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分湖北，振兴中国

曹 国 奇

提要：如何实现“中部崛起”战略，关键在于中部之中的湖北作为如何，那么湖北应如何利用其天时地利呢？本文认为湖北应该与周边省份进行战略合作，从而消弭湖北与他们间的激烈竞争，实现资源共享。这种合作可以通过三大经济圈的设立来实现。这三大经济圈分别是：以武汉九江为中心的长中经济圈，以宜昌重庆为中心的长上经济圈，以襄樊西安为中心的汉江经济圈。这三个经济圈中的重点应该是长中经济圈，所以本文将重点分析这个经济圈的构造模式。

关键词：三分湖北 与邻合作 经济圈 航母城市

一、          对湖北经济布局大格局的分析

由湖北省社科院前院长夏振坤提出的“中部崛起”已经被党中央认同，但是我们突然发现我们居然找不到“中部崛起”的气门，不知从何崛起。“中部崛起”现在仅仅是一句口号。作为中部五省（有的认为是六省），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和安徽，毫无疑问湖北是中部的中部，是实现“中部崛起”战略的关键，同时也是这五省中唯一拥有超大中心城市的省份，所以湖北的经济战略必须依据这个特点来制定，也只有这样湖北才能发挥九省通衢的这个天然优势，才能在“中部崛起”中起到栋梁的作用，否则九省通衢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是九省通困，是九省通塞。其它省份不愿与湖北相通，原因不在别的，在于武汉太菜了，实力不咋的。因此湖北的经济战略布局不能只看到自己，而是要兼顾兄弟省份。事实已经证明湖北靠外资发展不是个好办法，我们没有沿海省份的那种引进外资的优势。在外资路线上中部省份是搞不过沿海省份的，武汉在经济建设的浪潮中从老五变成老十后就是最好的证明。那么湖北是不是真的缺乏外资呢？个人认为不是的。湖北只要抬抬腿就“出国”了，湖北怎么会缺少外资呢？湖北的主要外资对象就是兄弟省份的资源，但是我们很少关注这种“外资”。

湖北与周边省份具有非常强的合作关系，湖北的发展需要他们的支持，他们的发展需要湖北的支持——确切说是需要湖北当带头大哥。但是我们没有带好这个头，甚至就没想到去带这个头。通过与兄弟省份合作兴建经济圈，我们可以化竞争对手为合作伙伴，大家共享资源，共同富裕。

为了“与邻合作”的战略实现，我们在这里必须批判湖北人不易团结的劣根性。湖北目前的战略思想是封闭的，短视的，是画地为牢，是自己跟自己玩，没有想到走出省外跟兄弟省份一起玩。这里不是说“8＋1”没有实际意义，但是“8＋1”的确反应了九头鸟的本色。湖北人一直以“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而自豪，其实这句话也反应湖北人的劣根性。湖北人的确很聪明，但是只是小聪明，算目前的蝇头小利还行，算将来的长远大利便一塌糊涂。九头鸟便有九个头在思考，各想各的，所以湖北人难于想到一起，难于团结。湖北的“8＋1”发展战略充分体现了这种劣根性，这种战略实际就是画地为牢。其实湖北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有这个打算，那时叫做“卫星”战略（发展卫星城市），结果是武汉周边城镇没有带起来不说，实际上还是它们还反过来在给武汉输血。武汉周边城镇的有钱人和有钱的企业，大多数都在往武汉跑。相反，武汉不领这个情不说，还充分施展自己的小聪明，将白花花的银子送给了别人（计划单列）。“8＋1”战略的本质诉求并非合作，而是大家都在精打自己的小算盘，都想攀上武汉这门富亲戚，其实质要武汉向它们输血。这是要拖垮武汉的。反之，武汉并非真的想跟这些小兄弟玩，只是因为老10后了，直辖市做不成了，省委也赶不走了，于是就拉这些小兄弟来壮大声势，而非真的要给小兄弟输血。正如那8个小城市所问，我们是听武汉市的还是听省里的？是我们向武汉投资还是武汉向我们投资？在招商引资上是我们向武汉放水还是我们向武汉放水？我们不得不提出这两个问题，在“8＋1”构造中，曾经被武汉市要赶走湖北省委省政府如何驾驭武汉市？省委省政府又如何面对听话的襄樊和宜昌？不是说武汉不该给周边小兄弟输血，而是武汉还没有那个实力，也没有与羊共舞的宽大心态。显然的事实是近15年来武汉周边小城市与武汉市差距越来越大，武汉在疯狂的吞噬这些小羊羔。

武汉的确是湖北的老大，也的确是中原地区的老大，但是它的身体欠佳，是矮子中的长子。目前的武汉吃补药可以，吃泻药可不行。熟悉湖北的人都知道，武汉与其周边小兄弟间没有什么的互补性，它们没有我们希望的那种合作基础。比如武汉的汉正街小商品市场，本来应该是周边小城市的小商品集散地，但实际不是这样，它是江浙广东的小商品集散地。可以想象，周边城镇的稍大点的批发商和零售商有谁愿意到汉正街进货，被它盘剥一次？这里不探究是什么原因造成武汉与周边小兄弟间缺少互补性，多了互争性，只是要求我们湖北人要正视这个事实。湖北的发展战略要立足走出去，请进来，所以湖北应充分考虑湖北与周边省份关系，充分考虑与兄弟省份战略合作。如果湖北忽视这种战略布局，那么湖北就会与中部其它省自相残杀，结果只能是九省通衢变成“8＋1”的九市通衢，这是很悲哀的。

那么湖北应该建立怎样的战略布局呢？这里我们先得明确我国经济的大格局是什么。自古以来，我国的经济都是从东南向西北推进的，现在更不会例外。所以从湖北的地理位子和已有的经济实力看，湖北的战略布局应该是三足鼎立，以顺应我国经济的这种大走势，以顺应两江给湖北造成的丫字型结构，当好中部地区的带头大哥。这三个足分别是：一是武汉、黄州、鄂州和黄石（下称黄州、鄂州为‘武黄’市[1]），二是襄樊、十堰、枣阳和随州，三是宜昌和恩施。湖北应该充分利用这三足与周边省分一起建立三个经济特区，共同经营。这三大经济圈分别是：以武汉九江为中心的长中经济圈，以宜昌重庆为中心的长上经济圈，以襄樊西安为中心的汉江经济圈。湖北只要钉牢两江的丫字型这三个根系，不愁不发展；中国只要钉牢两江的丫字型这三个根系，不愁中部不崛起。

这将是一种高强度的合作关系，这种强度与在我国和周边国家一起在两国边界建立一个由两国共建经济特区时，所需要的合作强度一样大[2]。这是一个不小的难题，但是它可以化解中部几省间的明争暗斗，使大家都朝一个方向努力，是一个大好的事情。

（一）在襄樊、十堰、枣阳和随州这一足中，襄樊是中心城市，他将与河南南阳、陕西西安及汉中构成汉江经济圈。河南西南部和陕西南部地区要发展会得依靠襄樊这个跳板不可，同我国古代兵家必争襄樊一样，现在西北经济的发展也必争襄樊。襄樊现在是西北的商家必争之地。南水北调工程从这里开始，已经为“西北商家必争襄樊”作了一个注解。

（二）在宜昌和恩施这一足中，宜昌是中心城市，它将与重庆一起构成一个长江上游经济圈，直接辐射湖南西北部。就目前而言，重庆是这个圈的中心城市，但是由于重庆的发展得益于三峡阻隔，四川的长江出口到此为止，所以很难说未来的重庆还有这个地位。随着沪蓉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的开通，三峡阻隔消除，这样在我国经济由东南向西北推进的大格局下，宜昌在将来很可能会取代重庆，取得这一足的主导地位。但是不管怎样，这一足还是一个双子星系，只是哪颗恒星大点哪颗恒星小点而已。这就是说宜昌并非只是旅游城市，将来很可能还是资源加工和集散的城市。我国是东南经济发达，但是资源却在西北，这便奠定了宜昌的特殊地位。四川、湖南西北部、贵州、云南、西藏以及泰国、缅甸等国都是资源十分丰富的地区，但是那些大山里的确不适合现代化大城市的运作，它们的资源得走出来，而宜昌正好是这些大山的出口处，是这些大山资源输入长江经济带的集散地。这点是重庆不能比拟的。

二、          长江中游“三市一体、四市一家”经济圈的基本模式

在武汉、黄州、鄂州和黄石这一足，由于黄州和鄂州只是一江之隔（鄂城与樊口间还有条小河），跟武昌、汉口和汉阳一模一样，它们完全是武汉的翻版，所以本文称这四个城市为三个城市，其中黄州和鄂州算一个城市。这三个城市紧密相连。这种情况是自然形成的，在全世界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这么预测这三个城市的将来：如果是自然发展，则在不到100年内这三个城市的城区将会无缝相连。毫无疑问，这种“三市一体”的超级航母城市既是上天对湖北恩赐，也是上天对中国人智慧的考验。我国只要打好这张牌，不愁“中部崛起”不全面启动，不愁中部地区“农转非”不取得进展。湖北的经济布局应该顺势而为，先打好东部这张牌，再谈其它。

但是，由于我国经济大势是从东南向西北推进，所以这个超级航母城市的建设必须需要江西九江市做跳板。江西与湖北（主要是黄冈地区）一样，都是中国工农红军主要的诞生地，两省主要诞生红一、二、四方面军及红25、27、28军，但是江西比湖北更惨，在经济建设中就没有一个出气口，活活地闷在那儿。如果九江市能够纳入湖北“三体航母”这一足，那么江西就有个出气口了，从而带动江西的经济发展。从另一方面看，九江市也必定是湖北“三体航母”的东出气口，也是长三角经济向西挺进必经跳板，通过它也将使湖北“三体航母”能有效辐射江西和安徽，加强南昌、景德镇、合肥、安庆、巢湖、芜湖等地与武汉的联系，从而结束武汉向东辐射无力的局面。如果湖北不能将九江市纳入自己的经济圈，那么九江市必定拦截湖北的东来风，与“三体航母”争食，这对双方都是一个最坏的选择。

可以这么说，黄冈地区（或鄂东南地区）为武汉市的形成贡献了3/4，它们是黄陂、黄冈、鄂州共同贡献的汉口和武昌。另1/4是汉阳，它是沔阳贡献的。这种历史结构与我国经济由东南向西北推进的大势是相符的，以此，反过来说，武汉在目前这种发展无力的时候，要想谋图奋进，也得饮水思源，应向东南寻找帮手。事实也是这样，武汉市城区向西北扩展就显得比较艰难。应该说吴家山本来的基础是很不错的，且是离武汉最近的周边城镇，它是武汉最早的经济开发区，但是这个开发区与后来的在东南方向的开发区相比，生机的确少了许多。东南方向开发区的活力大些，在于那里的周边城市能给开发区提供反辐射（沌口开发区在于武昌的反辐射）。武汉没有上海那么强壮的身体，仅靠自己力量就能将开发区（浦东）搞得生机勃勃。武汉的身体不扎实，它的发展就得依靠别人的支持。这个支持的主力只能是来自东南方。

武汉的经济风主要是东南风，这是不争的事实，同时武汉东南周边城市又离武汉近，实力强大些，也是不争的事实。武汉与东南周边城市有很强的互补性，合作的基础很好（比如武钢就得益于鄂州和黄石的无私奉献）。显然过去的武汉市没有充分看到这一点，明显的失误是天河机场的选址。武汉是个扯长扯长的城市，为什么飞机场要设在武汉的顶西头，而没有设在武汉的腰部？假如武汉市意识到自己应向东扩展，接受做中央的孙子而不是儿子这个现实，就会按照接近武昌的方式来构建，就会优先开发江北的堤角至阳逻这个区域。这个区域的对面仍然是武昌，处在武汉市的腰背部。那里本来有很多工厂，但是由于战略布局上的失误现在是一片废墟，这是很可惜的。如果当初将天河机场设在这一块以开发这个区域，它仍然是黄陂地域，但是结果大不一样。先是与武昌相呼应，加强武汉市城区的密集程度，提高资源利用率；二是武昌离这个开发区近多了，大大减轻市内交通压力，节约交通时间；三是黄陂县城（现在好像叫盘龙城）通过这个飞机场已经与这个开发区连为一体了。现在困境是长江二桥、天兴洲大桥、阳逻大桥、二七大桥都集中这个区域，它们却都与天河机场没有直接交通关系，而且在汉口至机场间现在却还得再修建一条与原机场高速并列的机场高速。这已经足够说明武汉在飞机场及其开发区选址上有多么失策。在一个东西跨度很长很长的城市（直线距离约30多公里），放着城市腰部不开发，却开发顶两头，这是很怪异的。

黄州和鄂州仅一江之隔，都有悠久历史，也是冤家对头，谁也不服谁，这的确体现了九头鸟难于团结的劣根性。1983年它们曾经合二为一，但是很快又分家了。这一分家使二者都损失严重，都失去紧接着的城市大跃进这个良好时机。按理猜测，如果它们没有分家，则它们会像其它所有城市一样，在近20年内会迅猛发展，两市现在的经济总产值在全省排第二不是问题的。可惜的是，九头鸟的小聪明贻误了这个大好战机。

黄冈地区（黄州）在湖北省是有其特殊地位的，是著名的科教文化地区，在湖北古代历史名人中它独占30％，还略强。黄冈地区现代名人更多，占湖北名人的40％以上。其科教文化的密集程度在全国其它地方也不多见，《本草纲目》、《西游记》、《二程全书》、《资本论》、黄梅戏、活字印刷等都来自这块小小的黄土地（或其作者来自这块土地），已见证黄冈的神秘。现在的“黄冈秘籍”能名扬天下是有其历史渊源的。在秦朝以前黄州的地位不如鄂州（鄂城），那时鄂州（鄂城）是楚国的王都，是大楚的第二都市，与现在上海在全国的地位相当。

鄂州（鄂城）没有黄州有名，这不在于其历史沉淀少，而是在于古时没有鄂州这个称谓。鄂州在三国前为鄂县，自吴王孙权定都于此后鄂州便被称作为武昌。鄂州（鄂城）对武汉贡献最大的可能是让出了自己的名字——武昌，这是近代民国的事情。虽然在三国时代鄂州是吴国的国都，但是秦朝以后的总体水平还是黄州政治地位高些。鄂州不像黄州那样主要因政治和军事而发迹，它主要是依靠经济作支撑。鄂州历史地位之显赫由湖北简称为“鄂”，没有简称为“荆”、“襄”等，就可以窥见一二。必竟著名的辛亥革命中近100位“将军”是鄂州人。这里只是希望这对难兄难弟能尽快冰释前嫌，合成一家，以便抓住接下来的发展机遇。

黄石原本是黄冈或者鄂州的一部分，它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建成的一个城市，主要是靠资源加工立市。它曾经是湖北第二大城市，现在让位于襄樊。同世界所有资源城市一样，黄石现在也面临转型的瓶颈。在这个时候黄石应该努力抓住目前“长中经济”这个大好时机，尽快融入武汉经济圈。这要求黄石必须向西向北扩展，开发江北经济区（江北现属黄冈地区管辖），以迎接九江和合肥的东来风潮，同时北接武黄市，东应武穴市。

在“三市一体、四市一家”格局中，九江市是江西、湖北、安徽三省的交汇点，它必须向江北（西）扩展，以便利用“三体航母”这个超级航母城市的资源，同时以便辐射安徽。这可能要求湖北借块地皮给它（现属黄冈地区管辖），按合作的方式建设九江市。如果按照这样的设想发展，100年后九江市有可能通过武穴市与“三体航母”直接相连。

“长中”地区这种的城市航母舰队是自发形成的，我们应该好好利用它，促使它早日诞生。毫无疑问，一旦长中经济圈形成，那么“8＋1”要实现的目标必将超量实现。

最后，这里不得不提及咸宁市。咸宁市是武汉的南大门，离武汉同样很近，但是在战略布局上个人觉得它与黄石更有关联性。这种关联性主要由交通动脉决定。我国目前的交通大动脉主要是南北向，体现的是政治经济，而不是资源经济。毫无疑问资源战争即将在世界范围内打响，资源经济将是世界经济的主角。从资源经济角度看，我国需要的是东西向的交通动脉，这样将来会有两条东西向的交通动脉经过湖北，一条是“缅甸——云南——贵州——岳阳（长沙）——咸宁——黄石——九江——合肥——徐州——朝鲜半岛”，另一条是“缅甸——云南——贵州——宜昌——襄樊——河南——山西——内蒙——外蒙——俄罗斯——日本岛”。毫无疑问，资源将是未来经济发展的瓶颈，东西向交通建设必定是我国交通建设的重点，自然在中部地区的“常德——岳阳——咸宁——黄石——九江——合肥”交通建设也显得异常重要。如果“三市一体、四市一家”布局成功，那么这条交通动脉没有必要绕道武汉，而又能被武汉直接利用；那么这条交通动脉将有效将湖南西北部纳入长中经济圈。

曹国奇

像目前这样年年要中央调整个税起点，年年要中央调整调整最低工资，中央也很累。我们能不能将个税起点与经济增长速度或者平均工资通过比例数联系起来，以后每年按照这个比例数执行就是了。比如我们可以规定工资为当地平均工资的3倍为个税起征点，这样由于平均工资总是在变动的，所以个税自然随它变动。由于有“当地”二字的限定，那么各地方的个税起征点不一样，这有其合理性的一面，更加公平。当然也有不合理的一面，它将使落后地区个税增加。但是这不是难题，我们只需加上“工资低于全国平均工资n倍不征个税”一条规定就可以解决。当然也可不考虑“地区”差别，全国起征点一样。

下面是个人多年前就提到的一个治国方案，我想这方案仍然值得中央考虑。

科选社会（治国n计）之八——“法令比例化”

曹国奇

提要：计划经济学就是指从群体合作角度考察经济活动的学问，而市场经济学就是指个体分工角度考察经济活动的学问，所以，如果合作与分工是经济学的基本逻辑，那么我们经济学就一定等于计划经济学＋市场经济学。当然，经济学中还得加上研究二者组合的学问，那是什么学问，目前看不清楚，所以也不谈它。本文主要是整理与战友精忠岳飞（打仗的网友）的打仗心得，是讨论关于群体角度下产权多重性的问题，并指出下放公有企业产权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

关键词：产权 群体 个体 层面 计划 自由

在市场经济学看来，产权是具有唯一性的，所以一事物不能同时既属于你也属于我。所谓明晰产权主要就是指界定清楚事物在同一时间内的唯一主人是谁（对事物的支配和使用等权力不是本文要讨论的）。但是在计划经济学看来产权是多重性的，既是你的，也是我的，也是他的，我们很难明晰产权。在群体角度看，大家是合作，所以群体的一切都是大家共有的，但是这种公有性又受社会组织特性和消费特性的严格制约，于是具有私有性质的产权也是必须的。我们社会的组织模式一定是层次的（这个问题后面会论述），我们的消费最终一定是个人的。消费这个特性是很私有性的，他决定一切共有之物最终都得私有化，而产权则是完成这个步骤的重要法律和道德程序。所以群体的任何事物的所有权都两面性，一面是个体（个人），一面是群体（大家）的。比如周其仁，他是北大教授，带了10学生，这10个学生是他的，可是北大也能说这10学生他的。当然在北大看来不仅仅那10个学生是他的，周其仁也是他的。这就是从群体角度看问题的与从个体角度看问题的差别。

群体就是一帮人及其物按照一定关系的集合，经济学中主要是考察按照行政关系组成群体的经济行为，而产权或者是所有权就是指群体内各个体与各个物对应的属主及其支配关系。在群体角度看，群体是依照属种逻辑来分类的，但是在这里我们遇上一个很讨厌的问题，语言没有给我们提供相应的属种概念，所以国家是群体，省市也是群体，企业也是群体，乱糟糟一片。在属种关系上语言给定的两个概念是群体和个体，它们是这样区分的：上级群体为群体，要管辖很多小群体；下级小群体是个体，归上级管辖。目前最值得我们考察的经济群体是通过行政关系结合成的群体。在行政群体中最大的最高级的群体是国家，最小的最基础的群体是家庭。市场经济学主要考察的是一个层面的群体的经济行为，即企业群体这个层面的经济行为，是考察企业与企业的经济关系。任何企业都是一个群体，它们在市场经济学中被抽象成个体，所以那里没法解构理性人的理性的是如何形成的，而这个问题似乎是计划经济学中一个值得考虑问题。

由于“精忠岳飞”战友首先选择产权问题考验计划经济学的解释能力，而本人也正好现在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这个问题，所以本文就简单地之乎也者一下——本文也只能这么简单地之乎也者。由于头规律的决定（注：头规律是指凡有组织群体中一定有个头，且是少数个体当头。无论自然界还是生物界，这个规律是没有反例的。），群体总是按照属种关系构建的，而在合作上看群体一切又都是大家共有的，那么物品就无所谓产权。但是这里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群体内的A字型结构。不知道是什么规律的决定，一个人直接控制的人数不能太多，而是很有限的，个人估计这个数字大概是1:（20～50）。这样，如果群体有100人，那么就需要在总头下面至少设置两个分头。这样的结果是，如果群体的人数太多，则总头下面不是直接就是个人（群众），而是头下面还有小头，小头下面再有更小头，最后才是个人。比如从中央到地方的头就是一级一级这样分割下去的。数学上看这种逻辑层次是无穷的，但是实际中的逻辑层次不可能有那么多。比如有100学生的学校，可能要分成两个系，四个班，一个班25名学生。校长是总头，掌管学校这个大群体，凡是学生从事的以学校为名义的活动校长都会直接指挥。系主任是一级小头，上对校长负责，下管辖班主任；班主任在上对系主任负责，在下直接管理学生。当然还有班长、组长、课代表等等。总之，人类的任何一个群体都是按照这个方式构建的，主要由头规律和那个不知名的规律共同决定的，形成A字型结构或者金字塔结构。

群体内的A字型结构决定一个事实，任何物的所有权不是唯一的，而是多重的（严格说是多层面）。比如一块土地，在市场经济学看来企业是它的唯一主人，但是在计划经济学看来这块土地还有很多层面的主人。地区（省市、村庄等）也是这块土地的一个层面的主人，国家（中央）也是这块土地的一个层面的主人。自然，这块土地在企业内部还会继续分割给各个子企业，如分公司、部门、车间。毫无疑问，每个层面的主人都可以说这块土地是他的，从而行使相应的权力。比如东湖光纤的那块土地是武汉市的，虽然在买卖关系上是武汉市已经卖给东湖光纤。如果按照市场经济学给定的产权定义，武汉市应该对这块土地已经没有产权，不能行使任何权力，但是事实绝不是这样。在武汉市看来，整个东湖光纤都是他的，所以他必须且必须行使相应的主权权力，比如税收、安全、赔偿、生产指标等等。东湖光纤不是上海的，也不是北京的，所以北京和上海就没有权力对东湖高薪指手画脚。同样是这块土地，东湖高新可以再将它卖给美国某个企业，但是他不能出卖武汉市和中国的这两层面的所有权，这样这块土地虽然被某个美国人买走了，但是这块土地仍然是武汉市的，仍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产权的这种多重性在历史上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难题，比如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就面临这个问题。当时很多人担心这样的问题，如果一块土地卖给外国人，那么这块土地是算外国的还是算我国的，我国会不会又出现解放前的租界问题。当时我国还不知道产权这个概念，这个问题最后是由邓小平解决的，用使用权和所有权的差别来解决的。我国只出卖土地使用权，土地的主权必须由我国政府行使。显然这种办法对我国的土地改革的影响是深刻的。如果我们明晰产权的多重性，那么我们就知道企业经济行为只是买卖土地在企业这个层面的产权，土地其它层面的产权，比如地方和中央的产权，没有发生变更。土地在中央层面的产权也是可以买卖的，俄罗斯政府就与美国政府间发生过这种交易。同样，这个层面的土地交易也不改变土地在企业层面的所有权，这就是说本国将某块土地卖给国后，这块土地上的企业仍然是本国的。

企业内部也是一样，按照市场经济学给定的产权定义，它的产权是老板的，老板可以随意处置它，但是实际中显然不是这样。且不说地方政府对老板的制约，就是在企业内部老板也不能随意处置。比如企业内部某种项目原本由甲部门负责执行，现在老板决定改由乙部门执行，那么此时会发生什么呢？甲部门自然得执行老板的决定，但是通常情况下甲部门不是无偿执行，而是有偿执行。老板或者乙部门得向甲部门支付一定的转让费！那怕是军队这种严格执行计划配置的地方，这种转让费也总是合理的，经常发生。

当然这里不是没有问题，如果一个事物（比如企业）的直接属主改变了国籍，那么这个事物各个层面的所有权该怎么改变？比如这个企业现在该是本国的还是也跟着改变国籍，成为外国的。

现在我们可以规定市场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了，他实际上是考察群体某个层面的经济行为，主要是考察企业群体这个层面的经济行为。那里讲的产权实际就是这个层面的企业产权，那里讲的自由实际是这个层面的自由，而其他层面的经济行为（包含政府和企业内部的经济行为）不在市场经济学考察范围。

任何一个要素的产权都是多层面的，至于每个层面的群体的经营权有那些，怎么执行，那是另一个问题，是我们今后要致力研究的。产权的唯一性只是在同一层面才表现出来，是指横向上的唯一性。就目前来看，上一级群体的经营指令对下一级群体而言，总是具有计划意义的，应由计划经济学解释，而同样是这个计划指令对于同级其它群体（个体）而言，是自由的，由市场经济学解释。比如我国中央的某个计划指令，对于我国的企业而言具有计划意义，而对于同级的美国而言，那是自由的。由此有：

任何一个经营指令在纵向上具有计划性，在横向上具有自由性。

任何企业可以在纵向上接受其上级的指令，也可以强迫其下级企业执行其指令。

任何企业不可以在横向上接受其它企业的指令，也不可以强迫其它企业执行其指令。

由此有：竞争总是倾向于在横向展开（不是一定在横向展开），计划总是倾向于在纵向展开（不是一定在纵向展开）。

群体可以按照很多关系来确定，比如工会和商会是一种关系，朋友是一种关系，依照它们会确立一个群体。确立一个群体存在的主要关系通常只有一个，但是绝不是一种关系就能确立一个群体。这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解构。任何一个个体都可以依照不同关系同时归属于多种群体，比如可以依照行政关系归属政府群体，可以依照商品关系归属部门（或商会、协会）群体。导致我国房价的暴涨的原始因素——温州炒房团是依照朋友关系和地域关系结成一个群体的，它们成功地将竞争关系转化成合作关系。我国进出口企业间显然缺乏这个转化，缺乏这种合作，结果是我国在国际上失去定价权。

毫无疑问，工会、商会、朋友是对经济活动具有重要影响的。我国在与美国的经济战中总是败绩累累，首先是在于中央政府没有意思到他的产权是什么。也许是被极端计划主义搞怕了，中央不愿正视自己的产权。其实，在国家与国家间贸易上，自由是加了一层滤纸的，只是渗透的自由。这里，最重要的经济要素的流动是绝对不自由的，这个要素就是人。任何人没有资格到其它国家去享受平均分配（共享）的好处，也没有资格到其它国家去享受平均分配（共享）的坏处，市场经济学中强调的自由到此终止，共枯共荣到此终止。一个国家所有进出口企业都政府群体下的个体，应由政府进行统一安排，以体现大企业（国家企业）的内涵。个别进出口企业在这里只有渗透那么点点自由，不能有太多自由。其次是我国企业的商会和朋友关系高度淡薄，这里远远没有形成组织特性明显的像温州炒房团那样的群体。只要反思一下我国对大豆加工市场的失去，只要反思下我国对国际定价权的失去，我们就知道我国被极端自由主义和极端计划主义害得有多惨。这里分析我国是怎样失去大豆加工市场的，以考察我国的失误在哪儿。首先是美国政府发动其媒体和科学家宣扬其大豆的出油率高，品质纯，而对其大豆是转基因物品一字不提。接着其经济学家拿出李嘉图的自由贸易主义算经济学账，进口美国大豆有什么好处，而对人口不能自由流动的事实一字不提。显然我国政府和媒体没有任何对应的措施，虽然我国媒体是集权管制的，更容易搞这种联合行动。跟着美国政客游说中央政府，当然还打出了WTO大棒。于是我们全面放开了大豆市场（幸好当时没有全面放开粮食市场），结果自然是我国自己生产的天然绿色大豆反而没有人要了，于是农民不再种植大豆了。这时美国企业使出了杀手锏，露出狰狞面目，原来价格低廉的大豆期货市场突然暴涨，于是国内食用油加工企业因订购期货大豆而全面亏损。这时我国政府仍然无为而治，没有出手“救市”，于是美国政府帮我们“救市”，很多企业进来合资。先是半调子食用油加工企业进来合资，将我国加工企业的价格压得爆低，自然在这种情况下合资不好进行。接着才是真格的，准食用油加工企业进来合资，还将我国食用油加工企业的价格向上抬高一把。到此时我国食用油加工企业已经是感激得泪流满面了，不与它们合资与谁合资？合资后就好办了，因为我国的企业法人是代表，人家企业代表是法人，于是合资企业很快被洗白，都是美国人的了。为什么美国企业的步调那么一致且有计划？我们不得知之，但是可以猜测这是由于其中央政府计划的结果，是其商会计划的结果。表面上看只是美国的大豆加工企业在跟我们交易，而实际上是其政府、银行和期货市场等等都出动了，而且连环计一个接一个。显然，其中的半调子食用油加工企业是来唱白脸的，是充当打手的，真正的合资者是准食用油加工企业。

最后强调，我国以前的计划是极端的计划，是计划主义，那严重限制了企业应有的自由，对经济建设严重不利。科学的计划是什么样的，本人不知道，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

二、我国公有制下的产权混乱

一直面临这样的问题，当我们提到计划时，人们马上反应那是公有制的东西。其实计划是与所有制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计划和市场是依照合作和分工这个经济学逻辑演变出来的两种经济管理模式。合作就得计划，分工就得市场，这是纯学术性的东西。人们这种反应的根本原因可能在于学术上的意识形态的对立，这种对立导致经济学（主要是西方经济学）一直排斥计划，以致合作这个经济学脉络一直不被我们重视。当然直接原因是社会主义国家奉行极端计划这个事实，在这个事实的打击下人们不得不谈计划色变。

依照产权的层次性，所有企业体自身的产权（市场经济学中讲的产权）应该在同一个逻辑层面，只有这样各个企业才是处在同一个平台，彼此间才好展开竞争。企业其它层面的产权是行政性的，其所有者只能凭借这个产权从事行政性职能，不能参加企业的直接经营活动。但是我国公有企业的自身产权不是这样，而是分散在各个逻辑层面，有的企业的自身产权是中央的，有的企业的自身产权是省市的，有的企业的自身产权是县区的，有的企业的自身产权是街道和村庄的，有的企业自身产权是部委的，有的企业自身产权是厅局的……。这便导致整个公有经济体系高度混乱，从而效率很低。比如某行业，一部分企业的自身产权是中央政府的，一部分企业的自身产权是省级政府的，一部分企业的自身产权是县级政府的，那么这里必将面临这种混乱：在行业行政性管理上的所有最高指令都是中央制定的，但是由于中央有自己的企业，自然这些指令总是对央企有利，对省级和县级企业不利；同样，省级政府也有相应指令，其指令自然总是对省企有利。结果我国就必然是这种局面：一是各个公有企业间的竞争不可能在“公平”的条件下展开，二是政令不畅，三是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对于第一点我们好理解，显然的例子是国资委。本来国资委的行政任务是管理全国所有公有资产，但是他实际上只是管理了央企，用国家的财政收入大势武装央企。显然，国资委、信息产业部、教育部、广电总局等等实际上都是央企委，但是很显然他又能以国家的身份发布政令，号令全国所有公有企业。第二点主要在于各级政府的指令都必然会卫护自己亲儿子，具有倾向性，于是每个下级政府都会设法另搞一套，以对付上级指令，保护自己的亲儿子。这样一来便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局面。毫无疑问，由于上级的政令本身就不公正，理短了，所以上级明知下面有对策，也不好与之理论，只好接受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局面。这样一来自然是全国一盘散沙，各自为政。第三点的地方保护主义盛行是大家知道的，但是有一点我们很少注意，那就是中央是地方保护主义盛行的总根源，总头目。如果中央政府利用国家名义保护央企是自然的事情，那么地方政府利用地区名义保护自己的企业就是必然的事情。

我国这种公企产权的不明晰是集权体制高度发展的结果。毫无疑问，新中国的建立不仅没有推翻集权体制，而且还将集权体制发展到无与伦比的高度。直辖市和央企的存在显然大大削弱地方的经济能力，使之反抗的资本大大缩小，这对中央的统治是十分有利的。当各级政府都这样高度集权时，我国的政府机构便是两之手用钱了，一只手是税收，一只手是企业。各级政府的企业都是各级政府的存钱罐，国家的资源被行政指令大量地输送到这些企业，最后流到政府的腰包。不仅如此，各级公有企业也是各级政府的最佳遗产，被各级太子党所继承。

在这种体制下，由于土地的自己产权是很基层的，归生产队，所以每个上级都可以打着国家名义来征用，进行无度的盘剥，结果土地的真正主人——农民反而一无所得。

也许中央在十几年前就意识到这种产权不明晰恶果，要求地方各级政府下放权力，不许行政部门拥有经营性企业，但是这些中央政令根本没有被执行。原因很简单，在与此同时央企规模在迅速壮大。中央有存钱灌，地方为什么不能有？正是因为这种混乱的公企产权给各级政府及其个人带来巨大好处，所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凡是涉及到明晰这种产权的地方便卡然而止。很多人认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可以告一段落，我是不这么认为的。实际上我国经济体制弊端的总根源并没有触动，不仅没有触动，而且是更加不可触动。假如所有公有企业的产权都在同一个层面，那么他们间的竞争同样是惨烈的。个人认为，虽然公企私有化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大法，但是由于练这个大法容易走火入魔，触动政局，所以目前还不宜实施，至少是不宜大面积实施。目前，下放公有企业的自身产权才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这个改革既是增加公企活力的必须，也是给私企释放发展空间的必须。

曹国奇

    提要： 我们经济活动从来不是个人对自然的活动，从来不是个人对个人交换活动，而是群体对自然的活动，而是群体对群体的交换活动，但是已有的经济学理论，包括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在本质上都是市场经济学，都是以个人对自然，以个人对个人的交换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这种研究方法实际是假设没有计划约束时会是怎么怎么样，而有计划约束时又是怎么怎么样不曾被我们关注。假设没有计划约束给我们的研究带来的最大方便是，可以将复杂的群体抽象成个体，从而不用考虑群体下的一切组织和安排。但是这也是致命的，因为合作永远是靠组织和安排来完成的，而这种抽象使我们失去了研究合作的任何机会。显然的实例是，马克思没有注意到计划约束会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了兴旺发达，会使资本主义社会垂而不死。

    如果说合作与分工是经济学中永恒的命题，那么可以肯定，已有的经济学理论从没有真正考察过合作，即使是制度经济学也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严重性。也正是由于对合作理解的不清晰，所以在社会主义国家简单地将公有制当作是实现计划的唯一方式，结果一败涂地，以至我国现在谈计划色变，变成唯市场论。个人猜测，当我们真正考察合作时，我们很快会建立其另一个经济学——计划经济学。通过计划经济学的建立我们可以考察群体（被市场经济学中抽象成个体的部分）的内部组织和安排，从而解构“自私人、理性人”假设的内涵是什么，从而为企业和国家的管理行为提供指导。本文，也许是本人，不会研究计划经济学是什么，只是呼吁我们应该有计划思想，只是警告我们已有的经济学还是一个独腿人。

    关键词：自私 利他 群体 个体 合作 分工 计划经济学 市场经济学

    在经济学活动中，给定任何一个群体，它对外永远是群体的，不是个体的。但是这种关系在经济学中不是这样，而是任何一个经济体具有两面性，它一面是群体的，一面是个体的。个体的一面不是真实，只是学术抽象。这种抽象给我们带来的致命错误是，使我们忽视了群体内部的组织和安排——即计划。群体内部组织和安排被“自私人、理性人”一笔带过了，这是市场经济学送给我们的最遗憾的礼物。显然，一个家庭、一个企业和一个国家的自私和理性总是一帮人的秉性和想法归总，这种归总最终是由计划来完成和体现出来的。

    真正经济活动一定是“计划+自由”。我在很多地方提及“经济学=计划经济学＋市场经济学”的观点，但是没有论述，今天论述下。经济学为什么要分为计划经济学和市场经济学呢？这在于我们的实际经济行为是合作与分工，而合作自然是群体的事情，不是个体的事情。群体的事情总是需要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于是需要计划。毫无疑问，当合作使我们用同样的付出获取更大收益时，合作也消减我们每个人的自由。参加合作的个体不再是绝对自由，想怎么着就怎么着，而是必须遵循群体的某些“法律”。也许在自由主义看来这种自由的牺牲不可接受（主义在学术上等于极端），但是我可以肯定他们忘记了生存才是人类的第一任务。我们都面临一个共同的强大得不能再强大的敌人，一个决定我们存亡和延续的敌人，这个敌人就是自然。地球上的生命历史告诉我们，合作是我们在自然面前少些失败的根本大法，是我们获取更好生存和延续的根本大法。所以单细胞生物选择合作组成多细胞生物，多细胞生物个体选择合作组成群体。当达尔文强调优胜劣汰的自然机制时，他没有告诉我们怎样才能获得机制中的优势。在达尔文看来留下来的就是优等的，于是机会主义的幸存者者就是优等的，就等于效率。孟德尔告诉我们另一个机会主义事实——变异，这是比蚂蚁被我们踩死更有决定意义的机会主义事实。进化关键是变异，千千万万个变异中总有一个是对的，它将依照机会主义原则保留下来。如果变异是获取生物学意义上优等的根本手段，那么合作就是社会学意义上获取优等的根本手段。如果达尔文F1代继承了达尔文的遗志，他会发现合作是比优胜劣汰更具有生物学意义，它是群体从文化上获取优等条件的决定力量。显然，千千万万个的文化变异是群体进化的关键因素，至少是对于高等动物而言这是不变的真理。

    毫无疑问，生物的进化是群体的，决不仅仅是个体的，群体总是意味着某种程度的合作。显然这种群体进化思想没有被引进经济学，尤其是西方经济学。为此，西方经济学不得不很可怜的说经济学不讲道德，冷酷地将市场中的淘汰者抛弃，不考虑他们的存在。马克思理论被人们信仰正好在于它捡起西方经济学抛弃的人群，但是它的遗憾是它也采取“主义”的做法，用另一个极端对付它批判的极端，它又抛弃了市场上的成功者。总之，我们群体，或者说是合作，被我们经济学理论打破得七零八落，彻底被它们抛弃了。市场经济学理论只是承认“合作与分工”这句话，接着抛弃合作，真正研究的是分工这个脉络。

    当我们的经济学将一个以个体为基础的优胜劣汰法则当作最高指示的时候，那不过是三岁婴儿拿块尿布当国旗。合作从没有被我们少喊，但是也从没有跨过我们嘴唇，进入我们的大脑。人类是有组织的群居动物，组织程度之高或者说合作程度之高，是无与伦比的。完成这种高强度的大规模的组织与合作，靠的不是本能，而是文化。可以这么说人类文化的根本内核就是组织与合作，无论是过去的图腾、巫师和宗教，还是现在科学、艺术和哲学，其根本内核都是将各个体捆在一起，组成群体。正是因为有文化的支持，所以我们群体与其它动物不同，能够超越部落的局限而不断融合，像滚动的雪球一样，群体越来越大，一直滚到今天的国家这个超级群体。国家是当今最大的具有严密组织的群体，各种经济要素的自由流通度不能突破这个界线，市场经济学中强调的自由到此终止，由计划来主宰。 国际贸易是不自由的，是加了滤纸的商品交换，这里的自由只是渗透上的自由。在这里任何放弃计划安排的国家都愚蠢透顶的，除非其它所有国家都不打算与这里国家争夺利益。

    毫无疑问，使群体中各个体有一致步调的东西叫计划（在其他社会学中叫组织，在经济学中叫计划），但是经典经济学中没有计划的内容，不能为企业管理类学科提供必要的理论指导。作为经济类的基础学科，除了给企业家们提供“供求”二字或“价值规律”四字外，再无其它！然而，实际的经济活动中主要的不是个体对自然的生产，而是群体对自然的生产；不是个体对个体的交换，而是群体对群体的交换。我们经济学在这里做了必要的学术抽象，这是合理的，但是忘记还原。这个学术抽象就是将经济群体，比如企业和家庭，抽象成个体（个人）。在这种抽象下的思考逻辑中自然容不下“计划”二字，于是合作和计划从经济学中全面消失，于是凡是与自由主义不符的经济行为都是要反对和抹黑的，比如最低工资、进出口管制。央行（政府）一直为货币和价格问题的承担兜底罪，就连注重计划行为的凯恩斯也叫嚣政府是经济学家奴隶，看来政府承担的兜底罪兜到了极点，我们经济学人可以随意给他抹黑！ 我们经济学和经济学人总是缺乏正视问题的勇气，缺乏正视实际的勇气，于是理短气大，总是指责实际错了，总是指责存在是不合理的，最终一切罪责由政府来兜底。群体，合作，自由流通度，这是三个严格制约市场经济学的范畴，但是它们被经济学的先祖们抽象掉了，于是我们的经济学不受约束，可以用它来解释一切。

    我们的语言很怪异，在逻辑上规定了群体的属种关系，但是在概念上没有相应的属种概念，所以国家叫群体，省市也叫群体；企业叫群体，车间也叫群体；村庄叫群体，家庭也叫群体；团叫群体，连也叫群体。这中缺憾或多或少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困难，也或多或少是我们将群体抽象成个体后不知道还原的原因。依照群体的属种关系和社会组织上头规律（注：头规律是指凡是有组织的群体中必定有个头，且是少数个体当头。），我们是依靠计划来完成我们社会组织的。首先是基本群体用计划组织各个体，比如家庭用计划规定一月的各项开支，比如车间用计划规定工人的工作程式；然后便是高级群体用计划组织其内部的各个小群体（这种小群体此时可以称为个体），比如企业用计划规定各个车间生产任务，用工人数，工资额度，比如国家规定各个行业的生产规模和方向。在经济学看来，可以这么说，法律、道德、宗教和政治都是用来组织群体的计划手段。 显然，法律、道德、宗教和政治等对商品价格的影响是深刻的宏大的，但是我们理论，尤其是西方经济学，明显没有注意到这些。比如花，因为某些国家的文化和道德没有规定花是情谊的必须，所以花在那里没有什么市场，自然价格也低廉；比如铁矿石价格对我国偏高就是政治影响的。市场经济学在这里患了重病，他们拒绝接受法律、道德、宗教和政治等对价格（资源配置）的重要影响，将那些影响视为违反了自由法则，而实际上经济学法则的建立首先得依赖法律、道德、宗教和政治等确立的秩序是什么。政府不是守夜人，而是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失的一个重要份子，是经济活动的头。

    我们没有任何值得称为计划的经济学理论，即使是在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中，也没有这个基因。我们的计划行为只是依据经验进行的，按试错法运行，所以我们的计划行为失败率很高。这种高失败率很好地被西方国家利用了，被市场主义利用了，他们向我们输灌极端自由主义理论，称为市场理论，教导我们完全抛弃计划思想，而自己却大行计划行为，将自己的各个企业组织起来，一致对外，于是铁矿卖给我国就是比没给欧盟贵些，于是我国这个农业大国居然将70％食用油拱手送给他们生产。本来我国是铁矿进口的最大国，按自由主义的市场理论，因量大价格应该低些，但是现在不是这样；本来我国是生产食用油的大国，但是我国农民再不能种植油科农作物了。我国现在在国际上买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就贵，卖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就便宜，这绝不仅仅是市场供求的决定，而是背后还有另一只手——计划。 市场经济学忘记自己的学术范畴是自由流通度，任何资源只能在其自由流通度内自由配置。目前最大且严密的自由流通度就是国界，以自由为基础建立的经济学法则到此全面失效，所以李嘉图的自由贸易主义演变成殖民主义。这里最大的阻碍自由力量来自于一切一切的主体——人的自由流通度不能突破国界。目前的国界绝对禁止人的自由流通，绝对禁止人们跨国界地共享各种利益。在此前提下何来自由贸易？表面上看国际上一切贸易都是单个企业间的事情，但是在本质上仍是国家与国家间的事情，是以国家为基本单位进行的，所以这里需要用计划作前提，需要用计划将一国内各个进出口企业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整体。

    没有计划经济学理论是发展的问题，但是在一个靠组织而发达的人类社会中如果我们思考问题时没有计划思想，唯计划而色变，那就是不想发展的问题。

二、群体的理性是什么

    如果说西方经济学很好地阐述了个体的理性，那么群体的理性就没有被他们注意。是的，当我们将群体抽象成个体时自私人假设仍然适用，但是当我们从群体角度看时私自人假设就不适用了。此时我们首先要面对的是这些人为什么能被组织在一起这个问题，这不是简单的为了共同利益（或利益最大化）能解释的，因为我们人类早在能够考古的时代以前就是群居的，而同时代的其它许多动物是独居的。这些动物至今是独居，尽管濒临灭绝（有的已经灭绝）。为什么这些动物就不知道群居的好处呢？我们今天群居习性不是我们变成“人”后才有的，不是理性的选择，而是天生的选择，在我们还没有变成“人”就有。毫无疑问，群居是我们人类发展到今天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必要条件，没有这个必要条件我们的今天是不可想象的。可以这么说，除手淫、挠痒、吃饭、睡觉这些活动外，我们的绝大部分行为都是在群体这个条件下进行的，都得依赖别人的合作才能进行，科技、战争、经济、政治、宗教，生儿育女等等活动无一例外。如果我们可以将商品生产抽象成个体的，那么将商品的交换抽象成个体的就一定是错的。商品交换一定是群体的行为，至少是两个不同个体之间的事情。但是这种最基本的原则在市场经济学中普遍被忽视，马经如此，西经亦是如此。在那里决定价格的竞争不是买卖双方的竞争（博弈），而是一方内部的竞争就决定了。目前从个人掌握的信息看，除本人之外还有一人知道这个问题，他是北大的周其仁教授，除此之外，我们随便翻开哪本教科书、翻开哪篇文章，都一定只谈一个方面的几个人间竞争，说这种竞争决定了价格。通常是讲生产厂家间的竞争决定了价格，似乎买方厂家间的竞争对价格毫无影响。在这里“供求决定价格”实际只是一个概念，市场经济学中从没有真正的考察过供求——即同时考察过买卖双方的竞争与价格的关系，因此只要将买方和卖方都抽象成个体，抽象成两个人，市场经济学的竞争基石顿然消失，而实际上竞争机制仍然存在，是群体与群体间的竞争。

    这里不是检讨经典理论有什么缺陷，而是力图说明群体这个概念被经典理论忽视到了什么程度。如果不是因为对群体这个概念的高度忽视，已有市场经济学给定的逻辑框架是完全可以考察买卖双方间的竞争与价格的关系的，但是市场经济学中就是没有考察群体与群体间的竞争。也许在市场经济学的代表西方经济学看来，群体与群体间的竞争是马克思理论的核心研究方法，所以坚决予以拒绝。其实买方和卖方的竞争也是群体与群体的竞争，且这中竞争恰恰是供求规律的灵魂。

    依照我们的学术习惯，当我们将视线集中在群体上时，我们更迫切知道的是群体的理性是什么，但是在这里本人很遗憾，不知道这个答案。然而这里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计划是群体理性的最直接的体现（注：记得个人以前有篇文章中称计划是群体理性，这里予以纠正。），是实现群体目标和组织群体行为的最直接且最重要的方法。所以我们人类的群体，不管是什么群体，一定先有个计划，以规定其各个成员基本路径、任务和职能，从而规定资源配置的基本骨骼。自由是在这之后才有的，是在骨骼中间填充血肉。比如一个家庭，要生孩子或要娶媳妇，首先就有相应计划——筹备，规划好其的基本经济预算、人力预算、人情预算、操作预算等等，然后举行仪式宣告这个家庭多了一个人。从此这个人取得了这个家庭的庭籍，他（她）的一切行为在大方面受这个家庭的规章制度的约束和荫庇。企业也是一样，一个人如果不在其计划之列，不能取得其企籍，他就不能获得这个企业的任何自由，比如努力工作、消极怠工、选择工种、与老板讨价还价等等自由。除手淫、挠痒、吃饭、睡觉这些活动外，我们的自由永远是群体下的自由，是计划下的自由，这是不变的真理。在我们考察的对象内几乎遵循这条法则：计划是绝对的，自由是相对的。在鲁滨逊的经济系统里有绝对的自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那是文学家的故事，是经济学的谈资，不是真实。经济学考察的经济对象一定是群体的，计划一定是绝对的，自由一定是相对的。

     记得我的课本上讲“国民经济有计划有比例发展”是个规律，这大概是计划经济学高度缺失的一种反应，于是将一句空话当作了规律。按照一般学术逻辑，计划经济学要完成的任务是：一是如何计划，这要求我们先揭示出相应的经济学规律。这里的规律一定不是一个，而是一个序列，个人揭示的平均化规律和头规律可能是其中的两个规律（注：平均化规律是指群体中各同类体获益均等，头规律是指凡有组织的群体一定有个头，且是少数个体当头。）。二是描述这些规律的运作机制、过程和作用范畴。这一点是已有经济学中最不喜欢研究的环节，从而也是最致命的。比如供求规律或者是竞争机制，我们就从来没有限定其作用范畴是个体，在个体范畴下适用，在群体范畴下不适用；在分工范畴下适用，在合作范畴下不适用。三是给市场经济学留下必要的空间。这可能涉及到另一种理论的兴起，它将描述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按何种方式结合在一起，计划的深度和广度是怎样的，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又是怎样的。目前混乱的纷争大概要等到这两项工作都完成之后才能结束，在此之前，明智的选择是这样的，既不以计划而否定市场，也不以市场而否定计划。当我们在计划上遇到困境时应勇敢请市场来帮忙，同样，当我们在市场上遇到困境时亦应勇敢请计划来帮忙。

三、人性假设与经济学分类的内在联系

（一）“自私＋利他”与“合作＋分工”的内在联系

    已有经济学理论都是在自私人性假设下建立起来的，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也不例外。但是这个假设一直倍受争议。个人认为人性是由n个面组成的一个圆球，是复杂的，是多方面的，不同的学科将考察不同的面。经济学中主要考察三个方面的人性，一是基因（生命）延续性，二是自私性，三是利他性。任何生物都具有延续自己生命和基因的本性，经济活动的根本动力和根本任务在于这个本性，我们的一切经济行为最终是为了满足这种本性的要求。但是这个本性却被经济学高度忽视。在自私性和利他性上，我们很奇怪的突然地采取了一元论的态度，用最简单的一元关系处理最复杂的系统关系，于是自私和利他间便是你死我活的关系，从而创造出大量的不是问题的问题。

    除基因延续性外，经济学再要面对的就是自私性和利他性，从而“人性＝利他＋自私”，这种人性便决定我们的经济模式一定是“合作＋分工”。反对利他性的人士往往说人的一切行为最终都是为了自己利益最大化，这个似乎没有错，但是他们忘记了一点，那就是我们说的自私一定是个相对概念，是相对同类其它个体而言的，这样如果我们是独居的，我们所说的自私是没有意义的。显然我们研究的对象一定是群体下的经济行为，那么群体的形成是依赖什么本性呢？要理清这个问题涉及到逻辑层次的划分。在更大层面上看，所有的生物个体都是自私的，这是他得以延续的必须保证。但是这不能叫自私。我们习惯把这种行为叫做自私，既是认识不足造成的，也是语言的限定，没有为我们创造出相应的恰当的词汇。这种自私行为不是自私本性的驱使，而是延续基因（生命）的驱使，受基因延续性的控制。如果我们一定要将这种行为也叫做自私，那么就应该注意到其中的根本区别。受基因延续性驱使产生的自私行为，是我对异类的关系，是指某个体对所有其它生物个体的自私，而不是某个体对同类其它所有个体的自私；受自私本性驱使产生的自私行为，是我对同类的关系，是指某个体对同类其它所有个体的自私，而不是某个体对其它所有生物个体的自私。这两种对应关系中的对象是绝缘不同的，一个是异类，一个同类。很多动物行为表明这种区分是严格的，比如狮和狼，它们同人一样基本不残吃同类。

    可见自私本性和自私行为间不是一一对应的因果关系，而是多因一果的因果关系，对异类的自私和对同类的自私都产生同一的自私行为。显然，如果将人与狗相比较，说人有自私性，这就不伦不类了，既是对人格的侮辱，也是对狗格的侮辱。相反，从延续生命角度说人吃狗与说狗吃人一样的意义，都是为了延续自己的生命，都是天职的自私。

    我们的经济学理论，主要是西方经济学，可能没有注意自私与自私性的区别。按汉语语法，自私在某些情况下是指行为，在某些情况下由指自私性，具有双重身份，而自私性就是指性质，只有单一身份。显然，“人的一切行为最终都是为了自己利益最大化”中暗示的自私是指行为，“人性是自私的”中自私是指人的性质。通常，自私行为由自私本性决定，但是这不是唯一决定。在某个体对所有其它生物的关系中表现出的自私行为是由延续生命（基因）本性决定的，与自私性无关。正是基于延续基因的使命，于是同类个体往往更易合作，一起对付异类。不同类个体间也有合作，我们称之为寄生和共生。我们经济学中谈的合作首先就是指同类的合作，是指人与人合作。这就是说为了完成延续基因这个根本使命，我们有两种经济行为可供选择，一种是合作，一种是分工（单干）。

    在什么情况下选择合作，在什么情况下选择分工（单干），那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是本文能讨论的。这里只是继续讨论一下延续基因的基本方式，以便我们更好的理解基因延续性、自私性和利他性三者间的关系。基因的延续方式从生物学上看，首先分类为无性繁殖和有性繁殖。无性繁殖无需合作，而有性繁殖必须要合作。这里抛开无性繁殖这条脉络，只谈谈有性繁殖这条脉络中一些与我们讨论有关的东西。在多细胞生物的有性繁殖中，首先都遵循这个模式，各个细胞或者是各个器官合作组成一个整体，像你我他这样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大家严格遵循分工与合作的基本法律，有的负责吃饭，有的负责消化；有的负责行走，有的负责思考。凡是有性繁殖的生命体中都有个啥事都不做的懒惰透顶的家伙——生殖细胞或生殖器官，但是它们却享受了生物体的最根本利益——繁殖后代。有性繁殖的生命体中只有这个家伙能有繁殖后代的权力，其它的都没有。也许我们从自私角度看这对头手脚等很不公平，它们劳动一辈子却不能繁衍后代，最大的好事却由那个好吃懒做的家伙独占了。但是群体给定的合作秩序就是这样，我们尊崇也得尊崇，不尊崇也得尊崇。如果那个细胞敢反抗这个合作协议，自己也去繁殖，那么系统一定会镇压。系统得有镇压反叛者的能力，否则系统就会崩溃。癌细胞就是个反叛者，它为了自己私利的无度扩张自己的后代。系统没有能力镇压这个反叛者，于是整个系统崩溃。但是在基因延续上看，繁殖细胞又忠实的将头脚手的基因全部交给了下一代，这对于头手脚来说，又是公平的。相比之下，癌细胞没有生殖细胞这种利他性，只是繁衍自己的基因，所以不欢迎。我们的经济系统内，或者是社会系统内，与生物体内的这种合作与分工秩序是高度一致的，通过合作大家都得到更好的延续条件，但是分工又的确导致很多不公平——如果每个个体总是认为其它个体收益更大的话，那么这种不公平就一定存在。也许正确的合作的态度如同对待男女合作生孩子的态度一样，大家司职不同，但是各得其所，都获益最大化了。

    当然，经济系统（社会系统）与生物体内的系统还是有严格区别的，经济系统（社会系统）的进化是真正意义上的群体进化。蚁和蜂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研究群体进化的良好实例。它们既有生物个体内的合作分工的模式，又有群体内的合作分工模式。与人类不同，蚁和蜂更容易满足群体的合作分工秩序，很少有不满者，也很少有欺压行为。毛泽东说的好，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那么人类系统为什么总是流行压迫呢？也许是生殖安排上的差异吧。我们每个人都有生殖权，且要对自己的后代负主要责任，所以我们每个人显得比蚁和蜂更自私，更容易转变成系统的癌细胞，反叛系统既有的合作分工秩序。自然这种反叛也导致我们的合作分工秩序不断进化和改良，是我们社会迅速强大的直接动力——我们是称这种动力为竞争的动力。

    不管怎样，在由同类组成的群体中，自私性和利他性是同一个逻辑层次的，是一对反义词，在语法逻辑关系上它们正好服从辩证关系。但是在时间序上个人认为利他性要早一些出现，这是因为群体的形成要由利他性来予以说明。如同前面所比较，仅用利益最大化是不能解释人类、蚁类、狮类是群居，而虎类、豹类、蛇类是独居的区别，但是加上利他性我们就能较好的解释这种区别。我们可以认为群居动物的利他性大些，有利于大家友好相处，于是大家便群居了，而独居动物的利他性很弱，不足以使大家友好相处，于是大家独居了。也许时间序上的这种安排根本不是事实，但是我们的知识给定的认知逻辑只能接受这种安排。

（二）自私的显性和利他的隐性决定人类系统的基本模式是原子结构

    我们的行为总是表现出自私性，较少表现为利他性，可能是这两种本性的性质差异决定的。如果坚持“人性＝利他＋自私”假设，那么由实际的事实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归纳：两种本性强度和力程不同，或者利他是隐性的，自私是显性的。显然，由于延续自己生命本性的决定，生物个体总是会优先展现其自私性，先获取直接对自己有益的东西，这是一种良好且实际的策略。但是对于长期利益的最大化，要间接些，也更需要合作，于是利他性派上了用场。似乎利他本性的强度很弱，就像引力一样弱，我们难以察觉，但是这不代表它没有。这种有在另一种情况下变得很强大，这种转变是由力程决定的。从大量的事实我们不难发现利他的力程很远，而自私的力程很短。比如我们每个国家的过去都是通过血淋淋的屠杀融合而成的，可是被屠杀者的后代有几多记得过去的屠杀，还要为自己尊严而复仇？这里我们每个人早已经被利他性控制，自私性似乎不存在，于是我们每个人现在都为国家而战，而不会为我们祖先而战。我们很多人在学校时可不是校友，而是仇敌，彼此间经常争斗，但是毕业后就是校友了。远是亲，近是钉，这基本是所有生物的表现出一个共性，我们人类更加突出。自私性总是在近距离竞争中体现出来，它像电磁力一样使我们相互排斥，而利他性总是在远距离的融合中体现出来，它引力一样将我们困在一起。所以尽管利他性很弱，像引力一样弱，但是由于力程很长，在远距离范围内能够加总，从而总力量很大，于是将我们困在一起，组成了群体；相反自私性的强度尽管很大，像电磁力一样大，但是由于力程短，在远距离范围内不能加总，从而总力量很小。所以，尽管我们是一个群体的，但是在群体内我们总是激烈的拼杀，并不团结。只有在群体与其它群体争夺利益时，利他性才明显显露出来，原来争斗不息的各个个体现在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了。可见，利他和自私在同一广度和深度上不能相等地决定我们的行为，而是在不同广度和深度上分别决定我们的行为，这便决定我们从个体和群体角度看到的事实不一样。从个体角度看我们每个人是自私的，竞争机制决定我们行为的准则，从群体角度看我们每个人是利他的，共枯共荣是我们的行为准则。

（三）自私和利他，群体与个体，合作与分工，计划与市场四者间的内在联系

    这四对关系都是依照“人性＝利他＋自私”给定的逻辑脉络而存在的，下面将分头简述这种内在逻辑关系。

    1：曾经有人问我，本来是越大越好，为何很多企业（比如电脑行业）要将零部件分发给不同的企业加工？很显然总厂（比如飞机制造总厂）完全可以一口气自己全部生产，它们为何要分？这里我将回答这个问题。这主要是由生产的启动阀值和截止阀值决定的。任何生产活动都有这两个值，我们施加的影响力（生产力）小于启动阀值时，生产不能启动，此时需要合作以增加我们施加的影响力。生产启动后，在一个相当的区域内产出与我们施加的影响力成正比，是线性关系，是递增的。再随着我们施加的影响力增加，产出反而减小，最终生产截止。比如般石头，一个人般不动，般十天半月也般不动，可以两人合作后合力便超过生产的启动阀值，于是我们便轻轻松松地般了一块又一块。但是如果参加般石头的人太多，那块石头我们同样搬不动，因为人太多时我们无从下手，生产截止了。

    绝大多数合作并非不是搬石头这么简单，是线性合作，而是结构性合作，像各种部件组合成机器那样的结构性合作。由于结构性合作后合力不是原来各个个体力量的算术加总，所以总力量可能大于原来的算术值，也可能小于原来的算术值。合力等于各个体的算术值时，生产率不会提高，但是也不会降低，只有合力大于原来的算术值时生产率才能提高。我国大集体的生产率不如包产到户后生产率的算术值，就在于大集体内在的组织（计划）工作搞不好，于是集体的合力小于各个体力量的算术值。是分还是合得由这个基本原则决定。当合作后力量小于各个体单干时的算术值时，我们便选择分工，将大块块分成小块块。各个小块块其实也是一个合作群体，小块块的大小取决于合力最大化，或者生产率最大化。如果小块块内部的合作还不能使生产率最大化，那么就会继续分工，直到分成个人单干为止。相反，小块块会不断联合，组成超级集团公司。

    可见，虽然大的趋势是合作使我们人类不断强大无比，但是并非每个地方都是越大越好。每个行业每个地方都将面对不同的内在和外在的情况，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问题，目前的系统理论根本不能描述这些实际。是分还是合几乎无规律可行，这里只能具体情况具体办，摸着石头过河，不断试错。正因为这里需要不断试错，所以市场经济学的思想在这里特别适用，而计划手段在这里则表现得一塌糊涂。这里让人们自由地去摸石头过河总比自作聪明地搞计划，盲目地组建大企业要得多。不幸的是，我国近十多年来一直在盲目地合并企业和学校，为大而大，为大而不择手段，甚至法律大学和财经大学也能合并，农药厂与饮料厂也能合并。但是在群体与群体（比如地方与地方，国家与国家）间竞争中，不管是经济争夺还是政治争夺还是其它利益争夺，经验表明在群体内部搞计划总是胜过搞自由，总是更能使群体合力更大。这里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计划能使大家往一处使力，即使合力小于各个体的算术值之和，但是毕竟形成了集团军，消除单兵作战时所产生的强大内耗。比如我国目前的稀土被贱卖的主要原因就是各个企业间激烈竞争所产生的内耗。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内耗对于国内来说是不存在的，因为总利益留在国内了，没有外流。所以面对国内时稀土行业需要激烈竞争。然而如果考察的群体是稀土行业时这种内耗又存在了，因为这个行业获得的利益因此减少了，竞争是这个行业的灾星。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前面强调的自由流通度是关键。我们考察的对象（群体）变了，自由流通度也变了，所以虽然是同一种商品的经营，内耗时而存在，时而不存在；所以同样是一种商品的经营，时而得计划，时而得自由。自由流通度是一个随着考察对象的变化而变化的东西，它是决定采用计划还是采用市场的重要依据。

    目前由于我们不能认识到这些差异，不知道自由流通度这个概念，所以我们总是不分地方、不分时间、不分面对的问题是什么，极端看待一切：看到计划好处的人便说一切都应该计划，看到市场好处的人便说一切都应该市场。 这二者都是极端主义者，都是不对的。我们应该明确，我们的经济系统是个结构性系统，我们人类已有的知识还远远不能理解它，死认一根筋对我们没有好处。

    2：可以这么说群体的存在依赖于合作的不断进行，依赖于我们和谐相处，那么我们如何保证合作的不断进行，如何保证我们和谐相处呢？对此，我们的图腾、宗教、文学、科学、道德、法律、政治等等都是在为此而努力的，通过这些东西我们能看到什么呢？我们能看到平均化规律——群体中各同类个体获益均等，这是描述合作后的利益分配的规律。试想想，大家一起将石头搬回家，应该如何分配这块石头才是最理想，才最能使大家累而快乐着？只有平均分配。我们回头看看实际，我们不管实际中各个行业和各个地方是以什么理由提出平均和平等思想的，所有的平均和平等都服从“群体中各同类个体获益均等”的基本原则。我们的经济系统要存在，要稳定，必须在宏观的分配上满足这个基本原则。这里个人不敢肯定平均化规律一定是将来某人建立的计划经济学中的一个规律，但是平均分配更依赖于计划手段来完成是肯定的。由此，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一个逻辑脉络：利他——群体——合作——计划，这四者是一根藤上的瓜。

    但是人与蚂蚁不同，有很强的好胜心，总是希望自己比别人强，总是希望自己征服别人，总是希望自己是人上人。这种心态决定我们人类十分好斗，十分自私，从而平均并不是每个人所希望的结果。至少每个人认为自己有能力战胜别人，他就不再希望获得平均结果，不再希望已有的和谐的状态，于是争斗随之而来。所以我们不像蚁和蜂那样安于现有合作分工秩序，而是不断反叛。竞争机制为人们反叛提供了一个大舞台。人们参与竞争的目的一定不在于获得平均收益，一定不在于维持和谐的状态，而是在于制造动乱，从而是自己有机会做人上人。正是这种强烈的私欲，我们人类群体中的各个体间有激烈的竞争，从而我们人类也获得不断发展的强大动力。显然，假如我们像蚂蚁一样，不贪婪，对大家都吃饱了的和谐状态很满足，我们能有今天的文明是不可理喻的。说竞争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不如说是贪婪的私欲是经济发展的动力，竞争只是释放这个动力的路径。马克思是绝对没有看到这一点的，所以假如他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不小心真的实现了，那么我们人类社会便走到了尽头，像蚂蚁社会一样，不再进化。

    分工的另一个经济学意义就在于便于竞争的开展，因为分工使我们好评价自己创造了多少，从而应该分得多少。尽管这种评价在理论上是痴人说梦话，但是作为形象评价，分工给定的评价基础已经足够了，已经足够竞争激烈展开。按劳分配、按资分配、按贡献分配等等，都是一种事情不同的说法，都是以分工为基础的，目的在于维持竞争的存在和持续。在这里，劳是多少、贡献是多少，一点不重要，有个大概数就行，就足以拉开收益差距，从而维持竞争激烈的开展。在这里，竞争能顺利开展才是最重要的，而因劳动、贡献等得到的收益是多少一点不重要，大概满足多劳多得这个条件就够了。所以尽管我们总是以不能计量劳动，不能计量贡献和效用批评经典理论，尤其是市场经济学，但是这种批判只是对经典理论的发展有利，并不能改变它们已有的解释能力。即使某人真的完成这种计量工作，在个人看来，那也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因为平均化规律明确告诉我们按劳分配、按资分配、按贡献分配法则不是分配的全部法则，它们只是在小的方面拉开收益差距，以为竞争机制的运行提供动力。大的原则上我们一定是平均分配，这是合作的客观要求，是“利他——群体——合作——计划”这条脉络的客观要求。由此，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另一条逻辑脉络：个体——自私——分工——市场，这四者是另一根藤上的瓜。

    我们的经济系统就是这两条脉络构成的，“利他——群体——合作——计划”决定生产和分配的基本骨骼，“个体——自私——分工——市场”决定生产和分配的血肉。这就好比人，高和矮由前者决定，胖和瘦由后者决定；这就好比地表，前者决定水平面（海拔面），后者决定高山和大海。

四、经济学的DNA

    上面分析告诉我们两条逻辑链条，一条是“利他——群体——合作——计划”，一条是“个体——自私——分工——市场”，它们服从对立统一关系，是辩证的关系，它们共同构成经济学意义上的DNA，每条链条上有很多经济学规律，它们是经济学的基因。这两条逻辑链条在排列上略有差异，似乎不是一一对应，这主要在于前面强调的时间序。在时间序上，以我们的目前的知识构成的逻辑模式，我们只能相信利他性在群体之前，群体在自私性之前，合作在分工之前，计划在自由之前。这种时间序在于我们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定是以群体存在为前提的，没有群体便没有我们所指的经济学。我们的经济学对鲁滨逊的经济系统是不适用的。我们没法肯定这种时间序就是事实，我们只能坚持这种认识逻辑。也许上帝就是个左撇子，有点不对称。

    可以说“利他——群体——合作——计划”链条就是斯密讲的看不见的手，是这个链条维持我们经济系统的存在和稳定的，它使我们共枯共荣、共存共亡。但是，很遗憾的是，也是很幸运的是，斯密同志没到黄河就调了头，没有将他的道德情操论坚持到底。西方经济学家总是热衷于从竞争机制上导出共枯共荣、共存共亡的结论，这是在一系列不切实际的假设——即假假设基础上完成的，他们绝对没有解开斯密同志提出的悖论。竞争的目的在于获取不平等利益，如果竞争的结果是大家共同富裕，那么作为理性人谁还会参加竞争？但是西方经济学为了说明自由的经济系统能自动均衡居然将这个教条彻底颠倒了，倒立着看世界。比如最著名的帕累托最优，竟然假设已经平等分配了。我们知道平均（等）分配就是共产主义的分配，还何来市场经济，何来竞争？自然帕累托因这个假假设遇到不可克服的矛盾，于是用算命先生常用的“父在母先亡”的伎俩来糊弄我们。例如，对于一定总财富（或者效用）我们可以按照1:9、2:8、3:7、……9:1等等无穷个比例分配给甲乙两人，只要以后增加的利益都按这些比例分配，则它们都符合“没有人的状况变坏”这个基本条件，那么哪个分配比例是最优？显然帕累托没有回答这个真正的问题，也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因为5:5已经是他的假设条件，他现在如何回答最优的分配比例是什么？“没有人的状况变坏”与“父在母先亡”是没有本质区别的，其中的“状况”是含糊不清的，究竟是什么样状况不变坏最终取决于具体的人怎么理解。作为数学分析，在帕累托条件下只要给定的分配比例不是5:5，那么依照银行的复利公式我们很快就能算出“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的结论，这无论如何不是最优配置的结论。

    这就是说帕累托心理预期的最优方案已经由其假设确定了，是5:5的分配方案，自然帕累托不能明说这个，于是搬出公平二字，用另一种方式阐述结论。公平只是道德的诉求，不是学术陈述。经济学要回答的不是公平分配，而是怎么分配才是公平，要回答 1:9的分配比例是公平的，还是2:8的分配比例是公平的。但是西方经济学从没有打算回答这个问题，而是用公平分配回答了一切，于是想认为哪种分配比例是公平的标准，就用哪种比例数据。站在道德的至高点上做学问，让道德标准充当学术标准，学术总是对的，这世间大概没有比这更高明的学术方法了！实际也是这样，我们想怎么理解就怎么说，可以说是父先死，也可以说是母先亡。比如我国三农问题，同样是引用帕累托同志的语录，有的说是最优，因为农民收入绝对提高了；有的说不是最优，因为农民收入提高指数非常低，相对贫困了。显然这个嘴仗打不下去了，于是搬出统计学，又有人说是最优，因为统计分析表明农民快乐程度比城里人高，但是另一些人不依，说是统计取样有偏差，于是也统计分析一下，结果正好相反。实际也是这样，我们永远在指责政府让系统的分配不公平，但是我们经济学就是不指出如何分配才是公平，就是不指出1:9的分配比例是公平的还是2:8的分配比例是公平的。论证竞争（市场）就是斯密没有看见的那只手，显然违反了竞争的目的在于获取不平均利益这个基本教条。如果竞争的结果是大家都获得均等的收益，共同富裕了，那么谁还去参加竞争？竞争就在于打乱系统已有格局。不管这个格局是什么状态，只要打乱了，就一定有人暴富，也一定有人暴穷，于是竞争的目的达到了。

    当“利他——群体——合作——计划”链条导致大家共同富裕时，导致系统稳定时，它也开始窒息系统的发展，因为当大家不会有贫富之别，不会有贵贱之分时，大家谁也不会努力劳动。我们的财富总是我们创造出来的，如果大家都不努力劳动，社会如何发展？所以极端的共同富裕不是我们需要的。幸好我们的系统就是这么巧，也创造出另一条基因链——“个体——自私——分工——市场”，这个链条决定我们系统有激烈的竞争，满足我们每个人的好胜心理和贪婪心理，为我们的系统提供了强大的发展动力。我们的经济系统或者是社会系统就是在“利他——群体——合作——计划”链与“个体——自私——分工——市场”链的对立统一中取得中庸的，于是在和谐而争斗中迅速发展。可以这么理解，道德、宗教、法律、政治等为我们的经济系统计划出大的生产格局和分配格局，这既是为竞争保驾护航的底线，也是竞争顺利进行的底线。这些底线是竞争行为不能触犯的。显然，如果没有这个计划好的条条框框作前提，我们的竞争一定是在混乱中进行，结果系统大乱，效率全无。

    总之，我们可以这么总结之，计划与市场是相互依存的，是互补的，单纯计划和单纯的市场都会导致系统效率低下，计划导致系统窒息，市场导致系统大乱。所以，当市场失灵时我们就得用计划，当计划失败时我们就得用市场，而要失灵和失败最少化，我们就得调和好计划和市场比例份额，但是这首先要求我们建立起计划经济学，确定各自的运作规律，确定各自适用深度和广度。

对轰击“恶搞屈原”的理性思考——强奸的历史主义

曹国奇

刚才看了一下评价“恶搞屈原”的帖子，多数人义愤填膺，认为不应该这样对待我们的爱国英雄，我觉得这种多数人现象或多或少反应了我国人们的劣根性——我们总是将英雄打扮得像出嫁的大姑娘，我们总是将帝王打扮像圣人，我们总是将臣民描述成刁民，其实我们的爱国英雄多数只是被征服者，我们的帝王只是个政客，我们的臣民总是大将军。

这里我们还是先看看什么叫恶搞。恶搞是网络带来的一个新鲜事物，我国词典上还没有收集它，它的大意大概就是“对已有著名事物的反讽、解构和创造”，比如吉尼斯纪录、金草梅奖、搞笑诺贝尔奖、厕所文化、关公战秦琼、馒头案、大话西游等等。恶搞虽然是网络带来的新鲜事物，但是它同样历史悠久，以至无从考证它的起源。可以这么说，相声、漫画、演义、戏说等文学艺术都与它有共同的基因。

恶搞这么普遍，这么被人爱戴，可能还是在于它是普通百姓（贱民）表达自己思想的一种方式。这个世上的话语权总是由道貌岸然的精英把握，他们用宏大叙事一统江湖，创造了历史和文化。但是野草百合也是生命，同样要发言，也想把自己的想象力喊出来，把内心的感受泄出来，这样便有草根文化和艺术，现在称为恶搞。恶搞是人们热讽冷嘲的解构事物的姿态，是人们对喜闻乐见的文艺批判，是人们在平凡中思考的再现。比如我小时候就听见大人这么恶搞，说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时，觉得将关公写得太完美，于理不通，准备在他与皇嫂同居岁月的章节中加点“彩”，于是关公显圣了，恳请罗大人笔下留情。这个恶搞反映人们对英雄太完美的不满。

草根的声音是很反映百姓的声音的，当正统总是将英雄、帝王、政治等歪曲得十分完美时，他们就会恶搞，以纠正这种歪曲。这种纠正在西方国家叫民主，可是我国不是民主国家，是集权国家，统治者和精英总是利用他们特有的激励作用放大或者抑制某些因素，从而强制和改变百姓的意志，以对它们有利。于是爱国＝忠君，反党＝叛国，一切都这么微妙地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导致“强大”自生，自然“强大”的基础自卑也自生。久而久之，我们的个性都消失，整个国民都自卑，在上司面前学会奴才，在下司面前学会恶霸，于是都学会同一种声音，同一个姿态：英雄总是完美，君主总是圣明，小人总是刁猾。这种外强中干最终导致一个现象：我们的爱国英雄总是被征服者，我们的圣明君主总是卖国贼，我们的刁猾小人总是大将军。

屈原投江恶被搞成跳蹦极本是对事件的一种反思，这同美国人给其总统漫画几下没有二异，这是很正常的异类声音和思考，为什么就招到这么强烈的反对呢？我觉得这在于我国的自卑心理在作怪，因我们自卑便寄托我们的英雄是伟大，便寄托我们祖先是强人。恶搞屈原严重伤害我们的自卑心理，所以要严厉打击。显然，网友们讲到的多数理由都不过是这种自卑心理的反应，他们因为这种自卑心理便看到种种道貌岸然的反对恶搞屈原的理由。比如有人这是歪曲历史，其实我们的历史从来都是歪曲的，从来都是权势者写的，有谁保证屈原不是政治失意后去钓鱼休闲，一个头脑发晕掉到江里去的呢？比如有人说我国了解历史的人不多，这种恶搞会导致不良影响，其实了解历史是教育的责任，恶搞没有这个义务，相反这种恶搞反而激发人们去了解这段历史；比如有人说对爱国主义教育不利，其实活着总比死更爱国是个硬道理，这种人生观和道德观在战场上也是适用的。如果每个人在政治上遭受打击就以死表示忠心（就算“忠心＝爱国”吧），我看我们这个国家不用建设了。

再说如果一定将屈原的爱国上升到至真，那么他的敌人——秦王的爱国又该怎么定论呢？在逻辑上看，爱国大概有宏大与局部之分，不分清这种辩证关系，我们在爱国教育上一定是躲躲闪闪，愚弄百姓，其结果不断制造达赖。显然，我国对于屈原、若飞、文天祥这样的局部爱国英雄一直很棘手的，我国很长的时间里几乎避而不谈他们，因为他们的爱国行为在后来宏大的国家角度看则是反历史的。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辩证过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而是采取了鸵鸟政策回避不该回避的问题，并且不断歪曲历史以掩盖历史。我们这种掩盖能换取民族间的共和，却不知这导致我们在国家上日益产生自卑心态，于是在“恶搞屈原”这种很普通的演义事情上突然普遍产生极强的爱国激情，以掩盖自己的自卑。这种爱国激情只是欺软怕硬，骂软以迎合硬，明着是爱国，实质是立牌坊，是对国家的党政、文化、经济、道德和信仰等一切失去信心后的表现，是癞痢怕月亮的表现。在外国侵略时，不管是什么形式的侵略，有这种自卑心理的人——喊爱国喊得最响的人，总是第一个发财者。端午节如果不是韩国人刺激一下，大概会继续鸵鸟下去，不会有今年的公休。正如张大虾子导演的电影《英雄》所强调的，所有的刺客是英雄，所有被刺的也是英雄。这部电影在制作艺术和导演艺术上其实很差，与大作制身份不符，以至于我们大多数严厉批判“恶搞屈原”的正义人士看不出张大虾子的深刻用意——刺杀的和被刺杀的都是英雄。

人类的历史实际就是强奸的历史，是一些民族强奸另一些民族的历史。强奸未遂叫侵略，强奸成功叫殖民，如果强奸成功后又结婚生孩子，就叫民族融合。也许这种强奸的历史主义也是恶搞，使我们在面子上过不去，但是这种思想的的确确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现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是强奸后组成的大家庭，他们的儿女在面对其先辈们的“卑鄙”行径时自然难于启齿，左右为难，于是在爱国英雄的评价上总是躲躲闪闪，不断制造谎言链来回避这种强奸的历史，这不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我国由轩辕、神农、蚩尤几个小部落（民族）发展到今天，也是依照强奸历史主义的基本原则一步一步地走过来。在强奸历史主义原则下，国家主义总是高于民族主义，民族会越来越大，数量越来越少，但是国家更加会越来越大，数量越来越少。人类的历史就是不断消灭部落、消灭民族、消灭国家的历史，从而我们的团队（国家）越来越大，我们挑战自然的力量也越来越大，于是我们基因——物质基因和精神基因，越来越具有延续的理由。延续生命（基因）是所有生物最基本的本性，我们所有行为最终都是为这个本性服务，所以我们没有更好的办法改变我们的历史，使之不是强奸的历史。所以我们民族和国家的形成都是在抗争和反抗争中形成，在形成的过程中，抗争者是英雄（局部英雄），反抗争者亦是英雄（宏大英雄），因为他们都是在尽自己的天职，只是一方是征服者，一方是被征服者而已。在基因延续上，征服者和被征服者没有本质差异，他们获取了更好的共同延续的理由——共同生儿育女的理由。

人类也是好胜的动物，所以在民族融合和国家融合过程中，都不想当被征服者，而是想当征服者，但是这个没有定数，弱者可以变强，强者可以变弱，只有真正的强者且在恰当的时机下才是轩辕皇帝、秦始皇、成吉思汗、努尔哈赤。由于我们没有正视强奸的历史勇气，所以我们总是记住胜利者的英雄气概，而总是忘记他们的涂炭生灵。屈原被我国奉为爱国典范，绝不是因为他的爱国行为出类拔萃，而是其爱国行为很特殊，因为他是汉族人，他的敌人也是汉族人，且一直是被文人唾骂的爱国英雄秦王；因为他的爱国是对一个昏君的忠，爱国不像其它英雄那么纯正。“忠”总是统治者和精英们的最爱，在他们那里“爱君＝爱国”，所以屈原这位尊神的形象不能被漫画，不能被恶搞。

所以，在国家范畴内我们必须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消灭民族主义，必须坚持国家主义至上原则。但是，在国家形成过程中一切反征服者都是民族英雄（爱国者），都值得我们永恒的纪念。我们得承认我们是强奸者和被强奸者共同的子孙，尽管那段强奸历史很痛苦，很不光彩；我们得承认民族背后的血缘关系在强奸完成后一点都不纯正，大地皆是杂种，民族的血缘纯正只不过是语言和文字的外衣。

看5.12地震的惨剧，再次呼吁改革我国监理制度

曹国奇

提要：确切说本人以前没有专门为建设监理制度提出改革建议，但是在以前写的《给中央提个建议：请引进竞争机制解决最后监督问题》一文中，的确涉及建设监理改革的所有内涵（ http://www.chinavalue.net/Article/Archive/2007/3/2/57941.html ）。5.12地震中教室倒塌现象的确令人心寒，所以特写这篇专文要求我国立即改革建设监理制度。个人认为，我国建设监理制度的最大问题是既没有解决最后监督问题，同时让监理变成了工程的施工者，这无异于逼良为娼。

关键词：建设监理 竞争机制

如果不是刘汉集团援建的希望小学很特别，就是不倒，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也许我们仍然会以“普遍现象”而司空见惯，不会意识到我国建设监理制度有重大问题。说实话，我很早以前就知道我国监理工作上有很大的问题，那是到三峡工地与监理们生活一段时间后知道的。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监理”，那时我国监理法规好像还没有出台，但是这次经历对我在《“科选社会（治国n计）”》一文中的“建立行政监督系统”这一章节中的观点的形成，提供了很有益的原始素材。这一章节后来专门整理成《给中央提个建议：请引进竞争机制解决最后监督问题》一文。

刘汉希望小学就是不倒的关键在于监理，但是这么负责的监理只是个案，我们不能指望祖国到处都是这样的“雷锋”。现在我国厂矿、房屋、道路等等的监理基本是形同虚设，基本是监而不理。现在监理行业的潜规则是“进门拿红包，出门去打炮”。在个人看来，这种极其腐败现象能够广泛存在不在别的，而在于监理制度有重大缺陷：

一、现有监理制度没有解决最后监督问题

最后监督问题是我国所有行业都存在的问题，监督链条越来越长，而系统则越来越混乱。这种问题久久不能解决并非一定是体制问题，而是主要还是在于我们对这个问题缺乏理性思考，没有看到在我国监督不是问题，问题是没有最后监督。显然我们在监督上浪费太多时间，而在最后监督上太没浪费时间。

我们要么寄托民主体制解决这个问题，要么寄托某个部门能充当上帝，能完成这个职能，不再需要别人来监督他。我觉得我们的思维模式长期局限在这两个经典模式上，是我们创新意识不足的表现。我们不能不承认民主体制内在的监督体系比集权体制完善，但是我们不能以此就断定民主体制下的监督就理想了。明显的事实是多数民主国家（多党制国家）一样很腐败。欧美国家比较廉政，民主体制的功劳是不能否定的，但是更主要的功劳可能在于其它。这点我在劣作《给中央提个建议：请引进竞争机制解决最后监督问题》一文中略有分析，这里不多说（ http://www.chinavalue.net/Article/Archive/2007/3/2/57941.html ）。这里只是强调欧美比较廉政，是多因一果，而非一因一果，其它很多导致欧美廉政的原因被我们忽视了。其它很多导致欧美廉政的原因在我国不具备，所以尽管民主体制对降低我国腐败程度不是没有贡献，但是肯定达不到我们的预期目标。另一方面，在我国现有体制下我们很多人希望将监督权交给“人大”，以为这样我国就可以解决腐败问题。其实“人大”一旦拥有监督权，他一样会腐败，因为没有人监督他。事实已经初露异端，人大代表说的真话已经大不于政协。“人大”的实权开始多了，说太多真话岂不伤害自己？

其实，监督体系中真正的首要问题是谁来充当上帝，是最后监督者。个人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引进竞争机制，实行竞争监督方式。我们可以让几个部门（或企业）同时监督，监督收益则与监督绩效成正比。这样做的好处是：

（一）由于监督个体的数量增加，所以腐败的成本和风险将成n倍增加（n＝监督个体数量），从而降低腐败。比如某房子的监理单位，不是现在的一家，而是三家，那么行贿的成本将由1变成3。

（二）由于监督收益与监督绩效成正比，这样各个监督单位将尽力给施工方找岔，于是形成竞争。当然此时国家得规定一项工程的总监理费用是多少，而不是现在的监理费由业主与监理企业协定。比如规定一项工程的总监理费是100万元，由三家监理企业同时监理，则，我们可以对各家监理企业找的岔进行记分，最后依据三家的总分来平分这100万元。自然谁找的岔多，且岔的质量高，谁最后分得的监理费就多。

不用多说，按此方式设计监理制度，最后监督问题自然被解决。

二、现有监理制度无异于逼良为娼

这里以《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暨）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修订建设工程监理与咨询服务收费标准的工作方案的通知》的附件1——“工程监理与咨询服务的主要内容”为案例，进行粗略分析：

（一）规定监理企业在招投标阶段协助业主制定招标规划、文件……，等等，直到最后帮助业主谈判和签合同。本来监理企业就是业主聘用的狗腿子，是监督工程施工者的狗腿子，它的职责就是与业主聘用的施工者过不去，现在好了，这条规定使得施工者由监督者来挑选，他们想不做朋友不合谋都不成了。显然这种规定在实际上已经使得监理企业是工程的名副其实的施工者，监理企业何如去监督施工者？

（二）在勘测阶段和设计阶段的规定同上，也就不废笔墨。

个人认为，在工程的服务上不能集权，一条腿走路，而必须是分权，是两条腿走路：一条是帮助业主选择和协调施工者，一条是帮助业主监督施工者。帮助业主选择和协调施工者的就不能当监理，当监理的就不能帮助业主选择和协调施工者，这二者必须分开。试想想，甲选定的人马，又让甲去说这些人马不好，这岂不是叫甲自己掌自己耳光？

尤其是附件1中反复使用“协调”二字，这明显是将监理当成和稀泥的和事佬，而不是警察。我不会研究整个相关的法律和政策，但是我相信整个相关的法律和政策基本上就是这个基调。在我们政府看来，监理的服务是全方位，而不是仅仅是监督。看来监督的理念在我们的政府那里是模糊不清的，政府在监督方面的确没有经验和感受，还不知道什么叫监督。

三、规定业主与监理企业自由组合是一个明显的失策，我们应该实行“随机派选监理”制度

个人认为业主与监理企业不能自由组合，而应该由政府机构“随机派选监理”，这是监理工作独立性的重要保证。也许有人会说让业主自己挑选监理会更好，他可以挑选自己最信得过的监理企业，能最大限度保证监理质量，但是我要说的是，这种观点是将哥们义气当成商业规则和社会规则，是极其错误的，原因是：

（一）这种观点是将业主当成老板的结果，但是事实上业主不等于老板。业主实际是一个企业，是老板和雇工的集合，业主的事务总由一帮雇工的来做的，自然业主挑选监理企业事务也是由雇工来做的。由于雇工的利益总是企业有矛盾，所以在一项工程的运作中，由于私欲，雇工总是倾向于从工程中捞点私利，而不是全心全意为老板（企业）服务。这样当监理由业主自己选择时，实际上是为业主（雇工）、监理、施工者三方的合谋创造了最有利条件，最终是工程质量受损，老板受损。事实也是这样，豆腐渣工程中很少没有业主方不充当家贼的。造成“二把手”现象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就在于“二把手”不是老板。

（二）我国是公有企业较多的一个国家，企业实际上没有老板，没有终极管家，这样如果企业自己挑选监理，则更容易出现家贼。所谓“高楼站起，官倒一批”，正是描述公有制下家贼之多的。

（三）如果让多家监理企业同时监理一项工程，那么各家监理企业间由于利益冲突必定会扯皮不断，比如A监理企业找了一个岔，B监理企业同时也找到这个岔，那么这个岔该算谁找的呢？或者此时该给A和B各计多少分呢？等等问题会有很多。A和B是自然要为这些问题扯皮的，这在客观上要求得有个权威的机构来进行仲裁。显然业主和施工单位都不是这种仲裁的合适人选。个人觉得在目前条件下只有政府机构才是最合适的仲裁者。

（四）建设监理不仅仅是对业主负责，而更重要的是对社会负责，这是不言而喻的。

这里，为了尽量消除政府的偏袒行为，我们应该在政府派选监理企业时就实行预防，所以要求实行“随机派选监理”。“随机派选监理”就是要求在众多符合某项工程监理的企业中随机挑选几个监理企业，以最大限度削弱相关政府机构的腐败行为，同时也保证政府行为的公正性和公平性。

最后，作为细节的技术问题，这里也谈一下，算是给当局做个示范（我国政策法律在技术性方面完全是白痴，再好的思想都会因为技术问题弄得一团糟）。为了保证公平性，让优质监理企业有更多的派选机会，我们可以对符合某项工程的监理企业进行评级，让好的监理企业被选中的概率高一点。显然，就这么小小的一个技术设置我们就可以使得“随机选派监理”中的公平程度显著提高。

建议将以后几年新印制的货币无偿发给地震灾区

曹国奇

随经济发展货币是要与商品量同步增加的（假设货币流通速度不变），这便意味着第一货币（钞票或现金）必须每年增加印制。由于第二货币（支票、电子货币等）的是第一货币为基础的，任何人开出的第二货币量不得大于其拥有的第一货币量，所以这里不考虑第二货币的发行问题。按照经济学基本原理，央行每年新印制的第一货币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旧币折旧，这需要新印制的第一货币来弥补，而是经济总量增加，需要新印制的第一货币保证系统货币量作相应增加。

本文主要考虑因经济增加而增加的这部分货币量。这部分货币是怎么发行的一直是各国的机密，已有的经济学理论也很少讨论这个问题。其实这部分货币的发行才是真正的货币发行，而现行理论中讲的货币发行其实只是商业银行的贷款业务，这种方式发行的货币总是要被还款业务所冲销，最终一分钱也没有发行出来（不考虑死账、利息等）。真正的货币发行必须是中央银行（确切是中央发行银行）的业务行为，其它银行的业务行为都不可能构成真正的货币发行。那么中央银行是怎样发行其印制的货币呢？如上所述，我们不知道。但是从理论分析看，有两点必须保证，一是货币必须无偿发行，二是货币发行入口只能是某些地方，而不能是社会全体成员。

就个人研究看，中央银行必须无偿发行其印制的货币，否则就是对民众财富的掠夺。这是纸币与金银货币所不同的地方。纸币不能像金银货币那样有偿发行，原因在于金银货币本身就是财富，而纸币本身不是财富。印制纸币的成本很低，远远小于它能兑换的财富，可以忽略不计，所以纸币得无偿发行。比如央行印制100亿元人民币，如果有偿发行——即通过购买商品方式发行，那么央行发财速度与印假币的发财速度没有任何区别，而且还是合法的掠夺。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在金银货币时代任何人可以生产货币（比如淘金），而在纸币时代只有中央银行一人可以生产货币，其他人生产货币都是非法。

个人研究表明，第一货币的无偿发行分两种方式，一是直接无偿发行，即直接无偿发给政府以外的任何人，不用打借条，也不用还；二是间接无偿发行，即以某种方式发给政府使用，由政府再转让给民间使用，不用打借条，也不用还。由于这方面的资料高度缺失，这里也不好用事实印证无偿发行货币的观点。这里只是强调在间接无偿发行途径中，发行的货币将与财政收入混为一体，我们分不清谁是谁。显然这种途径会增加政府多印制货币的欲望，因为这个途径中政府是第一受益人，而中央银行又归政府管辖。自然多印制货币时会造成通货膨胀。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各国政府都对新印制货币的用途进行保密。所以我们应该将新印制的货币与财政收入严格分割开来，尽量加大货币的直接无偿发行。这么做不仅仅是要对中央银行的发行货币的行为进行监督，更重要的是在于控制货币的投放量，从而降低通胀和紧缩的程度。

不管以那种方式发行货币，被发行者总是最大受益者。所以货币发行入口（注：货币注入口＝货币发行入口＋货币贷款入口）的选择很重要，它是我们利用货币平衡经济系统的重要手段，其调整力度并不亚于目前的货币贷款政策。在我国，法律的明文规定新印制的货币是发给商业银行，商业银行是货币的发行入口。具体是有偿发行还是无偿发行我们不知道。有一点可以质疑，中央对向中石油、建设银行这些国有企业的救助肯定是无偿的，这部分钱究竟是财政收入还是央行新印制的货币？不可否认将新印制的货币发给那些人是一门高深而复杂的学问，我们可以将这部分钱无偿发给某些穷人，无偿发给某些企业，无偿发给某些地区，但是具体决策一定很艰难。在5.12地震面前，我国中央银行已经提出降低灾区的贷款利息，这将使货币贷款入口向灾区倾斜，也符合我在《治理通胀和紧缩应“以疏为主，以堵为辅”》一文中提出的“分区利息制度”的设想。但是我认为这不够，我们应该使用直接无偿发行货币这个更厉害更有效的货币政策。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要求中央银行将货币的发行入口从金融机构调整到地震灾区，以帮助灾区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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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人经过二天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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