般订了婚，男女就可以大大方方挽手同行。在我的祖父祖母谈恋爱的时间（民国初年），虽为自由恋爱，但很少相约外出，多半是祖父上门吃饭，一家人陪着他们聊天。祖母回忆，那时世界著名的“海京伯”大马戏团到上海演出，祖父请女朋友（我祖母）一起去看，同时也请了父母兄弟一家门，难得出去看场演出，还要带上祖母的哥哥，一点都没有私人空间，太难为他们了。所以，婚前性行为仍被视为道德问题，万万不可。

带未婚妻或女朋友出去，场合一定要选对，如百乐门、新仙林这种有舞女的场所，是万万不可带女朋友或未婚妻去。因为其他舞客会将你女朋友混为舞女以降低了女友身份。当时有专门不设舞女的夜总会，如今富民路东湖路上的“埃爱令”夜总会，今南京西路陕西北路口SARA前身的“曼德龄”夜总会，还有比如国际饭店、汇中饭店等，都有一流的菲律宾乐队，里面从侍应到菜单都是英语，以此筛掉市面上那些财大气粗的土财佬和舞女之类的风尘女子，以保证客人的层次。故那时的绅士或白领，多半喜带女朋友去那里跳舞或过圣诞节。

过去上海男子学校常有圣诞或新年舞会，舞伴都是自己解决。后来邀请某位小姐作你Party的女伴也是“社交课”的一门功课，包括电话约请、正式发书面邀请，然后上门接送，再电话或书面致谢，都有一套顺序。男子学校将与异性社交作为一门功课是很必要的，但如何追求心仪的女孩子，则要靠自己揣摩了。

所谓“自由恋爱”，自由是相对的，即在同一层次的。人说“门当户对”，自由老祖宗的智慧在其中，也有一定客观因素——共同的社交圈和生活圈才能促成相识相知。当时的女朋友，大多为女同学或同学的妹妹、表妹，或者在朋友家Party上认识的，强调一个知根知底。那些随便在咖啡馆电影院搭识女孩子，决不是上等人身份所做得出的。即使在一个朋友的Party上见到一位可人的小姐，很想认识她，也决不能唐突地去搭讪，必须先打听好这位小姐是哪位的Partner，再请她的Partner正式替你介绍，反正得通过一个朋友，万万不可贸贸然上去“搭讪”。当然也有人喜欢勇往直前，怕女孩子给人横刀夺爱，但也得瞅准机会请一位年长的女性朋友引见一下，接下来就看你本事了，以你的谈吐、舞步去慢慢引起她对你的注意或好感。或者在适当的时候给她递一杯酒、一份冰淇淋，最好不露声色的在女孩子面前洒一点点水，然后趁机向她道歉，但一定要做得十分自然。查利林曾因为追求一位漂亮的空中小姐，特别去当时的航空公司报考地勤人员，借此接近那位漂亮的空姐，果然黄天不负有心人，她追到手了，但后来不知为何，查利的太太不是那位空中小姐。

所以，尽管自由恋爱，但要追求一个女孩子，还是要下点功夫的。

 我的母亲，1943年圣约翰大学教育系毕业

得悉《人鬼情未了》的男主角帕屈克·斯韦兹(Patrick Swayze)去世，很难过。我不是他的粉丝，但是，我很喜欢这部电影。我难过还因为，每一个我们熟悉的明星的离世，都会让我们听到时光无情的足音！感谢他们曾经如此忘我地装饰了我们的青春梦。

找出《人鬼情未了》主题曲的CD片，我收藏有好几个版本的《人》片主题曲，它的旋律很凄美。最怕独自一人搭飞机时播这首曲——在《人》片初上映的90年代初，几乎处处都在播放这首曲子，它的旋律总会令人产生无限的惆怅、失落和无奈。特别那拖着长长的尾音的“呵”，虽然不失荡气回肠，隐隐中却透出丝丝缕缕无助的绝望之情！所谓阴阳相隔呀！

徐徐乐声中，我清晰地浮现出穿着一身工装裤，剪了短发的狄美摩亚，裸出圆胖胖的一对有点点赘肉的双臂，在男主角怀中四手齐做陶土的那个经典镜头。狄美摩亚鼻梁上还有点点雀斑。赘肉、雀斑这些似会为“漂亮”扣分的不足之处，通过银幕放大后，却令人感到一种强烈的原始的性感，或者可以说，是一种原始的生命力！活着，多好！

帕屈克拍的戏不多，但他的《辣身舞》成舞蹈经典片，他本身就是跳古典芭蕾舞出身，他的《人鬼情未了》成为爱情经典。一个电影明星能拥有两部经典之作，而且两部片子的主题曲都成流行经典，已足够，帕屈克死而无憾了。

在银幕上初识他，就是《辣身舞》，我不大喜欢现代舞，而且觉得他颧骨太高，但在《人》片中，特别看到他从后面轻轻抱着正在做陶瓷的狄美摩亚那个镜头，发觉他不能单说帅，而是有一种很秀逸的男人味。男人秀逸很容易给人娘娘腔的味道，他却不是，他从壮硕健美中溢出的柔情很慑人。患病后，那位缺德的记者摄下他备受病魔折磨而憔悴不堪的病容公布出来，这简直是往他孱弱的病体上刺一刀！不过，他留在观众记忆中的，永远是那轻轻怀搂着狄美摩亚共做陶土的经典定格。狄美摩亚那时正当红，却抢不了他的镜。他并没刻意去抢镜，但只要一出镜，就吸住观众的心。

另一部人鬼恋《时光倒流七十年》的男主角，以《超人》而出名的克里斯托夫，因坠马全身瘫痪，苦苦坚持了几年也于近年去世。香港一部人鬼恋《胭脂扣》的梅艳芳，也去世了，连张国荣也在事业巅峰时自杀了……写到这里，真令人不禁感到有点寒咝咝的，不是因为迷信，实在是觉得，人类对大自然所知太浅薄了，有太多我们无法解释和理解的现象。

这三部人鬼恋片，分别诞生于七十、八十和九十年代，传递的却是同一个信息：爱的承诺。为了一个承诺，他可以从前世追到今世，她可以从今世回到前世……

有时真希望，我们可以有来世，可以有灵界，反正，有种可以穿越时空的与故去的亲人、亲爱者的沟通途径！

我永远忘不了2008年12月17日下午二时多，我在书房写作，我的九十岁的老母亲显得有点烦躁。看着外面阳光和煦，保姆说带妈妈去下面小区散散步。半个小时后，小区保安匆匆告知，妈妈散着步就倒下了……妈妈，你现在到底在哪里？如果那天我不那样急着赶稿子，而是陪着妈妈在家里闲聊，或许就会躲过这个凶时，至少，妈妈走的时候，我可以伴在她身边，还来得及在她耳边轻声说一句：“妈妈我爱你！”

梦中常常梦见妈妈，我拥抱着她，妈妈的白发拂着我脸颊痒痒的，我拥抱着妈妈的身躯是很有实感的，很饱实的。梦中我欣喜地想：原来，一切只是一场噩梦！妈妈好好的还健在！待醒过来才发现真正是一场梦！任我怎么呼唤都呼不回亲爱的妈妈。

时光匆匆，不时带走我们亲爱的人，我们无法阻止时光的脚步，我们唯有珍惜时光留给我们的每一寸每一分空间，与我们身边亲爱的人一起分享。

“外国人”一词在沪语中的历史，可追溯到太平天国义和团时期。洋人，一度为“夷”的同义词；所谓“夷”，有异族、未开化之族之意，严格讲，洋人之称已属客气的了，最早称“番夷”，番为外域；而在广东乃至香港，至今仍称外国人为“鬼佬”。

19世纪40年代初，上海洋人日益见多，并带入不少洋玩意：大到开马路铺电车轨道造几层高的洋楼，小到花花绿绿的洋布洋缎，会唱歌的盒子（收录机）、铁裁缝（缝纫机）和会动的人影（电影）……面对这五彩缤纷的西洋镜，上海人不得不慑服欧美的国力和文化，此时，洋人——上海方言称外国人，已不再是“夷”，而成为一种专以表达时尚、先进、高层次和有质数的形容词。一句“人家外国人都是这样……”无疑已成权威、一种依据，一切再不近情理，不合逻辑的，只要一句“人家外国人都……”就变合情合理，且成最时髦的样板。反正“洋气”一词就是一种赞美，连帅哥美女也可以用“洋气”来表示。

老上海方言“死脱外国人”，意思就是“不得了，出大事了！”在旧社会，中国人命不值钱，死脱几个都没关系。洋人就是高中国人一等，死脱个外国人，就是不得了出大事啦！

上海自开埠来，一直是漂泊天涯的全球各国人最后的芳草地：从沙俄大量流亡到上海的贵族，我们称之为白俄，到二战期间被希特勒迫逃的犹太人，这些被自己国家驱逐的称为无国籍者，在上海宽阔温暖的胸怀得以安身立足，无论他们最终是沦为外国瘪三还是成为海上风云枭雄，或是血洒中国抗战史还是亿万富翁，他们的生命已化作上海的泥土，默默地营养着远东这座都会城市的文明。

后来因为历史的原因，这批本来意将上海视作故乡的洋人陆续离沪。今天，连当年曾在上海生活过的小外国人也已垂垂老矣，如若有年轻人能与之攀谈，他一定会十分骄傲地向他们说：“1932年我也在上海住……”犹如我们小时候常会听到当年出过洋的长辈骄傲地诉说他们的异国生涯：“1948年我在美国……”

解放了，原先在上海街头，特别租界地处处可见的外国人，一下子如人间蒸发一样，除了少数已与上海人结婚的，他们大多为以前的“红头阿三”（英租界的印度巡捕），大楼银行的罗宋保镖（白俄），他们多半已能讲一口标准的上海话，且都处于上海的社会底层，已归化为普通上海市民。

最多见的是那些串街走巷的白俄磨刀匠，或者在小马路边设摊，专售现做现卖的香肠夹面包的白俄，或咖喱牛肉饭的印度人……后来粮食由国家计划供应后，他们都分配到工厂做普通工人，社会上已习惯不将他们划入“外国人”的行列。

而其他那些银行外资企业包括教会大学的洋人们，一改一贯的自持高人一等的傲气，老老实实地听从新生的人民政府的发落。从此，“外国人”一词在上海话中已不大用了。代之的是很有外交辞令的“外宾”或国际友人。

基于当时西方世界对新中国的封锁，那时在上海能见到的金发碧眼外国人，大多是来自友好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前苏联和东欧，还有阿尔巴尼亚，因此被尊称为国际友人。但他们远不如旧时外国人那样融入上海，他们被安排在如真空隔离的玻璃罩里一样，有专门的消费场所和居住区域，出行必有翻译陪同。虽然称为国际友人，但上海人对外国人潜在的倾慕之心，依然不变。

“XX在单位里很吃香，单位里老让他接待外宾。”

“这位师傅手艺一流，专门有汽车接他去替外宾做西装呢！”

人都有好奇心。从前满街外国人时，上海人倒也没什么新鲜感，一旦国际友人偶尔在马路上走过，很容易招来注目礼。于是，那特定的时代繁目众多的政治学习中，有个“外事教育”的内容：不要围观外宾。但无论如何加深学习，那围观就是改不了。常常在南京路上会出现几个外国人在前面困惑地疾走，后面尾巴样跟着一簇指指点点看西洋镜的上海人。

而今，不要讲上海街头洋人处处可见，就是老百姓居民楼里，左邻右舍为外国人的，也不计其数。今时今日，谁还会在街道围观外国人，一定是脑子进水思维出问题。

“老外”之称，是沪语开放后的新名词，如老张老王老陈样。生活富裕了的上海人，早已将国际友人或外国人视为与自己平起平坐的一员。经历了开放后经济快速递增的上海，成为世界各地外国人心目中的结在21世纪的一只金苹果，令全球各地的外国人都纷纷涌向上海，争做老外。

众多在老上海已广为人知的外资老字号银行、保险公司和企业及新兴机构争相在黄浦江畔抢滩登陆。今天上海滩，已一改过往清一色由洋人坐镇老总房的局面，上海老总去海外面试招聘外国人的已不足为奇。说真的，现今外国人进上海的门槛已越来越高，学历、签证、履历缺一不可。旧上海那样只凭一头黄头发就想混进上海滩的，还真没门。

今日一声“老外”，显示出百多年来，上海人外国人间划下的那道难以跨逾的鸿沟早已消失，大家都是地球村的上苍子民。今天我们面对老外，既不用盲目做义和团，强调洋鬼子种种劣迹，也不会“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在Fair Play（公平竞争）精神之下，没有肤色种族之分，共创更美好的生活。

自上世纪90年代莫始，上海街头不断有会讲几句老派上海话的、懂得上海的“粢饭油条烘山芋”的老外，他们就是在1949年前在上海度过无忧童年的外国小孩子，趁着中国国门打开之风，白了少年头的他们回上海寻根。

罗丝是在2003年经人介绍特地求我帮她寻回故居的一位犹太女士。她母亲是上海人，父亲是美籍犹太人，1937年在上海出生。据史载，当时上海这所世界唯一的犹太人避风港中，从希特勒开始排犹太人直到1941年日本进侵上海租界，共有408个犹太婴儿在上海诞生。

1949年罗丝12岁，与母亲一起离开上海，被父亲接往美国。母女俩一直思念上海的故物旧情，直到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母女俩才萌生回沪访旧的希望。不了母亲身体不好，一直未能成行，直至2003年12月，罗丝才有机会回到阔别50多年的上海。凭借她珍藏着的50多年前坐在自家门前台阶前的照片和记得滚瓜烂熟的旧时地址：西摩路550号，我终于领着她回到旧居。她再也没有想到，她12岁时离开直到65岁再回来，故居别来无恙，风物依旧，她激动得流下眼泪。原来在凡胎俗骨的尘世小街，我们也常常会与传奇不期而遇！

首先各教室要爱国卫生大扫除。用彩色绉纸布置得漂漂亮亮的，壁报黑板报还要出国庆专刊，然后参加评选，各班都要排练文艺节目参加校际汇演，并选出最好的参加区中小学生文艺汇演……那时学生有强烈的团队精神和集体荣誉感，忙得很开心很自豪，家长也会因此在左邻右舍觉得很有颜面：“国庆快到了，小家伙又要排节目又要出黑板报，日日忙到天黑……”

那年我全家从香港迁回上海，我一口广东话，一句普通话也不会讲，虽然会讲上海话与同学沟通没问题，但总觉得很难融入这个新集体。还是，人人胸前都飘着红领巾，唯我没有，每次出操晨训，众目睽睽之下，好不自在、好落寞。中队长鼓励我（当时孩子且单纯又老成）好好努力，争取在国庆节加入少先队。

“国庆节？啥叫国庆节？”我疑惑地问了句，引起哄堂大笑，就此全校出了名，这个“小香港”连国庆节都不知道！

为迎国庆，班级排了个情景朗诵剧——前苏联儿童剧《铁木尔和他的伙伴》片段，普通话讲得结结巴巴的我被老师硬拉上去做集体朗诵，明摆是滥竽充数，但多次排练令我的普通话进步很快，而且加深了与同学间的融和，老师用心何其良苦！

我的认真得到大家好评，我这个“小香港”带上红领巾迎来了生平第一个国庆！

一大清早马路上喇叭已响起《歌唱祖国》，小朋友们端着小板凳在弄堂内相约去马路边“抢位子”看大游行。我家弄堂口是大游行必经之路。

那一天谁都有理由穿得漂漂亮亮的，妈妈和邻居妈妈们名正言顺地穿上漂亮旗袍，涂上口红，爸爸穿着彩格法兰绒衬衫而不套上蓝布人民装，堂而皇之出来看大游行。平时不大见面的邻居客气地互相打着招呼，倒是我们小朋友们亲密无间，在看游行的座中小老鼠样追窜。卖气球的小贩特别开心，这一天，没有人会驱赶他，而且成为最受欢迎的人！整条马路两侧一派喜气，在阵阵激昂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歌声中，迎来了浩浩荡荡的游行队列。现在想起，那队列颇有西方嘉年华花车巡行的气氛，各种象征建设成就的宣传车都是真人表演，十分有感染力。能参加游行的都是单位里的先进分子，是一份荣耀。看游行的人簇中时时与游行队列中相识的友朋打招呼，很引以为豪。尽管马路两侧只有里弄干部大妈在维持，却秩序良好，氛围热烈。

晚上观烟火是国庆活动的压轴戏。那时没有那么多高楼，我家客厅东窗遥对人民广场，犹如现今彩色大屏幕，国庆晚上，挤满来看烟火的亲友。我年轻的姑姑们却穿上如倒扣的酒盅样的大花蓬蓬裙，去人民广场大联欢跳集体舞去了……

这是1957年10月1日， 我的第一个国庆。

临睡前，我将红领巾整齐地叠好压在枕头下，盼着自己好好用功读书，快快长大，将来可以参加大游行，可以去人民广场狂欢……我相信，那是一个新中国少年最纯真最朴素的爱国情怀！真正的爱国心，是不空谈不作秀，如童心一样坦白实在！

西瓜搬回家后，一只只要放在耳边仔细叩敲过，以生熟程度依次整齐排列在屋内阴凉处，绿油油胖嘟嘟的一地，很有丰盛吉祥之意。若家中有小孩的，必会让他趴在西瓜堆上照张相，像煞年画的味道。

人说雪中送炭，西瓜是酷热中送清凉，而且又便宜，暑天中家家户户都会天天开西瓜。西瓜如同柑橙和柠檬之类，香气极具弥散性，楼下开西瓜，楼上就能闻到一阵沁凉清甜。记忆中，上海的秋天是甜腻的糖炒栗子香，冬天是满街的烘山芋香。上海的夏天味道，就是西瓜的味道。

吃西瓜这每天必有的节目并不因为是“例行”而流于形式，至少在我家，是充满期待又是很“隆重”的，那是家人繁忙的一天完美圆润的句号！

开西瓜的好时候必在晚餐后全家都回来了（那时人们应酬不多，但下班后的会议或加班加点特别多），大家都洗好澡抹上香喷喷的爽身粉，很有点香汤沐浴之意。一声“开西瓜啦”就都聚集在桌边，充满期待像等着开彩一样。主持开瓜仪式肯定是爸爸，那时爸爸多年轻！

在提倡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的年月，合家团聚吃西瓜是我们少有的能享受到的平和融洽的场景。一度笔者一直被批评“家庭观念太重”，就因为我总难以忘怀合家团聚的种种细节！与家人相守相聚的时光是多么美好呀！

西瓜已在浴缸里泡了一天，凉笃笃地捧出来，刀落瓜开，“哔啵”生脆一声，四周就会发出一阵阵欢呼：“好瓜！”就算不巧开出一只生瓜，也只是夸张地齐齐叹息，还是开开心心地吃得稀里哗啦的，大家一边吃瓜，一边讲着各自一天的见闻。为了不浪费西瓜剖开溢出的汁水，我和哥哥通常都是两人合吃整个半只西瓜。又为了防止互相“侵犯主权”，我们用勺子在当中划一条三八线，兄妹俩常常会因有否越界而吵闹。哥哥总是让我几分，就是喜欢故意惹我寻寻我开心。有好长时间，我和哥哥的半只西瓜的圆心部分是给挖走的，这最甜的部分，是外婆特地挖给我们的曾外祖父。曾外祖父已九十多岁，没牙也吃不多。我和哥哥一直习惯吃没有甜心的西瓜一点也不觉委屈和不公平。后来太外公去世了，初时我们也是习惯地将圆心部分挖出来，要给外公外婆吃，为此外公外婆很感动，因为他们仍十分健朗且牙齿都好，那将西瓜甜心挖出来的习惯吃法也就“取消”了。但我和哥哥对长辈的孝敬之道，是恪守一辈子不敢擅自“取消”的！所以说，家庭教育总是通过最细微的生活细节来感悟孩子，正所谓“润物细无声”！现今，西瓜也算不了什么，但这最甜的西瓜圆心，恐怕都属于家中的小太阳了！

夏日时分，家家户户门窗都是敞开的，连空气都弥散着沁甜的西瓜香，夹集着姚慕双周柏春不紧不慢的逗笑声，还有婉转香糯的评弹声，幽幽的蚊香静静地燃着，这一切构成我无忧的童年！虽然没有空调没有电视也没有冰箱，却是那样温馨热闹！天伦之乐呀！

而今我亲爱的父母已双双高龄作古，哥哥与我也相隔两地，当年合吃半只西瓜的快乐时光，是我们永远的共同记忆，多年来我们也习惯了，共同分享那风风雨雨的几十年人生感悟！

周立波这一特定形象设计，令传统上海方言表演提高了一个层次，令其白领化和都市化。

现今常有人质疑：周立波可以走多远？我们都不是预言家，但至少，笔者认为，周立波的造型是可以一直走很远。不过，我们先要对“远”的概念有个界定：“远”不能单理解为覆盖面，一种单纯的数学量度概念。人文意义上的“远”，应该还是其独特的文化个性风格、流派及能引领对社会的影响力及连锁反应，并能成为城市话题、一种特定的符号。

雨果说过：“每个作家都要有一块适合自己耕耘的土地。”杰克伦敦也说过：“我的创作天堂，就是描写我脚下巴掌大的这块土地。”两位作家所指的这片土地，就是他们最熟悉的生活和人物。这两句话适用任何创作人士。

周立波很清楚很冷静地抓准了自己脚下的这块土地，正如他自己所说：“文化要有本位主义，占领自己的领域，把它做深做透。”

上海俗语，各人头上一爿天。其实各人脚下也是一方地，问题是好多人只看到远方的目标，忽略了地下这方土地。周立波却抓住了，并且辛勤地耕耘这这块土地。

笔者认为，周立波的耕耘方式是十分可取的。讲得通俗点，他的风格是粗粮细作。这就是海派文化的特点——追求精细优雅。上海人是连一碗无面浇的光面，都是精工细作：下得软硬适中不粘牙入口爽滑的面条，注入熬得浓浓的稠稠的高汤，再刮入一垛汪汪的猪油，撒上一把滴绿的葱花，还冠以一个十分灿烂的名字——阳春面。令一碗平民吃食都色香味齐全。上海人是连萝卜干也都要切成细细粒粒，放在热油锅里煸一煸，加点糖再加点毛豆笋干之类才入口的。周立波就秉承了上海人追求精致生活的遗传。正如他说：“生活不精致，哪能出现精致的作品？”对上海人讲，精致与市民生活是不矛盾的，完全是和谐一致的。毋需讳言，周立波的海派清口取材带有很原汁原味的上海小市民元素，但他是经过很精细很认真的处理，恰如上海的阳春面、萝卜干炒毛豆那样，做得色香味齐全，合了上海人的口味。共鸣，是艺术取得成功最关键的一环。以一味讨好观众以取得“共鸣”，不出奇。难的是，以一种出其不意全新的角度来获得共鸣。这在学术上称为“相悖论”。以这样的方式取得台上台下的共鸣，那才叫本事。周立波用了反讽的手法，把不堪回首的荒诞十年笑侃了一番，引起人们深深的共鸣。正如学者钱文忠所说：“他用他特有的方式，化解了我们一个沉重的包袱。”他将上海改革开放卅年包括开埠百多年的能捕捉到的细节用俏皮生动的上海方言表达出来，让观众暂时以一种局外人的身份来聆听上海方言（今天许多上海年轻人对自家方言都已十分陌生了），重新体会到家乡话的魅力，唤起了上海人的集体回忆，这样引起的共鸣，能令人反思回味。一场以笑声为主的脱口秀能做到这点，应该讲是不容易的。

当然，笔者通篇都是“上海”、“上海人”，笔者不讳言，周立波或许只能是属于上海的，属于他脚下的那片土地，这又有什么不好呢？犹如滑稽前辈姚慕双、周柏春，姚周的名字已作为一种符号进入上海人的人文之中，表示一种搭档配合默契，有强烈的喜剧效果的意思。姚周两人一生敬业执着，可能在全国知名度并不广漠，但不影响他们英名不朽。

周立波只要一如既往，小心爱惜自己，观众着力爱护他，相信他会走得更远。这种“远”，不是走尽天涯的远，而是很上海的步子，就是如他自己所说的“进三步退一步”，或者可以讲是一种探戈舞步。上海的特点是空间紧迫，上海的特点，是犹如一家精致的瓷器店，是不合适进行大踏步甩胳膊的前进步子，而是见缝插针，进进退退中舞出风采的探戈舞步。所以，与其论周立波还能走多远，不如说，周立波还能舞多远。笔者还是这句话，只要周立波坚持“我想成为有知识的人”的座右铭，并以此作自己表演艺术的支撑点，他的舞姿会越来越多彩。

周立波能走“远”。再重复一遍，这个“远”不是平面上的距离度量，而是有立体含义的“深远”。当然，这取决于他是否仍坚持开发脚下的这方母土。

在西方，至少目前在香港，虐畜及私自屠杀动物是犯刑事罪的。当然，我们不必样样以西方标准为道德准则，但是从这些协管员残暴野蛮的行为中可看出，他们对生命的漠视和人性的严重扭曲及文化上的愚昧。此生至今，笔者在上海高尚地区仅听闻到两件虐杀狗事件：一是愚园路上原大隆机器厂老板严家大宅内一条狼狗被红卫兵在花园活活吊死，一就是事隔40年后今天发生在我长大的老公寓内！

40年前，这些协管员应该还是少不更事、天真烂漫，40年后社会人文大大进步了，怎么他们反而退步到那个蛮横的年代？他们曾辩解，狗是自养的宠物，有狗证吗？作为市容协管员，理应懂得这个手续。宠物仍遭主人如此毒手，更令人寒心！再讲，私事在供职的场所处置是违纪的。所以血腥之外，他们还犯了渎职之过。犯事当日，他们穿着制服。制服意味着他们仍在上岗状态，而打狗虐狗再剥皮开膛这些行为与制服不应该联系在一起。制服不同便服，制服的功效不仅仅是外表划一的美感，更重要的是对穿制服者的制约和职责提示——我在岗上。

据报道，这么一群制服者完事后还在麻将室大吃狗肉，想来少不了还会老酒咪咪，这简直是活脱脱的电视剧中流兵散勇的镜头，令人恶心。这样一幕反正在我时时引以为荣的“国际静安”，令人痛心羞耻至极。

上海老话“罪过”、“报应”，自有那等“我是XX我怕谁”之辈，天不怕地不怕，百无顾忌，奉劝他们面对生命、面对天地还是谦卑点好，对古训老话，宁可信其有为上策。

新鲜出炉面包最好吃。小时候我家附近就有这么一家白俄后人开的面包店，一早五点来钟就能闻到面包香味。这家面包店只做一种上海人称罗宋面包的，刚出炉的面包烘得表皮爆裂，里面是湿软的面包芯，一撕开，麦香扑鼻、咸甜混杂，再趁热涂上黄油夹上刚煎出的香肠，才卖一角五分一件！其实罗宋面包是上海人杜撰的，只因为旧时上海的面包房不少是白俄（罗宋）经营的面包店，起先是长棍式，为携带或食用方便，才做成梭子形。笔者倒更喜欢法式长棍面包，从前淮海路得“长春”食品店和“哈尔滨”“万兴”等都有售，可都不是新鲜出炉。与其说喜欢法式棍子面包，不如说喜欢捧着法式棍子面包的感觉，特别在深秋的傍晚，踩着一街噗噗响的落叶，拐入进贤路、华亭路这样的幽静小街，自己都觉得已经进入电影镜头！只是法式长棍面包中看不中吃，除非是新鲜出炉，否则会嚼得上颚生痛，而且会吃得满桌碎屑，十分不雅观。

黑面包作为健康食品，最早是80年代初在上海宾馆面包房现身，从此与之结下不解之缘。后来出访德国后，才知道德国是黑面包（裸麦面包）的祖师爷。现今经典的欧陆式裸麦包，又称Muesli，都是以德国的配方和烘焙为标准。上海城市超市的Muesli十分正宗。上海天气潮湿，因此黑面包很容易发霉。如果你不想天天上街购买，就将黑面包放在冷冻箱里，用微波炉加热后再食用。

意大利面包如同意大利情歌——温柔缠绵甜蜜，还淋着油光光金黄的糖油或撒上白雪般糖粉。那年去意大利，每天晚上都有种迫切等天亮的感觉，因为可以吃真正的意大利早餐了。意大利早餐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可口的早餐，光咖啡就有多种选择：香浓咖啡、卡布奇诺、拿铁……作为早餐的灵魂面包，更是品种各异，令你应接不暇。我最钟情刚出炉的羊角面包，还有提子辫子面包，连最普通的小圆面包，都有极大的诱惑力令你克制不住要入口，根本无需什么果酱黄油，用了它们，反而品尝不出面包的原味。

港式面包也是面包一绝，菠萝包、鸡尾包（一种内有富咀嚼感的黄糖馅外表淋有糖油和鸡蛋淇淋的长形面包）和椰丝奶油包都是笔者心头所爱。居港时，横街上也有一家面包房，属夫妻老婆店式，每天清晨夫妇俩就开门推出第一盘出炉面包。每天两只出炉面包一杯咖啡加两份日报，就是我一天的开始。广东人讲究吃天下闻名，洋面包这吃食一经广东人改造，特别香甜松腻，口感极好。我最喜欢吃椰丝奶油面包，比蛋糕清爽，一口咬下，新鲜奶油即时溅满口舌，香甜无比，再夹着清沁的椰丝香，令空虚了一宿的肠胃有极大的满足。近年笔者戴上糖尿病的帽子，想来就是那些奶油椰丝包和鸡尾包闯下的祸，但我至今无悔。人生嘛，总得什么滋味都要尽兴品尝一下，否则，这人生不是太乏味了！

然而健康毕竟是宝贵的。近几年我的早餐面包铁定就是裸麦面包，连黄油和果酱都“拜拜”了。代之以在面包上铺上一层太仓肉松再放几根小指粗细的乳酱瓜，十分松脆清口，要比番茄黄瓜好吃多了，读者不妨一试。只可惜现今上海很难买到新鲜出炉热面包，但在微波炉里“叮一叮”，感觉如同新鲜出炉一样又香又软。

人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美好一天从早餐开始。读者每天只需提早起床半个钟，为自己准备一份新鲜健康的面包早餐，再加一杯滚烫暖人的咖啡牛奶或茶，笃悠悠地享用了再出门，既经济又舒适，保证你一天都会有好心情。

上海话称大人物为“大亨”，皆因当钞票刚开始代替又重又不方便携带的银洋时，一张面额为一百只洋的百元大钞，在当时是相当一笔钱数了。至今上海老人仍习惯说“五只洋”（五块钱）、“十只洋”和“一百只洋”……一百英文为hundred（亨局特），上海人不懂洋文，为方便记叙，就将大票与一百合拼一起：“唷，一张‘大亨’！”。这有点类似今天人们称“奔驰”为大奔一样道理。

那时光荷包里拥有一张“大亨”，也是很有点身价——当时货币，一块银洋约可换十二只银角子，一只银角子可换十来只铜板，二只铜板可在城隍庙吃一碗鸽蛋圆子，三块银洋可买一担米，一家布庄大掌柜（经理）月薪不过十来只洋，一张百元大亨当然十分值铜钿。久而久之，上海话将有财有势的人，也称“大亨”。

与“大亨”对应的自然是瘪三。称为瘪三，必又穷又潦倒再加无赖。此字也是外来语，来自A bitter cents，几乎一个先令都没有，够穷了吧？试着将这一组英文快读，就成“瘪三”的谐音了。

上海话到了“拉斯克”意为紧要关头，“拉斯克”即为Last，最后一刻……类似这样外来语演变成上海闲话的例子太多了。

老上海移民中，唯一可以以财力、人数、能力可与上海江浙籍人抗衡的，就是广东人，因此上海话中也掺入不少广东元素：如埋单（也称买单）、饮茶、靓女、煲汤……其中最有形有色的一句是“夯浜榔”，这与上海话“一塌刮子”同义，但声感极强，很合广东人大声雷行的个性。不过，现今新一代上海人不大用这个词了。

上海话是与时俱进的，一些不合时宜的上海话很快就被时代淘汰，如“拉三”、“阿飞”（对极左思潮下行为稍有出格的男女的偏见之称）、“打桩模子”和“八级钳工”（专给人上纲上线扣政治帽子）……

同时，不少诙谐幽默的新上海话让人会忍俊不禁，如“吃籼米饭，发糯米嗲”、“拗造型”（做作）、“扎台型”、作秀（show）、脱口秀（talk show）……

上海话是活水泉，只会发展，绝不会消亡。阿拉上海人，夯浜榔要讲上海话。

盛世修庙。近几年，常喜闻有开光大典，并有幸多次亲历。4月25日佛诞前夕，很荣幸参加了千灯延福寺大佛开光典礼。但见场面浩瀚，秩序井然，足见其筹备的周全和众信徒的自律与虔诚。

大佛开光，是一场庄严的宗教仪式，对个人而言，更是心灵的洗涤，在僧侣的诵经洒净之中，细观香火围绕中的佛像：眼睛微开，宁静祥和，令人生“定”，纷扰的心，就此平复。尽管佛陀的面容包括手势都是一样的，但无论何时何地，凝神细观，每次都会有新的启迪，给人信心及力量，有安全感和备受保护的宽慰。少小时听老人说，鉴佛洗心，初时并不十分明白，特别自以为读了几年书，对认识所知根本还是十分肤浅一知半解之时，观仰佛陀之像，尚不懂得用礼拜之心，只作艺术角度观赏，欣赏其精湛手艺。渐渐有了一点人生经历，开始思索为什么静观佛像，总能令人心生平静自在？是因为，佛的真谛，就是慈悲。凡能予人喜乐，为人拨苦的，就是慈悲。心怀慈悲，就觉平静自在。自在自在，就是自己在而不是他物在；你内心不被外在的事物牵动而心神恍惚、心不在焉，这就是自在，所谓心有菩提，内心有这么一片绿荫常驻常在，心灵自然安稳自如、宠辱不惊了。

开光是佛界的一项大典，同时也是一场人文精神的无言弘扬。如若我们只满足于感受大典的排场气氛，而忽略细读佛像背后所含藏的信息，是十分可惜的。自然各人观拜佛像的感应是不同的，欲读懂背后深层道理的，更谈何易。但至少，当我们合十凝观佛像，从中会获得更多生活智慧，从而体会到佛与人世，本是一体。

将佛像视为偶像膜拜，想来并非2500年前释迦牟尼的本意。在公元前2～3世纪期间，佛陀并无造像，如白马造型代表释迦牟尼出家，菩提代表悟道，金刚座代表佛陀说法，却没有佛陀容貌。直至公元前1世纪后，佛像才随大乘佛教的兴起及弟子对释迦牟尼的怀念而流传起来，但离释迦入灭已有数百年，谁都不能确定佛陀的容貌。佛陀的面容姿态，是后人透过内心的觉悟所引发而创作：平静祥和、宽怀慈悲。所以，佛像并非偶像，而是我们每个人内心与生俱来的对美好事物向往的映照。在烦扰的世俗尘事中，我们不妨在适当时候放慢步子，闭目冥想一下那供奉在我们心灵殿堂的佛陀。我们说，广济众生苦难，成就众生愿望，谁来济众？谁来众生？当然是你和我。佛在我心中，不在十五初一的单一烧香叩拜，更在多为社会做实事、做好事。

佛陀在我心中，需我们用爱、宽怀和信心真诚供奉。

近日常有听闻呼唤名媛回归之声，但是，总觉得历史是无法唤回。或者名媛一词，犹如繁写体的汉字。我们或许还读得懂它们，但再也不会生产或制造它们，更遑论使用它们。

名媛是后天之果，培育名媛的土壤，除了其特定的家庭背景，起决定因素的是那有渊源历史的女子学校。

名媛是那样美好的女中极品，然当着中国最后一个名媛章含之的逝去，名媛在中国可谓已经绝迹。当今中国，缺乏渊源深远的大家族，没有几代世家之风的熏陶，名媛的“名”字，就出不来了；再加我们尚欠缺历史悠久的百年女校，如北京的贝满女中、上海的中西女中和圣玛丽亚女中、广州的培正女中、天津的中西女中……尽管可以恢复百年女校的校名，但师资的断层，不足以担当起教育名媛的重任。此外，世上万物，都是相辅相成的，当着生活中缺乏那么一簇与名媛相应的同样出身世家，在专门男子学校（如旧的格致中学、华童公学等）受过严格训练的各公子的烘托和催化，名媛名花无主，也会凋谢黯然……还是这句话，只有大观园内才出得了金陵十二钗，有了贾宝玉的痴才会有林黛玉的幽和薛宝钗的乖，有贾琏的风流才会有凤姐平儿的娇俏和泼辣……世界万物，都是这样互映互辉、斗艳斗丽而生生不息的。

名媛不同选美，她不是打造出来的，更不是包装出来的，她是经时光和文化的淬火细细磨合而出的。网络化和全球化的今天，连正宗如假包换的英国皇室内，都是太子不像太子，公主不像公主，更遑论在世家望族已断层半个多世纪的中国，那滋养萌芽名媛的土壤上，基因早已转化了，社会在进步，人们的审美也在与时俱进，名媛的倩影已渐渐消失在时间长廊的那端！笔者认为，过去的已过去，不必徒劳去唤回，更不必刻意去克隆，不如以一颗平常心来要求女人，生活毕竟还是一宿三餐、舟车劳顿、相夫教子、平安是福。男人如果真娶得一位名媛在家中，犹如供入一尊观音，即如徐志摩娶了陆小曼。陆小曼是不可多见的才貌双全的正牌名媛，但她也“作”得徐志摩够可以了！林徽因也是一代名媛，却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张爱玲更是如假包换的名媛，有才有气质，想来追求者也不少，偏偏爱上那个花心胡兰成……她的姑姑也是独来独往了大半世，到老年才与青年时代恋人结婚，早一阵为何不抓紧？所以，“名媛”固然光彩夺目，却也不是一般人所能消受得起，更不是轻易能达到的境界。身为名媛，多是寂寞清冷的，高处不胜寒呀！不如，女人还是以一颗平常之心来完善自己。

如果我们家里都有一位气质优雅、知诗识礼，受过良好文化熏陶和教育的女人，这个家一定是幸福的；如果我们的社会处处都能见到不甘平庸又谦谦有礼，奇妙地揉合了古典中华的雍容和现代西方的干练和豁达的女子的倩影，这就是一个和谐悦心的社会。相对名媛，今天我们更需要好妈妈好女儿好太太，这个“好”不在名门世家纡贵多才，而在其平和温柔懂得珍惜的心态。如果我们都是这样的好女人，我们的男人，一定不会坏到哪里。

所以，不必名媛，但求贤淑。

我的阅读生涯开始得很早。在我少小时，有种绘得十分精美的彩色童话连环画：《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小红帽》等。听妈妈说，我很小时候就会一个人静静地翻阅小人书，虽然导致我今天深度近视眼，但我无悔无怨。

文字，除了具传达信息的功能外，本身就是一种艺术，是人的情感汇聚的升华。优雅流利的文字令人赏心悦目。文字既可以是波澜壮阔，也可以是涟漪片片，迴环不绝。特别中国的唐诗宋词，对文字的运用已达登峰造极之境，如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那种破空而来又急转而下之势，短短十几个方块字，就表现得如此尽致生动！

我从小妈妈就对我说：“女孩子可以生得不漂亮，但可以长得很漂亮。”随着人生资历的日益加深，我总算明白了这句话。女孩子们为了美而减肥隆鼻开双眼皮无可非议，但别遗漏了最有效的一着：阅读。阅读会令男人女人都更优雅更添人格魅力。有一种魅力称风度，风度绝对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修养而成的。修养风度的营养，很大部分就是来自阅读。

我们对人生的认识，都是从读童话开始。善良美丽的白雪公主、小人鱼、灰姑娘……是我们稚小心灵最初的憧憬。然后我们认识了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漂亮的朋友于连、《战争与和平》中的正人君子皮埃尔、贾宝玉、鲁智深、赵子龙……，就是简单的白纸黑字，不靠什么美女俊男，也没有特别技巧，有如春雨润物悄无声，不知不觉中塑造着我们的灵魂。

阅读也是一种很好的心理治疗法，阅读能使我们在纷嘈的现世静下心。只要有书陪伴在侧，你永远不会觉得失落和孤独。我的手袋里总习惯放一本书，如是者餐厅等人时，或者在开会时间未到枯坐时，就可以拿出来翻阅。人说“等人心焦”，有本书陪伴着你，你就不会焦虑发火，达到自求心静的境界。

随着如今网络科技的发展，阅读之风似有很大的变化。当然，无纸阅读也是一种阅读方式，但我们常说的“书香”之感，则荡然无存了。现代都市人，在网上资讯大海洋中浮浮沉沉，又便捷还经济，但一书中手的那种感觉，是不可取代的。那一段一段地读，一页一页地翻阅，与网络的浏览寻觅十分不同。读书，作为一种阅读的整体，一件物件，它是立体的，且是可触可感的。

说到书香，现今真可谓难寻！我在中学时代就有逛旧书店的爱好。每天放学后去旧书店做书钉或淘过期的《大众电影》、《上影画报》是我嗜好。当时南京西路江宁路转角有一家上海旧书店，无疑是一个最好的图书馆。我在那里读完好多本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的著作。现今我们的书店被大商场和购物中心蚕食得渐见减少。不过幸好，上海还有“书城”。

写到这里，不禁觉得好有必要介绍一下香港的书店。随着香港对内地客自由行的开放，香港游已渐普及。如你有时间，不妨去见识一下港岛九龙的城邦书店。这是一幢已有80年历史的旧楼，白色方形支柱配着落地玻璃，港人俗称小白楼。书架全以希腊式罗马风格建成，配合欧洲书店常见到的木楼梯及色调柔和的壁画，给人清雅、书香四溢的感觉。老板陈国华及太太兼书店总经理的吴芷琴为这爿颇有古典情趣的书室可谓操尽了心。它们认为书店的功能有别于其他商店）书店不是单一的银货两讫的销售，书店更重要的是要推广阅读，建立读者和作者之间的桥梁。然现时是严酷的，随着租金高涨，时下忙碌的都市人阅读频率的下降，就在笔者结束此文之际，已传来“城邦”书店欲撤离这幢小白楼的消息！

人说，岁月无情，然阅读却是最有情义的。社会文化和历史就是通过阅读，代代相传，继往开来。

“挺刮”在上海方言中，除了形容某物外貌平整靓丽外，更多意为高品质和一流水平：“这只生活做得挺刮的”，“这份履历秀出来挺刮的”，“这身行头挺刮的”“他一口英文挺刮的”……

上海人特别讲求衣着挺刮，这与上海百年白领历史的深沉积淀有关——老上海不要讲洋行职员，就是一个普通商号店员，一身灰布长衫必也是扯掖得平平整整，决不会皱结疙瘩一身来迎客。旧时上海人家，哪怕没有独立厨房只在房门口外摆一只煤球炉的，也常见上面搁着一把熨斗（当时电熨斗尚不普及）。在二三十年代上海新派人家女儿嫁妆中，传统的子孙桶、咖啡壶茶具时尚嫁妆外，都会有一把美国G.E.电熨斗。一个能干的上海太太是决不肯让自己先生人前人后皱结疙瘩、灰头灰脑的。

古语先敬罗衫后敬人，上海人十分理解这条游戏规则。当年《花样年华》上映时，有香港朋友不解——明明蜗居人家出租的尾房，男女主角却是一个西装笔挺一个旗袍款款，似不真实。唯上海人看了会心一笑——这就叫上海人嘛！

在老上海，小职员手头再拮据，每天临睡前必记得将唯一一件西装外套高高挂起，西装裤两条裤缝对起夹在五斗橱抽斗缝中，如是第二天上班时，两条裤缝就会挺得可以削铅笔了。

笔者自小被父母告诫衣服一定要整洁，其实就是要烫过，那时连红领巾（当时红领巾是棉布质的）都是利用熨斗的余热烫得笔挺的。最普通的白衬衫，衣领和袖口一经浆烫，立时十分弹眼落睛，长大了我才知道，这就叫“派头”，也叫挺刮。

大约在上世纪60年代初，的确良问世。这是一种免烫的防皱新产品，当时价格是全棉的几倍，人人趋之若鹜，这样的新面料不但可省略熨烫麻烦，且随你如何折腾，衣服始终挺刮依旧，不起一点皱褶。但不久就会发现，这免烫的确良挺刮得有点怪怪的，硬撬撬的。再讲，衣服故然讲究挺刮才有派头，但如若一件衣服平整如镜，一丝皱褶都没有，就显得好不自然，就像一张经过拉皮整容的脸庞，平滑是平滑了，但一颦一笑之际整张脸木呼呼的，就像一张假面具。

人造纤维风靡一阵就过去了，天然织品重新回归，且已成时尚和纡贵的代名词。纡贵的不是其价格，而是打理。有些天然织品，就是烫过仍十分易起皱，如亚麻。但妙就妙在那恰如其分的起皱，不仅是测试亚麻纯度的标记，还成为一种品味的标记。尽管“笔挺”在上海话中是优质和完美的意思，但万事过了头反而显做作，这就是的确良黯然消失的原因。

同样的原因，我们宁可听人们的即兴发言也好过听大报告，因为后者已经烫斗烫得一点没有皱褶挺得乏味；我们听演唱要听原声不要假唱，是因为要追求原汁原味的现场感……

皱褶相对笔挺来讲或许是一种缺憾，却有其独特的美感，如绉纱、麦浪绸、泡泡纱……可以讲是皱结疙瘩得一塌糊涂但皱得很飘逸，很自然，很自我，皱得有纹有路，我们或可称为“皱的美学”。皱的美学既有种抽象美、超前美，但其本质却是现实主义，与当今流行的“做旧”异曲同工。

不过上海人，还是喜欢“挺”多于“皱”。所以，熨烫成为上海人独特的家务。熨烫是一门艺术，温度过高要烫焦，且有些地方如腋下肩头，这些转弯抹角地方是最难烫的。上海太太是全国最佳的“烫手”，她们的老公都被烫得服服帖帖。上海太太心目中的老公就像优质亚麻，允许带点皱褶，但一定不能皱得如泡泡纱和绉纱！上海先生也“蜡烛”，久不久不让太太烫一烫就浑身发痒。难怪都讲上海先生都是模范丈夫——给老婆烫服帖了！

手袋在女人的行头（衣饰）中是名副其实的身外之物，它不如丝袜内衣般与女人有直接的肌肤之亲，但它却是女人的另一种语言，蕴含着女人缜密的心思和深渊的内心世界。

女人的手袋通常不会有大量现金，里面多为一只化妆包，一只小钱包。夏天或者会多一把檀香扇一小瓶风油精，口香糖和护手霜是女人手袋四季必备的。可能，还会有一包烟，或者避孕套，几封读烂了的旧情书，一张照片……正所谓一只手袋一个世界，手袋内的物品是女主人最体贴的写照。

生活不拘小节大大咧咧的女人，她的手袋一定是硕大的沉沉的，混杂中自有规律，令她永远能准确地从中抓出自己所需的。我很喜欢与用大手袋的女人交往，她们的内心也如自己手袋，宽博而不设防。笔者也是喜欢用大手袋的，无论去哪，只需手袋一背，一家一当都在里面，就有种安全感和充实感，不怕有所遗疏。但手袋的质量一定要好；拉链一定要爽滑，皮质的手感要柔腻顺和，令你挽上去真有如挽着知心朋友的温暖。诫告各位女读者，与其花几千元买一件项链戒指什么的，远不如花几千元买只款式大方的名牌手袋，那就叫“大气”。因为，手袋不宜翻行头，否则很可能会令你有所错漏。上海话不是有句“掉包”吗？因此对一位职业女性，她的手袋应该是一年到头不大调换的。几乎是与你的发型眼镜一样天天是三位一体或四位一体的，可能已成为你形象的一个重要部分，你还有什么理由不为自己选一个品牌手袋？

我是喜欢名牌的，在全球化的今天，欧洲的老字号品牌含金量依旧，那是因为它们证明一个真理：贵重的原材料加上细致的手工，呈现的就叫格调和内涵。但我不会盲追名牌。

手袋不会如时装那样要跟着流行转，你体形体重的变化也不会影响到手袋。当然，从实际考虑，手袋颜色最好是深色以易衬皮鞋衣衫，手袋最好是皮编的，如是自重较轻且线条较随和，最能与你自身气息融合。有种漆皮亮闪闪的硬挺挺的公文包型的大手袋，女强人气息太重，令人望而生畏。

有种草编的手袋上海人称“草包”，完全用手工编织的，色泽鲜艳明快，在这样春光明媚的季节手挽草包一条卡其裤配棉布衬衫，多么赏心悦目！可惜草包总给人一种不安全感，放不得任何重要物件的。“草包”在上海话中，有华而不实之意。草包会带给女人一个季节的新鲜和喜悦，但不可能天天与我们不离不舍，陪伴我们闯荡职场。草包如同一个青春四溢、生气活力的小帅哥，而高品质好工艺的手袋，是一位成熟沉实的男人，不花哨不张扬，令女人信服地牢牢伸手挽着。

女人的手袋不一定要很多，但必需要有一只高品质的，如同女人的恋爱。

在旧上海，殡葬业是受恶势力控制的，因而总给人一种三教九流、邪恶恐怖的偏见，大多从业人员又都没有文化江湖气十足。再者，经营者多为家族垄断，自成一个封闭的圈子，令这个其实与我们每个人都密切相关的行业充满魑魅鬼影、生人勿近的色彩。这种偏见至今在社会上仍相当顽固，要根本改变这种现象，殡葬业白领化专业化十分重要。这里的白领化，怕不能单凭一张大学文凭就可通过，某程度比博士生硕士生的考核更艰难更费时日。那得有多少次在幽冥与光明交汇的生命的零点，目睹多少生离死别肝肠断裂的悲恸，才能悟出的对生命的礼赞！难得的是，他们的心不仅不会变得麻木僵化，相反，对生命理解和人世的悟察不断得到升华，蜕化成真正的天使！

我见过这样一位天使。那是在2008年12月23日我亲爱的妈妈的告别式上。一位穿着黑色长大衣的素雅淡妆的女孩子。现在回想起来，她的斯文、悦耳的声线和恰如其分的一些贴心的细节提示，令她的静静仃立的身影，真的犹如天使一样！在生命列车开往终点站前，所有的亲人只能下车，以后的风景是什么？故人可还会安详宁静……？那一切，我们都不会知道，但想起这位温柔尽责的姑娘，我多少放宽一点心，她就像火车站台上整装待发的列车员，有她送亲人一程，这份感觉好安慰。那天因为太悲伤了，没来得及当面向她道谢，事后一直引以为憾。后来晚报上龙华殡仪馆全体女职员的合影，我拿着放大镜逐个看，希望能找到那位姑娘。可惜，我那天实在太悲伤，只是感觉到她，却根本没好好记住她长相。不过，细端照片上那几位姑娘，尽然天天面对生离死别，她们绽开的笑容，仍是那样明亮，犹如阳光下的菩提！我还要感谢隐者幕后的化妆师。九十高龄的妈妈一生优雅，对仪容十分讲究，我一直担心妈妈最后上路时的化妆能不能让妈妈满意。坦白说，因为恐忌殡仪馆的气氛，我没有惊动太多亲友，另外择日在国际礼拜堂为妈妈做追思礼拜，因此只订了个告别厅。受社会习惯思潮影响，一直担心收费相对低廉的告别厅，会不会连化妆等都是马马虎虎？那晚真的彻夜难眠，直到看见鲜花簇拥的妈妈那样漂亮那样安详，好像我唤她一声就会蹦起来一样，真可谓百感交集：既不相信妈妈从此再也不会应我了，好像只不过是熟睡一样，又从中生出无比安慰，妈妈就像赴盛典去那样华丽那样漂亮！不管如何，我放下心了。

我们都习惯称医师为白衣天使，那么，他们就是黑衣天使。最近刚看过的一部日本电影《殓仪师》，觉得这才是对这么行业最规范最专业的称呼。

人生的起点和终点，我们都需要天使守护在侧。特别当生命缓缓降下帷幕之时，更需要仪式化的庄严之美。那不是迷信，是一份诚与敬，是生命的一个饱满润濡的句号。

特借晚报一角，向有志殓仪师的青年致谢，向那些我不知名的曾经那样尽心陪伴和呵护过我亲爱的妈妈的殓仪师致谢！

与钢琴、小提琴这些主流乐器相比，口琴往往被视为很小儿科的玩意，且在交响乐队中根本排不上号，音乐学院也从未有口琴专业招生，故而，它似一直被忽略，在乐坛的身影有点清寂。

与小提琴钢琴相比，口琴其实是很年轻的乐器，它于1821年才诞生。其实在生活中，口琴却从来是人们的老朋友。但凡现今年届五十以上的先生们，只要家境不是太差，在他们的学生时代，口袋里必兜着一把口琴。在放学后的空教室里，操场的高低杠下，口琴男生三五成簇聚在一起，从《桑塔露琪亚》到《溜冰圆舞曲》……

今天的年轻人一定想象不出几把小小的口琴竟可以奏出管弦乐的气势。“文革”前笔者正值中学时代，有幸听过一场亚非拉专场音乐会，其中有一场口琴独奏，由钢琴伴奏，曲目是《鸽子》和《梭罗河》，这才知道清脆明快的口琴音色与钢琴是最佳搭配。另外，数十人同时合奏口琴，场面十分壮观。那晚的口琴大合奏我记忆犹新，琴声在双音与和弦两重音色间，在低音口琴的陪衬下，有种月光般的凄美，演奏的曲目是俄罗斯民歌《大草原》。

口琴入门十分容易，通常都是无师自通。我们学生时代，学校有口琴队，少年宫有口琴班……玩口琴完全出自个人对音乐的爱好，不存在任何家长旨意。玩钢琴小提琴在我们学生时代尚属贵族化的乐器，而口琴，只需省下几天的零用钱就可以自己解决，一圆驰骋广阔音乐殿堂之梦。当然，口琴要奏得专业，还是要经过专人教授。记得有位著名口琴教授石人望先生，赫赫有名。他不但教授口琴，还将众多世界名曲改编成口琴乐谱，将口琴的特色发挥得淋漓尽致。相比那位当今名驰口琴乐坛逾半世纪的意大利口琴名家威利波格，石人望早在六七十年前就吹红了上海滩。他一生都致力这把一尺不到的小小的口琴身上，我们研究上海史的，不应让石人望先生在上海城市近代史上缺席。不知他仍健在吗？

在什么都被贴上身份象征标签的今天，学生不是学钢琴就是学吹萨克斯风，吹口琴似显得太out了。殊不知，现今香港学界，口琴比赛每年一届，胜出者可参加两年一度的亚太区口琴赛，再胜出者可去德国参加四年一度的世界口琴比赛。香港不少名校都有口琴队，社会上有各种口琴会就是这些校友自发组成的，定期自行组织演出交流。已故著名音乐人黄霑生前也对口琴爱不释手。相比之下，内地的口琴声已无处可追寻。当年那潇洒地托着口琴搧着颤音的男生们今天都已是做爷爷的年纪了，你们还找得到当年的口琴吗？想想那欢快明亮又层次丰富的口琴声，其中满载着我们这代人单纯朴实的青春，纵然人世万物都有曲终人散之时，然一代人的记忆，犹如那缕清亮悠扬的口琴声，仍是如此悦耳动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