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甄文散文诗歌集《桃之夭夭》

很多年前我曾相信，返乡仅仅是一种空间距离。那是一个人远离最初的栖息地不久所获得的直觉。后来我发现这里被改变了许多，那里也被改变了许多。奢华和混浊让这个世界变得面目全非，轻佻和俗艳如同广告充斥在我们自以为是的所有路口。在恍然惊觉的时刻，我发现自己的某一部分也被改变了。而不变的只存在于梦中，或者只存在于亦真亦幻的回忆之中。在阅读了甄文的这部文集后，一个问号在心头慢慢浮现：一个身处故乡的人，何以一直在返乡，不断地返乡？

“桃园不大，仅有四十多平方米，是我老家屋后的一座小园。正东方是一堵铺满青苔的石坝，斑驳的石罅间总是在夏季里伸出长长的杂草和青藤，间或探出一些玲珑剔透的小红果；小园南北方都是篱笆圈起的围墙，园中仅有一棵桃树，从石坝脚底旁逸斜出，枝繁叶茂。”（《桃园》）甄文向我们呈现的是时间深处的童年的故园。在这里，笔触的清晰显现了记忆镌刻的力度，怀念的气息在看似写实的镜头中慢慢渗出。那唯一的“旁逸斜出”的“桃树”，它成了园子和“我”共有一个命名的缘由和早年生存的见证。然而，当作者重返真实的“桃园”，一切都被改变了，原先自足状态下的生命互证出现了残缺：“我”的到来仅仅证实“桃树”的缺席。人作为灵性之物是需要见证，尤其是需要自然状态下的存在物的见证。“我”的见证的缺失导致记忆的空洞以及返乡的不可能。对个人而言的某种根性之物，在时代的变迁中已不为人知地慢慢流失。这是作者发出“我的桃树呢？”这一追问的内在背景，也是“还是那座土坯屋，还是那道篱笆墙，只是我的桃园已失去了其本身的定义”的原因。

类似的作品还有散文《梦回故乡》、《大妈》、《故乡的路有多远》，诗作《望乡》、《如花的往事开了》、《一点记忆》、《抑郁》等，返乡成了弥漫在字里行间的早春般的雾气，和浸润在女性柔软体感下的一触即痛的石头。

至于另一种见证，它来自经历同一生存处境的亲密的同类——在甄文的语言世界，出现更多的是逝者。在《我最爱的那个人去了》、《夏天过去》、《呈现》、《天堂里有没有您的电话》、《大妈》、《九妹》、《萍》等篇什中，甄文显现了写作中深情而质朴的一面。逝者，这是与死神但更与生存、记忆紧密相关的名词。死神同样导致生命互证的残缺，并成为追思、忏悔的催化剂。在追念祖母的系列诗文中，作者写到祖母弥留时的一个细节：“凌晨2点，我突然听到窗外一两只怪鸟的鸣叫，似乎是某个小孩在不停地叫着‘爷爷’、‘姑姑’，自远而近，幽幽而鸣。我平素胆子就小，不由得紧缩着身子，躲到奶奶的里侧，摒住声息，奶奶象是感应到我的害怕似的，她动了动右手，我赶忙将手伸到她的手心里，她便握了我一下遂又无力地垂了下来。我知道奶奶是清醒的，她在提示我不要害怕，有她在身边呢！//听妹妹说，小时候，一次她患眼疾，眼睛睁不开时，奶奶便用舌头轻轻舔开她的眼睛。”（《我最爱的那个人去了》）作者捕捉到这一特殊的时刻，将逝与在、肉与灵、此与忆置于一个脆弱而敏感的平面，“感应”、“握”、“垂”这些动词，准确、细微、幽秘，感人至深，呈现了一种超现实的力量——来自将逝未逝的祖母充满慈爱的魂灵。

而在《夏天过去》中，死别与生离被作者置于一片寥廓的大地背景之上，请看开篇的一段低诉般的抒情慢板：“写下这个标题时，我正懒懒地倚着窗户，看窗外是否依然有夏天的影子。夏天一般会与炎热、蝉鸣、浓郁的绿、突然而至的电闪雷鸣以及浮躁的心相联的。窗外本是绿的树叶不知何时已泛黄，黄绿相间竟然给人一种绚烂至极的感觉。刚才还是晴朗的天空突然阴沉下来，远处隐隐约约有滚动的雷声，是否夏天留恋不舍，驻足不前，在遥远的天际，徘徊守望？但我已分明听见秋天以他稳健的步履随秋风而来，田间地头，无不留下他深沉睿智的目光……”在接下来的描述中，写实与回忆交织在一起，逝者和生者、厝所和老房子在推拉镜头中显现，变大后又变小，并最终还原到大地万物的轮转和包融之中：人间的离散悲欢，不过是“生命的轮回，谁也无法改变”。

在作者的笔下，返乡既是一种尘世的跋涉，更是一种内在的精神仪式。这也就可以解释作者何以身在故乡却仍在返乡了。“故乡的路有多远？我一步一步丈量着脚下的土地，抛开灰尘弥漫的公路，沿着山的脊梁匍匐攀登。空气像是突然被水洗了一样澄澈，草木的芬芳扑面而来。……当这座无名的小山以成熟的丰姿迎候我或阻挡我的去路时，我无可避免地感到了一丝内疚，不再是诗意地行走，轻松惬意的感觉荡然无存，来自精神的负荷一点点加重，呼吸急促，我的身体近乎零距离接触到荆棘丛生的山崖。坚持，一定坚持住！冲向山顶是我唯一的选择。”（《故乡的路有多远》）能够感受到“精神的负荷”的返乡者，必定是一个走在路上的迷者和思者。

其实，写作的意义也正在这里。尽管在工业化和全球化的时代湍流中，一个怀乡者发出的不过是呓语，但残缺和隐痛被迹写，被提升，便构成了与物质世界反向的返乡之旅。归根结底，它们都指向一种精神故乡。而在甄文这里，它还表现为一种守护个人情感之纯粹的向度。不妨说，甄文有一种让世俗不解、猜疑的内在洁癖。

身体洁白

经年的月光

溜进来  滑入

孤独着  干净着

（《洁爱》）

在滥情主义如此喧嚣的世界上，这样的独白安静而柔软。她似乎放弃了抵抗，象一口井那样不动不止，柔弱得好象没有一点力量。“雨季  被淋湿的词/发着低烧//那只欢快的喜鹊已经飞走了/了无踪影//……那枚捌角的邮票早已褪色了/什么也没有发生/我心灵的城堡  空无一人”（《什么也没发生》），还有《春去了无痕》、《南风知我意》、《东风破》等诗，都传达了一份对纯情的守望和期待。而“萍是我的堂妹/死了，仅20岁/喝农药自杀的——为了一个她爱的男人//今年的祭日/我去看萍//萍愈加美丽了/是一朵淡淡的蓝花/开在故乡的山冈上”（《萍》）殉情而死的惨淡和凄凉，在诗人的笔下被转化成了“淡淡的蓝花”，几乎是潜意识地提示了这种洁癖达到的程度。显然，这种洁癖的内核是一种古典价值观，它与工业化社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如果进一步追究，我们会发现这种向内的守护，其实是一柄双刃剑：当情感获得了纯粹，而人性是否会受到损伤？当她试图返回古典性的温柔之乡，是否会遗忘自己作为一个现代人和当代写作者的双重身份？这是甄文必须面对、思考的困境和问题。

当然，甄文并非没有自己的思考。比如，她的洁癖还指向了更为内在的方面：“诸多形容词是我掌心上的疤痕/一出手丑陋尽现/希望有人拿刀子来剔除/尽管疼痛/却长欢欣”（《期盼》）“形容词”暗示了某种主流的或通俗的文化意识形态对于个体的侵蚀，因此“剔除”对于守护精神领地是必不可少的。又如：“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很多时候你怂恿自己/将这句诗吟成//英俊蹑高位/世胄沉下僚//吟来吟去/却不及原句顺口”（《吟诗》），巧妙的颠倒和不动声色的反讽，颇能让读者细细玩味。在我看来，甄文的一些小诗写得有味道，如《桂花》：“兀自香着  桂花/在绿叶中蕴藏/金黄的梦想/执拗乐观/勿言散//不轻易/抛头露面/小秘密聚集/心事琐碎风生/斯人憔悴  水起”，诗行呈图像排列，并嵌入古典诗词，造成一种特殊效果。此外还有《一点记忆》、《抑郁》、《满院花难开》等诗作，均清新可喜。

在我看来，发出“故乡的路有多远”的跋涉者，必定已感到了它的远和它的寂寞。“很多时候  我/独自坐在草堤上/看雪白的羊儿吃草//我不是牧羊人/我只喜欢  静静地吹柳笛/曲名叫‘望乡’。”（《望乡》）写作对每个人的意义都不一样，对甄文而言，写作注定要成为她一生的情人，而每一次写作都意味着一次返乡或望乡。在我的印象中，她属于那种将写作融解在生活中的写作者：保持一种质朴和清澈，并用一双淡淡忧伤的眼睛打量这个世界。在我们了悟这一点后，甄文写作中尚存的稚嫩、粗糙和欠圆熟，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二OO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原载2009年11月20日《安庆日报》文艺副刊

它们是青花瓷作的钟然后

在青阳腔中响起。它们不会尝试

用巴茅的灰烬聚成青灯，也不会

用一粒蛙鸣测量一个中年人

可怜巴巴的记忆。

它们需要白日梦，而拱桥已呼唤不起

那不存在但依然在呼吸的

残冬里的事物。当你带着枯干的根须

来到旷野找寻它下面的星星

它们却在这一年的梅雨中

用结核病的肺叶唱完了

最后一首民谣。它们是剪纸里的井

但三十年后那惊鸿一瞥，依然不会

穿壁而出。谁在撒谎？

谁在你的镜子里添加了迷幻剂？

现在南溪河开始卷走

临近黄昏的我，并连同它们一起

砍倒在成片成片——刺眼的

狗杂种的盗版建筑里。

2008.12.26

春日棋局

局面已经失控。但楚河里的残冰

仍让人镇静一会儿。

当房间渗入它内在的幽暗

黎明将推迟一小时降临。

当然，暮春并不是为某个自闭者

准备的。如果他能够将

一片嘘声当作五月的石榴花

那么他就必须抛弃大部分柳絮

才能将真理塞进火炮。

唾液会杀死骑手，战马会

落荒而逃，而英雄

将病殁于自己的玫瑰。

2006.04.06

    为向新中国成立60周年献礼，总结、展示安庆60年文学艺术创作成就，由安庆市文联《安庆60年文学艺术作品选》编委会编选的《安庆60年文学艺术作品选》日前问世。

   《安庆60年文学艺术作品选》编委会主任由中共安庆市委常委、安庆市委宣传部部长胡南亭担任，安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周锦宏、安庆市文联主席盛志刚和副主席王泽辉任副主任，沈天鸿、李凯霆、张健初、姚岚、纪念、毕成任编委。

    编委会成员本着公正、公认、严格、精选的原则，克服了时间跨度长、作者分散、有的已去世等诸种困难，紧张有效地做好编选工作，从而保证了《安庆60年文学艺术作品选》的质量。

    该书以《〈振风〉特刊》的形式，作品按发表年代为序，大16开，32个印张，487个页码，另有24个彩页。全书80万字，分“小说”、“诗歌”、“散文”、“文学理论”4卷。

    请入选者近期到文联办公室领取样书，县（市）作者不便者，由当地文联统一发放。欲购买者，请与办公室曹小姐联系，电话号码5501411，工本费50元。

每次经过天桥时，我几乎没发现桥上有行人。为什么叫白鳍豚天桥？后来有人告诉我，因为投资方是白鳍豚水泥厂。但我始终无法将这个钢铁巨物与白鳍豚那灰白柔韧的躯体联结在一起。有一次，我登上天桥，我终于可以触摸那斑驳的栏杆了。一种冰凉、凝滞、麻手的感觉，倒与想象中的白鳍豚的肌肤有相似之处。那微红略暗的肉质和骨头，从锈蚀的漆皮下艰涩地、缓慢地裸露出来。它的暗伤似乎被我触痛了，于是，那银白的躯体便在巨大的钢铁中扭动与挣扎。那一刻，一种难以觉察的颤抖从大地深处闪电般流遍桥身，以及我的手，脊椎，肾，鼻尖。

记得没有天桥时，这儿一度是事故频发路段。比如隔壁戏校一个女教师上街买菜，就是在这儿被车撞死的。听说她是回族，下葬时不用棺材，周身裹着白布，然后被置入洞穴。这个细节一直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有一次我骑着车，在这儿被夹在两股车流中间进退维谷，无法动弹，类似一只白鳍豚陷入滚钩之中。事实上，这么多年来，肯定有许多生灵生存在一个与人类完全隔绝的世界，可是谁能知晓它们的死活和绝望？

但我必须经常从天桥下经过。一道巨大而沉暗的灰鳍闪现在上方或者前方。我就活在它的上和下、此和彼之间。我已浑沌地活了大半辈子了。有人笑我很书生气，在浑水里也摸不到鱼。他说得对。我非但摸不到鱼，而且也摸不到虾子。当然，站在桥上是安全的，滚滚车流在下面平静地淌过。可我为什么还是隐隐感到不安？那种阴鸷之气究竟源于何处？事实上我不可能闻到滚钩的气味。桥上的我成了一个虚无的观望者：当目光穿过落叶纷飞之下繁华的、喧闹的冬日表象，我看到了一种正在扩散的湿漉漉的迷暗，仿佛庞德在地铁口所看见的那样。

有一年，我到陈独秀的墓地去。在接近集贤关的路途中，滚滚烟尘制造了一起又一起事件，那日头成了类似红心鸭蛋那样的玩艺。这时，我注意到在高矗的烟囱口，那铅灰色且略带硫红的白鳍豚出现了。它滚翻着，甩击着，仿佛从滚钩和电拖网中逃逸而出。我承认这幻像与语词的魔力有关，但我还是被它张开的另一个巨大躯体所震撼。在它下面是某水泥厂的厂区，庞大、凌乱、混蒙，象一个患矽肺的、头戴面罩的农民工。在这里，你也许能窥见城市神话在当代被创造出来的小作坊。谁来阻止这种勇往直前的奇怪悖论？它的副产品是将一个时代的死亡幻像不断制造出来，然后鞭打着我可怜的想象力。当然，“唯物主义”在最近两个时代都取得了胜利：它先让天下人驱除物质，继而让天下物质驱除人。在陈墓旁的植被丛茂的枝叶上，我清楚地看见它的细小骨殖和尖锐嘶叫积了厚厚的一层，象时间的尘埃以及不为人知的历史隐秘。

回到家中，老婆正在厨房剖鱼。她手中的菜刀白晃晃的。倒剐，切进，转动，鱼鳞和血污翻了一盆。鱼鳔一瞬间冒出来了，惨白、坚硬、不堪一击，充满虚无主义的气体，它最后时刻的尖锐敌意由此显现出来。老婆知道我喜欢吃鱼。我的理由很简单：猪肉里有太多的激素，我不想再发育了。然而最近我在报纸上看到，鱼也吃饲料，鸭吃的饲料甚至有苏丹红。

……鱼在她手中突然一甩尾，盆中的浑水立刻怒响，血鳞四溅，连鱼籽也迸出来了。它最后的挣扎让老婆吃惊。这种抵抗仿佛是从死亡深处折回的光。她迟疑了片刻，用袖口揩了一下脸。现在它彻底放弃了抵抗，静静地躺在砧板上等待刀锋。老婆说，手指划了个口子，你来剁吧。

我接过刀把，表情却象一个懦夫。记得这把刀是我在超市买的：在众多悬挂着的锃亮刀具之间，售货小姐向我介绍说，“白鳍豚”是品牌产品。

此刻，我不知道是什么力量将如此暗弱的事物打造成如此亮利的嗜血之物？它收拢着厨房内黯淡的光线，震撼着砧板，但痛饮的却是它自己的血。在刀刃停止之处，来自它内部的绝望将我刺得不知所措。

在虚暗的砧板上，两种血最终流在了一起。

二○○六年十二月十日

原载《百花洲》2009年第二期

罗兰·巴特给我的印象一直是冷峻的、严谨的、捉摸不透的、零度式的。这与几种中译本封面上那个右手夹着雪茄、面部微侧且目光锐利的法国人是一致的。巴特以及他写作的表情似乎就是这个样子。用作者的肖像表情来比附一种写作风格，显然不符合巴特自己的想法，因为他曾宣布“作者死了”。但巴特作为作者已死了（他死于一九八Ｏ年），并且至少死了“两次”。最近笔者读到他的一本五十年代影响甚大的书《神话――大众文化诠释》。这是他唯一的一部从神话学和符号学角度描述和剖析社会现象的力作，从中能明显感到巴特写作表情中的另一面：在痛快淋漓地解读现代神话的“冒牌事实”时，他发出开心的、有点诡秘的笑。正如他在初版序中所声言的那样：“我并不确定事情进行是否如谚语所说‘熟能生巧，巧则心喜’，我只相信，它们深具意义。”那么“巧则心喜”的巴特自然要笑了，尽管那也是一种反讽的、暖昧的笑意。

“活在我们这个矛盾已达极限的时代，何妨任讽刺、挖苦成为真理的代言。”当巴特说出这句愤激之言时，法国正处于大众文化急骤产生的五十年代。在媒体、艺术和常识领域，充斥着种种以“自然法则”包装的冒牌事实和集体征象，而那些对自然和历史的每个环节作出混淆视听的理论解释，更隐藏着布尔乔亚的意识形态权力的滥用。问题是，既成的理论体系要么高高在上，要么触及现实便捉襟见肘，而象牙塔中的研究者又大都不愿或无力涉足当下的社会现实。我们不妨体味一下当时巴特被厌恶、孤独、焦虑所包围的心境，他强烈地感到一种“意识形态批评的需求已锐不可挡的此刻”。巴特似乎从小就被养成一种与世格格不入的性格：法国人绝大多数人信天主教，而他家信的却是基督教；在惯用右手的世界，他恰恰是一个左手撇；早年得了肺病，使他成年后被拒入伍，等等。但肖像上巴特用右手夹雪茄的动作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是否可以视为他发出的具有符号学意义的特殊信号？

巴特这本书主要包括两部分：其一是三十四篇剖析时事和时尚的绝妙文字，真可谓形形色色，包罗万象。诸如摔交世界、肥皂粉与清洁剂、婚姻大事、玩具、葡萄酒与牛奶、嘉宝的脸蛋、脱衣舞、占星术、爱因斯坦的大脑、深层广告、牛排与油炸马铃薯片、喷射人、权势与放纵、巴黎不曾淹水、两则青年剧场的神话、罢工的使用权人、照片与选举诉求、茶花女、布尔乔亚的声乐艺术、非驴非马的批评、布热德先生的几句话，等等。巴特努力逼近那些人云亦云的对象，挖掘它们，直到刨出那似非而是的根部。其二是一篇题为“现代神话”的理论阐述。巴特通过符号学的基本概念来研究神话的一般特征，揭开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现代神话中如何以乔装打扮的匿名方式，冒充并强加于社会其他阶层的意识之上，进而达到隐形控制和中产阶级化的秘密机制。这一点，与马克思所处的那个时代已大不相同了。一切都不象过去那么泾渭分明，不象一八四八年革命巴黎街垒两边的情形。巴特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他又与马克思主义保持一个独立的思想者必须保持的距离。正是这一点，保证了他写作中思想的新锐性。在我看来，在本书批判性的条分缕析中，左与右的对峙并不是首位的。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并非巴特运用符号学和神话学的基本概念来剖解现代神话的内在隐秘；而是巴特笔锋所至的锐利、酸劲、反讽和穿透力，还包括强劲张力带来的复杂和晦涩。他不拘泥于既成理论那一套，纵意而为，涉笔成趣，令人忍俊不禁。具体描述、解析中的巴特与理论玄思中的巴特几乎判若两人。有时是前者摆脱了后者的控驭，成了一匹脱缰的野马，比如《摔交世界》、《巴黎不曾淹水》，有大量的纵情的诗意描写；有时甚至是前者在颠覆后者，如《嘉宝的脸蛋》一文，几乎是巴特在引领我们欣赏嘉宝的脸蛋，在比较她与奥黛丽·赫本的脸蛋有何不同。而这恰恰应该视为巴特写作充满活力的最好证明。

在我看来，巴特所谓的现代神话，其实是现代社会通过传媒制造出来的超级符号以及它在人们心理中投下的迷恋与迷思。巴特只不过“仍然使用传统意义上的‘神话’这个字眼”而已。我注意到巴特颠覆了“神话”这一古老概念的几个主要判断：

（1）神话是一种言谈，是通过历史而选择的一种言谈。“神话并非凭其讯息的客体来定义，而是以它说出这个讯息的方式来定义：神话的形式是有限制的，并没有所谓‘实质上的’神话”。这里，巴特与马克思对神话的解释大相径庭，因为后者恰恰是“凭其讯息的客体来定义”的。以巴特的定义来考察各民族的古神话（如古中国神话和古希腊神话等），无疑也是确切而精微的。所有的古神话，难道不正是一种通过历史而选择的言谈的产物？在这一大前提下，神话便暴露于并被置入更高层面的研究言谈结构的符号学的视域之内。正是对神话形式构成的符号学解析，巴特试图找到现代神话生成和运作的隐秘机理。

（2）神话是一种被窃后失而复得的语言。为了便于表述和区别，巴特将第一符号学系统的能指、所指和符号，置换为第二符号学系统的形式、概念和意指作用。他认为，神话是建构于第一符号学链条上的第二符号学系统。在两种符号系统的转换过程中，存在着一种扭曲、变形或者掠夺的行为。神话将语言学符号（能指）中的意义和历史性掏空了，使之变得一无所有。但这种空洞化不是意义的灭绝，而是扭曲、疏离它们，抛却它的偶然性，为再度生根其中获取养料提供基础。这里涉及神话生成的一条根本原则：将历史转化为自然。当转换达到自然化、正当化和合理化（也即乔装打扮）时，神话便产生了。只有这样，现代神话才能在人们不知不觉中，干它们偷梁换柱、隐匿控制的活计。

（3）神话是一种去政治化的言谈。只有去政治化，掏空其中的现实和历史，神话才能用自然填充它，并自动意谓着什么。但去政治化只是表层现象，它可能导致更深层的“政治”，或者还原为“政治”。

那么，解神话就是拆解这一超级符号的隐秘机理，以及破除它在人们心理中的迷恋和迷思。巴特的三十四篇妙文就是在做解神话的工作。例如《蓝色指南》一文，巴特是在进一步印证《现代神话》曾分析过的这个中产阶级神话。他指出，在这本西班牙导游性的“蓝色指南”中，文化古迹被过滤为基督教的，多面性的人群被类型化（巴斯克人是冒险的水手，卡塔卢尼亚人是生意人等）。更重要的是，历史客体在其中蒸发。那么它是怎样蒸发的？巴特在注解中引述马克思的观点为补证：“……我们必须注意这个历史，因为意识形态浓缩成一种错误的历史概念，或者是它完全抽象化。”蓝色指南的神话正是“剥削了谈论所有历史的客体”，而“‘土著’已将他们的舞蹈准备成一种异国风情的庆典。”这不禁使我想起更多的“旅游手册”来。比如云南地区的民族风情游，不过是将原生态的生存历史简缩化为一种矫情的民俗展示。身穿鲜艳民族服装的少女翩翩起舞，让你在错觉中认知这个民族的文化和历史，以至于我们一想起某个民族，就想到它的舞蹈、服饰或乐器，而根性之物却反而被忘却了。

与此相似的是，巴特对电影《失去的大陆》所作的分析。《失去的大陆》是一部有关“东方”的大型记录片：几名蓄胡的意大利人去亚洲的马来半岛探险、游历。巴特一针见血地指出：影片通过为这个所谓的“东方”涂抹色彩和渲染异国情调，使它成为“摊平的、平滑的、色彩炫丽的，象张古老的明信片”；由此进行使之解体和诱拐它与西方合一的行动，从而“否定了历史的任何指证”。比如，他们图解的文化仪式、文化事实，从未与特别的历史秩序、一种明确的经济或社会地位相关。比如渔夫总是被“淹溺在色彩鲜艳的日落中而成不朽。”作为渔夫的特定的生存内涵被过滤掉了。这样一来，“东方与西方，都是一样的，只有色调上的不同，它们主要的核心是一样的。”因此巴特说，“造成不负责任的方式是明显的­­――为这个世界着色也是否定它的方法之一。”

巴特无疑是二十世纪最富理论创新并不断挑战自我的少数思想家之一。他的锐利和洞察力，就在于发现并剔除现代神话上的一层厚厚油彩，将这种遮蔽的隐秘机制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即使是“爱因斯坦的大脑”和他的著名公式（E＝mc^２），也同样进入巴特的视野：那个人类最智慧的“大脑”，是如何被现代神话俘获、掏空和巧取豪夺的？“似是而非的是，这个最伟大的智慧提供一个最时髦机械的意象，这个力量过强的人，被剔除于心理学之外，被引介到机器人的世界里。”正是在这种巧妙拆解中，我听见了巴特那幽默而尖利的笑声。

在《写作的零度》一文中，巴特也贯彻了这一思想。他认为：“真被看作包孕一种普遍性的萌芽，或者按人们喜欢的说法，一种具有繁衍能力的本质，它通过简单的复制衍化出不同的秩序，或渐渐疏远，或成为虚构。正是通过这种方式，那个时代处于盛世的资产阶级才可以把自己的价值看作具有普遍意义并把它的道义中所有名称都转移到它的社会的绝对异质的各部分。这确实是神话的机械主义。”正象他是左手撇却用右手夹雪茄一样，巴特肯定不会因噎废食，他曾调侃道：“雪茄是一个资本主义的象征，就算是吧。可如果它能带给人愉悦呢？是不是应该不再抽它……？要是那样想就不够辩证了，那就相当于将澡盆里的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

问题是，作家和戏剧家怎样才能避免和抵制生产新的神话呢？

巴特的基本方式大致有两种：其一是作家和戏剧家不要自以为是，自以为自然，自以为真实，而应该不断告诉他们这是虚构的故事，象摔交运动员那样显示双方对打是假的、设计好的。这很类似于布莱希特提出的“陌生化”方法：演员既是剧中人，又是旁观者。后者不时告诉观众自己对角色的理解，以达到间离效果。在《两则青年剧场的神话》中，巴特嘲讽了布尔乔亚戏剧“演员被他所扮演的角色所‘吞噬’”的现象。其二是零度写作。他认为，“从根本上说，只有零度才能拒斥神话。”所谓零度状态，是指没有风格，没有主观颜色，用直述语气，而不是虚拟语气和祈使语气。零度作品，必须是一种中性的、记实性的笔法。据说海明威实践了这一理论，他的作品达到了一种无风格的零度状态。但无风格是否正是一种风格？零度写作会不会导致一种“神话”，如同十九世纪自然主义者那样？因此我不大喜欢开处方时的罗兰·巴特，这时他笑得就有点生硬而干涩了。

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原载《博览群书》杂志

七十年代初上中学时，高尔基的《海燕》是我背得滚瓜烂熟的所谓文学名篇之一。尽管我根本没见过真实的海燕是个啥模样，但因为有了《海燕》，它在我和我的同代人心中变得崇高无比，它成了呼唤“让风暴来得更猛烈些吧”的“革命者”的代名词，而“那些海鸥呀”和“肥胖的企鹅”则是可耻的，龌龊的。那时候我在一所乡镇中学读书，镇上的一位同学曾偷偷借给我一本很破的诗集，没有封面，中间还掉了好几页。原来是郭沫若的《女神》。可我翻来翻去也看不进去，那种诗我可是从来没见过。比如，那首著名长诗《凤凰涅槃》和《天狗》我一点搞不懂。堂哥对我说：他的东西都是胡说八道，郭沫若自己也说应该全部烧掉。我当时感到很惊愕，后来才知道他说的那“全部烧掉”还真有点根据。不过《女神》在当时是被禁的，而《海燕》则进入意识形态的主流话语，成了教育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生动教材。

“文革”中发生的这一幕颇有点滑稽。“凤凰”比之“海燕”来得更彻底，它在烈火中毁灭又再生，真正是具有“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脱胎换骨精神。但“凤凰”还是比不上“海燕”，或者说它被“海燕” 又“革”了一次“命”，却一时无法“再生”出来。这也许就是话语霸权中还有更大霸权的情形。当它们互“吃”或通“吃”时，可能正是这种话语霸权到达混乱的顶峰并开始衰落的征兆。

对高尔基我了解不多，这个老头干过一些好事，但他视察索洛维茨岛这个关押政治犯的人间地狱后，回到莫斯科却发表了《索洛维茨岛——犯人的天堂》一文，鼓吹岛上的生活无与伦比，到处都显出“寂寞和惊人的美”，不能不让人对这个“海燕”昧良心说黑话感到震惊。颇有反讽意味的是，当高尔基视察索洛维茨岛的消息传来，岛上的犯人一个个兴高采烈，相信并指望高尔基在了解他们的苦难后会拯救他们，有人甚至大声背诵起《海燕》来。但他们到死也没有读懂“海燕”。值得一提的是那个名叫伊利诺夫的男孩，在高尔基参观儿童教养院时突然开口说：“高尔基爷爷，你看见的全是假的。”接着孩子揭露了用犯人代替马拉车，用麻袋装上犯人扔在雪地里过夜，在饭里撒上石灰等等真相。然而，他决没有“皇帝的新衣”中那个童言无忌的孩子幸运。等高尔基的船一开，他就被枪毙了。但这一切，被高尔基身后一个年轻的随从所目击，他后来写下描述真相的《古拉格群岛》一书。他就是索尔仁尼琴。

不得不提的是，这个被誉为无产阶级“文学之父”的高尔基，在三十年代斯大林操纵的那场使千百万人被秘密枪决或服苦役、放逐的大清洗中，却在《真理报》（一九三五年一月二日）上发表文章，为斯大林血腥清洗异已分子而呐喊助威：“必须无情地、毫无怜悯地消灭敌人，不要理睬那些职业的人道主义者的喘息和呻吟。”听听这“海燕”冷酷无情的高傲“叫喊”吧！这个时候的高尔基已经被极权政治异化了，被“洗脑子”洗掉最后一点良知和人味了，因而不再是那个二十年代与“暴力革命之父”列宁多次发生政治冲突，那个尚能对社会革命党领袖在莫斯科受审表示同情的高尔基了。

郭沫若各方面的情形与高尔基颇有些相似。郭沫若的“凤凰”可以称之为“东方的海燕”，但却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不得不承认，“海燕”和“凤凰”是二十世纪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激进主义的两个重要的形象代码，深深地感染和影响了那个时代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并作为一种红色情结系于潜层心理的结构之中。至少对当代中国学界而言，二十世纪中国人的“凤凰涅槃”情结一直没有得到省察和追究。这种情结的核心就是“毁灭/再生”和“再毁灭/再再生”。兑换成当时的政治流行语就是“改造/新生”、“不断改造/不断新生”。

在我看来，从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开始的激进主义思潮，经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和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传入中国后从辛亥革命、农民暴动直到“文革”，可以说激进主义思潮“修炼”到了“凤凰涅槃”的最高境界。当然，这些革命有的是完全必要，问题在于，这种革命也会发生严重变异，并被权力所利用，极易造成一种打着革命旗号的伪革命，一种僵化的反人性的涅槃式思维，其核心是：不是历经一次毁灭再生，而是要不断毁灭再生。所谓“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每十年来一次”，以及对个体强调“要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洗心革面、重新作人”、不断“改造世界观”，不断“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都是在极“左”政治压力下“凤凰涅槃”情结的巨大能量的释放。尽管我们说，郭沫若写《凤凰涅槃》有当时的具体偶因和背景，比如他在给宗白华的信中说，“我过去的生活，只在黑暗地狱里做鬼；我今后的生活，要在光明世界里做人了。”这里有一种过去的忏悔心态。但是，它无形中成为中国激进主义思潮的宣言书式的作品，以及二十世纪中国命运和政治思想倾向的预言和概括，则可能是郭沫若本人也没有想到的。

这种激进主义的时髦表述就是“不断革命”，它与“凤凰涅槃”的情结相对应。“革命”无非是两种：“革他命”与“革已命”。“革他命”类似“天狗”吞“月”，“革己命”类似“凤凰”自焚。但在“革命逻辑”里，二者从来是无法分开的，往往是绕了一个喜剧式的怪圈，掺进了令历史老人难堪的反讽意味。

最典型的是，一九六六年四月郭沫若在会上的公开表态：“在一般的朋友、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讲，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郭沫若愈来愈感到自己处境不妙，“革命”已烧到自己的“眉毛”了。“改造灵魂”的口号不知喊过多少次，而一旦“香木采集”好了，堆到自己的脚下要“革己命”，他内心是不是有些恐惧和惊慌呢？这次公开表态引起了国内外的震动。之后不久，郭沫若在致徐正之的信中辩解道：“我自己也希望成为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凤凰每经五百年要自焚一次，从火中再生。这就是我所说的‘烧掉’的意思。”因为“烧掉”合乎“凤凰涅槃”的“革命”逻辑，所以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因此有人认为郭沫若这些话完全是出于“聪明”和“亡羊补牢”的策略，甚至认为是一种逢场作戏。但我们也不能否认，郭沫若说这话也许正是源自内心深处那个“凤凰涅槃”的情结。历史中的人往往亦真亦假，连郭沫若也未必识得自己的真面目。

不知一九六六年的郭沫若是否想到过，他在一九四八年写的那篇《斥反动文艺》专事打棍子、“革他命”的“奇文”来。在他的“反动文艺”大网篮里，各色皆有，黑色的萧乾，蓝色的朱光潜、桃红色的沈从文，等等。在该文中，郭沫若捕风捉影，无限上纲，气势汹汹地写道：

什么是黑？人们在这一色下最好请想到鸦片，而我想举以为代表的，便是《大公报》的萧乾。……这位‘贵族’钻在集御用之大成的《大公报》这个反动堡垒里尽量发散其为幽缈、微妙的毒素，而与各色的御用文人如桃红小生、蓝衣监察、黄帮兄弟、白面喽罗互通声息，从枪眼中发出各色各样的乌烟瘴气，一部分人是受他麻醉着了。……对于这种黑色反动文艺，我今天不仅想大声疾呼，而且想代之以怒吼：御用，御用，第三个还是御用，/今天你的元勋就是政学系的大公！/鸦片，鸦片，第三个还是鸦片，今天你的贡献就是《大公报》的萧乾！

“御用”这个词，几乎成了对建国后的郭沫若自己的绝妙反讽和谶语。他后来写的诸如肉麻吹捧江青和颂主的风派诗词，以及专著《李白与杜甫》，成了“御用”这个词的最好注解。他实在想不到，“文革”一开始，他就处在当年他打击“黑色反动文艺”矛头所指的位置。当年萧乾为此写下《拟J·马萨里克遗书》，后来被划成“右派”；沈从文患上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一度试图自杀，被迫中断小说创作；朱光潜自谴自责，痛悔过去，开始了思想改造的艰难历程。不过，远在“文革”爆发的前几年，郭沫若两个上大学的儿子郭民英和郭世英，就因“思想越轨”问题而倒霉。郭世英在一九六三年即被公安部门定性为“敌我矛盾”，后经周恩来过问，被“宽大”地 “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是所谓“不戴帽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参了军的郭民英于一九六七年四月开枪自杀身亡，而郭世英在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九日在农业大学被造反派绑架。当天，郭沫若就知道了这一消息。晚上他原本可以在一次宴会上请求周恩来过问帮助解决，但郭沫若最终没有开口。当得知郭世英惨死后，面对于立群的指责，他除了沉默还是沉默。后来他说出一句话：“我也是为了祖国好啊！”

儿子的惨死，没有激起郭沫若的反抗和反思。但他内心备受失子的打击和煎熬也是事实：郭沫若从那一天开始，经常伏在案头，用毛笔工工整整地抄写郭世英的日记，整整抄了八册。“我也是为了祖国好啊！”是着眼于国家“红色江山”的政治前途的，因为他的儿子与当下政治唱的是异调或反调，与他这个作父亲的政治观点和思想立场大不相同。郭沫若坚信他是正确的，代表了“红色江山”的未来。只有在这儿，“革他命”与“革己命”被残酷地统一起来了。儿子的死是“革他命”的结果，但同时也是在“革己命”。他必须经受“凤凰涅槃”的痛苦和麻木，因为他“也希望成为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如果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是玩障眼法蒙混过关尚可以说通的话，那么对自己的亲生骨肉也如此，就太违常情了。我以为，郭沫若这些行动的根据必须到他的内在逻辑中去找，到他根深蒂固的“凤凰涅槃”情结中去追究。

“我也是为了祖国好啊！”和“成为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再也找不到比这个更强大更红色的理由了。所以经过激烈的内心斗争，在宴会席上他没有向周恩来提出来。换他的另一句话说，“我那是凤凰自焚、求得再生的意思。”也即“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改造我们的灵魂。”看来，这是对郭沫若最深刻的“政治考验”之一，真正触及到他的“灵魂深处”。他摇晃着站稳了自己的“政治立场”，成为“狠斗私字一闪念”的“继续革命者”。他的彻底性，还表现在他的临终遗言上，他要将那“自焚”后的生命余灰撒到大寨的虎头山，以“求得再生”。

郭沫若只不过是极“左”时期一个典型的个案。当时的“凤凰涅槃”情结，其实普遍存在于知识分子“不断改造”的心理中。巴金在《随想录》回忆“文革”这一段时也说：“一方面想到即将来临的灾难，一方面又存在着幸免的心思。……我终于在会上主动地检查了……错误。我还说我愿意烧掉我的全部作品。这样讲过之后比较安心了。”还说“我怕极了，真的朝夕盼望来一场天火把我过去写的文章烧光。”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独立的人文品格和傲然骨气严重滑脱、丧失，应该说与此密切相关。从表面看，旧我欲产生新我，必通过激烈的火的焚烧。“自焚”是手段和途径，“再生”是由此带来的必然之果。但是，我们且不论“自焚”是否为必由之路以及能否带来“再生”之果，仅从它们所陷入的“焚毁—再生—焚毁……”的循环逻辑来看，二者因相互重叠而可以相互置换，从而被导向一种恶性扩散的癌性状态，“焚毁”几成目的。同样，“海燕”是不断地呼唤和迎接“暴风雨”，一次比一次“更猛烈”，进而与“暴风雨”合一，“暴风雨”成了“海燕”生命和价值的替代物。毫无疑问，“海燕”也有它悲剧性的一面。三十年代，有多少布尔什维克的“海燕”被斯大林当作异已分子，无情地、秘密地从肉体上被“清洗”掉？

对郭沫若的政治表现和御用嘴脸，我们尽可以嘲笑和批判。但作为一个悲剧中人和他内在的悲剧性，除了表层的滑稽可笑外，不能不给人们以深层的酸楚和苦涩。正如他在一九二○年一月十八日给宗白华的信中说：“咳！总之，白华兄！我不是个‘人’，我是坏了的人，我是不配你敬服的人，我现在很想能如phoenix（凤凰）一般，采集些香木来，把我现有的形骸烧毁了去，唱着哀哀切切的挽歌把他烧毁了去，从那冷净了的灰里再生出个我来！可是我怕终竟是个幻想罢了！”不幸的是，这些话成了他未来命运的写照和谶语。历史没有再给郭沫若象巴金写《随想录》那样的机遇。可能是历史老人听厌了那些忏悔。谁敢说郭沫若不会重复他半个世纪前说过的这些话呢？

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原载《书屋》杂志 

青阳腔

谁也不能剥夺你这朝上的子宫

你这接近风口时快要零落的喇叭花――

那是谁正在掠走这个世界残存的

神圣多余的美？

当无形的钳子压迫着我在青阳

度过的大部分时光，你却保持了

未被所有雷鸣打破的

静默：一种栖止在喉咙深处的

青涩时间，并幽暗得发蓝。

西风狂烈！那个将喇叭花

悬置在老城西风口的家伙，难道是

为了让我看着

这悲凉的雪，这雪中的遗韵

凄伤、缓慢地坠下……

08.12.30

草台戏班

在春天它们并不比别的草更绿

但宫中剑兰却从未到达过那个山谷

黑夜穿透了穿山甲，看到

它们的光芒，在经历了许多世纪后

变成了我所听到的蒲公英的清唱

但寒风继续在那上面

制造新的冰凌和幽暗。

很多草根依然活着，但它们

不会去证实那个草台戏子

登上国家剧院后的荣耀以及最终

吞下安眠药自杀的情形。

它们诞生于溪涧和庙会，在星空

经过的地方，将旷野心中隐藏的东西

显露给岩石看。如果它们不将

秋霜聚入镜中，又如何能把

旷野的草籽洒入野史？

08.12.26

恍若

先前这儿是一片田野。但秋风

还是将萧瑟树林显露给我

分离之钟突然在

被照暗的收获物上响起。

一条土路穿过那年秋天

我和妻来这儿为新婚的朋友

祝福。而如今我就居住在

那片曾经的田野上，不过妻已成前妻

而土路尽头已浮出火车站了。

白鸟离开而幽暗留下

幽暗留下而冬天在水塘中吹荡起

恍若前朝的那片紫云英……

2004.12.19

猕猴桃 / 卓荷拉

1944年冬天下午的一次谋杀 / 於国安

专栏

荒村旧事录 / 花如掌灯

闲扯九章：手艺人/ 钟松君

人间笔记

罗伯斯庇尔的联想/ 陈平

墓地上空的英雄主义/ 葛启文

博客

别梦十年 / 周晓红                                

我的越剧情结 / 周晓红

对酒 / 周晓红

民间

捉贼记 / 阿航

一个朋友 / 青鱼

记忆

樟木箱琐记 / 苍耳

高复那段日子 /蒲斌军

缘来茶道

哭是一场内心的戏（四题） / 薛蓓

爱的森林/ 立夏

涨网货 / 乐满波

那一条小路 / 王幼娜

书话

生活的艺术 / 孙武军

激情阅读（四题） / 颜东

现代汉诗

大海词典（组诗） / 苗红年

光阴的河流（诗三首） / 夏良风

文学现场

被自己的内心拯救——群岛诗群海洋诗论（1） / 李松岳

山房扫叶：趣谈打油诗 / 闲白及

人文舟山

沈家门，那沧海桑田的变化 / 潇潇

舟山闲话（八则） / 方牧

艺术

纸上画廊：张高俊漆画作品展

影像叙事：渔村唱晚 / 洪晓明

陈仲义

作者简介：陈仲义，著名诗歌评论家，南方某大学教授。该文发表在《文艺争鸣》2008年第12期

　　“70后”：以各自的特色，显山露水
　　
　　以整数的代际时间观作为命名依据，似乎成了无法抗拒的诗歌史宿命。顺沿惯性，“70后”诗歌“域名”再次重蹈覆辙式地冒了出来（甚至比“中间代”还提早四五年）。先是1996年南京陈卫醒目的“黑蓝”封皮标榜、1998年深圳安石榴的“外遇”集结（1），接下来是2001年黄礼孩、2004年康城等主编的选本正式出版（2），再后来是刘春的所谓两代人“捆绑”事件（3），不知经过多少位诗歌“经纪人”和众多民刊网刊的共同努力（同时也应该感谢98盘峰诗会的催生），使得“70后”诗歌，及时取得了“合法执照”。（4）
　　相对此前诗歌，“70后”诗歌写作者，与前辈一个重大区别是，他们从少年开始就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较早进入崇尚金钱、物质、技术和性的时代，拥有充分独立、完全松弛的心态。“他们面向生存，更为本真；面向官能，更为愉悦；面向调侃，更为戏谑；面向欲望，更为人性；面向世界，更为自由”。（5）
　　长期做这一块研究的同龄人霍俊明，精心选择十来例“广场”意象，进行分析，同时道出了这一代人的尴尬：一种教育规限了他们的奉献精神和理想，但是另一种真实生活却为他们跟随社会大潮完成一次次思想转型，预设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他们出现的矛盾、龃龉、困惑、彷徨，成了清醒而困惑的一代，理想而务实的一代，守旧而背叛的一代，沉默而张扬的一代……（6）这一总体“画像”应该说是比较有说服力的。
　　黄礼孩则从具体“源流”上指出，每一个“70后”诗人的成长都有一个小的传统，他们的传承都来自于上一代人或更早的诗人。接触知识分子的诗人呈献出学院派风格，与民间写作的诗人来往的又是口语写作。有一部分带着混合或独立的诗歌元素。“70后”诗歌最初的精神和诗歌样态的原初动机是反对遮蔽，反对保守和陈旧。实则上，“70后”诗歌完成的是文学里的对抗：捆绑和解缚的两种形式。（7）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中的一个成员说：“70后”的诗歌语言是这个碎片式时代最贴切的对应。诗歌回到了自身最后的领地。（8）这个自身最后的领地，可以理解为语言，也可以理解为诗：不再是贵族的，精致的，阳春白雪的精神性，而是对躯体的全方位打开。诗不是强加的道义而是自发的一种身体乐趣，乃至纯感官乐趣。所以“70后”一个重要的写作维度——早期发起的“下半身”团体，甚至把身体乐趣——纯感官写作推向极端，就毫不奇怪了。
　　看中感官与欲望，并倾向于赤裸的表达，（大大削减诗歌基本的隐喻成分）业已成为“70后”一种常态。极端的说，“70后”主要靠感官与欲望“起家”，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世纪之初肉身化写作风靡。对此有人评判道：他们的写作出发点无比正确，但缺乏一个根本的欲望的审美转换过程。（9）
　　在考察“70后”诗歌群体时，先后有三代人三种视角值得注意。一是程光炜（50年代）的：“70后”诗人的诗歌美学是什么样呢？我给出一种说法：由现代到后现代的、犹豫不决的美学。在他们看来，八九十年代，诗歌“重”的成分很多，语调、诗句、和句式、材料都好像经过精心地调配，达到一种“重”的效果。他们的创作是来自写作中的反本质主义。而现在诗歌的“轻”则成为他们诗歌写作的主要倾向。前辈诗学核心如崇高性、经典性现在变成“70后”，边写边读中享受到快乐，即非历史化，非意识化的，日常的东西。（10）笔者以为，“犹豫的美学”在一定层面上概括了早期“70后”诗歌由重而轻的某些“转型”特性。
　　第二种是苍耳（60年代），他认为：“70后”处于“话语淤积”、“道路堵塞”和“价值肿胀”的受阻状态。向下之路几乎成为他们大多数的必然选择。“70后”诗人的“下倾性”已先预设了反形而上性，这既关涉存在论的根性问题也关乎一种写作的策略。他们要想在踩满脚印的路上前行，就必须逆着风低头向下走，向昏暗的生存现场和个人之根的底下进行寻找与掘进。（11） “70后”诗人出场的总体趋向和行走姿态正是如此。苍耳从“受阻”角度，指出“70后”的双重遮蔽和自我迷失。
　　第三种是晚近的林贤治（40年代），他借用布迪厄新型的阶级理论，十分严厉抨击“70后”：以享乐主义为准则，视快乐为义务的道德，这些“消费者文化的新的英雄”不是在促进一种特定的风格，而是在追逐、迎合风格本身所具有的兴趣；放纵的行为方式、形式上的反传统、不受约束的态度和姿势等等，以最小的代价为自己赢得满足感和声望。不可救药地把诗歌引向自我欺骗”。林贤治放大“70后”写作群体有关娱乐、消费、奢侈的另一消极面，显然有失偏颇。（12）
　　而同代人可能因为经历、立场的接近，对其存在多有所“辩解”。比如相当前卫的赵卡（狼人）就认为：不将诗歌作为一种“专业性质”的品类性工作，是“70后”诗人与诸如朦胧诗、后朦胧诗、第三代、知识分子写作、口语流等诗群的最大区别，因为，带有“专业性质”的诗歌写作越来越表现出了一种深刻的媚俗，一种后殖民主义和泛政治波普的极端病态美学。“70后”存在的意义目前来看确有反拨“专业性质”写作的一面。（13）
　　霍俊明相对宽容和辩证：虽然游戏精神和享乐主义贯穿着他们的全部书写，其间充满了琐屑、庸俗甚至亵猥的日常生活经验，留下了最浓重的阴影部分。同时“70后”诗人开辟了自己的人生、历史和诗歌的自留地。作为中国诗歌发展的过程展现焦虑与渴望的重要一环，作为人向物质、理想和本能作战的重要一役，那九月的芬芳最终会穿越岁月空旷峡谷而实现卓越的精神价值。（14）
　　黄礼孩应该说也是比较客观的一位，他一方面承认：“70后”诗人在美学经验上还缺少应有的历史积淀，美学的探索上是极为有限的。但有限的创造或者不完整的试验却因了亢奋的变革激情而迸发出巨大的诗歌活力。另一方面，他又充满信心肯定：“70后”诗人有惊人的诗歌领悟能力，他们消除了传统诗歌中的不合理因素，更早地把握了诗歌的现代性，进而去探究现代人的生存状况和精神取向。技巧和观念的相辅相成，使得“70后”的诗歌品质更能表现出天赋的特色。（15）
　　辛泊平则用自己的文本，从感性层面上提供了一代人的诗歌影像：
　　我们信仰把诗歌当作皮肤上的刺青/或者殉道般把诗歌刻进骨头/这些都不重要我的兄弟们/我们有一样的野心和易碎的理想/有一样的痛苦和堕落的悲哀/诗歌把我们紧紧抓住把文字当作子/产在我们的身体和灵魂密密麻麻/白天我们衣冠楚楚地走过城市的街道/被围得近乎完整黑暗中才把自己/撕成碎片喂养那些/灼痛我们的词根桂冠戴在头顶/捂活的或许化蛹成蝶/像春天的桃花醉倒春风/更多的是丑陋而无用的丝茧/随我们一同被埋进坟墓/” ——《读同龄人的诗》
　　“皮肤上的刺青”形象地道出他们的动机、美学趣味、追求与标准。然而，如同中间代那样，时间上的代际划分明显遮蔽了一代人写作上的个别差异。的确现时很难对“70后”在诗学美学上做出归纳，总有以偏概全之虞。与其大而无当说些不着边际的话——在宏观评价上无休止地纠缠下去，还不如选择几个个体，做点掠影式扫描。在纷呈展示中，也许还可以窥见一点诗歌踪迹。在笔者有限的阅读中，留下较深的诗人印象，顺手写下不无主观偏爱的三言两语——
　　胡续冬：出身于学院，却是学院派的最大叛逆，他聪慧而狡黠地挥霍着想象，所到之处，常常撩动一片惊艳，让人啧啧称奇，是属于才子型的诗人。　　
　　朵渔：严谨的写作态度，自我的内心苛责，虔诚的敬畏与谦卑，形成他专注中的沉凝、恰到好处的打磨，在口语诗写作中没有放弃诗歌的质地。
　　李小洛：唯一当选“新世纪十佳女诗人”的“70后”，其脱颖而出，没有同时期女性的过份自恋，就对命运的悲剧和虚无展开叙述，真挚诚恳，自嘲自省，在伤害中保持豁达，有一种哀伤中的“看透”。
　　江非：早先将“平敦湖”作为高贵情人，一往情深，后来脱开“乡土”模式，在开阔地形成自由与形式感相互间杂的、更为宽广的写作路数。
　　刘川：出色的比喻高手。在人们误以为用修辞，会付出丧失还原生活本真状态的代价时，他却全面使用比喻，在仿佛漫不经心的比拟中，突然逼近事物真相，让人忍俊不止，取得了很好的趣味性、戏剧性效果。
　　刘春：集写诗、批评、编辑、活动于一身。早先注意锻造诗景情境，带有华兹华斯的“湖畔”影子，后来趋于对当下的投入，也不时夹杂“致敬”情结。刘春拥有爽健温和与秀丽的风格，写人物颇有一手。
　　孙磊：早期的《朗诵》追求神性与梦想，一开始就颇为老道，语词间多有磁性，曾经被我大段引用，后期遭遇“虚无”，在黑暗与光芒依稀的隧道里，依然葆有音乐的血液燃烧。
　　吕约：天生有一种挑衅的“反骨”，经常将独特的隐喻架设于整个消解系统中，进行神经质式的嘲讽、讥刺，在适度的放纵与轻松的节奏中，见着女性少有的坚挺的批判力量。
　　燕窝：有奇妙的感觉，爱情诗别具一格，而另一部分作品（如人物系列）则沾着灵气与巫气。经常做意象的突兀与句法的断裂，在跳脱中十分简劲。
　　海啸：《海啸三部曲》重现了古老诗歌——歌唱与神喻的品质，聚集生命、自然、家园等母体情怀，将碎片式的原型、象喻、箴言、境遇化解为缤纷的“神启”，使得“久违”了的祈祷、追光等元素充满安抚的厚重。
　　梦亦非：多年致力于长诗写作，具备史诗结构才能，“理智”地汲取巫文化，尝试用体温与触觉深入语词，并做进一步传神。评论亦时见锋芒。
　　木朵：特别赞赏木朵那些纹丝即动的批评。文本缝隙间，到处游动极为纤细的触须。特别是每隔几行就绽开博喻的蓓蕾，叫人眼花缭乱。细读的混纺，充满密麻麻的针脚。
　　胡亮：同样看好胡亮的批评文字，能感觉出他底蕴十足，宏大时纵横捭阖，穿云破雾，更多是在幽曲处，敲打尖扎，精准锐犀。
　　客观的说，“70后”命名以来到现在8年间，在晃动摇摆的美学与向下滑行的行走中，大部分人已完成自己的成长。以下还有一串长长的名单，浮现在我清晰的记忆中：如沈浩波（《文楼村记事》的悲苦情怀，改变了人们对他的单一看法）、尹丽川（用随意的“轻摇滚”，传递着欲望的都市经验）、安徽阿翔(在隔绝与孤苦中沉着敬业，漂泊与责任凸显诗性)、蒋浩（以冷漠和高傲的心态来蔑视生活而亲近艺术）、江涛（繁复的思绪，做理性团团缠绕）、康城（在词与物之间穿梭，常有惊险表现）、墓草（一种另类的“同志”书写，紧紧贴住目的，撕裂般指向痛处）、花枪（持久的爆破力，长诗《海南医院》揭示无所不在的病态）、魔头贝贝（较少受后天文化影响，天然而良好的直觉）、李郁葱（早慧，自称陈旧趣味的保守主义者，诗作里较早出现隐匿的对话）、黄礼孩（含情脉脉的宗教感，出乎寻常的祥和宁静）、陶春（尖利的切入，被称为“时代之血与庞大阴影中的冷峻骑手”）、吴铭越（相当开阔的视野配套灵巧的构思，不时能出奇制胜）、谭克修（用科技与理性的新官能，穿越城乡和人心的变迁）、三子（时间的哀悼者，难得的禅思禅意）、泉子（相当不错的控制能力，包括语言的简洁）、林忠成（沉浸于语词的暴力，热恋超现实的陌生化组合）、丁燕（将个人精神史聚焦在百串葡萄，尝试艾略特所推崇的一个人用一生写一个意象）、舒非舒（执著于物性写作实验和诗歌行为艺术，）等等。
　　除此之外，宇向、符马活、安石榴、广子、潘莫子、廖伟棠、凌越、远人、狼人、黄金明、盛兴、朱剑、简单、谢湘南、、孙慧峰、韩博、席亚兵、白鹤林、曾蒙、马非、杨勇、张况、婉琦、穆青、曹疏影、阳子、俞昌雄、七月的海、唐果、苏浅……这些人都以自己的作品站稳脚跟，而且其中几个还很突出。
　　当然，在与成熟的第三代、中间代比较中，我们发现处于行进中的“70后”，尚有很大提升空间，如赵卫峰在《中国“70后”诗歌回眸》中所提出的苛刻批评和要求：这是一个集体失聪的时代，其次是诗人自身资源匮缺，导致没有产生纪念碑式的重要诗人，作品总体看实际上只是一个平面化的过渡期，一个怀孕的时期。（16）平心而论，我觉得这样的评价低了一些。至少“70后”还有较大的发展远景。罗振亚在《原创的“快乐的文本”——审读“70后”诗歌的艺术殊相》也说，思想和真理被悬置的深度缺乏导致了诗意的大量流失，对历史文化的虚无态度，对社会问题的淡漠，仿佛诗歌成了语言拼盘和诗人玩弄现代文明的“七巧”。“70后”诗歌在以口语颠覆意识形态写作同时，必须警惕自身美学的危险性。（17）这样的告诫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然而，总的说来，被指称为“拆迁的一代人”，已然在废墟与空白中，搭起脚手架，一片建筑群落正显出清晰轮廓。十年前的“毛头小子”，他们共同组成的“70后”写作兵团，凭借网络势头，完成了青年军的生猛成长，并且以各自的特色，显山露水。经过90年代初中期的躁切，迎受新世纪风雨历练，可以说，于影响的焦虑和承嗣的挣脱中，逐渐独立起来。他们摆脱前辈条条框框，其开放、自在、随意的无中心写作，多少还保留着最后那么一点残存的理想。“70后”现在已经完全走出第三代阴影。在未来十年内，他们将成为中国诗坛关注的重点。
　　
　　“80后”：热身之后，终于正式上路
　　
　　几乎是在同一时段，小荷初露尖尖角。多数来自高校的“80后”写作者，先是在校园预热，他们同样采取集体亮相方式，顺随“70后”走向社会，也走向了前台。
　　第一本民间纯“80后”诗选结集叫做《一滴水晶》，自费印刷于2000年冬天。一个月后，第一个标榜“80后”诗歌论坛“山鬼诗歌”在西北大学诞生。2001年4月，老刀主编《冬至》，尝试提出““80后””概念。2002年11月春树编选《八十后诗选》。稍后取同一名字的还有玉生的《“80后”诗选》（2004.7）。而第一本正式出版的十人合集则是《刻在墙上的乌衣巷》（陈错主编，重庆出版社2005），然后是，众多《“80后”诗歌备忘录》、《“80后”诗歌排行榜》纷纷出笼。2008年，丁成主编的《“80后”诗歌档案》（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压缩性的收录24人，为“80后”的成像，进一步起着塑型作用。（18）
　　幸运的是，这一过程，大概只花了六七年时间。期间得到《诗潮》、《星星》、《诗刊》、《诗选刊》、《诗林》、《诗歌月刊》等积极扶持。在人们不太乐意接受以时间命名的小小“拉锯战”中，“80后”还是约定成俗地被接受下来了。
　　“80后”是中国诗界幸福的宠儿，是“抱大的一代”。“独生子女”的特殊政策，造成自我中心主义，几乎所有人都是在父辈的呵护下长大，他们是物质、时尚、信息最早的受惠者，也是商业社会的焦急者与放纵者。相对宽松、相对自由的环境，形成即兴、随意、拿得起放得下的写作态度。新世纪以来，适逢网络诗歌演练场如火如荼，“80后”诗人应运而生。他们少不了继承第三代以降，诸侯割据的纷乱遗风，又夹带新一代不甘寂寞的声音。（尤其在他们后面，是更为庞大的校园诗歌群，青青歌吟，假以时日，必定又是一大片葱绿）。
　　“80后”同样是若隐若现“沿袭”着80年代以降的诗歌脉络，自觉或不自觉顺延为朦胧诗——后朦胧诗——知识分子—学院；第三代——民间——口语两大流向。也由此构成相对应的群落：一是在校的大学生和毕业不久的“新生”；二是处于漂泊或半漂泊状态，较早踏入社会打工的“早熟”者，前者带有较多“知识分子”的前辈胎记，后者带有较多民间的叛逆精神。有论者特别指出此间一个重要因素：虽然“下半身”运动逐渐平息，成员各自分化，但对身体经验的重视却保留下来，成为新世纪诗歌写作的又一资源。“80后”很多诗人正是从“下半身”开始走向了自己不同的创作道路，所以“下半身”在对“80后”的谱系考察上是绝对不容错过的。甚至可以说，没有“下半身”运动，“80后”诗歌将会呈现另一番情景。（19）
　　
　　阿斐最近在接受访谈中指出：如果“80后”有共同的创作特点和精神气息，那就是各自的激情，青春的激情，无所顾忌，没有阴暗面。当“80后”之前的人们经历过各自的苦与难，步入各自的位置或宝座时，仍然有这样一帮迷惘、虚无却干劲冲天的青年，为理想做努力，为找寻自我而奔波。他们很虚无，像许多人所以为的，但他们的虚无又不是平庸的观念中的虚无；他们很慌乱，像间歇性的我一样，但始终在寻找方向；他们有时候还很“放荡”，像许多“大人”所想的那样，但少有人能理解这种“放荡”的背后风景（20）阿斐广为流传的诗句是，“我的孩子都快出世了/而我昨天还是一个孩子”。这句诗和他最新访谈一样，较好“佐证”了这一代人的特征。
　　就“80后”诗歌主要内容而言，他们中间有人总结出四大主题：即情爱、成长、日常和反讽等。（21）就美学特点而言，也有人梳理出：事境中诗意的提取；谐隐和娱乐；情感重现；主体缺席（22）；其中的谐隐，是朱光潜所说的以游戏态度，把人事和物态的丑拙鄙陋和乖讹当作一种有趣的意象去欣赏。就主要精神特征来说，也有人总结道：“80后”一出生就没有经历刻骨铭心的集体受难，缺乏深沉的人生历练和思想底蕴，精神衰竭而物欲上涨，呈现一种虚无地反叛、虚伪地先锋、盲目的胜利的态势，信奉诸神，抛弃共同的本质，这反而最能体现无本质正是它的本质。这样大批具有王子激情的诗人，仅仅只是瞬间的闪现，就出现持续的激情衰退。（23）
　　春树有一段话，倒很好概括这一代人的书写本质：想写就写，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绝对不会考虑“慢慢写”的叮嘱与劝告，任何“高贵、经典、文本、抒情、意境”到了我们这里统统失效。直到哪一天我们写不动了，写不了了也绝不会强努着写，用但影的话总结，就是——“当下，我们玩诗”。诗不再是一个形而上学、阳春白雪的概念，而是像金钱、网络、音乐、足球一样，成为我们的玩物。我们喜欢诗、喜欢写诗，就仅仅是喜欢，是写、是玩，是让我们更快乐的一种手段、一种表达。仅此而已，别无其它。（24）
　　不可否认，80年代诗人成长的语境显然离不开大众文化和网络传媒文化的影响。《我们都是吃游戏长大》，“游戏”是这一代的主题，也是精神影像。看古小燕的《当街机已成历史》：街角、巷尾/暗红的半悬的门帘/Fight Fight在叫嚣/Kyo和Iori间永不终结的战斗/发疯地拍打着肮脏的按键/这一次，胜利是我的！/……总以为杀多一个，就是终极/游戏变得眼花缭乱/一如这纷繁的世界/原始的搏斗/已不复存在/只因为/快乐也不再简单。
　　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诗人杨克的判断：她们的写作没有使命感，更没有宿命感，她们并不将诗歌作为神圣的东西来对待，这种“快乐原则”也决定了她们诗歌的品质。她们很少去谴责什么，也没有顾影自怜的自怨自艾。从她们的诗里你可以感受到怪异另类，甚至看见她们的无所事事的样子，听见她们无聊的大呼小叫，但是你绝对看不见她们的思想，她们的思想隐藏得太深，字里行间参悟不出。总而言之，感觉上她们的诗歌很“轻”，无所背负，但在这轻的背后，却隐隐藏着另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重”。在这一轻一重之间，便产生了一种新的风尚。（25）
　　不错，“80后”一开始就找到了它自身的载体，网络优势彰显他们的长处。他们的成长历程、成功与挫败都与网络息息相关。网络像“催化剂”促成他们早熟速成，缩短“长大”之路，其副作用也恰恰来自网络：依赖技术，放纵粗糙、近亲繁殖，灌水“复制”、缺乏必要节制，从而带来“机灵有余，重量不足”。
　　笔者以为，“80后”在诗歌文本上体现的主题和特点，都出自一种“放任”或“急进”的加速度。他们的青春和活力，显然对“中年写作”的“慢”、“徘徊”“守侯”的习性，构成巨大冲击。除少数外，多数还是沿袭“70后”和网络场域的风气：情色元素、日常琐屑、口语成分、原生样态等组成的通俗语境。总体上说，都具备敏感、冲动的气质。而艺术上少了些精美，多了些粗鄙。
　　“80后”确实处于变数极大的进行时，对“80后”写作者定评可能为时过早，不过，在当下阶段，有一股贱民写作、底层写作风气甚为浓烈，是值得关注的。他们和“70后”中的一部分人同气相求。因为过早离开校园、家园，揣着“打工者”的卑微身份，因压抑和困顿境遇，他们天然重返新的批判现实主义。比如阿斐——被冠以“80后”诗歌“领头羊”，就一向专注下层生活，投身“垃圾”怀抱；余毒和小王子——也特别敢用阴毒的语言颠覆强权话语、比起前兄们，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爱——同样十分活跃在许多诗歌网站，极力搞出反诗道、反正统、非驴非马的“放肆”举动；老刀（安徽）—— 一边旋转着抗争的坚硬钻头，一边又闪烁着“恶”的解构锋芒；黄土《错落的时代》，是近年罕见的、对“三农”问题最真切的泣血呼唤……如此等等，一种为“底层写作”，关注民生的写作，在“80后”成为一个重要的方面军，获得反响，渐成气候，这是远远高于校园的青春写作。
　　“80后”有代表性的两个诗人是阿斐和郑小琼。
　　阿斐曾被称为““80后”第一人”，第一人不是指写得最好，而是指出道最早，同时提供了某种标示性的东西。阿斐“继承”前辈，如阿坚们和中岛们的底层写作。反映城市平民生活如《买早餐的人》《老家的亲戚》《暴雨来袭》《拾易拉罐的中年人》等,很有贴近感。在疼痛基础上,他还不时抽象旨意，如《青年虚无者之歌》、《他们的群众》《警世钟》》《孤独》《以垃圾的名义》，提升了作品高度。《众口铄金》虽没有显示太多技巧，只是朴素说出一代人的命运人生，恰恰是一种最典型的“说出”，故得到同代人一致认同：
　　而更为深刻的，是后来引申的“说出”了一个时代，一切弱势群体的心声：
　　战战兢兢地伸出孱弱的手/迎合命运的安排/像甘霖之下无辜的万物
　　像阿斐这样的底层诗写，完全与雕刻、漂亮无缘。多数是从现场观察出发、从感同身受出发（大量打工诗是有力证明），只有少数停留于底层经验的想象力上，这就使得它摆脱“廉价的良心”、简单的倾诉或抱怨，真正出自自我的真实，写出内心的惊恐和战栗。
　　郑小琼的《人行天桥》等长诗和黄麻岭系列，无疑昭示了“80后”诗人新的诗歌水平和景象。没有想到，在她羸弱的身躯里，竟隐藏着如此惊人的爆发力和冲击波。我们看到的不是卡通、动漫和校园落英混合的身影，而是一个“激烈、冲突、生猛、侠义”的形象，闻到的是“电线着火的浓烈焦味”。作为低层“铁质”与“断指”的代言人，郑小琼诗歌中表现出来的某些公共知识分子精神特征，见证、批判、审视、仗义执言、悲剧命运的承担，是这个时代难得的品质。尤其在孤立无援的状态下，敢于深处体验这些心碎的疼痛，是叫人惊叹和感佩的。同一年龄段的丁成对其做了高度肯定：郑小琼在表现物欲力量对“人性”的残害性方面，有着出人意料的精彩，使“欲望书写”几乎达到了一种令人振奋的界限，在动辄数百行连绵不绝的长诗中，“不得不惊叹于郑小琼作为一个女性诗人所具备的罕见的丰沛底力，可以说这在当下中国的女诗人中（包括朦胧诗以来的舒婷、翟永明、王小妮）是一种绝对的优势。”（26）郑小琼在底层与性别的双轨道上，为“80后”赢得了形象与声誉。
　　在这两位代表人物后面，人们已经能够辨明那不说庞大也渐进成型的方阵：春树（一个跳着“狐步舞”的诗人）、唐不遇（不安分的知性探索）、谷雨（崇尚修辞技巧）、泽婴（照耀着神性光彩）、水晶珠链（清新的想象力）、莫小邪（短平快风格）、巫女琴丝（叫人瞠目结舌的狠劲）、萧萧枫子（特别讲究舒服与味道），三米深（像湖水一样缓慢而安静），还有老刀、余毒、他爱、玉生、陈旧、木桦、秦客、嘎代才让、西毒何殇、麦逗、稻菽、梅花落、然墨等别样的写作路径，连同丁成、啊松啊松等为推进“80后”诗歌的系列批评文章，引人注目。　　
　　《诗选刊》主编诗人郁葱认为，从总体倾向上说，“我的确很欣赏80年代出生的诗人的创作姿态:松弛、简单、即兴、个性。”（27）郁葱凭直觉道出这一代某些亮点，像许琳琳的《痘》记载了自己额头上冒出的一粒青春痘：“我掐死了它/并不温柔地//于是/从那个放大了的毛孔中/逃出发腻的脓/然后是红得虚伪的血/血慢慢地淡成了水/最后什么都没有了”。设想在朦胧诗人笔下，痘会蓄满时代的忧患，在第三代诗人那里，痘会与环保生态发生“及物”联系，在“70后”手上，痘会马上变成性感的标志。而在“80后”人眼里，就是从有到无简单的一次脸部运动，像打一次喷嚏那样本能自然。
　　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威猛，“80后”没有太多包袱，他们占有年龄的最大优势，但在经验与资源相对少的摸索中，过分依赖网络，有时单靠直觉而欠缺提炼，会使不入流的口水诗与打油诗禁而不止。他们刚刚在成长，比较嫩。虽然有着不可忽视的成长势头，但整体进展深度还有待挖掘。
　　有论者指出，与前辈诗人不同的是，“80后”普遍地缺乏诗学危机感，他们更多强调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并以此作为“断裂”根据。对于“80后”来说，“断裂”与其说是来源于诗学上的革新冲动，不如说是一种权力话语的对抗方式。渴望获得话语权，渴望“浮出历史地表”，渴望“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统统来源于一代人的身份焦虑。 “80后”诗歌已经不存在什么诗学上的合法性危机，他们更多的是在深化前人的诗学主张，并在此进行后续整合。（28）
　　也因此，他们像《天龙八部》里的段誉，一时施展不开或想施展时却又不能很好施展，他们随时都有写作的冲动，随时都有感觉，随时都在进行形式上的尝试，以写为乐，情绪化，却多在同一个平面上来回滑动，有很大的随意和偶然性。自身可能不以为然的某些局限性，比如缺乏生活的底蕴，对生命的体验不够，题材貌似宽泛实则狭窄，发现与表现的矛盾，自以为成熟的玩世、此一时彼一时的审美观、价值观，等等（29）
　　爱之弥深，责之愈苛。来自同代人的批评，向来毫不手软，博客上的意见尤见尖锐：‘80后’的诗人，他们只是凭着对自身的一丁点的直觉的自我感觉，不可能深入诗歌的内部，也就注定了‘80后’的模仿、粗糙、不痛不痒的抒情，疲弱的叙述自身的感觉。对于真正的优秀的诗人诗作，他们才是刚刚开始。” “与第三代相比无根本性的文本突破，缺乏生活的底蕴，对生命的体验不足。在题材的书写上，整体地与城市生活和阴暗、性、毒这些东西亲密接触，显得过于局限。时间一长，必然流于对语词的虚妄痴迷，离审美的底色越来越远。”（30）
　　在众说纷纭的评判中，“80后”经过一段热身后，毕竟还是正式上路了，“80后”的行进状态，或许有如王梦灵在《交叉线》中所披露的：
　　一个人，走到十字路口/来自四个方向的力把他牵引/ 四个人朝交叉线四个方向走去/ 很多人拥挤着朝各个方向散去/他渐渐看不清自己/他看见另一个人站在交叉路口/迷茫的内心/在一个微光的凹陷处被命名。
　　就是在这样的微光中，我们感受到还是更多的希望。愿我们大家都记住里尔克写给青年诗人卡卜斯那段话：要像树木一样的成长，不勉强挤它的汁液，而满怀信心地立在春天的暴风雨中，也不要担心后面没有夏天来到。夏天终是要来的。但它只向忍耐的人们走来。他们在这里，就像永恒在他们的面前，无忧无虑地寂静而广大。
　　
　　注释：
　　（1）1996年2月，南京的陈卫在自编民刊《黑蓝》封皮上打出‘70年后——1970年以后出生的中国写作人聚集地’，首先亮出旗号，1999年安石榴主编《外遇》发表《七十年代：诗人身份的退隐和诗歌的出场》，开辟“一九九九中国‘70后诗歌版图’”，对开12个版集结40多名“70后”诗人。
　　（2）2000年1月1日《诗歌与人》，全面推70 年代诗人，入选55位，2001年1月，第二次推出，增至92位。2001年6月黄礼孩正式出版《“70后”诗人诗选》配发了照片和简介(海风社)、再来是康城、黄礼孩等编《“70后”诗集》（海风社，2004.5）共上下两册， 1176个页码，收入78位作者，至此，炒了几年的“70后”“概念股”，终于整体性浮出水面。
　　（3）指2008年刘春主编《“70后”诗歌档案》，
　　（4）“70后”诗人创办的主要刊物网站有：2000年7月23日，刘春创办“扬子鳄诗歌论坛”。并于2001年2月独立出资复刊《扬子鳄》，16开杂志；灵石岛诗歌网站由“70后”诗人灵石创建于1999。11。27，是网络上资料最全的诗歌站点；《终点》纸版刊物和终点网站同时创办于1998年，网站1999年开始编辑终点网络诗歌月刊，出版到总第26期后因故停办。是中国第一家网络诗歌刊物；诗江湖：2000年由南人创办诗江湖网站。诗江湖是集结“70后”作者最多的诗歌站点之一；1995年，“70后”陶春、刘泽球、谢银恩等创办《存在诗刊》。目前已出作品集（年鉴型）6辑，大32开。编有《存在十年诗文选》等重要选本。另有“70后”主打的《第三说》、《东北亚》、《七十年代诗报》、《审视》、《偏移》、《诗文本》、《野外》、《诗歌通讯》、《外省》、《朋友们》等。
　　（5）（7）（15）黄礼孩：《“70后”诗集》序，海风出版社2004年版。
　　（6）（14） 霍俊明：《尴尬的一代—— 中国“70后”先锋诗歌》，天涯诗会2008年4月21日。
　　（8）冰儿：《“70后”以后，再无理想可言——“70后”诗集简评》，第三说诗歌论坛2006-03-02。
　　（9）荣光启：《“身体”男女：散论70年代人》，见《两性视野》学术网站http://www.alleyeshot.com
　　（10）程光炜：《70年代出生诗人写作的观察》，《西祠胡同论坛》2004年5月15。
　　（11）苍耳：《场景的置换与崛起的向度——“70后”诗人群体的诗歌评述》，《赶路诗刊选稿论坛》2005-3-24。
　　（12）林贤治：《新诗：喧闹而空寂的九十年代》，《西湖》2006年6期。
　　（13）赵卡（狼人）：《“70后”诗歌：五种叙事力量构成的广义消费主题》扬子鳄2008年1月30日。
　　（14）霍俊明：《70年代的老卡车和走出阴影的纪念碑——“70后”诗歌的历史印记》，诗生活网2008年4月29日。
　　（16） 赵卫峰：《中国“70后”诗歌回眸》，《中国学术论坛》2005.5
　　（17）罗振亚：《原创的“快乐的文本”——审读’“70后”诗歌的艺术殊相》，《智识学术网》，2005年5月10日。
　　（18）在这其间，还有： 2000年7月《诗参考》开辟“80年代出生的诗人的诗”栏目。2001年5月，吴默等人在网上建立“全国第二家“80后”论坛——‘南方诗坛’； 2002年出现《蓝星——八十后诗歌理论卷》，是“80后”第一本也是目前唯一一本理论集。另有不可忽视的重要网站论坛刊物：《门》、《原诗歌》、《弧线》、《野草》、《秦》、《蓝星》、《活塞》、《放肆》、《零空间》等，都积极推进“80后”诗歌。
　　（19）金浪 ：《 “80后”诗歌的谱系与身份焦虑》 ，中文诗歌信息网2006年3月21日。
　　（20）阿斐：《访谈：被市场冷落的，将被文学宠幸》，《蓝星》2006-3-12。
　　（21）《“80后”诗人的网络书写》 ，中国诗歌网2005年3月15日。
　　（22）陈峥：《“80后”诗歌：一份提纲》，诗歌报网站2003年12月3日。
　　（23）枕戈：《“80后”诗歌创作现状与展望》《椰树下》2005月7月29日。
　　（24）春树：《“80后”诗选》前言，见《蓝星》“80后”文论卷，2002年11月1日。
　　（25）杨克：《新卡通一代美少女诗选》，文化先锋网，2004年2月29日。
　　（26）丁成：《在真相和欲望之间》《 蓝星诗刊》2006年5月12日。
　　（27）郁葱：《伟大的中国新诗及诗歌精神（代主持人语）——关于中国新诗现状答记者问郁葱，2006年11-12。
　　（28）金浪：《 “80后”诗歌的谱系与身份焦虑》 ，《中文诗歌信息网》2006年3月21日。
　　（29）赵卫峰：《他们从此踏上了不归路——“80后”诗歌印象》，《中国现在诗歌总坛》2004年11月27日。
　　（30）萧然：《“80后”在网上凶狠》，《“80后”诗歌档案》，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作者单位：厦门城市大学人文学部）`

    原载《文艺争鸣》2008年第12期

aqlkt@yaho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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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朴初：《印度的影子戏》（1956年12月作），选自《赵朴初文集》（上卷）（华文出版社）（存目）

邓以蛰：《中国艺术的发展》，原载1951年第4期《文物参考资料》（存目）

朱光潜：《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选自《美学批判论文集》（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存目）

舒芜：《〈饮冰室诗话〉校点后记》，选自《〈饮冰室诗话〉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存目）

宗白华：《中国艺术表现里的虚与实》，原载1961年第5期《文艺报》

方东美：《中国形上学中的宇宙与个人》，选自《中国心灵》（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存目）

徐志松：《苍松新绿》，原载1974年第1期《安徽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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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彬彬：《1919年3月26日夜》，原载2002年第1期《钟山》（存目）

苍耳：《秋天对一首乐府长诗的注解》，原载2002年第2期《百花洲》，《布老虎散文·春之卷》（春风文艺出版社）

陈少林：《邂逅秋夜》，原载2002年第5期《散文》、2002年第3期《清明》

丁振川：《杨桥》，原载2002年第12期《散文》，入选《散文2002年精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

许松涛：《叙述雪的十九种方式》，原载2003年第4期《人民文学》，入选《2003年文学精品·散文卷》（人民文学出版社）（存目）

王桃珍：《梦中桃园》，原载2003年3月13日《中国国土资源报》“社稷坛”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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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四海：《江边看羊》,原载2004年第1期《中华散文》，入选《新散文百人百篇》（人民文学出版社）

郑炎贵：《天柱访禅》，原载2004年第9期《散文》

余世磊：《七月》，原载2005年第10期《散文》，入选《人文随笔》（花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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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雪儿：《味道在尘世》，原载2007年第10期《散文》，入选《2007年最佳散文选》（北方儿童出版社）

章宪法：《如是人鱼》，原载2007年第10期《读者》（原创版）

张向荣：《叙述与独白》，原载2007年第10期《散文诗世界》

毕家桢：《孟春夜深时》，选自散文集《心灵的痕迹》（安徽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

余芝灵：《空旷》，原载2008年第2期《散文诗世界》，入选《2008年中国散文诗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

王子龙：《天堂蜂群》，原载2008年4月19日《文艺报》，转载于《散文·海外版》2008年第4期

吴垠康：《三问六尺巷》，原载2008年4期《雨花》，入选《2008年度中国杂文精选》（漓江出版社）

夏兰吉：《乡音如魔》，原载2008年7月5日《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

耿耕：《与一位故人夜谈》，原载2008年第6期《青海湖》，入选《2008年值得中学生珍藏的100篇散文》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舒兴庆：《隔膜》，原载2008年7月16日《教师报》

汪军：《龙山大隐邓石如》，原载2009年1月6日《新安晚报》副刊。

徐后先：《下夹河，梨花洁白的叙述》，原载2009年第2期《散文诗世界》

李皓：《雷池》，原载2009年第1期《散文世界》。

胡竹峰：《刀马旦》，原载2009年8月21日《郑州晚报》，转载于2009年《文化河南》杂志（秋季号）

孔银姣：《那个黄昏的树向我跑来》，原载2009年第7期《文学与人生》

1

一条被我正走着的路，与另一些路区分开来的界线，仅仅在于这条路根本没有路灯，甚至有相当长的一段，连居家的一点微弱灯火也没有。我已经有点不习惯走这样的路了。一条路拥有了属于自己的黑，实际上已将它与白天的那个自己区分了开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亮如白昼的城市之夜，这狭长的昏黑却让路暂时找到了它自己。

２

雨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下呢？很小很细的游丝，零星又飘忽。雨其实也在赶路。它从很远的地方来，要到另一个很远的地方去。我和它相遇在半道上。在我认为它向下走时，它很可能正在朝上走。我的外衣有点潮了，说不定它误把我当成了归宿之地；而我正在找寻的，也许正是它启程的地方。

３

当我什么也不想时，我听见了自己的脚步。它踩在大块的坚硬上面，同时带起更细小的坚硬之物。当然，脚步后面会有另一个脚步跟着。我此刻听见了它。它显得非常清晰，孤独，峻急，它想超过我。

４

昏暗时分是一个临界点，它在空间上是否有相对应的距离？一个人可以在行走中思想，但思想如果不会行走，谁能为它安上假肢？如果人一生都笼罩在一种光芒下面，那他肯定从未抵达过。

穿越思想的却只能是思想，而不是行走。

５

在我走过的路当中，肯定还有没有被我走过的。而我尚未走过的路，有的肯定已被我走过。

６

雨开始转为细雪了。我惊讶生活竟也是这样的，而我却无法改变它，甚至当我怀疑或指责它时，我仍然是隶属于它的一部分。风象另一条路奔过来，撞了我一下，然后向灯火迷茫处奔去。细雪染白了路旁的杂草，以及坦露在深冬里的一切，但不包括一只栖于寒枝里的鸟的鸣叫。

７

一片叶子哦！

它落在我的脚边，它想象这是一棵树的根部。反过来也可以说，那是我正在飘落，在它的步履中，我需要重新长出，但不是这个枝头。

一片叶子可以落尽所有的秋天，但一个人能否在冬天把秋天再走一遍？

８

在一阵大风中，我学会了说“注定”。我不能抗拒的似乎不是风，而是“注定”！奇异的是，命运和我都借助于它，因此我看不清我的对手，还有我自己。这注定了我被逼向墙角。

直到墙角把我逼向一片旷野，那是路重新生长的地方。

９

记忆通常是向后的，回溯的，“我记起，……”便是它惯用的句式。但如果记忆完全是单向度的，那它名符其实地叫做“回忆”。

向前的记忆是这样一种记忆：过去的影子与当下境遇突然碰撞，迫使你不得不在与时间一道向前流淌的地方，重新打量它，或者重新经历它。从另一个角度说，不是我“蓦然回首”，而是它在“前面”突然跳出来，同我说话。向前的记忆意味着，它是向后的，也是向前的，因此它是再一次，又一次，而不是同一次。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能不能说：走着便是向前的记忆？

10

弗洛斯特说，林中的路，你只能选择其中的一条。事实是否果真如此？

比如，白天你走的是大路，晚上是否可以走一条小路，甚至无路的荒野？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将无法理解，一个银行小职员，一个图书管理员，一个流放者，躲在地下室里，何以变成了另一个人，何以能写出震惊世界的作品？

而弗洛斯特也同时在走两条路，为此他准备了两张脸：一张脸用来参加总统的就职典礼，另一张脸用来写田园诗。

11

据说，一个人摸黑走得太快会把灵魂走丢的。陀斯妥也夫斯基在一本书里说，他见过一个青年在路灯下寻找丢失的灵魂。

而我也听说，词是灵魂的肉体。照此看来，深入到词中间找回走失的灵魂，还是大有希望的。

但我不敢保证在一个加速度的时代，灵魂不会被甩出来，或者象茶杯里的水那样晃荡出来。

12

一个人的脚步是他的钟摆，而道路是没有尽头的。一个人只要在“走”，它与外在强大的巨型齿轮之间就意味着不一致。

区别仅仅在于，有的人在不断“对表”，而有的人只关注自己的脚步：谁能说他停下来时发条已不在走动？他衰老了多次，他再次出生，只有他听见从很深的地方传来一声卡壳的声音。

而道路就在那将断未断的弦上。

13

为什么卡夫卡说，“他通过他的存在堵住了自己的道路。由这一阻碍他又得到了证明，他活着”？

看来，“他”首先是一个意识到存在的人。“堵住”意味着他自为地介入的存在与道路保持着拒斥的距离。这种两难状态正是民间写作者的基本处境。因此他的写作正是为了呈现这一“阻碍”，从而“证明”他是否还“活着”。

所谓存在，就是一个人想绕过却无法绕过去的一切。

14

我想停下来，真的想停下来。这么多的水，它们都流向哪儿了？还有这么多的人，他们在张望，在窃笑。我很渴，但我够不着那水。我想一个人过去，一个人。

你为什么要站在那儿看我？

“这么些年，你好象有点老了。”可树也有些老了，但它只是把根须裸露出来，让人们向上瞅时也朝下瞧瞧。我是否也是如此？

哦只消一场雨。一场雨就够了。

15

我曾经把秋天和春天混在一起过。那里面有两个人对着一只节拍器说话，另一个人隐在暗处听。眼下又回到一个人的冬天。现在，季节对我已不再轮转了，所有的只是冬天，一个人的却深藏着三个人的冬天。

这就象一寸厚的冰块，却蕴自于三尺深的雪。

16

历史是什么？里尔克说，历史是来得太早的花名册。因为在现时代，追求时名的人实在太多了，他们以为时名即史名。而用来覆盖历史的第一层纸，便是用这样的“花名册”包裹的。上面花花绿绿的，有着脂粉和香水的气味，或者具有大理石的高贵、坚硬以及镏金的灿烂光泽。

我们是这些“花名册”的目击者，而历史才是永恒的目击者。

17

一个目击并呈现时代与存在的人，他的出现意味着有一群人从他身上醒来。尽管他一个人，但他一点不感到过分孤独。他的到来，意味着他以比现时代所具有的广阔得多的准则为基础。

过去和未来都通过他说话；只有他的时代用强光将他溶化如雪人一般。可他并没有消失，他进入了大气。若干年后，他的坟墓也被人们忘却了，不知在哪儿长满绿草。然而他又一次醒来，成为霜，成为风，成为雪霰击打着大地！他走近他的子孙们，悄悄成为他们精神上的同代人。……

18

十七世纪的日本俳句大师巴蕉曾写下了这样的句子：“这条路／无人行／在这个秋日黄昏……”。有趣的是，正是在这条“无人行”的路上，走着一个人，一个也许连巴蕉也没看见的人。

他走过来了，一点也用不着躲藏。我看见他的时候，巴蕉已不在了，只有这句诗正被渐渐消失的黄昏吟诵。

一九九八年

存殁之间

一九一一年春天那个在阴晦如磐的下午写下《存殁六绝句》的人，此刻正从他消逝已久的寥廓空间回到他的绝句中来。他带来了草根深处的腐殖和青涩相混合的浓烈气息，同时将暴雨前的潮湿和窒闷充斥我的房间。陈的绝句是他遗留在世间的孤舟，或者他的另一种骨头。我不止一次面对这组绝句，但我此刻却恍若置身于绝壁前无法挪步。

伯先京口夸醇酒，孟侠龙眠有老亲。

仗剑远游五岭外，碎身直蹈虎狼秦。

（存为丹徒赵伯先，殁为桐城吴孟侠）

何郎弱冠称神勇，章子当年有令名。

白骨可曾归闽海，文章今已动英京。

（存为长沙章行严，殁为福州何靡施）

事实上，最早面对《存殁六绝句》的不是别人，正是作者自己。1914年7月他第六次东渡日本，来到何靡施病殁之地——江户。“今予不知何故，忽来江户，烂柯山人（章士钊笔名）持所造双枰记来令予叙。”《双枰记》是章士钊以好友何靡施生平为材料创作的感伤小说。在《〈双枰记〉叙》中，陈开篇就引用了《存殁六绝句》之第二章，感慨“十年前中国民党之零丁孤苦，岂不更甚于今日。当年咸以脆薄自伤，由今思之，有道德，有诚意，有牺牲精神，由纯粹之爱国心而主张革命，如赵伯先、杨笃生、吴孟侠、陈星台、何靡施者。其人云亡，其魂不返”。面对亡灵，他深深地自责自己：“予亦堕落不堪，愧对亡友矣。”诗人认为，“靡施之死，殉情邪，愤世邪，盖未可偏执一见，其出于高尚之牺牲精神，非卑劣弱虫所可议其是非，可断言也。”

尽管那个铁血时代和弄潮儿已经远去，但通过这首诗和它的语言结构，我们仍然可以贴近那个渐渐昏黑的彼处和灵性世界。首先牵引我的正是“存殁”。它们如同通向那个时代隧洞入口处的不为人知的标志。只要比较一下“生死”与“存殁”这两类词的差别，就能感受到时代氛围之不同了。当我们习惯于说“生死”或“生与死”时，他却仍在说着“存殁”或“存与殁”。我或我们从来不说“存殁”。但此刻，我听信语词的诱拐力并无可选择地跟着它走。它一步步将我带向那个与当下时代截然不同的存在境域。

更重要的是，“存殁”与“生死”所展露的时空是如此不同。“生死”指向一个人生命正常延展的过程，而“存殁”则指向生存的艰难状态和昏暗境域。“存”与“殁”在诗中构成对位结构，因而获得了新的时空形式。正是从这种对位结构中，我们领悟到了更多更幽暗的东西。其一，在这组七绝中，每首绝句均呈交叉对位结构，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张力：奇数二句或追怀殁者，或忆念存者，偶数二句也是如此。

夬公说法通新旧，汪叟剧谭骋古今。

入世莫尊小乘佛，论才恸惜老成心。

（存为寿春孙少侯，殁为徽郡汪仲尹先生）

如同两个声部在共时出现，当奇数句之悲音出现时，偶数句的怀思之音便成为隐隐浮现的背景乐，反之亦然。这种对话性复调意味着：殁与存、殁者与存者互为映衬。殁与存、殁者与存者之相邻相续，明显造成了阴面与阳面的共存，呈示了晚清志士作为存在者凌厉奋发、敢于探入深渊的的大勇气，响彻着那个时代的噬心主题和声振云霄的气格精神。其二，“存者”与“殁者”相互熟知，亲同手足，他们与作者的关系正好是生离与死别。如赵声与吴越，曾经与作者在芜湖等地密谋刺杀慈禧和铁良的计划，章士钊与何梅士曾与作者在一起编辑《国民日日报》，他们面对险恶环境，谁“存”谁“殁”是无法逆料的。这种偶然性、短暂性便在对位结构中呈现出来了：二者是可以互换的。对他们而言，“存”和“殁”都是空格，不同的只是谁先占据这个空格而已。事实上，当诗人在写这首诗时，赵声在香港因起义再次失败而呕血三升，他死掉了，便是一个同步的证明。其三，在绝句与绝句之间，奇数句与偶数句也呈交替轮转的变化，如同齿轮转动的声音被我听见了。第一首奇数句为“存”，偶数句为“殁”，第二首奇数句则为“殁”偶数句为“存”，如此循环往复。

老赞一腔都是血，熊侯垂死爱谭兵。

蜀丁未辟蚕丛路，淮上哀吟草木声。

（存为霍丘郑赞丞，殁为正阳熊子欣）

看起来这是诗人寻求诗歌变化的努力，但它却因殁与存、殁者与存者的对位而呈流转性，既带来了短暂感和幻灭感，也因此带来了恒在性，即当存者向下成为殁者时，那么殁者便向上而成为另一种存者：一种永在之在。于是短暂者便成为永在者。正是在存殁之间，诗人写尽了对殁者的追思和对存者的缅怀。

谷士生前为诤友，彤侯别后老诗魂。

冢中傲骨成枯骨，衣上啼痕杂酒痕。

（存为歙县江彤侯，殁为绩溪章谷士）

曼殊善画工虚写，循叔耽玄有异同。

南国投荒期皓首，东风吹泪落孤坟。

（存为广州曼上人，殁为同邑葛循叔）

在反复阅读中，我还发现另一个秘密：在诗人身上其实也无声无息地发生着另一种“存殁”：那个参加科举考试、留学日本并迷上维新的“陈乾生”死掉了，代之以组织岳王会进行暴力反清和奋举启蒙火炬的“陈由已”；继而“陈由已”又蜕变成在民初激流中整治皖省、反抗袁氏专制的“陈仲甫”，那个在挫折中彷徨、犹疑、象野牛一样反嚼着思考的异乡人！仅仅过了三年，1914年他写下《〈双枰记〉叙》时，第一次使用笔名“独秀山民”，预示着那个后来成为现代中国先驱者的“陈独秀”即将“诞生”——这种发生在一个人身上隐秘的“存殁”令我震惊！一个猛士不断进行自我蜕皮的过程是艰苦卓绝的，但它却是精神拔节并成为伟大启蒙者的先决条件。

我的手迅速地在一九一一年以后的历史烟尘上掠过……

当独秀山民感叹“作书者及此书主人，皆在予诗中。作诗之人亦复陷入书中。予读既竞，国家社会过去未来之无限悲伤，一一涌现于脑里”时，我发现自己“亦复陷入”其诗、其书和其文之中，并听见许多意想不到的东西在周围低喃，这或许是那些幽灵寄存于历史身上的喁喁私语？

《存殁六绝句》无疑是陈独秀的诗歌代表作，也是中国诗史上最杰出的作品之一。在我看来，他是中国少数能用古典形式写出现代性诗歌的诗人。在中国现代诗史（包括当代）上，有不少诗人是用现代形式写着古典诗歌。这是一种奇特现象。事实上，在更多的时候，诗学家们过份迷信作为外壳的那样一种形式，似乎用现代形式写成的就是现代诗歌，这其实是一种误解。现代诗歌的骨子里应该响彻着一种精神气质，它与中国古典哲学的“气学”精神不应该是隔断的，而是相互幽通和渗透的。《存殁六绝句》流贯的正是一种大生大死的绝高境界，灵魂充盈于宇宙间的磅薄之气。但研究家们却忽略了它。

不妨说，《存殁六绝句》、《双枰记》和《〈双枰记〉叙》构成了一个哀壮的阴阳对称的互文空间，一个自足的存殁循环的灵异世界。在《〈双枰记〉叙》结尾，独秀山民写道：“作者称此书为不祥之书，予亦云然。今以予不祥之人，叙此不祥之书，献于不祥之社会。书中人不祥之痛苦，予可痛哭而道之。作者及社会不祥之痛苦，予不获尽情痛哭道之者也。鸣呼！”其实，哪个专制时代、哪个专横社会没有“不祥之痛苦”？问题在于，谁能不惧“存殁”而“尽情痛哭道之”，并发出类似五四启蒙者那样勇猛而坚卓的呐喊？！

二OO八年三月中旬

谨以此文纪念陈独秀先生诞辰一百三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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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的事

很早就知道要日全食了，天狗要吞日了。地上的事发生了好多好多，天上的事总该发生点什么吧？不然，杞人忧天干什么？嫦娥奔月干什么？有人说日全食百年一遇，有人说五百年一遇。就算百年一遇吧，那一百年前那一次（据查是1907年），日全食光临的仍是延续数百年的满清中国，那时慈禧还没死，光绪还幽囚在中南海瀛台。我想那一刻皇宫内必定充满恐怖气氛，慈禧必定惶惶不可终日，而巫师、瞎子会借此大发横财的。

那一刻活着的人此刻仍活着的，恐怕属麟毛凤角吧。一百年后，大地上已换了好几茬政客和百姓，舞台上已换了好几遍布景，上演了好几出悲喜剧。然后，我们这帮人来了。我们一来，便嚷着要买特制墨镜，吵着要观赏天上的事。其实，那是太阳和月亮之间的私密事，你们这么多人吃饱了喝足了，带着长枪短筒似的家伙究竟想干什么呢？你们从乌云的门缝偷窥人家的情事，你不怕玉皇大帝告你侵犯隐私呵？

有人说，文革时我就见过日全食，不过那时候不敢看，更不敢观测。那可是红太阳呵，你活腻了不？

有人说，现在好是好，就是假货多，昨天见人兜售墨镜，结果买回来发现是假的，用它瞧日全食，眼睛灼伤了找谁去？

我没有准备任何观测工具。但我还是决定下楼去看看，我走过我熟悉的小区水泥路，遇见手拿墨镜、玻璃片的陌生人，我向他们微笑，并跟他们打招呼：喂，你们那个能看见吗？他们说乌云多了点，看不太清楚。于是我把他们“那个”拿过来，对着太阳看一下。果然“初亏”了。月亮进太阳的洞房了。

向陌生人微笑，在平时是可能的，但打招呼不可能。因为有时在路上想到什么好事，自己便笑起来，这时一个陌生人迎面过来，会以为我在向他微笑。

这时又一个陌生人过来了，手里晃着一个四方形墨玻璃。我说你那个那么黑，能看见吗？他说，能瞧见，这个是电焊工用的。我拿过一瞧，玻璃又厚又黑，什么也瞧不见。他说这会儿乌云多了，用不上它。

到了小广场，那儿聚集了许多“天文迷”，几乎是一夜间钻出来的。不知是自作聪明还是上级布署，物业已为那个美妙“午夜”预备好了灿亮的路灯。为什么世间有许多好事，总会被这帮家伙糟蹋掉？在这个实施亮化工程的城市，连这点“原夜”的感觉也要破坏掉。

有人举起头盔朝天上望；有人拿出古董般的照相底片。几个保安手里竟捏着医院里的X光片，“胸肋”萤亮，“腿骨”阴森。我过去搭讪，顺手拿过来，朝天上深情一瞧：呀，哪个大夫做手术，还在脊椎间遗下一个金耳环？保安说，哪有那么好事！这年头你送给大夫金耳环还差不多，要不说不定他会落下镊子、棉球什么的。

话音刚落下，天空顿时就黯淡了不少，接近黄昏时分。

这个时候，一个妇女拿着完整的脑部CD大片走了过来。它可以供两三个人同时观看。那一排排月食般的脑成像，再拼接上日全食图像，难道一点荒诞或恐怖的感觉也没有？我问这是谁的脑图像？那妇女说，唉别提了，我有个亲戚，他的孩子谈恋爱不成，受了刺激，脑子落下毛病，CD大片不知拍了多少！这时我想，透过失恋者的脑部图像观看天象，你能看见怎样的日全食呢？也许它象一枚婚戒向你滚来？北岛有一首诗，忘记标题了，其中几句印象很深：

是他，用指头去穿透/从天边滚来烟圈般的月亮/那是一枚订婚的金戒指/姑娘黄金般缄默的嘴唇。

诗中抒写一对恋人的絮语，其背景是文革后期。但愿用日全食的黑金也能打制婚戒，送给普天下的失恋者。

天上洞房花烛，地上真的“夜”了一把。那一瞬间的感觉倒很奇妙。据说在古代日食发生时，民间会以敲锣打鼓的方式祈求太阳重现。如今有人放起了炮竹，想制造一点噱头。

等太阳女神在天上“出浴”后，地上的人终于完成了一次“偷觑”隐私的过程。连那个骑三轮货车的车主也一边看路，一边举头仰望：天上发生的事也让他牵挂了。

仔细一想，日食每天都在发生，只不过平时是“日”被地球“食”，这回是被月亮“食”罢了。一百年前那一次日全食，地上肯定没多少人关注它，因为他们的肚子饿着，头上又摊上了《辛丑条约》强加的赋税。日全食过后，中国苦难多舛的命运并没有改变。1909年安庆爆发了马炮营起义。地上的人不再低头做奴隶和闲谈者，他们深知不关注“天上的事”是不行了。

二OO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中午

有关纸老虎

博尔赫斯在那首著名诗篇《另一只老虎》中宣称：“我们要寻找第三只老虎。这一只/像别的一样会成为我梦幻的/一个形式，人类词语的一种组合，/不会是有血有肉的老虎/在神话以外的世界上踩遍大地。”许多年过去了，博尔赫斯死了，谁也不知道他是否找到了那只老虎。但他已暗示他要找的“另一只老虎”存在于纸上！它用词语的利爪行走于各种各样的纸页之中！这与我的梦境有相似之处，因为在我的梦中屡屡出现的是纸老虎。它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只要有纸在，它就存在，即便被绞碎成纸浆，也并不影响它的存在方式。因此，你不可能看见它庞大而隐秘的整体，你顶多只能看见它的某一部分，比如它的利齿和尾鞭。一个词可以杀死人，一个句子可以抹黑一群人！这种情形我们其实并不陌生，只是我们没有把它与纸老虎联系在一起，没有想到那正是它怒目圆睁、无比狰狞之时。同样，我们也没有想过真实的猛虎是如何移居到纸上来的，它们为什么不愿呆在亚细亚大陆的森林里，为什么要在人类文明的纸页上扑咬出血墨喷涌的大窟窿给我们看？

被杀戮的老虎

被杀戮的老虎如今只能存活在纸上，在日益高级、奢华的纸上凄惨地活着。它是真实的老虎，热血的老虎，但又是孤绝的、虚无的老虎。它只能沉眠或奔行在纸上，咆哮在那砍伐它所栖身的森林所造的纸上。纸和火药的发明将世界同时带入光明和晦暗，这是持续了数百年并正在延伸的可怕悖论。在宣纸上，所有的泼墨都变成了它淋漓的鲜血；而在相纸上，它那被凌辱的威仪是二十世纪最令我震惊的回光返照之一。1916年新疆虎被剿灭。1937年最后一只巴厘虎被枪杀。1972年爪哇虎掉入灭绝它的陷井。……。

它是纸质的、可以随手撕碎的老虎。即使它们仍威猛地活着，在武装到牙齿的殖民者和现代人面前也只能是纸老虎。可以断定，最早的有关纸老虎的故事是从杀戮开始的。它不是一个词，也不是一个隐喻，更不是一个政治判断。它从预谋、下套或瞄准开始，经过血淋淋的尸体的过渡，然后再到达纸上。这注定了它们必须再死一次！当它们被无数次优雅地留下墨痕、影迹，并在赞美它们的挽歌中悲惨地活着时，它们再次死掉了。这是怎样一幅虚伪、无耻、必遭报应的强暴逻辑和文化图景。它让杀戳者及其后代在对象物上看到了人的“本质力量”，从而挑逗起他们血管里的冷血，进而豪情万丈地杀戮森林中可能是最后的那一只。然而，历史的报复并不因极端残酷而丧失了逻辑性：在人类无数次地将“奥斯威辛”强加在动物以及老虎们的种群之后，属于人类自己的“奥斯威辛”时代降临了。在我们哀叹并反思“奥斯威辛”时，却忘记了虎皮曾经围裹在犹太贵族的身上，虎肉曾是殖民地贫民餐桌上的美味，而虎骨一直沉浸在歌吟自然的文人所泡制的酒里。至于宫中太监们何以对虎鞭产生浓厚的兴趣，这不属于本文探讨的范围。如此看来，德国纳粹所制造的“奥斯威辛”绝非偶然，它继续在柬埔寨、乌干达、科索沃、索马里上演更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我更想知道在我生活的皖江流域最后一只老虎的情形。据记载，古代安庆地区老虎很多，多到了它敢到村庄或集镇上“登门造访”。当年梅尧臣在桐城县任主簿期间，一次骑马赶路遭遇了老虎，吓得从马上跌落下来，老虎追马而去，梅尧臣因此捡得一命。他后来作诗记下此事：“我昔桐乡吏，穷出使屡蹑。路险独后来，心危常自怯。下顾云容容，前溪未可涉。半崖风飒然，惊鸟争堕叶。……马行闻虎气，坚耳鼻息协。邀投山家宿，骇汗衣尚浃。”（《初冬坐忆桐城山行》）。梅诗人真是有福，他跟百兽之王终于有了一次亲密接触，只是我不知道他此后是否还喝“虎骨酒”？二十世纪初有一个来安徽传教的美国医生，他后来在自传中追忆说，初到安庆时，“有一次，安庆郊区打死一只老虎，人们把虎肉当作补药拿到街上卖，价格很贵（2美元一磅）。虎肉卖完后，卖肉的又偷偷地把猪肉当作虎肉销售。”（《戴世璜自传》）我敢断定，这就是我要寻找的皖江最后一只华南虎。它死在一百年前的晚清，那时《辛丑条约》刚刚签定不久，安庆所辖各个县的农田因此又增加了田赋杂税，加上连年天灾让百姓流离失所，生不如草。

试想当年（准确的时间是1900年3月）最后一个看见并记载新疆虎的人，也不是中国人，而是瑞典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他在罗布泊考察时有两个重大发现——新疆虎和古楼兰遗址，从而震惊了世界。然而，在不到几年的时间里，神秘的新疆虎却灭绝了，再也看不到了。它预示着流过这里的塔里木河也终将干涸。在二十世纪即将结束时，我看到了这样的历史文件：1959年2月，在林业部颁发的批示里，把华南虎划归到与熊、豹、狼同一类有害动物，号召猎人“全力以赴地捕杀”。

纸上的老虎停留在1902年、1937年或1959年的某一天黄昏，可是它能听见日渐孱弱的人类写在纸上的记忆吗？

从图腾到喻体

然而在民间，纸老虎并非一个虚拟词，而是置根于近乎图腾崇拜的心理情结之中，并呈现于相应的具象。在我国古代就有迎神祭虎的习俗，老虎一直被视为吉祥、优雅、力量和勇猛的象征，至今仍保留着原始时代祭虎文化的遗迹，诸如湖南土家族的“毛古斯”，云南彝族的“跳虎节”和“虎掌舞”，青海彝族虎图腾舞、土族的“四只虎”等，这些“活化石”残留着远古社会图腾崇拜的文化记忆。而纸老虎正是这种图腾崇拜的产物之一，它在古代是专指风筝上的老虎图案的。在皖省安庆，据张楷《安庆府志》记载，安庆地区“俗信鬼神，好淫祀”，而在所有的鬼神中又最崇拜“山神”。凡升官发财、驱灾避邪、生儿求子都要向它烧香祷告。何谓“山神”？它既指一种无所不在的隐秘之神，也指有血有肉的山兽之王——老虎，并且前者只有通过后者才能显现神秘和威力。皖江人将老虎的形象彩绘在风筝上，让它们飞到天上去，借此震慑瘟神厉鬼，使之不敢靠近城垣村寨。

在皖省，放风筝往往是在清明时节。那么多“纸老虎”风筝在城垣上空自由飘荡，该是怎样一幅祭拜山神的原始图景？当他们口喊“纸老虎，纸老虎”这个词时，他们对老虎怀着怎样的谦卑之心敬畏之心？那时，天上的老虎符号、地上的百兽之王与人们心灵中的图腾情结，形成气贯神通、相互呼应的神秘联系，在氤氲烟岚中打成一片圆融。

然而，随着外国势力不断入侵和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中国人的生存状况便更加恶化，自然生态也遭到空前破坏。皖江最后一只老虎正是在这个时刻永逝于人们的记忆，图腾情结也随之土崩瓦解，“纸老虎”便退化成了一般风俗，比如孩子戴虎头帽，穿虎头鞋，大人则睡虎头枕，过年在窗上贴老虎剪纸，等等。而作为一个喻体和俗词，“纸老虎”也更多地出自皖人的口中和笔下。李鸿章在给曾国藩孙女婿吴永的信里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笼，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庚子西狩杂谈》）既然北洋海军是“纸糊的老虎”，那大清王朝只能是“破纸屋”了。清廷大管家说出这等自揭老底的话来，倒是很经典的。

在我看来，第一次公开使用“纸老虎”作出政治论断的不是别人，正是以勇猛著称的皖人陈独秀。一九O四年，陈独秀为了唤醒国民的爱国意识，在《安徽俗话报》第四期著文揭露和抨击沙俄的侵略行径：“那个腐败的俄鬼，不过是个纸老虎，有什么好畏怯的呢。”将“纸老虎”与沙俄联系起来，再形象不可地戳穿了沙俄色厉内茬的虚弱本质。《安徽俗话报》在当时影响很大，发行达到三千多份，名列全国白话报发行量之首位。在这之后，蔡和森、梁启超、胡适都使用过“纸老虎”作为喻体，用来指称袁世凯或当时的军阀政府。

纸老虎定律

从图腾崇拜到喻体贬称，“纸老虎”在二十世纪迅速完成了它的语义演变。当它真正具备强大的杀伤力和双刃性，还必须借助意识形态权力和国家机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早年深受陈独秀影响的毛泽东多次使用“纸老虎”这个喻体。一九四六年八月，他在延安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时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与陈独秀早年的判断相比较，二者在句式、语意上都有相似之处，但毛泽东将单称判断（“俄鬼”）提升为全称判断（“一切反动派”），无论气势、力度还是涵盖力都不可同日而语。必须承认，在殖民地的政治语境和文化语境中，当反抗者说出这一论断时具有重要的正面意义，它激大地鼓舞了被压迫民族反抗专制统治和帝国主义的斗志和决心。

然而，随着反抗者上升为执政者，“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被很快应用到国内“阶级斗争”上来。这一论断具有极大的模糊性和广延性，它可以指代任何被视为阶级敌人的专政对象。实际上它后来发展成一种潜在的“纸老虎定律”，成了利剑高悬的普天“阳谋”，其指鹿为马的魔力和无所不包的吞噬力，类似宇宙中吞没一切星体和光线的巨大“黑洞”，任何被疯狂的大脑置于对立一方的目标都注定了无法抗辨、在劫难逃的命运。所有的自杀、告密、诬陷、伪证、移花接木、篡改、荒诞推理，无不在证实这个“纸老虎定律”的扭曲力和嗜血性。

那么，在一九四九年旧的“反动派”被打倒后，谁将是国内新的“反动派”呢？郭沫若一九四八年发表《斥反动文艺》一文为此作了注脚，他在文中将萧乾、沈从文、朱光潜指斥为“反动文艺”的代表，“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这是我所见到的第一篇明目张胆地指称知识分子为“反动派”的文章。谁知它竟被其后三十年的历史所验证：“臭老九”、“右派分子”、“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分子”等等都属于“反动派”范畴。仅五十年代，规模较大的政治运动就有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批判电影《武训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三反”和“五反”、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思想运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反右派运动等等。这些运动的矛头所指是显而易见的。知识分子在这一时期大量自杀，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种特殊现象。据一位法官亲历者回记：“‘三反’后听陈毅市长作报告，全市共自杀五百余人，反右自杀者有多少，则不得而知了。”在新华社《内部参考》中，出现《上海市在打虎运动中强打硬仗老虎自杀、翻案现象十分严重》这样的标题就不奇怪了。连陈毅也感到困惑，他在一次广播讲话里说：“我不懂为什么许多资产阶级，愿意跳楼自杀而不肯坦白。”陈毅看来是真“不懂”，所以他的命运在“文革”中也好不了多少。至于“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的沈从文、胡风、邓拓、吴晗、范长江、翦伯赞、熊十力、傅雷、老舍、储安平、顾圣婴、陈梦家、叶以群、周瘦鹃、李广田、顾而已……，就不必说了。在1968至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据一份“内部”统计材料，仅上海就有“阶级敌人”自杀一万多个。他们身陷“纸老虎定律”中，不得不愤而选择自杀来表达无声的抗议。一篇回忆陈寅恪之死的文章这样写道：“为达到终极目的，致陈氏于死地，‘革命者’心生奇计，先是把几只大字号高音喇叭吊至陈宅窗前屋后，让其听取革命群众对其发出的怒吼之音。双目失明，不辨牛马且患严重失眠症与心脏病的陈寅恪，突闻几个‘怪物’整日在耳边嗷叫不止，惊悚不安，惶惶不可终日。‘革命者’见效果初成，乃加大攻伐力度与强度，将高音喇叭干脆搬进室内，绑到了陈氏的床头之上。每当‘革命者’呼声响起，整个陈宅如狂飙突至，风雷激荡。陈氏夫妇未闻几声，即感天旋地转，双双心脏病复发，口吐白沫，倒地不起。”在“战无不胜”的“思想”武装起来的亿万革命群众面前，“纸老虎定律”果然屡试不爽。

在官方话语中，这些抱定“士可杀不可辱”的知识分子，其决绝行为均被定论为“畏罪自杀”，因而“死有余辜”。当时有人对这一提法不满，“在运动中自杀的人，当时都被说成是‘畏罪自杀’，这是很不公平的，应深入调查，如是畏罪，应指出罪在那里，如是畏逼、畏斗自杀的人，政府应恢复其名誉，照顾其家属生活。”（陈新桂：《对过去几阵暴风雨的批评和建议》），这当然是对的，但异议者并不懂得“畏罪自杀”也是专政利剑之一，谁触犯它谁就必遭同样的下场：异议者后来被打成右派是不奇怪的。由此看来，“畏罪自杀”完全符合“纸老虎定律”的潜逻辑：既然是“纸老虎”，还有必要“指出罪在那里”吗？如此多的“畏罪自杀”，不是反复证明了“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吗？作为“纸老虎”的始作俑者，陈独秀想不到自己在莫斯科共产国际的淫威下也成了“纸老虎”，在文革中他作为符号再次成了千疮百孔的“纸老虎”。

在被洗脑、被监禁、被流放的命运中，我们看到了知识分子的惨痛、不屈与抗争。陈寅恪自知不久于人世，为先他而去的夫人写下最后之诗：“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挽晓莹》）一个“豹”字凸显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铮铮骨气！诗人牛汉文革期间在《华南虎》一诗中这样写道：“我看见铁笼里/灰灰的水泥墙壁上/有一道一道的血淋淋的沟壑/象闪电那般耀眼刺目!/我终于明白……/我羞愧地离开了动物园，/恍惚之中听见一声/石破天惊的咆哮，/有一个不羁的灵魂/掠过我的头顶/腾空而去，/我看见了火焰似的斑纹/和火焰似的眼睛，/还有巨大而破碎的滴血的趾爪! ”他们无法将铁栅般的“定律”咬断，但我们毕竟听见了发自灵魂的悲音……。然而，除此以外，我们在几十年精神囚禁中还能看见多少“腾空而去”的灵魂？

象征的、阴影的老虎

博尔赫斯在诗中陷入了极端矛盾、模棱两可的境地：“我在诗篇里呼唤的老虎／是一只象征与阴影的老虎／一系列文学的比喻和／一连串百科全书的记忆／不是那要命的老虎，那不祥的珍宝／它在太阳或变幻无常的月亮之下／在苏门答腊或孟加拉执行着／它爱情、懒散和死亡的惯例。／我反对象征的老虎，用那一只／真实的老虎，热血的老虎。”这个美洲老人经受不了纸上老虎的诱惑与呼唤，同时也感到了它那虚无的重压与紧逼。然而，博尔赫斯何以对本土“美洲虎”只字不提，而把寻找的目标锁定在东方的“恒河”、“苏门答腊”、“孟加拉”？难道专制而血腥的美洲让他对丛林里的本地虎心生厌恶？抑或他向往神秘的东方，竟将那儿的老虎想象成变幻着诡异面孔的司芬克斯？博尔赫斯的直觉是对的。他对东方之“虎”所知甚少。他听不见戴震发出宋明理学“以理杀人”的叫喊，因而不可能感触纸页深处的老虎咬啮血肉的恐怖声音。他也没有听到鲁迅接下来的一声呐喊，那是一个“狂人”的叫喊：“我翻开历史一查，却发现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的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都是‘吃人’！”看来，纸老虎存在的年月要比当代人所知道的“纸老虎”要早得多。它以吞噬纸、文字鸦片以及制造文字狱为生。当它用纸墨中的血来清洗它的爪子时，我们才能看见那惨不忍睹的精神断肢和人性残渣。

此刻我突然理解了博尔赫斯的那种复杂心境。所有从那边过来的人都能体味他那进退维谷的惶悚和那种巨大的虚无感。他一定感受到那无所不在的森严的话语权力，那“象征的老虎”已蜕变为“诡论的老虎”以及纸老虎之变种。因此他必须“反对象征的老虎”，哪怕是“用那一只／真实的老虎，热血的老虎”！在人类文明史上，当真老虎与纸老虎处于恶性循环的自闭状态时，那“真实的老虎，热血的老虎”濒临灭绝，而人类自己也变得象纸老虎一样虚弱和狂暴。这是一种不断演绎、循环的可怕悖论。

然而，在跨国公司蜂起和全球化震荡的时代，这种恶性循环并没有丝毫改变，只不过改变了它的向度和方式而已。当陕西周正龙制造的“纸老虎”与真老虎建立虚假的链接从而成为网上“超虎”时，当“煤老虎”、“电老虎”借助潜规则进行嗜血游戏时，我们发现它背后的官僚集团及其权力的变迁：魔幻的体制权力正与诡谲的市场权力相勾结，借助现代技术和现代传媒炮制出各种超级符号，从而建立并实施横跨物质和精神之上的超级霸权。面对网民对“纸老虎”的质疑，陕西林业厅长使用了霸王逻辑也是不奇怪的：你们质疑“纸老虎”就是不想保护华南虎！在这种恶性循环下，公民的生命权和生存权遭到践踏，社会的公权力和公信力遭到破坏是不可避免的。

在《水浒传》第二十五回中有一个场景，如今读来已具有某种寓言的意味：武大郎来捉奸，“那婆娘正在房里做手脚不迭，先奔来顶住了门，这西门庆便钻入床底下躲去。武大抢到房门边，用手推那房门时，那里推得开，口里只叫得：‘做得好事！’那妇人顶住着门，慌做一团，口里便说道：‘闲常时，只如鸟嘴卖弄杀好拳棒。急上场时，便没些用，见个纸虎，也吓一跤！’”这时西门庆的贼胆才大起来，他从床底下爬出来，飞起右脚踢中武大的心窝，武大“扑地望后便倒了”。试想在现时代，象武大这样的弱势群体被官商集团视为“纸虎”，倘若他们来“捉奸”，能敌得过西门庆式和潘金莲式相互勾结在一起的超级利益集团吗？事实是，他们不是被瞒骗、被打压、被剥夺、被收买，就是在层出不穷的安全事故中被夺去卑微的生命，象武大郎一样“七窍出血”！在我看来，社会两极分化并非仅仅是经济上的，更深层的两极分化是贪腐集团的西门庆化与底层群体的武大郎化，这是另一种层面上的恶性循环。腐败丑闻和矿难频频发生，表明社会法制和正义的力量无法实时监控，甚至在调查、追究时也遭遇巨大阻力。倘若武大们还把希望寄托在某个武艺高强的“武松”的身上，那岂不显得太幼稚可笑？当然，这种现象并非局限于某一个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各种体制下都可能发生，只不过有的表现得更严重、更积重难返罢了。比如，当台湾纳税人在“总统竞选”中将选票投给陈水扁时，他们想象过作为草民将在陈氏任职八年的疯狂洗钱中沦为“纸虎”么？假设陈水扁继续呆在“总统”职位上，“洗钱案”恐怕不会这么快就水落石出。

纸上老虎已成为文化躯体上的一道明亮伤疤。也许我们更应该警惕那些存在于社会体制中的虎患以及纸页深处的恶虎。事实上我们就活在它们的阴影之中，如果我们不是接受它的放纵而成为它的同类，便是在它那虚无而尖锐的“抚摸”中被弄得遍体鳞伤。

二OO八年十月二十六日作

雪落三天我开始写作。

雪橇上的杰克·伦敦

向我最后挥了挥手。

喂上帝，我并不打算向你请假。

水师营菜场的年轻屠夫

一再宣称她的肉最好。

2007.01.23

挖泥船和野鸭

你们说我模仿了你们

并寄给我一张正在变傻的明信片。

你们挖湖泥的粗鲁举止

跟我的求偶方式毫无共同之处。

你们在清污但你们把污泥

堆满了我的梦的巢穴。

那个大胡子船长骚扰女操作工的淫棍模样

简直让我作呕。喂，大副，你的假发呢？

蓝调怎么会被你哼得黑糊糊的！

你们庞大的动力学在湖景规划的

蓝图上轰鸣，那只能吓唬

那些没见过世面的鱼群而不是我！

——每次扎猛子

爷们除了调侃以外，剩余的便属于抛弃

大部分美之后的

丑陋的叫喊。当然，你们是听不见的

尤其是现在——

一个食肉动物比你们更肥大地

来到湖岸端详你

它的眼珠子已经发绿了。

2008.12.30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的一天深夜，皖省首府安庆的小东门外传来了几声沉闷的枪响。第二天人们发现死者是大名鼎鼎的朱雁秋。马吉荣是目击者之一：“我与众人奔至刑场（小东门外荒丘上），见朱氏尸体横陈，身穿黑羊皮袍，脚上无鞋。”

朱雁秋的死当时轰动了整个安庆城。朱雁秋公开的身份是盐河厘金局局长，《大同报》社老板，但最让人畏惧的私密身份却是青帮头子。在安庆，谁敢动朱雁秋？一般平民百姓谈“朱”色变，对青帮恨之入骨避之不及。因此，围绕死者和被杀原因各种议论都有，一时间真伪难辨，反倒给朱雁秋罩上了一层扑朔迷离的雾幔。

七十多年后，我读到一篇文章《万里长风送秋雁——纪念朱雁秋和他的〈大同报〉》^（1），对朱氏给予了完全正面的评价，还为他涂上一层“悲剧的色彩”，似乎一切阴影和疑点随之烟消云散，连他是青帮头子这一史实也得到合理解释，“借助帮会力量，原本就是清末革命党人的传统手段，孙中山在檀香山时就是靠帮会力量起步的，同盟会的著名领导人陶成章、陈其美，本身就是帮会首领。就连蒋介石，也参加过青帮”。接下来该文还如此美化道：“朱雁秋是回族人，故安庆回民搬运工人中也有不少参加了他的组织，这些人讲义气，平时遭人岐视，常受封建把头剥削，一旦入帮，遇事有朱雁秋作主，有帮会兄弟支援，顿时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自然会对朱雁秋衷心拥戴。”照此说法，安庆青帮似乎成了捍卫弱势群体和草民利益的侠义团体。这令我感到疑惑和不安。更令我警惕的是，这种非黑即白式的历史观念仍在纠缠不休，它足以扼杀我们重返历史和追寻逝者的努力和可能性，如同走在暗洞中手持火把却被自己一声哈欠所吹灭。

读完该文时正是子夜时分，窗外的黑夜与七十多年前的黑夜似乎汇成了一片。比黑夜更黑的是历史的隧洞和现场的不可复原性，而人性的复杂性使隧洞变得更难以捉摸。有人说现代派小说晦涩难懂，不知所云，诸如乔依斯、纳博科夫、卡尔维诺和博尔赫斯的小说皆是如此。其实，比起既往的历史带给人们的迷象和迷团，这些小说可谓小巫见大巫。在我看来，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巨大而深秘的文本，即使那些写在纸上的史料也是支离破碎的，每个当事者只是站在个我角度盲人摸象，因而难以获得对整体的认知。

朱雁秋的一生有两个阶段值得一书。其一是早年反清讨袁的经历，其二是三十年代他参与创立抗日后援会并创办《大同报》，宣传抗日救亡。就前者而言，一九O四年，朱雁秋进入安庆武备练军和武备学堂，与柏文蔚和方振武是同学，两年后在熊成基的炮营担任职务，参加过马炮营起义。后参加过淮上军追击张勋辫子军，又在北伐战争期间任柏文蔚第33军中的一个旅长。讨袁失败后，朱雁秋被迫离开安庆，他利用清帮作掩护息影沪上。就后者而言，朱雁秋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关系网，联络了进步人士和国民党在宜元老，发起成立了“抗日后援会”，据说报名时每人发一块“敌忾同仇，还我河山”的白字黑纱，但因政府压制并未展开实际的活动；其《大同报》得到于右任和邹韬奋的支持，副刊办得相当有锐气，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多有影射。这是朱雁秋一生的两个亮点，不能不书。

在我看来，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应该不溢美也不隐恶，除了看他对置身其间的时代和民族所起的作用，更重要的标准是看他对待民众的态度。而民众对他的评价和看法便是一面镜子，可以折射出他对民众的真实态度。笔者从所能看到的史料中不妨摘录几则：

朱雁秋是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在安庆一带有劣迹的大流氓之一。是青帮头目，横行霸道，路人皆知。我当时只有十五岁，就听说朱雁秋凶横，特别是朱的门徒在安庆一带为非作歹，许多人议论纷纷，侧目而视，避而远之。（南州：《刘镇华杀朱雁秋的经过》，载《安庆文史资料》第五辑）

记得在三十年代初期，我们在学校读书时，每天上学放学，路过街头，似乎到处可见那些穿着七料扣或九粒扣，多至十三粒扣的短衫，敞开胸口，卷起袖口、斜刁纸烟，肆意游荡，或调戏妇女，或拦阻单车，或讹诈行人，特别是在酒楼、茶馆、戏院等处白吃、白喝、白看、有时还要闹事伤人。但自刘镇华来安庆枪决大流氓头子朱雁秋之后，顿时销声匿迹，市民称快。……

在安庆通字辈中以朱雁秋的名声和势力最大，他……退伍后在安庆小东门内石家塘附近盖了一座精美的小洋房，院内培植了一些名贵的花木，星期天开放任人参观。他大肆收徒，遍布全市，敲诈勒索，作恶多端。他的大徒弟，所穿对襟短衫，上缀十三粒布纽扣，号称“十三太保”。他的老婆，人称“朱师母”也招收女“徒弟”（人称女流氓）。（安文生：《“清帮”点滴见闻记》，载《安庆文史资料》第八辑）

三十年代有个朱雁秋大开坛门，广收徒子徒孙，还养着一条凶恶的大狼狗。尤其是他的干儿子浑名赵小豹子，敲诈勒索，偷盗奸淫，无所不为。郊区菜农挑菜上街来卖，如不幸碰上他们，连菜和菜挑子整个都会被他们赊借去，菜农只好空着两手哭丧着脸回家。群众无不恨之入骨。1933年朱雁秋被安徽省主席刘镇华捕拿枪决，人心大快。（李应熙《安庆帮会头面人物猖狂一角》，载《安庆文史资料》第二十四辑）

这些当事人几十年后的回忆难道都受到刘镇华政府的欺骗吗？当然有些坏事是朱雁秋手下的帮徒干的，但朱雁秋作为青帮头子能推脱掉责任吗？当时还有一个非常畸形的怪现象，就是一些政府要害部门都被青帮把持着，比如厘金局、警察局稽查处、禁烟局、特业工会（指制鸦片）等，不是官帮串通一气，而是官帮一体化了。比如朱雁秋的门徒卢秉忠：“卢在高井头时间较长，在他任侦稽队长时，利用职权，在家中私设刑堂，他们发现小偷（指没向他们登记的）和嫌疑犯等，便由徒子徒孙捉拿带到他家。被捉的人如果不按照他们的理想招供，就要给他上刑。我亲眼看过几次，先用粗木棍或扁担在那人身上一阵乱打，不招再用粗绳反捆双手扯上屋柱，打打问问，直至招供为止。人被放下后，十有八九，双手等处被弄断或重伤。还有一种刑，是用双竹筷子一下一上，一下一上地拗住被捉的人四指，卢自己捉住筷子两头用力向下扭转，只听声声惨叫，扭几下，手指骨就扭断，不怕你不招。招供后再公开地拉到侦稽队办公地点去定罪。就这样，每年不知杀伤多少无辜。”^（2）时任省府新闻室主任的许汉三回忆道，“30年代，安徽帮会势力中，有几个小的头头。安庆的朱雁秋和至德县的章大光，横行于沿江安庆、大通一带；……他们开设烟馆、赌场、妓院等，危害社会，罪恶累累。他们用劫掠来的资财贿赂权贵，串通官府，上下勾结，互相包庇，鱼肉百姓，而受害的善良平民，往往有屈不能诉，有冤无处申。”如果说刘镇华枪杀朱雁秋时必须强加给他无中生有的罪名，诸如“招纳匪徒”、“破坏收税”之类，那么，几十年后许汉三的回忆录就没必要为之掩饰了，不妨看作来自另一种视角提供的佐证。

有人认为，“1929年方振武任安徽省主席时，安庆的青帮有所抬头。”^（3）此说是有根据的。此说是有根据的。民国16年（1927年），朱雁秋在南京参加以王亚樵为首的驱除省长陈调元的谋划，组织安徽旅京同乡会，并刺杀了陈调元的亲信、安徽建设厅长张秋白，迫使陈调元调离。方振武到任时，经王亚樵推荐，朱雁秋顶了一个“肥缺”——盐河厘金局局长，实际上方振武是想借助青帮势力稳定一方，双方相互依恃，青帮有了省长撑腰自然“有所抬头”。尽管方振武任职仅四个月（被蒋介石软禁于南京），但朱雁秋借盐河厘金局一夜暴富，在安庆小东门石家塘一号盖了一幢别墅，名曰雁庐。朱雁秋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真正发迹，始于此时。后来的省长吴忠信不敢动朱雁秋，拿他没办法，所以后来刘镇华任省长时，吴忠信忠告他：你要注意朱雁秋这个人，不杀几个无法立威。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刘镇华密令警察局督察长谢介孚先入朱宅探虚实，随后刘的卫队才将朱逮捕解送警备司令部，而谢介孚正是青帮头目之一。说到底，当时的青帮除拐骗讹诈，聚赌抽头、贩运鸦片、绑票勒赎、乃至杀人越货，无所不为外，便是充当了军阀和野心家争权夺利、打击异已的工具，比如袁世凯收买青帮分子刺杀宋教仁，而蒋介石利用青帮屠杀共产党人，排斥国民党左派。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朱雁秋被杀？朱雁秋死时正值回民欢度开斋节，多数回民聚集清真寺举行“而以德”会礼仪式，“当时大殿上，众说纷纭，有谓朱系清邦大字辈份，门徒不少，当局对他颇有嫉视，故此被杀；有谓早年参加辛亥革命，现寓居安庆，创办大同报社，昌言抗日，忤逆当局，故有今日之难；更有谓当局挑选回民开斋节杀害朱雁秋是欲震慑安庆回民，用心歹毒。”^（4）社会上流传更多的是，朱雁秋要求当大胜关米捐局长未得到满足，双方因之持续发生冲突所致。

许汉三从官方角度透露了朱雁秋被杀的内幕：“刘镇华到安徽时，正值蒋介石在豫鄂皖三省实行鸦片专卖，首先就和这些一向开设或包庇烟馆的帮会势力发生利害冲突。吴忠信（刘的前任，合肥人）任安徽省主席，在朱雁秋的威胁下，鸦片税就交给朱承包。刘镇华在陕西任督军、省长多年，他的财政收入主要靠鸦片的种植和贩卖。所以刘和他的部下都懂得鸦片税是一笔最大的收入，决不能随意拱手让给别人承包。刘镇华到安徽就职三天后，就离开了安庆。省主席的职务交给马凌甫代理。……朱雁秋在省会下层势力中党羽很多，和在南京的许多安徽要人又都有联系，飞扬跋扈，由来已久。马凌甫不答应他承包鸦片税的要求，他就当面大肆咆哮，出言不逊。还在他所办的《大同报》上，无中生有，攻击省府。当时我任省府的新闻室主任，负责发表新闻，……对《大同报》的补助比其他报纸独多。虽然这样，《大同报》仍然不断攻击省府。刘镇华和马凌甫都很恼怒。”^{（5 )} 当时所谓禁烟局纯粹是聋子耳朵——当摆设的。蒋氏政府发动内战，庞大的军费开支使财政陷入极度危机，首先在鄂豫皖三省暗中实行鸦片专卖政策，但每年的禁烟日依然高调痛斥鸦片的危害。有一次，代理省主席马凌甫到皖北视察禁烟情况，在凤阳、怀远等县都大谈禁烟的必要，但到了宿县，因县长是河南人，刘镇华的老熟人，马凌甫就毫不掩饰地参观正在开花的鸦片田，边走边欣赏“阿芙蓉”（书名，意为罂粟花象芙蓉）。鸦片专卖能谋取暴利，这一点刘镇华清楚，朱雁秋更清楚。后者被懦弱的前省长吴忠信“喂饱”了，所以胃口也特大。然而，鸦片专卖毕竟不能公之于众，因此刘镇华杀朱雁秋后不但掩盖了这一直接矛盾，而且还给朱雁秋强加了一些罪名，以便混淆视听。在鸦片专卖这个问题上，刘镇华和朱雁秋其实是一丘之貉，他们干的都是祸国殃民的坏事，只是因分赃不均而发生了冲突。在我看来，刘镇华杀朱雁秋还有更深的动机：朱雁秋与方振武关系很铁，二人都有反蒋的背景和倾向，杀朱可以向蒋介石邀功请赏。

《万里长风送秋雁》一文认为朱雁秋“英年蒙难死后蒙冤”，其依据还来自当年为《大同报》撰稿的徐方略先生。徐方略在《朱雁秋与〈大同报〉》一文中，对朱雁秋的“青帮头子”身份也作了“合理”解释，但徐当时还是学生，对朱雁秋在安庆的劣迹并不十分了解，“朱雁秋是否反动过，目前我还没有发现这方面的材料。即使有这方面的材料，也应该看到：人是可变的；革命本身是允许人们转向革命的。……尽管朱雁秋曾经是‘青帮’的一个头子，但朱雁秋在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期间，应该说他是爱国的、进步的，……至于群众认为朱雁秋是个大流氓，那是因为群众当时不了解他，受了国民党、蒋介石的欺骗宣传。”^（6）徐方略主要是依据政治标准来衡量一个人，这是建国以来官方评价历史人物的一个主要标准。他竭力为朱雁秋开脱也是基于朱政治上的反蒋立场，至于如何对待平民百姓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事实上，青帮头子朱雁秋对安庆人民是有罪的，尽管他在重大历史转折时期曾做过一些贡献。在朱雁秋身上和他的影子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复杂性和历史文本的诡秘性，看到了僵化的意识形态标准仍在局囿着人们看待历史人物的视界。

1、端木宪维：《万里长风送秋雁——纪念朱雁秋和他的〈大同报〉》，载《安庆日报·下午版》2005年8月17日。

2、李应熙：《安庆帮会头面人物猖狂一角》，载《安庆文史资料》第二十四辑。

3、局外人：《安庆青帮点滴谈》，载《安庆文史资料》第二十四辑。

4、马吉荣《记朱雁秋二三事》），载《安庆文史资料》第八辑。

5、许汉三：《皖事拾零》，载《安徽文史资料第三十二期》

6、《徐方略：《朱雁秋与〈大同报〉》，载安庆文史资料》第五辑。

臧杰  薛原 主编

出 版 社： 青岛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3-1

戈革自传残稿/刘兵 整理
胡说“新语”/张书克 辑录

盛世才统治新疆真相/智效民
徐大总统与北大教授/张耀杰
朱雁秋之死/苍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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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现实主义”的艾青/孙德喜

《闲话》稿约

《诗歌语言的陌生化与亲近化》，载《诗歌报月刊》1992年第9期。

《陌生化诗歌与亲近化诗歌》，1993年获首届世界华文诗歌临工奖论文二等奖。

《诗论三题》，载《诗歌报月刊》1994年第5期。

《变异·边缘·消解》，载《诗神》1996年第9期“诗学理论专辑”。

《文学批评之光》，1996年获首届张恨水文学奖·文学评论奖。

《对九十年代诗歌的考察》，载《中外诗歌研究》2000年第3/4合刊。

《论现代汉诗的元文学倾向》，载《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诗探索》2002年3/4期合刊，《扬子江诗刊》2003年第2期。

《中国二十年先锋诗片论》，载《新诗界》创刊号（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收入《中国新诗年鉴2001卷》。

《反向之途》，载《中西诗歌》2002年创刊号，《扬子江诗刊》2005年第1期。

《先锋性与后卫性》，载《新诗界》总第4期（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诗潮》2005年7/8合刊。

《从陶轮的方向看——评台湾诗专辑》，载《文景》2002年第3期。

《诗为何与诗何为》，载《扬子江诗刊》2003年第3期。

《是果子狸还是猫，抑或海狸——评华东诗歌专辑》，载《明天》第2期（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在铁轨附近——评〈阿蒂拉·尤若夫诗选〉》，载《博览群书》2004年第6期。

《鱼和筌和鱼子酱》，载《诗歌月刊》2004年第10期。

《冬天的事物》，载《扬子江诗刊》2004年第1期。

《主义之长发与隔断一切》，载《扬子江诗刊》2004年第5期。

《逼近中的盘旋》，载《凸凹体白皮书：诗歌美学六十家评》（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

《民间性与草萤化》，载《2006—2007中国诗歌双年选》（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年版）。

《在即将崩溃的悬崖上保持危险的平衡》，载《当代汉诗观止2005—2008诗选》（香港金陵出版公司2008年版）

《词象论》，载《诗林》2009年第2期。

《诗歌意志论》，载《诗林》2009年第4期。