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园三基地”支撑品牌异军突起

湖北日报2009年11月29日一版

    甲子兴邦起征程。
    延续“汉阳造”的工业精神，“湖北制造”自此风光了30多年。
    “制造之痛”，起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
    沿海制造的迅速崛起、逐步失去的市场优势、日渐凋零的品牌……
    出路何在？竞争迫使“湖北制造”开始反思。“两型”社会，奋进中的湖北，扛起中部崛起大旗。
    如今，关于“湖北制造出路何在”的追问，非但没有过时，反而变得更加迫切。
    寻找问题的答案，让我们把目光聚焦黄鹤楼品牌。
    从2003年开始，2年时间，成功摆脱“制造之痛”，黄鹤楼品牌由小到大。
    3年时间，后来居上，异军突起，实现由区域性向全国性品牌蝶变；
    6年时间，跨入行业关键少数骨干企业行列，成为中国烟草行业发展进步的象征。
    梳理湖北中烟的发展脉络：从黄鹤楼科技园（产品设计、技术研发、品牌创新），到云盘、红坪、柏泉三大外延基地（原材料保障），再到黄鹤楼工业园（生产制造、物流运输）。
    一条资源整合、逐步实现全产业链贯通的“全价值战略”路径，贯穿于黄鹤楼品牌的崛起之路。
    在这里，关于“湖北制造”的真正问题，已经不在于“湖北制造出路何在”这个问题本身，而在于“湖北制造”如何在“产业链与产业链”竞争的时代，成为强手。
    长期以来，人们对卷烟制造业产业链的印象，仅止于烟叶和生产。“为何同样的原料，同样的工艺生产，产品以更低的价格进入市场，却处处受到冷落？”传统的观念受到来自总经理彭明权的质疑。“科技在卷烟制造中应该大有可为。”
    尽管现在看来，这样的想法理所当然，但当初能够具有这样的洞察和见识，不但要有过人的担当，更需要创新力和想象力去实现。
    企业家的价值，就在于“逆势之思”与“顺势而为”。

    黄鹤楼科技园，淡雅香高技术的源泉

    2003年，彭明权带领湖北中烟，从高起点切入，建立黄鹤楼科技园，形成一个集技术研发、成果转化、聚才融智的重要基地。
    天然香精香料研究所、特色工艺工序研究所、减害增香型薄片研究所、功能型嘴棒研究所、品牌文化研究所和天然植物应用重点研究实验室等十多个专业研发机构，相继在科技园建立。
    3N香料复方技术、4S生态培育技术、柔性风选等371道特色工艺、增香型薄片、纵向多圆嘴棒、多层网络嘴棒等一系列自主知识产权成果，被广泛转化为黄鹤楼淡雅香的竞争力。
    在黄鹤楼科技园，传统产业与高新技术实现完美的融合、演绎……

    外延基地：淡雅香高品位的原料基础

    在抓住了产业链的核心环节之后，黄鹤楼科技园进一步通过“三大外延基地”的建设，将淡雅香核心竞争力的支撑点向上延伸到了产业链的源头。“黄鹤楼（云盘）烟叶生态园”是黄鹤楼品牌特色原料的重要栽培基地，成为系列产品呈现烟草本香的重要香源。“黄鹤楼（红坪）神农百草园”位于神农架林区腹地，以烟用天然本草种植为目的，做储备性原料品种的原生态种植实验，为品牌长期稳定发展提供保障。“黄鹤楼（柏泉）创意园”园区是集研究、种植、开发于一体的现代性基地，以策划、评估高层次、高水平的科技创意为主，以引种、改良、研究香料植物为辅，兼顾中草药与烟叶的种植研究。

    黄鹤楼工业园：淡雅香高品质的保证

    技术的力量，文化的力量，以及由此形成的差异化竞争力，能够让品牌在市场上迅速扩张，但品质的商业意义也不容忽视。
    当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意识到品质背后的商业价值之时，眺望武汉西北、金银湖畔，黄鹤楼工业园的工地，早已热火朝天。
    一座集生产、仓储、物流等多功能、生态、环保、节约等多属性于一体的现代化绿色工业园区，即将成为武汉的新地标。
    烟草行业首家生态型卷烟制造工厂、工房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卷烟生产点，将成为湖北卷烟工业的核心“智造”基地，为黄鹤楼淡雅香系列产品的“高品质”提供坚实支撑。
    从黄鹤楼“两园三基地”的发展路径来看，任何企业，在谋求产业链全程掌控，获得全价值链战略竞争力时，切忌追求“大而全”，而是要做到“精而全”。
    企业在整合产业链的过程中，不仅要充分理解各环节的辨证关系，找准着力点，还必须对产业链的价值创造系统进行连续的设计和再设计，从而使企业获得持续创造价值的能力。

（下篇预告：源于制定标准的力量）
 
 
 

创新的力量超乎人们预料

 
湖北日报2009年11月28日一版
 
    黄鹤楼品牌，一路走来，一路精彩。
    2004年，黄鹤楼重启经典；2006年，当选为“中国烟草十大梦想品牌”；2007年，荣获“中国驰名商标”称号；2008年，入选“中国烟草最具爱心品牌”；2009年，湖北中烟成为“中国管理模式杰出奖”入围企业……
    腾飞于长江之滨，飘香于五湖之内。
    今天,没有人怀疑“淡雅香”在“中式卷烟”香型品类中的经典代表地位,更没有人怀疑“黄鹤楼”这个高端品牌的可持续成长能力。
    国家烟草专卖局姜成康局长如此评价：黄鹤楼是后来居上、异军突起的代表，也是中国烟草行业发展进步的象征。

    需求永远是比竞争更重要的原点

    “后来居上、异军突起”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从来都不会是竞争对手的施舍。“后来居上，异军突起”的力量源自何处？“技术的力量，文化的力量，出乎人们的想象，大大超出人们的预料。”湖北中烟总经理彭明权一语中的。
    且看彭明权本人的解读：市场竞争的实质就是差异。我们要避免走同质化、低水平、重复性的残酷竞争，走差异化发展之路。
    差异最终为了什么？是避开竞争吗？不，是满足潜在的更新、更高、更实在的需求。
    不争他人之所争，争他人之所不争，是竞争的另一种境界。
    需求永远是比竞争更重要的原点。所有的创新，需瞄准潜藏在消费者心智中的原点，通过技术创新和文化创新体现出来，支撑起来。

    技术要感知人心

    如何才能探听到消费者心智中的需求指向？如何才能恰到好处击中让消费者怦然心动的关键点？“脱离市场谈需求、谈技术、谈创新，没有任何意义，技术研发要更多地注重市场、关注消费者。”彭明权说。
    2003年，上任伊始，彭明权亲自带队南下荆州，与乡邻里长坐到一起，探讨烟叶与生产；同终端用户坐到一起，谈论价格与口味……
    每去一次，对市场就多了一层的认识，对消费者多了一份理解。每去一次，都有新的信息反馈给技术中心，技术人员就废寝忘食地加班加点，对配方工艺改进一次。
    上下同欲者胜。40余次南下，行程万里。荆州一役给了所有员工“贴近市场，才能真正实现以市场为导向”的生动案例。
    得荆州以晓天下。技术人员遍寻荆山楚水，配方车开进市井郊巷，市场调查全方位覆盖销区……
    终于发现，追求天然、崇尚健康、青睐自然，就是消费者心智需求的新风向。
    在产品源头上，黄鹤楼采用神农架所特有的天然本草提取香精香料，利用恩施“清江源”富硒烟叶和神农架“金神农”烟叶为原料；再利用独特的生产工艺，经过371道特色工序对产品进行精细制作……
    天然香、本草香，成功触发消费者心中的俗世真香；低危害、高香气、高品质的“淡雅香”，直击消费者心智中的价值诉求。

    文化要深入人心

    技术落地转，文化空中转，品牌才能在消费者心中转。
    黄鹤楼品牌的直观意境，很容易引起消费者对“黄鹤楼”文化底蕴、历史积淀的联想。
    唯有道者得。尽管黄鹤楼品牌在消费者的文化价值体验上，不战已先胜一筹，但是如果“黄鹤楼”仅仅循着这条大家都能看到的路，也许不会有时至今日的成功。
    2004年，1916·黄鹤楼上市，几度脱销，这一现象在行业内外被广泛关注。随后，感恩、漫天游、问道、品道、论道等系列新品及储备产品相继问世，莫不惊艳一方。
    颠覆传统产品体型，创造短支、细支标准，并辅以分时、倒装等多种设置。没有见过黄鹤楼之前，不敢相信产品可以这样变化，可以这样精致，可以这样演绎。
    有人说，湖北中烟人肯定是将黄鹤楼品牌当作艺术品在打造。
    每一款产品的开发，力求既能烘托千年文化浸润的荆楚风骨，又能折射南洋血脉饱含的民族工业精神；既具备东方传统哲学的思辨，又吸纳西方简约艺术的精华；“内外兼修、品位卓然”的“雅士文化”更是对传统文化的创新和尊重。
    现在，很多人说“中国制造”已经过剩，看上去是真的。其实，某种意义上，“中国制造”的过剩，恰恰是因为“中国制造”的稀缺造成的。
    缺什么？缺高附加值品牌。
    高附加值来自哪里？
    来自技术的力量、文化的力量。
    来自用技术打造消费者可感知的附加值，用文化营造一种情境诉求，将技术、文化与品牌三者完美结合。

    （下篇预告：“两园三基地”支撑品牌异军突起）

 《创新铸就经典黄鹤楼》系列报道之一

黄鹤楼品牌从这里走来
 

湖北日报2009年11月27日一版

    巍巍黄鹤楼，见证荆楚大地的沧桑巨变。

    寄托民族工业百年梦想

    从南洋兄弟烟草汉口分公司到汉口卷烟总厂，从汉口卷烟总厂到武汉卷烟厂，从武汉卷烟厂再到黄鹤楼科技园、黄鹤楼工业园……
    一个企业在走过近百年岁月之后，并没有成为历史，而是垒叠起另一座发展的巅峰，那么，这个百年就一定有值得思考的积淀。
    20世纪初，在中国近代工业先行者张之洞的引领和开创下，高速发展的武汉，成为全国最大经济中心之一，被誉为“东方芝加哥”。
    翻开大武汉近代工业发展史，简照南、简玉阶两兄弟，一定是站在最前排的。一如他们亲手创建的黄鹤楼品牌，如今赫然屹立于“中式卷烟”高档品牌之列。
    作为中国第一代以实业救国为己任的民族资本家的杰出代表，简氏兄弟领民族实业之先，兴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汉口分公司，为民族卷烟工业的开始崛起，做出了居功至伟的贡献，在中国近代工商史上书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传承南洋血脉系出名门

    1916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汉口设立分公司。这就是武汉卷烟厂的前身，也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卷烟生产企业之一。
    1965年，汉口卷烟总厂成立，统辖汉口南洋、湖北襄樊、湖南长沙、郴州、常德五家烟厂。1968年，汉口卷烟总厂更名为武汉卷烟厂。
    改革开放，武汉卷烟厂百尺竿头，得以跨越前进。进入新世纪，湖北烟草行业积极重组，以武烟集团为龙头，组建湖北中烟。
    实业报国的民族工业，伴随甲子兴邦的历程，穿越了90多个春秋，也为黄鹤楼品牌的日后崛起留下了诸多宝贵的财富和积淀。
    百年老企,名师荟萃,珍方传承。这其中就有我国烟草史上的传奇人物韩焕章、汤桂芝等配方大师和工艺大师，以及堪称“黄金梦想”的“南洋烟魁一号”配方。
    韩焕章与中国烟草行业唯一的院士朱尊权，同为原国立中央大学校友，亦是目前国内烟草界从事专业研究最长的技术专家之一，堪称中式卷烟的“活化石”。
    从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毕业后，韩焕章到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从事配方工作。

 韩焕章在总结中式卷烟传统配方实践基础上，把烟草的配料、工艺进行了科学量化，独创了“韩式三角理论”模型。
    韩老的成果让黄鹤楼具备了一套独特的精细化加工理论体系，加上不断的技术创新，为黄鹤楼品牌经典配方的成型与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承载荆楚文化流风底蕴

    昔贤整顿乾坤，缔造多从江汉起。
    创新精神是荆楚文化的重要特征，也让这一地区在时代发展中，往往领先起步、首着先鞭。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也是一个企业发展的灵魂。
    2003年，国家烟草专卖局明确提出以市场为导向，保持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式卷烟”，指出了中国卷烟工业未来发展方向。
    湖北中烟率先响应，根据企业战略和品牌发展的要求，秉承楚文化“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创业精神，筹建成立黄鹤楼科技园。
    科技园以关键技术为重点、以核心专利技术为要点，从特色薄片、香料、烟支设计、嘴棒、盒型等多维度出发，围绕“减害降焦”和打造中式卷烟经典品牌，全面推动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
    2004年，以当代智慧实现前人创见，重启“南洋烟魁一号”经典配方，1916·黄鹤楼横空出世，受到全国消费者的广泛青睐。
    “南洋血脉、典藏配方、特色工艺、雅香风格”，成为黄鹤楼品牌文化最好的注解。
    随后感恩、漫天游、问道、品道、论道等淡雅香产品及储备产品相继成功研发，黄鹤楼品牌以高起点姿态，引领经典消费新时尚。
    延续百年梦想，传承南洋血脉，承载创新精粹，延续着一个品牌日臻至境的时代传说，黄鹤楼淡雅香从这里走来。

    （下篇预告：创新的力量超乎人们预料）

作者：新闻学院   时间：2009-11-20

    因学科建设需要，经学校人事部门批准，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现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专业教师若干名，承担学院相关研究方向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一、招聘岗位：

    1. 传播学理论学术带头人（海内外、副教授，40岁以下）1名；
    2．网络新媒体（海内外、讲师）1-2名；
    3. 媒介经营管理1名；
    4. 播音与主持1名，有专业实践经验者优先；
    5. 广告学学术骨干1名。

二、招聘条件：

    1．综合素质高、表达能力强，具有良好的个人品质、敬业精神和团队协作能力；
    2．本科学历必须为“211工程”重点大学；传播学理论、网络新媒体、媒介经营管理、广告学等专业应聘者学历要求为博士；播音与主持专业应聘者要求硕士以上学历；
    3．传播学理论、网络新媒体、媒介经营管理、广告学等专业应聘者，需在近5年内以第一作者在本学科国内权威期刊（A类）发表学术论文1篇以上；播音与主持专业应聘者，需在近5年内以第一作者在本学科国内权威期刊（B类）发表学术论文1篇以上；
    4．原则上年龄在35周岁以下。

三、应聘材料：

    1．个人简历，同时附各类学历学位证书及获奖证书复印件；
    2．已发表论文的复印件，包括论文发表的期刊封面及目录；
    3. 个人近期生活或工作照片一张。
    以上材料需扫描成电子版发送至指定邮箱（照片直接以附件形式粘贴发送）。

三、报名截止时间

    2010年4月30日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老师    联系电话：027-87543520
    E--mail：wzh166@gmail.com

陈海春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现代领导科学与艺术研究中心主任）
 

    中央委员和省部级领导干部要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著作，切实提高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能力，带头探索回答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引导党员、干部把学习理论同研究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本地区本部门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突出问题结合起来，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自从上个月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免去周济教育部部长的职务，调任中国工程院党组副书记后，作为他很久以前的“身边工作人员”，我一直在关注着媒体，特别是网络上对他的种种议论，也有一些网民希望我写点东西。说实话，这个时候写此类话题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说他的好话，那叫“伸着脑袋接石头”；说他的坏话，那叫“良心被狗叼走了”。以我“天下事从来不急”的套路，近一个月过去了，多少风平浪静了，该写点什么。正好我在学习十七届四中全会文件,对中央委员和省部级领导干部需要具备的“三大思维”做研究，周济恰好也属于这个范围的人。不过，我不写2005年2月以后的事情，因为从那时起，我重新被领导动议回学校政策研究部门工作，按照“逐级是汇报，越级是告状”的行规，我再没有去北京见当时的“周部长”，只是在武汉，在周老师父亲母亲去世的葬礼上，见过他两次。本文写写我与周济老师的交往经历，以及这些经历对我的启示。不主掌教育部，他已不再是我们的部长；我一个四级教授当不了院士，他也不是我的院长。因此，此文绝无阿谀奉承之意，也无与“捣周派”争论之意，特此赘言。

一、顶天立地，科学创新

    2003年3月，周济成为教育部部长之后，北京的各大媒体照例采访了这位新部长。周济讲了许多观点，其中有一段话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说，今天的一代学生，是最幸运的一代新人，也是充满希望的一代新人。他们在学习期间恰逢我国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几年、十几年后，他们将投身于实现祖国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理想将在他们的奋斗中实现。他寄希望于青少年一代，要成为“顶天立地有本事”的人。“顶天”，就是要有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昂扬的激情，有坚定正确的方向；“立地”，就是能够求真务实、踏实苦干、团结合作，有艰苦朴素的作风；“有本事”，就是要有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科学创新的方法。

    我是最早听到他这个高论的人。1993年4月的一天，当时我在学校教育管理科工作，根据领导的指示，我主编一期“毕业生专刊”，写完“校长寄语”后，还想来个“教授寄语”。当时我采访的对象是另外一个老师，没想到走出行政楼，正好遇见了周济老师。我与周老师同属机械学院机械设计教研室，只是我很早就离开技术领域从事管理工作。不过，在199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表彰优秀归国留学生时，受教研室老领导所托，我采访过周老师，并写了一篇关于他的典型材料，这篇文章还被《研究生与学位教育》杂志用过。见到周老师，我连忙说，您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周济说我能帮你什么忙。我说，能否写一个几百字的“教授寄语”。周济笑着说：“我太忙了，而且也说不出什么。”我说，就把您如何成为教授的人生真谛、箴言、警句之类的东西说几个，我帮您写可否？周济想了想，说了一句我绝对想不出的话。他说，如果说我还有所成就的话，那得益于我在大学毕业后到军垦农场，在农场大门口看到的一段毛主席语录，那是主席当年给抗大学员的题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他还简要地说了他对这三段话的理解。不久，我就根据他的意思，写了不足千字的短文《方向‧作风‧方法——周济教授寄语毕业生》，并将这篇文章与当时的“校长寄语”同时放到了报纸的头版。

    后来，这篇文章成为我与周济打交道十多年“敲门砖”，也是我受教益最多的十多年。可见,人刻意所为之事未必有结果，不经意的事情对人影响很大。随着我对他的了解，我对“做一个顶天立地有本事的人”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周济告诉我：“方向最重要”，一个没有方向感的人做什么都做不好，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做管理；“吃苦是基础”，一个吃不起苦，吃不起亏的人就得不得别人的认可；“方法不可少”，人们一般瞧不起没有本事的人，要想过桥总得找船，总得造桥。的确，这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三足鼎立”:早年考入清华大学；后来新疆8年历练；再后来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第一届留美生，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回国从一个讲师做到院士，也不过二十年的时间。在他从教育部部长位置上“下台”之后，一位自称了解内幕的人，把周济贬得一钱不值，什么“文革”中的清华生，二流美国学校的博士生，没水平的院士，洋洋洒洒几千字，我看后只有苦笑。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人们完全有理由批评他的种种不是，只要做到“言之有理，持之有据”即可，但把他说成一无是处就不客观了。这使得我对什么是“小人”，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在知识分子圈子里，这种“小人”非常多，其共同的特点是：“损人不利己”。我写过校史，1966—1976年那段是我起草的，当时我就得出了一个结论：“文化大革命从来不是工人农民整知识分子，而是一些知识分子整另一些知识分子。” 不过，落井下石的小人是要遭报应的。

二、既要听话，也要出活

    在周济老师做副校长兼学校科技开发总公司总经理时，我是总公司办公室主任。一日，我陪他出差，在路上闲聊。他问我，你知不知道我们清华大学的毕业生不少人都发展得很好。周济是清华大学的本科，所以他对清华大学情有独钟，虽然他入学的第二年就搞文化大革命，也的确没有学到什么。但是一位大家曾经说过，什么是教育，教育就是那些若干年后，人们将当时的东西遗忘后还能够留下的东西。我说我知道，这不是我恭维他，我做过十年的大学生发展指导中心的主任，况且这也是常识。周济接着说，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说知道一点但不全。他说，发展好的，基本上都是当年的学生干部，我们这些学生干部有一个标准口号：“听话，出活”，这是对毛主席“又红又专”指示的诠释。听话，就是要把领导交办的事情听进去；出活，就是要把领导交办的事情做好。周济接着说，一般而言，听话的，往往出不了活；出活的，却往往不听话。我对你的要求也是“听话、出活”，否则你就不要在我身边工作，你要做不到也可以提出来不在我身边工作。

    我当时，还不是特别理解周济的这番话，直到他当上了教育部部长，在一次司局长会议上把“听话、出活”作为对下属的要求；直到他那些“听话、出活”的学长走到了更远。我逐渐领会了这句非常简单话语的深奥之处。历史不能假设，领导不能选择。喜欢听话的领导，不在乎你是否出活，你只要会拍马屁就可以了。喜欢出活的领导，不在乎你是否听话，你对他的态度无所谓。可只有“既能听话，又能出活”之辈，才有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在这点上，清华大学的学生有着一种类似“蝙蝠”的特质。蝙蝠——哺乳纲，翼手目动物的通称，是具有飞翔能力的哺乳动物。它们会飞，但不是禽；它们哺乳，但还会飞。清华人还有一个本事，既能够在强于自己的领导者手下“听话、出活”，也能够在暂时不如自己的领导者手下“听话、出活”；既能够在顺境是如此，也能在逆境时如此。他们良好的心态和状态，得益于他们母校的文化：“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也得益于他们早年做学生干部的训练，所以当时的校长蒋南翔说过：“年轻时候做一点政治工作，终身受用无穷。”许多人对周济这次到中国工程院任职说三道四，其实你看一看曾经担任过清华大学政治辅导员，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同志在11月4日到中国工程院视察时，知晓顶层政治格局的新华社记者的一张照片里，出现了周济的身影，还是那么乐呵呵的，就可以看出点门道了。

三、顺应大势，发挥优势

    顺应大势，发挥优势，是周济与一般学者思维不同的地方。他是我见到的少数既有学术背景，又懂政治的人。他从政有两个特点:一不拉帮,二不整人。他靠的是仔细琢磨和拼命工作。2002年3月，他还是武汉市市长时，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的提问时，他说：“我觉得，做课题组组长，后来做校长，厅长，一直到做市长，确实内容不一样，范畴不一样，但是本质上还是相通的。当然，科技工作、科研同管理工作是不一样的。但是现代科技、大科技同管理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本质上是相通的。从工作方法上讲，我还是三条，我当校长的时候是这样做的，现在还是这样。第一条是出主意，定战略，研究政策和策略，这是第一位的；另一方面就是靠组织、用干部去执行、实施我们这些思路、想法；第三条是亲自抓一些重点，自己比较细致地做一些比较关键的工作，以点带面。”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周济热衷于搞战略规划在教育界，至少在高等学校是出了名的。1998年5月的一天，周济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谈到了他参加北京大学一百周年校庆的感想。他说，任何一个学校走到今天都有自己发展的轨迹，作为学校领导，就是要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要拿出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规划。为此，办好一所大学，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办学目标，要有一整套符合学校实际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战略措施。为此，要大兴学习之风，大兴实干之风。在他的倡导下，学校用了一个学期开展了教育思想大讨论，各院系和部处都拿了个五年规划，在此基础上，学校搞出了个《华中理工大学第三次大发展战略的基本思路》。并校之后，他还是认真抓战略规划的制定。就在他已经被免去校长职务调离学校的当天晚上，他把我们几个工作人员找了去，认真从头到尾将学校的战略规划——《华中科技大学创建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战略规划(2001-2020年)》梳理了一遍。那年暑假，他还到学校的暑期工作会议上详细讲解了规划的制定，有人在下面说他不识时务，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当时也不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可是现在看来，他那种对自己的工作精益求精的态度，正是他不断从底层向上层走的基础。在他身上，我看到了但凡有点作为人士发展的三大要素：“个体视角：你是否将潜力充分发挥出来；群体视角：你是否有能力处理复杂事务；组织视角：你是否有资格分配社会资源。”这次《国家教育中长期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还没有出台他就离职了，不能说不是遗憾，但这绝不会抹杀他作为这件事情最初推动者的历史地位。

    2003年7月的一天，我正在西藏著名的风景点——纳木措闲逛，教育部某司的同志给我打来电话，叫我赶到北京接受一项任务。去了后才知道，教育部和科技部在下半年要召开一个“全国大学科技园工作会议”，我成为会议主报告的起草人。在起草报告的过程中，周济始终告诉我们，要站在战略的高度看待问题，要始终致力于将高等教育融入到国家科技创新的体系中。周济说，依托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兴办大学科技园，是大学科技园有别于社会上其他科技园最突出的地方，建设好一流大学科技园，就要从建设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的建设上思考。只有跳出大学科技园本身思考，把那些涉及大学科技园建设发展全局性、长远性、重大性的问题想明白，才能把工作做好。在报告的第二部，我们用了这样的主标题和分标题：“走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发展之路，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求发展”；“必须高举‘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旗帜”、“必须坚持面向国民经济建设主战场”、“必须坚定不移地走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协调发展之路”、“进一步加强学习，加强战略研究，从全局上把握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的发展方向”。客观地说,在他首任的五年方针“巩固成果、深化改革、提高质量，持续发展”和“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的提法，本身就是一个庞大和复杂的工程。常识告诉我们，权力从来就是“动机”和“资源”的函数。但资源总量是有限的，而对有限资源分配的倾向性和受益度又是人们评价领导者行为的主要依据，由此产生对领导者行为的满意和不满意。他没有做到完全让人民满意，这是事实，但要说他一无所为也是不公允的。

四、抢抓机遇，乘势而上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周济给人的感觉不是特别有灵气，但认识他的人对他的聪明和智慧都十分佩服。周济说过，低水平的单位做产品，高水平的单位出标准。他是一个知道自己所为之事可能带来什么结果的人，在大事上从来不糊涂。我在他面前第一次出现重大疏漏，就是在一次事关学校发展大局上的出错。1998年3月，刚刚当上教育部部长的陈至立同志，到我校出席全国高等学校教学工作会议，大会结束之后，她对我校进行了视察，其间周校长对她讲述了我校“育人为本，三足鼎立”的办学思想和办学方略。即以培养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为根本，教学、科研、产业化协调发展。育人为根本，教学是基础，科研上水平，产业出活力。陈部长对此非常感兴趣，承诺派两个记者来采访和总结我校的经验。一日，周校长给我打电话，让我接待两位记者，我谈完之后，就请宣传部的同志们陪他们到院系参观。没想到一周之后，周济打电话问我为什么没有陪记者参观，并在我争辩解释时挂了电话。后来通过积极的补救，我们学校的经验在《中国教育报》连续三天头版报道，他才“放我一马”。周济对我说，你作为学校政策研究部门的负责人要有起码的政治敏感性。从此之后，我再不敢懈怠。

    1999年3月的一天，我当时在教育部借调，一位学校的同志到我办公室说周济校长要我写一个材料。原来当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要召开全国技术创新大会，有关部门征集大会材料，我们学校也在其中。有了上次的教训，这次我可是殚精竭力，如履薄冰。最后，我们学校的材料《拓宽产学研结合路子，发挥大学技术创新作用》最终被入选并作为8个大会发言单位之一。我们学校的 “三个层次，三条主线”为网络的发展体系得到与会领导和代表的高度认可。三个层次：一是从构建校内产学研结合起步，营造学校良好的科技创新环境，充分发挥高等学校的自身优势；二是投身社会产学研结合，与产业界建立紧密合作的伙伴关系，进入国家技术创新主战场；三是进一步拓宽产学研结合的视野，探索国际产学研结合模式，瞄准国际高技术前沿，缩小与国外创新平台的差距，促进国际先进技术优势转化为国内的技术创新能力。三条主线：一是通过人才培养，为提高创新能力培养大量的高素质创新人才；二是通过科研攻关，为企业技术进步提供大量的创新成果；三是通过科技服务，致力于高新技术产业化和传统产业的高新技术化，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正确定位，充分发挥应有作用。周济校长让我知道了“天下大事，必做于细”的道理。

    2004年3月的一天，教育部有关部门的同志给我打电话，让我迅速赶到北京，去后才知道这是周济部长“亲点”的。原来，二位记者在有关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递了一个“折子”，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作了非常严厉的批示。教育部不敢怠慢，马上组织班子，开展调查研究，我就是部长在看到有关部门上报调研人员名单时加上去的。看到中央领导的批示，在早餐与周部长单独交流时，我问他，您有没有压力？他笑着说：海春，你怎么这么傻呀，全国有那么多战线，要中央主要领导关注我们太不容易。中央领导同志既然关注了，不管是表扬还是批评，我们都要“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就这样，在大范围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教育部起草了相关文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开会讨论，最终形成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后来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贯彻落实这个文件的大会，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参加了会议。这件事情对全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由此事可见，在周济离开教育部时，中组部对他的评价绝非客套话：周济同志，“担任教育部部长以来，带领一班人努力推动教育改革新突破，实现教育事业新发展，为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稳定做了大量扎实有效的工作，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近年来，我国教育各方面都取得了新的成绩，其中也凝聚着周济同志的大量心血、智慧和汗水。”

    在文章的结尾，让我们再次聆听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教诲：“荣誉属于那些在角斗场上翻滚的人，这些人汗流满面，血污斑斑。他们英勇的战斗，他们不断出现失误和缺点，因为只要做事，就免不了有失误和缺点。然而，他们确实努力干实事；他们满腔热情，洋溢着伟大的献身精神。他们自立于一项崇高的事业，他们如果有幸得到成功，终于能欢庆取得的伟大成就的胜利；如果不幸遭到失败，至少也是在敢于冒大风险后遭到的失败。因此，决不能把他们同既不知胜利为何物，也不知失败为何物的冷漠胆怯的人相提并论！”

用公民写作捍卫公民权利
——访知名杂文家、南方报业传媒集团高级编辑鄢烈山

本刊特约记者  陈栋

    1952年出生，湖北仙桃人，当过社员、教师、政府公务员。1984年开始评论和杂文写作，1986年投身新闻界，现为南方报业传媒集团高级编辑，《南方周末》编委。已出版《中国的羞愧》、《早春的感动》等著作十七种。2004年，以时评杂文集《一个人的经典》问鼎中国文坛的最高奖——鲁迅文学奖，他因此成为“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唯一的杂文获奖作家。

    他以瘦弱的身体酝酿着燃烧的激情和不变的信念，以自己的能力最大程度地表达了来自民间的愿望，以顽强、坚韧的批判精神掀起了一股时评写作热潮，以公民的视角参与媒体的公共表达，并为民众争取尽可能大的公共话语权……他，就是知名杂文家、时评家、南方报业传媒集团高级编辑鄢烈山。
    在写作中，鄢烈山是一个个性张扬的文人，但在生活中，他是一个朴实的学者，更是一个低调的杂文大家和时评大家。人们只知道“鄢烈山”这个响亮的名字，但很少人知道他的个人经历，也很少人知道的长相。打开网络，搜索出的大多是他的文章，而很少有与他相关的个人资料。这就是在人们心目中有些许神秘感的“鄢烈山”。

“烈山现象”——中国新时评专栏的开拓者

    1982年，北师大毕业，分到武汉，成为机关公务员。
    1984年，开始杂文、评论写作，随后进入《武汉晚报》、《长江日报》，担任评论编辑，开启杂文、评论写作的职业生涯。
    1996年，任职于《南方周末》。
    从1996年到2001年，鄢烈山连续5年在《南方周末》撰写时评专栏。这些评论文章，皆以针砭时弊，呼唤公民权利意识为宗旨。在那个社会情绪复杂的年代，鄢烈山的时事评论产生的影响在全国一时无双，也使他个人获得了极大的声誉。
    鄢烈山是近年来一名活跃于中国新闻界、颇有影响力的评论作者，他自认为是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愿做公民权利的捍卫者，不愿做任何意义上的殉道者。自1985年在《湖北日报》“大家谈”专栏发表第一篇评论《最佳配角》以来，鄢烈山近20年笔耕不倦，每年撰写百余篇评论，作品广布《南方周末》、《文汇报》、《中国青年报》、《中国经济时报》、《法制日报》等报刊，是新时期中国报刊新锐评论作者的重要代表。在长期的媒体工作中，鄢烈山积累了丰富的专栏评论写作经历。
    1996年至2001年4月的五年多，编辑《南方周末》“时事纵横”版的同时，撰写每周一篇的“纵横谈”，是鄢烈山的半职务行为。在鄢烈山的精心经营下，这个创办之初并不起眼的时评专栏，表现出强烈的平民性，发出独创的声音，显示出深厚的底蕴，在不长的时间里，引起大家的热切关注。鄢烈山的名声因此达到了顶点。
    鄢烈山杂文、时评的名声远播海内外，这种名声也是“鄢烈山现象”形成的前提之一，但它同样不是“鄢烈山现象”的主要成因。
    优秀的报人打造优秀的报纸，优秀的报纸成就优秀的报人。《南方周末》为鄢烈山提供了一展身手的平台，鄢烈山也以个人的努力为《南方周末》增添了光彩。
    鄢烈山的杂文、时评创作多次被写进文学史教材。《二十世纪中国杂文史》（姚春树、袁勇麟著）就辟专节介绍鄢烈山杂文，《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金汉主编）也把鄢烈山作为新生代杂文的代表作家来介绍。这些是学术界对鄢烈山及其杂文创作的肯定和认可，鄢烈山由此而进入了当代文学史的叙述之中。
    创作数量和名声显然不是“鄢烈山现象”的主要成因。“鄢烈山现象”的主要成因同样需要从社会文化层面去寻找。
    鄢烈山一直坚持边缘化写作，2004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50人”之一。这次人物评选的标准为：一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二是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三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这种评选具有民间性质，体现的是正在成长的民间力量的价值取向和目标追求。
    2004年，他荣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这个奖项由文学界有影响的作家、批评家、专家学者联合评出，同时又以中国作协这个权威文学机构的名义颁发，从中可以看出文学界、知识界和权威机构对鄢烈山的共同认可。
有人撰文指出，“鄢烈山现象”根本意义在于：“在这个新旧交替、破坏与建设并行的时代，都争相行使自己发言的权利，或者依托代言人来表达自己的心声。这种多元共生、众声喧哗的话语实践，是我们这个时代和社会的巨大进步，是改革开放的最好成果之一，其中伴随着激情、进取、满足，也包含着痛苦、迷茫、徘徊。” 

“烈山形象”——牢骚要发但信心不能动摇

    时评和其它文体一样，也是一个自然状态下的优胜劣汰的文体。但鄢烈山认为，作为公民写作，时评与其它文体又有很大不同，它更多考虑的不是技巧、能力的问题，而是言论自由的问题。就当前的国内现实情况来看，人才多，写的人也多，而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缺乏自由表达的空间。
    鄢烈山大发感慨：“就我个人作为编辑和写作者的双重经验而言，发表出来的文章大多是二流、三流，甚至是末流的。我个人认为一流的，不是不愿搞无效劳动被‘自律’掉了，就是被‘把关’者给‘枪毙’了。”即使这样愤言，但在他看来，新闻舆论控制相对以前有了很大变化。以前，文章被认为有问题，有关部门会打击个人，而现在不同了，他们不会找作者个人算账，而只找媒体‘问责’。”这也可以算是“进步”吧。
    世界的大趋势是思想在进步，中国也在进步。社会进步是一种合力，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在鄢烈山看来，科技的推动作用是任何社会活动家、思想家和单个的政治家号召力的作用所难以比拟的。比如，网络媒体形成的社会舆论，已经代表了一种很大进步力量。可以说，它为公民意见表达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推动了很多社会事件的进展。孙志刚事件、刘涌案、嘉禾拆迁事件等，都很好地证明了这种新兴社会舆论工具的强大力量。
    面对种种公民表达权利难以实现的现实，发发牢骚显然是可以理解的。尽管现实比较严峻，但他相信，随着政治改革的推进，民主力量的壮大，将会有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行业中来。那个时候，言论自由的空间也会越来越大。因此，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悲观失望。
     在当前的媒介竞争中，人才竞争的重要性显而易见。而在有关传媒人才的统计中，新闻评论人才的缺乏是人们有目共睹的。
    如何才能做一个合格的评论人？鄢烈山坦言，新闻评论人才应具备四种基本素质：
    一是悟性，主要包括人的天资和思考习惯；二是知识积累，这就要多读书，最好是要能有一门专长，能够把这个领域的问题分析到位；三是生活体验，因为生活经历越丰富，观察、思考、分析问题也就越透彻；四是良知，这其实就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主要包括价值取向和表达立场两方面。四个方面缺一不可。
    关于写作的技巧，包括结构手法、语言修辞等等，各人秉赋不同，各逞其能，本无定式。有争议的是，时评是否需要贯注以情感。在这一点上，鄢烈山的态度很明确：“我是相信情感因素的”。他说，文要直指人心、打动人心，必须有情，情理交融。梁启超的时评为什么能打动人？人皆有七情（喜、怒、哀、惧、爱、恶、欲），精神上相通；正是因为梁启超对中国现实的深切忧惧与对变法图存的热切期盼，便能打动每个尚有感觉的中国人的心。

“烈山印象”——“再克隆几个鄢烈山”

　　在新时期的中国时评界，时评作品能表现出自己的个性，并以这种个性在读者心目中建立起公信力的人，数量并不多，鄢烈山算是其中之一。
    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硕士生赵硕刚撰文指出，鄢烈山的“纵横谈”专栏评论的个性特征主要有以下三点：“一、强烈的批判性，积极提倡‘公民写作’；二、独特的勇气，选题立论触及‘雷区’；三、深厚的学养，纵论古今增强说服力。” 
    鄢烈山对自己作品的总结是：“我写时评的追求是：重大主题，独特视角，思辨色彩，文化意味。”
    鄢烈山认为，时评是公民写作，公民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表达言论自由和社会意见。时评的兴起最直接的表现是公民想讲话，最本质的是政治民主化的强烈要求，这也体现了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
    之所以把自己定位为“公民”，鄢烈山对公民写作也有新的认识。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作为共和国的一个公民在写作，就必须有自觉的权利意识、平等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我手写我心”，是“我”的权利和义务。
    “我”不比谁高尚，没有布道者的道德优越感，并不想居高临下地教诲任何人；也不比谁高明，既不想做“王者师”，也不想当启蒙塾师。“我”只是一个公民，是我所是，非我所非。
    “我”不比谁卑贱，一不稀罕待诏金马门“代圣上立言”的恩宠，二不想要“文死谏”留名青史的虚荣，更不是出入廊庙供主子解闷的优伶或奉旨骂人的家奴阉宦。“我”只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公民，思我所见，言我所想。
   “我”不是当权派，也不是反对派，没有“彼可取而代之”的志趣，不愿跟着别人的指挥棒做“合唱”队员，也不想存心搅局与谁过不去。“我”只是一个公民，自认为依法享有个人权利的自由人，眼里容不得砂子，心里憋不住疑问…… 
    鄢烈山很欣赏马丁•路德的一句话“我们的生命终止于我们对要紧事物沉默之时”。他甚至把这句话用到了他的新书《丢脸》的封面夹页上。如果说马丁•路德的一生是为此而活着，那么鄢烈山先生也是为了“思维”和“关注”而活。难怪鄢烈山曾说：“写这些多少对现实有所针砭的文字，不在乎它天长地久，只表示我曾活过，是一个渴望有思维有尊严感的人。”
    长期以来，鄢烈山都是一个备受社会、读者关注的杂文家、时评家，同时，他犀利的文笔、睿智的思想也受到了读者的厚爱。长沙读者刘木木1997年2月20日写给鄢烈山的信中说：“单读您某篇文章，觉得您使妙笔生花。连续读您多篇文章，觉得您是个‘大写的人’。”深圳读者罗亚菲在1998年3月13日写给鄢烈山的信中说：“很喜欢您办的栏目及文章，给人以振奋的感觉。谢谢您的出色工作，有时，我想就算是选择自杀，也要等到周五看过了《南方周末》上您的文章，不过，看了之后，又觉得人生还是有点意义的，还是应该继续。”
    著名都市文学作家池莉说：“再克隆几个鄢烈山吧。”即便鄢烈山个人不是中国思想者的象征，但至少他代表着一群“关注民生、为民分忧”的中国公民所走过的一行足迹和发出的一点声音。我们希望也期待这个逐步走向开放、宽容的社会能够真的缔造出更多的“鄢烈山”们！

注释：
 刘小平：“鄢烈山现象”的形成及其意义，学术研究，2006年10月
 赵刚：鄢烈山与“纵横谈”， http://column.bokee.com/print.84746.html，2004年8月17日
 鄢烈山：21世纪的“新乐府”——我的“时评”观，青年记者，2004年9月

（注：刊发时，文章标题改为了《我手写我心——访知名杂文家、南方报业传媒集团高级编辑鄢烈山》）

陈 栋

赵振宇教授

《我们说了些什么》封面

    近日，我有幸收到华中科技大学新闻评论研究中心主任、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赵振宇教授的新著《我们说了些什么——一个新闻学教授的历史回眸》（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2009年9月），并认真拜读，受益匪浅。赵振宇教授是我的学术导师，也是我的人生导师，可谓良师益友。曾经以为自己很了解他，但看了这本书后，我感觉到以前对他了解得很不够。几十年如一日，他都是那么勤奋，那么豁达，那么执著。这些也正是他从报社到高校，实现成功转型的根本原因。
    从字里行间，我们能够读到、悟出赵振宇教授人生的艰辛、工作的勤恳、思想的活跃。这些正是青年人最缺乏的优良品质。为此，我将把思想留存于记忆，把心得与大家分享。

一、该书内容的评价
    （一）这是人生的感悟。该书既记录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又体现出作者对人生感悟的总结。
    （二）这是灵魂的坚守。该书不仅是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国内重要事件评论的归纳，更彰显出了作者“想说话，敢说话，说真话”的学者品格。
    （三）这是思想的表达。该书的文字里充满了哲理，饱满了激情，孕育了斗志，是一个有价值的思想读本。

二、该书的价值
    （一）史料价值。该书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国内重大事件进行了关注、梳理和评述，这对于改革开放以来新闻评论史、舆论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二）思想价值。该书既是零星的思想火花，又是完善的理论体系；既有水滴般的灵光一现，也有大海般的阳光普照。
    （三）社会价值。该书既触动现实，又启发人生，对人们深刻认识中国社会具有重要启迪。

三、该书的现实启示
    1、理论联系实际，大有空间。理论只有联系实际，才能焕发出无穷的生命力和独特的魅力。当前的新闻传播学理论如何更紧密地联系实际，具有很大的空间，也有很长的路要走。
    2、新闻服务社会，大有可为。新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其生命之源是社会变化，其最终归属则是服务社会。用新闻服务社会是新闻业界和学界共同的目标、共同的责任、共同的使命。
    3、思想引领行动，大势所趋。拿破仑曾说过：“世界上有两种东西最有力量，一是剑，二是思想。而思想比剑更有力量。”船的力量在于帆桨，人的力量在于思想。山因势而变，水因时而变，人因思而变。正确的行动需要先进的思想作导航。思想先行，是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

发布时间： 2009-10-27 07:18　来源：光明日报
 

　　从成立时的默默无闻，发展到今天享誉全国，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紧跟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锐意创新，如今三十而立，跻身国内一流管理学院行列，其快速崛起，为世人所瞩目：培养了2万多名活跃在企业界、学界、政界的高级管理人才。2008年12月，全国政协副主席李金华先生受聘学院教授并出任学院名誉院长。2009年5月， 全国政协副主席厉无畏先生受聘为该院兼职教授。
　　1979年9月27日，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的前身，工程经济系正式成立。后几经发展，于1998年成立管理学院。学院从建立之初的一个教研室，发展到如今，已拥有7个系、20多个研究中心，2个一级学科博士点及2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各类在读学生4000余人。
　　谈及学院未来的发展，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张金隆教授胸有成竹：早在2003年4月，学院就明确“学科、特色、人才、环境、资源、交流、成果、机制”十六字建院方针，要把学院建成具有“标志性学科、标志性人才、标志性成果”的“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管理学院，打造中国“企业领袖的摇篮，管理大师的殿堂”。

学科建设迈上新台阶

　　张金隆院长的信心来源于学院雄厚的学科实力。近年来，该院始终坚持以学科建设为龙头，确立“以质量求生存，以特色求发展，以水平求地位，以队伍建设为保证，以不断改革为动力”的学科建设方针，学院的学科建设从单一到多元，特色日趋鲜明，实力不断增强，开始了新一轮的快速发展。
　　1980年，在原国家物资总局的大力支持下，学院开办了国内第一个“物资管理工程”本科专业，为学科发展奠下了第一块基石。1993年，学院开始招收MBA学员。2000年，在全国MBA教育合格评估中，华中科技大学MBA综合排名第七。2002年，华中科技大学被国务院学位办批准为首批EMBA专业学位试点单位。
　　目前，学院已拥有长江学者讲座教授1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2名、“楚天学者”3名，享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2人，教授35名。拥有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2个一级学科博士点，并设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拥有信息管理与电子商务等7个硕士学位授权点，MBA等3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物流管理等8个本科专业。
　　学院专业特色突出。物流管理专业被评为国家特色专业；建有中国现代管理研究中心。由马士华、蔡淑琴教授分别主持的《生产与运作管理》、《管理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两门课程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办学实力位居全国前列。今年，学院的“知识产权与知识创新研究中心”还被批准为教育部战略研究培育基地。

科研走在教学的前面

　　华中科技大学在国内率先提出“科研要走在教学的前面”的发展思路。管理学院秉承这一理念，从成立伊始，便十分注重科学研究工作，积极结合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主动服务，取得了显著成绩。近五年来，每年获得科研经费支持均在1000万元以上，2008年超过 1500 万元。
　　学院每年获得国家基金资助的项目数在全国管理学院中位居前列。从2001年到2009年的9年间，学院共申请到国家基金资助项目110项，其中国家自然基金重点项目4项，国家社科重大项目1项（联合申报）。
　　学院设有包括湖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现代信息管理研究中心”在内的20余个科研机构，承担大量重要的企业委托和社会咨询服务项目。如“三峡工程项目招标投标系统”、“湖北省智能化税务稽查系统”以及“中国东方航空武汉有限责任公司商务系统”等。学院还参与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战略研究、构建国家物流标准体系和制订国家物流企业分类标准，为国家科技部提供各类科技统计数据并提出政策建议。
　　高质量的科学研究工作产生了一大批优秀成果。1998年至今，管理学院累计获得省、部级教学、科研奖励20余项。黎志成教授出版了国内第一本管理系统定性模拟领域的专著，并获省部级奖励6项。1999年，作为参与单位之一陈荣秋教授获得国际制造业界最权威的大奖——“大学领先奖”，其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被评为特优。张金隆教授获省、部级科技奖励5项，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项（含重点项目1项），已完成的3项均被评为优秀；其主持的大亚湾核电站库存优化系统项目，被同行专家评定为填补国内空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马士华教授2006年被中国物流学会评为全国首届有突出贡献的物流专家。朱雪忠教授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项，联合申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项,多次获省、部级奖励。
　　学院主编的《管理学报》，2004年创刊，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认定为重要期刊，被CSSCI遴选为期刊源。

培养高层次管理人才

　　学院以国际一流商学院为标杆，不断更新教育理念，完善教学体系，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教学水平广受赞誉，培养了一大批高层次的管理人才。建院之初，学院就利用加拿大国际开发署CIDA项目的支持，“派出去，请进来”，培养了一批学术骨干，开发了一批新课程，迅速提高了学院的教学、科研实力。
　　按照“博士化、国际化、本土化”的要求，学院打造了一支深谙世界先进管理理论、熟悉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的优秀师资队伍。学院每年派出教师赴哈佛大学商学院等国际一流商学院学习培训、合作研究，并鼓励教师参加高水平国际会议，同时大力吸引世界名校学者加盟任教。
　　学院积极与管理教育的世界先进水平接轨。与加拿大注册会计师协会（CGA）以及英国特许会计师公会（ACCA）合作，并开设全英文教学班，共同培养国际型注册会计师。学院每年招收数十位留学生，同时派出各类学生出国（出境）交流。EMBA和EDP项目均设有海外课堂。目前，学院与美国、加拿大、德国、日本等国和香港、台湾等地区的知名高校进行广泛的交流与合作。
　　30年来，学院涌现出了一大批业界精英及知名学者，如：信中利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汪潮涌、宝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马国强、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院长童国华、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贺禹、中国进口汽车贸易中心总经理丁宏祥；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经济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经济系终身教授石寿永，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所长陈小洪，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经济系教授徐滇庆。
　　学院多次承办大型国际学术会议。1997年，与香港科技大学联合主办了“首届工业工程与工程管理国际学术会议”并取得圆满成功。2002年,承办我国软科学研究领域最高水平的学术会议——第二届软科学国际研讨会，受到时任大会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软科学研究会理事长成思危的好评。2007年，第六届管理国际大会在学院隆重召开，国内外一流学者近400人参加会议。
　　如今的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备受国内外优秀企业的关注。中国石化、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冶集团、中广核、武钢集团、东风汽车、三峡工程、烽火科技、金蝶软件、神州数码、汉光高速、用友软件等知名企业纷纷与学院建立合作基地，捐建公共设施，设立奖、助学金。与美国啤酒制造商Anheuser-Busch公司共建的“安海斯—布希图书馆”，是目前国内管理学院中最有特色的图书馆之一。
　　在不断的创新教育与实践中，学院的学生屡获大奖：在“挑战杯”创业计划全国总决赛中已获得1个金奖、3个银奖、2个铜奖；在全国大学生物流设计大赛中获得一等奖2项、二等奖1项、优胜奖1项；MBA学员在第二届中国青年创业能力大赛上获最高奖项“最具创业潜能青年”奖。
 
 

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张金隆

2009年11月1日

尊敬的李金华副主席、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各位校友、各位同学、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

    在举国同庆共和国60华诞一个月之后，我们在此举行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30周年庆典。
    在这个喜庆日子里，大家不辞辛劳，从国内外赶来，令我们十分感动。
    在此，我代表管理学院4000余名师生员工，对各位的光临表示热烈的欢迎！向所有关心、支持和帮助我院发展的领导、专家学者、校友，以及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地感激。谢谢你们！

一、抓住机遇，艰苦创业，快速发展

    管理学院的办学历史，可以上溯到20世纪70年代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落幕不久，原华中工学院工程经济教研室的蔡希贤、黎志成、张蕾丽3位教师联名给学校写信，建议将文革前被撤消的教研室予以恢复。当时恰逢朱九思等老领导也正在谋划学校的综合化发展，因此受到学校的高度重视。
    1979年1月，工程经济教研室恢复。1979年9月27日，管理学院的前身——工程经济系正式成立，学院经历了经济管理工程系——经济和管理工程系——经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学院，直到管理学院的发展历程。
    张培刚学生曾任名誉院长，韦启文、林少宫、王嘉霖、蔡希贤、陈荣秋先后任系主任或者院长，王嘉霖、房宏宇、陈珠芳、钱衡弼、向太斌、李振文先后任党总支书记。
    学院也经历从南一楼、东七楼、逸夫科技楼，到2007年7月搬入现在3万多平方米的新学院大楼。

二、创建学科，争创一流，硕果累累

    30年乘风破浪，30年岁月葱茏！从成立时的默默无闻，发展到今天享誉全国，学院敢于竞争，善于转化，书写了不断超越自我的辉煌篇章。
    30年来，学院始终坚持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促进学院全面持续发展。1980年，在原国家物资总局的大力支持下，开办了国内第一个“物资管理工程”本科专业。此后，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学科建设从单一到多元，特色日趋鲜明，实力不断增强，努力跻身国内一流管理学院行列。
    今天的管理学院，已从成立之初的1个教研室，发展到7个系、20多个研究中心（研究所）组成的学院。拥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2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个，硕士学位授权点10个，和8个本科专业方向。
    学院已拥有1个国家重点（培育）一级学科，2个湖北省重点一级学科，还拥有3个省部级研究基地，1个省级教学中心。
    目前，学院有在读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共4000余人。按照“博士化、国际化、本土化”的要求，注意“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待遇留人”，采用培养和引进相结合的方式，打造了一支深谙世界先进管理理论、熟悉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的优秀师资队伍。现有教师123人，其中教授35人，副教授54人；长江学者1人，楚天学者3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2人；大部分教师具有海外学习进修，或工作的经历。
    2008年12月，全国政协副主席李金华先生受聘学校教授，并欣然出任学院名誉院长。

三、大胆创新，服务社会，培育栋梁之才

    30年来，学院秉持“科研要走在教学的前面”的理念，积极面向国家重大战略和行业发展需求，面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主动服务，取得了显著成绩。
    近5年来，管理学院每年获得的科研经费均在人民币1000万元以上，2008年超过1500万元。先后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4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项，承担其他层次国家基金项目百余项。
    学院还参与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研究，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研究，构建国家物流标准体系，以及为国家及科技部提供各类科技统计数据、提出政策建议等。特别注意积极面向湖北省、武汉市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面向中部崛起的战略需求，面向武汉城市圈建设；并承担了大量的企业委托和社会咨询服务项目。
    1998年至今，管理学院累计获得省部级教学、科研奖励20多项。出版和发表了一批较高水平的专著和论文。
    作为参与单位之一，获得CASA/SME颁发“大学领先奖”。学院主编《管理学报》于2004年创刊，现已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学部认定为重要期刊，被CSSCI等遴选为期刊源。
    30年来，学院已累计培养2万余名高级管理人才，其中许多已成为各个领域的骨干和精英。如以汪潮涌、马国强、童国华、贺禹、丁宏祥、刘顺达、李子卿、叶望春、王松、宋志平、毛永红、金国华、田俊彦等业界精英；以著名华人学者石寿永、陈小洪、徐滇庆、刘黎明等为知名学者；以杨世忠、杨震、任中普、严良、夏火松、孙细明、李长青等几十位大学校长或商学院院长；以及王富玉、张昌尔、刘凡、张鸣起、丹笑山、宋璇涛、熊梦、孙亚等政界精英。他们中还有党的十七大代表和十一届人大代表张鸣起、宋璇涛、王富玉、王文童、王建鸣、童国华、李放、魏旋君、任沁新、王鹏杰等。

四、放眼世界，搭建平台，拓展视野

    30年来，学院不断更新教育理念，完善教学体系，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教学水平不断提高。
    其中，物流管理专业成为国家级特色专业；“生产与运作管理”“管理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等6门次课程被评为国家和湖北省精品课程；在2005年以来的《挑大学选专业》一书中，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一直位居全国第三。
    学院从创建初期就开始重视在职人员的培养，特别是1993年开办MBA项目以来，迄今已有近3000名MBA学员从这里启航，成为博击商海的精英骄子。2000年，在全国MBA教育合格评估中，我校MBA综合排名第七。
    2002年，学院成为全国首批开办EMBA的教育单位。目前学员总数超过1500人，遍及全国，还有部分学员来自境外。他们中有分别获得“年度十大经济风云人物”、“改革开放30年，影响湖北30人”、 “ 武汉市外企‘十佳老总’”的茅永红、谭功炎、夏兰武、沈国兴等。
    30年来，学院高度重视对外交流。在建院之初，就利用加拿大CIDA项目的支持，“派出去，请进来”，培养了一批学术骨干，迅速提升了学院实力。
    近年来，学院加大实施国际化发展战略的力度，如今，已与多个国家的著名商学院、学术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学院每年派出教师赴哈佛大学商学院等国际一流商学院学习培训、合作研究或者研读学位；鼓励教师、学生参加高水平国际会议；吸引了一批国际知名学者和管理大师前来开展学术交流或加盟任教。
    学院还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国际化。与CGA、ACCA合作，开设全英文教学班，共同培养国际型注册会计师。学院每年招收数十位留学生，派出各类学生出国（出境）交流或攻读学位。EMBA和EDP项目均设有海外课堂。
    学院注重搭建国际国内交流平台，多次承办国际国内学术会议。2002年学院承办了第二届软科学国际研讨会；2007年，第六届管理国际大会在学院隆重召开，国内外一流学者近400人与会。

    同时，学院注意加强与省内、国内兄弟高校、学术团体、企事业单位的合作与交流，派出去、请进来，搭建了教学、科研、学术交流和社会服务等各类合作交流平台。

五、倾力合作，携手共进，共创美好明天

    多年来，管理学院得到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和帮助，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物资总局就赠予学院大量教育设备，包括一台当时国内最先进小型计算机，支持物资管理专业建设。现在，金蝶国际软件等一批知名企业，陈振东、刘享平等企业家纷纷与学院共建合作基地，捐建公共设施，设立奖助学金。美国著名啤酒制造商Anheuser-Busch公司出资＄30万与学院共建图书馆。
    此时此刻，作为院长，我的内心充满着感激之情。感谢管理学院事业的开创者们，特别要衷心感谢在学院工作过的老同志们。是你们的艰苦奋斗，卓越奉献，大胆创新，才奠定了管理学院的千秋基业。
    我还要感谢学校的历届领导、各职能部门和兄弟院系，学院的发展离不开你们的指导、关心和支持。
    我要感谢国内外许多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同行们，感谢你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我还要感谢武汉市、湖北省、国家相关部委和社会各界友好人士对学院的支持与厚爱。许多国内外企业家和友好人士，为管理学院的建设、人才培养，以及教学科研活动等慷慨捐资，献计献策，学院取得的成果中，有你们的辛劳与奉献！
    我要感谢广大的校友们。学院以你们为荣，更为你们感到骄傲和自豪！你们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和杰出成就为学院争光添彩，还慷慨解囊，为学院的发展添砖加瓦。同学们，这里是你们永远的家！

    忆往昔，三十年岁月如歌；抚今朝，而立之年更加意气风发。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会继续坚持建院方针，唱“国际歌”，创“华中牌”，大力推进国际化办学；立足大中华区、立足中国、立足中部崛起；依托学校综合优势，创立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品牌。继续坚定不移地朝着建设“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管理学院的目标，不懈努力，奋勇前进！
    让我们倾力合作，携手共进，共创美好明天！

文/陈栋

    烟草业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饱受争议的行业。很多人认为香烟只是普通的食品，甚至还有害身体健康。其实烟草的存在与发展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
    烟草的诞生并非偶然。烟草的原产地在美洲，土著印第安人发现其中含有可以兴奋神经的物质，于是在部落会议和祭祀活动中吸食其燃烧的烟。后来，西班牙殖民者将其带到欧洲，最早的西班牙水手回国吞云吐雾的场景，曾让人们大惊失色，但很快烟草的使用就风行全欧洲并向世界普及。明朝万历年间的中国，经济发达，对外交往频繁。欧洲的传教士以及西洋历法、洋钟洋表、红衣大炮等产品相继进入中国。烟草也随着里斯本定期往来东方的远洋船队传入东南亚和南洋诸国。从美洲到欧洲，再到亚洲，最后扩散全球，烟草为何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卷烟的消费实为必然。在市场化时代，有需求即有市场。长期以来，卷烟吸食习惯已经在广大民众生活中形成。若想在短期内消灭这个习惯或需求，的确有些困难，甚至可以说，杜绝卷烟消费是不可能的事。为此，有效满足各类消费群体的需求，并把危害降到最低，是烟草企业维护国家利益和维护消费者利益的基本前提。
    一支烟的重量，通常为0.88克，长84mm，直径7.7mm。有的小烟、短烟、细烟，甚至只有0.6克左右。不到1克的重量，其背后蕴含着多少奥妙？其份量又有多少？或许只有了解烟草的人才能够深刻体会。
    一支烟可以代表特殊情感。亲情、友情、爱情都可以在烟支中找到注解；欢聚之情、合作之情、共享之情，更可以在烟支中实现传递。
一支烟可以代表深厚文化。其可以包含地域文化、名胜文化，亦可以包括理念价值、个人信念。正如“酒没有文化是水，茶没有文化就是叶子，汽车没有文化就是钢材”一样，烟没有文化就是草。
    一支烟可以代表科技进步。除了生产制造、包装设计等环节的技术创新外，烟支如何减害降焦、增香舒喉，如何真正实现“危害少一点，健康多一点，舒喉好一点”，是广大烟草科研人员面临的重要课题，也是衡量科技创新的重要指标。
    一支烟可以代表社会贡献。一支烟代表向国家上缴一份财税，为社会承担一份责任。“国家利益至上，消费者利益至上”的行业价值观，“责任烟草，诚信烟草，和谐烟草”的行业愿景，本身就蕴涵于普普通通的烟支之中。
    一支烟可以代表的涵义很多很多，其份量远远超过0.88克。不同品牌的一支烟代表的内涵又有很大不同。低档品牌的一支烟往往是工具，满足吸食需求；高端品牌的一支烟通常是道具，代表地位与身份，既能满足生理需求，又能满足心理需求。
    就黄鹤楼品牌而言，一支烟承载的份量包括历史、情感、文化、责任等多个方面。在储备产品中，黄鹤楼品牌已成功开发出小烟、短烟、细烟。黄鹤楼品牌的每一款、每一规格背后都有着神秘且传奇的故事。
    小小一支烟，科技大舞台。
    短短一支烟，文化好窗口。
    细细一支烟，人本新理念。
    一支烟看似简单、普通、雷同，其背后隐藏的却是深刻的哲理、高超的科技、厚重的文化。一支烟的重量与份量本没有那么复杂，但添加科技、文化、人本等要素后，一切皆变得异常神奇！

中国经济学60年的主线演变和发展阶段

白永秀　刊发时间：2009-10-29   光明日报

　　新中国60年是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60年,也是中国经济学蓬勃发展的60年。回顾60年来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概括中国经济学60年发展的主线及探索主线演变的轨迹,梳理60年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阶段,对于总结60年中国经济学发展的经验,促进中国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经济学60年主线的演变

　　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有自己的逻辑体系,在其逻辑体系中又都有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学科主线是贯穿一个学科始终,并把学科的概念、范畴串起来的红线,也是本学科理论体系围绕的核心。我认为,新中国经济学60年就是围绕经济体制的建立、改革及完善这条主线来展开的。具体说,就是经济学界围绕两种体制的建立及其过渡进行研究,即围绕由计划经济主线(体制)向市场经济主线(体制)的演变进行研究的。计划经济主线向市场经济主线演变主要集中在经济形式(体制)、所有制结构、分配方式、调节方式(包括计划与市场关系、政府与企业关系)等四个方面。

　　从主线的演变看,中国经济学界先是围绕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与调整这一主线进行研究,后是围绕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一主线进行研究,最后围绕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这一主线进行研究。

　　前29年经济学的发展是围绕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与调整这一主线展开的。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理论界主要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探索如何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为全面建立计划经济体制提供理论指导。围绕这一主线,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在经济形式(体制)方面,研究如何把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转变为具有新民主主义性质以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并以此为基础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经济学界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没收官僚资本,改造民族资本”以及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一化三改”等重大问题进行研究,促进了新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向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转化、从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的转化,从而促进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

　　第二,在所有制结构方面,经济学界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著作及其理论为指导,探讨生产资料的所有、占有、支配、使用关系以及由多种经济形式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形式,并由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转变为单一的公有制结构(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这一时期,经济学界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研究主要是从经典作家的论述出发,研究目标是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

　　第三,在分配方式方面,主要探讨了社会主义条件下按劳分配规律及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如何看待按劳分配的性质、按劳分配的实现等问题。

　　第四,在经济调节方式方面,主要研究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及其运行机制。其中,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方面,形成的主要观点是政府计划控制一切,排斥市场调节;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方面,形成的主要观点是国营企业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和使用权都属于国家,企业服从国家的计划调节。

　　1978年-1992年是改革开放初期阶段,也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体制并存的阶段。这一阶段中国经济学围绕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一主线进行研究,主要讨论计划经济弊端及市场经济(商品经济)存在的合理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特征及运行规律。围绕该主线,中国经济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问题:

　　第一,在经济形式(体制)方面,揭示了计划经济存在的弊端,即“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

　　第二,在所有制结构方面,围绕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所有制结构,研究了所有制改革的标准、公有制实现的形式、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等问题。

　　第三,在分配方式方面,围绕“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格局,研究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的特征、实现形式等问题。

　　第四,在经济调节问题上,探索由计划调节向市场调节的过渡方式。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探索了市场调节在计划经济体制中的作用,分析了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结合,进一步探讨了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具体方式,提出了要按照发展商品经济和促进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自觉运用经济规律,打破行政框框的束缚,把高度集中的国家决策体系改为以国家为主的国家、经济单位和劳动者个人相结合的决策体系。在国家和企业的关系上,提出了国家对企业的调节要由直接干预转变为间接调控,提出了“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三位一体的调节方式。

　　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至此,中国进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阶段。这一阶段中国经济学界围绕如何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主线研究了以下问题:

　　第一,在经济形式方面,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资源的有效配置方式,发展市场经济就是要使市场调节成为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方式。

　　第二,在所有制结构方面,主要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的关系。在这一时期,学者们提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特征,保持公有制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共同富裕、完善国家对市场的宏观调控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可以实现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的兼容,探讨了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和非公有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第三,在分配方式方面,研究了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结合,主要研究了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内涵、按生产要素分配与劳动价值论的关系、按生产要素分配与按劳分配的关系、关于按劳分配与按要素贡献分配相结合的理论依据和现实基础等。

　　第四,在经济调节方面,主要研究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对宏观调控的方式、政策等进行了研究。专家学者全面研究了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提出了政府干预的基本原则是完善市场,而不能扭曲或削弱市场,为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

　　总体来看,新中国60年经济学主线的演变,实质上就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主线的演变。计划经济体制主线向市场经济体制主线的演变是围绕经济形式(体制)、所有制结构、分配方式、调节方式等四个方面不断变化的过程。

中国经济学60年发展的阶段

　　中国经济学60年的发展与中国经济建设实践是一脉相承的,新中国经济学60年的发展围绕着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一主线进行研究。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前29年(1949年-1977年)中国经济学以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与调整为主线;二是改革开放31年(1978年至今)中国经济学以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为主线。

　　前29年中国经济学围绕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与调整这一主线进行研究,大体划分为三个阶段:

　　1、为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提供物质条件阶段的经济学研究(1949年-1952年)。这一时期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市场在经济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这一时期经济学的研究围绕土地改革、没收官僚资本、保护民族工业等为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提供物质条件的主线进行研究;围绕当时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经济问题,研究了财政政策、就业、金融体系建设、城乡关系问题、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等问题,形成了一批成果。例如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围绕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经济建设的方方面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有深远意义的观点和理论。同时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如马寅初、薛暮桥、杨波、王学文、陶大墉、千家驹、许涤新、孙晓村、吴江等,对当时国家的财政经济政策进行研究形成一批重大成果。

　　2、为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提供制度条件的经济学研究(“一化三改”理论,1953年-1957年)。这一时期,在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经济学围绕通过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为计划经济的建立提供制度条件的主线进行研究。突出的成果是毛泽东主席基于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一系列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形成了“一化三改”、“一体两翼”的理论。“一化”就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同时这也是主体,即“一体”,“三改”即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也是“两翼”,农业为一翼,手工业与资本主义工商业为一翼。这一理论的提出,为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理论界空前活跃,不同思想、不同理论、不同观点的争论此起彼伏,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景象。

　　3、计划经济体制实施阶段(包括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完善与调整)的理论(1958年-1977年)。从1958年开始,我们在经济上步入了计划经济阶段,逐步建立了“一大二公三纯”的公有制结构和国家计划统一调控经济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几乎完全平均主义的分配体制。在这一时期,经济学围绕计划经济体制的发展与完善这一主线进行研究,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框内,研究如何完善计划经济,如何解决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这一时期也提出了一些科学理论,甚至对计划经济的弊端也有认识,但总体上出现了许多失误。尤其是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期,伴随着“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指导思想的确立,经济理论研究受到了极大影响,活跃局面逐渐消失,学术研究的政治色彩不断加强,并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了极端。

　　改革开放31年来,中国经济走过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道路,经济学也围绕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以及建立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主线进行研究。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学研究经历了以下阶段:

　　1、在计划经济体制内部引入市场机制阶段的理论(1978年-1984年)。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理论界将其称作市场取向改革。在这一阶段经济学界主要围绕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关系以及如何在计划经济体制内引进市场调节等问题展开讨论。通过讨论,经济学界在社会主义必须发展商品经济、自觉利用价值规律的作用等方面基本统一了认识。在如何在计划经济内部引进市场机制的研究方面,经济学界结合农村改革实践研究了农业生产组织模式的转变,从理论上论证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结合国企改革提出了国有企业“放权让利”、“拨改贷”、“利改税”等改革思路。

　　2、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阶段的理论(1985年-1991年)。这一时期,经济学界围绕体制转型主线形成了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在所有制理论方面,提出了从过去的单一公有制经济结构逐渐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理论;在生产经营管理体制方面,提出了进一步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思路和国有企业承包制、租赁制、股份制等理论;在流通体制改革方面,提出了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方式、多条流通渠道、少环节、开放式的有计划的商品流通体制理论;在价格体制改革方面,提出了逐步建立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其它大量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市场调节的理论;在分配体制改革理论方面,提出了“合同工资”、“效益工资”等一系列新观点,开创了分配形式多样化的局面,如结构工资制、岗位工资制、浮动工资制等;在投资体制改革方面,提出由单一到多元投资体制的改革理论,主要表现为投资来源多元化、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方式多样化、投资建设市场化等;在财政体制改革方面,提出了各地包干、“分灶吃饭”,不断扩大地方政府的财政管理权限的理论;在对外开放方面,提出了由相对封闭的国民经济系统转变为一个开放系统,不断扩大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程度的渐进式开放理论。

　　3、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的理论(1992年-2002年)。这一时期,在理论上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至此,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从传统的计划经济思想中摆脱出来,市场经济开始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目标。这一时期,经济学界围绕微观体制改革,研究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先后提出了“抓大放小”、“资产重组”、“下岗分流”、“再就业工程”、“三改一加强”、“国有经济战略布局调整”以及建立健全国有资产监管机制等观点;在中观体制改革方面,经济学界系统地对财政、税收、外汇、金融、投资、外贸以及流通体制等综合配套体系进行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如提出了以分税制为核心的新财政体制理论、以增值税为主体的流转税体系理论、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理论等;在宏观体制改革方面,经济学界研究所有制问题、收入分配问题以及市场流通和社会保障为主的宏观体制改革问题。

　　4、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的理论(2003年-)。这一时期,经济学界研究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性。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进行了全面部署。同时围绕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等问题形成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提出了“五个统筹”、“构建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一系列新的理论,大大促进了改革实践的进行。这一时期,经济学界围绕市场经济体制完善这一主线,对以下问题展开积极研究: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形成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完善宏观调控体系、行政管理体制和经济法律制度;健全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机制等等。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转折的力量
——在中国第六届太行山新闻论坛上的专题发言（摘要）
（2009年10月21日  河北平山）
陈 栋

    感谢论坛主办方《采写编》杂志、石家庄日报社、平山县委县政府提供学习交流的机会和平台。特别是要感谢《采写编》杂志总编辑郝斌生老师。他是传媒领域的创新者，经常取得一些“出奇不意”的成果，是为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做出成就的前辈：当记者（非编辑、评论员）时，撰写的新闻评论获得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做杂志总编（非科研机构人员）时，创办的学术论坛达到全国一流。
    参加本次论坛有三点感受：
    一、激动：很激动来到西柏坡这片革命的热土，这个共和国新闻大厦奠基的地方，并有机会向各位前辈及同行学习请教。
    二、感动：大家亲切的交流、纯朴的真情，让我们感动。这不仅是学习洗礼，更是心灵洗礼。
    三、触动：论坛上体会最深刻的是思想的交锋与碰撞。不是大腕，没有权威，却上演了一场思想盛宴。
    我认为，西柏坡革命时期传媒创新精神主要特征可归纳为：转折的力量。
    具体而言，西柏坡精神的四大精髓对当代传播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一、大转折精神。西柏坡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关键时刻，是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即将被推翻、新中国即将诞生的历史转折；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转折；中共从革命领导主体向中国社会领导主体的转变。如今，中国传媒正处于转型期，如何逆境崛起，强力突围，实现跨越，是摆在广大传媒人面前的重要课题。
    二、人民力量精神。解放战争的胜利再次证明：谁赢得人民，谁就会赢得中国。谁赢得民心，谁就能赢得战争。人民力量，无坚不摧。结合当前传媒实际，谁赢得受众，谁就能赢得市场。这就要求传媒要在“三贴近”、突出特色等方面下功夫，作文章。
    三、两个务必精神。在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主席高瞻远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发出了警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一警示是中国共产党人总结历史上政权更迭的经验教训后而得出的结论，也是中国共产党长期革命实践的结晶。两个“务必”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目的和严格标准，也初步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观。
    四、创业精神。西柏坡是中共领导中国革命、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时期正处于中国革命取得全面胜利的前夜，中共面临由农村向城市、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由夺取政权向建设国家的历史性转变。这是创业的开始。西柏坡时期的媒体业发展实践生动地告诉我们：只有创新、创造，才能创业、立业。在当时那个新闻资源缺乏、新闻基础薄弱的年代，建立相对完善的传媒框架体系是主要任务。在当前这个传媒品种很多、形态很全的年代，打造传媒品牌竞争力是重要趋势。

    2009年以来，一系列传媒事件让我们感触到打造传媒品牌竞争力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1、人民日报扩版，全球成立72个分社——第一党报吹响打造国际一流媒体的号角
    2、央视变脸——与国际接轨，尝试与探索“大编辑部”生产模式
    3、中国广播联盟的成立——“中国广播”的整体品牌塑造给传媒合作带来新思维
    4、第一份中央级媒体《中华新闻报》关停——新闻船板体制改革确定“路线图”，媒体“有生有死”将成为常态
    5、世界媒体峰会在京顺利召开——一方面展示了中国传媒近些年来的发展成就，另一方面也预示着中国传媒市场将进一步开放
    ……

    对于传媒业而言，市场化是大势所趋。品牌竞争力是重要法宝。媒体经营时代正在远去，经营媒体时代正在来临。
    总之，在社会转型期，传媒业要想实现逆境崛起，发挥好转折的力量，离不开西柏坡精神。今天对西柏坡精神的重温，必将给传媒业界和学界未来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陈栋

传奇人物默多克与邓文迪

    基思•鲁珀特•默多克 (Keith Rupert Murdoch) 1931年3月11日生于澳大利亚墨尔本，后加入美国籍。其父基思•默多克爵士是著名的战地记者和出版商。默多克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伍斯特学院，在伦敦《每日快报》当过助理编辑，1952年回到澳大利亚经营其父濒于破产的《阿德莱德日报》。1956年收购《珀思星期日周刊》。1960年买下《悉尼每日镜报》和《悉尼日报》。1964年创办《澳大利亚人报》。1969年控制英国《世界新闻》周刊和《太阳日报》。1973年购入美国《圣安东尼奥新闻》和《星报》。1976年先后收购《纽约邮报》和纽约杂志公司。1981年购入《英国泰晤士报》和《星期日泰晤士报》以及所属三份周刊，从而控制了英国30％的报纸发行量。后又买下美国的《芝加哥太阳时报》，并控制在电影和新闻界中有影响的华纳通讯公司。后任澳大利亚默多克新闻公司总经理。他创立的默多克新闻公司是澳大利亚大报系之一，除经营电视外，还在澳大利亚和英国、美国、新西兰拥有数十家报纸、杂志。现为新闻集团(News Corp)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邓文迪出生在中国东部一个并不大的城市徐州，后来由于父母工作的关系全家搬到了广州。邓文迪是个很有神秘色彩的女性，她以前曾当过模特儿，身高1.79米，后来到美国求学，1993年在加州州立大学取得经济学学士学位，之后到耶鲁大学攻读一个两年制商科硕士学位，1997年毕业。邓文迪曾被凤凰卫视名人面对面的主持许戈辉，不无嫉妒地描述为在她们那群著名知性“美女”中，最敢于抓住机遇的一个。她18岁时离开中国，14年以后回来，她的名字成了文迪•邓•默多克。从广州一家工厂厂长的女儿，到远嫁美国获得绿卡；从加州社区学院，到耶鲁大学商学院；从香港星空卫视的普通实习生，到“世界传媒大亨”默多克的夫人；从没有任何财产继承权，到利用“试管婴儿”成为传媒帝国最可能的继承人。一切对于这个年仅39岁的中国女子来说似乎才刚刚开始，文迪•邓这个名字将注定与传奇连在一起。

默多克与邓文迪的飞机情缘

　　默多克在短短的20年内由一个小报老板发展成为国际报业大王，不少奄奄一息的报纸到他手中都能起死回生。
　　默多克还远远不只这些，任何时候他都是焦点人物。
　　正是在不停的走钢丝中，默多克的传媒帝国日渐壮大。1993年他以5亿美元收购了香港卫星电视网“卫视”63％的股权，正式进入中国的传媒市场。他和中国女子邓文迪的情缘正是从“卫视”起步。
    1996年2月，28岁的邓文迪登上了由美国飞往香港的班机。她带着简单的行李和耶鲁大学MBA学历证书，此行是去香港谋求事业上的发展。邓文迪身旁坐的是一位沉默而严谨的老人，他凝望窗外的眼神里隐含着一丝忧郁与孤独。当飞机引擎鸣响，穿越在云层之时，老人的额头上开始渗出细密的汗珠。与此同时，他闭上了眼睛，手指按在自己的太阳穴上，慢慢地揉动。这一切邓文迪都看在眼里。
　　“请原谅，先生，我能为您效劳吗？”邓文迪用流利的英语，轻柔地询问老人。
　　“谢谢你，小姐，我很好。”老人没有睁开眼睛，他淡漠的语气中透着凉意。可是，邓文迪看到老人紧锁的眉宇正在拧得更紧，她赶紧叫来空姐，取了纯净水、晕机药，给老人递过去：“先生，您试试这个吧。”
　　老人终于睁开眼睛，抬头冷淡地瞥了邓文迪一眼，不无傲慢地说：“小姐，你为什么自以为是呢？”邓文迪有些窘迫，正不知如何回答时，老人摸索着，自行取出一粒雪白的药丸；不过，他接过邓文迪手中的净水，把药丸服下。
　　沉默持续了约10分钟，老人的眉头开始舒展，他开始注视身边的邓文迪，似有一丝歉意。但他仍然孤傲，他扬了扬头，冷冷地说：“我是默多克，认识你很高兴。”貌似随意的自我介绍真可谓掷地有声，邓文迪当然明白“默多克”这个名字的重量！眼前这个人就是传媒帝国总裁，拥有数百亿资产的默多克么？！邓文迪有点震惊，但她终究笑了。邓文迪觉得这位叱咤风云的厉害角色，怎么看怎么像一个“大孩子”。多年的漂泊生涯，使得邓文迪很能体会一个人的内心孤独。零距离接触默多克，她只觉得他是个需要关爱的“孩子”。
    “我叫邓文迪，认识您我同样很高兴。默多克先生，您现在感觉好些了吗？”邓文迪关切而温和地凝视默多克，眼中不由荡起一泓柔情。默多克的心动了一下，他所期待的惊叹甚至不知所措并没有发生。他多少有些失望，取而代之的是震惊。这个东方女子丝毫不为他的身份所动，只对他嘘寒问暖？默多克对邓文迪有了最初的好印象。应该说那是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好感。
    随后，邓文迪成为“卫视”实习生。1997年毕业后，她顺理成章地受聘成为“卫视”的业务发展经理，工作是寻找合资和投资伙伴。
　　卫视的同事形容邓文迪是位工作狂，连吃午饭都不忘工作，口中不停谈有关卫星节目的编排及有线电视业务。也许这种忘我的工作热情使她与默多克擦出了爱情火花。
　　默多克此前已结过两次婚，共有4个子女，第二任妻子安娜原在默多克机构内任《每日镜报》的记者，当年因采访老板而种下姻缘。
    1999年6月25日，69岁的默多克终于迎娶了31岁的中国女子邓文迪。婚礼设在默多克泊于纽约港的私人游艇Morning Glory号上。前来助兴的有著名的威尔士歌手Charlotte Church，金融家Michael Milken，以及俄罗斯大亨Boris Berezovsky。此次婚典深受各界人士的关注，惊讶之余，人们称默多克与邓文迪的婚礼是本世纪最“昂贵的婚礼”。邓文迪，这个多年前普普通通的广州小女孩，终于登上了她人生的顶峰。
　　
邓文迪可能最终掌管传媒帝国

    在与默多克热恋时，邓文迪曾向友人说希望与默多克组织家庭后尽快有爱情结晶。     

    邓文迪与默多克年龄相差30多年，如果再有子女，肯定会令默多克的子女感到心中不平。现在默多克的家称得上是报业之家，他的母亲和3个姐妹都在他的公司中占有股份，而且默多克已有3名子女分别接管他的各项事业。
    如果邓文迪现在介入这个家族，她能否得到其他成员的认可，仍是未知数。
    默多克70岁寿辰的那天，面对从世界各地赶到纽约的4个儿女，默多克表示，“我的前半生大多被荒废，按照我个人的估算，我的生命大概还剩下17.5万个小时，我必须抓紧每分每秒！”默多克似乎是对子女们表示：你们谁能当上继承人，20年后再说。
　　2001年11月19日，依靠高科技——试管婴儿，邓文迪生下了她和默多克的第一个宝宝格雷丝，一个孩子显然还不保险，2003年6月，邓文迪又为默多克生下了另一个女儿克洛伊。母凭子贵，默多克很快抱着幼女宣布道：我的所有孩子都有接替我位置的机会，即使是格雷丝和克洛伊，她们尽管年龄很小，但她们和其它兄姐享有同样的承诺。
　　在邓文迪生下第二个女儿后，默多克无限期地搁置了退位的打算，因为他和第三任妻子邓文迪组建的新家给他带来了“无限活力”。
    到2005年8月以前，人们一直以为默多克的长子拉克兰将会最终坐上新闻集团的头把交椅。8月31日，拉克兰正式离开新闻集团副首席营运官的位子，并激活了一家名为伊利里亚的新公司。拉克兰的辞职是因为之前，默多克宣布重新调整家族资产的持股安排。他与现任妻子邓文迪的两名幼龄女儿将在公司的家族信托基金中与默多克的4位成年子女一样均分收益。这样做意味着默多克违背对第二任妻子安娜的承诺。因为那份承诺是安娜在离婚时以放弃默多克大笔财富所换来的。在这场数十亿家族资产继承权变动风波中，真正的受益人只有邓文迪。
　　根据默多克与第二任妻子安娜离婚时的协议，默多克掌管的30%有表决权的新闻集团股份，将留给他的4个成年子女，这意味着邓文迪和她的孩子，不得染指这市值51亿美元的30%有表决权的股份，也没份分市值10亿美元的无表决权股份。
　　但根据新协议，邓文迪在默多克死后将在家族内拥有更大权力，除了自己作为配偶获得的合法股份外，她还将一手掌控两个小女儿在公司中的全部财产。因为在这两名幼女年满30岁之前，她是她们唯一的监护人。也就是说她很可能在默多克死后，跃升为默多克家族中最有权力的人。目前的变动为邓文迪最终掌管这个庞大的传媒帝国创造了绝佳机会。尽管默多克在一份声明中说，提出更改家族财产股份结构完全是自己的决定。但更多的人依然认为，邓文迪才是此次新闻集团大变局幕后真正的推手。
　　早在8年前，默多克在纽约哈德逊河“牵牛花”号游艇上迎娶邓文迪之后，《华尔街日报》头版便刊登《默多克的妻子邓文迪对新闻集团发挥影响力》的评论文章，预言了邓文迪的崛起。
　　尽管邓文迪一再向世人表明自己爱情的纯洁性，但是默多克毕竟不是一个开杂货店的老头，而是掌管着400多亿美元企业资产和100多亿个人资产的超级富豪。默多克前妻安娜当年更是在离婚协商中开出苛刻的条件：默多克死后，邓文迪将无权继承他的任何遗产，除非她能生下个一男半女，并且在默多克去世时孩子还不满18岁，她才能掌控孩子名下的股份。而安娜原本有权要求平分他们在过去31年积累的120亿美元的财富，为了对信托基金做出更有利于4个年长子女的安排，她最后只拿走了10亿美元。
　　结婚心切的默多克咬牙签下合约，安娜心里知道此时默多克被诊断患有初期前列腺癌，必须进行化疗并失去生育能力。所以在她看来默多克的财产不会旁落“外人”。但安娜怎么都想不到，默多克在接受化疗前，早已将自己的精子抽取并冷冻，虽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是邓文迪的主意，但显然邓文迪在不声不响之间掌握了主动，把离婚协议中的不利条款逐步化解。

邓文迪抓住机遇开拓中国市场

　　邓文迪绝非国色天香，但她有惊人聪明的头脑和超常的对机会的把握能力，这是她的过人之处，也是最吸引老默多克的一点。默多克一生商战无数，看透人生百态，他不怕女人精明厉害，怕的就是女人不精明。默多克的亲密助手形容邓文迪是一个出色的工作伙伴，常常是众人的焦点。她和气而又善于言谈，使默多克能经常保持一种愉快的心境，婚后的默多克“至少年轻了30岁”。
　　默多克长期以来一直钟情于有着巨大潜力的中国市场，邓文迪凭借流畅的中英双语交流能力和迷人的社交风采，已在新闻集团上下给自己带来了“默多克形象大使”和“亚洲外交官的美誉”。有人说，她给了新闻集团一张中国面孔，这一点在中国是重要的。早在几年前，默多克在回答他的帝国未来的前途时就说：“中国、中国、中国。”邓文迪不只是作为翻译起着沟通作用，而且她还帮助默多克了解不同的文化背景。
    与此同时，邓文迪不断对新闻集团在亚洲的运营和投资施加影响，使得亚洲成为了该公司增长最快也是最重要的市场。邓文迪还成功策划了一笔总值在3500至4500万美元的针对中国互联网的投资生意。此举得到了默多克的大力支持和称赞。
    2006年9月19日，默多克表示，他的华裔妻子邓文迪正与新闻集团高管一道工作，协助将公司旗下广受欢迎的社交网站My Space带入中国。
    邓文迪这次出山，并非一场没有把握的仗。婚后她虽然辞去了所有的职务，但仍在新闻集团内担任了一个不张扬却很重要的角色，即协助公司甄别潜在的投资机会并担任公司与中国之间的联络人。她不断对新闻集团在亚洲的运营和投资施加影响，比如与凤凰卫视的密切合作，并促成了对网易和人人网站的成功投资，使得亚洲成为了该公司增长最快也是最重要的市场，这都得到了默多克的大力支持和称赞。她也逐步从幕后走到台前。
    这对老夫少妻都是绝顶聪明之人，可以预测，如此一段不同寻常的婚姻，在不远的未来必将会给人们带来更为有趣和神奇的故事。

陈栋

    白云悠悠，岁月悠悠，企业演绎传奇，品牌传承梦想。
    从南洋兄弟烟草汉口分公司到汉口卷烟总厂,从武汉卷烟厂到黄鹤楼科技园,再到湖北中烟工业园……湖北卷烟制造业演绎的正是传奇与梦想的故事。这是1916年开启的传奇，这是2009年仍在延续的梦想。   

黄鹤楼品牌的成长历程与国运兴衰紧密相连

    位于武汉市蛇山之巅的黄鹤楼，是江城武汉的标志性建筑，始建于公元223年，这座古楼屡建屡毁，仅清代就7建7毁。各代黄鹤楼的风格均不一样：宋楼雄浑，元楼堂皇，明楼隽秀，清楼奇特。1981年10月，黄鹤楼重修工程破土动工，1985年 6月落成，主楼以清同治楼为蓝本，但更高大雄伟。
    相对如今耸立的这座黄鹤楼,黄鹤楼卷烟品牌的创牌时间要早得多。追溯历史，黄鹤楼牌卷烟创牌比红金龙晚两年，于民国17年（1928）6月注册登记，当时是以10支装硬包黄鹤楼注册，登记号为745号；民国24年（1935），再以联合商标注册形式取得10支装软包黄鹤楼的商标专用权。南洋汉口烟厂开工投产后，以中、低档次标准生产黄鹤楼烟。
    据史料记载，民国27年（1938年）前后，黄鹤楼牌卷烟在襄河（襄樊以下汉江流域一带）各埠开始畅销，常有供不应求局面。当年负责襄河一带卷烟销售的王仲英曾多次向南洋兄弟汉口分公司告急，要求加货。
    20世纪30年代，黄鹤楼品牌已成为湖北省名优烟之一，在消费者中享有很高的声誉。
    后来，由于抗日战争爆发，南洋汉口烟厂停工，黄鹤楼牌卷烟也停止生产上市。抗战胜利后，南洋汉口烟厂复工，但未恢复黄鹤楼卷烟的生产，解放后也一直未加工生产该品牌卷烟。
    1983年4月，中国烟草总公司在厦门召开有全国16家主要烟厂参加的“试创共同牌号混合型香烟会议”，提出要赶超美烟品牌“良友”、“健”牌之后，武汉卷烟厂才决定恢复黄鹤楼牌烟的生产，并将其作为甲级混合型香烟进行配方研制，选用烤、晾、晒烟叶，按比例掺兑，并在加香加料方面进行精细研究。
    到1985年8月，黄鹤楼混合型卷烟在全国13家单位、16个牌号的评吸鉴定中，名列前茅。
    1996年，黄鹤楼品牌全新上市，成为湖北卷烟制造业重点发展的高档品牌。
    黄鹤楼牌卷烟自恢复上市以来，一直作为中、高档卷烟进行配方加工生产，到2003年，已形成一种规格等级、两种卷烟类型和先后生产上市10个产品品种的品迫体系，总销量突破5万箱大关。
    特制珍品黄鹤楼是武烟集团成功研制的低焦油、低危害高档卷烟。其中软包珍品黄鹤楼成功实现“双十”目标，即焦油含量为10毫克/支，一氧化碳含量也是10毫克/支。该产品在推广宣传上被独具匠心地赋予浓郁的文化色彩，即“三楚一楼，九州独尊”，悠久的烟史文化与千古名楼厚重的历史文化交相辉映，使消费者感受到黄鹤楼品牌卷烟精深的文化底蕴。
    2004年伊始，湖北中烟研发人员以当代智慧实现前人创见，重启“南洋烟魁一号”经典配方，纯手工限量包装，使其重新焕发光彩。其“不失本香、淡雅香型、醇和飘逸”体现了中国卷烟从有害到低害、无害的努力方向。
每一个成功品牌后面，都有一个不寻常的故事。据史料记载，该配方由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于1916年礼聘玻利维亚籍首席烟草配方师调配，当时因为生产成本过高而搁浅，空给中国近代卷烟制造史留下一个“奢华的黄金梦想”。如今，黄鹤楼1916重启经典，以9项专利的巨大优势，圆了烟草行业跨越90多年的世纪之梦。百年续香，湖北中烟人创造了一个当代传奇——黄鹤楼1916被誉为“湖北中烟品牌之冠上最璀璨的明珠”。怀旧经典、浪漫经典、唯美经典、简约经典等黄鹤楼系列规格投放市场后，受到广大消费者的亲睐。
2007年9月,黄鹤楼科技园开园揭牌，为黄鹤楼品牌的快速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智慧支持和人才保证，为“天赐淡雅香”注入了丰富的内涵和无穷的动力。目前，黄鹤楼科技园已初步建立了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外向型创新体系,与国内外20多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合作，并先后与郑州烟草研究院等6家研究机构共建天然植物烟用重点实验室，与武汉大学共建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与华中科技大学共建黄鹤楼减害降焦研究院、黄鹤楼现代管理研究院。通过产学研合作平台，黄鹤楼科技园已吸纳包括4名院士、100余名博导在内的2000余名社会各界人才，联合开展关键技术攻关，全面加强新原料、新材料、新工艺、新手段等核心技术研究，在原生态烟叶、天然本草香精香料、增香减害型薄片、特色工艺、可调节纵向多圆嘴棒和减害降焦等方面取得一定突破，申请各类专利390多项，其中授权专利179项，新增个性化工序371道，完成焦油量低至1mg的产品储备。
国家的兴旺发达离不开商业品牌的重要支撑。黄鹤楼品牌的成长历程，见证了中国近百年的沧桑巨变。殊不知，这背后，心系国家命运、胸怀远大理想的湖北烟草人，时时刻刻与国家兴衰、民族命运紧密相连。

黄鹤楼品牌承载湖北卷烟制造业的光荣梦想

    清朝末年，英商在汉口开设英美烟草公司，在英国人的轰炸式宣传和廉价倾销下，洋烟迅速霸占整个华中、华南香烟市场。1916年，民族资本家简氏兄弟为“提倡国货、挽回权利”，创办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市场上与英美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1916，湖北卷烟制造业的梦想从这里开启。
    黄鹤楼1916，湖北卷烟制造业梦想初步实现。
    93年前的今天，国难当头，民族工业正在与世界列强做坚苦卓绝的抗争奋争。在洋烟的强势侵略之下，“南洋兄弟” 简照南、简玉阶勇敢地打出了“振兴国货，挽回权利”的响亮口号，以不屈不挠的斗争，挫败洋烟的阴谋。“南洋烟草公司”也逐步成为民族资本中最大的烟草企业。
    弱小的民族烟草企业，在帝国主义的夹缝中顽强的发展与壮大。1916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汉口设立分厂，它的生产区在汉阳，烟叶种植在云南。这是武汉卷烟厂的前身，也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卷烟生产企业之一，开创了“烟草本味、饱满醇厚”的汉烟历史。
    1917年，简氏兄弟建成的汉口“南洋大楼”。它见证了“九省通衢”之地的风起云涌，也见证了湖北卷烟制造业的发展历程：
    1926年，创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汉口制造厂。
    1928年，黄鹤楼牌卷烟正式注册，并开始在各地行销。
    1937年，黄鹤楼牌卷烟因抗战爆发停产。
    1949年，武汉市军管会接管分公司和制造厂。
    1953年，公私合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汉口制造厂成立。
    1960年，宇宙烟厂合并到南洋烟厂，南洋烟厂成为武汉市唯一一家烟厂。
    1965年，汉口卷烟总厂成立，统辖汉口南洋、湖北襄樊、湖南长沙、郴州、常德五家烟厂。
    1968年，汉口卷烟总厂更名为“武汉卷烟厂”。
    1983年，黄鹤楼牌卷烟恢复生产。
    2001年，红金龙跃居烟草行业36个名优烟之列。
    2004年，黄鹤楼1916重启经典，引来世人瞩目。
    2005年，红金龙荣获“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名牌”称号，黄鹤楼被列入中国高档卷烟“四大天王”。
    2006年，黄鹤楼当选为“中国烟草十大梦想品牌”。
    2007年，黄鹤楼科技园开园揭牌，黄鹤楼荣获“中国驰名商标”称号，并被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姜成康评价为“异军突起，后来居上”的代表。
    2008年，黄鹤楼淡雅香品类项目被烟草行业专家鉴定为国内首创，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对于黄鹤楼品牌具有奠基性意义。同时，黄鹤楼入选“中国烟草最具爱心品牌”。
    2009年，黄鹤楼工业园奠基，全国烟草行业第一个生态工业园开工建设。
……
    历史，在饱经沧桑、褪去浮华之后，给后人留下精神图腾般的绝响。实业报国的梦想，富国兴邦的壮志，穿越了90多个春华秋实。
名牌兴业，回报社会；持续改进，永不停步；振兴民族工业，塑造民族大品牌……希望延伸着希望，理想延续着理想。鲜花与掌声，凝聚着湖北烟草人的心血与汗水，也赋予了湖北烟草人开拓的勇气与希望。
    2007年，“中国烟草十大梦想品牌”评选活动评委给予黄鹤楼品牌的评语是：“自在黄鹤楼，一览晓天下。今天，黄鹤楼已经成为中国高档香烟的代名词。黄鹤楼1916重启‘南洋烟魁壹号’配方，纯手工限量包装、其‘天赐淡雅香’的品牌内涵深入人心，必将成为中式卷烟的经典品牌。”
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黄鹤楼品牌快速发展的同时，其文化创新与传播工作也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2006年1月，推出《黄鹤楼周刊》，立志打造中国零售第一传媒；同年6月，隆重推出《黄鹤楼》MV,进一步使得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内涵的名楼与名烟相得益彰，尽显楚都今昔辉煌。2008年1月，推出中国零售第一网——楼上楼网。2009年1月，推出《读书文摘—经典》杂志，定位于“成功人士的品位读本”……
    “情悠悠，黄鹤楼，黄鹤楼，情悠悠。千年盼望，万古绝唱黄鹤楼。”这种宏阔而深邃的意境，便是黄鹤楼品牌文化历程的真实写照。
    今天，黄鹤楼品牌已经成为湖北人的一张靓丽的“城市名片”；明天，她将承载着湖北中烟人的光荣与梦想，行销世界，风行天下。

周景春　赵继伦　刊发时间：2009-10-17 08:00:00　光明日报

　　大学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的本质及其办学规律的一种哲学思考体系,其核心主要是回答大学是做什么的、什么是大学、怎样办大学和办什么样的大学这样几个基本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是人们对大学总的看法。大学理念在现代高等教育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没有正确的大学理念引领,大学的实践活动容易迷失方向,就很难谈得上发展和创新。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中国大学改革发展要走向新的高度、新的境界,就必须站在思想理性的高峰,因而迫切需要正确引导大学理念的文化生成,实现现代意义上中国大学理念的重构。

中国大学理念文化生成的理论前提

　　中国大学实践上出现的问题根源在于大学理念研究上的困境。然而在迄今为止的中国大学理念研究中,很少有从文化哲学的高度来研究大学理念者,尤其是在当今中国,还没有发现一种真正的教育哲学理念或流派,回答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本质和教育目的问题。

　　人既是文化的产物又是文化主体,大学理念研究必须考虑人所处的文化境遇,要有文化层次和文化深度。文化层次是指大学理念群的三个层次,最高层次的生成理念是回答大学是做什么的即定位理念、什么是大学即定性理念的问题,第二层次的个性化办学理念是回答办什么样大学、怎样办大学的问题,第三层次的具体化教育理念是回答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的问题。

　　大学理念哲学体系主要包括四方面基本内容:大学的文化本质即什么是大学问题、大学的文化使命即大学是做什么的问题、大学的文化精神即办什么样的大学问题、大学的文化价值即怎样办大学问题。大学的文化本质有大学文化性的根本属性和文化个性的本质特征,需要认真考量和对待大学是如何从人类文化之母体中诞生的问题,大学的文化使命有大学文化启蒙、文化创新、文化引领和文化融合使命,大学的文化精神有崇尚人文、注重理性、自由独立和追求卓越精神,大学的文化价值有内在的主体文化人格完善、组织文化个性鲜明的向度和外在的国家文化实力提升、人类先进文化引领的向度。大学理念与文化的互动性隐性地执行着大学教育功能。

中国大学理念文化生成的两个维度

　　大学的本质是一种功能独特的文化机构,是人类历史上独特的文化现象,文化性是大学的基本属性。文化在其传承过程中有传统和现代两个向度,它们构成了中国大学理念文化生成的两个维度,回答了大学理念与文化互动关系的建设问题。只有在大学理念与文化二者的双向互动中,大学理念才具有动力和活力,才能实现大学理念和全球先进文化建设的协同并进。

　　一方面,从文化传承的传统维度来看,文化构成人的全面发展的必备条件和尺度,它以观念、思想、精神等塑造人的素质,体现出与社会之间良好的耦合性,其所蕴涵的关系质态和文化内涵为主体之间的“交往行动”建构了一个“意义世界”。真正的人文精神总是和传统文化血脉相通,并且是在与传统的对接中愈来愈将其普遍文化价值凸显出来。人作为一种类存在,必然要认同一种普遍的价值规则,唯有这种认同,人类作为“类”的文明才得以延续。

　　另一方面,从文化批判的现实维度来看,文化既然指涉的是人的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它就必然涉及到人的活动的不同方面如生产、消费、交往和思维活动在内的对象性活动总体。在繁荣与危机并存的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文化的创造愈来愈成为一种受经济利益驱动的世俗化的行为,人们对文化的需要已主要不是一种精神的需要,而是一种消遣性的娱乐官能需要。而当文化失去了自身存在的自律性、独立性和批判性的时候,必然导致社会生活的文化价值失范现象和自我的迷失。在现代化进程中,大学理念在适应论或工具论理念的支配下走向了偏狭,主要表现在对人的忽视,文化批判精神的丧失和文化创造力衰竭等方面,这是世界范围内现代中外大学理念的共性问题;在全球化挑战中,中国大学主体意志和鲜明个性有所缺失,主要体现在偏离教育本质和目的,功利化和工具化色彩浓厚。这些都需要进行现实文化批判,为大学注入一种价值理想和人文关怀,引导社会先进文化前行。

中国现代大学理念文化生成的环境营造

　　要实现中国大学发展和现代转型必须有正确的大学理念引导。有学者认为,大学理念在中国的发展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文化选择问题,是在文化批判和取舍的基础上进行文化的整合和创造。

　　第一,培育有利于大学理念形成的文化自觉意识。随着大学自身功能的多样化发展和大学利益主体的分化,大学必须提高大学文化主体的文化自觉意识,增强对大学理念生成的内在规律性把握和正确进行文化选择的意识,增强作为大学理念灵魂的大学精神在生活世界的根基上生成的意识;通过对中国大学理念的反思,使构建现代大学理念成为可能。

　　第二,明确有利于创造个性鲜明大学精神的基本思路。大学精神是大学理念支柱、灵魂和核心,是高等教育区别于其它教育的显著特征。大学要围绕主体价值意识的培育、大学人文精神的弘扬、和谐大学的文化建设、大学文化张力的保持进行思路上的引导,增强大学精神在生活世界的根基上生成的意识,形成广大师生员工凝铸大学精神的共同意志和奋斗目标。

　　第三,营造有利于大学理念形成的良好的校内文化氛围。大学必须增强依法自主办学能力,注重校长的思想与精神力量、坚守大学制度建设的文化取向、突出大学组织机构的学术权力、完善大学发展约束的良性机制和造就高素质人才的知识创新、开发高科技成果的工程技术、提供高质量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搭建高品位的成果转化与服务平台等方面作出努力。

(作者单位分别为: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政法学院)

赵亚平　朱俊华　崔学森　刊发时间：2009-10-16 15:00:00　光明日报

　　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在取得令人瞩目成就的同时出现的某些倒退现象,正是教育遭受扭曲的反映。面对大学这样严肃的问题,我们的思考又被引回到问题的原点——教育到底是什么?大学究竟应具备什么样的品格?大学的领导者应该拥有什么样的德行和思维?

大学的本质

　　池田大作将其对大学使命的理解体现在他所创办的创价大学的校训里:成为人格教育的学府、文化建设的摇篮、人类和平的要塞。耶士培等人也主张“大学教育之目的在于模铸整全的人”、“在教学与研究之外,大学更应惜意于创造性之文化情调”。以“育人”为主要目的的大学教育应具有如下特征:

　　教育是完全的。“完全”的第一个含义是“全人教育”,即“教育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它应该关注人类的每一个方面——智力上的、心理上的、社会的、身体上的、精神上的”;教育形式不仅是教室、实验室内的活动,也包括学生的和学校内的一切活动。“完全”的第二个含义是“众人教育”,即教育是为了所有人的发展。让每个学生成功,帮助每一个学生成功,应该成为学校的追求和境界。

　　教育是诚实的。教育是氛围的潜移默化,所有教育者的个人行为、学校的一切教学、管理、服务及其对各类事务的态度和决定都会构成氛围的一部分而对学生的“学习”产生影响。为此,大学应该警惕校园内广告式语言、浮夸虚假之风和商场、官场习气的流行。

　　教育是感动的。一切教育都源自人的内心,因此教师成功的阶梯是首先取得学生的尊敬,学校成功的第一步是让学生感到了完全的尊重和关爱。学校处理任何事务时与对学生尊重和关爱的脱节,就只是在办“事”而不是办教育了。

　　教育是创造的。教育不是简单的传承和记忆,而是受教育者在继承基础上的重新建构,形成自己的认识体系、价值体系和文化模式。其次,“教”就是引导学生去思考和再思考一些新的东西。第三,教育需要由摆脱短期功利并有首创精神的人去引领。

　　教育是高雅的。大学应该充满大气、正气和雅气,具有令学生和社会尊敬的气质。这种气质需要抛却功利和繁枝末节的勇气及远离浮华虚假的气节。归根结底,需要对大学理想精神的坚守和把育人使命看得比社会流行的世俗标准更重要的信念。不排除媚俗、媚势、媚利之风和炫耀、掩饰心态对大学肌体的侵蚀,大学就会具有两副面孔和双重人格,那时大学的神圣与庄严也就不复存在。

当代大学的反思——“工具理性”影响下的大学

　　大学需要不断进行理性的自我审视。但是,对“理性”也存在不同的理解。海德格尔等人把“理性主义”的东西看作是很烦心的事。当太重“实际”、太重“功利”,把存在的就当作合理的时候,认识已经不合理了;当只关注具体事务,仅仅依据传播的时尚和流言以及对事物“不负责任的平均理解”去处理事务时,认识已经不真实了;当认为一切都可以用金钱和数字计算并都可以规范化,而忘记人的创造是无序的、人的情感、道德、精神、信仰是不可以简单量化的时候,这样的“理性”其实已经很不“理性”了。但不幸的是,大学近年来出现的许多值得注意的倾向不能不说受到了这种“工具理性”的影响。

　　工具理性下,大学偏离了教育。教育是道德的,但今天大学对学术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道德的关注。评价学校、教师的指标里更多的是可简单量化的数字,却难以找到真正体现学校和教师精神格调及其对学生成长关怀的具体规定。随之而来,一些学校里育人工作日益被边缘化。他们天天研究一件件具体事,却不与教育的使命相关联;他们花很多精力去编织关系网,却对“下面”的人漠然以对。

　　保持宁静和清醒。一些大学越来越官场化,大学领导人的气质也越来越像官而不像学者和教育家,忙忙碌碌、投机钻营、弄虚作假、追逐升迁,失去了大学应有的神圣和高洁。教育是文化的,文化是负责的哲学思考,是对人类高尚本性的信仰和追求,大学内在的不可替代的力量就是它文化的影响。

进入教育的境界——超越工具理性的大学文化建设

　　面对实际,很多大学似乎应该想一想:我们理解大学的意义了吗?我们现在是在办“事”还是在办“教育”?我们进入教育的境界了吗?

　　进入教育的境界,大学要像抓学科建设、条件建设一样抓好文化建设。大学文化不是简单的校园文化活动,也不是有了“校训”、“校歌”、“办学指导思想”就算有了文化。大学文化建设,实际是对现有教育活动的反思,文化建设的过程是学校与师生共同进行的价值判断、价值选择和价值认同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坚守和变化的结合,是继承和创新的统一。

　　进入教育的境界,大学就要由教育家而不是专家或活动家治校。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认为,大学校长应该是先进文化的代表、社会道德的楷模、大学里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的精神领袖、大学整个学科建设的总设计者。惟有教育家才能超越自身职务利益和自身专业特长献身教育、才能理解个人行为与教育紧密相关、才能使校园生活与学习高度融合,让学校的每一次活动、每一件具体事的处理都与对教育使命的思考和对人成长的关怀联系起来。

　　教育的境界,呼唤大学的各层领导者把研究、弄懂和践行教育使命和大学理想当做自己的基本功;呼唤大学领导者走出浅薄和躁动,变得深刻和成熟。南京大学校长陈骏说,理念创造文化,文化创造制度,制度创造生产力。理念还没搞清楚、搞对头,就急忙弄制度、弄改革,还没懂得恰恰是大学的软实力才是大学战略管理的真正起点。

　　进入教育的境界,大学中党的工作就要把大学文化建设视为自己的经常性工作内容和推动全面工作的切入点;呼唤大学中各项具体工作的文化自觉,建立起在文化视角下开展工作的思维习惯和工作模式;要努力推动研究践行先进文化的群众性学习型组织和专业研究队伍共同活跃在校园里。只有这样,受到工具理性和自由资本主义思潮侵蚀的大学才有可能向科学理性的组织回归,以人为本的大学教育才有可能真正实现。

(作者单位:大连大学、辽宁师范大学)

转自：今传媒2009年10月号

◇孙明泉

    在多年从事编辑工作的实践中，笔者多次在同一个主题上被读者和作者所“夹击”：有读者说，你们报纸的理论文章主题都不错，但常常读来很费劲，能不能让作者写得再通俗点、生动点，毕竟报纸不是只办给圈内人看的；作者则认为，理论文章首先就要求有学理性，论文写法也有定规，不能为迎合大众读者就把论文写得像美文。其冲突的背后体现出一个敏感话题，即：理论文章能否兼顾学理性和可读性。笔者以为，理论文章完全可以实现学理性和可读性的高度统一，实现理论阐述“内在美”与文章表达“外在美”的有机结合。

一、理论论证不能只是形式上“看着像”

    读者和作者对报刊文章写作的观点冲突，部分原因是人们对“何为理论文章”认知上的不一致。有人认为，报刊上发表的所有非新闻类、非文学类的“大块文章”都可以看做是理论文章；有人则认为，只有严格按规范写作的学术论文才能称得上是理论文章。笔者认为，这两种看法都是对理论文章这一概念的误读。
    理论文章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理论文章是指以一定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与研究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社会问题，揭示其内在本质规律的文章。狭义的理论文章是指以议论为主要表达方式，探讨各种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文章。以此观之，报刊上发表的那些非新闻类、非文学类的“大块文章”不一定就是理论文章，如领导讲话、工作总结、调查报告、政策建言等是特定的文体形式，尽管不排除有学理性和思辨性，但统称为理论文章显然不合适。
    理论文章重在说理和论述，它一般具有理论性、逻辑性和现实性等特点。所谓理论性，是指这类文章以理服人，有学理性思考，不是停留在经验水平上，而是深入到现实问题的本质和规律，并上升到理论高度来把握。所谓逻辑性，是指这类文章要运用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思维形式，即用概念、判断和推理来阐述观点，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来说服人。所谓现实性，是指这类文章主要是侧重于探讨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社会问题。那些只提出观点而不做必要的说明和论述，或那些虽有论述但体系不完整、论述不充分的文章，尽管不排除有很强的学理性，尽管对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有指导意义和启迪性，但仍不能算是真正的理论文章，充其量只是“看着像”的准论文。
    其实，理论文章未必要像学术论文那样严格和规范，二者有联系也有区别。说有联系，是因为二者都重理论性，即思维的理论性、结论的理论性和表达的论证性。思考不是停留在零散的感性认知上，不是罗列现象或就事论事，更不是心血来潮的激动之词，或零散琐碎的感性偶得,而是运用概念、判断、分析、归纳、推理等思辨的方法，深刻认识关注对象的本质和规律：同时二者都强调逻辑性，有论点、论据和论证，标题有明确的界定性和指向性，小标题序列强调向心性，而不是无中心无边界地漫谈散议。但二者显然也有区别，大体而言，理论文章更多地偏重议论和说理，可以是立论、可以是驳论，重力度、厚度和深度，力求被社会公众所认同，而学术文章更多地强调学理和研究，强调方法和分析，强调结论能被专业圈内的人所认可；理论文章形式上可以表现得更具灵活性，大标题制作可以适度地形象化和文学化，小标题结构上可并列可递进，而学术文章写作形式则有相应的学术规范性，有专业领域共同认同的研究范式和表述语言，以便于同行交流和争辩；理论文章多出现于面向社会读者的综合性报刊，学术文章多发表于面向专业领域的学术性期刊。当然，如上的界定是粗线条的。事实上，由于报刊受众定位的不同，各报刊编辑部的选稿偏好和写作引导也不同，进而激励作者写作形式上的创新和探索，由此也导致理论文章和学术文章在形式上的分界很模糊，所以也有人将理论文章和学术文章统称为“学术理论文章”或“学理性文章”。
    理论文章的传播媒介大体可分为时政类报刊、消费类报刊、指导类报刊、科技类报刊、学术类报刊。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近年来，报纸和期刊的边界也日趋模糊。不少报纸每期推出五六十版甚至超百版，越来越像期刊，如《新京报》和《大河报》等。与此同时，不少期刊追求时效性和新闻性，又越来越像报纸，如《瞭望》和《财经》杂志等。换个角度观察，理论文章目前多刊发在如下四类传媒上：一是各级党刊和党报的理论学术版，如《人民日报》理论版等；二是主要面向理论界学术界的专业性报刊，如《社会科学报》等；三是主要面向知识界的综合性期刊，如《读书》等；四是供决策部门参阅的定期出版物，如《市县领导参考》等。当然，部分市场化的都市报和专业性很强的学术期刊，也不断有议论体的“大块文章”出现，网络博客上也常见到很精彩的理论文章，但总体而言，相对主流的理论文章还是主要刊发在前述四类媒介上。
　　值得说明的是，基于大众读者的视角，一些此前并不认为是理论文章现在也越来越多地被认同，如时事评论类、经济观察类的有分量的文章。因此也有人把广义上的理论文章进一步区分为政论性文章、学论性文章、策论性文章、时评性文章和述评性文章。其中，政论性文章更突出政治性,强调导向性,旁征博引,大气磅礴,富有鼓动性和战斗性，如《论“法轮功”的反人类本质》等；学论性文章重在学术探讨,论证严密,自圆其说,自衍其说,如《晋商为什么衰败了》等；策论性文章侧重于对策研究,强调可操作性,如《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框架设计》等；时评性文章有感而发，因事而评，有明确的目标指向性,如《在未开发的古村镇收门票是否合理》等；述评性文章对相关主题的已有的成果高度概括,夹叙夹议，如《关于就业问题的研究脉络与发展向度》等。

二、论证严密未必体现为表述“骨架化”

    理论文章的内在规定性，要求这类文章的写作上要有完整的阐述体系，有严密的逻辑分析，有观点、有论据、有论证。但不少作者有意无意地只强调形式上的完整性，注重“一二三四”，偏爱“首先其次再其次”，忽视论述方法的多样性，轻视写作手法的多样性。我认为，这也是对理论文章的一种社会误读。
    基于读者的视角，理论文章旨在论述观点、阐明主张、提出建议、诠释政策或点评时事，绝大多数理论文章都有明确的针对性和实践性，不只是专业领域内的人关心，非专业的社会读者也关心，因此，读者有理由要求理论文章能写得更通俗更可读。从传播的角度观察，理论文章重在阐述和表达新认知、新思想、新理念，或强调某一主张的正义性、合理性、科学性，在不违背学术规范的前提下，还是应尽可能地平民化，尽可能用生动形象、通俗易懂、简洁明快的语言来表述，以便让更多的人能看明白、读得懂。由此，理论文章应努力追求学理性和可读性兼顾是非常必要的，语言太枯燥或过于专业化，肯定要影响观点的传播面和认可度。
    遗憾的是，笔者在编辑实践中，经常收到如下几种类型的文章：一是领导报告式。领导报告式的理论文章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领导讲话，而是看上去像是领导总结、部署和指导相关工作的讲话稿，通篇充斥的是“要如何如何”、“应如何如何”、“必须如何如何”。二是工作总结式。写文章常常是经验四五条，问题六七个，对策八九项，很少有学理性分析。三是学位论文式。文章写作从问题提出、概念界定、文献评述，到研究方法、研究对象、逻辑架构，进而是实践意义、理论价值、理论模型、实证分析、政策建议，有绪论，有本论，有结论，参考文献一大串，引用观点一大堆。四是调研报告式。从定义到重要性，从问题到原因，从结论到对策，或者内容都是知识性的，观点都是别人说的，体例上类同专业教科书。在笔者看来，这几种形式的文章充其量只是“准理论文章”。遗憾的是，这几种形式的文章却经常出现在报刊上，难怪读者有抱怨。
    当然，理论文章要强调学理性和规范化，不能只考虑阅读快感而要求理论文章都要通俗化。为了避免产生不必要的误会，文章有时不得不用严谨的甚至繁琐的文字，先把自己的主体概念界定清，不能太形象化，不能模棱两可。有时不得不用非常专业的语言来表述其过程和结论，以有利于学术共同体交流、评判、研读和争鸣。推理过程必须是符合逻辑的，论证必须是严谨的，有论点，有论据，有论证，有大论点、中论点、小论点，一环扣一环，一层接一层。这些用“骨架化”的表述方式可能更清楚，但逻辑严密未必就一定要“内架化”，至少可以用多种方式来表述“一二三四”或“首先其次再其次”。

三、学理厚度并不排斥结构上的“形式美”

    许多作者都认为，是不是好文章，关键在于有没有独到见解和独到论述，关键在于是不是说理到位、思路清晰，从而有意无意地忽视标题设计和导入语提炼，有人甚至特别反感论文表述上的“形式美”，认为那花里胡哨的“包装”，有损理论和学术的严肃性。笔者以为，这也是对理论文章的一种社会误读。
    文章写作如果不是为写而写或追求“独乐乐”，而是为了传播观点和影响受众，就必须考虑编辑和读者的阅读心理。一般而言，编辑们在阅读来稿的“第一聚焦点”肯定是文章的大标题，读者阅读的“第一关注点”也是大标题，然后是相关的小标题，或者是文章最前面的开篇语。如果理论文章不能在大小标题上吸引编辑和读者,不能在文章的前300字内留住编辑和读者的注意力，就很难达到传播的目的。不能怪编辑没有责任心,也不要怪读者“不识货”。
    标题是文章的眼睛，其在报刊文章传播中的作用，像人的眼睛那样重要和传神。传神的标题就像女子动人的笑容和迷人的眼神，好比杨贵妃的“回眸一笑”，压倒了“六宫粉黛”，使读者一见倾心。有的理论文章内容很好，但因为标题不吸引人，常常被人错过，而加上一条出色的标题，往往就能激起人们的阅读兴趣。也就是说，人们常常不自觉地借助标题这个“向导”来选择他们所需阅读的内容。一篇好的文章,必须有一个画龙点睛的好标题。在信息经济时代，信息的无限和注意力的有限使人们的注意力成为稀缺资源，注意力意味着影响力。
    好的理论文章大小标题应尽可能的确切、简洁、和谐和均衡。理论文章不是文学作品，要力求准确，不能题大意小，题意不符，要善于用尽量少的文字传达尽可能多的信息，高度概括。但理论文章最终要呈送给读者，因而要充分适应受众的阅读习惯和阅读心理，从而，标题与内容应力求配合适当、格调一致,标题之间也要力求和谐、均衡，不能像有些纯学术论文那样，有的小标题只有三五字，而另外的小标题却可能十余字。纯学术论文的写作中可以这样，但见诸于报刊的理论文章几个小标题之间，一般要字数上大体对称，语序上基本统一，这是一种值得重视的形式美。
    制作标题的方法很多，有的可能不适合理论文章，但多数方法都值得借鉴，尤其是写评论性的文章，或一主一副的虚实结合的文题时，设问、拟人、谐音、对偶、回环、双关、反衬、用典等方法都可以尝试。如《“颂穷”还是“送穷”——论中国反贫困的历史变迁》《解开疙瘩绳自直——论基层民主建设》《“杞人”忧“地”——关于“18亿亩耕地红线”的思考》。理论文章的标题适当用一些标点，有时也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如《物境 心境 意境——论中国传统民居的审美价值》《“反贫困”与“返贫困”》、《“包袱”与“财富”——农村剩余劳动力新论》。
    导入语是展示作品思想的橱窗。开篇语、导入语,就是文章最前面的一段话。古人谓：“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美国《底特律新闻》社论作家杰克·海敦认为：“导语需要你付出最大的力量，它是促使读者读下去的诱饵。”这些精辟的见解对理论文章的写作和编辑同样有启迪意义。理论文章开始就要以凝练的语言，把文章的要旨告诉读者，或把文章最重要、最新鲜、最能吸引人的观点亮出来，也就是古人所说的“立片言而居要”。导入语的内容要扎实、凝重、准确，如果空洞、飘浮，大而不当，不能将全文的内容领起、领正、领周全，也是大忌。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切入角度,言人未所言,道人未所道,写出的文章就肯定能引读者一步步往下看。这也是一种内在的形式美。
    理论文章的形式美，还包括在合适的地方增设小标题，包括文章各段落之间相对均衡最宜。均衡不是平均,而是说不能一段特长,另一平行段落又特短,视觉效果缺乏美感。报刊文章由于见报时是在同一个版面上，就形式而言，超过3000字的文章不设小标题，视觉上特沉重，有小标题就可打破“重压感”。但小标题也不是越多越好，一般而言，只有两个小标题有失重感，三至五个小标题最适宜，六七个小标题以上读者一般会产生不快的阅读感觉，除非是那种“八大走势”、“十大趋向”之类的理论文章，否则，小标题最好不要超过五个。只有这样，把文章展开在同一个版面上，看上去才美观。
    理论文章的形式美，还包括结构的完整严谨、比例恰当、条理清楚、前后连贯、首尾圆合。段落层次的安排要有条不紊，先后顺序有着明确的逻辑关联性，段落与段落、层次与层次、开头与结尾之间，应力求通过文字使之衔接、沟通、相互照应、浑然一体。
    总之，对于理论文章而言，实现学理性和可读性的高度统一，实现理论阐述“内在美”与文章表达“外在美”的有机结合，不仅可能，也十分必要。这既有助于思想的高效传播，也有利于影响和引导受众，从而达成文章写作的最终目的。

    （作者系光明日报理论部副主任，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后）
 

王关义　刊发时间：2009-09-29 08:00:00　光明日报 　　

    烟花在腾空而起的一刹那大都耀眼夺目,令人叹为观止,但又很快消失在夜空,无影无踪。企业发展中的“烟花效应”是指在短期内快速崛起,创造了成长奇迹,被众多企业家效仿,但又很快销声匿迹。从历史发展角度看,一个企业产生后自会有它灭失的日子。但从一个特定时期看,企业的死亡并非不可避免,世界企业数百年的发展历程中
已出现了很多长寿公司,如壳牌、宝洁、GE、松下等,斯多拉(Stora)公司已有700多年历史,是世界上最长寿的公司,这说明企业潜在的寿命是很长的。尽管如此,许多企业的实际寿命远远短于其潜在寿命。美国《幸福》杂志的数据表明,美国大约有62%的企业寿命不超过5年,只有2%的企业能存活50年,中小企业平均寿命不超过7年,大企业平均寿命不足40年;世界500强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40年左右,1000强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30年。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出现了一批“烟花效应”明显的企业,如巨人集团、沈阳飞龙、南德集团、三株集团、秦池集团、三鹿集团等等,这些企业都先后扮演过企业成长过程中的“明星”角色,但因管理等诸多方面的原因又很快消亡,其中的教训值得总结和反思。

　　任何一个企业都会经历创办、成长、成熟、衰退、消亡的过程,这是企业的生命周期特征。与生物不同,企业不一定会经历所有过程,并且也不是从诞生之日起就简单地指向生命的终点,企业生命周期的特征表现在,它完全可以在衰老之后跨过消亡过程重获新生。

　　20世纪70年代中期,耶鲁大学金伯利和米勒思利用生物类比的方法提出了组织生命周期概念,认为“组织要经历产生、成长和衰退,其后要么复苏,要么消失”。组织生命周期的提出为后来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形成的标志是美国学者伊查克·爱迪思发表的《企业生命周期》一书。1979年,他在《组织动力学》夏季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组织的转变:组织生命周期问题的诊断与处理”的文章,认为如同所有生物和社会系统一样,组织有其产生、成长、成熟和死亡的过程,并将组织生命周期划分为五个阶段:产生、成长、成熟、衰退和死亡。这种划分和界定得到了理论界的广泛认同。“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提出开拓了企业管理理论的新领域,引发了学者、企业家们对企业“生命”特性的思考与研究。

　　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经过3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仿生进化论、企业生命周期阶段论、企业生命周期归因论和企业生命周期对策论等流派,尽管观点各有侧重,但却殊途同归,都是探求企业如何获得成长优势,延长生命周期的方策:

　　——重视员工科学理念的灌输和组织文化建设,着力构建学习型组织。任何一个企业都是众多人的共同行动,不仅是企业家要懂,更重要的是把科学的理念灌输给企业的员工,形成共识,才能齐心协力。因此,培育员工良好的理念是形成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良好理念的形成是一个长期过程,并与企业生存的环境密切相关,需要教育和沟通。科学理念的培养和企业文化建设对企业长寿是极为重要的。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组织实施的第13次全国范围企业经营者问卷跟踪调查,对中国企业家个人学习、组织学习的现状问题及其对企业创新和竞争优势的影响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发现组织学习能力高于企业领导人个人学习能力的企业,创新能力和竞争优势相对更强。

　　——重视公司薄弱环节的改善,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企业是技术创新主体,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只沿口不齐的木桶,它盛水的多少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木桶原理告诉管理者:在管理过程中要下工夫狠抓单位的薄弱环节,否则整体工作就会受影响。我国企业界曾普遍存在着由“死吃”到“吃死”的现象,一项新的技术发明后,带动一项新的产品或新项目的出现,此后管理者便不求创新和变革,一味依靠规模扩张来追求利润最大化,直到把此新技术或发明“吃死”为止。从历史上看,许多次经济危机都是科技突破将其拖出泥潭的,由此可见,企业必须通过科技创新占领市场,应对危机。创新是一个过程,创新散布在产业发展的各个领域和企业运行的各个环节,只要有不合理和矛盾存在,就存在着创新的可能。

　　——重视新产品的开发。无论是萨伊的“供给创造需求”论,还是凯恩斯的“需求决定供给”论,都无法给处于危机中的企业提供应对危机的良方。世界上没有疲软的市场,只有疲软的产品。马斯洛的需求层系理论认为,人总是有需求的,尤其是物质方面的需求,人类为了生存就必须不断消费,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日益进步,这种消费的规模会不断扩大,消费的水平也会日益提高,这是企业生存和长寿的客观基础。目前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额高达21万亿元,形成了巨大的潜在消费市场,因此,企业生存和成长的市场空间是极为广阔的。新产品开发包括两种动力模式:技术导向型和市场导向型。技术导向型是以技术为先导,从最初的科学探索出发开发新产品,以供给的变化带动需求的产生和变化。市场导向型是从市场需求出发进行新产品开发,以市场→研究与开发→生产→市场的模式出现。

　　——切忌盲目的多元化。通常企业为减少运营风险、寻求更快的成长及赢利空间,会谋求多元化经营之路。“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格言使不少企业家错误地认为,企业只要实施多元化就能避免危机、降低风险,获得持续发展。而在实践中,不少多元化经营的企业却因盲目多元化而陷入困境。从表面上看,多元化可以让企业增强抵抗风险和分散风险的能力。但多元化经营的同时也蕴藏着众多风险。多元化经营应是以核心竞争力为基础展开的,只有不断巩固和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才能不断增强企业的风险抵御能力。

　　谋求企业长寿、赢得竞争优势是企业家追求的目标,但现实中“烟花”般短命的企业却比比皆是。一个有理想和智慧的企业家在日常经营活动中若能重视如上几方面,实现持续发展的目标就不难。

(作者单位:北京印刷学院)

本报记者　孙明泉　刊发时间：2009-09-23 08:00:00　光明日报

　　常修泽，1945年8月生，山东省惠民县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曾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现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外企业集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组组长、中国经济学术基金(香港)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香港中小企业国际交流协会名誉会长、台湾社会大学台商学院兼职教授等。著有《现代企业创新论》、《产权交易理论与运作》、《人本体制论》等多部著作，1998年入选英国剑桥《国际名人录》，曾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技进步一等奖。

恩格斯的题词使我萌生研究“人本经济学”的想法

　　记者:常教授您好,我在书店里看到了您的新著《人本体制论》,很感兴趣。我对您在这本书扉页上所写“题记”印象特深,很受启发。我想这本书一定是您多年探索“人本经济学”的精华沉淀,今天特就与本书相关的问题采访您。

　　常修泽:谢谢。你说的“题记”是那句话吧:“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下,人的主体性被集权所压制;在原教旨的市场经济模式下,人的主体性被金钱所浸蚀;至于在未来某个虚拟世界的体制下,人性会不会被过度纵欲而扭曲,尚不得而知;我现在最想探求的是,在21世纪的中国,如何建立无愧于人自身解放和发展的新体制。”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主旨追求。

　　记者:是。这句话很富思想性,我也差不多能背下来。我还看到《改革与战略》杂志全文转载了您这本书的长篇前言,报刊上也相继有评介。我想了解的是,您提出建立人本经济学的缘起,您为什么研究这个问题?

　　常修泽:说来话长。引起我对这个问题思考的,是在上世纪80年代前期国内发生的一场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当时我正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从事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依据研究。为了探究问题的真谛,我当时阅读了几本有关“人”的著作,其中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以及当时刚刚翻译出版的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卡西尔(Cassirer)的《人论》等。恩格斯1894年给《新纪元》杂志创刊号的一段题词——“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摘录自马克思)引起了我的思考。我想:马克思的话千条万条,恩格斯为什么唯独摘录马克思这句话?而且,恩格斯特意申明,除了摘出这句话以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这个题词,给我思想以很大震撼。不久后,1986年在申报高等学校青年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时,在谷书堂、徐振方、夏康达等老师的支持下,我提出了《社会主义人本经济学》课题申请报告,并列出八个部分的提纲。在报告中写道:“我认为,尊重人的价值,挖掘人的潜力,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基于这一认识,我想探索社会主义人本经济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尝试建立人本经济学。”

　　记者:“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很深刻。在20多年前,您就提出“尝试建立人本经济学”,算是比较超前了。

　　常修泽:其实,我觉得,这不算超前,是从马、恩那里引申出来的。你想一想,1894年是什么年份?时值恩格斯去世(1895年8月5日)的前一年啊。这是恩格斯积其一生之体验得出的重要认识,所以我在书中第一章就讲“促进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精华”。很遗憾,1986这一申报未获成功,但这个念头没有泯灭,它驱使我作为“自选项目”,逐步积累关于人本经济问题的研究成果。

“人本经济学”与“人的发展经济学”的关系

　　记者:您用的是“人本经济学”,但就我所知,国内有的论者用的是“人的发展经济学”,二者是一回事吗?

　　常修泽:除研究对象特定的国家制度外,就促进人自身的发展而言,基调是一致的。我之所以用“人本经济学”,就是要强调“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显然,人本经济学的核心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当然,历史地看,我当时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关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角度着眼的。当时对西方学者的研究是不够的。此后,随着研究的深入,视野有所开阔。我在《人本体制论》中也作了进一步分析。“人本经济学”也好,“人的发展经济学”也好,均是当代世界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结晶。当然,这里也有一个共性和个性的关系问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确立后如何研究人的发展问题

　　记者:您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和现代市场经济结合条件下人的发展”的命题,很重要。党的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那么,在新的改革目标下,怎样处理它与人的发展之关系?您是怎样研究的?

　　常修泽:这里涉及三大关系: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问题;二是人的发展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地位问题;三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到底应围绕什么“轴心”展开的问题。针对此,我作了三件事:第一件,1992年,我在《南开经济研究》发表了一篇笔谈《市场经济的发展意味着将使人获得一次新的解放》,提出:从这一角度来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说它是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第二件,1998年,我在为《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制度效应》一书撰写的“作者感言”指出:“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弊端在于对人的自由发展的否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解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关系、同时解放人的自身的新纪元”。第三件,是2001年,当时的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承担了为中共十六大报告起草提供《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重要问题研究》的课题任务。其中,由我承担的专题研究中,我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到底应围绕着什么‘轴心’展开”进行了思考。

　　记者:您能简要说一下您的基本结论吗?

　　常修泽:我的结论是:1、“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既要注重先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也要注重人自身的解放和发展”;2、“推进由‘计划人’向‘自主人’的转变是中国体制改革的核心”;3、前一阶段“我们还没有把人自身的发展作为一个独立的、完整的指导性理念提出”;4、“下一步要从促进人自身发展的角度来研究体制创新问题”。该报告于2001年以内部形式上报有关部门,为领导决策提供理论参考。半年后,《改革》杂志2002年第4期公开发表。

　　记者:您很早就在中共中央党校研讨会的报告中指出“按要素贡献分配”与“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差异性,这有独到见解。还记得当时是我约稿的吗,就是2003年上半年光明日报《理论周刊》用半版多的篇幅发的那篇《‘按贡献参与分配’的主体是谁》。

　　常修泽:当然记得,也谢谢刊载。你们大报的编辑对理论问题很敏感,也有思想。

　　记者:您当时特别强调了人本理念。

　　常修泽:有没有“人本”的理念,大不一样。认识到“人”的主体性,会产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觉。《‘按贡献参与分配’的主体是谁》这篇文章直接讲的是分配问题,但它背后蕴涵的是“人”的主体性问题。在那篇文章中,我之所以执拗地强调:正确的命题不是“按要素贡献分配”,而是“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是基于自己的“人本”理念——“按”的行为主体不是别人,而应是生产要素(即生产要素的拥有者)自身。

　　我一直认为,这个命题的深刻内涵在于,各类要素的所有者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不是由别人来主宰自己的命运。这是“人的主体性”的一个具体表现。其实,现在类似的提法还有,比如说,赋予谁自主权,赋予谁流转权,“让人讲话”等等。我认为有些提法值得商榷,因为在我看来,自主权、流转权、讲话权等等,都是“主体”内在的本来就应有的权利,不是你赋予不赋予的问题,而是你承认不承认、尊重不尊重的问题,正确的提法应该是“承认”、“尊重”。

“人本经济学”理论框架的五个要点

　　记者:您的新著《人本体制论》内在逻辑很强。这也是您建立人本经济学的一种尝试,一个理论铺垫吧?

　　常修泽:是的。是一种尝试,或者说“热身”。“人本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有五个要点。

　　第一,核心范畴:“人本实质论”。我认为有两种不同性质的“以人为本”:一种是侧重于从执政者“本治”角度出发的“以人为本”,我把此称为“人本工具论”;另一种是真正站在“人”自身的立场,谋求人的自身解放和每个人自由的全面发展,我把此称为“人本实质论”。“人本经济学”应摈弃“人本工具论”,树立“人本实质论”,并以此作为核心范畴。

　　第二,分析出发点:“人的三层含义论”。从横向分析,这里的人,不应指某一部分人,甚至也不应指多数人,而应指“全体人民”;从纵向分析,不应仅指当代人,而应包括后代人,是“多代人”的概念;从内核分析,不应是“单需”之人,而应是“多需”之人,包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参与政治社会生活、自身健康安全以及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

　　第三,理论主线:“双线均衡论”。即寻求经济市场化与社会公正之间的最佳“均衡点”。形象地说,就是“在社会公平和市场化两个鸡蛋上跳舞”,而不要把任何一个“鸡蛋”打破。打破了经济市场化这个“鸡蛋”,有可能倒退;但打破了社会公平这个“鸡蛋”,有可能动乱。我是把这一理论贯穿全书的。

　　第四,分析过程:“三个解放互动论”。“解放生产力”的关键词是“富强”;“解放生产关系”的关键词是“市场”;“解放人的自身”的关键词是“自由”。三者中,第一是现代化之基,第二是现代化之源,第三是现代化之本,要使之三向互动。

　　第五,内容展开:经济系统“四方论”和总体系统“五环论”。所谓经济系统“四方论”,就发展线而言,是四过程发展,即: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分配过程和消费过程的发展;就改革线而言,是四方位创新,即我书中讲的:“上改政府管理体制,下改微观经济基础,内创民生性可持续发展体制,外创‘参与’和‘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机制”。所谓总体系统“五环论”,就发展线而言,即是推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五方面的建设,以逐步满足“多需”之人不断增长的多种需要;就改革线而言,即是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和环境制度进行“五环式”改革,从而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制度保障。这就是我在书中论述中国第二个30年“五环式”改革的理论背景之所在。

　　记者:谢谢您接受采访。

　　常修泽:也谢谢光明日报对这个问题的持续关注。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研究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一主题,这也是我们搞研究的人最开心的事。

李义平　刊发时间：2009-09-21 15:00:00　光明日报

服务对象和研究目的的变化及发展

　　改革开放前,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学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中央政府。相当一段时期,整个社会如同马克思所预言的是一个社会化的大工场,没有宏观和微观的区别。占社会主流的价值取向主张限制甚至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经济学(主要是政治经济学
)研究的目的是如何做好计划经济工作。

　　改革开放至今,经济学服务的对象和研究目的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种变化集中体现在我们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整个社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企业成为经济发展的微观主体,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着基础性作用。这就使得经济学不仅要为中央政府服务,也要为区域经济、企业发展服务。在当代,经济学服务的目的是促进区域、企业以及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社会更需要“临床”经济学,需要解决实际经济问题。

经济学研究内容的变迁

　　新中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前,经济学(主要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充分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点,主要是证明向公有制过渡的必然性和正确性。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主要阐述有计划按比例规律、按劳分配规律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在学术层面则讨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价值理论,如何自觉利用价值规律和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等。

　　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学主要研究中国改革、经济体制的演进、经济增长模式的选择、对外开放和宏观调控以及资本市场等。在此时期,经济学的划时代贡献就是证明和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此,中国经济开始了波澜壮阔的发展。伴随着对体制变革和体制选择的研究,在微观层面,经济学对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和企业股份制改造、对民营企业发展、对所有企业的良性运行和品牌建设也做出了深入研究。在当前,经济学更是全力以赴地研究如何应对危机、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研究经济的科学发展。

经济学研究方法和武器的演变

　　尽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中曾经深刻地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然而,改革开放前的经济学,特别是新中国初期的经济学更多的不是对实际经济现象的归纳和抽象,而是从马克思在《资本论》里的既定结论出发,从公有制必然优越和人们必然大公无私,以及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等这些天然假设出发的演绎和推理。这种研究方式的关键是前提正确。如果前提有问题,推论的过程再正确,结论都会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从科学哲学的层面讲,演绎式的研究很难有大的创新,从实际出发的归纳,或归纳和演绎的结合才可能有创新和发展。经济学发展到今天,更多是从实际出发,是规范和实证的结合、归纳和演绎的结合、历史和现实的结合,既有理论的归纳,也更重视操作层面的研究。

　　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演变同时伴随着经济学武器的演变。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的经济学武器都是泊来品。这是因为现代经济学是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相伴而生的,是对市场的各种关系和市场健康运行规律的理论抽象,因而最先是发端于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和马克思不约而同地研究了英国最初的商品经济。但由于立场不同,观察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一样。没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这样的经济基础是产生不了现代经济学的。

　　新中国初期和改革开放前的经济学武器是马克思的经济学,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和以其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那时经济体制设计是以马克思经济学得出的结论为蓝本的,不仅是计划经济,而且认为只有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才创造社会财富,文教、卫生、服务等部门不过是对生产性劳动所创造的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国民经济的核算体系严格由此出发,没有GNP、GDP这样的概念。古典经济学以外的西方经济学被称为庸俗经济学。大学的经济学教学中以马克思经济学为主体进行课程设计,少有西方经济学的地位。即使介绍了西方经济学的某些观点,也只是为了用马克思的经济学加以批判。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学面临的任务的变迁,经济学所使用的武器也在相应地变化。首先,马克思经济学依然在发挥着指导性作用,但研究的问题发生了变化,更着重于现实问题,着重于挖掘其中关于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性规律,并提出要结合中国的实际发展马克思的经济学。其次,原苏联、东欧经济学也曾经被借鉴,特别是在讨论分权、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如何看待和认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短缺问题时。原苏联、东欧经济学是介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的设想,具有过渡性。随着原苏联的解体以及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苏联东欧经济学成为短暂的学术过渡。最后,西方经济学大量被用来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其原因,一是在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二是反映经济运行的一系列基本范畴和统计指标已与世界接轨,例如GNP、GDP等。三是世界经济越来越一体化,越来越面对着共同的问题。四是我们正在进行旨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有利于我们研究人类行为与经济制度的对应关系,有利于研究经济改革。

经济学的研究氛围与经济学的教学

　　改革开放前,包括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之前,受当时政治气氛的制约和研究对象、研究任务的限制,经济学研究氛围并不宽松。即使经济理论和经济现实之间存在着明显差距,更多时候也不是认为理论有问题而是认为实践有问题。对这种差异的解释是教条主义的,是从本本出发的。当时的中国经济学家提出“利润”概念,提出“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已经是那个时代的进步了,根本谈不上对体制本身的怀疑和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随着解放思想的推进,以及研究对象本身的变化和丰富多彩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经济学研究氛围空前活跃。中国经济学家有了对问题的争论,有了不同观点的碰撞,有了流派。经济学研究队伍也开始分化,有了服务于不同对象的群体。宽松的研究氛围产生了丰硕的成果,例如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代企业制度,民营经济的发展等的深入研究。

　　经济学研究的氛围也反映在经济学教学上。改革开放以前经济学的教学比较单一,教材也不丰富,缺少竞争。现在,经济学教学越来越与国际接轨,而且不同的高校经济学的教学具有不同风格,有了不同风格之间的竞争。

60年来中国经济学发展给我们的启示

　　中国经济学60年的发展启示颇丰:

　　——实践永远是经济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最早的古典经济学所以发生于英国,是因为英国商品经济发达。后来的美国学者所以多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因为美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学在不同时期的表现也是因为时代特点使然。今天,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给中国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思考空间。中国经济学有了作出杰出贡献的经济生活的基础,需要的是深入实践,忠于实践,忠于科学的理论概括。在笔者看来,中国经济学有可能的原创性贡献就是充分利用已有的经济学武器研究中国经济现实,并做出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理论说明和理论前瞻。

　　——经济学家应当有正确的价值取向。经济学家的价值取向应是促进经济学的发展,促进最佳经济体制的选择和经济本身的科学发展。经济学家为之努力的应当是对经济问题某一领域做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理论说明,提出相应的学术观点、操作举措。这也理所当然地应当成为社会对经济学家的评价标准。当代中国的自主创新和经济发展必须构建有利于创新的研究系统,必须能够把真正有研究能力的人吸引到研究队伍中来,而不是对“仕”趋之若鹜。据观察,研究成果的优秀与否并不在于有没有钱,很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研究是在没有“钱”的情况下进行的。

　　——大力提高智库的研究水平。智库研究是经济学的应用性研究在当代的体现。智库研究要求对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有前瞻性、预见性,措施必须有针对性。智库像医生一样,要对自己的“处方”负责任。中国的智库研究存在不少值得思考的问题:如存在一定的功能错位,使得智库的研究缺少前瞻性。又如缺少独立的第三方研究,许多是从现象到现象。这些都是值得关注并加以校正的。

　　——经济学家应当加强学习。经济学家的学习,首先是用先进的经济学武器装备自己。在借鉴经济学研究的成果时应弄清适应条件,避免新的教条。在中国经济学家感兴趣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存在着诸多误解,如简单发挥传统比较优势以致陷入比较优势陷阱的问题;以为二元经济理论就是向城市转移农村劳动力,以致简单的城市化并影响了农业发展的问题等。其次,应当学习我国的历史、文化,了解中国经济的“路径依赖”,经济学不是一把放之四海都能用的“螺丝刀”,它是一个开放系统,是在借鉴其他科学的研究成果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

　　——解放思想,造就人才,创造宽松的研究氛围。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已经认识的事物只是其中的很小一部分,解放思想的过程就是对未知世界不断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永远不会完结。越善于超越自我,就越会走在时代的前列。作为指导社会经济发展的社会科学,尤其需要解放思想。经济学研究需要时代英雄,应当不拘一格降人才。科学的评价标准和人才流动机制是经济学研究人才脱颖而出的有效机制。经济学研究涉及各种观点。有了各种观点的碰撞才可能科学,才可能发展,政府在决策时才有可供选择的比较。故此,宽松而活跃的研究氛围始终是经济学发展的良田沃土。

　　60年的中国经济学虽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依然任重道远,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例如经济、社会如何科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理论体系如何深化,如何建立以消费拉动的、内在的、良性运行的发展机制,如何加强经济形势的预期与科学有序的宏观调控以最大限度地避免经济大起大落,如何建立自主创新机制、提升产业结构,如何使区域平衡发展、使社会财富分配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和谐发展等等问题,都值得深入研究。我们有理由相信,有了60年丰富经历的中国经济学未来一定会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伟大贡献。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